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月28日，《中国新闻出版报》发布了《中华新闻报》停刊清算公告，此前该报曾多次试图引进战略资本，但都未能如愿。据国家新闻出版总署的消息，这是迄今第一家中央级新闻报纸倒闭。《中华新闻报》是中华全国新闻工作者协会主办的中央级媒体，创刊于1993年5月5日。作为全国新闻行业的沟通平台，《中华新闻报》曾被誉为“媒体中的媒体，新闻中的新闻”。

　　可是，这份报纸却倒掉了。新时期的30年，中国传媒业几乎享受了30年冲浪式的成长方式，也曾一度被称为“中国最后的一个暴利行业”。而这个行业却没办法给中国记协自己的组织一个出版一份为自己服务的报纸的机会。其实，在看到中华新闻报网站的同时就已经感到很诧异，这个给编辑记者等专业人士办的网站之简陋出乎我的意料。看起来，《中华新闻报》的确是没钱了，而且还欠了很多外债，终于在这个秋天轰然倒地，结束了16年的生命。

　　业界对此的评价是积极的。终于有中央级的媒体引入了退出机制，表明新一轮报刊体制改革力度明显强于之前。似乎在报刊体制改革面前，终于有了人人平等的迹象，而不再是前几年“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改革总是“边缘突破”，而没有涉及一些高级别的媒体。其实，如果看看《中华新闻报》的主管单位，就知道这次改革也还是之前改革路径的一次滑行。作为《中华新闻报》主办单位的中华全国新闻工作者协会（常简称“中国记协”），其身份属于半官方、半民间的行业协会。从改革的现实来看，选择《中华新闻报》作为中央级媒体退出机制的实验点，其实也是“边缘突破”，为推动进一步的改革提供威慑力。

　　对于经营不善的报社实施“猝死疗法”，尤其是对中央级的媒体推行“退出机制”，这是需要极大的勇气的。对此，我十分赞同，也对之前媒体上一些评论者对改革魄力拍手称快表示理解。毕竟，纳税人的钱要花给那些有效率，或对传播公共服务有贡献的媒体，而不是随便乱花，扔进一个个无底洞。不过，我这里想问的问题是:是否《中华新闻报》就这样一关了之？作为中国记协所属的媒体应该在什么样的一种体制下运行才会使得其对于行业和社会的福利更大？从组织的性质来看，中国记协作为行业协会应该属于典型的非营利性组织和非政府组织，其下属《中华新闻报》也应该属于行业性公共服务类媒体。而不幸的是，《中华新闻报》却被授予了中央级媒体的光环，而又死于“经营不善”。这是始于1978年的新闻业“事业单位企业化管理”体制对《中华新闻报》埋下的定时炸弹。《中华新闻报》的窘境也为当前“分类改革”的必要性提供了新的证据支持。但是，我却认为，《中华新闻报》的结局只能证明一点，即在行业协会这样的组织中，以营利为目的的媒体运行方式失败了。此路不通，却并不能证明根本就不需要路！作为行业协会，中国记协是否能尝试换一种思路来推行一种行业媒体？而行业协会的媒体在坚持舆论导向正确的前提下，如果能够成为行业讨论与利益沟通的平台，成为行业利益的真正代言人，这样的媒体不会没有生存的空间。

　　行业协会是社会分工专业化和协作化过程中出现的社会团体。在现代国家的新闻传播业中，存在为数众多的行业协会。如美国职业记者协会（SPJ）、美国广播协会（NAB）、美国广告代理商协会（4A）、英国报业投诉委员会（PCC）、英国独立电视委员会（ITC）等。它们是政府、单个媒体以及公众之间的桥梁、纽带、“减压阀”和“平衡器”，对于新闻传播行业规范和行业自律标准的形成与推广、行业合作竞争氛围和良性市场秩序的塑造有突出的贡献。对于当代中国而言，随着媒介融合的进一步发展，原有依托区域行政力量赋予媒体区域性垄断地位的情况正在发生变化，尤其是新媒体的兴起。其实，在当代中国市民社会逐步形成的过程中，政府正从对社会资源的全面掌控转向服务于社会资源的社会化运行，非政府组织正在社会运行中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中国记协这样的行业协会也将承担更为重要的行业价值塑造和表达的功能，行业的、非营利性的媒体将在其中发挥重要作用。分类改革的目的不是要所有经营不善的媒体都倒闭，而是要让市场的归于市场，公共服务的归于公共服务。

　　期待中国记协在《中华新闻报》倒掉之后，为我们推出新机制、新媒体，而不是任由行业媒体一倒了之。

转制工作将全面启动 计划于2011年年底前完成

在8月28日召开的中国报业协会第四次会员代表大会上，新闻出版总署署长柳斌杰在讲话中介绍了中国报业改革和发展的有关情况，并透露非时政类报刊出版单位的转制工作将全面启动，计划于2011年年底前完成非时政类报刊出版单位的转制工作。

柳斌杰表示，报业是我国文化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肩负着坚守意识形态阵地、传播科学理论、传承优秀文化、引领时代潮流、增强文化软实力的重要历史使命，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全局中具有重要地位，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面对经济、科技和国际竞争的严峻挑战，中国报业的下一步发展必须以改革为突破口，通过体制机制改革谋取报业的新发展。

今年4月，新闻出版总署按照中央文化体制改革的部署出台了《关于进一步推进新闻出版体制改革的指导意见》，进一步明确了新闻出版体制改革的目标任务。对此，柳斌杰指出，报业作为新闻出版业的重要组成部分，应在新闻出版体制改革的目标框架下，按照中央关于切实抓好新闻媒体改革的要求，不断适应媒体格局的深刻变化，着眼于大力提高新闻媒体的传播能力，做好下一步的改革工作。按照中央要求，时政类报刊要突出抓好新闻宣传与经营业务两分开，新闻宣传部分要重点做好内部三项制度改革，经营部分要转企改制，成为参与市场竞争的主体，当前特别要积极推进党报党刊发行体制改革，鼓励组建独立的发行公司，完善营销网络，加强市场运作，不断提高传递时效，扩大覆盖范围；非时政类报刊出版单位要全部转制为企业，要按照《公司法》的要求，加强产权制度改革，完善法人治理结构，建立现代企业制度，成为真正的市场主体，参与市场竞争。

柳斌杰指出，目前全国有1943种报纸，分属各级党委、中央各部门、行业协会、报业集团、国有大型企业等机构主管，既有独立法人单位，又有相当一部分非独立法人编辑部，数量巨大，情况复杂，改革任务艰巨。按照中央统一部署，新闻出版总署目前正在突出重点，全面推进经营性出版社转企改制工作，改革的时间表、路线图、任务书都已十分明确，改革的配套政策也已基本完善。在全面推进出版社转企改制的基础上，新闻出版总署现在正会同有关部门制定报刊分类改革的实施意见，启动非时政类报刊出版单位的转制工作，计划于2011年年底前完成非时政类报刊出版单位的转制工作。

荷兰莱登大学是欧洲一个重要的汉学中心。今年6月，中国作家、《天涯》杂志社社长韩少功（简称“韩”）应邀访问莱登，与荷兰籍汉学家雷克马（简称“雷”）就中国当前有关文学问题作过多次交谈。一下是谈话要点的整理稿，我们在此择要刊出，以飨读者。

——编者

九十年代的价值取向分化

雷：中国真是变化很快，我的一些同行说，即便每年去走一走都会有陌生感。你能不能谈一谈文学方面的新的情况？

韩：中国文学界正在经历非常深刻的变化。我们可以看一看八十年代，那是一个高潮期，作家们积压多年的材料、感受、情绪是“井喷”状态，突然涌入国门的西方文学，也对作家们的表达形成了刺激，提供了观念和技术的参照依托。那时候作家们的价值观基本统一，精神上处于自足状态，没有任何内在的危机。批评家谈这个派或那个派，大多是拿地域特点、拿手法技巧做做文章。其实那时候有什么派呵？只有一个派：反“左”的派。大家刚从“文革”的恐怖里走出来，结成了一个批“左”的广泛同盟。民主、科学、改革是共同的旗帜。

雷：那时候好像也有一些争论，比方关于“现代派”的争论，包括你这次在荷兰出版的《爸爸爸》等，当时也遭到批评。

韩：争论主要来自知识资源方面的差别，比方中年代更熟悉苏俄文学，青年代更熟悉欧美现代派文学，于是也会形成冲撞。但苏俄也好，欧美也好，现实主义也好，现代主义也好，当时大多在一种批“左”的语境里得到理解和运用，成了批“左”的不同角度而已。争论一般只在认识论和方法论的层面上展开，没有人生价值取向的纵深分化。

雷：用这种批“左”的广泛同盟，来处理当前世界以及中国的复杂社会问题和文化问题，恐怕还是不够的。

韩：是的。到了九十年代，东欧剧变，东亚经济崛起，全球资本主义垄断一体化和民族主义凸现，很多问题不是一个“左”字涵盖得了的，另一方面，批“左”到了不仅仅是批坏人、批别人的时候，就不那么容易了。市场经济的利益格局更加复杂，一些曾经被很多人笃信不疑的基本价值观正在动摇。一个农民，在要求责任田的时候，他的利益也就是他的尊严，这很好办；但现在他的女儿可能为了钱去陪老板睡觉，是要利益还是要尊严？一个教师，在要求平反的时候，他的利益就是他的道义，这也很好办；但现在为了评上职称，他可能要去拍马屁，甚至与坏人同流合污，也就是说，为了利益可能需要出卖道义。尊严与道义，是八十年代中国人批“左”的旗帜，也是批“左”的胜利成果，现在一念之间就可能在某些人那里荡然无存。“利”和“义”在某些时候不再统一，世俗欲望和精神理想开始出现分裂，这是九十年代最重要的问题背景。这就带来困惑和艰难的选择。这时候怎么批“左”？也许有的人认为，尊严和道义也是“左”，只有钱不是“左”。

你完全可以不当作家

雷：是不是市场经济对作家们形成了特别大的压力？

韩：中国没有搞“休克疗法”，过渡算是比较平稳的。而且应该说大部分中国人正在从市场经济中获益。其实对于一个作家来说，钱多一点或者少一点，不应该成为问题。法国的勃勒东很富有，你们荷兰的凡高很穷，但这并不妨碍他们都有独立而强大的精神力量。而且历史上的作家和艺术家，从来不是最富有的阶层，这是常识。

雷：中国的作家是不是都拿着国家工资？都是“干部作家”？

韩：有很多作家并不拿国家工资，比如王朔，比如张承志，这样的“自由撰稿人”越来越多。但我不愿意夸大收入来源和收入差别对一个作家的重要性。王朔与张承志，都在体制外吧，但文学倾向的差别很大。谋生是人权，没有什么不合理。但文学是另外一回事。文学是审美，是怎样把握判断现实的精神尺度，是如何对自己和大众的生存现实保持一种创造性的价值追问的问题。我不大喜欢一些作家在市场经济中过多的抱怨和失落感。你完全可以不当作家，觉得吃亏，马上就改行，抱怨什么呢？曾经有个青年人问我：“一个作家没有钱可以写作吗？”我就反问：“什么叫有钱？十块钱是不是钱？是不是有了一百万或者一千万才叫有钱？”中国经济这些年发展快，暴富者多，就把大家的胃口都吊得很高。也许太高了一些。

中国晚清以来的文化危机

雷：经济优先是现在全球性的普遍现象。西方国家不少文化人也在“下海”，很多作家和出版家也在商业化。包括东欧作家，在经济改革中也在分流，有的人从政，有的成了书商，出版黄色杂志。他们也面临着很多困难。

韩：中国与东欧的情况还有些区别。东欧的事情一旦没办好，东欧人只是骂政府，骂体制，认为是政治问题，大体上没有文化自卑情结。因为他们主要是东正教文化传统，属于西方基督教文明的大范围之内，他们不觉得这个传统很丢人。“欧洲”永远是一个值得自豪的名词。而中国是一个落后的亚洲国家，自晚清以来不但存在着政治问题，还多出来一条：就是深刻的文化危机。相当多的人认为比起西方来，自己的文明传统很糟糕，必须彻底抛弃。但中国人真正接受西方文明其实并不容易。打打保龄球，看看美国电影，还可以。你真要他们在自己当头头的机关里或者公司里搞点民主，很多人就不行了，还是习惯当土皇帝。我见到过一些人，主张“全盘西化”，但没有几个学好了一门西方语言的，总是让我惊讶不解。他们一到西方就左不习惯右不习惯，还是几个中国老乡成天扎堆，包饺子，西化什么呀？很显然，自己的不要了，人家的又没学会，或者学不会，于是就出现文化空白。因此，同是面临着精神重建问题，但中国知识分子比起包括东欧在内的欧美同行来说，在相当时间内更缺乏文化资源，文化处境也更为复杂。

雷：我听一些从中国来的人说，现在的中国人只谈钱了，中国的作家全部商业化了，但我看了你担任社长的《天涯》杂志，却完全没有这种印象。我很喜欢这本杂志，虽然不一定赞同其中所有的观点。我想知道，这样高品味的文学杂志在中国还有多少？还能存在多久？

韩：中国的很多报刊正在市场压力下消闲化、娱乐化，应该说这是事实，也是社会上某些读者层的合理需要。但是说中国人和中国作家现在只认钱，当然是胡说。《天涯》并不是办得最好的。以我非常狭窄的阅读范围来看，《读书》、《收获》、《花城》等期刊也办得很不错。我看它们都能办得下去。不光是知识分子读这些刊物。《天涯》的邮购者中相当一部分就是普通工人、农民、农村信用社的什么人，他们经常对刊物提出非常到位的意见。在这一点上，中国比有些小语种国家的条件好。中国人口多，市场大，回旋余地大。这也是大语种应该更多承担文明义务的理由之一。我看联合国应该订出一条：世界精神文明没搞好，首先给大语种国家罚款。

雷：《天涯》杂志上也有文章涉及到去年以来的“人文精神”论争，这场论争是不是意味着中国作家一次大的分化？

韩：我一直担心中国作家在思想和艺术上不分化。分化了才有差别，才有多样，才有交流和对抗。这可以逼迫大家接受挑战，逼迫大家都成熟和强大起来。中国晚清以来的文化虚弱，不是因为对抗太多，恰恰相反，是因为对抗太少。争论通常只是闹哄哄的“表态运动”，表态之下没有什么东西。然后就是政治陷害和诱捕，就是人身攻击诛心之论，就是造谣、歪曲、矮化对手、猛攻假想敌一类的胡搅蛮缠，这就争论不下去了，连基本的礼貌也不会有了。这就是痞子打球，越打越没有水平。我希望高水平的多元化，不希望低水平的多元化。低水平的多元化，或者说恶质的多元化，实际上就是提供了重返一元化独断论的前提和条件。

边缘化：冒充大问题的小问题

雷：很多中国作家都在谈论知识分子的边缘化问题，你对这个问题有什么看法？

韩：通俗文化成了文化市场的主流，加上电子传媒推广，演员和歌星总比作家的模样好看吧？所以就更抢镜头。这是问题的主要背景。“边缘化”可以是知识分子的某种真实感受。但这个问题不要谈过头。如果从政治、经济的大格局来看，我看知识分子从来没有怎么“中心”过。古今中外的权势者哪个在乎“书生之见”？即便是知识分子大量当官，也不意味着社会全盘接受了知识分子的理想价值观念体系。哈维尔是剧作家，当了总统，捷克的知识分子就“中心”了？有些中国作家自我感觉太好，以为自己从政至少可以当副总理，从商就可以成为香港的李嘉诚，这是对实际情况的无知。由此产生的“中心”感，只是幻觉。在另一方面，知识分子在他们的专业领域里的“中心”地位，恐怕从来没有动摇过。总不可能把政治家拉来教油画，让画家当学生吧？也不会统统让商人来当哲学教授，哲学家只当助教吧？

文化从来不能代替政治或者经济，但文化一天也没停止对社会发生作用。所以我说，“边缘化”是一个冒充大问题的小问题。这只是一个评价知识的商业价值的概念，不是一个评价知识的概念。是一个评价知识分子社会地位的概念，不是一个评价知识分子对社会发生作用的概念。我喜欢这样一些知识分子，他们并不需要关心自己声音的响亮度，只是关心自己发出何种声音，甚至没有多少“知识分子”的身分感，当然也就无所谓自己的位置在哪里，有多少人看着自己。

