秋天的一个晚上，我躺在沙发上看影碟。一个朋友打电话给我说：你最近怎么啦，把电影写得如此沉重？他是指我关于《沉郁的忧伤》之类的文章。我回答说没有呵，我从来不把电影当作是沉重的舶船。只不过既要学会沉重，也要学会轻松，在沉重的时候沉重，在轻松的时候轻松。轻松和沉重应该是生命的两类主题，也是人类飞翔的两扇翅膀。

仍是想谈点沉重的。关于悲悯的旅行，静下心来想一想，实际上这类题材的电影还有不少，而且还都是大师所涉及。一个烂仔般的导演是不敢涉足其间的，首先是内容不讨好，再有一个就是如果没有相当的功力，没有悲天悯人的情怀，是表达不出真正的故乡意义的。

对于很多关于故乡之旅的电影，我更愿意将其看作是一次悲悯的人生之旅，看作是一场心灵的真正荡涤。除我在上篇文章所涉及的电影之外，杰出的还有希腊大导演安哲罗普洛斯的《尤里西斯的凝视》。这部电影我是两年前看的，电影的基调晦暗而沉闷。给我印象至深的是电影画面始终用中长镜头来拍摄，无比宁静，也使主观与客观场景始终保持着无以解说的距离。电影的场景始终在雾中，有种宁静得几近于死寂的氛围，对话和语言变得可有可无。安哲罗普洛斯就是以这样的电影语言来述说自己心中的悲伤和怜悯。“尤里西斯”的典故来自于希腊神话，在特洛伊战争之后，尤里西斯的回家之旅异常艰难，好像是用了10年左右的时间吧。安哲罗普洛斯就是借用此名暗喻生命之旅的艰难和广阔。从剧情来说，这部电影本身并不复杂，反映的是一个希腊导演A在电影诞生100周年时深入战乱中的南斯拉夫去寻找自己国家的第一部电影，伴随的景象是爱琴海、雨、雪、孩子、老人、诗歌、远行、回归……这样的情景，就像游历在时间的河流中，无助而漫长。这种寻找实际上是一种寻根情结，在一种寻找中让自己的命运连同人类的命运不再迷失。

另一部引起我巨大感伤的归乡电影是《暴雨将至》。确切地说，我是1995年看到这部电影的，当时我决然以20元将这部电影的录像带买下，一直珍藏至今。这是马其顿导演米柯·曼彻夫斯基的第一部长片，曾获得威尼斯电影节的“金狮奖”。它由曼彻夫斯基回故乡缘起，讲述在南斯拉夫战乱与分裂中所目睹的四个故事，这四个故事循环结构，紧密相连，涉及杀戮、抉择、寻找和忏悔。曼彻夫斯基全力表现的是一种极端的忧患意识，他就像是站在苍穹之下，目睹着人类在一种冠冕堂皇的理由下互相厮杀，然后“暴雨将至”，共同走向毁灭。这样对吾土吾民的感伤是痛苦的，更是悲悯的；是一个巨大的设问，更是一声振聋发聩的钟声。

这样的电影无疑是有巨大震撼力的，它让人肃然起敬，让人沉思瞑然，因为它涉及的是人类最根本的问题，就像一把刀，在人类心尖上深深地扎进去。这样的导演已不是单纯意义上的娱乐制作者，他已成为一个思想家，一个思考着人类过去、现在以及未来的一个哲人。当电影的意义已上升到以它相对完美的艺术形式全力表现人类生存的巨大主题时，这时候的电影让人敬畏无比，我觉得导演就像是上帝一样，他在创造着场景，创造着主角和配角，然后安排着他们的生活，平静地目睹着他们痛苦，目睹他们走向死亡和毁灭……这样的方式，我的天！

我一直在想，为什么这些导演对于自己的吾土吾民，有着这样悲悯的情怀呢？也许，是爱之越深，也就悲之越切吧。就如陈凯歌所说的：大师应该是这样的，他可能会在某种程度上代表着自己的文化，并且对自己的文化有着尖锐的批评态度与批判精神。因为他是从那种文化中来的，他受到那种文化的滋润，去肯定一种文化的长处不难，但发现这种文化的短处，就很容易受到围攻。作为一个大师，首先是要能够承载、消融，代表你自己的文化，并且你对于你已习惯的文化永远有一双怀疑的眼睛。

艺术和情怀当然是相通的，我不由自主地想起鲁迅，在他的笔下，同样流淌着对于吾土吾民的悲悯，这缘于一种非常痛苦的思考，也缘于一种勇敢的反叛。

（《蝶影抄——赵焰电影随笔选》上海远东出版社2008年9月第一版）

    很多人告诉我，他们越来越喜欢鸟巢的模样了。鸟巢静静地卧在水旁，卧在北京这块虎踞龙盘之地，像一个巨大的母体，就如同地球初生前的宇宙。而且，最重要的，她是鸟巢，是灵动的、安静的以及和平的鸟的栖身之地。这样的感觉，很让人舒服。因为鸟巢的象征意义，人们更愿意相信，即将上演的，是一届非常好的奥运会，它将成为一个标志，成为信史以来最盛大的节日。

    此时此刻，这个世界的所有人都在向北京聚拢。条条大路通北京，鲜花遍布的大街上，覆盖的是宋、元、明、清的古道。21世纪的北京不是古道西风，而是古道热肠。在任何一个角度，都能听到掌声，能看到人们热烈的笑容—— 一堵十多亿人的笑脸墙，像万里长城一样连绵不绝。向北京聚拢的不仅仅是人，还有所有的目光。世界在此时屏息凝神，在聆听，在等待：序曲即将奏响，礼花即将绽放，大幕即将拉开—— 一个盛大的典礼，即将划过蓝天，闪亮登场。

    每一个人都有属于自己的秘密，国家也是，那是一种独特的叙事和情感的储藏室，它就像钉子一样扎在记忆当中。对于现代中国来说，今天的一切，得感谢三十年前的十一届三中全会，自那划时代的大会之后，我们走向了世界。然后，有一个老人以他有力的大手在南海边画了几个圈；邓丽君甜美的歌声飘荡在大街小巷；中国女排夺得了世界冠军；香港回归；澳门回归；中国经济加入了WTO；神舟五号上天……一切都在日新月异，物质的变化是巨大的，但最根本的变化，还是人的进步——当一个人意识到自己的独一无二，开始有了自信的微笑时，克罗齐所说的话应验了：历史，不仅仅是事件史，还是思想史，甚至是个人史。的确是这样的，一个独立而自由的人，不管他在场内场外，只要他具备爱心和勇气，他都是一个神。

    这是众神的节日。奥林匹克不仅仅是一场运动，它更是一种世界观，代表人类的生存理想和价值。当古希腊在奥林匹亚山首次举行运动会时，那等于在宣告，神的死亡，人的诞生。神与人实际上是不矛盾的，神就是人的希望和理想。每一个生活在当今的人，都希望这个世界，变得更加和谐，更加进步，也更加美好。

    这个夏天，让我们沐浴在鸟巢的光辉之下欢呼吧。奥运是我们的天空，是我们的雨露，更是我们的精神家园。我们欢呼奥运，就像欢呼地球上万年的梦想。

赵焰

这是一个凝重的夏天，山崩地裂中，我们的泪水如大雨一样滂沱。灾难面前，一切都变得渺小而苍白。这段时间以来，我们且悲且行，认真组织灾难的特别报道，帮助赈灾，以一份都市报所能做的一切，帮助别人，也安抚自己。现在，汶川地震就像一个巨大的魔钉，钉入了我们的心灵，让我们无法摆脱。很多时候，我们的头顶上一直有阴霾，即使我们在开怀欢颜时，内心也一直隐隐作痛。

与抗灾同样重要的，是面对灾难的心态。08奥运在中国举行，世界的目光又一次聚集东方。在悲伤忧郁的同时，如何从容面对，就显得尤为重要。这个灾难深重的文明古国经历了长达数百年遭人欺凌的历史，直到现在，才算真正崛起。我们需要的，是如何从灾难中重新站起来，把自信写在脸上，把悲伤装在心里，然后，坚定而平静地走过2008这个重大的拐点，去完成一次属于中华民族的凤凰涅。

又是一届欧洲杯。在大洋的彼岸，即将上演一场华美的盛宴。体育，永远是全人类盛开的花朵。告慰逝去的死者，安慰悲怆的生者，怀揣永不消失的希望。这一切都要求我们擦干泪水，且歌且行，去迎接接踵而至的盛典。足球的盛宴不仅仅是欢乐颂，同时也是，一首悲怆的安魂曲。

体育和足球，从来就是人与自然的竞技，是人超越自身的重要手段：当古希腊青年赤身裸体聚集到奥林匹斯山下，展现身体和力量之美时，体育多么自由；当欧文斯在柏林奥运会上夺取金牌时，体育多么勇敢；当布赖特冒着白人对手雨点般的拳头坚持比赛时，体育多么悲壮；当许海峰勇夺中国奥运第一金时，体育多么有力；当残疾姑娘金晶在巴黎守护圣火时，体育多么感人……一切的一切，让圣火指示我们前行，让体育导引人们纯洁。

这就是体育，是传播人间道的体育；同时，也是对抗“无间道”的体育。

《圣经》中记载大洪水之后，空中出现彩虹，作为造物主与人立约的标志。人类在这盟约中，有祝福，也有职责。怀着感恩的心，爱惜这个地球，以良善法则治理看顾这个地球，这是我们应守约的。最重要的行为是，以欢乐、怜悯、善良，去爱这个地球，爱我们的同类，然后，让短暂的人生时光变得美好。

灾难总要过去，伤痛终要痊愈，脆弱的人会因此坚强。所以，让我们继续生活，继续粉欧洲杯，继续为中国呐喊，为奥运加油。

只不过，在欢乐的间隙，让我们偶尔凝重并沉默。因为，在这片土地下，埋葬了那么多、那么多曾经纯洁、曾经无辜、曾经热望，曾经无比热爱足球、热爱体育的眼睛。

苦难的人，与足球一道进天堂。

2007年金秋十月，我去浙江慈溪参加《十月》杂志组织的一个作家论坛。同行的有很多全国著名的作家和学者，会议的主题是讨论新形势下的散文创作。对于此类话题，我一直心有余悸，毕竟，这一类的话题空泛而虚无，没有实质性意义。对于散文来说，它不像小说或者诗歌一样，可以用加法定义，它只能用减法，那就是，所有的文字体例，减去小说、诗歌、戏剧等，就等于散文——散文就是所有文章形式中相连的那一部分，既是广阔领域，也是中间的缝隙。散文是难以把握的，在更多时候，它的写作就像金庸武侠小说《天龙八部》中段誉使用的“六脉神剑”，有时候可以发出功来，有时候则只是一个招式，是莫名其妙的“四不像”。

散文怎么写？不好说。在我看来，所有的定式都是错的；所有的口号也是哗众取宠。我的基本看法是，对于散文写作来说，写散文就是写自己，散文就像一面镜子，它照出的是一个人的真实影像，从散文中，能看出一个人的人格、气质、思想、人品、志向等。散文写作暴露的不仅是文章本身，而是个人的很多东西。一个散文作者，最重要的是冶炼自己，丰富自己，直至找到自己。只有内心拓展了，内心博大了，风轻云淡，神清气爽，文章才会好起来。这一点毋庸置疑。

就散文写作者来说，同样也有一个比喻，那就是“刺猬”和“狐狸”的比喻。比较而言，我是喜欢“狐狸”风格的文章的，因为“狐狸”文章通达而讲理，有一种阅读快感；不像那些“刺猬”文章，锋芒毕露，大刀阔斧，毫不讲理。还有一些文章，粗暴而武断，可以说，不仅仅是“刺猬”，简直就是“野猪”了。在我看来，那些所谓的“新散文”，在极具才华的同时，也是具有某种“野猪”特性的。

