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偶然听到这首老歌《兰花草》，真好听！这首歌取自胡适的诗《希望》：

我从山中来,带得兰花草,
种在小园中,希望开花好。
一日看三回,望得花时过;
急坏看花人,苞也无一个。
眼见秋天到,移花供在家;
明年春风回,祝汝满盆花!

    在这首诗中可以读出一个很纯很天真的胡适。取名“希望”，正体现了胡适一生的乐观主义精神，纵然“一日看三回，苞也无一个”，但依然有希望在。毛泽东说，到了21世纪，替胡适恢复名誉吧。这是历史趋势，毛预见到了。有些东西是无法靠权力击倒的。邹谠先生说得好，对于中国以谈判妥协机制解决政治冲突的前景，他相信会“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

    英凯理科班是美国it公司与中国的名校合作的实验班，针对初中生。后来美国人对中国学生很失望决定撤资，并且开始怀疑在独生子女政策下中国的人种质量，看到这，我终于明白为何本剧的别名为《人民利益》，这真的是关乎人民利益的大事。当然外国公司从商业利益考虑无可厚非，后来注资的中国企业家考虑的也是商业利益，但是这里折射出的问题却引人深省。少年强则国强，少年的素质关乎国家的未来。

    本剧的播出似乎也与时事有着某种呼应。在刚开始看的时候，我总是想起最近的种种校园暴力事件。而剧中人物在承认独生子女政策对中国经济发展的作用的同时也开始反思其带来的问题，这是本剧的突破之处。

    剧中的张一白老师是一个很完美的人物，他实行了一种近乎军事化的教育方法，为的是让学生先学会做人，学会过集体生活。我看到，网上有些人对此表示了质疑，尤其是一些90后的网友。其实这也正常，在剧中，当张一白老师刚开始实行他的教学改革时也遭遇了许多反对，但后来逐渐被接受。作为一个从学校刚刚走上社会不久的人，我感觉张一白的做法很必要。我也曾有过挫折，现在回想起来，有些挫折与我的独生子女背景不无关系。当然人生必然要走弯路，而弯路是年轻的同义词。年轻时我们会觉得与家长有代沟，但后来发现那些老生常谈往往是真理。

    在学校里，我们可以犯错，也往往能够得到作为长辈的老师的原谅，无论有过什么矛盾，回过头看同学之间依然如手足。而一旦走上社会，我们就将为自己的冲动付出代价，人们之间以一种成人的世故的方式相对。令人比较痛心的是，现在学校里也有了越来越多的世故，社会上的腐败折射到学校中。剧中的理科班招生反映的就是这个问题，还有马老师对学生的不宽容。

    最近在看我们的书稿《欧洲中世纪大学》，经常会有一种很兴奋的感觉，想把自己的一些想法付诸教学实践。看了《名校》，更是有这样的冲动。当初没想过做老师，却考了师范大学，或许这是一种预示吧。不过要实现自己的梦想，还有很长的路要走，或许只是梦想。重复剧中的一句话：

    我们的口号是，急流勇进；我们不齿的是，急流勇退。（以退为进除外。——博主按）

    再讲一点八卦，剧中的一位女老师对张一白很爱慕，她说有爱情、友情、亲情之外的第四种感情，就是比爱情少一点、比友情多一点、有时比亲情还亲一点。人的感情中有时是会有这种很超然的东西的，看到自己的一位好友正在经历这样的感情，支持他也祝福他。

    虽然有点愤青，但却非常想写下下面这段话：

   少年智则国智，少年富则国富，少年强则国强，少年独立则国独立，少年自由则国自由，少年进步则国进步，少年胜于欧洲则国胜于欧洲，少年雄于地球则国雄于地球

Can Chinese Industry Be Made Safe?

