牵牛转身再跨虎，　　 

   亿万神州多丈夫。　　 

   负重攀岩追日去，　　 

   九曲之后见新图。

    来而不往非礼也。我只好用他的律勉强为之。他的诗充满乐观，相比之下，我可能更为忧虑一些。

     旺牛转身迎猛虎，

     丛林挺身一丈夫。

     已是负重难喘息，

     谁人驾虎谋新图。

企业自律既是企业素质的表现，也是企业管理能力的体现。一般来说，企业的发展规模越大，品牌越知名，企业的自律行为可能会越自觉。这是政府大企业偏好的一个重要原因。不过，这种情况在法律法规不够清晰、执法不够严格的条件下也经常会出现例外。

企业自律既是建立良性市场的基础，也是企业自身发展的要求。通过自律，企业可以建立良好的社会现象和声誉，从而促进企业的业务发展。世界上很多优秀的企业都是企业自律的典范。

直销行业是一个特殊的行业，但是对企业自律的要求并不特殊。在我国，直销的市场环境是由2个关于直销和传销的条例所决定的。条例实施4年以来，市场情况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条例也确实出现了一些与市场发展和企业发展不相适应的方面，但是，从主流看，正是因为有了这样2个条例，才保证了主流的直销企业发展能够取得前所未有的成绩，保证直销行业的形象能够有较大程度的转变，保证中国绝大多数直销的消费者权益得到保护。因此，直销企业维护2个条例的严肃性，实际上就是维护直销行业的发展环境。

直销行业的特殊性对直销企业自律有着更高的要求。直销企业发展大量的直销员，实行比较特殊的业绩激励计划，直销员的作业方式相对比较隐蔽，一对一的操作比较多；而且，由于这些年来传销发展的影响，社会上利用直销名义从事传销行为的大有人在，而很多人对直销和传销很难正确区分，也在一定程度上恶化了直销发展的环境。因此，直销企业要求得长久发展的空间，自律便是非常重要的。

直销企业自律应该在以下几个方面特别下功夫：

1、          自觉的守法意识，是企业自律的前提；

2、          产品的质量责任，是企业自律的基础；

3、          收入公平的保障，是企业自律的核心；

4、          客观的宣传方式，是企业自律的表现；

5、          恰当的社会回馈，是企业自律的附加。

 对直销企业来说，企业自律有着更加特殊的意义。众所周知，直销在我国的发展环境非常特殊。我认为，尽管有了2个条例，仍然不能说直销未来发展的环境就不会变化。如果直销企业不能严格自律，屡屡触犯政府监管和社会忍受的底线，直销发展环境的逆转就不是不可能的。从这个意义上讲，直销企业的自律就是对直销发展环境的维护，就是对2个条例的肯定，就是在促进直销发展环境进一步宽松。相信对这一点企业会有足够的认识。

 当然，直销发展的环境仅仅依靠企业自律是不够的。企业自律只是对行业发展环境的维护，本身并不能解决市场发展环境中的根本性问题。以下几个问题就非常值得关注：

1、完备的法规是企业自律的基础。如果法律法规存在严重不适应的方面，企业自律就可能失去基本依据。在这方面，我认为《直销管理条例》存在着需要修改的地方，例如对区域的限制，现在看来作用有限，反而降低了政府法规的公信力，也使得企业自律没有了依据

2、政府的监管是企业自律的保障。因为监管才使企业的自律显得特别必要。因为，企业要对违法违规付出成本。但是，如果监管的依据不同，或者自由裁量权过度，或者地区差异、层级差异太大，就可能伤害企业自律的积极性，这个时候企业重点不是自律，而是相对采取差异化策略。因此，改进和完善政府的监管是对企业自律的一种鼓励。

3、社会的监督是企业自律的动力。让企业能够置于社会监督之下，无疑是企业自律的一种动力。因为，企业的名声和信誉是企业的生命。所以，社会大众特别是公众传播媒体要发挥监督作用，打击传销，鼓励规范直销企业的发展，并且善意监督企业的违规行为，保持一种态势，我们就可以期待企业用自律来回报社会。

4、行业的组织是企业自律的平台。任何行业的发展都需要企业自律，经验表明，行业协会在企业自律方面可以发挥非常独特的功能。行业协会可以使得企业之间的相互监督建立起正常的机制，避免恶性竞争破坏企业自律的环境；也可以在企业与监管部门之间建立正常的沟通机制，使双方能够有效协调；同时协会也可以使行业与社会大众之间建立良性的互动关系。应该说，2个条例实施4年多，直销行业依然没有建立行业组织，是非常遗憾的一件事情，也是影响直销行业良性发展的一个重要因素。（在上海市工商局主办的直销企业监管与自律理论研讨会的发言）

    当今社会是一个注意力的社会。由于信息传播方式的改变，正规的信息传递效率可能远远赶不上非正规的信息传递，关键问题是如何传递。正如最近的一本畅销书《未来是湿的》所讲的那样，我们必须重视非组织的组织力量。节庆活动就是非组织力量运用的典型领域。应该说，大多数地方政府对节庆活动已经有了非常高的期待，因为在注意力经济中，节庆是一个吸引注意力的好平台。这个平台可以起到提升地方知名度，扩大地方影响力，增强地方竞争力的作用。9月底我到浙江省平湖市，那里举办一个西瓜灯节，把地方传统的手工艺品当做地方特色大力宣传，为当地的招商引资起到了很明显的作用。尽管现在平湖已经是县级百强的前几位了，依然把西瓜灯节有声有色地持续办下去，并不断扩展它的内涵，已经真正成为了地方名片。

    但是，在目前地方政府组织的数千个节庆活动中，真正能够达到像平湖市政府这样运作节庆如此自如的依然是少数。更多的地方是政府为了招商引资而举办节庆，但由于规划、运作的问题，往往的结果是地方政府自娱自乐，地方百姓饱受折腾，新网媒体官样文章，没有产生真正的影响。所以，节庆虽然不是地方政府的职能动，但是却已经成为政府不得不认真研究的课题。如果说地方政府的发展必须依靠招商引资的话，那么如何借助节庆，打造地方政府的名片和影响力，显然已经是地方政府，特别是县级政府的重要课题。

    让节庆活动真正能够起到打造地方名片的作用，就必须深刻理解当今社会的传播特点，了解当今社会人们的心理特征，根据地方的文化、人文、自然和社会资源进行认真规划，把节庆活动作为一个营销事件来加以锻造。结合市场营销的基本思想，节庆规划至少应该回答好以下几个问题：

