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互联网，看到享有知名度的中共作家、原北京军区政治部顾问的您及其他14人就“洛阳毁陵事件”于2月12日集体写的一封公开信，作为上海一普通公民，我想就您信中谈到的几个问题表示我一些看法。

魏老，在我读书的时候就曾拜读过您的那篇著名记叙文《谁是最可爱的人》。那时我很激动，对您老的文笔佩服得五体投地。时过境迁，当我步入中年惮门,肩负起种种责任时，豪情荡然而去。但当我读了您老这封信时，心头仿佛又升腾起早年那股激情，不吐不快。

魏老，您清楚地知道，毁洛阳陵园者非外来人，乃该地市负责人允许而之为。且本地百姓多为默首同意。那么地市负责人为何要允许改作商业用途？两个字：缺钱。陵园全年维护需要投入不少的人力和物力。以前是靠政府拨款，现在改革了，每个城市的书记都在发愤图强地提升城市形象工程，支出去每一分钱都得与领导政绩挂钩。哪有钱再来维护只有投入没有产出的事业？除非中央发改委拨款，但这是不可能的事。

魏老，您投身革命事业几十年，枪林弹雨好不容易闯过来。如今看到殉难战友陵园被改作商用，从此失去对下一代爱国教育的纪念意义，担心下一代会忘本，忘记是谁挥洒热血打下的江山。于是心如刀绞，不顾自己年老体弱，挑灯夜战，义愤填膺写下此信。这种怀念之情之深沉我能理解。但是，您只是从您的眼光出发，惦记着陵园者长眠的537名战友遗骨。您怎不想想洛阳一战，被解放军消灭的国民党第二0六师，这些士兵的尸骨至今还在洛阳城外沦为荒野鬼魂。当然，您尽可以说您的战友倒下是烈士，国民党反动派士兵倒下是罪有应得，他们自决于人民。国民党士兵哪里来？还不是被抽壮丁、为生活所迫去当兵。有几个真心替长官卖命？战争结束，双方脱下军装，一看都是农民自家兄弟。原来是为争老大，建党天下。君不见，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有一百七十一万多国民党士兵被解放军毙伤（见《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大事月表》[人民出版社出版]一书最后一页）。

魏老，您是作家，有文化之人。您一定知道历史上刘邦与项羽之战。问：刘邦是烈士？还是项羽是烈士？那年的那场战争原本就是一场赌博。士兵没文化、没派性，分成两队，站在刘邦与项羽身后比着运气。败者运气差，一了百了，只能成为荒郊野魂。胜者运气来了，由穷光蛋摇身变为高人一等者；也可以喜新厌旧、讨上几个老婆，孩子热炕头，天天喝上“两锅头”。项羽说：“我败，难见江东父老，我要在九功山下为跟我打天下而死去的士兵立墓碑，陪我左右。” 刘邦回答说：“我得天下，我也要为跟我打天下而献身的士兵立墓碑。”一时墓碑林立大地。二千多年来，中国战争连绵不断。死去多少英雄好汉，想一想，中国大地该需要建多少陵园来安息这些无名尸骨？

魏老，有一句话不知当问不好问。您在信中说：“毁陵事件，太伤全国人民的心了！太伤人民子弟兵的心了！太伤千千万万革命烈士家属们的心了！也太伤过去为新中国而战斗的老战士们的心了！” 在信中，您还特地引用部分网友之话：“商人可以忘记，民众也可以忘记，甚至说连学生和民主党派也可能忘记的时候，你们是最不应该忘记的。因为今天所有政权的一切，都是这些人在用生命来换取和维护的。” “烈士为了共和国已经献出了自己最宝贵的生命，现在某些人为了‘利益’，竟然还想让他们再‘牺牲’一次，真不明白，难道，良心，都给狗吃了！！！” 我想问：“毁陵事件，太伤全国人民的心了！”这个“人民”是指谁的利益下的人民？是不是集团利益下的人民？您说：“今天所有政权的一切，都是这些人在用生命来换取和维护的。”这话听起来很耳熟。有位首长曾说过：“我们今天之所以能坐上这位子，那是前人用无数脑袋换来的，谁要是不服眼红，就请拿脑袋来换。”文革中担任国家副总理的老革命家谢富治在写给他儿子的一封信中也曾说过：“儿子，你要接班，革命干部子弟不带头接班，谁来接班？” 这些话说明什么呢？它可以证明先烈用鲜血确实换来了革命胜利成果，并且这些成果渐渐成为一种不对外的专利权，只有革命后代以及具有高度政治觉悟者可以靠近并分享。革命成功所带来的种种利益被贴上神圣标签，非革命者勿近。凡不服而对抗者，很可能成为无产阶级专政对象。公民社会演绎成集团的家天下，这似乎违背了当初先烈创建革命的初衷。可我们不得不承认，现实社会就是这样翻版：老子英雄儿好汉，强盗儿子掘壁洞。

魏老，我知道您是老革命家，满腔热忱、尽忠报国。那么这个“革命”是什么样性质的革命呢？让我们共同回首一下中国历史革命风云录：当中国步入近现代史，最大的变迁便是发生了两场革命：一场是由国民党孙中山领导的国民革命，另一场是由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民主革命。前者革命的对象是君主制度（清王朝的皇权制度）；后者革命的对象是针对国民党专权制度（党主政权制度）而进行的。共产党要推翻国民党专权制度的理由之一是结束政治专制化和一党化统治。这在那年《新华日报》社论早有记录：“中国人民为争取民主而努力，所要的自然是真货，不是代用品。把一党专政化一下妆，当做民主的代用品，方法虽然巧妙，然而和人民的愿望相去十万八千里。” “不结束党治，不实行人民普选，如何能实现民主？把人民的权利交给人民。”（见：1945年1月28日《新华日报》和1945年9月27日《新华日报》社论。）两场革命犬牙交错。革命的目标和动机只有一个：就是旨在建立民主（国民民主或人民民主）制度。前者在打倒君主制度后进行了革命创制。后者在赶走前者于大陆统治之后也进行了革命创制。“革命创制”就是领导革命的党（集团）以执政党自居，实行革命式统治制度。综观古今中外，凡带有“特权性”的革命创制，其结果就是：党主政权。在中国，党主政权的结果是：赶走蒋宋孔陈，来了陈孔宋蒋。

