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此前中国工人成为《时代》年度人物亚军时国内舆论的亢奋截然相反，这条消息传到大洋此岸，并没怎么受到待见。这个判断显得有些不合时宜，因为国内近期的高频词汇是“后危机时代”，很多著名人士站出来说，中国正在昂首阔步率先走出危机阴影，所谓金融风暴不过尔尔。我们都走出危机了，老美却说我们才走向危机，简直岂有此理!追根溯源，不过是昔日甚嚣尘上的“中国崩溃论”又穿上“新马甲”罢了。 

这的确是个吊诡命题。被视为自1930年代大萧条以来最狰狞的经济危机，竟是如此不堪的“纸老虎”，被我们三招两式便甩到了身后。中国和世界，一夜之间就好起来了！这未免让我们自己也难以相信。著名经济学家周其仁近日也撰文提问：为什么“后危机时代”来得这样快？这是真实的吗？ 

耐心观察当前经济现状，“崩溃论”或许有点危言耸听，但发问的逻辑却绝非胡搅蛮缠，不能简单定性为“狼子野心”。说“危言耸听”，是毕竟作为中国经济“三驾马车”之二的投资、消费，今年都有不错GDP贡献，这两项明年也不会减少；唯一表现不佳的出口，随着美国金融企稳等应会略有好转。所以从增长数字上，明年中国保持较好势头似乎不是什么大问题。说非“狼子野心”，是因为“崩溃论”起码给我们提供了一个视角：是否走出危机，不只看增长数字，更要看那些“救市”政策能否延续、能否软着陆。  

总得承认，当前的增长是人造的产物。全世界投放了25%的GDP资源进行经济拯救，中国以4万亿政府财政刺激撬动近10万亿的信贷投放拉动复苏。各国释放出来的全球漫游的货币，到底会造成什么影响，现在仍需要观望；会不会在不同领域产生破坏性的效力，甚至迟早推高物价总水平形成通胀，现在也很难说。 

尤其需要“消化”的是，在紧急应对危机的语境中，民众跟风洗脑般将拯救视为政府义不容辞的“守夜”，默许甚至赞颂了政府很多“逆市场”的行为，埋下了很多明暗利益输送的成本，甚至搞出了“国进民退”反面动向。温家宝总理接受专访时也承认：经济的发展、企业的运行，许多还是靠政策的支持，缺乏内在的动力和活力。一方面，需要继续靠刺激经济政策维系活力；另一方面则要规避这些政策不断释放出来的负面危机。 

对于某些一味依赖大房地产拉动经济的地方政府而言，他们能否从急功近利中走出来，自觉站到真正自由经济的舞台上靠全新思维做事，让人着实不能乐观。消化这些矛盾，比遵循凯恩斯主义的手法，用强硬手段阻遏经济下滑要更困难，持续时间也更长。但这，却是应对危机措施的必然组成部分，没有这个来“善后”，爬出这个坑，也难免掉入那个阱。 

面对经济危机，遏制雪崩、紧急止血是一回事儿，清理病灶、抚慰伤痛是另一回事儿。不管是悲观地迷信这只是一个“前危机时代”，政府应裹挟着人民恐惧继续展示凯恩斯主义的光芒；还是乐观地展望“后危机时代”已经随着新年的钟声荡漾而来，我们除了弹冠相庆什么都不需再做，或许都将让我们栽更大的跟头。或许，将危机时代做一个更宽泛的理解，是一种更大睿智，不去迷信什么“前”，也不要轻言什么“后”。

http://news.ifeng.com/opinion/world/200912/1228_6440_1489741.shtml

暴力拆迁演绎出的人间悲剧，肆意地嘲讽着这个努力和谐的社会。更为悲哀的是，我们看着它们此起彼伏地轮番上演，却看不清何时才有戛然落幕的一天。无数次善良的呼吁与谴责，在残酷现实面前，俨然成为莫大嘲讽；我们一次次地出离愤怒，怒醒之时，却不知道应将犀利之矛戳向何方。两只庞大队伍，在一条狭窄胡同里相逢：一边高喊着城市快速开发的愿景，一边厮守着羸弱的生存权益；一边高举着支持依法强拆的《城市房屋拆迁管理条例》，一边摇动着本该更有力的《宪法》和《物权法》；一边是现实利益的铲车，一边是铲车下足以迅即变成砖瓦石块的立身之所。权力、权利；强者、弱者；上位法、下位法……所有这些强悍地纠缠到一起结成疙瘩，单纯个体的生命抗争，可以获得无数的泪水，却不足以融化矛盾的僵硬。

城市化运动与公民化权利，真就要互掐着脖子闷死在这死胡同里吗？面对暴力拆迁一再催生的血水泪水，我们真就束手无策了吗？一个又一个倒下的普通百姓，需要纪念，以纪念缅怀他们在法治精神下保护财产的主张，鞭挞催生命案的暴力。但我们不该成为专业的“哭尸者”，只懂得在每一次事后流出柔弱的泪水；痛定思痛，我们更需要成为大禹一样的“治水者”，寻找对抗之源，疏导对峙之利，抽掉釜底之薪，用人类的睿智超越自己制作的恶果与苦痛。用粗俗的话说，即便这困境是一匹死马，面对燃烧自己的熊熊烈火，我们也要当成一匹活马去医治；只要没有穷尽努力，便不能摊开双手耸耸肩头，释然承认这道难题的“无解”。

对抗之所以升级，到制度上找根源，应该就是拆迁条例与宪法、物权法的冲突，没有得到确切的回应。唐福珍自焚了，却被判定为“暴力抗法”；作出这个裁决的不是法院，却是执行强拆的政府部门。在这类荒谬背后，是本该建立在公共利益基础上的行政强制征用，与为了商业开发的市场交易行为的混乱交叉；是拆迁条例中赋予政府有关部门强拆权力，与法治原则下剥夺公民合法财产必须遵循司法裁决等正当程序的矛盾；是政府在经营城市理念下急躁情绪，与充分保护公民财产上行事的繁杂与耗时……这种混沌不清、无法克服的法律与政治错误，令建立在平等基础上的利益博弈成为奢谈，也造就了“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的尴尬。每一方都能从法律上为自己找到合法的解释，反过来便会催生“以暴制暴”之类行动的极端。有人寄希望于唐福珍成为另一个孙志刚，以其之惨死换取现有拆迁条例的终结，这也是法学家多年的呼喊，却不晓得会否转化为现实的行动。