John Fabian Witt

政治合法性、整体利益与个案公正

毕竞悦

 “正当”的冤案

提到“冤案”，人们一般都会联想到司法不公、司法腐败、当事人的悲惨遭遇、有悖于社会伦理等等。但实际上，在司法公正、清明的情况下，也可能发生冤案，正如所有事物都可能出错和有偏差一样，司法体制也不是“没缝的鸡蛋”。有些冤案的发生的确是司法权的正当行使所致。然而在一个相对合理的体制下，秉持着正义之心，司法应该有错必纠，冤案最终得到昭雪，当然真相难求之时也只能作罢。但还有一种情况，如果为当事人申冤就会触及更大的利益，甚至整个统治的政治合法性。或者冤案本身就是司法者为了更大的利益有意制造。根据纯粹功利的计算方法，多人的利益大于一人或少数人的利益，整体利益大于个体利益，从这个意义上讲，这类冤案似乎是“正当的”。但事实上，这涉及到不同的价值取舍，涉及到面临整体利益和个案公正时的司法困境，也涉及到法律与政治的边界。这是实践中和理论上一个经久困扰于人的话题。

    本文的主题便是针对这种“正当的”冤案，其本质涉及到法律与政治、个体与整体的冲突。本文中，我不考虑民意或公共舆论影响司法的情况。因为公意可能是一种情绪或集体行动，而不一定代表公共利益。本文所考虑的是公共利益与个案公正现实地发生冲突的情况。之所以说“个案公正”是因为这里不是指自私自利的个人利益，而是个案中的当事人具有某种正当性，其行为符合法律的一般正义标准，并没有突破自由的底线。本文也不考虑实证主义的“恶法亦法”与法的道德性之间的冲突，而假定现有的法律秩序基本上是人们普遍接受的“良法”。虽然我也会提及一些非法治社会的例子，但是执法者的行为仍然能得到某些普遍接受的价值观的支持。当然也不涉及精英与大众之间的矛盾，因为遭受冤案的人很多本身就是大众的一份子，因为本文并不对当事人的身份进行区分，他们都是“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中的一个人。为了便于论述，试举几种具体情况。

1．宁错勿纵

    “刑乱国用重典”，《周礼》中的这句话已为许多学习法律的人所熟知。在国家处于紧急时期，“宁可错杀三千，不可放过一个”也经常被执法者所运用。出于国家安全和社会治安的考虑，有的时候可能会忽视个体权利，在这个时候冤案就在所难免。比如英国二战中的18B规则规定：如果国务大臣有合理的理由认为某人是敌对分子或是与敌对分子有牵连的人，因此有必要对其实行控制，那么他可以发布拘捕此人的命令。根据这条规则，在战争期间有近两千人在马恩岛和其他地方被拘捕。

2．杀鸡儆猴

    宁错勿纵可能会冤枉好人，而“杀鸡儆猴”中的当事人则可能的确有过错，只是处罚与罪过不相当。在有些情况下，需要加重或者挑出一个过错者的处罚，以威慑其他人。这种做法有时甚至可以成为千古佳话，比如诸葛亮挥泪斩马谡，未经正当司法程序就判处了按法不当斩的马谡死刑，但这种做法却稳定了军心。

3．政治镇压

    民众采取非暴力的方式抗议政府的做法，比如静坐、示威、绝食。在现代社会，这些行为一般并不触犯法律，但是却可能构成对公共秩序和政府当局的威胁，于是有的时候就会出现政治镇压，从而造成冤案，抗议的一般参与者也可能遭受灭顶之灾。

4．败者为寇

    政治镇压是指针对群体行动的情形，败者为寇则指针对作为个体的政敌、异己的做法。这有的时候发生于“改朝换代”之时，正所谓“一朝天子一朝臣”，“无辜”的政敌也可能被清算。失败者未必是有过错的人，但是出于维护现有政权和政治合法性的需要，失败一方必须承担责任。

5．毒树之果

    前面讲的几种情况离我们的现实生活比较远，或者说并非生活的常态，而一般执法人员办案中的“毒树之果”情况却很普遍。为了破案、为了获取证据，需要采取违反正当程序的行为。在电影《天下无贼》中，警察感动于刘德华饰演的“贼”的义举，给他销了案。而在现实中，有销案的情况，就有“制造”案件的情况，还包括警察在办案中击毙按照证据罪不当死但的确令人深恶痛绝的犯罪分子。如果司法为这些案件翻供，有可能违反我们普通人心中的实质正义，也有可能会连带着破坏其他案件的侦破和执法。

6．丢卒保车

    法律的功能不仅在于实事求是，还在于定分止争，有的案件追究下去很可能会引发更大范围的震荡，所以就需要找一个“替罪羊”，丢卒保车。在有些腐败案件中便是如此。丢卒保车不仅指被处罚者的官职和地位，也指被认定的犯罪事实，处罚犯轻罪的人，而放纵犯重罪的人。[1]

