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外，一位我很尊敬的编辑李正华老师也专门对新手谈到这个问题（我准备把我写的东西投给他）。以下是他的原话，抄录如下：

    作者感觉自己写出了惊世之作，很在意自己的著作权，这当然是很值得尊重的心态。但在还未获得世界承认之前，不宜对此过度强调。有尊严的作者一般不屑于抄袭别人的创意和文句；创意多的作者也不怕别人模仿。新人侧重于打天下而不是守天下，因为没啥地盘可守的。有一些编辑会说“就你写的这破稿子还唧唧歪歪说什么著作权……”这当然是不合适的说法。所有合法的权利都应该得到尊重和保护。“攻守之势”如此，我主张“适当维护自己的著作权”。建议在投稿文件中做如下声明：

    1。本人拥有《。。。》一文的著作权，所有权利保留。以邮箱。。。。 @.com和。。。。 @.com为据。欲使用此文的全部或部分，请与作者联系。

    2。如果贵方未接受此文，请理解作者与其他出版机构在合作出版过程中的宣传推广行为，敬请对此保持沉默。

    3。如果有望合作，本人希望获得报酬的方式是：（1）一次性买断。不低于。。。元。（2）版税。版税不低于。。%，首印数不低于。。。。册。

   4。数字版权和网络连载权由本人保留。（建议由出版方代理。99%的作品的这2项权利基本不能带来任何值得维护的收益，在图书推广时逐次授权也很麻烦。）

   5。繁体汉字版权和其他文字版权由本人保留。（亦可由出版方代理）

   6。本作品改编为影视作品、电子网络游戏、绘本、舞台剧、音乐剧包括歌曲，以及其他延伸产品的权利，授权出版方全权代理。（亦可保留。我建议授权代理。一般来说，跟作者相比，出版机构运作此类事项更有经验。作者的职责是创作，销售就由专职的销售人员或者机构来做吧……）

■口述历史                      王蒙：生活是不会被消灭的

我没想到,国家能有这么大步子的改革

【文革结束后到担任文化部长之前(70年代末-80年代初)】

      记者:1978年12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拉开了改革开放的帷幕,您个人对三中全会前后这一段时间内印象最深的事件是什么?

     王蒙:在1978年三中全会举行的时候,我当时受《人民文学》杂志社委托,写一个报告文学,正好就在北京逗留。当时还没有正式恢复作家协会,作协和文联的筹备机构通知我去新侨饭店开一个会,这个会是关于三中全会后为一大批曾被判定为“毒草”的作品平反,其中就有我的《组织部来了个年轻人》。这对我来说,完全是事先没有想到的一件事情,我没有想到这个事情会发展的这么快,所以当时我还是采取了一个比较谨慎的态度。会上发言的时候也很低调,无非是说那篇作品并非敌对,不必上纲上线。

      第二天早晨,这个会的消息就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早间新闻节目广播了。当时我的爱人还在新疆,听到这个广播后非常的兴奋,我自己当然非常的高兴,但还是有点没有把握,不知就里。因为我无法理解这个陡然的转变,好像过去费了好大的劲,今天批判这个明天批判那个,批判几十年以后,突然在一个早晨就一股脑儿一家伙全解禁了,糊里糊涂就没事了,跟狠打猛批时所费的九牛二虎之力,简直形成了鲜明的对比。所谓“铁案如山”都在推翻,所有的批判批臭,一阵风便变成了批红批香。所以这件事我其实没有完全做好思想准备。

      当年岁末的时候,《光明日报》副刊发表了我的《〈青春万岁〉后记》,这太出乎意外了,从1953年写《青春万岁》到1978年,已经过了整整25年,这期间等待的时间比我动笔时生命经历过的岁月还要长。

      记者:作为一名作家,您从作品的命运扭转中,是否预感到了“改革开放”将为中国社会带来翻天覆地的变化?

      王蒙:从1976年把“四人帮”抓起来开始,我已经感觉到,中国人第二次解放来临了,其兴奋,其感触,其命运攸关,生死所系,甚至超过了1949年第一次解放。1978年底的平反,对我来说意味的不仅是一个人从死路走到了活路,而且对国家来说也是绝处逢生。好像黑暗的地窑子里照进阳光,绝望变成了希望,困惑变成了清明,惶惶不可终日变成了每天都有盼头了。

      当然了,我当时对怎么改革也完全没有任何的预想,但讲改革的前提是平反,把过去的那些帽子、那些印记,那些打入冷宫和十八层地狱的人重新恢复名誉,我觉得这是政治生活的一种正常化的发端,因为我们不能在一种不正常的情况下进行改革。我没想到我们的国家能有这么大步子的改革,我当时想的就是能恢复到五十年代那样,允许唱歌、看戏,允许农民挣点钱,允许老百姓养家糊口,过安生日子,能恢复到这样我已经谢天谢地了。

      记者:1979年您拖家带口,从新疆重返阔别十多年的北京,您注意到北京哪些方面发生了变化?

      王蒙:我回到北京的时候,和上次离开的时候已经隔了16年之久,北京已经满目疮痍。我们住在东华门附近,往东走就是百货大楼和东安市场,文革时改名叫东风市场。1979年,日子逐渐恢复的信号越来越强烈,比如东安市场出现了较多的鸳鸯冰棍、杏仁豆腐、奶油炸糕、牛肉干、槽子糕、话梅糖果……而每天傍晚与周末时分,这里人山人海,而且有了勾肩搭背的青年男女,这些日常的小食品,再加上不那么藏着揶着的青年人,足令我热泪盈眶。

     晨昏时节,我们一家人常常到故宫周围的筒子河散步,周围有提着笼子遛鸟儿的,有骑着自行车带着恋人的,有带着半导体收音机听早间的新闻广播的,有边走边吃炸油饼的。常常看到听到有年轻人提着录放音机,播放着当时流行的《乡恋》、《太阳岛上》、《我心中的玫瑰》……播放着李谷一、朱逢博、邓丽君、郑绪兰,得意洋洋地自路边走过。入夜后的王府井大街璀璨灯光与商品的琳琅满目,令人喟叹:久违了,北京,久违了。我觉得,艰难也罢,匮乏也罢,只要不与生活为敌,不与日子为敌,生活是不会被消灭的,日子是不会被抹杀的,人间还是有温馨和希望在的。而我与我的亲人、朋友,已经付出了二十多年的代价。

      记者:如同您曾经打过的一个比方,整个社会呈现出一种严冬过后“返青”的局面。

      王蒙:是的。给我感触最深的还是文化生活的复苏。压在五行山下的各种文艺作品纷纷重见天日:人们又听到了“洪湖水,浪打浪”,人们又听到了王昆、郭兰英,各地戏曲名角,人们又看到了戏曲影片《红楼梦》,边疆影片《冰山上的来客》,人们终于可以尽情吐露对周恩来总理的怀念,而我在电视屏幕上看李维康主演的《杨开慧》的时候,听到一句提到“爱晚亭”、“橘子洲”,竟然痛哭失声……人们感叹地引用着那几年上演的南斯拉夫影片《瓦尔特保卫萨拉热窝》里反法西斯英雄瓦尔特的名言:“活着就能看得见!”我们看见了,因为我们活着!而有很多人已经看不见了。

     一些外国的名著也开始进入中国。《基督山恩仇记》当时火得不得了啊,要买《基督山恩仇记》还得有什么关系啊,要托朋友啊。那时人民文学出版社赠送给我一套《基督山恩仇记》,我马上就感觉自己这个社会地位提高了,觉得自己又开始人五人六起来。那是一种严冬转暖的兴奋心情,现在想起来都觉得好笑。

      记者:自传中您引用了当时北京文艺界的一个说法,说逢单年(指1981、1983、1985……)怎么整顿,逢双年(1982、1984、1986……)怎么开放……这种“流年论”您是怎么看呢?

      王蒙:改革开放,要改革是肯定的,但到底怎么改革,当时大家并没有一下子就拿出明确的说法。好比经济上的提法,先是“有计划的商品经济”,后来又提“计划经济为主,商品经济为辅”,这些提法和我们后来的“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的提法,差别很大。所以“摸着石头过河”是非常符合当时的实际情况的。这反映了八十年代是一个很热情洋溢的年代,勇于尝试的年代,同时又是一个如履薄冰、摇摆不定的年代。

      在我看来,在改革当中,一直有两个不同的角度或者两个不同侧重方面的思维方式在相互角力和制衡。一个是考虑进一步的开放,当时甚至提出过“闯红灯”的说法,也就是说过去禁止的东西现在就先干了再说,什么事都是越开放越好。也有另外一种角度、思路,就是怕改革引起混乱,乃至造成体制性的崩溃,尤其是把思想搞乱。比如当时就有人把“温州模式”说得危险得不得了,就是因为温州的私营经济很发达很活跃。这两种力量一直在不同程度上影响着我们的生活。应该说这两种思路都有可取之处。

      对广东的说法也是很好玩的,这是广东人告诉我的,说广东“香三年,臭三年,不香不臭又三年。”遇到改革比较顺利的时候,就到处宣传改革的经验,遇到改革受挫的时候,就会出现各种舆论批评广东或者责备广东。当时有个传言,说某某老同志到深圳去了一次,哭着回来,就是说现在除了旗子是红色的外,就没有什么是红色的了,都是资本主义的了。当时还有一个说法,叫“辛辛苦苦几十年,一觉回到解放前”。80年代去趟深圳珠海可是一件大事,得郑重其事,还要特区通行证的。

一个文化部长能不糟蹋文化就好了

【担任文化部长期间(80年代中后期)】

      记者:黄苗子先生有一次在香港一家报纸上撰文,说您在1986-1989年主持文化部期间,没有什么政绩,就是对人还不错,听说您曾经当面向他表示不服气。是这样么?

