职位：周末画报特稿记者

工作职责：每个月一到两篇特稿

人数：2人

工作地点：北京

1、如果你习惯以优质的稿件丈量自己的职业生涯，并一直在寻求机会和平台，采写出有质量、有质感的深度报道。

2、如果你有充分的企图心、不满足于现在新闻圈的特稿现状，觉得它们有的过沉或者太糙，希冀自己有机会来完成漂亮的叙述。

3、如果你曾是个周刊记者，却感慨于一周一期的稿件，常受天时、地利、人和影响，很难深入挖掘，细腻叙述，而一直试图调整节奏，让自己的报道臻于完善。

4、如果你曾是日报记者，奔波于现实的琐碎线索，而又心有不甘，另有期望，并自信自己的能力与热情。

那么期待你的来信。

当前的媒体的工作方式，为一个好的报道的产生增添了许多障碍。我们认为，深度报道到了更强调优秀叙述和精致制作的时候了。《周末画报》新闻版特稿部尝试打造一个好的平台，以催生中国优秀的特稿记者。特稿部由许知远和蔡崇达负责。

其他详情，EMAIL联系：caichongda@163.com

职位：周末画报特稿记者

工作职责：每个月一到两篇特稿

人数：2人

工作地点：北京

当前的媒体的工作方式，为一个好的报道的产生增添了许多障碍。我们认为，深度报道到了更强调优秀叙述和精致制作的时候了。《周末画报》新闻版特稿部尝试打造一个好的平台，以催生中国优秀的特稿记者。特稿部由许知远和蔡崇达负责。

1、如果你习惯以优质的稿件丈量自己的职业生涯，并一直在寻求机会和平台，采写出有质量、有质感的深度报道。

2、如果你有充分的企图心、不满足于现在新闻圈的特稿现状，觉得它们有的过沉或者太糙，希冀自己有机会来完成漂亮的叙述。

3、如果你曾是个周刊记者，却感慨于一周一期的稿件，常受天时、地利、人和影响，很难深入挖掘，细腻叙述，而一直试图调整节奏，让自己的报道臻于完善。

4、如果你曾是日报记者，奔波于现实的琐碎线索，而又心有不甘，另有期望，并自信自己的能力与热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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撰文：蔡崇达

倘若十年后，我们的后人会怎么表述这次灾难？它还仅仅只是一场灾难，或者是被认为我们国家另一次脱胎的开始？是否会有人能如同林语堂描写1932年那场民族灾难用的论调来分析这次灾难，当时，林认为：“日本的武装侵略使中国团结得像一个现代化国家应该团结的那样众志成城……于是，在这种血与火的洗礼中，一个现代中国诞生了。”在林语堂的认为中，那次灾难的正面遗产是“使得中国成为一个完整的国家”。而这个地震，是否确实能疼痛出一个新中国。

这并不是个新鲜的学说，在历史社会学的看法中，国家正是由灾难塑造而成的，这种学说认为，为了抵御大自然的危险，人类集合成群体，逐渐演化成一个国家。如果放到这个逻辑上，此次灾难是对这个国家的再次提问，那么我们就应该认真梳理，灾难对我们的提问，就应该通过回访灾难，罗列灾难给我们的学习清单，以争来一个国度的拯救与重生。

一、

写这些文字的6月12日，已然是震后一个月，关于地震的最汹涌的悲伤已经褪潮，余留下来的，是零碎的情绪和琐碎的记忆，事实上，它才构成我们对那个日子，对那次灾难的全部记忆——是的，不管当时如何的撕心裂肺，重新拾掇下这些灾难的残影，这才是它在我们心中的真正面孔，才是真正沉淀出进入你内心的、属于你自己“真正的灾难”。
过去的那个月，我们都太习惯被集体的话语包裹——集体性的悲伤、集体性地哀悼、集体性的焦虑，然后一个月过去了，这种由巨大灾难引起的临时的群体感消失，留下的是个体的我们各自面对各自的记忆，各自真正的情绪，而回到最真实的这些，或许才是我们客观谈论这场灾难的起点，也是接受这场灾难提问的最好时刻。

我们被改变了吗？

这是第一个问题，是的，的确太多专家学者以“我们”的名义说我们被改变了。他用我们的口气，说出我们如何变得坚强，精神力如何茁壮。我们也习惯以“我们” 这个身份去迎合他们的判断。许多判断的依据确实不无道理，确实有理有据：“我们”中是有人以自己的身躯挡住坍塌的天花板以牺牲自己的代价换来了他人的生命，于是“我们”是敢于自我牺牲的；“我们”中是有人来不及拯救自己的亲人而投入对大众的救护中，于是“我们”成了有集体情感的人；“我们”中是有人稚气未脱，却毅然奔赴最艰难的救援现场，于是“我们”成了成熟有担当的人……

然而，跳脱开“我们”的这个身份，回归到一个人，回归到自己——你是否被改变了？灾难是否让你更为成熟、是否让你焕发起对同胞的爱、是否更有集体的意识、是否真的从此愿意献出宝贵的拥有来换取这个社会的美好？我们一直在说精神的重构，但如果依然以“我们”这个身份去标榜，躲在“我们”这个名义底下，那这样的重构是没有根系，甚至只是一种群体狂欢的虚幻。

我被改变了吗？请从这个命题开始，请回到地震那一刻开始的心路历程，你如何的感伤？为什么感伤？你如何感动，为什么感动？你愤怒过吗？激动过吗？私心过吗？你是否真的如你曾以“我们”这个身份标榜的那样，即使脱离了群体，回到自我的追问，依然能把在灾难中表现出的勇敢或者大爱或者关怀他人在现实生活中延续下去呢？

事实上，没有人能代替你来回答自己是否被改变了，事实上也没有人比你我这么一个个人更有资格去发言：我们是否被改变了？

我为什么要在震后一个月这么追问？因为那才能真正理清灾难给我们的精神财产。我们每个人正是这个民族的家底，关于这个民族的精神重构不在别处，就从你的胸膛之中、跳动的那个地方开始。

二、

我们的国家被改变了吗？

这是我的第二个问题。此次灾难有着历史的巧合，震中汶川，或者北川，无论哪个地方，都是大禹的家乡。历史社会学用来论述灾难塑造国家的一个重大论据就是关于中国的形成，而这，恰恰就是从这地方开始。

学者认为，我们这个国家的形成一开始就是为了与洪水抗争，大禹治水时公而忘私，三过家门而不入，深得各部落的拥护，越来越多人追随大禹，以获得生命和家园的安全，以至形成了一个国家，禹也成了“至高无上”的国王了。中国的最早分省也是从此而来，禹治水成功后，就把天下分为九州，派“九牧”去管理，治理灾难成了政权建立的基础，而这也表明夏已具有“国家”的职能，而不是靠氏族的血缘关系——这是“国家”和部落的根本区别。

这个论述还有更漫长的逻辑。战国时期分裂成许多小国家，但发生了灾难，拖垮了一个国家，那个国家不得不向另外的领国求助，以至形成联盟，慢慢统一成一个大国，又或者那国家干脆被邻国吞并——无论那种脉络，可以说，正是灾难统一了现在的中国，塑造了现在的中国。我的同事许知远还有衍生性的观察，他觉得灾难塑造了这个国家的气质：“因为要对付无穷多的水患，我们塑造了世界上最庞大的官僚体制；因为生活中充满了太多无常，我们容易把命运交给上天；我们还形成了自己的突出性格：忍耐、坚韧也消极、记忆特别短暂、倾向于神秘主义的看待世界……”

谁能想到距离大禹封王4000年后，这片土地再次以这个国家发轫的地方汶川为基础点，再次以灾难的方式提问我们这个国度，它究竟想给我们国家以怎么样的塑造，或者说，它现在能给我们这个国家怎么样的塑造？

这样的设问要现在回答确实勉强，我们只能说趋势而不能说结果，学者王占阳总结过这次地震在我们国家六个领域的余震：在这场巨大灾难的拯救中，证明了我们的制度在行政效率方面的突出优势；带来了国人精神世界领域里的一场大革命，以人为本的人道主义精神终于切实地成为了我国的时代精神和主旋律；公民社会的原有发育与大地震所激发的道义力量相结合，导致了社会力的爆发式增长，从而出人意料地实现了国家与社会关系改革的重大突破；国家信息公开条例在关于大地震的新闻报道中的充分贯彻，新闻报道的开放获得重大突破；财政体制改革开始进入了新阶段，主要标志是客观上实现了增加民生支出与减少行政支出相结合，而不再是只以增加民生支出的方式改革财政支出结构；国人心灵的普遍净化和深刻升华致使反腐败斗争也开始进入了新阶段，我们在抗震救灾中的应急措施有着意义深远的对体制改革的影响；带来了中外关系和两岸关系的重大进步，这种进步的基础和灵魂实际就是共同的人性、人道主义，因而它也反过来成为了保障和推动我国的改革继续向这种方向发展的重要环境……