雷：提出“边缘化”问题的动机中，是不是有回避政治的因素？

韩：我不知道。我只知道“文革”的政治恐怖，使很多中国作家在八十年代特别愿意强调学术的独立性，艺术的独立性，要同政治闹“离婚”，各过各的日子。这同西方知识分子、特别是左派的知识分子形成了一个错位。他们在那个时候倒是一个劲地要同政治“复婚”，比如美国学者动不动就讲“政治正确”。后现代主义一来，什么都成了政治，任何语言和概念都成了意识形态。当然，不同点在于，西方讲的是广义政治，不光是阶级斗争，也包括了民族的、文化的、性别的冲突，还包括同性恋一类少数群体的问题。

知识控制：大利益还是小利益

雷：后现代理论在中国这样风行，我感到很惊讶，也很有兴趣。据说福科也成了中国一个热门人物，我也很惊讶。

韩：我基本上没有读过福科的书，对他不能有什么评价。据我所知，有些专家眼下主要是运用他关于知识与权利关系的一些观点。认为知识不是中性的，客观的，都隐藏着权利关系和利益要求。这与中国传统学者把知识看成是“天下之公器”，很不一样。这似乎也是以新的形式恢复了马克思主义，因为马克思就是最强调物质利益的，认为人的社会存在决定人的意识。我想，人们在批判强权控制之后，进一步清算知识控制，其实也是反抗另一种更隐形的强权控制，在这个时候想到福科或马克思是很自然的。这算是“知识消毒”或“语言消毒”运动吧。中国迫切需要恢复理论的实践品格。当然，中国也是一个有实利主义传统的国家，有特殊的语境。“利益动机论”可能会演变成“唯利益论”，那么各种文化都只不过是非常庸俗化的争权夺利，用一个批评家的话来说：这个或那个思潮，都只是在“瓜分文化市场的资本”。照这样说，还有什么精神尺度可言？一切学问都成了利益扩张的巧伪之辞，真理这个概念也可以放弃了。

雷：说知识中隐藏着权利因素，当然不能说所有知识就是利益，就是意识形态。不能这样简单化。

韩：中国古代有个苏东坡，是封建官僚。他的诗感动了我，而我根本不是封建官僚。这就证明他的诗歌对封建官僚的利益立场有超越，意识形态已经稀释了，作用相当有限。我赞成用“女权”一类权利关系理论把苏东坡也查一查，但如果把他查得同最末流的诗人没有差别了，这种文化批评与艺术有多大关系？反对普遍主义，当然一开始也有将其“普遍”误用的危险。知识与利益之间有着极其复杂的关系。知识中的利益因素的沉淀、扩散、转移等等，需要针对具体对象作非常细致的辨析。正是从这一点出发，谈利益就要注意层次，有个人利益，小团体利益，民族国家利益，还有全人类甚至全生物界利益。大利益和小利益是完全不同的。大利益就是“义”，就是精神。把精神描绘成排斥一切合理利欲的反世俗宗教狂热，是有些人常用的一种自我保护策略。中国好几次民意测验，证明民众最关心的是三大问题：腐败，社会治安，通货膨胀。这就是人民的“大利益”。有些知识分子从来不去焦虑和深究这些问题，只是成天苦恼自己的一得一失。这是哪一种品级的“世俗关怀”为什么不可以有更开阔的胸怀？不可能有更多与私利无关的兴奋点？这样的人最乐意把福科理解成“唯利益论”和“唯个人利益论”。

理论家应该对现实瞪大眼睛

雷：我发现你们《天涯》上的理论文章大多比较亲切，比较生动，是一种散文体，这是不是中国的一种文体传统？

韩：中国古人写理论，大多讲究文采，这算不算中国特有的传统？不一定。《天涯》是一个文学杂志，所以比较喜欢作家型的学者，编辑和特邀编辑们都提倡中国古人说的“文章”，但它无意也根本不可能取代另外一些类型的理论刊物。在另一方面，也许是我的偏见，我以为把道理说得深入浅出，生动活泼，不光是文体的问题，而是理论的实践品格问题，是学问是否通透的问题。我相信理论有时候无法避免艰涩，我只是怀疑那些只能写艰涩文章的人，据我看，好学问家都不是这样的。

雷：你觉得现在有哪些中国的理论家值得特别的注意？

韩：我不是理论家，回答不了这个问题。个人印象是：八十年代的“补课”任务大体完成之后，传统题材的学问，现在不大好做了，很多人也做不动了。目前似乎有两种人还可以把文章做下去。一种是外语好的人。因为中国加入国际版权保护公约以后，译介外国理论不那么容易了。这样，多一、两门外语的人可以越过翻译界直接追踪世界学术最新进程，至少有话题方面的进口权。事实上，中国的一些“洋博士”近年来已经逐渐表现出这方面的优势。第二种是我更看重的人，就是那些能够直接从生存经验和社会实践中汲取思想能量的学者，能够对现实作出创造性学术回应的学者。这些人不会说“我是搞海德格尔的”或者“我是搞康德的”一类废话，而是对现实的各种动向瞪大了眼睛。这些人的文章拿来一嗅，就可以嗅出不是从书本上东拼西凑来的，而是从作者的亲历性实践中来的。有激情，有生存感受，有现实依据，而且往往有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的内在统一，一句话，是活的理论，有灵魂的理论。这就决定了他们对他人学理的援引，也往往有选择，有辨析，有超越，不会像我在一篇文章里说的那样，只要是名人就统统热爱，不管是什么油彩，都往自己脸上抹。当然，一个人如果兼有上述两种角色，就更好。

雷：谢谢你回答了我这么多问题。

这部“小成本现实主义题材电影“取景自山西省长治市郊区。此文作者姜宝龙，文章是发表在2007年第12期《大众电影》杂志上的，看文章结尾似乎未完，原题“童年记忆中的《西干道》”……该电影饰演女主角的演员后来曾爆料导演在拍戏时意欲“潜规则”……

本人观后感：影像质量很符合影片要表现的主题和年代，长治方言入戏当初应该不在导演计划内，听起来怪怪的。

从这个电影的取景从河南移自长治，我有三个联想：

1、刘震云小说几次三番地把长治作为故事发生地，盖因其家乡在河南新乡，离长治很近，两地人员从古至今往来方便、频繁。

2、直到现在，长治到北京的火车还是绕道河南安阳、焦作、新乡、月山等地拐进长治，而如果取道河北邯郸的话，则路途会近得多……可是长治站属于郑州铁路局，所以此捷径不通：）

3、李零教授所作《上党，我的天堂》一文中，虽粗略考证，但依然划出了自殷商以来上党地区的“历史大脉络”，这是晋东南地区多河南、山东移民，古建筑保存相对多和好，文物资源丰富等等现象产生的重要原因。这个三省交汇处其实大有文章可做。当然“自说自话自娱自乐”那一套是不顶用的。

山西的场景很狂野。在这里他找到了那个年代的整体印象，一个在影像上很独特的故乡。
　　
　　导演：李继贤
　　代 表 作：《王首先的夏天》
　　编剧：李薇
　　代 表 作：《我是一条鱼》
　　摄影指导：王昱
　　代 表 作：《苏州河》《紫蝴蝶》《吴清源》
　　美术指导：全荣哲
　　代 表 作：《横空出世》《冲出亚马逊》
　　录音指导：李学雷
　　代表作：《刮痧》
　　李四平扮演者：李杰
　　于雪雁扮演者：沈佳妮
　　
　　
　　故事梗概：
　　80年代初的西干道，一个封闭的小城。朴素的家庭里父亲是部队的军医，妈妈是农村来的随军家属。哥哥李四平整日旷工不上班，躲在他的秘密领地，偷偷接收遥远的国外电台。方头11岁，内向、自卑，在学校总被同学欺负。他总是沉浸在奇妙的世界里……
　　旷工的事被父母知道了，严厉的母亲打了哥哥，命令弟弟方头每天负责“押送”哥哥到工厂后再去上学。
　　18岁的雪雁出现了，这个平静的小城一切不再寻常。李四平开始迷恋和暗地里试图接近这个大城市来的美丽姑娘。雪雁被当地人歧视、欺负。四平用他特有的方式开始帮助雪雁。青春的爱情已开始在心底涌动，他们彼此已经再也不能分开。
　　一次偷情被人发现，他们成了当地人眼里的流氓，谁也没有想到两人从此竟是生离死别……
　　故乡《西干道》
　　
　　童年的李继贤曾跟随当兵的父亲走南闯北，去过沈阳、湖北、河南等地。“西干道”是他在河南读小学时对河南的印象。东干道，西干道，是他心中一块抹不去的风景。
　　李继贤1989年从北京电影学院美术系毕业时就想把那段童年经历写成电影剧本。直到1996年完成剧本，2006年影片拍摄完成。
　　从剧本完成，到找投资，到拍摄，李继贤说写剧本是最过瘾的阶段。当时他有那么一股冲动，每天能支撑着他带着暖壶，吃着干粮去创作。有时候一天开着电脑十几个小时，一个字也写不出来，可等到要关机的时候才灵感一闪。这时即便是写个三五百字也是最大的幸福。
　　剧本完成之后，期间又经过了数次修改。李继贤说一是随着时间的推移他发现剧本本身存在一些问题，二是中国电影也出现了很多风格类似的作品。他想寻找一种真正的、中国式的、纯粹朴实的电影。
　　《西干道》是李继贤童年时对河南的印象。因此选景时剧组首先去了河南。现在的河南变化都很大，和当年印象中的记忆大相径庭。李继贤和摄影师王昱又去了安徽外景地。安徽很美，在视觉上会比原先设想的更好看，但要改变影片的风格。在安徽芜湖宾馆里，李继贤拿不准主意到底要在哪儿拍。一筹莫展的他又去了山西长治。
　　山西长治离河南新乡很近，那里完全是李继贤童年记忆里的感觉。相比之下，安徽的景好看，但因为气候的关系，即便是在冬季树木也有绿色，因此在视觉上容易出味道。而山西的场景很狂野。在这里他找到了那个年代的整体印象，一个在影像上很独特的故乡。这里既不是农村，也不是城市，而是城乡结合部；这里有很多的烟囱，铁道线穿过乡镇，有山洞、隧道、沟壑、水泥厂、电石厂、钢厂……这些都营造了一种独特的年代氛围。
　　营造一个逝去的年代
　　李继贤从北京电影学院美术系毕业时，曾经跟过张艺谋的《古今大战秦俑情》的美术组。以往做美术师的经验使他决心在《西干道》的服装上要下很大功夫。
　　剧组在北京选了很多服装，但都不符合标准。等到了山西拍摄的时候，整个剧组上下都去附近的村庄搜集70年代的衣服。剧组还让当地军工厂的居委会帮忙搜罗。有时候一天能收集几十件，甚至好几百件。这都是村民压箱底的，衣服基本很干净，准备工作就是在开拍前做旧。
　　李继贤说，当时剧组人员在铁路上抱着收获而归的衣服走在冬天旷野的雾气里时，他真的感觉到了身处西伯利亚的味道。
　　在《西干道》中，服装这方面一直在寻找一种错位感，而不是完全去拷贝年代。所以剧中人雪雁穿的衣服其实是90年代的服装，不是80年代的。
　　《西干道》里有很多火车上的戏份。这个火车车厢其实是一个大货车改造好的。实拍的时候，剧组的老老少少就拉着大货车跑。拍摄地的铁路沿线两边的电线杆子都不是水泥杆，而是过去的木头柱子；铁路也是内部火车线，每天只有一次火车开过。这些都为影片的年代氛围增色不少。
　　《西干道》的另一个主要场景是仓库。和搜寻服装一样，剧组一到长治就东奔西走地寻找仓库。经过再三筛选，导演最后圈定了一个废弃的大车间。车间里的金属锈迹斑驳，门窗都破烂了，被风一吹唰唰响。车间很大，无论是摄像机的调度还是演员的调度都会非常便捷。车间里有个操作台，美术部门因地制宜，把它设计成主人公李四平的桌子。
　　在声音方面，录音师用了一些俄罗斯歌曲，加强了影片的年代氛围。
　　影片在鹿特丹电影节放映时，国外观众很喜欢。虽然他们对当时中国人的生活的理解有距离，但是影片所营造的那种独特的氛围打动了他们。
　　启用非职业演员
　　在《西干道》中，除饰演于雪雁的沈佳妮是专业演员，其他都是非职业演员。在开拍前，李继贤看了很多的专业演员，发现他们受训练太多，抹掉了身上纯真的优点。为了寻找剧中12岁的小男孩方头，副导演到各个学校让男同学都起立站成一排，集中用DV机器录下来。李继贤看了足有2000多名小孩，基本上都是在他眼前一划而过。只有一个叫张登峰的小男孩很像李继贤脑海中的小方头，孩子眼神比较纯洁，符合《西干道》的感觉。
　　张登峰本人很活泼淘气，胆子大。而他饰演的方头则要求自卑，内向，在影片中经常受欺负，静下来有股狠劲。李继贤对方头的要求有两点。第一是放慢动作，说话慢，不能活蹦乱跳，往木讷上走。第二是即便活泼起来也要收敛。
　　《西干道》开机时正是12月。开拍第二天就要拍一场方头的大戏，讲的是方头在玉米地里被人脱光了衣服，跑到玉米地尽头跳崖的戏——原剧本是跳粪池，现在改成了跳黄土坡。李继贤对12岁的张登峰能否演好这场戏没信心，就去问张登峰的父亲，结果张登峰的父亲早躲起来不敢看了。当张登峰从高坡上跳下去时，剧组的司机都来当垫子接方头。导演喊停的时候，工作人员赶快用毛毯来裹住全身赤裸的小方头，并递上早已经准备好的姜汤。可能是“后勤工作”做得比较细致，几天下来张登峰没有感冒发烧，只是嗓子嘶哑了。
　　影片中，方头的父亲是一名军医。寻找导演心中的“像一匹沉默寡言的老马”的父亲形象似乎比寻找方头更有难度。剧组最终在当地的坦克团发现符合要求的非职业演员。他是一名真正的军医，但说服这名军医来演戏费了很大的力气。军医总是在推辞，每次总是说自己不行，演不好。这反倒更加坚定了李继贤要让他来演的想法——这位军医是一位极其认真的地道的中国人，他谦虚，内敛，总是把自己的眼光降得很低。

用搜狗无法直接打出李零，可见在网络世界里，他老人家的知名度还不算高。

同是读《论语》的个人读后感，如果拿于丹教授的书和李零教授的书相比，在发行量上，则于书比李书大了上百倍不止；而在内涵上，则似乎正好反过来……这是我读二人著作的一点小小体会。

读前想不到的是：李零先生已经是花甲之年的老人，其思想却如此活跃而不僵化保守，其文字却如此酣畅而不故弄玄虚。

一个从来没有读过论语的中国人也会知道，孔子说过那句“唯小人与女子难养也，近之则逊，远之则怨”的话，李书直截了当地揶揄后世为孔圣人伪饰的文人说：在古代，忽视妇女还算个事？近现代以来，有了女权主义，大家忙不迭地替孔老先生开脱——何必？

李零开宗明义地说，他读论语，不跟知识分子起哄，也不给人民群众拍马屁。他并且一针见血地写到：“三军可以多帅也，匹夫不可夺志也。知识分子，有种没种，全看这一条”。而对于“现在哭着闹着学论语的”，他则奉劝诸位对照下孔子的另一句名言“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如浮云”。够那啥的。

在李零开列的参考书里，南怀瑾的书赫然在目，他借用牛泽群先生的话说，那是一本“海聊神侃大杂烩”，并在书中多有讥讽。我的联想是，同是对论语的通俗化诠释，为什么于丹的心得和感悟引来如此多的批评意见，而南怀瑾老先生的书，则批评意见要相对小得多？真的完全是因为二者"功力"有别哉？

我看未必。

单就于丹来说，俺获悉她的硕士专业是“先秦文学”，那么她怎会不知道历史上各路人马对孔子、对论语的诸多注解、研究、考证？那为什么她在百家讲坛里选了最通俗最受知识分子诟病的一种讲解呢？

我想，这大概又和她的博士专业，即影视传媒研究有关。在电视上，精雕细琢地“锱铢必较”地严肃认真地讲解经典，行吗？先前我以为当然能行。现在，我以为，这不可行。电视是大众传播媒体，它面对的，其实是李零教授书里的指称的那些“愚夫愚妇”——你怎么能指望这些人会理解哪怕是文科里的前沿研究呢？

我想到一个例子是李鸿章，如今，学术界的研究，早已经证明李鸿章并非是那个我们熟知的“卖国贼”，而是用心良苦为当时的中国鞠躬尽瘁的一代名臣，却苦无回天之力，背了一辈子黑锅而已。但是这个观点，如果在电视上公开宣讲，那，在我们现在的国情下，恐怕后果不堪想象。

一方面，普通人就是普通人，是不求甚解的，是只知也只愿简单地分辨好人坏人的。另一方面，由于政治等等方面的需要，把一个人捧上天贡在神坛上，或者把一个人贬下地彻底妖魔化，则是我国的常态。在当代中国人的写的名人传记中，你就会发现，绝大多数不是捧，就是贬，难得有认真的客观的独立的分析和判断。至于“中国文学式的虚构臆造文字”充斥其间，则更是司空见惯。相比较而言，在这方面，做的好点的是理科出身的叶永烈，虽然“主流文坛”一向对他很漠视，但他的朴实的文字和采访、写作手法，其实是很多中国所谓的报告文学作家，甚至很多记者都缺乏的。

呜呼，又扯远了。那就说《走向共和》吧，不过是个电视剧而已，不是也不准再播放了吗？遑论其他。

今天北京有雾，想起来前几日看过的《迷雾》。

看片名，我想，如果不是有啥寓意，而是实打实地拍雾的话，这可能是个灾难片，就像《龙卷风》、《后天》、《大地震》等等片子一样，表现的是灾难的恐怖和人的反应。或者，再加上科幻元素，比如彗星撞地球那种。

电影一开场，倒有点像鬼怪恐怖片。

往下看，雾真的来了。然后人们被困在在超市里。这时候我想起了希区柯克的《群鸟》，部分场景和情节的确有些类似。

接下来，怪物出现了，让我又疑心这是好莱坞经常在吓唬人的同时恶心人的怪物类恐怖片。

然而，情节往下发生了我想不到的变化。浓雾依旧，怪物也依然在暗处，时不时地出来吓人，并且杀人。

然而然而，让我逐渐产生类似看《灵异第六感》结尾时的惊悚感觉的是：雾终究要散去，怪物终究会被制服，

但是，那可是人心啊？!

