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治维新令日本凝聚一团，在传奇人物坂本龙马（有兴趣的读者可以结合同为NHK大河剧的《龙马传》一起欣赏，当可将日本崛起的历史通盘了解）和维新三杰的奔走呼号下走向团结，更准确说，是把无数把“小太刀——江户幕府时期的大大小小276藩”熔冶成一把“大太刀——大政奉还于天皇，开创真正的大日本”（“大日本”的口号缘起于为国家摆脱幕府垄断而走向统一的政治需要，后来成为日本人引以为豪的历史概念，此概念其实并非针对中国）。并且通过坂本龙马的“船中八策”开始了议会政治。与此同时，同为东方帝制国家的大清虽历经比日本更多的西方打扰，却是无力扭转乾坤，僵硬迂腐地走在灭亡的不归路上。由此或许可以理解豆瓣的评分包含了太多的“中国问题”情结。

剧中展现了日清甲午海战的情节，作为一个中国人在日剧中看此战，心情极其复杂。甲午海战是中国近代史中的一个巨大劫数。1840年之后，清廷在国际关系中基本处于劣势，用大炮打开中国大门、逼迫清廷签订不平等条约的都是西方国家，在西方的工业文明面前，东方大国已全无还手之力。而甲午战争则不同，打败中国的是我们的邻邦日本，同样是东方国家，同样是黄种人，而且在历史上很长的时间里，日本都是向中国学习的。

对于中国近代的屈辱史，一种通常的说法是“落后就要挨打”，把原因归结为落后，这种说词进一步演化为“发展是硬道理”，而无论是落后还是发展，都简单地理解为是经济方面的事。实际上，“落后就要挨打”的说法是不符合史实的。当时的中国，GDP为世界第一，财大气粗。中国还拥有世界上最先进的军舰，剧中描述了丁汝昌到日本展示中国新军舰的情节。军舰的雄伟无疑震慑住了日本人，然而当日本海军军官东乡平八郎、秋山真之到军舰里面参观之后，他重拾了信心。现代军事是与现代的管理模式结合在一起的，反观中国海军，依然穿着长袍马褂，在军舰里赌博，东西随处乱放……这令身着一尘不染的白色西式海军军装的日本同行们鄙视的心理油然而生。如果对照着看《走向共和》，感受会更深，官场中的腐败与内耗无一不在削弱着军队的战斗力。后来的历史证明了秋山真之的判断，没有良好管理制度的军队注定失败，尤其是在现代战争中。

当然，所谓的军事管理依然是器物层面的东西，当时的少数国人意识到了更深层的东西，甲午战争以及后来的日俄战争都是立宪国打败了非立宪国。甲午战争的战败成了中国统治阶层主动进行维新的重大动力。但后来的结果大家都知道，清朝未能实现君主立宪。在近代政治转型上，为什么日本成功了，而中国失败了？

这首先需要看看日本明治维新发生的背景。日本天皇在日本历史上很长时期里都是实际上的虚君，在日本还存在着很强大的等级制衡力量，那就是武士阶层、封建割据对于君权的实质性制约。许多人憧憬着中国也能实行君主立宪，可中国的皇帝什么时候曾是虚君？傀儡皇帝并不等于制度上的虚君，无论是后宫专权、还是宦官专政都是君权的一种变体，而非虚君制。明治维新中的主导力量是下级武士。下级武士虽然也是武士，但在日益严格的等级制度之下，下级武士处于上级武士的压迫之中，而且理论上下级武士永远不可能成为上级武士。拥有一定的地位，但又处于压迫之中，藩镇制度日益腐朽，无法满足日本成为一个强大国家的需要，正当此时，西方列强的“黑船”造访日本，让怀有一些抱负的下级武士感受到了国家的危机，在这种背景下，下级武士主导了一次次的脱藩运动、反抗幕府的运动。脱离藩镇、成为一个日本人，这在今天看来似乎理所应当，起码也不能算是叛国行为，而在当时却是重罪，不仅自己无法回到故乡，还会连累家人。下级武士的脱藩运动与日本天皇废藩建立统一国家的努力一拍而和，一个现代的民族国家开始形成。实际上，在近代史上成功建立君主立宪制的国家都与重塑中央政权的合法性、结束封建割据密切相关。日本天皇原为加强中央集权，但由于历史上的虚君传统，这样的集权过程必然伴随着各种约束和限制，需要与不同阶层达成妥协。《坂上之云》主要讲的是明治维新后日本的现代化之路，在另一部大河剧《龙马传》中则重点描述了明治维新的过程。