这些正是这次灾难给我们的学习清单，也是汶川对我们的发问。恩格斯的确说过："没有哪一次巨大的历史灾难，不是以历史的进步为补偿的。"但他的前提是：“一个聪明的民族，从灾难和错误中学到的东西会比平时多得多。” 我们在这次历程中能回答多少灾难的提问，能学到多少灾难提供的学习清单，历史将见证，也将核算，所以请保存起这篇文章，让我们过十年、二十年或者一百年后，再来追问。(全文发在周末画报) 

致敬，我们的英雄！

是有那么多值得铭记的人，这份名单长得，只有我们的内心能够完整容纳。

蔡崇达

电视里的人正在恸哭，那个名叫张关蓉憔悴的女子，正仔细地擦拭着丈夫的遗体。她声音哽咽、嘶哑，嘴里喃喃：“一路上我都在听说一个老师为救四个娃自己被压死了，但我怎么也想不到就是你！”在她背后，是学生家长的一片嚎哭。而在此时，我站着的机场的电视机前，身旁的许多人也跟着在哭泣。

在那刻，我想着的是，无论如何，无论多久，我要铭记住这个名字：德阳市东汽中学的老师谭千秋。电视里我们无法见到他的面孔，只能听到救援队员的描述：“我们发现他的时候，他双臂张开着趴在课桌上，身下死死地护着4个学生。”那救援队员声音依然哽咽：“4个学生都活下来了！”这个姿势，我想我会铭念一辈子。

这几天我一直提醒自己铭记太多知名、不知名的人：

12日，凌法小学的薛老师，在地震的时候刚好去自己小学旁边的幼儿园，而幼儿还都已一排一排地躺在床上睡觉，他见情况危急，和自己的妻子一个个朝房外抱，等将第30个幼儿抱起来冲出房外时，房子完全垮塌，他对记者痛哭着说：他做梦都梦见没能救出的3位幼儿，幼儿都用可怜的眼光看着他，让他每次醒来都哭。

13日，北川县城，救护人员在一所破损的民房里一角，挖到被塌落的墙压住的，两具大人的尸体，他们相互抱着好象在捍卫着什么，当救护人员继续挖掘的时候，突然看到这两个大人中间一个三岁小女孩子眨巴着大眼睛探出了头，惊恐地看着早已经失去知觉的父母。根据当时在场的记者的说法，许多救护人员同时恸哭出声，一个救护人员情绪激动地边哭边竖起拇指：英雄！英雄！

还要铭记的名字有王婉民，他是都江堰市向峨乡的一个基层党支部书记，一直在向峨乡中学指挥救灾却没有组织人去救同样被压在废墟下的老母亲，“我眼睁睁看着自己87岁的老妈被压在废墟下却没有时间救她，知道她已经不行了，我们要想办法尽量多救可能活着的人”；不知道名字的还有一个个四川绵竹消防战士，在一所学校教学楼废墟上连续刨出十多名学生。因教学楼在余震下有再次坍塌的危险，战士们接到下撤命令，但他们都不愿离开。“还有活着的孩子！”战士们喊。一位战士下跪大哭：“求求你们，让我再救一个！”……

无论是知道名字不知道名字，英雄，是这个时刻太多人的名字。他们是那些誓死捍卫学生、家人的老师或者父母，是不顾辛劳到处奔走的国家领导人、是第一时间徒步进入灾区的官兵——他们有的依然付出了生命，有的还奋战在第一线。

我们太习惯理性去分析苦难或者感动，然而有一种力量是无法分析，也不用解释，这种力量是奋不顾身、是无私奉献，这种无法解释的力量，是信念，甚至是对人性的信仰。

一场灾难造成了太多苦难，也催发了许多英雄。在平凡的生活中，我们来不及看到的人性的闪光都在这刻迸发。他们构成了我们在疼痛时刻最瑰丽的星辰。我们要铭记他们，不仅在于感怀感恩，即使当我们回到生活的常态，我想，只要铭记着这些英雄，我们就能记起，每个人内心里其实是那么温暖，每个人其实都可以为对方付出自己的所有。

所以，请你们保存这份报纸，珍藏这些名字，请时常回忆他们的故事，感念这份感动。我们曾想罗列他们一个个人的名字，但我们知道，无论做4个版、8个版、40个版、80个版中都容纳不下这些名字——是有那么多值得铭记的人，这份名单长得，只有我们的内心能够完整容纳。

他突然转过头来，像在问我，又似乎在自己言语：有人说我长得像孔子还有人说像列宁。

然后自己笑开了：他们共同的特点，穷了大半辈子，还有头发都快秃光了。

这几点，他也都有。

布衣王康

叫卖声和音乐声嘶吼在耳边，汽车尾气和食物的热气扑面而来，就这么穿过喧闹的闹市，从一条巷子拐进一个电梯，直上到8楼，打开了，那里果然符合想象地锁住一个安静的天地。十米长宽，环抱在书中间。那先生走出来了，穿着肥大的白色衬衫，外面套着一件格子马甲，衬衫口袋果然还如凤凰卫视记者曾在文章里所说的那样，有个撕破的小洞——他至今依旧没有缝补。

    他突然转过头来，像在问我，又似乎在自己言语：有人说我长得像孔子还有人说像列宁？

然后自己笑开了：他们共同的特点，穷了大半辈子，还有头发都快秃光了。

这几点，他也都有。

王康先生的狂放不狷倒不是个秘密。了解王康的散文作家魏真说，王康是“最浪漫最华美的中国人”。学者余世存写过另一篇文章做了注解：“有着至大至刚之气，其个体生命的存在一直处于不止息的燃烧之中。这种燃烧既源于天命，近于神性，又来自于人格的自我欺许，基于人性又超乎常人的自信。”

或许生于这个时代，能生根的民间知识分子不得不需要这种超然的自信，用王康自己的话：这曾是个民间空间狭窄的年代，需要格外的信心——关于他此前道路的波折，知道的信息是他曾经是个寻找不到出路的体育老师，还曾在1989年被开除公职，而全家陷入困顿。

2001年5月，北京当代汉语研究所学术委员会公告了首届当代汉语贡献奖，王康是首届得主之一。学术委员会公布的授奖辞是：王康先生怀抱理想主义，他以布衣之身忧国忧民，对于俄罗斯民族的启示，对于中国的统一前景的展望，在小范围内流传，影响了年轻一代学人。

尽管授奖辞较确实显得简单，但对王康的颁奖仍透露了足够多的内容。他在1989年离开公职后，“以布衣之身撰写‘中国改革宪章’，名动京畿；九十年代初再以《大道》为题，撰写叩问‘中国往何处去’之五集政论片，论者称为‘冷战结束后对中国道路运思甚深的先知式作品’。同期有长篇诗评《俄罗斯启示》传布四方。抗战胜利50周年以九集电视片《抗战陪都》倾服众多业内人士；60周年又组织巨型长卷史诗国画《浩气长流》”。

王康就这样凭口耳相传，一点点为世人所知。直到中央电视台《重庆大轰炸》专题片播出后引爆的强烈反响，七、八、九月连续三次座客凤凰卫视，大话中国抗战，让王康——这个在山城的闹市中隐逸了10多年的文化人，突然开始受到关注。

在这个过程中，王康身边有过很多理想主义者，他们来了又去了，去了的人悬置理想而务实，很多人做了高官、发了大财，只有王康还在坚持他自己的梦想。然后富贵起来的人们多作壁上观，看王康一人折腾，有人看王康行到水穷处就给他一点儿帮助，看他独自前行。

现在的王康成了精英权贵、仁人志士、热血青年们游历重庆的一个旅游景点，许多人专门坐飞机去重庆去看王康。于是，王康在重庆的生活，也多了一些野狐禅式的造访。白天被千山万水的来者簇拥，夜晚沉浸于笔下的煌煌历史——在他看来这多么像古代的那些慷慨骚客。

有些侠气还有些傲气——这或许就是民间的土气和灵气。

民间就是江湖

《生活》：如果要介绍自己，您会怎么称谓呢？

王康：民间思想家。

《生活》：怎么理解您加在思想家前面那个定语“民间”呢？您自己怎么定义民间这个词语的呢？

王康：民间有很多重含义。民间是底层，民间是绝大部分人，民间是你从飞机上看下来的这深邃的一切。事实上这个名词是西方理论视野中的词语，是相对于占据着的资源和统治权的那些少数人之外的，另外那些人。

