房地产行业终于被纳入国务院10大产业振兴规划。著名经济学家成思危在2月21日举办的“国际金融危机与我国的应对措施”专题报告会上发布的这一重大消息，遭到著名房地产评论人牛刀的尖锐质疑：产业振兴规划是由国务院经济工作会议研究决定的结果，在政府没有公开发布信息以前，成思危有什么资格越权披露？牛刀认为，成思危的行为“有违国务院办公厅重大政府信息披露原则”，所谓的“房地产行业被纳入国务院10大产业振兴规划”是一条虚假信息。
    这条消息立刻引起全国上下的集体关注，各大网站和媒体纷纷转载。但两天以后的《中国证券报》出面澄清，“10大产业振兴规划”的最后一个名额已经确定分配给物流行业，所谓的“房地产行业振兴计划”并无真实来源，国务院出台的最终方案将在3月初举行的两会上正式发布。
    无论哪一方的消息属实，这个过程都客观反映出中国房地产行业当前面临的真实困境，若无问题，何以谈“振兴”？若无问题，为什么把国家宏观经济振兴计划当成是一个行业生死存亡的救命稻草？
    从2007年底，全国性房地产销售量出现滑坡以后，呼喊“救市”的声音就开始出现。到2008年7、8月份，国内房地产成交量大规模萎缩时期，行业内和各部委的“救市”声音越来越强烈。但在这个过程当中，中央对房地产行业的批评态度一直没有松动，即使在12月底迫于全球金融危机不得不针对房地产行业出台密集性刺激政策的时候，仍然强调要“促进和加强保障性住房建设力度”。
    “保障性住房”和“集资建房”政策的重新推出，代表着国家对房地产行业近10年发展的整体评估。如果说，“保障性住房”政策推出初期，大家还对中央的政策力度抱有怀疑的话，到2008年底，已经没有人再怀疑中央的强硬态度了，很多房地产企业从最初的嘲笑和挖苦，变的惶惶不可终日。一些企业一边揣摸政府意图，一边表达顺存意愿，岂图从“保障性住房”建设当中分到一杯羹。最有代表性的人物，是在房地产行业里一贯表现强势的潘石屹，他曾经在讲话中表态，自己的企业愿参与由政府主导的保障性住房开发和建设工作。情真意切的后面，意味着由企业或个别企业负责人主导房地产行业的时代已经结束。
    2007年11月，温家宝总理在考察新加坡住房保障制度的时候，第一次公开宣布中央政府准备推行“廉租房”和“经济适用房”政策。当时，国内房价仍然处于剧烈走高时期，广州市市长张广宁高调打压房价，引起国内房地产企业极度不满，房地产行业利益代言人纷纷站出来强调，政府不应该“粗暴”干预市场。在火热过头的情况下，房地产行业对温总理透露出来的“廉租房”建设计划毫不在意，以为只是说说而已。以任志强为代表的业内强势人物，在这一时期的个人博客中，对政府政策在房地产价格方面表显出来的软弱无能极尽嘲讽、挖苦之辞。
    2008年3月，温家宝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明确警告，“2008年是中国经济最困难的一年”。当时的国内经济形势一片过热，不但房地产行业对温总理的警告毫不在意，国内经济界也普遍把总理的话当成耳傍风，以为老人家只是给大家敲敲警钟、提个醒而已。9月份以后的转折再一次证明，在中国，最懂经济的人不是经济学家，而是政治家。而这个时候，房地产市场仍然沉侵在任志强“房价将持续上涨15年”的美梦中。任志强几年如一日的对中国经济政策进行严厉批评，政府推出每一项政策，他都会在博客里挖苦谩骂或评头论足一番。面对总理的准确预言，不知道任志强有没有一点点悔意，但接下来的事实告诉我们，总理就是总理，任志强就是任志强，一个雄宏如山，另一个渺小如蚁。对中国经济，总理懂全部，而任志强只懂皮毛。
    2008年4月，深圳楼市出现“断供”现象，房价开始下跌。受深圳影响，郑州等地区相继出现“断供”事件。面对楼市转折，任志强等人坚定的表示，深圳情况不会向全国蔓延。5月，全国性楼市销售全面滑坡，在房地产行业羞于呼叫“救市”以前，以叶檀为代表的经济学家开始发出“救市”呼声，认为楼市如果出了问题，中国经济就会出现严重问题。叶檀等人的“救市”意见很空洞，集中在“扩大内需、放松银根”这些教条说辞上面，没有任何实质性操作意见。
    从4月份开始，任志强不再强调“房价还有上涨空间”，他一改过去口风，近乎讹诈的说，“中国的银行已经被房地产绑架”，“要死也是银行先死”。
    2008年7月，住房和城乡建设部针对越来越明显的房地产成交量持续下滑，首次表达出救市意向，向上呈报意见以后，没有得到回应。7月底，由房贷引起的美国资贷危机全面爆发，美国政府出资收购房地美、房利美两家房地产金融担保企业。8月，美国资贷危机演变成为全球性金融危机。在此背景下，住房和城乡建设部于9月份再度向上提出房地产救市意见，未获通过。中央给出的答复是，“在年内不会出台促进和刺激房地产市场发展的相关政策”。也就是说，在金融危机还没有波及到中国以前，中央对房地产行业的态度是鲜明的、严厉的。
    11月，金融危机对中国经济的负面影响越来越大，而国内关于房地产“救市”的呼声也越来越高。迫于形势，国务院要求住房和城乡建设部牵头，联合其它与房地产行业相关的部委，针对房地产市场提出形势报告。“救市”终于有了转机，但方案的提交一波三折，据《中国经营报》消息，第一次报告提交以后被退回，要求对“程度化词语做出修改”，在取掉“严重”、“危机”等词语以后，方案终获通过，11月底，国务院颁发关于促进房地产行业健康发展的指导性意见，给出了降低房屋交易契税、降低二手房交易成本等若干政策，但意见的第一条，仍然是“促进保障性住房建设力度”。该意见词措平淡，既没有对房地产行业做任何评价，也没有鼓舞和激励的语言。而同一时期，任志强继续在博客里对政府进行威胁和敲诈，说，如果房地产行业出了问题，中国经济将会倒退十几年，等等。
