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今日中南海的北半部有太液池和大宁宫，“太液秋波”为形成于金朝的燕京八景之一。元朝修筑元大都时，将太液池包入皇城之中，在其周围布置了三组宫殿，即大内、隆福宫和兴圣宫。元朝的太液池范围相当于今日的北海和中海。　　

明代 

　　中南海和北海的建筑群最终定型始于明代。明成祖定都北京后，从１４０６年起营建新的皇宫，明朝宫城在元朝宫殿的位置基础上向南移动，因此皇城城墙也随之南移，为丰富皇城园林景观，开挖了南海，挖出的土方和开凿筒子河的土方堆成万岁山（即景山）。北海、中海、南海统称“太液池”，属于皇城西苑。北海与中海以金鳌玉蝀桥为界，中海与南海以蜈蚣桥为界。　　

清代

　　清朝定都北京后，撤消皇城内诸内廷供奉衙署，将西苑大片土地改为民居，同时在北海、中海、南海三海周围设置“内红墙”，御苑范围退缩至内红墙之内。相对政治象征]紫禁城，清帝更喜园居，顺治、康熙、乾隆诸帝均在中南海内兴建殿宇馆轩，作为避暑听政之所。同治、光绪年间，慈禧太后及皇帝按礼制在十二月从颐和园移居紫禁城时，也多在中南海内居住，仅行礼时前往紫禁城。戊戌变法失败后，慈禧太后曾将光绪帝囚禁于南海中的瀛台。

　　１９００年义和团运动时期，八国联军入侵北京，中南海成为俄军驻地，苑内文物陈设被掠一空，八国联军总司令瓦德西占领北京后，居住于中南海仪鸾殿。溥仪即位后，曾在中海西岸集灵囿修建摄政王府。　　

中华民国时期 

　　１９１２年中华民国成立，清帝逊位后，中南海被袁世凯占用，成为北洋政府总统府，袁世凯称帝时期，中南海曾改名“新华宫”，同时宝月楼拆外墙，更名为新华门。从此，新华门取代西苑门成了中南海的正门。此后中南海又先后被用作北洋政府的总统和总理办公地，以及张作霖的“帅府”。国民政府迁都南京后，中南海作为公园对民众开放。抗日战争结束后，国民党接管北平，将国民党军委北平行营设在中南海。解放军和平进驻北平前夕，华北剿匪总司令傅作义搬进中南海办公。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 

　　１９４9年后，中南海成为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的驻地和部分国家领导人居住的地方，老式建筑多处被拆除或改建。入住中南海的多为重要的领导人物，如毛泽东、华国锋、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等。因此，中南海成为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高层的代称。中南海目前不对公众开放参观。１９７７年至１９８５年曾对公众开放南海的部分景观，包括丰泽园、瀛台等。

建筑特色

中海 

　紫光阁位于中海西北岸，位于中海西岸北部，阁高两层，面阔七间，单檐庑殿顶，黄剪边绿琉璃瓦，前有五间卷棚歇山顶抱厦。后有武成殿。面阔五间，单檐卷棚歇山顶。明武宗时为平台，台上有黄瓦顶小殿。明世宗时废台，修建紫光阁，清康熙时重修，成为皇帝检阅侍卫比武的地方。乾隆二十五年（１７６０）和四十年（１７７５）两次增建，悬挂功臣图像及各次战役挂图，并陈列缴获的武器。同治十二年（１８７３）六月初五日，同治帝在紫光阁接见了日、俄、美、法、荷、英六国使臣并接受了他们递交的国书，这是清朝政府第一次正式接见外国使臣。１９４９年后改建为国事活动场所。阁后有武成殿。面阔五间，单檐卷棚歇山顶。

　　万善殿位于中海东岸，明代为椒园。原名崇智殿，清顺治时改为现名，殿内供奉三世佛像。万善殿后有千圣殿，上为圆顶，殿内供奉七层千佛塔。殿额“普度慈航”，殿内供奉佛像。传说顺治帝体弱多病，加之国事缠身，遂信佛成迷，有了出家为僧的念头，后经孝庄皇太后劝阻未成。兴修万善殿，是笃信佛教的顺治帝为他钦佩的名僧所建。

　　水云榭位于万善殿以西，是居于水上的凉亭。在凉亭内观望水云榭四周的风景，视野宽广，云水和亭台楼榭谣相辉映。亭内石碑上镌刻着乾隆帝的手书“太液秋风”，是著名的燕京九景之一。

　　摄政王府位于中南海西北角，北西两面临墙。原位于西苑墙外，光绪十一年扩建西苑时将此地圈入中南海，并将位于原址的蚕池口天主教堂迁往西什库。慈禧太后拟在此修建新园林“集灵囿”，但一直未开工。１９０９年将此地拨给摄政王载沣，修建摄政王府。摄政王府规制同旧醇王府（北府）相似，包括中路、东路、西一路、西二路、西花园，工程耗银２０６万两。１９１１年清朝覆灭时王府仍未竣工，后改为国务院办公地，1918年后先后成为徐世昌的总统府、陆军部和海军部、北平市政府。１９４９年后改为国务院办公区，１９７０年代末大规模翻修中南海建筑时曾计划将摄政王府落架大修，但发现建筑质量非常低劣，地基松散，木柱间裂缝用碎砖填充，已无法保留，只得拆除。现存正门和正殿，为会议室。周恩来曾居住于西花园内的西花厅，也加以保存。

　　勤政殿曾经是中南海的正殿，位于中海与南海之间的堤岸上，正门德昌门即南海的北门。坐北朝南，共有五开间。康熙皇帝题殿额为“勤政”。戊戌变法时，光绪皇帝在这里办公，处理有关变法改良的国家大事。原建筑在民国初年已被拆除，仅存地名，遗址处另外建造了一幢房子。　

南海 

　　南海位于中海之南，以蜈蚣桥为分界。南海的主要建筑都集中于瀛台。瀛台上有着金碧辉煌的亭台宫殿，是清代康熙、乾隆、光绪和慈禧太后的主要活动场所。及至清末戊戌变法失败，光绪皇帝被慈禧太后囚禁于瀛台，这座热闹一时水中岛屿日趋冷清，后来光绪皇帝死于瀛台的涵元殿中。

　　新华门中南海正门，位于西长安街上，为两层楼房，面阔七间，下层中央三间为门洞。卷棚歇山顶，绿剪边黄琉璃瓦。新华门原为乾隆时期建造的宝月楼，辛亥革命后，袁世凯改楼为门，并以“新中华民国”之意取名为“新华门”。同时在门内修建影壁，拆除门外清真寺，在长安街对面修筑花墙挡住破烂民居，并将义和团运动时被焚毁的端王府一对石狮移于门前。新华门两旁八字影壁墙上有“伟大的中国共产党万岁”、“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万岁”的标语。门内影壁题字为毛泽东手书“为人民服务”。

