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方都市报》2009年12月27日“阅读周刊”发了书评，再次推介。

原文地址：

http://epaper.nddaily.com/A/html/2009-12/27/node_523.htm

 小站时的袁世凯

战争期间，袁世凯的差事是：前往山海关外处理前线军务，协助周馥向前线转送军需物资。因为不在前线，袁世凯有力使不上，只好给有关部门不停上书，谈及自己军事上的一些想法和策略。袁世凯的这些建议，大都石沉大海。甲午战争失败后，李鸿章因为被朝廷认定为消极作战，同时又作为替罪羊签订了《马关条约》，引起朝野上下的不满，全国上下一片声讨。袁世凯也因为朝议不佳，有不少人将中日战争的爆发怪罪于袁世凯在朝鲜的肆意妄为。重压之下，李鸿章只好躲进北京的贤良寺避风头；袁世凯也灰溜溜地告假回河南省亲，在彰德呆了一段时间后，又潜回了京城。

甲午风云的硝烟散去之后，袁世凯一方面招集了一帮幕友，静居于京城的河南会馆，参考一些现代军事著作，尝试撰写现代兵书；另一方面，袁世凯还有意拜访了不少富有名望的大臣。湘军名将刘坤一，就是在与袁世凯的交谈中，发现这个年轻的河南人是个人才。刘坤一很快向光绪皇帝力荐袁世凯，认为袁世凯堪用。很快，光绪正式召见了袁世凯，以示鼓励。袁世凯在见到光绪之后很激动，写了洋洋万言上书，想通过翁同龢递交给光绪。在万言书当中，袁世凯首先表明甲午战败并不可怕，只要能破除积习，因时变通，便是一个大的转机；袁世凯陈述了改革军制、采取西法的重要性；围绕着向西方学习的中心，对清廷用人、理财、经济、军事、外交等方面的改革，提出了一系列的设想。在文中，袁世凯无论对国际局势的分析，还是对改革方案的设想，都显得远见卓识，思路清晰、翔实具体。从袁世凯这一部万言书可以看出，袁世凯当时对于西方政治法律军事和经济的了解，并不在康有为之下；而且袁世凯的措施和手段，远比康有为的想法更切实可行。遗憾的是，袁世凯的上书，并没有引起习惯于传统思维的翁同龢的重视，上书仍是石沉大海。

因为竭力主张变法，袁世凯对于甲午战争之后兴起的各种力量极其关注。袁世凯上书后不久，康有为、梁启超在北京发起成立第一个维新政治团体——强学会。袁世凯积极参予其中，并为强学会捐纳了五百金。在当时，这是一笔不小的数字，由此可见袁世凯对于维新的热衷。当然，袁世凯对于康有为等的作派稍稍有点看不上，毕竟是书生意气，很难成大事。那段时间袁世凯还是热衷于埋头编撰适合中国的现代军事著作，袁世凯对近代战争中营制和粮饷、军官培养和任用、士兵训练与教育、军械使用及阵地指挥诸方面，细细琢磨，形成了一整套的看法。很快，天赐良机，袁世凯的钻研有了用武之地，清廷此时打算组建一支现代化部队，让各大臣推荐人才。在李鸿藻、翁同龢、李鸿章、张之洞、刘坤一等人的联合举荐下，光绪帝下旨，任命袁世凯为新建陆军督办大臣。

关于袁世凯的升迁，后来长期驻中国的日本记者佐藤铁治郎在他1909年出版的《袁世凯》一书中，曾经记述过这样一段轶闻：马关谈判时，李鸿章和日本首相伊藤博文在谈判之余闲聊，说到中国人才难得的话题。伊藤博文就问李鸿章：“袁世凯现任何事？”李鸿章说：“小差事无足轻重。”伊藤博文就说：“以袁世凯之才，仅任无足重轻小事，无怪无人材也。”如果这段谈话属实的话，从中可以看出，日本政界对袁世凯还是有敬畏之感，知道袁乃难得人才，清之能臣。

1895年底，袁世凯奉旨前往距天津六十余里、离北京三百里左右，素有京津南大门之称的潦水套，这里是天津与大沽口之间的一个小站，所以也称小站。后来，这个地方被正式命名为新农镇。在这里，袁世凯接管了旧式定武军，按照朝廷的旨意，督练清廷的第一支新建陆军。小站练兵的重任，让时年三十六岁的袁世凯意气风发。从少年起，袁世凯的志向就是带兵打仗，现在有了这个机会，袁世凯内心的激荡就可想而知了。当年编练朝鲜亲军，袁世凯主要以淮军操练法为主，吸纳了一些英美和德式操练法。此番小站练兵，袁世凯的目标是打造全新的现代军队，自然不能采取训练淮军的旧办法，而是全盘更新，以西方和日本现代陆军的方式，对这支军队进行改造。

一是在编制上：新建陆军以过去4750名定武军为基础，又在河南、山东、皖北、苏北、奉天等地招募2250人，共计7000人，编为一军。聘请了十多名德国、日本、美国军事教官教学；成立了陆军督练处，下设参谋、执法、督操三个营务处及粮饷局、军械局、转运局、军医局、教习处等，订立各种章程，完善军队的组织制度；建制以德国和日本军队为准，分为步、炮、马、工程、辎重五个兵种。各兵种内部分工明确，职责分明。各基本战术单位既能独立作战，又能彼此协同；既能充分发挥机动性、灵活性，又能集中、统一应付大规模、复杂的战斗局面。

二是军官的使用与培养上：建军伊始，袁世凯“用人唯贤”，把大批北洋武备学堂毕业，受过系统西方军事教育的年轻人网罗到小站，比如段祺瑞、冯国璋、王士珍、曹锟、王怀芝、王英楷、王占元、何宗莲等，委以重用。这样，新军的高中下级军官全是武备学堂毕业的。袁世凯的“同乡故旧”，只有徐世昌、阮忠枢、刘永庆、雷震春、江朝宗、沈祖宪等十数人，淮军旧人更是屈指可数。大量具有近代专门军事知识和技能的人充当军官，保证了新军指挥体系的科学化、职能化、正规化。袁世凯制定的《新军官制》，明确规定了军官资格、官阶、考核、晋升等条例，以培养和引导新军军官迅速成长。正是从他编练的新军中，走出了四个民国总统（袁世凯、冯国璋、徐世昌、曹锟），六个民国总理、陆军总长（段祺瑞、王士珍、段芝贵、唐绍仪、张怀芝、靳云鹏），以及三十四个督军。

  三是士兵的训练和教育上：在提高新建陆军军官素质的同时，袁世凯也着力于士兵素质的提高，对士兵进行系统军事训练和思想教育。袁世凯根据中国国情，将西方操典、军规、条规进行认真筛选，制订和颁布了数十种章程、法规，如《操场暂行章程》、《夜战章程》、《行军暂行章程》等，通过规范化的军事训练，提高士兵训练的技战术和体能水平。为了激励士兵成材，袁世凯分别在炮兵、步兵、骑兵三营及军部开设了炮兵学堂、步兵学堂和德文学堂，选拔优秀的士兵入学，经过两年的学习，考试合格者，除获得相应的军阶职位外，成绩突出者还送国外留学。后来名噪一时的孙传芳就是由此送到日本留学的。针对新军士兵文化偏低的特点，袁世凯继承了前辈曾国藩与李鸿章的带兵经验，主持编撰了适合新军的《行军歌》、《对兵歌》、《劝兵歌》等，融军规、军令、军纪及教育于一体，通过通俗、易懂、易记的歌词，对士兵进行了潜移默化的教育。比如《劝兵歌》这样唱道：

谕尔兵，仔细听：

为子当尽孝，为臣当尽忠。

朝廷出利借国债，不惜重饷来养兵。

一兵吃穿百十两，六品官俸一般同。

如再不为国出力，天地鬼神必不容。

自古将相多行伍，休把当兵自看轻。

一要用心学操练，学了本事好立功。

军装是尔护身物，时常擦洗要干净；

二要打仗真奋勇，命该不死自然生，

如果退缩干军令，一刀两断落劣名；

三要好心待百姓，粮饷全靠他们耕，

只要兵民成一家，百姓相助功自成；

四莫奸淫人妇女，那个不是女母生，

尔家也有妻与女，受人欺辱怎能行；

五莫见财生歹念，强盗终久有报应，

纵得多少金银宝，拿住杀了一切空；

六要尊重朝廷官，越分违令罪不轻，

要紧不要说谎话，老实做事必然成；

七莫赌博吃大烟，官长查出当重刑，

安分守己把钱剩，养活家口多光荣。

你若常记此等话，必然就把头目升。

如果全然不经意，轻打重杀不容情。

  看得出来，这样的《劝兵歌》通俗易懂，也透露出袁世凯的喜好和性格。

  四是武器装备上：袁世凯的做事还是有气魄的，新建陆军的武器装备，都是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装备全部由德国进口，清一色的曼利夏步枪、马枪、手枪和格鲁森速射炮；装备了电台、手表、帐篷、雨衣、雨帽、毯子、军乐器、望远镜、指南针等；各营军官除配刀外，还配六发左轮手枪一支。

五是在新军饷银上：袁世凯认为充裕的军饷，是提高新建陆军战斗力的重要条件，此所谓重饷之下方有勇夫。新军的饷银标准很高：一个普通士兵的饷银足以养家糊口，而一个统带（营长）每月可领一百两白银。为了保证不欠饷，袁世凯规定饷银必须由粮饷局发放，严禁营官插手舞弊。每到发饷之日，袁世凯都会亲自抽查，保证让每一分饷银发放到普通士兵手中。新军的不欠饷，很鼓舞官兵的士气。

如果说袁世凯发迹于朝鲜，那么他真正起家，便是小站练兵。在几千年的中国封建社会里，谁握有军权，谁就能够左右政局，主宰天下。历经十多年的摸爬滚打，早已深谙官场之道的袁世凯自然深晓这个道理，所以，袁世凯十分看重这个机会，倾注了自己的全部心血。在培植军队对自己的忠心上，袁世凯比曾国藩和李鸿章更进一步——在新军的建立和训练过程中，袁世凯就向部队暗自输送一套理念，这一支部队的绝对权威，就是他本人。新军各营都供奉袁世凯的长生禄位牌，每日上操、下操集合之时，将领都要大声问道：“咱们吃谁的饭？”士兵会要回答：“吃袁大人的饭！”问：“咱们穿谁的衣？”答：“穿袁大人的衣！”问：“咱们为谁出力？”答：“替袁大人出力！”袁世凯的目的就是把新建陆军变成“袁家军”。此外，新军的军官袁世凯多用自己亲信；至于一部分由陆军大臣荫昌与李鸿章推荐来的军事骨干，袁世凯千万百计通过拜把兄弟、收义子门生等方式，以亲情为纽带将他们网罗。在日常训练中，袁世凯每天都全部武装，足蹬马靴，腰扎皮带，斜挂佩刀，坚持观操巡营。新军的管理、训练和生活是极其严格的，严格得几乎到了残酷的地步。袁世凯制定了《简明军律》，规定了十八条斩罪，比如，临阵进退不候号令及战后不归伍者斩；临阵回顾退缩及交头接耳私语者斩……据说，有一天晚上袁世凯巡营时，发现一名士兵偷吸鸦片，袁世凯当即抽出佩刀将这个士兵砍死。

1898年，英国海军司令贝思福受英国联合商会主席的委托，前来中国考察政治军事，在此期间，贝思福在天津小站参观了袁世凯的新军，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后来，贝思福曾在有关书籍中谈到了这一次考察的深刻感受：

当各队操练之时，各兵类皆年轻精壮，身材适中，操法灵熟，步式整齐。先在本营操场操演阵式，后至旷野操练两军攻击阵式，各将弁与兵丁等皆娴习口号，熟谙行阵，可想见该军纪律之严明矣。惟炮队则尚待整顿。若照现在情形，只能操演之时聊备一格，未足以为临阵之用也。