是人，人心，阳奉阴违皮里阳秋笑里藏刀变化莫测人云亦云……的人心最可怕！

大师是如何炼成的？一个人是如何变成信徒的？如何被裹挟进“群体狂欢”当中而不能自拔的？如何失去自我的？如何失去理智的？

……

答案可以在本片中找到。

世界上没有救世主，也没有超人。每一个人，你、我、他，都有可能迷失自我。或者失去理性，或者失去判断力，在适当的条件下，每个人都会显露出自己的脆弱的真面目。此类影片，经常把人至于极端、极限的环境中，迫使角色暴露自己。当然，生活中不是这样，真实的自我也许可以隐藏一辈子。

举一个庸俗的例子，在郑义的小说《冰河》中，一对恋人，当生死来临之际，男主角弃她而去，令她看到了另一个他，毋宁说那才是真实的他。

真正的迷雾在人心里!  这个影片当然不像《冰河》那样“浅薄”和单纯，我甚至认为，该片条分缕析地揭示了政治和宗教是如何形成的！不信的话，请你看完再来和我讨论好了。

真正的迷雾在人心里!  那我们用什么来抵挡它？知识？文化？悟性？直觉？勇敢？道德底线？……？

也许这是个没有答案的问题。

顺便说一句，本片的导演，就是那个《肖申克的救赎》的导演。小说原著者更有名，不说也罢。

顺便说第两句：菜头曾经多次嘲讽过励志类书籍，比如那本《秘密》。作为一个曾经很喜欢《读者》的温情故事，而后相对很早认识到那是种垃圾文字的我，曾经和同龄人一样摘抄过励志类的名人名言现在当然弃之一旁的我，曾经把卡耐基之类的书当做解决人生问题的灵丹妙药此后逐渐认识到其中荒唐的我，对此有不同意见。

简单说吧，就像《知音》之类书刊虽然为我等不屑，但依然拥有庞大读者群一样，图书市场是细分的。而励志书，不仅永远有市场，而且也永远有价值——哪怕他的故事都是胡编的——这就是我的观点。

和菜头的反成功人生哲学，我理解赞同。但是我觉得那是螺旋上升以后的认识，比如说，认识到官场的荒谬，断了攀登的乐趣和动力，理解了认同了散淡的人生……请注意，我这里说的是荒谬，而不是无望。

而对于至少另外的相当一部分人来说，不是追求过度成功的问题，而是自卑、胆怯、懒惰，混日子，不愿创新，不敢尝试的问题。所以，励志类书籍导人向上、进取……本身并没有错，大部分人在成长的道路上也需要鼓励，鼓励，再鼓励，非独儿童如此。

错的是不择手段，错的是由此导致的焦虑心态，错的是对成功的界定，而不是追求成功本身。

错的是尽信书的人，错的是书里的硬伤和牵强，而不是书的主旨。

就说道这里打住吧，跑题了好像。

今请看http://www.52qvod.net/play/play2475.html?2475-0-0

今天是2009年6月8日，北京，雨。

上午到北师大听于丹的公共课——《古典诗词鉴赏》，今天是本学期最后一堂课，讲的是苏轼其人其诗其词其胸怀——用于丹老师借用东坡本人的句子概括就是——一点浩然气，千里快哉风。

可能因为下雨的缘故，平日里来自四面八方的旁听者今天不算太多，所以我可以在第四排就找到了空座位，到她正式开讲时，教室里也基本坐满了。

……

于丹，基本上已经成了一个符号，不同的人对此有不同解读。

有人认为她是孔子在当代中国的“代言人”，有人认为她是知识分子里哗众取宠的典型，有人认为她才高八斗，有人认为她庸俗浅薄……

她究竟是怎样一个人？

2006年：《我想握住你的手》

2007年：《必须跨过这道坎》

2008年：《他们》

2009年：《金融风暴中的我》

受小钟老师启发，我也用这几个题目串起了一个文字游戏——

     昨天，《我想握住你的手》，可是《他们》说这样会感染非典型性猪流感。

    ……

    今天，我想：无论如何《必须跨过这道坎》！因为，《金融风暴中的我》，不去握你的手，还有谁的手可握呢……

靠，那是俺滴家乡啊。难道李老先生的意思是和成龙大哥的“中国人需要被管理”的意思差不多吗？还是因为家中出过绑票案，此番以“长治”暗喻香港要“长治久安”，因此李家才不会再次被歹人盯上？

我上谷歌下百度，原来“李老”另有说辞，见后面来自新浪娱乐的“报道”。哈，他老人家肯定没有去过长治。“吊诡的是”，另一个华人首富——台湾首富郭台铭，却原来是长治旁边的晋城人，而且在那里开了很大一个工厂……

中间那个来自《生活新报》的“报道”，已经在替李长治数钱了，端的是一副“小报记者”面孔，哈。几乎与此同时，台湾也传来了老首富王永庆过世之后，后代子孙等人抢夺遗产的新闻，唉。

中新网6月5日电 香港首富李嘉诚的次子李泽楷和女星梁洛施秘密拍拖一年半，两人证实恋情，更惊爆已荣升父母，李嘉诚更亲自替孙取名“长治”。

香港媒体今日报道，现年42岁的李泽楷一年多前与梁洛施传绯闻，与此同时，梁与隶属的英皇娱乐闹出合约纠纷，纠缠半年后双方协议解约，此后女方一直深居简出，有传她因怀孕身处外国待产，及至昨日消息终获证实，李泽楷惊爆已荣升父亲。

报道指，本月23日才满21岁的梁洛施，已于4月底在多伦多为李泽楷诞下7磅重男婴，采取自然分娩生产，母子平安。

李泽楷则对媒体表示，暂时未有结婚打算。

梁洛施的发言人卢觅雪也证实喜讯。她指李、梁产子是有计划的，“孩子的爷爷为孙子取名李长治，至于英文名则由孩子的父亲定为Ethan。”

卢觅雪又提及梁洛施母子的状况，“选择自然分娩的梁洛施，在李泽楷的陪同下生产，过程顺利，产后在母亲的照顾下，复元得很快，即使亲哺母乳，亦丝毫不觉累，算是一个易带的婴儿。对于孩子的诞生，梁洛施感到十分恩赐，最令她开心的是，Ethan是个爱笑的孩子，一家人都被逗得笑逐颜开。由于目前专心照顾初生儿子，所以梁洛施完全没有复出计划。”

香港媒体昨日获得两张李泽楷和梁洛施儿子的照片，其中一张是一家三口的合照，相中坐在椅上双手紧抱儿子的李泽楷笑不拢嘴，躺在父亲怀里的BB嘴张开，双眼闭起，似仍在甜睡中；BB的面型、头型，与短发的李泽楷尤其相似。至于产后不久的梁洛施明显发福，穿着类似病人服的松身衣物，头发盘在脑后，精神甚佳，弯身倚在男友身旁绽放笑容，幸福满泻。

另一张照片则是BB单人照，被放在床铺上的小Ethan表情带笑趣致、轮廓分明。

    今年6月底才满21岁的梁洛施，在今年4月26日低调地为李泽楷（香港首富李嘉诚之子）诞下儿子长治，据悉产后的梁洛施坚持亲自喂母乳，而且也将退出娱乐圈，在美国兼顾母亲与学生的生活。至于李家会不会为李长治摆满月酒，以及与李泽楷的婚期，目前都没有透露。

    另外，由于祖父、父亲都是富豪，李长治一出生就被称作“长期绩优股”，身价至少新台币3000亿以上。比起母亲梁洛施家境贫寒、父亲早逝、母亲在赌场工作，李长治真是含着“钻石汤匙”出世。

    据悉，李长治的祖父李嘉诚拥有5589亿家产，未来可能由两个儿子平分，估计李泽楷能得到2794.5亿；若再加上李泽楷个人身家360亿，算一算李长治一出生就已经坐拥3154.5亿。难以想象的天文数字羡煞不少人，而梁洛施飞上枝头变凤凰，更将成为娱乐圈的超级话题。（转自《生活新报》）

    以下来自新浪娱乐：

    ……被问及孙儿名字寓意时，他说“长”是辈份排字，而“治”则希望孙儿“自治”，即管好自己、警惕自己。

　　李嘉诚喜添男孙，当日向媒体解释孙儿名字寓意：“长，是我们家族一代代人排辈，排到他这一代是长字，长是按辈分取的字。”至于治字，李嘉诚指他喜欢此字有很多好的解释，因为“治可以做好多事，好似治水，都是好事，长治久安都好。”他并称“治”字“很适合男孩用”，但笑言不要将此名字解作治国平天下。

　　他认为，在“治”字数十个解释中，最喜欢“治自己”此一解法，虽然辞海可能没有此解释。他认为“治自己即是你自己管好自己，警惕自己，是一个好的寓意。”同时，他希望孙儿将来对社会、对民族好。

　　根据《辞源》解释，“治”可解作管理、疏理，或泛指进行某种工作，如治学、治经等。李嘉诚向来改名都有心思，好像他于50年代为其创办的塑料厂取名“长江”，便来自“长江不泽细流，才能纳百川归大海”之意。

　　至于由李泽楷取的英文名字Ethan，根据资料Ethan是一个男子名，在希伯来语中，含有“强壮、稳固、持久、忍耐”之意，是圣经旧约中一个智者的名字，汤告鲁斯于《Mission Impossible》(职业特工队)中的角色亦叫Ethan Hunt。

来源：郎咸平官方博客（腾讯）

作者：郎咸平

这是我的新书——《谁在谋杀中国经济：附身中国人的文化魔咒》的序言，该书将在6月初由东方出版社出版。
　　

谋杀中国经济的文化魔咒

1.文化魔咒扼杀中国经济
　　不管你盖了多少高楼大厦，也不管你登了多少世界高峰，可是在老百姓看来，你的心灵就是高不过一座坟头！你说这是不是中国企业家的悲哀？但这还不算是真正让人悲哀的。你想想，多少中国人流了多少血汗，污染了多少环境，才生产出来的物美价廉的中国商品，就这样不但动辄被贸易制裁，还永远得不到人家的尊重。更悲哀的是什么呢？就是我们这么大的内需市场在这30年来好不容易培养出来的几个企业，不要说没有几个真正让世界尊敬的，就连让我们中国人自己心服口服的也没几个。最悲哀的是什么呢？就是我们中国人和中国企业家很少静下心来好好想一想——这是为什么呢？你有没有想过，这些悲哀有多少是我们中华文化的魔咒呢？
　　这几年来，我奔赴大江南北，为政府官员和企业家讲授行业发展战略和企业战略案例。听过我演讲的政府官员和企业家何止成千上万！我期望透过国际成功企业的案例，来改变国内企业家朋友们的浮躁和投机取巧的心态和僵化的思维模式，期望我们的企业家们能够回到企业经营的基本面来。可是几年下来，我非常失望！在互动中，令人难以想象的是，这些朋友提出的问题，几乎完全一样！而且很多人听过我的演讲不下十次。看来我的案例演讲也很难能够改变我们企业家朋友僵化的思维方式。这不得不经常让我静下来思考其背后的文化因素。当然也有为数不少的企业家朋友，受我演讲的影响，改变了浮躁和投机取巧的心态，企业发展取得了斐然的成就。
　　我感觉，似乎有一种“文化魔咒”附身在我们的每个国人身上。就像魔咒一样，去掉也不是，不去掉也不是。之所以称为“文化魔咒”，是因为我们的文化，一面表象为“大爱”，另一面又表象为“浮躁、投机取巧的心态和僵化的思维方式”，这是我们文化固有的劣根性。这是“一体两面”的魔咒，左右着国人的思维和行为。最令人有魔咒感的是，我们的“大爱”文化，是“潜藏”的，我们的国人从来不懂也不会表达我们的“大爱”文化，所谓有“文化”的张艺谋们都是如此，把奥运会的开幕式搞得那么没有“大爱”的文化，更何况普通的百姓们！我们的大爱文化，只有在民族遇到大灾大难时才会迸发出来，四川汶川大地震就是明显的案例。我们的大爱文化能够随时随地表现之时，就是中华民族真正腾飞之日！
　　我认为，我们大爱文化的潜藏性和我们文化固有的劣根性，正是谋杀我们经济的幕后黑手！这不是危言沖听，这是附身在每个国人身上的魔咒！我们必须打破这个魔咒，让我们的大爱不在潜藏，让我们文化的劣根性不在成为我们思维的习惯，我们的经济才有救，国家才有希望。这就是我，作为一个经济学家，准确地说，作为金融学家的思考！我希望通过本书，用老百姓都能听懂的语言，把这些思考展现给各位读者，让我们的读者跳出文化魔咒，不再茫然！
　　