　　新华门原为宝月楼，建于乾隆二十三年（１７８９），乾隆皇帝还为上下各有三间房的宝月楼题写了“仰视俯察”的匾额。

　　传说宝月楼是乾隆皇帝为讨得香妃的欢心而建。香妃入宫后思念家乡终日闷闷不乐，乾隆皇帝就建了宝月楼，还在楼对面建了回营和清真寺等回人生活的街市，使得香妃登楼就可见到家乡景色。后来皇太后得知此事，暗中缢死了香妃。这段传说虚构的成分居多，尽管如此，后人还是由此衍生出了一些动人的故事。

　　宝月楼原本不与外边相通，及至民国初年袁世凯任大总统时，把中南海作为他的总统府，还将宝月楼改建成总统府大门，更名为新华门。从此，新华门取代西苑门成了中南海的正门。

　　瀛台明时称“南台”，清朝顺治康熙年间在岛上修筑大量殿宇并改为现名。瀛台岛北有石桥与岸上相连，桥南为仁曜门，门南为翔鸾阁，正殿七间，左右延楼１９间。再南为涵元门，内为瀛台主体建筑涵元殿。由于岛上存在坡度，该殿北立面为单层建筑，南立面则为两层楼阁，称“蓬莱阁”。涵元殿北有配殿两座，东为庆云殿，西为景星殿；殿南两侧建筑，东为藻韵楼，西为绮思楼。藻韵楼之东有补桐书屋和随安室，乾隆时为书房，东北为待月轩和镜光亭。绮思楼向西为长春书屋和漱芳润，周围有长廊，名为“八音克谐”，及“怀抱爽”亭。戊戌变法失败后，光绪帝曾被囚禁于瀛台。袁世凯称帝后亦曾将副总统黎元洪软禁于此。瀛台现为举办宴会及招待活动的场所。

　　翔鸾阁位于瀛台北部，建于清代康熙年间，是瀛台的正门。翔鸾阁坐南朝北，高两层，左右共有房十四间，左右延楼共有房三十八间。

　　涵元殿位于翔鸾阁之后，为瀛台的正殿。此处是清皇室在瀛台游玩和摆宴的主要活动场所；康熙和乾隆时，这里又是皇帝宴请王公宗室和大臣权贵之处。涵元殿的热闹风光随光绪皇帝死于此处而消逝。

　　丰泽园在瀛台之北，康熙年间建造，曾为养蚕之处。雍正年间皇帝在举行亲耕礼之前在此演礼。丰泽园内主体建筑为惇叙殿，光绪年间改名为颐年殿，民国时改名颐年堂，袁世凯曾在此办公。１９４９年后改为会议场所。颐年堂东为菊香书屋，为毛泽东居住地。丰泽园西有荷风蕙露亭、崇雅殿、静憩轩、怀远斋和纯一斋，荷风蕙露亭北为静谷，为一座幽静的小园林。静谷再北为春耦斋，民国时为总统办公处，1949年后改为会议及娱乐场所。

　　静谷位于丰泽园西侧，是个自成一体的园中之园。园内的主要建筑有长廊、春藕斋和桂秀轩。　　

怀仁堂位于丰泽园东北，原为仪銮殿旧址。仪銮殿于光绪时用六年的时间建成，慈禧太后迁入居住并在此殿召见大臣并处理政务。戊戌政变之后，慈禧太后把从事过变法维新的光绪皇帝囚禁于瀛台，自己就在仪銮殿亲自训政，使得仪銮殿取代了紫禁城成为实际意义上的政治中心。八国联军统帅瓦德西曾在此居住，其间不慎失火，将殿烧毁。慈禧太后后另在中海西岸修建新仪鸾殿，后改名佛照楼，袁世凯称帝前改名怀仁堂，用于办公。１９４９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拆除原建筑，修建中式屋顶的两层楼房。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在这里举行过若干重大会议。

　　勤政殿位于中海与南海之间的堤岸上，正门德昌门即南海的北门。原建筑在中华民国初年已被拆除，仅存地名。

　　淑清院位于南海东北角，为乾隆时修建的小型园林，风格类似北海公园静心斋。园内有“流水音”亭、葆光室、蓬瀛在望殿、云绘楼、清音阁、日知阁、万字廊、双环万寿亭等建筑，１９４９年后将双环万寿亭移至天坛公园，并拆除部分古建，修建卫戍部队营房及办公人员宿舍。

　　顺治帝早逝，康熙帝奉母命多次到五台山朝圣，民间便有了顺治皇帝其实未死，而是到五台山出了家的传说，由此还演义出许多精彩的文学作品。

　　补桐书屋是太湖石上的一个小院落，院内南屋名补桐书屋，北屋名随安室。康熙年间，身为贝勒的乾隆就在这里读书。当时院中有两株老桐树，其中一株因病枯死，后又补种一株。枯死之树用其材制成四琴存在屋中。北屋的随安室之名，就是取其随遇而安的意思。

 中南海位于北京市西城区。现在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中共中央书记处和中共中央办公厅等重要机关办公所在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许多党和国家领导人>也住在这里，被视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高层的象征。中南海占地100公顷，其中水面约50公顷。

    为纪念中山先生遗体暂厝之地，当时国民政府在普明妙觉殿立“总理纪念堂”，在金刚宝座塔石券门石塔立“总理衣冠冢”。１９４９年后，人民政府重修碧云寺，复命名为“孙中山纪念堂”（孙夫人宋庆龄题写堂名）和“孙中山先生衣冠冢”，供后人瞻仰。

    1924年10月，奉系军阀的张作霖和直系将领冯玉祥联合推翻曹锟为总统的直系军阀政权。冯玉祥、段祺瑞、张作霖先后电邀孙中山北上共商国事。孙中山接受邀请，并提出废除不平等条约、召开国民会议作为解决时局的办法。11月，离广州北上，先抵上海，再绕道日本赴天津。12月底，扶病到达北京。

 
1925年3月12日，因患肝癌在北京逝世。逝世前夕签署的遗嘱，包括《国事遗嘱》、《家事遗嘱》和《致苏俄遗书》三个文件。在国事遗嘱中，他总结了40年的革命经验，得出结论说：“必须唤起民众，及联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之民族，共同奋斗。”发出了“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须努力”的号召。指出，要按他“所著《建国方略》、《建国大纲》、《三民主义》及《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继续努力，以求贯彻”。在家事遗嘱中，说明将遗下的书籍、衣物、住宅等留给宋庆龄作为纪念，要求子女们继承他的革命遗志。在致苏俄遗书中，阐明他实行三大革命政策，坚持反帝爱国事业的坚定信念，表示“希望不久即将破晓，斯时苏联以良友及盟国而欣迎强盛独立之中国，两国在争世界被压迫民族自由之大战中，携手并进，以取得胜利”。1929年，遗体由北京移葬南京紫金山。





 

