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2月25日，张五常教授在博学大讲堂发表演讲称：“人均的金钱收入，以消费者平价算，中国要追上美国遥遥无期。不是不可能，小小的新加坡的人均金钱收入逾美元六万，高于美国。然而，就算中国能跳升到这个水平，恐怕从实质的收入看中国还有好一段路要走。这是因为比起中国，美国是远为近于《圣经》说的伊甸园。美国地大人少，风景优美，在生活的享受上市民的消费者盈余比中国的为高。例如在美国的次级城市，一间拥有无敌海景的花园房子只约美元五十万，同样水平的在中国之价要高出十多倍。”

 
张五常教授是新制度经济学和现代产权经济学的创始人之一，国际知名经济学家。他对中国经济提出过很多深刻而独到的见解，在中国经济思想界独树一帜。我们非常尊重张五常教授，但对他上面这段表述却不以为然。特别是，张五常教授的表述，很容易让人误以为，“地大人少”是美国人均收入高、环境好、房价比中国便宜的原因。对于这点我们非常不认同。正因为张教授在中国经济学界有很大影响，我们觉得有必要进一步阐述我们的反对意见。

第一，人均收入高不是因为人口少。在世界各国人均GDP的排行榜上，排在前面的既有地广人稀的国家，也有地狭人稠的国家。例如，人口密度高达7700人/平方公里的新加坡，其人均GDP居于世界前列，并有“花园城市”之美称。而在排行榜的另一端，人口密度仅有8人/平方公里的中非共和国，其人均GDP却居于世界最低之列。如果说人口少能使美国成为“远为近于《圣经》说的伊甸园”，那人口更少的俄罗斯、阿根廷等国家应当比美国更接近伊甸园。实际上，如果比较中国各个省区，我们会发现，中国内地除直辖市以外的27个省区，人口密度越大的省份，人均GDP也越高。在中国内部，人口密度最大的5个省区依次是江苏、山东、广东、河南、浙江。在上述27个省区的人均GDP排名中，这5个人口最稠密省份分别位于第1、第7、第5、第19、第2位，即便是排名第19的、位于中部的河南，其人均GDP也高于同属中部、面积相当、资源更丰富、人口不到河南一半的江西。

第二，环境好不是因为人口少。事实上，人口对环境的影响具有两面性，人既能破坏环境，也能改善环境。比如，欧洲著名的莱茵河在上个世纪六七十年代污染很严重，被冠以“欧洲下水道”的恶名，后来经过莱茵河流域各国的共同治理，如今莱茵河又恢复了清澈、明亮。又比如，洛杉矶在上世纪中期也经历过严重的雾霾天气，突出表现是1955年9月的光化学烟雾污染事件。但在政府、商界和民众的共同努力下，特别是1970年美国《空气清洁法案》通过并实施后，洛杉矶的空气污染得到治理，空气质量逐步改善。伦敦和洛杉矶的例子表明，空气质量改善和人口增长完全可以同时发生，提升环境并不需要减少人口。
 
第三，房价低也不是因为人口少。比如，俄罗斯地广人稀，但莫斯科房价均价一度居全球第二（福布斯，2009）。美国总人口少于中国，但纽约、硅谷中心区域的房价一点也不比中国一线城市低。虽然北京、上海、深圳等地的房价与美国一线城市一样贵，但酒店价格却比美国低得多。举例来说，在携程网上查纽约的四季酒店是5000多元一晚，而上海的四季酒店只要1200元一晚。为什么中美两国一线城市会在房价和酒店价格之间出现鲜明反差呢？归根结底还是中国城市住宅用地不足而商业用地投放供给充足。中国城市目前房价奇高，与其说是因为人口太多，不如说是地方政府过度依赖土地财政的后果。政府实行严格控制大城市规模的政策，严格控制土地供应，使得大城市的土地供应不足，从而推高了房价。正确的政策是通过增加供应和加大基础设施投入来抑制房价的过快上涨。实际上，中国的北京、上海等大城市都有充足的可开发的土地。北京和上海的建成区只有可开发面积的20%到30%，所以用北京和上海的土地做一个5000万人口的城市规划是绰绰有余的。

简言之，无论人均收入高、环境好还是房价便宜，这些令人羡慕的优势的都不是因为人口少。恰恰相反，人口众多才是经济发展的优势。我们之前撰写过很多文章，来论述人口多、市场大可以产生巨大的规模效应，提升各个产业的竞争力。同时，人口多、市场大也可以促进产业细分和创新。在13亿人的中国，很稀奇的创意产品，哪怕只有万分之一的人需要，也可形成13万人的市场。在近几十年的全球竞争中，中国人口的规模优势已经得到充分体现。
 
而且人口越多，各种公共服务的效率就会越高，人均资源利用率也越高。以公共交通的效率为例，中国的高铁建设如今高歌猛进，已成为中国向海外拓展的名片；美国在1960年代就曾讨论高铁计划，但现在依然是空中楼阁，原因是人口密度不够，经济合理性不大。同样比较中国东部和美国西部两大著名景点中国的黄山和美国的优山美地，从上海出发到黄山坐即将开通的杭黄高铁只需两个半小时；而美国人从洛杉矶出发，却要开车需要五六个小时才能到达优山美地。你说是中国人的旅游生活质量高还是美国人高呢？

2017年3月11日，国家卫计委副主任王培安，就全面两孩政策回答中外记者时提到，“中国的人口问题不缺数量，不光是现在不缺，未来几十年，未来一百年都不会缺人口数量。 到2030年峰值时期，中国人口将有14.5亿左右，到2050年还有14亿左右的人口，到本世纪末还有11亿以上的人口。更应关注人口素质，同时也要特别关注人口结构问题。”我们认为，王培安这段话误导了公众对人口问题的认识，误判了我国的人口形势，也掩盖了人口政策的方向性失误。

（一）缺人从来不是需要放开乃至鼓励生育的理由

我们不清楚王培安所指的中国并不缺人到底是什么意思。如果他指的是，中国不缺劳动力，那我们是认同的。别说中国现在有近14亿，就算中国只有几千万人，那也不意味着中国就会缺少劳动力。这是因为，所有的工作机会都来自人的需求。人口少需求也小，所以工作机会也少；人口多需求也大，所以工作机会也多。因此，人口多并不表示劳动力就过剩，而人口少也不表示劳动力就短缺。

整体而言，人口规模对就业的影响基本为中性，但略偏正面。这是因为人口越多，求职者与工作机会越容易匹配。比如，一个有表演才华的人，在人少的地方，由于观众太少也许只能把表演当成爱好，但在人多的地方就可能成为一个专业演员。再者，人口数量越多的社会，复杂性一般也更高，也容易孕育新的工作机会。如果中国人口只有现在的1/5，那么教师、零售人员、出租车司机这些职位，可能也只有现在的1/5，但航天、高铁这些人口大国才能支撑的行业的职位可能就不存在了。过去30多年，中国人口从内陆到沿海，从乡村到城市，从小城市到大城市，都是从人少往人多的地方迁徙。这也印证了，人口越多，就业反而可能越充分。

劳动力过剩或短缺的根源是经济失衡，而非人口太多或太少。在持续低生育率下，由于年轻人口减少造成的劳动力萎缩先于消费市场的萎缩，人口坍塌在初期可能会带来劳动力短缺。但长期而言，人口萎缩更可能造成劳动力过剩。原因是，低生育率除了弱化规模效应之外，更减少了孩子和年轻人口的比例。相对于成人和中老年人，孩子和年轻人更容易适应新的生活方式，更能发展未来所需的技能。在这个意义下，生育限制政策，人为减少了未来就业技能较高人口所占的比例，反而导致未来劳动力过剩。因此，随着人口的老化和萎缩，中国未来不仅不会缺人，反而可能会呈现出越来越严重的劳动力过剩现象。就像在目前的东北，人口尤其年轻人口在萎缩，就业反而越来越困难，以至于年轻人大量流出。

虽然王培安所谓中国不缺人的说法也许成立，但这种表述却可能严重误导公众对人口问题的认识，因为它容易造成一种无需担忧低生育率危机的大错特错的印象。实际上，远比缺人更现实也更严峻的是，低生育危机导致的人口颓势，将严重削弱中国的规模优势，弱化甚至摧毁中国作为一个世界性的大国和强国的根基，对中国的复兴釜底抽薪。如果这种趋势无法逆转，中国最终将退化成一个经济低迷、生活困苦的微不足道的地区性国家。