历史总会把一些标志性事件设想得无限美好，然而事实却是残酷的。明治维新的后果对于其主要发起阶层下级武士而言充满了悲剧色彩。在幕府制下，下级武士也是食利阶层，而明治维新后，上级武士尚且能保留一些特权，下级武士的特权则全无了，成了没有生活来源的人。改革的发动阶层却成了改革后的利益受损阶层，部分下级武士由支持政府，转向了反抗政府。“维新三杰”之一西乡隆盛便是反抗政府的主要领导者，这也成了他一生的污点，为公益始，却因私利而终，善始却未能善终。但从另一方面看，正是下级武士阶层的悲壮成就了日本的现代化之路，下级武士们用自己的血肉之躯奠定了国家未来繁盛的基础。

武士是日本传统社会的中坚阶层，与之相对应，中国传统社会的中坚阶层也是“士”，但不是武士，而是儒士。中国的儒士是一个开放而流动的阶层，在理论上，大多数男性都可以通过科举制度进入这个阶层，阶层的开放性构筑了人们向上的通道，也构筑了人们的梦想。虽然有人失意于考场，但在制度上总是有希望的，怀才不遇者会把自身的不幸遭遇归结于个别官员的不公，而不是制度本身，于是制度变革缺乏根本的动力机制。而日本的传统社会有着严格的等级制，武士在享有特权的同时也承担保卫家土的责任，在日本封建时期，只有武士才能成为军人。不同的传统塑造了武士与儒士不同的精神气质。日本武士更具有勇武精神和义务使命感。而中国历史上很早就发育出的较为成熟的文官制度反而虚弱了士阶层的责任感和反抗意识，在朝代较为安定的时期，文官的地位远远高于武官，即使在朝代更替之时，文官也可以作为不同朝代的官僚，履行公共职责。俗话说：“文人相轻，武人相重。”武士重视规则，而儒士则时常破坏规则，以冠冕堂皇之言辞掩盖徇私枉法之行为的事情非常普遍。实际上，在晚清预备立宪和辛亥革命的过程中，中国的下层绅士也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但正是由于前述原因，中国下层绅士的反抗意识、对抗强权的意识都更弱一些。

《坂上之云》的主人公秋山兄弟就出身于下级武士家庭。在弟弟秋山真之出生之时，家里因为生活困难甚至想把他送到寺院去。哥哥秋山好古为了帮忙养家甚至去澡堂工作，这对于以前的武士家庭而言，简直是不可想象的。虽然生活贫困，但随着身份制的废除，许多下级武士出身的人也得以接受高等教育，成为大臣，或进入新式军队，成为高级军官。哥哥秋山好古后来做到了陆军大将，弟弟秋山真之虽然英年早逝，但也做到了海军中将。这是一部个人奋斗的历史，这样的故事在宣传广告中或许可以称为“励志剧”，但这不是本剧的主题，这样的故事彰显的是制度的魅力。通过构建现代国家制度，日本形成了一种正向淘汰机制，使得有能力的人能够脱颖而出，这些反过来又增强了整个国家的凝聚力。

与许多国家现代转型的历程一样，民族主义同样在日本的转型过程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光有反抗意识并不能成就转型，还需要妥协精神，日本社会各阶层最终能够达成妥协，凝聚在一起，可以说靠的是国家的危机意识和对国家利益的共识。现代化很大程度上也是西化的过程。许多非西方国家被动挨打、忍受屈辱，在经过漫长的挣扎之后，终于实现了民族独立，最后走上了现代化之路。这条现代化之路是被动而痛苦的。只有少数非西方国家主动学习、锐意变革，自身成功转型为现代国家，作为东方国家的日本便是一例。日本对于西方的学习是真诚的，正如他们曾经以及现在对于中国传统文化的学习一样。日本以一个小国的姿态去学习其他大国，他们吸收他国文化的精华，却未曾失去大和民族的精神，直至今天日本的传统在他们的生活中还随处可见。危机意识激发他们自强，相比之下，当时的中国却总是流露出泱泱大国的心态，慈禧、李鸿章等人在甲午战败之前或许从未把日本这个区区小国放在眼里过。即使是战败了，也无所谓，北京丢了，还可以逃到西安，西安丢了，还可以逃到重庆……

明治维新最主要的成就便是构建国民，使国家建立在公民个人之上，废除封建割据以及人民对于藩镇的依附性，由此建立起一个统一的现代民族国家。然而现代化也有着另一面。于国际关系而言，世界近代史同时也是一部战争史。西方国家首先完成了工业革命，实现了物质上和制度上的重大转型，在资本扩张的冲动下，西方国家把自己的文明和武力侵入其他国家。这所带来的结果同样具有两面性，被侵略是其负面，而接受现代文明则是其正面。在当时帝国主义的背景下，各强国都把主要精力用于发展军事。在日本人看来，你不能打别人，就意味着要被别人打，何况日本只是一个占据着弹丸之地的岛国，日本也曾面临着亡国的威胁。随着日本制度上的成功转型，日本的军国主义开始萌生和膨胀。《坂上之云》对于战争的表述可以说比较客观，既表现了日本军人为了国家利益而浴血奋战、鞠躬尽瘁的一面，也表现了战争给本国人民和他国人民带来的创伤，同时也穿插了对于战争的反思，比如子规眼中战争的残酷，真之多次想出家，好古最后不就陆军元帅、而辞去军职做了中学校长，等等。