2.文化魔咒根深蒂固
　　这些植入每个中国人文化层面的劣根性包括三种：浮躁、投机取巧和思维僵化。而这些劣根性导致了中国企业的盲目做大做强，其手法就是投机取巧的收购兼并，但是由于思想僵化的结果，我们会发现这些被文化诅咒的劣根性百年来还是没有太大长进。本书的第一部分就是带领大家从历史的角度，来看中华文化的劣根性对于我国企业甚至高科技发展的冲击。
　　在本书的第二部分，我会与大家一起分析中华文化的四个茫然表现：第一就是中国人就知道茫然地赚钱，为了赚钱可以没有任何社会责任感和道德感；第二就是我们这个文化茫然的自闭，对外面的世界缺少真正的理解，好不容易有所了解也只是浮躁地停留在表面；这样就导致第三个茫然，即我们也很少明白别人如何来看我们，我们通常只是茫然地关注其看法，而不去思考这些看法背后的根源在哪里；第四，更可悲的是，与别人对我们的了解相比，我们对自己的缺点是茫然的，缺乏深刻的认知和反省。
　　既然说是中华文化的诅咒，那么这三种劣根性及四种茫然就不是只有今天的中国人才有的。事实上，正是因为我们缺少对自己缺点的深刻批判和反省，才使得今天的中国人和中国企业对中国古代商帮有一种普遍的错觉——晋商是金融楷模，徽商是内贸模范，浙商和粤商是外贸鼻祖。更普遍的错觉就是对胡雪岩的崇拜，事实上大家了解的或许只有他早期的一时煊赫，却并不知道他后期因为中华文化的投机取巧而导致彻底的失败。因此，本书第三部分会带领大家以第一部分和第二部分所累积的批判眼光，重新审视四大商帮的兴衰故事，挖掘附身中国企业文化魔咒的根源。
　　你如今的所做所想，有多少是来自你已经默然接受的中华文化？我们说具体一点，想想你心目中的诸葛亮，你只需要回答我一个问题：“你是不是觉得诸葛亮足智多谋呢？”或者我换个问法：“你是不是也觉得诸葛亮是一个非常值得学习的好榜样？”
　　只要你是土生土长的中国人，你的答案肯定都是：“是，当然是，诸葛亮又是草船借箭的，又是借东风，又是空城计简直聪明极了！”然而你可能并没意识到，这恰恰是我们中华文化的一个致命伤——投机取巧。你有没有想过，万一东风没有借到，东吴数万将士的生命将置于何处？你想一想，这是什么事件呢，标准的小概率事件！一场生死攸关的决定性战役却系成败于小概率事件，请问这是什么心态？同样，诸葛亮在空城计里是不是也心怀这种以小搏大的小概率心态？这种小概率事件具体的表现，就是我们经常谈论的“四两拨千斤”、“杀鸡焉用牛刀”这种投机取巧的心态。请读者想一想，中华文化为什么不崇拜“千斤拨四两”这样拥有必胜把握的心态呢？
　　这还不是最致命的，最要命的、也是最悲哀的，就是浮躁！中国人崇拜悲剧英雄，例如岳飞、屈原等等，就是浮躁的表现。我为什么这么说，因为崇拜悲剧英雄就只是看他们表面的悲壮，正所谓“出师未捷身先死，长使英雄泪满襟”。但是我们的文化却不去深究这些悲剧英雄失败的真正原因，其结果就是造成我们只看表面现象，不研究真正的本质原因的恶质文化传承。例如我们经常说的“失败乃成功之母”，就是这种心态的表现，我们会盲目地相信表面上的失败加失败加失败竟然会等于成功，而不去研究每一次失败的本质原因。你平时有这种心理可能不觉得有什么大问题，可是你知道不知道，浮躁这种心态如果放在企业家身上会导致什么？就是喜欢盲目地做大做强。我经常说，我们的企业家只要做到一定的规模，就会产生进入世界500强的病态心理。为了实现这一目标，他们采取的方法就是投机取巧，例如TCL收购汤姆逊，联想收购IBM的全球PC业务，就是这两种病态心理的体现！由此带来的直接后果就是摧毁股东价值，并且这样的事例不是偶尔发生一次两次，而是反复重演。我们的企业家乐此不疲，投机到底。这种病态心理就是在你崇拜悲剧英雄和相信空城计的一刹那进入你的灵魂的；就是在你欣赏诸葛亮借东风火烧赤壁的那一刻，成为你永远也跳不出来的僵化思维的一部分的，这些细节我在本书第一章里会详细解说。
　　

3.中国高科技的文化魔咒
　　类似的文化问题也严重影响着我国高科技的发展。以联想为例，联想在2004年之前浮躁地想要进入世界500强，而其手法就是投机取巧地搞IT服务、手机、互联网；到了2004年，这些战略几乎全都一败涂地，于是联想又开始收购IBM的全球PC业务；而到了2009年1月6日再次陷入困境。我觉得最有趣的就是，联想在这种困境之下又在押宝！2008年柳传志说要搞服务器，到现在也没有见到什么真正的起色，2009年又押宝中小企业市场、押宝超级计算机、押宝服务器、押宝1500家体验店、押宝时尚计算机、押宝上网本。任谁都会发现，这家企业的战略怎么这么混乱啊！
　　其实这些混乱的战略充分显示出，中国高科技企业特别好大喜功。举例而言，联想在2005年就非常高调地宣布将制造出世界最快的超级计算机，目标就是比IBM还快10倍！这背后是什么东西在作祟？就是我们的文化崇尚的精神目标，如“追求第一”、“不鸣则已，一鸣惊人”。而这种心态就是我前面所讲的浮躁，因而使得我们相信奇迹，而且崇拜奇迹。由于受到这种浮躁文化的影响，我国许多企业在高新技术产品开发过程中追求高目标，喊出“世界最快超级计算机”的口号，甚至把追求“国内首创”、“填补国内空白”、“填补世界空白”作为产品的研发目标。至于如何达到这个目标，竟然是以“愚公移山”和“铁杵磨成针”这样非科学的僵化理念作为座右铭。
　　到底什么才是正确的高科技理念，我们以甲骨文公司的成功为例，谈谈如何打破中华文化的魔咒。
　　第一，在西方理念中，所谓科研就是积累和传递。中国科研的特性正好相反，我们基本上都在低水平上浪费时间了，而且缺乏积累和传递。例如我们小学二年级的学生就可怜巴巴地背九九乘法表，这就是低水平的浪费。这种低水平的浪费还包括了我们消耗了学生大量的时间和精力学习数学和物理等学科的解题技巧，还有特重视以解题为主的奥林匹克数学、物理等等的竞赛。此外，还有一句各位学生和家长最熟悉的低水平浪费的话就是“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这是绝对的胡说八道，而且绝对是低水平的浪费时间。
　　第二，在西方理念中，所谓科研就要遵守规律。我们不同，我们不尊重规律，而希望破坏规律，我们甚至以破坏规则规律为荣。举例而言，我和很多国人一样，都以破坏规则为荣。我在2008年10月初应邀到广西梧州演讲，由于没有飞机到达那里，而开车过去需要5个小时，为了赶时间，演讲主办方派了一部警车来接我。我坐上警车后，警笛一路鸣响，又闯红灯，又不交过路费，我心里觉得很畅快。我在破坏交通规则之余，不但不以为耻，反而得意洋洋。
　　第三，在西方理念中，所谓科研就是加强对错误的测试和验证。在我们中国人的潜意识里，什么叫水平呢？就是做出来的事没有错误，对工作的要求也是这样的。我们为什么有这种追求完美的思维呢？我想可能与我们从小到大每次考试都追求100分的心态有着直接关系。甚至孩子考了98分，爸妈还不一定满意，因为没拿到100分，因为只有100分才完美。在这种意识的支配下，加强对错误的测试与验证过程就被视为一种资源浪费，因为既然没错误，就不要测试与验证了吧。而在西方理念中，完成的工作必定有错误，而且，高科技含量越大，错误也就越多，这不是有无水平的问题。所以，他们认为，加强错误的测试与验证是成功的必然保证。他们为什么有这种接受错误的思维呢？我想很可能与西方的考试制度不同有关，基本上西方是以曲线打分，只要你在全班位于前30%，你就是A，虽然你考试犯了很多错误，但你相对上仍然是最好的。因此西方人勇于接受错误的思维远远高于我们，这种思维表现在科研上就形成了西方重视测试改正错误，而中国人不重视测试。
　　第四，在西方理念中，失败就是控制和管理的失误。这种心态在我们的企业里是不可想象的。“失败是成功之母”，我们认为这是理所当然的。由于我们有这种思维，因此失败可以不被追究责任；而在西方理念中，就不这么看，失败必然是控制或管理失误，是要负责任的。
　　这些就是本书第二章要细谈的中国企业在科技研发上的错误思维，本质上就是中华文化劣根性的一种放大。

清心为治本，

直道是身谋；

秀干终成栋，

精钢不做钩；

仓充鼠雀喜，

草尽狐兔悲；

史册有遗训，

无贻来者羞。

来源：知录摘

作者：林思云


　　赵无眠先生的《南人北人》甚是生动有趣。虽说都是中国人，南人和北人的差别，可能比德国人和奥国人的差别还要大。读了赵先生的《南人北人》后，不由想继续深入谈谈中国的地方人。

　　关于北京人、上海人、广东人，人们已经谈得不少，这次找个“冷门”谈谈山西人。我本以为在网上不会看到多少山西人，因为山西是个只有两千多万人口的小省，而且地处内陆，出国的人应该不太多。可是没想到网上看到的山西人还真不少，经常出没银河的山西干将李有才大概就是用了赵树理小说《李有才板话》的笔名，老吃先生还有一个爱发牢骚的山西表哥。

　　山西作家赵树理虽然不象鲁迅、巴金那样有名，在中国文学史上还是个值得一提的人物，因为他是“山药蛋派”文学的开山老祖。为什么叫“山药蛋派”呢？这还不是一两句话可以说清楚的。

　　不知道英文中Potato这个玩意儿是什么时候传到中国的，曹操肯定是没有吃过Potato，贾宝玉好象也没吃过，所以Potato传入中国大约是清朝中期吧。那时中国还没有人懂洋文，无法直接音译，只好拍脑袋乱起名字。广东人把Potato分到“薯”类，起名叫作“马铃薯”；南京人把Potato分到“芋”类，起名叫作“洋山芋”；北京人把Potato分到“豆”类，起名叫作“土豆”；而山西人又把Po tato值健暗啊崩啵Potato起个爱称叫“山药蛋”。（从中国各地对Potato的乱称呼，可以看出中国人的思维比较混乱，对事物分类的无科学性）。

　　中国的文人（那时还没有知识分子这个词）历来自命清高，所谓清高就是不谈日常生活琐事。画家只画山水花鸟，绝不会去画一个锄地的老农；文士满口只是“之乎者也”，对身边的自然界，动物植物之类全无兴趣，文人雅士的文章中也从来不会“土豆”、“山药蛋”这些词，所以当时没人想到该给Potato起个正式名称，就任凭乡巴佬们对Potato乱叫起来。

　　直到近代植物学传到中国，学者们才注意到这件事：Potato传到中国这么多年，居然还没有一个正式的“学名”。采用北京话“土豆”作为Potato学名显然不妥，因为在植物学上Potato并不属于豆类；采用山西人的爱称“山药蛋”，更犯动植物不分大忌；还是广东人把Potato分为“薯类”比较符合植物学，所以就把Potato的学名定为“马铃薯”。虽然现在Potato也有了正式的学名，但中国人的地方主义严重，各地还是坚持自己对Potato的俗名，在中国各地统一对Potato 的称呼，似乎比统一台湾还难。

　　中国老百姓缺少自信，没有个人的主见，一看到洋人好，就开始盲目迷信和仿效洋人。既然洋人先进，那么洋人的礼仪行为举止必然也是先进的；既然中国人后进，中国人的礼仪行为举止必然也是后进的。一个人一旦有了“洋气”，连格调、水平也跟着高了起来；而传统的中国味十足的东西，则沦为下品之物，起一个诨名叫做“土气”。甚至连殖民地香港人的行为举止也沾上了“洋气”，成为国人羡慕模仿的对象。山西人比较保守，喜欢坚持老中国的传统风格，于是山西人的行为举止就成为“土气”的代表。陈永贵大叔头上裹一块白毛巾，就被大家传为“土气”的笑料，而如果香港人头上也裹一块白毛巾的话，就会被中国人视为时髦风尚，神州大地白毛巾恐怕就要一时脱销。

　　近代中国人的崇洋之风也波及到Potato的名称，一个人如果把Potato叫作“马铃薯”，就会被人认为是具有“洋味”的新派人物；一个人如果把Potato叫作“山药蛋”，肯定被人笑话为土老冒。所以赵树理这样把Potato叫作“山药蛋”的小说家，就被人谈笑为“山药蛋派”，表示其人和其作品都是土气十足。虽然赵树理只有小学文化程度，他的小说《小二黑结婚》、《李有才板话》还是写得不错的。在中国现代文学一片洋风热浪里，赵树理的作品独树一帜，亦是难能可贵。不过在崇洋心态严重的现代中国人看来，一提到“山药蛋派”，就认为是上不了台面的下里巴人俗货。

　　也许是一种成见，人们提到山西，往往就不由地和贫穷落后联系起来。我查了一下统计数据，1999年中国各省城市人口的平均收入排行表中，广东省第一，山西省则倒数第二，比新疆宁夏人的收入还少一大块，仅比最穷的甘肃省略好一些。然而山西人在历史上却从来没有如此“穷”过，余秋雨还写过一篇《愧对山西》的散文，专门讨论过这个问题。

　　其实现在山西也本应成为一个富省，山西人口不多，人口压力不大，粮食等一直能够自给自足。特别是山西有极其丰富的煤炭资源，现在中国能源的70％依靠煤炭，而中国煤炭的60％又靠山西，如果山西有独立自治权，象中东石油国家那样专门出口煤炭的话，山西人早就富甲中国了。现在山西之穷主要是中国政府的责任，只让山西搞煤炭和煤炭关联的工业，而煤炭的价格又被压得极低，卖煤炭越卖越穷，以至于穷到中国之最的边缘。

　　山西出的历史名人不少，即使到了近代，也是名人辈出：民国时有在山西搞独立王国的阎锡山总督，毛泽东时代有国人皆知的“农业学大寨”陈永贵总理，更有那个“你办事我放心”的一脸憨傻表情的华国锋主席。不过在山西的历史名人中，最有名的还是关云长。关云长是中国人“忠”的模范代表，被历代皇帝册封为“关帝”，比岳飞的爵位“岳王”要高一个档次，山西解州“关帝庙”的规模也比“岳王庙”的规格大出一块。关云长的“忠”的程度，的确没人可比，曹操给他高官厚碌、骏马美女，都留不住他（现在的中国人好象用几块美元就能收买），非要去找他那个落魄的刘备大哥。而岳飞的“忠”，除了背上刺有“精忠报国”四个字外，却没有什么凭证，谁知道岳飞打下江山后会不会谋反。但近代中国人净受外国人欺，就把抵抗外族侵略的岳飞拔高成为“忠义爱国”的模范，其实关云长的“忠义爱国”精神应该比岳飞更可颂。

　　虽然关云长是千余年前的古人，但关云长的性格还是可以作为山西人性格的代表，这就是“忠厚老实”。山西诗人王维的作品风格纯朴，和俄罗斯出身的李白之浪漫风格实有天壤之别。现代的山西名人陈永贵、华国锋，也都是“忠厚老实”的代表人物。山西历史上尽出忠臣，却很少出奸臣。中国历代的“汉奸排行榜”中，似乎没有几个山西人，这大概也是山西人“忠厚老实”的缘故吧。

　　现在中国人说到“老实”，并不是一个褒义词。一说起某某人“太老实”，那绝对不是什么赞美，而是“没用没出息”的同意语。介绍对象时，如果说到该人“老实”，这婚事大致就要告吹，姑娘们哪有愿意嫁给老实人的。我们也不能当面说某个人“老实”，否则对方就要怒气上冲：“凭什么说我老实？”

　　中国人心目中比较欣赏那种会耍小聪明、油滑狡诈的人物。可是中国人聪明反被聪明误，不明白“老实”才是办大事的根本。以前山西的“晋商”行遍中国各地，大买卖基本上都让“晋商”包了。山西人之所以能作这么大的买卖，其最主要因素还是在于“老实”。当时中国并没用银行、保险公司这样的信用机构，作大买卖所需要的数以万计的银两本钱，全靠向亲戚朋友借贷。那时借钱没有什么担保，借钱的信用全靠当事人的一句许诺。如果你借钱的话，是愿意借给忠厚老实的人？还是愿意借给油滑狡诈的人？显然油滑狡诈的人不易借到钱，而忠厚老实的人反而能借到钱，这就是“你办事我放心”效果。

　　“聪明人做小买卖，老实人做大买卖”。其他省份的人太油滑一些，所以只能做小买卖。山西“晋商”传给后代的古训，并不是什么坑蒙拐骗的奸商密诀，而是厚道信用、不怕吃亏的“说老实话，办老实事，作老实人”的作人原则。其实现在世界上各个成功的大公司，也都是在“三老”的原则下办起来的。这些公司一分价钱一分货，绝不干“以次充好，以假乱真”的行骗行径，对顾客讲信誉，宁可自己吃亏，不让顾客吃亏。现在中国的商人往往喜欢耍“以次充好，以假乱真”的小聪明，虽然能够一时得逞，但由于失去了信用，买卖终究无法做大。前些时候日本电视台报道中国人向日本出口的松蘑中插入铅条，向韩国出口的螃蟹中塞入铁钉来增加重量，都是中国商人耍小聪明短视症的典型。

　　近代的银行等金融机关兴起后，私人信用不再那么重要了，山西的晋商也开始衰败。现在山西人看着外省的假货大发其财，也难免心手发痒，开始学着作起假来。但山西人还是老实，作假的水平也低劣。精明省份的人作的假货不是100％的假货，而是半真半假，让你上了当也发觉不了；而山西人作的假货就是100％的假货，往往让人一眼就能识破。前些时候的山西假酒毒死人事件，也能看出山西人作假的水平：山西人做的假酒就假到能毒死人的地步，精明省份作的假酒哪有假到毒死人的？

　　出国后，感到外国人的老实程度，远远超过中国人，有人把美国人戏称为“大儿童”，而中国人从小就被培养成心计十足的“小大人”。中国人虽然在耍小聪明、玩小诡计方面大大胜过洋人，整人、骗人、坑人的本事，绝对让洋人们自叹佛如。但在发明创造等大智慧方面，中国人就相差太远了。中国有句格言“大智若愚”，可惜中国人没把这句格言当回事，和外国人打了一些交道后，我才体会到“大智若愚”的真正含义。