（二）严重的低生育率危机

比中国不缺人这种蕴含误导性推论更突出的，是王培安对未来人口趋势的误判。按照他的预测，到2030年峰值时期，中国人口将有14.5亿左右。但这可能吗？ 根据2010年人口普查数据分析，从2017到2030年，我国死亡人数将达到1.58至1.72亿。 因此，从2014到2030年，要让总人口从13.83亿增至14.5亿，至少需要新生2.25（即14.5-13.83+1.58）亿到2.39（即14.5-13.83+1.72）亿人，平均每年需要出生1600万到1700万人。

根据国家统计局数据，过去10年我国每年出生人口基本稳定在1500万到1700万之间，但这些出生人口所对应的父母辈主体是80后和90初，每岁有2000到3000万人，平均约2400万人。 而从2017到2030年，生育的主体是90末和00后，这辈人每岁只有1400万到1600万人，平均仅1500多万人；他们要生育1600万到1700万人，意味着平均每对夫妻的生育数量（即生育率）至少要比80末和90后高出50%以上，乃至超过更替水平才有可能。

按照中国的男女出生性别比和女性存活率，每个女性平均需要生育2.2个孩子才能让生育率维持在更替水平。何种生育状态才可能达到更替水平呢？假定不同家庭意愿孩子数的分布是：6、3、2、2、1、1、0，且所有家庭都能如愿生育，那一共7个家庭将拥有15个孩子，生育率为2.14，勉强接近2.2的更替水平。在这15个孩子中，来自三孩或六孩家庭的有9个，占总数的-3/5；来自两孩家庭的孩子有4个；而独生子女只有2个，不到总数的1/7。这也意味着，当来自三孩和三孩以上家庭的孩子非常普遍时，生育率都难以达到更替水平。

而在全面二孩政策下，上述家庭的生育数量将分别变成2、2、2、2、1、1、0，即7个家庭总共生育10个孩子，生育率仅为1.43。如果生育率一直处于这个水平，那总人口将以每代人减少35%（1-1.43/2.2）的速度萎缩。在生育率不变的情况下，这意味着10亿人口在25-30年后将衰减为6.5亿，在50-60年后将衰减为4.23亿。根据2010年人口普查数据，80后、90后、00后人口分别为2.19亿、1.88亿、1.47亿，仅仅20年时间内，出生人口就萎缩了32%。

这个例子也说明，当人们感觉二孩家庭孩子非常普遍时，生育率已经远低于更替水平了，未来人口将急剧萎缩。在这种生育水平下，2017年到2030年面临生育的每岁1400万到1600万人中，每年平均将只能出生930（即1400*1.43*100/(100+115)）万到1060（即1400*1.43*100/(100+115)）万左右孩子，远低于要让总人口在2030年达到14.5亿所需的每年1600万到1700万人。

因此，别说全面二孩，就是完全放开生育都远远不够。实际上，同属中华文化圈的台湾、新加坡、香港、澳门的家庭平均生育率在最近的2014年分别仅有1.07、1.25、1.23、1.24，处于全球最低之列。而这些国家和地区的生育文化遭受的破坏远没有中国大陆严重，并且还在鼓励生育。在长期一胎化的影响下，中国城市已经把一胎化当成正常的默认状态，而农村在向城市看齐，这在人类历史上绝无仅有。过去一二十年的各种生育意愿调查显示，中国农村的生育意愿都已经低于日本、韩国。而且，随着城市化和教育水平的提升，生育意愿面临下行的压力。在这种情况下，要把生育率提升到更替水平，完全是异想天开。

王培安还声称，我国到本世纪末还有11亿以上的人口。我们不知道王培安是在何种假设下得出如此高的估算。当然，只要把对未来生育率假定为足够高，本世纪末总人口的估算别说到11亿，就是到15亿都有可能。但根据脱离现实的假设来进行估算无异于信口开河，也是极不负责任的行为。

从历史经验来看，严重高估的人口预测是我国人口政策调整一再延误的重要原因。这些估算不仅与调查数据不符，也违背了基本的常识。比如，2012年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的报告预测，全面二孩后，头几年生育率可能超过4.4，年出生4000多万人。对此，我们在财新发文，认为可能性为零；而全面二孩实施后2016年的出生人口不到报告当时预测数的一半。2013年底宣布单独二孩，我们当天在财新发文，认为效果是杯水车薪。而卫计委最初预测每年多出生200万人，实际多出生不到预测1/3。此外，卫计委曾预测2015年出生人口会增加100万左右，但实际却减少32万。我们认为，相较于之前这些离谱的预测，王培安对未来人口形势的误判过之而无不及。

（三）人口数量的重要性不亚于素质和结构

王培安在发言中强调，更应该关注人口素质。其实，人口素质的重要性毋容置疑。但一个群体的整体力量，既取决于质量，也取决于数量。在相同的质量下，整体力量与数量成正比。 而且，因为聚集和规模效应，更多数量可能伴随更高的素质，比如人口密度大的地区，学生平均成绩往往更好。在中国如此低生育率下，孩子数量会持续地衰减，人口老化不断加剧，既降低人口数量也降低素质。同样的人口规模下，一个老态龙钟的国家怎能竞争得过朝气蓬勃的民族？

再者，群体素质本质上是教育问题，而不是人口问题。作为人口政策的执行部门，卫计委特意强调质量比数量重要，给人造成的印象是把质量与数量对立起来；在自然语言中的语义演绎中，当质量和数量并列，很多人潜意识可能觉得两者不可兼得，好像强调其中一个就意味着忽视另一个。

王培安还进一步强调，要特别关注人口结构问题。单独来看，这句话本身没有问题，但在前面陈述中国在未来也不会缺人的背景下，特别强调人口结构的重要性，与强调人口素质的重要性一样，都会给读者留下数量并不重要的印象。这种认为人口结构要比数量更重要的观点非常普遍。甚至不少人认为，人口结构的恶化是降低人口数量的必要代价，这背后依然是人口太多需要控制的观点。

我们完全不认同这种观点。人类文明是一部人口不断增长的历史。马尔萨斯在世界人口只有10亿时，就警告人口增长达到极限。时至今日，世界人口已达到75亿，但人类整体比过去任何时候都吃得更好、活得更长，也过得更好。这说明，人对社会的贡献平均要大于其消耗，人的价值是正的，而不是负的。从技术进步和经济发展的角度来看，人类对美好生活的渴望创造了需求，而为了满足这些需求所进行的努力，又促进了各种产品与服务的创新和完善。

自然资源稀缺是担心人口过多的主要理由之一。但从价值来看，自然资源占经济中的比例其实越来越低，现在已经不到5%。不论是电视、汽车、房屋，还是看病、旅游、上学，其中自然资源所占价值的比例都非常低。这背后的原因是，当一种资源因为稀缺变得昂贵时，寻找替代品变得有利可图。如果找不到替代品，生产和生活方式会发生改变。一种资源稀缺到无法普遍使用，就将不再是资源。历史上，人口增加带来的需求上升，促进技术进步，增强发现和开发资源的能力，改变资源的概念。比如，煤炭、石油早年几无价值，但却是现代不可或缺的能源。

由于世界人口还在增长，人们普遍把人口众多当成理所当然，而忽视了庞大的人口规模对现代生活方式所具有基础性意义。试想，如果全球人口一直维持在马尔萨斯年代的10亿，再假设不同地域人口比例不变，那现在的发达国家最多只有一亿多人。这种人口规模完全无法支撑现代人习以为常的手机、互联网、高铁、喷气式飞机，以及各种艺术流派和作品。即使存在某种类似的发明或产品，其迭代进步的步伐也不可能有现在这么迅速。

对一个国家来说，相同人口规模下，不同人口结构对经济和国力的影响大概只是是百分之几十，而人口规模对国力的影响，长远来看是几倍，甚至十几倍。俄罗斯面积是中国的1.7倍，资源非常丰富，大学学历人口比例全球最高。但俄罗斯仅有1.43亿人口，除非整合到其他经济体中，仅凭自身人口无法形成与中国、美国媲美的规模优势。也因为如此，俄罗斯除了能源和军事工业外，几乎没有在任何行业有竞争力。美国是发达国家中人口最多的国家，不仅自身人口多于俄罗斯，更在经济、安全、文化、科技、政治方面与整个西方世界高度整合，因而享受近整个西方世界约10亿人口的规模优势。

