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起：大楚1+1主持人张勇、大楚网友李欣桐、著名作家刘川鄂教授、大楚网新闻主编洪兵

1尼采       他让中国人知道上帝死了，中国的神也死了。

2庞德       他启发五四启蒙者对传统文学一口气说了八个“不”！之后就被遗忘。

3易卜生     培养了千百个黄皮肤黑头发的娜拉，但她们止于爱情，没有投入整个生命。

4泰戈尔     东方哲思、迷人的世俗的爱情开启了五四审美精神的一脉。

5歌德       20世纪中国人惊异能像他那样歌咏女性，这是几千年古代文学绝不会有的。

6裴多菲     他让中国人知道了人世间有比生命和爱情更重要的东西……

7巴尔扎克   他一度是中国标榜现实主义写作者的典范。

8莎士比亚   谁都怕不知道他，可谁也不像他。

9田山花袋   他勾起了中国作家对身体的兴趣。

10波特莱尔  没有他就没有中国现代派诗。

11罗曼·罗兰  在五四和80年代他是最响亮的名字。

12卢梭      他丰富了中国人对人性和自然的理解。

13高尔基    他是领袖，但不是师傅。

14奥斯特洛夫斯基  他让许多中国人争相背诵一段关于生命价值的格言，但似乎及格者少。

15陀斯妥也夫斯基  只有极少数人读完了他，但读过的人都说灵魂受到了拷问。

16马尔克斯  中国先锋派的祖师爷，他的“飞升的床单”上挤满了中国作家。

17卡夫卡    后文革时代的精神导师。

18乔伊斯    除了翻译他的人谁也没读懂他，但不得不谈论他。

19米兰·昆德拉   中国人从他那里学会了一个词：反媚俗。一句话：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满世界用。未必有几个真懂，媚俗者越来越多。

20博尔赫斯   一到90年代谁都在谈他。

    文学具有广泛的包容性，因而也具有多层面的价值。但是评选文学大师，应该注重文学之为文学的独特性，和可能流传下去的经典性。著名批评家韦勒克和沃伦指出：“人认为文学有价值必须以文学本身是什么为标准；人要评价文学必须根据文学的文学价值高低为标准。文学的本质、效用和评价必然是密切的互相关联的。某一个东西的价值，即它的惯常的或最专门的或恰当的价值，应当就是由它的性质（或它的结构）所赋予的价值。它的性质存在于潜能中，也就是它那外部表现出来的效用。”

    在我们看来， 优秀的文学，创造了美，激发了人类美的感受和审美情感，丰富了人性，发展了人自身。我们的审美判断建立在身体的快感与痛感上，建立在人性的自由与飞扬上。换句话说，人性的含量和审美的含量就是我们选择作家上榜并排序的基本标准。    由于传统思维的巨大惯性，由于东西方文化的巨大差异，由于中国作家和读者鲜有对于外国文学的深入理解，由于中国新文学的历史较为短暂，20世纪中国没有产生具有广泛国际影响的大师，报少有能与世界经典比肩的作品。因此我们对这一时期的文学的整体评价不宜太高

    模向地看，哥德式的穷尽人类理性、莎士比亚式的精妙情节和语言、托尔斯泰式的道德审视；陀斯妥也夫斯基式的灵魂拷问、罗曼·罗兰式的心灵激情、卡夫卡式的关注并化、加缪式的揭示荒诞，马尔克斯式的民族画像，昆德拉式的横扫媚俗、博尔赫斯式的智性写作，在中国都不乏模仿者、追随者，但绝没有比肩者，更没有超越者。即便近邻如日本，这个与中国文化“同根”的民族，它在20世纪的音乐和文学远远超过了中国同时代文艺，喜多郎世的魔鬼式音乐、川端康成的诗意时空、大江健三郎对人的“性”世界的探微和对“进步”“习俗”的人性审判，我们哪一个音乐家文学家能够与之相提并论？

   文学是对人的本质的探寻和追问，如同米兰·昆德拉所言，小说（文学）如果放弃了对人的探索就是小说（文学）的死亡。20世纪中国那么多作家作品，试问他们究竟在多大程度上丰富了世界各地读者对人性的理解？他们到底提供了多少强烈的、久远的审美愉悦？从这一角度而言，他们的文学生命是虚弱的甚至是速朽的

    以这样的标准来回顾20世纪的中国文学，我们发现，真正的经典作家并不太多。我们以20为基本数，不是为了与２０世纪的数字上的巧合，而是它本来就只有20位左右。少则不全，多则太滥。

20世纪中国文学，是以西方文学为父亲、以中国古代文学为母亲的杂交体。不过他们并不是自由恋爱，而带有拉郎配的性质。“好事者”就是中国的第一流的知识份子们。他们要以世界优秀文学改造中国传统文学。我们还选了对中国文学影响最大的20位外国作家，就是因为他们是中国文学现代化道෯上的一颗颗闪亮的明灯，照耀着中国新文学的道路。

 20世纪中国20位文学大师

1  鲁 迅      一个没有长篇的大师，但仅有《阿Q正传》就足以不朽。他是中国文学史上最深刻地挖掘了国民病态的传统文化之根的作家。

2  张爱玲     一个把中国古代文人文学传统与现代西洋小说精髓结合得最好的作家。她笔下的人物一寸一寸都是活的。

3  沈从文     一个文体大师。写得很多，好的只几部，但仅有《边城》也就够了。那纯朴健康自然优美的人性之歌在中国文学的长河中低低回荡。

4  王小波     一个狂热岁月中的浪漫骑士、大串连时代的行吟诗人、不自由生活中的自由思想家。他对20世纪中国文学的最大贡献是写出了人的无限可能性

5  穆 旦      全面摆脱了中国古代文人诗作传统，向人而在。他给我们丰富和“丰富的痛苦”。

6  曹 禺      中国话剧的高峰。1949年前至少有3部直逼人性深处的经典，此后却全是败渣。

7  老 舍      真正的人民艺术家、中国市民生活和审美趣味的代言人。

8  王 蒙      50年代思想敏锐技巧平平，80年代将现代派技巧与敏锐的思想融合起来，影响很大。

9  郁达夫     尽管描写有些马虎粗糙，但以对性爱的直言渴求颠覆了古代三不朽的人生价值而不朽。

10 余光中     轻灵而博大、西化而传统，中国人的情韵跃然纸上。

11 钱钟书     站在人生边上，精微而幽默地画出了部分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的灵魂。

12 施蛰存     以现代的笔法解构了古典故事，以人性文本颠覆了传统的道德文本。

13 巴 金      一个不想当作家的作家、一个不讲技巧的大师，人格的感召力大于艺术的感染力。

14 刘震云     一个最有历史感的当代作家，很民族又很世界。

15 茅 盾      比较而言，他是19世纪英法批判现实主义小说在中国的最好传人。

16 北 岛      “告诉你吧，世界，我－－不－－相－－信！”正因为他的不相信，我们才相信他。

17 贾平凹     一个表里不一的艺匠，很难想像气质外貌平平的人能写出那么多极富灵性的文字。

18 王  朔     看上去很美、很纯、很好玩。颠覆“文革话语”、伪“宏大叙事”的功绩不可磨灭。

19 马  原     对先锋派文学的影响无人比肩。

20 韩邦庆     比来比去，近代作家中就他最象个作家。虽然他的《海上花列传》出版于1894年。

1949年  笫一次文代会

两支文艺“大军”“ 会师” 了。一支趾高气扬，一支灰溜溜。

1951年  《武训传》批判

讲当代文学的人最怕讲当代文艺思潮。永远的三步曲：一、某年某月开展了关于某人某作的讨论（争论）；二、伟人讲话，论争升级为批判斗争，当事人受到严肃处理；三、若干年后，证明批判是错误的，予以平反昭雪。从批判《武训传》到批判……，都是这样。

1953年  “抗美援朝”文学

这一题材中最有影响的是《谁是最可爱的人》，最有人性含量的是《洼地上的战役》。两部作品在历史上的待遇有霄壤之别。

1954年 合作化文学

一批诚实的有生活底蕴的作家，创作了一批反映非走××道路不可的作品。但由于那条路错了，他们也跟着错。“合作化”文学提供了一个反例－－再有才华的作家，如果失去了独立的思想和认识，只会生产垃圾。

1955年   胡风的批判和批判胡风

胡风，鲁迅之后又一个硬骨头，或许是最后一个硬骨头作家。之后中国文人普遍缺钙。每当我看到胡风这个名字，就想起1998年在湖北大学“胡风事件前前后后”座谈会上当事人家属的抽泣声和曾卓讲的故事：50年代，一个探亲路过武汉的军人，花5分钱听了他讲诗的一场报告，被开除军籍，20年后还未平反。

1956年  双百方针

没有法律保障的言论自由是脆弱的，恩赐的百花如假花，构不成春天！

每当我看到那些对双百方针毫无保留的赞美文字，我就恨不能提醒他们1956后是1957……

1957 年  干预生活

当年的干预者在80年代初仍是干预者，不过已有人在文学史上消失了……

1958年  人情小说

当文学应不应该有人情也成了问题的时候，也就是文学本身的存在也成了问题的时候。

1959年  新民歌

“乡乡要出王老九，县县要出郭沫若”。表面上看，这是一场繁荣艺术的运动，但实际上是一个用民间艺术取代文人艺术的反诗歌运动，一场世界文明史上罕见的闹剧。

1961年  题材问题

当文学写什么题材也成了问题的时候，也就是文学本身的存在也成了问题的时候。

1962年    现实主义深化

其实当年也没有“深化”到哪里去。现实主义源于人的理性、人的怀疑精神，现实主义就是对现实现世的批判。

1963年  鬼戏

写人不成，写鬼也不成。

1964年    中间人物论

当文学写什么人物也成了问题的时候，也就是文学本身的存在也成了问题的时候。

1966年 《海瑞罢官》

对一部剧作的批判，引发了一场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由此可见中国社会中国文化的高度意识形态化特征。

1967年    样板戏

八个样板戏中，没有一个正常的完整的家庭和夫妻生活。江青要告诉人们：革命就是孤男寡女的事业？

1972年  浩然小说

鲁迅走在金光大道上。一个被误读、被歪曲、被利用的鲁迅，和浩然的高、大、全式的人物，竟然是10亿中国人10年的文学大餐，这是一种叫人哭不出来的悲哀！

1973年   《园丁之歌》

一部没多大艺术价值的作品，因与一个特殊的时代和一个特殊的人物有了联系而出了名，使文学史不得不提到它。

1975年 《春苗》《创业》

我至今还记得，当时的一篇批判《春苗》的文章说，这部电影中官职最大的人竟是一个坏人（走资派），表现了支流，是对时代的污蔑。那时我还做着少年作家梦，我想，天哪！怎么有这么多离奇的限制。

1976年    四五诗歌运动

一个没有正常发言渠道的时刻，借一个传统节气悼一个在民间口碑极好的伟人，用的是诗歌话语方式，言说的是对高压政治的不满。

1977年  《班主任》

刘心武本想以宋宝琦这个小流氓形象来控诉文革，却不料谢惠敏这个人物引起了更大的共鸣。谢惠敏，一个团支书，一个马列主义小太太（此乃套用《人到中年》），一个极权政治下的畸形人格。今日的教育（从幼儿园到小学到中学到大学），仍在培养谢惠敏式的人物，不过他们没有谢惠敏真诚。

1978年   《伤痕》

当年伤痕文学的始作痈者后来在赌城拉斯维加发扑克牌。他说赚钱之后还要回头写小说，不过即使写得再好，其影响也不会超过《伤痕》了。那是一个敏感的青年给长期处在情感荒原人性沙漠的中国人的一滴甘泉。

1979年 “反思文学”

伤痕文学的政治主题的合逻辑的深化。它提醒人们，没有孤立的文革运动，早该警惕十七年的极左思潮。仅此一点，反思文学就有特殊意义。

1980年  意识流小说

中国作家以为东想西想就是意识流，殊不知意识流是一种更真切更现代的认知方式，中国作家只学了点皮毛，我不知道谁是中国的意识流小说家。不过，它的传入多少打破了单一的线性的文学思维惯性。

1981年  朦胧诗

跟此前的当代诗人相较，他们用“小我”审“大我”取代了“大我”淹“小我”的倾向。

1982年  茅盾文学奖

茅盾的文名早已褪色，茅盾文学奖的含金量也不高。20世纪中国作家谁最擅长写长篇小说？

1983年 “崛起的诗群”

崛起派说：“告诉你吧，世界，我——不——相——信！”正因为他们不相信，才诞生了一代诗人。

1984年 “性格二重组合论”

一个有明显缺陷的理论，却是中国当代文学史上第一次从文学本体的角度对“好人－坏人”模式的清算。

1985年    方法热

是80年代中期的文学由政治中心向文学自身转移的重要过渡。

1986年 文学寻根、新生代诗群

寻文化之根，中国作家终于跳出了狭隘的政治视野。这时期出现了几个好作家。

新生代诗人开始把诗当成了自娱自乐的卡拉OK。

1987年        女性主义文学

只有文学回归到人学的时代，女性主义文学才有存在的可能。

1990年  汪国真热

在许多作家完全写不出东西来的时候，他赢得了不谙世事的初中生的狂热崇拜。

1991年         新写实主义

现实主义在剥去伪饰的主流——支流论后，又降格为一地鸡毛。

1992年    后新时期文学

新时期是从什么时候结束的？我认为是1989年。后新时期从什么时候开始的？我认为是1992年伟人南巡之后。后新时期文学（又称转型期文学、世纪未文学）就是市场经济时代的多元化文学。

1993年  文稿大拍卖

文学市场化的一次尝试。

1994年  人文精神大讨论

虽然不仅仅是文学界参与，但确是文学界发动的。充分说明了无论什么时候文学家都是精神家园的守望者。

1996年  现实主文冲击波

让民众分享艰难，任贪官肆虐横行。

1997年          王小波年

世纪末中国最好的小说家，也是本世纪中国最好的小说家之一，他在这年春天猝然去世。

1998年     文学批评话语

批评家普遍失语，社会价值也普遍失范。迷茫的，不仅仅是批评家……

1999年    文学百部经典

世纪末各项评比都多。官方的、民间的，太正常了。关于百部文学经典，我至少知道有三个评选结果。我认为只有20来个经典作家。见仁见智，本没有定论。

2000年   高行健

根据中新社自斯德哥尔摩报道，瑞典文学院发表文告2000年诺贝尔文学奖授予法国华人作家高行健，以表彰“其作品的普遍价值、刻骨铭心的洞察力和语言的丰富机智，为中文小说艺术和戏剧开辟了新的道路”。他是迄今为止第一位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华人作家。

2001年  纯文学期刊“突围”

中国纯文学期刊：生死抉择 如何“突围”。 《人民文学》、《芙蓉》、《钟山》、《大家》等大型文学期刊无一例外。他们一改以往纯文学所坚持的“阳春白雪”之路，宣称“面向市场、面向读者”，要走“雅俗共赏”之路了。

2002   跟风

出版跟风现象严重。《谁动了我的奶酪》之后有系列“奶酪”出笼；《作女》之后有《作男》；一窝蜂追求图配文，文字量力求缩水；各种版本的小资读物，层出不穷的“上海”选题，造成图书市场看似繁荣其实单调的现象。  上海译文出版社推出日本著名作家村上春树的10多本文集，《挪威的森林》（全译本）销售近20万册。文集以新、齐、装帧漂亮而在外国文学书籍中独占鳌头。

2003 小说家“触电” “７０后”

2003年小说家纷纷将自己的作品改编成电影和电视连续剧，已成为文坛突出的现象。江苏报道该省作家就有周梅森、苏童、叶兆言、黄培佳、范小青、毕飞宇等十多人不断将自己的作品改编成电影或电视剧本。北京的刘恒、刘震云、海岩和部队的柳建伟也如此。周梅森继《最高利益》之后又将《绝对权力》、《国家公仆》改编为电视连续剧，被中央和地方许多电视台转播，反过来又促进小说的推销就是一例。刘震云的电影《手机》成为贺岁片，又改为长篇小说，则是另一例。

   １９９８年，《人民文学》《作家》，曾经策划过７０后作家专号，集中推出了周洁茹、朱文颖、金仁顺、戴来、魏微等女作家的作品。每位作家的作品前后配发一位著名批评家的点评和作家自己的创作谈。上海的《小说界》也首次以美女作家为名推出特刊，尔后媒体介入炒作。“７０年代”“７０年代后”的“美女作家”异军突起，反映都市生活的“时尚化写作”一度似乎占据了文坛，甚至有人称文坛进入了“她世纪”，这一现象直到２００３年才慢慢被淡化。

2004”，“下半身写作”

 身体之中有灵魂、肉体之上有精神，通过写身体而展现人性的丰富复杂性是这类写作的理想状态。这实际上就是“性文学”的文学性问题。立意在人性探寻和审美创造上的身体写作是富有文学性的文学，反之立意在场景展示和官能刺激的身体写作是反文学性的文学。

2005   “新世纪文学”概念

这年提出的一个伪概念，一个新的学术生长点，卷入了很多学者。我认为1992年以来的文学由主旋律文学、严肃文学（纯文学）、大众通俗文学三分天下，可共名为“转型期文学”。包括两个时段：90年代、新世纪，共性大于差异。没有新世纪文学、只有新世纪以来的文学。

2006年“韩白之争”

　　白烨写了一篇评论80年代后文学评论的博客文章，韩寒于3月2日在其博客发表了《文坛是个屁，谁都别装逼》来反驳，文章里用了粗口。白烨接受记者采访把韩寒所用的这些词语当作80年代后素质底下的佐证，并在其博客上也作了回应韩寒的声明。韩寒又发表了《有些人，话糙理不糙；有些人，话不糙人糙》的回应文章。

   我认识白烨十年了，他是个温和的学者。韩白之争是代际之争。不同审美趣味的冲突。

2007 打工文学崛起 底层叙事潮流
　　曾为新文学伟大传统的“底层写作”重新成为新世纪文学的热门话题，不单是与传统的对接和题材的转换，而是对世纪转型期的社会、文化和文学的某些负面现象的不满和积极应对。

    不要以为写人民、写底层生活的文学都有“人民性”，这里面有高低之分、真伪之别。某些描写底层生活的作品仅仅停留在表现外在的困顿，未能从体制和人性等方面深入剖析苦难、描绘悲剧根源。这是“底层关怀”薄弱的文学。有的作家为苦难唱赞歌，给贫穷赋诗意，宣扬安贫乐道、化苦为乐的精神胜利法，歌颂“冷也好热也好活着就好”的苟活主义人生哲学，渲染贫民的“幸福生活”。有的作家把人民性格中的某些弱点不加辨析地予以美化，把粗鄙当潇洒、把随意当自由、把残暴当浪漫。这是“伪底层关怀”的文学。有的甚至在价值取向上更倾向于权势、资本等强势力量，鼓吹富人哲学，把贫穷原因归于自身弱智和宿命并让人“认命”。这是 “反底层”的文学。

2008  中国当代文学是垃圾

    2007年年底“德国汉学家顾彬说，中国当代文学是垃圾”这一似是而非的新闻得以全民性的宣泄。2008年，顾彬多次现身媒体，在否认“垃圾说”的同时，继续了他的批评，为2008年的中国文学平添了一道饶有趣味却不太“舒服”的风景。

    我们要坦然承认20世纪中国文学与世界优秀文学的差距，不要以所谓民族性作为自甘平庸、自我满足的借口。20世纪中国不乏优秀的作家作品，但整体而言，缺乏全球视野，缺乏人类胸襟，太局限于地方性、民族性、当下性是致命伤。

    1949年金秋，当一代伟人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庄严宣告新中国诞生之后，中国新文学也开始进入了它的当代阶段，即社会主义文学阶段。而在这年７月召开的第一次文代会，标志着国统区和解放区两支创作力量的大会师，标志着共产党从思想上、组织上、政策上、阵地上和经济上把文艺纳入了全方位的领导。从此，象体育、商业和其它工作一样，文艺作为一条“战线”，作家作为一支“队伍”出现在当代中国社会。

    事实上，中国当代文学的序幕是1942年在延安拉开的，毛泽东确立的工农兵方向及一系列相关的理论，为当代文学发展奠定了基调。1949年以后，毛泽东的文艺思想有了一个更大的实践舞台。

