库存是所有种业人的梦魇。流动资金的占用、仓储运输费用的额外产生、来年种子质量的下降、再销售中面对的难题、质量事故的频发、报废引发的亏损等等，将会使得种子企业走向万劫不复的困境。不幸的是，10年前让曾经全国种业排名第五名的“长城种子公司”一夜之间破产倒闭，并连累其母公司“中种集团”的高库存的一幕在我们行业再次降临了。

据农业部有关部门统计，2013年全国玉米种植面积5亿亩，用种量大约11亿公斤，而2013年的供种量为21亿公斤，也就是说，全国库存种子约为10亿公斤，约48%的库存率。单从数量上讲，这部分库存几乎能够满足2014年全国一年的用种的需求。

然而在2013年度，在各大种业公司压缩制种面积、尽量减少库存的同时，许多中小公司拼命扩大制种面积，其中私繁滥制和侵权套牌的现象严重。根据甘肃、新疆等主要制种产区的制种面积调查，2013年度的全国制种面积与上一年度基本持平，并仍然获得丰收。预计2013年的玉米种子产量约为14-15亿公斤，即在2014年度，全国供种量约为24-25亿公斤。2014年需求仍然保持在11亿公斤左右，预计库存将在13-14亿公斤上下，库存率高达55%。

没有任何一个产业能够承受48-55%的库存率还能够正常运转。这不仅是中国种业人的悲哀，更是中国农业人的悲哀。因为上游产业的崩盘必然要波及的下游产业，无论这串“炮弹”是否裹着“糖衣”。

如同“中国制造”思维模式的滥觞，企业缺乏创新能力，从业人员缺乏对于知识产权的尊重意识，行政执法单位知识产权保护的不作为和保护不力，产业对于劣质和廉价产品在数量上无节制的追求等，是中国种业结构性的根本问题，造成了中国种业今天这样库存奇高的无法避免的恶果。

一个品种在市场上一旦获得成功，大批的仿制和山寨产品就会立刻蜂拥而至。这些年来“类郑单958”、“类先玉335”的产品遍地开花、层出不穷。大量的同质化产品被无节制地生产出来，企业缺乏卖点，经销商难辨虚实，用户产生困惑，这类产品的泛滥即没有给农民用户带来价值，又扼杀了企业的创新能力，成为制约中国种业发展的桎梏。

更为严重的是，大批私繁滥制和侵权套牌种子的存在，在正常的种子生产供应之外又额外曾多了粗制滥造的产品的供应，严重损害了科研育种单位和经营企业的创新的积极性和正常利益，更损害了用户和消费者的利益，严重干扰了种业正常的生产和供应秩序。侵权和套牌种子的生产和供应已经成为依附在中国种业脆弱机体上难以根除的毒瘤。

要解决产业高库存的结构性问题，就必须从解决造成高库存问题的症结所在着手：

 

1）管理。通过各项政策，在鼓励和扶持企业的创新能力的同时，严厉打击和坚决取缔套牌侵权的企业，而不能再以简单罚款了之。以罚代管不但不会打击套牌侵权，反而会促成侵权套牌产业利益链条的形成，罚款成为侵权套牌企业的“买路钱”，从而使得这些非法行为反而具有了“合法化”的依据；

2）引导。对于购买品种权的企业，应该引导并允许有重新命名品种名称的机会，这样可以使得企业关注产品内在质量和与产品相联系的以技术推广和服务为核心客户增值服务和品牌建设，从而提升产品的差异化，同时也提升客户价值；

3）改革。种业品种审定应该宽准入，严管理。如同“口味”和“营养”不应该是食品行业的审定依据，国家各级审定机构关注的重点应该是品种的安全性和抗逆性，而不是产品的产量。一个品种产量、品质、适应性、独特性等问题应该交由客户选择和市场解决。政府管理部门的关注点应该是制定和逐步提升行业标准，规范企业行为，监督法规和行业标准的执行。只有这样才能够从根本上扩大企业在市场上的创新空间，提高对于用户价值的关注，同时规范企业的市场行为；