     魏老，我还想说：中国历史，英雄多并不是好事，英雄鱼贯而出、层出不穷的时代正是中国社会最内乱、黑暗、患难之交的时代。您的想法我知道：保存陵园，教育下一代，让他们知道国民党政府是如何黑暗专制，先辈革命是如何艰难困苦。国民党统治越是黑暗，就越能显示出今天社会的光明与和谐。这种教育模式我们从小就接受，植入我们的脑根。打我们记事时就知道蒋介石是坏人、卖国贼、专杀共产党员。我们的下一代，依旧在接受这种教育。网友在信里的发言，已表示出他们所接受的正统思想教育是如何驾轻就熟，他们认为这是事关爱不爱国的态度表现。他们年纪虽轻，但爱国情结很深。他们多的是崇高理想教育，缺少的是勇于反省精神。这种反省精粹在他们的课本上是看不到的。我们可以看看上海高二的《语文》教课书（第二学期），里面有鲁迅、殷夫等人的文章（上学期还有鲁迅《为了忘却的纪念》文章）。胡适作为一个学者，他的水准和肚量不在鲁迅之下，但他的文章就是不能入教课书，因为他是一个有争议的人。选殷夫文章是想证明国民党专制统治黑暗。在和平建设时期，有人写过揭露林彪、四人帮野蛮统治的文章，比如说遇罗克的《出身论》、张志新、林昭等带有思想火花的文字，但他们的文字连同他们的名字就是忌入中小学教课书。曾记得建筑学家梁思成问：“是这样的北京城墙，为什么要拆？”顾准也曾借用鲁迅的名言问：“革命取得胜利的途径找到了，胜利了，可是，娜拉走后怎样？”王赓武则问：“文革”究竟埋没了多少天才？”龙应台在台湾跟对手较量时问：“中国人，你为什么不生气？”这些话都不能在中学教课书里介绍，这不得不说是我们思想教育的悲哀。当然，这些话不是我在这封信里需要讨论的。

   魏老，最后我想提醒您说：如果您一定要发出您内心的铿锵之词，那就去质问洛阳市上级单位，或者说向发改委反映，问他们为何以前拨款现在不拨款了？现在上边不是在搞党的形象工程，在全国各地大力兴建红色旅游景点工程吗？报三个项目批一个。比如说最近，小小的微山湖作为铁道游击队抗日革命根据地兴建纪念馆，一下子得到发改委及地方政府1563万元的补贴款（见《齐鲁晚报》2月17日）。走红色旅游景点之路，兴许是上策，能以陵养陵。对了！筹款就要象常熟的“沙家浜”纪念馆，门票60元一张，在“春来茶馆”与打扮成“阿庆嫂”模样的女服务员拍照，费用30元，没商量。

   时间不早了，该睡觉了，明天还要上班。

魏老，最后祝您身体健康！少气，会长命百岁。

2008-2-21晨前一点半于上海

我欲写的下文是：《试看发改委对全国各大红色旅游景点投资多少钱？》

看《色戒》电影让我想起由台湾女作家季季撰写的《行走的树》一书，其书来源于她的“印刻文学生活志”专栏集。书名《行走的树》取自于莎士比亚的戏剧《马克白》。该剧说的是坏事做尽的主人翁一朝醒来，居然发现柏南森林里的那些树木居然棵棵会自动行走。于是惊恐万状，觉得老天要惩罚他了。季季借莎翁故事为此书名以表达自己对一个从前热爱而今无限愤慨的卑鄙小人进行无情声讨与鞭挞。这个人就是她的前夫杨蔚。

杨蔚是一个经过特工专业训练的共产党员，被共产国际（受斯大林领导，后解散）派到台湾，专门负责收集情报工作。季季与杨蔚相识并同居是在杨蔚坐了台当局十年大牢出来之后的事。那时杨蔚不同凡响，历经危难而无惧色，让人乱目相看。出狱后，杨蔚已是人到中年，但他还是那么乐观，为自己不凡的身份和遭遇而自豪。他聪颖的文学才华很快赢得来自台湾云林乡下的文学才女季季芳心。然而令季季万万没想到的是：这肉做的人心会变，随人性变化而错综复杂。出狱后的杨蔚其较量锋芒不再指向他曾愤世嫉俗的资本主义社会，而是戳向他身边那些挚爱他、同情他的亲朋好友。其中既包括林海音、朱西宁等老作家，也包括厚道慈祥的岳丈老人。当涉及“民主台湾同盟”案时，他便毫不犹豫地选择向当局告密，其结果是造成多人入狱，其中有作家陈映真等人，还有一些是无辜的、道德纯洁的、曾亲切叫他为“大哥”的文学青年。杨蔚这行为很自私，遭人吐沫。相反，与杨蔚一起被派遣到台湾的女特工梅英却让人肃然起敬。她为掩盖真实身份，在基隆港附近租了一所小屋，以卖淫，接待军舰上的嫖客来收集情报。杨蔚，作为志同道合的战友，经常光顾她的小屋，以送温暖之名时时侵占她的肉体。梅英结局很惨，最终一生贫病交加，默默死去。

季季在写这些回忆文字时说：“往事纷扰纠结，身心备受煎熬，常常在电脑之前俯案痛哭。我哭的是一个被扭曲的时代：在那时代的行进中被扭曲的人性，以及被扭曲了的爱、被扭曲了的理想。”

回到主题，现在我来谈人性与爱国。王佳芝既然憎恨汉奸分子易先生，那么她为何还要不惜一切努力地与他发生肉体关系呢？道理只有一条：王佳芝坚定认为，这是革命工作的需要。为消灭汉奸，赔掉自己身子有什么了不起？身子是国家给的，在国家需要时返还给国家本是天经地义的事。青年人不爱国、不献身，谁来献身？尽管王佳芝在重庆来人面前表示过不满情绪，但她马上又否定自我，表示在这条道上走到底，牺牲性命也不后悔。