的确，现代化于国内关系而言，也不全是正面的。现代国家不仅意味着宪政民主，如果把国家也拟人化，那么国家现代化的重要动机便是增强国家的汲取能力。清朝的GDP虽然世界第一，但清政府的财政汲取能力却很弱，许多官员都很富有，国库却很空虚，地主们很有钱，农民们却很穷，但社会底层却要承担沉重的税赋。人民感觉不到自身是国家的主人，加税则可能引起强烈的反抗，不加税则国家财政吃紧。在战争的背景下，国家利益、税收与人民利益之间的矛盾愈加复杂。日本制度上的成功转型增强了国家的汲取能力。在以前，只有武士阶层才能参军，明治维新后，平民也可以参军，日本的军事力量大大加强。为了支撑巨大的军费开支，日本人民更是勒紧裤腰带省吃俭用，因为他们省下的每分钱都可以用于增加自己家人所在军队的补给，日本军人也感受到了这份来自于家人的期望而不惜以肉身充当炮灰。正因如此，他们虽然很弱小、很贫穷，但却建成了当时世界上最强的海军舰队之一。可以说，战争的环境也在倒逼着日本的变革。遥想中国的商鞅变法，实行奖励军功，普通百姓也可因为军功而拥有爵位，同样是战争倒逼的制度变革。在日本构建国民的过程中，国民开始享有了越来越多的权利，但也承担了更多的义务，他们在国外战场上流血，在国内劳作中流汗。

本剧主人公秋山好古最喜欢福泽渝吉的一句话：“先有个人之独立，方有民族之独立。”好古离乡求学是追求个人独立，子规专心改造俳句是追求个人独立，夏目漱石厌恶战争同样是追求个人独立。然而，在当时军国主义的大背景下，国家利益、集体利益超越于个人利益之上是流行的观念。民族主义虽然能够凝聚共识，却并不必然带来现代性政治。直至二战结束后，日本才由现代化走向了现代性，通过一系列宪法事件（在《最高裁物语》一书中有所涉及），政制更加成熟，民众获得了更多的政治权利，日本转向专注于经济发展，实现了和平崛起。

对于日本，许多国人都自然不会喜欢。但如果只有所谓的仇恨，却不去反思为什么日本当时明治维新成功了、而清廷改革却失败了，那么我们该凭借什么去走出现在这个历史三峡呢？

第一章  新政府的性质
导  读
反联邦党人
布鲁图  第一篇  共和国应限于狭小范围  
伽图  第三篇  共和国应限于狭小范围  

老辉格党人  第四篇  新宪法将使各州联盟变成单一的大共和国 
联邦党人
联邦党人文集  第9篇  联邦是抵制内部分裂和叛乱的保障  
联邦党人文集  第10篇  联邦有助于抑制党争  
联邦党人文集  第15篇  联邦的权威应及于个人  
联邦党人文集  第39篇  新政府的双重性质  

第二章  分  权
导  读
反联邦党人
辛蒂尼尔  新宪法不能保证各部门的平衡 
莱奥尼达斯  没有各部门的分立就没有责任  
联邦农夫  第三篇  权力分立  
联邦党人
联邦党人文集  第47篇  分权原则的含义  
联邦党人文集  第48篇  仅靠书面分权是不够的  
联邦党人文集  第51篇  以野心对抗野心  

第三章  众议院
导  读
反联邦党人
帕特里克·亨利  在弗吉尼亚州宪法批准大会上的演讲  
路德·马丁  实情通报  
乔治·梅森  在弗吉尼亚宪法批准大会上的演讲  
联邦党人
联邦党人文集  第52篇  众议员的资格与任期 
联邦党人文集  第53篇  续论众议员的任期  
联邦党人文集  第55篇  众议院的规模  
联邦党人文集  第56篇  续众议院的规模  

第四章  参议院
导  读
反联邦党人
布鲁图  第十六篇  参议院的组成和权力  
辛辛那图斯  第四篇  关于参议院的组成和权力的贵族制倾向  
联邦农夫  第三篇  参议院的寡头制倾向   
联邦党人
一个美国公民  第二篇  参议院的组成和权力  
联邦党人文集  第62篇  参议院的组成  
联邦党人文集  第63篇  参议院不会沦为寡头机构  
詹姆斯·威尔逊演讲 对宪法的综合辩护（参议院部分）  