      王蒙:是的,后来有一次他当面问我,那你有什么政绩吗?我立即回答,是我开放了营业性歌舞厅啊。就在我到文化部上岗的前几个月,一些大报上还刊登着一些宣传文化部门、工商管理部门与执法部门联合公布的告示,严禁举办营业性歌舞厅。我想起了以前一些作家在书里面描绘的情景,说是工人宣传队的队员在舞厅周边巡逻,生怕一男一女之间产生了相互爱慕的情意。这也未免太前现代了、太中世纪了。其实,当时至少广东就有许多歌舞厅了,北方就会少一点。

     我与万里同志的一次接触中,听到他讲,舞厅的开设、夜晚娱乐场所的开设是人民需要,我就有意想要开放营业性歌舞厅。不过,在当时一般人的观点看来,舞厅是色情活动场所,旧社会的舞女,在人们心目中就和现在卖淫的妓女差不多,所以舞厅在中国能不能开放确实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摸底的时候,有关部门主要担心开放舞厅后会有流氓地痞前来捣乱,核心问题还是怕影响风化。我说,那就太好了,各地歌舞厅应该欢迎执法部门蹲点。我还说,原来社会上有些流氓无赖,不知会出没在什么处所,使执法部门难于防范。现在可好了,如果他们有进入舞厅捣乱的习惯,那不正好乘机守候,发现不法行为便依法给予痛击吗?我的雄辩使此事顺利通过,从此神州大地上开舞厅才成了合法。

      记者:据说您在任期间,在作许多重要决定时,深得邓小平同志精神的“真传”,比如“不争论”、“放一放”之类,尤其是一些通俗娱乐消费活动,比如选美什么的。

      王蒙:哈哈,这倒是。我对某些事的原则就是“期以时日,自然而然”八个大字。最好的最成功的过程是没有过程,见得多了就不会少见多怪,就不会引起社会的不安,就不会成为事件、成为话题、成为争议的焦点、甚至成为路线斗争。你说的选美是我在任期间,曾经发生过的深圳计划举办类似选美活动的“事件”。那时岂敢用“选美”的名义,大概是叫做什么评选“礼仪小姐”或“时装模特”之类。但已有媒体提出疑问,还有一些高级领导人、著名的“大姐”们作出批示,说选美是旧社会拿妇女当作玩物的一种活动,表现的是腐朽的资产阶级生活方式,绝对不可以在我们神圣国土上举行。我读到这些指示,自然贯彻执行,通知深圳的文化部门注意掌握。

      那个时候人们哪里会想到,现在选美会在神州大地遍地开花,海南三亚还连续举办世界小姐评选大会。这就是一个没有过程的最佳过程。我相信不会有什么领导机构研究讨论过选美问题,没有哪个权威部门的批示,幸好没有这些过程,否则搞得成搞不成还不一定。这就是小平同志的“不争论”的妙处。一争论就绝对搞不成的事情,没有争论反而做成了。减少争论与审批的过程,提高文化教养的程度,瓜熟蒂落,水到渠成,许多时候是成功的经验。所谓“不争论”里边,其实继承了“无为而无不为,无为而治”的思想智慧。

      记者:在您担任文化部长期间,邓丽君的歌曲,还有琼瑶的言情小说,港台电视剧等等,都在内地非常盛行,有评论称,它们为中国人充满刚性约束的生活注入了弹性空间,您怎么处理这个时期通俗文化的兴起和它们引发的争议?

     王蒙:应该说,我们对群众文化性的消费需求,娱乐需求,历来是不重视的,我们从来提倡的是“业精于勤荒于嬉”,把娱乐都当作事业的对立面,对人的道德修养起负面作用的东西,即使是在旧中国“五四”运动以后,在我们搞文学里面的多数人里头对通俗文学和文化仍然是不屑一顾的。

     说到邓丽君,我觉得她的走红,可以理解为一种反弹。因为从50年代后期开始,各种抒情的歌曲,各种相对轻、软的歌曲都被消灭了,几乎所有的歌曲都是在那里大喊大叫,高呼革命政治口号,社会主义好,人民公社好,文化大革命就是好,大海航行靠舵手等等。所有的歌曲都带有一种大声疾呼、呐喊的特点。20多年后,出来一个邓丽君,她唱的比较软绵绵、比较轻柔,而她的歌曲牵涉到的感情也不包括两个主义、两个制度、两个阶级,或是两种意识形态之间你死我活的斗争,而无非是唱唱故乡、爱情呀、回忆呀、海呀、花呀、夜色呀。就像一个人连续吃了20年馒头,忽然也可以喝稀粥了。所以邓丽君一时成风,唱遍大街小巷。

      不过,听邓丽君不等于不听别的歌曲。我照样听交响乐,喜欢苏联的歌曲,接受通俗的东西不等于不接受精英的东西。我和一些全世界最著名的科学家、院士接触过,我问他们喜欢看什么小说,结果他们异口同声地回答,喜欢看金庸的小说,这并不妨碍他们在各自领域里面有所建树,用不着惭愧,或者觉得失格。鲁迅有一句名言讲得非常好,他说鹰可以飞得和鸡一样低,但鸡不可能飞得和鹰一样高。通俗的东西有各种毛病、各种低级趣味,不过精英的东西里面也不是没有,从某些自诩精英的作品中你也可以看出很多低级趣味来,这个我就不多说了,否则我得罪人太多了。

      记者:您在自传中透露,是为了文学创作而辞去部长的。现在回想起来,您怎么评价自己三年的部长生活?

      王蒙:我把我当部长的这3年总结为六个字“且悲且惊且喜”。我发现自己对文化和艺术家们有了责任有了义务也有了说三道四的权力,但同时我也很困惑:“我能帮助艺术?我会亵渎艺术?我假装要指挥艺术?还是认真地掌握着规划着安排着当然也要保护着艺术文化?”有一位新四军老同志跟我说过一句话:“一个文化部长能不糟蹋文化就好了。”这句话,我一直都记得。

     记者:作家陆文夫写过一篇文章,大意是说作家当了官就再也下不来了,当不成也不想当作家了,只有您能转体三百六十度,稳稳落地,属于金牌体操冠军动作,不是常人能做得到的。

王蒙:我曾经写过一首诗,里面有两句得意之作“急流勇退古来难,心未飘飘身已还。”1986年上任以来,我无时无刻不在提醒自己,不要沉迷于权力、地位、官职、待遇。我甚至都觉得一个作家写着写着小说当起部长来了,令人惭愧,羞见同行。起码80年代,文人们对高官还是有疏离感,不像现在,越来越多的文人认同体制与风习,不掩盖自己谋个一官半职的心思。我必须承认,如果我再多干两年,也许我再也不想回到写作的案头了,这正是我最怕的。实话明说,部长是可以做出瘾来的。我一直相信我的文字会比我的发言更精彩,它的影响将比任职两个任期长久得多,我必须对得起文学,对得起历史、同行、还有读者。我甚至在与外国官员会见时,听见人家介绍我是“文化部长,并且是一位作家”时,忍不住用英语补充说“准确地说,我是一个作家,同时是一个部长。”我还说过:“我过去、现在、将来,都只想当一个作家。”这么说来,我又不能不感到愧对那些信赖我任命我的领导人,更愧对文化部的同仁们与文学界的同行们了。

文化生产　要考虑“俗人”的需要

【谈言论开放与市场化(90年代)】

     记者:有一种普遍的观点认为,1992年商品经济的长驱直入,对中国社会产生了极大的冲击,理想主义在急剧跌落,现实却更加世俗化。90年代初期海派作家曾提出“人文精神失落”的话题,但您认为并不存在这个问题。您现在怎么看这个问题?

     王蒙:我曾经质问过:我们有过人文精神吗?如果有它又是什么?改革开放前计划经济时代我们有过人文精神?如果压根儿没有,又何谈失落?如果说所谓的失落是针对通俗文艺而发的,那么在通俗文艺远不发达的50-70年代,我们就拥抱着人文精神了吗?我反对的主要是人文精神概念和价值的绝对单一化,我曾说过“把人文精神神圣化与绝对化,正与把任何抽象概念与教条绝对化一样,只能是作茧自缚。”结果一下子我又得罪了一批人。但是,从今天看来,我对商品经济大潮带来的负面影响可能还是考虑得不够。

      记者:对作家来说,商品经济最为切身的影响之一,就是图书出版市场化,像您这样的精英写作者,包括您这个时期写作的“季节”系列,尽管它是非常严肃博大的作品,也必须接受市场的考验。

     王蒙:对了,现在精英文学也面临着市场的考验。过去我们习惯于精英的东西畅通无阻,不接受市场的压力。比如说在文化大革命以前,国家平均每年出版10来本长篇小说,所有的小说都畅销。现在还有人认为中国文学最辉煌是建国10周年,也就是1959年左右。当时出版的比如说《红旗谱》、《红日》、《保卫延安》、《青春之歌》、《林海雪原》、后来的《李自成》、《创业史》、《红岩》,都有极大的发行量,动辄上百万册。现在一年长篇小说产量可以达到700-1000部之多,如果都有平均60%的“垃圾”,现在的垃圾肯定比过去多。

     现在呢,据我所知,有一个老教授,自己编了一本个人诗集。他的诗很好,很有水平。但是这个诗集拿到出版社以后,出版社做了一个市场预测,结果显示销量非常的低,就是最后确定不能出版。这件事给老人相当大的一个打击。所以有些精英们提起这个市场来就是咬牙切齿,甚至是痛心疾首。但是我觉得这个只能通过市场的逐渐的发展、规范、提高来解决。

      反过来说,认为精英的东西一定没有市场,我觉得也是没有道理的。我觉得就拿长篇小说来说,也有获奖的作品,发行上也还是成功的,比如韩少功的《马桥词典》、张承志的小说。这说明在中国,市场化还没有到让精英作家活不了,或者说没法写作的这种程度。拿我个人来说,最畅销的小说是《青春万岁》,从1979年才正式出全书,到现在已经30年了,每隔一两年、两三年,就会出一版。有时候出1万册,有时候5000册,加在一块也将近50万册了。我可以说我从来没有一本书是滞销的,但是畅销的也是少数,比如说《我的人生哲学》,因为内容比较通俗,现在也还在不停地印,也已经印了将近40多万册。

      所以我就觉得,如果说想扩大精英写作、严肃写作的发行,或者引起更多方面的重视,我们可以讨论这个问题,但是用不着以谴责或者起诉通俗文艺或者抨击市场作为前提。我们的通俗创作的确需要规范,尤其是网络,但就一个大国而言,你的文化生产和文化服务不能不考虑到“俗人”的需要,你是精英,收获的是美名高望,你是通俗,收获的是市场和粉丝,帕瓦罗蒂和猫王谁碍着谁呢?超男超女妨碍了声乐艺术?金庸或者王朔降低了文学品位?其实是井水不犯河水嘛。

     记者:我想谈到市场化对中国的影响,必然会涉及体制改革,其中也包括文艺院团、作协等文化机构的改革,2006年作家洪峰上街乞讨事件引起全国轰动,关于专业作家体系,您可能是中国作家中最早提出“动一动饭碗”的人。

     王蒙:早在1983年,我就在《北京日报》上发表文章,我提出,设立专业作家的初衷是国家对文学事业的高度重视,因而才会对有能力从事文学创作的人们提供优厚的生活保障,但是专业作家体制的确是存在一些缺陷甚至是弊端的。