贝思福又评价说：

中国兵之之弱，其源由于发饷之多克扣，此弊几于通国皆然。但我观袁公发饷之情形，而叹袁公之清廉为人所不能及矣。袁公于发饷之日，亲自督率委员，按名给发，无丝毫克扣之弊。假使中国统兵大臣皆能效法袁公之发饷，则兵无缺额，饷不虚糜，华人何尝不可成劲旅耶？

袁世凯就这样展示了他在军事理论和操作上的过人之处，赏罚分明，使这支新建陆军成为国内最具战斗力的近代化军队，而袁世凯也正是凭借这股军事力量，一跃成为晚清政治舞台上的新势力。

选自《晚清有个袁世凯》，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年11月版，定价：28。00元

后来的事实证明，在《天津条约》的签订上，尤其是关键条款“朝鲜今后若发生事变，中日两国或一国向朝鲜出兵，必于事前相互告知”这一条文上，李鸿章还是上着了小字辈伊藤博文的“套”，为后来甲午中日战争埋下了祸根。

日本势力蛮横向朝鲜渗透之时，俄国、英国以及其他列强，对于朝鲜也蠢蠢欲动。对于清国在朝鲜的宗主国地位，列强有意睁一眼，闭一眼，不予承认。与此同时，随着自主意识的增强，朝鲜当局也对这种不成文的宗藩关系心存不满，一直盘算利用矛盾，争取独立和自由。在俄国的诱使下，朝鲜背着清国，与俄国签订了《通商条约》，规定：缔约国有权一方将军舰开到另一方的任何港口，不管这些港口是开放的还是封闭的。这等于宣告俄国对朝鲜的独特地位。英国在知晓了这一项协议的内容后，先下手为强，以防止俄国入侵朝鲜为由，强占了朝鲜的巨文岛。

到了1885年7月，由于中、日两国已从朝鲜撤回军队，俄国对朝鲜的干涉越来越多。俄国使者面见朝鲜国王，要求朝鲜接受俄国保护，并且帮助朝鲜训练军队。韩王李熙一边上报朝廷，一边致函李鸿章，要求清国对此事给个说法。显然，朝鲜方面想以强大的俄国，对清廷进行施压。清廷和李鸿章无奈之下，只好打出大院君这张旧牌——李鸿章与已在中国的大院君进行了会谈，又跟朝鲜国王李熙进行沟通后，从维护宗主国的利益考虑，决定将比较亲近清国、思想趋向于保守的大院君派回朝鲜国内。在李鸿章和清廷看来，无论从哪方面来说，旧派的大院君对于维护中朝现有关系都是有好处的，大院君回国后，不仅能增加亲中派的势力，也能有效制衡他的儿子、韩王李熙，以及变化无常的闵氏。大院君归国的消息在朝鲜传出之后，闵氏家族感到惴惴不安。闵妃竟派人携带重金来到天津北洋大臣衙门，以行贿来乞求李鸿章阻止大院君回国。这样的举动让李鸿章啼笑皆非。闵妃集团的坚决反对，使得送还大院君归国的计划不得不推迟。朝鲜统署大臣金允植向李鸿章建议，让朝鲜国王李熙亲自写一封信给父亲大院君，恳请他回国协助事务。这样，大院君的归国，就有了充足理由。

在等待李熙信函的过程中，李鸿章一直考虑让谁来承担护送大院君回国的重任。一开始，李鸿章准备派一个心腹将领率五百人马护送，但随即，李鸿章想到了正在河南老家的袁世凯，觉得还是由熟悉朝鲜国情的袁世凯担当比较合适。于是急招在河南陈州的袁世凯火速赶到天津。袁世凯接到电报后，一路兼程，昼夜狂奔，甚至因此累死了一头骡子。到了天津之后，李鸿章见到袁世凯的第一句话就是：“现在的局势就如同演戏，观众已到，只等你出场了。”袁世凯问明情况之后，请求与丁汝昌一道带兵前往，李鸿章摇了摇头，笑着说：“韩人听说大将军去，肯定会欢声雷动，谁敢抗拒呢？至于其他人，就不需要不了，你只需带数十个随从就行了。”

9月下旬，韩王李熙恳请其父归国辅政的信函到达。大院君李昰应和袁世凯可以名正言顺上路了。袁世凯一行分乘北洋水师的两艘军舰启程。10月3日，袁世凯一行到达仁川后，受到朝鲜民众的热烈欢迎。到达汉城之后，袁世凯对闵妃和李昰应之间的矛盾作了排解调处，规劝李熙不要亲近俄国。数日后，袁世凯离开了朝鲜回天津复命，算是圆满完成了李鸿章交待的任务。

到了年底，清廷正式任命袁世凯为驻朝办事大臣。这样，时年二十六岁的袁世凯再度回到朝鲜，重新开始他在朝鲜的生涯。李鸿章特意致书朝鲜国王李熙，称袁世凯“奉旨命汉城充办事大臣，兼襄助一切。以后贵国内治外交紧要事宜，望随时开诚布公，与以商榷，必于大局有裨”。可以看出，袁世凯这一次在朝鲜的身份，较过去大不一样，享有很大的权力，地位犹如监国。不过到了这个时候，朝鲜半岛形势变得更加复杂：西方列强的势力已波及朝鲜，各国已向朝鲜派遣了驻朝使节，朝鲜闭关锁国的局面不再。东西方列强尽管在朝鲜的矛盾与角逐上日趋尖锐，但他们共同的态度是一致不承认中国对朝鲜的宗主权，因而故意不把袁世凯视作清政府驻朝的全权代表。这样，在朝鲜的外交圈子内，清国的势力，就成了最受排斥、最受歧视的人物和机构。那些列强们各怀心思：日本一心想让朝鲜摆脱清国，投入自己的怀抱，甚至想一下子吞并掉朝鲜；俄国则想把朝鲜当作南下的一个基地；英国等其他列强，也想利用朝鲜的不稳定，慢慢蚕食朝鲜，从而控制远东。与此同时，作为朝鲜王国本身，一方面想摆脱清国，图谋自强自立；另一方面，又对日本和西方列强的虎视眈眈感到害怕，唯恐摆脱了狼，却引来了虎，行动上一直首鼠两端，拿不定主意。同时，对于袁世凯的强势，既恨又怕，表面顺从，但在背地里，一直希望能利用各国之间的矛盾进行渔利。

袁世凯正是在这样的挤压中，艰难地履行自己的职责。袁世凯专门写了一篇《朝鲜大局论》，呈交朝鲜政府，阐述朝鲜“依中国”有六大好处，“背中国”有四大害处。在行动上，袁世凯一直显出强硬的“上国”风格，以区别其他国家，在很多事情甚至是一些细枝末节上，强硬坚决，毫不相让。1890年，朝鲜赵太妃病逝，按照清国礼节，藩属国国王、王妃去世，需派“讣告使”到北京，向礼部告讣，然后由清廷派使节前往赐祭，并赐谥号。赵太妃病逝，朝鲜迟迟没有派“讣告使”前往北京。袁世凯毫不马虎，不断敦促朝鲜王室派使者去北京告知。在袁世凯严格敦促下，朝鲜只好派使者前往。袁世凯的武断和专横，自然引起了其他国家公使的不满，尤其是日本，本以为朝鲜已是自己的囊中之物，没想到斜刺里杀出一个袁世凯，让他们如芒在背。日本致书清政府，请清政府命袁世凯访问东京，与日本大臣面商有关朝鲜事宜。袁世凯到达东京后，伊藤博文及诸大臣接见了袁世凯，日本向袁世凯提出十二条忠告，让袁世凯不要干涉朝鲜的主权，让朝鲜自主变法，以图自强。袁世凯当然知道日本人的意图，不冷不热地掷下几句话后，就扬长离去了。

袁世凯在朝鲜的铁腕政策，让日本恨之入骨，其他国的公使，对于袁世凯也颇有微词。尤其是俄国，因为几次与朝鲜的密约被袁世凯识破，也对袁世凯咬牙切齿。美、英、俄等国联合起来向清廷告状，指责袁世凯干涉朝鲜内政，要求处理袁世凯。对于袁世凯在朝鲜所处的地位和境况，李鸿章当然很清楚，他知道袁世凯在朝鲜独断专横、情绪暴躁，也明白袁世凯竭力维护清国“上国”地位的一片苦心和难处。1890年袁世凯赴朝鲜担任办事大臣三整年时，李鸿章在给朝廷的报告中，给袁世凯写下了“血性忠诚，才识英敏，力持大局，独为其难”的十六字考核评语，称袁世凯驻朝三年，办事得宜，仍留朝鲜为钦差大臣，即驻朝鲜公使，并赏以道员升用，加二品衔。清廷同意了李鸿章的请求。

李鸿章重用袁世凯是有充足理由的。除了在外交上据理力争外，袁世凯在朝鲜经济、交通、财贸的发展上面，也显示了自己的才能。尤其是华商在朝鲜的渗透上，袁世凯做了很多工作。袁世凯设置了巡警，专门保护华商在朝的利益，设立各商帮会馆，建立董事，制定了很多有利于华商的政策、措施，以促进华商经济的发展。袁世凯还奏请总税务司拨款万元，招租商局轮船一艘，来往于仁川、上海之间，打破了日本在中朝之间商贸运输的垄断。后来，又鼓励同泰顺商行集资购买货轮两艘，每年接运朝鲜漕运粮十万担以及中国货物，发展了中国在朝鲜的运输业务。并且，在龙山、仁川、釜山、元山四处设立中国在朝商务理事，管理华商在朝的商务，既增加了关税，也促进了华商的有序发展。到了袁世凯任职的后期，在朝华商的实力已经超过了日本。在袁世凯离任的前一年，仅在汉城的华商就有八十多家，人数达六千以上。

袁世凯在朝鲜的努力工作，也赢得包括闵氏在内的朝鲜最高层的尊重。闵氏也由最初的亲日，转向了亲中。朝鲜国王也曾几次对袁世凯以嘉奖，包括曾一次性赠予袁世凯一妾二婢。1893年，袁世凯再一次三年期满。朝廷授予袁世凯浙江温处道职官位，但让袁世凯暂免赴任，仍留驻朝鲜。

现在论及袁世凯在朝鲜的表现，有两种鲜明对立的观点，一种观点认为袁世凯在朝鲜担任驻朝公使期间，就像一个“近代班超”一样，为维护国家主权的完整以及清国的利益，与欧洲列强、日本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如果不是袁世凯，朝鲜很可能在甲午战争前就被日本吞并。袁世凯在朝鲜所做的一切，功不可没。而另一种观点则认为，甲午战争的爆发，跟袁世凯在朝鲜的做法有关，正是袁世凯在朝鲜的颐指气使，严重伤害了朝鲜官员的民族自尊心，促使其产生了严重的离心倾向；也使日本找到了借口，发动了甲午战争。这两种争锋相对的观点，其实都有偏颇。对于袁世凯来说，当年在朝鲜所做的一切，的确是鞠躬尽瘁——清国毕竟是弱国，在那种情况下，能与西方列强及日本周旋十多年，已属相当不易。至于甲午战争的爆发，这实际上是崛起的日本为侵略中国和朝鲜苦心孤诣的计划，即使没有袁世凯，他们还会找出另外的借口吞并朝鲜，进攻中国。实力的改变，意味着过去的均衡肯定会被打破。从这一点上看，中日战争的爆发是必然的，它即使不是发生在甲午年，也肯定会发生。

  后来公布的资料显示，甲午中日战争的爆发，绝不是偶然。在此之前，日本就为迎战中国做了一系列的准备，制定了详细的《征讨清国策》，实施了为期十年的扩军备战。到甲午战争爆发之前，日本已拥有一支六万余人的新式陆军，海军的吨位也达到五万吨。日本大力扩军备战之时，俄国也在实施修建西伯利亚大铁路，这意味俄国也将远东扩张列入计划。在这种情况下，日本决定：要在俄国西伯利亚铁路竣工及欧美各国拥有远征东洋实力之前，吞并朝鲜，打败中国。《征讨清国策》的既定目标，是将清朝势力逐出朝鲜，向中国本土进攻，占领中国“盖平以南的旅顺半岛、山东登州岛、舟山群岛、澎湖列岛、台湾及长江两岸十里左右的地方。”因此，甲午中日战争终于以一种不可逆转的形势爆发了。直接的导火索，就是在朝鲜不断发生的小摩擦。