前几天读《收获》杂志中余秋雨先生的文章《历史的母本》，颇有启发。余先生说，散文什么都可以写，但最高境界，一定与历史有关。这是因为历史本身太像散文了，“历史没有韵脚，没有虚构，没有开头和结尾；但是历史有气象，有情节，有收纵，有因果，有大量需要边走边叹、夹叙夹议的自由空间，有无数不必刻意串络却总在四处闪烁的明亮碎片。”在余先生看来，《史记》才是最伟大的，这种散文格局如云似海，相比之下，连唐宋八大家也显得剪裁过度、意图过甚，未免小气。我同意余先生的观点。好文章总是有着纵深感的，它风轻云淡，也生动有趣。它就如同一个悟彻天地的人一样，看尽落花流水，看尽风云变幻，然后，悲愤和悲悯交杂，一切了然于心，并且，也隐藏着一种内在和谐，与历史相通，与人性相通，与音乐相通，与流水相通，与天地相通，也与“神”相通。人对于文字，实际上是具有某种天生的判断力的。一个最基本的原则是，如果一篇文章，让人读起来很舒服，让人气脉顺畅的话，那么，它肯定算是一篇好文章了。

最后说一说《行走新安江》。可以说，这本书的诞生是一个偶然。本来，我接连写完《思想徽州》以及《千年徽州梦》之后，我想远离一段时间徽州，积蓄新的能量和底气。2007年初，安徽电视台的制片人程力找到我，问我对于行走新安江有没有兴趣，他们想拍一个系列文化专题片。这样的设想让我怦然心动。在很长时间里，我都是在时间的概念中探寻徽州，诠释徽州，而在地理上，在地理与文化的结合上，我却是比较陌生的，这无疑是一个新的角度，也是一种新的尝试。我无法拒绝这样的提议。于是，2007年春节刚过，我们便开始沿着新安江的行走。行走是愉快的，因为收获颇丰。那时的腊梅还没有谢，山野里尽管有野樱桃花绽放，但新一轮春色还没透出来。在行走过程中，我一直坚持记笔记。《行走新安江》这本书的相当一部分，就是我在行走过程中的见闻和随想。值得一提的是，行走活动得到了“九溪江南”楼盘朱家来总经理的大力支持，正是因为他们的支持，我的行走新安江同步得以刊出，这也在某种程度上给了我压力和信心。在这种情形下，我心无旁骛，那段时间几乎谢绝了一切业余社交活动，全身心地投入到发现与写作中去。

任何一件事都是有着缘起的，机缘是什么？是冥冥之中的指认和恩赐。感谢安徽文艺社的温源女士以及徐家庆先生，是他们首先看中了这篇东西；也感谢新浪文化的姜鸥老师，使得这一系列的每一篇文章都得以在新浪博客首页刊出，在全国范围内产生了广泛影响，让更多的人了解了新安江，也了解了徽州。并且，也使我的博客一下子达到数十万的点击量。我一厢情愿地想，也许，正是徽州对我的认定，才让我得以表达；并且，我的《思想徽州》（东方出版社）、《千年徽州梦》（东方出版中心）以及这一本《行走新安江》也成为了我的“徽州三部曲”。但即使是这样，我同样也是“盲人摸象”，我摸到的只是博大精深的徽州的一个微不足道的一部分，徽州，那是真正的“大象无形”，有很多东西，是我无法读到和明白的。

在春天里诞生的这些文章，也让我在这一年的秋天有了收获。作为一个徽州人，能为我的故乡做一点这样的事，内心总是充满着快乐和欣慰。感谢我上述提到和未提到的所有的人，也感谢徽州。我要再说一遍，我的所有恩赐都来自徽州——是徽州，给了我生命，给了我一种活法；并且，在这个世界上，给了我温暖的记忆，也使我的想象插上了超越的翅膀。

看书不必求多，也不必求全，要看，就看最好的，然后把他吃透、消化。书的选择是一个很重要的过程，甚至说，能不能撞到好书，是人的一个机缘。要读书，就要读那个领域最出类拔萃的，一般性的，可以不读。假如有一天你的案前左右全是最好的书的话，那么，你也会离优秀的不远了。

王小波曾经说过一句话：老宅有鬼，树老成精，任何一本学问的深入研究，都可以让人变成妖怪。读书，按照我的理解，一定要读那些“妖怪”所写的书，这样，才可能变成一个卓然于世的“妖怪”。

以下随意罗列的，就是我手边所读或重读的一些“妖怪”写的书

《万古江河》

这两年，相对而言，我更愿意看一些国外学者所撰写的有关中国文化的书籍。在我看来，因为对于西方文化的了解，这些学者往往更容易客观地给中国文化加以定位，可以标定中国某个领域整个人类文明坐标系中的位置。与此同时，由于国外学者相对自由的学术思想，在他们身上，会比较少有偏见和狭隘，可以用一种更开放的方式和更健康的心态来对待学问和知识。这本《万古江河》就是这样的好书。

许倬云先是一位学贯中西的大学者。他先后执教于我国的台湾大学和美国匹斯堡大学。可以说，许倬云先生不仅对中国历史和文化非常熟悉，而且也洞晓西方历史，更善于运用现代社会科学的理论和方法来进行研究。这本《万古江河》就是在一种全新的视野下洞察中国历史和文化的变迁，作者对于整个历史达到了了然于胸的程度，纵横捭阖，通透达观，字里行间既有高空鸟瞰式的宏观洞见，又有具体日常生活细腻入微的描摹。

(《万古江河》，许倬云著，上海文艺出版社2006年6月第一版)

《管风琴手记》

平心而论，这是我至今为止所读到的有关音乐题材的最好的一本书。我没有想到的是，一个人竟然对音乐如此了解，又会以如此纤细的直觉方式写文章，并且能把音乐描述得如此玄妙。复旦大学教授严锋在评价马慧元的音乐文章时，这样说：她的文字也越来越像管风琴的声音，阳光一样地向我们洒落。实际上不止是严锋，凡是读过这本书的人，都会有如此相同的感受。归根结底，感觉到作者是以心在体味音乐，音乐的玄妙，最终由个人的内心决定。马慧元对于音乐的感受，以及她付诸的文字，是那样的纤细，就像鹅绒在风中自由飘舞的轻盈。在她的笔下，你不能不感到，音乐是那样的妙不可言。上善若水，上音也若水，上文同样也若水。

（《管风琴手记》，马慧元著，新星出版社2007年第一版）

《昆虫之美》

2007年10月，我参加《十月》在浙江的一个笔会，同房的是重庆诗人李云胜。没想到诗人还是一个资深的昆虫爱好者。当天晚上，我就跟他在慈溪市内的一座公园拍摄昆虫，听到了叙叙叨叨地说了很多昆虫。后来，就收到了他寄来的一本在夏天里出的《昆虫之美》。这真是一本好书，文配彩图，铜版纸印刷得很精美。虽然以前曾读过法布尔的昆虫记，但在我看来，这本书甚至比法布尔的《昆虫记》更好。这本书更有文学色彩，语言也更好，图片精美。李元胜一方面是在用自己的镜头在发现，发现昆虫身上的美丽和情趣；另外一方面，李元胜又是用心在发现，从昆虫身上，他进入了另外一个世界，就像他自己所说的：我在空气的光晕中，听到了自己激动的脚步；从草叶的弯曲，发现了自己的呼吸；在扇动的蝶翅上，看到了自己的心跳。

（《昆虫之美》，李云胜著，重庆大学出版社2007年3月第一版）

《纳尔齐斯与歌尔德蒙》

赫尔曼·黑塞一直是我的最爱。我喜欢的是赫尔塞作品那种温暖、从容与典雅，那是骨子里的一种艺术精神。这种精神，是我们这个时代，以及我们的文学所最缺乏的。在很多时候，我们的文学粗俗不堪，就像一个贴着胸毛的无赖。所以我们一定要看一看赫尔曼·黑塞，看别人是在文字、思想以及情怀上下功夫的，在认识和和感知世界上是如何调动自己的内心的。《纳尔齐斯与歌尔德蒙》这本书可以说是集中了黑塞作品所有的优点，清新而智慧的语言、淡淡的幽默和宗教情怀，人物也极具人类的代表性。在我看来，纳尔齐斯和歌尔德蒙这两类人，在某种程度上更具有的是人类的某种特征。文学，当它可以反映到人类共同的精神时，这样的作品，注定就是不朽的了。

（《纳尔齐斯与歌尔德蒙》，赫尔曼·黑塞著，上海译文出版社2007年7月第一版）

《古春风楼琐记》

    这一套书共有近20本，副题是讲古往事中国。一看，就是写晚清和民国之中的轶情。作者高拜石，早年毕业于北京平民大学文科，之后一直从事报刊工作，曾当过台湾《中央日报》主笔。这数百万字的文字就是高拜石在从事报纸工作的同时，写就的历史札记。高拜石就像是一个烹饪大师一样，在历史这个大菜筐里挑挑拣拣，取出正史和野史中的一些菜料，然后炒了一盘又一盘佳肴。这些文章编在一起，有近20卷之多，也因而形成了《古春风楼琐记》古意盎然的风格。读这样的书一直很有意思，既算正史，也算野史，就像茶余饭后的聊天。想想还是那些旧式新闻人肚子里有学问，一个人，竟然能博古通今，写这么多东西，真是让人感叹。现在的新闻人哪里有这样的学问呢？不是只会吹牛，就是只会跟风，几乎很少有真才实学的，言语无味，面目可憎。遗憾。

（《古春风楼琐记》，高拜石著，作家出版社2004年1月版）

《论语别裁》

    重新读南怀瑾的《论语别裁》，主要就对当前的“国学热”而言。实际上读《论语别裁》以及南怀瑾的《老子他说》等等，已是我十多年前的事了。那时候，可以算是第一轮“国学热”吧，不过好象仅仅限制在精英文化的小圈子当中，因为没有大众传媒的推波助澜。重提《论语别裁》主要是针对于丹的《论语》课而言的。于丹的书我没有仔细看过，读过报纸上的片段，看到那散文诗一样的语言，就没有了兴趣。如果《论语》要是用散文诗一样的语言说出来，那肯定会离《论语》很远了。“真僧最言家常话”，《论语》就应该是家常话，然后在家常话里说出大智慧。这一点，南怀瑾可以说是做到了极致。从某种程度上，南怀瑾就是孔子，他有孔子的心，也有孔子的智慧。反观于丹呢，那只有天知道了。南怀瑾的《论语别裁》比钱穆的好，在南怀瑾面前，钱穆未免太书生气，知识好，境界不够。学问到了一定程度，不是比知识，而是比境界。

（《论语别裁》，南怀瑾 著，复旦大学出版社1994年第一版）

《帝国政界往事》

民间的确是“藏龙卧虎”，依我看，曾经做过生意，现在一直混迹于IT行业的李亚平对于历史的熟悉和把握，要比那些所谓的历史学家老到得多。历史就像一片森林，而作者就像一个看了一辈子山林的老汉一样，对一草一木熟稔无比，对每一根树木的来龙去脉、形状特点都如数家珍。当然，这样的熟悉只是微观的熟悉，令人感到钦佩的还是作者对于世界历史走向的了解。这样的圆通，可能与读者做过生意，又在美国呆了很长一段时间有关。当然，最重要的，是把历史当作是活历史，有对于历史人物内心的揣度和了解，“世事洞明皆学问，人情练达亦文章”。对于历史学来说，最应该的，就是通透了，只有这样，研究者才能将文字没有记载的东西恰到好处的还源，才能让历史活起来。典籍只是死人的骨架，真正的历史，还得有皮毛和血。只有这样，才能使历史恢复到现实一样生动，也如现实一样真实。当然，如果现实也是真实的话。

喜欢这本书，还因为这本书的整体风格，不哗众取宠。历史的叙述还是以一种低语的方式比较好。那种互联网的语言，缺乏厚度和智慧，似乎一直不太适合叙述历史。

（《帝国政界往事，李亚平著，北京出版社2004年第一版》）

《医者意也——认识中医》

    我一直觉得一个传统的中国知识分子，对于中医知识，是必须掌握的。这就如同一个知识分子身上必须具备人文知识一样。实际上对中医明白了，对于中国文化也就明白七分了；对于中国传统文化明白了，对于中医的医理和定位，也就八九不离十了。中医与中国传统文化所处的地位基本相同，它们的“理”，是基本一致的。翻过很多本中医书，感觉到这本书的作者，对于中医所采取的态度是正确的，对于中医也是真正明白的。这本书可以说是“明白人写的明白书”——这一点可以说相当不容易，我们在很多时候所读的书，都是一些“不明白人写的不明白的书”。