    半个多世纪过去了，中国当代文学的发展大致经历了以下四个阶段：

    一、赞歌时代（1949～1966年）。这是一个红色赞歌的年代。一个历经屈辱、战乱的民族，终于迎来了和平，怎能不叫人放声高唱？在50年代初的诗人和作家的笔下，中国不再是“一沟绝望的死水”，不再是“寒冷封锁着”的土地，人民不再是忍辱负重的“老马”， 呈现出一片欢乐景象。歌颂党、政府、人民，歌颂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伟大胜利，歌颂各族人民在社会主义事业中的创造性劳动，是十七年文学的主旋律。尽管左倾思想不断地升温，神化领袖的倾向也日益明显，粉饰现实简化矛盾之作也愈来愈多，但可以肯定，作家的歌颂是真诚的由衷的。而且也出现了一些优秀之作，尤其是在战争题材方面，《林海雪原》、《红岩》、《保卫延安》、《红日》、《红旗谱》都具有一种史诗性的品格。在现实生活题材尤其是农村题材方面，不少作家付出了辛勤的努力，但由于他们所歌颂的时代的左的错误，而这些作家从整体上不可能超越当时的时代认识水平，因此这些作品的历史含量和艺术含量在今天已经变得很淡很淡了。长期以来，过分强调文学的认识教育功能、宣传战斗作用，对创作方法、题材主题、写作技巧、乃至人物设置等方面有很多的限制，所以那时候的作品，哪怕是一些比较优秀的作品，表面上看起来风格各有不同，但他们更多是“时代的”、“集体的”，而非“人类的”、“个人的”。 作为特殊知识分子群体的作家，他们作品没有表现出独到的对于人和社会的认知，也难视之为出色的审美创造。他们不能与鲁迅、巴金、老舍等现代作家比肩，更不能与20世纪世界优秀文学对话。 1956年，“双百方针”的提出，是最高领导者力图繁荣文艺的一次努力，但由于得不到法律和制度上的保证，第二年的反右，实际上也就是反掉了这个方针。而1958年的新民歌运动，更是世界文坛上的一出闹剧。60年代初期，左的倾向日益严重，不断地限制，限制过头又在不断地调整。文坛处于紧张的摇摆状态，批判斗争多、运动改造多、豪言壮语多，坚实的艺术创造少，精品更近于无。

    二、沙漠时代（1966～1976年）。文革10年的浩劫，是50年代以来极左思想发展的必然结果。大革文化的命的同时也大革文学的命，发动者力图在完全摧毁旧文化包括五四以来的新文学后的废墟上来重建中国文学，结果造成了一片沙漠。鲁迅走在“金光大道”上、再加上八个样板戏，就是10亿中国人在如此长的时间里的全部精神食粮。在充斥着奴性和兽性的岁月里，中国人只有了斗争文学，其实这也是一种“吃人”的文学。

    三、复苏时代（1977～1989年）。1976年秋中国政治的大转变，尤其是1978年三中全会的召开，当代文学迎来了她的复苏和繁荣。1979年底邓小平在第四次文代会上，用文艺为社会主义服务、为人民服务的提法取代了支配当代文学几十年的文艺为政治为工农兵服务的口号，极大地焕发了作家的创作活力。新时期文学的复苏，首先是向五四的民主主义人道主义的复苏。一时间，文学成了民众情绪和时代精神的发泄场 。新时期文学的思潮演变，明显与社会政治文化的演变相关。从伤痕文学到反思文学再到改革文学，应和着时代的政治主题。到了80年代中期，先锋派小说、文化寻根派以及稍后的实验诗潮和新写实小说，这是文学更多的向文学自身复归。从文学的社会接受角度而言，可以说80年代初中期，是中国当代文学的黄金岁月，作家迭出、风格各异、佳作不断，在社会上广有影响。刘心武、王蒙、贾平凹、舒婷、北岛、韩少功、王安忆、莫言等，是这时涌现出来的优秀代表。

四、多元时代（1990～1999年）。90年代，尤其是1992年伟人南巡之后，中国社会由计划经济走向市场经济，中国文学事业进入更加多元化的阶段。既有弘扬主旋律的文学，又有坚持个人化写作的自由文学（暂名），更有商业化的大众通俗文学大潮。它们互有借鉴，共同支撑着转型期文学（又称后新时期文学）的天空。主旋律文学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注意到了文学的审美性、艺术的个性。还有不少作家，在这个时候获得了自由创作的空间，专心致志于人性的探寻和审美的创造。作家协会的作用开始淡出，以刊物推出新作家、新潮流的方法越来越盛行。自由写作者、自由撰稿人中间也冒出了一批新锐，王小波就是其中的出色的代表。中国作家中，没有哪个作家像他那样把小说既写得充满智慧又充满了趣味，他表现了人的无限的可能性，他以米兰·昆德拉式的笔对中国文革时代反人性的极权政治进行了深入而犀利的嘲讽。从《废都》到《浮躁》，深得中国古代小说神韵的贾平凹也力图勾勒出世纪末中国的精神历史。刘震云、莫言、韩少功对近百年的农村中国也作了一番很有力度的个人化书写。90年代中后期的文学，商业化倾向更加浓郁，满足着市民读者的精神需要。为休闲而写作、为个人而写作也成了某些青年作家明确追求，他们不乏过人的才气，但绝对没有大师的气象，因为他们缺乏对于中国历史的沧桑感。

还应该指出，在今天，一方面创作更加多元化了，另一方面文学影响力也小了。作家的地位不断下跌，他们不再是精神领袖，也不再是灵魂工程师，他们首先是一种职业，主要是人类灵魂的探索者、精神家园的守望者。在中国民众的物质生存欲望充分激发、实用理性更加强化的时代，在视听文化强烈的挤压文字文化的时代，诗人何为？作家何为？不同的文学家有不同的选择，而多元的时代尊重各自的选择，并不急于要求有一样的回答。

   60年的中国当代文学，有曲折有苦难，有经验有教训。在中国历史上，从来都是政治家思想家对文学的影响大于文学家自己对于文学的影响。在作家作为一种个性化极强的精神劳动没有被社会普遍认知并尊重之前，在中国民众的受教育程度和审美趣味审美欲望没有普遍提高之前，文化的时代的政治的因素严重地制约着文学，作家的天赋、勤奋程度、艺术创造力，这样一些属于创作主体的因素往往不能起主导作用。回首共和国文学60年历史，我们深切感到，在政治清明、思想解放、社会开放的时期，往往是文学比较繁荣的时期。这是一条值得特别珍视的经验。

作为一个有20余年教龄的大学教师，送走了七0后、八0后，又迎来了90后，老实说，我以前对九0后的评价并不高调。因为他们不论出身于城市乡村，大都是独生子女，习惯了被捧着哄着，过份地自我中心；他们成长于信息多于知识、知识大于能力的环境中，很多人过份地沉溺于网络，不大关心世道人心，不太擅长于跟现实打交道、为当下担责任。我见到了太多只顾自己、不顾他人的“这一代”。我总是对朋友们说，我评价九0后人品的重要标准是：心中有无他人！

长江大学学生搭十八人梯救溺水少年的壮举深深感动了我、震撼了我，也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我对九0后的看法。为了两个陌生少年，他们不顾个人安危，自发地组成了团队，毫不犹豫地实施救助，三个男生还献出了生命。他们跪求会水者帮助救人，他们凑钱求人打捞失踪者，他们控诉见死不救的昧心人。这是一个充满阳光、充满爱心、有责任感的可敬可爱的英雄团体，他们是心中有他人的大写的人！

人梯精神反衬着自私自利者灵魂的卑污。那些对着行人尤其是对着行走不便的老人猛按喇叭的驾车者、那些在人群中高声大气旁若无人的闹酒者、那些以抢先购物购票为荣的插队者、那些不顾他人出行不便的占道摆摊者、那些宁可自己得不到好处也决不让别人获益的“拆白者”……，都是心中没有他人的“小人”，人们司空见惯、见怪不怪。

并不总是在风口浪尖、硝烟弥漫之时才见人品的高下，日常生活中更显人的道德修养、人格底蕴。我们学习人梯精神，更多地时候应该是体现在衣食住行、柴米油盐中。尊重他人、关爱老弱、与人方便、和睦共处！

当然，除了敬重这个英雄团队，哀悼并惋惜牺牲者，我心目还有一丝隐痛和遗憾。十八人梯没有几个会水的人，这在今日的中老年群体中是不可想象的事。在“怕出事”的听话教育模式下，在把体育课改上数理化的应试教育体制下，会游泳的人越来越少了，真的是越来越少了。今天的三口之家，父母会游泳子女不会是普通情形。那怕长在长江边，那怕是血气方刚的少男少女，也没有几个搏击江海、征服波涛的健儿。

假如，十八个英雄多几个浪里白条，假如，他们大都有驯服长江的好身手，也许他们会有比搭不牢靠的人梯更好的救助和自救的方式，也许会少一点牺牲……

没法假设，只有痛心。在痛心中反思我们教育中的某些不足。

刘保昌：广东人什么钱都敢赚，湖北人什么娘都敢骂http://book.sina.com.cn  2009年09月22日 16:25  新浪读书

刘保昌：“从楚人的骂人当中也可以看出一种血性。”

　　以下为论战实录：

　　文坛：我想先请几位嘉宾老师先来一段。

　　何锡章：“红军不怕远征难，万水千山只等闲。五岭逶迤腾细浪，乌蒙磅礴走泥丸。金沙水拍云崖暖，大渡桥横铁索寒。更喜岷山千里雪，三军过后尽开颜。”刚才主持人说的这个题目，因为我对这个题目没有好好的思考，战争往往是充满血性的，战争总是残酷的，尤其在古代的战争，秦始皇打赢了，他代表了历史前进的方向，如果当时楚国打赢了，那么我就代表了楚国前进的方向，历史上写战争，包括我们的民族战争，我们要更多地看待古代人在战争中所表现出来的精神。我们看《诗经》，《诗经》写战争，很少写正面战争的事情，《诗经》是写出兵的士兵，用一种很淡淡的哀怨的方式表达出来，岑参写的战争诗，写战争诗，一是发现民族正面的精神，更应该重视战争对民族、对文化、对人类带来的毁坏性。因此，我们应该站在这个角度来讲，包括毛泽东，我最近也是在思考这个问题，原来国共两党战争，我们应该看到毛泽东诗狂放的精神，在艰难的井冈山时期，表现出一种自信、乐观的英雄精神，这种英雄精神更引到个人的主体性中，这种革命不是草菅人命，更应该是具有创新性的，在90年代末出了两部电视剧，当时在争论，到底哪个是比尔，哪个是保尔，比尔·盖茨是知识英雄，而保尔·柯察金是道德英雄，我们怎么理解战争对英雄、对个人命运的认识。

　　郭康松：从人性的角度来说，谁都不希望战争，谁都不喜欢以搏斗为乐，有关于荆楚具有血性的这一面，我对这方面的思考不是很多，也并不认为荆楚人在这一方面和其它地区的人有什么很大的差别，我觉得每一个地区、每一个地域成为一个政权的时候，面对外域的入侵，这种血性都是可以被激发起来的，对于这一点，我不发表太多的看法。也有人说，红安地区从红军时期一直到建国，出了200多位将军，我想也不能据此就认为红安地区的人，或湖北人的血性比其它地区的人更强烈，在当时我们经过长征，沿途被国民党的主力军围追堵截，一直过雪山、过草地，到达陕北的人，八万多人到那儿只剩一万多人。湖北这里的红四方面军，直接从湖南到四川，保存红军的人多一些，最终到达陕北的红军都成为革命的种子，因此，他们在后来的部队中间担任领导职务，立下战功，成为领导人物。我不赞成说湖北人是不是血性比其他人要强，但是湖北人的脾气有很暴烈的一面，我承认。

　　孟修祥：我补充几句，刚才郭教授说到的湖北人的脾气，这不是郭教授说的，也不是我们说的，司马迁早就说过，司马迁说楚人的性格轻佻易发怒，这是三楚之地的特点。喜欢感情冲动，喜欢实现自己的诺言，楚人是最能够实现自己诺言的人，是敢于承担责任的人，这是楚人的性格，这种性格背后酝酿着一种英雄主义精神，刚才我们说到战争诗歌的问题，其实我们追溯到楚人的精神原形应该从神话开始，我们现在从古代文学中学到神话，都是楚地，《山海经》，现在大多数人都认为是楚人和蜀人写的，那么楚和蜀代表文化的一种精神，还有《楚辞》，这里面有很多英雄主义精神。郭教授说红安出了200多位将军，不仅是在红安，在荆楚大地产生了很多的英雄，毛主席讲遍地英雄下西安，英雄更多是从战争走出来的英雄，我认为用血性更形象，用概念就是英雄主义精神，英雄主义精神是要付出代价的，毛主席写过很多的词，“而今迈步从头越”，我觉得在今天也有警醒的作用，过去一切都为零，一切从头开始，无论过去的成绩，还是失败，都需要从零开始，毛主席是不悲观的，他即使是处于失败的时候，写过“苍山如海，残阳如血”，这是当时失败的时候毛泽东写的词，这是需要付出生命的代价、鲜血的代价才能换来成功。毛泽东写了那么多词，还有一种深深的忧患，这一点在战争诗中是表现比较突出的，当然毛泽东主要是乐观主义精神，这和楚人一面是相关联的，就是自信的一面，当然战争给人带来的更多的是要付出牺牲、要付出代价，最后才能获得成功。

　　刘保昌：从楚人的骂人当中也可以看出一种血性，北京人什么话都敢说，上海人什么国都干出，广东人什么钱都敢赚，湖北人什么娘都敢骂，刚才几位老师讲，楚国是一个小国家，从一个小国家发展到整个南麓中国全是楚国的疆界，由小变大，筚路蓝缕，这样出现了一批有血性的人士，国家由小变大，包括现在中国能致力于世界强国之林，必须要有这样一批血性英雄，楚国血性表现在两个地方，我们现在发现春秋战国时期的墓葬，发现的宝剑，铁剑不容易保存下来，战国以后采用铁剑，战国以后发现的都是青铜剑，春秋战国时期都是青铜剑，越王勾践剑，当年吴越这个国家后来都变成楚国的版图，而楚国当中有好武的习俗，把一些剑都埋葬起来，我们在省博物馆发现了那么多剑，有一些剑超过一半都是在楚葬中发现的。

　　楚人有血性复仇的习惯，最典型的就是伍子胥，楚平王在世的时候，把伍子胥的哥哥和父亲杀掉，那么伍子胥怀着深深的仇恨到吴国去，做了吴国的军师，率领吴国的军队一直打到楚国的寅都，把楚王的尸体鞭打了300下，他有非常强烈的复仇的心理，现在作家也专门写过伍子胥复仇的心理，当一个人被仇恨燃烧的时候，他其实活得很不轻松，他每天都是被仇恨充斥着。楚人确实是很血性，林彪说“枪一响，上战场，老子今天死在战场上”，他的部队抱着必死的心理。而这种心理表现最为强烈的是文人闻一多，1945年7月15号，闻一多在纪念李公朴的大会上，其实他知道，作为楚人，惋惜同情他的角度，他明明知道会上有特务的情况下，他拍案而起，他知道国民党特务在这里，他也知道自己在这里讲这种话会有什么结果，但就有这种血性。北大学者孔庆东也学过好几篇文章，他说闻一多有一些向死的冲动，他希望自己人生最后的毁灭是美丽的毁灭，刚才川鄂教授也讲到闻一多的诗比较隐讳，不敢讲，当然他是比较缺乏方法，他爱人爱得要死，“让我淹死在你汪洋的眼波中，溺死在你甜蜜的酒窝中”，感觉他爱一个人爱得要死，他恨一个人也恨得要死，这就是楚人的一种性格，而这种血性，在现代这种讲究物欲，在还没有毕业就讲工资待遇的时代尤其缺乏，我想这也是楚人的血性，应该给大家带来借鉴和教育。谢谢。

　　文坛：非常感谢几位教授，刚才一下子把话题又抛回去给几位教授，也要留一点时间给同学们，刚才院长也已经把屈原《国殇》前面两句念了，屈原的《国殇》，有没有同学们能念后面几句。

　　学生：我就念《国殇》的最后几句，“出不入兮往不反，平原忽兮路超远。带长剑兮挟秦弓，首身离兮心不惩。诚既勇兮又以武，终刚强兮不可凌。身既死兮神以灵，魂魄毅兮为鬼雄。”

 文坛：谢谢，非常好，说到血性的时候，有没有同学还知道的诗词。

　　学生：刚才谈到战争，大家可能都忘记了与楚国有关系的两场战争，这里面的诗歌比较精彩的诗词有三首，一个是项羽的《垓下歌》，一个是刘邦的《大风歌》，一个是苏东坡的《赤壁怀古》，正好这三首诗形成了一个对照，刚才刘老师说中国古代诗歌缺少爱情，我正好是刘老师的学生，刘老师大一时带过我，我对刘老师的印象比较深，我们说项羽是失败的英雄，刘邦是胜利的英雄，但是相反从诗歌中来看，项羽在写《垓下歌》时说谈到了“虞兮虞兮”，说到了他最喜欢的妃子，但是相反刘邦写《大风歌》的时候，刘邦在思考“安得猛士兮守四方”，但是这个情况就不同了，在苏东坡好像给他们来了一个总结，苏东坡最后写《念奴娇·赤壁怀古》“多情应笑我，早生华发。人生如梦，一尊还酹江月。”当人在年老的时候可能会反思一些东西，我这一生到底得到了什么，失去了什么，但是我们也知道刘邦最终取得了天下，但是取得了天下之后，他的天下并不是十分安宁，他自己所设想的江山也好像是人生如梦一样，就像一杯酒一样倒在江里了。这三首诗，既与荆楚有关，也与战争有关。

　　文坛：你能背一首吗？

　　学生：那我就背《大风歌》，“大风起兮云飞扬，威加海内兮归故乡，安得猛士兮守四方。”

　　刘川鄂：这位同学对诗歌进行了很好的阐释，刚才我们说了从诗歌中反映荆楚文化的第三个特征，我们把它概括为血性，包括英雄主义，包括果敢、英雄这些涵义。这是一种相对性的方式。郭教授也说，这种血性不仅仅是属于荆楚文化的。我们今天通过荆楚诗歌，看了荆楚文化的三个方面，简单概括一下，一个叫狂放，一个叫浪漫，还有一个叫血性，这是我们今天嘉宾和同学共同努力的结果，我相信我们的概括是有意义的，我们不是对荆楚文化的一个全面的整体的评价，而是对荆楚诗歌中看荆楚精神及其特点，而且这些特点在古代有什么样的表现，在今天有什么我们可以审慎有正面的参考可借鉴之处，这就是我需要提醒的一点。

　　英国有一个地理学家布拉斯说过，他说道“每个地区都是民族相似性的一枚徽章”，每个地域文化都对民族文化斗争一种共性和差异性，所以我们说荆楚文化，我们从诗歌中看出这几个特点，狂放、浪漫、血性，既是荆楚文化的徽章，也是中华民族文化的徽章。我们特别强调狂放这一点，是因为它可能最能体现荆楚文化的特点，我们说这四位专家帅，都帅在哪里呢，我们可以用几个特点来概括，各有特点，也有共同的特点，也许我们把狂放看成最属于荆楚文化的东西，但是相应的浪漫和血性跟这个也是有关联的，只不过在其他的文化中间也有浪漫的、血性的一些成分，所以专家们都对这些做了审视的区别，除了专家认真、幽默的分析，各位同学的互动，也让我感到非常欣慰。这样的探讨，对于我们来说确实是非常好的交流机会，由于时间的关系，有各位同学提问的环节，我们暂时省略了，最后向大家介绍到会的几位嘉宾，武汉市委宣传部副部长、武汉市文联党组书记陈汉桥先生，湖北大学副校长邓女士，著名作家、《芳草》杂志社主编刘醒龙先生。新浪读书频道主编陈诗莹女士。现在我们请四位专家退场。请陈会长作简要的讲话。

　　文坛：首先有请武汉市委宣传部副部长陈汉桥向大家说两句。

　　陈汉桥：我是当年武汉师范学院政治教育系80级的学生，所以在座的各位学生，我今天在这里和大家再一次见面，有故地重游的感觉，“荆楚文化、武汉论战”经过前期的筹备，到今天经过四场论战圆满结束了。在此，我代表市委宣传部，代表武汉市文联，对新浪网、对《芳草》杂志社，特别是对我们的母校湖北大学，对我们的邓校长，对这次活动的支持表示衷心的感谢。荆楚文化博大精深，武汉有3500年的历史，文化底蕴非常之深厚，那么在我们过去的工作当中，在宣传当中，对这方面的发掘、宣传、利用、教化不是很好，新浪网这次在武汉搞的这次活动，对于提升武汉的文化档次、文化品位，把武汉的文化发掘出来，教化人、感化人，为我们的两型社会服务将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在此，我也希望新浪网以及其它的媒体，特别是我们在座的师弟、师妹们多投身武汉市的文化建设，多为武汉的文化宣传方面、发掘方面作出你们的努力。谢谢。

　　文坛：还有一位尊贵的嘉宾邓校长。

　　邓校长：首先让我们以热烈的掌声欢迎今天武汉市陈部长，我们的学长，还有各位专家光临湖北大学。我们也要感谢这次武汉市文联、新浪网、《芳草》杂志社著名的刘作家对湖北大学的信任，把这样一个活动放到湖北大学来举办，我刚才听了介绍，最后圆满的句号一定要放在湖北大学，所以我们也用热烈的掌声向你们表示感谢。