同样，季季认为自己选择杨蔚，把一生许托给他，这是一种崇高的爱国主义精神在自己身上淋漓展现。爱杨蔚就是朝爱国的方向靠近了一步；爱杨蔚可以舍弃自己的一切理念。只是没想到出狱后的杨蔚会不近人情，变本加厉地报复这个社会，并且把所有关心他的人都作为泄愤对象。季季是一个悲剧人物，杨蔚同样也不例外。上世纪九十年代中，杨蔚神采飞扬返回大陆故土探亲，当他看到随改革开放成长起来的一代年轻人表现出对政治冷漠，对金钱崇拜，对理想主义不肖一顾的样子，心头苦苦念叨几十年的价值体系破灭了，神圣得不能再神圣的理想主义火种终于彻底死去了。他失望而又生气地说：“我不会再回去了！这社会变得那么资本主义。我对那里很失望，那可是我曾经流过血、奉献过理想的信仰之国呵！”

西方谚语说：“三十岁没激情，那是心灵有问题。” 王佳芝、季季、杨蔚，这些曾经热血沸腾的青年，眼前晃动的只有滚烫的“爱国”字眼，却独独忘记还有“人性”两个字存在。汉奸也是人，也有“人性”存在。对易先生来说，他这样卖命地追随汪精卫，他认为他也这是爱国的一种表现。当“人性”与“爱国”在现实世界里交相厮杀时，倒下的总是叫着“爱国”的东西。凡是反人性的事物注定没生命力的，而所谓“爱国”在这时往往会由最最神圣的字眼演绎成最最肮脏的货色。

这，让我想起小时候读过一本书：《红岩》。甫志高为何会成为共产党的叛徒？当他加入党的组织时，除了有一种秘密感，更多的是刺激感。共产党要推翻国民党的理论作为一种时尚被他吸收。他没有自己做人的价值观念，所有能了解到的有限理论都是由党组织给灌输进来的，在心底既不开花也不结果。当被捕后面临生与死考验时，他方才觉得革命活是掉脑袋的活，不是《挺进报》上面说得那么灿烂。于是他宁愿放弃别人给的那个陌生理论以保全自己熟悉的生命。而许云峰则不同，马列主义理论都渗透到他的骨子里去了。他的信念就是要推翻国民党统治，那怕牺牲自己生命也无所畏惧。于是，撰写国情教课书者说：甫志高的变节就是叛党叛国行为，而许云峰的壮烈牺牲就是最好的爱党爱国行为。

我们忘记了最起码的“人性”。大家知道，在国统时期，凡参加共产党都是要杀头的。甫志高根本不具备共产党人的素质，还没上电刑就统统招供了，由此引出整个地下党组织被一网打尽的惨剧。对这样一个缺少毅志能力的人，组织上却非要争取他，名曰：争取一切可以争取的热血青年。身为地区书记的许云峰不是不知道参加革命党一旦遭到逮捕后的后果，他应该力劝甫志高退党。然而他没有这样做，他忘记了一条道理：不是所有的热血青年都是视死如归的。甫志高是个标准的热血青年，但同时又是一个怕死的热血青年。我们不能说他怕死就是道德败坏的青年。是人都怕死，死是人性恐惧的天生表现。在这里，我们同样不能刻意指责国民党手段残酷，你想要推翻它，它就要你的头，这是合乎逻辑的公平买卖。问题在于许云峰身上，他作为党的领导，只有斗争的觉悟，缺少人性的领悟。对于死去的其他战友，罪因固然在甫志高身上，但许云峰就是开脱不了。这是党组织滥竽充数所带来的恶果；也是共产党人在青年头脑中灌输凡是反国民党统治就是热爱国家的宣传后遗症。

几十年来，党国概念依旧不分。爱党就是爱国，爱国就是爱党。国家被神圣化，党也跟着被披上神圣袈裟，只有平民百姓还是那张平民化的脸。孙中山早年曾倡导“天下为公”的理念不见影子郑重落地。唐朝诗人柳宗元也曾说：“失在于政，不在于制”（见其《封建论》一书），但这话就是没人理睬。我们的教课书总是不失时机地宣扬“我自横刀向天笑，去留肝胆两昆仑”的英雄爱国气节。殊不知，在一个“国家”概念始终无法理清、被混淆的社会里，盲目鼓吹爱国精神其实就是一种反人性的荒谬行为。王佳芝的行为如此；季季和杨蔚也是；甫志高更是。我们，何尝又不是生活在这种氛围里呢？

西方谚语还说：“六十岁还有激情，那是脑子有问题。” 本命年的我不说了—— 一个活在自己臆念世界里的文字爱好者。

2008-2-11

德国总统约翰内斯.劳与我这个平民百姓有何相干？但是，我的鬼鬼祟祟确实与他有关，这绝不是拉大旗作虎皮之说。那年的那一天晚上，几位狐朋狗友约我碰头，地点选在霍山路上的一家火锅店。霍山路是提篮桥旁一条很不起眼的小路，而这个火锅店则是我们一月一次的聚会点。

    那晚，我在店门口一边等着一位新朋友，一边玩弄着手中的数码像机。
    这时，有两位警察向我走来，一左一右，要我收起像机。我不肯，我说这是我的自由，因为我的像机不是偷来的。其中一位警察脸色有些不佳，腔势象似要上来要抢夺我的宝贝。而另一位警察怕多事，把我挤在一旁，不让我为所欲为。干什么？我心里想道。

    我正纳闷着，就在这时，一辆辆高级轿车、大客车、还有警车、救护车、上海卫视车从我身边（距离不超过 二米）拐弯，风驰电掣而去。原来是德国总统约翰内斯.劳来沪访问，大约是来看前面那条将要通车的越江隧道。据说这隧道工程巨大，德国人出资不少，难怪总统约翰内斯.劳亲自要来看一看。

    隧道将通，我却想不通。放着前面还算宽阔的长阳路不走，偏要走这条不通公交的小马路（长阳路那头虽然是单行道，可马路已被警察临时封闭，不存在什么单行道的问题）。不会是象我一样鬼鬼祟祟吧？噢！我明白了，马路那头有个上海提篮桥监狱。监狱不是个好地方，万一老约翰心血来潮叫停车，那可不是闹玩的。看来绕道而行是应该的，我不配合是不应该的。早知如此，说一声就是了，我一定配合，断然不会拿出像机来摆弄样子，以免警察大哥虚惊一场，把我当成“基地”派来的人。

    不说约翰内斯.劳，单说美国总统尼克松，七0年，尼克松访华，人还没到上海，各级单位已广泛内部宣传，对尼克松要采取不冷不热态度。那时，我还在读小学。我原工作单位一位同事逼不住好奇，特地请了事假，带着一个黑白像机出门了。他早早地躲藏在虹桥机场大门外一条不起眼的马路拐角。正探头探脑时，让有着高度警惕性的便衣警察给逮住了。这位警察很得意，以为立了大功，抓到一条从苏联或台湾游来的大鱼。

