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不追了吧！
    但是要感谢举报这些信息的人，顺便发几句感慨。
    《执子之手，与子偕老》这篇日志前几天贴上来，腾讯的网友“开心”给我发了几个链接，说有人写了一篇名为《暗恋是我活着最大的福分》的文章，与我这篇几乎完全相同。顺着链接看过去，果然，除了地点和人名做了些改变之外，原文照搬，作者署名林梦，发表在2005年第4期的《今日文摘》。这不奇怪，因为这故事的前半部分发生在2003年，2004年情人节我写好了发表在我工作的《北京青年报》“天天副刊”。报纸是很脆弱且刚出生就老的，到2005年，能记得这个故事的人应该也不多了。借用的话，很难被发觉。要不是有了后半段故事并且有了《你点亮我的生活》这本书，怕是也不会再被提起了。
    这里要隆重地感谢网友“开心”，你是怎么从浩如烟海的网络资源中发现这篇文字的啊？谢谢你这么细心地告诉我，虽然咱们不追究，但咱们应该知道，知道比不知道好。
    另外呢，我觉得，这篇借用的文章的标题不好，就我采访的主人公的感情经历来说，这段暗恋肯定是非常重要的，但不能说暗恋是她活着最大的福分，太夸大、太夸大了，不合情理。我觉得，还是我那个标题好，好歹也是《诗经》里的呢，透着是有文化哈！
    “暗恋”被借用这件事，让我想到之前也有腾讯的一名网友“虫二”揭发过我的小说《欲望碎片》被借用，改成了《与陌生男亲密接触七个晚上》，当时那篇文章甚至上了腾讯女性的首页。当时把这件事告诉我姐姐张小满，她给我讲了段八卦——曾有一名美国老妇人，非常喜欢当时的总统克林顿，但克林顿已名草有主，无奈，给家中小狗起名克林顿，日日呼唤，恍如总统在自家地上跑跳，心情大好。某日，克林顿得知有一可爱小狗与自己重名，非常高兴，亲赴老妇人家中，与狗玩耍多时，临别之前，怀抱小狗合影留念。留下一段佳话。姐姐说：“你跟人家克林顿能比吗？肯定不能。我这就是要告诉你，抄袭你，是你的荣幸，如果不是深爱《欲望碎片》，怎么会把你写的词句、细节运用得那么花落无痕？此人定是你的朋友，至少与你有相同爱好，或者与你一样庸俗……”
    这两件事放在一起，再想姐姐讲的八卦，心里就很平，没啥的，一篇文章，喜欢就拿去用了，不过，记得下回起个好标题啊！

    我知道这样挺没原则的，可是现在真没空，有空的时候再讲原则吧。
    再谢谢“开心”和“虫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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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钟情于一个人，你会喜欢他的职业、气质、教养、风格等等，你会渴望结识那样的人品，也会不自觉地向他的那种风度和生活去靠拢，慢慢时间长了，这就形成了一种影响，他会影响你的选择，感情的选择、职业的选择、人生方向的选择，慢慢的这也会是一种惯性，你在这种惯性里面，慢慢地变得越来越像他，最后，你会发现，你已经在一条和他相似的人生路上走了很远了。
    我认为给了我最大的影响的人，就是我的中学语文老师，他曾经是我的人生梦中最完美的人，教师，也是最完美的职业。

采访时间：2003年1月至今
    采访地点：北京盛福大厦星巴克咖啡
              北京世贸天阶星巴克咖啡

曲珊，女，49岁，大学中文专业毕业，曾在北京某高校担任教师，1999年随丈夫移居新西兰，开办中国文化及语言普及学校。

给了我最大的影响的人，就是我的中学语文老师，他曾经是我的人生梦中最完美的人，教师，也是最完美的职业
    我不知道你能不能理解，关于一个人对另一个人的一种可以叫做影响的东西，怎么说呢？比如，你钟情于一个人，你会喜欢他的职业、气质、教养、风格等等，你会渴望结识那样的人品，也会不自觉地向他的那种风度和生活去靠拢，慢慢时间长了，这就形成了一种影响，他会影响你的选择，感情的选择、职业的选择、人生方向的选择，慢慢的这也会是一种惯性，你在这种惯性里面，慢慢地变得越来越像他，最后，你会发现，你已经在一条和他相似的人生路上走了很远了。我忽然不知道怎么样才能说清楚了，我想你会明白，比如说，你迷恋一个故事、一本书，然后，你会想成为其中的某个主人公。这种影响特别容易出现在少年时代，对女孩子来说，就是情窦初开的年龄，一个人对另一个人的影响，力量之大，超出你的想象。
    我想说的是我怎么成为了一名教师，我认为给了我最大的影响的人，就是我的中学语文老师，他曾经是我的人生梦中最完美的人，教师，也是最完美的职业。
    我暗中喜欢过一个人，一个长辈，他是我上中学时候的语文老师，年纪比我要大很多，足以做我父亲。2003年那次回来，是因为他去世了，师母想让我最后见他一面，可惜，当我赶回来的时候，见到的已经是他的遗容。

我觉得我是很幸运的，我遇到了一个好男人、好老师、好丈夫——当然是师母的丈夫、好父亲——他对我的影响真的远远胜过了我的父亲
　　我要给你讲的是一个暗恋的故事。我忘了在什么地方看见过一句话，说暗恋是世界上最卑微的一种心情。实际上不是这样的，从我第一天感觉到他充满了我的内心开始，我就很幸福，一直到现在，都是这种感觉。
    很多人描述自己的初恋对象，都会用英俊潇洒一类的形容词，我从来不这么说。那不符合事实。我的老师，第一次见到他的时候，已经是人到中年的一个小老头了。我愿意说他有一种特别的气质，温和、沉静，他的眼神很纯净，我觉得那是多年来饱读诗书之后沉淀下来的一种修养。我记得那时候的想法，就是如果他是我的亲人，该有多好！
    多少年后我自己也成了老师，每天走上讲台之前，我会对着家里的镜子看看自己，试着把要讲的东西讲几句给自己听，一边说一边给自己的形象、语速、神情挑毛病。那个时候我就会想他，我希望我站在讲台上的样子能像他，那么沉着、智慧、气定神闲、成竹在胸。包括现在，我面对的学生已经变成了那些生在海外、连中文都不太会讲的“香蕉孩子”，我还是保持着这样的习惯。我有一种根深蒂固的认识，那就是，老师，在很多时候会成为一个孩子、一名年轻人理想中想成为的那种楷模，这种气质上的影响是潜移默化的。因为我自己，就有这样的体会。
    回到当年的故事吧。
　　那时候我最好的朋友是我们班的班长，她的父母都是这个学校的教师，她家就住在学校的教师楼里。女孩子都是有这种小心眼的，我想接近他，就通过这个同学。我总是到班长家做功课，我们开着门，和筒子楼的楼道只隔着一个布帘，我能听见他下班回家的脚步声，有时候还能看见他的腿，迈着四平八稳的步子从布帘外面经过。有多少人从那里经过都没关系，我一看就知道哪双腿是他。看见他过去了，我就可以收拾书包回家吃饭，觉得这一天没有白过，心里很满足。
　　从班长那儿，我了解了他的家庭情况。他没有孩子，爱人是我们学校校办工厂的工人，原来，他的家乡在江苏农村，他的爱人是靠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结婚的，没有什么文化。他到了北京之后，才把她从农村接出来。刚刚听到这些的时候，我不太理解，为什么一个如此有修养的男人会跟一个农村妇女一起生活？他们有共同语言吗？她能懂得他吗？这种感觉，让我多了一些对他的心疼和惋惜，我想他一定是不想抛弃糟糠之妻被人笑骂才维持这个婚姻的吧。
　　凭直觉，我知道他喜欢我。在他，那种喜欢没有超出一个老师对一个学生的喜爱和欣赏；在我，我愿意相信，除了师生之情以外，还有那么一点男人对女人暧昧的钟情。我这么多年都是这么想的，如果没有这种像信仰一样的感觉，我也不可能坚持25年对他念念不忘。
　　因为我勤奋，最终，我做了我们班的语文课代表。我比别的同学更有理由接近他，这有多好！我不善于写作，虽然这么多年都在教中文，可是高中时代最后那一年，我跟我自己较劲，拼命要把每一篇作文写好，为了博得他的表扬。活了大半辈子，我没写过情书，高中时代的我，把每一次作文都当成写给他的情书。他改过的作文本，我一直收藏着，那上面他用红墨水笔写的评语都退色了。每当拿出来重新看的时候，我还是能体会到当年那种脸红心跳的感觉。虽然我们后来通信，一通就是很多年，但是没有一封信给我的感觉胜过当年他给我的评语。
　　高中最后一年，我要参加高考。那时候刚刚恢复高考没多久，我们这一代人，真正用在学习上的时间也并不多，谁心里都没底。就是在那个最紧张的时候，我得到邀请，去他的家。我还记得那是下午放学之前，他给我们上完最后一节语文自习。他走到我的课桌边上，弯下腰跟我说，晚上来我家吃饭好吗？我想跟你谈谈高考的事情。我紧张和兴奋得不知道说什么才好。赶紧点头。他说把地址写给我，我脱口而出说不用了，我知道他住在什么地方。说完了我自己也傻了，这不是把秘密告诉人家了吗？他笑了，笑得特别温柔。
　　他的家很小，那个时代，一个穷语文教员，能住上多好的房子？那是我第一次见到师母，当时我想，真不能把她和农村妇女这种说法连在一起，我不知道师母到底受过什么教育，但她绝对不会是没有文化和教养的人，她有一种天然的气度，能赢得任何人的尊重。
师母的话特别少，做的饭很好吃，是典型的南方菜，清淡、精致。她很快就吃好了，说让我们慢慢聊，就回到卧室去了。这么多年，在我的印象里，师母是一个贤惠、善良的女人。而且，在我结婚之前最后一次去看望他们的时候，我意识到师母其实才是最了解我的心思的人，她从一开始就知道，我爱上了她的丈夫，虽然我从来没有以为这份感情能被人看穿。那天师母送了一只玉镯子给我，包在一块红色的绸子里，她说，孩子啊，你终于要出嫁了。这是我当年嫁给你老师时候的聘礼，还有一只，我留下了。等有一天我老了，再交给你。我们没有孩子，这些年，我一直把你当成我的孩子，当成我们家人。师母从来没说过她了解什么、猜到了什么、看到了什么，但是，女人和女人，永远是最能互相了解的，有时候，并不需要互相交代什么。
　　就是在那天，我决定要考中文系，而且，我要做老师，和我的老师一样的老师。我说出我的这个志愿，他很惊奇地看着我，看了半天，问我，为什么？我说，不为什么，我喜欢，我觉得这辈子不会有别的职业更吸引我的，我能在这里面找到我最想要的东西。他笑了，认真地点头，意味深长地说，希望你日后不会后悔。我说，不会的，我不会后悔。
　　那以后，我就像得到了什么许可似的，可以经常到老师家，他也愿意我去，我能感觉到，他甚至比我更希望我能考上大学，能如愿以偿。
    我挺顺利的，以我当年的学习成绩，上大学是个奇迹。我更愿意相信这是感情的力量，让我在最后的阶段废寝忘食。

我们的父辈，其实并不是不懂得感情的人，他们的感情当中包含的那种纯朴让今天很多把爱情挂在嘴上的年轻人汗颜
　　说起来，在那个时代，我应该算是女孩子中比较勇敢的人，我选择了把我的感情说出来，不管能不能有结果。那是我上大学之后的第一个春节，很多同学一起去看老师，我们到了他家。热闹之后，大家陆续告辞，我是最后一个离开的，他执意要送我。我们穿过小小的操场走到学校大门口的一条小路上，他说着一些叮嘱的话。我忽然觉得很感伤，刚刚吃饭的时候，我看见他的头发已经白了很多，在灯下闪着银光。我的老师他老了，我喜欢的这个男人已经开始老了，而我，还是没有真正的长大成人。我拉住了他的胳膊，说我有话说，要停下来，面对着他才能说出来。他没有挣脱我的手，很温和地停下来，说“好”。他的微笑在昏暗的路灯下显得很温柔，让我不能平静，也不知道该怎么开口。他一直站在我面前，等着我说话。不知道时间过去了多久，我惟一能知道的是他的姿势和笑容始终如一。我终于说了。我告诉他我是为了他才拼命学语文的，为了他，我选择了他一辈子从事的职业，为了他，我曾经搜索枯肠要找到一个理由才能到班长家做功课，就是想看着他的双腿从我的视野里穿过……我还说了什么，当时就不记得了。
　　他一直默默听着，直到我停下来，注视他的眼睛。他把胳膊从我的手中抽出来，慢慢地抬起来，摸摸我的头发。他的手从我的头发上滑下来，落得很轻很轻的。我不能料想他会说什么，更不能料想这些话说出来之后他会怎么看待我。我能做的只有等待，那时候的等待现在想起来比这25年都长。
　　他说，孩子，我知道。
　　他的声音特别平静，没有一点波澜起伏的激动，也没有因为被一个学生爱上而来的那种不安，都没有，就是这么简单的几个字。
　　又过了不知道多少时间，他问我，你想知道我和你师母的过去吗？
　　我像被什么东西勾住了灵魂一样，点头，然后还是等待。
　　他拉着我的手，走到路灯下，示意我坐在马路牙子上。我坐好了，他开始讲一个比我今天告诉你的这个故事更老的故事。
现在回想起来，我觉得他给我讲他和师母的经历那天是我一辈子最难忘记的日子。我想我还太年轻，还来不及去明白什么叫做责任，什么叫做知恩图报和相依为命，什么叫做无私地去爱一个人。但是，我明白另一个道理，就是即便我对他有最深厚的感情，和师母为他做的一切比起来，也微不足道。
我还能说什么呢？所有的话，都在这个故事里被淹没了。这些年，每当想起他们，我都会有一种感动，年纪越大，这种感动就越真实，我们的父辈，其实并不是不懂得感情的人，他们的感情当中包含的那种纯朴让今天很多把爱情挂在嘴上的年轻人汗颜，就像当年的我一样。
我曾经在课堂上给我的学生们讲过我的老师这段故事。我的老师的故事能令我动情，因为这里面不仅仅有爱，还有道德。

我想我一辈子有幸结识这样的一个家庭、这样的一对夫妻，真的是我的福气
　　我后来的生活，可以说跟这个人有关，也可以说没关系。也许，他是我心里的一个爱情理想，他变成了一种比较，让我总是想按照这个模式去找我的爱人。说没有关系，是因为在我这样固执地等着一个值得我用心去爱的人这个过程中，那个人迟迟不出现，直到我等来我丈夫。
　　那天晚上之后，我再也没有提起过我对他的感情，我想从心里把他当成一个我敬仰的老师、父亲、朋友。我常常去看望他们，每次去，我会带着新鲜的菜和水果，我会记得他家的煤气罐是什么时候换的，大约什么时候会用完，我会和师母一起拆洗过冬的棉被……师母也会买好看的毛线替我织一件厚实的毛衣……在那天晚上之后，和以后的很多年里，我成了他们的女儿。
　　我觉得特别幸福，真的。我想我一辈子有幸结识这样的一个家庭、这样的一对夫妻，真的是我的福气。我看着他们一起慢慢地老了，退休之后，老师牵着师母的手，两个人一起去买菜、遛早，老师坐在窗户边上看书，师母在一边择菜或者带着老花镜做针线，那些情景让我觉得特别温暖。
　　老师的“头七”晚上，我去陪师母，她已经快80岁了，没有了老师，她就只剩下我一个亲人。
师母在老师火化那天把另一只玉镯子给我了，还是包在一块小红绸子里，她用那么老的手颤颤巍巍地打开、拿出来、给我戴上，她说，孩子啊，要是有下辈子，我宁愿咱们还是一家人。师母说这话的时候，我心里多少年潜伏的一点惭愧没有了，我想我也应该算是一个高尚的人吧？至少，在我怀疑他们的婚姻的时候，我没有霸道地介入，在我了解了他们的婚姻之后，我被这里面高尚的精神所打动。我还是能够敬佩和维护一种美好的感情的人。
    就在08年4月，师母也离开我了。师母从病重到去世只有6天的时间，我一直守在她的身边。老师去世之后，我和我丈夫都曾说过，要师母到国外来和我们一起生活，一方面是能就近照顾她，另一方面也是为了能让她离开过去和老师一起生活的那个环境。老师是师母唯一的、全部的生活中心，她对老师的那种感情，已经不能用简单的爱来概括。但是师母拒绝我了。她只答应我，定时和我通电话，有任何生活上的问题都及时告诉我、不隐瞒，但她说她不能离开这个家。她说，孩子，他走了，你出国了，咱家就剩下我了，我要是不好好看家，你回来投奔谁？他回来投奔谁？我替你们看家，你们去吧，记得回来就好了！
    那次我离开北京，给师母请了保姆，也托付了我弟弟，叫他定期来看看师母，而且，我每个星期至少给师母打一次电话。我就像对待我的母亲一样对待她，在我心里，她就是我妈妈，而且，因为我对老师的感情，更觉得在他离开后对师母有责任。
    师母最后的时刻很安详，她说，孩子，我要去找他了，你有什么话要我带过去吗？我当时趴在师母的床头，什么也说不出来。我也是快50岁的人了，也有女儿，也要开始面对女儿的初恋，但在这个时刻，我回到了当年，就像一个还沉浸在初恋中的孩子，我有一肚子的话，却不知道该怎么说。
    师母的手在我的头上放着，她可能是用尽了全部的力气，轻轻地摩挲了一下，她说，孩子，我知道你要说什么，如果有下辈子，咱们还要遇见……
    我是我师母的遗嘱执行人。老师一生清贫，他们没有什么财产，她委托我变卖了房子，把钱送给老师的两个弟弟，他们都还在乡下，用这笔钱可以安度晚年，在丧葬费用之外，他们还有不到两万元的存款，送给一直陪伴、照顾她的保姆，老师留下的书籍和一些纪念品，则留给我。师母在最后的几天里把这几件事安排得井井有条，显然，她早就想好了。
    房子过户的那天，我坐在我以前经常坐的位置，一边是老师的沙发，一边是师母的藤椅，茶几上有热茶，手边有新来的报纸。那种感觉就像我们一家人还坐在一起聊天儿，老师不时地为了我说的话笑起来，师母从老花镜的上边看看我们，也跟着笑……
    如果有下辈子，我们还要遇见。