北上津京立志革命

1894年初，28岁的孙中山在家乡翠亨村起草了八千余字的《上李鸿章书》，主张实行改革，使之“人能尽其才，地能尽其利，物能尽其用，货能畅其流。”实现祖国富强。并于7月，在郑观应、盛宣怀等人的帮助、介绍下，孙中山与陆皓东千里迢迢由广州经上海赶到天津觐见李鸿章。然而，李鸿章看不起这位青年人，拒绝接见，孙中山的建议未被采纳。美好的愿望与热情，遭到无情的冷落后，孙中山与陆皓东来到北京观察清廷。他们看到、听到的是清王朝一幅幅丑陋和败落的景象，联想起中日甲午战争的惨败，孙中山倍感愤慨。为实现救国救民的远大抱负，他毅然放弃了改良主张，与清廷决裂，走上了推翻清王朝的革命道路，同年11月在檀香山成立了第一个民主革命团体“兴中会”，提出“驱除鞑虏，恢复中国，创建合众政府”的进步主张，进而又发展为“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平均地权，建立民国”的革命纲领。

视察北京宣传民生

1912年4月，孙中山辞去大总统后，为调和南北的政见冲突、稳定政局、宣传民生、发展经济、巩固民国，实行共和，他再次来到北京。孙中山的到京，受到北京民众的热烈欢迎。他们涌向北京前门火车站，争睹领袖风采。

孙中山这次在北京的首要任务就是与袁世凯会谈。这是调和南北冲突，实现政局稳定的关键。孙中山与袁世凯针对国家大事共进行了13次谈话，既涉及当时南北统一，要求袁到南京就职等敏感的政治问题，又广泛涉及到经济、社会、外交乃至政府组阁等诸多方面。其中特别提出，追究袁世凯派人杀害辛亥革命首义功臣张振武一事。

孙中山以民国国民的身份，在京利用各种场合大力宣传民生主义的主张，宣讲兴办实业、发展民生，利用外资兴建铁路的政策与设想。这些构想对我们当今的现代化建设，仍有重要的借鉴作用。

在京的各政治机关和各党派、团体组织纷纷举行欢迎会，聆听中山先生的教诲。仅在湖广会馆孙中山演讲就多达五次。8月25日，孙先生在这里主持了中国国民党成立大会。会上孙中山被推选为该党理事长，并演讲近2个小时，宣传他的三民主义。国民党的成立是维护民主共和制度的一项重大举措，以孙中山为代表的革命党人在政治上坚持进步，实现了在中国实行政党政治的目标。

自8月24日至9月17日在京的25天里，孙中山先后到过铁狮子胡同的总统府、湖广会馆、石大人胡同的迎宾馆、金鱼胡同的那桐宅府，万牲园(动物园)和畅观楼、雍和宫、六国饭店、广济寺、铁门胡同安庆会馆、灯市口教堂、十三陵、南口火车站、清河制呢厂等地方，视察民生，进行革命宣传。

为求统一抱病进京

1924年国民党一大召开以后，国民党的改组、实行第一次国共合作和联俄、联共、辅助农工的三大革命政策的确立，使民主革命再次出现高潮。这年10月，爱国将领冯玉祥发动“北京政变”，推翻曹锟政府，邀请孙中山北上共商国是。面对北方发生的变化，孙中山为迅速实现全国的和平统一，毅然抱病又一次入京。

他在《北上宣言》及北上沿途的演讲中指出：对外要消灭帝国主义在华势力；对内要消灭军阀势力。要求召开国民会议，解决时局问题；废除一切不平等条约，使国家完全独立。

1924年11月13日，孙中山在夫人宋庆龄等人的陪同下，扶病登上“永丰”舰，自广州黄埔军校出发，先到香港，换乘日本“春阳丸”于17日到上海法租界外滩登陆，即赴莫利爱路寓所休息。为尽快北上，孙中山又于22日，乘“上海丸”离沪赴日本，30日由日本改乘“北岭丸”赴天津，12月4日，抵达天津大沽，北上一路都受到当地民众的热烈欢迎。孙中山在天津肝病严重发作，但他仍抱病同各方人士商讨国是。在津的26天中，病情日益恶化，为不负各界的期待及方便就医，孙中山启程赴京。对此，中国共产党也发表声明，热烈欢迎中山先生北上。

1924年12月31日下午4点30分，孙中山乘火车到达北京前门火车站。当时北京的天气很冷，但早已等候的北京民众、学生等十余万人，向中山先生表示欢迎。中山先生忍住疼痛步行下车，含笑答礼，然后乘车前往北京饭店506号房下榻。其他随行人员进驻铁狮子胡同行馆。在北京饭店的26天里，中山先生关心着时局的发展也与病魔顽强地抗争。

1月20日，孙中山的病情加重，体温高时41度，低时27度极不正常。25日已不能进食，26日下午3时，孙中山被送进北京协和医院治疗。经诊断已经是晚期癌症无法手术，医生决定给孙先生做镭锭治疗，当时这是一种比较先进的方法，然而，经过两天的治疗毫无见效。

2月18日，在宋庆龄和医生的陪护下，孙中山被救护车送至铁狮子胡同5号(今张自忠路23号)行辕。在这里孙先生改用中医治疗，中山先生本来也是医生，他深知自己的病情十分严重，但他仍念念不忘救国大业，要求召开国民会议，废除一切不平等条约，反对段祺瑞主张的善后会议的召开。

鞠躬尽瘁伟业常存

2月24日，中山先生病危，同志们都感到很悲痛，遂由汪精卫、孙科、宋子文、孔祥熙四人出面恳请中山先生立遗嘱。经综合先生口述的意思，汪精卫在先生病榻前拟就国事遗嘱和家事遗嘱各一份，当孙先生准备签字时听到夫人宋庆龄哭得很伤心，便决定改日再签。另一个写给苏联政府的遗嘱，是由鲍罗廷、陈友仁、宋子文、孙科笔记完成。

3月11日，中山先生的眼睛已开始散光了，中午大家把这三份遗嘱呈给先生，儿子孙科取下随身佩戴的牛角钢笔递给先生，因先生的手力很弱，握笔有些颤抖，宋庆龄含着眼泪用手托着中山先生的手腕帮他在《国事遗嘱》和《家事遗嘱》上签写：孙文3月11日补签。

孙中山在签完这两份遗嘱后，英文秘书陈友仁又将《致苏联政府遗嘱》呈给孙中山，由宋子文再念一遍，孙中山听过之后，用英文签上名字：孙逸仙。弥留之际的孙中山挣扎着喊出：“和平……奋斗……救中国”。1925年3月12日上午9时30分，孙中山与他亲手缔造的共和国和热爱他的人民永别了。

周自齐

周自齐

顾维钧 照片

冯玉祥(1882.11.6～1948. 9.1)，字焕章。原籍安徽省巢县，一八八二年出生在河北省保定附近的一个贫苦农民家庭里。因家境贫寒，十一岁时，他即在清朝军队挂上了名，随后不久，中途辍学，投身兵营。