从法律上理清权益和权利的边界，确为釜底抽薪之举，却不可能成为解题的全部。任何一次悲剧，都是在具体人具体行为之下酿就的，委屈、愤怒等非理性因素必然要在个案中扮演不可替代的角色，所以，拆迁事件中的公权道德，也应成为一种“显学”。必须让更多人懂得：政府官员在城市地图上画一个圈，十天半月就要拆迁殆尽的现实，本就是在以透支权利为代价的，而以牺牲正义为前提的效率根本就不是效率；只要雇一家“安置公司”到前台主导，出了暴力事件便可以置若罔闻，本就是没有政治道德的。

公众谴责唐福珍自焚前最后三小时执法者的冷漠不作为，但这种冷漠不作为，在过去几个月纠纷中何尝没有？还记得2007年沸沸扬扬的重庆“钉子户”事件吗？之所以成为“一个伟大的标志性事件”，政府部门足够的耐心、克制功不可没，甚至连媒体后来也不吝褒奖，这种耐心、克制的公权道德，不该是全国媒体聚焦之下才有的产物。而要普及这一点，令强势一方懂得克制，滥施暴力就必须严惩，领导责任就必须追究……遗憾的是，这方面的“教材”着实有限。面对所谓“为一己之力绑架公共利益”的“钉子户”，司法化解也没有做出一个开通合法表达博弈的样本，反倒一再成为虚假诉讼的工具。

“拆迁”就像一块试金石，是它们，而不是那些拆后建起的高楼，检验着城市发展的水平，测量着社会断裂的程度。我们承认拆迁事件中现实利益的强大，却不该低头认同它足以主宰人类的命运。面对“血泪拆迁”一再上演，是妥协地默认其“无解”，还是能起身而行，将检验这个社会的良心。

辽宁阜新市海州区人大代表上官宏祥实名举报阜新市政法委副书记于洋聚众吸毒淫乱。当地初步结论“举报不实”饱受质疑，后承诺重新调查。但阜新各方开始集体缄默，阜新市纪检委一工作人员接受采访时表示，“我们纪检工作的原则就是，对不负责办理的案件，不打听、不过问……”一言走红，网友力顶其遴选“躲猫猫”后之“最牛”网语。（11月25日《新文化报》）

平心而论，遭到嘲讽的纪检委人士一定感到委屈。日常工作中，不负责的案子就要“不打听、不过问”嘛，守纪律还守出笑话来了？此话遭嘲讽，本质是在为当地多个部门长官集体“背黑锅”——— 那些本该主动打听、主动过问、主动答疑的部门，个个摆出“打酱油”的傲慢姿态:采访纪检部门，人家说“不打听、不过问”；采访其他涉及部门，人家说“要宣传部批准”；采访宣传部长，人家说“我们只对阜新经济转型的问题感兴趣，对此事不发表任何评论”；采访上级纪委，人家说“不清楚此事”……放眼看去，岂止一人在假装“不过问、不打听”？

政府老教育咱老百姓，不传谣不信谣！不传谣传什么？不信谣信什么？当然是传可靠信息，信权威结论。套用一个著名句式，“传言这个阵地，权威信息不占领，谣言流言就会占领”。现在，人大代表、实名举报、政法委副书记、聚众吸毒淫乱、“提起裤子不认人”……这么多小道上“喜闻乐见”的因素交织在一起，已勾起众多人极大的知情欲望，对阜新而言也已成为一起公共事件，这个时候还都摆出一副“事不关己，高高挂起”的姿态，怎不让老百姓骂娘？这就是新时期一级应对公共舆论的态度？

昔日“不实”结论何其草草，夹杂着快速遮丑的简单本能；今日看继续“捂”实在烫手，只能承诺重新调查——— 已沸沸扬扬了，那就应以坦诚姿态，及时通报调查进展，引导各类“想入非非”的舆论。你不拿权威证据来说话，大家只会凭着“信坏不信好”的逻辑去胡猜胡想，把事情传得更丑、传得更糟。不放过一个坏人，也不冤枉一个好人，这是我们一贯的政策。而这种充斥着暧昧态度、缓慢速度、冰冷温度的做法，只会加剧“丑闻”的固化与传播，百害而无一利。

实在想不明白，面对如此恶劣的举报事件，当地相关部门都可以岿然不动假装“不过问、不打听”，那他们在忙着过问什么、打听什么？根据专业人士建议，查实举报并不难，既被指称“长期吸毒”，那么只要检验被举报人血液便会获得有力证据。根据媒体披露信息来看，技术并非难题，态度才是关键——— 难在当地能不能以不遮丑、不护短、不懈怠的态度，面对这样一个“丑闻”。

随着民主的发展，按照当下监督架构，你不过问、不打听，人民群众要过问、要打听；新闻媒体要过问、要打听；上级部门要过问、要打听；人大代表政协委员要过问、要打听；实在不行，中央领导也要过问、要打听！既然搞出了“账”，迟早是要还的，指望几句“混账”话便蒙混过关，结果只能是躲丑不成反丢丑，卸责不成反增笑柄。

国人要有“大国民心态”，这话光阮次山老先生就说了好多个年头了。但一遇到具体事件上的具体表现，常常便没谱得紧了。自11月13日起，《2012》在全世界放映。这又是一部典型的美国人当“救世主”的好莱坞大片模式。不晓得是“《后天》升级版”的宣传，还是这两年大地震、冰雪灾害等对国人神经的触动，《2012》在中国也表现出了足够的热度，周末里更是一票难求。与此同时，网络上也逐渐浮出了一场争论。 

演员洪剑涛公开利用博客倡导，应该“封杀《2012》”，原因除了有些镜头会令小孩子产生恐慌情绪（这显然属于电影分级问题），还因为“剧中对中国的画面和台词处理也不是友善的，甚至可以说是有些调侃”。另有人认为，中国电影审查把关不严，影片在体现大灾难前人性复杂这一主题时，其他国家的领导人都坐上了足以保命的诺亚方舟，唯有美国总统选择了留下来和人民一起直面灾难，这种美国式的主旋律显然伤害了他国领导人的形象。

 与此截然相对的是，有人认为此片对中国人非常“友善”：影片中把制造现代诺亚方舟、拯救世界的关键任务交给了中国。当一帮美国官员历尽艰险，千里迢迢逃到中国喜马拉雅山深处的现代诺亚方舟建造地，看到中国军队井然有序地接收逃难者，不禁感叹道：“这个事情交给中国人是对的！”而导演艾默里奇也表示，他希望用这些戏份和元素向汶川救灾表示自己的敬意，“希望全世界的观众都能和我一样通过电影向中国人民这种伟大的精神致敬。” 