    这位同事后来成了我的头。有一回说起此事，他拍拍我的肩膀，说：“小子，好好干！老天会有眼的。”

   回想起那位领导的话，我明白了话语中的道理。对！老天有眼，知道我不是一个坏人。我只是在自家博客中有感而发，不吐不快。

五、马克思说：“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

那个上午，再次张望上海XX被单厂，但见厂区大道不见有人走动。据说从昨天开始，这些职工得到指示，为了工人阶级优良形象不被破坏，作出有限让步，改静坐为全面息工，到岗不出力，斗争以另一种方法继续深入。说“斗争”这话好象有点难听，可事实就是如此。饭也没得吃了，还管行为的雅与不雅，话的好听与难听，填饱肚子再说。老毛说得好：“革命不是请客吃饭。”

家人单位就是一个活例，好端端的一个国企大厂，一个有着几十年辉煌历史的记录；也有着四五千个职工（不包括退休工人）在全面奉献的大厂，说“关”一夜之间就什么也没了，连厂房也抵押掉了。全厂职工对此一片“哗然”（当然只是“哗然”，而不是“哗变”起义，造头头的反），然后一致默哀。

默哀（摸A）、摸头皮（摸B）都没用！怨谁？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尽管这个社会一再大肆叫嚷，说提供了多少多少重新就业的机会，也一再鼓励下岗人们自己开店，免税。但是，这些职工除了熟悉自己的职业技能外，其它什么手艺也不会。毕竟他们受了几十年的正统教育，从进厂第一天起就牢记了“干一行，爱一行，钻一行”的训旨。退一步来说，就是自己开店哪来本钱？人民币可不是那么好凑，也不是那么好拾的呵！

这年头，不要本钱，空手套白狼的故事不会再发生；也不会再有买一百张股票认购证，一夜成为百万富翁的天方夜谭般故事发生。一切过去的都已远远过去，我们现在所要面对的是明天怎样生存的严峻问题。

这，党章宪法里没说，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里也没说，只是在该书结尾处说：“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马克思的话意思其实很明白，就是说要全世界无钱者联合起来，造有钱者的反。马克思主义理论就是强调财富面前人人平等拥有，消灭剥削阶级，最终走向财富共享的共产主义理想社会。

                六、我拿什么来高兴？我的节日

上海XX被单厂的罢工终于结束了，那些工人们在头头一直不肯露面的情况下，终于忍无可忍，全线大出击！冲破厂门口的警戒封锁线，一路喊着“民光民光，吃光用光头头逃光光”的口号，惊天动地地吵到市政府办公室。而此刻，正逢伟大的十六大要召开，说“伟大”是因为每一届人大都要声明这是一次重要的大会。形势一片灿烂大好，怎能允许个别的社会闲散人员唱小调，搞异化，影响大局利益。

市领导亲自出面干涉，要铁保这个厂子不出乱子，更重要是不让海外有着种种动机不良的新闻媒体抓把柄。厂方领导只好一再保证，保证不露把柄。作出有限让步，同意工人们提出的部分条件，事情算是暂告段落了。

在厂门口，正好碰到那个“大个子”，他自然不认识一直关心罢工的我。我先自我介绍一番，见他没戒心了，便问道：“怎么会想到去市府说理呢？”

这位“大个子”回答让我大吃一惊，他说：“我是一个工人，没什么高深文化，不过，我觉得有时候我们总会犯这样一种错误，把社会变革之中出现的不幸遭遇独自扛在自己身上；并对改革之中种种不良世态，熟视无睹，一忍再忍，以为这就是一种爱国主义的克制表现；也以为这是对社会责任的高度体现和精神完美的追求表现。我们曾梦一般地天真认为：这个社会因为我们的鼎力牺牲和无私奉献，还有‘理解、理解再理解’的信条将会变得更加繁荣昌盛、朝气蓬勃。然而，这是一个大错特错的表现。我们纵容了社会腐败的加深。我们在认识‘丑恶’的同时也被‘丑恶’击伤了。心灵再也无法保持从前的庄严。这，我们是有过失的！”

此时，我还能说什么安慰之语，说一切都是苍白的。有句成语叫“遍地开花”，现在我要改一改，叫“‘败’地开花”。

上海破产的企业太多了，何止是上海XX被单厂一家，这早已不足为怪了。十年前耸立的标准厂房，十年之后可能成为了未开发的废墟地皮，或者已经成为了被开发出来的商品房了，反正旧厂房是一片片被拉倒。就连上海市提蓝桥监狱，也因北外滩的开发，欲把囚徒们全部转到在市郊新造的监狱。改建工作重于改造工作，商品社会，一切变革现象都有合理存在的一面。

世事巨变，花样百出，令人眩目，我们迷失了方向吗？这头，报纸说上海浦东开始动工建造一座世界第一高楼：“上海环球国际中心”（496米，一百层左右），而报纸的那头也在说：今年又有很多厂子要宣布破产，工人面临下岗回家。世界变化真大，出人意料。有人找到好工作，有人失去好工作，真是：有人欢喜有人忧。

我没有忘记小时候在上政治课时，老师表情严肃地说：“在垂死的资本主义国家里，摩天大厦到处耸立，而摩天大厦旁边低矮的破房也比比皆是。老百姓能够买得起便宜的小车，却住不起昂贵的洋房，只能住‘地滚龙’的房子。”当时，我听了这话觉得很奇怪，天真地认为，既然富人那么富，只要分一点好处给穷人，不就是大家都有饭吃了吗？

时过境迁，今天，中国社会也进入了这种贫富不均的局面。贫穷的越来越穷，富有的也越来越富有，两者的差距越拉越大。收入早已不跟年龄走了，年轻没经验的，不一定赚不到钱，而年长有经验的，不一定能吃饱饭，一切看生存的本事。这种本事是新时代下的新本事，而不再是过去那种传统的本事。世道在变，过去学会的、曾引以骄傲的本事，于今天不一定能派上用场，一切必须从头来。