 一九一一年，武昌起义爆发，冯玉祥在滦州任第二十镇第四十协第八十标第三营营长，举兵响应，并任义军参谋总长。后因兵败，被递解回籍。 
  辛亥革命后，窃国大盗袁世凯篡夺了革命领导权，继而阴谋恢复帝制。冯玉祥积极地参加了倒袁的革命运动。一九一五年，蔡锷据云南组织护国军，出兵讨袁。冯玉祥虽在袁的新军中任职，非但拒与护国军迎战，且与蔡锷暗中联络，后又参与组织了四川独立，与护国军联为一体，挫败了袁世凯称帝的阴谋。
  袁世凯死后，黎元洪继任总统。冯玉祥被免去旅长职务，贬为保定府第六巡防营统领，以削其兵权。一九一七年六七月间，张勋率兵进紫禁城，演出了一场复辟的丑剧。冯玉祥闻讯，即率领旧部，与其他部队一起，奋起讨伐，攻破北京，驱走了张勋。随后，冯仍任旅长职务。第二年，在武穴，冯玉祥通电全国，反对内战。段祺瑞闻讯，令免冯职，冯拒不从命，与段抗争。

 

 

   一九二二年，冯玉祥被擢升为陆军检阅使。其时，曹锟贿选总统，祸国殃民。冯即与部将协商，起兵讨伐曹锟和吴佩孚，并任国民军总司令。之后不久，冯玉祥力排众议，派兵将清废帝溥仪驱逐出皇宫，称快人心。接着，冯又提出了迎接孙中山先生北上的主张。在这之前，孙中山先生曾数次致书于冯，并赠所著三民主义、建国大纲等书，使冯玉祥深受教益，逐渐成为孙中山先生的忠实信徒。遗憾的是，孙中山先生北上时，冯玉祥已出任西北边防督办，而未能与孙先生见上一面。

  冯驻兵西北时，有感于国内战祸频起，涂毒民众，遂又一次通电全国，力主罢兵息争。其间，冯即取道蒙古，赴苏联考察，并于赴苏途中加入中国国民党。在十月革命胜利后的苏联，冯玉祥受到了深刻的教益，对孙中山先生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有了进一步的认识与理解。在此期间，国内爆发北伐战争，冯玉祥急驰归国，于五原集结旧部，传檄天下，响应北伐，并被推为国民军联军总司令。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五原誓师”。

  自此之后，冯玉祥与蒋介石换帖结盟，但始终受到蒋的排斥。一九三○年，冯曾与阎锡山等起兵反蒋，没能成功。“九·一八”事变后，全国范围内掀起了轰轰烈烈的抗日救亡运动。冯玉祥在张家口组织了抗日同盟军，起用著名抗日将领共产党员吉鸿昌等，给日本侵略者以有力打击。但是，由于蒋介石政府不抵抗政策的破坏，抗日同盟军孤军奋战，终于失败。冯因是国民党内主要的主战派，和蒋介石政见不合，遂移居泰山，读书习字，借以发泄胸中积愤。

  一九三七年，卢沟桥事起，冯玉祥由泰山赴南京，力主抗日，并出任第三战区司令，后换任第六战区司令。抗日战争期间，冯辗转各地，巡视部队，呼吁抗战，并主持抗日募金运动，为战胜日寇做出了积极的贡献。

  日本帝国主义战败投降后，蒋介石祸心显露，大搞独裁，大打内战。冯与蒋矛盾日深，难以弥合，遂以考察水利为名，出使美国。为了断绝美国的援蒋内战，冯玉祥在美国四处演说，揭露蒋介石统治之黑暗，痛斥美国援蒋之不良行为。在明尼苏达州，他在两个星期内就演讲了二十七次。其反蒋爱国之心，可想而知!

  当时，美国政府内有一些人企图收买冯玉祥，让他反蒋、反共，参与其分裂中国的阴谋。冯玉祥大义凛然地痛斥了这种无耻行径，坚定地表示了拥护“民主的联合政府”的意愿。

  冯玉祥在美国的活动，引起了蒋介石的极度恐慌。蒋宣布开除冯的国民党党籍，断绝了他的财政来源。但冯将军坚贞不屈，毅然决定取道苏联返回祖国，参加新政治协商会议，继续为祖国的民主与和平奋斗。十分遗憾的是，当冯将军乘坐的“波贝达”号轮船驶至黑海途中，突然失火，冯玉祥将军与女公子不幸同罹于难，终年六十六岁。

  正如周恩来总理所说，冯玉祥将军是一位从旧军人转变而成的坚定的民主主义战士。虽然，和所有的历史人物一样，由于政治视野的局限，在他身上不可避免地存在这样那样的缺陷，但是，瑕不掩瑜，冯玉祥将军为中国民主事业的贡献，将是永垂不朽的。一九五三年，党和政府为冯将军在泰山举行了骨灰安葬仪式，毛主席、周总理、朱总司令分别写了挽幛，表达了对冯将军的哀悼和敬意。

 张作霖（一八七五===一九二八）
奉系军阀首领。奉天海城人。胡子出身。一九零二年率张景惠、张作相、汤玉麟投靠清廷，任奉天巡防营统领。民国成立后，任陆军第二十七师中将师长；一九一六年赶走袁世凯的亲信段芝贵，升任奉天督军兼省长。一九一八年荣升东三省巡阅使，成为当时中国最强的大军阀之一，先与直系军阀曹锟联姻，打垮了皖系段祺瑞；后因利害冲突，又与直系交恶，遂爆发了两次直奉战争。于一九二四年秋进驻京、津，控制了北京政府。一九二六年北伐战事兴起，他在北京就任安国军大元帅一职，率北洋余众与北伐军相抗衡，由于京汉线作战失利，华北不宜久留，遂于一九二八年六月宣布撤离北京。因为在对日问题上决不妥协，没有答应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要求，在坐火车回沈阳路经皇姑屯时，被关东军炸死。

段祺瑞字芝泉，安徽合肥人，1865年3月6日出生于六安，数年后迁至合肥。1881年，段祺瑞怀只身前往山东威海投军。1885年，段祺瑞考入天津（北洋）武备学堂炮兵科。两年后，被派往旅顺督建炮台。1888年，段祺瑞到德国柏林学习一年半年军事，后独自留在埃森克虏伯兵工厂实习半年。回国后到威海任随营教官5年。1896年31岁，被调往天津小站，任新建陆军炮队统带、武卫右军各学堂总办，还任过江北提督、湖广总督等职。他与冯国璋、王士珍被称为“北洋三杰”。

　
  
武昌起义后，段祺瑞致电清帝退位。民国成立后，1912年3月段祺瑞任陆军总长。1913年代理国务总理。1915年5月，他因不满袁世凯自为帝制，称病辞职。袁于1916年3月22日被迫取消洪宪帝制，请段复出，任参谋总长。4月，段代徐世昌为国务卿兼陆军总长。6月，袁世凯死，黎元洪继任总统，段任国务总理兼陆军总长，掌握北京政府实权。1920年7月直皖战争爆发，皖军败北，段去职移居天津。1924年10月，奉系联合冯玉祥部打败直系，段被推为“中华民国临时执政”，他召集“善后会议”以抵制孙中山所主张的国民会议。1926年，三一八惨案发生后，辞去所有职务。此后退居天津，自号正道居士。1933年2月，段祺瑞移居上海，1936年11月2日在上海病逝。