　　老实人组成的团体有个最大优点就是彼此信任，相互团结。而聪明人组成的团体则是相互猜忌，一盘散沙。在和平时代，老实人团体的优点还不是特别突出，但到了战争时代，老实人团体的优越性就出来了。所以老实的山西人一般比较抱团，山西人碰到山西老乡，不认识也会热心帮忙，以前中国各地都有山西同乡会的“山西会馆”。

　　山西人打仗也颇为勇敢，抗战时日军从北路进攻山西，阎锡山搞了一个“忻口战役”，这是日军在中国北方战场遭到的最顽强抵抗。阎锡山军和蒋介石的中央军不同，没有精良的装备，全靠将士的勇敢。阎锡山把全数精锐都投入了“忻口战役”，仗打得十分惨烈，士兵打完军官上，硬是挡住了日军的猛攻。最后守卫石家庄的国军望风而逃，日军乘虚从南路进入山西，阎锡山军才撤退到山区打游击。

　　在“解放战争”中，解放军遇到的最难打的一仗就是“太原战役”。在三大战役以后，长江以北已经全部成为共产党的地盘，唯独山西的阎锡山军还在死守太原一座孤城。在四面楚歌、毫无取胜可能的情况下，山西人死守太原长达一年之久，太原城的解放（1949年5月）比南京还晚（1949年4月）。解放军和阎军在太原周围展开了拉锯战，解放军攻下一个阵地，阎军再反攻夺回，双方的伤亡都极大。最后解放军采用围而不打的围困战术，围困在太原的阎军由于长期吃不到蔬菜，士兵多数患了夜盲症，天一黑就看不见东西。

　　阎锡山的部下劝阎锡山说：“长官，太原早晚是守不住的，您还是走吧，只要长官在，将来山西就有希望。死守太原的任务就交给我们吧。”阎锡山乘飞机逃出太原后，阎军将士对阎锡山仍是极忠，守卫太原坚持到最后一人。解放军攻入太原城后，守城的阎军高级将领集体自杀，现在台北还有一个“太原五百壮士”纪念碑，纪念太原战役中的阎军将士的忠勇。

　　华国锋时代提倡过“三老四严”（即“说老实话，办老实事，作老实人”的晋商古训），但伶俐的小邓上台后，老实人就没市场了。现在中国是一个鼓励奸诈，老实人吃亏的社会，这样一来大家都向奸诈看齐，老实人也学得不老实了。在这股油滑狡诈的浪潮中，山西人还能不能保持那份老实忠厚，的确让人担心。

　　虽然山西深在内陆，但我感到山西人在性格气质上，倒比沿海省份的人更接近洋人的“大儿童”性格。说山西人“面土心洋”，似乎亦不为过。

昨天，有人要问我是谁

我总不愿回答

因为我怕 我怕被城里的孩子笑话

他们的爸爸妈妈送他们上学

一路鸣着喇叭

有的开着本田 有的开着捷达

我们的爸爸妈妈送我们上学

一路都不说话

埋头瞪着板车 裤腿沾满泥巴

我们的校园很小

放不下一个鞍马

我们的教室很暗

灯光只有几瓦

我们的椅子很旧

坐上去吱吱哑哑

但是我们的作业工整

我们的成绩不差

今天有人要问我是谁

我要大声告诉他

是中国的娃 祖国的花

天空更加晴朗 阳光更加灿烂

温爷爷为我们题词

希望工程为我们把爱心播撒

不再低头 不再害怕

说出我们的心里话

我爱我的妈妈 我爱我的爸爸

因为——

是妈妈把首都的马路越扫越宽

因为——

是爸爸建起了北京的高楼大厦

要问我最想说什么

我爱首都北京 我爱我的国家

以上是黄传会著《我的课桌在哪里？——农民工子女教育》里的一篇“序言”，后面标注着：本诗初创者为昌平区智泉学校秦校长，后经过诸多社会人士反复修改而成。

当中国成为世界顶尖奢侈品牌的消费大国的时候，当媒体蜂拥爆炒所谓“富二代”的时候，有多少城里人关注过“穷二代”——第二代农民工的命运？

在北京，这样的处在学龄阶段的“新公民”青少年至少有二十万人，而在全国，则是一个至今无法统计的数字。在《我的课桌在哪里？——农民工子女教育》这本书里，作者仅仅通过走访几座北京有代表性的打工子弟学校，便揭开了这个鲜为人知，也鲜为人关注的社会问题的冰山一角。

说实话，我觉得那真的仅仅是冰山一角而已。

一方面，我钦佩作者以一个完全局外人的身份，深入农民工中间了解情况；另一方面，我从他仅仅在自己居住的北京万寿路海军大院内外的弹丸之地，就可以感受“天下农民工”，又深深地为包括我自己在内的所谓城里人，对这些90年前，曾经被一代知识精英赞誉为天下最光荣的劳动者——的隔膜和漠视而感到些许不安和惭愧。

……

“新公民”，我最早是从京城商业思想家冯仑的书里那个砸出一亿人民币办慈善的企业家最终成立的南都基金会现任操盘手徐泳光先生那里，听到了这个温暖的、包容的、新鲜的称呼。他并引用一位外国作家的话说，这些“新公民”们既熟悉农村的现状，又部分融入了城市生活，他是我们这个国家最有希望的一批人，未来的栋梁一定会出现在这批人里……（大意）

诚哉斯言!今年是个特殊年份，那么就从60年前中国共产党赢得新中国的历史典故中看，只有充分了解国情，尤其是了解中国农村的国情，尊重理解最广大国民，也就是农民的渴望和需求，感同身受因势利导……才能在政治上有所作为。

这个话题涉及许多方面，先暂时写下这几句吧。

这是一条普通居民越来越少的街道，因为住处的特殊，这些居民每逢重大政治事件就会被动员起来，他们被反复强调，要有“红墙意识”。而他们生活的北京，像是依附在身旁的这条街道生长起来的城市。长安街从天安门广场延伸出去分支出去，在这个城市一圈一圈扩散编织成环、成网，最后，覆盖到这个国家的每个城镇，连接起每条街道。

每天，操着各种口音的人们，乘坐各种交通工具抵达北京，汇集到长安街上，在宽阔的长安街，在巨大的广场，在周围巍峨耸立的建筑物脚下，在卑微渺小之感油然而生之时，领略那种夙愿以偿的微微晕眩。

对绝大多数中国人来说，他们心目中真正的北京，其实只是长安街沿线的北京。这条街道上那些标志性的建筑物，人们从小就牢牢印在脑海里。这里曾是中国人心目中的麦加。

这个国家的每一天，是从第一缕阳光打在长安街正南的天安门广场开始。每个黎明，都有上万来自各地的人们提前守在这里，静静地等着国旗与太阳一同升起。每天傍晚，人们会在广场渐渐聚齐，等候太阳与国旗一同降下。

只有来过这里的人，才会突然有种与“国家”近距离接触的感觉。“国家”的象征物，曾经是长安街北面的天安门城楼，伟大领袖曾在上面向亿万子民挥手，现在，“国家”的象征，是长安街南面广场上飘扬的国旗。

每个从这里回到家乡的人们，带给亲友的，除了烤鸭、果脯之外，一定是政治。那绝不仅是因为碰到了几个北京人——在外地人面前，他们亲自见证过所有重大事件，而确实更因为，自1949年起的60年来，几乎一切重大政治事件，这里都是历史现场，而这条街道上的一砖一石、一牌一匾的变迁，都对应着这个国家的政治变迁，是60年来世事沧桑最浓缩的注释。

天然要成为神州第一街

真正意义上的长安街，诞生于1949年新政权建都北京，并决定将行政中心置于旧城中心之时。关于国家行政中心的位置，当时，有另一种截然不同的方案。梁思成与陈占祥在1950年2月发表的《关于中央人民政府行政中心位置的建议》中，主张将行政中心建在三里河附近，若梁陈方案被采纳，则无今日长安街。

如今人们在重温梁陈方案时，会强调当时苏联专家反对意见的作用。其实梁思成本人当时就应该预见，以旧皇宫为中心的长安街沿线，必将成为新政权的行政中心所在。

其实，建议发表之前，梁思成夫妇正参与设计的国徽中，天安门就已被确定为最重要元素。若天安门依然是旧皇城大门，不但使国徽中“天安门象征中国人民反帝反封建的不屈的民族精神”的解释变得牵强，也使其居国徽中央的位置显得不伦不类。

天安门与新政权的联系，可追溯到革命先声的五四运动发轫于此，而新政权在此举办的开国大典，更强化了它与革命的联系。革命政权的气象和特征之一，即宏大的人民群众游行。虽然，天安门城楼的设计者从未考虑过有朝一日它会有这样的用途，但确实没有什么地方，会比在天安门城楼上更合适检阅人民。

革命善于将旧时代的躯壳注入全新的灵魂，将之点化赋予全新的生命。新政权还在中国西北一角的延安摇篮之时，就将嘉岭山上祈求风调雨顺的宝塔，变成神圣纯洁的中国革命的象征。若追溯中国革命的源头——苏维埃政权，则有克里姆林宫的洋葱头上加上巨大的红星后，旧皇权的象征变为世界红色革命中心的神奇。

1949年的开国大典，是对长安街未来政治功能的一次预演。当时，国家领导人即考虑到，需要有场地供几十万乃至上百万人游行。旧长安街和天安门广场都不能满足这一要求，作为一个整体的北京旧城轮廓就必然会被拆除。

虽然梁思成也用上了革命的理论：皇宫等虽然是旧社会统治阶级所使用，但却是劳动人民的血汗建造的，现在劳动人民当家做主，这些旧的剥削阶级享用的东西，现在的主人是劳动人民，理应保留。

但梁思成和陈占祥的城市规划，本质上考虑的，还是传统文化的保留，以及将来城市发展空间的要求。譬如，若行政中心在市中心，将来必然会导致拥堵以及城区功能单一的问题，虽然梁的担心被不幸言中，但在当时，这些原本就无足轻重。

在长安街的宽度问题上，无论是梁思成还是当时的苏联专家，多是从人的角度着眼，强调长安街若太宽，非但行人跨越不便，而且从比例上看，周边的建筑物体量的协调性也成问题。苏联专家甚至举了莫斯科红场的例子——它甚至没有今天的长安街宽。

然而，当时的革命领袖，相信自己寻找到拯救中国社会的终极真理，有这种自信，才有“在一张白纸上才好画最新最美的图画”的豪迈，有了这种豪情，无论是一个历代王朝遗迹层叠的城市，还是一个有着几千年历史沉淀的国家，都是一张可以用橡皮擦抹去旧痕重新作画的白纸。

所以，长安街最终成为一条独一无二的大街——中心地段几乎没有树荫，行人无法横越，无处停歇，压倒一切的是政治逻辑。没有宽阔的“神州第一街”，不足以显示威仪和神圣。

作为一种范式和逻辑，长安街依然潜移默化地影响着中国今天城市的改造。不少城市新区的中心，壮丽雄伟的行政中心对面，大多是一条至少双向八车道甚至十车道的大街，空阔无人。

当然，如果与唐代长安城中150米宽的朱雀大街相比，无论是1950年初次讨论规划时，拟议中100米宽的长安街，还是今天最宽处达120米的长安街，都还稍显逊色。

长安街改造，天安门城楼被红色粉饰一新后保留下来，它的正南面被拆出一片巨大的广场，瓮城内并不宽阔且有牌楼隔断的长安街被拆成一条宽阔通畅的大道，长安街遂具“神州第一街”的气度。

而“十大建筑”的落成，才让长安街成为今日的长安街。虽然当时在规划中规模宏大的中国革命和历史博物馆，最终苦于资金匮乏，不得不缩小了馆厅的实际面积，但之后套在外面的巨大门框，仍使之在远观之时有着非凡的气势。

长安街沿线的政治建筑，确立了中国公共政治生活的方式，它成为一种政治建筑范本，在每一个城市、每一个乡村推广，凡有人聚集之处，必有广场，旁边必有一庄严的行政建筑，门楣上必像天安门城楼一样，悬挂着国家的标识。

人民定时聚集在以天安门为核心的分支广场，同时聆听来自祖国心脏的声音，同时表达喜悦，同时表达愤怒，人民与领袖同呼吸共声气，由此来实现人民的当家做主。

今天辉煌壮丽的长安街，虽然是60年来一次次改造的结果，但这条伟大的街道在梁思成、陈占祥还没有提交其报告之前，甚至在新政权还没有在天安门城楼上宣告成立之前，已出现在新政权领导人心中。

北京市长安街及其延长线全面整治领导小组办公室主编的《神州第一街》，前言中有这样一句话：“我们深知，这一系列伟大的决定和规划设计的大手笔，只能出自那些具有解放全中国、解放全人类胸襟的无产阶级革命家之手。”

天安门上太阳升

记录开国大典那一庄严时刻的影像资料，由于当时种种条件不足，构图多未尽如人意。1952年董希文创作的巨幅油画《开国大典》，最终弥补了这一缺憾。油画中，毛泽东独居最中央的位置，党的其他领袖和民主党派领袖紧密排列于左右，远景则是红旗下的数十万人民群众。

为求恢弘气势，董拿掉了草图中的一根柱子。梁思成这样评价：“画面右方有一个柱子没有画上去……这在建筑学上是一个大错误，但在绘画艺术上却是一个大成功。”毛泽东本人也被油画的气象折服，情不自禁赞叹：“是大国，是中国１

画面上，毛泽东的位置远比当时的真实场景突出，长安街也比真实的长安街更宽广壮丽。董希文无论如何也想不到，从拿掉那一根柱子开始，他的作品将像长安街一样经历不断的修改涂抹：

1955年，高岗被一盆花代替；1971年，第二排的董必武上前一步，顶替了消失的刘少奇；1973年，林伯渠在画面上消失，不过，因为董希文在同年因癌症去世，修改任务由继任者在复制品上完成；1978年，那些消失的人物又在一张复制品上重新出现。

长安街完成初步拆迁改造后，站在城楼上，望着眼前面积将比莫斯科红场还要大8倍的广场，人民领袖想来一次跨越式社会发展的急切可以想见。他提出要超英赶美，他希望能大步跨入共产主义。

这个改变积弱国家的强烈愿望，按彭真曾告诉梁思成的话说，就是毛泽东希望有一天，他站在天安门城楼上时，看到的都是林立的烟囱。

于是，千百万个大炼钢铁的土高炉烟囱，在中国各地如蘑菇般生长起来，人民被运动起来。长安街北面厚厚的红色宫墙内，毛泽东的警卫班也在中南海里建起了小高炉。

接下来，有了“三年自然灾害”，有了1962年1月的七千人大会。会上，刘少奇借用了一句“三分天灾，七分人祸”的民谚，使得伟大领袖遭遇空前的信任危机，只有林彪强调：“如果毛主席的意见受不到尊重，或者受到很大的干扰的时候，事情就要出毛病。我们党几十年来的历史，就是这么一个历史。”

人民并不知道有这样一次特殊的大会。

1966年8月18日，只在重大节日才成为欢乐海洋的长安街，迎来了它的转折时刻。这天凌晨，毛泽东第一次天不亮就起床，早早赶到天安门。百万红卫兵和革命群众凌晨1时就在这里等候他的检阅——10天前的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通过了文化大革命的十六条，文革起，红卫兵兴。

这是毛自1949年进城以来，第一次穿上军服。当红光满面的毛与第一缕阳光一同降临在天安门时，长安街沸腾如红色的海洋。在这片只对毛一个人欢呼的海洋面前，毛和他的战友们立即有了神和凡人的区别。

当时，刘少奇站在第八位，林彪取代了他在伟大领袖身边的位置。此前的8月5日，毛泽东随手用铅笔在一张6月2日的《北京日报》空边上写下211个汉字，即著名的《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已决定了刘少奇的命运。

此后，全国共有1300万朝圣者走过长安街，他们作为“毛主席的客人”一路费用全免，毛前后8次登上天安门检阅这些狂热的崇拜者。第六次检阅时，毛开始对哭着喊着叫着跳着的朝圣者们态度冷淡起来。

接下来，随着伟大领袖挥出的大手，已完成历史使命的红卫兵们，纷纷卷起铺盖到农村的广阔天地开始了他们大有作为的生活。

自8月18日这天起，毛成为天安门唯一的主人。而高高的天安门城楼，在经过1949年那次脱胎换骨后，再一次超拔，变成了毛泽东在凡世现身的神坛，从这天起，中国的太阳开始从天安门升起。