　　今天同学们能享受到这次丰盛的精神大餐，还要感谢亲爱的刘老师和郭老师，也是他们个人的学术影响、个人魅力，才能够把这样的活动放在我们学校来举办，所以我们再次向他们表示感谢。湖北大学，我们常说我们是湖北人民的大学，我们学校的发展离不开各级政府和社会各界对我们学校的支持，这几年湖北大学取得了比较大的发展，特别是我们和自己比，有了长足的进步，但是我想这些离不开社会各界的支持，也离不开博大精深的荆楚文化的滋养，所以我们也一定要有责任、有义务传播和继承优秀的荆楚文化。

　　今天下午这个活动，我听刘老师介绍以后，前几次活动非常成功，今天在我们学校举办，刚才专家、学者和同学们面对面交流，荆楚文化的精髓，我相信同学们一定受益匪浅，也希望这样的活动今后多在校园举行，我相信对同学们一定是大有好处的，我相信每个同学今后都是荆楚文化的传播者、继承者。

　　最后，我祝贺本次活动圆满成功，也祝大家周末愉快。谢谢。

　　文坛：非常感谢。除了要感谢几位尊贵的嘉宾，几位教授，我在这儿最想感谢的是各位同学，非常感谢各位同学参与新浪读书、武汉市文联、《芳草》杂志社、湖北大学一起举办的“荆楚文化、武汉论战”活动，所有的视频都会在新浪网读书频道上呈现。最后再一次感谢大家。

以下为论战实录：

  孟修祥：中国文化中，屈原虽然受万世后人的尊敬和敬仰，可是我们更多是以一个历史英雄的角度来讲，在那个时候谈楚国和秦国之间的爱国精神，如果我们今天再来强调屈原的爱国精神，是实际上是在一味否定中华民族的问题。

    还有道教中，具有真正浪漫主义主体性的东西，往往被压制、被边缘化。我们讨论武汉性格、湖北人性格，往往是急功近利，包括今天做学问，都是急功近利，这是缺乏浪漫精神，也是主体精神，主体精神意味着创造、意味着超越，意味着向中级的形而上学，我们今天讨论这个问题，应该继承历史上优秀的浪漫精神，而浪漫精神的核心就是主体性。

　　郭康松：刚才几位专家讲到浪漫精神，从《楚辞》，从出土的一些瓷器，一些绢花上都可以得到体现，这样一种浪漫精神，随着楚国的灭亡，意识形态儒家作为主导，应该说这样一种浪漫精神，逐渐地被淡化，甚至消融。像李白的这样一种浪漫，实际上在文学史上是比较少的，而更多的作品是一种现实的东西比较多一些。我们今天来谈楚国的浪漫精神，我觉得是对现代人的人生有很大的启示作用。我刚才说李白是湖北人，因为文化进来后，我们都会受到文化的熏陶，现在这种文化在湖北也不是很浓烈了，我们现在有责任、有义务把浪漫的精神加以发扬光大。

　　孟修祥：刚才刘教授讲的一点，我是非常赞同的，我们分析一种文化现象，无论是一种地域文化，还是谈中国的传统文化的整体性，一定要有一个判断，这个判断其中就是看它是否具有价值和意义。我们把古代的传统要展示给大家，要有淘汰、有选择，我举个很简单的例子：清代留长辫子，我们现在留长辫子还行不行？肯定不行了。妇女的三寸金莲，现在也不行。《墨子》中说楚王喜欢美人，美人的标准就是腰要细，每天只吃一点，最后到扶墙而行。我们今天讲到荆楚文化具有积极进取的特征，狂者进取，我们这个社会必须要进取，这是一种积极的东西。我们讲到屈原的很多东西，但是很多人忽略了一点，就是屈原的怀疑精神。有人说屈原爱国，是忠君，其实不然，屈原是怀疑，怀疑整个价值体系出现了问题。屈原的天问提出了170多个问题，没有人回答，所以他陷入了理性的焦虑，怎么办，他的思考要比我们深刻，为什么？他思考了上下左右，可以说从历史、人文、哲学、政治、经济、审美等方面进行了考察，我们现在要进行深层的考虑，他考虑了纵观上下多少年，涉及到方方面面，但是都没有回答，怎么办，最后他是因为这种怀疑精神，导致了绝望，我认为是这样的，最后他死了。最后我们把端午节送给了屈原，纪念屈原，得到人们的认同是到初唐的时候，所以以前的事情都淘汰了。说到忧患意识，不用说屈原了，还有《楚歌》，从先秦《楚歌》，一直到汉代的《楚歌》，一直到后来国民党写的《楚歌》，《楚歌》是我们现在仍然被忽略的研究对象，而它最突出的一个表现，我总结其中一个突出的表现是忧患、悲凉、沉郁，如果一个国家失去了忧患意识，显然是不利于国家的，如果我们陶醉于现在的快乐，而忽视了对民族生存意识的忧虑，这肯定是不对的，那么楚国的精神，文化精神，正好给我们提供了思考的对象。

　　刘保昌：我们还可以从地域的角度来看，在荆楚这个地方有浪漫精神，而在北方基本上是现实主义的精神，这和荆楚地域有关系。北方是水深土厚，南方是水势汪洋，在荆楚地方，就是在浅的地方种点水稻，在水池里捞点鱼，就可以生活，不至于像北方民众那样一定要团结起来浇水抗旱，风调雨顺，否则就没办法生活。荆楚地方也有得天独厚的一面，生活在这个地方的人，不用为生活所困，民族文化团结和个性，也是南方和北方人的区别。比如说儒家的弟子、孔子的弟子，比刘教授带的学生还多，像南方的老子、庄子，谁能说老子的学生是谁，庄子的学生是谁，南方人是骨子里个人主义的东西。这是南方和北方人的一个区别。

　　刘川鄂：听了保昌教授的话，我个人有信心继续下面的话题了。

　　文坛：说到浪漫的话题，崔颢、李白有一些浪漫的诗。

　　学生：有一首非常著名的诗是《黄鹤楼》：“昔人已乘黄鹤去，此地空余黄鹤楼。黄鹤一去不复返，白云千载空悠悠。晴川历历汉阳树，芳草萋萋鹦鹉洲。日暮相关何处是，烟波江上使人愁。”

　　文坛：刚才有人提到了《离骚》，不知道有同学能背诵几句。

　　学生：我只是喜欢《离骚》中的屈原，我背五句：“乘骐骥以驰骋兮，来吾道夫先路也。”我觉得其句非常浪漫。“惟草木之零落兮，恐美人之迟暮。” “亦余心之所善兮，虽九死其犹未悔。” “长太息以掩涕兮，哀民生之多艰。” “虽体解吾犹未变兮，岂余心之可惩。”我喜欢写《离骚》的屈原，是在非常艰难的时候写的。屈原在非常困难的情况下，他想到了他的君王、想到了自己的人民，还有一种进取精神，我觉得他在非常困难的情况下是非常难得的，何教授您说屈原骨子里有那种受中国传统文化影响非常深，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这种观念对每一个中国人的影响都是非常大的。所以我们对屈原应该有一种怀疑的态度，我们发现他的问题，并不是否定他的优点，相反，是我们为了更好地去继承他更好的东西，所以我喜欢他写《离骚》时的屈原，但是我也对他持怀疑的态度。

　　文坛：下次我们再来这边谈荆楚文化的时候，这位同学可以被请上台来了。

　　学生：很早以前我看过《离骚》，现在背得不是很全，我现在给大家背一下“帝高阳之苗裔兮，朕皇考曰伯庸。摄提贞于孟陬兮，惟庚寅吾以降。皇览揆余初度兮，肇赐余以嘉名：名余曰正则兮，字余曰灵均。纷吾既有此内美兮，又重之以修能。扈江离与辟芷兮，纫秋兰以为佩。汩余若将不及兮，恐年岁之不吾与。朝搴阰之木兰兮，夕揽洲之宿莽。日月忽其不淹兮，春与秋其代序。惟草木之零落兮，恐美人之迟暮。不抚壮而弃秽兮，何不改乎此度也？乘骐骥以驰骋兮，来吾道夫先路也！ ……”

　　刘川鄂：我们荆楚学子还是充满浪漫激情的。刚才我们一起讨论荆楚诗歌中的浪漫主义，其实浪漫主义，我们是借鉴西方的一个词，何教授和几位专家都谈到过，中国的传统浪漫主义是有现实的，这是家国文化对个人的限制，最浪漫的诗人，我们说屈原、李白，他们有浪漫的爱情诗吗，他们在家国上非常浪漫，在个人情感上几乎没有多少浪漫。李白多么浪漫，喝酒，游山玩水，但是李白在爱情诗方面的名篇，和他写友情诗相比弱很多，个人主体情感中在中国诗歌中是一个弱项，中国古代诗中没有爱情，只有悲哀之情，即使最浪漫的两个古代诗人，他们在情感问题上没有办法浪漫，恩格斯说欧洲八百年诗歌的轴心是浪漫，中国古代的诗人，你抽去爱情诗，他还是那个诗人，我们说中国浪漫主义，我们还应该给现代性的灌注，如果可能的话，就是个体情感，在现在荆楚诗人中间，如闻一多，在给朋友的信中说：我所说的浪漫，就是指的男女感情，闻一多明确这样说，闻一多是有浪漫性，无浪漫力的人，他吟诵道：“分手吧，我们的相逢已成过去，任心灵忍受多大的饥渴和懊悔，你友情的微笑对我已属梦想的非分，更不敢企求叫你深情的微喟。”这是他20年代中期在美国写给一位女性的，他是用英文写的，他不敢用中文写，因为他结婚了。最后他写《奇迹》，“我是等你不及，等不及奇迹的来临！”现代荆楚诗人有很多无奈。还有一位湖北诗人的诗句是：野兽式的两手向地，挖掘泉水给你喝，我两只手在沙漠里刨，也要给泉水你喝。浪漫主义诗人也有时代的限制。

　　一种真正的浪漫，必然是一种个体强劲的主体的体现，是一种敢于蔑视传统、敢于对自己的精神负责，才是真正浪漫的人，浪漫的是给自己的生命赋予意义的人，我们在考虑浪漫的时候，要考虑自己生命的意义。

　　我们还要谈到的一个问题是，从中国的古代社会中，在荆楚大地上，因为它的地理环境，因为它的重要性，有很多的战争，很多的战争也诞生了很多的写战争的诗歌，这些诗歌里面，荆楚诗人有很多这样有名的名篇，这样的一些诗篇反映了荆楚文化什么样的精神，这是我们下一段要讨论的问题。我们先从一些中国古代关于荆楚战争著名的诗篇开始。

孟修祥：毛泽东是把政治当艺术、把艺术当政治http://book.sina.com.cn  2009年09月22日 16:25  新浪读书

　以下为论战实录：

     孟修祥：我在这里要和年轻的朋友说实话，说到李白，很多人说的标准不同，很多人往往从道德的标准、政治的标准来衡量李白，这错了，我们谈李白，要从审美的标准谈李白，李白是中国历史上难以碰到的天纵英才，李白说黄河之水天上来是对的，你说黄河之水天上来就不对了，李白是不可模仿的，天才是不可被模仿的，我刚才说不要模仿他喝酒，不要模仿他写诗，还有不要模仿他说大话，真的，你是不能模仿的，正如我们现在不能模仿毛泽东似的，现在临摹毛泽东写的字，谁写的都不像，天才不可模仿。李白最高的理想不是做诗人，而是要做皇帝的老师，他的理想是这样的，但是他的天分主要还是在诗歌之中，所以成就了中国历史上的天才诗人。

　　刘川鄂：孟教授你说同学们不要模仿李白喝酒、不要模仿写诗，各位同学，你们赞不赞成？我们讨论了半天“楚狂”，说了李白、屈原，我觉得这种狂放的东西，刚才何教授和几位嘉宾也说到了，有和儒家相对应的东西，也有他自身的局限，我现在想请就各位专家，“楚狂”精神，在现代的诗人、在现代的政治家中有没有体现，各位同学想想“楚狂”精神在现代的诗人、现代的政治家中有什么诗作？

　　文坛：这个问题确实有点难，我们把问题抛给几位在座的教授吧。

　　刘保昌：我讲一个现当代的作家，是湖北京山人，也是黄埔军校的第二期学员，第六期以前都是蒋介石的正规部队，在国民党军队体系里面是要做高官，飞黄腾达的，但是他没有，放弃了，后来成了一个杂文家，写的杂文和鲁迅不相上下。解放以后，他的旧体诗的创作，也和现代文学史上鲁迅、郁达夫的旧体诗不相上下。而且他在为人处事的风格上和“楚狂”也是非常接近的，没有那么多的道貌岸然，他和爱人关系处理不好的时候也不隐晦，把他一生接触的几个女性都说出来了，反倒是他的爱人遮遮掩掩，说一些假话。“楚狂”的代表，在现当代湖北还是有这样的例子。至于政治领域，孟教授来讲吧。

　　刘川鄂：昨天和孟教授聊天的时候，他昨天提到了大家都知道的伟人——毛泽东，毛泽东有什么诗歌和“楚狂”的精神比较接近？

　　文坛：有位同学举手了，很抱歉，刚才我没有看到你。

　　学生：我记得毛泽东有一首词叫《水调歌头·游泳》，里面提到了武汉的武昌鱼、蛇山、龟山、长江大桥、长江三峡，那一首词是这样说的“才饮长沙水，又食武昌鱼。万里长江横渡，极目楚天舒。不管风吹浪打，胜似闲庭信步，今日得宽余。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

　　学生：有毛泽东的一首词《沁园春·雪》，“北国风光，千里冰封，万里雪飘。望长城内外，惟余莽莽，大河上下，顿失滔滔。山舞银蛇，原驰蜡象，欲与天公试比高。须晴日，看红装素裹，分外妖娆。

　　江山如此多娇，引无数英雄竞折腰。惜秦皇汉武，略输文采；唐宗宋祖，稍逊风骚。一代天骄，成吉思汗，只识弯弓射大雕。俱往矣，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

　　孟修祥：古时候楚人的代表人物屈原，当今的代表人物毛泽东，我非常爱这么两个人，这两个人是代表着楚人精神和气质。现在有很多人研究荆楚文化，主要从民族学、语言学、宗教学等角度，但是我觉得更重要的一点，要看精神。精神表现在什么地方呢？个性、气质、心理，这一些才是表现出楚人内在的东西，这种内在的东西，有时候可以超出现象，毛泽东的诗词，毛泽东在几岁的时候，就表现出一种帝王气，当然我们说的是一种封建的观点叫帝王气，实际上就是一种天才的气质，一种笼罩四野、总揽四方的气质，他小时候读书，青蛙在叫，他当时就吟出了诗歌：“如果我不先开口，哪个虫儿敢出声”。他年轻的时候有两句诗歌：“自信人生二百年，会当水击三千里”。再到20多岁的时候，写《水调歌头·长沙》：“恰同学少年，风华正茂。书生意气，挥斥方遒。指点江山，激扬文字，粪土当年万户侯。曾记否，到中流击水，浪遏飞舟？”刚才说了《沁园春·雪》，还有一首，是庄子笔下的境界，他写昆仑山：“而今我谓昆仑：不要这高，不要这多雪。安得倚天抽宝剑，把汝裁为三截？一截遗欧，一截赠美，一截还东国。太平世界，环球同此凉热。”我们现在讲民族感情、爱国主义，其实我是不以为然，爱国精神不光是中华民族的一种特质，还可以说是世界精神，很多国家的人民都爱自己的国家，而毛泽东也不是狭隘的民族主义，他总揽世界。

　　何锡章：所以他要解放全人类。

　　孟修祥：毛泽东是把政治当艺术，把艺术当政治，这两者结合，是无法挑剔的境界。所以毛泽东这样一个人，是中国历史上如此伟大，我崇拜他，我不是盲目崇拜，是有根据的，从文学的角度，如此，从军事的角度，更是如此，毛泽东打仗，你是无可挑剔的，最拿手的，是四渡赤水，这在世界史上是无可匹敌的。书法也是。毛泽东的书法，是他给中国书法的一个终结。

　　刘川鄂：对于毛泽东的评价是一个很宏大的事。从毛泽东的诗歌中，也能看出荆楚文化的精神，至于对毛泽东的整体评价，我们今天就不谈了。我个人觉得，谈毛泽东也应该有反思，对李白、屈原也应该有反思，毕竟都有历史的局限。刚才我们讨论荆楚文化中狂放的一面，从人格一面，这个“狂”字怎么理解？“狂”跟主流意识形态，几千年的儒家意识形态有什么差异性？它在今天，有没有唤醒对个体人格的重视？这是我们需要进一步思考的问题。现代社会，追求的是一种现代性，现代性最重要的是个人性，在取消个人性的中国传统文化中间，荆楚文化中有一些狂放的因子，我觉得格外值得珍惜。这样一种主体人格，对今天的文化建设是有参考借鉴意义的，当然不是一种简单的拿来而已，而是说到主体的狂放，我觉得和荆楚诗歌所体现的那种浪漫的审美精神也是相联系的，我们经常说到荆楚文化，就想到屈原、想到庄子，想到那样一种逍遥自在，神游万里的境界，在荆楚的诗歌和文学作品中所反映的这样一种浪漫的精神、浪漫的气质，它在一定程度上也是一种狂放的体现，可是我觉得狂放主要体现主体人格，而诗歌中的浪漫精神，也是荆楚文化非常优秀的遗产，下面我们想请刘保昌教授作一个专题发言。

　　刘保昌：谈到专题发言，刚才几位教授也说到了《离骚》，是以屈原为代表的荆楚文学，特别是在先秦文学的背景下来看《离骚》的意义，《楚辞》的意义特别突出，以前《诗经》是国风，丰富文雅，在经过一些删除后，个性主义都被泯灭了，而到《离骚》时代真的是天马行空，给人的感觉是耳目一新，突出了个性主义，个人主义都在里面，改写了中国文学书写新的篇章，这是没有问题的。《离骚》对后世的影响，浪漫主义对后世的影响非常之大，作为楚人的代表，项羽兵败以后作了一首诗“力拔山兮气盖世，时不利兮骓不逝，骓不逝兮可奈何，虞兮虞兮奈若何！”刘邦也是这样的“大风起兮云飞扬，威加海内兮归故乡，安得猛士兮守四方！”所以，天马行空的《离骚》之类的风格，在《庄子》中的反映是最多的，而它表现出的个性主义，在中国文学史上第一次出现了描写诗人个人形象，在以前的诗歌中从来没有人这样写。举个例子，像《寻秦记》里主人公把李白的诗拿来一念，把秦朝的妃子都震了。屈原这个人是很喜欢拾掇拾掇衣服，帽子上镶点珠玉，他把个人的形象表现出来了，这在中国历史上是第一次。以至于后来东方朔在上书的时候也吹自己风度翩翩。和中原文化相比较，楚国人对自己个人的形象比较重视，楚国出美女，比如说王昭君就是四大美女之一。在先秦时代，楚国的美女有很重要的标准就是腰细，人很瘦，腰很细，可以在掌上跳舞，形象非常好。楚国也出美男帅哥，像宋玉，还有潘安，楚国的男子以长须为美，男子的腰也要细，猛士并不一定要长得身高马大，这固然是一种猛士，但是楚国的猛士是另外一种形象，重视个人的形象也是浪漫主义的一种表现。

　　我在读大学的时候也和大家一样，在大一、大二的时候朦朦胧胧，住在我床铺上铺的兄弟跟我吹说他为情所累，我们都很羡慕他，他对自己有充分的自信，长得这么好，这么有才华，就找不到一个人来爱我，难道没有自己的粉丝吗？其实说到底，他就是注意自己，是自己才华的表现，这种表现也是从屈原开始的。楚人是很浪漫，浪漫是他的特点，从效果式的角度来看，浪漫、很多情，也有一些负面的因素，比如说一个特别浪漫的人，比如说像屈原，其实屈原从政是一个悲剧。毛泽东也是个很浪漫的人。

　　何锡章：川鄂教授说的这个话题很好，如果仅仅停留在知识层面上，或者我们只是了解他的特征的意义不大，我们现在构建现代精神和人格价值的关键时期，如果我们能把楚文化优秀的精神转化为今天人格精神结构的资源和动力，我觉得意义就非常重大。我有一个基本观点，中国文化是浪漫的，我曾经想写一本书，叫《暗淡的心灵史》，就是从文学浪漫的缺陷来看中国的文化史，可惜我这个人太懒，没有写出来。