真没想到，二十年的苍茫岁月过去了，留下的却是这样一道难以抹去的记忆。往事如烟，余音袅袅的《年轻的朋友来相会》之歌仍然回荡于我的耳畔，成为我及我们这一代人步入中年门坎的一首深沉、忧闷交响曲。说“忧闷”是因为我们的责任感尚在，功利心却淡薄。烛光下，我们一次次反思，循着理念思辩之路，我们一步步踏进新禅门。

这时刻，我们放弃了所有青春浪漫的追寻和缤纷灿烂梦的体验。我们开始以另一种不同于年轻人的生活方式处世，但我们不放弃与青年人的沟通。语言是这世界最好的见面礼物，我们曾经失去无数次上台表演的机会，我们不能再失去争取空间的语言。如果我们的语言是沙哑的，那我们的心决不会沙哑。对生命本质的不断充实，对精神世界的不断领悟、更新，以及对日常生活理解的超脱，正是我们这一代人的真实写真。

我们曾经一次次地期待着明天美好生活的到来，我们也深知这种美好的日子是相当的遥远，但是，我们决不放弃我们的奢望，这是属于我们的最后一丝奢望，也是最后的一道心灵城墙。如果说变革的日子总是要忧郁的，就让所有的忧郁都压在我们身上吧！为了变革，我们已经牺牲了一百次！也破碎了一百个希望之梦，如今再多一份苦涩又有什么了不起！碣色肩膀红印累累，就让它累下去吧！我们曾经发下誓言要改变一个世界，难道还会在乎身上的红印、血印吗？

三、小葱拌豆腐

小葱拌豆腐，谁是小葱？谁又是豆腐？

由于经济体制改革的不配套，市场经济法律体系建立上的不完善，以及经营运作上手法的陈旧、保守，再加上少数腐败分子借改革之名，混水摸鱼，贪污受贿，很多企业的效益就此一落千丈，亏损一年比一年离谱。承担主要责任的竟然不是单位里的领导，而是广大无辜的职工。先是被停发奖金，再就是拖欠工资，直至下岗回家拿生活费。最后干脆倒闭、卖机器设备，一了百了。苦了工人，一无所有，成了真正的无产阶级劳动者。那些“头们”，个个是“票子”、“房子”到手后，一走了之，据说是去接受党的新任务去了，在新地方用老手段再坑。

曾几何时，我们这些劳苦大众的后代，以一颗火热得不能再火热的心宣誓，要为在二十世纪末实现四个现代化；为消灭剥削阶级；也为共产主义的理想事业奋斗终身。那时，我们脸膛红润，可现在，我们无法做到，那个被称之为“贡献”基地的工厂倒塌了，大家在茫然中一批批下岗回家，说是回家待命，等待命运的重新安排。这些工人吃饭已成为大问题了，也就根本谈不上住宅条件的改善，更谈不上要为国家的现代化作一番贡献（拿什么来贡献？除非勒紧裤带不吃饭）。

这是谁的责任？问题又何在？小葱拌豆腐—— 一清二楚。

这个体制一天不改，就一天不会根除恶习。到时，下岗的人会更多，倒闭的工厂也将无法统计。这些数字无法统计倒是小事，而过不上好日子的家庭到底有多少，还有多少失望的心在受折磨，却是一个永远难以统计的数字。这个关系到百姓生活指数的水平线正在下降，大家都心里明白，明白“倒闭”是怎样一种重负的感觉。

“倒闭”不是一个企业命运不佳的问题，而是作为一个曾经是这个企业主人的耻辱性表现。“倒闭”让这些工人再一次认识到：“从来就没有什么救世主，也不靠神仙皇帝！”

四、干 什 么？

那天是个周末，周末很开心，周末也是一个多愁的雨天。再一次路过上海XX被单厂，但见大门铁栏紧紧拉上，厂区大道上不见一个人影晃动。我伸长脖子，努力向里望去，想要看个究竟。却听见一声长吼从门卫的角落送出：“干什么？”

“干什么？”我跟着大声回答。

是的！能干什么？那些集体静坐已六天的职工，也许此时正在家里过着一种清淡的“马大嫂”（买汰烧）生活。再没钱，饭总是要吃的，想必是大鱼大肉没法品尝了（说错了，现在不是品尝大鱼大肉问题，而是孩子读书和生活也成了问题）。

也许在饭桌前，看着孩子大口大口地吃饭，或者睡觉前，看着孩子一脸无忧无虑的酣睡样，这些做父母的心头一定会涌起一丝丝的忧郁。明天会是怎样一个日子呢？日子已由不得自己牢牢掌握了，想想真是太可怕了！

可怕的不是“下岗”回家拿生活费问题，而是面临“倒闭”、“失业”再次走向社会作出新选择的问题。这些工人们一辈子做梦都没想到几万元就这样买断工龄，被无情地赶回家了。社会主义坚强的阵营一夜间没了，被“小资”这样轻易地收买去了！痛啊！曾经引以为豪的“劳保”，一直是心中最有力的靠山，再苦再累，只要一想到“靠山”还在，浑身就来劲。现在可好，有困难找组织，组织却没了！就连自己和孩子的医疗保障也象孔雀东南飞，一去不复返。

记得普希金在《假如生活欺骗了你》一诗中说：

“假如生活欺骗了你，/ 不要忧郁，也不要愤慨 / 不顺心时暂且克制自己 / 相信吧！快乐之日就会到来······”也记得雪莱在《西风颂》中说：“冬天已经来临，春天还会遥远吗？”

诗人是什么？诗人其实是一个高明的骗子手，总是刻意把明天描述得十分美好和灿烂。好象明天美味佳肴飘香、甜食满桌；牛奶、葡萄酒可供我们尽情享用。然而，这个“明天”却是一个沉闷的虚词，决非靠我们的痴情向往、耐心等待而会改变下半生的命运，曾经奢望的那种生活不会这样平白无故地到来。

我哥就是一例，是无数个曾经带着美好希望扬帆远航而今失魂落魄在家的代表之一。那年，为响应毛主席上山下乡号召，以一个红卫兵的忠诚，自觉报名去崇明插队落户。几年后调回上海浦东一家化工厂工作。如今浦东大规模开发，化工厂对生态污染早已构成事实。政府要求关门！关门可以，给钱！