  到了1894年，日本为战争所做的准备工作已暗中就绪，接下来，就是想方设法挑起对清国的战争了。恰巧这时候朝鲜境内爆发了“东学党”人起义，这一回，日本反应神速，他们立即以此为借口，要求出兵帮助朝鲜平乱。袁世凯火速向李鸿章建议，立即派大批清军进驻朝鲜，以免日本趁火打劫。1894年6月4日，李鸿章一面命直隶提督叶志超及太原镇总兵聂士成选带淮军一千五百人跨过鸭绿江开赴朝鲜；一面派北洋水师提督丁汝昌调济远、扬威两舰赴仁川掩护，同时，根据《天津条约》电告驻日公使汪凤藻，将中国出兵朝鲜之事照会日本。这个时候，日本内阁已经在两天前就决定出兵朝鲜了——6月5日，先遣日军七千人已分批秘密进发。日方明确答复，不承认朝鲜为中国属邦，并告知日本已派兵赴朝。到了8日、9日、10日，日本大军陆续开进仁川。袁世凯见此情景，一方面敦促朝鲜要求日本撤回军队。另一方面，紧急召见各国驻朝公使，要求联合敦促日本撤军。在日本铁心进行这场战争的形势下，袁世凯的努力当然没有效果。袁世凯只好向李鸿章再次建议，尽可能地多调集清军来朝，方能给日本以震慑。

  这个时候，行动相对迟缓的李鸿章还沉缅在自己“以夷制夷”的思路中，一直试图通过俄国与英国的施压，避免战争的发生。李鸿章知道清国在政治、经济、军事上的弱点，如果要打这一场战争，根本没有取胜的把握。但在西方列强眼中，中国是一个庞大的古老帝国，日本则是一个向西方学习颇有成效的新锐国家，这两者之间的争斗，应该是相当有趣的一件事。就心理上来说，列强们还稍稍同情弱小的日本。对于两国之间的争斗，列强们都隔岸观火。当李鸿章一直迟迟下不了增兵决心时，日本军队源源不断地开到了朝鲜。6月24日，袁世凯在十万火急之下，连发四份电报向李鸿章要求增加军队。李鸿章仍是想通过外交努力来解决问题。这个时候，袁世凯知道朝鲜不可能保住了。到了7月5日，日本驻朝鲜公使大乌向朝鲜政府提出照会，提出：要求朝鲜在制度、财政、律法、兵务、学政五方面进行改革，这实际上就是要求朝鲜遵从日本旨意。同一天，袁世凯在电报中向李鸿章提出，要么进兵朝鲜，要么撤出在朝鲜的军队，以免日军挑衅，引发冲突，后果将不堪设想。对于袁世凯的建议，李鸿章一直犹豫，撤兵吧，似乎有损大国的体面；增兵吧，似乎又易引发冲突。就这样，在犹豫中，李鸿章丧失了很多机会。

  李鸿章一直不发布增兵的命令，袁世凯意识到事态的紧急了。袁世凯当然知道日本人对自己的仇恨，如果自己再待在这个地方的话，只有束手就擒的结果，因此得赶快离开朝鲜。袁世凯赶忙给李鸿章打报告，以自己生病发烧周身疼痛的理由，让李鸿章速调自己回国内。同时，袁世凯又致电好友盛宣怀，让他劝说李鸿章调自己回国。在给盛宣怀的电报中，袁世凯把朝鲜比作中国的妻子，现在妻子被人蹂躏，急呼丈夫，丈夫却无力相争，只有坐视。情何以堪，所以请求调任自己回国，让别人来代理。

时间一天天地过去了，完全可以想象袁世凯心情的忐忑情况。到了7月中旬，鉴于俄、英调停的失败，光绪皇帝决定迎战。可能李鸿章还是想保留袁世凯这个人才吧，宣战的同一天，致电驻朝公署，将袁世凯调回国内，将其经手之事，交给唐绍仪。这个时候，汉城已战云密布，气氛紧张得令人窒息。有人告知袁世凯，日本方面正在布置一个刺杀他的计划，得先走为上。于是，在英国驻朝领事朱尔典的帮助下，袁世凯先逃到英国驻朝领事馆，然后易装从后门骑马离开。唐绍仪手持双枪，腰佩双刀，护送着袁世凯一直来到江边，登上英国船只返回国内。

  在此之后的朝鲜形势风云突变：日军以朝鲜方面只承诺改革内政，不允诺与清政府断绝藩属关系为理由，攻入王宫，掳获韩王李熙和闵氏。之后，又将闵氏活活烧死。名义上以大院君李昰应为监国，实际上日本全权控制了朝鲜一切政治和军事，下令废除朝中一切条约，驱逐中国军队。同时，对清政府驻朝鲜总理公署进行了围攻。

  紧接着，黄海大战爆发，日本海军突袭了牙山口外丰岛海面的中国运兵商船，击沉中国运兵船“高升”号，中国官兵两千人罹难。日本陆军又向牙山中国驻军发动进攻。

1894年8月1日，清政府被迫对日宣战。甲午中日战争正式爆发。

选自《晚清有个袁世凯》，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年11月版，定价：28。00元

http://www.cnfaxie.org/show.php?id=311

另,在网上搜到的《新京报》2007年11月9日报纸，留作资料。

http://book.sina.com.cn/

新浪网读书·文史首页“重磅图书栏”

http://cul.book.sina.com.cn/

都在全力推介《晚清有个袁世凯》

http://vip.book.sina.com.cn/book/index_118039.html

我今独上雨花台，万古英雄付劫灰；

谓是孙策破刘处，相传梅锅屯兵来。

大江滚滚向东去，寸心郁郁何时开？

只等毛羽一丰满，飞下九天拯鸿哀。

另外一首则是：

眼前龙虎斗不了，杀气直上干云霄。

我欲向天张巨口，一口吞尽胡天骄。

平心而论，袁世凯的诗很一般，没有平仄，也不讲对仗。不过从诗中可以看出，少年袁世凯还是有着鸿鹄之志的，也透着一股浓烈的草莽之气。当然，少年的狂妄、蛮横以及志大才疏都无可厚非，重要的是有没有在宏大目标之下的不断精进，以及用一种准备好的姿态，等待命运的垂青。这时候的袁世凯，根本没有想到自己有朝一日会攀上那么高的位置，也没有想到命运会在茫茫人海中挑中了自己，让他一生像过山车一样大起大落。

1873年7月，袁保庆突感霍乱死于南京。这对年仅十四岁的袁世凯来说，无疑晴天霹雳。极度悲伤之下，袁世凯卧床不起竟达五个月。袁保庆的丧事由生前好友刘铭传、吴长庆代办。年底，刺骨的寒风之中，袁世凯陪伴嗣母牛氏，乘马车扶着灵柩回到了项城。安葬了袁保庆之后，在郭老太太的主持下，袁氏家族又将袁世凯和袁世廉教育的重任转交给袁保恒。袁保恒是袁甲三的儿子，早年一直跟袁甲三征剿捻军，智勇双全，战功卓越，曾被清廷授予“巴图鲁”（勇士）称号。平定捻军之后，袁保恒又随左宗棠参加陕甘平叛。这个时候的袁保恒，刚刚离开西北，赴北京就职。袁保恒富有雄才大略，头脑清晰，对于国际国内的一些大事，提出过很多好建议。在俄国人强占伊犁之后，袁保恒就未雨绸缪，上书朝廷，要求加强东三省的防务，指出俄国才是清廷最大的危险，提出国家应精选良将，负责东三省的练兵事宜，既可以加强对东三省的保护，同时可以拱卫京城。后来的形势发展，证明了袁保恒是极富有战略眼光的。袁保恒所做的另一件事情，就是1876年向光绪皇帝建议，在台湾设置巡抚。这一点，后来也为清廷所采纳。

袁世凯跟随叔父袁保恒来到京城。袁保恒先是以翰林院侍读学习补用，然后又被提拔为内阁学士，累官至刑部左侍郎。袁保恒的弟弟，即袁世凯的另一个堂叔袁保龄不久也当上内阁中书，来到了京城。为了帮助袁世凯兄弟应对科举，袁保恒、袁保龄兄弟在北京办了私塾，聘请了三位举人做老师，全力教授袁世凯兄弟。一年之后，袁保恒受命帮办左宗棠转饷，进驻肃州（今甘肃酒泉），监督袁世凯兄弟读书的责任落在了袁保龄的身上。这个时候，袁世凯仍不改顽劣，不用心学习。袁保龄很生气，对袁世凯的评价是“资分不高而浮动非常”，决定对袁世凯进行严加管教：首先，不准袁世凯随便外出，将袁世凯的书桌放在老师的书案旁，又将袁世凯弟弟袁世廉的书桌安排到里面，将两人隔开，不让他们交头接耳；袁保龄还将袁世凯住宿的房间安排在老师隔壁，让老师监督他晚上用功，早睡早起。袁世凯学习期间，在河南老家的生父袁保中去世，袁保龄为了怕耽误袁世凯学习，以袁世凯已过继给袁保庆为理由，不让袁世凯回老家奔丧，依旧留京苦读。在袁保龄的严厉监督之下，袁世凯的学业有了明显进步，个性也收敛了不少。在与其兄袁保恒的书信中，袁保龄高兴地谈到袁世凯的变化，说袁世凯虽然“文章尚不入门”，但“竟是中上美才”了。又过了一年，袁保恒回到了北京，更是加紧督促袁世凯学习。就这样，两个叔叔硬是紧逼袁世凯苦读了三年。

科举学习，以及所有的应试教育，要求的都是一种顺服的学习态度。这种态度，不仅是行为上的顺服，更重要的，是内心的称臣。否则，那种油然于内心的抵触，就会让教育的渗入大打折扣。虽然袁世凯这时候已竭尽全力适应科举，但在内心当中，那种由性格而产生的抵触力量无疑是强大的，这也决定了袁世凯很难成为这种教育方式的佼佼者。1876年秋天，乡试的日子到了，袁保恒因为担任顺天武乡试正考官，为了避嫌，袁世凯只好回河南开封参加乡试。尽管袁世凯对自己充满信心，结果公布时，袁世凯却名落孙山。首次科举的失败，让袁世凯心灰意懒。年底，按照长辈们的意思，袁世凯在老家把婚事办了，迎娶了大他两岁的陈州淮宁县的于氏。不久，于氏生下了儿子袁克定。后来，袁世凯恢复帝制，于氏也自然而然成为皇后。

1877年2月，袁世凯再度回京城读书，准备三年后的第二次考试。这一回，有了家室的袁世凯懂事了不少，在学业上自觉了很多。夏天的时候，袁家的“贾母”郭氏老太去世，终年九十九岁。严厉的叔父仍不让袁世凯回籍奔丧，只是自己赶回去，仍让老师敦促袁世凯留京苦读。

到了这一年秋天，天降大灾——黄河以北的地区大旱，其中河南旱灾更严重，全省九十多个州县，重灾达到七十五个，很多地方颗粒无收，麦收最多者，也仅是往年的四成；与旱灾并行的是蝗灾——勉强种上的一点秋禾，也被铺天盖地的蝗虫吃完。在这种情况下，灾民们只好吃野菜、草根、树皮、树叶、麦苗、豆苗等，甚至以吃观音土裹腹。中原没办法生存了，灾民们就流浪逃荒。每天渡黄河南逃的人，黑压压的一大片；河南西部数十万人逃到陕西，陕西同样无以为生，灾民们不得不又逃回本土。辗转之中，死者不计其数。由于灾情太重，民间竟有人以吃人肉维生。官方和民间的报告，不断披露这一类的骇人事件。由于腐败，朝廷和官府的一些有限的救济粮，也到不了灾民手中。在这种情况下，清廷下诏，将赈荒不力的河南巡抚李庆翱革职，以河东河道总督李鹤年兼署河南巡抚，同时调任刑部左侍郎的袁保恒帮办赈务，从京城回河南主持赈灾。