中华民族长期是世界第一大民族，庞大的人口规模是中国最宝贵的资源，也是中国复兴的基础。在全球竞争中，中国人口的规模优势已经得到体现。比如，高铁建设高歌猛进，成为中国向海外拓展的名片；美国在1965年代就曾讨论高铁计划，但现在依然是空中楼阁，原因是人口密度不够，经济合理性不大。在2013年，中国的电子商务规模就超过美国居世界第一，这意味着整体规模较小的中国商业在电子化程度上已高于美国。这种新兴行业的异军突起反映了人口优势对扭转技术竞争态势的意义。中国是全球唯一拥有联合国产业分类中全部工业门类的国家，虽然领先的行业还很少，但却可以在几乎所有行业参与国际竞争，这点无国可比。

然而，生育限制政策却在用最严苛的手段，把这个最大的优势当成最大的劣势来消减，让中国几千年积累下来的人口规模优势，在短短几代人之内就可能消失殆尽。这个政策所依据的是对人口与社会经济关系的错误认知，突出表现在用短期的、微观的视角来看待长期的、宏观的问题。我们认为，王培安强调人口素质和人口结构的重要性，而对人口规模萎缩的负面后果避而不谈，给人的印象是避重就轻，甚至有掩盖人口政策方向性失误之嫌。

我们注意到，新一代领导人在各种场合，一再强调中国众多人口的优势并表达对低生育率的担忧。比如，2016年9月4日，二十国集团（G20）领导人第十一次峰会在杭州开幕。习近平主席在开幕辞中强调：“主要经济体先后进入老龄化社会，人口增长率下降，给各国经济社会带来压力。”这个表述，明确把老龄化和人口增长率下降看成是各国经济社会的压力，反映了对低生育率各种后果的忧虑。又如， 2017年3月25日，李克强总理在出席澳大利亚华侨华人举行的欢迎晚宴上致辞说：“尽管面对国际不稳定不确定因素增加等困难和挑战，但中国发展回旋余地大，特别是我们有13亿多人口，受过高等教育和拥有专业技能的人才众多，这是巨大的人力资源优势。”

高层的这些表述，反映了对人口形势的充分把握和对人口与发展关系的深刻认识。与此对应，2017年央视春晚的多个节目都透出了鼓励生育甚至多育的理念。而大年初一央视一套《欢乐中国人》栏目更是出现多个呈现大家庭欢乐与祥和的节目，包括深圳四胞胎、安徽十姐妹、陕西四世同堂，与1990年春晚小品《超生游击队》嘲笑和丑化多育家庭形成了鲜明对照。在这种形势下，执行人口政策的卫计委应该在政策方向上改弦更张，而不是继续发布一些似是而非，违背人口新政理念的言论，更不能以明显背离常识的预测来误导公众对人口趋势的判断。

要了解中国人口问题，这两本书不可不看：

《中国人可以多生！》作者：梁建章、李建新、黄文政

《人口危局：反思中国计划生育政策》作者：何亚福

我国自2016年元旦起实施的全面二孩政策，是人口政策的重要转折点。之前的人口规划只是给出人口总量不得逾越的控制目标，而2017年1月25日发布的《国家人口发展规划（2016－2030年）》则是确定人口总量要达到的预期目标。这一变化说明了决策层已经摒弃人口越少越好的观点，改为注重人口的均衡发展，甚至担心未来人口的快速萎缩。

这一理念的转变，反映了对人口趋势更为准确的把握和对人口与发展关系更为深入的认识。那么，未来的人口政策应该如何转型才能更加适应这种转变？最直接的问题是如何处理“计划生育”这一词汇？

第一种方案是保留“计划生育”一词，但将其广义解释为对生育水平的宏观控制，既包括降低生育率的限制生育，也包括提升生育率的鼓励生育。这符合《宪法》第25条的规定：“国家推行计划生育，使人口的增长同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相适应。” 新的人口规划似乎就是遵从这一思路，虽然侧重于鼓励生育，但依然还纳入了“坚持计划生育基本国策”的表述。这种方案短期似乎比较稳妥，但长期会陷入更大的被动。

人是目的，不是手段，更不应该成为被强制性计划消减的对象。计划生育本质上是延续计划经济的思路，试图用个别机构根据有限认知预先设定的目标来替代千千万万家庭，根据随时变化的外在环境和自身意愿所做的真正体现集体智慧的自主决定。实现这一目标的强制性手段不仅违背了自然规律而造成社会损失，也违反道义原则导致个体伤害。当年生育限制的论证之粗糙，决策之草率，执行之严酷，以及延续之顽固都是匪夷所思；而支持这一政策的各种理由，初看起来似有道理，深入分析没有一条站得住脚。

目前来看，长期低生育率导致的未来人口的加速老化和急剧萎缩已不可避免，由此带来的经济低迷、财政拮据、养老困难、家庭失独、性别失衡等经济社会问题长远来看会日趋严重，这会让计划生育一词变得比计划经济更为负面。不管如何被包装，计划生育如果不被摈弃，最终一定会成为越来越沉重的政治包袱。

第二种方案是宣布停止计划生育，并在政治上与之切割，这样做可以争取长期主动，也有利于顺理成章地推出进一步大力鼓励生育的措施。实际上，营造友育环境，扶助养育家庭体现的是以人为本、执政为民的价值取向。做这样一件功德无量的事情，不需要套上一件引起反向联想的外衣。而更有魄力和担当的做法是，实事求是地承认当年的计划生育政策是对人口形势判断失误，对人口与发展关系认识不足的产物。

当年彻底否定文化大革命，不仅没有引起执政危机，反而赢得了民众的普遍肯定和广泛支持，为后来大刀阔斧的改革创造了良好的思想环境。以严厉的生育限制为特征的计划生育，片面强调人是负担的一面，把中国最大的优势当成最大的劣势，用最严厉的手段来消减。这一政策对中国长远的负面影响是其他事件难以比拟的。

但公平地说，计划生育政策的倡导者和执行者大都真诚地相信这一政策利国利民，能够成就一个富强的中国；而在体制内政策执行更加严厉也让很多民众诚服。至于对人口问题判断失误在当年的社会经济条件和国际思潮背景下也是情有可原。因此，对计划生育政策的否定只会限定在因果判定和认识层面的拨乱反正。如实地还原计划生育的历史面目，只会强化决策层与时俱进，勇于担当的正面形象。

当然，这里列出的是选择光谱上的两极，实际采用的方案也可以介于两者之间。但无论采用哪种方案，更为重要的是加快人口政策的制定和实施机制的转型。

目前我国拟定人口发展战略、规划及人口政策的职责，名义上归属于国家发展与改革委员会社会发展司的人口发展处，而人口政策的实施乃至法律法规的起草则归属于国家卫生与计划生育委员会。由于行政级别过低，国家发展与改革委员会的人口发展处，无法在地位上与国家卫生与计划生育委员会相比，难以承担其被赋予的职责。

另一方面，国家卫生与计划生育委员由之前的卫生部和计划生育委员会合并而成；其中的计划生育部门一直是计划生育政策的实施者。无论其思维惯性、利益导向、还是外部形象都留下了限制生育的深刻烙印。该机构虽然也提供生殖健康服务，但留给公众心中的印象更多是生育审批、超生罚款等不愉快的经历，乃至强制堕胎、强制结扎、牵牛扒房、非法羁押等惨痛的回忆。由现存的计划生育部门来推行鼓励生育政策，自然会被这些历史包袱所拖累，最多只能达到事倍功半的效果。

人口是国家和民族的根基。应对空前的低生育率危机，需要财政、教育、医疗、就业、社会保障、统计等各个方面的部门通力合作，共同努力。鉴于此，我们建议将人口问题纳入国家安全议题，并成立直接向最高领导人负责的协调机构，统筹相关部门和党务机构，规划和实施人口政策，并成立涵盖各方学者在内的常设性专家委员会，向该工作机构提供咨询和建议。该机构可以纳入目前国家发展与改革委员会人口发展处以及国家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的部分专业人士，但前提是这些人在专业判断上拥有良好的记录。

此外，我们建议在协调机构下成立独立的调查委员会，检讨过去人口政策制定和执行过程中出现的重大失误，针对渎职和恶意误导的行为追究责任提出建议。更为紧要的是对国家卫生与计划生育委员会进行重大改组。为此，我们建议恢复卫生部，以涵盖其与医疗卫生相关的部门，包括妇幼健康服务等职能；将计划生育家庭发展职能划归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撤销计划生育基层指导司和流动人口计划生育服务管理司，将相关人员分流和转岗到老龄服务等新兴部门。