第五章  总  统
导  读
反联邦党人
老辉格党人  第五篇  总统将拥有君主般的权力  
伽图  对行政部门的忧虑  
威廉·贝恩  总统的否决权违背各部门分权的原则  
联邦党人和反联邦党人
1788年6月17日弗吉尼亚州宪法批准大会上的辩论（摘要）  
联邦党人
一个美国公民  第一篇  总统不同于国王  
联邦党人文集  第67篇  反驳对行政部门的责难  
联邦党人文集  第69篇  行政部门的真实性质  
联邦党人文集  第73篇  总统的薪俸和否决权问题  
联邦党人文集  第74篇  总统的军事权和赦免权 

第六章  司  法
导  读
反联邦党人
布鲁图  第11篇  司法权的性质和范围  
布鲁图  第15篇  续司法权  
联邦农夫  第15篇  司法部门的组建  
辛蒂尼尔  第二篇  联邦法院管辖权  
老辉格党人  第三篇  陪审团审判  
宾夕法尼亚制宪会议中少数的异议 
联邦党人
联邦党人文集  第78篇  司法部门  
联邦党人文集  第80篇  联邦司法管辖权 
联邦党人文集  第81篇  续司法部门以及司法权的分配  
联邦党人文集  第83篇  陪审团审判  

第七章  权利法案
导  读
反联邦党人
理查德·亨利·李致艾德蒙·伦道夫州长的信之附录  
老辉格党人  第四篇  
布鲁图  第二篇  
约翰·斯麦利  在宾夕法尼亚州批准宪法会议上的演说  
联邦农夫  第16篇  
联邦党人
一介村夫  第二篇   
詹姆斯·威尔逊  在宾夕法尼亚宪法批准会议上的演说  
联邦党人文集  第84篇  关于权利法案  
詹姆斯·麦迪逊致托马斯·杰弗逊  

附  录
现在为什么还要学习《联邦党人文集》？ 
美利坚合众国宪法  

面对如今的高校就业压力，许多人提出应鼓励高校毕业生自主创业。自主创业是一条不错的出路，但是目前高校毕业生创业率不高不仅是受到保守思想和资源、能力的影响，主要是由于制度的制约。

首要的问题是，高校毕业生创业无法享受与正常就业的毕业生同样的待遇。在中国的人事制度中，户口和档案是两大重要方面。高校毕业生毕业就业的时候，都会签一个三方协议，也就是本人、学校和用人单位的三方协议，然后学校对毕业生进行派遣。这一套派遣制度依然有着很浓的计划经济味道，而且由于我国绝大多数大学是公立大学，大学生是国家培养的人才，应该报效国家。因而在大学生就业时，从整个政策导向上都更加鼓励大学生到政府部门、事业单位或公有单位工作，这样才能正常派遣。对于去外企和私企工作的大学生，有的也不能算作正常就业，人事档案转到人才市场代管，这些人如果日后想到公有部门工作，在人事制度的转续上依然存在着一些障碍，就更不用说自主创业的大学毕业生了。自主创业的大学毕业生在毕业时无法签订三方协议，就无法正常派遣，很大程度上相当于待业青年。

自主创业的大学毕业生在人事制度上可能遭遇的具体障碍包括：

第一， 外地大学生无法解决在创业地的户口问题。大学集中地往往也是发展较好的城市，也是创业机会比较大的城市。在我国目前户口制度还没有根本变革的情况下，户口依然是一个很大的问题，许多用人单位也把户口作为招聘的砝码或用人的限制。要想落户，需要有接收单位，目前一般是国有部门或大型企业有这个资格或能力。创业的大学生其公司还在创立阶段，何谈解决户口的能力。有些城市规定，投资达到一定标准，可以解决落户问题。但这类人往往是成功企业家，大学毕业生一般白手起家，除非家里有背景，否则很难达到这个落户标准，因而创业的大学毕业生就成了“飘”一族。

第二， 创业的大学毕业生其档案关系无法转续。由于处于创业阶段，自己的新创公司无法接受档案关系，所以许多大学毕业生选择把档案继续留在学校代为保管或转到人才中心。在中国目前的观念中，这就相当于没有就业、没有单位。对于学校而言，这类人也属于未就业范畴，除非采取一些方法使他们“被就业”，否则无疑会给学校的就业工作抹黑。

第三， 创业的大学生没有工龄。如果创业的大学毕业生若干年后，有机会进入行政事业单位工作，其以前的工龄却不被政府人事部门承认。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创业者为社会解决了就业问题、创造了财富，而自己却没有工龄。

第四， 无法进入正常的职称序列。目前关于私企人员如何评职称，如何构建统一的职称制度，也有一定的讨论，但还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