袁保恒接到朝廷的调令时，有人好心地劝说袁保恒推辞，袁保恒坚决回绝了。袁保恒以当时最庄重的形式，对天明誓，以报朝廷，尽瘁桑梓。然后，袁保恒特意将袁世凯带在身边，悲壮地上路了——当年，为了使袁世凯安心读书，袁保恒在袁世凯生父和郭氏老太去世时，仍不放他回籍奔丧，而这一次回故乡赈灾，袁保恒硬是将袁世凯带在了身边。袁保恒的用意很明确，就是让袁世凯在大灾之时，体恤民情的疾苦，也让他做点什么。在河南期间，这个忠诚的旧官僚全身心地投入到赈灾之中，不分昼夜；并且一直以在籍绅士的身份任事，个人及随从、仆人的生活费用和旅费，均由他本人支付，不动用一分钱赈款。袁保恒还利用人脉资源，向各地抚督化缘。在当时僵化低效的体制之下，袁保恒的办事不可避免地遭遇到层层阻碍。由于心力交瘁，袁保恒常常在夜深人静时无言枯坐，通宵达旦。重压之下的袁保恒很快变得心力交瘁，不仅头发变得花白，甚至开始吐血。目睹叔父的状况，袁世凯心里很痛苦，但又帮不上忙，只得悄悄写着家信，把所见所闻告知自己的大姐，让家人替他分忧。几个月后，袁世凯嗣母牛氏病重，袁世凯只得暂时离开袁保恒，从开封赶回项城探视。袁世凯到家后不久，就收到了袁保恒的病危告急信。等袁世凯赶回开封时，袁保恒已染上了瘟疾，病死在河南省城开封赈务公所。袁保恒的死，对于袁世凯无疑晴天霹雳，那一段时间，袁世凯整日以泪洗面，悲恸之中，袁世凯将自己的用具搬到袁保恒墓地边上，搭了一个草棚，一个人守了近一个月。

袁保恒死后，清廷给出的谥号为“文诚”，这是很高的荣誉了。袁保恒的弟弟袁保龄，此时刚刚晋升为侍读学士，钦命以知府即补。听到兄长的噩耗之后，急赴河南，与袁世凯一道料理了袁保恒的丧事。然后，袁保龄向朝廷报告，要求辞去现任官职，以一个在籍绅士的身份，留在河南赈灾，以完成兄长未竟之事。袁保龄的毅然决然，也让袁世凯深受感动。可以肯定的是，这一段在河南的非常经历，对袁世凯青年时代的性格、道德、政治素质产生了很大影响。或许，正是从两位叔叔的举动中，袁世凯觉得人生不应碌碌无为，而是要有使命感，活出大丈夫的气概来。

值得一提的还有袁保龄——后来，李鸿章兴办水师，袁保龄同样承担了重任，具体负责旅顺军港的兴建。袁保龄担当此任，是在李鸿章发现海防营处道员黄瑞兰贪污的前提下。李鸿章将黄瑞兰撤职查办，将这此重任袁保龄。由此，可见李鸿章对袁保龄人品的认可和信任。史书对袁保龄的记载是：在建设军港的五年中，“每日奔走不知疲倦……所历艰苦，实为四十年所未有……方来之始，万事瓦裂。今则公帑节省数万金，海防军容渐如荼火，差可欣慰。而面黑肤瘦，形容憔悴，鬓发渐已白矣”。袁保龄在经费极其不足的情况下，操持的工程包括：海门疏浚、拦潮大坝、船澳及泊岸工程、口西与口东海岸炮台、陆路炮台、水雷营、鱼雷营、电报局、水陆医院、道路、库房、码头、机器厂，等等。袁保龄曾连续二十多天昼夜工作，不肯休息，终于引发中风昏厥。李鸿章特地为他请来了慈禧太后的御医进行医治。袁保龄恢复后，因为身体原因请辞。急于用人的李鸿章没有同意。1889年，袁保龄死于任上，时年四十八岁，朝廷追赠他为内阁大学士。旅顺军港也于袁保龄逝世一年后全部竣工，成为当时远东地区最先进的海军基地。

1877年袁保恒的去世，对于袁家的打击是致命的。这不仅仅是精神的大树倒下了，在经济上，袁家也开始面临拮据。这一年，袁家按照袁世凯父辈的人数分了家。袁世凯继承了嗣父袁保庆的一份遗产，也继承了一部分责任——三顷左右的土地，还有一些积蓄；同时，袁世凯得负责全家七八口人的生活，以及三个妹妹的陪嫁。年纪轻轻的袁世凯明显感到生活的压力，也感到前程的渺茫，他从项城搬到了陈州。心情郁闷之中，袁世凯开始嗜酒，常常跟一帮年轻后生日饮数斗，成了一个真正的高阳之徒。喝酒之余，袁世凯喜欢策马驰骋郊野，一泄心中的不快。酒与诗总是联在一块的，袁世凯自己出资，在陈州组织了两个文社，一个叫作“丽泽山房”，一个叫作“勿欺山房”，跟当地的文人在一起，喝酒抚琴吟诗。在这一段时间，袁世凯结识了后来他一生中的“兄弟”徐世昌。徐世昌是一个瘦瘦的、文质彬彬的读书人，正好与矮壮的袁世凯相反。当时，徐世昌在淮宁县署做塾师，因为家境贫寒，无钱北上应试。袁世凯与这个落魄书生结拜兄弟后，慷慨解囊馈赠纹银一百两，资助其北上应试。

1879年，又是三年一度的乡试之期。这时候的袁世凯，已经对科举产生浓烈的排斥心理。在他心目中，这种扼杀人性的考试就如同蛇蝎一样可恶。袁世凯一翻开那些厚厚的典籍，就有一种呕吐的感觉。这一次，袁世凯没有像三年前一样认真准备，他抱着听天由命的态度，一方面热衷于组织文社、结交朋友，另一方面，还帮助自己的姑父道员忙一些赈灾事务，甚至不甘寂寞地帮邻居写状子打官司。可想而知的是，袁世凯以这样的态度来对付科举，会有什么样的结果——1879年秋天，袁世凯再次名落孙山。积怨终于爆发了，一气之下，桀骜不驯的袁世凯将有关科举书付之一炬，发誓说：“大丈夫当效命疆场，安内攘外，安能龌龌久困笔砚间，自误光阴耳？”

  这一年，袁世凯正好二十周岁。

选自《晚清有个袁世凯》，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年11月版，定价28。00元

http://book.sina.com.cn/news/b/2009-12-08/1755263833.shtml

没有“白鼻子”的袁世凯依旧精彩

　　继推出《晚清有个李鸿章》 、 《晚清有个曾国藩》之后，著名作家赵焰(blog)又推出了《晚清有个袁世凯》，近日，这本书依旧由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并在全国上市。

　　《晚清三部曲》是作家赵焰在出版《徽州三部曲》(《思想徽州》、《千年徽州梦》、《行走新安江》)之后，近年来研究中国近代史以及东西方历史与文化后的力作，该系列在以新观点阐述历史现象的同时，以文化的角度，散文的笔法，对很多历史事件以及历史人物做了新的探索和尝试。前两部《晚清有个曾国藩》、《晚清有个李鸿章》上市之后，很快在全国各大书店畅销，并且进入香港《亚洲周刊》畅销书榜。《晚清有个李鸿章》两年中多次再版，并被评为“深圳读书月”、“肇庆读书月”推荐书，并被中国移动选为手机积分返还礼品。《晚清有个曾国藩》也在三联书店半年的人物类排行榜中，名列前茅，并且入选安徽省首届“新安读书月推荐书目”。

　　此次赵焰新出版的《晚清有个袁世凯》，延续了上前两部书籍的特点，结合非常丰富的史料，仍以文化散文的方式透视袁世凯的内心世界，写他的坚忍不拔，写他的大义凛然，写他的摇身一变，写他的委曲求全，写他的敢为人先，写他的阴险毒辣，写他的不识时务，写他的身不由己……把一个时代变迁大起大伏中注定牺牲的人物写的淋漓尽致。中国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雷颐评述该书时说：《晚清有个袁世凯》这本书可以说是另辟蹊径，以散文笔法撰写历史，新颖流畅，以一种冷静而独特的方式，透视了历史裂缝中的幽暗人性，也给了这个重要晚清人物以另一种解读。凤凰卫视中文台执行台长刘春评价说：赵焰先生的“晚清三部曲”把历史叙事与人性分析相结合，历史的复杂在个体生命的内在冲突中具体而微的展开。作为三部曲的压轴之作，《晚清有个袁世凯》将通过这个近代中国最具争议的特殊人物，为我们展示历史转折的多元冲突和丰富意义。中国人民大学政治系教授张鸣评价此书说：晚清人物，袁世凯是白鼻子的脸谱，这脸谱是教科书画出来的。非脸谱化的袁世凯，总得有人来画，否则，这么大的人物，就说不清了。赵焰笔下的袁世凯，没有白鼻子，但依然好看。

(编辑：苏幕遮)

1．凤凰卫视中文台执行台长  刘春

中国人民大学政治学教授  张鸣

中国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  雷颐

联合推荐  《晚清有个袁世凯》

ISBN: 978-7-5633-9128-8

成品:  165×230(mm)   字数：200千字

印张：7.25   页数：232

出版时间：2009年11 月 

定价：28.00 元

建议上架类别： 历史读物

◆    卖点

1.       本书是近年来少有的深入晚清重臣袁世凯的时代和内心世界，写出了一个真实、全面的袁世凯的作品。袁世凯历来是社会各界关注的焦点人物，有广泛的社会阅读基础。但对袁世凯的认识一向非常片面，评价也很单一，本书在丰富材料的基础上将透视的重点放在“晚清时期”的袁世凯身上，更加注重对袁世凯心理的分析，追寻袁世凯自身的坚韧不拔、大义凛然、摇身一变、委曲求全、敢为人先、阴险毒辣、不识时务、身不由己……可以说，本书是有关袁世凯的一部“心灵史”。

2.       在中国近代非常多的重大事件中袁世凯都是重要的当事人，对袁世凯的认识也就涉及对整个中国近代史的认识，涉及到一大批近代人物慈禧太后、光绪皇帝、曾国藩、李鸿章、张之洞、左宗棠、翁同和、徐桐、康有为、梁启超、孙中山、伊藤博文等。本书对这些人物提出了非常多的新鲜材料和见解。

3.       本书作者兼具写作与研究的优长，文笔非常简洁明快，富有文采；作者是十多年研究搜集之工，精心挑选了大量珍稀历史图片，可读性和珍藏性极高。是当前历史文化读物中的一部非常难得的精品。

4.       本书秉承前两部即《晚清有个曾国藩》《晚清有个李鸿章》的宗旨，同时有更进一步的发挥，受到凤凰卫视中文台执行台长刘春，中国人民大学政治学教授张鸣，中国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雷颐的高度评价，三位名家撰文联合推荐。

◆    作者

赵焰：男，安徽旌德人，中国作家协会会员。出版有《晚清有个曾国藩》、《晚清有个李鸿章》、《蝶影抄》、《行走新安江》、《千年徽州梦》、《思想徽州》、《男人四十就变鬼》、《夜兰花》等书十数种。

博客地址：http://blog.sina.com.cn/anhuizhaoyan

◆    内容

晚清重臣，新政领袖，民国总统，恢复帝制的野心家，这是完全的袁世凯吗？这个河南人如何以自己的勇气和狡猾，不借助于科举的捷径登上了权力的巅峰？这个曾经被国内外寄希望的“中国华盛顿”，是怎样在实验了一段民主共和之后，一步步重回专制的老路，又是怀有怎样的动机想当皇帝的？本书以贴身紧逼的方式触摸历史，从丰富的史料中寻绎出悖论式的连番提问，展开一代权臣袁世凯波谲云诡的一生，并以文化散文的方式透视其内心世界，写他的坚韧不拔，写他的大义凛然，写他的摇身一变，写他的委曲求全，写他的敢为人先，写他的阴险毒辣，写他的不识时务，写他的身不由己……这是作者“晚清三部曲”的第三部，把一个时代变迁大起大伏中注定牺牲的人物写得淋漓尽致。