      我想说的是,能否把专业作家体制加以改革,使之更完善、灵活,更具有适应性,减少副作用,从这个目的出发我提出了一些建议,比如多设立“有限期”专业作家,少设立“无限期”专业作家,期满之后回原单位工作或者另行分配；设立各类文学奖金和文学创作基金,取代现在的“月工资”；提高稿费标准；对于一些老年精英作家,是不是可以设立国家文学院和院士制度予以礼遇；还有是否可以将“养”作家的范围,从作协扩大到一些大学、出版单位、文化团体或者大传媒,由他们提出一些灵活性较强的任务。

      记者:您提的这些改进意见,有一些已在逐步变成现实,但当年您可为这件事惹了不少麻烦吧。

      王蒙:1994年《文学报》的记者简要报道了我对专业作家体制存在弊端的说法,但没有详细报道我的替代主张,结果就变成我要“端”全国作家“饭碗”,王蒙不让“养”作家等等说法。一位经历坎坷的老作家,非常质朴地说,对于作家们,不要“只看见贼吃肉,看不见贼挨打”,意思是别看作家不用上班天天拿工资,却忘记了作家曾经如何受批判受迫害。还有一位作家严正指出,文明的国家都是养作家的,不养作家是不文明的。

我还以为我立足于改革、立足于扩大创造空间的意见能受到知识分子们的热烈欢迎呢,原来我忽略了最紧要的现实利益。铁饭碗、大锅饭,只有改革别人时才是赞成的,而且慷慨激昂,改自己的完全另一回事。

也有人说“洪峰事件”打了文化体制的脸,说“改革开放市场经济到了今天的地步,各级作协还在用纳税人的钱,养活像蝗虫一样多的吃财政饭的作家”。它从反面证明了作协的存在的确给会员们带来了利益,从正面提出了进一步完善和改进的必要。同时我相信,本着构建和谐社会的理念,事情是会得到妥善解决的。

应该建立一种真正文学性艺术性权威性的华语文学大奖

【全球化语境下的中国文学及未来(90年代末至今)】

      记者:现在大家都说改革开放30年是中国“和平崛起”的30年,说到中国文学走向世界,一个绕不开的话题就是诺贝尔奖,在您看来,为什么中国人那么渴望诺贝尔,以致于把“境内作家没拿过诺贝尔奖”当成一宗原罪呢?

     王蒙:提到诺贝尔,这里有一段与我相关的往事:1994年的时候,我得到瑞典科学院终身院士马悦然教授的邀请,希望我对瑞典作一次访问,并提供一份英语推荐材料,可以提出若干名中国作家作为诺贝尔文学奖的候选人,材料不得少于15页,将列入瑞典科学院的正式档案。信中还特别强调,我的推荐范围可以包括我自己。我觉得这是一件好事,并作了认真准备,写了推荐材料,推荐了韩少功、铁凝、王安忆、张炜,请人翻译成英文,写不写我个人,我在犹豫之中,我要坦白,如果一切进展顺利,我不会不自我提名的。

      后来因为种种原因,包括我的原部长身份,此次访瑞之行未能获得通过。这一度引起了马教授的误会,以为我不愿意来。同时,因为此事,我们也失去了一个改善和加强跟瑞典科学院与他们诺奖评选机制沟通的机会。有一些人士每每研究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的情况,以他们作为文学尤其是道德标杆,要求中国作家参照反省,照此攀登,为国为民争光,我只能说这种看法多么天真。我在作客《凤凰卫视》“锵锵三人行”栏目时也谈到过,中国人为什么对诺贝尔奖耿耿于怀,说到底是因为中国渴望被世界所承认,反映出一种走向世界的心态。

但诺贝尔文学奖本身代表的不是一个纯文学的标准,诺奖很喜欢特立独行、常常爆冷门,尤其喜欢社会主义国家的不同政见者、流亡者,如索尔仁尼琴,或者西方国家的左翼批评者,如德国的伯尔。诺奖是北欧人评选出来的,不可能满足中国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要求,它没这个义务。与之对抗毫无必要,也不起作用,奉为天神,同样幼稚。我们与诺奖评审机构应该互相尊重,求同存异,加强沟通,与其批评诺奖,不如改善我们自己的国家文艺评奖。我建议,应该建立一种真正文学性艺术性权威性、且被世界公认的华语文学大奖。我们现在不是很喜欢谈软实力么?这样的软实力我们应不应该尝试构建呢?

      记者:您在自传里写道,没得到诺贝尔奖还只是中国作家的“第二宗原罪”,第一宗罪是当代作家中再没有出鲁迅,鲁迅式“国民医生”、精神导师式的写作消失了,作家的社会责任降低了,王朔、刘震云、余华等作家的作品,更多的是“侏儒”式的、“躲避崇高”式的写作。这种观点也曾引起四方哗然。

     王蒙:我说的“躲避崇高”是一种文化姿态。就是说,王朔他们自己不愿意摆出一副精英的姿态,躲避伪崇高,而不是一切崇高,这个并不是对他们的作品的一个定性评价。更不是我提出的文学口号。这种文化姿态我觉得在每个人的作品当中是不一样的,有些人是先锋的姿态,启蒙的姿态,或者苦主的姿态。但是举个例子,王朔就跟他们不同,当大家都已经习惯了这种高屋建瓴式的写作态度,悲情写作、清高写作之后,他宁愿承认自己不是以巨人而是侏儒的姿态来调侃、自嘲,这里面也包含着一种很深的嘲讽意义,同时还有一种无奈。但他这种嘲讽,又和鲁迅式嘲讽是完全不一样,因为鲁迅其实是一种俯视这个可悲世界的悲情嘲讽；但是王朔、刘震云不具有这种俯视型。我对王朔的评价是“微言小义、入木三厘”,我肯定了他的作品的意味,同时指出那还不是“微言大义”,不是“入木三分”。

      记者:不过对于中国读者来说,似乎习惯了作家来担任精神导师,或者介入现实生活,揭露阴暗面什么的,觉得这样才是有责任心的作家,而不是关注小我?

      王蒙:我觉得作家跟作家的情况有所不同,这里面有历史背景、时代使命、读者期待、阅读语境等等各个方面的巨大差异,现在人们常说一些80后、90后的作家,把写作变得个人化一点,我觉得这个是无可厚非的。作家对于公共事务、社会热点话题的介入也有三六九等之分,有的作家擅长揭露官场黑暗,反腐倡廉,有的在作品里关心弱势群体,专门写农民工,这些努力都受到了相当的重视和好的评价。

      我觉得要强迫所有的作家都具有相同的社会责任感是不现实的。不可能所有的作家都是托尔斯泰、也不可能全部都是鲁迅式的。反过来说,鲁迅有鲁迅的时代,如果你认为今天读者们还是像鲁迅时代的国人,民智未启,嗷嗷待哺,等待光明指引与拯救,是不是也太一厢情愿了呢?我还很不喜欢所谓“旗帜”啊、“导师”啊之类的提法,曹雪芹是清代文学的旗帜么?李白是唐代文学的导师么?如前所述,中国文学的姿态是千姿百态的,你可以是统帅,也可以是平民,可以站着,也可以蹲着。

      记者:您觉得,现在《百家讲坛》那么火,很多人把于丹捧得那么高,是不是觉得改革开放那么多年,物质极大丰富的同时,精神上却存在“断根”,要回头恶补,从传统文化和历史遗产当中找寻一种精神力量呢?

      王蒙:是。但是这里面有一个问题,我觉得于丹的成功反映了我们这个社会,各个人群在寻找在扩大自己的精神内容。我们希望在我们的历史传承当中能够寻找到能使我们精神上更加丰富的东西。至于她本身讲话的得失、她讲课的长短,我不想发表任何的意见。但是我觉得大家的这种热情是可以理解的。随着社会的稳定,人们对精神资源的需要会越来越扩大,越来越深入。

     记者:北京奥运会的成功举办,您觉得能对推动中国走向世界起到怎样的作用?

     王蒙:这次奥运会在北京胜利闭幕,证明中国再不是一个积贫积弱的国家了。我们的文化焦虑正被文化弘扬与文化和谐的信心所替代。我们对于世界各国来客的亲切友善、对于本国运动员遭遇挫折的平和和包容,已经日益显示出一个大国国民应有的心态,也是一个国家走向成熟强盛的标志。无疑,没有30年的改革开放,就没有2008年的北京奥运会:不会有实力主办,也不会有这样一种尊重别人也尊重自己的精神状态,一种对于本国也对于世界的理解与信心。

     改革开放这么多年,中国在走向现代化的过程中,一直面临的一个问题就是中国和世界的关系。中国就是世界的一部分,但世界并不了解中国,我希望中国能借此机会跟世界实现进一步相互理解,使得彼此之间的关系更为和谐。

      一年一度的中国作家富豪榜今日发布，郭敬明以1300万元的版税收入蝉联中国作家富豪榜冠军宝座，郑渊洁、杨红樱位列第二、第三名。调查显示，作家群体的贫富两极分化仍在加剧。 (12月1日《成都商报》)

    码字的也能年入上千万？这让许多网友既诧异又艳羡。然而有一个事实可能被作家富豪榜的光芒给遮盖了，那就是能挣上百上千万的作家在中国并非太多，而是太少了。

    众所周知的哈利·波特之母JK·罗琳就不用说了，因一部畅销或常销书而一劳永逸甚至富可敌国并不是稀罕事：据说阿加莎·克里斯蒂侦探系列小说的总印数已达到了四亿册；而美国畅销书作家诺拉·罗伯茨则创下每分钟售出三十四本的骄人纪录；斯蒂芬·金三十七岁已进入亿万富豪之列；而据说每十五个日本人就拥有一本村上春树的小说……虽然创富不能证明一个作家的写作价值，但却毫无疑问是衡量作家社会影响力最重要的指标之一。因而，作家财富榜从某种程度上是国民阅读的直观显示。当我们的作家越穷，所隐藏的民族阅读生态就越不容乐观。

    世界顶级畅销书动辄发行上千万上亿册，而在我国，一本书能卖上五万册就堪称畅销书了，显然这和人口大国所对应的市场规模，实在不成比例。而国外畅销书作家的成功，除了有一套成熟高效的发行运作机制，归根结底还在于市场的承接和消化力度，换言之，是得益于西方社会崇尚阅读的良好土壤。

    有些人将此归结为定价机制过高而出版选题缺乏创新，不可否认有这方面的原因。但难以解释的是，一些经典作品的销量也是常年徘徊在低水平。无疑，作家的钱包，连接着一个民族的阅读生态。当下纯文学的不景气，固然有作家自身的原因，如疏离现实，摄取生活的能量不足，但一些好的作品没有受到市场的追捧，归根结底还在于国民的阅读习惯和水准，还停留在一个与知性时代远不相称的层次。