    曹锟上台后的第一件事情，就是公布1923年中华民国宪法。支持国会制宪是曹锟在贿选之前与国会多数派达成的协议。曹果然没有食言，在10月10日国庆节就职当天，也就是宪法通过后的第二天，就正式宣布颁行宪法，历经十年风雨的制宪大业终于划上了一个完满的句号。单就内容而言，这部宪法注重对民国建立以来宪政制度实践经验的汲取，特别是在确保国家统一的原则下，遵循联邦制度原理，在政治、行政、财政等方面，尝试构建中央与地方的新型合作关系，创设一种体现中国特色的国家结构形式。后来有学者认为：“但就该宪法本身而言，它综合体现了西方近代宪法理论和宪政原则以及中华民国十年共和历史的政治实践和立法经验。”

    在政体运作方面，依照1912年临时约法的规定，民国实行责任内阁制。所谓责任内阁制是以国务院（内阁）作为行政中枢，国务总理（首相）作为行政首长，通过国务会议处理重要国务，对国会负其责任。所以总统作为国家元首，虽然享有一定的政治权力，但并非实际的行政首长。不过，由于临时约法在责任内阁制度设计上存在严重的缺陷，特别是没有处理好总统与总理的权力关系，所以这种政体制度从一开始运作就困难重重，经常引发总统与总理的权力冲突，此前北京政府领导人袁世凯、黎元洪、冯国璋、段祺瑞等均概莫能外。然而，曹锟却是一个例外。他在登上总统宝座以后，并没有执着于大权独揽，而是按照责任内阁制度的规定，赋予总理相当大的行政实权。曹在一年任期内先后任命过四任国务总理（代总理），基本上能够做到府院和平共处，相安无事。此间内阁的倒台往往都是派系党争的结果。

    议会政治在北洋时期命运多舛，第一届民国国会先后两次遭到非法解散。1922年8月，正是在曹锟、吴佩孚等直系将领支持下，国会得以第二次复会。此次国会复会后存在时间最长，历时二年多。总的来说，此时国会由于内部派系争斗不断，已经呈现出衰亡的迹象。但是在曹锟执政期间，国会仍然以临时会议形式存在，并发挥了一定的监督功能。而曹锟也比较尊重国会的立法权，即使是在一些外交问题上与国会产生意见分歧，一般也只是采取协商方式，并在必要时作出妥协与让步。1924年元旦，考虑到第一届国会众议院议员任期已经届满，曹锟政府还正式颁布下届众议员改选令，规定各省众议院议员在4月中旬举行初选，5月中旬举行复选。民初宪政最后的不幸中断，主要是冯玉祥的北京政变与第二次直奉战争影响的结果，具有一定的偶然性。否则以曹锟等直系人物坚持宪政制度的政治立场，宪政体制至少在形式上勉强维持下去的可能性是有的，中国过渡到初级或有限多元政治模式的可能性也是存在的。

    曹锟在外交事务上，特别是在中苏关于外蒙问题谈判中的表现，非常值得一提。苏俄在成立后不久，在两次对华宣言中宣布废除沙俄同中国缔结的一切不平等条约，放弃沙俄侵占的中国领土及一切特权。但是随着苏俄政权的巩固，在外蒙问题上却不愿公开承认中国的主权，致使中苏恢复外交关系的谈判停顿。曹锟当选总统后，立即任命王正廷为中国政府的全权代表，重启中苏谈判工作。在经历5个多月的艰苦谈判后，王正廷未经北洋政府的同意，擅自与苏方代表加拉罕妥协，于 1924年3月签订了中苏协定大纲草案。草案在涉及外蒙的条款中，给予了苏方一定的特权，默认外蒙不再是中国领土的一部分，严重损害了中国的主权与国家利益。北京政府在获悉草案内容后非常不满，认为王正廷的行为超出授权，属于严重的失职。外长顾维钧将内阁关于草案的反对意见呈交曹锟，曹锟很快同意了内阁的意见，并下令停止王正廷督办中苏交涉，由外交部来接任。曹锟的这一决定立即招致苏方的强烈反对，加拉罕甚至威胁说如果中国政府不在48小时内接受原先的协议，那么必须承担由此产生的一切后果。但是曹锟不为所动，坚定地支持顾维钧的正确意见。后来苏方被迫在外蒙问题上作出让步，中苏才正式恢复了外交关系。

    与直系大将吴佩孚相似的是，曹锟也是一个支持中央集权的武力统一论者。但是由于实力不逮，以及忙于对奉系张作霖的备战，他对当时日益盛行的联省自治运动（省宪运动）只能持容忍态度，放任其自流，这样在客观上促进了地方自治运动的蓬勃发展。联省自治运动高潮期正好出现在曹锟执政期间，当时“省宪运动的潮流，可谓激荡全国。”浙江、云南、四川、广东先后制定出省宪，广西、贵州、陕西、江苏、江西、湖北、福建等省，或由当局宣言制宪自治，或由人民积极运动制宪，联省自治运动获得了极快的发展，为现代中国国体变革提供了丰富的制度实践经验。

    此外，曹锟对专业人才亦相当重视与尊重。时任外长的顾维钧在晚年回忆录中曾提到曹锟在召开内阁会议时，强调顾总长办外交有经验，反对其他直系人物干涉顾的人事任命权。为此，顾给曹锟很高的评价，认为曹锟虽未受过正式教育，但他恢弘大度，襟怀开朗，具有领袖的品格。北洋时代另一位著名职业外交家颜惠庆也在回忆录中指出：“对于北洋军阀，人们尽管可以抨击和蔑视，他们政治野心不小，而知识才干贫乏，但是不可否认的是，他们中有些人很有自知之明，对于一些自己不擅长的政务，放心地交给有经验有知识的人去做，从不加以干涉，更不想独断专行”。这一评价同样适用于曹锟。而颜本人就颇受曹锟的重用，在其总统任期内先后出任过农商总长、代国务总理等要职。

    从曹锟的种种执政表现可以看出，同样是军阀，曹与袁世凯、张作霖的风格截然不同。袁、张同属崇尚威权统治的政治强人，习惯于军人独裁统治，对宪法、国会缺乏兴趣。曹锟的执政方式却是比较温和，也愿意接受民初的宪政体制。正如他在当选宣言上所说：“国家之成立，以法治为根基，总统之职务，以守法为要义。 ”虽然曹本人并不一定真正明了宪政法治的要义，但是至少在短暂的一年任期内，他还是基本遵守了自己当选时的诺言，这一点是后人在对其作历史评价时所不能忽视的。

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日本借口对德宣战，攻占青岛和胶济铁路全线，控制了山东省，夺取德国在山东强占的各种权益。1918年大战结束，德国战败。1919年1月18日，战胜国在巴黎召开“和平会议”。北京政府和广州军政府联合组成中国代表团，以战胜国身份参加和会，提出取消列强在华的各项特权，取消日本帝国主义与袁世凯订立的“二十一条”不平等条约，归还大战期间日本从德国手中夺去的山东各项权利等要求。巴黎和会在帝国主义列强操纵下，不但拒绝中国的要求，而且在对德和约上，明文规定把德国在山东的特权，全部转让给日本。北洋政府竟准备在“合约”上签字，从而激起了中国人民的强烈的反对。从而激起青年们的“五四运动”。