◆    专家推荐

没有一个当代中国人能够忽略晚清历史，失落与找寻、绝望与欣喜、残败与新生、啼血与饮泪，历史三峡在这里演绎了最波澜壮阔最悲欣交集的惨烈一幕。以大人物进入大历史，从大历史寻找大思想，赵焰先生的“晚清三部曲”把历史叙事与人性分析相结合，历史的复杂在个体生命的内在冲突中具体而微地展开。作为三部曲的压轴之作，《晚清有个袁世凯》将通过这个近代中国最具争议的特殊人物，为我们展示历史转折的多元冲突和丰富意义。

——刘春，凤凰卫视中文台执行台长

晚清人物，袁世凯是白鼻子的脸谱，这脸谱是教科书画出来的。非脸谱化的袁世凯，总得有人来画，否则，这么大的人物，就说不清了。赵焰笔下的袁世凯，没有白鼻子，但依然好看。

——张鸣,中国人民大学政治学教授

在中国近代史上，洋务运动、维新运动、辛亥革命是三个重要历程。在这个历程中，前一阶段为下一阶段打下基础，使后一阶段在此基础上对前一阶段进行否定。作为晚清重臣的袁世凯，可以说，在历史的进程中起到了重要作用。《晚清有个袁世凯》这本书可以说是另辟蹊径，以散文笔法撰写历史，新颖流畅，以一种冷静而独特的方式，透视了历史裂缝中的幽暗人性，也给了这个重要晚清人物以另一种解读。

——雷颐，中国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 

◆    简明目录

楔  子

第一章    顽童，还是天才？

第二章    无私，还是抓权？

第三章    英勇，还是退缩？

第四章    练兵，还是抓权？

第五章    告密，还是无辜？

第六章    元凶，还是智者？

第七章    变法，还是投机？

第八章    立宪，还是抓权？

第九章    归隐，还是蓄势？

第十章    共和，还是宪政？

第十一章    专制，还是民主？

第十二章    虚伪，还是怀柔？

第十三章    元凶，还是无辜？

第十四章    英才，还是枭雄？

第十五章    公心，还是私利？

第十六章    阴谋，还是巧合？

第十七章    奸雄，还是能臣？

第十八章    宿命，还是必然？

尾  声

代后记：历史的意义

文汇读书周报2009年11月27日

西部时报

云南信息报2009年11月22日

襄樊晚报2009年12月5日对《晚清有个袁世凯》的推介

《山西晚报》2009年12月6日

《桂林日报》2009年12月4日

赵焰新书解读袁世凯

本报讯（记者卜昌伟）继推出《晚清有个李鸿章》《晚清有个曾国藩》之后，作家赵焰新作《晚清有个袁世凯》日前由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至此，赵焰的“晚清三部曲”全部创作完成。 

    该书延续了前两部作品的风格，结合大量史料，以文化散文的方式透视袁世凯的内心世界。赵焰说，袁世凯历来是社会各界关注的焦点人物，有广泛的社会阅读基础，但对袁世凯的认识一向非常片面，评价也很单一，这本书的重点在晚清时期的袁世凯，通过史料和心理分析，试图换一种角度表现袁世凯。 

    中国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雷颐评价说，《晚清有个袁世凯》这本书另辟蹊径，以散文笔法撰写历史，新颖流畅，以一种冷静而独特的方式，透视了历史裂缝中的幽暗人性，也给了这个重要晚清人物以另一种解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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济南生活两年后，曾是袁保庆战友的马新贻升任两江总督，将袁保庆从济南调至扬州，后又至调至金陵，署理江南盐法道，督销官盐。这一个收入颇丰的肥缺很快改变了袁保庆的生活。在扬州，袁保庆带着袁世凯拜访了自己的老友、昔日湖南巡抚张亮基。张亮基见少年袁世凯异常聪慧，便向袁保庆提出，让袁世凯留在扬州，和他三个儿子一道读书。因为当时张府的私塾老师是江南名儒王伯恭，袁保庆便同意让袁世凯留下。陌生的环境里，袁世凯一开始还循规蹈矩，但几天下来，袁世凯的老毛病又犯了，除了调皮捣蛋之外，袁世凯还食量惊人不讲礼貌，常常是张家人刚刚端上饭碗，袁世凯便已风卷残云将桌上的饭菜吃得一干二净，弄得张家人大眼瞪小眼。有一次，袁世凯与张家一个亲戚比食量，由输者付钱。袁世凯一口气吃了十个馒头，二十个鸡蛋；那人认输了，但不愿付钱。袁世凯不依不饶，硬让对方吃了同样数量的食物，结果对方一下吃撑了，大病一场。一段时间之后，张亮基实在容忍不了袁世凯的调皮捣蛋，便找了一个借口，将袁世凯送出扬州，去了南京袁保庆身边……少年袁世凯就这样一副阔少和衙内的味道，“无厘头”的程度，让人匪夷所思。这个时期的袁世凯，连后来专门为他当大总统制造舆论，抬轿子吹喇叭的《容庵弟子记》一书都无法为之掩饰。

在南京，袁世凯过上了五年相对安定的生活。这一段时间是从1869年（同治八年）至1873年（同治十二年），也是袁世凯十岁到十四岁的时候。此后，袁世凯再没去过江南，即使是在朝鲜后期，朝廷册封了他一个温处道员的职务，袁世凯也未去上任。为了让袁世凯好好读书，袁保庆特地聘请了江南名儒张曲治给袁世凯授课，并把袁世凯的哥哥世敦、世廉从家乡接来同读。但此时的袁世凯仍旧喜欢骑马、打拳、饮酒、下棋、赌博；或者，跟一帮小兄弟策马登览清凉山、雨花台、莫愁湖等胜景，所到之处一片鸡飞狗跳。不过袁世凯这时候已显现出很强的组织能力了，那帮小弟兄无论长少，都愿意听袁世凯的指挥。袁保庆见此状，便有意识地培养袁世凯处人处事上的能力，让袁世凯帮他料理一些事务，经常提醒袁世凯做人要有大志向、大雄心。在袁保庆的言传身教之下，袁世凯这方面倒是有了很大提升。与几乎所有传统青年书生一样，在南京的那一段时间，袁世凯也写了好几首诗来抒发自己宏大的志向，他在七律《雨花台怀古》一诗中写道：

我今独上雨花台，万古英雄付劫灰；

谓是孙策破刘处，相传梅锅屯兵来。

大江滚滚向东去，寸心郁郁何时开？

只等毛羽一丰满，飞下九天拯鸿哀。

另外一首则是：

眼前龙虎斗不了，杀气直上干云霄。

我欲向天张巨口，一口吞尽胡天骄。

平心而论，袁世凯的诗很一般，没有平仄，也不讲对仗。不过从诗中可以看出，少年袁世凯还是有着鸿鹄之志的，也透着一股浓烈的草莽之气。当然，少年的狂妄、蛮横以及志大才疏都无可厚非，重要的是有没有在宏大目标之下的不断精进，以及用一种准备好的姿态，等待命运的垂青。这时候的袁世凯，根本没有想到自己有朝一日会攀上那么高的位置，也没有想到命运会在茫茫人海中挑中了自己，让他一生像过山车一样大起大落。

《晚清有个袁世凯》广西师大出版社2009年11月版，定价：28。00元

很多时候，一个人的故事开始与结束于同一样地方。袁世凯似乎也是。袁世凯的问世，似乎就具有某种代表性，也具有某种象征意义——袁世凯出生于中华文明的发祥地中原地区。这个历史上一直兵荒马乱的地方，从文化的角度来说，一直是中华文明的核心区域。这里的人们，既有老庄的高蹈和智慧，也有管子的务实和诡变，同时也有着商鞅和韩非的心狠手辣，以及李斯的见风使舵。中原文化熏陶出来的每一个人，即使是最底层的民众，都是让人不可小觑的。当然，这当中最典型的代表人物之一就是三国时的曹操。这个“治世之能臣，乱世之枭雄”将人情世故和权谋之术结合得天衣无缝，将人格当中的那种高蹈、雄奇、阴鸷和残暴合而为一。曹操身上所体现的，不仅仅是他个人的高峰，也是中原文化的高峰。

由于自小耳濡目染，在袁世凯身上，无所不在中原文化的影子：既具有谋略和集体意识，又拥有强悍的性格和坚韧的意志力忍耐力。袁世凯在晚清登上权力的巅峰，在某种程度上，更像是上天的有意为之：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然后，让他择机冲天而起，有所作为；最后，又毫不留情地让他一败涂地，遗憾终身。袁世凯一生中的大起大落，更像是有意设计的一个巨大谜语，暗示和孕育着某种无限的启迪。

1859年9月16日（咸丰九年八月二十日），袁世凯出生在河南项城一个破落大户家中。项城隶属河南省陈州府，与安徽的临泉县接壤，自古以来，就是中原的交通要道。袁世凯出生的地方，距曹操的家乡亳州，只有数百公里。后来，有很多人联系到袁世凯的出生环境、多变的性格以及末代权臣的地位，以为袁世凯在整体上像极了曹操。真实的情况是，袁世凯的性格和命运，与其说像曹操，不如更像其远祖袁绍（袁世凯家族，就是三国袁绍的遗脉），袁世凯和袁绍，在性格和命运上似乎更具相似之处——曹操一生不称帝，挟天子以令诸侯；袁绍一心称帝，最后落得家破人亡。袁世凯与其远祖袁绍，虽然所处时代大相径庭，但他们的殊途同归，不由令人叹腕。

从袁世凯这一代上溯，袁家四代当中，最荣光的，是袁世凯的二叔祖袁甲三。袁甲三是道光十五年（1835）的进士，翰林院庶吉士，与曾国藩以及李鸿章父亲李文安是同年，并且交情甚厚。咸丰二年（1852），曾国藩任江西主考官，赴任途中走到现在安徽太湖县境内一个叫作小池驿的地方，突然接到了母亲去世的噩耗。曾国藩一边改道赶往湖南老家奔丧，一边写信给在京的十三岁的儿子曾纪泽，告知此讯，要儿子处置完家产之后，举家迁徙，回湖南老家奔丧守制。在这封信中，曾国藩特意交待儿子去找他的几位老友帮忙并筹措旅费。列举的名单之中，就有袁世凯的二叔祖袁甲三。由此可见曾国藩与袁甲三的关系非同一般。这样的背景，使得后来的袁世凯获得了很多便利，因为在当时的社会中，门派和亲缘是很能促成一些事的。

一个家族就像一条河流一样，先是细流涓涓，流了一段时间之后，就变成滔滔江水了。袁氏家族到了袁世凯曾祖父袁耀东这一代时，似乎得到命运之神的关注了，袁氏家族呈现出兴旺趋势，也集体坠入一个宿命——袁耀东自幼读书求学，十八九岁时，同郭姓女子结婚成家，成婚之后，袁耀东一直坚持负笈在外求学，郭氏在籍持家教子。十年之后，屡试不第的袁耀东终于考中了秀才。科举之路眼看开始启航时，不料天有不测风云，袁耀东突然死于一场大病，死时，年仅三十五岁。不仅如此，自袁耀东到袁世凯这一代，四代袁家男性主人，几乎没有活过六十岁的，这四代的三十余个男人当中，先袁世凯而死的十四人当中，有十三人，都是死于虚龄五十八岁以前，仅袁世凯的四叔祖死于六十岁。袁家的男子就这样陷入了一个怪圈之中，恐怖也随着年龄与日俱增。由此，也可以想象这样的事件给袁世凯等人留下的阴影。袁世凯步入天命之后，一直对于这个事情颇为忌惮，时刻琢磨着去改变自己家族的命运。与此相反的是，袁家的女性寿命都很长，最长的就是袁耀东的妻子郭氏，一生操劳的情况下，竟然活到了九十九岁。这真是一件怪事！袁耀东死后，留下四个儿子一个女儿共五兄妹，长子才十五岁，小儿子、女儿还在襁褓之中。袁家四个儿子分别是袁树三、袁甲三、袁凤三以及袁重三。他们就是袁世凯的祖父辈，袁世凯的祖父是排行老大的袁树三。