    也许有人认为，郭敬明、郑渊洁等作家的作品，思想含量有限，基本属于一种市场文学，而这种软阅读无法提升和支撑一个民族的阅读水准。我们当然期待经典阅读的兴盛，但一个连软阅都无法形成的市场，又如何期望文学经典能引发民族的精神共鸣？显然，我们面对的关键问题不是国民阅读的层次，而是在一个普遍处于功利和浮躁的社会情绪下，如何培养最基本的阅读习惯。因此，作家们富有与否并不是一个私人问题，更应成为一个公众话题，一个观察大众阅读生态及心态的景气指标。而作家越富有，我们对国民阅读的生成与走向也就可多一分乐观。

     备注：在我看来，今年的作家富豪榜上榜作家看似风光，却蕴藏着隐忧，仔细分析可以看出我们国家的阅读环境还不是很好。从上榜作家的写作类型看，虽然包罗万象，但儿童文学、青春读物这些类型占的比重特别大，而真正有购买力的社会主流人群的读书消费对我们作家收入的贡献并不大。要知道美国畅销书的主要受众是中产阶级，同时我简单测算了一下，今年世界十大畅销书作家收入排名最后的一位，其收入仍然轻松超过我们这个榜上25位作家收入的总和。我以前引用过一位出版业专家的访谈，我很重视他说的这番话：

    “如韩寒、郭敬明的小说针对的是１６岁到２０岁左右的青年人，而对于年龄更大的人恐怕引不起他们太多的兴趣。但满足那些普通成年人的畅销书很少，我们的出版社和作家对于很多普通成年受众关注的不是特别多，但恰恰这批受众非常广泛。他们生活上并不富裕，他们有家有业，天天奔忙在职场和家庭之间。但他们也有梦想——成功的梦想、爱情的梦想、获得财富的梦想、成为英雄的梦想。如果能开掘他们的梦想，那么会大大拓展畅销书的市场，譬如带有某种自我实现的英雄梦想、女性建构自己家庭的梦想等等。”

刘略昌　张春丽

序　言

　　007，这个如雷贯耳的名字可谓红遍全球，但这耀眼的光环却或多或少掩盖了其原初的创造者——间谍小说大师伊恩·弗莱明（1908.5.28—1964.8.12）的风头。

　　2008年恰逢弗莱明诞辰100周年，英国各地相继举办了各种形式的悼念活动：《卫报》、《泰晤士报》等主要报刊发表了大量追忆文章。从 4月17日开始，伦敦帝国战争博物馆推出题为“让你大开眼界：伊恩·弗莱明与詹姆斯·邦德”的弗莱明生平展。展览以弗莱明的传奇人生及007小说创作为主线，介绍弗莱明的早期生活、战时经历，以及他作为记者和游记作家的生涯。英国皇家邮政还特意发行了007纪念邮票，这套邮票共有6张，分别来自弗莱明6部007小说的封面，包括《皇家赌场》、《诺博士》、《金手指》、《金刚钻》、《最高机密》和《来自俄罗斯的爱情》。007虽然产于英国，但和中国也存在千丝万缕的联系：007系列电影之一的《明日帝国》就有关于南中国海的描写，香港武打女星杨紫琼曾经出演片中的邦德女郎，更不用提那无以数计的007粉丝了。因此，在这个特定的年度里，人们有必要再次走近弗莱明，再次感受007身上那股谜一般的魔力。

走出心理阴影的坏小子

　　弗莱明出身名门望族，祖上系苏格兰人。祖父罗伯特·弗莱明白手起家，创建了一家大银行，死后留下巨额遗产。父亲瓦伦丁·弗莱明乃议会议员，在一战中为国捐躯后，丘吉尔首相亲自为其起草讣告。长兄彼得·弗莱明是伊顿、牛津有名的高材生，同时还是当时著名的游记作家。弗莱明家族可以说是名重一时。在这样光彩闪耀的家庭出生、长大，对于伊恩·弗莱明而言，与其说是幸运，倒不如说更多的是不幸。弗莱明一生付出的种种努力，似乎就是为了走出祖父、父亲还有长兄带来的心理阴影，摆脱鬼魅一般如影随形的自卑情结，开创一个属于自己的帝国。

　　在家人的眼里，伊恩·弗莱明是个不折不扣的坏小子，是弗莱明家族中的异类。虽然早在伊恩不到9岁之时，父亲即已辞世，但战斗英雄的光环促使弗莱明夫人严格按照丈夫的标尺塑造孩子。长兄彼得的突出表现更是为瓦伦丁·弗莱明家的其他孩子树立了效仿的对象。母亲希望家中的几个孩子能够继承丈夫遗志，都能像长子彼得一样光宗耀祖。但次子伊恩却极具叛逆精神，总是惹是生非，麻烦不断。

　　伊恩先是在伊顿求学，但表现一般。母亲恐其有辱家风，趁伊恩尚未毕业，就将其送至英国陆军军官学校。但军队机械化的体制并不符合伊恩的口味，因为“机械化的军队不会产生英雄和造就个性”，此时的伊恩崇尚的是独立和个性。此后，伊恩远赴奥地利，在一个完全不同于伊顿和军校的宽松环境里，伊恩最终找到了自我。在这里，伊恩不再总是被人当作“瓦伦丁的儿子和彼得的弟弟”，因为其他学生既不认识战斗英雄瓦伦丁，也不认识学术明星彼得。在同学眼中，伊恩英俊潇洒，温文儒雅，聪慧冷静，面对女性毫不羞涩。

　　虽说伊恩在奥地利寻找到了自我，但他似乎并不清楚什么样的舞台最适合自己。他写诗，写短篇故事，参加外事处选拔考试，但均未获得成功。1929年，伊恩和长兄彼得一样，成了路透社旗下的一名记者。虽然伊恩的报道给同事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但总体说来，他不过是另外一个“弗莱明”而已。在和兄长的竞争中，伊恩并未占得先机。1933年，心怀发家致富念头的伊恩跳槽进入一家银行，但6年之后，伊恩似乎厌倦了单调乏味的银行生涯。

　　1939年，伊恩加入海军情报局，很快就得到局长约翰·戈弗雷上将的赏识，成为其得力干将。战争和情报工作为伊恩提供了巨大的发挥空间，想象力丰富的他不负局长厚望，策划、执行了许多危险任务。1945年即将离开海军情报局时，戈弗雷上将对他作出了很高的评价：“他的热情、才能和见识都是无与伦比的。他对海军情报局战时的发展作出了巨大贡献。”

　　战后的弗莱明重新投身新闻界，负责编辑《肯明斯报》。1952年，在牙买加别墅“金眼”等待结婚的伊恩·弗莱明利用5个星期的时间，创作了007系列小说之一《皇家赌场》，魅力无穷的间谍詹姆斯·邦德在该书中首次粉墨登场。伊恩创作勤奋，在接下来的12年中，共推出14部007系列小说。此时的伊恩·弗莱明早已是社会名流，交游甚广，朋友中有当时著名的文人诺埃尔·科沃德、埃里克·安布勒、雷蒙德·钱德勒、金斯利·埃米斯、萨默塞特·毛姆、首相安东尼·伊登、伊夫林·沃，粉丝里面有美国总统肯尼迪等。

　　弗莱明喜欢饮酒，且烟瘾惊人。1950年代的弗莱明身体已经一天不如一天，但却依旧如往常一样，随心所欲地过着自己想过的生活。当医生出于健康考虑，劝弗莱明不要喝杜松子酒时，弗莱明却转而把酒杯伸向了波旁酒（一种威士忌）。这就是伊恩·弗莱明，一个走出家族阴影、获得巨大成功之后，依然我行我素、个性鲜明的“坏小子”。1964年夏天，弗莱明的母亲去世，身后留下的遗产不多，但此时的弗莱明却拥有巨额家产，统治着自己的文学帝国。在情报工作中，在007系列间谍小说中，弗莱明最终找到了自我，并超越了祖父、父亲和兄长，给家族带来了永久的荣耀。1964年8月12日，意志顽强的弗莱明最终没有抵挡住病魔的进攻，英年早逝，007小说的创作暂时画上了一个句号。

007的形象构成

　　伊恩·弗莱明创作过游记和儿童文学，但毫无疑问，给他带来最大声誉的莫过于以间谍詹姆斯·邦德为主角的007系列小说。1962年，《诺博士》被拍成电影公映，此后007系列电影风靡全球，迄今已历经40多年而长盛不衰。“我叫邦德，詹姆斯·邦德！”的经典台词成了每部007电影的不可或缺之物。詹姆斯·邦德，这个名字虽不浪漫，但却简单易记，颇有阳刚味道。弗莱明把一位充满魅力和冒险精神的英国间谍007介绍给了世界。

　　人们不禁要问，007到底是谁？他就是伊恩·弗莱明本身还是另有其人？对此，世故老道的弗莱明深谙“神龙见首不见尾”的要道。有时，弗莱明明确表明自己不是詹姆斯·邦德，有时却又专门强调邦德身上体现的自传成分。就在人们议论纷纷，再三推测之时，弗莱明恶作剧般的“我不能说”的回答更是把悬念推向了高潮。其实，把文学作品虚构出来的角色和现实中的人物进行简单的对号入座并不是明智之举。我们不妨可以说：邦德既是弗莱明，又不完全是弗莱明。

　　在007系列中，弗莱明认识的每一个人都有可能出现在小说中：读书时候的朋友或敌人，酒吧侍者，新闻界同事，高尔夫球友，众多女友等都发现自己进入了弗莱明的小说世界。而其中重量级角色邦德则是汲取种种人物个性、糅为一体、且加以想象的混杂物。至少有25个人物激活了邦德的形象，这其中包括弗莱明的父亲和长兄。此外，英国情报机关驻美代表威廉·斯蒂文森爵士、海军军官帕特里克·达尔泽尔·乔布、弗莱明在奥地利遇到的德国间谍康拉德·奥布里恩·弗伦奇也对邦德神话的形成贡献了力量。当然，邦德还是较多体现了弗莱明本人的喜好，身上具有作者本人的影子。邦德喜欢美女、煎蛋、赌博、抽烟、短袖衬衣、劳力士手表、极其考究的衣着、“摇匀、不要搅拌”的马提尼酒，这些也是作者弗莱明的至爱。邦德那略长的鼻子和冷酷的嘴巴也酷似弗莱明本人。此外，两者都风度翩翩、感情冷漠，惧怕承诺和婚姻。尽管弗莱明拒不承认自己是邦德那样的好色之徒，但他乐此不疲地追逐女性、引诱别人的老婆却是路人皆知的事实。对此有人说道，“对伊恩来说，女人就像鱼饼。要当心，他非常喜欢鱼饼，但在品尝鱼饼的时候，却从不故作神秘。”