　　以下为论战实录：

    孟修祥：你讲是诗的意思没错，但是要落实，我们学文科的人有一个特点，就是字词句要落实。很多老师在课堂上讲，楚虽三户，只要有三户人家就能灭秦国。楚只要有三大贵族：昭、屈、景，只要这三户贵族还在，那么最后灭亡秦国的一定是楚国，所以最后这一段话兑现了。刚才这位同学回答了一个问题：《接舆歌》，也可以叫《凤兮歌》，在《论语》和庄子著作中都有。庄子中的话和《论语》中的话有什么区别？庄子的“来世不可待,往世不可追”表达了一种不满，有一种批判的意思，还有对孔子的行为不理解，不以为然。一个歌有两种说法。在说到“楚狂”时，我们在心目中都觉得楚人很“狂”，但实际上这个“狂”有点笼统，狂和君子是连在一起的，《论语》中有两句话，他说“狂者进取，狷者有所不为也”。我们把“楚狂”分为两类，一类是进取，一类是一般意义上的癫狂、痴狂、疯狂。比如说以屈原为代表的，屈原是狂热，王羲之的儿子说屈原很狂，所以他的死是必然的，甚至西方人都这样认为。我们原来社科院的一位先生翻译了一本书就讲这个。所谓狂者进取，这在楚地表现是非常突出的，我举屈原的几个特点：他有美好的理想，美的理想，有执着精神。虽九死其犹未悔，这个人各个方面围着一个美好的方面，这一点精神值得肯定，狂者进取，这个“狂”不是我们说的癫狂、酒狂，君子有所不为，刚才说接舆被认为是“楚狂”，但是我认为他更多是属于狷者，狷者有一个特点就是保持一种自由的选择，超尘出俗。

　　刘川鄂：“楚狂”和李白、孔子为什么过不去，我想听听何锡章你的观点。

　　何锡章：和孔子过不去，我恐怕也和他过不去。

　　刘川鄂：有狂性，何教授是从把巴国到楚国来的。

　　何锡章：由于荆楚的地域条件比较特殊，东南西北都连接，就像孟教授讲的，很有包容性。我们从现有历史学的认知结论来讲，它并不是代表一种积极向上的新面貌，孔子文化当然有很大的价值，但更多的是维护现有的东西，而不是一种进取精神，就是“楚狂”和李白所代表的那种精神。尽管这种精神如果细细去分析，里面也有很多问题，但它毕竟是一种积极进取向上的精神，无论它实现人生的什么价值，他必定努力去实现自己的价值，而孔子主流思想是把个人的价值淹没在王权政治的价值之中，因此我觉得他们嘲笑也好，不满也好，我觉得李白们恰恰体现了楚人的一种精神，由此我想到后来的闻一多，尽管闻一多没有写“楚狂”，但他也是狂的，后来他拍案而起，都表现出了狂的精神。狂不是简单的人格上的孤傲和目空一切，他们更多表现的是一种现实的精神。

　　郭康松：讲到楚文化的狂，我们应该回顾楚国发展的历史，在西周的时候，楚国地位很低，自然条件是很差，我们现在看这个楚，从文字学来分析，上面是一个“林”，表示荆棘丛生，表明我们是从大山中开出来的国家，正是因为地位低，就有了奋发向上的精神，那么在楚国历史上也有，不鸣则已，一鸣惊人，不飞则已，一飞冲天，正是在这样的精神、这样的文化氛围下，才培养了屈原这样带有狂放性格的一位政治家、诗人，而且从文学的角度来说，我们说古代有典型的代表《诗经》，它所代表的是一种中和之美，而我们的《楚辞》，作为南方文化的代表，它所代表的是一种浪漫、豪放、狂放的一种美学标准，甚至追求一种铺张、排比美，这样的美实际上对后来的汉赋也是有影响的，汉赋最初以大为美，所以这样一种进取的精神，我觉得是对狂的一种最好的诠释。

　　刘川鄂：几位专家都用平和、理性的姿态分析了楚人之狂，现在对李白是不是楚人有争议，李白本来在安陆待三个月就走，结果他在安陆待了十年，前一段时间我一直想去安陆看一看，百兆山有什么样的精神，是一种什么样的力量使李白的安陆生活从三个月变成了十年，而且李白的很多诗句也是以湖北为根据的，相信在座的同学都会有美好的记忆和印象。

　　文坛：我有个建议，这一首诗，我想现场所有的同学都可以一起来背诵，李白写黄鹤楼的：《送孟浩然之广陵》，我们所有的同学一起来背这首诗。“故人西辞黄鹤楼，烟花三月下扬州。孤帆远影碧空尽，惟见长江天际流。”谢谢大家。

　　文坛：刚才郭院长说到，荆楚文化还有一个很重要的特点，就是浪漫。除了黄鹤楼，另外还有一些诗词也能体现这样的一些主题，接下来刘老师继续讲这个话题，之后我们会有互动。

　　孟修祥：谈到李白与湖北的关系，我觉得这个话题非常亲切，为什么呢？因为我非常爱李白，告诉你们，我是湖大的校友，我读研究生的时候，硕士论文写的就是李白，题目叫《谪仙诗魂》，后来还是一些引起共鸣的地方，我觉得李白他具有楚人的性格，刚才何教授说，他本来是巴蜀人，他从5岁长到25岁，在巴蜀之地待了二十年，最美好的年代在巴蜀之地度过的，我为什么要说他最具有楚人的性格呢？刚才同学们已经背诵到了《庐山谣》中李白的两句诗歌：“我本楚狂人，凤歌笑孔丘”，李白是一般人瞧不起的，他瞧得起楚人，和我们提到的浪漫性格很相吻合。刚才何教授谈到一个观点，楚人积极进取，儒家有某种保守，我是赞成的，关于他的论著汗牛充栋，但是关于楚人积极进取的这一面，我们现在还说得不够彻底，我觉得从李白身上就看到他积极进取的一面，我们有很多人，包括现在还有一些人说李白这个人喜欢喝点酒，喜欢和女人打点交道，其实这不是真正的浪漫性格，李白是很进取的，他具有一种批判的精神，这正好是楚人的精神，比如说都讲等级次序，皇帝往下一层层等级非常森严，李白不同，杜甫有一首诗歌称赞李白《饮中八仙歌》，其中有四句话，大家都知道，“李白斗酒诗百篇，长安市上酒家眠。天子呼来不上船，自称臣是酒中仙。”在中国历史上没有第二个。李白的狂劲，是对现实带有追求平等、追求自由，然后尤其是对现实的一种强烈的批判精神，他自恃很高，要做就做诸葛亮，很有理想，我刚才讲到楚人，“楚狂”是最有理想的，毫无遮掩，坦荡的。所以，我认为李白是楚人。李白的追求自由、追求平等，正是社会所需要的，我们想一想，到现在有多少人保存有李白的这种追求自由、批判现世、追求平等自由的？现实中有追求李白精神的人都不能坚持得住。所以，我爱李白，就是因为和爱荆楚文化连在一块的。当代的毛泽东也有这种狂劲，等一会儿要谈到毛泽东的“楚狂”。

　　何锡章：李白确实把浪漫联系在一起的，狂的人一定带有一点浪漫性，刚才讲了志向，在《将进酒》里，“古来圣贤皆寂寞，惟有饮者留其名”。喝酒的人超过圣人，我就想到一个问题，这和屈原的精神有关，李白也喜欢屈原，“屈平词赋悬日月，楚王台榭空山丘”，从这方面来讲，巴蜀文化本身和楚文化之间有文化的相似性。你们到四川走一走就能发现。你想想司马相如，在汉朝能作出浪漫的诗，能带着卓文君一起私奔。

　　我们今天讨论荆楚文化，一方面要看到文化对当代人人格的塑造、人生价值的选择，我们还要看到另外一个问题，从屈原到李白，中国古代文人，包括浪漫的诗人，在精神的表达上是浪漫的，但往往在行事上是治国平天下的，他们的浪漫是不彻底的，你们读读《将进酒》，就会看到李白有一种无可奈何的悲凉情绪，《将进酒》一开始“君不见黄河之水天上来”马上到最后一句诗“五花马，千金裘，呼儿将出换美酒。与尔同消万古愁”，其实这不是李白的问题，是我们的整体文化对人的精神的限制。

　　郭康松：刚才何教授说到李白，最近四川和湖北安陆就哪是李白故乡的问题有争议，我觉得一个人的一生，可能要生活好几个地方，那么关键是在什么地方对他的影响最大，可能一个人在一个地方生活的时间比在另外一个地方长，但是那个生活时间长的地方，不一定比他生活短的时间受的影响大，我举一个很简单的例子，现各个大学都在强调，要营造良好的校园文化，北大的校园文化就是科学、自由、民主，很多人在北大可能只待四年，但是这样的一种校园文化对他的影响是终身的，我们回过头来再讲李白，刚才有位先生说了他骨子里就是一种具有和楚人相同的性格。我觉得他到了湖北以后，他感受到的楚文化，可能更适合他这样性格的人生存和发展，像李白这样一种才华横溢的诗人，他可能对物质的需求不是很强烈，而对精神上的满足恐怕对他来说是更需要的，正是因为湖北楚文化中间这样一种狂放、浪漫的精神，让他在这儿找到了知音，所以让他在这儿由原来计划的三个月的访学，变成了长期的在这儿游学，而且他的一生大量的有影响的诗作，包括一些文章，都是在湖北创造的。刚才有几位先生说到，李白喜欢饮酒，我本人喜欢李白，我也喜欢喝酒，李白喝酒，和一般的酒徒还不一样，他是借酒来消心中的不快乐，他对社会采取批判的态度，而现行的体制和文化不适应他的性格，所以他内心有很多的困惑，所以他才说要一醉方休，与尔同消万古愁，这种豪放三百杯酒，我们现在喝不了，我们喝酒的时候还要有他这一种气势，所以我认同李白是我的老乡，是我们湖北人的老乡。

新浪读书频道主持人文坛在现场与同学互动的照片，我们彼此对第一次的合作都很满意。

学者眼中的荆楚文化：何为“楚狂”？

http://book.sina.com.cn  2009年09月22日 16:25  新浪读书

　　9月18-19日，武汉市文联、《芳草》大型文学双月刊、湖北大学与新浪文化读书频道在武汉当地联合举办了“荆楚文化武汉论战”大型论战活动。活动由“小说家眼中的武汉性格”、“诗人眼中的武汉气质”、“散文家眼中的武汉风情”、“学者眼中的荆楚文化”四大主题版块组成。论战中，各与会专家学者、学生和媒体工作者结合荆楚地区的历史与人文，系统总结了荆楚文化的源头、发展、高峰和影响。多位武汉当地的学者、诗人、文学家、湖北大学学子以及当地媒体出席了这场盛会。

来源：新浪读书

 主题：荆楚风骨与中国文化

　　与会嘉宾：

 　　郭康松〔湖北大学文学院教授〕

 　　何锡章〔华中科技大学文学院教授〕

 　　孟修祥〔长江大学文学院教授〕

 　　刘保昌〔湖北社会科学院研究员〕

 　　刘川鄂〔湖北大学文学院教授〕

城市文化论战：学者眼中的武汉性格视频

1.楚人性格的代表人物为何是楚庄王 2.李白和“楚狂”为何都跟孔子过不去 

3.李白在精神层面是一个真正的楚人 4.毛泽东把政治当艺术把艺术当政治

5.楚地美女标准是细腰美男标准是长须 6.屈原的精神核心是怀疑而非忠君

7.中国古代诗歌没有爱情只有悲情 8.湖北人性格中有非常暴烈的一面

　　以下为论战实录：

　　文坛：尊敬的各位嘉宾，现场湖北大学可爱的同学们，电脑前全球的新浪网友们，大家下午好。我是新浪网的主持人文坛，非常高兴认识大家。这次新浪网读书频道和武汉市文联、《芳草》杂志社一起举办了“荆楚文化&武汉论战”的活动，到今天下午为止已经是第四场。前三场中，小说家、散文家和诗人来谈了谈他们眼中的武汉人，谈了他们眼中的武汉风情、武汉气质，今天下午几位嘉宾和老师要和在座的同学们一起来谈谈荆楚风骨与中国文化。刚才大家掌声这么热烈，接下来我要隆重介绍大家的老朋友，湖北大学著名教授刘川鄂老师。刘老师也是今天这场活动的特邀主持人，接下来有请刘教授介绍其他几位尊贵的嘉宾。

　　刘川鄂：各位朋友好，这几位嘉宾都是荆楚文化研究方面的专家，离我最近的这一位是湖北省社会科学院的刘保昌研究员。

　　文坛：掌声感谢。

　　刘川鄂：这一位是长江大学荆楚文化研究中心的孟修祥教授。

　　文坛：大家欢迎。

　　刘川鄂：另一外是华中科技大学文学院何锡章教授。

　　文坛：大家欢迎。

　　刘川鄂：最左边的是湖北大学文学院郭康松教授。

　　刘川鄂：这几位专家都是文学研究专家，几位教授都有相关的专著，何教授有现当代湖北文化研究方面的专著。郭教授有湖北典籍文化整理方面的专著。这几位文学教授和在座的文学专业的研究生、本科生和青年老师，一起来讨论荆楚精神与中国文化之间的关系，我觉得这是一个很有意义的话题。

　　关于荆楚文化的发展、变异，关于一个地域文化的种种特征，这是一个很费时间、很费精力研究的大问题，所以我们今天主要从文学来谈文化，主要从荆楚的诗歌来看看它反映了怎样的荆楚精神、荆楚风貌，一方面是因为时间的限制，一方面根据我们各自专业的特点，一方面因为我最近读英国著名的学者迈克·克朗的一本书：《文化地理学》。这本书里面谈到，文学不仅仅是对一个地方简单的描述，文学是帮助我们创造地方文化的。他说，我们对某一个地方的一种印象和感觉都是寄托在文学上的。各位同学，你们是觉得教科书、地理课本；还是看关于某地的文学描写，如小说、诗歌，更容易让你们获得对该地的感觉和印象？克朗还尤其强调，诗歌可以强烈地激发我们对一个地域的感情，从这样的角度，我们今天主要的精力就放在通过描写荆楚的诗歌，看荆楚的文化精神。

　　同学们可能能想到很多关于荆楚的诗，那你们觉得最能反映荆楚文化主要特征的诗有哪些呢？我们想请现场的同学先来做一个尝试。

　　文坛：先说一下这个活动现在到了互动环节，我这边要给网友和现场的同学带来一些惊喜，我们准备了一些小浪人，这是要送给同学回答问题的礼物。刚才刘教授说，诗歌对一个地方文化的诠释起了很重要的作用，那一说起荆楚文化，我们不可能忽略一句楚国的民谚，我先念前面的一句，看大家能否念出后面的一句。“楚虽三户——”，一个男生坚定地举起了手。

　　学生：楚虽三户，亡秦必楚！

　　文坛：对不对？发言很热烈。接下来的对诗会更加热烈。再来一句。大家都知道《“楚狂”接舆章》吧？一个女生也非常坚定地点了点头，那谁能给我先念前面两句，我来接后面两句。现在已经有两边阵营了，另外一边要加油了。

　　学生：现在关于的“楚狂”主要的文献源于《庄子·人间世》：“凤兮凤兮，何如德之衰也。”

　　文坛：下面的是“来世不可待，往世不可追也。”你是湖北大学的研究生吗？能向新浪网友介绍一下自己么？

　　学生：我是中国古典文献学研究生，也是刘川鄂老师的学生之一。

　　文坛：刘老师，祝贺您有这么优秀的学生。我问一下现场的同学们，你们是不是湖北大学中文系的学生，你们都是哪个系的？

　　学生：我是外国语系的，因为东西方之间文化的差异，对中国的文化也特别感兴趣，今天就来和各位学者一起学习荆楚文化，更多地了解中国的文化，因为自己是中国人。  

　　刘川鄂：各位同学说到“楚狂”，你们要狂一点，要想想关于楚国的狂放诗歌。

　　文坛：楚国后人的气质还要在你们身上体现一下(指向台下的同学们)。再来一句，李白的《庐山谣》。右边的同学没有人回答吗？

　　学生：我本“楚狂”人，凤歌笑孔丘。手持绿玉杖，朝别黄鹤楼。

　　文坛：好棒，谢谢你，请把我们的礼物送给这位同学。

　　刘川鄂：刚才几位同学谈到了诗歌，都是关于“楚狂”的，我想请问几位学者，诗歌中反映的“楚狂”，是否反映了楚国的一种荆楚文化精神？

　　刘保昌：我年纪最轻，我就先狂一下，讲到楚国的狂，大家都知道历史的发展有两种模式，一种是本真的历史，另外一种是历史学家口中的历史。我们今天主要是通过文献才知道有荆楚文化。历史学家在写历史的过程中，实际上是一种效果式的因子在里面，荆楚文化经过三千年的历史传承，经过历史长河的大浪淘沙后，有一个很典型的特征就是“楚狂”。讲到楚国，汪精卫年轻的时候也是一条好汉，被抓住后在狱中也写过一首好诗《被逮口占》，我认为就是典型的“楚狂”。刚才大家念了几首诗，也是“楚狂”的代表，“楚狂”在历史中典型的代表人物是谁，我认为是楚庄王，在西周时期只有楚庄王一个人敢称王，也就是我们今天各位在座的祖先，楚庄王是一个典型的楚国代表人物，我们有很多的豪迈之举，有豪迈进取的精神，有广收兼容并蓄的精神、容纳海川的精神，在这个底气之下，楚国有“楚狂”，是历史传承下来的特征。

　　孟修祥：刚才刘老师讲得非常好，我在这里稍微纠正一下，刚才说的“楚虽三户，亡秦必楚”，这不是诗歌，这是带有寓言性的一句话，我想先问大家，“楚虽三户”，这个“三户”是什么意思。

　　学生：我理解，楚虽三户，“三”是一个概数，意思就是说，楚国只要有这么一些人存在，就像犹太人一样，楚就像小集团的存在，他们有楚的精神，不管在哪里，人不在多，他们有这种精神，能使他们凝聚在一起，有这种力量必然可以亡秦。

由于我是临时客串主持，又是在原主持人方案的基础上自行修改的，只在开始前几分钟跟几位嘉宾临时讨论了一下，之前十几分钟跟有娴静之美的新浪读书主持人文坛当面沟通了一下，原以为能够顺利应对下来就很不错了，结果效果比我们预期要好得多。可以说，两个小时的活动，话题鲜明、讨论深入、互动踊跃、连贯流畅。现场效果不错，新浪方的主持人、组织者也很满意，当晚我收到了好几条赞美这个活动的短信。

但有两点遗憾：一是我原设计有现场观众自由发言、提问环节，但时间接近下午五点，我的一个朋友不断发短信催我大人物到了，我理解朋友的苦衷，委屈了同学们。事后有点后悔，觉得不值。至少应给一刻钟提问。这事充分反映了我的性格弱点：克己待人。克自己人待他人。

二是不论作嘉宾还是作嘉宾主持，批判的锋芒不够尖锐。作嘉宾时我和徐世立算是较有反思批判意识的，我还专门强调作家对武汉和武汉人要有反思批判精神，但另几位和几场的嘉宾被武汉、湖北浸润太深，习惯于看好的一面。作嘉宾主持时，主要从关于荆楚的诗歌看荆楚文化特质，学理层面探讨多，现实针对性弱了一点。当然，学者们注意到了中原儒家文化对荆楚文化的强势遮蔽和改造、注意到了现代人不可盲目从古文化中吸取资源，我了解嘉宾，对他们有信心。作为主持人，话不宜多，点到为止。

下旬末，新浪网把视频和文字、图像都挂出来了。我专门看了网友留言，很活跃。绝大部分是对武汉人和湖北人的性格弱点的批评意见，很尖锐、很到位。我看了之后，因惭愧而脸红。

单就这次“论战”而言，作家、学者都输给了匿名的网友！

武汉有媒体报道说，仗没打起来，正好说明了湖北文化的包容性。我觉得媒体也输给了网友！

我一向认为网上脏话太多，不负责任的抨击漫骂、侮辱人格的言论太多，对网上评论不以为然。但看了这个专题的网评，我由衷地敬佩。在此，我作为“论战”参与者，向网友致敬！鞠躬！道谢！

             刘富道         彭建新               刘川鄂

四位嘉宾，从左至右：刘保昌、孟修祥、何锡章、郭康松

审视与超越

-------关于文学与民间记忆的思考（初稿）

1.民间记忆可以丰富历史，但不能取代历史

民间与民间记忆，已成为近十来文化、文学界的热门话题。90年代中期，陈思和提出“民间”理念[①]，提供了一个新的文学史研究视角，在学术界产生了很大的影响。“民间”概念的出现和受追捧，体现了90年代以来启蒙话语受挫时知识分子寻找新的话语权的努力。虽有泛滥之势，但似乎有学术层面上“去政治化”的功效。

但文化界和文学界的“民间热”情形要复杂得多。中国经济腾飞，民族凝聚力和自信心超涨。中国的文化人越来越注重本土化，越来越强调地域性、民族性。有人鼓吹汉文化的伟大复兴，有人宣扬21世纪是中国的世纪。众多文化名人签发文化复兴宣言，还有人发倡议编教材要中小学生尊孔读经。“民俗、民间文化热” 、“非物质文化遗产热”等，也有这样的背景支撑。也正是在复兴中国文化浪潮的背景下，文坛兴起的汉语写作热、方言写作热、地域写作热和“中国经验” 热，包括诗歌界闹得沸沸扬扬的“民间”写作、“民间”诗刊。当下中国的经济奇迹使得部分国人急于从文化上证明自己，把文化等同于传统文化，把传统文化混同于民间文化。所谓的“民间”立场、“民间”精神，俨然成为一种不证自明的文化“真理”与畅通无阻的艺术评判标准。