    1、节庆的卖点是什么

    2、节庆要影响什么人

    3、谁是节庆活动的参加者

    4、什么是最好的传播渠道

    5、地方的特色怎么能够让外人接受

    6、谁是节庆活动的买单者

    7、用什么活动才能实现以上确定的内容

    8、节庆的内涵如何做到可持续

    其实，随着地方节庆活动的不断发展，目前不仅节庆的数量不断增加，质量也在不断提高。已经有一些地方的政府在举办节庆方面，特别是在市场运作方面积累了非常有益的经验。地方政府之间交流经验，不仅可以促进节庆活动水平不断提高，而且可以让不同地方的资源更进一步融合，在更大的平台上产生更高的效益。这就是县域节庆论坛的基本作用。我相信，这样的交流必将带来地方经济的互通和合作，在省管县这样的体制下，最大程度的协助县一级政府谋划好地方经济的振兴大业。

                        漫天弥漫飞雪

                    秋天尚未过去  冬天已经来临

                            被白雪包裹的花朵

                           看看雪已经有多厚了

                        豪车的冬天到来了 人呢

                这是一位没见过雪的东帝汶的小伙子

                             大雪侵蚀着绿色

                       带着60年的成就起飞

                   蓝天白云  一飞冲天

                十一的北京天高云淡，为国庆祝福

                            毛泽东石

                          金正日花

    目前，节庆活动已经成为地方政府振兴经济的一个措施。“文化搭台，经济唱戏”就是地方政府节庆活动的基本方针。政府希望通过节庆活动来吸引外来投资，振兴地方经济，创造政绩。据统计，在中国2100多个县级区域，大约有90%的县都有自己的节气活动。这些节大多与当地的农产品和地方特产品为主，一部分是以地方人文地理资源为主题。前者如北京大兴的西瓜节，后者如贵州独山的花灯节。当然，还有一些地方领导非常具有市场意识，他们能够根据自己的地方特点创造出一些节庆品牌，如河北张北县今年创办的草原音乐节就大获成功，短期内创造了1个亿的地方消费，长期的效益就更加可观。

    节庆活动是提升地方知名度和打造地方产品品牌的重要手段，也是树立地方政府品牌的绝佳方法。中国地大物博，其实在我们并不了解的地方，到处都蕴藏着丰富的市场资源。振兴内需的一个非常重要的途径就是要让地大物博的中国内部能够流通起来。例如，最近去贵州的独山县为论坛做准备，发现在贵州的深山里不仅蕴藏着丰富的旅游资源，也蕴藏着丰富的人文资源和物质资源。对贵州来说，这些资源就是他们赖以发展的基础。但是，长期以来，贵州资源的利用并没有真正形成产业化。据贵州文化厅的介绍，贵州今年的节庆活动100多个，大多是本地政府自己规划，请一些省内领导出席讲话，办一些文化活动，搞一些像集贸市场的洽谈活动。可能花了不少钱，但并没有把自己想要推出去的产品、资源、品牌真正有效地让市场认知。所以，十分可惜。其实，这样的情况在全国是普遍的情况，而县域节庆更是急需提升水平和效果。

    提升节庆活动的水平，当前必须强化三个功能，着眼三个发展；

    一是要强化规划功能，推动节庆活动向节庆产业发展。即不仅仅着眼于一次活动的组织，而要着眼于节庆活动后续效果的发挥。这就转变观念，用产业化的思维来规划节庆活动。政府不仅仅是搭一个台，更重要的是使得台上台下、台前台后的各个要素能够整合发挥效益。

    二是要强化流通职能，促进资源介绍向资源流动发展。对于县域而言，一般都处于二元经济的弱势端，突破二元经济的制约是把自己的资源真正变为造福于民生财富关键。流通是真正突破二元经济的职能，在地区与地区之间、城市与乡村之间的沟通，必须有流通职能的配合。否则，节庆就可能成为自娱自乐的活动，无法产生效益。

    三是要强化传播意识，推动节庆活动向县域品牌发展。对待节庆活动，不能仅仅局限于活动，也不能仅仅局限于活动的知名度，重要的是要让节庆活动成为县域品牌的载体，是县域品牌的有机组成部分。只有这样，才能够让节庆活动的支出为地方经济做出最大限度的贡献。因此，要改变过去那种政治宣传的方式，按照品牌的要求突出和强化传播功能，找准诉求点，选准媒体，并善于利用新媒体的优势进行多角度的传播。

    其实，在这三个方面，供销合作社都可以有用武之地。作为贯通城乡的流通组织，完全能够在地方政府的节庆活动中发挥作用。供销合作社可以利用新网工程的契机，为地方节庆活动提供流通桥梁，利用掌握的各种协会的资源，为地方节庆融通资源。并且能够利用节庆活动，加强与当地政府的关系，逐步介入地方农村商品流通规划，进而发挥主要的载体作用。

    供销合作社参与地方节庆活动，从目前的政府行政管理体制的改革角度讲也恰逢其时。按照县级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的部署，省直管县的方向已经明确，县级权力的强化，势必使相当一部分县比以往具有了更强的外向发展的动力，像供销合作社这样一个掌握自下而上资源整合的组织系统，是其最理想的依托对象。

    这位年轻人向我讲述了他自己的思想变化过程。先是怀疑，在听了一系列的所谓课程后开始相信，成功的欺骗了一些人后开始再怀疑，然后是激烈是思想斗争，对是否继续从事在内心中开始搅动。这个时候人性的优劣开始起作用，良心发现的人可能依然离开，而贪心不足的人则可能选择留下继续欺骗。这位年轻人属于前者。其实，很多人与他的思想过程是一样的。

    我们可以看出，人性在这里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然而，也正是人性，很多人却受到欺骗。有不少陷入传销的人说，我们在里边看到了互相帮助和关心；也有的说在里边可以学到很多以往学不到的东西；更有人讲虽然是让别人掏钱了，可是也支持了国家建设；还有一些人说国家在支持他们建设一个人际网络抵御外资的侵入。

    我们必须承认，很多陷入传销组织甚至已经欺骗了很多人加入的人一开始是很善良的，而且可能一直都是很善良的。但是，在当前这种物欲横流的情况下，几乎没有人能够抵御物质欲望带给人的影响。当物欲和不公平同时存在的时候，善良的人们也会产生浮躁，有贪念的善良人对那种听起来很善良的事情特别容易产生共鸣。他们不知道自己的贪念已经降低了自己的智商，完全失去了基本的判断能力。因此，他们会仅仅依据某一方面的情况对整个的事情下判断，例如对传销组织中人员一开始表现出来的热情、关心非常感动，他们的善良会让他们得出结论，善良的人做的事情一定也是好事。殊不知，新进入传销组织的人通常最早接触的人都是刚刚做出“善良的人做的事情一定也是好事”判断的那些人，他们还根本不知道自己到底从事的是什么行为。洗脑的作用正是在这种环境下产生了。因此，最重要的防线，就是不要抱有贪念。善良人通常更加轻信他人，所以一个善良的人有了贪念可能更容易上当。其实，我们经常可以看到街头类似的骗术。