上述问题，有的可以通过对现行制度进行修补、给予创业者以平等待遇来解决；有的则需要革新我国当前的人事制度，构建适应于市场经济发展的统一人事制度，不再根据身份、工作单位的性质来人为地进行区分，而应该建立一个统一的人力资源体系。

以上问题不光是创业的大学生所遭遇的，许多创业者都或多或少会遇到这些问题，他们虽然为我国的经济发展做出了贡献，但是却无法享受平等的人事待遇。正是由于上述原因，直至今天，在许多中国人的眼里，白手起家创业依然被当成“没有工作”看待，这种制度和人文环境无疑打击了许多人的创业热情。

目前的情况是，越是名牌大学的学生，创业率越低，因为他们可以找到很好的工作，反而是一些没有什么学历的人去创业，自己靠勤劳打拼。因而中国的创业领域主要还是集中在劳动密集型行业。

我们今天应该形成这样一个基本观念：私人创业也是为国家作贡献，与在公有部门工作是一样的。中国未来经济发展、解决就业问题、形成真正的公民社会，都要依靠更多小企业的发展。有关部门应该制定鼓励更多有为年轻人创业的政策，打破目前创业者的人事制度障碍。

《电锯惊魂》从第一集演到第七集，美国电影中杀人狂的主题可谓层出不穷。这些杀人狂都有一定的共性，那就是他们杀人不是为了某种现实利益，而是为了某种精神追求。《电锯惊魂》中的坚锯是为了惩罚有“罪”的人、实现救赎。这不仅是电影套路，而且也体现了西方的文化传统。

我们中国人在欣赏电影的同时，大多会觉得这些杀人狂不可理喻，他们罪大恶极、手段残忍，不杀不足以平民愤，把这类人搬上银幕更是不可能的事。实际上，在中国也不大可能出现这类杀人狂，我们会有不分青红皂白一下子连杀十几个人的凶手，会有为了钱财到处杀人的流窜犯，会有为了报复而针对某一类群体的作案分子，但我们不大会有为了宗教追求、为了纯粹的某种精神，而去杀人的惯犯。

这背后的因素不得不追溯到文化传统。西方有着悠久的宗教传统、对上帝的信仰，由此形成了他们的终极关怀。所谓终极关怀就是与现世的功利无关，是一种纯精神的，为了事情本身而作为。终极关怀证成了人存在的价值，如果没有终极关怀，那么人不过是现世的行尸走肉。

然而，当终极关怀与权力相结合，形成神权政治，那后果就不堪设想了。首先的一个结果便是不宽容，不允许其他精神信仰体系的存在，有所质疑者将被视作亵渎神灵而被处死。另一个后果就是统治者本身的不受质疑。这就出现了一个内在的矛盾，比如坚锯以神之名惩罚有“罪（sin）”的人，但是他本身也是有原罪的，谁来惩罚他呢？对于惩罚他的人，他同样施以毒手，许多无辜的警察因此丧命。

所谓现代性也是一个破除神权政治的理性化的过程。金观涛认为，现代社会与传统社会的重要区别之一便是终极关怀与工具理性的分离。坚锯可谓娴熟地运用了工具理性，他利用现代科技知识设计各种机关来杀人，来实现他偏执的精神信仰，但是他依然没有走出传统，不是一个现代人，因为他的工具理性是为了他的信仰服务的，二者没有分离。相比之下，《鲁滨逊漂流记》中的鲁宾逊就是一个现代人，他代表了新教运动时期典型的西方人，他一方面向神灵祈祷，另一方面积极地运用理性生存下来，他的信仰是为了印证自己生存的价值，而工具理性不是为了信仰本身，而是为了现世的目的。

随着现代社会对于工具理性的彰显，信仰的迷茫相伴而生，现代人进入了“理性铁笼”，世界上的路很多，但人们却在彷徨。针对这种信仰危机的状况，许多西方知识分子开始重新追寻西方的宗教传统，比如《法律与革命》的作者伯尔曼，而杀人狂类电影的出现也可归为对于现代人精神危机的一个反思。杀人狂类电影一方面展示了神权政治的荒谬，另一方面则揭示了救赎的主题。

一个美好的现代社会应该是一个终极关怀与工具理性并存又彼此分离的社会。没有终极关怀，人们的工具理性就可能为“恶魔”利用；而如果终极关怀与工具理性合一，人们的狂热将导致偏执与不宽容。

中国的分配不公与效率无关

毕竞悦

公平与效率是对立统一的。鼓励自由竞争的体制会带来效率，但是也会产生两极分化，产生不公平；福利政策意在保障公平，却可能造成“养懒汉”的结果，损害效率。这是现在一些经济发达国家所面临的公平与效率的矛盾。但是在我国，分配不公很大程度上却并非因为鼓励效率的政策所引致的，我国分配体制的问题主要不是存在于初次分配领域、也不是存在于再分配领域，虽然在这两个领域都存在着各种问题，但关键问题在于资源分配的不公平以及与之相关的制度措施。