近年来，关于民间记忆的论著也成热点。有人写作《野史记:200年来中国的一些民间记忆碎片》在网上发布；陕西合阳县农民侯永禄，仅有初中文化程度，坚持写了近60年的日记以《农民日记》为名出版；很多媒体从体制、军事、经济、外交等总结1949-2009年这段历史，《南都周刊》选择用私人生活史的视角管窥时代的变迁，以“小我”观“大我”，志在留存某些属于民间的历史和记忆；一本题为《共和国记忆60 年:编年纪事》的书，有感于中国历史常常缺乏小人物出镜，正书有余，侧记不足，后人在了解历史时缺乏最基本的参照，也使历史缺少了很多应有的生趣[②]。专门选取记忆深处的那些民间往事，也不失为“民间记忆”的参照文本。在新时期以来的历史总结中，也有不少鲜活的“民间记忆”论著。《1978-2008民间记忆》从春节联欢晚会、高考试题到《少林寺》，关注人民群众关注的热点，关注这30年的歌曲、民谣、小说、影视、诗歌中具有代表性的重大事件和社会现象，更关注民间视野中呈现出的国家重大政治、经济、文化和国际关系事件[③]；同样写近30年，《新京报》打破多数报刊营造喜庆气氛的应景式报道模式，通过“民间”视野反映大事件，解读了改革开放30年的风雨征程。[④]。

民间记忆相对于官方记忆而言。显然，这些“民间记忆”文本，具有有别于“官方记忆”的文体价值和超文体价值。当然，二者的关系错综复杂，在此不惶多论。至少有一点可以肯定：重提并强化民间记忆，是中国公民生活空间扩大、言论自由度提高的体现。

我同意陈思和关于20世纪以来中国文化三大格局的化分，即“国家权力支持的政治意识形态、知识分子为主体的外来文化形态和保存于中国民间社会的民间文化形态”[⑤]，它们相互独立又不断变动。显然，民间理论的倡导者们并不是要取消知识分子启蒙立场，而是要知识精英放弃话语霸权改为对话姿态。但我认为，中国启蒙话语空间始终狭小，从未霸权过。官方文化利用民间文化排斥精英文化倒是普遍情形。民间文化在许多时候与官方权力话语结成同盟，其中还保留了大量旧文化残渣。

五四启蒙知识分子对中国传统文化的价值审视必然包含对民间文化的审视，民间中保守和落后的一面在李大钊、鲁迅等笔下受到淋漓尽致地批判，这种批判在今天仍然是有力量的。在世纪转型期仍然坚持启蒙立场的论者看来，走向民间和认同大众，不论这种认同最终指向的是以传统农村文化形式为主体的民间俗文化还是商业模式制造出来的都市大众文化，都不可避免地会使知识分子的独立精神和批判性受到伤害。在任何时代和任何社会条件下，知识分子在彻底融入“民间”之后便会失去自身的立场。以“民间”作为自己精神家园的结果只能是失去自己的家园。……在中国社会中许多陈旧的观念和传统文化的人格模式依然对自由人性进行着扭曲时，以“民间”面目出现的对启蒙姿态的否定对知识分子自身价值不恰当的反思在实践中并无益处。[⑥]

我赞成这些观点，还想在此就“民间记忆”问题进一步提出一个看法：记忆是一种泛历史，除了官方和民间记忆，还应有史家记忆，即现代历史学家客观理性的记忆。不同的民族文化传统从一发始便在史学上打下了自己的烙印，最早的古希腊史事的编写者为民间诗人，古埃及文献的记录者是祭司。中国古代史官都是政府的重要官员，史官文化的重要特点就是官修，“这一具有强烈政治色彩的面貌为中国古代史学所独有。”[⑦]。史官文化是官方文化，中国史学发达，但中国的历史往往是“欺骗历史”与此相关，证明本王朝的合法性的方式是通过修史证明前王朝的非法性，充满了有意无意的误释和过渡阐释，大量“民间记忆”被遮蔽，留存的则被改造和合流。从“史官”到“史家”，剥离其依附性，独立客观记载和阐述历史，是历史的巨大进步。史家记忆是现代民主制度建设的成果，也是现代社会分工细密化的产物。美国学者费正清领衔的《剑桥中华民国史》、《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和中国学者许纪霖、陈达凯合著的《中国现代化史》等著作，尽可能以客观、中性的史家立场阐述近现代中国历史，其价值是官方记忆和民间记忆不可取代的。

民间传说、民俗是民间记忆的载体, 它扎根于社会生活, 以心口相传的形式绵延至今, 反映了普通民众在历史长河中不断发展变化的生产生活情境以及蕴含在其中的精神与情感,。许多学者都先后指出，民间文化形态中所蕴涵的独立与自由是极为有限的。民间习俗和民间传说化作的民间记忆，成为民间文化价值观。普遍存在善恶报应观、侠客崇拜和清官崇拜，穷人聪明富人愚蠢的精神胜利法，神秘风水观和各种反科学的禁忌，忠孝节义价值观等，自“五四”以来就遭到批判，今日“民间文化”的提倡者不能不正视，不能不应对。

比如，远古祖先经历过的天地大冲撞在民间留下的不灭印记，许多同类故事在众多民族众多地域（包括亚洲其他国家，以及欧洲、美洲等地）都普遍地流传着，而且有些故事与在我国流传的故事还有着惊人的相似性；例如多日并出、射日射月、再造日月、洪水泛滥等故事，与流传在亚洲其他国家和欧洲、美洲等地的古代神话、民间故事、童话故事如出一辙。[⑧]显然，这些故事有浓烈的浪漫主义色彩，但也带有蒙昧时代的印痕。作家的创作不是形象科普读物，但无论如何也不宜对愚昧迷信唱赞歌。

韩剧中经常出现胎梦的场景，是民间记忆在现代传承的方式之一，是韩国文化的一个侧影。深受儒家“不孝有三，无后为大” 文化浸淫，香火的延续也得到韩国民众头等人生大事，这自然深埋每个人的心底，转化为一种心理诉求。这种心理诉求必需通过各种途径得到释放和安慰，胎梦就是其中重要的方式之一。人们通过胎梦，仿佛得到了上天的一个允诺，从此可以放心地等待属于自己的孩子，这种心理暗示的效用是巨大的。这样的心理暗示无疑能给人巨大的安慰，从而使其成为一种顺其自然的思维方式，久而久之便成了为韩国民众所信服的社会信仰之一。民族的心理构成有着古今的贯通性，而梦作为预示性的先见被韩国民众广泛接受并传承至今。[⑨] （张家界）

仅就历史记载而言，民间的记忆是鲜活的，充满了原生态的质朴，但也可能是狭窄的。民间记忆可以丰富历史，但不能取代历史，更不可以取代史家记忆。不能用民间这个大箩筐把知识精英和所有大众都装在一块。

2. 源于民间、高于民间

在作家与民间关系上，鲁迅仍然是当代作家的榜样。鲁迅在谈及民间文学时，认为其特色是“刚健、清新”，“会给旧文学一种新力量” [⑩]。鲁迅民间记忆中有两个鲜活的鬼形象：“ 无常”与“ 女吊”。鲁迅对“无常”世界的审美观照表现了他与“ 下等人”个体生命意识的接通, 对合理人性价值的肯定和对权力体系的彻底反对。迎神赛会中体现出的“死后想象”和狂欢体验反映了个体生命欲望的解放和对封建压抑的反拨, 与先驱者的启蒙理性和反封建向度相契合。而鲁迅对“女吊”的喜爱则体现了他作为“ 精神界之战士”的反抗精神和独特的生命哲学。[11]民间文化是他在对正统文化及社会现实进行观照时的参照系，也同样无法摆脱被置于解剖台上的命运。鲁迅在杂文、散文和小说中，对民间负面文化的批判是其显著特色。他启示后来者，对民间记忆，要有理性地甑別、要清醒地审视、要要自觉地提升、坚定地超越。

跟很多 “民间热” 的反对者一样，我不同意把知识分子的岗位置换到“民间”，降为“民间记忆”的打捞者和赞美者。作为知识分子、作为知识分子一员的作家，不能在摆脱了官方记忆的图说者的角色后，又盲目地在民间记忆中乞灵丹妙药。因为民间也是鱼龙混杂的、民间记忆中也有污泥浊水。虽然很多作家、知识分子来自于民间，但他已部分地从民间分离。源于民间、高于民间，此乃作家之为作家、知识分子之为知识分子。不由分说地“倒向”民间，既不能救人，也迷失了自己。

毫无疑问，民间记忆是文学的重要资源，很多伟大的优秀的作品都从民间记忆中获取灵感，并赋予民间记忆以鲜活的生命，让民间记忆重生。如《黑暗传》之于刘醒龙的《圣天门口》，《格萨尔王》之于阿来的《格萨尔王》。自称“作为老百姓的写作”的莫言也被认为是具有真诚而朴素的民间写作立场的作家。拨开了主流意识形态对民间的某些遮蔽,夸饰民间社会中自由自在、生生不息的生命精神,力图展现民间精神人格与当代人相通之处。张炜一直醉心在“民间世界”里，他说：“我以前说过：文学一旦走进民间、化入民间、自民间而来，就会变得伟大而自由。就作品的规模而言，没有比民间文学再大的了。它可以是浩浩荡荡的史诗，是密集如云的传说，是无头无尾的倾诉，是难以探测的大渊。它的品格一如它的规模，恢宏大气，自然傲岸。它的气度之大，足可以淹没一切粗倔的单音。一个神思深邃的天才极有可能走进民间。从此他就被囊括和同化，也被消融。当他重新从民间走出时，就会是一个纯粹的代表者：只发出那样一种浑然的和声，只操着那样一种特殊的语言。他强大得不可思议，自信得不可思议，也质朴流畅得不可思议。后一代人会把他视为不朽者，就像他依附的那片土地山脉，那个永恒的群体。他不再是他自己，而仅是民间滋养的一个代表者和传达员，是他们发声的器官。”[12] 民间和民间记忆是他们创作的重要精神资源。但即使是重要的，也不是唯一的。如果不加甑别，就会审美失范。莫言的《檀香刑》对暴力美学的过渡欣赏就与他对民间记忆的盲信相关。

作家不是人类学家、民俗学家，不承担打捞民间记忆的任务。（事实上，很多作品即使是民间题材作品也并非一味认同民间记忆的）。民间记忆丰富了文学的题材和想象力，但伟大文学之伟大与是否表现民间和民间记忆并无必然关系。某些指涉民间记忆的文学倒是对民间和民间记忆有所审视和提升的。在这方面韩少功是个自觉的清醒者。

韩少功通过《爸爸爸》解剖了古老、封闭近乎原始状态的文化惰性，明显地表现了对传统文化持否定批判的态度。1996年出版的小说《马桥词典》“每个故事中都浸透着韩少功特有的沉思风格”。“作品处处展示出叙述者对哲学、社会学、历史学的沉思，这些沉思并没有打断其中的叙述。它探索了语言影响文化和思想的方法。”“马桥人的语言反映出他们独特的思维方式与生活方式。毫无疑问，这本书是一部杰作。” “贯穿作品始终的是作者对当地方言在官方语言影响下所发生变迁的分析。作者在创作中，追求文体置换，不拘泥于传统，作品抛弃了固有的小说模式，给人的感觉多是片段性的，既像小说又像词典，然而这本书却充盈着丰富的时代精神和深刻的批判内涵。”[13] 从这部作品所获得的国际声誉来看，他取得的成就很大程度上是他俯瞰民间审视民间而非仰视民间的结果。

当代湖北作家面对关于湖北的民间记忆，也存在审视与提升的问题。“孝文化”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特产，荆楚大地亦是“孝文化”的原产地之一。作为孝子的榜样，孝感之董永、荆门之老莱子，早已入选了经典的孝顺教科书而家喻户晓成为生生不息的民间记忆。董永卖身葬父，感动了仙女愿与之为妻，这故事多少有点人情味并有大团圆的喜剧性。七十岁的老莱子为让九十岁的父母开心，故作小儿状，穿花衣、摇拔浪鼓、满地打滚，就很搞笑而近于闹剧了。而鄂州梁子湖、大冶等地割肉疗亲的故事则是令人胆寒的悲剧。每每听到有人褒扬性地讲述此类故事，我都会忍不住反问：穷到没钱给亲人治病和补充营养而割自己身上的肉，情可感但理不通。自己流了血受了伤治不治？如果不治也许不能活命如何“尽孝”？如果治疗，是不是比买药买人能吃的猪肉牛羊肉的成本和代价更高？如此行孝，不仅残忍，而且不合情理，有什么值得夸耀的？孝与现代意义上的人道关怀不可同日而语，也不利于现代个体人格、公民意识的培养。“孝”这种古代文化资源，明显带有负面价值，不可能进行现代性转换。对于《孝经》这样一部把孝分为天子之孝、诸侯之孝、御大夫之孝、士之孝、庶人之孝的书，有人还主张让小学一年级学生诵读学习，与现代文明格格不入。

湖北还是三国文化的集散地，深深刻在民间记忆中。民间对三国英雄的“忠义”故事津津乐道，视为男人之男子汉气度的典范。中国人以“忠”为君臣之本。它是一种绝对的无条件的服从，是愚忠。它不是建立在对真理、信仰的忠诚基础上的上下级关系，更没有平等互爱的先决条件，因此它与现代意义上的诚信、忠诚不可化约；忠义气很侠义、很江湖，它不利于理性精神的培养和现代法治制度的健立。

只用“地域的视界”而不是“时代的”、“文化的视界”去观照和描绘地域的文学现象，只写出地域特性而忽视文学的审美共性和人类的共通性是不够的。只用“民间”的记忆去写野史、写怪异民俗、写民间秘史，只是风俗展览，而非审美评判。要认识到，我国的每一处地域文化和“民间记忆”都有它的限制，都有其负面性。一个有着三千年太监制度的民族、一个让女人缠足九百余年的民族、一个强行让男人蓄辫子二百多年的民族，它有很多反人性反人类的文化毒瘤，有很多负面的“中国经验”和“民间记忆”。越强化它，越夸耀它，就可能越病态。我们应该以理性的眼光、现代的价值观去正视它，反思它，不留情面的解剖它，挖出它的毒瘤，使之更加现代化。

中国是一个后发现代化国家，在我们的汉语里包括方言里，在我们各民族各地域里，在我们的民间记忆里，有不少与现代文明和人类普适性价值不相兼容不可通约的愚昧落后的东西，是我们必需正视的。湖北在文化大省向文化强省的战略中，有人大打“孝文化”牌，完全是历史的倒退，是对现代文明的无知。

1930年，闻一多把刚落成的武汉大学新址由“罗家山”和“落驾山”改名为诗情画意的珞珈山，这一改，否定了民间文化的世俗色彩，去除了代表皇权文化的专制意味（民间记忆中也有大量皇权文化印痕）。对于我们今天如何面对民间社会和民间记忆仍有启迪意义。作家、知识分子当学闻一多，你的使命不是打捞，而是审视。不是认同，而是冒犯。

    浪子、浪子、浪荡公子？

    大约在七、八年前，有一家文化网络公司拟为一批所谓文化名人创建个人网站时，找到了我，我欣然应允。提供了论文、照片等材料后，他们要取个名字，我毫不犹豫取名：浪子阿川。网站内容大致包括简历、学术、散论、互动等版块。那时还没有博客这种自己管理的自由方式，更新要经过公司，很麻烦。但我记得互动还是很活跃的。我的同事同学对其内容很赞赏。但我一个的大学挚友却再三对我说：名字不好！怎么能叫浪子呢？一个文人、一个大学老师怎么能是浪子呢？

    他越反对，我越坚持。当我开博时，又用了这个名字，毫不犹豫！！！

    理由是：浪子是现代人格，与孝子人格相对。

    浪子人格是个体本位的自由人格，对己负责对他人负责；“浪”，不是放纵而是潇洒，不是胡来而是浪漫，不是拘束而是飞扬，不是屈从而是自主。

    孝子人格是家国本位的奴性人格，永远想的是如何“做人”而不是怎样实现“自己”。专制政体需要孝子（奴才），因为孔夫子孝子人格教育的成功，“从古到今，没有几个中国人感受到人性的尊严！”（王小波语）

    而我那位朋友恰恰是搞中国古典文学研究的学者。他勤奋用功，成就斐然；他待人诚恳，彬彬有礼；他乐于助人，有口皆碑。但他，挣比一般教授多几倍的薪酬，兜里却永远拿不出几个钱待友或玩牌；他也想在学术之余与朋友神侃海聊或搓上几把，但催回家的电话从半小时一次到五分钟一次。

   就是这样一个可怜的名教授，反对我做浪子-----因为他是一种典型的孝子人格！

    我可是从小就“浪”起。我的出生史和成长史就是一部“浪子”史。
    屡屡有人问我的名字的来历，其实很简单：父母都是四川人（现属重庆万卅，何其芳的故乡），年轻时到湖北求职,又是在川鄂交汇之地建始。我家之于建始，是异乡客，外地人。我父亲25岁母亲20岁时生下我这个长子，就为我取了这个名字。这个名字肯定是含有他们对故土的感念和对新地的认同之意的。

    没有根基的流浪感，与生俱来。

    诞生于三年“困难”时期的最后一年，困难和战胜困难、命运和改变命运，是我生命的主旋律。
    我岀生不久，母亲又怀上了我弟弟，他们根基未稳、事情繁多、条件艰苦，难以抚养几个孩子。在我弟弟出生不久，我被送回老家跟奶奶生活。老家是个大家族，我吃百家饭长大。又没有父母管束，从小就被认为是一个调皮的娃儿。七岁回建始读小学，家居村镇而吃商品粮，既不是地道的农村人又不是真正的城里人。不仅没有根基感而且没有身份感。

    小学玩蛐蛐，中学看禁书，大学逢“思想解放”，读了三四遍鲁迅，读了大量西方文学名著，我怎么可能做一个循规蹈矩的“孝子”呢？我不浪谁浪？我才不在乎别人对我的言行举止说三道四、抵毁误解呢！
   

    童年阿川在川东大山中的小河里扑腾，少年阿川在鄂西高地的中小学闲玩，青年阿川在江城武汉的大学里苦读文章。早就跨入了中年门槛的我,明天在哪里?