采访手记：怀念古典的爱恋
    我上大学的时候，学经济，不是个好学生，因为不喜欢自己的专业，忙中偷闲，到附近的学校去旁听古典文学课程。就是在那段日子里，认识了曲珊，我叫她“曲老师”。当年的曲老师很漂亮，不是那种标致美人，但很特别。多年以后，知道了一个形容女人的词——有味道，第一个就想起，用在她身上很贴切。
　　我们是师生，也是忘年朋友，那时候的她还是单身。曲珊结婚的时候，已经是37岁，老公是建筑学博士，做大型城市建筑设计。在此之前，没听说她有什么恋爱纪录。她结婚的时候，我已经改行做记者，问过她的感情经历，她说：“既简单又复杂，一言难尽。该讲的时候，就会讲给你听。”
　　2003年初，曲老师回北京，给我打电话。问她此行的目的，她说：“既不是探亲也不是访友，是来参加葬礼。”我想，这是到了“该讲的时候”。
　　我们在亮马花卉市场对面写字楼的咖啡厅见面，她穿着黑色大衣、黑色毛衣、黑色衬衫、黑裤子、黑皮靴，提黑色皮包，身上惟一亮色只有一条白色珍珠项链。地点是她挑选的，她说要买百合，买25枝百合，为了一个她牵挂25年的人。
　　在我的采访笔记中，有这样一段话：“不知道是不是咖啡厅的玻璃窗本身有一种淡淡的蓝色，和一个走过人生一半路程的女子谈一件陈年往事，竟觉得窗外很小的一片天空渐渐变成抢眼的蓝色，无形中也宽阔了许多。这个世界上有很多好的人和事终究不能据为己有，但是这并不影响一个追寻美好的人默默地和他们在一起，永不分离。”
　　曲珊的故事讲得很长，和她的“卑微的暗恋”有关的情节也远远不止这么多。我迟迟不能把这个故事写出来，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我不能判断，在今天，还有没有人会为了这两段那么“古典”的感情而感动。
　　写下这段故事，正好是那年的“情人节”，满街都是浪漫，玫瑰花和巧克力都到了天价，谁还会关心曾经有那么一些人，一生都没有玫瑰花和巧克力，从没说过要“执子之手，与子携老”的话，却把“执”和“携”这两个并不是高难度的动作认真并且尽心尽力地做了一辈子？
　　我在情人节的晚上给曲珊打电话，问她还有什么话要在这里说。她想了很长时间，最终还是决定亲自写给我。
　　在QQ的留言板里，我找到了曲珊“搜索枯肠”写来的结尾——
　　“那是一段古典的爱情，在这个被时尚充斥、一切都在出现之初就意味着马上要被淘汰的时代，我怀念古典的爱恋，那是我灵魂深处一场永远不会落幕的演出。
　　“现在的我，是两个孩子的母亲，是一个敬业、护家的男人的妻子，我在柴米油盐和为生计奔波之中渐渐体会幸福的真谛。长相守是每一对恋人的理想，而实现这个理想，需要一辈子的时间、耐心、智慧和包容，还有一辈子的奉献和担当。
    “我觉得我找对了人。不管是过去，还是现在。找对了人之后，剩下的就是每一天的坚守，连起来，就是一生。”
    那年分手的时候，曲珊曾经对我说过，下一次见面，一定还会和葬礼有关。我明白，她在说她的师母。
这一等，五年过去了。
    五年当中曲珊数次回国，都是因为要看望她的师母，每次她回来，不住在自己的母亲家，也不住酒店，而是和师母住在一起。她说，师母剩下的日子不会太多，当女人特别依赖也特别在意自己的男人时，她不会让那个人等自己太久。说这样的话，曲珊会哽咽，我们的通话通常也会就此打住。
    料理师母的后事这个过程中，我去看过曲珊，在她那个即将失去的“家”里，她总是抱着双腿坐在窗户边上，总是对我说，这个家没了，以后回来，投奔谁？在这个家里我看到过他们一家三口的照片，老师和师母安静地坐在前排，曲珊站在他们身后，伸开双臂搂着他们俩。
    当年，我写曲珊的故事，用了“执子之手，与子偕老”这几个字，看到这张照片，我觉得和几个字仍然适用，只是，他们的携手，是三个人。一对父母和一个女儿、一对夫妻和一个女人、一位老师和一名学生、两个女人和一个男人……这些听起来既简单又复杂的关系，在他们这里得到了极大的简化，简化到最美好，美好到能在悠长的岁月中放出金子一样的光芒。如果你有金子一样的心，你一定能看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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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这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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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你点亮我的生活

    2007年初夏，新世界出版社的副总编辑张海鸥女士带着“中国青年的现实与梦想”这个选题找到我。她告诉我出版社和国家外文局在2008年将推出这样一本外宣图书，作为“向世界说明中国”的方式之一，通过采写当代中国青年人的生活和思考、理想和现实，让更多的人了解中国现状和中国青年的精神风貌。
    海鸥女士的创意让我马上想到了曾经在世界范围内极其轰动并获得过普利策奖的记者作品——《美国梦》，我们一拍即合，认为也许我们可以做一本类似以访谈为主、让每一名受访者真诚讲述自己的《中国梦》。
    确定了题旨后，我在我自己的网站“安顿网”和我在新浪网的博客中发出了征集受访者的消息。可以说那是我们第一次检验这个选题的可行性和受关注程度，结果令大家非常开心——几乎每天，都会有来自应征者的电子邮件，我们的采访资源从这一刻开始源源不断。我也从这时开始进入了紧张的采访和写作。
    这是一段非常快乐并且常常能从不同受访者的讲述中受到震撼的过程，从这些来自不同领域、不同生活环境、不同文化背景中的陌生人身上，我真切地感受到了时代的脉搏和当代中国精神。而他们的真实和真诚，时时能让我看到闪烁在这些普通青年身上的勇敢、诚实、坦荡和智慧的光芒。即使在他们讲述自己的困惑、迷茫和遗憾、追悔的时候，即使那些生活故事并不都阳光灿烂，我仍然会被他们的叙说所打动，我想，这就是我最初希望收获的原生态。
    采访的过程很长，接受采访的人很多。他们都是最平凡的年轻人，也许走在街头就会与我们擦肩而过，带着他们的故事，带着他们的思考，继续奔赴理想中的位置。这期间也有人问我，如果要“向世界说明中国”，为什么你不选择那些名成功就的知名人士，他们不是更具有传奇色彩和励志意义吗？但最终我选择了为普通人作传。我想那些成功人士无疑是精彩的，也正是因为他们的精彩，决定了他们会有无数机会表达自己，会有无数记者去关注他们、宣传他们，而能凭借一封电子邮件、一段网络中的留言来找到我并且愿意通过我和更多的人分享人生的这部分人，他们也许更需要有一个记者来倾听，有一个人来替他们书写。他们因为曾经的奋斗、探索和失败而距离我们这些平凡人更近，他们因为还在继续奋斗、探索并且还有可能失败而让我们这些和他们一样的人更能从他们的故事中吸取经验和教训，也更能感同身受地获得勇气和力量。他们就是我们身边的镜子，让我们从中照见自己。
    2008年，“中国梦”得以面市，正式定名为《100个中国人的梦》，从此，意味着“中国梦”不仅仅是一本书，而是一个系列、一个项目，将有更多的平凡而动人的追梦故事和它们的主人走近我们，让我们分享他们的人生感悟。而我，也将因此与更多的受访者结缘。
    这本书出版后，我收到了很多读者的来信。有更多的人，在谈到自己如何被书中的这些主人公们感动和激励之外，也积极地表示愿意加入其中。一位在美国留学多年后留在当地工作的大学教师在信中说：“我在海外看到过很多描写国内同胞的生活现状的书，也看到过不少对外国人宣传中国的书，那些书写的也很好，但和看这本书的感觉不一样。读着这些年轻人的人生故事，仿佛他们就在我身边，曾经是我的邻居、同事甚至是家人，我熟悉他们、理解他们，我也是从他们中走出来的，他们的梦想、挫败、彷徨和奋斗，我都经历过，感同身受。也许，这就是真实的力量吧！……从这本书，我看到的是一个真实、生动、充满希望的现实中国，我希望更多的外国人能通过这本书了解中国、了解中国青年，这才是真实的祖国和真实的同胞。……我已经46岁了，从来没想过要对谁去讲讲自己半生的故事，现在，从这本书，我看到了一个给我们这些小人物的舞台，如果你不嫌弃我已经不够时尚，我愿意成为你笔下的一个人物，和大家一起向世界说明中国。”他的信给了我最朴实、真诚的鼓励，现在，他也是这个项目的受访者之一。
    在收获读者鼓励的同时，这本书获得了2008年外文局优秀外宣图书奖，并且在英国书展和法兰克福书展上获得外国读者和出版者的好评，成功地实现了版权输出。而所有这些，都得益于我的受访者们精彩而生动的人生故事——还有什么比这些更能打动人呢？
    在采写过程中，我要感谢所有无条件接受了我的采访并给与我支持的受访者朋友们，谢谢你们贡献了自己的经历和思想，没有你们，就不会有这些书；感谢国家外文局和新世界出版社的领导和编辑对我的信任，谢谢你们给我机会结识这些平凡而精彩的人；感谢“向世界说明中国”的先驱者赵启正先生能从百忙之中抽出时间为我的书作序，谢谢您给这些文字带来新的高度；感谢新世界出版社的杨雨前社长、张海鸥女士、李淑娟女士，你们的无私帮助和指点让我受益良多。同时更要感谢原外文局副总编辑林良旗先生，“中国梦”最初的雏形——“中国青年的现实与梦想”——正是来自这位资深前辈，虽然我从未有机会与他相识，但在数次与编辑的沟通过程中总能有机会听到来自他的宝贵意见和建议，这些都给我的采访和写作带来了很多帮助和提升。
    现在，我和我的受访者在这里接受读者的检验。我最大的愿望是，每一位读过我的书的读者都能和我一样，从这些平常故事中得到一些人生启示，从来自你身旁的这些朋友身上看到人性的光辉和生活的美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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给安姐姐一点建议：关于“如何学《化学》和请化学家教”  

    先说点不是闲话的闲话，用以纠正我们可能存在的观念上的偏差。
    学习，本不是件难事，难在“教不得其法，学不得其道”。为人师者，自然能将教学内容点滴不剩的灌输（在中国，还真的不得不用这个词）给学生。在这一点上，普通的教师与优秀教师并无多大差别；差别在于“如何教”。“教师教学水平的高低”也体现在此，而不是某些人认为的“教师本身的知识丰富程度”。
    因此，我始终认为，一个《化学》科目优秀的高中生或者大一新生更适合做高中生的家教，因为：首先，他自己经历过（或者正在经历）这个学习的过程，更清楚的知道哪些知识是重点，哪些只需要了解，哪些只需记住，哪些需要理解……而且，由于他本身是学生，他更容易从学生角度和学生的思维去想问题，他能很清楚的知道：在教学（学习）的过程中，哪些地方容易产生“卡住”（不易理解，不易掌握），哪些地方容易出现理解的偏差（甚至误解）……说到这里，我想，有必要强调一下，我们不能想当然的认为,老师或者是“优秀”的老师一定能在教学的过程，利用自己“丰富的教学经验”将全部的知识轻重有序的灌输给学生。在教学这一点上，教师并非在所有的时候都比优秀的学生有优势。我小学、初中、高中给同学们讲解的经历就多次验证了这一点。
    其次，教与学，是一个需要互动的过程。互动，就难免要有沟通和交流。如果教与学的双方都是学生，是同龄人，交流起来或许更方便些。而如果老师真的是老师，对于某些人来说，无论怎样，师道尊严似乎都会若隐若现的横亘在那儿，再加上小孩子不懂事时的虚荣心作祟……这样一来，于教学反而不利。但愿，这是我杞人忧天。

    下面，再说点实际的。
    1，化学其实不难学，关键是要掌握诀窍。其他的理科科目大多是要求理解，但是我要强调一句：学化学的诀窍在于“记忆”——“在记忆的基础上理解”。方法固然简单，然而效果却神奇无比。不妨按照我说的法子试试。其实，这方法也不是我创下的，而是当年我的初中化学老师的经验。
    2，好的，合适的参考书必不可少。其实，所有的参考书讲的知识体系都一样，区别就在于如何讲（这一点，和上面讲到的普通老师和优秀老师的差别同理）。这里，给你推荐一本《化学重难点手册》（主编，王后雄，黄冈中学特级教师）。刚才在网上查了一下，10多年了，这本书竟然还在出版。

    祝您家旦旦学习进步，也希望看到您更多的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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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联系方式：andunwork@163.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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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摆脱不肯放手的第三者(老公出轨后，想回家，第三者不肯放手)

睡不着，起来发贴子，请各位姐妹帮我支支招，我到底要怎么做才好？

    8月8日，八点四十分。上岛咖啡。
    红耳环、白上衣、白底红花连衣裙、白凉鞋。自上而下，眼前女子的装束只红白两色。唇红齿白之外，她有黑亮的眼睛。
    她那正在本报连载的小说的封面，也不过红白黑三色。
    小说的名字叫《金山》。她叫张翎。
    前一天晚上，她自加拿大多伦多飞来，与众多阅读过《金山》的评论家和读者有约，先在北京，后在上海。
    近日，一部正在高调开机宣传的电影，《唐山大地震》，导演是冯小刚，原著作者，是张翎。她已是一位“老”作家，写作十几年中，分别获得过国内的“人民文学奖”和“十月文学奖”，加拿大的袁惠松文学奖。海外坚持用母语创作的新移民小说作家中她算得上领军人物之一，而且，她是业余作家——主业是多伦多一家医院的听力康复师。生在温州的她16岁离开学校，当过小学教师、车工，以初中二年级的水平靠自修考上复旦大学英美文学专业，1979年，她的成绩是浙江省外语类考生的第一名……这些信息集合起来，再加上《金山》这部约50万字、以清末赴加拿大淘金的先侨、修筑太平洋铁路的华工为主要人物的家族小说，看起来则略带传奇。
    眼前的张翎说自己时，小心地躲开了类似传奇这样的字眼，她温和婉转，努力把自己和这种界定区分开。她说她是康复医生，每周在诊所工作四天，每天的写作时间是在晚上，九点到十一点十五分之间，不熬夜、极少失眠。她有稳定的收入，和谐的家庭，她“不确定丈夫一定特别了解”她正在写的东西，却可以确定“他给了最多的尊重和自由并承担了很多本该分担的家务”。她特别说到，这些年写作没能带来明显的经济收益，直到今年进入了影视世界才算是“见到了一点钱”，既然如此，写作不能赖以生存，能养活自己、帮补家庭的，仍是那个固定的、白日里须得精心的职业。况且，还要为退休后仍保持中产生活水准而努力——“太穷和太富有的人都不能有纯粹的写作”，这是张翎坚持“业余”的基本理由。
因为坚信自己的写作会因业余而纯粹、因不为生计所累方得以不为物欲和名利所诱惑，她在1986年远赴美国后转道加拿大的留学生涯中，用十年时间老老实实读完两个能谋生的学位，建立了一份稳稳当当、实用的事业，完成了基本的经济基础建设，然后，才重拾自少年时代已暖在怀中的文学梦想。这样看来，张翎是个沉得住气的人。
    一本书就像一个孩子，总会带上创造者的某些特征。对于章法严谨、史料翔实、气场一以贯之的《金山》来说，张翎的这种沉得住气自始至终渗透其中。她书中的男人和女人们都在等，等团圆、等践约、等太平……他们能等得起也必须等得起，也许恰恰源于带他们来到世上的小说家原本就是个等得起的人——张翎与《金山》这个题材的邂逅，发生在1986年，而真正动笔开始写，已是20年之后。
在《金山》的自序中，张翎写了20年中的两个契机，与冥冥中的人物们初相遇和被这些人“逼”得非要动笔不可。1986年和2003年。
    1986年的张翎尚未成为今天衣食无忧的她，和很多早年出国的留学生一样，也为生计奔波，偶尔心怀落寞。于是初相识发生在加拿大卡尔加里市的郊外。一片被杂草掩蔽住的墓碑上面写着广东话发音的中国名字，时间在十九世纪后半叶和二十世纪初。他们是那些出现在历史教科书中，被称作先侨、猪仔华工或者苦力的中国人，而且，他们的寿命都不能算长。“在大洋那头以芭蕉为背景的村落里，他们曾经有过什么样的日子？在决定背井离乡走向也许永远没有归程的旅途时，他们和年迈的母亲，年青的妻子，或许还有年幼的孩子，有过什么样刻骨铭心的诀别？当经历了‘浮动地狱’之称的海上航程，终于踏上被淘金客叫做“金山”的洛基山脉时，他们看到的是怎样一片陌生的蛮荒？”这是自那时起常常会从心底翻上来的疑问，这些疑问会加快她尽早让生活稳定下来的步伐——她确信自己是可以代他们书写答案的，哪怕只是历史的一个小小局部。
    然而，10年后，当她真正稳定下来，从容地铺平了稿纸、拉开架势写作时，她仍然没去碰这个始终蛰伏心底、时时泛起涟漪的题材。时机仍然未到，机缘尚浅。
    2003年，张翎随海外作家回国采风，来到广东的侨乡开平，在这里，她第一次见识了成为联合国文化遗产的碉楼。这是清末民初出洋捞生活的男人们将一个一个铜板寄回家盖的。在一栋尚未成为旅游景点的碉楼中，她轻轻打开已多年无人触碰的梨木衣柜，看到了那件后来多次出现在她的回忆之中的金线绣花夹袄，夹袄的袖筒里，藏着一双已经挂丝的长筒丝袜。那一刻张翎觉得她是这件衣服的主人——可能等了一辈子却终不能圆金山梦的女人——一直在等的人，她注定要替她书写至今隐秘的心事。这是一次闪电般的触动，但我们已经知道，这个张翎是沉得住气的人，以后的两年中她无数次抚摸记忆里的这一段，与无数个可能穿这样衣服的旧式女人交谈，但她不写，她还没准备好担当她们和她们客死异乡的男人们的代言人，她要等自己把心上的最后一点燥气抚平。
    调研工作开始于2006年，《金山》杀青在2008年的圣诞节。
    作为小说，《金山》是虚构的，但张翎为了这本虚构的小说，以历史学家和社会学家的方式钻研她所要描述的那个时代的史料，长达两年半。她的工作方式在写作类似寻根小说、家族小说的作家中并不多见。而这段稳坐冷板凳的考据和采访的日子，给她带来了源源不断的写作资源，也给她带来一个又一个解读金山客命运的新鲜角度和鲜活范本。知名加籍华文作家陈河说：“3年前听说张翎要写一个华工修筑洛基山铁路的长篇时，我曾说过写这么个题材可能会像再修一条铁路一样工程浩大，是否过于艰难？现在小说摆在眼前，让我能读出张翎这些年所付出的如当年的华工一样的逢山开路遇水架桥的拼命精神。没有对前驱华工的心灵相通和感恩怀念，是写不出这样的小说的。”
    在《金山》之后，张翎开始创作一部新的、依旧以金山客为主要人物的小说，《阿喜上学》。结束这次回乡之旅，她仍会回到加拿大做医生、做“业余”作家。距离，使她有可能保持独立创作的姿态，也有可能实现作家与历史的平静对视。实际上，这也是张翎在《金山》从一颗小小的种子直至长成一棵大树的漫漫20年中磨砺出来的眼光和态度。

对话张翎——四个关键词解读张翎与《金山》

    关键词之一：倾诉——如果不让我写小说，那么有一天你会看到个头顶上冒青烟的女人坐在多伦多地铁里，眼看就要爆炸，那就是我。

    安顿：《金山》在你的创作生涯中是一本什么样的书？
    张翎：20多年前就想写这个题材，但一直等到现在，想想是因为巨大的惧怕，我知道这本书会扒我一层皮，但真的开始展开书写的环节，我发现它不是扒一层皮，而是两层。它是我一生创作的巅峰，不管别人怎么看。我把一生的呐喊都放进去，又是很隐忍的呐喊。这本书里的人物看起来一辈子都很窝囊，没做过惊天动地的大事，但在他生命的某一刻中突然爆出特别的响声，把一生的窝囊积累成一声呐喊。这种状态可能也是我的状态吧。
    安顿：生活中你是特别有倾诉欲的人吗？
    张翎：是！我曾给人举例子，如果不让我写小说，那么有一天你会看到个头顶上冒青烟的女人坐在多伦多地铁里，眼看就要爆炸，那就是我。我们这个社会，想说话的人太多，想听话的人太少。幸好，我能写小说。
    安顿：从1986年到2006年，你的生活和《金山》的创作无关。谋生轨道和内心轨道平行着，而同时你又在潜心结构自己喜欢的故事、最终成为《金山》。它是你的寄托吗？
    张翎：有可能。20年中，看得见的生活和它都没关系，看不见的生活、很内心的东西，或许都和它有关。20多年来都在积攒着力气，为了最终能把它写出来。写的时候，我吃不消的，是体力，写完的两个月，生了一场病，而且非常不爱说话，很沉默。我觉得人被极度震撼时表述的不是语言、不是眼泪、不是呐喊，而是沉默。我记得当年看《辛德勒的名单》。电影结束，没人动，没人鼓掌，音乐终止将近10分钟，鸦雀无声。终于有一个人站起来，走出去，接着又一个人，这样，观众们沉默着一个个走出去……我写完《金山》，就是这个感觉。无法言说的压抑。那两个月，就像抑郁症一样，说不出的哀伤，没有以前写完小说后的兴奋。我想）这可能是我一辈子攒下的力气的爆发，只是我自己一直不知道。