    上面说的有些情况属于社会生活的非常态时期才发生的，但就学术而言，它们所揭示的问题却是常态的。它们共同的问题都涉及到了如何划分法律与政治、政策的边界，在一个（或走向）司法独立的社会，这些问题是司法必然要面对的疑难案件。

    在本文中，我将提到一些思想家的理论，但本文并非进行某一问题的思想史梳理，因而不会对研究相关问题的思想家面面俱到，而是选择典型进行论述。然而这并不意味着我将随意选择、只要符合论证需要拿来就用，而是遵循思想发展上一定的内在逻辑。

正义与应罚

    所谓冤案，简单说就是，应得的没得，不应罚的受罚。这涉及到我们通常所说的何为正义的问题。亚里士多德把正义区分为分配正义和矫正正义。司法裁决既包含分配正义、也包含矫正正义。简单的讲，分配正义涉及的是与公共和共同体相关的，但是又可在共同体内部进行分配的利益（或义务）；矫正正义则是矫正或弥补个体交往中产生的不平等。[2]

    司法是对已经发生的个人之间不公平之事的矫正，根据亚里士多德的定义，矫正正义就是要实现平等。在此，他运用了一个形象的比喻：如果一条线段被分成两个不等的部分，法官就要把较长线段的超过一半的部分拿掉，把它加到较短的线段上去。矫正正义就是得与失之间的适度，[3]强调的是个人之间的平等、对价。拥有公共权力的人对权力的对象负有矫正正义的义务，惩罚就是矫正正义的一个基本问题，诬陷无辜的人就是对矫正正义的一种否定。

    公共权力所负有的这种矫正正义的义务也属于分配正义问题，它要在全社会范围内分配利益与义务。“因为将某一争议提交裁判本身就创造了一种必须在当事人之间分配的共同对象”[4]司法不仅要对个案作出裁决、涉及平等的个人之间的权衡，也要树立一种规则、一种正义的形象，要在当事人之间分配权利，要类似情况类似处理，要赏罚得当。司法将不仅影响到个案，也将影响到整个社会的权利分配标准。正如亚当·斯密在《道德情操论》一书中指出：“当某个人受到伤害或摧残时，我们要求对在他身上犯下罪行的人进行惩罚，与其说是出于对那个受到伤害的人的关心，不如说是出于对社会总的利益的关心。”[5]

    分配正义又被亚里士多德进一步区分为自愿的分配正义（voluntary commutative justice）与非自愿的分配正义（involuntary commutative justice）。在自愿的分配正义中，双方之间的交换是公平的；而在非自愿的分配正义之时，一方不合法的剥夺了另一方的东西，因此他必须给被剥夺方以对等的补偿从而实现公平。对他人的侵害行为是非正义的。当对他人造成损害的行为出于自愿的时候，该行为就属于非正义的行为，应从道德（社会整体的评价）上对其进行否定性评价。

“正当”的冤案所面临的价值冲突

    冤案的发生意味着不正义，但是在可以称为“正当”的冤案中，司法所维护的某些价值具有一定的正当性。我所讨论的上述各种冤案主要涉及政治合法性与个案公正、整体利益与个案公正之间的冲突。

1．  政治合法性

    政治合法性，就是指政府在民众认可的基础上实施统治的正统性或正当性。简单而言，就是政府实施统治在多大程度上被公民视为合理的和符合道义的。韦伯认为，现代社会依赖于法制型支配，权威本身根据法律确立，并且依法行事。然而这里的“法”却涉及到了立法的问题，这就需要有一个立法的主权者，这个主权者与民众认可的统治的正统性或正当性是一致的。立法的过程是一个政治的过程，是各个利益集团的代表协商妥协的过程。因而，法律的认可度最终来源于政治合法性。如果伸张冤案可能会危及到政治合法性，危及到人们对政府统治的认可，那么以政治合法性为基础的立法的认可度也将受到质疑，伸张冤案所依赖的法律本身也成了一个问题。举一个直白的例子，蒋介石不可能为张学良平反，因为为张学良平反就意味着鼓励他的部下“勤王”，这样一来政治统治的稳定性将受到动摇。

