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星岛网讯】四川江油市组织部门表示，在抗震救灾中，江油市公安局巡警大队警察蒋晓娟因将自己的孩子送回老爱，为北川、平武嗷嗷待哺的受灾婴儿喂奶（上图），被破格提拔为副政委。

　　地震发生后，被转移来的婴儿除了可以喝一点水和稀饭外，没有其他东西可吃。“大人还可以饿、还可以忍，而这些小婴儿却不能饿、不能忍！作为母亲，我觉得这些孩子太可怜了。正好我还在哺乳期，就让我来给他们喂奶吧！”在受灾民众安置点协助工作的29岁警察蒋晓娟提出：“我去给这些婴儿哺乳！”

　　蒋晓娟以女性的温柔、体贴，安抚着这些婴儿。前后共给九个婴儿喂过奶，最大的六个多月，最小的才二个月。

　　被江油市破格提拔为公安局副政委后，蒋晓娟却表示，自己只是一名普通警察，当时所做的一切只是出于一位母亲本能的反应，没有什么特别值得赞颂。
    我就纳闷儿了，怎么这江油市组织部门如此肆无忌惮地违反《公务员法》竟没有人提出来他们违法呢？检察院的人都干什么吃的？光知道调查老百姓的刑事违法，不知道调查一下公安局的行政违法？“破格提拔”一位副政委，仅仅靠的是她给9个灾区的孩子喂奶，而不是靠她的管理、指挥、协调方面的工作潜力或者能力？假如这种做法被推广，那么灾区到处都会见到“母亲本能的反应”、“父亲本能的反应”、“哥哥本能的反应”、甚至“嫂子本能的反应”。一个国家公权力部门的“组织部门”，怎么能根据一系列的“本能的反应”就去把“一名普通警察”提拔到江油市公安局巡警大队的一个领导岗位上呢？
    这位“喂奶警察”的行为，充其量就是个人的一种爱心表达，所有前往灾区的解放军战士、救援队员、志愿者，都在各种场合表达了自己的爱心，有个医生还被单位开除了（后来据说又被院方“招回”），总之，哪个也不比这位“普通警察”表现差。
    这种组织部门的违法行为，就象居民楼里的“官搭”一样，老百姓要是在阳台下搭个自行车棚子什么，的，就算是“私搭乱盖”，而居委会的大院子通常都是没有任何审批的平房建筑，我们家现在的小区里就是这样，可也没见有哪个部门统一执法的时候给拆了。我的意见是，你组织部门要是想提拔提拔她，或者一直找不到机会或者职位空缺，那也别借“抗震救灾”说事。
    中国人最熟悉也最会应付的就是“运动”，虽然没有30多年前的那种明显的“政治运动”了，但是你说，叁个代表、三讲（讲政治、讲学习、讲正气，当时中央派监督组到各地各部委检查执行的情况，真是轰轰烈烈地从上到下地搞，有许多官员都是就地免职的），还有和谐社会，以及这次的抗震救灾，是不是也有一些“运动”的色彩呢？在这些“特殊”时刻，你必须要表现，出一个范跑跑，在媒体上指责建筑质量问题都是“政治不正确”的事，而要想顺应时世，就要努力跟上节拍，你说那是“表现做秀”也好，说“奉献爱心”也好，都行。但你“组织部门”是社会公器，是公权力机关，不能在这个时候就跟风，破坏了应有的程序。
    我真正希望看到的是“一个普通警察”对于上级机关的“破格提拔”表示坚决地拒绝，认为自己“当时所做的一切只是出于一位母亲本能的反应，没有什么特别值得赞颂”。假如真的发生了这样的事，并且媒体予以报道了，我认为，中国人在法制意识方面，真的开始走向成熟了。

返乡祭祖的热潮在第一个法定假日之后虽已退去，各地的“公祭”活动却仍在不断地升温。我想，这多半滥觞于黄帝陵。

今年那里的规模据说很大，有一万多人莅临陕西，人数比去年多一倍，演职人员更是多达1000人，是去年的5倍。不过，从规格上看，尽管有全国人大和全国政协的领导人到场，但是因为没有国家元首的致祭行为，所以还不能算做传统的“国祀”。需要申明一点，我本人是不反对以目前的规格来祭祀黄帝的，1949年以前国共两党就曾公祭过黄帝陵，这是于史有据的，我甚至觉得以“国祀”的规格来祭孔都没有问题。

我担忧的是公祭对象的功利性选择消弭了祭祀祖先的虔敬之心。

有一首民谣调侃地好：“伏羲东奔西走，黄帝四海为家，诸葛到处显灵，女娲遍地开花”。更有甚者，一些地方把元谋人和刘伯温都搬出来供奉，似乎只要跟“历史”沾边，名气够大，就可以享受当地人民甚至“全球华人”的公祭。其实说穿了，就是地方上的父母官希望挖掘一些“文化遗产”，以便多唱几台经济大戏。

现在，大规模的公祭活动都或多或少地带有表演的特点，肃穆的仪式结束后的场景，就像一场露天电影刚刚放完，狼藉满地。前不久一位勇敢的网友贴出一组哄抢黄帝陵鲜花的照片，那可是被“伏惟尚飨”过的，出现这等事岂不太没面子了？结果，组委会出来解释说“那是当地的一种风俗”。我只听说过可以分食祭品的古礼，却从来没听说过有分享鲜花的。

公祭的乱象，其实正源自中国传统祭祀仪礼的日渐消亡。

比如在黄帝陵前，各界贤达行礼如仪，毕恭毕敬，但是你可能没注意到，他们的“礼仪”是有很大区别的：有穿西装打领带的，也有穿汉服唐装的；有三跪九叩的，也有鞠三个躬的；有的礼器和祭品是仿周代的，有的乐舞和装扮却沿袭隋唐五代甚或明朝的（这让我想起《见龙卸甲》里赵子龙戴的头盔）。即使跟韩国和日本一些类似的公祭活动相比，我们的组织者对国人传统祭祀礼仪的认知也是有很大差距的。

礼失可以求诸野，看看农家的祭祖样式是否有资借鉴？很遗憾，现今农村里的孩子也已不知如何在坟前作揖磕头了，等他们上了中学和大学，更会把那一连串的“封建礼节”像城市里的孩子们一样彻底“忘记”。有个简单的切身实例可供诸位参考：祭祖的时候应该对着坟头或者墓碑磕几个头？姥姥告诉过我说，应该是4个，但是如果在牌位前或者祠堂里磕的话，则是3个。

可是如今还有谁能到“宗祠”祭祖呢？过去，几乎每一个村落里都有一个，那是必不可少的建筑，作为乡村礼仪和活动中心。明清两代，仅徽州一地就有祠堂一万多座。现在，祠堂早已凤毛麟角，仅有的几处也成为“文化遗产”给“保护”了起来。农村人要想表达对祖辈的追忆，除了到坟头上覆些新土，烧烧纸钱，再磕几个头，我想不出还有什么别的途径和场地。

也许民政部门可以考虑一下，把城市公墓的形式引入乡村，与祠堂这种古老的传统相结合，帮助村民建立义冢和村社祠堂，或许可以缓解因为土葬再次兴起而导致耕地日益减少的严峻局面，与此同时，远在城市的人们也得以在清明时节找到一个返乡祭祖的理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