（《医者意也——认识中医》，廖育群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年5月第一版）

《博尔赫斯八十忆旧》

    很长时间里，博尔赫斯一直给我认识世界的另一种方法，那就是，不是从外部去寻找和认识这个世界，而是深入到自己的内心，从内部去打通认识这个世界的羊肠小道。博尔赫斯为我提供了与这个世界相处的另一种可能性，而且，很可能是最重要的一种可能性。博尔赫斯80岁的时候，这个一直生活在思想谜宫的智者的思想状况到底如何呢？这是每想活得明白的人所感兴趣的。这本书，就是从这样的角度来描述一个智者最后的看法。博尔赫斯说：“在我失明之前，我总是在观察和阅读中寻找属于我的一角天地，而今我却只好深入内心来思考问题。”本书还记录了博尔赫斯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的一次谈话，在那里的布特勒图书馆，博尔赫斯说：“人群是一种幻觉，它并不存在。我是在和你们做个别谈话。”博尔赫斯的言语总是让人有恍然大悟的感觉，他就是那样惊世骇俗，充满了深刻的、动人的沉思和反驳。

（《博尔赫斯八十忆旧》，（美）巴恩斯通编，西川译，作家出版社2004年第一版）

徽州的桥

一、徽商与桥

有河流的地方，就有桥的影子。

在我们到徽州的几次寻访中，大大小小的古桥，让人印象深刻，它们或沉稳，或精巧，或朴拙。人们说，“川河似练水如天，千年徽州皆古桥”，徽州境内天然多水，河流纵横，河面上也就有了大大小小的桥梁。在这些桥当中，有拱桥、平桥、月桥、廊桥之分，等等。

对于外出谋生经营的商旅来说，险峻的地势，湍急的水流，是一大障碍，而桥，当然成了帮助人们克服障碍、渡人于难的“神杖”。当年，一个个徽商就是从这些古桥上走过，他们别妻离子，斜背着雨伞，深一脚浅一脚地走向了深山外的大千世界。

烟雨迷蒙中，新安江上驶过一只只乌篷船，两岸不断地在变换着风景，湿漉漉的青石板路和石桥，后退得越来越远。

而在经过了多年的商场摸爬滚打后，他们致富发达了，携带着巨额财富，回归到故里。回来后，他们总是要购田置业，建屋修桥。桥，在他们的心目中太重要了：桥，就是登云梯，就是飞腾所需的翅膀；桥，连接着梦想、财富，连接着大千世界。经过历练的他们比一般人更加意识到“通途”的重要性，也因此捐资修路搭桥之举，总会前仆后继。这样的行为，有感激回报的成分，有行善积德的意义，还有方便乡邻和后人的考虑。

当然，徽州的桥，远远不止是跟徽商这一层关系，它还有着地理、民俗、文化等多重的蕴藉。可以想象的是，当年徽州桥影柔波，竹木环合，一派桃花源景色，江南水乡的气韵，恣意泅散。

二、练江上的三座名桥

春天的新安江，美丽如画。站在岸边，我们不住地轻声而叹。歙县县城一带的新安江，被称为练江，它是富资、布射、丰乐、扬之四水交汇后形成的。练江平日里娴静如村姑，可是一遇到山洪暴发，便跟猛兽下山一样狂野，势不可挡。

在这样的情形下，人们往来两岸，依靠摆船渡江已经不可能了，于是就求助于桥梁了。从前所建的大多是木构桥梁，经洪水一冲击，木桥不是被冲垮，就是所铺的木板随水漂流而去。面对滔滔江水，两岸的人们无计可施。到了明代，徽州各地开始“垒石建桥，以求坚固”。

练江长仅6．5公里的江面，负载了9座古桥。其中著名的要算建于明朝的太平桥、万年桥和紫阳桥了，三座桥又合称古歙三桥，如长虹卧波一样，横跨在练江之上。

古歙三桥中名气最大的太平桥，过去是婺源、祁门、黟县、休宁等县进入徽州府治歙县的必经之桥，在今天，也是要津之处，三条公路干线交会于此：往东北通向长江边的商业重埠芜湖，向东南抵达美丽的杭州，向西通到瓷都景德镇，而经由岩寺往北，就是名闻天下的黄山了。

那一年，来歙县寻访隐士许宣平的李白，曾在太平桥附近喝酒赏月，他朗声吟道：“卉木划断云，高峰顶参雪。槛外一条溪，几回流碎月。”四水交汇的这里，风光确实美好，白沙成滩，水静如练，不过那时还没有石头砌就的太平桥，要不然，李白会更加流连忘返、诗兴大发，留下更多的动人故事。

太平桥是明代建造的，是安徽省境内现存的最长的石拱古桥了，它全长268米，宽7．1米，高13米，有16个桥孔。桥的中心原先有桥亭，亭内供奉有佛像，桥两边有碑记，凡是在历次石桥维修中捐款的，他们的姓名都被刻在了石碑上。解放以后，为了便于通车，就将桥亭和碑记拆除了。1969年一场洪水，冲毁了栏杆、桥面，后来桥面改成钢筋混凝土结构，同时用“悬挑”加筑两侧人行道，架装栅栏。

在民间，石拱桥的桥孔绝大多数是单数的，为什么太平桥是双数的呢？原来，在太平桥所在的地方，曾有座木浮桥，始建于宋端平元年（1234），由徽州郡守刘炳所建造，这座名为“庆丰桥”的木浮桥，不是毁于战乱，就是被洪水所冲坏，明代弘治年间，这里建起了石拱桥。

相传，发起建造这座石桥的，是位年轻丧偶的妇女，他的丈夫外出做生意时，不幸和木浮桥一起被洪水冲走了，她暗下决心，要积攒起钱财建造一座石桥，但是，个人的力量还是太小了，在临终弥留之际，她将自己一辈子的积蓄拿了出来，请求官府能在这里建一座稳固的石桥。她的义举和精神感动了城里的百姓，大家纷纷集资出力，终于建成了这座太平桥，又叫寡妇桥。为了反映石桥发起人生前对乡亲们“成双成对，白头偕老”的良好祝愿，这座桥也就被建成了双数字的石拱桥。换一个角度来看，这个不幸的女人，也是通过修桥善行，来超脱苦难，求得所谓的来世有个好报应。

人生如渡桥，世事如渡桥。桥，有着许多的象征意味。且不管这个感人的故事是否为真，在历史的长河中，桥的的确确关系到人们的日常生活、生命历程，关乎爱情、事业、理想，等等。桥的一端，也许是愁苦缠身的现实窘境，另一端，系着人们对幸福美满生活的向往和追求。可以说吧，走太平桥，过太平日子，是古往今来人们的共同心愿。或许，这也就是桥名所寄寓的意思。

练江之水缓缓地从太平桥经过，流淌了两三里路，便到了惊涛拍岸的渔梁坝，古歙三桥中的另一座石桥，高大、宽阔的紫阳桥，就横跨在渔梁坝下游。紫阳桥始建于明万历年间，清末时进行了重修。

紫阳桥因地处紫阳山麓而得名，这座桥还被称为“寿民桥”。桥身全长140米，八墩九孔，宽10米，高却有14米，是目前安徽境内最高的古石桥。紫阳桥一带风景优美，尤其是清晨，雾气飘逸着穿过桥洞，笼罩在古坝水埠的渔船上，好似片片白帆。紫阳桥的北端建在山崖上，崖壁陡峭，气势雄伟；桥南头，为紫阳山支脉龙井山，山上有禹王台旧址。朱熹的父亲朱松，曾在桥南这里结庐而居，朱熹从福建回来省亲，也在这里居住过。每天旭日未出时，紫气弥漫，山光朦胧，群峰默然对峙着，不远处，水声訇然。这一带，算是歙县县城边最好的地方了。明代程嘉燧有诗赞叹说：“禹庙渔梁口，浮舟落日过。瀑声冲峻壁，经影漾层河。楼煤青山廓，律亭锦树彼。……”

由于紫阳桥涵洞宽、前身高大，船只一般可以不落风帆地畅游而过。如今，站在高耸的紫阳桥上，向西北望去，但见滨江而建的古镇渔梁，屋楼瓦舍，鳞次栉比，烟树葱茏之间，尽显无限婉约意境。清乾隆年间的诗人黄仲则，有一回来歙县游玩，返回那天，正是“七夕”节，友人送他到紫阳桥上时，一场大雨不期而至，躲在紫阳桥下避雨的他，还即兴作了一首诗，诗中写道：“天上团团，人间离别，一般徒依长桥。”

歙县的万年桥，位于扬之、布射、富资三水汇合处，在从前的日子，它是通往太平，抵达省府安庆的交通要道，如今仍是往来于歙县北乡的必由之路。桥东端原来有一块石碑坊，上面就刻着“北钥云龙”、“道岸津梁”的题额，可惜毁于清乾隆年间。

当年取名万年桥，大概就是希望这座桥万年巩固的意思。桥建成于明万历元年（1573），桥长150米，高10米，建有9孔。桥落成时，明代兵部左侍郎、歙县人汪道昆，曾赋诗一首：“使君遗泽五溪东，驱石桥成利涉功，地踞金汤三辅郡，天回砥柱万年同。参差石势疑乌鹊，缥缈江流见白虹。亭上至今留醉处，莲花面面似山公。”大桥全部采用大青石建成，石质优良，工艺考究，至今保存完好。

三、美丽的廊桥

当我们沿着新安江的支流富资水，走进葫芦状的歙县许村时，迎面是一座30多米长的跨溪而建的古桥，在桥上，有遮蔽风雨的走廊。这就是许村著名的“高阳桥”。关于高阳桥，还有着一个家族血脉传承的故事，按《许氏族谱》记载，当年许姓是从河南高阳来到徽州的，为了告诫子孙，许氏村庄凡是有条件的，都要建一座这种廊桥形式的“高阳桥”。在同样为许姓村落的徽州区唐模村，也有这样的一座高阳桥；而且，在曾是徽商重要的侨寓地江苏宜兴，也有一座高阳桥，同样是廊桥。由此，大略可以看出许氏家族的良苦用心。

歙县许村的高阳桥，是由宋末元初的处士许友山捐建的，一开始是石垛木桥，到了明弘治年间，改为了单墩双孔的石拱桥，以后重修时，在上面建了7间廊屋，分明间和次间，里面设置了木质的坐凳，因为时间长久的缘故，两侧的坐凳被摩挲得很光滑了；桥廊的中间顶部彩绘了云龙飞凤的图案；桥廊两端，是阶梯形的三山风封火墙。在清代，桥廊的明间南侧供奉了观音像和烧纸炉，人们既祈祷观音菩萨护佑廊桥永固，也希望能保一方平安。明间的北面墙上，开有圆形的漏窗，好让阳光能够洒进来。

许村村头的这座廊桥，现在主要供行人歇息。最初，它还有着风水方面的考虑。在过去，廊桥所在的地方，属于水口，水口是一个古村落的咽喉，所以水口的地方，往往建有标志性的建筑，常见的是桥，或者是塔，辅以树、亭、堤、塘等，形成“关锁”，用来镇住象征生命、财富的水口的风气。水口桥在徽州比较常见，比如西递宏村的古桥，整个村落的布局是“山为牛头树为角，屋为牛身桥为脚”，其中吉阳河上架起的4座古桥好比牛脚。在祁门桃源村，有一座水口廊桥，桥内有块碑，碑上刻着这样的内容：“而斯桥伟，为千古不易之津梁矣，何其壮哉。”等等，所谓桥之千古不易，也就是说村之千古不易；而正因为桥是村落的命脉所系，所以水口桥也就要做得考究了。