早知道一千个读者就有一千个哈姆雷特，但这么截然不同的感情解读，还是让人感慨不已。作为一部探讨世界末日、探讨人性、探讨地球未来的片子，当中的一些中国元素显然不是重点（或许也只是争取中国市场的重点），说它专门为了表扬中国，或者说它一门心思要批评中国，显然都有点一厢情愿。如果非要把“只有中国人能按时完成这些工程”的表述，理解为在赞扬中国人效率的同时，暗含对中国人人力调动上社会成本更低的体制嘲讽，那么，这部片子揶揄的成分可能是有一点的，但这和以往许许多多被国人赞扬的好莱坞大片比起来，显然还算弱很多的。 

放弃一部灾难影片的沉重主题，放弃“生命最后关头该怎么办”的深刻思考，只把一部灾难影片局限于“对中国人民的感情是善是恶”，不知道该说我们对于人类主题的理解力上有问题，还是该说我们对于国家面子的神经过于敏感而脆弱？ 众人皆傻我独醒”，这常常就是好莱坞的风格，甚至有时候让人生厌。我们喜欢看好莱坞大片，显然是要看进步性的一面，显然不是要自找苦吃地去咀嚼某些人称之为“糟粕”的东西。退一万步讲，即便影片真的有“不善”的一面，又能怎样呢？这些年，什么中国威胁论、什么中国崩溃论，这种话我们听的还少吗？中国人还不是照样走好了自己的路吗？走自己的路，让别人去说吧——这是挂在中小学教室里的条幅，但在成人世界，我们似乎依然没有这份从容、自信与雍容。 

不由得想起近来另外两个外国人的发言，在中国引起的“轩然大波”，就精神实质而言，与对《2012》的狭隘解读并无差别。一个是韩国艺人张娜拉，在韩国参加娱乐节目时说了一句“每次制作费紧张，都会去中国内地演出”，这本也可以解读为强大了的中国给了世界更多机会，但有很多国人将其解读为这是张娜拉在嘲讽国人“钱多人傻”，于是口水与板砖齐飞，张娜拉不得不公开道歉，假模假样地说“自己来中国不为赚钱，是为中韩友谊万古长青的使命来的”，云云。另外一个是李光耀。新加坡内阁资政李光耀在美国总统奥巴马访问亚洲前夕，曾呼吁美国继续参与亚洲事务，以平衡中国的军事和经济力量。这样一句遵循新加坡国家利益的表达，结果是国内网民集体围剿，闹起了一起“事件”来，而这种心态也被国外媒体批评为“狭隘民族主义作祟”。 

纵然张娜拉、李光耀们说的话，我们都不太爱听，但在一个全球化时代，在一个多元共存的时代，接受这些外国人的“表达权”，似乎也是应有之义。与此鲜明对比的是，11月12日，美国《时代周刊》网站发表一篇名为“美国可向中国学习的五件事”的文章，文章总结中国获得成功的五个经验：要有雄心、重视教育、照顾老人、大量储蓄、放长眼光。这篇说中国“好话”的文章，在国内多家媒体大板块转载，人家要向我们学习，我们当然爱听，但难道能因此说明中国教育、养老等便没有问题可以充当世界楷模吗？ 

别指望老外总说让咱高兴的话，也别听到几句让咱不高兴的话便一蹦老高。中国的未来成败不是别人说出来的，而是自己做出来的，而面对开放多元时代能否有成熟、自信、雍容的心态，才决定了我们改造客观世界的能力与品质。

南京林业大学团委在校园里设置了“校园巡视岗”，让勤工助学的学生戴上红袖章四处巡视。一旦发现校园情侣的过分亲昵行为，“红袖章”就要及时上前制止。学校要“清爽”，情侣们很“不爽”，总感觉被密探监视，于是便屡屡发生和“红袖章”同学拳脚相见的事情。（11月10日《长江日报》）

校园毕竟不是夜总会，阻止“过分亲昵”的腻人，听起来倒也不错。问题是没人界定什么叫“过分亲昵”，再加上“红袖章”还要被“监察员”监督甚至处罚，“执法力度”自然要强悍了。宁可错揪一千，不可放过一个，结果是男女朋友只要坐得靠近点，马上就会被警告——同学，请好好坐。像听报告一样正襟危坐倒也不难，只不过还有没有继续谈情说爱的情绪，恐怕就成了问题。

看起来很搞笑，校方却津津乐道。该校负责人 “毫不掩饰对这一举措的赞赏”，并称这是“团委工作的一大创新”。在我看来，恰恰相反，这充其量是一种“自恋式管理”的守旧。据我所知，前些年也有学校搞过类似尝试，后来大多偃旗息鼓，原因是这件事儿本身，便存在着多重错位。

他们说，校园巡视岗解决了近百人的助学岗位，但让在校特困生做这种自己都觉得非常尴尬的“卫道工作”，得罪同学倒在其次，当被指责为“红卫兵重出江湖”“职业电灯泡”的时候，他们心理上的扭曲与“拧巴”，可被观照到了？

他们说，此举维护了校园文明环境，校园需要基本秩序我们不能否认，但所谓亲密行为毕竟不是发生在教室里，一周七天无论白天黑夜都有人钻到“三片小树林和家属区小花园”里纠正人家坐姿仪态，是否有点“赶尽杀绝”的味道？

他们说，缺乏有效管理会影响学校整体形象，中国式大学最没面子的事情是什么？是学术腐败、官僚当道、教育水平低下等等，几个年轻人拥抱一下就损害形象了，这不是典型的肚子疼拿小脚趾头开刀吗？

网民质疑此举时，“顶”得最多的一句话就是，“这都什么年代了，怎么还……”看来，有些人对于时代进步存在理解上的困难，总喜欢用过去一套“伪道德至上”的口气干事情。这种认知落后， 在鲁迅笔下就已经被鞭辟入里地批评。难道非等出现禁止男女同泳、禁止男女同行的可笑规定，非逼得俊男靓女戴上防毒面具玩“道路以目”，校园里才算空气清爽？这分明是遏止空气流通嘛。

催要助学贷款时采用各种手段，口口声声已经成人的大学生要能为自己的行为负责；到了要制定管理规则的时候，则处处把大学生当成需要“被管理”的小孩子，什么不让带手机不让带电脑不让谈恋爱不让……很多时候，旨在“校园清爽”的管理都只是一厢情愿地在扼杀自立负责的公民意识萌芽，甚至正因为有很多违背人情的管理，才“逼”出更多损害“清爽”的内容。