    一直到现在，中央出台的每一项房地产刺激政策，都必定带着一个非常醒目的前题，“努力加强和促进保障性住房建设力度”。根据中央的40000亿内需拉动方案，各地廉租房建设将于2009年全面启动。受土地招牌挂限制，集资建房政策出台以后，2008年市场没有明显反应，是因为单位从获得土地需要程序和时间，就目前各种信息来看，2009年将是政策落地的一年，随着集资建房全面铺开，以公务员为主体的中产阶级人群将从房地产市场上分流出来。
    一系列政策的出台轨迹，都代表着中央对房地产行业的不妥协姿态，甚至于，从去年到今年，国家没有对房地产行业给出过一次正面的、积极的评价，任凭任志强等人上窜下跳，中央在既定政策方针上毫不动摇。问题出在哪里？
    在房价疯涨的2007年，潘石屹曾经公开透露过北京房地产开发成本，他以北京四环路附近的土地出让价格进行换算，称周边区域的房屋开发成本每平米约4500元左右。而当时、当地的房价已经高达每平米15000元以上。马克思曾经说过，“有百分之十的利润，资本就会蠢蠢欲动。有百分之百的利润，资本就可能忘乎所以。有百分之三百的利润，有人连上绞刑架的事都干得出来。”那么，房地产企业有没有过扪心自问，你们的利润是不是已经达到了上绞刑架的水平？如果说，北京的房价不具有代表性和普遍性，那么，我以自己从业的这家房地产公司的其中一个项目为例说明：综合成本1780元左右，2007年初开盘价均价1900元左右，2007年底涨价到3800元，涨幅整整一倍。2008年，受市场不景气影响，对销售价格做出调整，最低售价降到2760元。即使按降价以后的销售价格计算，项目开发利润也在50%以上。除了卖军火和白粉，哪个行业还有如此之高的利润回报？
    郎咸平说，中国的房地产行业，几乎独享了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所有成果，他仍然指的是房地产行业巨额利润对社会资源的掳取和掠夺。中国人由来已久的“安居乐业”意识，使我们的房屋购买意愿比世界上哪一个国家都要强烈，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以“廉租房”为主的社会住房保障体系，在中国没有深厚根基，多数人认为，有了一套房子才是有了一个家的根本前提，没有自己产权清晰的住房，这个家就不完整、不牢靠。所以，我们一辈子的付出，到最后都流入到房地产商的腰包里面。由于房价过高，为了买一套房子，不得不降低综合消费水平，医疗消费不足，教育消费不足，日常生活用品消费不足。而这一切遗留问题，都需要政府回过头来解决，国家在房地产行业里获得的利益回报，最终还得拿出来，为一系列的民生问题买单。和民生问题相比，任志强强调的“房地产行业对国家GDP的贡献率高达30%”算个狗屁。得到30%，付出100%，做为商人的任志强，这样的买卖你做不做？
    温总理留给大家的形象一贯是温和的、宽厚的、包容的。现在，连这样一位和蔼慈祥的老人，都对一个行业表现出如此强硬的铁石心肠，可见，房地产行业不但伤了社会的心，也伤了一位老人的心。在中国，无论你身价富贵到什么程度，都千万不要令利智昏到蔑视政府权威的程度，房地产行业没有企业和产品垄断，但存在着严重的行业垄断，“廉租房”和“集资建房”是打破行业垄断的有力举措——
    以“廉租房”为主体的保障性住房建设，把城市低收入人群从房地产市场分流出去；“集资建房”政策的重新回归，把以公务员为代表的一部分中产阶级人群从房地产市场分流出去。
    任志强不是一直在嚷叫，房地产企业的任务是给富人们盖房子吗？那好，房地产企业就专心致志的为富人们盖房子去吧，低收入人群和中产阶级的住房问题，由政府来主导解决。
    面对结构性调整结果，有人并不死心，做为富人，他们始终忘不了强调自己在这个社会当中的特殊地位。他们说，房地产行业如果出了问题，中国经济发展水平将倒退十几年。任志台确实有对政府高调讹诈的身价和资本，但他过分低估了中国领导人解决社会问题的能力。1998年前后的国有企业改制，面临的后果严重不严重？那时候的国有企业是中国经济的真正命脉，当中央下定决心推行国有企业改制的时候，一夜之间，天翻地覆。虽然国有企业改制以后在社会福利保障方面出了一些暂短的问题，但整个国家的经济结构不是退步了而是进步了。现在的房地产行业，在经济比重和社会地位方面，对和十年前的国有企业相比吗？他们又说，房地产行业如果出了问题，会严重影响到与房地产行业相关联的钢铁、建材行业，“内需”萎缩，不符合当前推行的积极的财政政策。但是，并不是只有房地产企业开发的项目才需要钢筋和水泥，由国家主导的“保障性住房”建设，同样需要钢筋和水泥，只要有投资和建设，就有方方面面的内需拉动。依靠房地产企业拉动内需所付出的社会成本太高，你会漫天要价，向政府要价，向消费者要价。
    这是一个痛定思痛的结果，从1998到到2008年，整整10年时间，国家取消福利住房、经济适用房和集资建房，把房地产购买一刀切的抛向商品房市场，导致房价飞涨、社会不满情绪加剧。现在，问题正在厘清，秩序正在构建，所有关于房地产市场的救市声音、撒娇声音、无赖声音和敲诈声音，都将2009年春天到来的时候，尘埃落定。