    仍然还在“浪”，仍然只有“浪”？
　　每个人来到世上都是很偶然的事，难道不是吗？
　　因此人活着就该自己为自己的生命赋予意义，难道不是吗？
　　因此在不伤害他人的前提下做自己想做的任何事情也就理所当然，难道不是吗？
　　我想做个浪子，至少在心疆思野中自由飞翔的浪子。
    人生本是没有地图的旅行，人永远没有最好的居所。浪迹天涯，任心飞扬，此乃浪子的本色。

    我最早的文学梦是创作梦。大一时读郭沫若《文艺论集》，书中说“创作是处女、翻译是媒婆”,虽遭鲁迅猛批，却深得我心。于是我还加了一句：评论是饶舌妇。一生都在为搞创作还是搞学术苦恼，大学期间尤甚。处女座的我，在大四的20岁生日那天，特意同时寄了一篇小说和短论分别给南京的《青春》和北京的《新文学史料》杂志。我想的是哪篇发了就搞哪个，像赌博。结果是小说没发论文发了，于是我就考研究生了。当然，这是一个简单的说法，实际情况复杂得多。

    我还是搞点创作的，小说、诗歌、散文、电影剧本，大都是半成品。发过一些散文，我现在给它们命名为“激情散文”。有一点叙述、有一点思想、有一点激情。像本博客中关于足球、关于爱情的文章，我个人认为是可以当美文读的。希望我激情永在，笔耕不止。

    同学中早有人叫我“川川”，现在有人叫我“小川”，很亲切。创作的东西署名“阿川”，是取姓名中响亮而有特色的“川”字，前面冠以南方味较浓的“阿”。如同北方人之“老…”。就这么简单。但好像还是有一点个性、有一点别致、有一点诗意的。

    其实我本想用“阿川”作为我唯一之笔名的。但我在教育圈、学术圈，创作渐稀、论文日多。而学术论文署本名为好，不然在今日中国学术体制下很麻烦。大家都知道。

    前不久在某笔会上给一群作家讲长篇小说创作问题时，我突发奇论，把自己名字作了一番比附、穿凿，有点意思：

    刘：文人，带刀，批判型文人。所以我说不出违心地赞美之词，不会歌功颂德。好写反思、批判类文章。如关于池…、金…、余…、易…、王…等文学文化名人，如关于读经、行孝、听话教育、文学体制、中国经验等文学文化热点事件，我批评的意见居多。但我绝不刻意唱反调。这种做法有违我的人格，累人累己的事我不做！

    川：水也。柔情如清江、激情如川江（我出生地和童年少年之所）。如同爱、自由、美之于徐志摩，如同美、思索、为了爱的牺牲之于何其芳，如同诗意的生活之于王小波，音乐、诗歌、足球是我的至爱！谁都认为我是一个重感情的人！学界称我为当代完美主义批评的代表人物之一，是看到了我那些貌似激烈、尖锐、苛责、偏激批评言论背后的浪漫唯美情怀的。

    鄂：两口一耳，喜直言，崇尚简单坦诚的审美交往、不设防的生活，但不善倾听、听不懂别人的话中话，尤不擅察言观色、屈意逢迎，逢场作戏。所以老吃亏。以世故的眼光看，我一生中有太多的不划算、太多的吃亏。但我心中另有一杆称。称量人生价值、称量自己行为：我活过、写过、爱过，得意着呢！

    云淡风轻

    爱如小川

    斯世何求

    名如其人

    我的性格、命运全在我的姓名中注定！

                                                               写于2009年8月26日，中国情人节！

            　　
     阿 毛（武汉市文联专业作家、《芳草》文学杂志副主编）：杂志主编刘醒龙到广东佛山讲课还未赶回来，受他的委托，由我来主持今天的会议。新世纪以来，尤其是近几年，诗歌界对于“诗歌的标准”问题的讨论此起彼伏，但一直未达到过共识。好诗的标准依然模糊不清，或者说我们在理论上曾经达到过某种程度的共识，但在实际操作中、琳琅满目的评奖活动中，一直没有一个统一的标准，以至于经常出现这样的情况：在诗歌界、在一些评奖活动中看起来非常优秀的诗歌，在另一些诗人、评论家眼里就不是精品，甚至是垃圾，反之亦然。

     造成这种情况的重要原因，是诗歌的评论没有一个统一的标准。这个问题迫使我们思考：好诗有没有标准？标准是什么？文学界甚至广大读者对好诗的标准也有自己的看法。基于此，《芳草》文学杂志社从去年下半年开始推选文学界的批评家、诗人、文学期刊主编、高校教授、媒体文学工作者等，来评选二○○六、二○○七年的十佳诗人。最终形成了《芳草》文学杂志二○○八年第一期专辑刊出的“汉语诗歌双年十佳”。当然，二○○六年、二○○七年优秀的诗人远远不止这十位。为了避免遗漏，“汉语诗歌双年十佳”诗歌的评选活动将每两年推选一次，推选出来的作品将在逢双年的第一期杂志上隆重推出。今天，我们邀请了一些评论家、学者、作家、诗人们来共同讨论好诗的标准问题。

    首先，我们请“第一届汉语诗歌双年十佳”推荐评委代表，评论家、武汉大学教授於可训老师，来谈谈好诗的标准。

    於可训（“第一届汉语诗歌双年十佳”评委、武汉大学教授）：我心目中最理想的诗歌具备四个标准：第一，有真挚的感情。当下很多诗歌，感情不够真挚。诗歌最基本的是要感情真挚，说一千道一万，最终还应回归到表达感情这个源头上；第二，有凝重的诗绪。现在很多诗人的诗诗绪漂浮，说它没有诗绪，又有那么一点意思；说有诗绪，又始终抓不住。我认为一首好诗的诗绪，是由一瞬间产生的东西凝结、沉淀下来，从而形成的凝重的东西。第三，有内涵的节奏。郭沫若讲的内在律是很有道理的。外在的节奏感，很多诗人在字句、平仄、音韵上都可以做到，但要把握内涵的节奏是很难的事情。真正情绪把握好，才有内涵的节奏。一首诗如果读不出内涵的节奏，那么它就不是好诗。第四，有混溶的意象。现在的诗歌意象走两个极端，一个是很抽象，用太过抽象化的事物来作为表达意象；另一个是太过具体，太过具象了，把生活物象作为诗歌意象。这两者我觉得都不可取。一首好诗应该把这两者很好地结合起来，这样形成的诗歌意象才更打动人。我认为此次得奖的诗歌都具备这四个标准。

    张清华（“第一届汉语诗歌双年十佳”评委、北京师范大学教授）：我同意於老师说的四个标准。我认为，关于诗歌的标准问题很难有一个绝对的、永恒的尺度，因为对它的讨论，常常是依据大家不同的知识体系、趣味、个人爱好、时代形成的固化的经验。比如，大家喜欢朦胧诗，而由朦胧诗培养起来的审美经验就不喜欢现代诗；九十年代以前形成的审美习惯，就不太适应网络平台出现后所形成的审美风尚。时代的变化会带来诗歌标准认知上的分歧。另外，不同的人群、类别都有不同的经验类型，他们对诗歌的理解和坚持的趣味也会不一样。

    再者，就写作个体而言，只要有写诗的追求，就有写作的权利，这是现代社会给予的。网络的平台给予了大众机会，使他们享受文化权利的民主化，或者是写作的平等权。因此，标准就成了一个无限、多元的东西，这是时代必须认可的现实。但是每一个人，一旦他走进公共领域，进入他人的视野，他人就具备了评判他的权利，由一些读者和专业读者的判断给它质量的划分，使得诗歌存在等级制。我认为，诗歌的标准应该分为若干层次，要有终极意义上的标准。

    伟大诗人、杰出诗人的诗歌应该具备一个要素：不平凡的个体的生命人格实践。他之所以伟大、之所以杰出，不仅是因为他写出了优秀的作品，还因为他具有不平凡的个体生命人格实践，其生命人格的实践反过来也印证了他不平凡的写作。比如屈原，他不但写出《离骚》，表现出他在政治上对个人理想和原则的坚持，而且屈原的理想和原则遭受挫败，愤而投汨罗江结束了他认为不值得延续的生命。屈原这种伟大的生命人格实践和他的高洁精神品质是匹配的，同时也和《离骚》相匹配。很难设想，写出了《离骚》的屈原还一直苟活在当时的世界上；也很难设想，屈原没有那样伟大的人格却能写出《离骚》。最杰出的诗歌作品，他的标准很严酷，要有生命人格实践的见证和参与，才能支持伟大诗人和伟大作品的出现。历史上所有伟大的诗人，几乎没有例外。德国哲学家雅斯贝尔斯说过他的一个标准：“伟大诗人的写作是一次性的写作。”“一次性的写作”是无法复制和模仿的写作，也是包含了诗人非凡的生命人格的写作。比如海子，他的生命悲剧、挫折都是他写作的一部分，他的诗不是靠笔来完成，而是用生命来书写。这就是评判好诗或者杰出诗歌的准则。如果注定没有这样的机遇、勇气和担当能力，诗人就很难进入历史上伟大诗人序列，这是很残酷的规则。

    其次，优秀诗人或者重要的诗人所具备的要素，用李商隐的诗来形容：“春蚕到死，蜡炬成灰”，他的生命实践不像是伟大诗人那样的悲壮、事关生死的大努力，可能是一种平凡但又理想坚定、富有原则和理念的过程。比如，陶渊明没有像屈原那样选择自杀，他选择了归隐田园，选择了自己喜欢的人生，这和他的生命体验是相匹配的，因此他写出了田园诗。生命实践的过程可能是壮烈的，也可能是和风细雨的，但是一定是一个“春蚕吐丝、蜡炬成灰”的过程。好的诗歌一定是伴随着个人的原则、生命实践和精神实践。个人的生命体验和其作品是相互见证的，这是从一般意义上来说这个标准的，这样一个标准虽然至今还有效，但是现在这个时代，诗歌的创作不可能都达到这样两个水准，这是不现实也没必要的。其实诗歌的写作就是一种日常活动，尤其是当文化多元、网络平台深入到生活的各个领域的条件下，我们的标准还可以相对放宽。即一首好的诗歌，除了表现美的观念的同时，也可以是一种中性化的东西。比如，它可以是一种经验的有力传达，这种经验不一定是生命或者精神领域里特别高洁的东西，它可以是平常的。现代以来的诗歌，一个很大的变化在于不再单纯针对精神的高级领域来书写，而是针对人复杂的经验世界，特别是隐蔽在经验世界中无意识的活动。例如，如果读了一首诗后觉得很震撼，并且觉得它描绘的是生活中某一时刻共有的情绪或经验，它就是一首不错的诗歌。例如，韩东办的刊物《他们》，在八十年代的某一期，有一首六行诗，写的分别是上半身和下半身，上半身说：“我要唱一首歌，我要唱一首忧郁的歌，我要唱一支朴素的歌。”按照一般写作规则，这是一种比较美和雅的语言层面，但紧接着，它又把下半身露出来了：“我要拥抱一个女人，我要拥抱一个粗大的女人，我要拥抱一个变态的女人。”我认为，这首诗具有一种解构性，它类似弗洛伊德的“文学艺术是力比多的升华”。我们通常看到的是升华部分，没有看到力比多的原状，这首诗前半部分把升华的部分表现出来了，后半部分又写出了力比多的原样。诗歌的一种特点是，它可以针对人的日常生活感受和意识领域、针对生命的认知、针对极具生命复杂性的感知推动，它不一定要展现高尚的，因为人的精神世界里亦有阴暗甚至黑暗，这也是一种可以阅读并认同的写作，即好诗的标准也可以放宽到这样的尺度。

    一首好诗要在伦理方面经得起检验。比如地震时期涌现的诗歌。对于地震诗歌的质疑，山东作协某副主席的一首《江城子》遭到全国人民的唾弃，使作协系统的同仁蒙羞，主要是因为价值观的问题。另外，作为个体，他没有权力代替遇难者去表现幸福。若在二十年前，大家都会觉得这样的表现没有什么问题，内容也是合理的，但是放在今天，他就遭到了所有人的痛斥，主要是个体没有这种资格和权力。我认为，尊重生命是第一位的，参与救灾并与受难者感同身受，和受难的命运达成了一致，才具有写作的资格。朵渔曾写过一首二十多行的诗歌——《今夜写诗是轻浮的》，今夜写诗是轻浮的，他写了，我们却为这首诗而感动，因为这首诗做到了自我的反思。写作这种行为本身，使得诗歌的写作在此时获得一种合法性。亲自参加救灾实践的人有资格写作，真正怀有爱心的人也有资格写作，但是，不要去对死难者去言说所谓的幸福。由此看出，写作开始涉及权力问题、资格问题、主体的反思问题。一首好诗的标准，不见得都是文本意义上的标准，它必须有一个主体人格的见证、主体的参与，这样才能成为一首好诗。单纯文本意义上的好诗，也是可以成立的，但是要结合语境来理解的话就必须涉及到主体的人格问题。

     王先霈（华中师范大学教授）：诗歌的标准很难驾驭，把“标准”改为“趣味”会不会好一点？比如，毛泽东曾说，诗要以新诗为主，旧诗不宜在青年中间提倡，但他自己不读新诗，还说除非给我两百大洋，不然我就不读新诗，这是标准和趣味的矛盾。毛泽东认为中国最伟大的诗人是屈原，而他真正喜欢的是李贺、李商隐，这是标准与趣味的差异。标准和趣味是不一样的。以一个标准来评判它是一首好的诗歌，但那是不是自己喜欢的？比如，贺绍俊和白烨先生当评委评出一首好诗，他们是不是就喜欢这首诗歌？——趣味更符合实际规律。为什么只有部分诗歌可以流传？一些诗歌甚至还得到了世界的认同和欢迎。客观上讲，评判一首诗歌是不是好，在于是否有更多人对它有兴趣，它是否适合更多人的口味。好诗，主要出现在动荡、民族危亡之秋，正所谓“国家不幸，诗家幸”；另一种诗是平和的诗，写亲情、友情、爱情，比如王维、徐志摩、戴望舒、林徽因等人的诗歌创作。我认为，现在是一个很难出好诗的时代，但又非常需要好诗的时代。社会现代化、城市化、工业化、数字化和虚拟化等等，它们和人的社会心理疾病形成了正比关系。社会心理疾病的解决主要依靠科学、医学、心理学，其次是国家高度重视宗教调理心理疾病，再者就是审美方式，要医治心理疾病特别需要音乐、诗歌等具有审美功能的艺术形式。我认为，诗歌需要主旋律；需要号角；但是更应该突出艺术形式上的精致、更深层次的永恒的人性；也需要静穆、平和的诗，因为这样的诗有助于个人心理和社会的和谐。

     白烨（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八十年代是政治的年代，九十年代是市场化、商品化的时代，眼下则正是媒体和信息集合的时代。网络使诗歌朝另一个方向发展了起来，一首诗歌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我们看不清楚，但有些影响会超出我们的想象。比如，我们原来看不上眼的东西，有的却有着重要的意义。我最开始并不认同博客，但从另一个角度来说，它又代表了一种民间化的东西。很多事情通过网络的方式，引起了广大纸质媒体的关注。网络对诗歌产生的影响，是超乎我们的想象的。从整体上看，新媒体已经完全成为文学的一个板块。以前就是文学杂志的文学传播，由于新媒体方式的介入以后，再加上市场化、商业化，依托网络这个方式，许多东西发生了一些变化。诗歌和市场也就形成了一些关系，诗歌成为网络文学的一种形式。我对这两年诗歌现状的一些感受是：面对一个超出我们经验的社会文化环境，诗歌有一点自乱阵脚，一些人不是在写作诗歌，而是在包装诗歌，甚至是在糟蹋诗歌。我们在此社会环境下讨论好诗的标准，实际上就是在讨论好诗的要素或要求。好诗的要素或要求是什么？我认为，答案应该更有弹性，更有包容性，应该是意料之外的表达、情理之中的疑虑。诗歌首先要诗歌化。一首好诗，其诗歌化的程度很高。诗本身要是诗，要有想象和联想，要有一些意料之外的感受，要让我们觉得既新鲜又熟悉。这样一个标准是比较具有弹性的。但从整个文学的角度而言，传统文学也就是主流文学仍占据着主要的位置。如今，我们面临着一个审美多元化的环境，但凡是有助于诗歌生存、成长、繁荣的东西，我们都应该加以提倡。

     贺绍俊（沈阳师范大学教授）：好诗的标准我们可以有无数个正确的结论，但是这些结论能不能全部被大家所接受，或者说成为一种现实的可能性，这个很难说。我想换一个角度来考虑这个问题，今天我们的诗歌最缺乏什么？这实际上意味着：我们需要一个什么样的标准去建构诗歌的大厦。我对诗歌了解得还不够，虽然常常读一些诗歌，但对诗歌真正的现状和发展脉络我了解得非常少。但是诗歌在整个文学中间是有共性的。我也考虑过文学，——整个当代文学的发展情况。在我看来今天的文学最缺乏的是精神性的东西。精神的贫困是当代文学最严重的问题。我认为，文学最大的价值在于给我们带来心灵的慰藉。我记得王先霈老师所强调的宗教的作用，我就觉得文学起到的是文学的作用，文学是一种不需要偶像的宗教。如果说一部好的文学作品是一座精神的寺庙，那么一首好的诗歌也应该是一座精神的寺庙。然而，当代文学最缺乏的就是精神性资源。一种是诗性精神，一种是批判精神，还有一种是悲剧精神。诗性精神就是，文学是通过诗性来感化心灵的，这是一种超世俗的，充满灵性的、情韵的精神产品。现代主义诗人写像圣经一样具有神圣性的诗，也就是说现代主义想要表现的是绝对的、最终的争议，我理解这种神圣性的诗歌就是一种诗性的追求。但今天的诗歌是非常缺乏这种神圣性的，这可能是多方面的原因造成的，很多貌似正确的观念在压抑着这种神圣性的追求，我们会批判象牙塔、精英主义，我们在提倡平民精神，我们在批评我们的作家、诗人脱离现实，这都是错误的。正是这种观念，压抑了神圣性的追求、压抑了诗性精神；批判精神是文学的基本的精神素养，但是批判精神从来都是被世俗权威所打压的。当然我们不去强调政治维权对文学的打压；这种政治维权还在继续打压文学的批判精神。但是，我觉得现在还要注意到市场经济基础上的大众文化对这种批判精神的打压也是越来越严重的。假如说政治维权的打压是一种对抗性的话，大众文化对批判精神的打压则是一种软性的方式。除此之外，我之所以要强调悲剧精神，是因为在大众文化深深地影响着我们这个世俗的社会，推崇欢乐、推崇快乐、推崇物质至上、追求感官刺激的背景下，这样一种倾向已离我们越来越远。我觉得悲剧精神不仅仅是一种美学风格的问题，也是一个伦理道德精神的问题。因为只有这种悲剧精神才会具有生命的尊严。刚刚张清华提到地震中的一首诗《今夜写诗是轻浮的》，阿多诺也说过一句经典的话：“在奥斯维辛之后，写诗是野蛮而残酷的。”刚刚清华讲的那首诗实际上和阿多诺所说的这句话在含义上是有共同之处的，阿多诺这句话的意思是奥斯维辛之后的悲剧精神太强大了，诗歌已经承载不下这种悲剧精神了，这也是在提醒我们，诗人和作家在现实世界永远不要放弃他的道德立场，因为我们这个世界已经完全被道德化了，在这样一个背景下，我觉得悲剧精神就特别重要了。当然，我是从大的文学角度来谈论这个问题的，假如想要强调诗歌的话，它特别强调一种自由的精神，因为诗歌是精神自由的表达。我对诗歌的理解是一个变化的过程，我以前特别推崇闻一多对新格律诗的提倡和实践，他的诗歌写得非常有形式感，也非常强调韵律，但是后来我感觉这是一种舍本求末的做法。在当时来说，新诗的确需要一个相应的形式来承载，但是，如果这个形式过于强大的话，它就会制约我们自由的精神，而诗歌应该是自由的表达，这对于诗歌来说是一种非常重要的精神资源。今天的文学缺乏什么？我是从这样的角度来对诗歌的标准做出一个侧面的回答。

     王明韵（《诗歌月刊》杂志主编）：有人问法国诗人瓦雷里：什么是诗？瓦雷里说，这就好比有人问我：什么是时间？我只能看看手表，告诉你现在是几点钟。那么，今天我们讨论好诗的标准，我以为，可以是选择题、判断题、必答题，遗憾的是不会有标准答案，即便是有权制造标准的人，也无权或者不可能制造出好诗的标准。

    在众多众说不一的所谓“标准”中，我倾向于“朴素”这两个字。朴素即简洁、质朴。一首朴素的诗，总是写得人人口中皆有，个个笔下皆无，看似在意料之中，其实在意料之外，如特朗斯特罗姆写《果戈理》“脸像大理石/西服破得像狼群”、云南国殇墓一位女导游描述当年战争的惨烈：“每一片树叶上/至少有三个弹孔”等等，如果非要说出标准，我以为这种“朴素”是一个很好的标杆。而有些人就不这样写诗了，云天雾地，故弄玄虚，语无伦次，装神弄鬼，好比你问他是乘某个航班到武汉来开会，他总要宏论一番航空史或飞机发展史或有多少次空难之类不着边际的话题，看似有学问，懂得多，其实是卖弄和捣乱。多元的时代，诗歌允许有多远走多远，但一切必须建立在诗歌写作的意义之上，而能在繁纷复杂的社会镜像之中化繁为简，把诗写得深入浅出、质朴自然，正是对诗歌品质的还原和挖掘。说白了，写诗即说话，多说人话，别啰唆，少废话。

     刘川鄂（湖北大学教授）：好诗标准问题成为热点，反映了当下诗坛的混乱、诗歌界的焦虑以及修复的努力。人们早就认识到从来就不存在如同物质产品一样整齐划一的好诗标准，但大都持有一个相近的、包含有“真挚情感”、“优美语言”、“和谐构成”等要素的评判尺度。问题在于，当下某些以戏谑情感、糟蹋优美为乐事的诗歌写作甚嚣尘上，且受到追捧，传统的诗评标准受到了挑战。

    必须承认，好诗标准是有弹性的，在当下弹性尤大，人人都可以有自己的好诗标准。在这个人人都可以在网络上自由涂鸦、人人都可以写诗的时代，讨论诗歌的态度要尽可能平和、宽容。但宽容并不意味着无原则，多元并不意味着无高低，人人可以写诗并不等于都写得出好诗。如同跑步，伤残人跑步是人权，是自尊自爱；普通人跑步是健身，是娱乐；职业运动员跑步才是最能体现人的能量、人的挑战极限的运动，是最能体现跑步的特性和美感的运动。我们不可忽视伤残人和普通人的跑步权利，但若要研究什么是最佳的跑步活动，要把眼光放在刘易斯、博尔特身上。

    寻找好诗亦如此。好诗的标准应该基于好文学的标准之上，因为诗是最纯粹最精致的语言艺术，任何优秀的文学作品（包括小说、散文、戏剧）必然含有诗意的因素。西方把文艺学亦称为诗学，即是因为诗是最文学的文体，有着极丰富的人性含量和审美含量。因此人性含量和审美含量是我们评价好诗的最宽泛、最起码的标准。

     但因文体特征各不相同，在评价好诗时还要从情感表现、抒情方式、语言表达等方面细化这些标准。尽管时代巨变、载体巨变，但诗之为诗的本质未变。因此，我们不可从充斥于网络的恶搞诗、泄愤诗中寻找好诗并讨论好诗的标准，要在古今中外的经典好诗中去总结、提炼好诗的要素，去修复、校正当下诗坛的过分随意和混乱。