    关键词之二：隐匿——我觉得从《金山》中看不出作者的性别是一句很好的赞美，这是我希望自己做到的。

    安顿：初读《金山》，难以分辨作者的性别。和以往一些女性特征明显的文学作品相比，《金山》是缺少女性特点的文本，几乎找不到女性书写过程中本能的自我嵌入。你是有意识这样做吗？
    张翎：我愿意写有历史根基的故事。在我的小说里，没有都市白领，没有写跟我同代、同时期的人，因为我觉得太近了，没有能力去写。写当代题材，我也会追溯到历史背景中去。如果离开根去写叶子，我会心存疑虑，会有恐惧感，认为那可能站不住脚。这点在我的所有作品中都一样。如果说有不同，在另一方面。以前我的小说大部分以江南为背景，那是个人的故土情怀、童年记忆，不可能忘记。但写了一段时间后，我发现我把这个领域穷尽了，写完了，自己都厌倦了。江南的细腻仿佛金缕玉衣，而我这些年的经历全部是在北方，北京是北方，加拿大就是更北的北方，我觉得已经要撑破了故乡给的那些细密针脚，开始变得冷静、粗粝、实际，学会了大气。如果说以前的作品中多少还有些女性视角的体现，到了《金山》就几乎不见了，面对这样的题材，也不可能有、不敢有。我没做刻意的隐藏，也可能是因为心存敬畏。一个作家如果不能跟自己的作品保持理性的距离，我会失去整体的理性判断。我觉得从《金山》中看不出作者的性别是一句很好的赞美，这是我希望自己做到的。
    安顿：你在隐匿了性别之后，隐匿了判断。在《金山》中，你的人物不断做出人生的一个又一个选择，每个选择都基于判断，而这里面没有你、没有张翎，看不到你的心情、感受。
    张翎：我不能容忍作家介入判断。我认为各人有不同的职责，判断属于政治家、社会学家、老师……而作家的职责，是描述，描述真实。能面对自己的内心做出真实的描述，这是一个普通作家和一个好作家的区别。小说家的功能不是批判现实，而是呈现现实，没有粉饰、没有加进自己的主观意向地呈现，如果说有判断，那是小说中的人物通过他们的命运故事来表现的。我的小说里面有判断，但那是我的人物在判断而不是我。作家加入到作品之中去发出个人化的声音是我最不喜欢的，就在我刚刚开始写作写得并不成熟的时候，我也要求自己不要这样做，我要求自己“零度介入”。《金山》也不例外。

    关键词之三：老实——我愿意用最老实的方式去写我笔下那个同样老实、沉默的人群。

    安顿：《金山》在结构上是传统的，在一些小说家、剧作家追求先声夺人的现在，你采用保守、老实的创作方式，循序渐进、娓娓道来，不觉得这样可能会失去一部分性急、前卫的读者吗？
    张翎：这跟我在复旦受的传统英国文学教育有关。我上学时看小说很多是英国维多利亚时期的作品，哈代、狄更斯、艾略特他们，到现在阅读的偏好也还是传统讲故事的小说。对过于先锋、没有故事的小说，我看不下去。所以我写小说，会首先确定这是个好故事。另一方面，选择老实笨拙的写作方式，也跟心态有关。我没有期待。没想过我的小说会带来大面积的叫好，会有多么畅销。写《金山》特别自由，完全不在意别人给所谓移民小说规定的那些套路，什么种族歧视、血泪仇、个人奋斗、融入主流……完全没有，完全打碎，我以客观、自由的方式面对主人公和他们的生活，除了历史和细节的真实决不允许“戏说”之外，我的创作状态绝对自由。我写作时对市场没有指望，也不在乎会不会有人看了开头觉得这本书平铺直叙、不具特色、失去最初的兴趣。这些因素不会左右我，我愿意用最老实的方式去写我笔下那个同样老实、沉默的人群。
    安顿：这种老实的写作中，最痛苦的是什么？
    张翎：这要从做调研开始说。别人看史料是看时代背景，我看细节。每看到一本书、一份史料，就会多一些细节、多一个角度。我听在开平长大的老朋友讲他的童年，会一直听下去，陶醉其中。那感觉太奇妙了，世界变得越来越大，不知道哪里才是底，因为总有新发现，这个调研永远没有尽头，可以永不停止。我必须告诉自己，可以了，必须要刹车了，再走下去要迷路。但我很享受这个过程。如果从写小说的角度来说，看三分之一也可以写一本书。这时我才决定必须要坐下来开始写。对我来说历史的框架并不是最难的问题，最难的在于细节重构。你把历史背景确定下来，必须要做的就是还原当时的生活状态，这要依靠细节。《金山》的人物并不生活在我们的时代，因此这些细节必须精准。我不想我的书里有完全站不住脚的细节出现。有时候为了一个十行字的叙述要调查三天。这种较劲，有时候也是很痛苦的吧，就像摸进了一条黑隧道，难以自拔。
    安顿：这是你说的“笨人写笨书”。这本“笨书”中还有一个“笨”，就是大量细节被你“压榨”。一些写长篇小说的作者面对精彩细节，有时会充分、细腻、一唱三叹地说很长，在叙述上做加法。《金山》相反，能被做加法的细节三行两行说完就完了，可补充的空间极大、留白极多，非常节制。在细节的取舍上，你除了老实，也够狠。自己觉得吗？
    张翎：这和我的性格有关。我是力求简洁的人，不要的东西，扔得很快，毫不犹豫。我刚出国时，为生活奔波，不断搬家，每次搬家带走两个箱子，摊开来，生活必备的一切都有了，慢慢的有了一屋子东西，又要走，要把这一个屋子再精简成两个箱子，你说有多难？我每次都能很快做好。这样到了写小说，我觉得说得够了，就好了，不用啰嗦，而且，我写《金山》用到的细节，是一小部分，还有三大篓没用到，不用这样小题大做。我觉得作家在情节的安排和细节的运用上应该有断臂的勇气，这也是种理性的力量，很多动人的东西，不是因为长，而是因为有力。如果《金山》日后要修订，我还会精简，现在回头看，有些地方还不够简洁，还是说多了。我在海外这么多年，并不从一开始就顺利，很多时候也孤立无援，这种时候需要立即作出决定，要什么，想好了，好，爬起来往前走，没时间也没条件磨磨蹭蹭，眼泪是给别人看的，在根本没人看你哭的时候，哭没有用。我的这种性格决定了笔下的人物都果决、干脆。我的写作也是这样，这本书有很多毛病会陆续被指出来，但啰嗦绝对不会是毛病之一。

    关键词之四：市场——写作是单纯的事，市场是写完之后冒出来的杂念，一闪而过，且可遇不可求。

    安顿：《余震》已经开拍了，你对《金山》有这方面的期许吗？
    张翎：没有。
    安顿：如果《金山》拍成电影或者电视剧，你会亲自编剧吗？
    张翎：应该不会，我没有时间，还有很多想写而没写出来的东西在等着，我忙着往前赶。而且，我知道我目前还超越不了自己，去做编剧，重复一遍，没有意义。
    安顿：你在海外坚持华语写作，而你有能力用英语写，那样你会更出名、有更多的钱赚而不是像现在这样要靠诊所的工作来养活爱好，你有那么多好故事，完全可以去做编剧，为什么不呢？
    张翎：很简单，那不是我想要的。在海外的华人作家真是源于爱才去写，没有对这件事的爱来支撑，很苦。我写了这么多年，就是《余震》卖了版权算有了收益。至于《金山》，它的市场价值还无法期待。三年中我在加拿大飞来飞去做调研、钻图书馆、回国多次到广东实地考察，这些钱是自己花，没人报销，这个费用与我的收益是不成比例的。但我毕竟不靠写作生活，生活不成问题，而《金山》是我为自己写的书。现在有人喜欢，我已经很满足。写作是单纯的事，市场是写完之后冒出来的杂念，一闪而过，且可遇不可求。

延伸采访——从《金山》看到我们自己

黎全恩（维多利亚大学地理系荣誉教授、加拿大华埠历史研究专家、加拿大勋章获得者）：
    2006年的一个晚上，我接到来自多伦多的陌生电话。那人自我介绍叫张翎，从中国来，想了解一些加拿大的华工历史。在我的印象中，中国来的移民都在忙乎适应环境，不太有人关注早期华人历史。当时我有些惊讶。她后来又告诉我她是作家，正在写一本有关早期华工生活的小说。刚开始时我没把她当真，这样的话题很难三言两语讲清楚。当谈话深入下去，我才觉出她的厉害，我发现她对这段历史已有相当的了解，显然她是读了很多相关书籍并在档案馆做过功课的。后来我们的联系多起来，有时她能在一天里发好几个邮件给我。她的问题很具体，钉得很死，比如“1910年期间在不列颠哥伦比亚省的地下水处理系统是怎样的？”“华工的子女和洋人一起上学吗？有女孩吗？”“修筑太平铁路的华工登岸时是在什么码头？和今天的码头是在同一个地方吗？”等等。这样的问题我不能轻易回答，得很认真对付。尽管她是小说家，完全可以虚构历史，可她却把史实和细节的准确看得很重。在读过她的小说之后，我感觉她的小说其实是“故事形式的历史”（history in the form of story）。我深为她的严谨治学和创作态度所感动，我们从此成为朋友。

 张雁（加拿大《环球华报》创办人、社长）：
    和张翎认识，缘起于十多年前我在加拿大创办华文周报时，非常希望能够连载既吸引读者、又有品位的长篇故事。因为情趣和理念相投，自然而然地就成了朋友。一个报人，一个作家，一个居于西岸的温哥华，一个住在东边的多伦多，相隔几千公里、一年见不到几面，却有一种相知和默契。为写《金山》这本书，张翎需要到维多利亚和温哥华收集早年华工历史资料，就住在我家。
    别看张翎书写得不错，方向感却极差（用她自己的话是“弱智”），在国外生活二十多年，居然不敢开车，那张驾驶执照在她的皮包里只是个摆设。她在温哥华收集资料，我全家和报社的员工，还有温哥华的一些文友，都给她当过司机。连我儿子也在路口等过她，怕她不认得路。我在多伦多也是住她家，每次出去散步她老公都叮嘱带上手机，因为她曾经在自己家门口走丢过。她们家买房子的基本要求就是离她工作诊所近。
    这两年她为了小说《金山》的素材收集，跑遍了东西两岸的华工遗址采访历史研究学者和知情人，这不仅完全是她自费而且还花掉了她所有的年假。她在西海岸的省市档案馆都查过资料，但更多的是在温哥华的中文图书馆里工作，因为这个中文图书馆的资料不联网，她无法在多伦多查寻。她在图书馆一呆就是一整天，中午就在附近的唐人街买个盒饭。这个图书馆不大，却有一间小黑屋，藏了许多有价值的东西。听张翎说，那间小屋里堆放着几十年前在旧式录音带上存录下来的老侨口述历史，还有一捆一捆老侨用正楷字手写的关于家族的回忆录和日记。张翎拿着一本记得满满的笔记本回到家来和我们一起吃晚饭，我们听见她叹气，说这些东西都旧成这样了，再不整理成数码信息，就要化成灰尘了。可是，钱在哪里呢？
    《金山》终于完成了，报社的编辑们看了，都觉得感动。多伦多《环球华报》分社的一位主编说这是一部海外版的《活着》。听见别人议论张翎的写作才华时，我想，在这个人才辈出的世代里，光具备才华够吗？还是需要一些别的东西的，比如精神，像张翎那样肯下苦功夫的精神。

曾昭俨（退休高级工程师、《金山》校对）：
    我认识张翎很多年，得知她写《金山》的计划时，我很不看好。我觉得这个题材太大，难以驾驭。华人移民故事，不管是新近的还是久远的，都充满了伤害，有的是因为可以理解的原因，有的不是，但都是揪心的疼痛。张翎找了一件吃力不讨好的事做，我替她捏把汗。最后证明这把汗白捏了，她做了一件吃力却讨好的事。
    张翎是江南女子，对祖籍广东的移民背景历史环境语言文化都是陌生的。但她把工夫做到了细处。由于我出国前在广东工作过多年，认识一些广东的老侨，张翎找我帮忙，引见了一些华工的后代。有的人童年和少年时代都在开平乡村的碉楼里度过，而张翎的小说背景就是开平的碉楼。那些老侨只会讲广东话，张翎的广东话很有限，可是每次对话很神奇居然还算通畅，没有过多地需要我的翻译。张翎让他们讲童年少年时期的乡村生活，问了很多民俗方面的问题，比如那时的人是如何抽大烟的，烟枪上的花饰怎样，不同岁数的女人穿衣戴帽的样式有何不同，孩子背带上的花边样式，田里农作物和路上花草的种类，家里亲属的不同称谓，丫鬟长工的人数和分工，以及圩市里卖的物件，等等。有的地方，她还让他们画出图来。后来我看到《金山》的成稿时，我明白了这本书的成功除了她本身的才华，还有很多勤奋的因素。
    《金山》完稿后，张翎专门请我做校对，主要是针对书中不符岭南文化特色的地方。现在在海外很多人不愿意看粤语背景的书报，是因为过分地使用了粤语方言使得阅读困难。而张翎的《金山》掌握了一个适宜的度，既保存了岭南文化特色，又让不懂粤语的读者可以顺畅地阅读。

韩敬群（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总编，《金山》责任编辑之一）：
    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能够出版这本书，我本人能够成为责编之一，完全是机缘巧合，冥冥之中若有天意。有一天，十月的副主编周晓枫说她读到一本小说，是近些年读过的最好的作品。我很好奇，就提出不管怎样，能不能看一下。当时，《人民文学》已经决定连载，而国内某家文学大社也一直很关注。感谢张翎，法外开恩，给了从未谋面的我一个阅读机会。我花了一个整天，推了所有工作，一口气读完，读得昏天黑地，读得神清气爽。做了这么多年文学编辑，已经多年没有过这样的阅读感受。第二天，给张翎打越洋长途，我用宋人周密写钱塘观潮的文字，来形容自己的阅读感受。兵贵神速，不过在十天左右，我们和张翎就谈妥了出版事宜。也许，是我们的这种热情感召了张翎吧。
    虽然还没有见面，因为《金山》，我和张翎之间的邮件往来，四个月之内吧，快有近百封了。古人说，交朋友有两种情况：有白头如新，有倾盖如故。我们也应该算后一种情况了。从作品中看到的张翎，与在实际交往中感受到的，是很一致的。所谓文如其人。她给我的最大的感受是她是一个极其认真仔细，不放过任何细节的人。职业编辑，好比林中啄木鸟，辛苦半天，啄到一两只害虫，由此获得职业的微薄的满足感。可是，张翎的文字，几乎没给我们留下什么获得满足感的空间。她应该还是一个细腻感性，善解人意的人。在一封邮件中，她这样写道：我的闺女交给你们了，带她闯关东，走西口，下南洋，爬金山吧。我虽牵挂，却不担忧，因为她在好人手里。给她做书，很温暖。
    说到它的卖点，除了它的文学品质，它的题材也是能够引起很多人共鸣的。他乡的拼死挣扎以及故乡的深情守望，这样的主题，其实也不止是讲华侨。在国内生活打拼的人，其实很多也一样是在“故乡”和“他乡”之间纠结缠绕挣扎，对书中的情感，不需要出国，一样能够体认。还有一个很重要的方面，《金山》贯穿将近一百五十年的中国近现代史的烟云，通过一个个血肉丰满的细节，可以帮助我们中国人看清自己，看清自己在当今世界上的位置。通过阿法，麦氏，六指，锦山，锦河等这一个家族几代人，我们好像能清楚地看到中国人的形象，看到我们自己，以及我们的先人。所以，《人民文学》的编者按说，每一个中国人，都能从小说中感到共同的悲怆，共同的血气和情怀。
    《金山》首印2万，很快应该就加印了。从现在我们看到和听到的读者反馈，几乎是没有例外的一片赞美。读者不是批评家，也不是书腰文人，来自他们的口碑应该是最可靠而持久的。就是在这一点上，我们对《金山》充满信心，因为我们对读者有信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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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试管婴儿失败，我该离婚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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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试管婴儿失败，我该离婚吗？

如何摆脱不肯放手的第三者(老公出轨后，想回家，第三者不肯放手)

    写这个标题就觉得诡异，在一般的道德判断中，赡养父母是必须的，还要讨论吗？
    论坛里来了个网友“一棵小草”，发个帖子，取名《世界之大无奇不有》。有网友留言说，这个帖一定要看，“一棵小草秉承父母的阳光雨露长成一棵大树，现在不管她爹了”。如果事实的确如此，估计此人早被骂成体无完肤。赶去看，见到另一番光景。
    “一棵小草”的确是不想继续赡养她爹了，至少，再也不想给他钱。小草只是流水线上的打工妹，月入不多，结婚三年，丈夫一直失业，靠她活。父亲在老家，50岁上下，烟酒牌不断，打给女儿要钱的电话也不断。要钱名目多，妹妹要上学、爷爷生病、家里应付各种税费，女儿生气，将信将疑，还是把钱给了。好不容易熬到妹妹上班，经济独立，父亲不能再以妹妹上学的名义要钱，不料父亲说，妹妹被人绑架了……总之，这个随时能拿起电话说个数目的父亲不惜胡说八道、软硬兼施，就为了能把女儿那点微薄工资据为己有。妹妹上班了，命运与姐姐一样。不给钱，父亲生气，诅咒女儿说“你不得好死，你要被车碾死”……这样的情况持续了5、6年，“一棵小草”说，她现在终于不再对父亲有感情，终于明白要和老公——三年来一直没工作的、男人——相依为命了。
    好多时候，这种需要明确判断是非并做出选择的人生选择题都特别难解，因为有感情掺和着，明知当断不断要受其乱，也还是无可奈何乱下去，想断也断不了。我估计，“一棵小草”就是这样，好人、善良的人，往往也有不同程度的软弱，软弱了，也就好“欺负”了，心里再不高兴，还会觉得自己对别人有“责任”。“责无旁贷”，就会不惜委屈自己，也要尽职尽责，算是道德完成吧。世上有一条成为好人的路，善良的人，总是不愿意偏离，负重也要走，尽管走得艰难。
    这个帖子让我想到好多年前我写的书《回家》，里面有一篇说，家庭是个重情不重理的地方，因为有这个情分在，让家人之间不讲理了，这个不讲理，其中包含了类似奉献、牺牲、分担、分享等等，让人劳累，却也欲罢不能。就在今天，我采访一位大姐的故事见报。大姐家有个傻兄弟，40多了，父母都不在世，大姐在北京已20年，如今劝说闺女考了天津的南开大学，她跟着陪读回了天津老家——女儿其实早不需要她照顾，她就是为了回娘家照顾生活不能自理的傻弟弟。这大姐跟我说，家里没有傻子，就不会知道家里有傻子是多么受罪，一家人一辈子都没头儿了，一切选择都跟这个傻子有关。这句话，让我掉眼泪。
    以前年轻，觉得这世界上的一切事都有明确的、非此即彼的是非管着，非黑即白、非对即错。后来一天比一天老，生活从黑白电影转成彩色，彩成七荤八素，慢慢就明白了，凡事只要有感情在里面，都不那么简单。
    回到“一棵小草”，这个爹该不该养呢？我觉得，可能结果是，嘴上恨死了，心里也疼死了，最后，这个好孩子，还是养着不着调的老爸，边养边生气。
    从这里路过的朋友，如果有空，请跟“一棵小草”说说自己的感受和建议，如果我们面对这样的事，怎么想、怎么做。这样的爹该不该养？顺便也说说，她老公，就是三年没工作的那个人，该不该养呢？