    2008年第一季度，乌鲁木齐房价上涨幅度列全国第一位，一些不怀好意的媒体欢欣鼓舞，不惜篇幅地为本来已经失控的新疆房地产行业推波助澜。四月初，是每年的新疆房地产行业破土动工时季，土方还没有开挖，“抢购”、“销售一空”、“反应热烈”等词语就成为新闻标题。面对如此外行的宣传，我们不禁要问：去年的现房已经售空，今年的期房尚未建设，他们抢购的到底是东南风还是西北风？

    这个春天带给我们的，并不都是好消息，我有一个做金融投资的客户，最近做的一项主要工作，是把他手头大量的物权变现，储备现金。他说，让他们盖吧，等到今年底明年初，我大量收购烂尾楼，非把他们的血榨干不可。这不是气话或笑话，央行货币紧缩政策出台以后，第一季度，各大商业银行的项目贷款全部放完，有业内人士称，第二到第三季度，银行根本就没钱可放了。

    银根紧缩，对房地产行业意味着什么？大企业的抗风险能力当然要强一些，但对刚刚进入房地产行业掏金的中小型企业来说，几乎就是一场灾难。按中小型企业普遍的房地产投资意识，他们手头准备的，仅仅是拿到一块地皮的钱，然后规划、设计、审批，开工以前，把土地抵押出去，争取到一笔项目贷款，再从建筑商那里挤压一部分垫资，楼就盖起来了。现在，银根紧缩了，项目贷款落实不下来，这样的政策环境，对这样的地产商来说，无异于釡底抽薪——钱都花到买地上去了，不盖又不行，一年不建设征收土地占用费，二年不建设无偿收回土地。

    做为一个清醒的房地产开发商，你千万不要相信建筑商们的鬼话，十几年以来，房地产企业和建筑企业一直在玩猫捉耗子的游戏，建筑企业在游戏过程中越学越聪明，在拿到工程以前，你要求他，垫资垫到正负零，他会拍着胸脯说，没事，我给你垫到封顶。等建筑合同拿到了，民工入场了，那就由不得你房地产公司不给钱了。你不给是吧？我停工；还不给是吧？我组织民工都围堵你；仍然不给是吧？那对不起了，我就组织民工去上访、堵路，事情闹到这种程度，你怕还是不怕？就算你不怕政府，你的房子还卖不卖了？有谁还敢买你这样的房子？

    过去，中小企业一拿到地皮，首先想到的无非就这两件事，先把地抵押出去申请项目贷款，再找一家有实力的建筑企业垫资到正负零。到这两条路都行不通的时候，房地产企业的好日子差不多就到头了。万科在全国范围内率先降价，这一个企业，就把整个中国地产界搅和的哀声叹气，可见多数房地产企业是多么脆弱，有人预言，“不到一年，国内的开发商就要倒掉一半”。

    具体到乌鲁木齐，我一直以为，这里的房地产就是一个病态的、不健康的市场。对乌鲁木齐第一季度房价涨幅居全国第一，这没有什么可奇怪的，我曾经在博客文章里面写到过，新疆的经济预热总比国内市场慢一到两年，人家起步的时候，我们还在低谷；人家爆热的时候，我们才准备起步；现在，别人已经迷茫了，我们干劲十足、风头正劲，这很正常啊。让我们回顾一下，国内房地产市场的整体预热，大约从2003年就已经开始，而2005年初，新疆的房地产业仍然一片萧条，直到2005年10月才出现转机。

    问题是，我们在为“全国第一”激动不已的时候，有没有进行量的分析？截止到2008年初，统计部门正式发布的乌鲁木齐城市人口数量，仍然是220万，我们把流动性常住人口也计算在内，乌鲁木齐常住人口的总量，应该在280万以内，城市常住人口近十年来几乎没有大的增量。2005年以前，乌鲁木齐平均每年房地产开发总量保持在400-500万平米内，体量并不大。2007年，市场销售总量应该在600-700万平米之间，在正常的经济环境下，购买力已经得到了释放。而2008年初，相关部门公布的房地产开发总量，已经突破600万平米，加上去年空置的部分小高层住宅，2008年的房屋供应面积应该在700-800万平米之间。这是一个可消化的、正常的供应量吗？

    银根紧缩，供应过剩，如果这双重压力成为事实，我们面对的房价将是一个什么走向？我们可以回想一下，2005年4月，在本轮房地产销售高潮即将来临之际，广汇房产推出小高层低价抛售政策，日月星光、红十月、嘉和园等小区的小高层住宅，全部以成本价每平米1900元左右销售，被客户抢购一空。仅仅过了半年，新疆房产业就开始爆热，从当年10月份起，广汇售出的小高层住宅价格全面走高，到现在为止，二手房交易价格每平米爆涨到3500元左右。这一决策性失误，给广汇带来的销售损失达数十亿。连广汇这样的大企业，都抗不住资金压力，中小型企业的抗风险能力就可想而知了。

    所以，我们不要被“涨幅居全国第一”的假想所迷惑，2008年，我们所看到的，将是新疆房地产价格的全面倒退。市场的变化不一定都有必然的征兆，正如本轮股市从6000点下挫到3400点以前，市场不会给你任何心理准备的时间和过程。我清楚地记得2001年房地产低潮来临的那一刻，3月14日，我们推出宏大房产宏怡花园销售广告，此后一星期时间里，售楼大厅人流拥挤，1000多套房子，一星期售出820套，然后，很突然地沉寂下来，昨天人潮涌动的场面，好象被风吹散了一样，再也找不回来了，任凭你怎么用力，市场都在一泻千里地走下坡路。从那一年4月起，新疆房地产业冷冷清清地进入低谷。

    我给出的时间表，是2008年10月以后，这是新疆每年的现房峻工时节，早已经习惯了期房销售的新疆房地产企业，一但到现房阶段出现空置，在资金压力下，必然会出现低价抛售现象。价格的闸门一但打开，再关闭起来，就难了。

    但我也要不要指望价格回落到2006年以前的水平上，没有这种可能了。经过本轮房地产爆热以后，地价上涨2-3倍，土地增值税开始征收，各项税收的总和，平均达到销售收入的25%左右。有人算过一笔总帐，如果把土地成本和各项税收综合起来，房地产销售收入的55%左右被国家获得，这笔帐略有夸大，但从中可以反应出房地产销售价格的基本构成。

    综合乌鲁木齐目前的地价和税收标准，多层（六层以下）商品房开发总成本，每平米在2100元以上，有了这个参考标准，乌鲁木齐房地产合理的销售价格应该是多少，消费者都能有自己的结论。