    至于那些相信自己的行为是在抵御外资，是国家支持，是什么消费资本致富之类的人，如果他们不是完全明白自己在干什么，那就只能说他们完全是无知的，愚昧的。贪念降低智商，而愚昧则会导致疯狂。我们从他们那里听到的，无非都是空洞的口号和虚假的宣传。我在网络上看到一篇与我商榷的文章，我的题目是以数字为依据来看待直销业的发展，而这篇驳斥我的文章满篇基本是口号和自己的想法，没有任何的数字来和我商榷。在传销组织中，这样的思维司空见惯，他们不是用事实说话，而是用各种各样的宣传语言来进行所谓的激励。可悲的是，很多人自己满嘴的宣传，其实根本不知道自己讲的到底是什么。很多人说他们在里边听到的和外边的不一样，希望有人能够帮助解答。其实，要知道他们听到的99%都是谣言和编造，要把这些谣言和编造说清楚，需要花费比造谣者多出百倍的辛苦，况且，我们还会发现，由于听信传销组织谣言过多，用传销组织的逻辑思考，很多人已经很难找到与之有共同语言的人来沟通了。这可能使无知的人自以为是，反而变得更加愚昧，也会更加疯狂。

    无知的人如果接触了大量的编造，并不能使其聪明，他会更无知。无知可以成为偏执的很好理由。这就是我们见到那么多疯狂的原因。

    所以，打击传销，除了政府要加大打击力度，完善有关法律法规之外，就是要发动社会力量，一要治贪，二要治愚。要让陷入传销组织的人在情理法三个层面分清楚自己的问题。对于那些陷入传销听过所谓课程的人，不要认为自己善良就问心无愧，这只是情的层面。而且，也不要认为自己的目的是好的就有理，传销组织的歪理根本站不住脚。而在法律法规层面上看，传销的违法性质是不容置疑的。思考问题要先从法开始，才可能真正理清法理情的关系。生财有道，而要有正确和足够的知识才能找出正道，这应该是所有陷入传销组织的人牢记的。

    一个国家的教育行政部门，竟然要为班主任批评学生背书，煞有介事的发布规定，实在是有些滑稽。想一想我们自己的经历，似乎是从小就生活在老师的批评中。好像不光是班主任，就是任课老师也经常的批评。在我们看来，老师批评学生，那简直是天经地义的事情。即便是在文革期间，我们写大字报批判老师，对老师对我们的批评依然是欣然接受。而且，我发现一个规律，通常一个学生会与给他批评最多的老师关系最好，友谊最深。我自己就有这样的体会，现在想来，给自己留下印象最深刻的，最怀念的就是对自己批评最多的老师。我的一位历史任课老师，上课非常精彩，对学生非常严厉，对我的批评也最多，但是在课余她把我们当成是自己的孩子，这样的友谊我们一直保持，直至她因病离开。据我所知，她的学生无论男女，都几乎与她有这样的感情。实话说，师生之间是要靠批评才能建立友谊和感情的。我简直无法想象，班主任要批评学生，还需要教育部颁布规定。

    当然，我们不能责怪老师。其实，这种现象的背后，让我们可以看到十分可怕而有十分可悲的原因，需要我们认真反思社会的很多问题。

    说可怕，是说我们目前的人际关系之险恶已经到了难以容忍的地步了。师道尊严曾经是中国传统文化中最明确的一种人际关系，所谓师者父母也。如今，老师批评学生却已经成为没有人际关系支撑的越界行为，需要政府出面保护才行。在一个社会里，学校应该是最少有社会陋习的地方了，而在学校里小学校更应该是一块净土。教育部的规定无异于告诉我们目前中国已经没有净土了。当然，在这个现象中，最该检讨的绝不是老师，也不是学生，而是社会的管理者和家长。当年教育部在推行素质教育的时候，我就说过，最该继续素质教育的是家长和教师，而不是学生。今天上小学的孩子们大多是70后、80后的后代了，他们是在独生子女政策的环境中长大的，他们现在是在把曾经得到的畸形的爱传递给后代，把孩子当成私有财产加以管理，必然对学校教育产生压力。而当今社会的官本位和财富至上的理念又使得学校也按照不同的标准划分等级，更加剧了学校环境人际关系的险恶。

    说可悲，是说我们中国人传统观念中的人情世故和面子观念竟然会演变到连师道尊严都无法维持的地步。中国是一个面子社会，这个社会人际关系的规律是，你给我面子，我就给你面子；你不给我名字，我也不给你面子；你给我多少面子猫王要还给你多少面子。本来，这在传统的社会也没有什么不好，面子的确是和谐社会的一个润滑剂。但是，在市场经济条件下，面子已经逐步成为商品，开始进入交换领域，所以面子是不能轻易伤的，那是要还的。于是，人际关系中也就加入了交换的环节。目前在人们交往之间，对人的评价，干部的提拔任用等等，无不是面子在起作用。大家都说好话，没人愿意批评别人，特别是是当面批评。所以在中国官场厚黑学的书籍、培训盛行是有道理的。我看总有一天，公司法中还要加上一条，董事长、总经理和主管有权批评下属。

    现在都讲要大力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我看目前的确是缺少核心价值观的支撑。不过，核心价值观是什么，仁者见仁智者见智。我以为，核心价值观不是政治概念，无论什么样的社会，做人都应该有一个基本的价值观。类似师道尊严，家庭秩序，社会文明，这些应该是人类共同的优秀文化。没有这种基本价值观的人，政治价值观越强，越可能是一个可怕的人。而基本价值观的核心，我认为是爱。博爱是一个人最应该具备的价值观。具备了基本的爱，才能有对人的尊重，有了尊重才能有正确的人际关系。中国人千百年来很少进行爱的教育，所以恐怕绝大多数人的爱心是有缺陷的，是受人情世故左右的，或者是人情世故的副产品。

    教育部的规定的确很滑稽，看起来侮辱了教师们的智商；但据媒体报道，很多老师认为这样的规定很有必要，这似乎又侮辱了我们的智商。显然，这个决定所折射的是深层次的社会问题，所以让全国人民学习这个规定很必要，我们每个人都当过学生，都当过或会当家长，反思我们每个人在自己的经历中的心理，其实也是一种教育。

    第一，政府出资的就应该有公益性。我觉得这恐怕不妥，其实政府也可以有营利性的行为。例如最近在内地上映的一部动画片《麦兜响当当》就有香港特区政府的钱，而由于在内地大获成功，香港特区政府可以分红。

    第二，公益性一定要和免费联系在一起。这似乎也不对。

    第三，公益性一定是不能盈利的。这也许不尽然。

    第四，给优惠就是体现公益性。这显然也不对。因为在一个缺少公平交易的环境中，优惠政策和优惠效果是两回事。例如，今年的贷款政策是宽松了，而且是要向实体企业倾斜，但是最终到哪里去了，情况是很清楚的。