不否认有的大学学风浓，有的大学“恋风”盛。差别何在？肯定不是“校园纠察队”的功劳，而是有智慧地引导。大学校园毕竟不是军营，自由与舒展的个性，常常夹杂于宽松、包容的丰富生活当中。大禹同志早就教导我们，宜疏不宜堵，更何况面对的是独立性日强的二十一世纪小青年！突然就想起娇滴滴的林妹妹奉劝宝哥哥的一句话：你可改了吧！

http://women.sohu.com/20091110/n268058320.shtml

 一、搞坏人心太容易 

想起如此命题，是因为最近发生的一些事儿。其一是善良的老百姓被当成了可钓的胖头鱼，上海的“钓鱼执法”，以一个公民“断指明志”的惨烈，玷污并撕扯着公众的善心。舆论与当地政府“交锋”几个来回才发现，中钩者不在少数，且非沪上一地专利。于是有“善搞者”造出“防钓鱼车贴”，美其名曰“本车拒绝一切搭载求助，临盆产妇、车祸、中风、触电、溺水都不关我事，尤其是胃疼的！”此车贴据说已在淘宝网上以10元或12元价格出售。

 当然可以说这充分说明人民群众的幽默感增强了，但谁又能说“钓鱼执法”释放的毒素，不会毒翻国人的善心呢？还记得昔日南京那个扶老太太起来反倒被判补偿的“彭宇案”吗？一纸判决书下，竟然令“扶跌倒在地的老太太”在全国成为高风险的动作，甚至有扶到中途后悔缩手导致二次摔倒之事。让良善之心冷漠无情起来，难乎？易乎？  

另有两件“最牛”之事，倒也不失异曲同工之妙。 

一曰“最牛政府奖金”，说河北邢台市政府承诺给一个叫韩杰的人1650万元招商引资奖金，结果政府反悔了，不肯兑现，于是被告上法庭。庭审质证时，邢台市政府代理人做出了非常“有才”的辩护：政府当初承诺的奖金是“可以”给，而不是“必须”给。文字游戏这么玩，让人眼镜跌落一地。堂堂一级政府，胡许诺，然后又胡赖账，哪里还把公信二字放在眼里？ 

二曰“史上最牛官腔”，说的是广州一全资国企的中层干部，面对“封闭道路是否应该提前向市民公布”的提问，用粗鲁的反问句抢答，“我是不是拉屎也要告诉你啊？”理直气壮，不以为耻。此腔之“毒”有二，一是对公民知情权全然蔑视，把公共之事等同于茅厕之事；二是以臭臭的语言，对公共领域语言的粗鄙化推波助澜。

 这几档子事儿，有的跟政府公权力有关，有的跟法院乱判有关，这些只是“搞坏人心”的一部分。还记得去年三聚氰胺事件吗？那跟无良的企业家有关，这类乱添加作假行为，让公众存于“不敢张嘴”的不满与无奈当中。还记得今年国庆期间赵本山的意外住院吗？竟然遭到了网民所谓“报应论”的调侃，这也警示我们，包括赵本山在内的一大批喜剧明星们，动辄在舞台上拿脑血栓、小儿麻痹、老年痴呆等弱势群体调侃，作为“笑料”，其实也在败坏这个社会对于弱势群体的温情。 

上面这些例子似乎有些凌乱，但又能戴上同一顶“帽子”：精英乏善。不管真精英假精英，政治精法律精经济精还是文化精，他们的覆盖面“相当的”广；而他们个体举动给这个社会带来的伤害，又是“相当的”大。正是这样一些存在于公共场域的具体行为，从不同的角度，释放着玷污风气的毒素，并在民众中互相传染。

 我当然不能否认，社会底层也有很多违背道德、人心败坏的行为，甚至越是底层，常常表现的越是肆无忌惮（假如长江大学生救人事件真的有渔船见死不救趁机发财，便是最极端的代表）。但你不得不承认，道德与人心的败坏，多是从上往下起作用的——老百姓的坑蒙拐骗偷，多是“一对一”的，而存在于公共领域里的精英无良，作用常常如孙悟空的金箍棒，“一扫一大片”。 

二、老百姓并不缺少善良正义之心 

列举这么多，并不只是因为令人气愤的事儿接连上场，所以要空泄一番怨气。恰恰相反，是因了同期另一些新闻，给了我极大信心，甚至还有一些感动，让人看到刺透乌云的光亮，竟是如此之强。 

第一条：《中国青年报》在周久耕被判刑之后的一项调查显示：网民们对网络反腐充满信心，96%的网民表态，要用鼠标和贪官污吏“斗争到底”。官员腐败当然是“负面新闻”，尤其像“周至尊”那样的，更是可恨，但在大家都说“反贪腐形势严峻”的日子里，以青年为主体的网民大军，持有这么高的信心，难道不是国之幸事吗？

 第二条：一个社会黑恶势力太猖獗，“拿刀砍人，就像屠夫拿刀砍畜生”、“连清朝皇帝都不能容忍”（薄熙来语），这当然是莫大的“丑事”。但人民网发布的第三季度舆情排行榜却显示，重庆打黑居于榜首，老百姓对此最为满意。民众的确并不奢求，只要谁真心干事儿，大家就会热情猛“顶”，哪怕这本就是分内之事。 

另有一条就是长江大学三名大学生为救落水儿童英勇献身的消息。消息刚爆出之时，竟有个别无聊媒体试图引发一种“值不值”的价值讨论，让他们遗憾的是，现在已不是 “张华”的年代，主流舆论很快对这种所谓的“争议”兜头泼去冷水，然后是大家由衷的敬意。网上展开严肃的纪念，有数万人赶到追悼会现场，也有媒体肯定“90后是如何值得托付的一代”。动辄把几个人贴上“一代人”的标签，这是这个时代的劣习；但就这一起事件而言，积聚的是勇敢正义之气与温暖贴近之心。

 联想起去年5•12大地震发生后，全国人民爱心喷涌，甚至让我们自己也略有吃惊。细加分析，不难认同：不管这个社会日常里有多少抱怨与牢骚，良善之心、正义之心，总是大量存在的。我们常常说，“中国的老百姓是全世界最善良的”。只是他们的善良，常常不得不被外界的寒冷逼回到内心，被迫蛰伏起来，这是最为人忧虑的。

 不能否认，社会上从来不缺少敢于牺牲敢于捍卫公德的勇士，公众对于公平与正义也时常充满期待，但我们不能让大家感觉，成为勇士才敢做点好事，这实在太难了；信任公权常常就要“受伤”，这太残忍了。多数人的选择，实际上就是“世道人心”；而多数人是怎样选择的，实际上也大有“来由”。 

三、风俗自下而上，风气自上而下 

本文的视角，在于探讨如何实现对接，让精英层面（尤其公权层面）的作为与蛰伏在老百姓心底的良善正义之感实现互动。从而，令“世道人心”这回事儿，能进入一个可治理的状态，而非如孤魂野鬼一般在口水中肆意蔓延。 