    没有事件的起因，之所以突然提出80后的问题，是因为我们在酒桌子上谈他们谈的太多了。80后的处境其实已经非常尴尬，除韩寒和郭敬明等极少数人继续以明星的姿态活跃着以外，其他那些当红过的人，譬如春树，譬如李傻傻，譬如小饭、彭扬、张佳玮、苏德、周嘉宁等人，并没有给书商和娱乐界带来新的期望。80后的出现，从一开始就蒙上了一层娱乐的色彩，他们是被书商、媒体、网络共同炒作出来的一个人群。
    有人对80后的文学写作，一直带着偏激情绪，不承认，不服气。文学市场化以后，靠年龄、权力和资历欺行霸市的年代已经过去，文学界不承认的东西，只要商人们承认了，同样可以可以把他们推向大众文化视野，名满天下、备受关注。活在体制内的作家们受不了80后出现以来的刺激，经常说一些老人心态话，譬如白桦对韩寒的评价，多少有些为老不尊，文学和学术是不一样的，文学没有公式和原理，文学从来都不期待哪一个阶层的认可，凭什么你认为自己代表文学、而他们就代表不了文学呢？

    仅仅是一次冬去春来的季节轮回吗？当新的希望在我们心头开始生长，我们回顾各自不同的生活信念，我们愿意为自己、为家庭、为社会，做好努力的准备。岁月流逝中，我们又长了一岁。
    今天，生活在北方雪域里的我们，在春日里灿烂的阳光下准备过年；而南方不习惯下雪的人们，却在承受雪灾带给他们的苦难。对于眼前这个世界，我们的未知永远大于有知，当我们把一种习惯了的生活进行置换，就会发现，灾难随时都在我们身边，我们无言以对，我们只能迈头回顾昨天的过错。
    几天前，我们的总理去灾区视查，飞机起飞的时候，他还不知道自己要降落在哪里。
    几天前，我们反复听到的几句话是，交通中断，电力中断，民工涌挤在人海如潮的广州火车站，找不到回家的路。
    我们有感动，我们一次一次被感动。但我们也有清醒，一个爱民如子的总理，更爱护眼前中国的体制。中国正在强大，中国一年比一年强大，但强大的中国和民工们一样，找不到回家的路在哪里。
    更早以前的那个下午，一场举国震惊的大火在乌鲁木齐燃起，三天，四夜，两幢代表着改革开放成果的高楼被大火吞噬，三个消防官兵在拯救大火的过程中英勇牺牲。死去的人还没有走远，活着的人就已经开始淡忘：大火是从用于消防救火的通道口首先燃烧的，保安人员启动消防救火栓以后，发现，消防喷淋流不出一滴水。没有人为这场大火负责，我们所知的世界，常常是让我们敬畏的世界，有钱的人和有权的人，是我们脚下的地，是我们头顶上的天。
    烈士在火焰中被纪念，被记忆，而大火以后，满怀激情的关爱和冲动，在我们的心中已经成为昨日的波澜。我们努力根去记住的时候，到第二年春天来临的时候，我们发现，只能无能为力的忘忘，我们必须要做的事，首先是照顾好自己。
    我们在春天到来的时候，寻找来年的方向。我们在春天到来的时候，寻找可以带进新年的所有细节。
    我们努力将自己的文字书写成流传下去的声音，我们努力让更多的人记住自己，我们努力让自己记住更多的人。更因为我们心里那微微起伏着的感动，从来都不泯灭。
    又有谁能说，我们的今天，和这一年悄然到来的这个春天，不会成为我们未来某个时候最珍贵的记忆呢？我们是每天早晨撒播到乡间田野里的一粒种子，期待阳光的哺育，期待雨露听滋润。我们在扶助、感念、关爱、温暖中，寻找网络生活的最后一丝乐趣，但我们谁又能挽留住过去呢？在这个春天，我们更愿意是那一星星菲薄的光焰，当我们紧贴在一起的时候，才会产生融化钢铁的热量，直到我们最后余灰渐烬。
    让我们从春天开始，祝福那些，生活在社会边缘的人们、吃饱饭以后早早上床睡觉的人们、拍打着儿女恨铁不成钢的人们，我们和你们一样，在最平淡的日子里寻找温暖，用最坚强的肩膀扛着生活的负担。
    让我们从春天开始，祝福那些，顶风冒雪赶着回家的人们、涌挤在火车站有家不能回的人们、放弃了回家念想漂泊在他乡的人们，我们是你们的兄弟姐妹，我们和你们一样，也是是一群精神上的流浪汉。
    让我们从春天开始，祝福那些，在抗击雪灾第一线忙忙碌碌的人们、在自己的工作岗位为值班劳累的人们、在体制夹缝里依然能保持良心和良知的人们，你们是我们的希望，你们是这个播洒到这个春天的第一缕阳光。