    中国对公益性的研究其实还非常薄弱，虽然现在已经有很多NGO组织，但是这些组织并不一定是公益性组织。我认为，公益性是中国目前需要认真对待的一个问题。分清这个问题，可以分清哪些是政府应该关注的，哪些是应该由市场去解决的。这个区分也许不用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来划分比较好一些。例如，对于当前国有垄断企业的质疑，垄断企业们的一个基本回应就是似乎他们是一些服务于公益性目的的企业，而政府有些部门在为垄断企业开脱的时候也常常提及他们为社会做了这样和那样的贡献云云。这其实就是把公益性和竞争性完全混淆了。应该说，在一个社会里，如果公益性不能首先确立，那社会的公平秩序就无法真正确立。因为体现社会公平的那一部分应该是以公益性部分的确立为前提的。

    那么，什么是公益性，我想借用英国的公众利益的法律原则来阐述一下。英国是老牌的资本主义国家，这方面的法律法规比较完善，国际很多著名的公益性组织的总部就设在英国。

    在《公众利益的法律原则》中，对公益性确定的5大基本原则并具体解释了其内涵。这是我们应该借鉴的。这5大原则是：

    第一、有益原则。任何慈善组织必须给受益者带来明确的益处（an identifiable benefit），这种益处可以采取多种形式。慈善委员会强调：这里所说的益处（benefit）一定是指对公众的益处。有的时候为追求某种益处，可能会导致某种损害，这个时候就要全面考虑各个方面的因素，如果弊大于利就不符合本条原则。公众受益可以体现在能够衡量的物质方面；也可以体现在非物质形式方面，例如教育事业给学生的益处。给公众的益处可以是直接的，如使患者得到良好的医疗服务；也可以是间接的，如为医务工作者提供良好的住宿条件，从而使他们能够更好地为患者服务。英国有一些慈善机构，如“新慈善资本”（New Philanthropy Capital），专门是给富豪们提供咨询的，告诉他们如何进行慈善捐助，这也是让公众间接受益的一个例子。

    第二、现实性原则。对给公众带来的益处进行评价一定要从现代社会的实际出发。公众利益是有时代特性的，它同历史文化传统、经济与社会的发展、人们知识的增长、认识水平的进步、整个社会价值观念的变化等息息相关。有些以前不属于为公众利益服务的事业，现在可以认定为公益性事业。例如：为实现一个社区、一个地方的可持续发展而开展的事业，保护生物多样性的事业等等。反之亦然。

    第三、多数受益原则。慈善目的事业的受益者必须是广大公众，或者是公众群体中足够多的一部分人（a sufficient section of the public）。慈善委员会强调：对于到底多少人才算“足够多的一部分人”，要根据申请组织的情况进行具体分析。在这个过程中，数字比例和申请组织的性质非常关键。例如，一个住宅小区的某种设施仅供极少数人享用，大多数居民不能受益，这就不是为公众利益服务。但是如果这个设施是为小区里身患罕见传染病的个别人服务，就可能符合公益性原则，因为这种服务也同时使小区的所有公众受益。另外，社会上有些人群在相对数量上很少，但为他们提供的慈善服务也许就符合广大公众利益，这需要针对个案进行仔细的分析。如果一个要获取慈善组织地位的机构采取会员制，那么它必须有充分的理由证明这种制度与该组织章程所规定的社会公益性目标不相冲突，而且其会员设施（如俱乐部）不能完全限制公众的进入。

    第四、合理惠及个人原则。任何组织所从事的事业，如果会同时使个人获益，那么这种带给个人的益处（private benefit）必须在总体上处于次要的、从属的地位（incidental）。首先，这里所说的个人得到的益处必须有助于实现相关组织的社会公益性目标。其次，这些益处在数量上和程度上必须居次要地位（例如慈善组织给自己的专职员工发放的工资）。如果一个组织或者社团存在的目的仅仅是为了自己会员的利益，那它就不是公益性组织。这里的关键是要把握在一个组织中个人受益的程度和比例。

    第五、照顾弱势群体原则。绝不能将那些经济条件不够好（less well off）的人完全排斥（be entirely excluded）在受益者行列以外。有许多民间机构都是提供收费服务的，如学校、医院、养老院、娱乐场所等。它们的收费必须是合理的，这个“合理”的含义包括用收取的费用来支付成本、获取一定利润以有助于其事业的进一步发展。但是，如果这些服务的收费高到了完全排斥那些交不起费的人，并且没有其他措施来缓解这种情况，那就必然会影响到其公益性的性质。

    显然，这五个原则也可以适用在中国的实际情况中。当然，要理解这样的公益性，并按照这样的公益性来建立公益性组织，并创造一个公益性组织广泛存在的法律法规环境，中国要做的工作很多。但是，一个缺少公益性行为法律法规和公益性组织的社会决不是成熟的社会，也不是以人为本的社会。

    当然，按照这样的公益性原则，如何使中国的合作社朝着这一目标发展，还需要认真研究。按理说，合作社是为农民服务的，农民是弱势群体，为农民利益服务本身就具有公益性。但由于我们的合作社法律是在企业组织理论的基础上制定的，所以它只有对合作社的优惠，而这种优惠与国有垄断企业所得到的相差甚远，甚至在实践中与私营企业都比不了，因此合作社的公益性基本是没有体现。所以，优惠和公益性也要区分开。我们现在可以看到，很多为公益性目的服务的组织不能获得正式的组织身份，更不要说获得政府的支持了。在中国，合作社这样存在了20多年才有了一个法，而且还是有保留的法，说明研究公益性该是多么重要啊。

    在北京，已经建成的shopoing mall不少了，但是像蓝色港湾这样具有异国风格的还真没有。有些只不过是大大的火柴盒子装了一堆店铺，走在里边只是比以往的百货商场大一些，或者是百货商场多了一些专业店而已。而在蓝色港湾，就有点置身于国外的感觉，建筑风格非常典雅，由于与朝阳公园隔湖相望，借助荷花塘的景色，使得现代化的购物中心更多了休闲情调。加之酒吧、演艺各种设施活动，使得这里成为北京消暑纳凉的绝佳去处。

    建筑设计是蓝色港湾的一大特色。因为建筑设计的独特，才使得它的异国情调有了基础。北京这样一个国际化的都市，太需要这样多姿多彩的风格了。记得当年北京建设国家大剧院的时候，对国外设计的鸟蛋多有非议，例如与长安街风格不协调，与中国的建筑风格不符合等等。其实，看看我们长安街上的那些建筑，我觉得这样的议论真的没什么可以相信的。如今鸟蛋、鸟巢、鸟腿（中央电视台新址）等鸟系列均成为北京的地标建筑，为北京增辉，也带来北京的人气。其实，建筑设计也是生产力，也可以拉动内需。昨天晚上在鸟巢举办的意大利超级杯足球赛，就是一个拉动实例。但这需要设计理念必须紧跟时代和时尚，才能发挥思想撬动钱包的作用。如今，中国人的钱包的确已经鼓起来了，如何让思想不断撬动鼓起来了的钱包，中国人的创意还需要尽情发挥。