从此，天安门、太阳、毛泽东的图案，开始占据中国的每一面墙壁。1970年9月，由上海12岁的学生金果临作词，19岁的徒工金月苓曲的《我爱北京天安门》发表。有了这首歌，强化天安门、太阳、毛泽东三位一体印象的视觉、听觉工作全部完成。

此前，长安街及其延长线的建筑物中，计有天安门、人民大会堂、革命历史博物馆、人民英雄纪念碑、军事博物馆、民族文化宫、长话大楼、电报大楼先后成为邮票主题。此后，中国几乎90%以上的信封，都被贴上红日初升天安门的邮票。

长安街上其他革命象征的建筑物，开始化为模糊的背景，就连长安街都一度被更名为“东方红大街”。营造近20年的长安街，一个早晨，革命性的象征就被取代、被升华为领袖的神化象征。长安街沿线的宫墙，厚厚红色下似乎悄然泛出皇权故影。

而这时起，每个中国人都开始有了这样的梦想：沿着长安街，在红墙根下走，一直往前走，哪怕一次也好。

每趟火车靠近北京时，广播里都会突然传来激动、颤抖的声音：“旅客同志们，列车的前方到站，是伟大首都北京，北京的心脏天安门，就是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居住的地方……”

能怀揣着火车票和“进京介绍信”、被热情广播所感染的人是极少数，对那些恐怕一生都无法前往北京的亿万革命群众来说，能手握红宝书幸福地站在一块画有天安门的幕布前留影，已经是值得长久回忆的美好时刻。

1971年的五一劳动节，林副统帅登上天安门城楼后，未给官方摄影师留下新闻照的机会就匆忙离去。几个月后，林副统帅坠亡温都尔汗。

1974年，东长安街上的北京饭店，悄然在中国老百姓的信封上取代了红日初升天安门的地位。这枚蓝底的小小邮票，一改之前的红光亮。此时，人们头脑中狂热的红色风暴早已开始降温。

长安街永远是太阳当空红旗招展的，但在1976年1月11日，它第一次与“天是灰蒙蒙的”、“又冷又阴”联系在一起。这天下午16时45分，载着周恩来遗体的灵车驶出北京医院，经长安街前往八宝山。这天，人民群众第一次未经动员就自发赶到长安街，约百万人为周肃立默哀。

之后的清明节，周的纪念者在天安门广场聚集，并发出各种政治呼声，官方称这是受一小撮人利用的政治阴谋，被定性为反革命，纪念者被武装民兵驱逐出广场后，《人民日报》社论称“广场回到人民手中”。

1976年9月9日，天安门上的红日西沉。长安街成为世界最大的追悼广场。人民领袖挥手的地方，被一条巨大的黑色横幅遮蔽。失去了主人的天安门城楼从不曾像此刻一样显得空空荡荡。

一年后，在天安门的正对面，一座纪念堂拔地而起，领袖躺进新居，静静地做历史的旁观者。他见到一个体格、轮廓上与他酷似的人走上城楼，努力模仿他的样子向人民挥手，见证这个人为证明自己是红太阳的传承者，将“你办事，我放心”的宣传画遍立中国，然后又见证着城楼的逐渐空寂，和一个天安门不再与太阳相关联的时代的来临。

红色隐退，革命谢幕

1988年1月1日，77岁的北京市民高希武成为第一个登上天安门城楼的中国普通百姓。从1980年时任中共中央副主席的李先念提议天安门开放到高希武登上城楼，用了８年时间。

中国的改革开放，从东南沿海开始，而最早的标志性事件，则是从长安街开始。长安街上“一礼堂、一商店、一城楼”的先后开放，无疑是这个国家改革开放最浓缩的诠释。

1979年，人民大会堂对外开放，冠以人民之名的礼堂，在建成20年后，终于可以让人民进入。这被称为中国政治变革的重大信号，次年，深圳等5城市试办经济特区。

1986年，天安门城楼开始允许非国家领导人级别的政府官员有组织地参观；1991年，长期只许外国人和极少数中国人进入的友谊商店对广大中国人民开放。

当长安街上“祖国心脏的心脏”（1984年上书胡耀邦要求开放天安门的匿名信语），都可以让普通人登高一览时，这个国家的变革热情被剧烈地释放出来。

从开始走下神坛起，慕名前往长安街的游览者迅猛增加，不仅是因为“进京介绍信”的取消，还有人民突然的富裕。在这个似乎缺乏想象力的国家，当人们突然有点钱、有点闲，可以离开家出去看看的时候，还有什么比印在小学课本第一幅彩图上的地方更有吸引力？

长安街依然是这个国家政治活动的舞台，依然有人民群众的盛大游行，但1984年10月1日的国庆大典上，向天安门上的检阅者欢呼的人群里，突然打出“小平您好”。这个“无组织无纪律”的小标语，在全世界关注的目光面前，却成功地盖过整个游行过程中所有的官方口号，因为这是35年来，在长安街上，第一次出现个人发出的声音。

当领袖形象替代了国家形象、革命意识形态的象征压倒国家象征时代的终结，人们能感触到充满权力象征意味的长安街，却找不到一个最能象征国家的仪式或物理存在。

于是，1983年元旦，武警部队“国旗班”成立。3月1日凌晨，威武雄健的国旗班迈着整齐庄严的步伐，手托国旗从天安门门洞出发，越过金水桥，越过长安街，在国歌声中，国旗与太阳一同升起。

有诗人这样吟诵：

唯有国旗升起的时刻是神圣的，神圣得让你找不到自我；

唯有国旗旁边的目光是真诚的，真诚地告诉你什么是爱国情结。

从这一刻起，在人民群众反复接受的视觉刺激中，庄严的升旗仪式场景，逐渐取代了天安门。当革命象征与国家图腾，在长安街上悄然而缓慢地完成了交接，国家机器也完成转向发展的逻辑变革。国家和民族取代了革命，成为凝聚全民的新的精神源泉。

这个时期，新的国家级建筑以迥异于以往的面目出现。在政权建立之初就列入建设规划的国家大剧院，终于在大会堂西侧落成。这个始终伴随着争议的建筑，柔化了长安街的政治建筑语言，第一次赋予“国家”以另外一种形象。

在它的更西面，“世纪坛”在新世纪来临之前落成。尽管在它的世纪回顾铭文中，依然沿用革命的叙事线索，但其出自中国日晷特征的外形，上承几千年的文明并将其发扬光大的立意，不但不见意识形态的色彩，甚至将“国家”也巧妙地隐嵌入古老的文明之中。

如果说，国家建筑必然带有不同时代的政治语言，这一次，关于国家大剧院的争议，不少却是因其站在过去的时代政治语言的缘故。

如果把北京近年巨大的国家建筑项目，与当年大都分布在长安街沿线的国字号建筑等量齐观，所体现出的是另外一种革命，一种带有强烈引领时代潮流、观念突破、技术创新意味的革命，而非改造社会的政治革命。

矗立在长安街正中心的旧有政治建筑群，也在发生悄然变化。长安街的政治建筑布局，无意之中暗合了中国传统的权力秩序。古皇宫面南背北，左祭宗庙右祭天地。而天安门南右手边的人民大会堂，在革命话语中，一切权力来自人民群众，可视为天；左手边的革命历史博物馆，可被视为先烈宗庙。

中国革命和历史博物馆，先是在各种官方话语中，被简称为“历史博物馆”，在博物馆的介绍文字上，又将“历史博物馆”的前身追溯到1912年7月9日成立的“国立历史博物馆筹备处”，其后，到了2003年2月28日，两馆终于合并，正式更名为“中国国家博物馆”。

自1990年代起，这个博物馆前，成为固定竖立各种“倒计时牌”的所在：1994年12月19日，“中国政府对香港恢复行使主权倒计时牌”揭幕；1998年5月5日，“中国政府恢复对澳门行使主权倒计时牌”揭幕；2004年9月21日，“北京2008年奥运会倒计时牌”揭幕。

长安街在几乎没有大的物理改造过程中，悄然完成了将革命象征重塑为超越信仰和党派的国家象征的转变。

政治之外的政治

邓小平1992年的南巡，启动了中国改革的第二次热潮。长安街对中国政治走向的折射，这次是来自政府之外的力量：商业资本。

悄无声息间，长安街东自建国门，西至复兴门，除了中间的天安门广场周边地区之外，地标式的建筑物上被林立的广告牌占据，每幢大楼，都恨不能用最大尺幅的牌匾亮出自己名号。至于天安门广场上各种小贩不法经营的“混乱”，更是严重伤害了外地人民的情感。

这种全社会被压抑过久、以最直截了当方式补偿的蓬勃物欲，是中国社会无穷创造力的源泉所在，与之相伴随的是一系列错位：一直作为严父形象出现，提供道德和精神资源的国家，甚至担心起人们追逐财富的动力不足，往往以鼓励人们打破观念禁锢为己任。

长安街被广告和牌匾遮蔽的壮观情形，一度被视为一种政治上的开放姿态。然而，即便物欲横流如美国，华盛顿的行政中心周围也丝毫不见商业气息。1999年，经过一番艰苦的户外广告和牌匾的整治规范，长安街终于在政治与商业的平衡上，与国际标准接轨。

但管理者在总结广告牌匾整治成就时，两百来字的描述中，不吝笔墨地这样补充：“改革开放初期，长安街上的广告为繁荣首都市场，促进市场经济的发展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如北奥、歌华等广告公司曾为社会做了很多公益事业，我们表示感谢。”

原北京城乡规划委员会主任赵知敬回忆，在整治期间，他曾收到过来自香港和海外的信件，诘问“究竟是不是坚持邓小平的改革开放政策！”

在官方反复强调“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时代，经济或者更准确地说引进外资，就是最大的政治。于是，充满政治象征意味的长安街，资本的力量以政治的身份挤了进来。

1980年代之前，长安街沿线除了几幢醒目的地标式建筑外，并无多少高楼大厦。在地标式建筑中，血统纯正却又面目模糊的北京饭店多少有些另类。1990年，香港红色资本家霍英东在北京饭店靠近天安门方向的西侧，投资修建贵宾楼，这个会让人从名称上误以为是红色建筑的酒店，开了外资入驻长安街的滥觞。

接下来，1997年香港首富李嘉诚在北京饭店东面，王府井与长安街交汇处的黄金地段投资，这组冠以“东方广场”之名的超大面积建筑群，援引北京饭店突破限高的旧例突破了长安街建筑限高的规定，在1999年如愿落成。

值得一提的是，东方广场的兴建，让长安街上20多个部级单位、40余市级单位、100余区级单位、1800余户居民为之让路。搬迁工作在半年内完成，开创了政府机构为商业资本集体让路的先河，而且是在长安街上。

香港另一最大房地产商之一的恒基集团也不甘人后，但恒基集团属于晚来的鸟，且素来与北京缺乏密切联系，恒基中心建在北京饭店东南，远离中南海方向的位置，倒也恰如其分。

北京饭店正南的位置，被原为北京市民、后为香港富豪的陈丽华所有，她于1993年投资创办的长安俱乐部，社会影响力位居北京五大俱乐部之首。这个会员人数控制在千人以内的俱乐部，成员主要为政府大员和商界要人。

1990年代中期之后，新世纪头两年之前，是一个资本逻辑经常可以让政治逻辑松动的特殊时间窗口。彼时，各级政府心态开放，且上上下下均财力不足，资本的力量就是政治的力量。长安街如此，其他地方亦可以想见。

使长安街坚固的政治逻辑悄然松动的另外一种逻辑，是人本的逻辑。长安街的恢弘固然赢得无数人的赞叹，但越往今天，这种赞叹之后就是抱怨。

长安街是一条极尽展现权力尺度的街道，天然就殊少考虑行人的尺度。没有别的街道，能像长安街上的建筑物那样，将权力、秩序、威仪展现得如此淋漓尽致。即使是这条街道上的商业建筑，也在体量和气势上努力摆出一种非民间的体制化的姿态。

未必所有人都会对站在长安街上的那种渺小和被威压而感到不适，但每个走过一次以上的人，都会感到极为不便。从王府井到西单之间的一段漫长距离，行人，原本只为政治仪式的道具而存在，所以，在这个地段，行人会找不到歇息处，找不到饮食处，也找不到方便处。

这种人本角度的抱怨，过去，完全不在长安街管理者的考虑之内。但政治逻辑的日渐软化和人性化，人本角度必然会显现为政治逻辑。

这是一种比政治逻辑、商业逻辑都更隐蔽的变化。如果用诚恳的态度去总结，最近几年来，长安街的整治改造，其实大多可被描述为细致而不易察觉的以人为本的改造工作，譬如更多的绿地、更方便的人行道、更多便于休憩的长椅、更易找到且干净卫生的厕所、更丰富的文化设施等。

本质上，这种极为琐碎的改造，丝毫无法改变长安街已经形成的尺度，甚至无法改变本地人无事绝不路过也绝不停留的习惯，但对那些在广场上，对摄影师“一二三——北京美不美？”报以热烈的“Yeah!”的游客来说，却能在长安街的政治美学之外感受到人性化的地方。

想象中与现实中的政治

长安街的建筑尺度，天然给人以强烈政治暗示，然而就其最初被定位为行政中心集中的功能而言，长安街是一条远未完成规划设想的作品。从今天的统计数据看，长安街及长安街延长线上，最多的建筑并非政治类建筑，而是商务类建筑。据统计，长安街上，商务办公类建筑比重高达25％，居其次的商业服务类建筑也高达22％，政治类则只占15％。

无论是与东京、华盛顿、还是莫斯科的同类街道相比，长安街的国家行政中心集中于此的特征不但不强烈，甚至还很弱。从统计数据看，长安街强烈的政治色彩，只是一种想象和感受，而非一种事实。尤其是让人产生这一强烈印象的天安门广场那几幢地标式建筑，原本就只具有政治象征性。

从规划角度来说，长安街完成的，仅仅是一种神州第一街的尺度设定，以及附丽其上的种种规格和章法。至于行政中心在这条街道上的布局，由于当初长安街大规模改造之时的财力极端匮乏，一个详尽完备的系统，远未被真正提上议事日程。

除了财力匮乏之外，当时无法完成这种规划布局的另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新政权进城后，党政军各机关需要自己在城内找地方，一旦安顿下来，占据了好地方的机关就会想方设法拒绝服从统一的城市规划。

几十年后的今天，当年分散在城内各处的党政军机关，早已完成几次办公场所的更新换代，同时，也程度不一地通过就近圈地，完备了附属的福利和后勤支持系统。在第一代无产阶级革命家领导国家的岁月，往往周恩来亲自出面都无法做通“钉子户”的工作。今天的规划机关和专家的级别，想要让北京市内各个不愿搬迁的国家级机关尊重自己的规划，实在难以想象。

另一个使之变得不可能的事实是，今天的长安街上，几乎找不出可以腾挪的地段。1990年代，政府财力的大幅改善，使长安街沿线建筑的重新规划布局再度被提上议事日程。当西长安街地段刚刚顺利完成部分成功规划案例，回过头，发现东长安街乃至东长安街延长线上，原本他们以为可以留待将来规划安排的地段，早已被各种力量先行一步占据。

理论上，长安街已经不存在变成一条集中行政机构的街道的可能性，相比长安街给人留下的强烈政治印象，这才更是现实的政治。

所以，将一生都投入到长安街的规划研究中的专家们，今天只能自嘲，他们对长安街的规划，只能是专门跟马路牙子、花花草草和出租车司机过不去。

不过，长安街虽然并非一条真正意义上的政治街道，但长安街上各建筑的归属分布，依然最准确体现着中国当下的权力秩序。这条街道上，除了少数身份特殊的港资外，并无一幢大厦，属严格意义上的纯民间资本。而为之增加大量现代明快色彩的商务建筑，几乎全部是国字头的大型企业。

穿过这条“神州第一街”，仔细辨识其间象征性的政治和现实中的政治，或许就掌握了读懂中国的钥匙。

中央“三室”对林彪反革命集团罪证存疑

　　中央党校研究室、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党史研究室（以下简称“三室”），自２００７年初就林彪、陈伯达、黄永胜、吴法宪、叶群、李作鹏、邱会作等反革命集团案，进行复核。今年３月中旬，以“三室”名义给中央政治局递交了《关于林彪定论为反革命集团主犯，若干主要罪证成立有疑》的意见报告。