    从春天开始，让我们付出的努力、坚强和爱心，像禾苗一样生根发芽、茁壮成长。
   

    出了一趟远门，回来以后，恍恍忽忽，找不着过去的脚印，连写日志的心思都没有，唯一清醒的感觉，是自己老了。跨过春节这门槛，就到了四十岁的年龄，我们都无可挽回的老了，是真的！
    往年的时候，每到元旦前一天的下午，我都要写一些散乱的文字，把这一年路程记录下来。今年例外，觉得这是一个很平常的日子，早晨太阳出来，下午，头顶上的天空被浓浓的烟雾遮住，人们兴高采烈地上街，超市门口挤满了人，路上结着冰，汽笛声，堵车。而我，一直站在街边的路灯底下，不知道自己该干什么。红酒和白酒，照着一个人的影子，是相同的一种苍老，一切都无可挽回，只有屈服，只有跟着时间的尾巴跚跚前行。
    就这样，元旦过后，我变懒了。已经到来的明年，和已经过去的去年，差别不大，我觉得。
    和我弟弟聊天，说起父亲临终的那些日子，我们喉头哽咽。我母亲脾气不好，小时候，我经常看见父亲弯着腰在厨房的案板上和面，母亲蹲在太阳底下，骂人。我母亲没有文化，骂起人来粗俗的让人脸红，我不太愿意回忆母亲的过去，但经常想起我父亲的影子。我弟弟说，有一天晚上，父亲在医院的病床上和他说起母亲，说了这么一句话，“你们这个妈妈啊，唉！”然后泪流满面，无言以对的辛酸和委屈，整整一辈子，多么不容易。说到这里，我又一次想哭，父亲是一颗高高的白杨。
    就在父亲离世的前三天，母亲还到医院里叨叨唠唠地发过脾气，她面对穷苦生活的发泄，就是骂人。父亲习惯了被骂，他不抗争，他维护自尊和脸面的唯一方式，是低声下气地央求，“声音小一些，别让娃娃们听到了。”这句话，父亲说了一辈子，一直到老，到死。
    母亲其实没有想到父亲会离她而去，父亲想到了，越临近辞世的那几天，他越想活。从兰州到武威，父亲甚至不愿意进家门，他很坚决地要到医院继续住院，他的理由是，老二还没有回来。现在，到四十岁的时候，我才知道，父亲有很多委屈没有说出来，很多。其实，不用再说了，我们慢慢地看懂了我们的父亲，就像大姐说的那样，总有一天，我们兄弟姐妹会聚集到一起，痛快淋漓地抱头大哭一次。
    父亲是一棵高高的白杨，这是我写作以来第一次求人托关系发表过的一篇文章。那一天周六，是父亲的七七祭日，当天的报纸没有文学版，总编为了满足我的心愿，添了一个临时栏目，给了我一次表达纪念的机会。我对这张报纸一直心存感激。
    父亲走了以后，母亲骂人没有对象，她很快就老了，老态龙钟，踉踉跄跄。慢慢地，她把过去骂人的粗话遗忘掉了，话语的变化让我们很不适应，骂人，本来就是她和蔼可亲的一种方式。现在，连骂人都不会了，她还有多少生命可以坚守？
    不知道，这个年末，一切都那么零乱。上次我们回家的时候，老眼昏花的母亲没有看见麦子在西边的堂屋里玩耍，把堂屋门从外面扣住。我们发现麦子不见了，大呼小叫地在村子上寻找，后来听到堂屋里面有哭声，才知道他被反锁到里面。回新疆的时候，母亲搂住麦子，问他，麦麦，你回去以后想奶奶不想？麦子硬着脖子回答，不想，你都把我关到屋里出不来了还。
    这个傻孩子，哪能跟奶奶呕气呢。快过年了，准备一下，我们回家吧。

    这样的节日和我无关。如果不是朋友在电话里邀约吃饭的事，我可能就忘了这天晚上是平安夜，关于圣诞，我的感觉始终没有从一首老歌曲里挣扎出来，叮叮当，叮叮当，铃儿响叮当。

    阳光绿岛，一瓶红酒，两个家庭，四位男女。一边吃饭，一边讨论生儿育女的事，说母亲的年龄加上怀孕的那个月份，单月生女，双月生男。真有那么灵吗？吃饭的时候，一群孩子穿着节日盛装在台上演唱，她们知道自己的爸爸妈妈在等他们回家吗？

    屋子里的桃花灿烂地盛开，小桥流水，一幅涂抹了粉脂的春光，有人在远处大声喧哗，觥筹交错的背后，他们有没有内心的欢乐？回想自己的节日，恍忽间好象已经是很多年以前的事了，脚上一双新鞋，身上一件新衣，那就是欢乐的节日。我们把自己放逐到很远的地方去了，我们再也回不来了。

    我忘了告诉麦子，这个下午是别人的节日。我说，刘伯伯和金阿姨约爸爸妈妈吃饭。麦子把脖子一梗，说，我不去。我说，我们到超市去买玩具，然后你陪爸爸妈妈一起去。他把头转到一边，说，我不要。我说，要不我们先到好家乡（超市）去打枪，打完枪再去。麦子两只眼睛瞪着我，说，我要回家！后来我想，如果我说这天下午是一个节日，麦子有可能就跟我们去了，节日是孩子脑海里的一个童话。

    节日的灯光下，还有谁在路上默默的伤感？对我来说，这天下午真得不是节日，我只是隐隐约约地知道，再过几天，又一个年份将从我们身边过去，再一场冬雪过后，新的一年可能就真得来了。