在歙县，类似许村这样的廊桥，还有10多座。这是歙县北岸村的廊桥，枕在棉溪河上，看上去比许村的高阳桥要大许多，它建于清代中叶，２墩３孔，长３３米，高6米，砖木结构。南端门额有“乡贤星”三字，北端门额则为“廉庵旧址”字样。廊内分１１间，中间原有佛龛。北端西侧第二间置一敞窗，外装“美人靠”；东侧墙上辟８个大方窗，砖砌龟纹、梅花纹等花格；西侧辟８个风洞窗，样式各异，有满月、花瓶、桂叶、葫芦等形状。在当时，这样的设计，为造成佛光效果提供了条件，因为廊西墙开设了水磨砖漏窗，东墙上又有各式各样的空窗，让外面的光线从各个方面投射到神像上了。

由于桥对河两岸居民来说，是最方便的集合处，自古以来，设在桥头或桥上的“桥市”，就容易形成了，他们互通有无，交易活跃。《清明上河图》中就十分生动地描述了汴京东南郊一处热闹的桥市景象。而我们在北岸廊桥看到，桥内也摆设了不少摊点，已成为一条商业走廊。

被宋代理学家朱熹誉为“江南第一村”的呈坎，除了水口的古桥外，始建于元代的环绣桥，也是一座简单的廊桥，上面的桥廊，比较简易，相当于一个供人休息的亭子。桥两岸，店铺众多，商业气息浓厚。有意思的是，我们在唐模村看到的高阳桥，竟成了一处地方戏剧表演的舞台。

属于廊桥的岩寺镇洪桥，原名“洪福桥”，明成化五年（1469）建造，四垛三洞，上置五间廊屋，设佛龛，清代及民国时期都有重修。抗战期间，该桥为新四军的哨卡所在，叶挺将军等常在桥廊与百姓促膝谈心，如今这里已成为一处爱国主义教育基地。　

关于廊桥，有几种说法，如称作风雨桥、屋桥，有的地方还称作花桥。廊桥是在桥面上盖建廊屋而形成的特殊桥梁，有木拱、平梁、石拱之分。据专家考证，中国廊桥的起源，可能上溯到春秋战国时期；唐代白居易在《修香山寺记》中，说到“登寺桥一所，连桥廊七间”；宋代遗留下的画作中，也有廊桥的风貌。当时，廊桥还成了一些文人墨客聚会游乐的场所。

曾是徽州“一府六县”之一的婺源县，也有许多廊桥，同样非常有特色。曾是电视剧《聊斋》拍摄地的思溪村，有一座“活着的廊桥”。之所以称它为活着的廊桥，是因为这里的廊桥，完全成了村民们休息、娱乐的公共场所。思溪村廊桥实质上是将亭子和桥结合起来的，不像许村的廊桥是封闭型的廊屋，称之为亭桥，或许更为恰当些。思溪桥是两孔的木构架古桥，所用的木料大部分是原木，又粗又有些年月了，桥身旁竖立着如来佛柱。廊桥连接着村南村北，村民们闲暇无事，就坐在上面聊天、打牌、嗑瓜子，或者闭目养神，悠闲而自在。

婺源县清华镇双河村的廊桥，更是别致，号称徽州最小的廊桥，长约2米，跨在双河上，连接着两户人家，所以也称之为家庭廊桥。廊桥里堆积着一些杂物，看起来破败不堪，但在来此写生的画家眼里，却是韵味悠长。

被誉为徽州最美的古廊桥，就是婺源清华镇的彩虹桥了，它是婺源的一个标志性景点。唐开元二十八年，即公元740年，婺源建县时，县治就设在清华。而建在这里的彩虹桥，便于两边的商旅、居民往来通行。

在古代，彩虹桥的东岸是婺源的核心地带，西去的古驿道通往浮梁、景德镇、波阳的饶州府，经此东去北上可达徽州府歙县。因此，彩虹桥是古驿道上的一座重要桥梁。

徽州古桥多采用船形桥墩，可减少水流对桥体的冲击。彩虹桥的桥墩就是船形的，朝向婺水上游的一面，像船尖，俗称“燕嘴”；向着下游的一端就很平整，显得牢固。彩虹桥全长140米，桥身宽7米，五孔六墩，桥墩都是用长短不一的条石砌成的，桥墩的间隔距离也不完全相等，据说在建造前，根据洪水主流量流经的位置，反复比对而确定的。每个桥墩上都建有一个亭子，每个亭子以及回廊，都是相对独立的，不会因为一处损坏而影响到整座桥的使用。

修建彩虹桥前后花了四年时间，竣工当日，彩虹挂空，所以就叫彩虹桥了。也有人说，彩虹桥的名字是取自唐诗中的，这首唐诗写道：两岸夹明镜，双桥落彩虹。诗中所提到的“双桥”就是指彩虹桥和其下游的“聚星桥”。据记载，唐代这里就有木桥了，南宋年间改为了石墩木梁廊桥。不知道是桥入了唐诗而更有生气，还是唐诗让桥更有美名。彩虹桥上有副嵌字联：清景明时彩画长辉唐旧邑，华装淡抹虹桥常映小西湖。清华镇和彩虹桥、小西湖的名字，都被巧妙地嵌进了上下联。桥上的楹联，通常多见刻于两边的石柱上或者是悬挂的木板上，内容多是描述桥的位置、环境、特征、气势，以及建造者的业绩等。

在彩虹桥的上游不远处，有座形似笔架的五山峰，还有个名叫小西湖的景观。明嘉靖年间，徽派篆刻创始人何震，邀请自己的老师，当时的大书画家文征明的长子，也是吴派著名的篆刻家文彭，到婺源清华镇游玩。两人在彩虹桥边乘上竹筏，逆流而上，看见这里碧波潋滟，风光旖旎，情不自禁地赞叹道：此乃小西湖也！文人绣口一吐，小西湖由此而留名。

彩虹桥以水为脉，以山为背景，以村落为点缀，连同游人，一起融入画中。当日在彩虹桥下，我们听着桥边水车轱辘声，迎着微风，在青山绿树的倒影中恣意扬波。

四、四类古桥

关于桥的建筑，在中国由来已久。现存的古桥不仅数量多、种类多，而且构筑精、造型美。古代桥梁主要有四大类型：梁桥、拱桥、索桥和浮桥。梁桥，也称平桥、跨空梁桥，桥面平坦，并以桥墩立于水中来承托横架的桥梁。梁桥是中国桥梁史上出现最早的桥，也是应用最为普遍的一种桥；索桥，也称吊桥、悬索桥、绳桥，是用竹条、藤条、铁链等为骨干拼接悬吊起来的大桥；浮桥，也称浮航、舟桥等，多是一种临时搭建的渡河设石；拱桥，是中国古代桥梁中出现较晚的一种桥型，却是发展迅速、最富有生命力，拱桥的材料有木、石、砖等，其中以石拱桥最为常见，根据河的宽度不同，拱桥的拱有单拱、双拱和多拱之分，一般来说，在多拱桥中，处于最中间的拱洞最大，两边依次缩小。

五、建桥的风俗传统

2007年底，我们来到有着“中国第一状元县”之称的休宁，其时正值严冬，天气虽然寒冷，却阻止不了我们寻访的步伐。一路奔波，连看了几座当地遗存的古桥。休宁西街的惠政桥，是为了纪念宋代知县邢钺修桥，以及他在休宁主政时施行惠政而命名的，纪念意味浓厚。而仅万安古镇，就有富来桥、轮车桥和观音桥等，也各有寓意，其中轮车桥长仅１５米，玲珑别致，轮车桥所在的村子也叫轮车村。

当我们走进万安古镇古城岩景区时，没走多久，一眼就瞥见了古城岩附近的古城桥。由于是枯水季节，横江水浅，古城桥下露出了一块块沙滩。桥连通的是水南村，村里矗立的几栋新式房屋，在传统的徽州民居群里显得特别扎眼。

古城桥长180米，宽6.4米，11孔，桥上原有桥亭，以方便行人憩息。这座桥是明万历十年徽州知府高时倡建的，为了纪念他，这座桥又叫高公桥。高公桥在清康熙五十五年进行了重修，乾隆三十八年桥圮了，14年后，当地人捐资进行了重建。

像古城桥一样由官员倡导建设的古桥，在徽州还有不少，比如登临齐云山所经过的登封桥，倡修者为徽州知府古之贤，后来他远赴广东升任按察副使，为表示对他的祝贺，当地人便将桥取名为“登封桥”。历史上，徽州的桥，有官倡民建的，有官资建设的，还有民建自发建桥等多种方式。民建建桥多以募捐集资方式，或由受益者分摊费用与工役等方式进行，也有一家、一族、一村、一姓单独或者合力营建桥梁的情况。

在祁门秀丽的阊江上，有一对姊妹桥，引人注目，这就是建于明代的平政桥和仁济桥，通常称为“阊江双虹”，也称“双桥夜月”，入选《中国名胜词典》，上桥名为“平政”，长78米；下桥被称为“仁济 ”，长79．4米。两桥各宽7米，两端各有石阶上下。两桥相距半里长，均为五孔，都是用紫砂石砌成的，造型结构相近，在清代曾多次被洪水冲坏，屡坏屡修，规制不变。

“阊江双虹”中的平政桥，原为木桥，始建于元大德十一年（1307年），为当时县里一干官员相继领修德。到了明嘉靖十九年（1550），知县龙烈率众改建为石拱桥，基本上奠定了遗留到今天的古桥规制。仁济桥为明嘉靖十年（1532）县主薄卢默捐俸倡建的。清乾隆十二年（1748）知县游得宜倡导重修。相传，乾隆皇帝巡游江南时，扬州盐商中的祁门人马曰琅、马日璐兄弟，以高超的棋艺胜了微服私访的乾隆，乾隆非但没生气，还准许他们在经营上有一些便利的特权。兄弟俩发财后，为回报故乡，就捐款整修了仁济桥。

徽州现存年份最长的桥，要算婺源李坑村的中书桥了，它建于北宋年间，一开始是木桥，在宋大观三年（1109），由村中的中书舍人李侃捐资建成了单孔的砖桥，桥长4米，宽2．5米，高3米。

在婺源汪口，有一座曹公桥，该桥就是一个家族营建的典型。从唐代开始，曹氏先人曹仲泽在这里建桥，之后，经历宋元明清几代，其间，桥虽然多次被洪水所冲圮，但曹仲泽的后人曹珏、曹俊、曹鸣远等，都及时捐资，或者是动员族人出钱出力给予修复、重建。曹氏一族也因为桥而留了“名”。

在旧时，建桥修桥虽然是一种自发的公益行为，但参与建桥的人们，大多还是希望通过建桥的业绩，为自己留下名声。尤其是对于那些并非是社会名望的普通人士，建桥就成了他们出名、留名的最寻常的实践行为了。

过去妇女的社会地位一般不高，不过，她们中间有些人通过建桥等善举，也在一定程度上，获得方圆百里人们的积极评价和承认。在徽州岩镇颍溪上，有一座名为“得济桥”的桥梁，也叫“寡妇桥”，它是南山到荫山的必经通道，桥单孔，长10米，宽3。7米，拱高3。4米，红紫石砌筑。明正德年间，当地人汪世昂不幸早逝，他的妻子胡氏年纪轻轻就守了活寡，她一如众多的徽州女人，遵守着传统的道德规范，孝顺公婆，还将平时省吃俭用留下的积蓄拿出来，建起了这样一座单孔桥，方便乡邻往来，一时为当地人所称颂。

当然，这样的一座古桥，在某种程度上，就是一座贞节牌坊，它浓缩了一个徽州女人的青春年华，以及辛酸、无奈。

在岩镇，曾有一座很有名的桥，名叫“佘公桥”，位于文峰塔下，又名新桥。明嘉靖十五年（1536），当地人佘文义独资建造了这座桥，它比文峰塔早建八年，而文峰塔、佘公桥、长坦山、凤山台，被后人喻为笔、墨、纸、砚，视为岩镇水口上的名胜杰作。可惜的是，该桥毁于20世纪60年代一场特大洪水。据记载，独资建桥的佘文义，曾经贫困不已，后辛勤起家，以布衣之身游历于名卿大贾之间，而且喜欢行善事，置义田、义屋、义塾、义冢等，到了80岁时，还时不时地做些好事。