　　不过，邦德毕竟生活在一个虚构的世界里。每天抽70支香烟、饮用鸡尾酒的邦德身体没有出现任何不良症状，而烟瘾和酒瘾却导致弗莱明过早衰老，英年早逝。同是浪荡子的邦德和弗莱明最终都走进了婚姻的殿堂，不过邦德的新娘特雷西蜜月之中即不幸身亡，而弗莱明不惑之年缔结的姻缘尽管并不顺利，但却一直维持到了生命的终结。

007风暴大揭秘

　　伊恩·弗莱明创造的007是继福尔摩斯之后的又一个文学神话。弗莱明辞世之时，007系列小说就已售出4000万册，并且形成了一个价值数亿美元的007电影业。今天，全世界一半多的人口至少看过一部007电影。其实，早在弗莱明去世之前，007就远远超出了作家本人的控制。007的魅力促使不少作家相继续写007神话，20部007电影的上映更是在全球范围内掀起接连不断的007旋风。商家发现007电影是推销自己产品的绝佳广告，于是，他们竞相让超级间谍邦德在电影中驾驶自己出产的轿车，佩戴自己制造的手表。

　　那么，是什么造成了邦德如此大红大紫呢？笔者以为，是外在环境和小说（或电影）本身的因素合力产生的奇观。首先，二战使得英国的实力大受削弱，昔日的头号帝国也被暴发户美国取而代之。战后英国国内经济处于重建、恢复时期，国民生活艰苦朴素，肉类实行配给制度。在这样的环境之下，曼哈顿成了人们在梦想中才能企及的地方，而邦德却过着难以想象的奢华生活，可以喝香槟酒，吃鱼子酱，自由自在地享受性爱，去国外度假，而且账户里有花不完的钱。这在英国霸主地位受到动摇的时代，极大提高了英国国民的民族自豪感，于是邦德成了新时代的一个民族英雄。

　　其次，弗莱明善于迎合读者心理。当时，二战刚刚结束，冷战接踵而至，东西两大阵营持久对峙，这无疑使得间谍活动成了作品最好的卖点。此时，对二战战犯的审判持续进行，遭受两次大战折磨的人们喜欢阅读披露各种恶行的报道。在这样的背景之下，弗莱明塑造的超级恶棍尤其引人注目，因为他们犯下的暴行比现实中的罪恶更加令人发指，最终恶棍不得好报的结局也满足了读者“反法西斯必将胜利”的心理期待。弗莱明生性玲珑剔透，预见到了在战后的世界里，物质的重要地位以及消费主义产生的可能性。弗莱明说道，现代惊悚小说的关键就是“书写人们真正感兴趣的东西：纸牌、金钱、黄金以及类似的东西”。

　　再次，从小说（电影）本身来看，“是美艳的邦德女郎，是新奇的道具，是性，是罗曼蒂克，是幻想，是最终的英雄，赋予了007系列长久的生命力。”那浓郁的异国情调、妩媚的邦德女郎，稀奇古怪的武器都不同程度地刺激着观众的感官。007系列是写给成年人看的浪漫童话。邦德似乎无所不知，总是能够在正确的时间做正确的事情：“没人比他做得更好！”这成了男性最终的梦想：知道在豪华酒店里如何点佳肴、品美酒，如何引诱女人，如何飞速驾车，如何杀人。男性读者大都梦想拥有这样的聪明才智，弗莱明了解现实生活中人类的局限，于是007成了在现实中并不如意、但却渴望摆脱现实、放飞梦想的男人的崇拜对象。对此，英国文化评论家康拉德说道：“如果你向往成为一名重要的人物，你可以把自己想象成007。”

　　最后，名人效应也在007长盛不衰中功不可没。007系列刚刚登陆美国时，市场反应平平。但幸运的是，约翰·肯尼迪总统是007的超级粉丝，他把007系列小说纳入自己最为喜欢的书籍之列。由此开始，007在美国才开始咸鱼大翻身，变得如同在英国一样炙手可热。

结  语

　　虽然007系列给伊恩·弗莱明带来了无上的荣光，但弗莱明似乎并没因此而沾沾自喜。谈到处女作《皇家赌场》时，弗莱明声称“那本书傻乎乎的”。1963年在接受BBC采访时，弗莱明进一步表示了自己不以为然的态度：“如果我等待天才到来的话，天才是不会来的。”在问及邦德是否妨碍了他进行严肃文学的创作时，正如其长兄、著名的探险家兼游记作家彼得·弗莱明的创作那样，弗莱明回答道：“我不是莎士比亚那样的人物，我没有丝毫的雄心壮志。”

　　不管弗莱明如何低调，他的确实现了自己最初的设想：“要创作一本间谍小说，从而终结所有的间谍小说。”弗莱明继承了威廉·勒克、爱德华·奥本海姆等人的早期间谍小说和埃里克·安布勒、格里厄姆·格林等人的现代间谍小说中出现的情节、人物模式，同时又进行了一定创新和突破，把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的元素融为一体，从而成为一代间谍小说大师，并深深影响了以后间谍小说的创作和发展。

1.197901《尼罗河上的惨案》 阿加莎.克里斯蒂

    不多说，创刊第一期

2.198202《天使的愤怒》西德尼.谢尔顿

    这本书我在书柜里找了半天也没找到，后来才想到好象已经送人了。相较于《假如明天来临》，我更喜欢这部小说，作者塑造了一个很有魅力的女主人公——律师詹尼弗。

3.199204《沉默的羔羊》汤玛士.哈里斯

4.199701《超级说客》约翰.格里森姆

    又名《造雨人》。第一人称写法，读起来很亲切。五年前，布莱克太太在大利人寿保险公司为17岁的孪生子唐尼和隆尼投了家庭健康保险。在唐尼得了白血病需做骨髓移植手术时，保险公司却以种种荒唐的借口拒付医药费，以致贻误了唐尼的治疗时机。布莱克太太为讨回公道，起诉保险公司。刚从法学院毕业的鲁迪出于义愤，毅然担任了布莱克一家的辩护律师，在法庭内外与财力雄厚的保险公司及经历丰富的讼棍们斗智斗勇，历尽各种威胁利诱与艰难曲折，后来终于胜诉，可望赢得巨额赔偿。正义仿佛得以伸张，鲁迪也仿佛可以名利双收了，但保险公司突然宣告破产，原告和鲁迪分文未得……

5.199803《报业巨头》杰弗里.阿切尔

   这部小说让我一直很喜欢政客出身的杰弗里.阿切尔，同时也启发了我的一个灵感。小说描写了两位报业巨头成长、奋斗的经历，以及相互间的激烈竞争，展现了西方报刊出版业的生动画面，也揭露了在金钱至上的社会中，新闻界一些人为了私利尔虞我诈的卑劣手段。全书场面宏大，手法独特，将故事置于历史的大背景之中，人物刻画详略有致，栩栩如生，跃然纸上。

6.200002A《重罪》约瑟夫.法因德

    我先看到由摩根.弗里曼和艾什莉.贾德主演的改编电影，后来读小说时似曾相识，带给我不少惊喜。结局很出人意料。

7.200002B《朗读者》本哈德.施林克

  一部严肃的作品，作者是德国法学家和法官，写侦探小说起家，我还收了他的短篇小说集《爱之逃遁》

8.2004ZB《小说家》阿瑟夫.里德

   史蒂文·金酷爱小说创作,从爱荷华的作家培训班毕业后,他在刻苦写作的同时兼做调酒师赖以谋生。幸运的是这份酒保的工作给他带来丰富的生活体验和大批知交挚友,而其中本又是最为特别的一个。好景不长,本突患恶疾不治身亡。独居而富有的本在遗嘱中指定史蒂文全权处理自己的所有遗物,细心的史蒂文在两个大箱子中找到了比地产更珍贵的无价之宝——本一生的创作成果。史蒂文决定铤而走险,先剽窃一部本的作品,并暗下决心,只此一次,下不为例。
    史蒂文瞒着妻子蒂娜,将本的小说锁进办公室的保险柜,并开始重新打印其中的《朱诺的舞蹈》。新颖的题材和高超的叙事技巧使这本小说一炮走红,连续30个月雄霸畅销书榜首。四年后,史蒂文已从一个在文坛默默耕耘的无名小辈摇身一变为美国出版界举足轻重的领军人物。可这时看不见的危险已悄悄逼近了他。
    一个名叫伍德利的人找上门来,他自称曾为本打印过手稿并有证据证明史蒂文是个冒名顶替的伪君子。愤怒的史蒂文在与之纠缠中误杀了伍德利并潜逃。可负责此案的警员萨尔帮他隐瞒了真相。
    经历多次被敲诈和死而复生后,史蒂文下定决心远离不属于自己的荣华富贵,这时,史蒂文又收到了律师寄来的一封本的亲笔信。原来,本的哥哥汤姆才是小说的真正作者。

9.200703《复仇》乔治.乔纳斯

  1972年8月26日,第二十届奥运会在慕尼黑召开。9月5日凌晨4时许,一伙恐怖分子闯入奥运村,打死两名以色列运动员,挟持其余九名作为人质,要求释放被关押在监狱中的两百余名囚犯。在解救人质的过程中,警方将一场武装解救行动变成了血腥的枪战。九名以色列人质全部遇难。愤怒的以色列总理梅尔命令以色列情报组织“穆萨德”对恐怖分子以牙还牙。

    一场血腥杀戮刚刚结束,另一场暗杀行动即将开始。一支训练有素的以色列特工队手持黑名单,出现在世界各地的巴勒斯坦要人以及与“慕尼黑惨案”有关的恐怖分子周围。于是,街头的突袭、冲天的火光、伤者的哀嚎、死者的惨状、美人的诱惑、层层的政治谜团……便一幕幕上演了。

    双手沾满鲜血的特工们开始感到困惑、恐惧,怀疑自己的所作所为是否正确。他们在无奈和挣扎之中经历着人性的莫大洗礼。是听从上级的命令、国家的召唤,继续这不归的杀戮之路,还是为了家庭的幸福,痛下决心,完成自我的人性救赎……

10.200801《冷月》杰弗里.迪弗

  今年的第一期，刚看了明年第一期长篇小说的内容简介，我猜是杰弗里.迪弗写的。

    一些国外知名畅销书作家的作品之所以在中国败北，很大程度上是翻译的原因，比如以前珠海社的斯蒂芬.金系列、南海出版公司的帕特里夏·康威尔女法医探案系列、群众社的詹姆斯.帕特森以及陕西师范的007小说，有的译本让人不能卒读。上海译文本来还是很让人信赖的，我买了该社出版的3本詹姆斯.帕特森小说，读起来也很不流畅，硬着头皮读完，又确实是个好故事。今年《译林》第5期格拉夫顿那篇小说我只看到一半，格拉夫顿当然是美国的一位实力派畅销书作家，但文字和故事实在不能吸引住我，不明白《译林》为什么只选登国外近期新作，象胡坚先生的《夜海钩沉》究竟为什么不能在杂志上首发呢？