我使用这个词，于今天的语境来说，有另外的标准：政府体制外的所有都可以称为民间。虽然现在政府体制越发扩大，渗入每个领域，但还是可以用这个标准。

实际上这也是纯粹以中国传统的习惯——统治的权力体系——划分的。用传统的语言方式来说，民间就是相对于庙堂的江湖。

《生活》：您似乎很喜欢江湖这个词语。

王康：江湖这个词语很好地解释和还原了我们文化和文明的特质。我们的文化和欧洲不太一样，我们文化的架构奠定于华北。那里的西边是山、南边也是山、北边是大漠、东边是海，而在华北平原我们又有足够自己生长的空间，不需要争夺也不应该争夺。

正是这种地理的特性，这让我们的文化比较闭塞，比较不开放。但也因此有了自己的特点——比较有体系的完整性，发展比较细腻。

事实上江湖这个词语很好地概括了我们的文化。我们文化的这个体系不是以海洋为意象的，而是以山川河流为意象的，是江与湖的，是有沟通有循环的。我们的文化讲究的是平衡、循环，是二元结构的。

《生活》：怎么理解您所说的二元结构呢？

王康：在我们的传统文化中，没有独大的东西，没有海一样不可覆灭的东西，一切都是相对的。没有绝对的是非、大小、强弱，即使是皇权，李世民自己都说，水可以载也可以覆。这就是我们文化生生不息的发展模式。

《生活》：这种模式下，我们的民间，或者说江湖有什么特点呢？

王康：我们的民间与非民间的对立并没有像西方那么强烈。在中国的传统中，庙堂和江湖是可以、也必须相互转换的。

我们以前实行科举制度，是面向江湖的庙堂选拔，一考上就直接从江湖进入庙堂。而在庙堂中如果受挫了，无法得到自己精神的舒展了，那些庙堂中人又会从庙堂出来，隐秘到江湖中去。而且这种隐秘或许也只是暂时的，随时又可能再次出山。

实际上这是我们文化的优点，不断循环，不断交换。庙堂和江湖是阶层之分，但更是状态之分。

             中国曾有最好的民间

《生活》：在这种理解下，似乎中国的知识分子就没有应该民间化或者应该精英化的问题了。

王康：是的，事实上我们有比较好的民间传统和民间空间，正因为我们的江湖和庙堂是贯通的，流动的，在历史上，我们的江湖一直比较庞大，而且富有活力。

也恰恰是这样贯通的形态，给我们的知识分子非常好的生存空间。你看我们的历史以来的文人们，穷则独善，达则兼具。庙堂和江湖间没有隔阂，给了知识分子很好方便，他可以到民间去汲取思想的营养，又可以找到平台舒展自己所学。

     《生活》：您是觉得，这样的民间很适合知识分子生存？

王康：这样的结构确实对知识分子有着天然的好处，我想这和中国的小农经济有很大的关系。小农经济的特征是各个地方自成体系，这让知识分子有充分的生存空间和选择。

大方向上来说，是出世、入世。出世有足够的空间让你隐逸，比如庙宇。入世又有两种选择，一是处民间，比如私塾；二是居庙堂，靠近权力。

     这对知识分子来说，可以进也可以退，是个比较舒服的状态。我觉得士大夫的出现就是建立在这江湖和庙堂二元的循环上。进以自己的抱负报国，推可以以山林怡情。

  《生活》：事实上中国的知识分子关于应不应该靠近权力，好象也从来没有很激烈的争论。

王康：有的，儒家与道家曾有争论，道家认为：天下人都在争名夺利，根本改造不了，“不可为”：而孔子却回答说。“不可为而为之”。

我是一个文化正统派，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我服膺儒家思想。我曾深受中国现代著名哲学家、现代港台新儒家主要代表人物唐君毅的影响。儒家的精彩、儒家的精神，就在“不可为而为之”里。我是认为，每一代人、每一个人，都要对生命对时代作出回答。或许是受这种传统的影响，我并不简单地否定向权力靠近。为时所用，为知已者所用，所遇“知遇”，也是一种责任和道德担戴。知识分子要改造社会、干预社会，通过权力可能顺当些，如诸葛亮、王安石、苏东桩、康有为等。当然，这里不能逃避价值判断，“有道则显，无道则隐”，“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善天下”，等等。

                     民间在近代曾消失过

《生活》：怎么定义自己所处的状态呢？

王康：我处于两者之间，但更倾向于入世。还是一句老话：“出世的精神，入世的担当。”我年轻的时候，中国的政治不仅肮脏险恶，而且无聊，因此我早就厌弃了仕途：中国的问题也不是学术的问题，中国的学者、专家已经太多，我自己缺少那份做学问的心态，又早已断绝了学术道路。我给自己留下的就是华山一条道：一个独立的、至少内心自由的民间思想者。这种人不多，不必多，也多不起来。 

《生活》：您为什么处于这么的状态，是现在的环境决定的吗？现在中国的民间，也就是江湖空间大吗？

王康：现在中国的江湖空间，应该说是比起刚建国扩大许多。在我理解中，在改革开放前，中国的民间甚至消失了。当时的公社制度，就是把权力体系深化到每个角落，我年轻的时候，里那我在插队的山区小地方，都是这种权力的痕迹，你看，社会组织是以生产队进行的，商品方式也是权力统一下的供销社，在这种情况下，人离开了权力没法过。

不过小农经济已经瓦解了，不应该也不可能再回到传统的那种模式上了，现在的民间空间，是建立在民间经济系统上，有了民营经济，才可以不用和体制内的关系打交道而可以生存，才有民间。

《生活》：您觉得现在的民间空间能催生、容纳多少类似您的民间知识分子呢？

王康：我觉得还是很有空间的，而且越来越有空间了，其实我本身就是个例子就是标本。我能生存下来这个事情也表明，已经有空间了。

我在1989年离开公职，作为一个知识分子在离开体制后我曾颠沛流离过一段时间，后来我自己写文章、办影视公司，我非但生活下来了，而且竟然越发有发展的空间，不断会有更多的便利提供给我，不断会有人支持我。

我说空间大了，是有实证的。比如抗战60周年，我能以一个民间人士的方式，组织好多个画家作画，并获得正式出版，比如前段时间，广东省委宣传部直属的报社会邀请我这么一个没有任何体制头衔的人去演讲，比如再过几天要召开一个研讨会，我作为一个唯一的没有任何头衔的人，和茅于轼等教授一起列席讨论，这些不都说明，给民间知识分子的空间越来越大了吗？

                 作为一个民间知识分子需要做的

《生活》：您觉得这种民间存在方式对知识分子很重要吗？

王康：正因为民间，不太依赖体制，身处在体制有体制的思维方式和学问研究方法，在民间，就有自己的立场和方法。这个很重要。比如有许多人好奇，我为什么说俄罗斯的东西和其他体制内的学者说得不一样，似乎新颖许多，那是因为立场和方法的不同。

事实上他们的材料比我多，掌握的资源也比我好，但正因为我民间，有些他们不能做或者做不到的，我恰好可以做。

《生活》：进一步发问，您觉得民间知识分子对中国重要吗？

王康：身在历史旋涡中的李鸿章曾感慨说，中国正处于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面临西文强势文明，中国何以处之，鸦片战争以来，一代代人都在面对这个问题。这里面充满各种历史性悖论。

民间知识分子多一些，对这个问题会有一种回答，而这些都是提供给人们判断的参考。

 《生活》：所以我看到的，您一直在研究俄罗斯、台海、中美、中日等问题，您是在尝试做出能给国人参考的判断？

王康：我想无论是庙堂还是江湖，中国知识分子有两大任务，第一，推进中国的现代转型，促成中国的现代统一，实现中国的现代复兴，为中国的现代重造提供精神和价值基础。第二，作为中华文化的托命人，作为现代中国的精神代言人，为东、西文明的对话与融合，按新儒家的说法叫“东西文化的伟大遇合”，为世界的和平与人类共同的使命，作出自己的贡献。

我判断这些问题是在未来最会影响我们国家走向的几个问题，我希望通过自己民间的立场提供另一种理解。借用宋儒的一句老话，“为天地立心，为人民立命，为往圣地绝学，为万世开太平。”

“我们之所以热衷谈论凯鲁亚克是因为我们喜欢赖在床上，而不是在路上；我们之所以热衷谈论格瓦拉是因为怯弱，而不是勇敢。”曾有人说过这么句话，不过从来没有人进一步解释，我们怯懦的到底是什么？

文：蔡宗达

我没有预料会看到他，在那个所谓小头目的房间。那时候我追踪报道一个黑社会少年团体17岁的小头目，他因为杀了另外一个对手而被报复。当时我尝试通过收集周围人的评价和所谓的“环境”证据来进入他的内心世界，并最终找到他的住所，于是看到了他收藏的枪支模型、黄色书籍，然后我抬起来，看到了切格瓦拉。