4）自觉。企业和市场都不能过度依赖品种的原始特性，企业必须从市场细分和产品定位入手，针对不同客户提供与产品相配套的解决方案以及为客户服务和增值上下功夫。在为客户服务的领域，永远有无限创新和创造价值的空间；

5）自律。企业不能走“降价促销”的死路。因为用种需求是有限的，农民购买种子不是用于消费，而是用于再生产。农民选择某一品牌种子多不是因为价格，而是看它给种植者带来的价值和投入产出比。降价不但不会促销，反而会引发观望情绪。

总之，中国种业目前的高库存已经到了畸形变态的程度，严重威胁了企业的正常运转和合理的利益空间。单单靠企业自身的自觉意识和自身能力来消化库存不太现实，中国种子行业的一次大洗牌已经无法避免。面对产业发展的困境，有关管理部门和企业都应当认识到问题产生的根源，从根本上解决问题，而不再仅仅是头痛医头，脚痛医脚。

据报道，在大连举办的2013年夏季达沃斯论坛上，中国移动通信公司的副总经理李正茂在回应关于垄断的质疑时说：“不能够因为中国移动公司的用户规模庞大就认定是垄断。三大运营商之间的竞争非常激烈。现在谁不用微信，微信才是垄断。”

笔者不知道这位李总是真糊涂还是揣着明白装糊涂，不仅把通过行政手段对于市场准入的把持和对于社会和自然资源的独占或瓜分而获得的市场垄断地位，与通过技术革新和服务提升获得的市场优势地位混为一谈，而且还有意颠倒黑白。

大凡垄断企业都具有以下几个明显的特征：

1.      对于市场准人的把持达到对于社会和自然资源的垄断。中国移动、中国电信和中国网通三大公司，垄断了中国无线通讯运营权，阻止民营资本的进入。正是因为垄断的形成，市场缺乏市场竞争机制，三大运营商可以通过明确或者心照不宣的约定瓜分市场；

2.      由于阻止了其它竞争者的自由进入，少数特权企业可以实施价格垄断，获得超额利润，从而损害了消费者利益，并阻碍和延缓技术进步。中国是世界上无线通讯收费最高、网络速度最慢和服务意识最差的国家之一，这完全是由于不公平的垄断造成的；

3.      腐败普遍发生。由于通过垄断地位，这些垄断企业掌握了大量的资源和财富，再加上缺乏有效的监管制度，致使贪腐案频发：一些企业的负责人与某些官员勾结，左右政策的导向；个人掌握庞大而不受监管的资源，任意挥霍和占有；集团平均工资水平远高于社会平均水准；集团各级领导灰色收入数额巨大。

这些央企、国企打着各种冠冕堂皇的名义，实质上都是通过垄断和不公平竞争，实现个人和小集团利益的最大化。其结果是严重损害广大消费者的利益，也阻碍的产业和技术在竞争中的更快的发展。央企和国企不公平的垄断，已经成为当今社会不和谐因素的主要制造源之一。

反观被中移动这位李总指着的“微信”是通过技术创新和服务创新获得的巨大的客户资源，并通过提供的是免费的服务为用户创造了巨大的便利和价值空间。微信的存在严重冲击了三大无线运营企业的垄断利益，因此被三大运营商视和这位李总为“眼中钉”就不足为奇了。

这位李总连什么是垄断都没有搞清楚，就在这样高端的论坛上大发议论，真让人替他不好意思；如果他是“揣着明白装糊涂”，则让人有理由质疑他的操守方面的问题了。

 

——请农业部关注预防小麦赤霉菌病

 

昨天，河南老家亲给我来电话，说气候正常，雨水适宜，如果不再发生大的灾情，今年小麦可能有个好收成。让我有空务必回老家走走看看。

 

我一生从事农作物高产研究，有感情，很愿意听到丰收的消息。我高兴地答应了。

 

我由此联想到去年预防小麦赤霉菌病“一喷三防”中央资金落实的事。

 