余　扬

“间谍小说第一人”

　　“似乎只差那么一小步，就可以一跃而过……”许多年后，忆及间谍生涯中唯一一次产生变节念头的时刻，英国作家约翰•勒卡雷如是坦陈:间谍当久了，越来越靠近边缘，在这个“边缘”地带，道德判断变得异常模糊……这个原名叫大卫•康威尔的英国汉子，最终还是经受住了考验，没有叛逃莫斯科。待到间谍生涯尘埃落定，他过起了一种鲜为人知的“边缘”生活:他痛恨城市，住在海边的峭壁上；他讨厌电话，不会打字，用手一笔一画地写出自己的作品；他不喜欢看见拥挤的群众，生活内容极其单调，写作、散步、游泳、饮酒，仅此而已。
　　然而，勒卡雷取得的文学成就却并不“边缘”。自1963年发表《柏林谍影》一书，奠定其文坛地位以来，他的作品屡屡获奖，几乎囊括了包括爱伦坡奖、毛姆奖、布莱克小说纪念奖、马拉帕蒂文学奖等在内的所有重要奖项。2005年，英国犯罪推理作家协会(CWA)授予他最高荣誉“金匕首奖中之奖”。勒卡雷无可疑义地获得了一个间谍小说家所能取得的最高成就。迄今为止，他已出版21部作品，并有7部作品改编为电影与电视剧。不仅如此，基于他的间谍小说完全超越了间谍小说写作者所能拥有的规格、视野、深度和情感，在当今英国，人们通常给以对待威廉•戈尔丁和格雷厄姆•格林等严肃作家的敬意来关注勒卡雷。在“流行”与“严肃”之间，他总是成为人们关注的中心话题。

1

　　回忆童年，勒卡雷曾感慨地说:“我从小就过着一种自我封闭的生活，说话极不坦率，觉得自己好像生活在敌占国，因为家里发生的一些事情实在太令人震惊，我不敢让外人知道，只得以一种伪装的面貌出现在众人面前。”
　　1931年，勒卡雷出生于英格兰多赛特郡的波尔市，自小家庭生活不睦，21岁之前甚至不知生母是谁。父亲则是位名满欧洲的大骗子，勒卡雷周旋在他花样繁多的骗术当中，很小便被训练成帮他躲债的高手，经常替他写信或打电话给债主，谎称多少钱已经汇出等等。直到父亲去世，勒卡雷才知道这个“极不称职的父亲”曾经坐过牢。这种灰色、又让人忍俊不禁的童年生活似乎注定了他要与间谍职业结缘。
　　17岁那年，勒卡雷独自前往瑞士首都的伯尔尼大学读书，在那里学习了一年德语和瑞士语。一年后，勒卡雷应征入伍，在奥地利的英国占领军服役。由于曾学习过德语，他被分配到情报部门，担任对东柏林的间谍工作。退役后他在牛津大学攻读现代语言，之后于伊顿公学教授法文与德文。1958年离开伊顿之后，勒卡雷成了一名插图画家，但插画事业很快就中止了，他被英国军情五处的一位老牌间谍奈特看中，再次进入情报部门工作。1960年，勒卡雷调到军情六处工作，以外交官的身份前往前西德，亲历了秘密情报工作中的无数大风大浪。
　　勒卡雷间谍生涯的结束是被迫的。当时英国著名的“双面间谍”费尔比向苏联变节，为克格勃提供了数十名英国间谍的名单，许多英国特工因此被暗杀身亡，单在阿尔巴尼亚便有40名以上谍报员因此丧命。勒卡雷的名字也在费尔比名单上，但幸运的是，他保住了性命。
　　很难设想，如果勒卡雷长期服务于情报部门，最后会有什么样的结局。但可以肯定的是，即使那样，也不会让他终止小说创作。事实上，早在1961年进情报部门伊始，他就开始了写作，处女作《召唤死者》是他在从格雷特米森登到伦敦外交部的途中，在几本笔记簿上写下的；第二部作品《出色的谋杀》恰好是他首次接受任命之后写于波恩；一直到受兴建柏林墙启发而一气呵成的第三部作品《柏林谍影》的问世，勒卡雷一举成名。知名小说家格林盛赞说:“这是我读过最好的间谍小说。”间谍生涯的终结，加之在文学方面的发展，让勒卡雷最终决定做一位全职作家。

2

　　《柏林谍影》取得的成功是意味深长的。熟悉间谍小说发展历程的读者都知道，此前，间谍小说作者往往采用低层次的、纯粹通俗的手法来进行写作，小说里主人公无疑都是好人，而所有的反面人物都具有“东方人全部的残忍和奸诈”，都是典型的“黄皮肤冒险家”。间谍小说里还充满了廉价的、对于“爱国主义”的歌颂和赞美。在某种程度上，所有的此类小说都大同小异。就如勒卡雷所言:“当我最初开始写作的时候，伊恩•弗莱明正走红，而间谍形象的模式则是同詹姆斯•邦德式一样，同女人调情的高手，他们开着飞车，用一些小玩意和鬼把戏来脱身……”
　　与007系列间谍小说不同，《柏林谍影》创立了一种新的主人公类型，打破了“邦德式”间谍形象的一统天下。这部小说的主人公利玛斯爱上的是一个孤独的、不领薪水的图书管理员，而不是某个时髦的模特；他痛苦地发现自己恰恰是被自己的上司给利用和出卖了……于是，处于人生和事业低谷的他不甘失败，决定放手一搏，加入由英国情报机构策划的行动:深入东德，离间对手。然而，阴谋层层包裹着，一波紧似一波，让人猝不及防。他原本以为可以从寒冷中归来，却一脚踏进了刺骨的严冬……《柏林谍影》抛开了把间谍小说写成爱国英雄赞美诗的陈词滥调，从一个新的角度对主人公的行为和它们所体现出的极端复杂的道德评价作了深刻的挖掘。
　　在其后的创作中，勒卡雷延续了这种深沉内敛的写作风格，一系列成功的创作使间谍小说在某种程度上克服了单调、程式化和缺乏思想深度等种种弊端，从而使其理直气壮地在文学的殿堂里占据了一席之地。西方不少评论家指出，他的小说如《锅匠、裁缝、士兵、间谍》和《荣誉学生》等，已经打破间谍小说与严肃文学之间的界限，使间谍小说成为写间谍题材的真正文学作品。
　　勒卡雷前期的作品都是围绕冷战而展开的，著名的“冷战三部曲”《锅匠、裁缝、士兵、间谍》、《荣誉学生》、《斯迈莱的人马》更是把以冷战为背景的间谍小说推到了一个新的高度。作为脱胎于冷战的一种小说题材，随着冷战结束——苏联解体，柏林墙倒塌，间谍小说的生死存亡，成为此类小说写作者们迫切关注的问题。与多数认为冷战结束，间谍小说随之消亡的悲观论调相反，勒卡雷坚信间谍题材的恒久性。他的回应不断被引述，至今已近乎宣言:“间谍小说不因冷战而兴，也就不因冷战而废。”确实如他自己所说，此后在新的领域里，勒卡雷不断追求创新和开拓，相继推出《在黑暗中活动的人》、《出局》、《巴拿马的裁缝》、《辛格公司》、《挚友》等作品，不仅在题材上实现了一个又一个突破，而且在艺术上也达到了更高的层次。
　　有评论者指出:勒卡雷的作品，因其类型小说写作中前所未有的荒谬性，惊人的真实性，以及内在严肃的道义感，人物形象的逼真和深度，远远超出了一般间谍小说所涵盖的范畴。在他笔下，厚颜无耻的罪行发生在对立的双方，莫斯科和华盛顿在黑暗、官僚主义等方面几无差别。冤家可以成为同盟，敌人难以分辨。这种道德上的困境显然暗合T.S.艾略特的诗《老人》中的诗句:“想想吧/恐惧和勇气都拯救不了我们，反常的罪恶/都由我们的义勇而滋生。美德/却由我们的无耻的罪行强加于我们。”由是，勒卡雷的间谍小说，在岁月的磨砺中，更显其超越性的艺术力量。
　　（摘自《文学报》）

    洛杉矶当地时间11月4日美国著名作家、编剧、导演约翰·迈克尔·克莱顿因癌症去世，终年66岁。

　　1942年10月23日，迈克尔·克莱顿生于芝加哥，1969年他在哈佛医学院取得了医学博士的文凭。作为一位畅销书作家，克莱顿有多部小说被拍成电影，比如《人间大浩劫》、《侏罗纪公园》、《叛逆性骚扰》、《刚果惊魂》、《深海圆疑》和《时间线》。其中他和斯蒂文·斯皮尔伯格合作的《侏罗纪公园》系列，是其电影事业中的一个高峰。斯皮尔伯格说：“他是一个伟大的人，会以一个大戏剧性的概念，把多种自然科学进行融合，让恐龙再一次行走在地球上这件事充满了可信性。”1995年，他作为特效技术团队中的一员，因在电脑特效方面的成就，获得了奥斯卡技术贡献奖。

　　在电视剧方面，克莱顿凭借自己的哈佛医学博士的学位，创建了NBC经典剧集《急诊室的故事》。该剧为他赢得过8次艾美奖的提名，并于1996年成功获奖。克莱顿同时也是一位相当有实力的导演，他的影片有《未来世界》、《昏迷》、《火车大劫案》、《神秘美人局》、《电子陷阱》和《陷阱边缘》。此外，《龙卷风》、《终极奇兵》、《深海圆疑》和《叛逆性骚扰》的制片人也是他。

　　“迈克尔·克莱顿是一个活在当代的、文艺复兴式的人物”，NBC环球学院院长Jeff Zucker说，“他是一个医师、作家、导演和制片人，很少有人能像他那样把很多的事情都做好。作为NBC《急诊室的故事》的创建者和制片人，他从此改变了电视剧的面貌。”

　　《人间大浩劫》在今年被翻拍成了电视迷你剧集，而《侏罗纪公园4》也会在不久后与观众见面，《未来世界》预计在明年会拍摄新版，约翰·迈克尔·克莱顿的作品将恒久流传。

      （刚买了《恐惧状态》还没看，想不到继西德尼.谢尔顿之后他也走了，美国的这些老牌畅销书作家也在逐渐凋零。不过读者也不用为他感到遗憾，毕竟他已经有过意气风发的岁月。）