低生育率危机是未来几十年我国面临的最大挑战。能否将生育率提升到更替水平，最终逆转人口颓势，不止关系到我国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也关系到中华文明的兴衰，乃至中华民族的薪火相传，更直接影响我国的政局稳定和执政党的执政基础。如何实现人口政策的机制转型，包括如何定位计划生育政策，将是应对低生育率危机的关键一环。我们相信，这个时代在百年乃至千年以后的地位将取决于在这一问题上的抉择和作为。

要了解中国人口问题，这两本书不可不看：

《中国人可以多生！》作者：梁建章、李建新、黄文政

《人口危局：反思中国计划生育政策》作者：何亚福

随着人工智能和机器人技术的进步，许多人担心人类的工作机会将被机器人抢走。从历史上看，自动化和技术进步已经导致很多旧行业被新行业所取代，不过从就业的角度来看，以往主要是许多原来从事农业和制造业的就业机会被转移到了服务业。但专家们认为这一次的改变将与以往不同，因为即使像司机之类的服务岗位也有可能会被机器人取代，更有甚者，哪怕是律师、医生之类的专业工作也会受到前所未有的冲击。

由于高度自动化而引起的失业，其实并不是一个经济问题。这可以被视为一件好事，因为只需要少量高技能创新工作者每周上班3天，就可以确保在其余人口不工作的情况下，依然维持原先社会在商品和服务方面的供给水平。这种失业更大程度上还是社会问题，因为大多数人会感到自己似乎是多余的；同时也是一个政治问题，因为大多数选民将不再是纳税人。我们应该把这种问题称为“休闲过剩”而不是失业。但即使这种情况出现的可能性也不大，因为在短期内，服务行业将会产生很多工作机会；从长远来看，即使大部分的日常工作可以被人工智能取代，未来仍会有许多与创新有关的工作机会属于人类。

首先，当前机器人技术水平还远远达不到完全代替人类从事服务行业的程度。电脑可以在棋类项目击败人类，但机械手仍远远不及人类的双手灵巧。我估计，机器人要胜任简单的房屋清洁工作或航空乘务员的工作，至少需要30年的时间；甚至因为涉及到法律问题的缘故，无人驾驶汽车的普及也将至少需要10年时间。所以在不远的将来，服务业的工作机会将继续快速增长，足以抵消制造业就业机会的减少。

其次，即使电脑能够帮助专业人员（例如记者、股票分析师，甚至律师和医生）做一些分析工作，但电脑主要还是让专业人员变得更有效率，而不是直接取代专业人员。很难想象，一个机器人律师能够出庭为被告进行慷慨激昂的辩护，因为仍然需要一位有血有肉的律师，在法庭上针对人类组成的陪审团进行道德和价值观上的说服。在此过程中，人工智能所能做的只是帮助完成案例分析。

最后，与创新有关的工作可能一直主要由人类完成。一方面，如果允许电脑进行创新，可能带来人类无法掌控的危险后果。另一方面，创新往往涉及审美和口味的判断。例如，如果任务是评估一段音乐、一部电影或者一道新菜，人类可能永远都要比机器人更了解自己的需求。

总之，在不久的将来，会出现更多的服务岗位。更长远来看，越来越多的工作岗位将与创新有关。有人说，创新只需要少数天才而非大量人口就能实现，但这种观点显然与历史趋势相悖。人类在创新方面正在投入越来越多的资本和人力资源，而且人口越是密集的城市和地区创新力越旺盛，这种趋势现在并没有放缓的迹象。将来会有更多人具备参与某种形式创新活动的能力和意愿，其中既包括高技能工作（例如人工智能编程），也包括低技能工作（例如游戏测试和电影评论）。更多人未来具备这种能力，需要部分归功于电脑帮助他们提升分析能力。更多人未来具备这种意愿，则是因为参与创新将带来乐趣和满足感。即使像电影评论这种看似轻松愉快的工作，本质上也是某种形式的创造性活动。

长远来看，创新不光是解决一个个具体问题，更是对于未知事物的探索。人类对更多食物和住房的需求很容易饱和，然而人类总是有兴趣探索新的器具、新的故事或者新的游戏，还包括探索太空。如果人类不再有探索的欲望，那么人类文明将开始衰落。这个问题要比“休闲过剩”（失业）严重的多。

推荐两本书：

《中国人可以多生！》作者：梁建章、李建新、黄文政

《人口危局：反思中国计划生育政策》作者：何亚福

（一）应该感谢多子女家庭

2017年1月28日大年初一，央视一套《欢乐中国人》栏目出现了多个呈现大家庭欢乐与祥和的节目；特别是来自安徽十姐妹的亲情和融洽，更引起现场嘉宾的惊叹和赞美。这些节目的播出，标志着官方生育观念的重大逆转，预示全面放开并大力鼓励生育将成为我国人口政策的主旨。我们长期关注中国人口问题，并为中国的严重的低生育率危机深感忧虑。这次央视节目所展现的如此积极的友育态度，也让我们欣慰不已。

不过，这个节目也让长期浸淫在计划生育宣传下的观众倍感惊诧。一些失独家庭更是认为节目“极大的伤害了遵章守纪的全国两亿独生子女家庭，特别伤害了全国百万失独家庭”。我们非常理解这种感受。特别是，失独父母失去了唯一的孩子，为国家的政策付出了最沉重的代价，而目前的扶助远不能解决他们的实际困难，更无法弥补他们心灵的创伤。近年我们与失独家庭一直保持联系，也帮助他们联系两会代表、委员，协助起草并递交有关补偿失独者的建议和提案。在这方面，我们也将尽己所能，继续努力。

但需要指出的是，失独惨剧的根源，是严厉的生育限制政策；继续伤害失独家庭的是相关部门对责任的推诿和对合理诉求的敷衍，而不是回归正常家庭观念的央视节目。实际上，我们两位作者自己都是独生子女，而且也都只生了一个孩子，因此我们也完全理解一些独生子女家庭对节目的失落和困惑。但我们相信，我们自己作为独生子女或独生子女父母的孤独和无奈，绝不应该成为我们指责央视倡导健康理念的理由。

相反，无论是失独家庭，还是其他独生子女家庭，其实都应该感谢像十姐妹这样的多生家庭。人不仅是负担，更是贡献者。总的来说，人对社会的贡献要大于带来的负担，这也是人口越来越多，但社会整体却越来越进步的根本原因。部分家庭多生，是造福而非伤害其他家庭，在少子化时代更是如此；只是荒谬的生育限制观念完全颠倒了这种关系。从1980到2015年，中国约有两亿“超生”孩子出生；要是没有他们，中国现在的老龄化会更严重，经济会更低迷，养老会面临更大的困境。正是多育家庭用自己的艰辛养育了更多的孩子，为养老体系提供了更多的支撑者，为民族保持了更多的元气和活力。

对所谓“超生”家庭不守法的指责更站不住脚。即使旧的《人口与计划生育法》也只是提倡一孩，而非禁止多孩。“超生”家庭并没有违反中国任何一条法律；他们为中国的未来贡献了更多孩子，但却遭受了牵牛扒房、开除公职、缴纳高额社会抚养费等严厉处罚。1990年黄宏和宋丹丹主演的春晚小品《超生游击队》，以“超生”家庭为取笑对象，丑化那些为实现生育意愿而被迫颠簸流离、含辛茹苦的底层民众。在严酷的政策环境下，多生家庭所遭遇的艰辛和屈辱是一般独生子女家庭难以体会的。即便仅从这个角度来说，央视的十姐妹节目也算是还无数“超生”家庭一点公道，也值得大大地点赞。

（二）部分家庭多生是维持民族正常繁衍的必要条件

不少人看到十孩家庭，会想当然担心这会导致人口无限膨胀。实际上，在一个正常繁衍的社会，总会有些家庭生育10个甚至更多孩子。中国观众对十姐妹如此惊诧，也说明生了10个孩子的夫妇有如凤毛麟角。英国只有不到中国的1/20的人口，却还有生育18个孩子的家庭；英国的生育率虽然高于中国，但仍然低于更替水平。法国政府长期鼓励生育，除了各种现实的措施外，还对生育八个以上孩子的母亲颁发共和国家庭勋章。即便如此，法国生育率虽然远高于中国，也一直也未能成功恢复到更替水平。