他在那，叼着雪茄，戴着贝雷帽，双眼深邃而忧郁。这并不是我第一在采访中邂逅这个肖像，在采访志愿者、环保人士或者摇滚青年时，我经常看到他，在他们的衣服上或者房间里。事实上，我也在大学时候有过那样一件衣服，那时我尝试加入一个诗社，社长拿来印着他头像的服装，说，这是我们的图腾——这当然是诗歌的语言，然而，我不得不承认，当我把他穿上身的时候，并不知道他的故事，只是觉得这个形象完全符合我关于叛逆和独立的所有想象。

的确，切·格瓦拉几乎是迄今为止所能找到的最合适的神化对象。

永远是雪茄、贝雷帽、那遥远而深邃的眼神、很愤怒的发型下掩映着的有点苍白和秀气的脸，有点像诗人。如果我当时再阅读他的故事，应该会更狂热于这样的人物，因为，他确实是个诗人，他的表妹卡尔曼科尔瓦多回忆说，他从小就经常背诵加西亚洛卡尔、米盖尔埃尔南斯德、安东尼奥马查多等诗人的作品，他随身携带破旧的笔记本那里有着他随手写下的诗。然后，他还出身名门望族，有着自己的品位，喜欢雪茄、贝雷帽和劳力士手表，甚至他还有格外的经历和和性格——当他32岁革命成功，可以坐享天下，他却硬是抛弃了这一切，自己提枪走向全世界的穷山恶水。

诗人、英俊、有品位、冲动、浪漫以及后来惨死的命运，这些要素构成了他身上革命者、梦想家、圣徒、艺术家和受难英雄相混合着的复杂气质，而这种气质，造就了一个完美的信仰范本。

我想，或许也正因为这种信仰范本的完美和合适，使得他被这个他一直诅咒的资本机器充分地开发，出传记、纪录片、印在T恤上——而这，使得远在中国的我们也能熟悉他的伟业和气质。

这不是件多么值得大惊小怪甚至需要惊呼反思的事情，资本机器提供一切能消费的东西，而当我们需要消费信仰，这个机器就会以产业的形式，为我们筛选，并提供上切·格瓦拉这种合适的信仰范本。而我一直在思考的，本质上与切格瓦拉无关，只是和我们自身有关：我们为什么需要消费信仰，以及，我们为什么需要消费这样的信仰？

那次采访，我后来见到那个小头目，我问他，你为什么崇拜切格瓦拉？他疑惑了一会：“你说谁？”“就是你房间里的那个肖像。”“噢，原来他叫切格瓦拉，我只不过觉得他那个姿态很对味。”

我之所以叙述这个对话而不引用那些摇滚乐手、志愿者的表述（虽然他们或许可以长篇累牍向我讲述切格瓦拉故事和感召），是因为，我觉得那个小头目的话概括得很有力——姿态。

我不得不在那次的报道中反复引用了这个词语。我觉得，这是许多人生活的方式，也是他们选择且格瓦拉的方式。无论是熟知还是不熟知他的故事，许多人都在通过他来表达自己的某些姿态——思想或者处事的姿态。而事实上这也是我们现在信仰的方式，一种从来很功利的信仰方式。

宗教社会学学者李向平分析过中国的信仰，在他认为，宗教对于中国人的意义与西方人是不同的，西方人是宗教高于理性，宗教是理性的归宿，我们中国人没有真正意义的宗教，宗教很大程度上是一种工具，心灵自我安慰的工具。

他在这个基础上提出中国信仰的两个层次：一个是“公己”(public self )，另一个是“私己”(private self)。即对外，我们以这种信仰的姿态获得某部分公共群体的认同感，我们在群体中获取认可和勇气，同时，在内心的层面里，我们在表述这个信仰姿态的时候，也已经获得了对自我某些的安慰。

我觉得切格瓦拉恰恰扮演着这样的角色，许多人通过他让自己置身于某种气场，而这个气场营造出来的感觉，以及寄托于切格瓦拉身上的想象，本身都在安慰许多人空虚贫乏的内心——有致力于某种需要付出极大努力的征途，而一直还在路上的疲乏；有认为社会某些不公而又无法解决的愤恨；有对自身现实平庸又不甘于平庸的安慰……就是这种种焦虑让我们一直需要消费信仰。

拓展来说，切格瓦拉其实只是被当代中国人消费众多信仰符号中的一个，还有的人会把乔丹、比尔盖茨、甚至某个好莱坞某个摇滚明星穿在自己的身上，不同的人群选择并消费不同的信仰符号。

我本来困惑于这个命题，然而在对人类的信仰史进行了必要的考察之后，你就会发现，这种崇拜现象实际上源于人类信仰的现代转向：从敬拜超越人的存在到敬拜人，由敬拜人的工具性存在到敬拜人的目的性存在。

是什么在决定信仰的变化而转向？关于这个问题，中国学界已经取得一定的共识：或许是经济制度粉碎了我们原来的信仰和伦理体系。

经济是理性的，同过选择与不选择，以获取最大的功能，经济关本身系是一种强悍而直接的伦理，而获取利益在此种伦理下成了最大的宗教。当这种功利的伦理成为最强势的伦理，而我们旧有的信仰体系又已然崩溃，没有一种超乎理性以上的信仰，我们的社会就变成了一个极其功利的状态。

正是在这种状态下，我们内心极度脆弱，当我们的付出还收益、或者当我们的收益不合意……种种经济逻辑下的失意，都会让我们会觉得内心的焦虑和空虚，都会让我们急需一种可以支撑自己的力量——而当我们又没有真正的信仰，我们只能选择去消费信仰。

事实上，这种信仰的缺失造成的不仅是个体的焦虑，它已经在现实作用于我们的社会：无论是股票、房价等经济领域许多秩序的难建立，抑或公交车爆炸、仇恨社会的暴利现象等社会诸多领域的问题，说到底，都是经济逻辑下的逐利本性，以及没有真正的信仰，信仰可以让逐利节制，可以震慑仇恨。回到那个十七岁的小头目，如果他信仰的不是一种姿态，不是一种消费的信仰，而是超乎理性的，真正让他敬畏的存在，我想，或许他不会那么毫不犹豫地杀人。

中国知名的经济学家、国务院国资委经济研究中心学者赵晓，曾说过一句我非常欣赏的话，特把原文录下：

“现实无疑需要我们往前再多走几步。其中之一，便是文化变革，找到一个与现代自由市场经济相适应的文化。要做到这一点，或从自己悠久的传统文化中开掘一整套与现代经济相适应的伦理，或通过吸收和引进的方式再造文化基因。不仅为了经济，还为了建立在经济体系上我们的社会，以及容纳于塑造于这个社会的我们的精神。”

希望我们都有前行“那几步”的勇气。

因战火玉碎的边城，抗战最早的反攻地，远征军官兵们荣光与疤痕的交汇处。

这片位于我们国度西南角落、名叫腾冲的边地，用疼痛的土地和记忆洞穿了我原来的历史观——构成所谓民族大义和国家边界的，从来不是我们所设想的、自以为是的那些逻辑，而是一个个曾经鲜活的身躯。

命定的悲怆

山太密了太高了，都圈住了云，锯齿状的山形似乎要把天给啃下来了。

坐在临窗的位置，几次探出头都可以看到车的轮胎不远，就是深不见底的峡谷。往后看，那大巴刚行驶过的路，隐没在缭绕的山形和云雾中，就像条白色的缎子。云彩的来回飘动，衬得路似乎也在摇晃一样。

从保山到腾冲这一路，有数不清的大转弯，还上下翻腾，一会还在谷中，恍惚一阵，就进了云雾里。这才切身理解了什么叫天堑。即使已经用足够的技术水平去驯服，野性的山还是撒着野。

这高又陡的高黎贡山南北向地横躺着，铺着密林，几个高度就变换一种野性：山谷中虫蛇漫谷，到中段野花与毒草丛生，而到了山顶，满山的云雾遮挡满眼，总有一不着心就坠入深谷的危险。

这座当地人敬畏为神山的山脉，纵横135千米，中间就漏了条缝。北边天堑，南边还是天堑，天堑与天堑间，突然间的一片平地，就便是腾冲——从腾冲往东，是一马平川，可以直插云南其他地方、直到四川、甚至中原——我们民族的心脏地带。