中国人有着不患寡而患不均的心理，但是对于什么是“不均”主要是一种心理上的不公平的感觉。一个人靠自己的能力和勤劳而获得财富，其他人并不会感到不公平，人们并不反对通过公平竞争所带来的结果的不均等，比如跑得最快的人得金牌，球技最好的人得冠军，等等。人们往往是对于起点的不公正以及过程的不公正充满愤怒。在我国，引起人们分配不公感的因素主要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 国有企业的问题。我国在1990年代对国有企业进行了大规模的转制，意在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在这个过程中，有人利用国企转制的制度缝隙，把国有资产变为个人资产，也就是人们常说的国有资产流失问题。在转制的过程中，国企出现了“两极分化”，劣质国企关停并转，优质国企继续垄断资源保持更加优势的地位。国企的员工也出现了“两极分化”，有的人下岗失业，成为转制过程中的利益受害者，有的人则继续在国企里享受着“铁饭碗”。近几年来，出现了“国进民退”的趋势，这更多地体现在“质”上，而非“量”上，存留下来的优质国企越来越体现出其背依政府的优越性。无论是国企的管理层还是普通员工，其收入都远远高于从事类似工作的在其他行业工作的人，这也造成了实际上的同工不同酬，比如同样是司机，大国企的司机的收入可能是一个小民营公司的司机收入的数倍。还有一些领域并不属于严格意义上的国有企业，但也从事经济活动，获取垄断利益，比如新闻出版业，原先都属于事业编制，却是一个很大的产业。国有企业的本意是国民所有，但是国民并没有直接获得国企的红利，而是国企的工作人员享受了更多的益处。

第二， 与国企相对应的是民间经济的问题。由于中国的政府还承担着过多的经济职能，在一定程度上挤压了民间经济的空间。政府既是裁判员又是球员，这造成了一个不公平的竞争环境。由于受到技术和经济结构等方面的制约，小型民营企业主要是微利的盈利模式。在实行新的劳动合同法之后，一些政府应提供的社会保障等公共服务转嫁给了企业。小企业融资和贷款困难，而大企业通过上市等渠道融了资却花不出去。民营企业理应成为解决中国未来就业问题的主要出口，目前却生存艰难。

第三， 但并非所有的民间经济都不灵光，与土地流转和矿产资源等相关的资源垄断型行业却在牟取着暴利，当然这里也有许多国有企业。我国的土地和矿产资源都属于国家所有，但是近些年来土地使用权、矿产开采权等可以部分地进入市场领域。而由于这些资源的垄断性，政府掌握着审批权，具体来讲是某些官员掌握着审批权，这造就了寻租的空间。目前房价高已经令民怨沸腾。其实土地的一级市场价格并不高，但二级市场的价格却很高，到了购买房子的人手里折合的价格就更高了。有关系的人拿到资源不断转手、炒卖，最终都是普通购房者埋单。在我国的富豪排行榜上，房地产商占了大部分。众所周知，这些“富豪”的上榜并非主要依靠个人才干和勤劳，而是靠关系和暴利。同样是在房地产行业，能够直接拿到地的人、开发商、建筑商、售楼员、建筑工人之间的收入差距巨大。还有一些政策所造就的垄断行业，比如出租车业，有的地方规定必须成立出租车公司，能成立这种公司的人往往很有背景，他们提取所谓的“份钱”，而出租司机成了现代的黄包车夫。

第四， 过多的二次交费（税）。由于政府目前的财政预算的公开性不够，民主监督力度也不够，公共财政不能更好地用于公共服务，纳税人还需要为了公共服务额外交费或税，可称之为二次交费（税）。这种交费（税）成为暴利收入的来源。比如前面提到的房地产的例子，土地资源本是国有，国民并没能从土地流转中直接获益，还要为房价暴利付出代价，其中的利润为房地产商以及部分腐败官员中饱私囊。高房价中还包括了各种用于公共服务的税费计60多种，除了购房款之外还要交契税，这些税款往往占了房屋首付款的大部分。此外，出租自己的房屋还要交“综合税”。再举一个简单的例子，图书馆应该是公共服务的一部分，其建设来自于纳税人的税款，有些图书只有图书馆里有，但是纳税人要想复印该书用于学习目的，却要付出远远高于成本价和市场价格的复印费。公共服务部门通过垄断资源牟取了暴利。