由于修桥铺路被视为方便他人、普渡众生的善举，所以，古代一些宗教人士往往也参与其中。在潜口民宅“明园”中，一座秀气的石拱桥，引起了我们的注意。桥名为“荫秀桥”，边上有碑刻，单孔跨溪，为紫红砾石砌筑。这座桥是从徽州区塘贝村移建而来的，始建于明嘉靖甲寅年（1554），是当时桥对面山上尼姑庵的出家人集资修建的。

徽州古桥的名字，有不少也与宗教有关，如歙县、休宁、婺源、祁门等都有被称为“观音桥”的古桥，还有比较常见的通济桥等。在《古歙山川图》中，我们就发现歙县丰南（今为徽州区西溪南村）曲水园附近数座古桥中，就有名为通济桥的。

在今天岩寺小学边上，还有一座遗存的“通济桥”。颖溪水从南山穿过上街村舍，经通济桥流入丰乐河。这里原先是一座木桥，明成化十年（1474），周知府敦促乡人建造石桥，当地人汪用木在这里建成了一座单孔石拱桥。清康熙年间时，汪氏后裔宏佐、宏用，奉母程氏之命进行了重修。

有意思的是，在徽州区的唐模村，清初时该村的一位许姓徽商，为了让老母亲足不出户就欣赏到西湖一样的美景，就在唐模村的水口，建起了有“小西湖”之称的檀干园，檀干园最令人称绝的地方，就是内“十桥九貌”的桥群了。清澈美丽的檀干溪，自西向东将唐模村分成南北两片，架在溪流上的十座古桥，又把被分割的南北两半连成了一个整体。檀干园内的这些古桥，规模比较短小，但式样座座不同，所以有“十桥九貌”之称。

称为“石头桥”的第一座桥，没有桥墩，是由三块等长的青色茶石架成的，桥南原来有一个大型的拱门，进入拱门，就算进入村庄了，过去村民们迎宾送客、送丧接嫁、耍灯舞龙，都是以这座桥为界的；称之为“戏坦桥”的，是第三座桥，桥北原有一个大广场，旧时秋后或者年边，常在这里搭台唱戏，看的人多，村民们就在桥边放置大量的桥板，防止看的人不慎落入水中；有着两个桥墩的第五座桥，名为“五福桥”，桥北有“五福庙”，五福桥与檀干园大门遥遥相对，有着五福捧寿的含义；第十座桥，因为桥身状如蜈蚣，而称之为蜈蚣桥。桥头有一颗百年的古樟树，枝繁叶茂，将古桥隐在了树下。

在徽州，还有一些桥与功名利禄有关。这可视作科举制度下的产物。像歙县八都的登第桥，当初建桥时，村里人余献可兄弟，同时登第，考中进士，为了彰显这一功名，同时激励后生，桥也就被命名为“登第桥”了。比较能反映当时行业性质的，当以歙县潜口坤沙村的簸箕桥、上丰乡蕃村的草鞋桥为代表，这两座桥的始建者分别是以簸箕、草鞋织编为生的小手工业者，他们把编织簸箕和草鞋所得来的微薄收入，用于修桥事业。

此外，徽州还有一些古桥，与神话传说有着联系，歙县沙溪上村口隆堨的仙姑桥，传说是郑仙姑用石头建造的，而绩溪城西的来苏渡桥，据说是当地百姓为迎接苏轼的弟弟苏辙来此当官，而建造命名的。至于为祈求生子的求子桥、福荫后世的荫嗣桥，等等，在徽州也不难发现。这自然是传统风俗的一种表现，乡土民俗，在古桥上或多或少有着折射。

六、名人与桥

位于新安江上游，丰乐河畔的西溪南村，有一座明代石拱桥，桥两边挂满了绿色的藤蔓。当年，慕名来访的大书画家董其昌，就是从这座桥上走过的，他径直往西溪南村的“余清斋”主吴廷家走去，吴庭是富商，好书画收藏，精于鉴赏，董其昌是来欣赏吴廷的宝藏的。不仅仅是董其昌，陈继儒、杨明时、吴国逊等名流，都曾是他的座上客。

新安江的上游，横江边的一个古镇万安，陶行知的外公、外婆曾住在万安的涨山铺，7到14岁时，陶行知一直在这里读书。万安的水蓝桥，同西溪南村的古桥一样，毫无雕饰，就是这样平平常常的一座石桥，曾经见证了陶行知出发的身影。17岁那年，陶行知要负笈到杭州学医，走下水蓝桥的他，回身张望了一下不断挥手的父亲，独自一人迈过桥下的水埠，登上了扬帆的船只，刻苦求学的他，日后成为了一位伟大的平民教育家。

徽州的古桥，平淡而神奇，一座座都负载了曾经的梦想和辉煌。

离万安古镇不远的休宁县，有一座以丹霞地貌闻名于世的齐云山。位于齐云山下岩前镇的横江上的登封桥，是登临齐云山的必经之处。

建于明万历年间的登封古桥，全长180米，八孔九墩，桥面平铺条石，两边立有将近1米高的栏杆。兴建之初，徽州知府古之贤，亲自来休宁督察，对工程要求极严，凡“材必中度，工必中程”。登封桥在徽州一直有比较大的名气，曾任明兵部左侍郎的歙县人汪道昆曾专门撰写一篇长长的《登封桥记》，记述了桥的建造经过。后来，登封桥又经几次修葺。最后一次大修，是在清乾隆五十三年（1788），当地人采用了上等石料，历经四年完工。

站在登封桥上，远眺齐云山，但见群峰林立，山披翠微，云蒸雾绕。古代的大旅行家徐霞客，就是沿登封桥这条老路攀上齐云山的。徐霞客第一次游览齐云山是明万历丙辰年（1616）正月，那时，徐霞客刚刚游罢浙江的天台和雁荡，到了徽州后，先是爬了黄山，然后马不停蹄地赶到休宁。两年后，他又找了一个机会重游齐云山。

到了1934年，郁达夫上齐云山还是走登封桥这条路。当年的4月3日，郁达夫与数日前同来的林语堂、潘光旦等四人分手后，自己同另外四人踏上了登封桥，开始攀登齐云山。

在横江和率水汇合的屯溪，古老的屯溪大桥，固若金汤，桥下河水汤汤，这也是徽州有名的一景。屯溪大桥，又叫老大桥、镇海桥，始建于明嘉靖年间，距今已有470多年的历史了。大桥为六墩七孔石拱桥，长133米，宽6米，高10米，桥孔跨度13米～15米不等，大桥旧时为进出屯溪的门户，现为通往机场、西郊和江西婺源的重要通道。

屯溪大桥边有一面石壁，上面镌刻着节选的朱彝尊的《屯溪桥记》，这篇文章记述了古桥的由来。在水边的台基上，立有一块碑，上面镌刻着1934年郁达夫来屯溪时所写的一首诗：“新安江水碧悠悠，两岸人家散若舟。几夜屯溪桥下梦，断肠春色似扬州。”

风流才子郁达夫白天在徽州游山玩水，夜宿于屯溪老桥下的船舱中。他大概由徽州的山水美景，想到了杜牧笔下的扬州，想到了二十四桥的明月，以及桥上教吹萧的玉人。

在黟县屏山村，有着群桥耸立的景观。屏山村是著名电影演员舒绣文的故里。从黟县屏山村流过的吉阳溪是横江的另外一条支流，吉阳溪从村中流过，呈现出“S”形，村落散落在河水的两边。明代成化年间，为了方便溪流两岸住户往来，村民就在溪流上建起了八座石拱桥，俗称“长宁八桥”。屏山村水边的石阶不时传来村妇浣洗的棒槌声，各具特色的石桥横跨溪上，这样的情景，真是名副其实的“小桥流水人家”。

依山傍水的黟县南屏村，有一座长40米的三孔石拱桥，横卧在武陵溪上，桥上有石柱、石栏，桥额为斗大楷书“万松桥”三字石刻，据说出自桐城派文人姚鼐手笔。走过万松桥，迎面是雷祖殿、文昌阁和万松亭等建筑，再往后面就是万松林，有上百棵古木参天而立。

曾属于徽州的旌德，有一座古桥，名叫新桥，在胡适的日记中出现过。胡适14岁离开绩溪上庄去上海时，曾在新桥住了一晚，胡适匆匆地在日记当中写了一句“宿新桥”，便笔尖一转，移到他处了。想必胡适当年是从上庄走到新桥的，在驿站新桥住了一晚之后，便又步行到泾县，从泾县乘船去芜湖，再转到上海。

不知当年的新桥给了胡适怎样的印象。这里实际上是一个典型的徽州小山村，依山面水，它坐落在徽水河畔，背靠高高的牛山。徽水河上，横跨着一座漂亮而精致的石拱桥，那就是新桥。新桥始建于清朝顺治年间。如今，桥的两边，有着窄窄的小街，小街的两边是简朴的徽州民宅，青石板铺就的路总是干干净净的。而离桥不远处，有一个油坊，黑咕隆咚，里面一直有水碓在转动，声音绵长而幽远……对于生长在徽州的人来说，记忆里都会有一座“新桥”；而这样的“新桥”，遍布徽州各地。

文/赵焰  张扬(原文图片有删节)

给我们一个政治家

龙应台

　　1

　　台湾需要什么样的“总统”？

　　2006年6月27日，“国会”进行罢免“总统”的投票，我曾经为此写了《今天这一课：品格》，说，一个国家的元首，在我的理解，有4个核心的责任：

　　第一，不管国家处境多么艰困，他要有能耐使人民以自己的国家为荣，使国民有一种健康的自豪感。

　　第二，不管在野势力如何强悍，他要有能耐凝聚人民的认同感，对国家认同，对社会认同，尤其是对彼此认同。

　　第三，他要有能耐提得出国家的长远愿景。人民认同这个愿景，心甘情愿为这个愿景共同努力。

　　第四，他不必是圣人，但他必须有一定的道德高度，去对外代表全体人民，对内象征社会的价值共识。小学生在写“我的志愿”时，还可能以他为人生立志的效法对象。

　　今天是2008年3月20日，距离台湾“大选”还有两天。2300万人在思索：台湾，需要什么样的“总统”？

　　2

　　初到欧洲时，一个完全没人在意的街头小细节被我看在眼里。

　　过十字路口时，人们不耐烦地等候红灯转绿，总有一半的人，两边张望一下，脚步不停，一个箭步就抢着穿过了红灯街口。但是，如果在等候过街的一群人里，有一个父亲或母亲手里牵着一个幼儿，站在路口，我发现，那一整群急躁的人就忍着，忍着，忍到绿灯真的亮起，才开始快快走动。

　　那牵着手的父亲或母亲，可能在滚动的人群里低头跟孩子说话，“你看，红灯不能走，要等绿灯。”

　　我很惊讶：这是什么样的社会默契啊。不需要开口，一群不相干的人都知道，而且接受，而且切身实践一件事；

　　你怎么做，孩子就怎么学，所以，不要给孩子错的示范。

　　同样的默契，也有别的表达方式。开车经过美国的乡野，经过一片一片漫无边际的玉米田，突然出现一个小村。进村的第一个牌子，写的不是什么伟大的标语，而是这么一句话：我们村子有53个孩子。所以请慢慢地开。

　　这是村民和过客的默契：为了孩子的幸福，请以身作则。

　　2006年百万台湾人穿上红衫到凯达格兰大道去抗议时，我曾经在午夜时穿越广场。疲惫的人们彼此交谈，认识的与不认识的。穿越整个广场，最常听见的一句话，起起落落在广场的夜空里，就是：

　　你叫我们怎么教孩子？

　　2008年3月16日，身为“教育部”官员的庄国荣面对群众，用正常的父母禁止孩子说出口的秽语侮辱马英九过世的父亲。他当晚就被迫辞职，并且道歉。我可以想象，当时在现场的“绿营”父母们，错愕之余，心里想的，多半也是这么一句话：