《世界之大 无奇不有》

梅雨秋思的博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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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顿日记随手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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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用了几天时间，把信箱中能找到电话号码的联系人“骚扰”了一遍，其中大部分人以为我“蒸发”了去写东西——我们彼此的信件也都丢了。

    能找到的人，属于朋友类的，还好，还有机会解释。可怜这个公开的工作信箱，不知道还怠慢了多少初次联系的人、耽误了多少事？！

    从今天开始，YNET的老信箱不用了，改成andunwork@163.com。

    自2009年4月1日愚人节起至今给我发信联系没收到回信的人，请使用这个新的信箱吧，如果这漫长的四个多月中有哪位觉得严重地被怠慢了，请不要怪我——怪那个老信箱吧！

 梅雨秋思的博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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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顿日记随手写

张小满的博客

命运又一次让这个未婚妈妈选择  

    按一般写人物的八股，总要先有此人的简历吧？
    晋永权没提供他的履历表和个人照片。跟他说过，大概是忘了。互联网时代，人皆透明。其传略在百度百科中，比较详尽。平实如词条的文字，涵盖了他以摄影记者身份从业以来所做的几件“大事”，以及一些颇能令人仰视的经历——
    晋永权，现为中国青年报摄影部主任、纪实摄影家。1968年生于安徽；1993年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获法学硕士学位；1993年进入中国青年报摄影部工作至今。1994年，日本东京新闻摄影研讨班学员；1995-1997年，在北京中央民族大学讲授西方摄影史、摄影专题、新闻摄影理论课程；1997年，接受路透基金会资助拍摄、学习；2001年，中国平遥摄影节展出作品《傩》；2001年，系列摄影作品《傩》被法国国家艺术中心收藏(拍摄时间1995-2000) ；2001-2003年，世界新闻摄影基金会(WPPh)中国班学员(班长) ；2002年，作品《傩》在韩国汉南摄影节展出；2003年，系列摄影作品《傩》在法国蓬皮杜艺术中心、巴黎岛摄影中心展出。2004年，完成为期五年的“三峡移民”(2000-2004)拍摄。2007年，在上海美术馆举办个人摄影展。主要著述：《最后的汉族》（合著）（中央编译出版社；2001年），《出三峡记》（生活·读书·新知　三联书店；2006），《红旗照相馆》（金城出版社；2009年）。
    晋永权41岁，入行16年，套用行政级别，有硕士学位和“马克思列宁主义发展史”背景的他目前的职位相当于正处级，放在一个县城大约可做县长，如果是在军队，能统领一个团。眼下，他治下有编辑记者暗房师共计11人，以规模看，只能算个偏大的组。摄影记者本身是个随时在路上、在现场的游击型职业，他组里的人大多数时间并不在他视线之内。晋永权自己也觉得这种松散的、各司其职的稳定结构是好的，符合他走出校门时坚决不去坐机关、当秘书、挣扎仕途的初衷之一，即自由，行走和思考、观看和表达的自由，当然这自由会有折扣，但这样的句子，一说出来，还是充满浪漫的理想主义色彩，让人高兴——晋永权有这种情结，知识分子，略带骑士精神，职业生涯中常常理性与激情并存，这样的人，每每如此。
看传略，大概能确定，晋永权的照片应该拍得出色，但这往往也见仁见智。在大多数读过他书的人心目中，晋永权接近于“全才”——他是会照相的人中能把文章写得漂亮并写出了影响的人，他是写一手好文章的人中能靠照相养家还硕果累累、博得了功名的人。
    基于这样的认识和猜测，一直“潜伏”在照片和著作背后的晋永权，便有了榜样的意味——也许他走过的路和他在路上想的那些事儿，能给人些启发。晋永权对自己的记者生涯有一些设计，目前能看见的是他完成了三个五年计划，每一个计划的成果拿出来就是一本书，当然他的成果还不仅仅是这本书。

1995年——2000年：《最后的汉族》——行走、激动有时，无语亦有时
    对于如何走上记者这条路，晋永权是这样说的——
    我在安徽不同的地方长大。爸爸是中学老师，工作调动频繁，我一直跟着。
    我的专业跟现在所做的新闻摄影没有关系。我在合肥师范学校先学英语，后来上教育学院，学政治。考研究生时，考了中国人民大学马克思主义发展史研究所。我1990年进入马列所，开始接受系统的马克思主义的经典理论培训。按照学校的评价标准，我是优秀共产党员，优秀学生干部，年度奖学金获得者。我可以进国家机关，去写理论文章，或者做领导的秘书，吃香的，喝辣的。但是我经历了一个思想过程，选择了做记者。这个职业的收入和社会地位并不是最高。但这是我比较想做的。
    研究生最后一年，通过新闻系同学的介绍，我到了中国青年报摄影部实习。当年，这是一家非常活跃，官僚体制因素影响似乎少一些的报纸，对年轻人比较有吸引力，不论资排辈，能接触到社会的一些真实东西。
    1993年7月，我正式进入了中国青年报。
    和很多刚开始职业生涯的年轻记者一样，晋永权要用很长时间来发现理想与现实的差异，有很多机会来看着自己如何失望、落寞于某种职业习惯。最初想不明白的事情依然想不明白，他搞不清楚宣传和新闻的关系，在自我期许方面，落差也令人难受。
    大约就是这时，有一个词，开始反复出现——“易碎”。既然，每天看的新闻或者宣传终究易碎，那么什么才能保留得时间长一些、影响能深远一点？
    人生的很多事最初无法规划，要看机缘，机缘一到，顺理成章，然后，才是规划。对晋永权来说，与“傩”相识，始于偶遇——
    1995年9月，我与几个人一起去江西抚州采访，间隙，主人请我们去汤显祖故居参观。在后院一间展室，有一张模模糊糊，并且被雨水打湿过的彩色照片吸引了我——一群穿得花花绿绿的村民戴着面具在跳傩。当时我非常吃惊，怎么会在江西、福建交界的这个地方也有“傩”？它们不是在贵州等地似乎少数民族才有吗？
    第二天，我找来江西南丰县的县志(跳傩的石邮村所在地)，一看才知这个地方被称作“傩舞之乡”。再找到一位了解当地掌故的老先生聊天，他告诉我：“你说的那个地方没有任何少数民族，他们都是纯粹的汉族。那个叫石邮的村子是个古村落，跳了好几百年傩了！”
    汉族——傩——古村落，这些断断续续的概念在我脑子里盘旋了一夜。凌晨4点多，我给抚州的朋友家里打电话，让他给我找辆车，天一亮我就要去那个叫“石邮”的村庄。那时，大概我是被自己的热情烧的朦朦胧胧，那位朋友睡得也是朦朦胧胧，总之，十分钟后，他就惊慌失措地赶到我住的旅馆。敲开门，见到我正趴在床上画去那里的地图。
    生活的轨迹就这样在偶然间改变。那年春节，妻子留学回国，打算与我一起过年。她哪里知道，我在几个月前已另有打算。这期间，我读了不少关于傩的资料，等她一回来，我给她大谈“拍摄汉民族傩仪式”的特殊意义，说什么那可能是“汉民族外在形式的最后显现”等等，总之，快到春节时她已经在催促我准备行李了。以后的每个春节都是这样。
    除了这些冠冕堂皇的理由外，另外的一些原因我至今不知道占的比例有多大，那就是城市生活对我的威压。初出校门的这两年，现实逼迫我整天思考着一些不着边际的形而上的问题，什么尊严呀、秩序呀、信仰呀等等。看到这个典型的汉民族村庄的一切，我的心灵似乎找到了依傍，对现实的无奈转瞬之间化作了对遥远异邦热情而浪漫的想象。走，让我去那里！我这样的一个迷失了自己的汉族青年，或许在这里能够找到自己的生存答案。
    实际上晋永权用了五个春节去拍摄这组后来成为他的代表作的系列作品，《傩》。2001年，他的图片配合着另外两名女记者的文字，组合成《最后的汉族》这本书，在当年流行的一系列“人类学著作”、“田野调查”类图书中，占了些风光。
    在与他合作的记者陈彤和刘春的笔下，“摄影记者小晋”充满了理想主义激情。比如他趴在火车卧铺上颤抖着双手去画石邮村的地图，寻找各种机会说起他正在乐之不疲的这件事，说起他拍过的那些人时的熟稔和亲切程度远超过说生活中的其他人，像回老家一样貌似自然潇洒地给当地的老辈买酒，诉说“九妹”的花容月貌……
    至今，回忆当年拍《傩》的时光，晋永权仍然得意。在回忆中，不经意地把自己的形象变得高大而有趣起来：“我游历的时间长，经常在一家住，以他家为中心，在几十公里范围内划圆圈。曾经有几个人陪着我。有的给我扛箱子，有的给我扛架子，有的给我拎相机，我就空着手。有点像早期的英国人类学家到亚洲腹地，雇着当地的人。当然我不用雇人了，都成朋友了。我绝对不用担心中午在哪里吃饭，今天晚上住在哪里，那儿都是他们的亲戚。”但如此令人开心的故事频频发生的结果，却是擅长文字、说话常爱引经据典的他最终只在《最后的汉族》中留下简短的序言，名为《遥远的目光》。他说他写不了那五年间曾遭遇的震撼、抱着相机坐在傩神庙前每次发自心底的感慨和一个个类似“大古里空茫两眼对江山”似的瞬间，如果让他写，感情因素或许会伤害到这本有充足的信息量、史料性和纪实性的著作，会流于抒情和自我。
    行走和行走中的激动，在晋永权的第一个五年中频频震到他自己。初出茅庐的敏感青年，以对遥远乡村、清苦生活、古老民俗的沉溺来逃避在现代化都市中得风气之先的职业里内心的复杂与纠结包括对已有秩序的不适应，原本这是晋永权一次次深入到古老村落中的深层动机，而幸运的是，他遇到了好题材，并且在对这个题材的研究与观照中，完成了自我砺炼。他开始生活在地表，成为一名能相对平静地面对现实的记者。

2000年——2005年：《出三峡记》——我不能给你说出他的名字来。有什么不便吗？当然不是！
    2006年初，晋永权的《出三峡记》出版后，有媒体如此介绍这本书——
    自2000年8月至2004年8月，因三峡水利工程建设，中国政府历时5年，从三峡库区向包括上海、江苏、浙江、广东等中东部地区11省市外迁移民16．6万人。作为世界瞩目的水利工程，三峡的建设吸引了世界范围的关注，在三峡水利工程建设前后，不断有人以各种方式探访、记录、拍摄三峡，试图从一条河的变迁来见证历史，认识生命。
    在三联书店新近出版的《出三峡记》一书中，作者晋永权以文字、图像并行的方式，努力探究三峡移民这一特殊群体的私人记忆，力图把这批“非志愿移民”大迁徙的过程深入立体地呈现出来。为此，他曾16次赴重庆、湖北三峡库区采访拍摄。
    “拍照能够干什么，能够见证这记忆的深沟吗？这种记录到底是真相还是谬误，诚实还是欺骗，纯粹的想像重构，还是辛苦得来的可靠洞见呢？”《出三峡记》出版的时候，作者在后记中借用英国哲学家和政治思想史家伊赛亚－柏林式的拷问，再次表达了自己的困惑。
    在工业化的车轮下，在全球化的喧嚣中，透视移民这一背井离乡的特殊群体的命运，具有不同寻常的社会学意义。从某种意义上说，作者在书中试图还原的移民的个体记忆，是不容忽略的，在历史的大背景下，他们身上有整个时代的缩影，他们不该被滚滚浪潮所淹没、被世人所忘却。
    这段文字很准确地概括了《出三峡记》的内容和题旨，也简短说明了晋永权五年间的基本工作量。16次赴重庆，每次都是半个月以上，最长的一次是四个星期。晋永权的同事、暗房师张左曾为他制作过三峡移民这个系列的照片。他说据他所知，晋永权在这16次采访中有很多机会可以“不那么艰苦”，他可以享受到记者通常会遇到的良好待遇，比如吃得像样一点，有一些官方的接待，住比较好的酒店，以及交通工具方面的一些方便条件，但他放弃了。他选了一种让自己灰头土脸、疲惫不堪的工作方式，就是到处走，往那些记者们不爱去、有关方面也不太主张记者们去的地方走，因此他拍回来的大多是一些有故事的个人，这些人在照片上定格的一切远远不如他们的故事精彩。张左说晋永权在拍摄这个题材的五年之中“变化非常明显”，每次回来聊天的时候，他都不爱说见闻，而且“一次比一次不爱说”。
    实际上，读过《出三峡记》的读者，在网络上几乎众口一词地认为，晋永权的文笔之好在这本书中得到了集中体现，文字的魅力几乎超过了他精心挑选的那些照片。
    “我不能给你说出他的名字来。有什么不便吗？当然不是！”这是《出三峡记》的开头。这个开头注定这本书从一开始就偏离了“正常”的记者作品、传统纪实作品的套路，他写的是三峡移民这个重大历史事件中那些渺小个体的私人记忆，有意思的是，写作这些经过了一个训练有素的记者扎实的采访而得到的个体经历，也是靠的他——晋永权的私人记忆。这本书的文本中出现了多重叙述，有时候是“我”，即采访者也是转述者，有时候是“你”，是诉说者，是原始的素材来源，而“他”也同时出现，是我们一贯熟悉的、在历史的洪流中每每供人描述和记录的主体，在这里，概括为移民。晋永权设计这样一种特别的行文方式，也是为了表达他关于记者所记录的一切究竟是真相与否的质疑和思考。
    关于《出三峡记》，在读者中有过一些争议，恰好也围绕着真实性的问题。因为在这本书中，有些讲述了自己、自家移民故事的人，并没有留下可供调查、搜索的真名实姓。纠缠在这个细节上，素材的可靠性成了问题。比如《巴女谣》中的女孩子，怀着梦想一步步离开家乡，一步步被生活把梦想打碎了最后再也捏不成形直至成为妓女，然后，她要参加移民。她甚至为父母在移民点买好了房子，而她父母最终还是放弃了这个新家选择了回老家。她是移民中的受益者，她内心对这件事是有些庆幸的，她已经完成了初步的财富积累，移民迁徙让她有机会为自己掩埋前史、重新做人。这个故事很动人，也很曲折，但是，这是真的吗？如果是，这个女孩子，是谁？
    “其实，那几年，我也在不停地追问这一问题。听到的看到的都是真的吗？但后来，我发觉，这并不是最重要的问题！关于真实性的追寻，实在是有些初级的疑问。”晋永权这样说，他不回答这样的问题。“底线的底线，只能是保持那些有关事件的背景、坐标、符号的存在。我不会道听途说。只要不是自己的采访，不是自己看到的东西，我不会去写成文章，照片更不可能。我有严格的笔记，甚至录音，当然还有图片。但当我最终开始写作的时候，把这些都放下了。这一切都是真的吗？当我一个人在三峡腹地的小山村中居住时，也时常产生类似的困惑。我只能说自己探究了，并呈现了自己解读的内容，其中的一些解读甚至与真相无关。在这样大的变故面前，个体的真相、群体的真相都超乎寻常，或许，以我们正常的思维，探究真相的努力都是徒劳的。”
    这也是晋永权在写作《出三峡记》时的初衷。书中有一张照片，拍的是三个移民的脚，他们都穿着清一色的草鞋。他写道：“或许过不了多久，有关这种鞋的一切都将变为传说及考古学的意义了。……在这些河流身旁发生的故事，产生的语言，在它们生成时就已经快消失了——所谓的正史对此从来就不屑一顾。”近年来，关于长江的各种文本中，有关移民的叙述大体也是这样，在我们的正史中见不到“人”的状态，他们只是被大而化之书写出来的符号。而晋永权希望自己这五年的辛苦集结起来的这本书，能让一些“人”活下来。
    从晋永权的面相上看，应该不是那种特别固执的人。但在一个特别讲究“多快好省”、一切速成的时代，用五年做一件事，最后只体现在150张照片和九万字的一本书，能这样做的人，似乎又固执得很。
    “做这个题目做到第四、第五次以后，只要有和三峡、长江相关的事情，像大江截流等，他们就会来找我，说，哎，你怎么还在这里？明天就去吧。谁批准我去，谁给我出路费，都不成问题了。问题是：赶快去吧，坐飞机，坐火车，想怎么去怎么去。我能够把这个题目做下来，可能是利用了人们的弱点，把固执当成优点。这个活儿非你莫属。你闭着眼睛都知道上哪条船。而且，除了你，谁愿意上那里去呀？很多人可能更愿意去上海，去深圳，去香港、去西方出差呢。唯独去那里，领导找不到别的人去，只有这么个人，在七、八月三峡最热的时候，愿意去。他愿意跟农民一起住五块钱一天的小旅馆，他愿意吃人家的瓜，喝河里的水，喝很差的酒。让他去吧！”晋永权说，《出三峡记》就是这样炼成的。

2000年——2005年：《红旗照相馆》——世界之隐秘是可见之物，而非不可见之物
    2009年3月，晋永权出版了号称“十年磨一剑”的《红旗照相馆：1956-1959年中国摄影争辩》。责任编辑谢艳芝在编辑手记中如此概括这本书的内容：“本书以1956-1959年间关于照片摆拍、作假这一争论为立脚点，讲述了由此导致的一系列重大历史事件，如大跃进中的浮夸之风、布列松访华以及深处历史旋涡中的老摄影人的命运如何由此发生逆转……”
    不是新闻圈中的人，不是新闻摄影圈中的人，有多少人会关心这样一部中国新闻摄影的断代史？采访晋永权时，这种疑问变成了“这本书给谁看”这样的问题。和《最后的汉族》这本书的作者描述的一样，“小晋”是不屑于用简单的、简短的语言来说明自己格外钟情并因此总是在回味的某些见地的，他说了很多关于这本书的内容，说着说着意思就含混起来，他有点儿沉溺于已经过去的那些整理史料、采访当事人、在故纸堆和口述中寻找真相的日子。最后，需要总结性发言，终于言简意赅：“这本书告诉我们，新闻如何变成了今天这样的新闻，新闻摄影如何变成了今天这样的新闻摄影。”这样说来，一切读新闻、读图的人，也许都应该了解一下，你今天看到的一切宣传报道的样式，在最初，是怎么形成的？规范是如何确定的？在方圆初定的时刻，发生了怎样的争端以及争端如何平息。这是当代新闻摄影史中比较幽暗的部分，时间过得太快，资讯过于密集，以至于来时的路被遮蔽了，或者，因为每一场激辩中都难免有个人命运的倾覆，那些被倾覆的人又正好在胜利者的身边，于是，谁也不愿意再看，让历史尽快成为历史，也是一种逃避吧？晋永权做的这件事，是把今日新闻摄影中仍在沿用的一些“潜规则”的来时路打扫一番，让人看个清楚。
    用最通俗的话说，《红旗照相馆》的开篇讲的是“摆拍”。在我们看过的无数50年代宣传社会进步、人民生活水平提高、形势一片大好的历史图片中，有多少是摆拍的成果？晋永权的书中有300多张珍贵的历史照片，蔚为壮观。而非常有意思的是，晋永权的摄影生涯中第一幅公开发表的作品，恰好是一次真正的“摆拍”。当时他在合肥师范学校学习，参加了学校的摄影小组，并因为目测距离准确的强项而成为教物理课出身的摄影指导老师的得意门生，获得了管理器材和耗材的大权，最终成为摄影组组长。在这位老师的授意之下，晋永权拍摄的此生第一张中规中矩的照片，一群孩子聆听教诲般围在老师身边，一幅亲密无间桃李图。这张照片被他投稿到《安徽日报》，经过不厌其烦的每天亲赴编辑部督促，终于得见天日，并且，他因此第一次凭摄影作品得到了稿费。这笔稿费令他的同学们兴奋不已，最终，全班同学齐聚学校附近的小店，每人喝一碗酸梅汤由晋永权买单。多年以后，晋永权说他从没想到过，有一天，他会去写一部起始于摆拍的摄影史专著，而当年已经对摆拍无师自通的他，并不知晓在1956年到1959年之间，有多少摄影人被卷入了这场关于以宣传为功能的图片报道是否应该加入人为造假的争论，又有多少摄影人因为拿捏不好这“摆拍”与“抓拍”的分寸而遭遇不测。  