由于总有部分人不婚不育，或只愿生育一两个孩子，少数家庭生育特别多孩子对维持民族繁衍至关重要。在一个正常社会中，不同家庭的生育意愿千差万别。假定意愿孩子数呈如下的分布：6、3、2、2、1、1、0，且所有家庭都能如愿生育，那一共7个家庭将拥有15个孩子，生育率为2.14，勉强接近中国所需的2.2的更替水平。而在这15个孩子中，来自三孩或六孩家庭的有9个，占总数的3/5；来自两孩家庭的孩子只有4个；而独生子女只有2个，不到总数的1/7。这也意味着，当来自三孩和三孩以上家庭的孩子非常普遍时，生育率才刚处于更替水平。但在全面二孩政策下，上述家庭的生育数量将分别变成2、2、2、2、1、1、0，即7个家庭总共生育10个孩子，生育率仅为1.43。

相对于2.2的更替水平，1.43的生育率也意味着每代人减少35%，每两代人减少58%。如果生育率一直处于这个水平且人均寿命稳定，那总人口将以每50年减少一半的速度衰减。除非能将生育率提升到更替水平，人口衰减将一直持续下去。我们在以前的文章中已论述，无论是从资源环境、城市建设、经济发展、科技创新还是文明传承来看，严重衰微的人口趋势对中国未来都有百害而无一利，对中华民族复兴更是釜底抽薪。

很多人以为二孩政策就足够了，没有必要全面放开并鼓励生育；这是误解。中国生育率早已处于世界最低之列，在可预见的将来，还面临着三重继续下行的压力：即进一步的城市化和现代化、中华文化圈所面临的共同因素、以及城市一孩化和计划生育宣传改变了生育观念。从世界其他低生育国家的经验来看，生育率一旦处于极低水平，即使大力鼓励生育也无法将生育率恢复到更替水平。相比之下，中国的生育率比这些国家更低，生育观念被破坏得更严重，即使农村的生育意愿都比极低生育率的日本、韩国还要低迷，要把生育率提升到可持续的更替水平，将是逆水行舟，难上加难。

经济补助对生育率提升确实有一定效果，但代价高昂。根据欧洲各国的数据，对家庭补助占GDP高出一个百分点，大致对应于生育率高出0.1。如果这个数据能作为参考，就算中国目前的生育率真有卫计委声称的接近1.6，而非国家统计局公布的1.2左右，要将其提升到维持民族可持续繁衍所必须的2.2的更替水平，政府需要把相当于GDP6%的支出用于补助家庭养育，这个开支相当于中国军费开支的四到五倍。随着长期低生育率带来的老龄化加重，工作年龄人口相对需要抚养的老人会不断减少，维持社会正常运转的财力都可能捉襟见肘，高额补贴没有短期收益的养育事业难以指望。

虽然二孩政策能够带来出生人口的短暂增加，但在2018年以后，随着生育堆积结束及育龄高峰期女性的快速减少，出生人口将开始急剧萎缩。按目前的趋势，如果不大力鼓励生育，中国出生人口将在2050年前后降到800万甚至更少。从全球比较来看，中国的人口萎缩更少触目惊心。 中国占世界人口比例总体在1820年、1900年、1950年、1980年分别为36.6%、25.6%、21.8%、22.1%，总体上在大幅下降，虽然目前还有18.9%，但每年新生儿却不到世界12%。而中国在2050年前后每年出生的约800万人也只相当于届时世界的5%。在强大的低生育率惯性下，中国要将生育率提升到世界平均水平可能再需要两三代人时间，等到最终稳定下来，中国每年新生儿占世界比例可能跌破3%。除非之后中国生育率显著超过世界平均水平，中国占世界人口的比例最终可能不到3%。这种人口趋势如果不能逆转，那将意味中国国力的严重弱化甚至中华文明的式微。

（三）希望有儿、希望有女，或希望儿女双全都无可厚非

有人猜测十姐妹父母生这么多女儿是希望有一个儿子，并认为正是这种希望有儿子的心态导致了严重的男女性别失调。但从逻辑来说，农村严重的男女出生性别比失调，是性别偏好、生育数量限制、胎儿性别鉴定共同作用的后果。这三个因素去掉其中任何一个，都不会出现男女比例失调。性别偏好在中国和其他一些国家一直存在，但中国的男女出生比例在最近几十年才严重偏离正常水平，并高于其他所有国家，其原因正是中国实行了全球最严苛的生育限制政策。

如果没有生育数量限制并且不选择堕胎，那么希望有男孩的家庭可通过扩大生育数量来实现自己的愿望。这样并不会导致男女比例失调或生育率过高。假设自然男女出生性别比与胎次无关，一直为106:100。即使所有父母都偏好男孩并一直生育到有男孩为止，那男女出生比例依然还是106：100，虽然不少家庭在最后生男孩之前会生很多女孩，但平均每对夫妻的孩子数量也仅为1.94（（100+106）/106），依然不到更替水平。在这种情况下，大约每1376个（即 1/((100/(100+106)^10)）家庭，就有一个家庭生育十个或更多女孩。

长期以来，大部分农村地区实行“一孩半”政策，即如果第一个孩子是女儿，允许生育第二个孩子。有些家庭在生了一个女儿后，希望再生一个男孩。他们会在怀上第二孩后，鉴别胎儿性别；如果是男孩就生下来，如果是女孩，则主动上报以意外怀孕为理由堕胎。这样做的结果致使很多第二胎女婴被终止了生命。需要指出，即使没有重男轻女而只有儿女双全的思想，“一孩半”政策也会导致出生比例失调。这是因为，头胎是男孩的父母被禁止再生育，无法实现儿女双全的梦想；而头胎是女孩的父母，如果希望男女双全，自然会希望第二个孩子是男孩。

生育数量的限制及胎儿性别鉴定存在的情况下，对孩子的性别偏好确实与男女比例失调有关；但如果没有生育数量限制，性别偏好本身并不会导致男女比例失调。 尽管重男轻女有悖公平，但希望有儿、希望有女、或希望儿女双全都无可厚非。而且，从另一个角度来看，性别偏好也是很多家庭“超生”的动力。如果没有这种动力，中国这几十年来的生育率会更低，人口老化和未来的萎缩会更加严重。安徽十姐妹父母的可贵之处是，他们没有进行性别选择的堕胎，从而为中国社会贡献了十个姐妹，这恰恰有利于缓解中国严重的男女比例失调。

（四）人是目的，不是手段

部分民众对十姐妹节目的反感也反映了生育政策调整的严重滞后，以及政策信号的矛盾。计划生育部门三年前还对生育了三个孩子的张艺谋征收了天价的社会抚养费；在全面二孩政策之后，一些省份甚至还在对政策实施前的“超生”二孩家庭追缴社会抚养费。姑且不说早就应该放开并开始鼓励生育，目前在鼓励二孩的同时，依然还在严厉限制三孩，等于要求每个人不管胖瘦都要吃二两饭并且只能吃二两饭，荒谬至极。在中国目前如此之低的生育意愿下，愿意生育三个或更多孩子的家庭屈指可数。严厉处罚生育三个及以上孩子的家庭，不仅增加了这些家庭养育孩子的代价，提高行政成本并造成各种各样的怨恨，也进一步遏制了本来就非常低迷的生育意愿，加剧人口危机。

在这种政策环境下，观众看到央视的十姐妹节目，思想很难一下转过弯来。因此，要让鼓励生育得到民众的理解和支持，需要尽快取消所有生育限制，并切实做好严厉生育限制政策的善后工作，包括将“有利回溯”原则运用于人口新政。在我国法律实践中，“有利追溯”的原则体现为，如果先前的某种行为不符合当时的规定，但符合新法的规定，并且对各方有利，就应当依照新法予以保护。根据这一原则，应将全面二孩政策回溯到过去的生育行为，对之前所有“计划外”生育者，免除社会抚养费和相关处罚。