去年5月下旬，我到豫北、淮北、苏北农村走走看看。因为4月24-29日黄淮地区遭遇不同程度的阴雨天气，正值扬花授粉的小麦发生严重的赤霉菌病。据我考察所见，江苏沿江、沿淮地区发病较重，其中淮安地区发病高达50%-60%，淮北也大面积严重发生。进入5月以后，病入膏肓的小麦已经无药可救了。危害轻者减产2-3成，重者4-5成，更重者可能无收。在田间，感赤霉病的小麦穗子呈灰暗色，有黑粉，还没有成熟就枯黄了，我用手搓一下，空壳瘪粒。

 

去年3月，温家宝总理视察小麦生产，指示中央财政安排8亿元专项资金，对主产区1.6亿亩小麦实施“一喷三防”，每亩5元，预防小麦赤霉病等灾害。赶快把钱发给农民早喷药保丰收啊！不，有些地方官员爱搞什么招标采购，专家评议，有猫腻了啊！有些地方（我询问农民、村主任、种粮大户）根本没有听说有国家给5元钱搞“三防”，也没有见到发下预防的药物。有些地方直到5月中旬招标采购还没定下方案。有的地方小麦赤霉病严重发生了才把药发下来。

 

小麦赤霉病严重发生了，中央8亿元补贴资金也打水漂了！

 

中央实行各项补贴政策，愿望夺取粮食丰收，富国惠民。但总是有那么一些官员从中渔利。例如前几年农业部搞的良种招标补贴，有多少位农业局长被双规或入刑；最近南方周末揭露的农机补贴贪污截流事件，又有很多农机官员入囚；还有黄浦江漂浮万头死猪而早就发下的无公害化处理每头80元的补贴，也大部分进入了官员口袋！哎！膏肓病了。

 

国家制定补贴政策的人不知怎么想的，怎样才能防止补贴发放被中间环节截留，不使好政策放空炮?农业补贴项目很多，如果补贴制度设计不好，中间跑冒滴漏，达不到补贴的实效，却养活了一批“肥猫硕鼠”。不是吗。

 

去年，我写文批评有关部门未能落实惠农补贴“一喷三防”措施，招致小麦严重减产，是放了一个“马后炮”！今年，为夺取小麦丰收，希望从农业部到地方各级官员行动起来，组织检查组下去看看或坐办公室多打几次电话，查问农情，早一些落实预防小麦赤霉菌病“一喷三防”资金和措施。

 

今天是4月20日，时间还很充足。我为今年小麦丰收放一个“马前炮”！

 

农民工市民化不应画饼充饥

 

2013/4/10 每日经济新闻

 

   农民进城的成本要8万元，这是最近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的《农民工市民化的成本测算》课题报告组，对重庆、武汉、郑州、浙江嘉兴实际调研得出的结果。结论就是，农民工市民化并不困难，之所以迟迟无法推动，是地方政府在莫名的害怕中不愿承担责任的结果。

 

    发改委的其调研方法是在2010年的时候，课题组对重庆、武汉、郑州和浙江省嘉兴市的市民化成本进行了重点调研，调研主要采用座谈会和访谈的形式，各个城市的教育、医疗卫生、民政、财政、公安等相关部门参加座谈并提供了详细的资料。事实上，发改委的结论建立在地方政府数据的基础之上。调研结论可能比较乐观。

 

农民市民化所转换的成本结论各不相同，从2万元到10万元不等。当然，最民粹的结论就是，考虑到农民工朋友在城市化建设过程中的贡献，以及城市化过程中农民可以享受土地的级差地租，农民工进城是城市的还债过程，不需要什么成本。许多关于消费、关于房地产市场天花乱坠的预期，就建立在农民进城鸡生蛋、蛋生鸡，资产无限增值理论的基础上。

 

天花乱坠的前提是子虚乌有的。农民工市民化的成本较高，有时候是隐性的。

 