关门大吉了！可工人们却没得到“吉”，至于厂方是否拿到钱，我不得而知，而我唯一所知就是那些工人不肯轻易买断工龄，签字回家，要求讨一个说法。至于我哥，惨也！被连骗带哄签了字。他说：“这种签字感觉就如同当年杨白劳向黄世仁借债‘画鸭’一样。”签好字，头马上说：“这钱，要等到政府拨款下来再说，没那么快，在家等着就是，十年不懒（差点没说一百年不给）。”

吃饱空心汤团，我哥气坏了，大笔一挥（到底也是一个文人，而不是一个武人，敢大刀向头儿头上砍去），作诗道：“下岗归来闻妻吼，满腹心思难欣然”。（我知道苏轼原句是：“山寺归来闻好语，野花啼鸟亦欣然。”）

今天是五一劳动节，咱们工人自己的节日。在这号称是自己的“黄金周”自己作主的日子里，我高兴！高兴能有较多的空闲时间博客。废话少说，文章开始：

一、早上好

早上出门买点心时，碰到一位原是上海XX被单厂下岗的职工，外绰叫：“大个子”，比我大几岁。此兄自从几年前下岗后，找了几次工作，但都不太称心，现在日子过得很艰难。老婆更年期还早着呢！却时不时、有事无事地与他闹情绪。

“大个子”与我同住一个新村，原本我们不认识。那年的那天，他带着厂里部分职工在厂门口静坐示威，要求上岗工作，反对出卖厂房；反对不要脸皮卖地皮。他原本是一个憨厚老实的人，被逼无奈，放下面皮，冲出车间。

记得那时，静坐示威好几天，可问题一直没得到解决。头头们一个个不见了，“大个子”与他的兄弟姐妹们无奈，只能占着厂门口不让车子进出。事情起因据说是上级单位将厂房、产权和设备以三十五亿人民币卖掉了，然后每人四万，把全厂一千五百个职工全部打发回家。“大个子”以及那些做了半辈子“主人翁”的职工觉得自己有点“窝囊废”，不敢想象以后的路怎么走。他们就象一个个不会游泳的人站在海滩边，这时来了一排大浪，一下子把那些毫无思想准备的人都卷到了大海里······

二十年前有首《年轻的朋友来相会》的歌是这样唱的：

   “年轻的朋友们/今天来相会/荡起小船儿/暖风轻轻吹/花儿香，鸟儿鸣/春光无限美/欢歌笑语绕着彩云飞······再过二十年/我们来相会/举杯赞英雄/光荣属于谁······属于你/属于我/属于我们八十年代的新一辈”。

当我第一次听到这首歌时，曾是那么激动、热血沸腾，这情景至今难忘。如今再一次聆听，却是那么的刺耳、触目惊心。二十年的岁月已经苍茫地过去了，当我们的后代如雨后春笋般地茁壮成长，橡树般耸立于我们跟前时，刚步入中年门坎的我们，这才发现：我们曾经苦苦追求得到的那本所谓“光荣”证书，根本就不能当吃饭。倒是手里拿着一本很陌生的、墨黑绿封面的“劳动手册”，说是吃饭要靠它。横看竖看，总觉得比不上十几年前发的那本红稠面“五一奖状”，这是国际社会送来的一个“国际玩笑”吗？

这不是玩笑！这是铁一般不可回避的社会事实。“下岗”、“倒闭”，让这些工人一夜醒来感到了生存的种种危机。为什么我们会如此惧怕“下岗”和“倒闭”呢？因为我们一是没了那种“闯荡”和“冲刺”的激情，二是我们的年龄不让我们有着太多的奢望，我们只能一步一个脚印地过日子。

对此，工厂的头头们却摇头，说：“你们是工人阶级一员，而工人阶级即是社会主义事业的生力军，也是主人翁！既然是‘军翁’，就应该挑起一种责任和使命感！”

不对呀！我们这些工人首先是一个家庭的顶梁柱呵！有老有小，需要吃饭啊！想有一个安稳的收入，虽然不是很多但要有一个保证。这是我们的最低要求呀！可是，“生力军”居然变成了“生离军”了，让我们活生生离开了战斗几十年的岗位。偏偏新的工作又不是紧接着在等着我们，要靠我们再一次的拼打才能争取到。没见招聘会上，年龄那么限制，对于国企中拿惯死工资的我们来说：不谛是一个很残酷的生存选择。

别无选择！我们、你们、他们，全社会有着一张嘴的公民，要吃饭必须自己动手，丰衣足食的日子是空中楼阁之梦。那种“面包会有的！牛奶也会有的”理论不能再相信了，我们必需作出自己的选择。说的时代还没过去，干的时代却早早到来了。

此时，我忍不住放开破喉咙唱道：“下岗属于谁？属于你，属于我，属于八十年代老一辈······”

二、 秋风秋雨愁死人

记得几天之后，我再一次光顾上海XX被单厂，但见厂门口继续静坐着百来个下岗工人，“大个子”也在。他们一个个脸无表情层次，好象不是在为自己的上岗作努力争取而是在做一件与己无关的事，不值得这样用心、用情。严肃的表情没在脸上播种，无心思地嗑着瓜子，也许正在回味着昨日岗位上的那个自由度。

“大个子”想到了什么（可能是想到了一家老小等着张口吃饭），高举起右手，沙哑地叫上一句：“我们要上岗！反对卖厂贼！”于是一旁的工人也跟着“沙哑”地叫喊起来。也许四天下来不“沙哑”才怪呢！

厂对面，停着几辆有着醒目杠子的警车，车旁坐着五六个公安警察，正若无其事。我伸过头去，见他们谈笑风生地在议论这个厂过去有着怎样的辉煌历史。我的鬼鬼祟祟引起一位警察注意，他对我说道：“有什么好看的？没你的事！”

是没我的事！我没本事学老毛当年在安源领导煤矿工人大罢工。我只会在家里小发牢骚，甚至连牢骚也没得机会发。一发，家人便会问我凭什么空穴来风，杞人忧天。

这些警察很轻松，只要工人大哥大姐们不跨出厂门一步，彼此相安无事。而走出厂门，只要再走上十几步，就是沪东地区最重要的东西交通主干道，车来人往不断。如果在马路中央稍稍站立几个人，只要几分钟时间就立刻能使这条交通堵塞起来，那可不是一点点影响了。