还有部分民众对十姐妹节目的负面反应，是觉得官方人口理念在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但这种感受，并不是因为央视节目表现的大家庭理念多么极端，而是在长期的计划生育宣传下，中国社会形成了人类历史上无论是纵向还是横向来看，都是最为极端的视人口为负担的观念。滋生这种偏执观念的，除了早年遍布城乡的计划生育宣传标语和后来的各种影视节目外，最基础且有效的当属中小学教科书。我们曾分析整理了浙江某些从小学一年级到高三所有科目有关人口与生育的内容，发现这些内容在一边倒地宣扬负面的人口和生育观。因此，要在全社会恢复正常的人口理念和健康的生育观念，还需要多管齐下，不仅需要更多类似十姐妹这样的家庭性的娱乐节目，还需要全面清理中小学教科书的相关内容，代之以对中国的人口形势的如实陈述，和对人口与资源环境和发展的深入而全面的论述。

十姐妹节目带给部分民众的另一个担忧是，人口政策可能会从强制少生变成强制多生。但我们坚信，人本身是目的，而不是手段。政府应该尊重民众的生育意愿，帮助民众实现自己的生育愿望，而不只是把民众生育当成实现国家目标的手段。在权利意识日益普及的今天，任何强制的生育政策只会带来抵制，甚至适得其反。我们欣慰地注意到，国务院最新颁布的《国家人口发展规划（2016—2030年）》，特别确定了强化正向调节的原则，表明以负面惩罚为特征的惩罚措施将不会成为未来政策的选项。

人们有多生的权利，也有不生的权利。真正合理的生育政策是让民众完全自主决定生育数量和间隔。在超低生育率趋势严重威胁民族的正常繁衍和社会的可持续发展的情况下，政府则有责任鼓励生育，也就是创造各种条件，让普通家庭能够更长远地规划自己的未来，并顺利地实现自己的愿望。具体措施包括，确保教育资源的规划和配置足以维持可持续的生育状态；将托儿服务和幼儿教育、父母科学育儿教育分别纳入免费义务教育和公共培训服务；减免生育家庭的税赋，适当延长产假并保障产妇在产假期间和之后的工作权益；让父亲和母亲享受同等产假，以降低养育孩子的负担并减少工作性别歧视。我们相信，只有在税收、教育、法律等各个方面切实减轻养育家庭的负担，让普通家庭愿意生孩子、生得起孩子、养得起孩子、养得好孩子，每个家庭和整个国家才有美好的未来。

要了解中国人口问题，这两本书不可不看：

《中国人可以多生！》作者：梁建章、李建新、黄文政

《人口危局：反思中国计划生育政策》作者：何亚福

2017年1月25日，国务院发布《国家人口发展规划（2016－2030年）》。该规划提出的主要目标是，总和生育率逐步提升并稳定在适度水平，2020年全国总人口达到14.2亿人左右，2030年达到14.5亿人左右。之前的人口规划只是给出人口总量不得逾越的控制目标，而这次规划则是确定人口总量要达到的预期目标。这种差异反映了国务院已经否定了人口越少越好的思路，而且认为目前生育率过低，需要提升。这体现了以人为本的理念和确保我国人口均衡发展的决心。

一、实现人口规划目标需要全面鼓励生育

逐步提升生育率，让全国人口在2020年达到14.2亿，到2030年达到14.5亿，是一个鼓舞人心的目标。但在目前的人口形势下，实现这一规划目标的困难远超一般人的想象。除非执行部门把这个纲领性文件当成一张废纸，否则两年内全面放开并同时开始大力鼓励生育将是不二选择。

首先，根据国家统计局的数据，我国总人口在2016年底为13.83亿。如果到2020年总人口要达到14.2亿，四年内要增加3700多万人。这四年平均每年死亡人数至少有1000万，这意味着这四年要出生至少7700（即3700+4*1000）万人，平均每年需要出生至少1900万人。但出生人口只有在2017出生高峰时，才会达到或接近1900万的水平；在2018年以后，随着生育堆积结束及育龄高峰期女性的快速减少，出生人口将开始急剧萎缩，并显著低于1900万。因此，要实现2020年总人口达到14.2亿的目标，最晚在2018年就需全面放开生育，并同时开始大力鼓励生育。

比起2020年达到14.2亿的目标来说，在2030年达到14.5亿将更加艰难。基于2010年人口普查死亡率年龄分布，由2016年死亡977万反推的预期寿命大约为77.5岁。由此可计算出，从2017到2030年，死亡人数将达到1.72亿；就算这段时间预期寿命可以达到并稳定在80岁，那死亡人数也有1.58亿。因此，从2014到2030年，要让我国总人口从13.83亿增至14.5亿，至少需要出生2.25（即14.5-13.83+1.58）亿到2.39（即14.5-13.83+1.72）亿人，平均每年需要出生1600万到1700万人。根据统计局的数据，过去10年我国每年出生人口基本稳定在1500万到1700万之间，但这些出生人口所对应的父母辈主体是80后和90初，每岁有2000到3000万人，平均约2400万人。 而从2017到2030年，生育的主体是90末和00后，这辈人每岁只有1400万到1600万人，平均只有1500多万人；他们要生育1600万到1700万人，意味着平均每对夫妻的生育数量（即生育率）至少要比80末和90后高出50%以上，乃至达到更替水平才有可能。

在一个正常社会中，不同家庭的生育意愿千差万别。假定意愿孩子数呈如下的分布：6、3、2、2、1、1、0，且所有家庭都能如愿生育，那一共7个家庭将拥有15个孩子，生育率为2.14，勉强接近中国所需的2.2的更替水平。而在这15个孩子中，来自三孩或六孩家庭的有9个，占总数的2/3；来自两孩家庭的孩子只有4个；而独生子女只有2个，不到总数的1/7。这也意味着，当来自三孩和三孩以上家庭的孩子非常普遍时，生育率才刚处于更替水平。但在全面二孩政策下，上述家庭的生育数量将分别变成2、2、2、2、1、1、0，即7个家庭总共生育10个孩子，生育率仅为1.43。这说明，当人们感觉二孩家庭孩子非常普遍时，生育率已经远低于更替水平了。在这种生育水平下，2017年到2030年面临生育的每岁1400万到1600万人中，每年平均将只能出生930（即1400*1.43*100/(100+115)）万到1060（即1400*1.43*100/(100+115))万左右孩子，这个数据只有人口规划要求的每年1570万到1720万的约60%。

二、全面鼓励生育蓄势待发

面对如此之大的缺口，别说全面二孩，就是完全放开生育都远远不够。实际上，同属中华文化圈的台湾、新加坡、香港、澳门的家庭平均生育率在最近的2014年分别仅有1.07、1.25、1.23、1.24，处于全球最低之列。而这些国家和地区的生育文化遭受的破坏远没有中国大陆严重，并且还在鼓励生育。在长期一胎化的影响下，中国城市已经把一胎化当成正常的默认状态，而农村在向城市看齐，这在人类历史上绝无仅有。过去一二十年的各种生育意愿调查显示，中国农村的生育意愿都已经低于日本、韩国。而且，随着城市化和教育水平的提升，生育意愿面临下行的压力。在这种情况，要把生育率提升50%，困难程度可想而知。

既然有如此雄心勃勃的规划，那也一定会推出相应的措施来实现规划的目标。我们欣慰地看到，2017年的春晚的多个节目都透出了生育甚至多育的理念。比如，小品《真情永驻》的主角给之前未能出生的儿子取名“孙一串”，最后宣示“要就要两个，双卡双待”；相声剧《信任》的背景是主角要去看刚生孩子的妻子，小品《大城小爱》调侃道“反正政策也放开了，想生就生吧！”；而相声《姥说》的主题是老人帮忙带外孙，小品《老伴》则反映了老龄化的挑战。更为特别的是，初一央视一套《欢乐中国人》栏目更是出现多个呈现大家庭欢乐与祥和气氛的节目，包括深圳四胞胎、安徽十姐妹、陕西四世同堂；节目还透露四世同堂中的爷爷还作为全国文明家庭的代表接受过习近平主席的接见。这一系列赞扬多兄弟姐妹和大家庭的节目与1990年春晚小品《超生游击队》嘲笑和丑化多育家庭形成了鲜明对照。

在制度方面，新的人口规划也明确指出，坚持党政一把手亲自抓、负总责，落实和完善计划生育目标管理责任制。在我国出生人口在2018年之后面临崩塌式萎缩的趋势下，这意味着各地方和各部门的职责将是提升生育率，而采取强有力的措施降低养育负担，全面鼓励生育将是确保实现人口规划目标的必要条件。实际上，2017年1月22日，国家卫计委计划生育指导司司长杨文庄在新闻发布会上就表示，“按照中央的要求，国务院40多个部门已明确分工，推进全面二孩政策落实。”