未来进城的农民多是贫困一族，富裕群体早就在城市中买了房子，通过种种手段完成了城市化的进程。农民工朋友不可能拿回城市化过程中损失的级差地租，农村土地大多被廉价征用，40年或者70年的使用权费用被一次性计入地方政府收入，绝大多数地方政府在城市化进程中负债累累，拥有级差地租的地方不断成为城市新区，级差地租一旦被拿走，就永远拿不回来了。羊吃人的圈地过程与工人的产生过程，就是地被圈、地钱被用的过程，不可能回头。

 

据调查，昆明新生代农民工月收入1500元以上的仅占29.7%，1000至1500元的占43.4%，500至1000元的占26.4%，还有0.5%的每月收入为500元以下。41.7%的新生代农民工表示收入不够用，44%的能基本维持生活，仅有6.4%的有富余能寄钱回家或储蓄，还有7.9%的需要家里补贴才能生活。而去年昆明房价均价到达7300元/平方米左右，把农民工排除在购房群体之外。在发改委课题组的报告中，假设各城市对10%的农民工提供廉租房，按每人30平方米，保障性住房的建设成本3000元/平方米（各地有所不同，按不含土地的建设成本计算）计算保障性住房的支出。10％的保障房远远满足不了需求，绝大多数进城农民工都需要保障房，发改委课题组的数据起码得提高40个百分点。

 

深圳或者北京近郊农民获得高额级差地租，只是在中国一线城市进租的特殊现象，绝不能视作常态。

 

隐性成本是就业机会与技术培训。进程务工的农民工朋友成为很难跨越层级鸿沟的平民一族。农民工朋友进城容易，找到合适的工作机会难，任何时候，就业都是大问题。最近招工难之说不绝于耳，但富士康今年不招工的消息传来没几天，就又传出员工跳楼的消息。与乐观主义者的说法相反，年轻的农民工朋友可以寻找职业的空间并不大。

 

无论是第几代农民工，在制造业大发展期间，居然没有建立起一个行之有效的技术培训体系，是制造大国的悲哀。政府在这方面的政策和补贴，就像高新技术企业认定一样，不知道填到了哪个黑洞里。

 

美国麻省理工学院黄亚生教授与中山大学2009年所做的联合调研中，广东农民工朋友工资的两大用途是老家造房与教育孩子，老家造房是为了将来回老家养老，占到了农民工总开支的33%;教育孩子是为了让下一代摆脱代际贫困循环，支出的三分之一用于子女教育。

 

在上海等大城市中，小学生人数外来务工人员子弟已经与当地子弟人数相近，甚至更多，而武汉等城市也在兴建学校。即使如此，笔者在云南山区看到的情况还是，大量儿童随祖辈生活、在当地学校学习，如果这些孩子随迁到父母所在地的学校，以昆明近150万农民工与未来新生代农民工近90万的两个左右的孩子计算，仅昆明一地就要新增十所以上规模庞大的学校。

 

没有教育的公平，就业机会不可能公平，政府所承担的成本会更高。

 

一些民粹主义者让农民工朋友留在城市，同时保留原有承包地与宅基地，是画饼充饥，没有实现的可能，拥有双重机会，就等于城市与农村双重体制的保留。对于农民工朋友而言，需要的不是天上掉下的馅饼，也不是高福利，而是基本的教育、就业平等的机会，这也是改变代际贫困传递的惟一机会。

 

新任财政部长楼继伟先生明确机会公平比结果公平重要，数亿农民工朋友能够获得机会的公平，能够自食其力，能够选择好的农民工学校就学，就是最大的成功。

 

注：好了，科学家的研究结果

新型禽流感是基因变异

不是美帝国主义的新型生化武器

有种爱国者以反智为武器

是义和团的变型

让他们这么爱下去

民众遭殃，慈禧得逃难

 

很多东西会成为双刃剑

股票市场推进市场化，也会成为权贵企业的免费融资场

互联网推进信息公开，也会成为控制的手段

取决于背后那双手

但不能因噎废食

取消股市，取消互联网

离上世纪70年代就更近了

 

终于，造假者把抗战剧拍成了神话剧

然后出现祼女，离黄剧一步之遥

自渎，渎人，污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