第五， 与公共服务的捉襟见肘相比，却是庞大的公务支出。近年来公务员工资涨幅比较大，行政业务支出也不菲，还有各种招待费、出国考察费等等，许多政府部门还为公务人员提供早餐、午餐、蔬菜水果供应、服装、洗衣服务等等。如果按照公务员管理局所说的各级党政机关637万公务员、2903万事业单位人员和1000万退休人员（实际人数决不止这些）当年的工资8000亿支出，以及福利支出、各类会议和培训支出、办公设施的维修和更新换代、几千名省部级以上离休人员的特需支出，我国各类管理机关自身开支占年度财政支出至少要在30%以上。最近又爆出某些部门的公务员其购房价格远远低于市价。

第六， 金融市场的不健康。在低工资的情况下，人们还可以通过金融投资增加收入。但是我国的金融市场还有许多不完善之处，监管不力。在股票市场上，庄家操纵的现象并不少见。对股票的专业分析甚至不如一个内幕消息。股票市场总是忽高忽低，缺少持续的良性增长，购买股票甚至比买彩票风险还大。有人被股票深深套牢，有人却因内幕消息而获得巨额利润。此外，上市公司再融资演变为恶意圈钱，一方面上市公司圈走上千亿元，另一方面投资者居然无法获知资金的用途。从上市公司的资金闲置、变更募资投向、大量用于证券投资的情况来看，上市公司普遍存在过度融资行为。据统计，从1995年至2005年，发生资金闲置事件的数量共570起，涉及上市公司524家，平均每年发生53起，1995到2005年间共闲置资金580.8亿元，平均每年54亿元，显示公告披露变更投资方向的上市公司中约有1／4的募集资金被闲置。

第七， 暴利（力）行业的存在。由于法治不健全，许多人通过生产假劣伪冒商品而获取暴利。从三鹿奶粉到地沟油，许多行业都有自己获取暴利的潜规则，更加日常的行为见诸于各种霸王条款，消费者只能默默接受。法治不健全，还给了诈骗以空间。有些行业基本上就等同于诈骗和打劫，这些行业不仅仅是暴利，而且是暴力，他们同时也败坏了社会的道德和信任。这些行业的存在多少都受到了地方政府的保护，比如三鹿奶业。

第八， 以上各项或多或少都与权力的腐败以及不受监督有关。腐败收入本身就是收入分配不公的一个重要方面。权力腐败直接与政府过多地介入经济领域相关。仅2009年，全国纪检监察机关就查处商业贿赂案件15548起，涉案金额39.1亿元。权力腐败使得市场竞争环境恶劣，没有关系和背景的人无法公平地从事竞争，专业知识无法在自己的职业生涯中起主要作用，这种情况使得道德败坏，许多人削尖脑袋拉关系，而不是把更多精力用在提升专业能力上。结果是，我们现在的分配体制既不利于公平，也不利于效率。在这种环境下的经济发展并不是可持续发展的模式。

第九， 家族利益的形成。经过数年的发展，无论是在经济领域还是政治领域，家族利益都开始形成和固化，出现了所谓的“富二代”、“官二代”。中国人一直有“学而优则仕”的观念，古代是通过科举，现代是通过高考，不说光宗耀祖，也能获得体面的工作。但是现在的教育越来越等级化和贵族化，从幼儿园开始，家长的社会地位就决定着孩子所上学校的优劣，家长的官职大小决定着孩子在学校里是大队长、还是中队长，是市三好、还是校三好。而即使是读了大学、硕士、博士，又面临着就业难，同样需要关系。无法通过教育和专业能力获得公平的竞争起点、参与公平的竞争过程，将使分配不公问题恶性循环，甚至引发社会危机。

第十， 从事后寻租到事前寻租。以前的寻租主要是寻找制度的缝隙。随着既得利益集团的形成，他们开始影响政策制定。从最近几届全国人大代表的构成情况来看，官员和企业家（有些同时也兼党政职务）占了绝大多数，由于中国人大代表的代表性还不强，在此种情况下，制定的政策很难体现真正的广大人民的意志。从而使寻租从事后推进到事前，寻租逐渐合法化。

社会上的“成功人士”往往成为人们的榜样，如果这些成功人士利用不正当的手段获取财富必将败坏社会道德，使社会发展走向恶性循环。中国的分配不公问题与效率无关，目前的分配体制既不利于公平，也不利于效率，既无法通过单纯地追求效率、做大“蛋糕”的方式解决，也无法通过单纯地追求公平、平均主义来解决。只有把脉正确了，才可能开出正确的药方。

    前次我已经在微博中以北坞嘉园为例谈了北京公租房的价格，2居室租金3200元/月，第一年要半年付，第二年起年付。政府说这个价格是市场价的80%，另外20%由政府补贴，也就是说房租价格实际上是4000元/月。

    北坞嘉园交通不便，配套没什么，政府说将要通地铁。但是我们知道，将要通地铁对于业主是有利的，意味着房屋的升值空间，但对于租户有什么用？如果一两年后通地铁，租户已经不住了，也享受不到交通便利的好处，如此便提前提高房租价格似有不妥。