当这个名叫腾冲地方从地图立体在我面前，才突然理解了这块土地的宿命，生在这冲突的犄角，已经注定这是片被诅咒的土地。

收集的材料记录着腾冲太多的悲壮：明代正统六年（公元1441年）云南土司思任叛乱，兵部尚书王骥三次平定。在平叛中当时全国70%的军队死在云南；万历十年(公元1582年)冬，缅甸东吁王朝国主勾结境内耿马罕虔、陇川岳凤等土司，纠集十万大军，“破姚关，焚施甸，攻顺宁，寇猛淋，杀官军，剽焚为烈，恃象马所向无前，益轻中国矣!”朝廷急调邓子龙携部日夜兼程，于万历十一年五月十七日到达永昌，最终三战三捷，但因此尸横遍野；清乾隆三十一年（公元 1766年），滇缅间诸土司屡与缅人冲突，缅兵进攻，朝廷派遣云贵总督杨应琚率兵攻缅，缅甸之役从此开始。但杨应琚攻缅失败，致使缅兵长驱直入，并围攻永昌（今保山）、腾越（今腾冲）各边防营地。乾隆皇帝得知此消息后，召还杨应琚，赐死。之后，另派遣明瑞为将军兼云贵总督，并增调满兵赴滇，以几万的肉躯横生生挡住了进攻……

最近的却也是最悲壮的一次，1944年，中国远征军和入侵的日本军在这个边城里开始了民族的第一次反攻，腾冲成了中国第一个收复的地方，付出的代价是，那座用火山石筑起“厚一丈八尺，高二丈五尺，周长七里二分的石头城”完全成了一片焦土。“据说，随便一个地方挖下去都是人尸。”

怀揣着这样的记忆往这座城走，越近越发觉得有些慌张。天光巧合得有些刻意，当大巴从高黎贡山往下，车窗外已经是一片夕阳，周围的山脉被夕阳涂得殷红的，而山脉中间展开的腾冲城却灰黯成一片，看着，仿佛像个火山口，又或者像是凹陷的巨大的伤口。不过，我想即使没有那血一样夕阳，这血色的土地以及历史，已经足以让我无论在何时抵达，都会觉得心惊。

死过的城

   “我在这里挖出过三具尸体。”这个激动的司机叫刘天章。我在城外的长途车站搭上他的车的，目的是那座在原地上新建好的腾冲城。我也只是无意间提到那个传说：“据说，随便一个地方挖下去都是人尸。”他就突然刹下车，把我领到路旁，指着一排绿化带说，“这里曾经是一座民宅倒塌的墙根，我那次帮忙清理的时候，就挖到过，他们其中一个还握着枪，尸体早已僵硬，那枪始终拿不下来，他们的眼睛都睁得老大老大的，像是在拼命看什么。”

     后来，我在文庙就看到他描述的那种眼睛，那是木柱子上的一个个弹孔，许多子弹还嵌里面，像是瞳孔一样。当我在腾冲文管所前所长李正的指引下看到它们的时候，它们闪着黯哑的光，看上去那么似乎很恐慌，也很悲伤。

这座文庙是那次战争后仅存的、为数不多的建筑物之一了。进门前李正给我说过一个让我慌张的数据，他就指着我站着的地方，用一个严谨的学者的口吻冷静地说：“这里发生过悲壮的枪战，日本兵以这些建筑为天然屏障，还挖了相互贯通的战壕，我们的中国远征军是以每米牺牲7个人的方式推进的，所以你每跨过一步，就跨过多少个爱国将士的身躯。”

关于那场战争，仅仅梳里数据就很骇人：从1944年5月11日强渡怒江到9月14日攻克腾冲，127天，中国军队伤亡1. 8万，民夫伤亡相近，全歼守敌6000，日军无一生还。三四万人就阵亡在这极边小城，难怪“随便一个地方挖下去都是人尸。”而城也早已经是焦土一片，遗留下来的描绘显得悲怆：“战斗结束后，腾冲城里没有一间站立的房子，没有一片树叶上没有弹孔。

我后来收集到当时对阵双方将领的日记，他们的描述甚于我的想象：

吉野孝公《腾越玉碎记》

敌人突然在黑暗中怒涛般地涌了过来，一场军刃和刺刀的混战。敌人被击溃，遁入灌木丛用

机枪反击。这时我们推出一门大队炮，小队长命令：“零距离射击，放！”敌丛里飞溅起巨

大的火花，五六发以后，敌丛哑然无声，微微传来敌兵的呻吟声。

……敌人并没有就此败退，新手一个个地接替上来继续对我实施轮番进攻，阵地上的树木几

乎全被击毁，痛苦中死去的战友尸体还紧紧地抱着枪身。从凹洼处爬上来的敌人在我方重机

枪的枪口下，像小山一样堆积。但我们的子弹已所剩无几。敌人立即在层层堆积的他们同伴

的尸体上架起机枪开始扫射。

……我们退回腾冲城内，3000多日军，受到6万多中国军进攻。……我穿过到处爆炸的城内

去寻找粮食，两旁重叠着被炸死的友军尸体，有的没了手，有的没了脚，有没死的二三名日

本士兵，表情痛苦地伸出满是血污的手向我求救。

九月十日，敌人在蒋介石总统的愤怒激励下，实施最后总攻。我们剩下的守备队兵有350多 名，他们像狂涛一样席卷而来，奋战、奋战，殊死奋战。城内战场在充满怒吼和叫骂的肉搏 中化成一片血腥的荒野。9月12日太田大尉发给师团司令部诀别电报：“我们已弹尽粮绝， 突入城内优势之敌自昨日以来即与我混乱战斗中。我决定将军旗及密码烧掉后，实行最后的冲锋和突围，敬祝全军胜利。”

一个军曹嘶叫起来：“我们的最后时刻已经到了，现在我们就去靖国神社，大家不要落后，

冲！ ”

陶达纲《滇西抗日血战写实》

在进攻高黎贡山的灰坡时，日寇的速射炮、机关枪如一阵狂风暴雨般……第二天清晨，本人

清查官兵伤亡情况、第一、第三两营官兵，已经有85人伤亡。师长叶佩高将军，冒着枪林弹 雨到团指挥所，真是与部下同生共死的好长官啊！第二次再攻，本人当晚下令清点人数，可 怜又伤亡250余人之多，其中有第三营营长姚立功阵亡，副营长郭砚田阵亡，副团长陈志杰 负伤，第一营营长逢桥负伤一直未下火线，其余死伤的排长、班长及士兵二百余人。

这些都是他们父母所心爱的好儿子啊 ！

5月30日，打下冷水沟，只见两个坑中有水泡着的十几具日军尸体，细看他们的大腿肉、屁 股肉、都有刀痕，有的还见骨头，真是惨啊，皇军的悲惨下场。也感到很奇怪。又随部队到 了北斋公房（原日寇据点），房屋四周有一小堆一小堆的黑色屎便，这才恍然大悟，原来是 日本人吃他们自己人的肉，因为纯吃肉的屎便是黑色的，显然五六天以来，日本人后方补给 断了……

6月1日这天，高黎贡山上很冷。我眼看着两位战士在我面前冻死去了。

592团之官兵，在滇西大捷一役中，自5月11日起至9月25日止，有不幸负伤一次两次三次者 ，又再上战场，又再阵亡者。呜呼！能不令人悲伤，他们此种牺牲精神，无愧对中华民族之先烈在天之灵，凡有良知的人，能不同声一哭！

1944年5月发生了两个民族生存本能的戮血交锋。日本希冀占下腾冲，割断英美从西南角落给正在抗日的中国部队的补给线，他们觉得守着这里，就守住他们民族所谓宏大的伟业，而我们民族知道惟有贯通这条线，方能有借助外力的可能，避免整个国家被覆没的危险，这两支部队的人，用的是肉体去攻防。对双方来说，一个是民族的底线，一个则是扩张的边界点。

其实，这样的描述已经算克制，一个当时参与攻城的老兵写过进入那“玉碎”腾冲见到的场景，“腾冲城里到处是枪声、喊杀声，一眼望去是烈火和硝烟。残垣断壁下，一堆堆的尸体，一股股焦臭味死尸味直呛得恶心。进攻的路上，为隐蔽身体，拔开敌人腐烂的尸体，从一堆堆蛆上爬过去……，用死尸堆起的工事，流淌着恶臭的血水，一梭子机枪射来或手榴弹爆炸，溅得一头一脸的死人肉。”

我是在书店读到这些材料的，夜晚当我揣着这些材料搭车回宾馆时，见到的，是那空荡荡的马路，虽然盛夏，但高原的风冰冷成一片。车过景换，几乎每个路过的地方都能找到材料当中描绘惨状的章节，文庙、文星阁……，那句话，就不断在我耳畔萦绕——“能不同声一哭！”

盛开的伤口

终于无法成行，突然的大雨带来的泥石流，截断了我去高黎贡山界头村的念头。

产生这个冲动，来自于中午吃饭时，听那小菜馆的老板娘说，战斗最激烈的地方，也就是高黎贡山南北斋公房这一段，每到下雨天就可以听到，千军万马的奔腾声、号角声，哭声。她说她就来自那段山底下的界头村，她曾在某个雨天的晚上，突然听到一声嘶哑而凌厉的“冲啊，杀啊！”。