                 墩麻扎的乡村意识
                             ——刘亮程散文《墩麻扎禁地》

     如果没有刘亮程的出现，墩麻扎就是拜城县城关附近一个不起眼的小村落。我要特别标注一下“城关”这个词，我没有去过拜城，但我知道墩马扎应该在距离县城不远的一个地方，在汉语词汇中，城镇区域都可以描述成“城关”，这种常识性的表达一般不会犯语言错误。
    为什么是墩麻扎？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是政治形象工程，不能离县城太远，离县城太远的地方，领导们参观不方便。所以，新农村建设示范村一般都在县城周围。所以，墩麻扎实际上是维吾尔族村庄里面最普通的一个，没有更特殊的文化背景。村长和老水磨，屋顶上的佛窟，五百年的老杏书。岁月从过去重复到将来，墩麻扎村仍然是一种古老而又传统的栖居方式，死去的人要找个地方安葬，活着的人要找个人来管理，这样的村庄，一般不会有文化意义上的光彩和传奇。如果没有刘亮程，墩麻扎的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可能就是一次自卑的生理翻新，参观新农村建设的的领导们走了以后果，村上的人继续种地、继续破旧立新、继续怀念古老的水磨，并且，继续选那个叫托乎尼亚孜的维族同志来当他们的村长。
    但刘亮程来了，这个村庄便有了一些文化含义。望着高岸上的墓，他说那是神灵呆过的地方；面对孤独的红山，他说时间在这里迷失了方向。总而言之，这里的一草一木、一砖一瓦，都有了宗教和文化的寓意。从平淡的叙述中概括本质，从简单的事物中透露关怀，历史不远，就在昨天；生活不近，因为纠缠着宗教的牵绊。这就是刘亮程视野里的墩麻扎禁地。
    墩麻扎是一个河谷里的村庄，先人们的坟墓当然要选择在高处，洪水几十年不来一回，但人们对自然的敬畏，往往会上升到对神灵的敬畏，那些坐落在高处的麻扎，是墩麻扎的神灵。刘亮程明明知道这种地理上的因果，却不急于流露，他早已经习惯了梦境一样的呓语，一个简单的村庄，在他的散文叙述中往往会成为一次空灵的遐想，时间不可追忆，未来不可把握，对生命的担忧有时候可能是一种超然的觉悟，譬如现在，刘亮程说，“村里人自己的麻扎在高岸西边的斜坡上，隔着一片矮草黄土，比墩玛扎低，过多少年才能和墩玛扎连在一起。”
    维族村长托乎尼亚孜，和黄沙梁的韩四其实是同一个人，他们都是农民，他们都和土地打交道，他们的性格中都有一些小小的狡猾，他们最远只去过县城，他们对县城以外发生的事几乎都一无所知。刘亮程特立独行的写作，其实是一种精神书写，他漫不经意的语言描写，经常能达到对底层人物性格的方向性呈现，这种表达，就像徐悲鸿画马、黄胄画驴一样，熟悉、了解、渗透，已经形成独特的个人视角。譬如这个托乎尼亚孜村长，“我已经干了20年村长，不当村长的话，我干啥去。”农民们知道改革开放，知道三个代表，但真正激励并且引导他们往前走的，可能是门口那颗五百年的杏树，也可能是一种生活的惯性。
    村里的人真得会怀念村口上的那只老水磨吗？村上真得有好多人被石磨磨出来的面粉崩掉过牙吗？冷冷的幽默后面，实际上是刘亮程对农民内心的一种看透，没动力，没想法，没有政策的鼓舞和生活的紧迫感，活着的目的，就是活着，就像那个文物管理员再乃甫一样，她每天的工作，是有意无意朝佛窟望一眼。但他们也有自己的幸福和欢乐，譬如再乃甫，每逢县上来人，她都要宰一只羊来招待，这种生活其实是欢乐的，这些隐藏在语言深处的欢乐，可能就是刘亮程散文最坚硬的部分。
     刘亮程说过，我关注的是一种生存中人的梦和精神。
     确实，乡村已经成为刘亮程写作的一种精神存在，他不关心具体的事，他只关心具体的人。再或者说，刘亮程愿意触摸的东西，并不是现在、当下乡村社会的发展和变革，而是世世代代生活在乡村土地上的人们共有的命运，还有时间、生死，和家园，这不是一篇短文可以讨论清晰的。
    回到墩麻扎，那颗五百年的老杏树，是刘亮程对时间和生命最为迟疑的一种仰望，日子从身边流过去，日子从心里面长出来，长成一颗树，于是有了墩麻扎的记忆！
    还有什么？宗教战争留下的遗迹？从萨满教到佛教到伊斯兰教的历史传承？生硬的历史在刘亮程的内心里长不出枝叶来，佛寺的印迹和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一样，都是商业叙述的一种方式，在墩麻扎完全可以忽略不计。村头上被翻新房子，是否一定是新生活的开始？头顶上飞过去的鸟，以墩麻扎的山坡上看见了什么？都不知道，唯一没有改变的，是村口上的麦地，春天泛绿，秋季金黄，五百年以前和五百年以后，没有什么变化！
    刘亮程说，只有墩玛扎上的土墙和成堆的盘羊头还是陈旧的，插在玛扎的树枝和系在上面的布条是陈旧的，它将孤单地存在于这个面貌一新的村庄之上。

附：刘亮程散文《墩麻扎禁地》

                         墩玛扎村禁地
                                ·刘亮程·


     一、高岸上的墓
     从村子里往上看，墩玛扎仿佛在天上，插满玛扎的树枝戳进云里，系满树枝的布条飘进云里。墩玛扎上空经常打雷，天一阴，天就塌在墩玛扎上，望上去云堆挨着墓堆。云堆里埋着吓人的雷。墓堆里埋着不认识的人。遇到大洪水，高岸被河水冲塌一块，隔几年有一具陌生尸骨掉下来，骨头散落在河里。村里人把它收拾起来，原拿到高岸上埋了。
     几百年前――几百年呢？他们的祖先来到这个山沟时，高岸上的墓就堆在那里，成堆的盘羊头堆在那里。沟里有一片被人耕种过又荒芜的土地，有废弃的房子、敞开的积着厚厚羊粪的圈、被杂草覆盖的路，似乎在这里生活的人，全死了，埋在高处。
     村庄的名字记住了人们最初看见它时的样子――墩玛扎。高岸上的墓。
     人们收拾废弃的破房子，挖通淤堵的水渠，在冰凉的炉灶上燃起火，这个山沟里已经荒芜的断了炊烟的生活，又被另一些来历不明的人续接上。
     从那时起，高岸上的玛扎成了村里人的禁地。他们把别人的祖先当作神灵供奉，接着埋在墩玛扎里那些人的生活往下过。那些全部变成祖先的人，把地留下，水和空气留下，羊圈和山坡的青草留下，只占一块光秃秃的河岸高地。那是神灵呆的地方，村里人不轻易上去。
     几百年过去，墩玛扎依旧保持着人们最早看见它时的样子，只有风和河水，改变着这个地方，带走一些沙土，又带来一些。所以墩玛扎还这么高。
     在到达这个村庄之前，他们的祖先在哪儿生活？从哪儿来的？没人记得，不知道了。村里人自己的玛扎在高岸西边的斜坡上，隔着一片矮草黄土，比墩玛扎低，过多少年才能和墩玛扎连在一起。