(图表略)

袁世凯的家世，就像袁家屋前屋后枝丫繁多的大槐树一样，茂盛复杂。这一点，从图表中可以看得更清晰一点。袁耀东死时，郭氏才三十五六岁。与中国农村几乎所有勤劳善良的妇女一样，郭氏忍辱负重，独自支撑起了这个家庭。郭氏没有什么文化，但她对中国社会出人头地的路径心知肚明，这个坚韧女子培养儿子的目标，并没有因丈夫早逝而改变。在生活极其困苦的情况下，郭氏仍让她的几个儿子心无旁鹜地读圣贤之书，坚持走科举之路。旧时代的科举就像一场暗无天日的马拉松，而一旦跑过了终点，即是鱼跃龙门，翻天覆地——经过近二十年的奋斗，老二袁甲三率先考取了举人，然后，又成为进士。他的三个兄弟也先后考中了秀才，成了廪生、贡生。由于四个儿子都很有出息，守寡多年的郭夫人在五十岁以后，像《红楼梦》中的贾母一样变得德高望重。在此之后，由于袁甲三的榜样力量，袁家第三代，也就是“保”字辈这一代，袁保恒中举人、中进士、点翰林；保龄、保庆中举人，保中取副贡。这样，连同以前的袁甲三，一门共有两个进士、两个举人。袁家终于扬眉吐气了，大宅的门楼上也高悬起“一门两进士”的巨匾。到了袁家最鼎盛的时期，袁甲三任钦差大臣、河道总督；袁保恒任头品顶戴的部院侍郎，并先后任李鸿章淮军的翼长即参谋长、左宗棠湘军的会办；袁保庆任一个实缺的盐法道员；袁保龄也官至四品候初道；袁凤三任州县要职。当然，这一切，都是在袁世凯出生前后的事情了。

袁世凯呱呱坠地之时，正是一个兵荒马乱的年代。他的童年，正巧赶上剧烈的社会大动荡中。袁世凯出生前的1856年，英、法联军发动了侵略中国的第二次鸦片战争。1857年，英法联军攻陷广州，掳走了两广总督叶名琛。自此，这个清廷高官一直在印度度过了他悲惨的余生。1858年，英法联军攻下北京城，咸丰皇帝仓皇出逃。与此同时，在与太平军的对垒中，清军陷入窘状，清军的江南大营、江北大营接连被破。在中原地区，受太平军节节胜利的鼓舞，大量捻军出没无常，驰骋黄淮平原。这个带有很大迷信和宗教色彩的地下组织，在中原和北方地区，一直根深蒂固的，在清政府呈现出衰败之气时，它适时地公开了，星火燎原一般遍地开花。袁世凯的家乡河南项城一带，成了捻军最活跃的地方之一。袁世凯出生之前，袁家一直住在祖居地张营，由于捻军不断侵扰，袁家不得不在袁世凯出生之前，搬到了相对偏僻的袁寨。在此之前，袁世凯的叔祖父袁甲三被朝廷委任协助工部侍郎吕贤基督办安徽团练，不久，吕贤基被捻军击毙，袁甲三奉旨接统驻宿州的清军，兼督办安徽团练大臣。这是一个非常危险的差事，身处太平军和捻军活动之中，人单势薄，腹背受敌。但这个文弱的书生一直坚持在北方跟捻军周旋，全力配合他的同年曾国藩在长江沿岸跟太平军作战。袁甲三的坚韧与果敢，给曾国藩的正面战场以有力的支持，以至捻军无法南下给太平军直接支持。袁甲三死后，曾国藩在给袁甲三撰写碑文时，对袁甲三表示了充分肯定。

袁世凯诞生的那一年秋天，袁氏家族喜事不断：袁甲三大胜捻军，收复了临淮关；凯旋班师后，被朝廷实授漕运总督、钦差大臣，督办安徽、河南、江苏三省军务。这一连串的好消息让袁家非常高兴，于是袁保中将刚刚出生的第四子取名为世凯。袁世凯出世之后，他的家族并没有像他名字一样变得一帆风顺，反而，在短暂地攀上一个高峰之后，又开始走下坡路——袁世凯四岁的时候，家族的栋梁袁甲三去世；在此之后，凤三和重三又相继去世。至此，郭老太的四个儿子全部先她而去。袁保中因为是长子，便承担了袁氏家族“管家人”的职责，放弃了科举。这个留着山羊胡须的缙绅，自此一直性格温和而严谨地管理着袁氏家族的大业，他做事精细，在自己的家族和当地，享有很高的威信。

曾国藩攻下金陵之后不久，应朝廷的征召，北上剿捻。曾国藩吸取了僧格林沁等人的失败教训，所到之处坚壁清野，让捻军得不到供给。在袁寨，袁家深挖沟壑，高筑寨墙，架设炮楼、吊桥，抵挡捻军马队的冲击。捻军马队一来，袁家人全部迁徙到围子里面，鸣枪放炮，进行抵抗。袁世凯五岁那年，大批捻军进攻到袁寨附近，与清军展开厮杀，家里人带袁世凯登上围墙眺望，小小的袁世凯看着双方人仰马翻，毫无惧色。自幼生长的环境，对于袁世凯的性格塑造，是至关重要的。

《晚清有个袁世凯》，赵焰著，广西师大出版社2009年11月版，定价28。00元

序

提笔写袁世凯，一直是犹豫不定的。这样的犹豫，曾让我持续两年之久。我的顾虑在于，如果说曾国藩和李鸿章在现今尚有充分结论的话，那么，袁世凯这个人，从现在到今后的很长时间里，都是很难评说的。对于袁世凯的认识，是最能挑战既成历史观和道德伦理，甚至是最能挑战历史学本身的；它甚至涉及到人性幽暗的另一面，以及不可捉摸的宿命意义。

一直在想一个问题就是，历史的发展，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也是无是无非的结果。人与时代的关系，在很大程度上一直呈出复杂的双重性：当一个人得不到命运垂青的时候，这个人看起来就孱弱渺小，可有可无，随时可被抛弃；而当时代被赋予某种使命，必须借助于某个人来实现目标时，这个人就会表现得强大无比，仿佛翻手为云覆手为雨似的。以晚清的历史来看，在曾国藩、李鸿章、袁世凯身上，似乎都充分体现了命运的双重性：当他们为这个时代实现某种愿望时，他们耀武扬威，不可一世；而当他们被这个时代剥夺使命，无情抛弃的时候，他们会变得沮丧孱弱，弱不禁风。只不过相比较前两者，袁世凯身上所体现的时代轮转力量更强——貌似强大的袁世凯在完成了自己的使命后，立即如悬挂在树上的一片树叶一样，被风雨席卷得无影无踪。

的确是这样。比较曾国藩和李鸿章，袁世凯更复杂，更具有某种象征意义——首先，他是中国文化的一个影子，中华文明尤其是中原文化的诸多特质，在袁世凯身上表现得异常充分；其次，袁世凯还充分地体现了人性的复杂性和多变性：在袁世凯身上，既有儒、道、法的气场，正与邪的混合；也有阴与阳的起伏。写作和研究袁世凯的过程中，我最大的困惑就是：一直以来，我们自以为是的评价标准和方法，本身就是一个问题。历史的发展和评价，从来就不像教科书那样泾渭分明，在很多时候，它总是稠如稀粥，业绩和罪恶交织在一起，荣光和耻辱交织在一起，善良和凶残交织在一起。从袁世凯的经历来看，这个人从来就不是一个平庸的泛泛之徒，串起他一生的，是无数个问号和惊叹号：少年时桀骜不驯，像天才，也像顽劣；年轻时，为国家出生入死，青云直上；在此之后，他勇于创新，练新军，变军制，首倡军事改革，成为中国军队现代化的领头人；他的行事风格雷厉风行、敢作敢为、大包大揽，在那个垂垂欲倒的朝代里，绝对堪称一个另类；他勇敢地废除了一千多年的科举制度，也得罪了一个阶层；他在任职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的六年间，在所辖区大推新政，把经过八国联军入侵之后经济惨遭破坏的直隶治理为全国的“模范省”……更为重要的是，武昌起义之后，袁世凯顺应共和潮流，与革命党人联手，共同推翻了清王朝。担任中华民国大总统期间，袁世凯在加强专制集权的同时，大力发展经济，制定了一系列鼓励和刺激工商业发展的政策和措施，经济方面取得了一定的起色；在此之后，他却昏招迭出，最后竟不顾很多人的反对，甘心坠入一个庞大的阴谋执意称帝……袁世凯的一生，就这样充满惊叹号，也充满着问号。他的终结方式，是他一生中最大的败笔，也造就了后来研究者的满腹狐疑。

一个历史人物的生命轨迹，往往是以惊叹号开头，以省略和破折号收场的。历史人物总是匆匆忙忙，以至于在他的一生中，总是无法从容地给自己画一个句号。这些留给后人的困惑和悬念，既是历史的特性，也是历史本身具有的哲学意义。它就如同存在这个世界无所不在的“悖论”：实现一个目标，并不都是通过接近的方式来实现；相反，在很多时候，却要通过远离的方式来实现；建立一个新世界，并不都是以建立的方式，有很多是通过毁灭的途径才能实现……通俗的比喻就是：当年欧洲大航海，向东，是可以到达印度的，达·伽马即是走这一条道路；但向西，同样也可以到达印度，并且，由于哥伦布的矢志不移，还附带地发现了美洲；同样，一个法制社会的建设，不是以加强法制而形成，却是以加强民主和自由的方式实现的……这个“悖论”显示出的道理是：无限地接近，是一种方式；以另一种方式破坏和远离它，也是目标实现的另一种方式——世界就是以这种螺旋上升的方式，展示它的至理：看起来南辕北辙，实际上却柳暗花明。

哲学不会让人得到最后的清晰。历史也是。或者说，只要是时间范畴内的东西，就存在着绝对不确定性，也没有最后的答案。意大利历史学家和哲学家克罗齐说：“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克罗齐的意思在于阐明，历史永远是当代视角，它总是和当代之间构成相生共倚的关系。对历史清醒的探究，是由历史感决定的。历史感的培养，从来不只局限于历史本身，有关当今乃至人生的知识，更能以一种直接的方式对了解过去形成帮助。现实当中永远存在一个神秘的通道，连接着今天和昨天。一个人，如果能够对现实加以清醒地甄别，就如同获得一副长焦距的望远镜，可以更清晰地目睹消逝的时光。

当然，这样的清晰程度，取决于我们身处的现实——现实的成熟和真实，决定了对历史的认识是否真实和成熟。扪心自问，我们身处的时代和国家，能达到成熟和真实的程度吗？回答是犹豫而胆怯的。多年以来，浮躁而武断一直在持续着——当年的浮躁，可能集中在道路的选择上；今天的浮躁，则由于更多的欲望和偏见。这样的结果，必定导致对历史认识的孱弱，也导致人云亦云，简单武断。我的任务就是尝试着拿出一块干净的布，擦拭手中的工具，也擦拭人们的眼睛。让人们目睹不远处的真实，也能意识到自己的内心世界。

历史还是这样构成的——它不仅仅取决于曾经发生的事实，同时也是现实世界，以及我们的内心对它的呼应。

《晚清有个袁世凯》，赵焰著，广西师大出版社2009年11月版，定价：28。00元

1882年，也即光绪八年壬午发生的朝鲜内乱，对于袁世凯来说，是改变他个人命运的一次大事。关于这次内乱的原因和详情，目前有很多版本，莫衷一是，说法不一。得到公认的一点是，此次内乱是由当时韩王生父李昰应和王妃闵氏之间的权力斗争引发的。当时的韩王李熙，是由旁支入继的，即位之初，年仅十二岁。因为未成年，朝廷商定由生父李昰应执政，称为大院君。大院君富有才略，思想上却相对守旧。执政十年之中，虽然朝鲜社会秩序安定，王室的威望提升，但不合理的社会制度以及王公大臣的贪污腐化，一直没能得到有效约束和改变，依旧是闭关锁国。朝鲜政治的因循守旧，在邻国日本迅速崛起的背景下，自然成为国内改革和激进派的攻击目标。韩王李熙亲政之后，由于性格懦弱，朝政大权很快被出身世家望族的王妃闵氏揽走。闵氏以韩王的名义，效仿日本进行了一系列的改革。改革虽有良好的初衷，但由于控制不力，亲日势力日见膨胀，诸多势力浑水摸鱼。一时间，朝鲜物价飞涨，人民怨声载道。