回忆《红旗照相馆》的采访和写作过程，晋永权感慨良多：
    穿梭在城市的图书馆、资料室、家庭、办公室甚至旧货市场里，一次次去寻访当事人的过程，实与人类学家不远千里抛开自己的生活而做的所谓田野调查并无二致。
写作过程中参阅的大量史料、档案、图书出版物、内部印刷品等，得益于书中所涉新闻机构同行及资料管理人员的帮助。
    先前，我以为单位里的那些摄影史料定是像机密一般，保存在带有密码的保险柜内，但当我偶然去其中一新闻机构摄影部办事，在装修现场的楼道内看到一本散落的《新闻摄影真实性问题讨论发言纪要（1958.8—1959.12）》散装书页时，便陡增了得到这些研究资料的信心。因为我看出那与建筑垃圾堆在一起的几麻袋资料，并没有被当作珍稀之物得到应有的保护与尊重，推及其他，亦当与此境地相差无几。那天中午，我随手翻捡两本，小心地征询这家单位的一位同行是否可以借阅，他多少有些不耐烦地催促道：拿走！拿走！
    与新闻单位里那些锁在柜子里，被编号，据说会日渐升值的老底片比较，许多时候这些泛黄的资料几近废纸。在一些看似保管严谨的图片库内，照片拍摄者的名字也不可避免地成为没有任何内容、可有可无的符号，甚至空白。我去一机构的分社查阅资料时，分管的人告诉我：“很不巧，你说的那些东西去年全卖废品了。”
    当我通过私人关系向其中一些可敬而又忠于职守的资料管理人员请求帮助时，他们甚至还会为我感动，说：“你为什么要看那没人要的东西呢，这些东西已经多年没人看了，我们还在考虑是不是要把它们处理掉呢！”得到资料时的喜悦与激动，瞬间化为复杂的情感。
    还有一个有趣的现象，《红旗照相馆》在出版至今的3个月时间里，很多摄影人通过各种渠道得到了这本书，其中不乏一些以摄影评论而出名的言论先锋，不乏一些在国内新闻摄影界常年担当着旗手的大家，但是，他们当中的绝大多数保持了沉默，或者仅仅是和作者有了一些表面的、客气的交流，而没有像以往一样立即激动不已地在专业媒体或大众媒体上公开评论一番。晋永权的书送出去很多，出版社反馈的销售业绩也不错，但，没有像样的、来自业内人士的书评。也许，这本书也会让他们当中的一些人偶尔回顾自己的职业生涯——摆拍在很多时候发生在不经意的一瞬间。2008年3月，也就是《红旗照相馆》出版前一年，晋永权的书稿已经完成，尚在修订之中，扉页上有一句引自王尔德的话：“世界之隐秘是可见之物，而非不可见之物。”大概那时候，他对此也多少有些预料吧——我们的痛处，常常也是隐秘的，每一个伤疤都有一段前史。
    与《最后的汉族》和《出三峡记》相比，《红旗照相馆》被认为是晋永权目前最好的作品，冷静、客观、资料翔实、文本开放多元、有历史价值。这本书让《最后的汉族》中的浪漫青年和《出三峡记》中痛苦的行吟诗人渐行渐远，至此，他完成了从记者向学者的转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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命运又一次让这个未婚妈妈选择  

■她的眼神，让我难受，是特别渴望做母亲、看见小孩就眼馋的那种目光
　　我女儿不是亲生的。我遇见现在的妻子时，她两岁多。她应该知道我是继父。我和她妈结婚这些年，没去强调过这个，她也没问过我。
　　我心里，有两个女人，一个是我前妻，一个是现在的妻子。她们俩，我都爱。
　　离过一次婚，因为我不能生育。不能做母亲对女人来说是不公平的，尤其我又发现前妻非常喜欢孩子。我下了很大决心，道义战胜感情。我和前妻的关系非常好，直到最后分手也没闹过别扭。
　　恋爱时二人世界的感觉很美好，结婚之后面临要孩子，有个孩子在中间，拉着两个人的手，感觉应该更美好，这个画面是我们当时非常向往的。结婚的第四年开头，我们开始研究，为什么总是没有孩子呢？
　　我没想过会是我的问题。前妻觉得我特别希望有孩子，而我们总不能成功，背着我去了医院。这个过程是怎样的我至今不知道。那年春节，去她家，我们都喝了酒，她妈让留下住一晚上。我睡到半夜醒了，怎么也睡不着，从书架上找到一本《情爱论》，这是我们年轻时候流行的外国著作。翻开一看，还有她写的小批注，忍不住看她都写了什么。就这样，翻到了那张纸，是医院的检查结果，她一切正常。我回头看她，她睡着了，我赶快把书放回原处，躺下，不敢动，也不知心里是什么感觉。记得我流眼泪了。这时我明白，问题很可能在我，她怕伤害我，没跟我说。
　　春节一过，我就去医院做检查。男人去检查这个的确很麻烦，难以启齿。我觉得这种问题最大的伤害在于对人的自尊心、自信心的打击，让人有很大的挫败感。检查很复杂，最后的结果是，我有问题，而且基本上不可治愈。
　　我不知该怎么跟我前妻说，想来想去还是没说，我把诊断证明放在桌子上，老早去上班了。一天都神不守舍，我想她会给我打电话或者来找我，都没有。晚上下班我故意磨蹭，还是没有她的电话，只好回家。到家，一切正常。吃饭时，她说，看见了，别觉得怎么样，这样更好，就咱俩，没负担，不用给谁操心、攒钱，每年休假，咱俩结伴出去玩儿，老了拉着手进敬老院，没儿没女活菩萨，更好！我知道她是贤惠的人，我们感情好，她才这么说。
　　我们的生活没什么变化，就是别扭，好像缺了以前的自然和谐。我们住的是宿舍楼，家家户户都认识，孩子们到处跑。我有时看见她搂着人家的孩子，喂巧克力吃，她的那种眼神，让我难受。是特别渴望做母亲的人，看见小孩就眼馋的那种目光，特别女性，充满母爱。
　　从查出这个结果到我们离婚，我的心理负担非常重。我不太愿意去回忆这段，本来想说的也是和现在的妻子、女儿的事。简单说，我最终还是提出了离婚，理由是不能耽误她。我一直给她做工作，说不想继续这样生活，心理压力太大了，一看见她就觉得自己有罪，都快疯了。最后，她同意了。我们离婚的时候都哭了。为财产推让了半天，都想让对方多留下一点。我前妻说，你以后一定要找个有小孩的女人再婚，最好是个女孩，你这样的人，应该有个女儿，你会对人家好，孩子将来也能孝敬你。

■血缘是一种简单的关系，也是非常初级的关系，两代人有感情，不在乎生，而在乎养
　　我现在的妻子是我和前妻共同的朋友给介绍的，当时她带着两岁的女儿。我觉得不管怎样我都很幸运，我爱上了我妻子，更爱我们的女儿。虽说我不是她的生父。
　　离婚的人再谈恋爱会比较拘束，要再婚则非常谨慎。我妻子那时是单身母亲，孩子放在她妈家，孩子的父亲离婚后基本不来往，抚养费是一年一给。她很明确地跟介绍人说，不想找有孩子的人，也不想再生孩子，如果成，就是这个女儿，一起生活，如果不能接受这个前提，就不要浪费时间。
　　我们就这样见面了。一起吃饭，我印象特深的是她吃饭时问我们的朋友，这个、那个菜叫什么？我以为她对烹饪感兴趣，一问，她不好意思，说，她父母和妹妹帮她带孩子，自己出来吃大餐了，一会儿给他们打包一份带回去，让他们也尝尝。这个细节让我感动，还有点儿心酸。所以那天吃完饭聊天时，我叫服务员把她问过的几样东西都打包了一份，等送上来，她急得站起来，说这不像话，打包的钱我自己付！我推开她的胳膊，她脸都红了。我忽然意识到，她可能已经很久没有接触过异性，她的全部世界就是上班和赶回家带孩子。我忽然就心疼她了。
　　介绍人后来反馈，说她不愿意，怕俩人悬殊太大，日后孩子受委屈。我问这悬殊是什么，介绍人说，她说我工作好、收入好还单身，想找个年轻女孩也不难，没必要找她这样的孤儿寡母。介绍人还给我讲了她离婚的一些事，知道得多了，我可能也有些同情，觉得她带着女儿真不容易。我跟介绍人说，你别管了，剩下的事我自己办，有缘分，就能走到一起。
　　事实证明我们俩有缘分。一切都是我主动，主动给她打电话，说周末有空一起出来玩儿。那时我已经有车了。我去她家楼下接，老远看见她领着闺女站在路边，小孩才会走，特好玩儿，我当时想，这要是我的老婆孩子多好。
　　她让孩子叫“叔叔”。孩子不会叫。从那次以后，她再也没让孩子叫过我，直到我们俩结婚，她跟孩子说，叫“爸爸”，孩子真叫了，我不敢答应，答应不出来，我把女儿抱起来举得老高。我不适应，而且，我觉得太幸福了。
　　刚结婚时，我特别高兴，每天下班跑回家，她把孩子从姥姥家接回来，我们一个看孩子一个做饭，吃完饭，带孩子去散步，回来一起给孩子洗澡，哄她睡觉。我特别喜欢女儿，在我心里，她就是我的孩子，那么小就开始跟我一起生活，我很少会想起来，她还有个亲生父亲。我不知道这样说是不是能被大家理解，我觉得血缘是一种简单的关系，也是一种非常初级的关系，两代人有感情，不在乎生，而在乎养，我不是说我有多好，要表功劳。这个养，是日积月累的爱的付出和培养，生是容易的，养才最难。我和妻子在养育女儿的这些年中，经历了很多艰苦，也收获了很多幸福。
　　我记得新婚第一年的冬天，最冷的日子，屋里的暖气不够用，晚上睡觉，被子上还要加毛毯。女儿睡小床，她妈给她盖得严严实实。有一天，我发现妻子夜里总起来，不开灯，摸索摸索小孩床再躺下。我明白了，她是去摸孩子的被子是不是蹬开了。第二天晚上，孩子洗干净换了衣服，我抱着她，直接搁到大床上。我说，天冷了，跟爸爸妈妈睡，省得你妈老起来看你。女儿当然高兴。妻子有点儿别扭，说，小孩不能惯着，让她自己睡，不然以后不肯下去。我说没事儿，不行你俩睡大床，我睡折叠床。
　　这种关系很微妙，女儿再小也是小姑娘，我是个大男人，我们俩没有血缘关系，要像亲生父女那样，的确别扭。我抱着被子打开折叠床自己睡。她妈还要说什么，我说睡觉了，谁也不许再说话。
　　连续一个星期，都这样。女儿躺下，我在床边讲故事，她妈去洗澡，等她妈回来，我们的故事讲完了，孩子也快睡着了。我记得特清楚，那天是星期六，她妈洗澡回来，女儿忽然说，爸爸躺大床……那天女儿睡在我俩中间，小枕头比我们的大枕头低，我和她妈隔着她说话。妻子说，你看这孩子……我说，孩子挺好，懂得心疼她爸，怕她爸冷……
　　我不敢说我是个好爸爸、好继父，我只敢说，我尽了最大努力，做到了能力范围之内的最好。

■同事跟我开玩笑，说你真行啊，白捡个女儿，看你们一家子，好多原配的都比不了
　　我们这种家庭，有个问题特别敏感，就是钱。我妻子要强，从我们相识，不花我的钱。
　　我父母说，既然你选择了人家，就要好好待人家，不要计较谁的这个那个，孩子这么小，以后会有很多需要，经济上的、精力上的，也会分走她妈妈的注意力和时间，你要想好了，受不了，别伤害人家，赶紧分手。我说我不在乎，从血缘上讲，我肯定无后，但是感情上讲，这个孩子我会当自己的女儿，她花我的钱，我培养她、照顾她，都是应该的，我没那么狭隘。
　　但我知道，妻子心里有想法。我们第一次因为钱有矛盾，是在女儿上幼儿园的问题上。那时她的工资是2000多元，我光基本工资就是她的两倍还多，我们的很多项目在海外，每次出国有各种名目的补贴，还有奖金之类的，福利也非常好。她没跟我商量，给孩子找了个幼儿园，在姥姥家附近，一个月400多块钱。她都办好了才跟我说。我说你为什么找这么便宜的幼儿园？一个老师带20多个孩子，安全吗？她说没问题，都考察了，这样姥姥和小姨可以去接，她下班之前孩子在姥姥家。我没说什么。第二天，我去了那个幼儿园，一看，就不高兴。幼儿园特小，一个老师拉着一队孩子，最少也有20个，孩子们拉着小手绕圈走，就算户外活动，连操场都没有，小教室挤得要命，孩子们的小椅子之间没有空隙。我开着车，心里堵得慌。到了单位给她打电话，说去幼儿园看了，不同意孩子上这个。她说，没事儿，小孩就是要接触小朋友，不一定学什么知识，上小学再找好的。我说这不行，便宜没好货。她沉默了一会儿，才说，你别跟我争，我目前能负担的也就这个水平。我听她这么说，很不高兴，但我能理解，她就是这么个人。我说那我是谁？孩子成天叫爸爸，这时候爸爸干吗去了？我的孩子，不能上这种幼儿园，这事儿不商量了，听我的。
　　我觉得我们这种夫妻关系，从脆弱到默契特别不容易，走不好，这路就断了。我们都很小心。我当天去联系了单位的幼儿园，距离我不远，上班我带着，下班我接走。我有事儿的时候，让她接。这个幼儿园特别好，比外面的幼儿园孩子少，吃得好，操场也大。
　　我费了好大力气说服了她，让她把那个幼儿园退了。也就是从那时起，我开始给她“交生活费”，把每个月的工资交给她三分之二，剩下的当零花钱，其他收入，我存起来，把卡交给她，我说那是留着改善生活和给孩子受教育的。
　　从孩子上幼儿园开始，我成了司机，每天早晨开车带着她俩，先把女儿送到幼儿园，再把她送到单位。孩子走我们中间，跑进幼儿园，说爸爸妈妈再见！我们单位老同事知道怎么回事的，悄悄跟我开玩笑，说你真行啊，白捡个女儿，看你们一家子，好多原配的都比不了。
　　从幼儿园这件事开始，妻子才慢慢建立这个概念，就是我的确是孩子的爸爸，她没有别的爸爸了。人心是慢慢温暖的，也是慢慢靠近的，经过了很多这样的事，她才慢慢了解我，知道我没有别的心思，是真爱她们娘儿俩。
　　我们这个家，一起走过这么多年，越来越好。在孩子的教育培养上，包括生活上，再没有过分歧。我尽了最大努力，让她们过舒适的日子，让孩子受最好的教育。包括我跟妻子说，要留下一笔钱，如果孩子争气，要送她出国。妻子说女孩子舍不得远走，我说那没关系，你跟她去，给她做中国饭吃，我退休了也去。
　　女儿跟我的关系非常好，不跟她妈妈说的话，有时候偷偷告诉我。我们的亲友们都说，这个孩子很健康阳光，完全没有单亲家庭或者跟继父母一起生活的孩子那种敏感、小心翼翼、看人脸色活着的压抑等等。至于前妻，我没再见过她。听朋友说，她跟后来的丈夫去南方了，有了儿子，过得很好。我希望是这样，我自己过得很好，希望所有的人都好。
　　我特别想跟那些和我同样身份的继父说，血缘其实并不重要，爱是朝夕相处的点点滴滴，每个孩子生下来都是天使，如果你遇见这样一个天使，你能做的除了好好爱她没有别的，孩子最纯真，你爱她，她也会爱你。说自私一点，你铺的路是给自己走的，但是没铺路之前，肯定看不到这路是什么样，所以你要先铺路。爱，也是一种铺路吧。
　

采访手记：物是人非
　　他在2008年的7月4日出现在我的论坛里，网名叫“我是继父”。 （原贴：是否该抓住这段缘？因为女儿害怕再婚 ）
　　那是别人的帖子，单身母亲遇见了能善待她和女儿的人，却不敢靠近，因为不敢相信一个没有血缘关系的男人会爱护妻子跟别人生的小女孩。负面的社会新闻常常撞进她眼里，她不为自己担忧，只顾虑幼小的女儿。这个帖子是来向网友求助的，“我是继父”是回帖的人。他在回帖之后开始和我联系，说愿意贡献他作为继父的故事，他说很想用自己的经历证明，很多时候，可能一些并不是主流的事件，把继父这个角色妖魔化了。
　　那时他很幸福，妻子和女儿都爱他，一家人其乐融融。
　　他很温和，无论面相还是气质，都是有教养、有城府的稳重男人的标本。我们聊起来，他说“贡献经历”，因为偶然看到了困惑中的那个单身妈妈的故事，想跟她说，天下的继父未必都是坏人，社会新闻中报道的坏继父伤害女儿的事情，是少数，是为了提醒大家警惕。至于《洛丽塔》，不过是一本小说。他说：“比如我，就不是坏继父。”
　　在他貌似不经意地说出，并不愿意给人认出来，只是想说一种生活理念和生活状态的时候，我大概能明白，他指的是给他带来了人生改变的那个生理上的原因，他是男人，在这个问题上，仍然是在意的，那种挫败感，隐隐的还在。但我还是问了相对尖锐一点的问题，在他沉浸于幸福之中的时刻。我说如果不是不能生育呢？他说：“那我可能不会离婚。”我说如果能生育却离了婚，并且遇见了这对母女呢？他说：“爱她们跟我的生育功能没有本质联系。当然，如果我还想要孩子，妻子不会嫁给我。”我们真感慨，那一刹那，人生的很多际遇，无法假设，充分的、必要的条件，缺一不可才能成就今天。
　　这个采访过去了10个月，其间只有一次在MSN上遇见，他说正在看《西雅图夜未眠》，想起当年遇见妻子时的感觉……我立即发了一段台词给他，那是电影中的男人回忆妻子时的话——“无数件小事情，若加起来，那表示我们前生注定。我知道，头一次接触她我就知道。就像回家，却是前所未知的家，而我只是牵她的手，扶她下车……我就知道了……就像是……魔力。”那天他也写了这两个字：“魔力。”
　　2009年的6月3日，还是在那个单身母亲求助的帖子中，他再次出现——
　　借这里说说我最近的经历。继去年接受安顿的采访之后，我的生活发生了很大变化。
　　今年年初妻子单位体检，发现她的乳腺上有一个结节，经过几家医院的检查最后确诊是乳腺癌，我心疼妻子，我们的生活刚刚好起来，孩子长大了，今年中考，我们有了更好的房子和汽车，可是却这样了。那天我听到这个消息，就像天塌了一样，一边心疼妻子，一边想到的是我们的女儿。我怕妻子会有三长两短，孩子就不是我的了，这几年我和女儿相处得比他亲生父亲还要好。
　　后来妻子做了手术，做手术的前一天晚上把孩子叫到病床前，说了很多话，没让我听，借口让我回家帮着她取东西。回来的时候看见两个人都哭了，我心里难受，但我是男人。
　　女儿走了以后妻子拉着我的手说，如果她真挺不过去，就让我把孩子交给姥姥和小姨，让我再找一个女人过日子，一定让我答应她，她说我心眼好，对人好，别人也会对我好。我说以后再说吧，心如刀绞。
　　妻子手术完了恢复得很好，但是要定期检查和化疗。说实在的我不知道她还能有多久的时间，但是我真希望她能平平安安等孩子长大成人。我想了很多，孩子虽然不是我亲生的，但是我们父女的感情很深，我相信让她选择监护人，她一定会选择我，而不是她的亲生父亲。可是我很清楚，如果妻子真的不在了，孩子的监护人不会是我。
　　记得我们知道她妈妈癌症的结果那天，深夜我站在阳台上抽烟，不知不觉地抽了快一包烟，孩子来到阳台，流着眼泪给我披了一件衣服，说：“爸爸，妈妈一定没事。”
　　现在女儿马上就要中考了，我每天要送她上学，还要带她去补课，我真希望能有机会让我们一家三口都健康地生活下去。
　　再看之前我采访来的故事，短短10个月的时间，物是人非。而那个幸福男人的面貌，在之前的字里行间，依然鲜活生动。重读他的故事，我一遍遍地想，但愿这幸福有足够大的力量，能挡住眼下的波折，然后，一直绵延、长久。