三、确保数据的准确性是成功实施人口规划的必要条件

早在2012年11月15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十八届一中全会上的讲话中就强调：“要坚持真理，坚持原则，真抓实干，勇于担当，言必信、行必果，真正做到对历史和人民负责。” 因此，国务院人口规划的目标绝不会是儿戏。我们还注意到，人口规划在实施部分特别提出，在人口普查和抽样调查的基础上，加强人口中长期预测。健全人口动态监测和评估体系，科学监测和评估人口变动情况及趋势影响。这反映了国务院充分认识到准确预测人口趋势的重要性，力求避免错误的预测误导决策。

2014年3月，时任中国人口学会会长翟振武在《人口研究》发文称，全面二孩后年出生人口峰值将达到4995万人，而北京大学人口研究所教授乔晓春教授在2014年第20卷第6期的文章判断，翟振武教授这一研究是在2011年之前完成的，其结论很可能直接影响了政府的决策；从乔晓春教授的文章内容来看，翟振武教授的结论可能是政府在2013年年底启动单独二孩，而非全面二孩政策的重要原因。从目前的情况来看，2015年全面二孩实施后的出生人口峰值难以超过2000万。扣除政策放开之前约1500万的基数，全面二孩新增的出生人口在高峰年最多不超过500万，只有翟振武估算的3495万（即4995-1500）的1/7。尽管翟振武教授的估算所对应的放开时间略早，但差异如此之大不是简单的失误可以解释。我们相信，在国务院新的人口规划实施过程中，如此误导决策的预测错误决不能被容忍。

比预测错误更为严重的是刻意歪曲甚至造假。2000年人口普查数据显示当年生育率仅有1.23，但计划生育部门以漏报严重为由，把大幅调高后的1.8作为人口政策的基本依据达10年之久。而根据2010年人口普查核实当年的生育率显著低于1.4，说明当年确实存在一定程度的漏报，但把生育率上调46%（即(1.8-1.23)/1.23）违反了基本的学术伦理甚至常识，直接后果是严重贻误了应对低生育率危机的时机。实际上，目前的人口数据自相矛盾及其引起的困惑比起2000年的情况过之而无不及。根据国家统计局2015年1%的抽样调查（俗称人口小普查）数据，当年生育率仅有1.05，由此生育率推算的出生人口仅有1160万左右，但国家统计局公布的出生人口却是1655万，两者相差达500万之巨。根据2010年人口普查数据回测，每年公布的出生人口都高存在高估，高估幅度从数十万到近300万不等；另一方面，由每年抽样调查推算得出的出生人口却非常接近人口普查的回测数据。如果这种现象依然存在，那现在每年出生人口将更接近1300万，而不是公布的1700多万。要是果真如此，实现人口规划目标的困难程度将还要高一个数量级。

2015年1月17日，辽宁省省长陈求发首次在政府工作报告中公开承认，2011年到2014年，辽宁省所辖市、县存在财政数据造假。对此，财政部有关负责人在答记者问时提到：“辽宁省此前搞假数字、带水分的财政收入，严重违反了党中央、国务院的要求以及预算法的规定，影响了中央对辽宁省经济形势的判断，误导了中央决策，损害了党和政府的形象和威信。”该负责人还强调，要“督促地方贯彻落实中办、国办《关于深化统计管理体制改革提高统计数据真实性的意见》，依法依规对弄虚作假的地区和人员进行问责。”辽宁省经济数据造假事件的曝光和处理充分说明了，中央对误导决策的数据造假绝不会姑息。

相比经济数据来说，人口数据更为重要，而人口数据扭曲甚至造假的危害也远比经济数据造假更为严重。至于人口的真实情况到底是怎么回事，可能要等到2020年人口普查数据公布之后才能清晰。届时，应该可以判断目前每年出生人口多达500万的出入，到底是因为统计部门专业水平不足导致抽样调查严重低估生育率，还是因为公布的出生人口因判断失误上调过高抑或被某些因素人为刻意扭曲。如果真的存在系统性扭曲和造假现象，我们相信中央对相关机构和人员一定会追究责任、严惩不贷。

人口是国家和民族的根本，维持人口的均衡发展则是确保中华民族复兴的基础。在我国出生人口面临雪崩的前夕，国务院最新的人口规划可喜可贺。如本文详细分析所示，实施这一规划需要在两年内就全面放开并大力鼓励生育；即使这样，要实现人口规划的主要目标依然是逆水行舟，艰难无比。至于这一涉及到中华民族复兴大业根基的人口规划将如何实施，最终的成效如何，我们将拭目以待。但我们相信执政党有担当、有信心、有能力力挽狂澜，逆转中国的人口颓势。

要了解中国人口问题，这两本书不可不看：

《中国人可以多生！》作者：梁建章、李建新、黄文政

《人口危局：反思中国计划生育政策》作者：何亚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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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可以多生！》作者：梁建章、李建新、黄文政

《人口危局：反思中国计划生育政策》作者：何亚福

　　中国未来面临的是人口萎缩而不是人口爆炸。这是2007年，我在美国研究时发现的事实，当时几乎被吓了一跳。由于人口出生不足，2009年，全国小学的数量比上年减少了2万多所，小学生则比上年减少了260万。

　　据国家统计局人口普查和抽样调查数据，从2010到2015年，中国生育率分别为1.18、1.04、1.26、1.24、1.28、1.05，平均为1.18。即便这6年的数据对生育率低估了15%，实际生育率平均也不到1.4。在2.2的更替水平下，这意味着每隔一代人，年出生人口将减少36.4%。这种触目惊心的变化早已反映在年轻人口数量的锐减中。据2010年人口普查数据，80后、90后、00后的人口分别是2.19亿、1.88亿、1.47亿；从80后到00后才20年，即不到一代人时间里，出生人口就萎缩了33%。

　　在一个正常社会中，不同家庭的生育意愿千差万别。假定意愿孩子数呈如下的分布：6、3、2、2、1、1、0，且所有家庭都能如愿，那一共7个家庭将生育15个孩子，生育率为2.14，勉强接近更替水平。而在这15个孩子中，来自三孩或六孩家庭的有9个，占总数的2/3；来自两孩家庭的孩子只有4个；而独生子女只有2个，不到总数的1/7。这也意味着，当来自三孩和三孩以上家庭的孩子非常普遍时，生育率才刚处于更替水平。

　　这也说明，全面二孩政策远远不够。在该政策下，上述家庭的生育数量将分别变成2、2、2、2、1、1、0，即7个家庭总共生育10个孩子，生育率仅为1.43。即当人们感觉二孩家庭孩子非常普遍时，生育率已经远低于更替水平了。相对于2.2的更替水平，1.43的生育率也意味着每代人减少35%，每两代人减少58%。如果生育率一直处于这个水平且人均寿命稳定，那总人口将以每50年减少一半的速度衰减。除非能将生育率提升到更替水平，人口衰减将一直持续下去。

　　一个国家的人口结构老化后，年轻人相对老人的数量将迅速减少，整个社会的创业与创新能力也会随之衰退——中国的人口问题如此紧迫，让我在当年决定出来行动。

　　2012年，我联合了许小年、陈志武等三十多位主流经济学家和人口学家，共同签署了一份建议书，呼吁尽快进行生育政策改革。而此前，经济学家的声音几乎是没有的。我们稍稍感到欣慰的是，通过各方不断努力，中国已经废除了这一长达35年的独生子女政策。事实上，宣告结束是一件历史性的大事。作为人类历史最大规模的一次人口试验，独生子女政策对中国乃至世界都有极其深远的影响。

　　但是，人口学家现在想得更远。我们希望国家能认识到“孩子是最珍贵的资源”，也希望这项改革只是中国人口政策的一个新起点。事实上，2015年是单独二孩政策实施的第二年，出生人口不升反降，说明单独二孩政策确实已经遇冷，应该高度警惕。全面二孩政策如果实施不到位，或没有适当的配套措施，也有可能遇冷。

　　有人口学者此前估算，单独二孩政策实施后，2015年出生人口有可能达到1700万，但根据国家统计局数据，2015年出生人口只有1655万，比2014年出生人口减少了32万人。这说明此前对出生人口可能增加过多的担心完全没有必要。这也说明对全面二孩政策的影响可能也存在高估，到2017年，年出生人口可能不会超过2000万人。