  大权旁落的大院君一直盘算着东山再起，动乱的形势正好给他提供了机会。不久，闵氏政权的军事改革，又因拖欠军饷，引起了广大士兵的不满。大院君抓住时机开始反击了，他一方面派人在社会上散布流言，一方面组织力量准备反扑。一场发生在父子之间的争斗开始上演，大院君发生暴动，唆使叛军围攻王宫以及敌对势力的宅第，杀死政敌闵镐谦、金辅铉等，闵氏毫无防备，只好仓皇逃跑，藏匿于民间。汉城的局面变得不可控制，叛乱的朝鲜军队又袭击了日本使馆，日本公使逃至仁川，乘英舰返回日本。朝鲜的动乱，正好给觊觎朝鲜半岛的日本找到了借口，日本内阁立即开会研究朝鲜形势，决定派兵至朝鲜问罪。中国驻日公使黎庶昌得知这一消息后，急电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上报朝廷，火速派兵增援朝鲜。这个时候，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李鸿章适逢母亲去世，开缺回到合肥老家守制。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一职，暂由李鸿章的老部下、两广总督张树声署理。张树声在接到电报后，立即与总理衙门进行了商议，决定派兵前往朝鲜平乱，调吴长庆所部六营开往汉城，并派北洋水师提督丁汝昌率战舰接应。

1882年8月16日，吴长庆率六营官兵及水师提督丁汝昌的主力镇东、泰安、日新、拱北四舰，从登州向朝鲜开拔，行驶到半程的时候，台风大作，吴长庆只好带人马回威海卫暂避。8月19日，庆军再次出发。袁世凯的职责是在“前敌营务处”负责军需和勘定行军的路线。此前，精明的袁世凯就通过朝鲜使者金允植，把朝鲜的政治、军事以及地理情况了解得一清二楚。8月20日早晨，船只到达朝鲜南阳马山浦港后，袁世凯带领前敌营务处数人率先登陆，选定了大军登陆地点及进抵朝鲜的行军路线。第二天，吴长庆指令某营为先锋率先上岸，该营官表示士兵不习航海，多数晕船，请求稍缓。吴长庆大发雷霆，将该营官当场撤职，命令袁世凯接替。袁世凯接管后，立即部署登陆，两个小时就完成了任务。

  在此之后，袁世凯在向导金允植的带领下，以前敌营务处第一营代理管带的身份，率先锋营向朝鲜京城挺进。这个时候，当年李鸿章的精锐部队淮军已呈出暮气沉沉的状态了，由于久疏战事，清军行军缓慢，纪律松弛。行军途中，竟有士兵对朝鲜民众进行奸淫抢掠。袁世凯知晓之后，一口气杀了七个违纪士兵，提着违纪士兵的脑袋去见吴长庆。清军士兵被震慑住了，再也不敢胡乱违纪。吴长庆见袁世凯如此果敢，对袁世凯更信任了。

  清军进驻汉城之后，依照事先商量的方针，决定继续维持朝鲜的现状，支持韩国现任国王。对于大院君，按照上峰的要求，押解至中国；对于其他势力的暴动，采取坚决镇压。考虑到大院君手下尚有数千武装，吴长庆在与袁世凯等人商议之后，决定先拜访大院君，稳定他的情绪，然后用计生擒。8月26日，吴长庆等人专程来到大院君住处拜见，双方言谈甚欢。大院君很高兴，主动提出回访看望。吴长庆回到营地之后，立即安排袁世凯部署亲军抓获大院君。当天下午，大院君率领数十位随从来到清军驻地。袁世凯设计将大院君的卫队阻拦在中军之外，对大院君宣读了朝廷旨意，然后请大院君入轿，强行转移到军舰上，押解到了天津。

  由于大院君束手就擒，群龙无首，朝鲜的内乱很快就平息。日本此时还没来得及派兵，没了借口，也就不好派兵了。接着，闵妃也回到了宫廷，对清国恢复她的地位和统治，非常感激。韩王和闵妃设宴招待吴长庆、张謇、袁世凯等，又单独会见了袁世凯，聆听对朝鲜事务的意见。朝鲜事件平息下来之后，清廷奖赏有关人士，袁世凯自然也在其列——袁世凯从七品“中书科中书”的虚衔，一跃为正五品的同知。这一年，袁世凯才二十四岁。

朝鲜平叛后，袁世凯按照清廷的要求，继续驻军朝鲜。几个月后，朝鲜国王向清国提出，希望派人帮他们组建一支带有现代化意味的新军。这个时候，因外交形势吃紧，李鸿章已接到朝廷的召唤，提前结束了丁忧，重新回到北洋大臣的位置上。接到朝鲜的要求后，李鸿章把这项任务交给了驻守朝鲜的吴长庆，吴长庆也就把任务交给了袁世凯。

袁世凯接到命令后很高兴，自己很长时间研究过军事，终于有了一个用武之地。因为对西方军事科学已有所接触，袁世凯在训练朝鲜军队时，以自己熟悉的淮军训练方式为主，也借鉴了一些英国德国的操法阵法等。袁世凯在当地招募了一千人，分为左右两营，配备了新式火枪、大炮等弹药装备，亲自对这些士兵进行训练。一个月以后，朝鲜国王在春塘台进行检阅，在袁世凯口令的指挥之下，这一千名昔日的农民和自由职业者，无论是出操队列，还是射击搏斗，一个个有模有样。李熙非常高兴，对袁世凯的才干赞不绝口，又将自己的旧军，调拨五百人交给袁世凯。不久，韩王李熙再次阅兵，看到这支新军又有很大进步，大为赞赏，竟要封袁世凯担任全国陆军大元帅，由于李鸿章的干涉，这项动议不了了之。这一支朝鲜新军，在后来的“甲申政变”中，帮了袁世凯的大忙。

在此之后的很长一段时间，袁世凯的生活与经历，就跟这个一衣带水的邻国有关了。从1882年开始，一直到1894年，除去当中回国的两年时间，算起来，袁世凯一直在朝鲜生活了十整年。从现在的资料看，袁世凯在朝鲜这十年的情况，一直含混而模糊，没有翔实记载。也的确，那一段时间袁世凯只是一个影子，他最大的任务，就是按照李鸿章和朝廷的意思，遏制日本和俄国的势力，阻止可能来临的危险。

到了1884年，风云突变，由于中法战争硝烟再起，国内防务空虚，李鸿章不得不将吴长庆部从朝鲜撤回一部分，以加强辽东半岛的防务。李鸿章命吴长庆带三营兵力回国，其余在朝鲜的三营，由吴兆有担当统帅，袁世凯辅助。清国撤出一半兵力之后，日本人认为机会来了，这时候清国正跟法国作战，哪有精力来处置朝鲜事务呢？在日本势力的直接支持下，朝鲜国内亲日派“开化党人”金玉均、朴泳孝、洪英植等，计划发动政变，夺取政权。对于朝鲜“开化党人”的行踪，精明的袁世凯了解得一清二楚。1884年12月2日，金玉均等人向吴兆有、袁世凯、张光前等人递上请柬，想在宴会上见机行事，突然动手，杀了吴兆有等人。吴兆有、张光前心生疑虑，准备回绝邀请。袁世凯不同意，说，如果我们全部不去，等于向对方示弱。于是，袁世凯让吴兆有和张光前留守，自己轻骑简从，上门赴约。袁世凯提前一个小时到达，在主人还没到齐的情况下，独自要了份酒菜，大吃大饮，谈笑风生。等桌上酒菜席卷得一干二净时，袁世凯对朴泳孝等人说：我今晚有事，不能久待，要立即回营。没等朴泳孝反应过来，袁世凯攥住朴泳孝的手，一直走到自己马前，飞身上马，带着几个随众绝尘而去。这样的情景，就像是当年关云长“单刀赴会”的再现！

两天后，政变爆发了，清廷的史书把这一次暴乱称为甲申政变。“开化党人”在日本人的支持下，攻占了王宫，活捉了韩王李熙及闵妃，杀死了执政六大臣，宣布改组政府，逼迫韩王用铅笔书写了“日使入卫”四个字，送至驻日使馆，为日本入侵朝鲜制造理由。袁世凯在第一时间得到政变的消息后，当即和吴兆有、张光前商讨对策，吴兆有和张光前主张等候北洋命令，袁世凯认为时不待人，极力主张用武力保护朝鲜国王。商议后的结果，是由吴兆有致函朝鲜国王，请求允准率兵保护。信函送达朝鲜国王手中后，由叛乱分子挟持的韩王李熙当然下诏，不许清国军队进行干涉。朝鲜大臣金允植、南廷哲来到清兵大营求救，袁世凯要求见韩王也受阻。在这种情况下，袁世凯当机立断，决定带兵强行进宫。吴兆有率兵入左门，袁世凯率兵入前门，张光前殿后策应。日军见清军入宫，首先开枪，袁世凯立刻进行了还击。叛军抵御不住，挟持韩王且战且退。袁世凯带兵追击，将日军团团围困一小山坡上。晚上，日军和朝鲜叛党坚持不住，突围而逃。袁世凯将韩王李熙抢回。然后，韩王召集文武大臣，宣布日本阴谋及乱军罪状，宣布改组政府，抗议日本公使勾结作乱。日本驻朝公使竹添一看形势不妙，自焚使馆，狼狈逃回日本。众叛臣金玉均、朴泳孝等也随之逃往日本。甲申政变遂告平定。一直到十多天之后，北洋大臣针对朝鲜事务的命令才到，要袁世凯等“坚壁自守，以待调停”——如果依照李鸿章的意思，朝鲜这一次叛乱就成功了，日本吞并朝鲜的企图，就要提前十五年。

袁世凯在朝鲜经历的描述，资料来源一般出自沈祖宪、吴闿生的《容庵弟子记》。这一本由袁世凯亲信和弟子编撰的书，当然不乏溢美之词。虽然过于赞誉，但不能否认的是，袁世凯在朝鲜的事迹还是非常突出的，也是有着凛然大义的。这同样可以从清廷对于袁世凯的屡次嘉奖中看出。肩负使命的袁世凯在朝鲜英气勃发、坚定勇敢，虽然有些方面做得过于激进，但在总体上，袁世凯对于朝鲜时局的把握是准确的，也是妥当的。

选自《晚清有个袁世凯》，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年11月版，定价28。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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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年1月——2009年2月)

1、奥巴马回忆录                奥巴马                    译林出版社

2、周作人传                     止庵                       山东画报出版社

3、晚清有个曾国藩             赵焰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4、袁氏左右                     秦燕春                         凤凰出版社

——清末明初的流年碎影

5、李鸿章传                    梁启超                    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6、非常梅兰芳                 翁思再                    中华书局

7、陈寅恪与傅斯年           岳南                       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8、1937—1984梁思成、林徽因和他们那一代文化名人

                                   岳南                       海南出版社

9、秦淮旧梦                    林冠夫                    山东画报出版社

——曹雪芹遗事   

10、流逝的岁月               李新                       山西人民出版社

——李新回忆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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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年12月——2009年1月)

1、晚清有个李鸿章                赵焰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陈寅恪与傅斯年                岳南                    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3、非常梅兰芳                     翁思再                  中华书局

4、齐如老与梅兰芳                陈纪滢                 黄山书社

5、梅兰芳与孟小冬                蔡登山                 黄山书社

6、安迪·沃霍尔的哲学          安迪·沃霍尔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7、香奈儿的态度                  保罗·莫朗              南京大学出版社