                       蓝色港湾的露天广场

                            国外艺员的演唱

                        湖边的酒吧街

                            酒吧

                            荷花小桥

                           商店

                            步行街 

                            步行街

                              餐馆

    传销组织洗脑的最惯常的方法有两个方面，一是利用各种名词和概念编造歪理邪说迷惑人；二是利用隔绝外部信息采取填鸭式的所谓上课来灌输。在这里边，那些名词和概念起到了极大的迷惑作用。我想对这些用来编织歪理邪说的名词和概念做一些澄清，希望让缺少经济学常识和社会知识人能够认清传销的本质，避免上当受骗，或者尽快脱离传销组织。

    我认为首先要分清的是，在中国，直销和传销的标准都是有法可依的。《直销管理条例》、《禁止传销条例》和新修改的刑法关于组织领导传销罪的规定，都是区分直销和传销的法律法规依据。

    我把传销组织常用的名词和概念分为以下几类：

    第一，政治类。传销组织的宣传中常常会利用各种政治名词来迷惑人，给他们的歪理邪说披上一件改革的外衣。这些名词和概念有：改革，宏观调控，发展趋势，让百姓致富，立法，等等一大堆。这些名词让很多不明真相的群众肃然起敬，似乎他们说的都是为了很崇高的目的，而且，他们还时常把一些领导人的名字挂在嘴边，生拉硬拽的和领导人扯上关系，拉大旗作虎皮，其实，所有这些都只有一个目的，那就是把他们所从事的传销活动说成是改革的产物，打消群众的怀疑。他们还会利用人们的善良心理解释目前打击传销活动中出现的力度不够的现象，把地方上对打击传销不力解释为国家的暗地里支持。

    第二，营销类。在他们的宣传中，关于营销的名词和概念比比皆是。例如网络直销，人际网，连锁销售，三商法，五级三阶制，业务员，资本运作，等等。这些词有些是他们自己编造的，有些则是他们偷换概念用来迷惑人的，有些则根本就是他们故意混淆视听的。例如人际网，这典型是一个自造的概念，用来包装传销的。而所谓连锁销售，则是他们借用连锁经营的概念来迷惑老百姓的。其实，连锁经营本身不是一种销售方式，而只是一种管理方式，他们偷换概念把传销的拉人头说成是连锁加盟，然后把当前关于连锁经营的信息和理论全都拿来给传销贴金，在专业人员看来十分可笑的事情，在老百姓那里则很有欺骗性。还有如资本运作，则是更加可笑的概念。他们用来混淆视听，把大额的传销欺骗和广西北部湾经济区的发展生拉硬拽的放在一起，用资本运作来为自己的高额入会费找概念。加上一些所谓的专家鼓吹什么消费资本论，完全文理不通的理论在传销组织那里如获至宝，不断鼓吹。其实，一个什么东西都不销售，只是让人交钱，其欺骗性已经简单到不能在简单了。

    第三，成功类。他们用了很多励志的名词和概念，鼓励人们不要怀疑，认定他们的传销，努力就能成功。而且用所谓的课程不断灌输这种理念，让很多人无法自拔。其实，成功励志的名词和概念本身没什么错误，但要看用在什么地方和目的。为了一个完全不正当和不可能的目的，这些励志的概念运用就是把别人推向火坑的工具。有些陷入传销的人求证的时候往往问是否能挣钱，其实这正好证明这些人已经陷入传销组织的逻辑了。因为任何一个骗钱的行为总会能有成功的机会，正如现在社会上各种欺骗的招数都有上当的人，你不能说这些骗钱的行为都是成功的方式。传销行为依靠拉人头骗钱，也总会有人能骗成功，但是对绝大多数人来讲那只是陷阱。这就好像把钱放在悬崖的对面，告诉你只要过了悬崖你就能成功，我说人可能都会摔在悬崖下，而有个别侥幸的没摔死拿到了钱。这样的励志逻辑听起来永远不会错，在传销组织中你拉不到人来，变成是你的本事问题，而不是传销本身的问题。如此恶毒的逻辑，难道还不够让人清醒的了吗？

    其实，在传销组织所谓的课程中，几乎没有一句话是有事实依据的，没有一个概念是准确的。他们利用各种各样的名词和概念，目的只有一个，那就是迷惑不明真相的人，让他们相信传销是国家暗地里扶持的，以后是可以合法的，是可以让人致富的。希望接触传销，听过传销组织课程的人不要那么善良和单纯。在中国，传销已经立法，《刑法》中专门有组织领导传销罪；政府对打击传销的态度是非常明确的，最近开展的大规模打击行动就是一个证明。至于有些地方的管理部门打击传销工作开展不力，既有法规的问题，也有工作的问题，但是改变不了传销违法的事实。

    还要特别说明的，关于各种各样的经济学和营销概念，传销组织只是拿来对传销进行包装的，他们自己根本不懂这些概念，有些根本就是胡编乱造，对专家来说连驳斥都懒得驳，而且对一些缺少经济学和营销学常识的人来说，要讲清楚又不是一句话可以说清楚的。所以，我只能说，不要相信他们的编造，更不要用他们的逻辑去理解求证。对于直销和传销的历史发展情况，很多人都不清楚，对历史进行编造和混乱解释，也是传销组织惯用的方法。他们这样做，是为了把这两个名称混淆起来，让人们产生错觉。我想告诉陷入传销组织的人，在中国不可能出现他们所说的所谓多层次要立法的情况。他们现在所从事的拉人头式的行为在任何国家都是违法的，都要受到法律的惩罚。

    不要用简单的励志的概念来对待传销。要实现一个成功的目标，首先是要看这个目标的可行性，而可行性的第一个因素就是是否合法。为一个不合法的目标努力，谈什么成功？传销组织在这方面煞费苦心，编造一系列假象给人能够赚钱的感觉。很多所谓的成功者已经揭穿这样的鬼把戏，当他们进入所谓的成功台阶之后才发现，这一切都是造出来迷惑人的。而明白了这些对很多人已经晚了，因为在他们的手下已经有了太多被他们骗来的人了。很多人不走到这一步，往往不能理解别人的劝说，非常可悲。

    不要用传销组织的逻辑来看待世界，也不要用传销组织的课程内容来思考问题，更不要简单的去求证传销课程的内容。认清传销，需要从最简单的逻辑开始，第一它合法吗；第二它道德吗；第三它真实吗。要了解这些，在政府相关管理部门的网站上可以一目了然。