中国社会也是强调道德教化的，但很多时候，把注意力过多用在对基层老百姓的教化上，而忽略了来自上层精英层面的“示范意义”。美国著名未来学家托夫勒有一句名言：风俗自下而上，风气自上而下。用中国人俗话来说，就是“上梁不正下梁歪”，如果握有权力的人给人的感觉是巧取豪夺，如果司法机关或者政府人员动辄会搞恶意执法，必然将对社会风气变坏起到雪上加霜的作用。全国道德模范也好，感动中国人物也好，不否认他们也会有作用，但常常没有几个钓鱼执法、彭宇案判决这样“负面”的因素来得直接，对大家的观念颠覆得厉害。所谓从善如登、从恶如崩，就是这个意思。 

这些年我们强调依法治国，但不应该忽略从道德层面对于公权力的约束。比如关于造假的问题，各地政府上报的GDP总量，竟然会比全国GDP超出2.5万亿，可听闻有谁因此丢官了？而不管是钓鱼执法、“楼脆脆”，还是矿难塌方，动辄就有官员出面说谎话，最后在舆论压力之下才逼出真相，但只要说假话的官员找不到触犯法律的问题，似乎便可以不了了之，厚厚脸皮就过去了。施政是要讲成本的，官员道德败坏损害的官德公信，可有准确评估？ 

治德先治官。孟子讲，“君子不为小人之讻讻也辍行”，“君子道其常而小人计其功”，但在一个世俗化社会，不能期待所有人都是君子，老百姓常常会凭着自己简单而朴素的经验做事情。比如说，举报贪官，当然是浩然正气之举，但前两天中纪委举报网站开通，部分省市需要实名注册，便引发了舆论担忧。原因何在？以往举报者遭到打击报复的新闻太多了，甚至有专家说十个反腐名人九个被打击报复了，而这种消息传递出来的信号，显然会令很多人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甚至噤若寒蝉，逆来顺受。而搞坏了风气的“打击报复”为何屡屡发生，怎样被纠正，如何能扭转，大家却迟迟看不到有效的遏制。这不是败坏风气是什么？为什么老百姓看到小偷小摸也不敢大喊一声了？路见不平也不敢拔刀相助了？这种“不敢”的本质，是对政府与法律缺乏信心，是对社会正义缺乏信心。当一个社会违法的成本低，守法的成本高；作恶的成本低，而为善的成本高时，整个社会的道德水平必然走向滑落。

 也可以从我们丰富的历史中得到一些思考。中国古代曾强调“以孝治天下”，即努力提高整个社会的道德水平。但在实施中，它首先把这一标准落实到了对官员的考察制度中——所以会搞“举孝廉”，会搞“丁忧制”。谁要不肯这样做，就会被谴责，甚至丢了官。昔日张居正不肯辞官回乡守孝三年，尽管走了“皇帝夺情”这一合法程序，却仍然被一再谴责，成为张居正的历史污点。这种制度化是建立在官员道德水准应该高于普通民众基础之上的。无论是政府还是社会，在道德层面，对政治精英要求更高、对老百姓要求稍低，是一个普遍的共识。

 所以，对于“对百姓更严、对官员宽松”的迹象，就必须警惕。比如说官员财产申报这码事儿，就在官员申报这不成熟那不成熟，争论十几年没太大进展的时候，民政部传出消息，低保家庭财产申报将强制执行。也就难怪有媒体一蹦老高，财产申报从低保户做起，这是什么逻辑？还有人想到了，12万个税申报的规定，为什么这个可以说搞就搞，官员财产申报就成了说搞不搞？长期以来，就连我们的官员也想当然的把自己的道德定位定得低于百姓。还记得堂堂一省的政协主席，在被问到对官员财产申报问题看法时，气愤的反问“为什么不公布老百姓的财产？”

 还有征信体系问题，出发点当然是好的，要加强民众的诚信度。但现在为什么被广泛质疑？由于权力守不清边界，一个基于信贷诚信的机制，水费电费气费电话费，一些本身信誉便有问题的“垄断巨头”也都伸进一只手，甚至酒后驾驶什么的也想来搭车，没有对话基础，老百姓感觉像是被人“记黑账”，心里怎么会顺当？你们什么都往里装，老百姓当然会意见一箩筐；而治民不治官，自然免不了“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的抱怨，从而消解了行为的正义性。 

中央高层已经注意到社会道德滑落的客观事实，也深知其上对国家和民族形象，下对世道人心的损害程度，故力倡“八荣八耻”“和谐社会”。可谓用心良苦，思考深刻。只是此举如要取得立竿见影的成效，还需自上而下的推动，在政府机构中扫除一切不诚信行为，在公职人员中扫除一切不道德做派，遏制来自公权层面向世道人心释放的“毒气”，并利用社会舆论，使所谓社会精英们不得不在道德领域对自己提出更高要求。诚如是，万民归之，必犹水之就下也，沛然谁能阻之！

眼下，如此苗头似乎正在崭露。一个个道歉官员的面孔出现在大家眼前，成了中国政治生活新的风景线。有专家忧虑：这么个搞法，会不会沦为公关的“作秀”、逃避责任的“避雷针”呢？（10月27日《人民论坛》）这的确是个新命题。曾几何时，官员一直是高大、正确的化身，是不会犯错的，指望高居官位者向芸芸百姓说低头认错，无异于指望煮熟的鸭子自己爬架子。光会向组织写检讨的公民，突然看到“组织”也开始向群众检讨，怎不欣喜？但人都有“不知足”一面，官员检讨看多了，也会疲惫：怎么老是这一套？

地球上大多数地方，“道歉”都是一种公关手段；但能否过关，则大有不同。克林顿因为“白水门”道歉，被原谅了，总统位子继续做；尼克松因为“水门”道歉，不被原谅，只能卷铺盖走人。有专门研究“道歉学”的人将道歉做了区分：从心理动机上分为真诚的、虚伪的；从行为动力上分为主动的、被动的；从目的上分为承担的、开脱的；从后果上分为可补救、不可补救的。

我们面临的“道歉”就是这种鱼龙混杂的存在。从社会发展阶段的角度讲，我们也必须考虑从对道歉行为的简单赞赏，过度到对各种道歉行为能做出简单的区分。对于真诚、主动、承担、补救的道歉高调肯定；对于虚伪、被动、开脱、逃避的道歉行为加以谴责，并以“道歉不够用找‘警察’”来塑造边界。唯有廓清楚“道歉政治学”的概念边界，不被鱼龙混杂的乱象扰乱视线，才能保留官员道歉的纯洁性、道德感，否则将来有一天，官员嘴里的“对不起”就会像“小姐”一词一样被用烂了。