“他们说是因为高黎贡山是磁山，能吸收声音。”她描述完当时她的恐惧后，这么引用当地政府的解释，不过她有另外的理解，“我妈说，是因为太惨了，连高黎贡山都忘不掉。”

但遗憾的是，路上拦住了几辆车，司机都说，现在雨季，山上到处泥石流，不敢走。

不敢走的或许不只这个原因，后来才听李正说，即使没有泥石流，估计也不会有司机会想带我去那个地方。

李正是那种心直口快的人，身强体壮，皮肤和这边的阳光差不多灿烂，这个专业考古的学者，虽然是50多岁了，却常一个人带着帐篷到处去考察。像他这样的人不多，特别在腾冲，原因是，这里太多人相信鬼魂。

事实上，这里聚集的，几乎是整个中国最会讲鬼故事的司机了。在腾冲一周，我碰见八个给我讲鬼故事的司机，而且他们都以自己“亲身经历”的方式说的。

下午我搭着车出城去，一路上那个女司机一直交待，一定要八点前回来。我不太理解她反复的叮嘱，最后她才支支吾吾地说：“这里阴气重，晚了难免碰到不干净的。”她还补充了句：“如果碰到远征军那还运气好，碰到日本鬼子那就糟糕了。”

这样的忌讳有时候让这个不信鬼魂的李正有些恼火——他有几次到了高黎贡山界头村，想去据说死伤最多的一段名叫“灰坡”的路，山密路隐，他需要当地人的向导，结果找了周围一个又一个村子，大家都说不知道，后来才有人偷偷告诉他：“其实不是不知道，是没有人敢去。”

我更愿意把这种情绪看成是，世袭记忆的伤口——它还没停住流血。城里的弹坑都抹平了，但可以感觉到，伤口还在到处盛开着，以传说或者鬼故事的方式，在这个高原的天空如那些触手可及的星尘那般若隐若现。

但在腾冲一周，让我明白不能轻视或者嘲笑这种情绪，没有亲历过的人或许永远无法理解他们的这种恐惧或者说敬畏。

李正后来到过那条当地人不敢去的路，即使这个让人感觉顶天立地的汉子，都说“除非是亲历，否则没有人能想到，世界上还有如此艰险的战场。”他回忆说。一米多高的石磴数不胜数，每一步都得手脚并用。很多石蹬窄得刚好放下脚掌。旁边就是悬崖，但凡失足，人掉下去连个回声都不会有。而且“山高天冷雨多，打仗当时正是雨季，光冻死的就许多。”

我在美国记者的文章里看到那种旁观者的惊讶，战时美国新闻处编的《最高海拔的战斗》中这样描述：高黎贡山战斗，是二战历史上海拔最高的一次战斗，山上每天都是云遮雾罩，厮杀声枪炮声始终回响在云层之上。当地老百姓说，那是天兵天将在干仗。听起来极富诗情画意。但诗情画意只是表象，当年的高黎贡山其实是生命的炼狱。

这话一点不夸张。后来据守高黎贡山的日本老兵写过回忆录，他们说，那时他们的炮筒根本无须瞄准，每一发炮弹落下，都会溅起一堆血肉。光秃秃的山坡上潮水般汹涌而来的远征军官兵根本就来不及隐蔽，也无从隐蔽。远征军完全是用血肉来消耗日军的弹药。“旺子从山上往下流，像河一样的一直流到山脚。吓死人啦。”

李正曾在山下听到一个老村民描绘的恐怖情景：战斗结束时，阵地上的死人密密麻麻。在他们的家门口，美军运输机空投下来的炮弹、子弹箱，像码柴火一样堆满了整个山凹。他说着，叫孙子到柴房里找出一颗引信还在的六零炮炮弹，只是已经锈蚀了。 战后几年里，像他一般大的孩子全靠捡子弹壳捡破枪烂炮买书上学。不止是灰坡下的村庄，整个高黎贡山两侧，只要打过仗的地方，那千千万万的子弹壳，几乎养大了山下整整一代孩子，有人还靠子弹壳换回老黄牛。

这悲怆竟然如此强大，以致一代代的遗传。也难怪他们会说，“是因为太惨了，连高黎贡山都忘不掉。”

活着的鬼

    到底要如何同这样的记忆相处？段生馗说，正视它，看清楚它。

那个下着雨的午后，他开车领着我来到他建立的滇缅抗战纪念馆。一路上，天气冷得让已经加了一件长衣的我还是有些发颤。我说，你们这真奇怪，正值盛夏，这却冷成这样。他笑着随口就答：“可能阴气重吧。”

他和他的这个馆，国内外已经有许多报道，一个流行的宣传语是：“中国民间第一座也是最大的抗战纪念馆。”我不是被这个耸动的宣传语吸引来的，而是因为在采访中听到段生馗的一个段子：“段生馗在我们当地是出名的怪人，学生时期就收集那些战后遗物，有日本人拿来煮中国人的汽油桶，有日本人骨灰，满满地塞满整个宿舍。”这个段子的高潮在于，那些他收集来的日本人的骨灰和灵位全部塞在他的床底下，据说有些日本鬼不服气一到晚上就在床下不安分地发出声音，段生馗晚上都要气氛地用脚跺跺床板，才能让它们安分。我曾把这个段子说给李正听，问他，那段生馗看来也不信鬼，李正纠正了我的用语，“他不是不信，是不怕。”

确信这点是在段生馗的纪念馆里，他指着一个汽油桶问我，你感觉到了“冤气”了吗？你感觉到了那不肯闭眼的冤魂了吗？那是个有着奇怪色滓的桶。段生馗告诉我，那是人肉被煮烂后风干的痕迹。

那个汽油桶是他从一个村子里的祠堂收来的。日本兵打进来的时候，全村的人带着能吃的东西全逃了，这让负责来找食物的日本兵特别恼火，而当时村里派三个村民去打探日本兵的消息，结果却被日本兵活捉了，就把这三个人绑在汽油桶里慢慢煮，直到把整个人煮熟、煮烂。

后来村民就把这三个汽油桶供在村里的祠堂里，段生馗几次去收，他们都不答应。段生馗后来也不催了，自己默默帮村里做些事情，拉自来水管，关心当地的孩子教育，村里人自动来找到段生馗，问他，你究竟为什么要这些桶，我们要把它们摆在村里，世代供着。段生馗说了句：“我就是想让它展览在更多人眼里，碍着他们的眼，让他们不会忘记历史。”桶于是被运到了馆里，据他说，运的时候全村人夹道相送，许多老人眼眶含泪。

段生馗的几乎每件藏品都有段这样的故事，它们各自记载着历史的某些碎片，让观者心惊。

显然，这是段生馗的目的，他把在野人山收集来的头盔一个个排好，对映一张张照片，告诉我，“他们为了我们民族曾深入野人山结果被吃了，只留下这头盔，但是我们绝大多数人竟然忘记他，我们凭什么忘记他。”

他不愿意搽去一把日本长刀上血迹，是因为他想指着它告诉我，这把刀曾捅进多少女人的阴户，刺杀过多少个人。

他是个太过激动的讲述者，以至几次讲得自己都有些哽咽。也让我几次感到难以遏制的悲哀。

终于坐下来喝茶的时候我不得不问：你为什么要花一生做这些事情，而且要自己掏腰包，又要经受许多误解。

他当时有点自嘲地笑，“因为我内心不安，为许多人不安。我们这个地方，许多村里都有那种鬼屋，就是因为有人在那时侯掺死在里面，众人就不敢去，甚至不敢提了，久而久之就淹没在荒草里了。你不觉得，这种刻意遗忘对死者是那么残酷，对后人来说，永远无法了解到真相，前人的逃避，让他们失去了健康地去面对历史的可能，而是在传说中，变成了一种莫名恐惧或者愤怒，那无助于一切。”

“难道你不怕这些东西吗？你不相信鬼吗？”

“我信，但我不怕，我们这里许多人都觉得，自己就是远征军的投胎，我们是命定要来守这个边城的，我也是命定要来守住这些记忆的！”那一瞬间，我抬起头看他的眼睛，还真觉得，自己见到了那些保家卫国的远征军。

生者之伤，亡者之殇

李正一直在做一件很了不起的事情——他不断采访那些老兵，希望通过这样的方式来留住记忆。他答应带我去寻找那些亲历的老兵。但他执意，先带我去那些没能活下去的兵，他们在离城5公里地，一座名叫国殇的墓园里。

我原本更在意一路上他提到的那些老兵。他说，有个老兵战争结束后，怕了战争了，就在这里自己找个地方活了下来，没有结婚没有儿女，老兵年纪越大因而生活越发困难，但一直没有得到救助。七八十岁了还下田，冬天一双凉鞋子。有个看到报道的北京女孩子看到报道了，自己寄钱给他，有次李正去了，帮忙拨通了捐款的那个女孩子的电话，老人抢过电话就喊，共产党万岁，中国万岁。