    最近几年，各地发生群体事件的情况越来越多。中国处于社会转型期，社会矛盾越来越多的情况是可以理解的。而且，很多地方政府也在自己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尽量化解矛盾，也是有目共睹的。只是由于体制或客观情况，有些矛盾的化解可能难以一蹴而就。这种情况也是可以理解的。但是，目前有一个现象却是非常值得警惕的，那就是政府言论的公信力。有的时候，一个小小的事情，越是政府部门出面解释，问题就越是扑朔迷离，越是增加老百姓的疑惑，甚至越是引起反面效果。这让很多地方的政府部门也非常头痛。我们不能说政府部门不想把工作做好，但是对他们来说，公信力的问题不解决，很多工作是难以做好的。

    公信力的取得，在不同的社会环境下有不同的规律。在一个言论不够开放的社会，公信力与说话人的身份是密切相关的。所以，传统社会的言论领袖除了政府的官员之外，一定是在社会上德高望重的人。这个规律在中国已经几十年了，尽管网络经济发展至今已经十多年，但这个规律似乎一直还在起作用。然而，网络经济的冲击和这个规律几乎是背道而驰的。在网络社会中，几乎不存在舆论领袖，或者换句话说，舆论领袖是三天河东，三天河西，在不断变换的。如果不注意这样的现象，就无法把握舆论的影响力，作为政府部门而言，公信力就可能与网络舆论越来越远。

    因此，我们必须承认一个事实，那就是我们的社会转型，不仅是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而且由于网络经济的存在，更是一个由大众舆论时代向小众舆论时代转型，而且是小众舆论影响大众舆论的时代。因为网络的传播速度和传播途径不可控、不确定，一个谣言都可能成为影响大众思维的重要依据。因此，政府必须有一个清晰地媒体思路才能保持住应有的公信力，否则，在网络的影响下不仅没有了公信力，而且还会发现政府离民众的距离越来越远。

    清晰的媒体思路应该包括：

    第一，信息公开。其实这本来并不难，但是由于一些部门的官员故弄玄虚，把本可以完全公开的信息遮遮掩掩，其实很多信息已经被别人知道，还一再煞有介事的说别人的说法不准确，可没过多久大家发现小道消息其实很准确。久而久之，政府的公信力就没有了。所以，政府必须尽量公开信息，甚至公开决策过程的信息，只有这样才能让公众相信。

    第二，容忍不同意见。政府对不同意见必须有足够的胸怀。其实越是一个声音说话的越是没有公信力。因此，应该让不同的意见自由发表，切忌一有不同意见就沉不住气，甚至利用各种方式打压。虚怀若谷、言论民主是自信的表现，而具有自信的人才会有公信力。因此，广开言路是政府树立公信力非常重要的原则。

   第三，言论宣传人性化。政府必须宣传自己的主张，这无可厚非。但是，政府的宣传应该尽量做到人性化，不要让人一看就是政治挂帅，语言千篇一律。像我们现在一些地方和部门的官员讲话，听起来都和总书记差不多，这样的干部领导下的政府部门能有公信力才怪呢？所以，要把宣传当成艺术，板着面孔的话其实谁都会说，而谁都会说的话用来向民众，那是一点用处都没有的。

   第四，及时澄清错误信息。网络时代存在对政府政策不了解、不理解甚至误解的情况非常普遍，政府有关部门必须认真对待，及时澄清。因为，在网上放上一段时间没有政府部门的人员相关的信息，民众就会认为这是一种默认。现在我们可以常常看到类似的情况。等到一段时间的积累之后，政府部门再出来扭转民众的误解，已经非常困难了。所以，政府部门，除了应该设立新闻部门以外，还必须像企业学习，设立媒体信息（包括网络信息）的监测部门，并且随时能够针对误解和错误发出澄清信息。

    显然，面对网络时代，政府要树立公信力，决不是仅仅通过报纸和电视这样的媒体和新闻联播这样的节目就可以做到的。必须学会应对网络媒体。

    中石化的回应语气与所有的垄断企业对大众质疑的回答惊人的相似。不信大家可以去搜索一下各个垄断企业面对大众时候的回应。让人们听起来就是二个意思，一是不差钱，一是不违规。其实，对垄断企业来讲，不差钱是众所周知的。看看北京的总部基地和黄金地段，基本上都是垄断企业办公楼的展示区。而且一个比一个气派，最近北京东二环的中国石油的办公楼就是最新的一个作品。其他的如电力行业的办公楼，也是让所有外人瞠目结舌的。这些企业都有一个基本特点，就是他们经常亏损，但是永远不差钱。

    如果他不是国有垄断企业，如果他是某一个私人老板烧包，其实他爱装多贵的吊灯都无所谓。问题的实质在于，这些垄断企业一边亏损，一边拿国家的补贴，一边在进行挥霍。这种挥霍可能还不包括员工的工资、福利远远超出其他行业数十倍这样的背景。为此我们不禁要问，既然可以挥霍，为什么还有那么多的亏损，既然已经亏损，为什么还可以挥霍。如果按照按照中石化的说法，这156万的吊灯是非常合乎规定的，那么有多少合乎规定的挥霍我们还不知道。说实话，如果把这156万交给一个研究机构，他们会很清楚的把中国的油价和美国的油价之间的关系告知社会。可就是这样一个不差钱的中国第一企业，竟然抬出一个让人笑话的专家来告诉大家，中国的油价比美国的油价便宜。仅此一点，就可以知道他们的钱是如何乱花的。

    中石化的吊灯告诉我们，国有垄断企业的资产到了不管不行的地步了。国有垄断企业如此的状况，不仅对中国经济的发展没有好处，而且对中国的政治生态也豪无益处。这种存在极大地加剧了社会的不公，对社会分配的两极分化起了决定性的助推作用。最近几天人们又在注意央企的地王现象，他们疯狂的拿地，房子还没盖起来，他们就已经从资产负债表上，赚的盆满钵满。可以说，所有的优惠政策，他们总是最得利的赢家。不是因为经营水平，而是因为特权。其政治上的恶劣影响难以弥补。昨天龙永图先生在一个论坛上发言，对庞大国企的作用有一番议论。这个话由一个下海的副部级官员说出来，非常发人深省。他说，“解决中国就业问题的关键在于发展中小企业。中小企业是中国经济的血与肉。如果不进一步的改革使中国的中小企业发展起来，中国的就业问题永远解决不了，如果只有几个庞大的国有企业，那中国经济就是一个光架子的庞然大物”。
    这样的架子是否真的需要，值得社会关注。