　　 “林彪反革命集团案”不能成立

　　该报告指：林彪和陈伯达之间的关系，陈伯达和黄永胜、吴法宪、叶群、李作鹏、邱会作之间的关系，林彪和黄永胜、吴法宪、叶群、李作鹏、邱会作之间的关系，从已公开和非公开、防扩散的证据中，林彪和他们之间的关系，无另立组织，无要推倒、颠覆宪法中社会制度，无搞有组织性活动。在个人之间或在聚会时，对当时的路线、政策或党中央主席有意见、有批评（包括激烈的指责），都属党的组织性、纪律性范围，所以“反革命集团”罪状难有法律依据确立。

　　林彪反革命集团和江青反革命集团的关系

　　该报告指：林彪反革命集团和江青反革命集团相互勾结，欠缺勾结反革命犯罪事实，而“勾结”活动基本上或称主要目的是维护毛泽东亲自领导的文化大革命、毛主席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毛泽东思想。林彪和江青称谓勾结，同样是为了保卫毛泽东，捍卫毛泽东发动、领导文化大革命。林彪和江青之间的斗争，有权力斗争，有对文化大革命立场上的分歧，实际上是林彪和毛泽东的分歧。该报告指：林彪问题的实质、性质，纯属党内斗争、宗派斗争，也包含着反对毛泽东专制、独裁、政治狂热的正确方面。在特殊年代、极不正常的政治环境下，林彪追随或同意毛泽东的路线、决策，是属于严重的政治错误及行政上渎职。

　　林彪四次推辞当接班人

　　该报告指：林彪并无参与决定文化大革命和制定文化大革命路线。

　 　林彪在１９６６年８月１日召开八届十一中全会前后，曾四次推辞当接班人，包括两次书面报告。毛泽东在林彪第二份报告上作了批示：“考虑甚久，惟有林彪最宜接班，请接受委托”。结果，林彪把毛泽东的批示报告撕碎扔进痰盂里，说了一句：“我不想倒在润之之前”。叶群令机要员退下，把报告捞出来，并在一起粘贴上，锁在保险柜内。

　　该报告指：１９５８年５月，中央八届五中全会上，增选林彪为中央政治局常委和中央副主席。宋任穷、陶铸、粟裕、罗瑞卿上门祝贺。林彪并无兴奋，还写了几句，重复二次：“晚年要平安，要避锋芒，要避政治，要避会议，要避聚会，要避润之，要避表态”（摘自宋任穷、罗瑞卿揭发材料）。

　　该报告中引证了有关揭发材料和有关档案资料，在很大程度上争鸣：林彪有其独立思想、政治判断，而不少判断是正确的，如：要结束文化大革命，要求抓生产，搞建设；要求发展科学，恢复高等教育；要求改善和苏联、东欧的关系，等。

　　关于林彪提出设国家主席的意见

　　该报告中指：林彪别有用心地提出设国家主席的意见，这属于党内正常生活。事实上提设国家主席，是毛泽东本人。１９７０年３月９日，毛泽东和周恩来、康生、李德生谈话时说：“党有个主席，一个国家也要有主席，人选还要议一下。”

　　该报告中指：１９７０年３月１２日，在中共中央工作会议前夕，林彪给毛泽东写了封信，信中提出五点看法，“请主席指教：对文化大革命设一个时间；全面恢复党组织、政府部门、各机关企业、农村公社、社会秩序；抓战备，发展国民经济，解散一切群众组织，停止内战。党内外清查出七百五十五万多人的案例给以明确、宽恕处理。”毛泽东把信批给周恩来、康生、江青三人阅，并批上：“阅后，可以坚持个人意见、立场。”

　　关于批陈伯达整风运动

　　该报告指：１９７０年８月２９日，毛泽东写了《我的一点意见》一文，严厉批评陈伯达，送林彪阅，附上“等候意见”，但林彪没复。３１日在九届二中全会上公开了。

　　１９７０年１１月１８日，林彪对周恩来、康生、纪登奎，就中共中央在１１月１６日发出《关于传达陈伯达反党问题的指示》，在党内上层展开检举、揭发事件听取意见时说：“中国马列主义理论家、主席的助手也反党，谁还有意见？”

　　１９７０年１２月２０日，毛泽东提议：“凡有关党主席的谈话、批示，凡有文件起草或决议案等，直接下达至政治局各委员”。１２月２３日，毛泽东又加上：“经恩来传达至政治局各委员”。
　　１９７１年２月，全国各级党组织开展“批陈整风”运动。

　　毛泽东不接受林彪请辞

　　１９７１年３月２２日，林彪经周恩来给毛泽东一封信，信中提出请辞，和妻子、子女回湖北家乡养病的要求，信中再次提及结束文革，恢复党、政、正极、社会正常秩序。

　　４月２０日，周恩来传达毛泽东给林彪的答复：“请辞不妥，恐会引发党内外混乱，你还是副主席。党章规定的接班人。我（毛泽东）不能接受请辞。养病为重。”


　　林对毛反感的公开化

　　１９７１年４月２７日，周恩来传达毛泽东邀请林彪身体可行，出席观赏五一国际劳动节晚上的烟花演出。林彪以不回答拒绝。５月１日晚，周恩来见毛泽东上天安门后，三次和林彪、叶群通话。最后，周恩来对林彪说：“能否看在我周恩来恳求您的面子上，即来，否则影响太大、太大。问题我会尽力的。”

　　林彪晚了２３分钟到天安门城楼，又提前半小时离开。整个过程，没和毛泽东打招呼。

第六季，也就是最后一季，将在2010年2月开播，大约5月份播出最后一集。

《迷失》在美剧历史上有多么与众不同、多么高屋建瓴、多么承前启后之种种，我都是听说的，确切地说都是the others说的。而它对我个人的意义，我自己知道有多么重要。

2004年，《迷失》开播时，我根本不知道它。尽管有人说今天的世界是平的，但，实际上，至少具体到我个人来说，很多事情不来北京“暂住”是不知道的。这就是缘分，这就是命运，what hapend is hapend,那将来呢？

至少，从“那个岛”回到现实中来2010年现在还是未来，改变我自己的命运，还有时间。

我记得那谁说过，一个人在一个关键的年龄，读到一本关键的书，将会从此改变他的命运。其实，有机会看到一部影视剧、遇到一个人、发生了一件事情，都是一个道理。一方面，这种或偶然或必然的机缘和一个人一生的命运一样，既是可遇而不可求的，也是可以努力追求的。

关于《迷失》的主题，我见到太多说法：科幻、神话、成长、悲剧、穿越……我个人认为，它在绚烂多彩的到处是旁逸横出的枝节、线索下面，隐藏着的其实就是——命运。

一个人的命运是怎样由他的家庭出身、父母关爱或者不关爱等开始塑造，以至于形成了他的童年、他的心理、他的习惯、他的思维定式——直到他的内在性格和外在机遇——这一切最终奠定了一个人的命运，他日后的学识、地位、教养、财富，甚至癖好和伴侣，莫不形成一个证据链，环环紧扣，只有少数人能逃脱这个宿命，而那大多也是误打误撞……实际上，从人生道路的选择到人类历史上的重大科学发现，大多数情况下野都是误打误撞而得来的，但有一个前提就是必须行动，如果不像弄错大方向，就得有思路，而每一个人的具体思路是如何得来的？！

一群人的命运、一代人的命运……最终汇成了人类的命运。我想这也就是曾经何时，中国的“非民间文学工作者”经常提到的所谓“终极关怀”吧？

我们，有“终极关怀”吗？

靠！

无论如何，今天是个段落终了，该来的还没有来，或许还可以有所改变，该走的都已经走了……

至少，从此，我肯定得重新把英语捡起来，只要我还活着，这是必须的。

     出处：2008年第8期《北京文学》
      　　

一
      　　
      　　我到北京的距离是一个晚上。通常我都是在头一天夜里从我居住的那个城市坐上一趟特快，睡一觉，睁开眼睛时，到处都亮了，透过远郊越来越茂密的树林，可以看见辽阔天际的云霞，一个远在天边近在眼前的伟大而神秘的城堡，呈现在天地旷野的正中央，浑身闪烁出圣洁的光环。这就是我对北京的感觉。此时，我完全被唤醒了。
      　　北京永远都让你以一种庄严的眼光去打量。这其实与天安门无关，与故宫无关。即便你去看街边上一个卖纸烟的北京大爷，也能通过他，可看到他背后隐含着的某种尊严。很少听见北京人吆喝。大爷戴着皮帽子，穿一件褪了色的老式军棉大衣，两只翻毛皮靴四平八稳地踏在地上，走近了，便看见一张威严里堆满了皱褶的脸。我用手指着一包烟，大爷说五块。我说四块五，大爷说上别的地儿买去。我佯作要走，大爷端坐不动，我走到很远的地方，又看见一位大爷，怎么看还觉得就是刚才那位大爷。北京就在这些一模一样的大爷背后，你要跟他砍价，没门儿。北京不是个可以讨价还价的地方。
      　　北京之大，是一种“海纳百川，有容乃大”之大。北京包容一切，亦可消化一切。北京很傲慢，但没有偏见，他把所有的人都视作自己的子民。坐着板儿爷的洋包车在老胡同里逛着时，板儿爷问你，哪儿来的啊？你告诉他，湖南来的。唔，板儿爷唔一声，湖南好啊，湖南出了个毛泽东啊。如果你告诉他是广东来的，唔，板儿爷同样唔一声，广东好啊，广东有钱啊。板儿爷这样唔着，夸奖着，像个长辈在夸奖自己有出息的儿子，你下意识地就会觉得，北京的确像是一个严厉而慈祥的父亲。
      　　北京让你感受到那种首善之区的宽容，也总给你一种无所不在的强势的逼迫，甚至有些霸道，总要把自己的意志强加于你。北京无所不在地强调着自己的意志，主流的意志，不可改变的意志。你只能服从。制度化的城市是刻板的，也是强大的。那种行政命令的口吻有时并非是由行政机关发出的，坐在出租车上，那位的哥随时会命令你把保险带系上，没有一点商量的余地。但你并不觉特别刺耳，你一到北京就奇怪地习惯服从各种命令了。不到北京不晓得官小。这不是一句玩笑话。一个在当地骄横跋扈权力膨胀得跟小皇帝似的县长或处长大人，一到北京就泄气了，他不可能在这里前呼后拥颐指气使了，他们开始变得谦卑，开始咬紧牙关，生怕说错了话，说出了他那个小地方的古怪方言。兴许，那气也该有个地方来泄一泄的，回去后至少可以清醒几天，知道天有多高地有多厚了。
      　　北京之大，更多的还是体现在距离上。从北京的一个地方到北京的另一个地方有多远？这距离是以时间的方式存在着，而不是以道里计。我算过，从东土城到北京西站，差不多要一个小时。这在我们那儿，差不多是两座城市之间的距离。这还要看顺不顺利，总在你尚未精确的计算出这个数字之前，你可能已经遇到了——堵车。我时常感到奇怪，这样大的一座城市却感觉不到任何混乱，哪怕拥挤也是排着队的拥挤。一切都已仿佛置于某种无名的意志下，被堵住的车辆不会像别的地方那样四处泛滥。它们依然秩序井然地排着队。没有人想要超车，没有人骂娘，更没有旁门左道可走。在北京想找到捷径很困难。这种异常缓慢的等待，仿佛一切都处在缓慢的进化过程中而不是行进中。不着急是不可能的，尤其在急着赶火车时或急着去办一件什么事情时，哪怕坐着，你也会急得踮起脚尖。你急，但开车人不急。我怀疑在他们背后隐藏着某种哲学上的理智或信念，就像尼采所说的，一切都是顺序，包括堵车，包括等待。你看着那位的哥时，他两眼就会露出无比坚毅的目光来。我还从未看见过这样信心百倍的等待。他们在拥堵中表现出的良好的教养也是别的城市所没有的。——我说的是现在。现在，许多人可能都注意到了，北京人脾气小了，脏话少了，反而更大气了。这需要磨炼，需要阅历，他们肯定比我更明白，除了等待，你别无选择。但奇迹般的，我又总能在最后一刻赶上那趟车，或办完一件什么事。
      　　现在我理解了，我北京的朋友们为什么很少互相往来。他们住在同一座城市里，大多数时间却只能像在两座相隔遥远的城市里那样互相思念。我也时常会按照自己的想法去为北京担忧，我不知道如此漫长的等待会让北京的脚步该怎样疲惫拖沓。然而我的担心好像又总是多余的，就在这样的等待中，这座城市已经发生了变化，你突然发现哪里又冒出了一座楼，猛一看，一棵树又长高了不少。
      　　我朋友有一辆很高档的轿车，揭开顶棚你就可以站起来“检阅”了。某年国庆，天安门广场人山人海，我朋友驾着轿车绕广场缓慢而庄严地行驶着，他突然把手一挥，命令我“检阅”一下广大革命群众，我缓慢而激动地站了起来，用我浓重的拉长了的湖南口音缓慢而激动地喊，同志们——好！话音刚落，立刻响起了一片欢呼声，首长好！首长辛苦了！我突然感到害怕起来，我的恐惧并非来自广场的欢呼声，而是吃惊于一股巨大的暗藏的力量。我惊呆了，好半天一动不动地呆立在那儿，只觉得脊背上流下一股股冷汗。直到我朋友开着车驶离广场之后，我低沉地呻吟了一声，然后机械地拉下了头上的顶棚。我都不知道自己刚才都干了些什么。
      　　那一刻，我确信，我是一个外人。

二
      　　
      　　在北京，我住得最多的一个地方，是菜市口。那里有一家很适合我这种小地方来的人居住的旅馆。我孤身一人在这里住着时，从来没有漂泊异乡的孤独感，傍晚时我喜欢在这里闲散地踱步，黎明时，我喜欢听燕子和鸽子的呢喃，北京一下变得充满了生活的味道。这让我时常会有一种错觉，我已不是从外地来的一个匆匆过客，我一直就住在这里，生活在这里。我喜欢这里的干净，有风也有阳光，人也不太拥挤，而且非常方便，它离很多我想去的地方都很近，陶然亭，天坛，大观园，琉璃厂文化街……
      　　走几分钟就到了邮局，可在第一时间买到全国出版的最新报纸和杂志。紧挨着邮局就是地铁口，想去哪儿就去哪儿。想看看书，一条路上就有两三家书店，都不大，但书很上档次，商务，三联，中华书局，在这样的书店可以“泡”，就是泡上一整天也没有人撵你。饭馆也多，而且便宜实惠，手擀的鲜汤饺子，三块钱可管你吃饱，还送上一份酽酽的热汤。你真是觉得什么也不缺了，连你没想到的，也都有人给你想到了。每次我在小饭馆里吃了晚饭出来，回住处时，就有一位姑娘，站在那儿，一种楚楚动人的风情，她问，大哥，闷不？千万别误会，这姑娘并没有别的意思，在她身后，是一家小小的钢琴酒吧，在那里可以听到肖邦的小夜曲。
      　　在夕阳的余晖中与一条老胡同相随而行，墙壁上挂满了各种花草爬藤。我沉浸在浓郁的老北京的文化氛围里，走进这样的地方，你才感觉到胡同和四合院是结伴而生的，乍一看，一幢幢灰色旧楼就像刻出来的版画，木刻画，它与江南那些田园诗或水墨画般的老建筑是完全不同的风格。我喜欢在这里悠然自得逛着。每一条胡同，也可能是另一条胡同，它穿过一个朝代，又一个朝代，从元明清延续到现在，很多东西混杂在一起，让我感到迷茫，难以分辨。这是北京离北京很远的另一个原因，现实与岁月交织在一起。夜里从路灯昏暗的胡同里穿过，感觉就像穿过福尔摩斯的小说情节，除了其间隐藏的复杂，还有一种强烈不安的预感。看见对面走来的人，一个个神情恍惚如梦游一般，似乎一不留神就突然看见了另一个世界上的东西。偶尔也会想起来，这里是谭嗣同被杀的地方，但早已闻不到一点血腥味了。无数脚步匆匆踩踏过死亡的地方。一百年了。我在这里回望那早已消逝的一切，一段黑白年代的记忆。
      　　但在四合院最多的地方，要想看见一座四合院是不容易的。我是说，现在的北半截胡同那间四合院，谭嗣同的故居莽苍苍斋。我其实没想过要去那里，我甚至压根儿就没想起过那里还有这样一座四合院。但我还是不知不觉地走近了，要说其实不难找，也不远，沿菜市口大街西边往南走几十步远，人行道边上的一个土坡之上，就是。这让我感到意外，这种无意中的发现总让人觉得意外，而更令我感到意外的是，一个人的出生地与他的就死处，竟会这样近，很难想象一个人从人生的另一头走到这一头，竟然走了整整三十六年。这是多远的一条路？我感觉我已经走进了一个世纪之前的某个傍晚。这是我第一次走得离北京这样近，以无意的方式。这院子里现在居然还住着人，我看见了煤炉里冒出的黑烟。我吃惊地看着烟雾后面那个生炉子的大爷，他走过来了，蹒跚着，仿佛是从历史的幕后走过来的。从他苍老的脸上的神情可以看到和我同样的迷惘。