“道歉”不是石缝里蹦出的孙猴子，不能不顾头不顾腚，没有因不讲果。所谓“头”，就是查清楚来龙去脉，不能像现在这样，屡屡有道歉而无真相；所谓“腚”，就是必须有处理结果，有责任追究。道歉走马灯上场之时，最怕用“主动认错”的积极一面，掩盖“何以犯错”的消极责任。如果说声对不起，撒腿就窜了，过两天同样的错误接着又犯了，不是装腔作势是什么？

之所以有“浑水摸鱼”的道歉秀，根源在于基于自发与非制度化的道歉，充其量算是“政治人物行为”，还没有成为“政治体制行为”，以至于有领导说一句“这是政府丑闻啊”，舆论就激动得不得了。要实现根本改观，就必须考虑建立于官员职位、职权、职权基础上的制度化体系，并将其列为现代政府问责的组成部分。如果总是让处于道德层面的“道歉”来代替行政层面甚至法律层面的“严肃处理”，“道歉”就一定会被滥用——大家更需要看到他做了什么、对他做了什么，而不是光满足于他说了什么。

道歉不能被异化。基于良知和责任的道歉，是发自内心的灵魂独白，也是一种很好的美德。但官员道歉太频太滥，越发像是“矫饰表演”，只能把这种美德也给糟蹋了。有美国媒体称，奥巴马已经成为道歉最频繁的总统——这也在侧证舆论对于频繁道歉是会丧失耐心的，道歉政治学的资源是不能过滥开发的。

http://www.chinanews.com.cn/gn/news/2009/10-27/1931884.shtml

恕笔者孤陋寡闻，这应该是体育总局官员第一次就中国足球承认“不可推卸的责任”吧？多年以来，中国足球让十三亿国人伤透了心，咒声骂声谴责声，声声入耳；球事赛事生活事，事事不堪，几乎让公众到了忍无可忍却又“无话可说”的境地。尤其去年奥运会上国奥队的拙劣表现，更是引发了数万网民签名“体制不改不看足球”的运动。

在口水与板砖齐飞的日子里，我们也听过足协与体育总局的官员“发火”，但基本上针对球队球员的。著名的谢亚龙同志更是以在批评女足没精神没斗志没技术时发明的“叉腰肌”一词而被舆论嘲讽，最后黯然离去。“光火”之外，多是豪言壮语，偶尔有谁承认一句“中国足球水平太低”，就让民众“感激坦率而涕零”了。去年奥运会后，有民调显示，80%的网友认为中国足球弄成这个样子，“足协官员”应该被问责，65%的认为“足球运动管理中心”应该收摊，有没有人因此民意而脸红不知道，光知道没见哪个官员因此而检讨揽责，尽管拿的最少，足管中心官员们还是拿到了“奥运红包”。

现在，体育总局竟然承认自己有责任了，并承诺尽快有改观了，事发实在偶然，态度实在谦虚，闻之实在兴奋。尽管有些话还不太靠谱，比如“目前的足球俱乐部是企业在管，地方体育部门插不上手，所以出现了很大的问题。”——这很像是在狡辩，但怕就怕“认真”二字，只要坦诚认识责任，虚心作出检讨，总还是值得期待的。然兴奋之余，突然想到：总局领导因何会有此180度的姿态大转弯？真的是对伤透心的老百姓产生了愧疚感吗？还是有了其他的压力？

几天前，多家媒体做了了“中央领导频频关注中国足球”的报道。这包括胡锦涛主席“中国足球还要继续发扬‘志行风格’”的指示；包括习近平副主席在德国“既然我们其他的运动可以拿到金牌，那么足球啊一定要下决心搞上去”的表态；也包括国务委员刘延东在青岛参加足球工作座谈会时的讲话，“我们要以对国家和人民高度负责的态度，深刻总结足球运动发展的经验和教训，找准阻碍我国足球发展的症结，抓紧研究提出符合国情的足球运动改革与发展的思路和措施，不断提高我国足球运动发展水平。”

不必讳言，“中央领导频频关注”对于体育总局来讲是个很大的动力。而无形中暗含的一些批评涵义，相信体育总局也得以深刻的领会。所以，刘鹏局长近期会表示，“足球水平太低令全国人民不满”；所以，肖天副局长也有了这番“不可推卸责任”之语。肖副局长的表述很有意思：“社会和老百姓不满意，我们的压力也很大。中央领导同志最近很关心，总局和刘鹏局长也很重视。我们将尽快拿出一些办法来解决这些问题。”人民群众和中央领导的精神当然是一致的，但就具体执行官员来讲，来自哪里的“压力”更大一些呢？这也是一个值得追问且耐人寻味的命题。从这段话里，似乎难做区分；但从此前群众不满好多年不言“责任”、领导关心一些日子便能虚心认错的角度来讲，一切又似乎是不言而喻的。

中国足球能做出深刻检讨，积极寻找推进改革的思路，让足球水平大大提升，这是所有人的共同期待。附着在此问题上的“动力”拷问，不在于区分群众不满意和领导不满意究竟有什么不同，只是想提醒“有些部门”：要把人民群众的意见和领导同志的意见放到同等重要的地位，甚至要认识到，不是因为对群众意见的长期漠视，可能也不需要繁忙的中央领导的“频频关注”。延展而言，老百姓不满意无所谓，领导同志重视才动一动，这种“眼睛向上”是很不好的一种作风，不但会增加社会不满情绪，也会增加上级领导的“工作量”，所以，不但要检讨中国足球，也检讨一下中国足球管理者的作风，多一些“搞好足球为人民”的“人民足球观”吧。

http://news.qq.com/a/20091025/001478.htm

  从技术角度说，网络堵车或瘫痪，是因点击它的鼠标太多。但戴上“公共”眼镜再看，点瘫网站的哪里是鼠标，分明是“寂寞”嘛！

  谁寂寞了？首先是“领导放得开”之下的广州市财政局。正因是“内地第一次”网晒账本，才引得五湖四海好奇者蜂拥而至，都要看个新鲜。这么个看法，就是动物园里的大猩猩也能被瞅害羞了，更况一个平日不怎么见人的政府网站？按照相关性原则，大家还是对自己所在城市的政府预算更关心，要是多一些“放得开”的地方官，大家何必“长途跋涉”跑到广州，冒着挤破脑袋的风险也要瞻仰政府的脸蛋？据说广州此举是一些志愿者推动的，舆论几百年前也都在说政府账本不该保密了，但“条件不成熟”竟成永远管用的挡箭牌。群众已经过河，（有些）政府还在假装摸石头，至于人家到底在制造什么条件，想摸出什么石头，却无从知晓。