罗家伦

闻一多

许德珩

郑振铎



 

　　原因：辛亥革命后，国家形势越来越乱，一批先进的知识分子开始寻求救国的新出路。

　　时间：1915年9月

　　标志：《新青年》（原称《青年杂志》）

　　主要领导人物：李大钊、胡适、鲁迅、陈独秀等。

　　主要阵地：《新青年》

　　活动基地：北京大学

　　旗帜：“民主”与“科学”

　　精神：打倒孔家店


 

1918年的“公理战胜强权”庆祝活动，是自第一次鸦片战争以来，中国政府和人民在历经半个多世纪的屈辱、压迫后的一次感情释放，当时的北洋政府虽然内部矛盾重重，但在国家建设及管理上，仍然因为胜利而显得雄心勃勃，然而，历史的发展和进步是客观的、科学的，随之而来的“巴黎和会”给了这次庆祝活动一个响亮的回应，那就是“弱国无外交”，但更让北洋政府和各国列强没有想到的是，随之而来的，却是中国人民的一次轰轰烈烈的反帝、反封建运动，它开启了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大门——五四运动。

1918年11月28日，恰逢美国及加拿大传统节日感恩节之际，北洋政府召开大会庆祝胜利，在故宫太和殿举行盛大的中外军队阅兵式，并鸣礼炮108响.




 



 















 

　徐与袁一样，即想政治有作为、也有爱国热情，（袁至少在青年时代不失为一个爱国者）徐在翰林院时曾因甲午战败，与数十名同事联合弹劾李鸿章.也参与了早期的维新运动.徐世昌值得大书一笔的一件事就是５１岁时朝廷任徐世昌为钦差大臣，东三省总督兼管东三省将军事务.徐世昌在东北三年干了许多有利于国家民族的事情:
东北三省为清廷皇家之发祥地，因而具有特殊的重要性；至清末，在徐世昌上任时，东三省在十年之内连遭俄、日两强三次大洗劫，国土大片沦丧，几乎成了两强的殖民地，民办凋残，疮痍满目。
亡羊然后补牢。为谋挽救，１９０６年清廷派载振、徐世昌（皆为军机大臣）赴东北全面考察，并要求对症下药，提出解决方案. 经两个多月数千里路跋涉，徐世昌向清廷提出了《通筹东三省全局疏》，洋洋十万余言，此时徐对治理东北，已成竹在胸. 　　
徐世昌一到任，首先针对其不治之原因--“以治兵之职，而辖管理民事之官，所务不同，利害亦异，隔阂既甚，牵制斯多，其终乃无一利之能兴，无一弊之不出”--实行政治体制改革，确立总督一人负责制，“举三省全部应办之事悉以委之”，“以一人之力总集群策，复以全国之力倾助车隅之地”。设行省公署，所属各司与督抚一起共同办公，“事则公商，移则会画”，简化办事手续，提高工作效率，从而建立起高效率决策机构和运行机制，同时也适应了晚清推行新政的要求。他强调值此非常之地、非常之时，非改革无以图存。　　为惩治腐败，更新吏治，徐世昌还推行了一系列具体政策，付诸实施。与此同时，他还大力招贤，尤其重用具有真才实学的留学归国人才，并向全国招揽第一流的时务人才，使东北三省“一隅之地，人才济济”；对贪官污吏则严厉打击，杀一儆百。上任数月，即查清并处理案犯数十起。其雄才大略，可见一斑。
　　徐履东北之初，财政困窘，入不敷出。他按照以兴办实业为中心，与列强进行商战，富省、强兵、御侮的思路，政弦更张，推行新财政政策，概括为：设立银行，多开商埠，聘用洋员，引进外资，但不设租界，确保主权。在农业方面，鼓励利用“地势广衍、土脉膏腴、雨量充足”之优越自然条件，发展粮食畜牧业.
　徐氏赴东北之前，当地因气候偏寒，农民尚不知种植小麦。经过考察，徐世昌积极倡导种麦，并向种植者提供国内及日、美良种，复“首弛粮食出口之禁”。“三年之后，东北遍地皆麦，自给而外，兼资运营。至今三省之民奉公（徐氏）为麦之先农”。他还从澳洲引进良种羊和拖拉机，对促进东北农牧业近代化的进程起了重要作用。