“大个子”和那些工人到底还是很本分的，只把“阶级斗争”的矛盾对准厂子里的头，不想在公共场所犯难。记得前几年，上海自行车股份有限公司（与此厂一条马路之隔的上市公司）数百名职工就是因为三个月拿不到工资而集体而走出厂门，在这条主干道上阻拦所有过往车子，交通因此被彻底中断。

记得当时，很多警察排着长队，紧张地包围着这些工人，而工人们同样排着长队，带着紧张的目光包围着厂干部，要求说出一厂之厂“逃”到哪里去了。这位姓陶的厂长逃（躲）到医院里去了，借口生病不接待任何人。

那晚，大雨不断。明天，静坐示威还将继续，秋风秋雨愁死人。

那晚，也就是一九八七年七月十八日这一天的晚上，我邀请了四位美女，还有一位帅哥及一位帅弟来我单位的单人宿舍喝酒作诗文。这帮子人喜欢文学，个个头脑里装的是文字恋的细胞，而我又是文学小组新上任的社长，宴请是逃不掉了。我下午就开始准备了，从厂食堂里买来猪心、猪门腔、红肠、酒醉鸡等熟食带回家。又在家里烧了一大碗面拖大排、粮醋带鱼和肉丝茭白，连同一个大锅杂绵汤带到宿舍里。怕菜和酒不够，我又去熟食店里买来了牛肉花生米和红酒。
    

下午五点，以庄小姐为首的三美女一俊男包了一辆大发车来了，其后赶来的是刘帅哥与叫着“JJ”的大姐。庄小姐一到我宿舍，屁股没坐下就嚷着要我的室友小范去隔壁宿舍借收录机。没一会儿，小范就把收录机借来了。为显示自己功劳巨大，他竟然懒在自个儿床上不走了。庄小姐一看妙头不对，忙支上一根“箭牌”香烟，说了一大堆好话才把他打发到对面搓麻将的房间里去。

      晚， 文学酒会准时开始，大家便吃边谈，交流着作诗写文心得。不知不觉，几瓶红酒下肚后，大家的话跟着多了起来。说是谈文学交流，其实就是天南地北地乱吹，只要不吹破牛皮就行。

文学是人生追求的美梦，而老酒又是文学路上的美味。“美梦与美味，还有妹妹，哪个魅力最大？”坐在我一边的那位俊弟悄悄问我，帅哥闻之马上抢过话题，说：“世上只有妹妹美，有妹男人才是美，没妹男人没有味。”

    已是夜晚，在酒精的作用下，每个人的脑子都有点飘起来了。大家把桌子搁在另一张床上，开始跳起舞来。我的宿舍不大，就八九个平方，安放着三张床和一个大橱，能用于跳舞的空间实在是太小了。庄小姐早有准备，带来三支蜡烛，灿烂地点上。然后把电灯一关，淋漓地开始跳起舞来。说“淋漓”是因为室外气温高，室内跟着闷热。吊扇开得很大，没一会儿，三支蜡烛全被吊扇的风吹熄了。熄就熄吧！黑灯瞎火下，大家正好可以随慢音乐开心而又无语地跳起贴面舞。

此时，小屋悄悄，世界悄悄，所有的语言滑倒，彼此用手感代替说话，用肌肤感受情感，始终保持着呼吸的畅通。美哉！

    我不会跳舞，美女们几次邀请都被我一一回拒，我一边喝着红酒，一边借窗外朦胧的月色阅读着室内那几个鲜活的灵魂在款款书写着文学梦，那可是人生最美妙难忘的一个青春梦呵！

好梦正在黑夜的小屋忘情进行时，小范敲门进来了，嘴里啷着说是要找东西，可屁股赖在床上却不走了。看来好梦要被他绞断了，庄小姐再次发动总攻战，递上一支香烟，并送上半瓶饮料，可他睁大眼睛瞧着美女们就是不肯抬起高贵的屁股，大有死猪不怕开水烫的味道。看来没治了！大家不理他，只当没这个人存在，继续“贴面”。过一会儿，他终于自讨没趣走了。

    晚十点半，另一位读夜大的室友回来了。灯亮了，酒会舞会结束。JJ家住北边，说是回家没公交车子了，我自告奋勇骑自行车送她回去。

    出门的道还可以，可自行车骑到“共青森林公园”处却不行了，马路在修，路灯又没有，也看不见什么人影，一片漆黑。骑着骑着，没想到地球上有一个坑在等待着我。“哇！”这下惨了，我连人带车一下子摔出好远，差一点分不清东南西北。

躺在潮湿阴冷的泥地上，我酒精沉下去了，脑子特别的清楚。我挣扎地想要爬起来，却一点力气也没有，动弹不得。不好！怕是身上哪个部位骨折了。我一会儿出冷汗，一会儿又出热汗。

    大约过了二分钟，我才觉得自己好动了，连忙爬起来，紧张地叫着JJ的名字。远处，JJ如一团黑影躺在地上，一动不动，我叫了几声没反应。不好，大事不妙，她不会是摔昏了吧？要是真摔昏了那我可麻烦了。我一拐一拐地走到她跟前，还好，她眼睛睁开着。我想拉她起来，可她一个劲地叫“酸痛”。叫“酸痛”不是好事，我就坐在她身边，问她哪里不舒服。还好，没出大事，JJ居然自己坐了起来。这下我放心了，我折回摔跤的地方，找回那只断了手表带的手表。再细看车子，没摔坏，万幸。

    这时，坐在地上的JJ 笑了，说道：“假如十几年之后再回忆起这件事：为了追求人生的文学梦，有一天深夜，有一男一女二个人合骑一辆自行车，摔倒在无人的马路上，那一定是很有意思的。”（据JJ事后说，第二天她没去上班，腰疼了好几天。）

    我回到宿舍，卷起裤角，这才发现膝盖上挫掉一层皮，好生疼痛。半夜里，我热醒了，嘴渴得厉害，想喝水却一口也没有，只好跑到盥洗室，洗了一把脸，也喝下几大口自来水，回到宿舍，把吊扇开大，这才睡着了。