2．  整体利益

    正义的标准并非个别人的看法，而是一种普遍认同的标准。休谟认为，正义是对社会有用的，公共的效用是正义的唯一起源；[6]菲尼斯认为，正义应当是人们爱好和促进其所在共同体的共同的善。[7]一般而言整体利益符合正义的标准，在民主社会法律也体现着，整体利益。整体利益往往与个体利益是一致的，但有时也会发生冲突。而共同体的善不简单等同于公共利益这种纯粹功利主义的考量，有的时候局部利益的实现、个案公正的伸张恰恰体现的是共同体利益或者说共同体的长远利益。有时司法需要面临价值选择和权衡。比如在富勒所虚构的著名的“洞穴奇案”中，探险队员受困山洞，水尽粮绝，大家约定抽签吃掉一人，以救活大多数，受困的探险队员获救后应该因谋杀罪而判死刑吗？如果牺牲一个同伴和10个拯救人员才救出幸存者，处死他们是合理的吗？如果人不应该因饥饿而偷窃，法律应该容忍人因饥饿而杀人吗？这样的两难选择我们也可以扩大到，我们可以因为社会利益而牺牲个案公正么？

    我们有一句古话是“忠孝不能两全”，这实际上就涉及到了政治利益与个人利益、整体利益与个人利益之间的冲突。“忠”和“孝”都是符合共同体的善的，但是当二者发生冲突时，就面临着艰难的抉择。这是个人的价值选择问题，司法中也会面临类似的价值选择。

两种理念：权利本位pk功利主义

    如果把上述问题放到网上论坛进行讨论，相信也会得到不同版本的答案，由此也可想见司法在处理这类问题上的难度。在各种意见中，有两个相互对立的解答路径：权利本位与功利主义。权利本位强调个体权利的优先性，而功利主义则强调社会整体的功利。

    古典功利主义以休谟、边沁和约翰·斯图亚特·密尔为一脉。功利主义的基本立场是：如果一个社会的主要制度被安排得能够达到所有个人满足度的总计最大净值，那么这个社会就是被正确地组织的，因而也是正义的。在这个条件之下，还包含着两种情况：一是没有人因为总体福利的改善而受损，一是总体所得能够弥补某些人的损失。古典功利主义与古典自由主义结合在一起，它关注于个人，在功利主义的计算中，每个人的效用所得到的权重是相等的。但它却采取了一种算计的方式，把正义观等同于功利观，以达到最大的利益为目标，而不关心利益的总量怎样在个人之间进行分配。这就可能造成用一些人的较大的收益补偿另一些人的较少损失，更有甚之，可能为了使很多人分享较大利益而剥夺少数人的利益。这样，功利主义就从个人出发，而导向了集体目的，功利主义对集聚功利的强调摧毁了作为自由至上道德核心的个人的“独立”和“身份”。

    与功利主义相对的是一种权利本位的进路。在罗尔斯的理论中，权利的优先性理念是一个基本要素。他认为：“正义否认为使一些人享受较大利益而剥夺另一些人的自由是正当的。因此，在一个正义的社会里，基本的自由被看作是理所当然的。由正义保障的权利不受制于政治的交易或社会利益的权衡。”[8]在罗尔斯那里，被认为是自由民主的基础的观念包括个人利益至上的观念、平等的观念和个人主义的观念。至于个人主义，即个体的权利应该被首先和在最高的程度上被尊重，基本自由及其优先性依赖于一种可以被看作是自由主义的个人观念。罗尔斯的权利理论来自于契约论，认为基本自由是人们在原初状态下的选择。而这遵循了洛克、卢梭一脉的传统，以社会契约论确证民主社会。“社会契约论者之所以构想在进入社会之前曾存在过一个自然状态，其目的在于将人还原为自然的人、抽象的人，并在此基础上探讨权威合法性的依据。”[9]

    权利本位的理念从权利出发论证民主制度的核心在于强调民主自由是惟一合法的政府。功利主义的自由主义不诉诸任何先验的、抽象的理念，仅仅以有益后果来论证制度的优越性。然而，这种看似“价值无涉”的立场恰恰反映了一种价值立场。相应地，权利本位的观念强调法治和司法程序，而功利主义则强调效率和行政权力，由此则会导出不同的制度设计。

权利本位的制度方案：民主政体下的少数人权利

    这里的方案并非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原则，只是笔者比较心仪的理论路径。面对各种理论纷争，我只想提供一种可能的制度设计以解决本文提出的问题。