（有删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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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把宝宝的这段经历写在博客里（我，宝宝，每天），很多有想法的妈妈们都来帮我出主意，她们的很多建议都非常具体、实际，也经过了她们的宝宝在成长过程中的验证。同时我搜集了一些国外的资料、儿童心理专家的说法。我把这些整合在一起形成这篇日志。也许能为那些和我一样正在面临这个问题的妈妈们提供些参考。

宝宝打架的故事回放：

    宝宝第一次和小朋友面对面“打架”是在她两岁十个月生日的前一天。

    那天中午，我听见楼道里的叫声。出门抱她，她就不肯下来了。我把脸转过来，想正面对她，她贴着我的半边小脸露出来……那上面是一个红色的巴掌印和几个一看就知道是指甲挠出来的血道子。宝宝的眼泪一直没掉出来，很满、很晶莹，在眼睛里含着：“坏小朋友，挠宝宝……”

    我大体上搞明白了。是迷宫屋。小宝宝们从不同的入口爬进去，在里面曲折前进，找到出口爬出来，有时候，就会有两个孩子在同一个通道里遭遇，面对面的，需要有一个人让行。宝宝以前被我教育的，就是让行的那个。我说过，宝宝个子大，要懂得让路给个子小的小朋友。宝宝很认真地答应过我。这次，宝宝乖乖让路，却还是被小朋友袭击了。

    我们去玩儿的这个宝宝乐园，很多外国孩子、混血孩子以及家里很有钱的孩子，我听见过那些带孩子的阿姨和孩子的妈妈教育他们的小家伙：“过去，不要躲，打他！”我暗暗记下过被这样教育的孩子的长相，悄悄告诉宝宝的阿姨，要躲开这些孩子，他们比较凶猛。也有别的孩子妈妈告诉我，不能让宝宝太厚道，这样长大了会吃亏。

    下午宝宝睡醒，我给她涂药，她说：“妈妈，明天宝打她，白头发的坏蛋！”我的手停在半空，看她信誓旦旦的表情。宝宝咧着嘴，一巴掌打在玩具跳跳虎的头上：“白头发的坏蛋！”

    终于熬到给宝宝洗澡，脱掉她的裤子，又给我吃一惊，两条小腿上，至少有6块淤青，应该就是今天在迷宫屋里的遭遇——她遇见了一个什么样的孩子啊？！

    我安慰自己，孩子出去玩儿，哪儿有不磕磕碰碰的？但我真心疼。更难受的是，我一直希望孩子厚道、宽容、平和并且容易相处，也一直有意识这样教育她。如果我让她和那些孩子一样，“打他”、“撞她”、“不要躲”、“冲过去”，这个不满三岁已经99公分高的大个头儿娃娃还会带着伤回家吗？我想不明白，为什么会有那种妈妈，认为把孩子教育成随时能出手伤害别人是一种成功？

    那天之后，我找各种机会告诉宝宝，如果有小朋友打你，要呼救，叫大人帮忙，还要懂得躲闪，小朋友打你，要躲开，离他远一点，还有，不能挑衅，不能先侵犯别人，比如推翻小朋友搭好的积木、抢小朋友的玩具，这样的事情不能做……宝宝似懂非懂，却频频点头。最后，宝宝说：“妈妈，小朋友为什么要打宝宝？”

    “可能，是宝宝挡住路了，或者，让小朋友玩儿的不方便了……”我边想边说，“恩，不管宝宝做错了什么，小朋友打宝宝是不对的，不管是谁，打人都是不对的，可以讲道理……”

    宝宝不跟我说话了，转头对阿姨：“阿姨，我叫你，你去打，打小朋友，打死！”

    宝宝没有“死”的概念，她以为“死”就是“倒”，“打死”就是“打倒”，把对方打得倒在地上不能起来。

    我说：“阿姨不能打小朋友，阿姨会帮助宝宝离开坏小朋友……”

    宝宝似乎是在思考。过了一小会儿，她说：“妈妈，谁打宝宝，阿姨就打他，打他妈妈，打死！”说完了从茶几底下拉出玩具箱子，端起冲锋枪，突突突扫射一圈，“打死！打小朋友和他妈妈！”

    宝宝显然对呼救之类不感兴趣，她更向往暴力，在她自己被暴力所伤之后，她发现了暴力带来的快感和成就感。

    从带着伤回来开始，宝宝总在“锻炼自己”，她用摔、抓、踢、顶、撞等等方式，把个子跟她差不多高的跳跳虎折磨多次，每次都在唠叨着：“打小朋友，打死，宝来了就把他打死……”用成人世界的话说，就是“要报仇”。她的暴力意识就这样被挨打这件小事轻易开发出来。

妈妈帮：过来人支招

网友雨阳高照：

    其实任何事情都不是绝对的，如果那个小孩确实很坏，一而再、再而三故意的去欺负人，或者别的各种方法都不行，那就需要暴力，以暴制暴，打消那个孩子的嚣张。

    客观来看，现在是一个很好的教会宝宝如何去和别人相处的机会。

    咱们没有必要去说“你不要打人”这种话，告诉宝宝“你应该。。。”可能会更好。对于打架，没必要回避也没必要引导，大人淡化不提就行，过几天宝宝就自然会弱化。孩子的问题还是需要孩子自己解决，大人只能出主意，其实下次碰见那个男孩也许是好事，如果能很好的解决，那对宝宝的交往能力会有所提升。

网友白荷如云：

    不要划分好小朋友坏小朋友，避免在宝宝心里不自觉地排斥一些人，她长大了自然知道好坏，怎么去选择交往方式。

    小朋友打人并不一定出于敌意，有时候这是他们打招呼、交流的一种方式。宝宝有反抗心理也是自然本性流露，不如轻松面对，大人的反应会对小朋友对事情的判断起很大作用的。

    我觉得，可以告诉宝宝被打的时候还手是允许的，要保护好自己，但不能主动打别人，宝宝当时可以反抗，但过后再去打他就不对了；其次，那个“白头发外国小孩”未必就是个坏蛋，宝宝要学会和不同的人交朋友，平常在交谈的时候不要老说那个小朋友不对，淡化这件事，大家放轻松。 

网友木全：

    宝宝只要出了家门，就在面对社会了，社会上什么都有，好的，不好的，宝宝都会经历到，你拦都拦不住。我们总是想去指导孩子什么，告诉孩子什么是好的，对的，其实有些时候没必要，你要相信孩子天性中有处理问题的能力。在她受伤害的时候，你抱着她安慰她，对她来说，最重要的是你的爱，孩子有了爱可以面对一切的。

    我们从小教育孩子的目的是什么呢？是为了让他适应社会，长大更好的生存？是为了让他有个独立的人格、美好净化的心灵？孩子受到侵犯后本能就是反抗，强一点的孩子自然会以暴治暴，弱一点的孩子自知打不过，也会选择另一种渠道发泄，比如大哭，比如求助于大人，寻求安慰。

    适度的反抗是必要的。要有前提，要让宝宝学会保护自己。要让宝宝明白，害人之心不可有，防人之心不可无。我们不会主动去伤害别人，但也不代表别人可以一味地伤害我们，躲避是我们唯一的选择。

    孩子们一起玩，磕磕碰碰难免，真遇到不讲理的孩子欺负我们的宝宝，家长要出面协调，在当场就给宝宝强大的心理优势，不要拿回家处理。

网友悠悠妈：

    我家宝宝是男孩、性格温和、上亲子班是眼见着2次被别的孩子打。老师看到了、让打人的孩子的家长领着孩子来道歉、也就过去了。回到家我试着和宝宝说:"如果有人打你、不要怕、你也打他!" 、结果宝宝马上打我的脸、吓了我一跳、看来被打的事、在他的心里还是留下了印象、只能淡化了、以牙还牙的方式好像更加深了印象。

    我的想法是：1.关于应不应该主动打人，大人的态度要坚决、明确，重复多少次都不为过。2. 当孩子受到“欺负”，先处理情绪，再处理事情。无论是不是造成伤害，首先都要抚慰他的委屈、不安等负面情绪，告诉他什么样的发泄是可以的，否则会影响到他以后处理类似事时的状态。3.至于宝宝的以暴制暴，当孩子情绪平复下来，一般不会太过纠缠，但我会给她讲除了暴力其他的“回敬”手段，比如，教她表达愤怒，大声说、甚至喊叫，这会让在场的大人知道，对打人的孩子也是一种威慑。至于再发生这样的事情时，孩子是不是能“武力回敬”对方，我觉得也未尝不可，当然前提是基本上不造成伤害。说到底，孩子的价值观不可能是我们的复制，是要在与小朋友的互动、与周围其他人的互动中自己建立起来的。让她有机会体验，我们更多来观察和调试。

网友mier：

    我是一位六岁男孩的妈妈，几年养孩子的经历告诉我，孩子纯净的心灵对所有的事情是一样对待的，他们没有大人世界的善恶与是非，也没有大人世界的道德观念，所有的事情对他们来说仅仅是发生了一件事，高兴与否只是一时的情绪，大人不需要刻意加深孩子不高兴的印象。小孩子在一起玩儿肯定会有磕磕绊绊，如果是无意而为，让孩子自己去处理，反击也好，找妈妈也好，过后就不要再提及；如果是大人教唆，那妈妈就要出面让那孩子知道宝宝是有人保护的。对幼小的孩子来说安全感最重要的，不论来自自身还是妈妈。另外，多让宝宝与小朋友相处，她会找到自己合适的相处方式，既让自己愉快，又和小朋友融洽，这是孩子的天性。

专业心理学家解释“小孩打架”

    专业的儿童心理学家把我们俗称的“小孩打架”叫做攻击性行为。

    苏联心理学家霍姆伯格曾研究了12-24个月儿童的社会交往模式的发展情况，结果发现他所观察的12-16个月的婴儿相互之间的行为大约有一半可以看作是破坏性或冲突性的。因此，家长们对于宝宝时而表现出的打人、咬人、推、扔东西等攻击性行为不必要大惊小怪，更不必认定和宝宝的性格、人格相关。   

    家庭的情感气氛和教育方式对儿童攻击行为有极大的关系。愤怒和惩罚笼罩的家庭，容易制造出一个“失去控制”的儿童。身处沉重生活压力的家庭，而且父亲或者母亲富有攻击性，经常以暴力方式表达他们的情绪时，孩子很可能具有很高的攻击性。这样的孩子对自己的行为会有不正确的认识，比如，他们认为攻击能有效减少别人对自己的挑逗、取笑，认为攻击是保护自己的一种手段，而自尊过强的孩子由于他们的弱小，所以会经常遭受失败，但他的自我高度膨胀而且很脆弱，认为自己是最优秀的，当某一行为的得不到理解时，就会很生气转而攻击他人。   

    社会心理学家班杜拉认为孩子行为的获得大多是“观察学习”，即通过观察大人的行为而自己进行模仿。他曾经做过这样一个实验，把孩子随机分成两组，一组观看成年人打布娃娃的录像，另一组作为对照不观看任何录像。之后对两组儿童进行观察，结果显示观看过录像的孩子表现出的攻击性行为明显高于另外一组。班杜拉还提出了看电视，尤其是包含暴力内容的电视节目对孩子的攻击性行为的产生和强度也有很大的影响。电视节目可以教给孩子一些攻击性的行为方式。含有暴力情节的节目使孩子放松了对攻击行为的抑制，使暴力合法化。因为在电视中的暴力行为有时受不到惩罚，因此孩子可能错误的理解为攻击行为的产生是合理且合法，不会被惩罚的。也因此降低了对暴力的敏感性。

    在德国记者安德里亚·比朔夫的著作《教育者谬误手册中》，针对孩子间的争斗，综合了很多有经验的专业人士的分析和建议。

    德国教育专家弗兰茨·米勒认为，让孩子自己化解冲突，父母不要参与其中，只要在旁边公平观察就可以。如果孩子被打，家长应给予支持。家长教育孩子不应该欺负别人，也不能允许孩子受欺负。如果家长告诫那些小讨厌鬼，让他们收敛一点，注意自己的行为，对那些欺负别人的孩子也是有益的。

    对于孩子被打，诸如“一会就没事了”这种话只能带来微弱的安慰，孩子需要感觉到人们把他的痛苦看得很重。说“我真想教训他一顿！”之类的气话也没用，孩子其实不希望采取这样的解决办法，因为家长通过这种方式剥夺了孩子自己解决问题的权利。首先，能让孩子把心中的话说出来，这样他们会感觉自己得到了理解。如果你能相信孩子讲述的一切，承认他的感觉，并且保留自己的评价和意见，这样做对孩子是很有帮助的。

    有时尽管父母很理解孩子，但还是会有很多不恰当的做法。比如他们会说：“你也打他啊！”但弗兰茨·米勒在杂志《宝贝》中写道：“面对一个强者的攻击，一向友好的、讲礼貌的孩子是没有机会反击的”。她还提醒不要挑剔被打的孩子的软弱，如果父母真正关心孩子的性格，真正追求正确的教育方式，就应该好好关注一下美国社会学家罗伯特·金·麦涛50多年前做出的论断：虽然孩子在被打之后会出现性格发展的阻碍，但真正原因却不是打架。孩子应该知道，不是自己错了，而是别人错了。因为打人的孩子还不理解社会中为人处事是有原则的，而这一点被打的孩子早就知道了。

    米勒提出了一套值得尝试的和解方案，即打架的孩子必须为他的行为道歉并从而得到新的承认。孩子打人实际上是一种不符合社会规范的行为。如果家长忽视了这一点，就是家长的失职，对孩子改正错误也没有丝毫帮助。如果让打人的孩子承担责任，重新赢得别人的承认，这样会减轻孩子的心理负担并使他快乐。和解不仅有助于被打的孩子，也可以帮助打人的孩子摆脱羞耻感，增强自信心。正视着被打人的眼睛，说出“对不起”也是一种勇气，打人的孩子和被打的孩子都可以重新获得承认。打人的孩子可能不好意思这样做，如果他已经上学了的话，他也可以试着写信表示道歉。不管怎么样，父母如果能和孩子一起坐下来，共同寻找一个和解方法的话，那就最好不过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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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多年前。
    她很美，来自没落贵族之家，要借助婚姻改变与寡母看似富足实则捉襟见肘的生活。她找到一位缺少情趣却腰缠万贯的富家子。
    他们要从英国到美国，携手上船。
    他很英俊，也很穷。穷小子跟着肚子的感觉走，赢了船票，就上船吧，船能把他带到另一个可以混饭吃的地方。上去再说。
    他们相遇，相爱。他们年轻，激情万丈，以身相许。激情的制高点，船撞上了冰山。
    在黑夜的海上，他让她趴在破木板上等待救援，他自己泡在冰冷的海水里。他没扛住，奄奄一息之际，叮嘱她好好活着，撒手那刻，一别即成永诀。
    他们叫杰克和罗斯，他们乘坐的豪华巨轮，叫做泰坦尼克号。
    泰坦尼克号沉没之后，罗斯成为幸存者。她牢记杰克的嘱托，一定要好好活着，要有品位、有梦想、不妥协、坚持自我、追寻真爱，要完美的人生——若不如此，则对不起恋人付出的命，她，已经不仅为自己活。
    十年之后。
    怀揣前世的回忆，罗斯化名爱普利，嫁给与自己才貌相当的中产阶级绅士弗兰克，住进美国康涅狄格州郊区革命路上的小别墅，成了两个孩子的母亲。
    隐姓埋名的罗斯——现在的爱普利——不知道这个弗兰克其实就是当年到死都希望她过上好日子的杰克，这家伙凭着顽强的生命力最终被救，他不放心罗斯，一路追了来。沉船那场灾难改变了他们的容貌，丰腴的罗斯消瘦了，清秀的杰克略略发福，谁也认不出谁。
    杰克和罗斯属于一场激烈的恋爱，恋爱在高潮时以一方的死收了个绝美的尾巴。爱普利和弗兰克属于一段宁静的姻缘，宁静得两人时时感觉要被溺毙。他们争吵、怄气、闹出走、搞外遇，但，这一切，都不能点燃内心的热烈之情，他们迅速地衰老，彼此厌倦，活着却打不起精神。
    为了挽救即将死于平淡的婚姻，爱普利提议举家迁到巴黎，她甚至决心要工作养家，让弗兰克好好想想自己追求的人生到底是什么样，然后再决定到哪里发财。职业生涯不死不活的弗兰克真的被妻子忽悠得动了心，他也有短暂瞬间以为这样能让死水般的生活再活色生香起来。
    梦想的力量有多大，能不能穿透铁幕一般的现实？爱普利和弗兰克这对挣扎在柴米油盐孩子房子中的俗世夫妻用他们的遭遇回答：不能。在梦想和现实的角力中，率先折翼的通常是梦想，美丽的东西都脆弱，梦，也不例外。弗兰克升职、加薪，爱普利再次怀孕。巴黎，变得遥远。有了钱能改善生活条件，孩子是天使来了就不要拒绝，梦想算什么？
    爱普利到底是经历过沉船那一遭的，婚姻这把钝刀子让她体无完肤却还拥有一颗文艺女青年不死的求变之心。那是多沉重的步伐，沿着楼梯走下来，缓慢而坚决。
    爱普利死于自行堕胎。她以为放弃了孩子，就还有做梦的机会。
    弗兰克没有再婚，凝视着孩子，缅怀妻子。革命路不能再住，那里触目伤怀。
    此情感动天地，爱普利以另一幅面目出现，这次她叫康妮。失去妻子的弗兰克辗转到纽约，改名爱德华。
    相逢的人总会再相逢，他们成了一家。
    爱德华和康妮夫唱妇随，丈夫工作赚钱，主外，妻子承担教子和家务，主内。貌似和谐。
    杰克和罗斯、爱普利和弗兰克，都经历过痛失爱侣，也都体验过高潮之后归于平淡的感情发展规律，当他们成为爱德华和康妮，照理说，应该心无旁骛。做不到相看不厌，至少也能在厌的时刻别过身、转过头，压抑自我，而不是挑对方的刺、互抽大嘴巴。事实也是这样，他们相敬如宾。
    不来个外人永远不知道自己的婚姻有毛病，这算公理吗？事情没发生的时候，谁都能做卫道士。
    一场大风，给已过不惑之年的康妮带来令她欲罢不能的小情郎。她发现原来爱与欲可以如此、这般，于是，出轨。
    这次，爱德华再也不想像弗兰克对待婚姻那么不小心以致失去爱普利，他要留住康妮，无论他顶着绿帽子多么难过，还是要先拉回老婆。他去找第三者，谈话之后，抄家伙把他砸死，一了百了。
    爱德华和康妮重新彼此面对，他们的面相、眼神变得凄苦异常。他们不再是杰克和罗斯，当年的疯狂爱情已香化为灰；他们也不再是爱普利和弗兰克，对共同未来残存的那点梦想已零落成泥。他们是爱德华和康妮，一对彼此心怀愧疚的同谋，一对闯了祸才懂得要共度难关、要共度难关了才重新发现爱情其实一直都在的傻鸳鸯。