    如今，每每写博，总要想起以前对文学的狂热之爱。那个文学梦；还有那天晚上关着灯，众美女请我跳贴面舞的事。

每个人都有自己年轻的梦，梦是快乐的，但人生苦短。唯有写，唯有博，我们才能把自己一颗浮躁的心安顿下来。谢谢大家读我博文，晚安！

一年一日的植树节又来到了。女儿说学校里要开展捐花献爱心活动，让我摸几个小钱买盆花意思意思。说起植树节的献爱心活动，倒让我想起我在读财会专业时发生的一件事。

那年，植树节到来了，学校里特地开展一次“爱我学校——献你好花”活动，要求每个学生献一份爱心，拿一盆花到学校来。我是政治面貌较好的学生，自然决定要表示一下。如何表示我的爱心呢？可惜家门口那块小地上种的好花实在不多。月季太好了，不能送，送到学校第二天准会被别人偷走。那就送菊花吧！菊花成本低，送出去不成问题，母亲也不心疼。

没想到的事发生了，第二天我准备去学校时，一件十分可惜与不幸的事降落了，被我无限看好的这份上等贡品——菊花，却让家里养的母鸡给啄坏了。菊花就剩杆子了，叶子全没了，就象一个光头男孩。这鸡也真是的，什么花不能啄，非要啄坏我的菊花，害得我的爱心计划全被打乱。我气上心来，从橱柜里找出一把刀，想把那不争气的馋嘴母鸡给宰了。

妹妹忙说：“杀不得！这鸡每天还要给我们下蛋呢！杀了就没蛋可吃了。你实在要献爱心，那就拿几个鸡蛋去学校表示一下吧！权当我少吃了几个荷包蛋。”

没办法！我只好空手去学校。空手去学校的还有我的要好同学尹伊。尹伊也是一脸的无奈，他很想表示一下爱心，可真不巧，就在前几天的一个雨夜，有一几个小偷用剪刀剪开他家的围墙铁丝网，偷走了他家整整一黄鱼车的盆景花树。他的父亲已向派出所报案了，但没用，大海捞针。尹伊现在只能望“花”兴叹。

好在献花的同学不多，大多数同学以住读不回家为由，表示下一次的植树节再来参加活动。还有一位同学也想表示一下，买一盆无名花献上，无名花已相中。不过，第二天他又声明说：“买花的钱昨晚让他不小心让酒水给冲走了！”

为献爱心，我和尹伊心不甘，特地到马路边上和杂草丛生、无人踏走的地方去寻找，看看是否有野花可采，作一份爱心大拚比。不过很失望。我们俩沿着军工路的铁路走了很长一段路，就是没看到一枝可供观赏的花。尹伊直叫累，原本与我出来的目的是想找回他家失踪的盆景，现在可好，他跟着我到铁路上去找，两手只能空空而归。

尹伊的嘴里一个劲地吐着“上当”这个词儿。对此，我觉得好笑，但不敢笑出声来。因为他这情形就象一只被草绳扎住的大闸蟹，不断地吐着泡沫。

到底是上谁的当？是小偷的当还是我的当？在此，我要声明：为爱心行动，我才穿铁路、过小桥，爬土坡，寻找鲜花异草的。尹伊要是早说一步，我一定会改变方向，去新村的各处角落去找找。不过，小偷也不会将赃物放在自家的阳台上，一定是转手卖掉了。

嗨！植树节那天真是白忙一场，一点没收获，爱心跟着泡汤了。

每天，我走过复旦大学大门，总要向马路对面拉着的一条无比醒目横幅投掷一眼。那是街道派出所响应市警局的行动而挂出的一条宣传条幅。上面端端正正写着：“狠狠打击违法范围活动！”

此时，我心头上总是要一阵狂喜：“哇！派出所要动真格了！要向社会上所有的违法之事开刀了！”这太好了，我举双手同意。

这第一刀应该先向那些不遵守交通法规、乱穿马路的行人开刀。这些人过马路向来是一不看红绿灯，二不走斑马线，属于典型交通法规实施细则下的法盲。违法者（违反“交通法规细则”的简称）理应狠狠打击。我说这番话是因为我常出车在外，经常会遇到这些“马路杀手”。当然不是我杀他们，而是他们猛地冲过马路来。若我反应迟钝刹车不及，那就肯定被“杀”了。他们是一个个不怕死的勇士，而我却是一个十分怕死的胆小鬼。

第二刀要向医院开刀。开刀的医生收红包，不收红包的医生不开刀。而且医院里乱收费的现象越来越严重。乱开药方、乱下药、只顾创收不顾病人实情的事比比皆是地发生着。北方不是有个人开了普通一刀，用去了上百万医药费而成为媒体公开披露的事吗？象“长江医院”里一位有位女子前来就诊，医院不给对方先作身体上的检查却狂开药，什么疏通卵管费、子宫保洁费等等，医药费与手术治疗费用去了上万元。病人家属带钱不够，只好再回外地老家去取钱。药下去了，天哪！原来看病人已经有身孕了。不得已，只好打胎。这种极不负责任、违反医药局法规精神的行为就是标准的违法之举，应该狠狠给予打击。

第三刀向学校开刀。现在中小学的学生读书越来越读不起了，这个培训班那个辅导班的，班班都要掏钱。把家长搞得晕头转向不算，还把家长口袋里的钱都掏空了。家长有气无处发，在老师面前还得陪笑脸，回到家里再臭骂孩子：“小子，就是因为你不争气，少拿了几分成绩，现在我要多化出几万元的冤枉钱。”这些下岗工人脸上总是苦叽叽的，抱怨钱来得不容易，每一分钱都是从菜金里省下的。而那些老师则眉开眼笑地对家人说：“现在日子好过多了，年终奖一发就是上万元呵！”嗨！校方乱收费的现象就是违反了教育局明文禁止乱收费的规定。校方违法不得家长人心，要打，而且是严打。

第四刀应该向股市中那些隐瞒实情、虚报业绩，弄虚作假、坑骗股民的上市公司开刀。他们违反了证券交易法，公然挑衅中国证券交易的公正性与合法性。周小川的治理策略太软，不能起到杀一儆百的效果。软功夫没用，现在还是看咱们派出所的铁打之拳如何显法威。顺便也让证监会、以及法院里的同志多休息休息，毕竟他们工作这么多年太辛苦了。

还有第五刀、第六刀。考！这要开的刀还真多呢！可以这样说，每个行业都存在着大大小小的违法违纪行为。派出所这次动真格了，要对三百六十行经营或非经营性质范围里的所有违法活动进行一次公开的、绝无仅有的、沉重打击。这活动真是英明、高见呵！

说起“高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