　　徐世昌还积极发展工商业，重视科、教。为改造满清八旗子弟的寄生生活，专门设厂办校以“化其气质”，使“八旗人才不可胜用且不必再为筹出路也”。他还抓了清剿土匪、移民屯垦，筹边安氏，修铁路，通电话……都是功德无量之举。
　　徐世昌督东北仅两年，东北面貌焕然一新，清廷亲贵载涛“自欧考陆军归国，经奉天（今沈阳）见马路、电灯、军警无不备具，街市焕然一新，乃宿公署，俨然欧式，益服世昌新政经画，非它省疆吏所及。还朝即力荐其值枢府焉。”世人称东北三省新政为“徐世昌新政”，徐亦为此而自豪。
　　在应对日俄侵略方面，徐在上任前与时任北洋大臣的袁世凯设定的外交方针，一是“以保卫主权为第一急务”；二是“在具体交涉时，为了在主要问题上达到我们的目的，在次要问题上让步也许会复得必要''.
　徐世昌对日本明目张胆的侵略行径予以坚决反击：“必示人以不可攻，而后人不攻；必示人以不可欺，然后人不欺。”在卫护领土主权等原则问题上据理力争，寸土不让。
　一次，日人在图门至六道沟９０余里钉立木桩，暗将我国领土划入韩界（韩界为日侵占）徐令吴禄贞带人连夜拔去，并记上华名里数，钉立标识，使日人目瞪口呆.
　徐世昌任用与日交涉“着为功劳”的吴禄贞为解决“界务问题”督办，有效地遏制了日本蚕食中国边境领土的阴谋及“满州政策”的推行。
　 徐世昌在与沙俄侵略方针所进行的针锋相对的斗争中，同样取得了“已无余憾，为之欣慰”的结果。
　　 徐世昌在东北实施近代化建设，使东北开改革之先河，在推进全国近代化进程方面，确实功莫大焉。
　　徐世昌还与袁世凯共同推出了中国最早的巡警制度，对巩固国本、防止外患、民安其业所起的积极作用，亦应予以肯定。徐世昌在任邮传部尚书时，采取雷厉风行的手段，为中国铁路、电力、邮政、航运等事业的发展，也起了很重要的作用.
    徐世昌和袁世凯早期关系密切,但在袁世凯称帝后,他们还是分道扬镳了.此前，徐世昌曾极力反对袁签订卖国之二十一条，并“罢工”十余日。徐、袁裂痕从此产生。徐世昌在袁称帝后即已料定他皇帝瘾过不长,此时再不分道杨镖，那就得同流合污，也背上千载骂名。还是三十六计，走为上计的好。后人曾提出疑问：以徐之才干与声望，在辛亥之年，何不自出统兵与南方周旋？其清廷信任（超过信袁），绝对会让徐总统北方兵马；其二，徐在北洋诸将中亦有威望，袁不得出，必唯徐与首是瞻；其三，不难与南方组成联合政府。如此，民国第一任大总统则非徐莫属，以后也不政出现南北纷争、复辟倒退之局。
　　然而，徐世昌毕竟只是徐世昌，他之所以甘愿将千载良机拱手让人，甘为人后，一定也经过深思熟虑。非不能也，是不为也。如出此举，由自己逼退清帝，是为不忠；撇开老袁，是为不义；知而为之，是为不智。再则徐生性稳重，当条件基本具备时，方能放手一博，为在东三省时；风险太大之高则宁可观望，他绝不是那种“宁为鸡口，不为牛后”之人；他的人生信条恰恰相袁相反。故而政见一致时，能刚柔相济，优势之补，相得盖彰，而一旦政冗相左，又不能撕破脸皮，便只能自谋后路，明哲保身了.最根本的徐世昌终究只是个书生.
１９１８年，在选举民国第二届总统之际，段祺瑞、冯国璋相持不下，一向两面讨好的徐世昌遂作为“理想人选”，得任总统。徐居然还请示早已退位的溥仪，“得其恩准”。徐此举意图前清遗臣之好感，但仍然有人讥讽他：“以清太傅而仕民国，早已可见其人！”想面面俱到，往往适得其反；两面讨好，弄不好两面得罪。徐世昌活得也真够累。
　　徐世昌当总统的第一件大事，便是谋求南北和解，结束内战，为此使出浑身解救，但都无甚效果，无非拖延时间，１９２２年终于暴发了直奉大战。得胜的直系并不感谢徐“一边倒”的支持，在曹锟一再逼宫之下不得不恋恋不舍地离开总统府，迁居英租界，既结束了他五年的总统生涯，也从此结束了他从政４０余年的历程。
在总统的位置上徐世昌并未干出什么惊天动地的大事业,但却做了许多有利于中国文化的事情.
比如:1920年，徐世昌批准中国第一家民营“海黄化工研究社”成立。比如:1917年，徐世昌正式提倡发展中国的“两馆”事业，教育主管部门先后公布了《博物馆条例》、《图书馆章程》。而“美国式之两馆观念”，全由天津开始，此中观念“逐渐靡布全国”。比如:1918年，徐世昌批准中国的一所国立美术学院---北平美术学院在北京成立，为天津专门培养了一大批中、小学美术教师。徐世昌另外一件要大书一笔的就是他充满爱国忠贞精神的晚年.
１９３７年“七七”事变发生，徐世昌非常担忧国家民族的前景，一天，故友曹汝霖来访。在谈及时局问题时，曹汝霖却说：“南京政府英美派当权，压制日本在华势力，使日本在中国的权利受到损失，日本被迫无奈才出兵与中国打仗。总统（指徐世昌）此时如能出山，与日本订立亲善条约，日本即可撤兵。”听了这番话，徐世昌明白曹汝霖是在为日本侵略者当说客，劝自己当汉奸，出面维持日本统治中国的局面。他不禁怒火中烧，断然拒绝道：“老朽年过八十，体弱多病，早就不过问政事，对此没有兴趣，你们另请高明吧''.曹汝霖碰了个硬钉子，只好灰溜溜地告辞离去。徐世昌当即吩咐门房：“以后曹汝霖如果再来，就说我不在家。”从此以后，徐世昌称病，闭门谢客。
    这时，日本侵略者考虑到徐世昌是北洋元老，资历甚高，又当过总统，富有政治经验，是出任华北伪政权首脑的最佳人选，因此决意继续争取他。于是，日本人打算从徐世昌的内侄徐一达身上找突破口。
徐一达当时在北京做事。伪天津市长潘毓桂派自己的秘书柯昌泗到北京去游说徐一达。柯昌泗对徐一达说：日本军方想请徐世昌担任华北的领袖。如果徐世昌答应出山，就把北京市长一职安排给徐一达。像伯父一样具有爱国心的徐一达，婉言拒绝了柯昌泗的要求，并将这一情况转报于伯父。徐世昌对徐一达的爱国举动颇为赞赏，并叮嘱他立即避开京津地区，以免被日本人要挟，于是，徐一达南下上海，并在上海住了一年多时间。
然而，“有耐性的”日本侵略者仍然坚持拖徐世昌下水。１９３８年初，日本侵略军板垣师团长和大特务头子土肥原贤二大佐，分别约请徐世昌见面，但徐世昌却托病不出。无奈之中，日本人又派徐世昌的门生金梁等人前往游说。金梁是宗社党主要成员，在伪满洲国任职。他们抬出末代皇帝溥仪来压迫徐世昌就范。金在徐世昌的客厅面见老师之后，急切劝告道：“承板垣师团长和土肥原大佐的委派，来拜见老师，请老师先出任华北领袖。一俟部署就绪，再请宣统皇帝到北京正位、老师千万别失掉这个千载难逢的机会。”
      徐世昌曾经是清朝重臣，一向对宣统帝很尊重。在宣统帝逊位后，他对清室经费、待遇等一直悉心照料。所以他在清朝遗老中素有“眷念故主”之名。但是，此时此刻，徐世昌清醒地认识到，这是关系到民族利益、国家主权和个人名节的大是大非问题，自己决不能只图忠于旧主而有丝毫的让步。因此，他严正地拒绝道：“我年岁已高，精力不济，决不再有出山之想！”金梁加重了语气劝说道：“我们来这里不是为别的，而是为了老师的晚节。人人都有个晚节，还望老师明白这一点。”徐世昌气愤已极，双唇颤抖，厉声说道：“你们知道什么是晚节？贪于个人一时利益，出卖国家民族，违背天理良心，这算是晚节吗？你们太浑！”说罢，拂袖上楼。
此后，日本侵略者也不再打徐世昌的主意了。
   １９３９年春，徐世昌患膀胱炎，医生建议到北京治疗，徐世昌因怕被日人劫持，坚持不去，遂病逝。终年８５岁。当时的国民政府下令褒扬：徐世昌，国之耆宿，望重群伦。比年息影津门，优游道素。寇临华北，屡思威胁利诱，逞劂阴谋，独能不屈不挠，凛然自守，亮风高节，有识同钦……
    综观徐世昌一生，他当然不是一个革命家，政治品德上也算不上完美，但他承袭了中国传统知识分子的优良精神风貌，学识广博，推行新政，热爱国家，坚持和平，崇尚自然，既非一般无聊政客可经，更非那些拥兵自重利欲董心、祸国殃民的旧军阀可比.