     二、老水磨
     托乎尼亚孜当了20年村长。托乎尼亚孜说，我要是没啥麻达的话，村长就一直当下去了。这个村长嘛，别人也当不了。
     为啥？
     因为村长不是一般人能当的。我当了20年村长，大家都认为我就是当村长的人。他们每次都选我当村长，习惯了嘛。还有乡上县上的领导，也习惯我当村长了，到村里来，村办公室不去，小车直接开到我的院子里。我也不习惯干别的了，我已经干了20年村长，不当村长的话，我干啥去。
     村里老人说，结杏子嘛，还要指望老杏树。我们村里上百年的老杏树，每棵都结多多的杏子，树越老杏子的味道越好。小杏树不行，年轻娃娃嘛，没经验，花开得好得很，果子结不好。
     新农村建设把我们的老房子全拆了。当时村里好多人不愿拆老房子，其实我也不愿拆，老房子有感情了。但我是村长，要先听上面的话。我就带头盖了砖房子。然后，我去说服那些不愿拆的老户。我说，我这个老村长都住到砖房子了，你们还要在土房子住吗。
     我说，政府花钱给我们盖砖房，一是让我们的村子变的好看，新农村嘛，要有新样子。二是抗震。我们的土房子地一震就塌了，好多人家的房子住了几十年上百年，已经成危房了，地震会塌死人。
     他们对砖这个东西不熟悉。用砖垒房基可以，垒到房顶不放心。土块是自己打的，砖不是，买来的。村民狡辩说，地震了砖房也会塌，砖比土块硬，砖砸人比土块疼，砖房塌了更危险。砖能砸死人。土块不会。
     我们墩麻扎的人，要是不想干一个事情，歪理由多得很。
     村里的水磨前两年才不转了。我当村长的第三年，就想在村里开一个电动面粉厂，好多老人不愿意，说我们吃了多少代水磨磨的面，机器磨的面有铁味道，吃了对身体不好。
     其实，机器磨的面又白又细，打馕、做拉条子，都好得很。水磨磨的面，粗得很，有时候还有石头，村里好多人的牙，被崩掉过。
     后来因为水沟里的水少了，转不动磨，新磨房才建起来，又白又细的面才磨出来。水磨房却一直留着，就在村口的干水沟上，你们进村时肯定看到了。我们村的旧东西，谁都不动。那些老人，还等着上面来水，再磨一麻袋的水磨面，打馕吃呢。
     刚没水的时候，他们都怀疑是我把水停了。以为我一直想建电磨房，就想了一个停水的办法，让水磨转不动了。村里这一沟水，从山上下来的，上面有个水闸，给每个村子分水，那个地方只有我村长上去，村里人不知道水咋样到了村里，因为水一直不断地流到村里，谁也不操心水的事。渐渐的没水了，人们才着急了，都来找村长，找村长有啥用，山上没水了，找山的麻达去嘛。
    
     三、屋顶上的佛窟
     墩麻扎还有一个名字：库里阿塔麻扎。阿塔是老爷的意思，库里是一种巫术。相传最早到村里传教的阿塔会一种神奇巫术，用指头一指，眼睛一翻，人就会死掉，村里人都害怕了他的巫术，跟着他信了伊斯兰教。
     传说来这个山沟传教的是两兄弟，一人进了一个村子。哥哥靠“库里”征服了墩麻扎村，弟弟有何才能不知道，只是他去的村子叫了他的名字：沙卡提卡。
     从墩玛扎村的沟里，沿一条窄窄的驴车路，走到沟口，拐一个人字形锐角，就进入另一条河沟里的沙卡提卡村。人走的话，就不这样走了，直接爬上河岸，再下一个河岸，很快到了。两个村子其实就“牙长一截截路”，被一个窄窄的高岸隔着。它们是兄弟村。沙卡提卡是一个小队，归墩玛扎村管。
     县文物局的吐儿逊江带我们去看这个小村庄的佛窟。看守佛窟的是他的亲戚，叫再乃甫。再乃甫的丈夫好多年前生病死了，她带着三个孩子生活。家里有150头山羊，6头牛，一匹马，两亩杏园。两个女儿留在家帮她干活，儿子在县城上高中，寄住在吐儿逊江家。
     我们刚在房前的炕上坐下，再乃甫就进到羊圈里，牵了一只小山羊出来，我让吐儿逊江赶紧去挡住，因为再乃甫要给我们宰羊了。
     再乃甫是县文管所任命的文物看管员，职责是看护自己家屋顶山壁上那个里面啥都没有的佛窟。县文管所每年给她270元工资，有时候文管所的经费紧张，没钱了，年底所里的人过来，给她带两块砖茶、两包方块糖，好的时候还有一壶清油，也算一年的报酬了。只要所里来人，她都会宰一只羊，好好招待一顿。
     从再乃甫家门口望上去，山壁顶上的佛窟是一个不大的黑洞。下雨的时候佛窟上面经常有雷声，还有石头滚下来。再乃甫说，她还是姑娘的时候，上去过一次。是从村子后面，先上到高岸上，再从上面往下走，坡陡得很，那时候里面有被砸烂的佛像，墙上还有一些壁画。后来，听上去过的人说，里面啥都没有了。再乃甫也有30年没上去过，只是每天有意无意朝佛窟望一眼。这是她的工作。
     要是白天有人上去，我能看清楚。我看见佛窟那里有人，站在房顶喊几声，人就跑了。再乃甫说。
     不过，他们要晚上上去，我也不知道。我晚上要睡觉呢。
     沙卡提卡村有两股泉水，分别从村南村北的山上流下来，汇到村边的河里，平常时河里一点点水，刚够浇地和人畜饮用。发洪水的时候就麻达了。村里的二百多亩地，在大前年的一场洪水中不见了，河沟里的石头滩变宽几十米。沙卡提卡以前是个富裕村子，一人5亩地，每家房前屋后都有两三亩的杏园子，河滩上有十几亩麦子，随便种点什么都够吃了。自从洪水冲走二百多亩地，村里的土地重新分配了一次，每人剩下3亩地，种不好口粮就紧张了。
    
     四、五百岁的杏树
     再乃甫的叔叔莫里亚孜是村里年龄最大的人之一，今年76岁。还有一个比他大10岁的老头，叫吐里亚孜。
     莫里亚孜说，那个吐里亚孜年龄比我大，但我长的比他老。我30岁的时候，长的就像50岁的人。我50岁的时候，长的像70岁。现在我70多岁了，不知道我长成啥样了，没有人老成我这个样子。我多少年没照镜子，我的眼睛花掉了，看不清别人也看不清自己。听说那个吐里亚孜也不行了，他的耳朵坏掉了。
     沙卡提卡村最老的两个老头，一个眼睛花了，看不清了。一个耳朵聋了，听不清了。他们各住在村庄两头，莫里亚孜住沟南，地在南沟种，羊往南梁放。吐里亚孜住沟北头，麦子在北沟里长，山羊在北坡上牧。两个老头，好像一个把一个忘记了。在吐里亚孜耳朵里，这个莫里亚孜好多年没声音了。在莫里亚孜眼睛里，那个吐里亚孜多少年没影子了。可是村庄一百年的事都在他们俩的脑子里。
     莫里亚孜说，他爸爸叫达吾提，爷爷叫曲勒克。曲勒克的意思是皮靴子。再往上，爷爷的爸爸叫啥就不知道了。三代以上的事，我们都记不清了。人死了嘛，名字就被胡达拿走了。听说胡达在天上不是按人的名字，而是按人的好坏认人。就像我们把好杏子捡到一边，坏杏子拣到一边。我们家的杏树，我也只知道它长了300年了。这是我爷爷曲勒克传给我爸爸达吾提的。我们也照这个数字往下传，传上三代，再加100年。也就是说，等我死了，再乃甫就可以说，这些杏树有400年了。现在还不行。我还没死，我活在这些杏树的300年里。我死了杏树就进入400岁了，那是再乃甫和她的巴郎子活的日子。等他们活的把我的名字忘掉的时候，这些杏树就500岁了。
     沙卡提卡村的麦子7月初熟，杏子也这个时候熟，人们忙着割麦子，起早贪黑，麦子割完杏子熟落一地。再乃甫家的杏子从来没卖过钱，来客人了随便吃，随便摘了拿走。树上结的东西，又不是自己身上长出来的。落在地上没坏的拣起来晒成杏干。这些老杏树，从几百年前结杏子开始，就没管过，不用浇水、施肥，不用修枝，啥都不用管，就是杏子熟了，动手摘。不想摘没功夫摘就不摘，让它熟落了，蹲在地上拾。
    