  还有谁寂寞了？估摸想来挑骨头的“看客”也是寂寞的。对于那些宏观预算，他们只是假装欣赏欣赏，大家更感兴趣的是，公款招待、公车消费、公费出国这“三公消费”到底有多少斤两？此前大家胡猜的全国每年几千亿到底靠点谱不？可是，他们翻啊翻，找啊找，吭哧吭哧费了老鼻子劲，也没找出个子丑寅卯来。太笼统了，凡到“关键部位”，便蜻蜓点水，含糊而过。比如广州市委办公厅“支出预算总表”，光罗列出行政运行、专项服务、专项业务等几项，总额达到9548.83万元。接近一个亿啊！你怎么“专项”，对谁“服务”？对不起，不能说。卯足了劲要来说几嘴的网民犹如老虎吃天，找不到下嘴的地方，能不黯然神伤？问其寂寞几多愁，恰似两块“大砖头”（预算材料打印成杂志大小将厚如两块砖头）。

  将来还有谁可能寂寞？类似公开预算网站的寂寞。此话怎讲？广州第一个吃螃蟹，但如果大家都发现，这螃蟹好吃的紧呀！不需要触动“敏感区域”，光是粗线条地列列预算，便能得个“政府公开、官员放得开”的美誉，何乐而不为？于是，后边跟来一批效仿者，都拿着挑不出痛、找不到痒的材料来摆场子，倒也十分可能。结果只能是大家审读疲劳，丢了兴趣。查阅这些财政预算，又要跨几道“关”，又要迈几个“坎”，关关坎坎吊足了胃口，到头来等于啥也没看明白，谁还老激情燃烧地给你拍巴掌？网站门可罗雀，结起蜘蛛网来了，也就不难想象了。

  政府公开“账本”，是俺们这些为论者常年鼓吹的东西。而今突然从天而降，反倒不敢胡乱“报以热烈掌声”了——生怕谬赞这种勇气，遮蔽了这份公开的质量。你当大片看的，本该如同菜市场里的萝卜白菜，没多少看点——“晒预算”明明是应有之义，不愿轻言“难能可贵”。你当故事读的，本该比现在看到的还要有“趣味”——变数多端且为腐弊要害的肉块隐藏起来，只给大家展示寡汤淡水，不愿轻言“破冰”。

  所以，一片叫好之时，我想吹点清冷之风——公开政府账本，不可能是一场铺满鲜花与掌声的礼仪活动，它注定是公共与公权对于财政“灰色地带”的你争我夺。这就决定了，把这激动人心一刻的到来，全部寄希望于如大熊猫般罕见的个别领导“放得开”，是有欺骗性的；没有人大强势“亮剑”的机制约束与整体推进，掌声和兴奋过后，都可能成为一摊泡沫，空洒下一地“寂寞”。

听起来挺美，倒也是个非常费神的招数。对于没有编剧潜质的考生而言，虚构人物、编排姓名、制造简历，生产一个“李鬼”也要耗死不少脑细胞呢，更何况要生产一河滩的“李鬼”，方能期待莫须有的“震慑”效用？有人很同情造假者，认为他们也是地地道道的“弱势群体”，估计没什么后台，将来面试也没什么关系，千军万马挤独木桥，两眼一抹黑，于是也只能下下这种笨功夫而已。兵不厌诈，使点此等真真假假、虚虚实实的小花招，倒也无伤大雅。 

就现实而言，“刷人数”的确钻了制度空子，多半只能属于道德问题，还很难上升到制度的罪与罚层面上来。网上报名确认和缴费，是在报名结束之后，用来凑人数的注册号，将来可以不确认不缴费，只是在报名阶段吓唬吓唬对手罢了。所谓副作用，也只是在初期制造了报名泡沫而已。没什么成本，竟能有如此效果，也难怪一些考试培训机构是将“刷人数”作为报名技巧对考生“传授”的。 

真的无伤大雅吗？我倒不这么看。在我看来，公务员考生可以称为“准公务员”，他们是把考上“国家公职人员”为目标的。虚构人物或者假借他名“刷人数”，本质是什么？本质就是进入公务员体系之前的一次作假演练——他们不觉得作假是件多么错误的事情，也不排除将来会把这种“作假精神”用到公职岗位上来。今天有此“智商”的人，将来编假数据、刷小聪明、欺骗组织，自然都是小菜一碟，不在话下。 

从遴选“德才兼备”公职人员的角度而言，懂得“刷人数”战术的人或许有点小聪明，却绝对是心术品德上应被质疑的人，他们比其他老老实实报考的考生，更具备犯错误的“潜质”。国家选拔人才是一件很严肃的事情，如若甫一上场便现出谍报、暗战般的闹剧特征，不可想象，这些“演员”一旦将来登上舞台中央，还能干出多少耍小聪明的怪事儿来。 

凡事不能太“冠希”，做人要厚道，做官更要厚道，为了避免老实人吃亏，避免劣币驱除良币，在制度上还是应该采取点规避应对措施的。比如河南省这次招考便只向社会简单公布报名总情况，每个单位以及每个岗位的报名情况都没有公布。在报考人数被“刷人数”搅乱得没有多少意义之时，这种“不显示”未尝不是一个办法。另外，对同一IP狠命注册同一岗位的情况进行必要甄别，当前技术上也应该是可以做到的。 

还要提醒埋头批量生产“李鬼”的爹妈们，“作假笨功”即便有用，注定很有限；对于“纸老虎”能吓退多少小绵羊，也不能太乐观。你想啊，在目前这种动辄几千选一的激烈竞争态势下，能勇敢报考，哪一个是厦大（吓大）的？你敢弄虚作假，焉知他人就不敢横刀立马？结果充其量是麻杆打狼——两头害怕罢了。而很多作假者之所以要狠下如此可笑的笨功夫，估摸多半也是过坟地吹口哨——为自己壮胆而已。只是他们没想到，一不小心，便露出了藏在袍子底下的道德之“小”来了。与其在这闷头瞎耽误功夫，还不如多番几页“备战秘笈”不是？

“总理出了一个平常疏漏，但更正错误的态度展现了一位伟人的胸怀！”“总理是个好榜样，这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一天来，类似赞誉在网络上铺天盖地。新华社更是再次发表文章——《中国总理的亲笔致歉信感动亿万读者》。

两个随意举动，自是折射总理风范。但一个社会极力赞誉的，也常常正是这个社会极度匮乏的。从 “一边倒”的赞誉中，我们还能读出怎样的社会命题呢？

如果为温总理的两个举动提炼“中心思想”的话，一曰知错能改，实事求是；二曰尊重长者，体贴老人。前者是共产党人一直倡导的精神，尤其在改革开放之后更是被奉为信条；后者是中华传统的美德，尊老爱幼的礼仪美德几千年流淌在民族的血液当中。以此来讲，总理的两个举动更是无意当中的两个“常识之举”——他如果不这样做，才是咄咄怪事。