冯国璋，字华符，一作华甫，直隶(今河北)河间县西诗经村人，生于1859年1月7日 (清咸丰八年十二月初四)。1884年，冯国璋只身去津投军，开始了他的军旅生涯。在甲午战争期间，冯国璋随聂士成赴朝鲜及东北前线作战，战后他得到了候补知县并加五品顶戴的虚衔。1899年袁出任山东巡抚，冯国璋随武卫右军入鲁，并奉命改编原旧军，组成武卫右军先锋队20营。1901年11月，升为补用知府并加盐运使用权衔。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义爆发，委冯国璋为军统。袁世凯出山后，冯国璋率军与革命军激战四夜，于1911年11月1日攻陷汉口。
 

袁世凯当上民国临时大总统后，冯国璋于1912年9月出任直隶都督兼民政厅长。二次革命爆发后，冯国璋任江淮宣抚使兼北洋军第二军军长南下镇压，于1913年9月2日攻占南京。12月16日冯国璋出任江苏都督，同年晋升陆军上将，后又授以宣武上将。袁世凯死后，黎元洪继任总统，国会选冯国璋为副总统。1917年7月，张勋复辟，黎元洪进入外国使馆。冯国璋以副总统代理大总统，通电讨伐张勋。张勋战败后，冯国璋依法将大总统职权还予黎元洪。1918年8月13日，冯国璋通电辞去副总统，于1919年返回河间故里。1919年10月，冯国璋抵北京，12月28日病逝，终年60岁。


 

张勋在历史上是个曾经扶持末代皇帝溥仪复辟的军阀。
张勋（1854～1923年）字少轩，号松寿。江西奉新县赤田镇赤田村人。出生农家，8岁丧母，12岁丧父。15岁入富家做牧童，后转书僮。他是个烟鬼，手枪、烟枪不离手，人称“双枪将”（恐怕董平听说他后会气死）。
  光绪五年（1879年）当兵，张勋时年26岁。光绪十年（1884年）随部入广西参加中法战争，次年在镇南关大战中战功卓著，越级提拔。后官升参将，管带广武右军各营，驻扎广西边防。光绪二十年（1894年），中日甲午战争爆发，随四川提督宋庆调驻奉天。后随袁世凯到山东省镇压义和团，升总兵。1901年调北京，宿卫端门，多次担任慈禧太后、光绪的扈从。宣统三年（1911年）擢江南提督。
  武昌起义后，奉令镇守南京，戒备第九镇新军。不久，江浙联军围攻南京，他兵败退徐州，仍被清政府授为江苏巡抚兼署两江总督、南洋大臣。袁世凯任大总统后，所部改称武卫前军，驻兖州，表示仍效忠清室，禁其部卒剪去发辫，人称“辫帅”。“二次革命”中，率军攻下南京，纵兵杀掠。旋被袁世凯任为江苏督军。继转任长江巡阅使，移驻徐州。
  
1917年5月，因是否解散国会问题，大总统黎元洪和国务总理段祺瑞争持不下。黎下令解除段的职务。段到天津后，即策动北洋各省督军在徐州集会示威。会后，一些省宣布独立，不承认北京政府。黎元洪被迫召张勋入京调解。张勋便以调解黎、段冲突为名，带领三千军队于6月14日入京。经过一番秘密策划，于6月30日晚入清宫，召开“御前会议”，决定发动复辟，恢复清帝国。深夜，张勋派兵占据火车站、邮电局等要地。同时派人劝黎元洪“奉还大政”。7月1日凌晨，张勋穿上清代的朝服朝冠，率领康有为等群党，拥十二岁的溥仪登极。当天发布八道上谕，把民国六年改为宣统九年，易五色旗为龙旗，恢复清末官制，封官受爵。张勋自为议政大臣、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掌握军政大权。复辟消息传出后，全国舆论一致声讨。孙中山在上海发表讨逆宣言，并命令各省革命党人出师讨逆。备大城市群众团体、社会名流，纷纷集会，发表通电，坚决反对复辟，要求讨伐张勋。黎元洪拒绝与复辟分子合作，逃入日本使馆避难。握有军事实力的段祺瑞借助全国反对复辟的声势和日本政府的财政支援，于7月3日在天津附近的马厂组成“讨逆军”，誓师讨伐张勋。“讨过军”很快攻入北京，张的军队一触即溃。7月12日，张勋仓皇逃入荷兰使馆，溥仪再次宣布退位。段祺瑞于7月14日到北京，重掌政府大权。
  被段祺瑞击败后，张勋逃入荷兰使馆。
 
 
天津张勋旧居1918年10月23日，经曹锟，张作霖等呈请，新任大总统徐世昌发布命令，对张勋“免于追究”。1919年5月，北京爆发学生爱国运动，张勋收容爱国学生，支持学生运动。1920年5月张作霖向徐世昌提出恢复张勋长江巡阅使兼安徽督军之职，被张勋拒绝。7月14日直皖大战爆发，段祺瑞曾指曹锟，张作霖勾结张勋出京重谋复辟，20日张勋通电声明未谋复辟，转天津居住，张勋的投资遍及工商、金融各业，总计约三千万元，成为北洋军阀集团第一个投资经营近代工商金融业的将领。1921年1月26日，北京政府在张作霖要求下特派张勋督办热河林垦事宜，再次被拒绝。
  1923年9月12日，张勋在天津病故，终年七十岁，清废帝溥仪发布“谕旨”，“着加恩予谥忠武”，“赏给陀罗经被”，“赏伊子张梦潮乾清门头等侍卫”，赏银三千元治丧，并亲往天津致祭注，张勋遗体暂时停放在装有冷气的密室。1924年8月，张勋棺材启运回乡。11月底下葬于奉新县赤田乡陶仙岭下。1941年3月，张勋墓被国民党第七十军第十二师三十六团下属一个前卫排盗毁。
  张勋头脑简单，鲁莽急躁，治军无方，辫子军军纪败坏，祸国殃民；但他为人忠诚慷慨，坦率直白，憨厚重义，性情开朗，敢作敢当，颇能知恩图报，从不隐瞒自己的观点，从不出尔反尔，从不卖友求荣，无当时军阀的阴险狡诈心机，而且作战勇猛。

 





 

 

1913年袁世凯扑灭“二次革命”。10月6日袁世凯任中华民国正式大总统，黎为正式副总统兼鄂督。但袁对黎在鄂视为心腹之患。12月派段棋瑞到鄂，以“磋商要政”为词，迫黎赴京。被安置在瀛台，与之结为儿女姻亲以控制之。1915年袁世凯帝制自为，黎迁居东厂胡同，闭门谢客。12月15日，袁册封黎为武义亲王。黎坚辞不就。
 

1916年6月6日袁世凯死，黎出任大总统。而国务总理段棋瑞独断专行，演成“府院之争”。翌年6月，黎引长江巡阅使张勋入京斡旋，7月1日张勋复辟，黎被迫弃职。1922年再任大总统。次年初曹锟贿选，逼黎下野。6月黎辞职赴天津。

　　黎晚年致力于实业，曾任中兴煤矿董事长、黄陂商业银行总董事和南洋兄弟烟草公司等企业的董事。投资企业45个，其中银行17家，工厂12个、煤矿6家，总投资额达200万元。牛于武昌油坊岭等地购置大量田产。1920年，黎眷念故乡，捐资拆迁黎家河祖遗的一间半屋，修建黎氏宗桐。内设孝义小学堂，聘请塾师一人，塾师工资及学生学杂费用，都由黎负担。1928年6月3日黎因脑溢血病逝于天津。1935年11月24日国民政府于武昌为黎举行国葬典礼，遗体归葬于武昌卓刀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