    这样一个定价意味着政府似乎认为在那么偏的地方4000元/月的租金比较合理。实际上，网上个人出租的报价也有三千多的，而且市场上比较流行的是季付，年付的话加上利息成本，实际上是变相又抬高了房租价格。对于刚刚工作的人，年付是沉重的负担。再者，现在出租房屋一般都会配备家具电器，而公租房不配备，需要租户自己租或者买，等于又增加了租金价格。

    政府关于公租房的政策最有利于业主，一下子可以把房子租出去好多年，而且收到年付的租金，避免了房屋空置的成本。

    既然政府为保障房如此定价了，那么私人租房自然会水涨船高。实际上，这个价格是在今年四月份定下的，此后，北京西四环附近的房租价格便猛涨。

    政府恰当的做法应该是，让市场真正地为房租定价，然后再补贴租房者，而不是政府假称按照市场为房租定价。政府该做的是，规范租房市场，打击黑中介，同时提高房屋闲置的成本，使土地的利用更加有效和公平。

    这里所说的核心期刊不是一般的核心期刊，而是核心中的核心，在许多学校，就法学学科而言，这类期刊就是十来本，只有在这十来本上发表文章才计入评价体系，算作工作量。按每本每期发表10-20篇文章计算，每种刊物或者为月刊或者为双月刊，那么总共一年也就能发表一千多篇文章。而现在不仅教师要求发表文章，博士研究生、硕士研究生也有一定的科研任务。试问资源稀缺的这几本刊物如何能够容纳如此大的需求？恶性竞争不可避免。

    目前，有人专做一些刊物发表文章的代理，按照刊物等级，收费标准也不同，一般是按最终发表文章的页数收费，最高发表一篇文章的费用可能达到数千元。当然，这是明码标价的代理，也属于一种契约关系，至于靠背后的人情关系运作而发表文章的费用无法统计，比如有人在核心期刊发表文章之后邀请编辑旅游、讲学等等（因此，一些编辑也更希望发表拥有一定的权力资源的人的文章）。

    人是理性的，这里的成本收益关系计算的很清楚。现在许多学校都有科研奖，就是根据发表文章的刊物等级给与教职员工一定的奖励，在有的学校，在权威期刊上发表一篇文章可以奖励20万元，并且可以直升教授职称等，获得其他的一些学术荣誉。而据我所知，在北大法学院并无这样的科研奖，可以说科研环境较为宽松，只是对于2004年以后入职的非教授教职人员有在核心期刊（按照北大法学院的要求，此类刊物好像只有三种）发表论文的工作量要求，如果达不到要求，则有被离职的可能。北大之所以没有科研奖制度也与北大在国内高校中的特殊地位有关，别的高校尤其重视科研成果主要是为了高校排名、政绩工程，但是北大在国内的排名不需要靠这个也能保证前两位，这也是一种排名潜规则。

    此外，许多高校还有教师承揽课题的工作量要求，与发表论文类似，同样形成了课题申报的利益链。

    对于上述学术评价体系，许多学术中人都苦不堪言，持批判态度。

    以上讲的是客观的学术环境，那么就教授这个身份而言是否必须完成一定的学术论文工作量呢？我认为是不必要的。因为学术不是靠量来衡量的，有的人可能大器早成，有的人可能著作等身，有的人可能述而不作，有的人可能十年磨一剑……而教授的主要职责在于教学，研究员的主要职责在于科研。现在许多教授恰恰不把主要精力用在教书育人上，这也与制度环境有关，忘了学校的根本是学生，因为教学的收益是无形的，无法体现政绩。许多学校的排课也要考虑到教师之间的利益均衡，不可能给教授安排过多的课。现在高校中尤其缺乏一些富有深度的专题讨论课，这也与目前学生的就业和进一步升学压力有关，这些课程往往与功利的目的无关，而课业任务却较一般的课程重，选课人数受到限制，一旦选课人数太少，就会自动取消该门课程。其实这也体现了高校目前片面的对数量的追求，甚至认为受学生欢迎程度也体现学术水准，其实一些优秀的学术恰恰是曲高和寡的，两者之间没有必然联系。反而，目前许多高校青年教师承担了大量的基础教学任务，还有科研任务，还有一定的行政任务，而在收入分配体系中却无法与教授相比，可以说也是某种意义上的底层知识青年。

    目前中国学术界还有另一个问题，就是许多人评上教授之后，既不专心教学，也不专心科研，评上教授就等于“离休”了，可以不用努力工作，这主要应依靠职业伦理的完善和同行评价的良好环境的建立予以约束。

    上面把学术界说的有点过于黑暗了，但主要讲的是体制性问题，不是针对具体事件。其实我知道许多学术期刊坚守学术标准、许多编辑坚持学术良知、许多学者在学术的道路上孜孜以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