     梁艳萍（湖北大学副教授）：进入新世纪以来，诗歌“事件”、诗歌批评、诗歌标准的争论就从未停歇，真的是“你方唱罢我登场”。“下半身”、“污染城市”、“中间代”、“诗歌进京”、“梨花体与保卫诗歌”、“天问公约”、“诗歌拍卖”、“排行榜”、“出门事件”卷入的诗人、批评家、媒体之多也是以往所少见的。媒体的介入更为“诗歌事件”、“诗歌标准”的论争推波助澜。这让我们很难给诗歌做出一个审美的、终极的判断标准。

    我以为：诗标准的讨论，应该从不同层面生发开去，——是诗歌的“创作标准”，诗歌的“批评标准”，还是诗歌的接受标准？那些“阳春白雪”式的属于小众的精神奢侈的诗歌是否是好诗？那些有井水处即可歌吟的“下里巴人”诗歌是否是好诗？诗歌究竟有没有完善的、终极的、恒定的标准？好诗究竟是生命判断，价值判断，还是学术判断、审美判断？所有这些都是值得深入探究的。

     我所认为的好诗应该具备以下的要素或者特点：一是具有独特的灵魂与独特的生命质感，是独特的个人经验的传递，是超越了“集体潜意识”的诗歌。正如施莱尔马赫所说：优秀诗歌都孕育在独立的个体灵魂的深处，不再满足于“在所有人民中产生相同的体会”。柏桦在论及他的《一六四二——一六五一：冒辟疆与董小宛》时指出，诗歌应“告别呐喊”，杨健也在评论柏桦该诗时感到诗歌需要“还魂”。当诗人不约而同地提出“告别呐喊”、“还魂”的时候，诗歌就在更加凸显个体灵魂的搏动，好的诗歌应该是触及灵魂的诗歌。二是创造的想象与虚构。“创造性想象的直觉”——捕捉瞬间的、刹那的直觉、感觉进入诗歌，然后通过语言来释放。因为好的诗歌犹如休姆所说：应该而且必须是凝聚着想象的能量的释放。凝聚在先，释放在后。凝聚是为了更好的释放，释放是为了在语词中获得凝聚。犹如里尔克、荷尔德林、穆旦、昌耀、陈超、臧棣……所以，我认为好的诗歌应该体现为想象的创作与虚构的创造的自由游戏。三是令人震惊的“内心”语言。“音乐的声音”——从视觉（外在造型）与听觉（内在质量），音乐内化，“一首诗不该在言外，而是存在。”（阿奇博德．麦克利什）诗歌的存在表现为语言的存在和形式的存在。它显示诗人的语言态度、语言力量。好诗属于震撼人心的“内心语言”。

      谢克强（著名诗人）：说实话，在我们这个诗的国度，似乎已经丧失了诗的准则，谁也说不清真正的诗是什么。但我以为，真正的诗是同人类的最深的精神相关联的，因为诗是从人类灵魂不甘于屈服的时候开始的。最早的诗总是充满了丰富的想象和神话的意境。这就是说，诗为在现实中遭到压抑而迷茫的精神提供了一片净土、提供了一个新的世界。这个世界比我们所生存于其中的物质世界更广阔无垠，因此诗能回答那些仅仅依赖理性所无法回答的问题。

    现在，很少有人谈论精神和灵魂。其实，诗是人类精神的微光。诗要烛照人类精神的一切幽微，它不能不是一颗形而上的太阳。诗要具有形而上的力量，仅仅依赖潜意识和非理性是不行的，在人类的精神历程中，理性是一缕不可少的光芒。因此，诗歌只存在在那些真正能够体现人类的最深精神的伟大灵魂中。正如海德格尔所言：“凡没有担当起在世界的黑夜中对终极价值追问的诗人，都谈不上诗人。”

     但我曾经说过：情感的瀑布，从思想的悬崖上跌下，撞击生活的基石，那溅起的绚丽的浪花就是诗。在这里，我强调了情感。如果没有情感的瀑布，纵有思想的悬崖和生活的基石，也不会溅起绚丽的浪花。

    诗人闻一多先生曾说：“诗人主要的天赋是爱。”诗评家吴思敬教授也说：“只有内心充满了对自然、对社会、对人类的真诚的爱，才能接近诗、感受诗、发现诗。”中国新诗发展到今天，我以为说其它的都是多余的，诗应该回到它的始点：抒情。也就是说，好诗，应该是诗人对社会生活在他头脑引起的激情的自然流露，或者说是心灵激动有记录。这使我想起我一九七一年探亲返程时女友送我一本日记本子，我慌了手脚立即送她一支钢笔，火车开出不到十分钟，我就写的一首诗《有赠》：“悄悄，她塞进我的手里/啊，一本烫金的绸面日记/我兴奋地抚着莹洁的纸页/抚着她爱的信物，——一块块翡翠的处女地//该用什么回赠她呢/心一突跳，触动袋里的钢笔/轻轻，我把笔递了过去/递上开拓的使者/——一支金色的犁”。

    诗，如果诗人自己都不曾激动，又怎么去感动别人呢？这就是说，写诗原本需要原始的冲动，但现在写诗变成了一个生产过程，与心灵无关，仿佛诗人是可以制造出来的。这也许就是诗人越来越多，而可圈可点、可读可吟的诗越来越少的缘故吧！

     邹建军(华中师范大学教授、《外国文学研究》副主编)：今天会议讨论的好诗标准这样一个话题，我在十多年前曾经认真地思考过，并且有自己的在当时看来比较成熟的想法。在《抒情诗的艺术标准》这样一篇文章中，我提出了抒情诗歌的八字艺术标准：情真、意藏、象美、言凝。

    所谓“情真”，即诗歌的情感要真挚。虚情假意不可能动人；真情是一首诗歌作品能够成立的一个前提；如果没有感动自己的情感发生，最好不要提笔为诗。“情真”强调的是诗人要以情动人，不能无病呻吟。所谓“意藏”，是指诗人在作品中所表达的意思要含蓄。要将自己的真情放在一个故事、一种意象、一个情境、一种象征里；不能将自己的情感与思想全盘托出，真情也不能直接地进行表达。“意藏”强调的是诗歌的表达方式。所谓“象美”，即诗人要以意象化的方式来表达自己的所有感情。诗中的意象要给人以美感，要让读者产生一种审美的感受；那些不美的意象最好不要入诗；当然，“以丑为美”的方式除外。“象美”强调的是诗人要以意象方式进行情感的传达，象的美质与美感是读者的视觉要求。所谓“言凝”，是指诗歌的语言要是一种高度凝练的语言。诗的语言要求特别精致，内涵要深厚；诗的语言，要言在此而意在彼，并且语言本身具有多度性。“言凝”强调的是诗歌语言与其他文学样式语言在程度上的差异。

     我认为好的诗歌一定是抒情诗，好的抒情诗则只要具有上述某一个方面的特点就可以了。而最好的抒情诗，则是上述四个方面的有机统一。只有做到“情真”、“意藏”、“象美”、“言凝”，才可以称为最好的抒情诗。今天我们来讨论好诗的标准，我认为这样的八字标准，仍然没有完全过时，反而显出了自己的生命力。

    自然，我也有一些新的想法。一是上述的“八字标准”主要是针对中国古典诗歌而言，或者说是针对抒情诗歌而言的；对外国的诗歌与叙事性比较强的诗歌来说，也许不是太适当。比如，叙事长诗的语言可能是展开的，不是那么凝练；再比如，外国的诗歌，其意思也许就不要求那么隐藏，反而可能比较直露。所以，我认为没有能够概括所有的诗歌种类的好诗的标准。二是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好诗的标准，因为不同的时代对于诗歌功能的认识并不相同。在历史上，曾经有一万多个诗歌的定义，其实每一个诗歌定义都是诗人或诗歌评论家对于好诗的看法，即他们心目中的诗究竟是什么。显然，这些定义是不同的历史时代所积累起来的。三是好诗也是因人而异，几乎是不可能有一个完全统一的好诗标准。因为每一个人的审美趣味不同，有的人喜欢绝句，有的人喜欢长短句，有的人喜欢自由体，有的人喜欢散文诗，所以，就是平时在一起的几个很好的朋友，对于诗的认识也许差距甚大，甚至是完全相反的。

    但是，我也并不认为今天的讨论没有意义；相反，在今天讨论什么是真正的好诗很有意义与价值。在今天这样的网络时代，文学写作似乎达到一个新的自由阶段，任何一个人都可以从事诗歌的写作，并将自己的作品上传到自己的空间，都会有一定的读者群；同时，这样的自由发表方式没有经过一定的编辑程序，因而网络上的作品可能是泥沙俱下的。同时，我也认为这样的诗歌时代与传统诗歌写作相比较是一种真正的进步，现在诗写得好的人比比皆是，也许是那遥远的、信息不通的古代社会所不可相比的。在这种情况下，这样的讨论可以让更多的人参与到诗的写作中来，让更多的人认识什么是好诗，什么是真正的诗。这样的讨论能够促进诗歌写作的繁荣，也可以活跃诗歌批评，让更多的人关注诗歌的命运，让更多的人生活得更有品位、更有意义。

     杨 克（广东省作家协会创联部部长）：标准这个概念是工业化的产物，这个词跟“技术”密切相关，它让我想起同一模具生产出来的螺母或螺钉。而诗歌这种精神产物乃是最古老的艺术，它写得好还是不好只有“心”才能意会。很多人以为中国古典诗词有“标准”，但那些标准也只是外在的规定性，譬如字数、行数、格律、平仄、对仗等。符合所有标准的也许仍是平庸之作。一首诗的意境、境界、气象是无法给出硬性指标的，尽管不同作者、读者各有所爱，很难泛论何谓好诗，但面对具体的文本时，认知上还是有大致的尺度或趋同。诗人的尺度是标新立异：俊逸挥洒的李白跟贾岛那种苦吟派的区别，前者不经意间便大气飞扬的“标新”，后者小心翼翼于咬文嚼字的“立异”。常人求至，至人近常。圈内强调变异，圈外则喜好常态。读者的尺度是人类的普遍情感：简单的深刻。顾城写嘉陵江：“戴孝的帆船，/缓缓走过，/展开了暗黄色的尸布。”诗人们赞许他妙手偶得的独特，但千百年前乃至千百年后老百姓只吟诵韩愈“水作青罗带”。尽管余光中自鸣得意《白玉苦瓜》，最后也只能屈服于大众偏爱的《乡愁》。戴望舒更是因一首闲作反而得名的“雨巷诗人”。舒婷的《致橡树》批评家和诗人尽可以不那么看好，却“众口铄金”。专业批评的阐释是一翼，阅读被直接打动又是一翼，好的诗要经得起这把剪刀的剪裁，在两刃交错的开合中游刃有余。

     梁必文（湖北省作家协会副主席）：关于好诗的标准，是一个很难用几句话来准确、全面表述的问题。因为诗歌创作和诗歌欣赏都是一个更高层次的艺术审美创造活动，就像一千个观众就有一千个哈姆雷特一样。但是，判断一首诗的优劣标准肯定还是有的，只是不同阶层不同的人群心目中的标准有所不同而已。可能有的侧重社会、政治和伦理道德功能，有的侧重哲思、宗教神性色彩，有的侧重内心复杂多变微妙的感受，等等。而且，无论何种标准都带有鲜明的时代特征和民族属性，同时也就不可避免地带有其局限性。当然，超越时空和疆域的好诗也是有的，那是大浪淘沙经过了漫长时间检验的诗，是诗中的精品。就当下诗歌创作的现状而言，我认为，只要是健康的、一切能唤醒我们生活经验的记忆、开启智慧与想象之窗、给思想以启迪的诗就是好诗，能达到其中一二者也不妨是一首可读的诗。只是现如今，好诗难觅，多的却是可读可不读的诗。

     田  禾（湖北省作家协会专业作家）：我认为一首好的诗歌应该是鲜活的，是有呼吸的，是有灵魂的，是有心跳的，是有血有肉的，是有骨头支撑着的，是有重量感的，是经得住时间考验的，也就是说，它是有恒久的生命力的。或者说，它就像一棵四季常青的树，永远有旺盛的生命，有主干支撑着，枝干纷繁复杂但错落有致，绿叶和花朵永远装点着它的美丽，挺拔在人们的生活中，永远成为一道独特的不可替代的风景。

    诗歌的艺术是灵魂的艺术，但它更是语言的艺术，一首好的诗歌，它的语言直接、干净、纯粹、敏锐、大度，有活力，有创造性，有个性，有特点；一首好诗的语言必然有一种强悍的穿透力、冲击力，像电击一样击痛读者，让读者先疼痛而后快。所以我认为，诗人在创作一首诗时，首先把语言问题解决了，那么，这首诗离一首好诗的距离就不远了。

   　李鲁平（武汉市文学艺术理论研究所副所长）：在我看来，好诗首先在语言上是有独特美学追求的。文学是语言艺术，诗歌更是语言艺术中的艺术。中国古诗的语言不仅仅是精炼、生动，而且更讲究含蓄、意味、优美、隽永。这是中国诗歌的一个具有审美价值的传统。“五四”新文化运动摧毁了中国诗歌的语言基石，口语、白话进入了诗歌。这一变革为诗歌写作和欣赏的普及打开了一个窗口，当然也对诗歌语言的审美性带来销蚀后果，——口语诗的出现便是一个典型事例。在今天这个现代汉语不断变化的环境下，诗人更应当肩负维护汉语纯洁性、优美价值的责任。其次，我以为好诗必须从文体上是诗歌，不是分行的散文，不是分行的哲学随笔。在新时期诗歌之后混乱纷纭的诗歌潮流中，许多诗歌从形式上是分行的文字，但实际上是哲学随笔或散文。诗歌在文体上的这一模糊不清的现象依然可以追溯到“五四”新文学运动对诗歌形式的改革和毁灭。在古诗词被新诗取代之后，新诗真正的文体上的建构并未完成，乃至许多写作者以为只要分行写的文字就是诗歌。由此产生许多分行写的散文和随笔，而丧失了真正的诗意的追求。诗歌作为一种文学样式无疑有其区别于散文和随笔的独特价值，这是诗人必须坚守的。第三，在当下，好的诗歌还必须面对现代化生活和现代语境的挑战。今天的诗人所面对的语境和现实生活完全不同于历史上的诗人。如何用诗歌的形式表现今天现代化、都市化、全球化背景下的乡村与农民、城市与市民等等，并且把中国诗歌的优秀传统、新诗的表现技巧和复杂的现实生活有机结合，创作出能使现代人“诗意地栖息”的精神食粮，是当代诗人不可回避的责任和使命。因而也是判别诗歌质量的一个参考坐标。

    　袁 毅（《武汉晚报》文化记者）:好诗的创作贵在抓住灵感闪现的那一瞬，贵在捕捉生命感受的“黄金点”，即一缕情丝、一丝感悟、一点哲理、一滴心绪，然后通过一个新颖独到的意象、一个清新隽永的意境抒发出来、营造出来。也就是美国诗人阿奇波德．麦克利许在《诗艺》一诗中所说：“诗不应隐有所指，应当直接就是。”这样写出来的诗，才是从眼里自然流露的真情，才是从心底汩汩流泻的人性。也就是一句老话：诗歌只有先感动了自己，才能感动别人。

    “诗既是文学中最洗练、典雅的形式，同时，其内容在文学中又最为生动、并充盈着纯粹的原始野性。”（荻原朔太郎语）从艺术立场上看，诗人的写作不在数量而在质量，唐代那么多诗人和诗歌作品都湮没不可知，但陈子昂一首《登幽州台歌》却以其深刻的悲怆和苍凉的忧患而卓绝千古。由此可见，诗是纯粹的黄金，是从生活之流中淘出的真金子，不能根据流沙的多少而测定金子的多少，只能根据其品质（含金量）来度量。

     在信仰和梦幻之间，诗人是炼金术士，大师级的诗人往往能点石成金。我们很多诗歌写作者对这个世界悲伤的拯救和对世纪末无奈的回望以及对人体自身温情的揭露，也许仅仅是对人类良知和终极关怀以及困惑中道德虚弱的求证。但诗人毕竟是大千世界万事万物的命名者，是人世间苦难与欢乐的歌唱者。一次真正的写作，是对人与事的回忆与冥想，是与缪斯的邂逅与恋爱，是灵魂的倾诉与吟唱。“诗歌吃的是思想、感情、冲动来养活自己。”（罗伯特．邓肯语）那么是谁点燃了接近死亡之海彼岸的渔火呢？当然只能是诗歌写作者，而不是别的什么写作者。

    在不断大众化、资讯化、娱乐化的社会里，精英文化与大众文化、纯文学与俗文学、艺术与生活的距离在逐渐缩小乃至消失。现代人写作的诗歌是口头语言传播时代和文字印刷时代的产物；当代人在二十一世纪写作的当下诗歌也不例外，它不属于视听时代，更不属于网络时代。但诗人终究是“诗”、“人”，他点燃的是自己，是自己的青春，是自己的爱情，是自己的欲望与激情，是自己的痛苦与欢愉，是自己的死亡与再生，他的生命随着那堆渔火的焚冶而自然提升。有朋友问我：诗人是怎样的职业？诗人靠什么维持生计？我的心在流泪，在淌血。一位罗马尼亚诗人鲁．布拉卡在《诗论》中替我大声答道：“别问诗人是什么职业，这是对他的侮辱。如同你问太阳和月亮是什么职业一样，这也是对它们的侮辱。”诗人是靠语词与意象来填饱他的胃，是靠热情与信念来充实他的脑，是靠流浪与梦游来行走他的路……揳入我们的心灵深处，掘进我们的生活源泉，我们就找到我们自己应有的位置，我们就会爱上我们钟情的缪斯，并最终与她结合成为眷属。

     刘洁岷（《江汉大学学报》副编审）：无规矩不能成方圆。对诗之“好”的标准探求不但不是一个伪问题，而且兹事巨大——一个没有标准的行业或标准混乱的行业是没有前景的。新诗九十年，诗歌的成就很大，好诗琳琅满目，汉语新诗的经典已被写出，特别是朦胧诗以来，汉语好诗的“国库”得到了大量的充实。新诗才九十年，其诗学建设尚不成熟，因为新诗是用现代汉语的普通书面语言、口语甚至当下方言作为“材料”在写作，所以我们常常误以为谁都能“懂”得如何鉴赏与批评——这也是新诗诗教缺失的后果——其实以古典诗歌的标准或外语诗歌的标准以及以新诗中低品质诗歌为范本来衡量新诗，都是非常容易混淆视听的误区。如此，我们是否应暂且将“好诗标准”转化为如何能够做到对新诗的准确、清醒、硬朗的鉴赏与批评？望我们的专业或即兴的新诗批评家就像一个普通诗歌作者对待自己的作品那样，要经常怀疑、修改自己的观点，而不是一味地对自己的偏见、陋见加以掩饰，让自圆其说成为自己终生的事业。

     标准的分类有多种，一种是个人的标准。每一个新诗的合格写作者都必然有自己具体可行的“操作指南”，大到对国家、制度、宗教的认识，对人生、生活、环境的态度，小到对情感色彩的处理、修辞手法的择此避彼等；一种是相对公共性的标准。——好诗标准的难点也在于此，它的另一些表现形式，如新诗的刊发、评奖、选本等往往为人诟病也缘在于此。与此相关，我个人对将屈原、海子等演绎了“诗人之死”的诗人列为“最”而预设的诗歌等级秩序有着谨慎的疑虑，虽然我一直认同好诗背后的价值追求。我希望在现代与后现代之间、在统一与差异之间找到一种动态的新诗秩序。事实上，当代优秀诗人的工作在继续，他们在新诗构造形式的鲜活性、稳定性与感受内容的多样性、自由性之间源源不断地提供着比较有效的文本，但众声喧哗，好比我们半夜来到一个大学低年级男生的宿舍，话题是什么是“女人味”，天快亮了我们也只得投票决定，好蒙头睡觉。

    沉  河（长江文艺出版社副编审）：我们有过无数的好诗标本，它们在《诗经》、《楚辞》、汉乐府、唐诗、宋词里。我想好诗的标准应该来自于那些好诗的标本里。我不是一个研究者，我乐意成为一个感悟者，因此，我无法用几句话对一个标准进行一个概括。我心目中的好诗只是一个比喻：它是鸟，而不是飞机。它像鸟一样尽管种类繁多，但都是自然的，生长的，来自于一个伟大的进化传统的。它有一颗跳动的心灵；有血有肉，知寒懂暖；有可以扇动的翅膀，上遨游于天空，下潜行于大地；有变化而节奏分明的悦耳声音。它像鸟一样，而不是飞机，不是一堆冰冷的钢铁，不是制作精密技术繁复的实用工具，不是方向清晰、目的明确地飞行，也不是巨大的轰鸣。当我们讨论好诗的标准时，仿佛在分析一架飞机的构成。而实际的情况是我们在解剖一只鸟，我们无论解剖得多么深入细致，都无法彻底明白一只鸟飞翔的秘密，无法明白一只鸟歌唱的秘密，更无法确知一只鸟的飞行方向。好诗是一只只鸟，因此才有人喜欢喜鹊，有人喜欢乌鸦。它们都是好诗歌。但如果有人也喜欢飞机，把飞机也当作一只鸟，此人就非我同道也，只能让我敬而远之。