还有个远征军老兵，1950年保山地委书记让他做秘书，派克笔都给他用了，但在填表时他如实写了抗日经历，生活全变了，几十年里每逢政治运动就挨整。 这几年他奔忙着想为打日军而阵亡的同队八百多兄弟弄个墓、立个碑，因为他听说黄土坡上那些军人坟被平了，种地的还犁出骨骸来。他还为一位孤寡的远征军老兵写申请向政府求助，可县民政科说无政策，那战友到死也未拿到一分钱。

他最后说了个老人，叫蒋绍福，今年92岁了，当时他是警卫队——就是负责保护一些重要长官的，本不应该上战场的，后来打到没兵了，他们被组成各敢死队，就负责攻克我去过的那个文庙，结果进去一队出来就一个人。这个老人后来在当地当了倒插门女婿。却因为曾经的国民党军的身份给孩子带来过麻烦，和孩子一直亲不上。后来一些企业家弄了个慈善基金会，老人就靠每个月两百的救济款生活。

那个老人许多媒体采访过，还照了许多照片，但从没有寄来给他过。有次李正带深圳的一个记者去采访，他拉住李正说这个事情。李正回去后马上送了一张他给老人拍的照片过来，而那深圳的记者当即说要帮老人拍一张，并守诺地寄过来了。

李正约着我，“我们看完国殇墓园就去送照片。”

到了国殇墓园，我才明白李正的执意。

这墓园是建在一座山上。山顶立着一个纪念碑，从纪念碑开始，每个阵亡的士兵墓碑按照生前的编队，一列列从山顶直直往山底排。我从山底拾级而上，每一级台阶，上下左右全都是这些士兵的墓碑，他们似乎还活着，依然守着军人的秩序排着队。

李正曾主管过这里，他告诉我国殇墓园从一开始就是个遗憾。1945年，阵亡官兵被集体火化后骨灰成车拉来 ，开始怕罐不够，压得很满；后来罐又多了，又匀出些装半罐，墓碑并不对应骨灰，三千多名字也不能包括反攻牺牲的九千多阵亡官兵。远征军死亡的故事太多，立碑的太少。保山博物馆李枝彩先生讲了父亲亲历过的场景。61年前一个营的远征军在山神庙峡谷乘夜埋伏，计划凌晨偷袭日军，没想到被发现 ，日军集中火力一阵狂轰，只逃生了一个拉肚子的士兵。战后多天，尸体腐臭，一拖就会掉 腿和胳膊，只好就地掩埋。沟底因此垫高一尺，乡民不再走此路，斜坡上又辟一径。60多年 了，像冷水沟、灰坡、象达一样，渐渐再无人知道死了多少人，他们叫什么名字，来自何方？

而时间越往后推，越遗憾。清明的公祭在五十年代初取消了，大约同期， 民政部停发了活着的国民党抗战老兵的抚恤金。国殇墓园沉寂了十多年，甚至长满了荒草。再喧闹时是文革，墓碑上所纪念的二十集团军中的54军，在内战中曾被蒋介石调到东北与林彪属下的解放军54军对垒过。文革中解放军54军支左恰好驻扎在腾冲。正是革命有理的年代，解 放军54军就在远征军54军的纪念塔下埋了炸药。红卫兵们也将坟山上的三千多块刻有远征军 官兵的墓碑尽数砸毁。（惟有腾冲另一处纪念54军198师的阵亡将士塔，得以原物保存，只 因很早该塔被人用泥糊上后大写了“毛主席万岁”等红色标语）

文革最热闹时，城关镇小学有一位老师带着小学生们来砸墓，他还爬上主建筑“忠烈祠”把 四角的飞檐斗拱的木雕锯了，如今仍满檐断茬。 墓园被底朝天毁了一遍，只有一块于右任手书的“忠烈祠”匾额保了全身。当时粮食局职工 田复明悄悄拿回家，作了10年床板，1984年墓园重修时他扛回来并捐上10元钱。

他还说，年前去庙宇祭母，发现地下一块碑上有字， 他慢慢用手抠，发现竟是他研究过的战死于腾冲的名将李颐少将墓碑，他赶紧让人送到国殇 墓园。这次陪我们来拍摄，他问起李颐的碑，没想到被搁在院草丛中，翻过正面，已有虫爬 。

但他想告诉我的还不止这些，他特意带我去到同在一个墓园里的修缮一新的美国飞虎队的纪念墓群。

配合远征军的美国顾问团共亡19人，他们都在当时或战斗后几天举办了葬礼，其中军衔最高的梅姆瑞少校在大塘子阵亡后，当地土司提供了一口价值700大洋的上好棺木。1946年、194 7年美国政府两次专门派出公益救护队寻找他们的遗骸，用绿帆布袋装了回国迁葬，并写出 上报国防部的寻找报告，进入国家档案。

前几年美国国内还不断有人来寻找这些英雄，政府为此专门组织了许多活动。

而即使日军在中国的阵亡者，也似乎来得幸运。战争之初祭典规格高，死的多了，只好从简。一部分横尸缅甸的日军遗骸，几十年间 在其遗属、企业财团、政府的大量资金人力关注下，或被迁回或在当地大修墓地，不论原址上已盖酒楼或民居，日人皆重金买下而祭祀，甚至犬马也有立碑。一位旅居缅甸的远征军老 兵提起当年葬缅的战友墓地，哽咽难语。

而日本人也在盘算着将死在滇西的日军骨骸及文物迁回国，自然遭到拒绝。至今还能看到日本人到国殇墓园里的倭冢或日军战死地悄悄鞠躬、洒酒、焚香。

     由此美国国内还寻找这些美军的遗骸时，李正带着一些作家摄影师随行报道，当时政府特意组织少先队扫墓，

    那时大约下午五六点钟，斜斜的阳光照在墓碑上，那个摄像师和同行的一个作家突然伏在层层叠叠的墓碑丛中，泣不成声。

李正急忙走上前问原因，他们说：“我们是来拍寻找美国老兵的故事的。可是怒江战役中阵亡的数万中国军人，有谁找有谁问？”李正当即也哭出了声。

笑话

一路上，李正像个孩子一样不断拿出蒋绍福老人的照片端详。每看一次他都要激动地说：“老人估计要乐坏了。”

     老人住在离县城30多分钟车程的村里。大概在李正第5次拿出照片端详的时候，我们的车到了那个村。进到李正熟悉的那个村口，李正却看不到老人的身影。他自己纳闷地嘀咕：“老人平时都坐在这个地方，怎么今天不见了。”他边说边下车问，我在车里，就看到他和周边的人打探了几声，就突然闷声闷气地走回了车里。

     他拼命呼吸，脸转了过去，不让我们看到。他的举动吓到了我，连忙问：怎么了，李老师？

     他再回答时，声音已经完全哽咽：老人死了，就在前几天。

      我当时自以为沉稳地安慰：“老人92岁了，生老病死说不准。”

     李正不答话，过了许久才说：“老人是自杀的。”

我当即蒙了。李正稳住情绪接着说：“老人前几天上县城领救助款，但城里告诉他，没钱了，从此以后没钱了，慈善捐款都没了。老人回来就傻了，听邻居说，老人从县城回来特意到山上的温泉洗了个澡，穿上他唯一的一套正装，沿着村子走了一遍，然后晚上，就自杀了 。”

同行的李正的朋友张先生深深叹了口气：“枪林弹雨的没死，却被这逼死了。”李正再也控制不住，抱着那照片痛哭出声……

要离开腾冲前，李正特意和我聚了一下。他问我：“你准备怎么写腾冲呢，还想探讨这个地方为什么发生这么多战争，以及，我们民族是靠什么守住这个地方的吗？我提供些我的研究成果给你说不定有用。这个地方的人大部分都说自己是明朝戍边将士的后代，都来自中原南京大柳湾，甚至觉得自己就是这些将士的投胎，所以他们前仆后继地用肉躯去守这个边界，但，实际上我考察过，他们其中绝大部分都是少数民族——这听起来像个笑话吧？

我点了点头：是个笑话。

一阵悲哀，瞬时，又涌了上来。

海路始终是个隐晦的谜语

即使有科学确认它终究是条渔民踩踏出来的路

海边的祖辈们仍然坚信

这是神明赐予的，通往海洋的路途

或许信仰也就如同这海路

顽固而诗意的固执成全了这世界上最美的路途

生活在中国海边的祖辈们是那么像诗人

事实上他们用一代代定型出的信仰的样子，竟是一个二十多岁的处女

我因而从小时就一直揣想

祖辈们面对着大海的表情

或许就像一个孩子面对着孕育自己的那个庞大的子宫

那么亲昵又充满敬畏

信者的海路

撰文/蔡宗达  摄影/马岭

当那一天傍晚——简直是上天赐予的一个傍晚，我骑着摩托车带着我们的摄影师来到这个名叫米墩的小沙滩时， 光亮和色度刚好，甚至连风都恰到好处，眼前呈现的仿佛是海神刻意为我们排演的一副美景。