    在托克维尔的著作中，调和了少数人权利与多数统治之间的紧张。这里的少数人不一定是指“贵族”，也可能是本身为人民一分子，甚至是弱势群体。根据托克维尔对民主的理解，民主的最终目的应当是保护少数和个人的权利。对此，一个重要的制度设计就是依赖于司法程序和法律家精神。托克维尔指出：“在美国，几乎所有政治问题迟早都要变成司法问题。”[10]法律家的精神渗透到一般人的心里，法律成为解决社会纠纷的最终依凭。这实际上就是一种法治政府。

    法治政府的基本原则有利于确保少数人的权利。“类似情况类似处理”实际上承认了“每个人都具有作为社会独特一员的重要性”。如果接受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就不可能接受“为求最大利益、个人权利可以任意被牺牲”的后果论。

    在法治政府中，法律只能受到以法律的名义施加的破坏和抑制。因为任意决定权不可避免损害法律的完整与尊严，从而也损害政治合法性。统治者制定法律，而法律则使统治者的权力和权势合法化。但法律对统治者和被统治者同样有效，国家同时也成为法律上的权利与义务的主体。

    与法治政府相配套的制度设计是分权政府。行政与司法的分权使得司法可以根据法律保护个体权利，抵抗行政权力的侵犯。实际上，这使得整体利益与个体利益冲突背后体现的法律与政治的冲突转变为司法与行政两个部门之间的制衡，这两个部门分别代表了国家的两种职能以及社会所需要的两种价值。这样个体利益得以处于司法的庇荫之下，可以防止行政权力以“国家安全”之名进行的压制，同时又不会削弱国家的力量，因为事权之分已经事先划明。

    在司法的领域中，只依赖法律做出判决，而避免政治与政策的干涉。虽然司法在面临疑难案件时也要在冲突的价值中进行选择，但是“政治的归政治、司法的归司法”。司法机构可以选择对疑难的政治问题悬而不决，这样实际上仍然无法避免政治冤案的存在，但至少可以避免司法冤案的存在，而随着政治局势的变化，政治冤案也可能转化为司法案件最终得到法律上的解决。

    “把法律规范归结为政治立法者的命令，会意味着法律在现代可以说被消解在政治之中了。但这样一来政治这个概念本身也受到了破坏。在这个前提下政治权力至少不再有可能被理解为被在法律上赋予合法性的权力，因为一种完全受政治支配的法律将失去其赋予合法性的力量。一旦合法化成为政治自己的成就，我们也就放弃了我们的法律概念和政治概念。”[11]于是对政治与法律冲突的解决，哈贝马斯诉诸于法治国的建构。在一个良好的体制下，政治应该为法律留有余地，允许个人根据法治原则进行反抗，并利用法治矫正对法律准则的违犯，这样才能保障个体权利有充分的喘息空间，正义才能投诉有门。

（本文发表于《清华法治论衡》2007年02期，略有修改）

    本书的副标题是“在无常和危机前”，台湾版的副标题则是“不安年代中的希望与救赎”，也就是说在发生天灾人祸的特殊时期、在利益攸关的情况下，一个人该如何选择，如何有道德地生活。而作者想表达的是，这些危机并非一种小概率事件，在很多时候也是生活的常态，我们生存在危机之中，每天都面临着各种各样的危机，从工作到感情、家庭，正确地认识危机，会令我们更有准备地生活，使自己一直坚持的健康的人生观不至于被击溃。

    最近人们一直在谈论“范跑跑”的话题，范跑跑在重大灾难面前屈从了求生的欲望。范跑跑的利己行为受到了许多人的攻击，但需要注意的是，范跑跑是在很极端的情况下，实际上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人们每一天都在面临着各种利益的诱惑。有些自私或者懦弱的人，可能会在大灾面前表现出人性善的一面；有的人会“人之将死、其言也善”；有些平常直率而仗义的人却会在危难面前表现出自私或怯懦。其实，人的道德性是很复杂的。