    国学是最近几年非常火爆的一个名词。在一些专家的呼吁下，中国人民大学大学还开设了国学学院，招收国学的本科生。但听说国学专业本科的毕业证还不能发，只能发哲学专业的。也许，教育部对国学之学还有些不放心。不过，我相信这个问题最终是可以解决的。因为，尽管不知道国学是什么，但没有人敢对国学说不。教育部也如此。因为，对国学说不很容易被人贴上崇洋媚外，否定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标签。

    我们先不说国学是什么，就看看现在国学的热度情况，就让人生疑。目前国学的培训到处都是，各大名校均把国学当成是向企业家供应的一个高端培训产品，动辄好几万。很多企业家以花了多少万上过国学课程为荣。更有一些国学课程吧企业家拉到寺庙，每到酷暑盛夏，像五台山这样的风景胜地总会有不少学习国学的企业家团队盘腿做在寺庙中，听外来的讲师或当地的寺庙住持授课。国学俨然已经成为企业家培训中最奢侈的一个产品。据说是因为中国的企业家富得太快了，所以需要给他们补上文化的一课。过去叫传统文化，现在叫国学了。我很佩服中国学术界的水平，能够把如此高深又如此晦涩的学问普及到如此程度。西方发达国家老说我们不是真正的市场经济国家实在是没道理。这样的学问都能走人市场，这样的市场经济在全世界还多吗？

    究竟什么是国学？好像到现在为止也没有人给出一个广泛可以被接受的定义。而如果看某些专家的解释，你更是如云里雾里，因为国学可能是哲学、史学、宗教学、文学、礼俗学、考据学、伦理学等等，反正凡是和中国传统文化、思想相关的似乎都是国学。就是这样一个尚未清楚定义的学问，已经出现了很多大师，难怪季羡林先生要坚辞所谓的“国学大师”称号呢。

    我认为，国学的说法是不严肃的，就一个学术体系而言，国学是不存在的。而且，没有国学，也绝不会降低中华民族在世界上的地位，不会降低中华文化在世界上的价值。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研究，可以从各个学科体系的角度去研究，这一点也不会降低它们的学术价值。但是，把沾边的和不沾边的学问放在一个筐里，什么都变成了国学，这实际上把中国传统文化庸俗化了。实际上，我认为国学的称谓只是一种市场包装，是一些有市场营销意识的学者对学术市场一种细分。这些学者期望通过国学的概念提升自己的学术研究地位，真正懂行的人一看就知道其实所学习的内容和其他学科没有什么区别。因此，国学是一个市场的产品，而不是学术的研究结果，是中国学术浮躁环境下的顶级制作。企业家的趋之若鹜已经非常能说明问题了。因为带上了“国”的帽子，便和爱国、卖国等等的政治概念结合起来，让人不敢表达真实的质疑。

    纪念季羡林先生，我们真的应该很认真的反思季先生的坚辞举动。应该向季先生学习做学问的精神，学习淡薄市场的研究状态，认真思考一下国学的存在依据和学术基础。让学术研究去它应该去的地方。

    他是一代传奇人物，不仅因为他的歌，还因为他的行为。他的怪异是出了名的，而他因猥亵儿童而被起诉的案件，虽然最终被宣判无罪，但是其形象已经大打折扣，之后便负面新闻不断。他的财务纠纷不断，经常被诉至法庭。总之，他是一个成功的歌星，但是也是一个悲剧人物。这些，也许和他的性格有关。我们无法去追究他性格中的缺陷根源，但是这种缺陷肯定是存在的。也许正是这种缺陷引导他成功，当然，也正是这样的缺陷将他带入非常悲剧的归宿。

    偏执可以说是他性格表现最为突出的一面。这让我想起英特尔公司的CEO曾经出版的一本书《只有偏执狂才能成功》。当时这本书非常流行，是商界推崇的一本辅助教材，用来激励后来的那些MBA。其实，从成功的角度讲，的确要一些偏执的性格。但是，这种偏执就好像毒药一样，分量多了，就会要命。所以，偏执与成功之间有一条逻辑的连线，但是却不是一般人能够抓住的线。最困难的是，这条线就好像是栓悬崖边上一样，所谓出脚不慎，不仅无法登上山顶，立刻会掉入悬崖而粉身碎骨。迈克尔-杰克逊掉下去。他虽然是成功的，但是他离成功的人生其实还很远。一个刚刚步入中年的歌手，就这样离开了深爱他的歌迷和需要他的世界，于他于我们都是令人难以接受的。

    这再一次让我们想到这些年所谓的成功学。我最近在网络中常常接触陷入传销的年轻人，他们的思想状况让我极度担忧。他们根本不问自己所做的事情是否合法，是否给家人和亲人带来快乐，一味地用所谓的成功学理念来麻醉自己，满嘴都是连自己都不懂的名词。实际上是把金钱看成了唯一的成功，被那些所谓的营销计划忽悠的已经昏了头，根本失去了对现实世界的判断能力。成功学让他们变成了这样，一方面说明成功不是一个抽象的词藻，而是一个具体的目标，如果目标是模糊的，不现实的，用抽象的词藻麻醉自己，不讲这些的成功学只能是误人子弟的歪理邪说；另一方面也说明，根本没有一点做事的基本常识，没有一点社会常识，没有一点法律常识，奢谈成功是愚蠢的偏执，其结局会是非常悲惨的。

    偏执可能会让某些人成功。但是， 世界上没有无缘无故的成功，也没有不劳而获的成功，更没有违法和违反规律的成功，也没有一门心思偏执的成功。在绝大多数的情况下，偏执造就的是怪人。这种怪人往往自绝于社会，自恋与个人梦想，大脑里只有自己时刻梦想的成功逻辑，似乎不考虑社会的规律。目前陷入传销组织而不能自拔的人，就正处在这样一种状态。这种浑浑噩噩的幻想状态只会把人引入人生失败的深渊。所以，希望偏执的成功幻想者尽快地清醒。迈克尔-杰克逊被一种偏执折磨到这个程度，应该让人，特别是年轻人清醒一些了。偏执能够把人带到一个所谓的成功台阶上，但是，要好的圆满的人生，靠偏执是做不到的。

    近年来研究农产品供应链，碰到很多现实的问题。其实大家都知道食品安全的重要性，但是究竟如何保障自己的水平安全，我们确实感到有点无奈。前几天参加了一个座谈会，是商务部主持，发改委、国家工商总局均参加，并且请到了一些协会和农产品供应商参加。有一个农产品供应商的话让我们震惊。他说他供应给超市和其他各种小店的产品质量是一样的。而且由于超市对供应商的压榨十分厉害，价格压的很低，超市农产品的质量甚至不如我们看到的街边小店。这样的情况，我曾经在一些有机农产品的供应商那里听到过，但这次从一个大规模的综合供应商嘴里听到，还是很震惊。因为他完全颠覆了人们对超市质量保证的期待。零供关系的扭曲，导致产品质量的降低，直接损害了消费者的利益，但是却是常常被人忽略甚至根本无法看清，这是一个非常可怕的情况。