　　你叫我们怎么教孩子？

　　有一种东西，是不管欧洲美洲，都紧紧抓着不放的；有一种东西，是不管“蓝营”“绿营”，都真正在乎的，那个东西，叫做核心价值。

　　核心价值，可以因阶级、因族群、因利益之所导、因意识形态之所在而有所分歧，但是，给孩子一个最好的未来，却是最大的公约数，它绝对超越政治，无关立场。

　　3

　　所以，台湾需要什么样的“总统”？一个清晰的衡量标准应该是，谁可以给我们6岁的孩子最好的环境长大，谁就是最好的“总统”。

　　6岁的孩子正要脱离父母的怀抱，进入小学，开始他社会化的过程。透过政府的运作，正要开始塑造他的人格、培养他的眼光、训练他的智能、决定他的未来。我们把孩子交给学校，也同时把他交给了所有的机构──“教育部”决定了他将如何学习、学习什么，“文化部”将影响他的品味，“国防部”决定了他离战争或和平有多近，经济政策会影响到他18岁时有多大能力去面对竞争，环境政策会影响他的健康，媒体政策会影响他的判断力和见解，外交政策会影响到他作为一个国民的自尊或自卑……

　　这些机构所制订的规矩、政策、法律，都可能形塑社会的风气。为政者不廉，社会就贪；为政者不公，社会就争；为政者乱法犯禁，社会就上下交征利；为政者挟私好斗，社会就党同伐异。

　　“总统”是什么？他就是我们将这所有机构托付的人，我们同时将自己6岁孩子的未来也托给了他。

　　当我们为6岁的台湾孩子着想时，我们的思索就不再局限于4年或8年这一个小方格里了。我们会深思：这4年或8年会直接造成怎样的12年和16年？16年后，6岁的孩子才刚刚大学毕业──他会变成一个什么素质的人？他会有什么样的教育准备去面对全世界？

　　以这样稍长的线来思索，我们可能就会发现眼前吵翻天的许多问题，譬如市场是中还是台，譬如开放几个港口来三通、每年赚几个观光客，都显得“短”，而比赛谁更爱台湾，就更是等而下之了。

　　4

　　我认为6岁的孩子的未来，是最根本的政治标杆，因为他的未来，就是这个社会的未来。

　　如果我是那个牵着孩子的手要过红绿灯的人，面对十字路口，我会选这样的人做“总统”：

　　第一他有基本的品格。

　　不，他不必是圣人，他只要在孩子面前不闯红灯就好。他只要做到所有的小学老师都会教孩子的基本道德就很足够；

　　小学老师说，你不可以偷窃。所以“总统”必须廉洁自持，一介不取。

　　小学老师说，你不可以对人粗鲁。所以“总统”不能口出恶言，他所挑选任用的人，也不能口出恶言。

　　小学老师说，“温良恭俭让”是传统美德，就是为人温润，心地善良，对人谦恭，勤俭度日，礼让弱者。所以“总统”懂得“温良恭俭让”的道理就行。他和他任用的人，都必须知道，权力与谦卑就是要成正比。

　　选择这样的“总统”，我不必担心6岁的孩子会以凌弱为神气，以粗暴为威风，以斗争为成就。

　　5

　　第二他有无限大的包容力。

　　我不愿意再让6岁的孩子去目睹中正纪念堂的拆或草山行馆的毁，也不愿意再让孩子坐在历史课堂里听老师说，教科书又改了，她不知怎么教。我更不愿让孩子在拆和毁之后，又以同样的方法被迫去目睹原物的重建、牌匾的归位，或者看见教科书以同样的粗暴方式又改写回来。

　　我希望台湾6岁的孩子在真正的、不打折扣的自由风气中成长。我希望我们选出的“总统”会说，不论是荷兰城堡、大清炮台、抗清遗址、日本神社、蒋公行馆，拆除或立碑，让社会文明而深刻地辩论吧。不论地图是站着看还是躺着看，不论历史要从这头写还是那头写，让社会文明而深刻地辩论吧。我希望我们选出的“总统”会说，不要急着把我们的党、我们的团的立场用权力和命令交下，不要把我们自以为是的结论强迫灌给我们的孩子，让我们的孩子首先学会包容歧见，聆听异议，让台湾的孩子首先学会文明而深刻的思辨吧。

　　我希望将来的“总统”有那个胸襟说，真的没有“蓝”跟“绿”了，让我们为受伤的手涂上纾缓的药膏，让我们弥补隙缝，让我们从此谨守公平的原则，以无限的包容尊重彼此。把“爱台湾”的定义变成“爱台湾的民主自由”。

　　6

　　第三他有宽阔的全球视野。

　　今天台湾的孩子，打开电视几乎看不见国际新闻，翻开报纸几乎读不到国际分析，坐在教室里，公民老师问他“你是中国人还是台湾人”。他的学校里，很少外国同学，他的生活圈里，没有人谈国际的事情。当他和父母坐下来吃晚餐，电视上，执政者，用激情的声音、激情的手势，吼着“爱台湾”；反对者，用激情的声音、激情的手势，吼着“我也爱台湾”。群众，则狂喊“台湾优先”。

　　我希望台湾6岁的孩子，能够在从容不迫、理性而开阔的气氛中长大。我希望我们选出的“总统”会说，台湾太小，自我封锁是致命的，让我们打开所有的窗吧。

　　我希望他会说，让我们停止对中国大陆妖魔化，把自己“小白兔化”，让我们把巨人似的大陆和小小的台湾都放到一个全球的地图上去，用全球的眼光、战略的思维、未来的角度，去思考全新的可能。新加坡在庞大的穆斯林环围中，是如何找到生存的技术的？卡达（卡塔尔），夹在强大的阿拉伯世界和强大的西方世界之中，是如何周旋平衡的？台湾，要怎样挣脱捆了60年之久的“两岸”思维，开始用全球的眼光去重新界定和大陆的关系以及自己的处境？

　　我希望选出的“总统”会要求他的“教育部长”说：台湾的孩子需要培养全球公民素养。我们要努力教会未来的公民三件事：一，让他深刻地认识国际历史和复杂的全球议题；二，锻炼他的公民能力，使他懂得如何思考、辩论，懂得如何进行组织、串连，学会和国际社会协商、合作以及订定游戏规则的所有技术和手段；三，培养台湾孩子的宽阔胸襟。他所关怀的人权、公平、正义等等价值，不仅只限于台湾，而可以扩及全球。非洲的战争难民、中国大陆的艾滋孤儿、柬埔寨的贫穷失学儿童，都可以是他关怀奉献的弱者。

　　我希望将来的“总统”会说，以台湾的经济力量和公民社会的“软力量”，未来的台湾对于全球人类小区是可以有更大的贡献的。所以，我们要培养胸襟开阔、眼光远大、有理想有能力的少年，为这样的贡献，有所准备。

　　有这样的“总统”，我才可以想象，台湾今天6岁的孩子，将来可能可以长成一个顶天立地的全球公民。

　　7

　　第四他有悲悯心。

　　我不知道今天台湾6岁的孩子怎么看外籍新娘的孩子。坐在同一个教室里，他是否会瞧不起身旁的小伙伴，因为人家说，那小伙伴的妈是个越南人、印度尼西亚人、大陆人？他的父亲和母亲是否会以极其轻蔑的口吻或粗暴的凌虐来对待家中那肤色较深的看护或佣人？

　　如果6岁的孩子看见的成人，都是这样以强凌弱的，而且以种族、经济地位和政治立场来作分野，我不知道要怎么教孩子“人权”这个概念。

　　我希望将来的“总统”，是个有悲悯心的人。有悲悯心的他，能够将心比心体会弱者的痛苦，因为体会弱者的痛苦，他会把保护弱者看做施政的重点，而弱者，可能包括外劳、外籍新娘、遭歧视的同性恋者、经济受剥削的原住民、身心障碍者……真正有悲悯心的“总统”，才可能是个人权“总统”。

　　整个社会是关切人权的，我们6岁的孩子，也才可能在将来长成一个把人权看做核心价值的公民。

　　8

　　台湾人总共才经历过几个“总统”？蒋氏父子、李登辉、陈水扁，算是三代。第一代是强人“总统”，第二代是从强人艰辛过渡到民主的“总统”，要“破”许多东西，也要“立”许多东西，但“破”与“立”之间，很多的犬牙交错。第三代，就是陈水扁，政权彻底转换后第一个民主实验。他，完全不及格，然而他个人的不及格并不等于台湾人的不及格。事实上，陈水扁的8年对台湾民主特别有贡献：他使我们清楚地知道我们不要什么样的“总统”，切肤的教训，无比分明。以后什么人当选，大概都不会再重蹈覆辙；台湾人，是更成熟了。

　　经过这三代，台湾人真的有理由希望：给我们一个政治家，不是政客。

　　政治家和政客一样，也要懂得民主的精算和权力的技术，但是我想政治家和政客之间有一个根本的不同：政客只看见眼前在广场上摇旗呐喊的成人，政治家的心中，却一定有一个6岁的孩子；孩子的未来，他真心在乎。

　　本版言论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

《南方都市报》2008年3月20日

罗伯·格里耶死了，是仙逝。北京时间2月19日凌晨，他在法国诺曼底市一家医院停止了呼吸，享年85岁。罗伯·格里耶是去了“马里昂巴”吗？知晓这个消息时，我油然想起了这个地名，想起了这个从未存在的神秘地方。

我是上个世纪80年代末接触到罗伯·格里耶的。当时，一个写诗的朋友神秘兮兮告诉我：罗伯·格里耶太好了，他让所有的作家都无颜于世！对于这个朋友的极端看法，我一笑了之。但我还是很认真，并且是硬着头皮读了罗伯·格里耶的《橡皮》、《嫉妒》以及《去年在马里昂巴》的电影剧本。现在回过头来看，上个世纪末的学习方式完全是生吞活剥，那时的文艺青年就像一群饿狼出席盛宴一样风卷残云暴殓天物。那样的吞食方法，完全是不知来龙去脉，也不知游戏规则，甚至连文学发展的脉络也没把握住。由此所产生的错觉和误读就可想而知了。值得肯定的只是一点，那就是窗口突然打开吹拂来的清新之风，的确让人无比震撼。

一直到近年，我看电影《去年在马里昂巴》，看罗伯·格里耶的访谈以及其他作品，我才算稍稍读懂了罗伯·格里耶。现在，这个法国“新小说派”的代表人物就像一盘回锅肉一样让我品味到余香。当我们开始知道“新小说派”的地位和坐标，当我们能聆听到文学一以贯之的心音的时候，罗伯·格里耶的真实面目和价值就清楚地呈现在我们面前了。

去年有没有在“马里昂巴”

可以这样说，《去年在马里昂巴》无论怎么说都是一部散发着怀疑精神的作品。这种怀疑，不是对现实的怀疑，而是对记忆本身，甚至是对人本身以及这个世界的怀疑。怀疑具有浓郁的形而上的意味。一男一女，相遇在咖啡馆里，男子喋喋不休地对女子说，去年在马里昂巴时，我们……怎么怎么。女的开头是一头雾水，后来，开始感兴趣了，她追问了一些细节。男的再接着阐述。后来，女子自己也搞不清是否真的认识这个男子，也不知道去年是否去了马里昂巴。她开始对马里昂巴感兴趣了。最后，他们一同走了，不知道去了哪里，也可能是马里昂巴吧？

罗伯·格里耶就这样以一种另类的方式阐述着他对于这个世界的认识。对于人类来说，这个世界一直具有某种疏离、痛苦和不确定性，寡情而让人绝望。在当时，这部电影真是具有划时代的意义，人们看不懂它；人们越是看不懂，就越是给撩起了兴趣。有人说这是“新小说”与“新浪潮”电影的一次完美结合，甚至称它是“前所未有的最伟大的影片”；也有人对影片持批评态度，认为它令人费解，完全是垃圾。现在看，这部电影还是令人费解，费解的原因在于，罗伯·格里耶本身就不想弄清楚它。

几年之后，与罗伯·格里耶同时代的电影导演、意大利人安东尼奥尼在电影《放大》中，表达了几乎与罗伯·格里耶同样的思想。只不过这一部电影比《去年在马里昂巴》表现得更为直接，也更为人们接受———一个青年摄影师在伦敦公园里偷拍了一对情人的照片，那女子拼命追来索要照片，引起了他的怀疑。他把照片逐级放大，似乎在照片中看到有一具尸体和一个拿枪的人。这无疑是一桩谋杀案的证据。但当他再次放大照片，想把那一点放得更大以显得更加清晰时，什么也没有了，只有照片上粗大而混沌的影像颗粒———有很多东西是无法放大的，放大了，却转变为“无”了。