    一个杀人如麻的人也会有自己的挚爱；一个卑鄙的人却可能是个孝子……李世民被视为千古名君，其对待功臣的态度、治世的功劳都为后人称道，但很少有人注意他有数十个子女，当然这在古代帝王当中也算不了什么，但也足见他并非不食人间烟火之人，食、色，性也。皇帝给后宫女子所造成的伤害早已被历史淹没了。前些年，一些医生写毛好色，实在是有些少见多怪了。且不说，中国古代的文人骚客多有捧妓女的爱好，并且往往传为佳话。这不禁也令人想到了，如今的高官名流一般喜欢女明星，网上经常能够见到各种绯闻。这些无疑印证了人性的弱点。谁又有指责谁的资格呢？黄健翔难道就有指责杜伊的资格么？

    不仅一个人自身不同方面的道德会有冲突，有时地方性的道德也会与全人类的道德存在矛盾，这在涉及国家利益和战争的情况下尤为明显。前不久读三国，贾宝玉说贾府除了门口的那对狮子没有干净的，其实三国里又有几个人是干净的？在三国中，充满了变节与投降的故事，即便是忠诚的人，也是以杀人无数为代价的，统治者间的争权需要普通百姓来买单。为了己方的利益，便要牺牲敌方。被千古传唱的“遥想公谨当年，小乔出嫁了”中的周瑜，在史书中是位英雄，在现实中很可能是个小人，他千方百计陷害诸葛亮，看到关羽就贪生怕死，为人气量狭小；被视作忠义典型的关羽，在被杀后愤愤不平，土地神劝他说，如果他不平，那么死在他刀下的颜良、文丑、五关六将又如何呢？献连环计的风雏先生庞统更是置敌军百万性命于不顾，当然他也可以说是为了救己方的百万性命。在某种程度上这样的国家利益冲突可以缩放到个体上，每个人、每个家庭、每个单位、每个地方都是一个国家，为了自身利益有时并没有错，但在资源稀缺的情况下不可避免要涉及利益冲突。《天龙八部》中乔峰的委曲与伟大都在于他超越地方性利益而维护全人类的道德。

    《道德的重量》一书中，第一个故事讲的是一位退伍军人，一生事业有成，但是在晚年依然忏悔自己从军时变成了一个没有同情心的杀手。现在中国人可以去美国旅游了，而不需大使馆签证；中国的一些省份的居民也可以到台湾旅游了。在我们为这些消息感到高兴的时候，是否也要为人类的愚昧感到一丝悲哀呢？是什么令人与人之间相隔阂？当年的右派平反了，但似乎很少有人关注，在这些右派平反的同时，许多左派入狱了，而且是根据溯及既往的法律。这些人在政治上和思想界都将从历史中蒸发。

    在道德问题上，永远都存在着一些伦理难题。人为何要有道德地生活？在有些情况下，有道德反而使人处于不利地位。经济学中有“劣币驱良币”理论，举个例子，中国的行人不大遵守交通规则（实际上基本没什么规则意识），这样做很实用，这就会令遵守交通规则的人感觉很吃亏，久而久之不遵守规则的人成为了主流。这种现象在中国的许多领域都可见。在有些情况下，当一个人真诚地做事时，却会被人以恶意来揣测。比如一个人坚持原则，但是由于中国缺乏规则意识，而更多是靠关系和人情，所以这个人往往会被视作具有个人成见，他的正直不会被称道，反而会遭到报复。我们有着一种朴素的“善有善报、恶有恶报”的观念，但在许多情况下事实却并不如此。我们指望着作恶的人会反思、浪子回头，但实际上有些人至死也不会反思的。有些作恶的人并非不了解自己在作恶，正是由于他们非常洞悉善恶，才能钻空子从中渔利，尤其是那些攻击别人的人。无论从善还是作恶，人都会有一死，在对自己不利的情况下，为何要选择从善？   

    书中的第二个故事多少令人有些沮丧。一位妇女常年在非洲从事救助活动，她的工作很有成效，但是与非洲满目疮痍的状况相比，她的工作又令自己感到绝望。我们古语说，求仁得仁，又何怨？但问题是，她并没有因为自己的善事感到快乐，反而因为目睹了太多的人类不幸而陷入抑郁。善有善报也没有体现在她身上，她后来死于车祸。作者肯定了她道德的重量，但又有多少人可以身处困境而不放弃呢？

    书中的第三个故事讲的是一个中国人，在文革中被朋友出卖，后来在有机会报复的时候，他选择了放弃报复。通过这个人，作者说明，人是可以在艰难的情况下保持自己的底线、有道德地生活的。