    我多年从事合作经济的研究，一直对合作社情有独钟。几年前为了农产品供应链的改进，也曾经参加了一个合作社的实验，和几个学者（包括这位女博士的老师）以及农民一起组建了合作社，期望能够消费到新鲜安全的农产品。不过，当时我就不太看好这样的实验，因为那几位农民均在外地，不仅根本无法监控生产过程，就是他们的产品真的好，其物流成本也会使其失去最基本的消费优势。为了支持合作社的发展，我还是做了社员。我希望我们的行动能够唤起人们对安全农产品消费的重视。

    这几年看到的农产品供应链状况，让我们十分担忧城市农产品消费的环境。因为在农村过去大规模的推行所谓的公司+农户的模式，使得农产品的生产越来越缺少生态循环的基础，尽管有机、生态、环保的标签越来越多，但是在公司的操控下，天知道那些标签后面是些什么。可是，在这个社会上，常常是人们希望的东西和现实的东西越来越远。在各级政府GDP导向的指引下，所谓的农业公司打着为农服务的旗帜与地方政府合作搞所谓的规模经营，他们所向披靡，屡战屡胜，把农民的主权置于一边，以规模成本作为武器在农产品供应链中不断扩张。农民的利益和消费者的利益可能都成为公司利益的牺牲品了。

    最为令人不解的是，合作社的发展始终得不到政府真正的重视。而且，一些公司还正在利用资本的力量抢占合作社的红帽子，以便得到本来给合作社的那点不多的优惠政策。因此，我们很难看到在农产品生产和流通中以农民为主体的合作社真正有话语权。

    要感谢石嫣博士，她的实验可能带来的是农产品供应链的变革。我把这种小农场看成是未来中国农产品消费合作社的雏形。在中国的大城市周边，这样的小农场不仅可以解决一部分消费者的农产品消费安全，而且可以最大限度的保护城市周边的环境。未来如果可以和农家乐结合起来，则具有更加值得重视的意义。当然，这样的想法要实现，必须克服教育农民这一关。没有农场主的科学技术水平和诚实守信的经营，这样的小农场或者消费合作社就很难大面积生存。不过，无论如何，这样的实验已经开始，希望往往就在实验之中。

    作为供销合作社工作者，我认为大城市的供销社应该关注这样的小农场的发展动态。如果把供销社的优势和这样的小农场结合起来，可能会使他们有更加坚实的发展基础。而且，这种关注和参与也可能带来供销合作社未来生存发展的新形式。我认为，发展到一定程度引起政府的关注并且投入政策的支持是非常有可能的。

    不过，对零供关系的探讨，有一个观点恐怕是必须统一的。我曾经看到一个零售业内的人士对我关于零供关系的观点很不以为然。他说，供应商规模很小，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小规模本身就是弱者，在与零售商的关系中本来就应该把话语权交给零售商。我认为他的意思很明白，换一句粗俗的话说，那就是供应商受零售商的摆布是天经地义的。我觉得，他的这种观点带有普遍性，因为它披了一层市场经济的外衣，所以其实很有市场。但是，这种似是而非的观点不仅在零供关系这个问题上是错误的，放之四海更是荒谬的。

    我承认市场经济从本质上讲是成本经济、竞争经济，因而也是规模经济。对绝大多数行业来说，规模起到了几乎决定性的作用。因为规模可以降低成本，使价格进一步降低，而增加企业的市场竞争力。但是，要使一个经济体能够和谐发展，对规模的限制也是必须的。正是因为市场经济的竞争非常残酷，所以大规模对小规模的剥夺是无情，在大规模取胜的同时，社会也会付出成本。所以，社会成本和规模经济的平衡点是一个社会和谐发展的重要经济原则。

    因此，在讲规模的同时，必须讲规则，特别是公平交易的规则。《反垄断法》就是这种公平交易的基本规则。中国已经颁布了《反垄断法》，最近也出台了一些配套方法，正在逐步完善公平交易的环境。但是，类似那种规模原教旨主义依然存在，而且在经济学家、政府部门设置依然有市场。只讲规模，不讲规则的事情比比皆是。

    例如，在农产品供应链的构建中，中国的经济理论有一段时间大力推行公司+农户的模式，因为公司有规模，可以带动农户致富。到今天我们反过来总结，恐怕赞成这一理论的人也很难承认其真正的效果。在带动农民致富的过程中，究竟政府的各种支农惠农政策效应让农民得到更多，还是让那些公司得到的更多？指望以营利为目的的公司完成这种社会义务，几乎是不可能的。也许农业的规模的确发展了，但农民的收入增长依然缓慢。农业的利润流入了少数有规模的企业中。

    我们再举一个看起来更荒唐的例子。东航公司截止目前据说已经亏损了160亿人民币，在股市上已经带上了ST的帽子。政府已经为其注资近100亿人民币。而且，其中还有20亿据说是为了支持其并购其他公司的。这听起来有些滑稽，一个亏损的一塌糊涂的企业，虽然是规模庞大，但是已经明显证明在市场中不怎么样，让他继续生存就不错了，还要去并购其他企业。这就好像奥巴马可以让通用再去并购德国大众一样荒唐。可能把东航送给海航，对国有资产保值增值都是更加的选择，尽管海航看起来比东航小得多。但是，东航却有了这样荒唐的发展轨迹。这种典型的只讲规模不讲规则的事情，怎么看也不是市场经济。所以，在股市上，人们说国家不会让东航退市的，因此依然有人去抄东航，甚至带上ST帽子可能成为更好的题材。这种行为，不仅扭曲了国有资产的管理，而且通过股票市场传达了完全违反市场经济的信息，也在一定程度上扰乱了市场经济。

    我们再回到零供关系的话题。我不否认零售商的规模优势。而且这种规模优势也是零售业的基本要求。但是，他的优势的发挥必须在公平交易的基础上。在目前对零售商显失公平的一些交易行为完全没有法律制约的情况下，讨论所谓的规模优势是有失偏颇的，也根本不是市场经济的基本思维。有些零售商借地方政府以GDP为中心的思维，在地方上大量的获得优惠政策扩张规模，然后也这种规模再反过来向政府要更多的优惠，而规模本身也成为他们对供应商实行不公平交易的筹码，于是他的规模可以成为要挟社会的资本，于是他也就有更多的优惠。其实，这才是零供关系显失公平的基本环境形成的原因。其实，只要我们去看看家乐福在他的老家的经营约束，就可以理解什么是公平交易了。

    对政府来说，应该是一个讲公平的机构，是市场中规模与公平的平衡力量。交易环境不够公平，正是政府需要发挥作用的时候。政府必须牢固树立在公平的基础上去鼓励规模。否则，以后类似东航这样的怪胎会越来越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