       相关报道：

      继上半年过世的阿瑟·克拉克之后，又一位著名科幻作家离开人世。11月4日，美国著名科幻小说家、《侏罗纪公园》作者迈克尔·克莱顿因癌症在洛杉矶去世，享年66岁。克莱顿迄今已创作了15部畅销小说，全球总销量超过1.5亿册，其中有12部被拍成电影，大都由其本人编写剧本，其中包括《侏罗纪公园》。

   “文艺复兴人”
　　NBC环球总裁杰夫·祖克认为：“迈克尔·克莱顿是个生活在现代社会的文艺复兴人（Renaissanceman，指多才多艺的人，特别是在艺术和科学方面。这个词语的产生是因为在文艺复兴时出现了不少这类人，达·芬奇就是当中的佼佼者）。他是个物理学家、作家，还是导演和制片人，没有几个人能同时干这么多事情，而且还干得那么出色。他为NBC创作和制作的《急诊室的故事》，完全改变了电视剧的面貌。”

　　迈克尔·克莱顿的名字在好莱坞是一个金字招牌，他是20多年来最具号召力的电影编剧，他大部分的编剧作品都是根据自己的小说创作完成。其中和斯皮尔伯格合作完成的《侏罗纪公园》已经成为好莱坞电影史上的经典作品，包括《侏罗纪公园》及其续集《失落的世界》、《龙卷风》等科幻电影都展示了作家对科技发展及其带来的灾难的反思。“他有种极其了不起的能力，就是把科学和戏剧概念放到一起，只有他才能让恐龙重新得到生命。”斯皮尔伯格这样评价这位认识40年的老朋友。克莱顿也不满足于将自己的作品改编成剧本交由大导演搬上大银幕，他还亲自执导了多部好莱坞热门电影，其中最为影迷熟知的就是由肖恩·康纳利主演的《火车大劫案》。

　　迈克尔·克莱顿身高超过2米，这样一位高人在热衷于小说和电影之外，还制作了多部热门电视剧集，其中他制作的《急诊室的故事》从1994年开播至今连续播出了15季，捧红了乔治·克鲁尼等一批好莱坞明星。巧合的是，乔治·克鲁尼去年主演的一部电影名字也叫《迈克尔·克莱顿》。《急诊室的故事》先后获得8项艾美奖提名，并于1996年终获其肯定。虽然创作了多部好莱坞电影剧本，但他始终与奥斯卡最佳改编剧奖无缘，不过在1995年他却以计算机在电影技术上的应用拿下了一个奥斯卡技术成就奖。他在20世纪80年代开始为电影拍摄设计多种电脑程序，他所执导的《西方世界》，就是世界上首部应用电脑特技的电影。

    补贴家用开始写作
　　在中国，迈克尔·克莱顿的名字仅在科幻迷间被熟知，但提到据其小说改编的电影《侏罗纪公园》、《失落的世界》等，许多中国影迷就会恍然大悟。在欧美科幻文学界，迈克尔·克莱顿是少有几位还在坚持硬科幻写作的科幻文学大师，自1969年出版《天外细菌》以来，他的每部作品都保持着高水准，其中《侏罗纪公园》、《失落的世界》、《刚果惊魂》、《龙卷风》、《时间线》既是超级畅销书，同名改编的电影也获得了相当高的票房。

　　迈克尔·克莱顿于1942年10月23日出生于芝加哥，1960年进入哈佛大学英文系，后转入人类学系，随后又进入医学院攻读研究生。克莱顿走上科幻小说创作之路纯属偶然，进入哈佛医学院后，为了补贴家用他开始创作小说。他以约翰·兰格为笔名发表了探险小说和医学侦探小说，一举获得了1968年的爱伦坡奖。

　　1969年，在畅销文学界已小有名气的迈克尔·克莱顿以真名发表了其第一部超级畅销书《天外细菌》，该作很快被搬上大银幕，他也从此跻身世界超级畅销作家之列。“许多老师认为我在浪费时间。当我请假几天前往加利福尼亚卖我的电影的时候，他们眉毛都竖起来了。”1969年，克莱顿以25万美元卖掉了《天外细菌》电影改编权，并辞去研究所工作专注写作。

　　大学期间的求学经历令克莱顿的写作受益匪浅。他的大多数科幻小说都有扎实的科学基础，内容涉及人类学、医学、物理学、生物学、天文学、电脑科技等各领域。人类自然科学这三十多年的最新发展成果和研究趋势，通过他的神奇想象和巧妙故事展现在读者面前。特别是《侏罗纪公园》，当年被认为异想天开的细胞克隆，在今天已经成为现实，人类“再造侏罗纪公园”并非没有可能。

    他是白宫座上宾
　　迈克尔·克莱顿的突然去世令全世界科幻迷深为意外，其上一部作品《喀迈拉的世界》在2006年出版后，被翻译成包括中文在内的十几种语言。迈克尔·克莱顿原计划于下月出版另一部新作，HarperCollins公司表示由于作家生病及随后的过世，克莱顿这部遗作的出版尚待时日。“通过他的作品，克莱顿启发了各个年龄层的读者，在许多领域向科学家发出挑战，并用我们能够理解的方式展现这个神秘的世界。”克莱顿家人在一份声明中说。迈克尔·克莱顿曾先后结婚5次，育有一女。林恩·纳斯比特是跟随迈克尔·克莱顿近40年的经纪人，在他眼里，“他在艺术、科学和医学领域造诣非常高，他觉得自己有责任让大众在娱乐中受到教育。”

　　迈克尔·克莱顿也是白宫的座上宾，他因不少观点比如对全球变暖问题的质疑而和布什惺惺相惜。在2004年的小说《恐惧状态》中，他对环境问题的观点曾遭到环保主义者的猛烈攻击。虽然迈克尔·克莱顿的想像力总能紧跟自然科学的发展，但其本人却对互联网心存抵触，他自己建了一个个人网站，“主要是为了纠正别的网页上对我的胡说八道。”不过他对电视也很有意见，“电视出现时我已到了记事的年龄，人们普遍认为电视会带来一个全球教育普及的时代。但你知道，这只不过是瞎话而已。如今又有人对（互联网）技术大加吹捧，我以为太夸张了。”事实上，克莱顿早在1983年就已涉足电脑信息技术，出版专著《电子生活：如何思考电脑》，且他还身体力行尝试电子游戏软件的开发。

    议论：他的科幻小说很有思想
　　江晓原（交通大学教授）

　　他这么早就过世了，让我很意外，他还很年轻。今年8月我和刘兵教授曾就迈克尔·克莱顿为主题作了一次长篇对话，在这次对话中，我同意刘兵将克莱顿小说归为“有思想性的”商业通俗小说的观点，因为我对科幻小说最看重的，正是它们的思想性，而不是它们的科学性。以《侏罗纪公园》为例，人类既然目前还没有准备好迎接再造恐龙之类的技术，那么对于其他将要出现或者已经出现的科技奇迹，我们是不是都已经准备好了呢？如果对于是否准备好这一点还没有把握，为什么还要整天急煎煎忙着追求那些奇迹呢？为什么不先停下来，思考一下呢？这就是克莱顿的深刻之处。
　　
　　刘兵（清华大学教授）

　　我最先读的克莱顿的小说，是英文版的《侏罗纪公园》，当时中译本还没出版。可以说，只要是他的书出版，我见到都会买上一本来读。如果从科幻的角度来看克莱顿的大部分小说，我觉得他有一个很典型的特点，即与科学和技术相关的情节和线索的演进，是比较严格地遵循着一种逻辑上的可能性。或者说，他是从一个在现在科学的知识背景出发，通过某种极其富于想像力然而又在逻辑上基本成立的推演，来构造其叙事的科学内容主线。克莱顿作品的深刻源于对科学技术发展前沿的关注，但更是源于一种批判性的反思。

　　克莱顿小说的可读性也是其他作家无法企及的。每一次克莱顿出版新作，在引起对科学技术反思的同时，也是一种文学阅读的极大享受，也正因如此，他的作品才能有如此巨大的影响，对公众认识科学也产生了积极的影响，这是中国作家做不到的。虽然一些中国科幻作家的作品近年来在思想性方面已经显示出了不错的发展势头，但要把对于科学之思考的思想性与更为理想的文学上的可读性相结合，那才可能在像商业畅销小说这样的领域中占据一席之地，才可能将相关的思考更好地传播。就此而言，我们可能仍然有很长的路要走。

路金波：作家是我的摇钱树

(来源: 中国企业家 )

编者按：他从文学青年变成商人，把文化消费弄成流水线作业，在红尘中一路狂奔，用王朔的台词说，“这就是那叫做红尘的东西。万丈。”

    很多年以后，当路金波重新捡起文学创作的时候，他想起曾经一起笑傲江湖的“18罗汉”（旗下18位签约作家），自己比他们幸运——他不再需要一个“路金波”了。

    路金波是中国畅销文学出版界的奇迹人物，他搞定了一批最有知名度的作家，他们甘愿配合炒作，无论是安妮宝贝、王朔的“天价稿酬”，还是王朔、韩寒的“公开饭局”，都是他一手策划的。他拥有国内最赚钱的出版公司，今年还自立门户，抱上了国有出版集团的大腿，而那些著名写手也自愿跟着他走，继续当他的“摇钱树”。

    在上海万榕书业公司还散发着新漆味道的写字楼里，路金波神情洋溢，眼神平静，对《中国企业家》说，“这个公司目前还不很大，但我控制一切，而且我想我要我能做大。”

    戏剧性地，贝塔斯曼撤出中国以后，出版红人路金波离开了老东家贝榕公司（原榕树下），转眼就成了“万榕”的总经理。这是他与辽宁出版集团旗下的万卷公司合作的新公司，2008年7月1日注册成立。辽方出资2000万元，控股51%，路金波由对方垫资1000万元，占49%——他有行业经验及作者资源。“当公司发展到每年有2亿元的销售规模时，我们迫切需要合法身份与更多资金。”

    他似乎有点不甘心，“我为了解决出版合法性问题，出让了一半的利润。”

    在经济不景气、出版业低迷的年头，很多公司都收缩，路金波却加大投入扩张。9月25日，万榕和聚星国际宣布共同出资1亿元预付版税打造文艺类图书，不仅让更多的郭妮、韩寒、安妮宝贝浮现出来，而且要让他们走向国际。

    出乎意料，今年10月采访路金波时，他不断提示自己是“河南人”，“在中国这个快速变动、充满活力的经济体，我相信制胜之道：惟一不变的就是信誉，惟一要做的就是坚持。无论做人还是做商业，这是最重要的品质。我是河南人，所以我特别重信誉，讲规范，有原则。如果把全国的出版机构按诚信操作排排号，我们公司肯定要排前三名。”