     黄  斌（《湖北日报》出版部主任）：古人说，诗无达诂。看来，给好诗定标准，是件困难的事。就笔者所知，杜甫在《赠郑十八贲》中有言：示我百篇文，诗家一标准。看来，杜甫是标准的赞成派。在古代汉语语境中，对为文为诗的一般的意见，都是大体则有，定体则无，所谓法无定法然后知非法法也。杜甫的这个标准，想来也是诗人体贴得来。他又在《戏为六绝句》中说，王杨卢骆当时体。这句话体现了他对审美法则的历史性的尊重。也就是说，杜甫不仅认同标准，而且认为标准具有历史性或时代性。所谓当时体，即是指某一特定时代下的体裁或风格，会消逝而不再为后世准绳。可见，标准是动态的。另外，标准也是有层级的。在杜甫的给郑贲的“诗家一标准”的赞语中，看得出他的赞扬是有保留的。这句诗的意思不外是说，他通过读郑贲的多篇诗文，可以得出如下的结论：郑文写得不错，是衡量诗家的一种标准。杜甫赞扬优秀的诗人，如李白，就不吝文辞了，如，白也诗无敌，飘然思不群。无敌、不群，表达了杜甫对李白的景仰，有唯一的诗人的意思。因之，杜甫的诗学，看来是层次分明：有迈入的门槛，也有最高级，是一组标准。在《戏为六绝句》中，杜甫还说，别裁伪体亲风雅，转益多思是吾师。这，是为了达到好诗的方法论层面的问题了。这也说明，杜甫不仅认同标准，还认为诗歌中有江湖骗子式的伪体。达到好诗的路径是先去伪存真，亲近中国诗歌的风雅大传统，不执著于某种风格或趣味，打开视野、勤于思考，才是值得师法的。杜甫的这些意见，自然也是我们思考新诗标准的思想资源。

    阿毛：就我的诗歌写作和阅读经验，我认为新世纪以来，一首优秀的现代汉语诗歌应具备以下几个方面的特点：

    诗艺纯熟却不着痕迹，语言有陌生感和爆发力：我越来越坚信，诗歌不是写出来的，而是从诗人的心里流出来的。这样自然流泻的诗句，携带着新的秘密的元素，让人觉得既有陌生的素质，又亲切、自然、直接。亲切、自然、直接的口语落在诗里，它们令诗歌有呼吸、有体温、有直感和质感……让诗歌产生一些陌生感和爆发力，收到意想不到的美感。当然，这样的诗歌的诞生，仍然得益于诗人的非凡诗艺。

     心怀大爱与悲悯；饱含朴素与圣洁的情感、理想：雷平阳的《亲人》、李小洛的《省下我》、宇向的《圣洁的一面》等诗歌，都有这个特点。

     对时代、现实及相关事物关系的揭示：新世纪以来，很多诗人都具备对时代、现实、写作素材的灵敏度和认知、把握能力，但是如何把现实生活经验成功转换成诗，如何让诗揭示现实生活及其相关事物的关系，却只有极少数的诗人能够做到。优秀的诗人把它们写成了优秀的诗，而拙劣的诗人却只是把它们处理成诸多的素材或流水账。

    给人以震撼，让人久久不能忘怀的诗：一首好诗往往能让人内心有通电的感觉、遭雷击的感觉，让人产生巨大的喜悦或深深的隐痛。

     当然，一首优秀的现代汉语诗歌并非一定要同时具备以上四个方面的特点，具备其中两三条也足够优秀了。但是第一点，我认为是相当重要的，也是最根本的一点。因为诗歌归根结底是语言的艺术。

文学爱好者、从业者一直以加入作协为荣_

2009年06月25日14:31   
   
    在当代中国、作家这个称号、这个职业一直很神圣的，作为管理和引导作家创作组织的作协机构也是神圣的，它把吸收优秀的创作人才作为理所当然的工作，文学爱好者、文学从业者也一直以加入作协为荣。
　　九十年代以来，市场经济催生了很多商界英雄的同时，也淡化了作家这个“灵魂工程师”和“精神领袖”、“启蒙大师”的形象。作家由精神领路人变成了同读者一同探寻新世界的人，变成了同路人，作家这个头衔的光环不再如以往那般神圣，作协机构也面临着职能的部分调整，（某些作协会员“退会事件”亦有这方面原因。）
　　但文学的神圣感犹在，加入作协，获得体制内的认可，得到作协机构的帮扶和指导仍然是很多文学爱好者、文学青年的梦想。湖北省作家协会注意到信息时代文学生产人员和生产渠道多样化的新情况、主动联系并吸纳千里烟、王晓英、刘敏等网络作家为会员，为签约作家，这是作协机构适应时代新变化、团结广大作家、繁荣文学创作的举措，受到网络作家的拥戴和上级主管部门中国作协的肯定。
　　金庸是著名武侠作家，通俗文学大师，他当博导未必合适，但成为中国作协的会员，当之无愧，完全合格，他入作协，既反映了中国作协机构的包容力（对通俗文学作家、港澳台作家的包容力），又可扩大中国作协在这些领域的影响力和凝聚力，是一件双赢的好事。我坚持认为，金庸只是通俗文学意义上的大师，他还不算是纯文学意义上的优秀作家。我唯一担心的是，又有媒体和学者借机把金庸的文学成就、文学地位无限夸大。倘如此，对当下的文学创作及走向会有一定的负面影响。

《文艺争鸣》编辑部朱竞  VS  湖北大学刘川鄂

一·关于知识分子

1.  你认为知识分子精神存在吗？如果答案是肯定的，你怎样理解？

    五四以来现代知识分子的那种社会良知和社会责任感虽然有逐步弱化的气势，但并没有泯灭。知识分子的精神肯定存在着，但它往往“不在场”—— 官场、商场和情场。我坚持认为，知识分子是社会先进意识创造者和传播者，是社会价值的评判者，是社会的良知，是后工业时代社会财富的主要创造者。所谓知识分子精神，至少应该包括自由个性、民主意识、平等心态、启蒙情结等内容。

2· 在您看来，中国20世纪知识分子承担的最大责任是什么？ 

     中国知识分子在政治、经济和文化的领域的承担了很多责任。但中国的政治结构使知识分子在很大的程度上非知识分子化。商海的无序化，也使知识分子很难得将智力和人格完整地融合在一起。在文化的领域它的最大的责任是——启蒙。但是实用理性传统和战争连绵、计划体制等因素，使中国的民众从来没有普遍的被启蒙的心理需求。五四中国知识分子大力提倡的民主自由的价值观念从来没有成为中国人的核心价值观。鲁迅的影响只是在少数知识分子的身上发生作用。这是中国知识分子最大的悲哀。

3·  你最心仪哪一种类型的知识分子？

     1949年以来，把凡是脑力劳动者都称为知识分子，与工、农、兵、商对列。普通老百姓把读书读到一定程度有一定文凭的人都称为知识分子。这未必很恰当。在现代西方主要是指专事精神创造的人文知识分子，医生、律师、工程师等等纯洁技术性的职业，都不算。

     我把中国的知识分子作两类：一种是属狼的，一种是属羊。但是每想到这里，我就联想到鲁迅的小说《孤独者》的结尾：当深夜在旷野中的嗥叫，像一匹受伤的狼，惨伤里夹杂着愤怒和悲哀。

4· 你认为中国20世纪最优秀的知识分子是哪些人？

    20世纪中国最优秀的知识分子第一个是鲁迅，第二个鲁迅，第三个还是鲁迅。我欣赏他对民众名和社会的批判态度，我还欣赏他对自己灵魂中的毒气和鬼气的解剖，他的反媚俗。当然，他只是一个伟人，但不是一个完人；他只是一个过程，而不是一个完成。而且幸运的是，他只活了50多岁。

二·关于人生和个人体验

１  你最痛苦和耻辱的体验是什么？讲一件苦恼的事。

     在我读中学时候，年幼无知的我成了政治斗争的牺牲品，那是70年代中后期，许多年之后才意识到这一点。（我当时痛不欲生。现在看来是微不足道的笑谈）。那时候我就发誓：我一定要超过那些伤害过我的人！但在直接面对邪恶的时候，我总是那么的软弱。直到今天，面对某些不公的社会现象，我仍然很软弱。常常觉得耻辱。

    现在常觉得苦恼的是，尚不能完全摆脱功名和其它世俗利害的干扰，做一个完全自由的思想者和表达者。

2 你最挚爱的对象是什么？（国家、事业、朋友、孩子、爱人、大自然、文艺、科学还有别的什么？）                                                        

三大爱好：音乐、诗歌、足球。

 我一个人独处时，特别喜欢欣赏音乐（当然是指西洋古典乐曲），那是我觉得人生最充实的时候。当我孤独和烦躁的时候，我常常有抱着音响让乐曲直砸在我心中的冲动。在这时，我最喜欢的音乐是柴可夫斯基的《天鹅湖》的结尾，那种激情洋溢的欢乐足以抚慰我受伤的灵魂。

     诗歌和音乐一样，是最纯粹最精致的艺术。在我年轻的时候，我常常一个人吟诵西方的和中国现代的诗歌。（从天性上来说，我与中国古典诗歌不相容）。至今我还能够在课堂上随口讲出很多的诗句来，完全得益于我读大学时和某些短暂的与世隔绝情景中对于诗歌的狂热。

     我是一个痴迷却不疯狂的球迷，曾写过一些关于足球的文字。我至今认为，多年前我在《足球报》上关于《欣赏射门》等文章，是我最好的散文之一。曾经有人对我说，单凭这一篇文章，就会有很多人喜欢你。

 3. 你对两性感情领域的自由和责任是怎样理解的？

    个体人格的健朗是爱情滋生发展的必要条件，人在任何情形下都不应该迷失自己，哪怕在恋爱中。永远做自己的身体、灵魂、命运的主人。做一个清醒的人，做一个对自己的爱情、失爱负责任并敢于承担的人，应该是现代人必要的人格修炼。

    由于女人的自强自立自强不够，对男人的依赖太多，男人在情场上并不轻松，他太累，累得要逃避。凭什么因为你爱他爱过他你就把一切一辈子交给了他？凭什么因为他爱你爱过你就要对一切负责对你一辈子负责？有女人写文章发呼吁满世界寻找真正的男子汉，殊不知男人承担太多过份超载，要负太多真正负不起的责任，不把他压垮才怪？他怎么能够挺直腰杆做一个“真正的男子汉”？

     两性之爱本是彼此相悦，无论灵肉都是对等的，女性一样体悟和享受着性爱上的欢悦。可偏偏在二人分手后，无论当事人还是旁观者都认为男人占了便宜女人吃了亏，男人心生歉意女人也觉得男人欠她。这是什么混账逻辑？是谁规定男人享受性爱女人奉献性爱？为什么女人只能享受性爱的过程而不能承担此后可能无爱的结果？其实，性爱的可爱在于它的可重复性，对男女都一样。性爱是上帝给人类的不多的美意安排之一，合法地坦然地接受它，不要在上面牵扯太多的道德感负罪感歉意感。由此可见，女性的解放，不仅是经济的独立、选举权的平等和观念的解放，而且还包括身体的解放。

只有身心完全解放的女人，才是恋爱中的美女人，才是对自己的一切敢于承担的女人，才是男人觉得不欠她什么的最可爱的女人。不欠，不是为男人的逃避找理由，而是为了女人获得真正的自我和爱情的幸福感。

4. 对您影响最大的书和人是什么？能说说你和它（他或她）的故事么？

     对我影响较大的书和人有鲁迅、《约翰·克利斯多夫》、哈耶克、米兰·昆德拉、佛洛伊德、大江健三郎、张爱玲、韦勒克等。

    我本是个率性随意、完美主义色彩很浓的人，十六岁进大学贪读鲁迅，他教我认识中国社会和中国人，教我认识中国传统文化的负面，从此我知道我的灵魂再也飞不起来。但既使这样，我在我的生活圈子中仍然被看成是一个单纯的人——其实我知道我不过是不愿过多地认同世俗。宁可清醒地痛苦着，也决不盲目乐观，决不羡慕别人因圆滑世故而得到种种现实“好处” 。

同时罗曼·罗兰笔下主人公以艺术抗世俗、重生命体验蔑视生存结果的人生观也使我比他人多一点激情。

西方自由主义理论尤其是哈耶克关于“自由出于无知” 的观点，使我理透了自由主义的根——正因为每个人都不可能穷尽一切真理，都有无知的一面，所以自由是必要的。只有极权主义者才会剥夺人的自由！

    弗洛伊德、弗洛姆、马尔库塞等的人学观使我更加情绪化地悖离中国传统的泛政治泛伦理化思维模式，关注人的内面世界、关注“艺术地” 表达、关注“文明及其不满” ；大江健三郎的短篇使我对所谓“进步”“ 公理” “成功”更加满不在乎、米兰·昆德拉的 “反媚俗” 、张爱玲对社会充斥着不快乐的“好人” 压抑着快乐的“真人” 的揭示，更坚定了我对文学的人性含量与审美含量的理解。

    从专业角度，俄国形式主义和英美新批评理论使我在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中特别警惕孤立地重社会价值轻视艺术价值的思维方式。

我生命的关键词是“飞扬” —— 人性的飞扬；我思想的焦点是“文明及其不满” 。

5. 你是否有成功感和成就感？

    年轻时曾有过 “成功”的焦虑，如今小有名气之后，我却心如止水。尽管我知道每个人对自己的评价都比实际在别人心目中的地位要高，多少要高一点，但我是一个清醒的低调主义者。只有成天看语文课本和同学作文的人才认为自己的文章好、才会有“成就感”。如果他饱读中外优秀文学，他只有低头做人的份。

去年出了三本书。一本《张爱玲传》，写得很老实，因为己有好几本张传，也因为不过是一本传记，反响不大是自然而然的。一本《中国自由主义文学论稿》，写得很用功，自以为有一些新见，可因为选题的敏感性，报刊不敢发书评，只好让它自生自灭。一本《小市民名作家——池莉论》，本是急就章，没有太多学理价值，却因为对一个当红作家的尖锐批评，媒体反响强烈，我的“知名度” 略增。

这些使我认识到——所谓“成功” ——就是世俗化地被认同。倒是陌生读者的来信和电话及新老朋友私下的赞许让我心中得到慰藉。一个老编辑说我的池莉论，表现了知识分子的良知和社会责任感——我认为这是衡量知识分子是否成功的最高标准。当然，在这方面，我做得很不够。

三·关于教育

 1. 你毕业于哪所大学哪个专业在你看来目前大学教育的主要弊端是什么？

    我的本科和硕士研究生学习阶段是在湖北大学渡过，90年代中期在武汉大学获得了博士学位，整整十年的文学专业学生。

    在我看来，目前大学教育的主要弊端很多老师都看出来了，但他们无力改变。

2·你作为一位博士（硕士生）导师，在你看来，要带好你的学生最关键的问题是什么？最值得注意的问题是什么？

     办好研究生的关键是培养学生的专业思维的能力。对于中国现代文学专业研究生来说，历史观、现代感、主体性就是专业思维。中国的历史（历史书）往往是欺骗历史。要让学生明白，从来就没有一个既定的历史等着我们去记忆，历史就是人的眼睛、睿智的眼睛。所谓现代感，就是要求学生在思考中国现代文学的时候时刻想到它与中国古典文学和外国文学的区别与联系，从中读出它属于“现代”的成分；所谓主体性，就是说文学专业的研究生对文学史进行价值判断的时候要始终记住：艺术是从艺术开始的地方开始的。

3·在你看来，目前文学专业博士生（硕士生）存在的最主要问题是什么？

     我认为人文专业的研究生尤其是博士生不能招在校学生，必需要让真正在社会上滚打摸爬过两年以上的毕业生再入校学习。

4 你认为应当怎样认定博士生导师的资格？没有博士学位就不能当博士生导师吗？

     在当代中国社会，博士点以及博导的荣誉不过是某些有实力的院校和专业的某种能力的体现，没什么神秘（现在“水货博导” 已不鲜见）。没有博士学位的专家当然可以当博士生导师，只有外行才讨论这个不是问题的问题。

5·你认为当前的博士（硕士）毕业论文存在什么问题？

    每年春天的四至六月份，是大学教授最忙的时候。有看不完的学位论文要急着看，而且报酬极低。评阅一篇硕士论文只有50元钱报酬，看一篇博士论文只有100元钱的报酬。让社会上的那些大款听见了，肯定会笑掉大牙。但教授们是很认真的。

      大多数硕士、博士研究生的毕业论文，要么是对某一个学术课题的细化，有填补空白之效，但没有丰富的理论含量。要么是运用某些所谓新的理论去“框套”人人都知晓的文学现象，似是而非。其根本原因在于现在的生源比以前要差得很多很多。

6·你是否认为我国的大学教育存在着体制方面的问题？

     当然。今天的学生不愿意思想，他们是各种证件的奴隶（英语四级、六级证书、会计证等等）。今天的教育更多是一种技术教育而不是一种人文教育。教育的本质是什么？让每一个人都成为他想成为的自己，但我们却是要塑造一种共同的模式。听话教育和应试教育是中国从幼儿园到大学的共同特征。从幼儿园开始，学生们就在刻板框架中进行着恶性竞争。想一想王小波为什么要辞职，辞去那个所谓人人仰慕的大学教师的职务就够了。

    因为体制的原因，中国人不能随便地从宏观上批评中国的教育体制。

7·据统计，大学里研究生有百分之七十是女生，这是怎么回事？

     根本原因在于考试制度。女性的语言能力远远超过了男性，很多男生的英语过不了关，因此专业成绩再好也读不了研究生。加之女本科生找工作比男本科生难得多，只好继续读下去。

8. 学校教育对您的积极和消积影响表现在哪些方面？

     记得佛斯特在他的《小说面面观》曾经说过，假使没有今天的教育，假使没有学校，人类的智力和文明的进步还会像今天这样，不会有太大差异。

四·关于文学

1.  能不能举出几位你最推崇的中国当代作家和中国当代批评家？

    我最推崇的中国当代作家是王小波、韩少功、余华。刘恒、刘震云、王安忆、铁凝也很不错。相对于其他的作家，他们的作品有较丰富的人性含量和审美含量。

    我最推崇的中国当代批评家暂缺。

2.  你最推重的中国当代文学作品有哪几部？

     我最推重的中国当代文学作品有张爱玲的《秧歌》、王小波的《黄金时代》、韩少功的《马桥词典》和余华的《活着》等。

3.   你认为对于一个作家和文学批评家来说，最重要的素质是什么？

     对于一个作家和文艺批评家来说，最重要的素质似乎是不一样的。作家最重要的素质是想象，虚构的能力——他们创造审美价值；批评家最重要的素质是思辨，理性的能力——他们评判审美价值的高低。当然，如果从道德人格的角度去要求，他们最重要的素质是抛开了一切浮华功利的探寻人性和审美创造的热情和能力。

4.    作认为中国当代文学创作的主要问题是什么？

     中国当代文学创作最主要的问题是两个：一是创作环境与创作质量的关系问题，二是中国作家要以世界优秀文学作为参照系来对照自己的写作。

5.   你能否预测一下下一届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可能产生在哪个国家？可能是哪位作家？

    我最近几年特别关注诺贝尔文学奖，是因为我最喜爱的当代捷克籍法国作家米兰·昆德拉还没有得奖。如果下一届还没有他，我就不再会关心诺贝尔文学奖花落谁家。

6.   你为什么要从事文学研究？

     出生于“困难时期” 、成长于“动乱时期” ，发奋于“新时期” ，困惑于“转型期” ，害怕落伍于“新世纪” ——这就是我的经历。

    在我成长的岁月里的，完全没有自然科学的训练。但我儿时从少得可怜的文学阅读中感受到了文学的魅力。我一直都作的是创作梦，从事文学研究是一个意外，至今没有完全进入专业情景，仍带有“玩票” 的性质。人生确实是没有地图的旅行，我不知道自己明天走到哪里，而且似乎已经没有多少路。

7.   文学研究是你要终生从事的事业吗？如果离开文学，你最想干的事是什么？

     文学研究是我终身要从事的事业吗？在学术圈中，我常感到非学术因素的压力；在创作圈中，又往往觉得大多数作家素质太低。我们这代人先天的素质决定了出不了文学大师、批评大师。学术研究讲求原创性，当代中国学者有几人敢自诩其学术有“原创” ？我深深地怀疑自己的所谓文学研究的价值。因此也从来没想到过要做什么终身的事业，随时都可以抽身，没有什么可以留恋——热爱文学不一定非要从事文学研究。

   如果离开了文学，我最想干的事情是——流浪——如果我有起码的物质保障的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