    能敌得过时间的爱情，才算是爱情吧？可是爱情被时间磨蚀着，一直到姻缘的最后，还有多少最初的面目？那还是我们认识的爱情吗？
    从《泰坦尼克号》到《革命之路》再到《不忠》，看一条相爱男女的浮生姻缘路，并不长，却这么难走，怎么走，似乎都不能尽如人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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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注：就在贴上这篇日记时，看到一位匿名网友在同一篇日记后面的留言如下：
    “《一一》：
    一半是前面，一半是后面；
    一半是前生，一半是来世；
    世界并不复杂，做真实的自己，做喜欢做的事情。 ”
    谢谢您，这正是我这三年来一直对自己说的。但愿我能不仅仅是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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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单身妈妈解家教难题

    刚刚过去的这个春节，莱瑞满11岁。
　　莱瑞不满两岁时，爸爸妈妈协议离婚。在争取到一切法律赋予的权益之后，莱瑞妈妈带着4岁的她离开美国，回到北京。
　　10岁那年，莱瑞和妈妈一起到澳大利亚定居——那是她继父的家。
　　和很多单亲家庭一样，莱瑞母女度过了9年看起来有些与众不同的生活，至少在生活样式上，她们与我们司空见惯的那种父母双全、一家三口其乐融融的状态不太相同。
　　回忆这段岁月，今年44岁的莱瑞妈妈说，她的一切得益于她刚刚离婚的时候结识的几位单身妈妈，她们在她之前失去了婚姻并且独立承担了抚养子女的责任。因为感情经历和文化教养上的相近，她们组成了这样一个互助小组，彼此倾听苦恼，共同探讨在日常生活中随时可能遇到的一些棘手问题，携手寻求对自身、对孩子最有利的解决方案。“我加入的时候，这个小组已经有10名成员，现在，已经发展到30多人。这个小组的存在让我在遇到困难的时候能以各种方式随时找到一位朋友，一位曾和自己境况相近的朋友，找到一个处理家庭问题的参考答案，而事实已经检验过这个答案的正确与否。并且，我可以在一位过来人的帮助下结合我的实际情况来把这个答案修正到更切合实际，因此，我少犯了很多错，更重要的是，这使我减少了很多让孩子因为我而受到伤害的机会。”
　　在与女儿相依为命的漫长岁月中，莱瑞的妈妈经历了所有单身母亲都会经历的被孩子“提问”的过程，这些问题伴随着一个幼小女孩的成长，按部就班、无可避免地被推到母亲面前，要求母亲诚实、理性、智慧地给与解答。“幸好，我有这些早就身经百战的前辈朋友，她们和子女携手成长的过程中，已经多少找到了一些回答的方式，她们与子女交流的经验，给了我很大的帮助。”莱瑞妈妈说，“失去婚姻是我们无法抗拒的，因为婚姻说到底是两个人的事情，不取决于一个人的努力，但在失去了婚姻之后仍然能让自己的孩子相对健康地成长，我相信这是每一位被迫单身的女性所渴望的，因此我们最终彼此帮助而要去做的一件事，就是让我们的孩子在单亲家庭中仍然快乐、幸福。”
　　重新获得了婚姻的莱瑞妈妈每天要做的第一件事仍然是打开电脑，进入这个单身妈妈组群，她早已开始用自身的经验来帮助那些新加入的女性。莱瑞妈妈罗列了在莱瑞的成长中出现的一些“提问”和她给出的答案，以及她在教育女儿过程中的心态，也许对一些正面临类似状况的单身母亲会有些参考作用。

　　■问题1:爸爸为什么不和我们在一起？

　　莱瑞在两岁半之前几乎没有父亲的概念，她会叫爸爸，知道除了妈妈之外家里还有一位爸爸，仅此而已。变化发生在莱瑞两岁七个月的时候，正在看动画片的莱瑞哭了，说：“妈妈，爸爸哪儿去了？”此时电视里的猫狗们正在互道再见，跟着自己的爸爸回家。
　　莱瑞妈妈把孩子搂在怀里，告诉她，你有爸爸，你的爸爸是一名有成就的艺术家，你知道，艺术家都是很忙碌的，他有自己的工作室，还要保证自己的脑子里总是有和别人不一样的念头，所以，他很多时候需要一个人。这样，莱瑞就要和妈妈在一起，爸爸有空儿了才回来。
　　“想起那个人，我有时候真的也非常恼火，但是，我掌握了一点，那就是不能让孩子感觉到我们之间的怨恨。我想我应该自然地提起爸爸这个人，让孩子知道，她并不比别人缺少什么，她有爸爸，她和别人的不同，就是她的爸爸不和我们住在一起。谁说爸爸妈妈孩子一定要每天在一起？我给莱瑞灌输的就是，我们这样，也很正常。只不过，我们属于少数人就是了。”莱瑞妈妈说。

　  ■问题2：为什么我们不去和爸爸一起过节？

　　莱瑞回到北京过的第一个中国年，只有妈妈、外公外婆和舅舅一家，没有爸爸和爸爸的家人。莱瑞很理解，说那是因为她和妈妈在北京，而爸爸在纽约。这种天然的距离似乎让莱瑞妈妈暂时躲过了一个疑问——为什么爸爸不和我们一起过节。但紧接着，这个问题转换了方式还是来了，莱瑞在上床听故事的时候突然问：“为什么我们不去和爸爸一起过节？”孩子对爸爸不来已经可以理解，但她想出了新的方式——我和妈妈可以去啊！
　　“我们家的状况给了我一些天然的好处，那就是我们离婚后不在同一个国家，距离可以成为暂时的理由。但是，我并不认为对孩子应该一直隐瞒这些，换句话说，我认为越早让孩子正视她的生活状态和家庭组合形式，对于她的心理健康越有利。有些家长刻意营造神话，让孩子活在一种幻象中，其实是不理智的，我们低估了孩子的适应能力和理解能力。更重要的是，我们忽略了幻灭感将对孩子造成的打击，甚至会带来孩子对家长的信任危机。”基于这种考虑，莱瑞妈妈选择了告诉孩子局部的真相。她说，首先，回美国我们要花费很多钱，目前，妈妈挣到的钱在交了房租、你的幼儿园托费和应付我们生活中的各种支出外，不够我们如此奢侈地往返了；其次，你爸爸并不认为我们回美国和他一起过年会比在中国和外公外婆一起过春节更能让你快乐，他不太希望我们回去和他一起过中国年。如果你想念爸爸，你可以给他写信。
　　莱瑞似乎还有些不理解，但很明显地表示出可以接受妈妈说的理由。

　　■问题3：托尼的爸爸妈妈离婚了，你们也是吗？

　　在选择幼儿园方面，莱瑞妈妈做了很细致的工作，即与幼儿园的老师就莱瑞来自单亲家庭这个相对特别一点的背景进行预先沟通。她很坦诚地讲明了自己的婚姻状况和离婚后的工作生活状态，也很明确地告诉老师，她希望老师能稍加注意，避免让莱瑞感觉到自己的“与众不同”，当然，她更希望老师能在孩子出现与此背景有关的疑问时，尽可能和她保持一致的态度来进行解释。最终，莱瑞妈妈选择了一所家长大多有海外教育背景或受教育水平、经济水平都比较高的幼儿园，她发现在这个环境中，和她的状况相近的单身父母竟然很多。
　　离婚，这个词是孩子迟早要了解的。莱瑞有一天吃饭的时候很自然地问妈妈：“托尼的爸爸妈妈离婚了，你们也是吗？”莱瑞妈妈早有准备。她同样自然地说：“是啊，我以为你早就知道了。”莱瑞的反应并不激烈，她说：“托尼很可怜，因为他妈妈不要他。”莱瑞妈妈放下自己的碗筷，站起身走到女儿身边，把女儿搂住说：“托尼是男孩子，男孩子跟着父亲生活会更容易学会做个大男人，你不一样，你是女孩子，爸爸和妈妈商量过的，你更适合跟妈妈在一起。不过不管你跟谁在一起，爸爸和妈妈都同样很爱你，这个你是知道的，对吗？”母亲的怀抱让莱瑞很信任地点头：“我知道，明天我把你的话告诉托尼，他会好过一点的。”
　　“离婚的事实究竟对孩子会有多大的震动？但无论怎样我明白一点，莱瑞最担心的事情并不是父母是否离婚了，而是她在这种状况中是否安全，是否还拥有来自父母的爱，她失去了什么。”莱瑞妈妈在当天晚上的日记中这样写道，“而作为母亲需要做的就是告诉她，她从来就没有失去过父母的关爱，虽然我们不在一起，但我们都在以自己的方式爱她，她很安全，她不比任何同龄孩子缺少什么。”

    ■问题4：爸爸和别人结婚了，你以后也会和别人结婚吗？

　　莱瑞八岁那年才知道爸爸再婚了。事实上这件事发生在她跟随母亲回北京的第二年，并且，莱瑞爸爸很快有了孩子。莱瑞妈妈很早知道这件事，但没有告诉莱瑞，直到孩子自己发现了。
　　每天吃晚饭的时间，莱瑞会和妈妈有一些交流。这天，莱瑞吃完了饭没有急于去看电视，而是很认真地坐着看妈妈吃饭。“妈妈，今天我给爸爸打电话，听见有个小孩也叫他爸爸……”莱瑞这样开始表达她的疑惑，“爸爸和别人生了孩子，对吗？”莱瑞妈妈很肯定地说：“是，他和你是同一个爸爸，应该算是你弟弟。你们叫做同父异母，异，意思是不同。”莱瑞点点头：“那么，他们结婚了。”“是啊，爸爸和妈妈离婚之后，可以和别人结婚，如果那个人跟他很好的话。”莱瑞妈妈仍然很平静地说。
　　“那么，妈妈，你以后也会和别人结婚吗？如果他跟你很好的话……”因为这个问题，莱瑞妈妈花了整整一个晚上的时间来和莱瑞一起阅读她爸爸这些年的电子邮件，整理每年爸爸来看莱瑞时的照片。
　　“我想告诉她，这些都是证据，都是爸爸爱她的证据，如果她今天没有发现爸爸有了别的孩子、有了新的妻子，会感觉到爸爸不爱她吗？不会的！所以说，即使爸爸有了新的家庭，仍然没有忘记爱她，对于他们父女来说，彼此都是对方的唯一。我很明白，孩子最在乎的是她在这种变故中的地位是否发生了变化，她是否因此被剥夺了来自父母的爱。”莱瑞妈妈在这个过程中诚恳地告诉莱瑞，如果遇到一个很爱自己、也值得自己去爱的人，妈妈也会结婚的，但这并不意味着妈妈不再是妈妈，和爸爸与莱瑞的关系一样，妈妈和莱瑞也是彼此的唯一。这是任何人都不能改变的。

　　■问题5：我需要叫他们什么？

　　莱瑞9岁，妈妈开始恋爱，对方是一名澳大利亚籍华人，有一儿一女，已经成年。莱瑞妈妈在和对方确定了恋爱关系之后，选择了在莱瑞生日那天介绍他们相识。
　　“莱瑞表现很出色，她的礼貌和文静超出了我对她的认识，我第一次知道我的女儿其实一直很关心我的心情，我们在走进餐厅的时候，她用力握了我的手，说，妈妈，不要慌。”莱瑞妈妈说这是她有生以来最特别的恋爱经历，她的一切担忧和恐慌都来自女儿，她是那么希望获得女儿的支持和认可。
　　那天见面之后，莱瑞在睡前爬到妈妈的床上：“妈妈，这个人对你很好啊。你们什么时候结婚？”
　　莱瑞妈妈说：“他对我很好，不过我还是希望你们能多相处一段时间，我想知道他对你好不好，因为妈妈不可能和你分开，所以，他必须对我们俩好。”
　　“如果你们结婚了，我需要叫他们什么？他，还有他的孩子？”莱瑞把头靠在妈妈肩膀上。莱瑞妈妈说，她总是在莱瑞提出任何有关感情的问题时，不遗余力地以各种方式告诉孩子，妈妈爱你，你不会失去妈妈，不管在家庭形式上发生什么样的变化，不管谁加入到我们的生活当中，我和你，不会改变。而每当她强化这一点，莱瑞都会表现出非常的满足和自信，并且总会伴随着和妈妈的亲密接触。
　　“你可以叫他们哥哥姐姐，也可以叫他们的名字。至于妈妈的丈夫，你不用叫他爸爸，除非你觉得他真的做到了你心目中的爸爸应该做的一切……”至今，莱瑞妈妈在称呼方面仍然对莱瑞没有任何要求，她坚持认为，莱瑞是有爸爸的孩子，虽然她的爸爸和妈妈不再是夫妻，如果缺少自愿的前提，强迫一个孩子对一个没有血缘关系的人去叫出爸爸妈妈这样世间最亲密、甜蜜的称谓是不讲道理的。

　　现在，莱瑞是个非常健康漂亮的女孩子，如果不了解她的背景，很难感觉到她来自单亲家庭。莱瑞妈妈说，事实上很多时候人们追溯某个人的怪异行为或思维方式，情不自禁地会去强调他来自什么样的家庭，这些人当中的确有一部分人来自单亲家庭，那么这个背景就变成了把单亲孩子妖魔化的工具，好像单亲孩子同时也是问题孩子的代称。“事实并不是这样，如果没有良好的家庭教育和社会教育，父母双全家庭的孩子也完全有可能成为问题少年，相反，单亲孩子如果能有理智、负责、有爱心的父母给他们良好的教育和不厌其烦的沟通，也可以健康成长。单亲孩子无需为此感到自卑，在生活观念越来越多元化的当下，这只不过是一种生活方式而已。”总结自己的经历，莱瑞妈妈这样说。

附注：在《人生有没有真相？》一文后面留言的网友“石头“你好！本来今天要更新的日志是给你写的一封信，你的留言让我特别感慨。结果因为这两位单身妈妈的紧急求助，只好向后推两天，相信你能理解，我们两天之后再聊！

《我的谎言》

《咨询关于离婚的法律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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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你的世界到底有什么不同

    2000年，杨德昌导演的作品《一一》在戛纳获奖，好评如潮。作为他的忠实观众，自然忙不迭找来看。拿到的是录像带，音声和画质都打了折扣。两小时五十二分钟后不禁猜想，有了这部作品，接下来他将拍摄什么，还是就此封镜？后来没有看到他的新作，再后来就是这两天，知道他真的封镜了。

    《一一》需要耐心观看，似乎还需要阅历，需要一些不跌宕却也不那么如意的生活遭际来垫底。故事起始于一场婚礼，新郎的旧情人来找新浪的妈妈哭诉自己惨遭淘汰，而新娘的礼服已经不能盖住她隆起的小腹；然后我们看到，新郎的姐夫重逢初恋情人，新郎的妈妈突然中风，情窦初开的小姑娘给别人送情信成了收信人的情人……人生何处不尴尬！医生说，老太太的亲人必须要对她不断说话，才可能留住老人的意识，大家纷纷开始对着只会平躺的婆婆叙说自己的生活。女儿哭了，因为说着说着忽然发现人到中年却活得这样平淡，生活好似走圆圈，起点终点都模糊；小外孙女也哭了，初恋的不成功让她成长却失落了一度认为最宝贵的东西；陷入中年危机和初恋回忆的男人原打算叛逆一回，跑到日本企图唤回逝去的一切，最后只有把哭泣的旧恋人抱在怀中欲哭无泪——谁也回不到从前。就这样，故事走到了最后，以一场葬礼告终，让大家有机会省思的老人去世了，生活还是老样子，岁月依然催人老，连小孩子也不放过。这是我记得的全部情节，不知是否与电影本身有出入。在网上看到有人说，《一一》值得看好多遍，我想，人和人真是不一样，七年过去，我连第二遍都不想看，电影无疑很精彩，但看多了，容易老。

    由此想到当年看《一一》，看时不动情，感觉不像看以往的杨氏作品，没有了不能平静、装不出平静、一想起来总不平静的激荡的内心感受，而是静水深流、水滴穿透了心头的时光之茧时淡然的悲伤和默认命运之后的小暖，逆来顺受着，一生就如此如此不过如此，有什么好激动？当时觉得杨德昌老了。这种老和年龄没有关系，只是一瞬间，悟到所谓人被生活摧残实际是被自己摧残，那么坦然和命运握手言欢吧，就老了。所以，看完《一一》直到现在，我没再重看过杨德昌的作品。想到他，会想起《肖申克的救赎》中面带微笑饲养小乌鸦的监狱图书管理员老布，他说，他已经老得不能耍混蛋了。这句话我私心以为适用于杨德昌。在《一一》之前，他以凛冽、冷峻甚至挑衅的姿态解剖世事人情，把他追寻的灵魂和生活的真相拿来反复拷问，有的是精力和心气去展示、去解释，而在《一一》里面，他变身成一名温和的、人生博物馆的参观讲解员，讲解过程中偶尔还能看到当年的锐气灵光一闪，刚要借题发挥上纲上线一点儿什么马上又收敛了变为平和，那灵光一闪，只是秉性难移的自然流露，不是刻意而为了。因此，我总觉得，杨德昌在《一一》出现之际，变得可爱了，颇似一位圆融、通达的智者，而此前的他，只是勤奋和犀利得令人敬佩。台湾出版的《杨德昌电影研究》，把他比喻成切割了台湾现代都会文明的手术刀，这把手术刀在《一一》里面，多了一点深思熟虑之后的谨慎和宽容。

    杨德昌的电影有明显的运镜风格，长镜头、深焦、固定画框和固定机位是他惯用的，仿佛摄影机等在某年某月某一天的某处，静待一场惊天动地的来临。这也是一种观察和窥视，固执地追寻某种真相。比如城市文明对人心灵的扭曲、人与人之间感情上的疏离、青春的真诚总是被成人世界的规则所戕害、男人和女人的矛盾与妥协……追寻之后，也试图回答这些困惑，不惜给人留下他的电影喜欢说教的印象。在每一次对人和生活的展示中，他都会按捺不住，都要进行一些力所能及的解释，这些解释让他的作品变得相对小众、偶尔枯燥，但有意思的是，到了《一一》，他借一个小男孩之口说出了穷尽大半生悟出的“真相”——我们只能看到一半真相，每个人都只能看到一个局部的世界，就像小男孩用相机拍下那些人的后脑勺，那是我们自己看不到的地方……这样说来，人生原本没有真相。如果说以往的电影从展示到解释是一个思想者不能克服主观意识好为人师的微妙下滑，《一一》却是一个热爱生活的人从致力于解释一切到心怀温存地展示所见所感与人分享的绝妙上升。作为最后一部完整示人的作品，《一一》为杨德昌对人生的思考收了一个明亮的尾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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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家帮我出出主意吧，我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办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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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把自己嫁出去吗？

梅雨秋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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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此时此刻我说我为了这个晚上在我和于涛之间发生的一切感到后悔，会不会有人相信我？

    但是我真的有些后悔了。

    我怎么会误以为于涛是那个我一直在寻找的、可以帮助我成长的男人呢？

    不能否认他是一个有着丰富阅历的人，而且他所做的一切，比如送晚餐、礼物和鲜花，比如带着我在一个我从来无缘接近的有情调的地方吃饭并且谈一些可以让多少有些虚荣心的女人无限遐想的话，关于生意、关于钱、关于安逸而舒适的生活和可能会出现的爱情，于是这个没见过世面的女人就晕眩了、就开始做一个跟自己有关的梦。

    我忽然发现原来我和我妈那么像，只不过她是处心积虑要嫁进那个能给她带来“教授夫人”这样一个具体地位的人家，而我是在不经意之中与一个所谓成功的男人相识，之后有目的地向着所谓恋爱的方向发展。