究竟有没有尸体？这个疑问，就跟去年有没有在“马里昂巴”一样，成为了一个问题。可以说，这不是一个现实问题，而是一个哲学问题。

《嫉妒》的时光游戏

“现在，柱子的阴影将露台的西南角分割成相等的两半，这个露台是一条有顶的宽廊了，从三个方向环绕着房舍，那根柱子就撑住廊顶的西南角。露台的宽度在横竖两个方向都是一样的，所以，柱子的阴影正好投在房子的墙角上，不过阴影并没有向墙上延伸……”这是罗伯·格里耶小说的开头，细致入微，不慌不忙。他的笔慢慢从室内移到室外———撰写着柱子、阳台、花园、房屋、种植园、远处的山坡和田地……几乎是不厌其烦，就像画画一样，用笔在慢慢描绘和勾勒。这样的视角，来自于一个人，那是一个人在午后的时光游戏。

在我看来，这本书的基调不是“嫉妒”，而是恍惚和无聊，是一种无意义的描绘和观察。罗伯·格里耶似乎只是想打开一个人物的脑壳，把在他脑海荧光屏上不断闪现的图像、场景转化为文学语言，并铺写成一部小说。所有的内容就是这些了，剩下的，就让你自己去想。这种角度和方法无疑奇特无比，那不是小说，而是一部由文字所组成的风景。至于“嫉妒”之名，我想，这只不过是罗伯·格里耶信手拈上的名称吧！

同样让人感到奇谲的还有格里耶的另一部小说《橡皮》。1951年，罗伯·格里耶因身体原因从加勒比海马提尼克岛启程返回法国本土。在轮船上，无所事事的他创作了《橡皮》。那时的格里耶还不太有名，从一开始，他就打算走一条与前人不一样的道路：这是一个发生于24小时之内的谋杀故事。让人出乎意料的是，罗伯·格里耶在结构上打破了按时间顺序发展情节的格式，把小说变成了一幅拼凑起来的图片。这样，与其说《橡皮》是一部侦探小说，不如说是一部撕碎了又拼凑起来的事件组合。这哪里是原来意义上的小说呢，这同样也算一场时光游戏。

在此之后，罗伯·格里耶还写作了《不朽的女人》、《说谎的人》等小说。他变得越来越不像一个小说家了，不断地在作品中添加绘画、电影、神话甚至音乐的元素。罗伯·格里耶一心考虑的是，如何让自己的作品与众不同。在《不朽的女人》中，邂逅的爱情出现了不祥的幽灵，最后以神秘的车祸结束；在《说谎的人》中，夹杂着追捕、逃亡、阴谋、圈套、越狱、伏击等等惊险情节，还加上同性恋的画面。值得一提的是他的电影《横跨欧洲的快车》。在电影中，竟然出现性虐待的场景。罗伯·格里耶真是大胆。想想那些西方艺术家，他们就像开着车在马路上横冲直撞一样，完全不顾忌道路和交警。有时候他们会突如其来地撞出个大奖，有时候则撞出一大类分文不值的垃圾。

格里耶就是在这样的时光游戏中载歌载舞。他就像是一个顽童一样，幻变出奇丽和魔幻。当然，等到人们对他习以为常之后，也就懒得关注了。值得一提的是法国人对于各种各样艺术形式的宽容，即使是罗伯·格里耶这种“痴人说梦”，人们也表示出对于艺术的尊重，也为他的精彩喝彩。这一点，正如同在罗伯·格里耶逝世之后，法国总统萨科齐办公室在一份官方声明中所称赞的：罗伯·格里耶“在表达私密的幻想和进行流畅冷静的概念分析时同样拿手”。

很独特，但并不伟大

现在我明白了，罗伯·格里耶之所以把小说写得如此艰涩难懂，那是因为他必须面对横亘在眼前的山峦：雨果、斯汤达、巴尔扎克、莫泊桑……一个人，当他面对如此众多的山峰时，那该是如何的一种绝望！高山仰止，徒叹奈何。在法国，所有从事艺术的人，都不得不面对这样的问题。罗伯·格里耶这一代人要想成名，只能走一条迥异于巴尔扎克似的道路。正是因为这样的压迫，于是有了《橡皮》，有了《嫉妒》，有了《去年在马里昂巴》，也有了后来一系列在形式上不断创新甚至“鬼画符”般的作家：杜拉斯、尤瑟拉尔以及娜塔丽·萨洛特、米歇尔·布陶、克洛德·西蒙等等。置之死地而后生，艺术创作同样也是这个道理———与其跟在巴尔扎克们后面亦步亦趋，不如索性跳出来，以一种反抗的方式引起世界的侧目。

罗伯·格里耶一直是一个聪明人，他的聪明在于他在特定的时间和地点选择了一条最适合的道路。罗伯·格里耶是这样阐述他的文学主张：“我的难懂和我面对这个世界时的觉得难懂是一致的。有些作家理解了这个世界，然后以写作帮助你理解世界，巴尔扎克就是一个典型。我正好相反：我写作是因为我不了解这个世界。”这样的说法多堂而皇之啊！正因如此，格里耶成了“新小说派”的旗手。成功之后的罗伯·格里耶还不无得意地说：“今天也许要感谢上帝，让我卖出了那么多的书。但我确实不是为了卖书而写书。”说得也对，罗伯·格里耶哪里是想写书呢，他只想玩玩跟别人不一样的滋味。

作为一个作家，格里耶显然是富有才情和创造力的，这个优雅的聪明人把他自己的才能用得其所，致力于摆脱传统的窠臼，探索新路，追求独创。同时，作为一个探索者，他又具有充沛的勇气，从不怕文学实验遭到失败，更不怕引起惊世骇俗的效果。叛逆者永远是独特的，但他们却很难称得上伟大。伟大一直必须是深厚的，也是有基础和沿脉的，更具有的，应该是一种宏大的气象。尽管格里耶的作品曾经红极一时，但时间证明，当它的先锋性消失之后，更多的时候只能成为一个符号，至于作品本身，就像那些悬挂在艺术博物馆里的无数绘画一样，成为链条中的一环。格里耶至多只是成为莫奈和塞尚，他很难成为达·芬奇和罗丹。

我的一个画家朋友在巴黎呆了半年，回国后赞不绝口的就是，巴黎真是一个艺术家的天堂，在那里，如果你遇到困难，你只要说你是一个艺术家就行了，人们都愿意来帮你，并且用一种尊敬的目光看着你。这样的感觉真好！也难怪巴黎成为艺术家的天堂了。当这些艺术家如乌鸦一样聚集在塞纳河两岸的时候，他们成名成家的唯一途径，就是让自己变得独特和怪异起来。

这一点，真要向罗伯·格里耶先生学习。

这本书是安徽商报《橙周刊》几年来文化报道的一次精编。它既是一次对安徽文化叩问、探求的集结，也是为安徽文化做的又一件有益工作。在此谨表祝贺和谢意。

安徽襟江带淮，吴头楚尾，承东启西。这一独特的地理风貌，形成了安徽个性鲜明、内涵丰富的淮河文化、皖江文化和新安文化三大区域文化。它们共同凝聚、锻造了源远流长、丰富璀璨的安徽文化。

安徽历史悠久。繁昌县人字洞发现了距今200多万年前的古人类遗址，和县龙潭洞发现的“和县猿人”遗址距今三、四十万年；巢湖早期智人、水阳江流域的旧石器文化遗存以及含山县凌家滩等新石器时代遗址，说明安徽具有丰富的史前文化，是中华文明的发祥地之一。

安徽名人辈出。自古以来，江淮大地孕育了灿若星河的大师和名人。神医华佗，编纂《淮南子》的刘安，活字印刷发明人毕升；道家学说创始人老子、庄子，建安文学代表人物曹氏父子，宋诗杰出代表人物梅尧臣，桐城派代表人物方苞、刘大槐、姚鼐，《儒林外史》作者吴敬梓，京剧鼻祖程长庚，大教育家陶行知，国画大师黄宾虹；春秋战国时期政治家管仲，北宋“青天”包拯，明太祖朱元璋等等……翻开史册，每个朝代都有安徽精英的身影，都有安徽人创造的惊人业绩，都有安徽文化的创造和奉献。

安徽文化灿烂。在中国文化史上，道教文化、建安文学、桐城文派等都出自安徽，各领风骚。徽剧、黄梅戏、花鼓灯、庐剧、泗州戏等古老的戏曲艺术天下闻名。特别是徽州文化、以“徽学”名世，涵盖文、史、哲、经、艺、医、科诸多领域，在中华文化百花园中大放异彩。

深厚的文化底蕴，是推动安徽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优势所在。它的内在精神和特质，是值得大力挖掘和弘扬的。

安徽商报创办以来，一直着力在安徽文化的宣传上进行探索，以传承地方特色、弘扬安徽文化为己任，做了很多工作。尤其是以“城市文化、城市精神、城市时尚”为主旨的《橙周刊》创刊以来，将视野朝向安徽区域文化，推出了一系列关于文化的力作，角度新颖，非常出彩、非常好看，赢得了方方面面的好评。一个都市报有这样的文化自觉，应该大力提倡和支持。这些文化报道与策划，不但对提升地方文化影响力有帮助，也提醒文化主管部门要做好地方文化的收集、整理、研究、保护、传承和创新工作，利于全省文化工作者更深入地了解安徽文化，掌握传统文化的精髓所在。

作为一个文化工作者，我们应该对安徽乃至中国传统文化有更深入的理解，同时也要更明白我们肩上的责任和义务。

是为序。

杨果                                        

 二OO八年一月二十九日

（作者系安徽省文化厅厅长）

法国新浪潮大导演特吕弗开拍《阿黛尔·雨果的故事》时，很快就爱上了时年仅19岁的主角阿佳妮。当然，这样的爱情并不是现时流行的娱乐圈潜规则，而是一种油然于心的情欲。特吕弗给阿佳妮写信，说：“你是一个令人目驰心迷的演员，我从来没有这么强烈地希望用胶片来记录你的脸，除了让娜·莫罗。”

特吕弗说的是真话，而且还是老实话，在爱上阿佳妮的同时，他还没有忘记自己的老情人让娜·莫罗。让娜·莫罗同样曾是特吕弗电影的女主角。特吕弗就像狗熊掰玉米一样喜欢上自己的女主角。俗话说：兔子不吃窝边草。但特吕弗偏偏就是一个专吃窝边草的家伙，他每拍一部电影，都在镜头熟悉女主角之前爱上她。特吕弗的妻子是著名的演员玛德莱妮，那是特吕弗在担任法国《电影手册》杂志编辑时爱上的，那时候特吕弗跟着主编巴赞写着一手漂亮而权威的影评文章。特吕弗第一眼见到玛德莱妮时，就觉得她开起车来特别像西区柯克电影中的女主演，于是特吕弗一下子迷上了她，在影评中不吝笔墨大加称赞。玛德莱妮也爱上了这个才子，并劝说当电影投资商的父亲为特吕弗投资那样赔钱的电影。就这样，特吕弗走上了拍电影的道路。

特吕弗拍起电影之后，就更有机会展示他的花花肠子了。他爱上的自己电影中的女主角包括：让娜·莫罗、凯瑟琳·德纳芙、伊莎贝尔·阿佳妮、杰奎琳·碧塞以及范妮·爱登等。对于特吕弗来说，爱情总是在昏昏然的时候突如其来，然后，又倏然而去，像屋檐下的阴影一样。在谈到这一切爱情的时候，特吕弗曾自嘲地表示，这样的爱情和他电影中所表现的一样，那就是“深褐色的爱情”。