8、周作人传                        止庵                    山东画报出版社

9、百年中国大师恩怨录          程丕来                 中国青年出版社

10、李鸿章传                     梁启超                   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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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3年的“宋教仁”事件，可以看作是一个非常不好的信号。直到现今，有关这起案件的真实情况，依旧是扑朔迷离。焦点在于：宋教仁的死，究竟是不是袁世凯下令或者示意赵秉钧执行的？宋教仁在早年的同盟会中，一直算是一个异类，这是因为他书生气较重，不太主张暴力革命。中华民国成立后，宋教仁也一直被他的同志视为亲袁派，原因是袁世凯对宋教仁一直很器重，甚至视为子侄。宋教仁从国民政府辞职，在南方的巡讲时，虽然有抨击民国政府的言辞，但那都是泛泛而谈，并没有针对袁世凯个人。在此期间，袁世凯也几次电报召他到北京议事。有人分析说，袁世凯很有可能让宋教仁取代赵秉钧出任民国总理。所以，宋教仁被刺，是否有其他势力介入其中，比如说国民党内部的激进派？或者居心叵测的日本组织？这个，也不应忽略。在确凿的证据发现前，所有的的争论都只是一种猜测。问题的关键在于，无论是袁世凯也好，赵秉钧也好，甚至包括孙中山也好，在中华民国创建之初，对于那种以和平民主方式进行的竞争，一直不是太熟悉，也缺乏把握的能力。于是，对于众多敏感而警惕的军人和革命党人来说，动乱纷争的共和国，就像是建立在火药桶上一样，稍稍的一点火苗，都会引起轰天巨响。

国民党成立初期，由于孙中山正致力于实业建设，国民党的领袖人物实际上是代理理事长宋教仁。英气勃发的宋教仁很想借助于国民党，干出一场轰轰烈烈的大事。在他起草的《国民党宣言》中，明确提出：中国虽号为共和立宪，而实无强健而良善之政党焉，因此，国民党决心以巩固共和，实行平民政治为根本宗旨，在中国完成共和立宪政治，组织志同道合之政党内阁。

国民党成立之时，袁世凯一直持观望态度。观望，是因为袁世凯对于现代政党政治缺乏经验，一时把握不准。袁世凯毕竟是一个传统意义上的权臣，他在对国内政治、经济建设，以及权力的控制方面，堪称经验老到的，但在组织政党、争取选民、控制议会这套新鲜玩意上，就显得很外行了。正当袁世凯与孙中山言谈甚欢，双方合作愉快的时候，国会的选举进入了高潮。在宋教仁的亲自策划和领导之下，国民党利用强大的组织力量，在1912年12月至1913年2月的国会议员选举中，击败共和、民主、统一三党，大获全胜，在众参两院八百七十个议席中独占三百九十二席，成为国会中第一大党。国民党人的胜利，使实际负责国民党事务的宋教仁踌躇满志。按照《临时约法》，建立责任内阁的规定，议会第一大党当然组阁，其党魁当然出任内阁总理。于是，年轻的宋教仁奔走于湖北、湖南、江西、安徽等地，发表竞选演说，抨击时弊，指责政府，极力鼓吹政党政府。

宋教仁这样的方式，自然遭到了另一种对于政治理解方式的抵触——1913年3月21日22时45分，上海老火车站，国民党代理理事长宋教仁准备乘火车前往北京，参加第一届国会开幕大会。在检票口时，突然一个人迎面走来，连开三枪。宋教仁倒在血泊之中，凶手从容不迫地离去。到了第二天凌晨，由于子弹携有剧毒，宋教仁抢救无效，死于上海铁路医院，时年三十一岁。

宋教仁被刺后，神志还很清楚，挣扎着口述一封信给袁世凯。从信中看，宋教仁一点也没怀疑袁世凯。宋教仁的信原文为：

北京袁大总统鉴：仁本夜乘沪宁车赴京，敬谒钧座。10时45分在车站突被奸人自背后施枪弹，由腰上部入腹下部，势必至死。穷思仁自受教以来，即束身自爱，虽寡过之未获，从未结怨于私人。清政不良，起任改革，亦重人道，守公理，不敢有毫权之见存。今国基未固，民福不增，遽尔撒手，死有余恨。伏冀大总统开诚心，布公道，竭力保障民权；俾国家得确定不拔之宪法，则虽死之日，犹生之年。临死哀言，尚祈见纳。

宋教仁的死，引起社会舆论大哗。袁世凯看起来十分着急，接连发电慰问，又几次责成江苏地方当局，悬重赏侦破此案。侦破过程中，有人举报。警察根据举报人提供的线索，赶到一家妓院，将主谋犯应夔丞（亦名应桂馨）抓获。应夔丞曾任国民党上海都督陈其美府中侦探。通过应夔丞的招供，又抓获了凶手武士英。武士英是一个失业军人，系原云南七十四标四营管带。主谋犯应夔丞交代幕后指使者为内务部秘书洪述祖。洪述祖曾为台湾巡抚刘铭传的幕僚，曾经在采购军火时，侵吞公款被下狱。采购拿回扣，是当时的“潜规则”，并不能说明什么。民国之后，洪述祖以自己的干练和能力，成了内务总长赵秉钧的秘书。袁世凯对他也很信任，隆裕太后颁布的退位诏书，就是洪述祖草拟的。——看起来，这一回幕后的黑手似乎追到了北京政府，连原来的内务总长、现任代理国务总理的赵秉钧也逃不了干系。虽然没有充分证据显示此事为赵秉均指挥，但人们推测出，如果宋教仁回到北京，极可能取代赵秉钧担任总理，因此，赵秉钧参与谋杀的理由最充分，况且他本来就是特务和警察出身，习惯以这种方式解决问题——案情发展到这一步，种种迹象显示，袁世凯也脱不了干系了。

几天后，在日本的孙中山赶到上海，在黄兴寓所召开紧急会议。极端愤怒的情绪下，孙中山提议抛开法律程序，联合日本，举兵讨伐袁世凯政府。陈其美和戴季陶也拥护孙中山的主张。虽然黄兴极度悲愤，但还是理智认为，民国已建，应冷静采取法律途径处理此案，努力克制事端。况且此时南方武力已不足以言战，如果发难，则大局混乱，局面不可收拾。黄兴提出，既然袁世凯和赵秉钧已经表态，提议组成一个公正独立的法庭来调查此事，那么，一切都有待法律的定夺。在鼓动不利的情况下，孙中山只好听从黄兴的意见，暂时放弃了战争。

“宋教仁案”在随后的调查中，变得更加扑朔迷离。首先，宋教仁被刺杀时，情景令人费解，一个北上即将组阁的中国国民党代理理事长，竟然身边一个卫士都没有；而且，凶杀案发时，车站警察也不见踪影，凶手仅凭一把手枪行刺后就能从容逃逸。人们无法想象，这事发生在国民党地盘的上海。其次，凶手武士英被捕后，忽然暴毙狱中；已抓捕的直接主谋应夔丞在数月后，竟然越狱逃之夭夭；最后只剩下了被供出的主谋，原内务部秘书洪述祖。洪述祖把所有的责任都揽在自己身上，承认所有的事情都是自己做的，他辩解说：之所以策划杀宋教仁，是“满怀报国之情”，是为了揭露宋教仁，“使世人认清这位革命领袖的真面目”，一切与他人无关。一番调查之后，没有一项确凿证据能证明洪述祖所做，是赵秉钧或者是袁世凯暗中指使。即使是在应夔丞处查到的与赵秉钧的通电和信件，也是围绕取缔共进会和秘密结社的主旨，不能直接推论赵秉钧参与指挥刺杀宋教仁一事。上海地方检察院曾几次通过北京地方检察院传赵秉钧来上海对质，赵秉钧都以走不开为托词推脱。虽然案件一直没有突破性进展，但社会上的舆论已明显对赵秉钧和袁世凯不利。赵秉钧和袁世凯承受了巨大的压力。

3月30日，国民党本部在北京召开宋教仁追悼大会，一千多人参加了追悼会。赵秉钧特派亲信王治馨为代表参加。悲恸的国民党人看见赵秉钧的代表，群情激愤，纷纷指责宋案为赵秉钧所为，要求赵秉钧到会说明情况。王治馨情急之下，大声辩白说：“洪述祖虽然是内务部秘书，但他的行为系个人行为，与赵总理无关，总理对此毫无预闻。我这里有洪述祖与应夔丞的来往电文，请主持会议的吴景濂先生查收。现在有人要杀宋先生，但决不是赵总理！赵总理不能对此事负责，此责自有人负！”王治馨的说法显然意有所指。这一事件被登到报纸上后，又引起了一番新的骚动。

4月3日，赵秉钧在北京《新纪元报》上发表了一段谈话，说：“我和宋教仁，一任内务总长，一任农林总长，以同僚而为至友，他住在西直门外的农事试验场，离城十里，有时天晚来不及出城，他总住到我家中，我们感情甚洽，无话不谈，他离北京南下时，欠了五千余元的债，都是我替他还的。”赵秉钧的这段自白，又引起了一场轩然大波。

为了避免更大的纷争，不久，赵秉钧称病，向袁世凯递交了辞呈，住进了一家法国医院。袁世凯解除了赵秉钧的总理位置，安排他离开北京去保定就任直隶都督。一段时间之后，赵秉钧突然暴毙而亡。虽然社会上传闻说袁世凯在给赵秉钧送去的新疆葡萄里注射了剧毒，从而杀了赵秉钧。但袁世凯在赵秉钧逝世后的沉痛态度，又使很多人对这种说法半信半疑。毕竟，赵秉钧得罪人太多，即使是被杀，谁杀他都有可能。赵秉钧的死，使得“宋教仁案”更成了人们注目的“惊天大案”。有人推测到，袁世凯极可能就是最后的元凶；另一些人则不以为然，声称以袁世凯自身强大的实力、难以撼动的地位和声望，以及做事从不鲁莽的风格，根本不会出此下策暗杀宋教仁。毕竟，宋教仁在当时并没有对袁世凯造成直接威胁，袁世凯犯不着为此下策，丢弃形象和声望。还有一些人对事件持无所谓态度，因为当时社会民主并没有形成风气，皇权和专制的思想依在，在他们看来，如果总统要杀一两个“臣子”，不管方式如何，不值得大惊小怪。由于没有确凿证据，特别法庭迟迟无法判决，巨大的问号一直高悬，人们拭目以待，翘首事情的真实面目。

选自《晚清有个袁世凯》，广西师范大学2009年10月版，定价：30元

“一生痴绝处，无梦到徽州”，这两句脍炙人口的诗句，出自于明代戏剧家文学家汤显祖。全诗为：“欲识金银气，多从黄白游，一生痴绝处，无梦到徽州。”汤显祖的这首诗对徽州到底是褒是贬，意见不一，曾经在很大程度上引起过争论，后来却不了了之。汤显祖当年跟徽州是有过过节的，但写这首诗时，他处于什么样的心态，却说不出个所以然来。从这首诗的字面意思来说，用来表彰一下徽州，似乎也觉得妥帖。大约古往今来人们都有从众和媚俗心理吧，慢慢地也就懒得争论了。于是，这首诗自然而然就被当作褒扬徽州的千古绝句了。

值得一提的是明代的汤显祖，他在写“一生痴绝处，无梦到徽州”时并没有去过徽州，而且，这首诗对于徽州还有着很大的怨气。而到汤显祖58岁那一年，因为受邀于休宁的一个盐商，他来到了徽州。汤显祖在徽州攀登的第一座山，就是齐云山。汤显祖同样也为齐云山写了一句诗：“新安江水峻涟漪，白岳如君亦自奇。”看来，是齐云山改变了他对徽州的印象，也使他先前的那首诗有了另一层赞美的意思。

根据这样的诗句理解，到徽州是不需要做梦的，因为徽州本身就是梦想，这样的梦是与秀美和财富联系在一起的。当一个地方既遍地流金，而又山川秀美，并且能够实现天、地、山、水、树、人之间的和谐时，又何必再去梦想什么呢？所以，把汤显祖这首诗理解为赞美徽州也不算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