    看来我们母女最终要殊途同归。

    我对着镜子脱掉长裙。

    裙子很新，也因为穿的时间短、又穿的很小心，平铺在床上，几乎看不到穿过的痕迹。我要找机会把它还给于涛，这原本是不应该属于我的。

    灰姑娘在做着灰姑娘的时候并不感觉到深刻的痛苦，她的痛苦是从经历了一个舞会和认识了王子开始的。如果灰姑娘知道会有那样的遭遇，她恐怕从一开始就不会去试穿那双本来与她无关的水晶鞋。

    林玲就是一个写字糊口的人，本来在自己的领域里无所谓快乐与痛苦，她的痛苦是从她开始介入与她无关的另一个人的生活开始的，当她为了这个人不属于她而痛苦的时候，她忘记了一点，其实从一开始这个人就不曾属于过她。

    我对着镜子自嘲地笑了笑。

    自嘲是帮助人回归自我的现实处境的最卫生的方式。

    长夜将会漫漫，长夜历来漫漫。

    我百无聊赖地坐到沙发里，简陋的音响、电视、家具和电话环绕着我，这个我生活了24年的地方就是我的现实环境，没有什么不好，很多人连这样的环境都没有。于涛在24岁的时候就肯定没有，刘超也没有。

    刘超。

    他也是我生活的一部分。他有什么不好吗？没有啊。他一心一意地照顾我，只问耕耘、不问收获，他从没向我提出过任何要求，一个那么羞涩的吻就足以给他很长时间美妙的回忆，这样的男人有什么不好吗？你不用去拷问自己，你是不是爱他至深，但是你可以清清楚楚地知道，他不会离开你，他会一直守候你，这样的男人到哪里去找啊？！

    鬼使神差地，我拿起电话就呼了刘超。

    “林玲，有事儿吗？”刘超回我的电话一向从不耽搁。

    可是我为什么要呼他？有什么事情吗？我自己也不知道。

    “没事儿。”我随口说，“就是告诉你，香水挺好的，那种味道……有点儿特别。”我马上就后悔了，呼他，没有任何理由，而且，那两瓶香水根本就还没有用过，好好地放在桌子上。

    “你喜欢就好。你就为了这个呼我？”刘超的声音充满了欢快。

    “是啊。还有……就是我想看看你是不是还在店里。天热，别干到太晚。”

    “放心吧，夏天，买防晒化妆品和香水的人多，这几天的生意特别好。对了，你想想要带什么东西，过几天我可能要去一趟香港，是帮一个朋友的忙，顺便也带点儿货回来。”

    我的一个电话，居然让刘超兴高采烈起来。

    手边就是采访机和录音带，它们好像也已经习惯了在这个时候等待一个漫长的电话来覆盖整个夜晚。

    今天不会有。

    刘超还在说话：“林玲，我听说在香港买皮衣特别便宜，你告诉我你喜欢什么样子，我没事儿的时候上街去给你转转……”

    “大热天的，谁去买皮衣呀？不用，我不喜欢皮装。”我随口应付着。我喜欢什么样子？于涛在上海给我买裙子的时候想过要问问我喜欢什么样子吗？但是他买回来就刚好是我喜欢的。

    一个人了解另一个人的多少，与两个人相处时间的长短是没有必然联系的。

    “累了吧？”

    刘超关切地问。

    “有点儿。”

    “早睡吧。明天还要写字。”

    “行。你也早睡吧。”

    刘超显然是非常快乐，他一定是认为我想念他了才呼他，就像我那么轻易地认为于涛也会在异乡的星空下挂念我一样。

    人是多么容易满足而且自欺欺人的动物。

    放下刘超的电话，我起身走向桌子，刚要拿起立在上面听完了有关它们的谎话的香水瓶子，电话再次响起来。

    “我是于涛。”

    “有事儿吗？”

    时钟已经指向11点20分。

    “林玲，你睡了吗？”

    “没有。”

    “累吗？”

    温暖一丝丝地在我的身体里逐渐升起；“不累。你说吧。”

    重新坐到沙发里，我的另一只手放在采访机上。

    “我必须跟你说完后面的事情，过了今天，我不知道还有没有力气再把故事讲完了。”于涛的声音很低，但是听起来非常固执。

    我抚摩着小小的采访机，迟迟没有把录音键按下去。

    只要我轻轻一按，我们的对话就会全部被记录下来，过去的几天里我做这一切是那么自然。记录着于涛讲述的故事的录音带被我标着序号整整齐齐地排放在电话机旁边的一个小纸盒里，每天，它们会给我重复故事里的一切，陪着我在电脑前面，反反复复地直到语言转换成文字，直到我和于涛在文字里重逢。

    可是现在，我忽然有些不敢把录音键按下去了。

    我忽然开始害怕起来，这个原本与我无关的故事，从此将以录音带和文稿的形式存在于我的生活当中，我将成为一个拥有了别人的秘密的人，我把这些秘密放在哪里才合适呢？而且，从此我的生活就会因为这个秘密的存在而与于涛紧密相连。不仅仅是于涛，还有那个到现在仍然不离于涛左右的于亚兰。

    从此我们就要纠缠在一起了。

    “林玲？你准备好了吗？”

    “没有。”我想我应该告诉于涛，我也许已经不应该再继续了解这个所谓的故事了。

    电话里能听出于涛点烟的声音。

    “于涛。”我一边想一说，“你认为我还应该继续听完你的故事吗？”

    电话那一端只有微弱的、隐约可以听见的喘气的声音。

    良久，于涛仿佛破釜沉舟似的说：“林玲，我不管你怎么想，也不管你和我以后会怎么样，但是，今天我必须把后面的事情告诉你。无论你是写小说也好，还是作为对一个人的了解也好，我都必须告诉你这些。今天你进到我的办公室来，我看你第一眼的时候，就下决心一定把故事给你讲完。听完了，你怎么样都行。”

    我蓦地想起于涛讲过他终生难忘、挂在于亚兰脸上的那种玉石俱焚的表情，此时此刻，他也是那个样子的吗？

    也许于涛非常渴望我能够了解他和她，但是，对我来说，也是因为有了今天晚上在他的办公室那一切，我不想再了解更多。确切地说，假如我真的想和于涛之间发生一些什么，那么了解太多他的过去，对我们又有什么益处呢？

    “于涛，我不想知道太多是因为我想跟你做比较长的朋友。我说的是真话。人是因为互相之间太了解了才互相疏远的。我爸和我妈就是这样。”

    于涛比我更坚决：“我也是为了跟你做特别长久的朋友才觉得必须告诉你这些已经过去了的事情的。我说的也是真话。”

    也许于涛是对的吧。

    也许真的是这样，人和人在一起，相互了解比不了解要好一些。

    我按下采访机的录音键。

    “我准备好了。”

    停顿了片刻，于涛的声音平稳地从电话中流出。

    “林玲，我还是习惯在电话里跟你说话。我可以想象你的表情和你听我说话时候的反应，就算你的反应不是我希望的那种，也没关系，反正我看不见你。

    “我想让你了解我，以前是因为我觉得你特别聪明，而且你是一个写作的女人，你不缺少悟性，只不过是没有什么太多的经历。看了你写的一些文章之后，我有一个感觉，有没有经历并不决定一个人对生活的认识，悟性差的人，有了经历也一样是什么都不懂。悟性好的人，不需要有亲身体验，也能把人看明白。

    “我要是说，我觉得正在开始喜欢你，你不会介意吧？”

    我在灯光的暗影里兀自微笑。怎么会介意呢？在我独自离开于涛办公的写字楼、打车回家之前，我甚至希望事情向着这个方向发展。

    电话是一样神奇的发明，它可以让两个人在瞬间联系成功。但是电话的发明者一定没有想到过，这项被定义为通讯工具的发明同时也完成了另一个使命，让两个人把无法面对面说出的话通过一条线路的屏蔽说个明明白白。

    “有一首美国歌，被人翻译成〈电话诉衷情〉，其实按照字面的意思应该翻译成〈我打电话只是为了告诉你：我爱你〉。我比较喜欢后一种。”我打哈哈似的说。

    “你确实聪明。其实这不符合你的年龄。

    “我讲到哪儿了？”

    他怎么可能不记得自己说到哪里了呢？

    当然，也许他已经在心里把这个故事温习过无数遍，以至于拎起任何一处，都可以成为一个开头。

    “你讲到关于出卖，然后咱们听了邓丽君。”

    我不想重复于涛说过的话，他说于亚兰自己把自己卖了。

    “对，我想起来了。

    “于亚兰把她自己卖了。这是我后来才知道的。

    “那天我们在医院分开之后，很长时间我都没有她的消息。那种情况下，我也不可能再去找她。我已经说了，我们还是分开比较好，而且，我确实也是那么想的。我已经开始觉得我妈说的话可能是有道理的，我的命里就不应该有一个于亚兰这样的女人。我妈说我养活不起她，以当时的情况，我确实养活不起。

    “当然，她并没有对我提什么要求。

    “我还是在家养病。日子很无聊，也很没希望。医生那时候也警告我，说男人最怕的就是肾病，弄不好就会越来越厉害，还有可能会没命。而且，肾病最怕受累。

    “说实话那时候我的思想负担挺重的。我还什么都没有呢，就相当于被判了一个死刑，只不过就是缓期执行就是了。我本来就只有身体好这么一个本钱，结果连这个也没有了。真不知道应该怎么办。

    “我妈就我这么一个儿子，我爸没了之后，我就是她的依靠。有时候看见她偷偷地掉眼泪，我心里特别不舒服。

    “于亚兰一下子就是三个多月没来看我。我妈也觉得奇怪了。不喜欢归不喜欢，我们俩真的不来往了，她也有点儿紧张。有一天我妈和我一起择菜，老太太试探着问我，是不是真吹了。我说是。我妈就叹了口气，说于亚兰从小就是个命苦的孩子，但愿她能找到一个真正疼她的人。

    “我妈说完了站起来去拿什么东西，剩下我一个人坐在院子里，脚底下是一堆菜叶子。我知道我妈是故意走开一会儿，她不愿意看见我难受。

    “无所事事地混日子，我的病开始逐渐好转。医生说再休息一段时间就可以上班了，不过以前的搬运工不能再干。我交假条的时候跟领导讲了这个情况，领导看看假条、看看我，说：‘那，你说你还会干什么？’这话不好听，可说的是事实，我一个靠卖力气吃饭的人，又没什么文化，还能干什么呢？我们那种单位是不能养闲人的。

    “在社会上这么多年，我总结出一条，人都是喜欢安逸的，够吃够喝了就得过且过，所有那些每天都在拼搏的人，其实都是身不由己，就是被各种各样的欲望逼出来的。区别就在于欲望和欲望不一样，当年的我的欲望就是要多挣点儿钱能娶我喜欢的女人，后来我的欲望变成了钱越多越不嫌多，钱越多就越能办大事。

    “人没有欲望和欲望太多都是非常可怕的事。

    “我的身体已经接近于正常人，夏天也过去了，我打算天一凉快了就上班。不管干什么吧，反正不用拿病假工资了。

    “于亚兰来找我那天，是在中秋节前的一个礼拜五。

    “我妈在院子里跟她打招呼的时候我就听见了。我当时正躺在床上听一个电影录音剪辑，《冷酷的心》，里面有一个男的叫魔鬼胡安。你太小了，肯定不知道那个电影。”

    “我知道。”我说我还知道那里面有一个非常妖艳的女人，本来是魔鬼胡安的情人，后来为了安逸的生活嫁给了一个富家子。

    于涛好像没听见我的话一样，继续他的故事。

    “那天所有的事情我一辈子都忘不了。就是从那天开始的，我再也不过中秋节，这个节日被我从我自己的日历上抠下去了。

    “我没起来，也没出去迎接她。我们之间过去不需要这个，现在就更没有这个必要。

    “但我还是竖着耳朵听她跟我妈说什么。她好像很自然，说要过节了，来看看我妈和我，买了一盒月饼，是给我妈的。我妈说她太客气了，从小看着她长大的，用不着这样见外。我妈告诉她我在屋里呢，然后就高声叫我：‘亚兰来了，你还不出来！’

    “我听见于亚兰说：‘大妈，我自己进去吧。’

    “她的样子让我吃了一惊。三个月没见面，她确实变了很多。她穿了一套天蓝色的套装，同样颜色的高跟鞋，头发也是新烫过的，一卷一卷垂在肩膀上。我还从来没见过于亚兰这样的打扮，很漂亮也很时髦。我看惯了她一贯的那种朴素，突然一这样，有点儿不习惯。而且，怎么说呢？我发现于亚兰真的打扮起来，居然是非常艳的那种女人。

    “男人有时候也特别狭隘。我觉得当年的我就是。

    “我不认为于亚兰这样打扮是为了我，我觉得在这三个月里一定发生了什么事情，才让她有了这样的改变。

    “她已经在我的房间里了，离我特别近。她的那种正式的打扮迫使我不能坐在床上跟她说话，我赶紧起来，一边指着木头椅子让她坐一边用脚在地上找鞋。

    “于亚兰笑了笑，坐在一边。那把木头椅子是她从小和我一起写作业的时候就坐过的。她说：‘于涛，你别起来。我坐在这儿看着你更好。’

    “一定是有什么事情发生了。因为我又看到了她那种笑容，特别感伤也特别委屈。当年她放弃考大学，我说她这样太可惜了，她就是这样笑的，笑着笑着就哭了，说她命里没有这样的机会。

    “我问她这些日子过得好不好。她说好。

    “她问我病是不是快好了，我说是。

    “我们俩从来就没有这么不自然过。好像都找不到话说了似的。

    “我妈从外面进来，说让于亚兰在我家吃晚饭。她特别拘谨，看见我妈就站起来，说：‘不用了，大妈。我这就走。我上晚班。’

    “我妈还坚持，说她马上就做饭，耽误不了。

    “我妈出去之后，我们俩就又没话了。

    “面对面坐着，可是没话说，那种尴尬你可想而知。

    “我忘了关收音机，那个电影正好播到魔鬼胡安给背叛了他的那个女人写信，说‘感谢你，我们现在在一起非常幸福……’正好是这么一句台词，就这么巧。我和于亚兰都像被马蜂蜇了似的，我赶紧伸手关收音机，她的手正好压在我手上，她马上就抽回手，她重新坐下，低着头。

    “收音机关上，房间里就没别的声音了。

    “那种安静，让我觉得非常不安。长头发从于亚兰的脸边上垂下来，一卷、一卷的，把她的脸都遮住了。

    “我问她喝水不喝。

    “她摇头。摇着摇着我就看见泪珠掉在她的腿上，天蓝色的裙子上边多了一个个深蓝色的点儿。她哭了。

    “我最怕的就是她哭。赶紧问她怎么了，是不是遇到什么困难，是不是有人欺负她，是不是工作有变化……我问了一大堆不着边际的问题，她只是那样低着头。

    “我不会哄人，从小就不会。于亚兰和我在一起的时候也哭过，但是很少，她每次哭的时候，我就坐在她旁边抽烟，后来我戒烟了，就等着她自己擦干眼泪，就是在旁边傻等着，安慰人的话我一句也不会说。

    “我就又傻等。

    “过了一会儿，于亚兰从她的卷发里抬起头来，说：‘于涛，我要结婚了。’

    “说真话，我想到这个了。她一进门的时候我就想到了，只不过自己不愿意承认，马上就否定了。其实这有什么奇怪呢？是我跟人家说的要分手，是我说的我就想挣钱，挣不到钱说什么都是废话，是我伤害了她，是我轰她走的，现在她找到合适的人了，来告诉我一声，人家有什么错？

    “可是我当时真的挺难过的。”

    于涛停下来，我知道他又在给自己点烟。他告诉过我，没有烟，他就不能顺利地讲完这些话。

    其实，于涛刚刚讲到于亚兰那样艳丽地来到他家的时候，我就已经想到了，她是来告诉他自己结婚的消息。这是小说里面最喜欢出现的情节，也是生活中非常多见的情况之一。有时候我甚至在想，究竟是生活给了小说家以想象的空间，还是因为这样的小说太多了、读这样小说的人也太多了，以至于人们在遇到相似的情况时也情不自禁地模仿了小说。

    我初恋的男朋友就是用相类似的方式离开我的。

    那年冬天，他回家过春节。

    说好了我送他到北京站，我们一起坐地铁。他说他会给我写信，还会给我带他们家乡的土特产回来。我们俩挤在地铁上，脚下是他的行李。行李当中也包含了我的一份，我送给他家人的春节礼物。

    地铁快到崇文门站的时候，他突然让我下车。平时，我是应该在这一站下车的，但是说好了要送他呀。我问为什么，他笑了，我后来回忆的时候，才知道，他其实什么都知道、他家人的态度他早就已经了解、他的笑容应该是苦涩的、只不过我当时没有看出来。

    他说：“林玲，你还是别送我了，我怕你哭，到时候我在车上、你在车下，你哭起来，让我怎么办？”我嘲笑他说“那是电影”。他还是坚持让我走，他说了一句话，也是我们分手之后我才明白的，他说：“我看着你走，心里会舒服一点儿。”

    我在崇文门站下了车，我站在站台上，看着地铁把他飞快地带离。我没有伤心的感觉，我不伤心是因为我什么都不知道，只知道一个假期之后我们会跟过去一样。

    走回家的时候，我想到我要给他写信，而且我想好了信的第一句话：“相思是从知道要分手的时候就已经开始的。”

    我的第一封信真的是这样开头的，我怎么也没有想到，这样的一句话，竟然会一语成谶。

    假期结束之后，他回到学校。我是那么高兴地到他宿舍去找他。他新理了发，样子显得有些疲惫。同宿舍的男生其实早已经习惯我的到来，但我不明白为什么，我进门的一刹那他会非常不好意思。

    其他人都走了之后，他把给我带的东西摊在床上，很多，都是他家乡的土特产，他一边往一个大塑料袋里装，一边告诉我，这个是他妈妈做的、那个是他从县城买的。他不看我，只是看着那些东西。

    我觉得有些异样，但又说不出所以然。

    最后，他拿出了一个非常精致的玻璃镜框，里面是一张我的照片，下雪的时候，我和我自己堆的雪人在一棵古老的松树下面。是我们相识两个月的时候送给他的。

    “我给你买了一个镜框，这样，照片就不会损坏了。”说着，他把镜框也一起放进了我将要带走的袋子里。

    我说了“谢谢”，惟一的一次，对这个人。我不是谢他给我带来礼物，也不是谢他给我的照片加了一个精美的镜框，而是感谢他没有把让我可能会当着他的面流下眼泪的话说出来。

    那时候其实我也知道，我们将会怎么样，但是我不愿意承认。我害怕自己的初恋会充满挫败感，我害怕我没有力气承受。

    我带走那些礼物的同时，也带回了我的照片。

    其实，我怎么会什么都不知道呢？人的无知无觉其实更多的时候是一种对知觉的恐惧，是不愿意自己有所知觉。从他不经意之中说出“感情的专一与不专一，也是有遗传的”那个时候，我们的路就已经被规划好了。

    我离开他宿舍的第二天，在《欧洲文学史》课堂上，老师正在讲诗人叶赛宁和美国现代舞皇后伊莎多拉·邓肯传奇的爱情，我收到了一张同样从笔记本上撕下来的横格纸，上面是我熟悉的字迹和我已经料到的话：“林玲，我不能违背我父母的意见，你知道我就是他们全部的希望。”

    我没问为什么，也没有再去找他。

    如果他不是那么充满了迟疑和犹豫地离开我，也许我会去试着挽回，但是他已经那样难过、那样抱歉地面对我，我宁愿就像他希望的那样，让他看着我先走。

    是不是每个人的生命中都会有这样的时刻，必须要目送原本可能或者已经属于自己的人离开自己？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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