什么是深褐色的爱情呢？我一直不太懂。想必那是在深褐色光线下的一种迷离吧，虚无，而又实在，像颜色一样难以把握，也像光晕一样无从谈起。不过从特吕弗的电影《祖与占》、《骗婚记》、《阿黛尔·雨果的故事》、《柔肤》、《两个英国女人和欧洲大陆》以及《巴黎最后一班地铁》中似乎可窥一斑。比如说《骗婚记》，这是一个足够传奇的故事：婚姻的开始就是骗局的开始——新娘根本就不是照片上的新娘，但丈夫心甘情愿地受骗，因为她是如此漂亮，漂亮得让人无法拒绝。理智，在美丽面前那样孱弱无力。电影的结局非常悲凉，他为她杀人，然后带着她逃离故乡。漫天大雪中，他们之间的爱升华了。这种由邪恶而产生的爱，就像是美丽无比的雪莲一样，开放在漫漫世界中。在那部著名的《祖与占》中，祖和占都爱着凯瑟琳，祖娶了凯瑟琳，生了一个女儿。其间凯瑟琳不断出轨，但祖一直忍受。而占也爱着凯瑟琳，占在祖和凯瑟琳的家里住，远方还有一个对他一往情深的女人……后来，凯瑟林驾驶汽车，连同车后座上的占一起，驶入湖中……祖终于如释重负，说：现在生活变得简单多了。这部片子的核心倒像是凯瑟琳。这是一个为情欲而生的女人，她同样也是身不由己。所有的一切都有点形而上的味道。身处世界，灵肉恍惚，人哪能做自己的主人呢，每一个号称能主宰命运的人，都可以说是不折不扣的自大狂。

在这样的电影中，特吕弗就像一部默片的主人公一样，如影随形。他的宿命思想就像我们身边的光一样，无所不在，又无所把握。

《巴黎最后一班地铁》算是特吕弗的经典了。这同样也是一女两男的三角故事，在纳粹占领巴黎的背景下，他们狭路相逢了。所有的情欲都是富有生命力的，他们就像是巴黎街道石缝中长出的青草一般。最后的情景还是，在深褐色的光线之中，女主人公一手挽着丈夫，一手挽着情人，在台上谢幕——电影的影调昏黄温暖，虽然这样的情欲会让人们迷茫，但，只要是人类之间的真情，都会残留一丝气喘吁吁的温暖。 　

同样感到迷茫和温暖的还有《阿黛尔·雨果的故事》，美丽的阿黛尔面对滔滔而去的江水，她的脸叠印在银幕上，癫狂而痴迷地说：“千山万水，千山万水，去和你相会，这种事，只有我能做到！”

阿黛尔。雨果追求的是爱情吗？似乎并不是。她并不是爱上了那个男子，而只是爱上了自己超乎寻常的行动，爱上了自己迷幻的感觉。这样的感觉是深褐色的吗？天知道！

特吕弗一辈子拍了25部电影，而他爱过的女人早就超过这个数字。他对于他的爱好从不隐瞒，他说：“在这一点上，我和希特勒和萨特一样，无法忍受晚上七点以后与男人为伍。”跟很多富有创造力的天才一样，只有女人，才会让他安全和幸福，而他也似乎找到了内心力量的源泉。不用说，这个大导演也是爱上了爱情本身。而爱情后面的东西是什么呢？很显然，他不知道，那是——无。

褒禅山

早知道著名的褒禅山就在含山境内，离合肥不远，但一直没有机会去游历一番。这一次跟着芜湖晚报组织的副刊会议，轻松自由行，倒是了却我的一个情结。

我知道褒禅山，当然是因中学课本上王安石的《游褒禅山记》。王安石告诉我们，褒禅山原名叫 “花山”，后来慧褒禅师在这里建立古刹，所以就改名为褒禅山了。在褒禅山脚下，有一个神秘的洞穴。王安石与四人带上火把进入，愈深愈难，其见愈奇。正感叹间，不知谁说了一句：“再不出去，火就要灭了。”急忙出洞，每一个人都称赞洞中的奇妙。再一了解，所至之处还不到十分之一。于是王安石后悔不已。他告诉人们：世界上最瑰丽独特的风景，常常在险远的地方。只有有着坚定意志的人，才能冲破“幽暗昏惑”得到最后的精彩——这个道理，不单单是一个旅游的总结，而是有志者立身行事的通理。

王安石游褒禅山是1054年。在此之前，他担任了4年的舒州通判，相当于现在的副州长或秘书长，州府即现在的潜山县城。告别了舒州之后，王安石先是渡过长江游玩了池州，然后轻舟直下当涂采石；可能是游兴未尽吧，王安石又渡过长江，来到江对面的和州游玩，这才来到了褒禅山。

 平心而论，王安石这篇文章写得并不是太好，说教的成分太重，像是最早的“杨朔体”，哪里比得上苏轼的《前赤壁赋》呢！不过想想王安石写这篇文章时只有34岁，志向高远，壮怀激越，在这样的情境之下，写出这样的励志文章，也就不足为奇了。

王安石跟苏轼不太一样，他不算是一个纯粹的书生，在政治上，王安石一直是有着野心的，也有相当的能力。在生活上，王安石是有名的“邋遢王”，极度不修边幅，经常很长时间不洗脸漱口，不洗澡，衣服上油迹斑斑。王安石生活极不讲究，人却极度自负，甚至可以说是刚愎自用。性格决定命运，王安石的不平和，也决定了他做事容易一意孤行，一厢情愿，最后收不了场。王安石在改革中与苏轼是闹得不愉快的，让苏轼受了很多磨难。王安石和苏轼都是君子，同是君子，并不意味着能走到一起，“气场”不对，一岔气，就很难合作了。

褒禅山山下的华阳洞实在是没有什么东西。我们在里面走了一圈，一点也没看出个名堂。倒是觉得褒禅山还是相当有特色的，林木葱茏，风景清幽，尤其是褒禅山上的树，跟其他地方不一样，全是从石头中长出来的。成语有杂花生树一说，在这里，应该改成“杂树生花”，那些乱七八糟的树，就像一朵朵怪异的花一样。尤其是在冬天里，黑黑的，光秃秃的，面目狰狞，像是立体的版画。我很喜欢这种怪怪的感觉。

香泉谷

 香泉谷位于和县香泉镇，是一处温泉所在地。据说南朝昭明太子萧统曾在这一带出家，得了一种皮肤病，看到山里有温泉，洗了几次温泉浴，很快就把皮肤病治好了。身体好了，精力也旺盛了，萧统便组织编纂了《昭明文选》，为后人留下了宝贵的文学遗产。如果这个传说的确属实，那么，香泉的确为中国文化做出了巨大贡献。《昭明文选》的好在于独特，《文选》30卷，收录的，不是先秦至南朝正统文化推崇的“集史经注”，而是文学作品，天马行空，男欢女爱。这种编文选的观点，在当时是要有相当胆略的。萧统是太子，只有太子，才敢这么做。

昭明太子是一个贾宝玉似的人物。他不仅长得眉清目秀，而且聪慧无比，读书一目十行，过眼不忘。萧统三岁时就开始学习《孝经》和《论语》，到了五岁的时候，已是遍读儒家《五经》，并且将《五经》倒背如流。萧统还很多愁善感，有一次，萧统的母亲丁贵妃生病，萧统便搬回皇宫，朝夕伺候母亲。母亲的病一直不见好，萧统就开始绝食，想以此来打动上苍。吓得梁武帝赶紧给他写信，大意是：身体是革命的本钱，你要是绝食绝出个啥毛病来，不也是对我不孝嘛！萧统这才开始吃点东西，不过每天就喝点稀饭。梁武帝又给他写了封信，说你要饿坏了，你老子我咋办呢？萧统这下才恢复进食。

萧统跟贾宝玉一样，是一个雅人，一个痴人，更是一个男女同体的人。每天，萧统除了自己写书之外，还在府中养了一大堆文人，每天和大家切磋文艺，闲来饮酒作诗。有一次，吃着喝着玩着，有人提议，这么好的风光，不如叫几个歌妓舞妓来一起乐乐。萧统没有回答，起身吟诗一首：“何必丝与竹，山水有清音。”大意是：这里有山有水，风光无限，何必要那些声色犬马。这个雅人，把别人羞了个半死。

“水至清则无鱼，人至清则无寿”，也难怪萧统死得太早，只有31岁。一个人考虑得太多，心思太密，又太软，那肯定是要大伤元气大折阳寿的。

像贾宝玉、萧统这种底质干净、柔弱善感的人，最容易与佛有不解的渊源了，他们极需从虚空中汲取强大的内心力量，更何况萧统的父亲梁武帝萧衍本身也是佛教徒。萧统遭遇佛教之后，感觉自己像鱼一样游入深海，有光从头顶上照下来。从此，萧统开始读佛经，他非常喜欢佛教的寂灭之说，“自从一读愣严后，不读天下糟粕书”。萧统是什么时候遭遇香泉谷的呢？想必是跟一帮僧人骚客在一起游玩的时候。萧统在香泉谷里治好了自己的皮肤病，一高兴之下，便欣然题字：天下第一汤。

香泉谷不愧为 “天下第一汤”——我们在里面洗的时候，能感觉到水如丝绸一样润滑，又如丝绸一样温暖。我们的身边，有华美的灯光，也有轻音乐，整个浴汤云蒸霞蔚。人在温泉里洗浴，真有点人间仙境的感觉，好像自己把身子晃一晃，摆摆尾巴，就会变成了瑶池中的上界神仙。

温泉真是个好东西。也难怪人一趟入这样的地方，就把家事国事天下事忘得干干净净。在西方，罗马帝国就是在澡堂子里，把打下的那一边江山像一块皂角一样，慢慢地洗没了；在中国，唐玄宗以及杨贵妃也是爱洗澡的，在著名的华清池，大唐那么雄浑的元气也在烟笼水雾中熏成了残花败叶，这同样也是洗浴闹的。想必人一遭遇水，便会变得空灵而干净了，那些尘世中的劳什子，去费力闹心地占有干吗呢？因此也懒得打理了。人，最开始的时候肯定是从水里爬上来的，要不，怎么一见到水，就会变得六神无主呢！

香泉谷附近还有很多景点。西面，是王安石提到的褒禅山和让伍子胥一夜白头的昭关；西北面，是凌家滩遗址，曾经出土了 “中华第一玉龙”；不远处的和县县城，有刘禹锡的陋室……“山不在高，有仙则名；水不在深，有龙则灵。”香泉谷处于吴楚交界的隙缝中，真是一种幸运。当年，这一带一直是一片战场，在战场的边缘地带，有这样一个情趣之地，真算是天造地设了。

霸王庙

 香泉浴后，一觉天明，身轻如燕，便去了南面项羽自杀地的乌江镇。

 霸王庙我这已是第二次去了。感觉到霸王庙跟三年前相比，一点也没有什么变化。游人很少，庙宇冷清。享殿中霸王怒发冲冠，一副死不瞑目的样子。《史记》说项羽是“重瞳”，意思是说项羽一只眼睛中有两个瞳仁。这是抬举项羽了！按照我的理解，“重瞳”就应该是“老花眼”，项羽就是名副其实的老花眼。要不这个粗中无细的家伙怎么不听从范增的意见在鸿门宴上杀了刘邦呢？真不知项羽当时是怎么想的。韩信后来说项羽是“妇人之仁”，那是说得好听的，说难听的，项羽就是“老眼昏花”。

垓下一战后，项羽逃到了江边，思前思后，还是选择了自杀。那是他灰心丧气了。项羽知道玩不过刘邦，再回江东，召集人马来，还是玩不过刘邦。刘邦多厉害啊，华夏文明在黄淮一带可谓是根深蒂固，遍地开花。从老子一直到后来的曹操，这一带出了多少来，还是玩不过刘邦。刘邦多厉害啊，华夏文明在黄淮一带可谓是根深蒂固，遍地开花。从老子一直到后来的曹操，这一带出了多少 “人精”啊，只不过到了三国之后，这里的气韵开始支离破碎，有一点呈颓势。这里的人，看起来一个个不显山不露水，其实，他们都是老子和庄子。看看刘邦的老乡们就可以知道了，肖何、曹参、樊哙等等，看起来一个个“土疙瘩”似的，但他们都是“雄才大略”。只要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