网民在全心赞誉的时候，心里一定想到的是另外一些事情。

“贵为总理”能知错就改，对应的是一些基层官员以弄虚作假为能事儿——莫要说主动改错，就是像“华南虎”那样被公众的指头指指戳戳到额头上，有些官员也死活不肯低头；很多地球人都知道的荒诞政策，为了决策者面子宁可一错到底。官员认错如此凤毛麟角，以至于有人承认一句“这是政府丑闻”，便引发舆论“感动涕零”的亢奋。

“贵为总理”能为老人打伞，对应的是一些基层官员从来不“自力更生”——走到哪里包包不亲自拎，车门不亲自开，茶水不亲自倒，雨伞不亲自打。甚至湖北宜城那个29岁的“最年轻市长”也未能免俗，到基层视察由比自己年长的下属撑伞。被伺候惯了的“公仆”，哪还会有心思好好伺候老百姓？一方面是官方倡导全社会发扬传统美德，另一方面官僚习气散发的恶臭极大地扭曲着这些美德，怎不让人嗟叹不已？

“常识之举”成了“赞誉之举”，这是温总理个人的荣耀，也是这个社会应该认真反思的地方。一个良性的社会，需要一些基本的“常识”；而貌似不起眼的这些常识举动当中，也包裹着社会基本的正义、公平、文明、美德……本该成为社会常识的东西，却屡屡成为稀缺资源，甚至露面一次都会引发一片惊呼，这显然已经不能只用个人做派来简单解释。“总理的亲笔致歉信感动亿万读者”——亿万读者可以“感”，万千公仆却得“动”，有感有动才让人感动。

【观点提示：运动员查出兴奋剂也好，审计风暴有玄机也好，女排玩假球也罢，这些难道不是公众应该在第一时间知道的真相吗？究竟是怎样一些力量，为我们储存了大量本不该存在的“内部机密”？我们需要迟到的“爆料”，我们更需要及时的“爆料”。尘封许久删删来迟的真相，总能反证出一些扭曲，总有一些欣慰之余的遗憾。】

10月11日，曾屡创“中国奇迹”的功勋体坛掌门人袁伟民在淡出公众视线数年之久后，首次出现在媒体面前。袁伟民携新书《袁伟民与体坛风云》讲述了不少从未公开过的体坛“内幕”。比如，亚特兰大奥运会上风光无限的“马家军”为何忽然在2000年悉尼奥运会上销声匿迹？又比如，审计风暴内有玄机、女排为何也玩假球，甚至出现了被认为是暗指“中国申奥之父”何振梁“有些行为与北京申奥的总方针相悖”的披露。（10月12日《南京晨报》）

最引人注意的是关于“马家军”的内幕——在距离悉尼奥运会开幕不到一个月的“飞行检查”中，“马家军”军团获得奥运会参赛权的7名队员中有6人被证实使用了兴奋剂或者有强烈的使用兴奋剂嫌疑。在北京申办2008年奥运会的大背景之下，体育总局领导层毅然决然地将他们拒之悉尼奥运会门外。这样一个“迟到的真相”，为公众解开了10年前的谜团。纵然如此，仍有很多网民对这种“爆料”颇有不屑、调侃之词，认为真相“迟到”的太久了，现在已经是一个“不痛不痒”的时间，这种披露很难说还有什么意义。

70岁的袁伟民自己强调，出这本书不为炒作，只为还原历史。当记者们询问袁伟民有没有担心过该书出来后的“爆炸”效果，袁伟民说，“我对事不对人。我只是不想再违背历史、违背真实了。不想让大家永远搞不清楚一些真相。总之，我不欠谁的。”此话耐人寻味，但其中“敬畏历史真相”需要下很大决心、需要具备很大勇气，还是不难洞见的。这种勇气让人不由得想起昔日的教育部副部长张保庆，在说了大量批评教育界的“真话”之后来了一句“反正我要退休了”。如果套用张保庆的这句名言，袁伟民的爆料或许也多少有点“反正我早已经退休了”的意味。

“一句真话比整个世界的分量还重!”俄罗斯作家索尔仁尼琴这句名言依然振聋发聩。所以，对于所有帮我们还原历史真相的人，尤其要顶着压力的人，我们都要心存感激。平心而论，能在将要退休或者退休之后说出真话，畅所欲言，已经是不小的进步。但在心存感激之余，未免要心生一些遗憾。运动员查出兴奋剂也好，审计风暴有玄机也好，女排玩假球也罢，这些难道不是公众应该在第一时间知道的真相吗？在中国体育的“国家体制”背景之下，此等公共事务应该或者说有权力这样密闭吗？这样的东西被长期尘封，甚至如果知情人不是偶然的良心发现要讲出来，大家就可能“永远也搞不清楚”，这样的真相也太过脆弱了吧？

可以提出的问题还有很多：为什么到了退休后多年才能有身心的释放与自由披露真相的环境？知道真相的当然不指袁伟民一个，为什么多年之后“爆料”的却只有这一个？究竟是怎样一些力量，为我们储存了大量本不该存在的“内部机密”？美国经济学家TimurKuran在一本《私下吐真言，公开说假话》的书中，讨论了这样一个现象：出于社会压力，人们常常在公开场合伪装自己的偏好，说一些与自己的真实想法完全不同的假话。某种程度上讲，知道真相却常年不能说的人，也是一种“伪装”，一种令自己难以舒展甚至痛苦的“伪装”。而不能“直话直说”，将公共事件堆积成私密性质的“机密”来，与透明行政、政治文明的要求俨然相去甚远。

按照我们的政治习惯，作为“单位人”，“负面”的东西是不能乱说的，比如审计风暴的玄机，比如“国字队”打假球，这是很丢颜面的事儿。但退一步想想，即便在第一时间说了，又能怎么样呢？真的就能乱党乱国了吗？当然不是，恰恰相反，它只能是穿越狭隘的局部利益，更加有益于公共利益。所谓“保密”，常常是沦为了小群体的挡箭牌来“拉虎皮扯大旗”而已。

所以，我们需要迟到的“爆料”，我们更需要及时的“爆料”。真相越新鲜，越能证明人的舒展、社会的开化、行政的清明；尘封许久删删来迟的真相，总能反证出一些地方仍然存在着扭曲，总有一些欣慰之余的遗憾。巴金是一面镜子，张保庆是一面镜子，袁伟民又是一面镜子，究竟需要多少面镜子，才能清楚地照亮我们每一个个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