    十年来，33岁的路金波已经告别写网络小说的“李寻欢”，从文学青年变成商人，在红尘中一路狂奔，用王朔的台词说，“这就是那叫做红尘的东西。万丈。”

我比别人更爱钱

    业内人士都知道他出手阔绰，动辄稿费几百万（王朔《我的千岁寒》一个字3美元），首印几十万（安妮宝贝《莲花》卖了58万册），天价版税（韩寒《光荣日》280万元），制作豪华（痞子蔡、韩寒、石康等七人分走西藏合作《大话柒游》），是圈内最敢在作者身上押宝、往书上砸钱的人。

    路金波说，除了木子美，他从未失手。

    这种精准就像买股票，路金波看数字、曲线图——谁的书销量大，增长趋势好。现在他旗下聚集：韩寒、安妮宝贝、饶雪漫、王朔、石康、张悦然、安意如、蔡智恒、郭妮、冯唐等名家。他透露，市场收益最好的是“文字女巫”饶雪漫、“亿元女生”郭妮（销量380万册）。今年他已经付了饶雪漫800万元稿酬，超过其他作家。

    2007年路金波团队总共出版了150种书，销售1000万册，码洋（图书定价总额）2亿多元，平均每本销量6万到10万本。今年他的目标是3亿元码洋。

    每年，路都要给韩寒、安妮宝贝几百万稿酬——这主要就是按照印数来确定的——这是对他们品牌价值和上升趋势的一个准确判断。“韩寒的书，就算里面是白纸，我们把它塑封了也能卖10万——很多人就是冲着韩寒这个名字去买的。”还有正在写《奋斗2》的石康，稿酬从1万到200万，“其实我在50万之后不给他钱了，他没想到我给他200万。所以他的文集、奋斗版权都给了我，别家以高出50%挖他，他都不走。”

    另外一种情况，像王朔，是依托他多年累积的市场品牌和影响力，靠的是江湖地位。但确实不如前者“好卖”。外界宣传《我的千岁寒》支付王朔376万元稿酬，非也，王朔跟他们签的合同上并没有价格，只有15%的版税，最终按照发行情况付给王朔差不多200万。路金波说，“王朔很好谈，他只确定了一个在作者中算高的版税率，到底他能拿到是50万、200万，他没感觉。”

    路念叨着，前一阵因为加印，要再付给王朔20万元，可几个月了找不着他人。之前王朔告诉他，不想再出来了，正在家中闭关，研究宇宙的起源云云。

    不管怎样，追着给作者钱的书商“别有用心”。其实在出版机构和作者之间信息不对称早不是秘密。路金波说他头脑中是一种“做企业做品牌”的理念，“我不是那种做一单生意赚了钱就走人的书商。而且我反对自己做出版，像我之前是在贝塔斯曼旗下做，现在是与国有合作，就是我希望做大，自己反而希望被监督。”

    “你能想像我们用四大会计事务所做审计吗？你能想像在他们的审计下，我们自动去税务局补交过800万模棱两可的税吗？”据说，过去几年为了打造一个有品牌的企业而执行严格的规范操作，让他可能损失2000多万。但是他认为，这种信誉成本上的投入是值得的。

    江湖夜雨十年灯，比起十年前离开学校（西北大学经济系）时的混乱青春，路金波今天什么都值了。“我早就清楚这一点，钱比什么都重要，我要做生意。”当他和同学聚会，毫不掩饰的一句话就是：“我比别人更爱钱吧。”

流水线生产

    尽管金钱开道招揽了众多大牌，但在流水线之前，路金波认为他们仍然是“农民”。靠长期累积的运营能力和品牌，现在他能以低于同行的价位就拿到书稿。

    但在喜欢“控制一切”的路金波看来，这仍然是不可控的。“一个作者，他多么的才华横溢，他什么时候能写出作品也不确定。比如7、8、9三个月，我们签约前10位重要作家都没有新作出来，那这三月我们对渠道控制就变差了。”沿用传统思路，依靠作家创作计划来经营出版公司肯定不稳定。“另外，产能要提高也有问题。比如，我想明年把公司出版产量翻一番，我的畅销书作家们能自动批量生产他们的作品吗？”

    因此，一方面从经营采购角度，另一方面从理论逻辑，流水线定制作品是掌控的一个重磅砝码。“我们现在产品更多是类型化小说。它只满足人的基本需求，比如武侠小说给人力量，恐怖小说让人害怕，言情让人感动，幽默小说让人笑，一本书达到某一个点就可以了。如果说纯文学是艺术，类型小说就是快餐。”路金波说，这有点像日本的动漫，韩国的偶像剧，甚至“哈利·波特”，只要你有技术、经费、团队、肯花时间，“类型化小说完全可以流水线生产出来。”

    最成功的就是路金波亿元打造的郭妮。由她署名出版的14本热卖小说，如《麻雀要革命》、《壁花小姐奇遇记》、《天使街23号》等就是路金波专门针对12-16岁、“恋爱前期女生”市场流水线定制生产的，其中《天使街23号》卖了140多万册，最差的《恶魔的法则》也有19万册，全部产品退货率只有1%，在业内销售榜单上几乎本本有名。

    看一下流水线制造过程，理论上将一本书设定为可拆卸的3大情节、12个小故事。任何一个故事都可以替换，每个章节都是流水线上的零件。他们分三道工序来操作：一组是编故事，采访、筛选、小组讨论，编出一个1000字的故事梗概，人物及情节基本定型。这是核心环节；二是将故事梗概交给郭妮（或者王妮），她演绎成一本十万字的小说；三是图画包装组，看适合附送便签、拼图等衍生礼品，还是打造一首主题歌做成光盘。

    目前除了郭妮这条女生流水线外，他们还有另外三条：16-22岁，女生浪漫文学；12-18岁，少男幻想文学；16-22岁，男生幽默文学。“饶雪漫就是针对青春期女生，专门写作青春疼痛小说，比如《十七岁的雨季》。韩寒是针对男孩18岁左右叛逆期的，他们看什么都不顺眼，看见经典就想解构，看到好人就想怀疑那种。”

    文化不是股市，但也有“非理性繁荣”。路金波意识到，比较容易引导的消费者是16-（16岁以下）和60+（60岁以上），前者是他的目标市场，后者则被“百家讲坛”霸占着。至于中产白领及知识分子市场，太难对付，他不碰。

    依托流水线盈利模式，路金波还帮聚星国际（包装灵希、朵朵等青春畅销作家）从海外引来1200万美元的投资。目前郭妮这条产品线就放在聚星国际打理。

    除了掌握上游，针对最让出版人头痛的渠道无序和混乱，路金波还把控下游——他发明了“书业加盟商政策”。方案是：每个城市最多只保留两个经销商，既消灭竞争对手，又有忠诚度，按他们的销售模式和价格，不会恶性竞争。他们发给经销商的任何图书，一律6.8折往外批，然后每月返8个点给经销商，“这样他们每一本保证挣到8个点，前提是每一家加盟的经销商每年要事先给我们交几十万保证金。”

    路金波不无得意，“我们现在可以随时从经销商那儿拿到回款。别的出版机构通常要给经销商6-12个月的账期，我们经常提前收钱。比如，下个月要发饶雪漫的新书，你们提前两个月打款，那么返点在我们的规定日期马上就会到账。”

    记者问：“你是把上下通道打通了？上下游可以互相制衡。”路金波说，“这是我建立的一个系统。我跳出来，这个系统可以自行运转。这是一个良性循环。我们是经销商招牌产品的供应者，他们有求于我们，所以经销商遵守我制定的规则，我的现金流就会很好。现金流好的话，我就可以再去买更多的作者。”

    他要做的事不止如此——他要做更广义的内容提供商平台，传统图书只是其中一部分，电子书、有声书、手机书都开始尝试，或许还会涉足影视改编。现在出版业艰难，但他没有不好的感觉。今后三年，他的公司每年码洋将会扩大10倍或更多。他甚至说，“未来十五年，出版商一定会消亡，但我的公司还能存在。”

[采访手记]

    文学那点事

    金钱在生活中消失了，从此你的人生不会寂寞

    “那时候好像永远是夏天，太阳总是有空出来伴随我们，阳光充足，太亮，使得眼前一阵阵发黑……”

    别误会，这是实景，不是我看到了路金波的内心活动。

    一辆黑色宝马730停在楼前。路金波走下车，一边不停地打电话。这是一款全新诺基亚E75水货，是昨天傍晚这个自恋的天秤座男人送给自己33岁的生日礼物。“我其实最不喜欢水货，也最怕盗版。”

    很容易察觉，路金波是个热爱时尚的人，注重细节的美感。

    早年网上成名给了路金波一个圈子：安妮宝贝、慕容雪村、蔡骏、宁财神等“雇员”都是当年的同盟。

    他说跟韩寒的私人感情最好，有很多共同爱好，每周在一起踢足球。他在博客上写道，“韩寒，我的兄弟。如果您改掉迟到的毛病，我就成立一个助选办公室，力推您成为下一任中国作协主席，以实现您亲自下令关闭这个组织的人生理想。”

    这帮作家们一起玩“杀人游戏”。“杀人水平最高的还是韩寒，因为他很会撒谎。”路说，这除了跟他会编故事有关，跟他需要摆平1、2、3、4、5号不同女生也有关——总要说不同的话和理由来应对吧，不能穿帮。路说的真真假假。

    他还说，“安妮宝贝需要花3天时间确认合同里的每一个字，关注任何细节。我跟她以前是老同事，了解她就是那样对外界没有安全感的人。”

    至于王朔，“是成了仙的人，他可以隐居数年……老王说他命里活99岁，再加上50年版权保护期，还有1200个月好卖，按一个月销三四十万本算，《我的千岁寒》还得卖出去四亿本呢。当然，这个数字赶不上《圣经》，也赶不上《毛主席语录》，所以，俺们得谦虚。”

    最让路金波心动的是，两年前女儿出生，他兴奋地给电话本里的所有人都发了报喜短信，王老师的回复就几个字：“从此你的人生不会寂寞”。

    虽然路坦承“我比别人更爱钱”——前几年我在国外学习，第一次听外籍老师用热情的歌曲“I love money”教学，很有些惊讶——但他最后说，“金钱早在我的生活中消失了。”

    他遇到了生命中的精灵和克星：女儿路琏城（其一取“千金”珍贵，掌上明珠，价值“连城”之意，其二又因本人姓路，道路连接城市也）。撒娇，喜悦，心碎。每当媳妇“王老师”想指使路金波做什么，就派女儿上场，屡试不爽。

    路金波说，幸福家庭是他小王国的一部分。“如果你做点生意，规模比中石油小，比弄堂口的杂货店大，恭喜你，你的生活一定丰富多彩。”（吉颖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