那时候，潮汐褪去，裸露出的海洋和大地交融出的那片平整的滩涂，可以看到海和土地肌肤相亲的轨迹——来不及褪去的海水搁浅在滩涂，构成一幅奇异的纹路。

海滩上有零散的人，有两个穿着T恤的“少年仔”，卷起裤脚盘坐在海滩上，还特意升起一团篝火，青灰色的烟雾游走在灰白色的天空中，他们对着大海整罐地喝啤酒聊心事。

不远处，一个皮肤黝黑的少年蹲在堤岸上，像少时的我一样，忧郁地直直看着海天交接的那地方。

这是个对我有着莫名蛊惑美感的一个沙滩，这也是我举荐摄影师来到这里的原因，虽然里镇子有点路途，而且路不好走。

我在十几岁离开这个小镇前，时常会一个人骑着车来到这地方，坐在海滩上，或者升起一团篝火，看着海那边走来的渔民。

——是的，是看着从海那边走来的渔民，这不是一个病句。

十几年，当少年的我第一次骑着自行车来到这片无人的小海滩时，看到一个渔女挑着削来的牡蛎从海里走过来。我惊讶不已，飞奔过去，拉住她，你从海里走来啊？她停下来说是啊。我说你是住在海里？

她笑开了，告诉我，每片海滩都有条路，也就一条路，可以一直往海里走个几百米，可以走到海中心那片沙滩带，在那里，海神存了许多海鲜让我们拾。

她告诉我，这传说中，是妈祖托梦给村民说的，从那之后，大家才吃饱了肚子。

后来我曾跟着那渔女走下去过，真的往前走了几百米，真的走到了那片海中央的柔软的沙滩，那沙滩中满满是竹蛏和花蛤——大海藏着许多秘密，许多是俗人无法解释的，于是他们用神话来结构。

我因而无意去寻找海神信仰的正史解释，我所急切的是，如何从生活在海边的我自己宗族亲友的记忆，去追索这一代代的中国沿海生民为什么这样为他们的信仰塑像。而这或许能帮助被近代工业模式卷离海洋的我，理解沿海中国，理解那些在海上讨生活的我的祖辈们。

   事实上，当那个傍晚，我指着那条海路给我们的摄影师讲述少年时遇到的那个渔女，我突然记起，那渔女也就二十多岁，和妈祖一样的年纪。我也不禁恍惚，我遇到的究竟是渔女还是妈祖？ 

闺中的海洋

我实在不愿意用普通话来称谓她，总觉得疏远，她是我外婆的妈妈，我喜欢用闽南语叫她，“阿太”。

我的阿太已经96岁，所以我总觉得她和我谈论起妈祖的口气，倒像在谈论她的姐妹或者孩子。

阿太至今一个人住在离米墩不远的一座东南亚风格的两层别墅里。房子是旅居南洋的二舅公回来建的，石头条墙，大红砖底。我记得很清楚，本来庭院里种着香蕉树和玫瑰，那旁边还有个淡水井——在海边能挖到淡水井那是被认为很幸运的事情，民间认为这家人意味着要发家了。

二舅公确实曾是这个名叫郭岑的渔村的首富，还被马来西亚政府授予个爵位，后来我在厦门见过我二舅公，他珍藏了被授爵那天的报纸，上面有他穿着爵士服的照片。

二舅公的发家很有这个沿海地带的典型特征。这个故事还要从阿太爷讲起，也就是我阿太的丈夫。

他本来是国民党政府的保甲，当这片地方解放时，阿太爷说他要出南洋。很典型的选择，每次这个地方的男人要做冒险的事情，女的要带着孩子留在老家，等男人站稳脚跟了，再一个个把家里人接过去。我很容易想象成，海是男人的冒险的载体，而女人构成了一块让他守望的陆地。

事实上阿太和我说过，她认为决定把家安到这海边的我们的远祖们，肯定都是很浪漫而且很敢冒险的人，不太愿意守着内地的许多规则，而躲到这里来。

海边意味着什么——无限的可能。

阿太给过最真实的解释：“海边的土地都贫瘠到无法种植，男人只能到海上去讨生活。男人可以选择拿着海锄在沼泽抓螃蟹和鳗鱼，这样男人可以每天回一次家，但收入很少，男人还可以选择到近海捕捞海鲜，收入会多点，还可以去远洋捕捉大鱼，风险很大，一去也就几个月，更远的，是到海那边的陆地，要个几年甚至十几年，去希冀超乎想象的收益。”

“冒险的多少决定那个家庭的收入”阿太这句话帮我很容易理解了海洋对这个地方性格的塑造。

阿太爷就是属于那种野心巨大的人，他到了海那边的陆地，先经过几年的艰难，然后开养殖场发家了，开始一个个把孩子接出去，先是大儿子，再来是二儿子——他着急孩子去开拓，等到要接我阿太时，已经过去了十几年，阿太竟然犹豫了——她已经和这个渔村的许多女人习惯独身，习惯守侯。

后来阿太爷突然去世在海那边了，从几十年的一别，他和阿太再没见过。再后来二舅公接过阿太爷的衣钵发家了，他回来了几次，也几次劝说阿太离开，但阿太都拒绝了，他只好给他建了个很好的房子，自己又回去了海那边。

过了几年二舅公也在海那边去世了。阿太突然断了和他儿子一系的联系，剩下的都是她女儿的子孙。

我之所以讲述到这些故事，是因为那天下午，阿太和我说，她觉得妈祖会成为最大的海神是因为，“留在岸上的都是女的，各自一堆辛酸事，需要找个姐妹来倾诉。”

我很意外阿太会和我说这样的故事，事实上阿太在我妈妈的描述中，从来就是个过于刚强的女的，她会拿着木棍把我舅公赶下沼泽去钓青蛙，去捉血鳗，而不顾有随时下陷的生命危险。她还曾把怕水的二舅公直接往海里扔，她说是男人就该不怕水。

我去看阿太的时候，她刚刚跌倒摔了手臂，看到我来的时候，她拉住我的手，眼泪扑簌扑簌地掉，她却还见不得我为她难过，枯木一样的手，握住我，很认真地告诉我，“我几次都看到妈祖来到这里和我聊天，我和她说我很想看到你结婚生孩子再走，妈祖回答我说，会的。”

我不由得从内心里感谢这个海神，或许阿太人生的这么多波折，都是在这样的恍惚之中全部诉与了妈祖，妈祖成了这个地方女性的坚强根本，成了他们精神力的源泉。或许每个人心中都有一片海，总有许多内心的波浪，而或许妈祖构成了这么个彼岸。

现在的阿太一个人住在那曾经很漂亮现在却已经破落的别墅里，这房子挤满了从外地到这里工厂打工的人，曾经的芭蕉树和玫瑰被砍断了，搭了架子晾满了花花绿绿的衣裤。

阿太眼睛和耳朵已经不大好使，她常常一个人搬把椅子坐在门口往远处看，一坐就一个下午，任人怎么叫都不怎么应，我问过几次，阿太你究竟在看什么，她从不告诉我，就一直往远处看，我顺着那阳光看，才发现，那远处的远处，是海。

上岸的海神

妈祖庙的董事长蔡长荣告诉我，他是我父亲的朋友。他说这句话的当时，眼睛直直盯着我，后来我才知道，他在搜索我和父亲的距离。

他最终笑出了一口烟黄的牙齿，说，你太白了，没有海边该有的黝黑。他还接着说，我的孩子也很白，他顿了口气，自言自语着：“对啊，你们都是读书人”。

他说这话的语气显然有点失落，我知道，在他心中黝黑的皮肤是大海子民的身份证明。

事实上，那个下午，他还告诉我那些父亲所没有告诉过我的海上故事。

我的父亲和他一样都曾是海员，他们随着鱼季、跟着船像潮汐一样来回在岸上和海上。每次都是行色匆匆，不过父亲从不和我说海上的事情。蔡长荣说，那是因为太多的感觉他舍不得让你知道。

是什么感觉？我问。

他开始摸索身上的烟，点着了，话才开始。

他说人在海上很无聊也很紧绷。无聊的是，一次航行几个月，落不着地，心也悬着，在海上望着的永远是一片又一片没有尽头的洋面。紧绷的是，时常突然有个乱流，忽然起了风雨，感觉自己就漂在那上面，感觉自己那么无力，却始终要守着遥远的海岸线。

他被烟呛着了，自嘲地笑，“我们海员都是烟鬼，许多人因此早早地去世的，你们这批没有到过海上的后辈们老怪我们，我知道你们也是好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