    当我们被朋友出卖时、当我们真诚付出却没有回报时，我们平时珍视的信念会受到冲击，有时候人心之间的距离永远都无法缩短。但是道德有它自身的重量，在愈是艰难的情况下，就愈重要。同时也应正视人的道德的复杂性，以宽容的心态对待别人的不那么道德的行为。

    作者重点推荐了电影《中央车站》，剧中的老妇人靠替别人写信为生，她每次都要看过所有的信件后，根据自己的喜恶选择是否寄出，这是个略有些狡黠的小人物。但是后来她却为了帮一个男孩找到家人花掉了自己所有的钱、历尽艰辛。有道德地生活有时很难、也很简单，有道德地生活并非一定是什么英雄史诗，很多时候只是平凡生活的灵光闪现。

 6月10日，第一所由招商银行信用卡持卡人捐赠的“向阳抗震希望小学”在绵竹市剑南镇紫岩街顺利落成。

我也参与了，很高兴：）想不到招商银行的速度这么快。一直感觉招行在银行中是服务很好的，其在慈善事业的管理以及募款方式上也值得借鉴。

    《事故共和国》的英文版封面取自Lewis Hine的摄影作品。Lewis Hine的摄影作品关注于移民、童工、劳工等弱势群体，被誉为“关心人类的摄影师”（Concerned Photographer）。而他自己从不称自己为“关心人类的摄影师”，他有一句名言：“有两类事是我想做的，一是可以被赞美或受感谢的，一是可以去遣责和纠正的。”这两句话或许也是我们面对人类的苦难应有的态度。

《事故共和国》

上海三联书店2008年出版，408页，定价：48元。

作者：约翰·法比安·维特，哥伦比亚大学法学院法学与历史学教授，耶鲁大学法学博士、历史学博士。专业领域为美国法律史、侵权法。《事故共和国》是维特教授的第一本专著，出版后荣获多个图书奖项。

译者：田雷，香港中文大学政治系博士候选人，哥伦比亚大学法学院中国法研究中心Edwards访问学人（2008年），译有《法院与宪法》（北京大学出版社）。

评论：

2001年哈佛大学出版社托马斯·威尔逊奖

2005年美国法律与社会学会詹姆斯·赫斯特奖

2005年美国法律史协会威廉·克罗维尔基金会奖

约翰·维特对美国工业化时代的描绘既细致入微，又视野恢宏。这一历史学佳作不仅仅讲述了工人赔偿的兴起，——它是迄今为止最伟大的社会改革之一。维特还生动地重现了19世纪晚期工业世界的社会图景：令人震惊的工人伤亡率、工人的互助保险协会、大规模的移民潮、泰勒主义管理的兴起、重塑自由劳动理念的斗争、欧洲的社会工程与美国的反国家主义和个人主义的遭遇、进步时代劳动关系的政治经济学。基于这些材料，维特阐明：法律参与创造了一种新的社会秩序。他的分析具有重大的时代意义，展示出美国法律改革中诱人的可能性与不变的局限性。本书注定将成为法律社会史的经典。

——彼得·舒克（Peter H. Schuck），耶鲁大学法学院教授，著有《美国多样性：政府保持安全距离》

1940年，威拉德·赫斯特与劳埃德·加里森发表了关于威斯康星州工伤以及法律救济的论著，开启了美国现代的法律与社会研究。两代人以后，维特的《事故共和国》标志着这一研究领域的完全成熟。维特灵巧地整合了侵权法理论的法律分析、工业事故的历史、国家治理的新政治经济理论，表明了世纪之交有关工作、工伤、风险、补偿和规制的斗争如何塑造了我们的现代世界。精微、全面的跨学科之作，《事故共和国》正是赫斯特与加里森心中完美的法律史研究。

——威廉·诺瓦克（William Novak），芝加哥大学历史系，著有《人民的福利：19世纪美国的法律与规制》作者。

《事故共和国》谈的是工人补偿的起源，可能是该领域最好的著作。但它的主题更为宽泛。本书还涉及了风险与工业资本主义的关系，谈到了手指是值30还是60美元，触及了苦痛的政治表述，亦即苦痛如何被衡量、被商品化、被表达、被压制……这是一部法律史佳作，将会在未来的岁月中赢得学者们的认同。

——克里斯多夫·卡普佐拉（Christopher Capozzola），麻省理工学院历史系

Lewis Hine的作品

卡拉布雷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