     五、孤独的红山
     两个村子间的河岸高地上，孤独地竖起一座红山。圆堆的金字塔形。单一的红，和周围的灰土色高岸决然对立。
     传说红山原是村里人的麦垛，他们丰收的麦子高高垛在那里。村民衣食无忧。传教的“阿塔”说，你们不信胡大，胡大会惩罚你们。说着手指一指，麦垛立马变成红色土堆。
     还传说村里人和传教者在这里打仗，战斗非常激烈，人的血把山染红了。在这一带，关于宗教战争的传说好多。当时的库车、拜城被伊斯兰军队攻破后，克孜尔、库木吐拉等主要佛窟都遭到毁灭性破坏，大量僧人被杀，或归顺改信伊斯兰教。大的战争结束后，偏僻山沟的抵抗还在继续。这种抵抗和对佛教的坚守可能一直没有结束。县文物局的吐尔逊江告诉我，在刚解放的时候，拜城县还发现有信仰佛教的老人，秘密地在家里供着佛像。这是多么让人不可思议。
     墩玛扎村孤独地坐落在河谷里，隐秘而偏僻。从高岸上过都不容易看见。在过去的千百年里，墩玛扎不被发现地独自存在着，这个村庄的人们，一直把最古老的东西携带到今天。
     在公元前的漫长世纪里，当地人信仰着万物有灵的萨满教。后来，佛僧托钵捧经来到这里，不知道他们用多么长久的时间接受了佛教，村里建起佛寺，河岸凿出佛窟。但萨满教的影子一直弥留在人们的生活里。佛陪伴了他们一千多年。公元14世纪后，伊斯兰教带着军队来到这里，强迫村民改变了信仰。但佛的影子还在。
     第一次看墩麻扎上的残留建筑，我以为是一座佛寺，西墙壁上一人高的圆拱壁龛，显然是供佛像的地方。拜城文物局的吐儿逊江说，这是一座清真寺。早期的清真寺仿照佛寺建筑，或者直接将佛寺改作清真寺。这或许是一种传教策略，那些被迫改变信仰的人们，走进熟悉的寺院，里面的佛不在了，以前塑着佛像的壁龛上，挂着一方白布。人们对着白布和布后面不让人看见的圣物祈祷叩拜。村民信仰了伊斯兰教，但萨满教和佛教的东西依旧没丢，被毁的佛像，以一种隐秘的形式存在下来。据学者研究，维吾尔麻扎的凸字形的结构，就是佛像形象。当地老人喜欢剃光头，也是僧人传统的遗续。而插在麻扎上的树枝和系在树枝上的布条，则是萨满教的东西。那些树枝像一根根无线电天线，接收着宇宙中的灵动。
     从古老的萨满教到佛教到伊斯兰教，宗教像一个个尊贵客人，留住在村里。就像他们不轻易丢掉旧东西，那些属于古代的，也一样属于现在将来。时间在这里迷失方向，几千年的岁月都没有走开，拥挤在这个隐秘河谷的小村庄里。

    七、古老的心灵

    天晴时，墩玛扎全部暴露在阳光里，没有一丝阴影。村庄和麦地静静围绕。墩玛扎上有一座土围起来的大墓，西筑有门楼，墓旁堆放的巨大盘羊头，羊角表皮已风化爆裂，形状依旧完整，内质依旧坚硬，盘羊头依旧堆成几百年前村里人到来时的样子。除了风，没有人动过它们。风也吹不动它们。对面一个土建筑遗址，样子很像佛寺的清真寺。
     村里人有灾病了，自己或家人到玛扎上去祈祷。家里有喜事了，做一锅抓饭，请穷人来玛扎上吃。不生孩子的女人，到墩玛扎祈祷一回，也能生孩子。旁边村子的人，有了病灾也到墩玛扎，驴车拴到玛扎下，人走上去，玛扎前安安静静跪一阵，在玛扎的树枝上系一根布条，然后离去。
     其余时候墩玛扎高高地空在那里，它下面的村庄，已经变得那么陌生。
     新农村建设把墩玛扎村的老房子都拆了，几乎一间没剩下。新盖的砖房齐头齐脑，排列在路边，像一队乐呵呵的傻子。以后几十年上百年，墩玛扎村就是这副样子了。不光墩玛扎，许多新农村千篇一律地都变成这样。不再有高矮错落的土房子、破旧的留下岁月痕迹的斑驳土墙、油漆脱落露出木纹裂缝的笨重木门。新中国以来那些跟新有关的运动，都在不遗余力地消灭旧东西。最后剩下的旧农村，这一次算是被彻底消灭干净了。像墩玛扎这样的村庄，已经是文物了。
     这个古老村庄无法挽救地彻底变新了。
     只有墩玛扎上的土墙和成堆的盘羊头还是陈旧的，插在玛扎的树枝和系在上面的布条是陈旧的，它将孤单地存在于这个面貌一新的村庄之上。
     还有这个村庄的人，他们不会因为住进崭新砖房而有所改变，相信他们的心灵依旧是古老的。在他们不变的心灵里，保存着我们人类失去已久的那些贵重精神。这些古老心灵，才是比文物更需要细心保护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