像这样的四合院，这样的来历，北京还有很多，也大都处于一种被遗忘的状态。但我很庆幸它们被保存下来了，哪怕是保存在一种遗忘的状态。从里边出来，我看见门口有一棵树，不知是什么树，是那种可以一边落叶一边又同时长出树叶的树。我还像刚才那样慢慢溜达着，此时，老胡同里真是静极了，夜色突然变得很深。脚底下有了一点闷闷的回声。这才觉得，北京很大，也很深。
　　隐居于这些老房子里的不仅只有老北京的记忆，还有生活，老北京的生活。譬如说，去老舍茶馆喝盅茶，吃点京味儿小吃，看看戏。老舍茶馆的风格也是叫我喜欢的，红色的门廊，，眼睛被一盏一盏的红灯笼照着，满眼红彤彤的喜气色彩，连影子也红透了，一派的朱红，中国红，那八仙桌，那靠背椅，却是别出心裁的黑，黑得耀眼发亮，这样的红与黑，深厚，恒久，大俗中的大雅，适合平民，也适合文人，二三好友围坐一席，嘴里有吃的，耳里有听的，眼里有看的，一个个幽静细长的女子，穿着旗袍，仿佛正从清朝走来，脸儿润白，俊俏，含着一点儿笑，在满座的宾客中来回斟茶，而你往这椅子上一坐，便不可避免地陷入了一种生活方式。这是一个可以忘掉时间的地方，一个连你自己也要忘掉的地方。丝毫没有察觉，你也成了这里的一种布景和效果。叫板的痛快，品茶的悠闲，真可谓是完完全全的老北京的风韵，只有茶是不老的，如花般鲜嫩的，清纯的，每注一缕热水，从根一直漫向芽尖，——我感到了一种重生般的生长的力量。轻轻啜饮一口，仿佛吸了一口春天的气息。杯中香气缭绕，台上余音绕梁，这座上闲情，这缓慢悠闲地打发时光的方式，在这疲于奔命的年头，已不是消遣，已经是一种忘我的境界，您哪，已是一位地地道道的老北京了。

　　三
　　
　　从北京到北京，还有一种距离，在一个人的仰望中。每次我这样仰望时，似乎是在观察一个距离更远的北京。太多的蓝图。太多的建筑工地，太多的轰轰烈烈的挖掘机和脚手架，脚手架上的小旗子，太阳在头顶上威严地移动，一群寂静地飞过的鸽子……
　　北京的心脏部位，被一块一块地掏空了。
　　那里原来都是老房子，四合院。北京的四合院和胡同以老城区最多，也就是城市的心脏部位。奇怪的是，偌大的北京，无数的四合院，但从未变成过迷魂阵，我也从未在这里迷失过方向。天长日久，这些老胡同老房子，它们就那么默默地和时间较着劲。许多老房子也实在太老了，都已十分破旧，但这些老房子破而不败，骨子里有一种属于北方的硬朗而强悍，不会像潮湿的南方那样糜烂。看了这样的老房子你会想到一个词，坚守。坚守到最末一刻。这样的房子不会被时间打败，而是被人类打败。建国之初梁思诚先生痛哭流涕地上书，希望能把北京古城完整地至少是成片地保存下来，结果他的意见却只有很小的一部分被采纳了。北京拆了牌楼，又开始拆团城，拆团城是为了方便中南海车辆的出入。为此林徽因大骂主管文化文物的副市长吴晗。林徽因是淑女，吴晗是历史学家，可骂他又有什么用，那时谁都想要把一座古城的命运就像一张白纸那样翻过来。到现在，尽管故宫还在，天安门还在，但你站在天安门广场上四下一望，到处弥漫的现代气息已经明显占了上风。
　　我不禁感慨起来，又觉得这感慨有点多余。
　　从理性的视角去看，保存是必要的，拆也是必要的，有些东西，或许原本就更适合在更深处的记忆里待着，更适合在版画或木刻里存在。一座永恒的经典性城市，每一个时代都该有属于自己的表达价值。你让现在的北京人生活在一百年几百年的老房子里，那种时代的错位感，那种四下里都破着的生活，又太不近人性了，他们有权利享受更高层的现代生活方式。北京既是元明清的古都，更是一座现代化的国际大都会。它也不能老那样匍匐着。尽管许多人对建国后北京大拆老房子几乎一致的持否定态度，但有一个事实又是谁都看得见的，在大规模拆迁的同时，北京的腰杆子迅速地硬起来了，它站起来了，它以最快的速度超越一个又一个的距离。尤其现在，北京正在获得它前所未有的世界性高度。
　　我觉得最关键的还不是拆与不拆，建呢，最重要的也不是城市的海拔高度，而是如何让那些被拆掉的地方不被真的掏空了，还能继续保存一座古老城市的那种元气，让它在血脉中继续绵延。我很害怕那些像变形金刚一样的城市。具体到四合院，保存它，无疑是为了强化城市古老的记忆，可拆了一片留一片，先就把那些气息给毁掉了。我不是城建专家，岂敢妄自评论，但哪怕纯粹以我一个外行人的眼光来看，当你看见两幢相邻的房子中间隔着千百年的岁月，是很刺眼的。它们的四周已建起了一幢幢趾高气扬的高大建筑，四合院被欺负得很厉害，就是不拆，四合院处在这样的夹缝里，挤也被挤死了。我相信一个卖小菜的农民也有对城市的基本诉求，有舒服不舒服的感觉。
　　北京西客站已是一个最有争议性的建筑标本，在现代建筑的头顶上扣了一顶古典的帽子，也实在有点不伦不类，然而不能说设计者没有煞费苦心，他是诚心诚意地想给北京留下一点世代相传的东西。可见，城市建设走不得中庸主义的路子，旧的要旧，新的要新，反倒显得有层次，有来历，有时间意义上的纵深之感。我觉得，与其把现代建筑苦心孤诣地弄成仿古建筑，那还不如像鸟巢那样干脆。
　　许多人都觉得鸟巢是个奇妙的景致，我不这样看。我觉得北京没有奇妙的景致，无论长城，还是天安门，还是鸟巢，都与某种重大的使命联系在一起。
　　去看鸟巢的那个季节，日光更温暖了。我是说秋天，一些残叶正在凋零，更多的树叶则在等待被季节染红。很远我就看见了，我没有看到它建成的样子，但我看见了它的内部结构，它的骨骼。赫尔佐格，德梅隆，这些接近上帝的建筑大师，他们与中国最有想象力的建筑师一起，把一幢建筑建造成了——我觉得它不像鸟巢，更像宇宙世界的缩影。而在亲眼看到它之前，它是让我非常担心的一个悬念，北京同世界有多远？一座古老的东方帝都同二十一世纪有多远？那一刻我没觉得我是一个外人，我感觉是在为我家里的一件事操心。只看了一眼，我一下放心了，大气，舒服！我看到了那些坦率地暴露在外的结构，那相互支撑的网络状的构架与中国传统的镂空手法完美地融会在一起，这里没有我想象中的那种尖锐的美学对抗，我感到了它和这座城市的和谐，东方与西方的大美被天衣无缝地铆接在一起。当我知道它被《泰晤士报》评为了全球在建的最强悍工程时，我更加深信，美是无国界的，这样的强悍和王者之气不仅与北京最深刻的文化精神是高度一致的，而且已经完全超越了东西方的文化差异，有力地拉近了北京同世界的距离，达到了具有普世性的审美期待，这是人类的建筑，人类的艺术。它也的确采用了大量的人性化元素。在这里，人，真正被赋予中心的地位。
　　偶尔，我会抬头瞅瞅天空，看见的是突兀的钢铁巨臂，还有半天云里的脚手架，那是我到达不了的一个高度。我有恐高症。我没有胆量也没有本事站到那样一个高度，只能把眼光放低，从天上，到最深的地底下，都有一股激越的力量在汹涌，而我只能眼睁睁地看着，一个正在血汗与泥浆中分娩的新北京，仿佛只属于另一类咬紧牙关的生命和那些很大的很粗糙的手，属于那些把衣服一扒就能露出脊梁的人，属于那些有着粗壮的身坯、浑身充满了力气也愿意为之竭尽全力的人。这是我在北京看见的另一种支撑这个城市的真正骨骼。只在此时，我才知道自己是多余的，甚至成了一个障碍，胸口刚被谁的胳膊肘撞了一下，肩膀又不知道被谁猛拍了一下。快！闪开！没有一个多余的字，每一个字都是从嘴里冲出来的，这是属于一个时代的语言，很冲，充满了对速度和效率的渴望。
　　我这样左顾右盼地走着时，第一次清晰地发现了自己的位置，我是走在最后的一个人，是被这个时代和这座城市落下的一个人。

四
　　
　　北京的大不仅是城市之大，而且是时空之大，巨大的、空旷深远的城市空间和渺小的个人之间形成了极大的反差，人在这里更能感觉到，你作为个体生命的渺小，以及占有时空的局限和短暂，那一种悲凉与虚空，也让你更能找回一个人的谦卑。一个人在北京生活，你会在比任何一座城市生活都要清醒，都要有宿命感。
　　北京造就了自己最有代表性的作家——史铁生。我去地坛看过。如果不是因为这样一个人，我甚至不知道有这样一个地方的存在。我是说真实的存在。一座曾经荒芜冷落得如同一片野地的古园，它曾经是一个象征，是那些把天下苍生像草芥一样踩在王靴下的历代帝王在这里拜祭地神的祭坛。他们渴望占有无边的土地，占有整个世界，占有这世界上生长出的一切。他们可能没有想到，数百年之后会有一颗高贵的灵魂在这里生根，发芽，他以自己坚定的立场和纯粹的内心，成为了这座城市的另一个标志，另一个象征。这时你再去看史铁生，那个高位截瘫苍白孱弱一身重病的智者，他静静地坐在这里，你不会再觉得他是个病人，他亲切而仁慈地微笑着，明亮纯净的眼睛里显示着一种让人难以企及的深度。“我常觉得这中间有着宿命的味道，仿佛这古园就是为了等我，而历尽沧桑在那儿等待了四百多年。”史铁生无疑是中国极少的几个有宿命意识的作家之一，宿命不是悲观，而是对自我生命的一次重新确认。或许，我们都可以找到一个古园作为自己的背景，中国太多了这种废弃的古园。但不是每个人都能坐到那把轮椅上的。那不是一个假设。那也不是你设身处地想一想就能感同身受的。你没有坐到那把轮椅上，你就永远体会不到一个高位截瘫的民族渴望站立起来，渴望用自己的双腿去行走的那种悲壮。你感觉他是个静观或者沉思的王者，他统摄着生命以及一切善与高贵、爱与受难的精神。
　　此时地坛安静得令人感动，我躁动不安的心也渐渐平静下来。现在，史铁生已经很少到地坛来了，每年春节，这里都在举办北京最大的文化庙会，世俗的热闹代替了寂静的沉思。我想，他一定又找到了属于自己的另一个角落。
　　北京有很多这样的角落。北京很大，但每一个北京人其实都活在某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里。每天早晨，我都会看见那些花园草坪上健身的人们，被阳光照着，被晨风吹着，在清新的空气里吐故纳新。树和其他植物都在生长。你边走边观赏那四时开放的鲜花，花瓣间的光斑和露珠恬静而明朗，头顶上的鸟唱清脆而嘹亮，一种欢畅的心情油然而生了。通过人，你感受到了这座城市的健康和阳光。这才是我喜欢的城市。即使是北京，我觉得它强大的骨骼系统里面，也不可缺少这样的血肉。城市不可缺少记忆，但也不能把自己封闭在过去的记忆里无法走出来，它毕竟是供人们来居住生活的。以人为本，应该是支持一切城市的最基本的价值体系。这样的城市才不会给你一种无形的威压，人也有了可以多维游走的空间。我知道，这里曾经也是北京的老城区，但四合院已全部拆除了，街道胡同能拉直的也都拉直了，尽管这是人们非常不愿意看到的，可生活在一片现代化的城区里，你会觉得它同人们的现实生活拉得更近了，生活得更真实。
　　在北京，在任何一个角落里，只要你安静地凝望，时间长了，你会感觉这里潜伏隐蔽着的一种无形的力量，每一个人都与这座城市有着微妙的对应关系，那种生死不渝的维系，以及，坚守下去的那份信心，是我这样一个匆匆过客难以理喻的。从我二十出头第一次上北京，到现在，这是我命里往返得最多的一条路，而北京仿佛永远是一个我行将抵达的却又仿佛一直没有的城市。每来一回北京，就像一个轮回，但我是一个不能超生的灵魂，更多的时候，我都在围着它转。它就在旁边，也在心里，但我总是踩不到北京的节拍，找不到自己的精神来路，我一直运行于这座城市的外部世界。天才的卡夫卡早已替我描述出了那种最真切也最虚幻的感觉，北京是我远远就看得见的城堡，我一直没有找到进入它的方式。最后，我只能选择——离去。
　　每次离开北京时，我都会下意识地深深凝望，我看见过的，我还没有看见过的，从一些日子，到另一些日子，在我的视野里不断涌现，又渐渐退向城市一侧，直至城市的背后。火车已经飞奔了很久，但仍未跑出北京。回头，我看见的是一个北京，再回头，我看见的是另一个北京。
　　
　　　

讨认真论，抬严肃杠，做老实人——我是正版乡下人：）

我觉得师傅言之有理！

我觉得在毛主席眼里：繁体字和北京城墙和“四旧”等等，统统都是应该被打倒砸烂取缔的。

我记得，在《毛泽东自传》里，毛主席自己提到他曾经在1919年顺路到孔子的老家“故居”一游来着，后来我又读到一篇文章，说wenge开始后，北师大的红卫兵到曲阜砸孔庙，期间曾经给毛主席写过一封“表功汇报信”，毛主席虽然没有回复，但也没有明确反对……

我还记得，有人写回忆录里提到，当年上海的柯庆施招待毛主席，曾经找了一群30年代的女明星和女小姐等人，来搞？陪，但毛主席却很生气……纵观毛主席后半生，他老人家的“审美（女）观”，的确是喜欢有点飒爽英姿的有男子气质的妇女……不喜欢纯粹传统的或者纯粹洋气的那些种类（我就不用在这里举例了吧：）

还有，拆城墙的事也不用说了吧？我记得，曾经在某本书里读到过，毛主席对梁思成等人要求保留城墙的看法很不屑：说这帮秀才根本不懂得建设一个工业化的新中国的意义，北京将来应该遍地是烟囱，而不是破烂城墙……

其实我觉得，在这方面，毛主席是一个深受五四影响的人，早就想“打倒孔家店”以及里外的坛坛罐罐了。

同时，他对文人（知识分子？）的鄙夷、轻视、甚至是愤怒的心理，也许从当年北漂时，胡适等人对他的轻蔑时就开始萌芽，后来一批自称在苏联读过书见过领袖的“马列文人”的教条和愚蠢，肯定加深了他这种心理……

话说贾樟柯有啊，不仅有创意，还有行动，不仅有行动，还有运气。所以这哥们牛起来了，靠啊。

我印象最深的是陈丹青写的序言里的一段话。大意是：我就是小武，贾樟柯当然也是。我们成长的路上，随时有可能堕落，有可能颓废，有可能湮没……但是我们没有倒下！我们挺过来了!更多的人还在路上，也许永远在路上……我们搞艺术的，得为我们这群人，这群小镇青年外省青年——树个碑立个传——所以我一看到《站台》啦《小武》啦，就觉着终于找到啦，……以前陈凯歌《黄土地》出来，我以为是那个路数，结果一看，还是传统，还是端着……

仔细阅读了《我的课桌在哪里？》。有很多话想说。但也许不适合都写在这里。

记下一点吧：在杨东平教授们反对的应试教育一统中国的时候，大概唯有农民工子弟学校，是可以真正实行“素质教育”的，因为它相对来说，第一“无婆婆”束缚少，这和当年乡镇企业起步时因为上面管的少所以能够迅速发展壮大一个道理。第二升学压力不大，这个是明摆着的，却往往为人有意无意忽略。第三教师来源渠道多，打个比方说，比如可以容纳比如范跑跑之类“怪才”，可能会相对容易做“教改试验”。

师傅教导说，你应该写一本最真实的书。我想了想，唉，这事比较难比较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