　　而为了更有利的二孩政策实施推进，携程目前已在积极响应中国人口政策的变化，并相应修改了一些公司政策，以鼓励生育。在交通费报销补贴、生育假期、生育福利等方面，均在企业层面为员工提供了更好的福利。我们也希望更多有条件的企业，逐步加入到这样的行动中来。

　　一直以来，我是抱着做学术的心态去做这件事的——它有一定风险，但对社会影响巨大，关系到中华民族的百年兴衰，值得去做。我不是为了赚钱，而是责任。

要了解中国人口问题，这两本书不可不看：

《中国人可以多生！》作者：梁建章、李建新、黄文政

《人口危局：反思中国计划生育政策》作者：何亚福

　　生育率是指每个女性平均生育的孩子数量。由于中国男女出生性别比一般国家要高出约10%，平均每个女性需要生育更多的孩子才能维持人口不衰减；从群体繁衍来看，中国1.05的生育率只相当于发达国的1.0的生育率。这体现在发达国家的生育率只要达到2.1就可以维持人口代际平衡，而中国生育率则需要达到2.2才能做到这点。

　　近一二十年来，各种证据一再显示中国早已经陷入超低生育率陷阱。根据国家统计局的数据，中国2010到2014年的生育率分别为1.18、1.04、1.26、1.24、1.28，平均生育率仅1.2，即使取最高值也只有1.28。但2015年11月5日国家卫计委基层指导司司长杨文庄，依然声称实际生育率介于1.5到1.6。如果说生育率确实有这么高，那意味着2015年耗资不菲的人口小普查所得出的1.05的数据就漏算了1/3的婴儿；普查机构是不是应该为这么大的漏报比例承担责任？

　　由于都是基于抽样，再加上各种宏观因素影响，各年生育率会有一定波动性，但不可能会相差1/3。问题并不是国家统计局抽样调查的漏报，而是计划生育部门以漏报为理由一而再、再而三地大幅调高生育率数据，严重误导决策层和民众。上个月，湖北宜昌市卫计委等部门联合发出提倡生育二孩的公开信后，我们就关注过当地的生育数据。2015年8月宜昌进行了一项大规模的生育调查；结果显示，当地2015年总和生育率仅有0.81。宜昌的调查是基于30%的育龄妇女，抽样比例是一般生育率调查的30倍，应当非常准确。

　　宜昌是一个地级市，包括5个县，其中还有少数民族地区，该地的城市化率还略低于全国平均水平。考虑到这些因素，如果说宜昌的生育率仅有0.81，那全国1.05的生育率并不离奇。宜昌的数据也暗示，国家统计局根据人口普查和每年抽样调查所公布的数据，并不像计划生育部门一直宣称的那样严重高估了生育率；而后者对生育率的调整则是刻意的误导。而且，2015年的数据是来自抽样比例较高的小普查，按理应该比之前的几年更准确。

　　为了进一步分析近年的生育率，我们将2010至2015年的总和生育率按孩次分解。如表1所示，2014年总和生育率高于2013年；这主要是因为二孩和三孩次生育率上升，与2014年实施单独二孩的政策变化相符。而2015年的一孩、二孩和三孩次生育率都比2014年下降，下降幅度最大的是一孩生育率。除了实际的超低生育率、抽样误区以及其他宏观波动因素之外，我们认为2015年如此之低的生育率还可能部分归因于生育率的进度效应。

所谓进度效应是指，育龄女性在某些年份普遍推迟生育，导致这些年份的总和生育率走低。假设这些女性只是推迟，而非放弃生育，那么总和生育率在开始年份的下降幅度会在实际生育年份得到补偿。我们注意到，2015年的平均生育年龄比2014年增加了将近1岁，说明进度效应可能确实存在。这背后的原因应该是进一步的城市化，以及大学扩招导致很多年轻女性推迟婚育。

　　不过，由于女性生育多孩的意愿及怀孕几率都会随年龄下降，延缓生育所降低的生育率只有一部分会在未来得到补偿。 再考虑到2016年年初全面两孩开始实施等因素，综合判断，2016和2017年的生育率会显著反弹。特别是，随着堆积生育意愿的释放，2017年将出现生育小高峰。但在此之后，由于堆积效应弱化，尤其是未来十年育龄高峰期女性萎缩超过40%，出生人口将面临雪崩。

　　对大部分人来说，生育率不过是一个数据，多高或多低都没有切身感受。特别是，过去高生育率时出生的人口依然在世，虽然每年出生人口已经显著少于1950年代初期，但总人口依然还在增长，使得极少有人会认识到未来人口衰减将多么触目惊心。上述国家统计2010年到2015年数据显示的总和生育率平均不到1.2。 即便国家统计局的数据对这几年的生育率低估了15%，实际生育率也不到1.4；在2.2的更替水平下，这意味着每隔一代人，年出生人口将减少36.4%，两代人将减少超过60%。如果生育率一直稳定在1.4的水平，那总人口也将以每50年减少一半的速度萎缩。退一万步来说，就算生育率高达卫计委所宣称的1.6的水平，那也意味着每50年减少超过40%；这也完全是一种不可持续的生育状态。

　　更重要的是，即使完全放开生育，生育率恢复并维持在更替水平也几乎不可能，因为未来影响生育率各种因素的可预期变化几乎都是负面的。首先，现代化过程中，生育率下降是普遍现象。在可预见的将来,中国经济社会将持续发展，这会进一步挤压生育率。这是因为，现代技术需要更高的劳动力质量，从而推高教育要求，增加养育孩子的实际成本；而女性就业的普及、父母教育水平和工作技能的提升以及生活的丰富，又增加养育孩子的机会成本。

　　其次，“养儿防老”是以前多生的经济动因之一，但随着养老社会化的普及和社会观念的改变，这个动力已基本消失。即使那些愿意多生的父母，也极少指望今后靠孩子来养老。在经济上，养育孩子是一种以自己的艰辛付出来给社会提供公共产品的利他行为。

　　再者，在长期的一胎化下，城市家庭已把一孩当成了默认的生育状态，需要强烈的理由才会生育二孩，这在人类文明史上绝无仅有的。过去农村较高的生育率尚可补偿城市的极低生育率，但很多农村年轻人已在城市工作和生活，面临着更大的生活压力，且脱离了之前的亲友氛围，生育观念在向城市靠拢。即便是在生育意愿较高的中国农村地区，生育意愿也不到1.9，比日本、韩国还要低。

　　而且，中国是一个世俗化社会，没有像伊斯兰和基督教社会那些生育友善的宗教土壤。过去诸如“多子多福”，“不孝有三，无后为大”等生育观念早已式微，而少生甚至不生孩子的观念盛行。早年父母是促进年轻人生育的因素，但现在独生子女一代的父母本身就接受了少生的观念，有些甚至反对子女多生孩子。

　　在可预见的将来，很多压低生育率的因素会不断自我强化，形成恶性循环。比如：

　　很多单独夫妻不想生育二孩是担心养育孩子的成本太高，而养育成其原因又恰恰是社会平均生得太少。如果家庭普遍生育两三个孩子，每个孩子的平均养育成本就不会这么高，“不要输在起跑线上”也许就不会成为常态，想多生的夫妻也许就不会望而却步。反之，生育率越低，家庭平均孩子越少，每个孩子的平均养育成本越高，一般家庭越不敢多生孩子，反过来又导致更低生育率。

　　其次，随着大量年轻人去城市工作加上生育率走低，农村的孩子越来越少，导致不少学校被迫关闭。过去十多年来，中国农村关闭了一半以上的学校。原来很多自然村设有小学，现在则要去乡镇甚至县城上学，大幅增加了很多学龄孩子上学的困难。这反过来又会进一步抑制农村家庭的生育意愿。宜昌的数据就显示，农村的生育率比城市还低。实际上各种生育率意愿调查已经印证了，中国农村的生育意愿低于超低生育率的日韩，那种农村生得很多的时代已经过去了。

　　再者，由于生育率长期低于更替水平，中国的老龄化程度迅速恶化，社会和家庭的负担不断加重。这种负担不仅是经济上的，也有心理上的。随着独生子女父母一辈逐渐老去，中国城市育龄家庭的平均压力会大幅增加，这反过来又会抑制他们的生育意愿。

　　既然扭转低生育率的危机如此艰难，那么，现在理应立即全面放开并鼓励生育。然而，现在人口政策仍然在严厉处罚多生。例如，近日推出的《辽宁省社会抚养费征收管理实施办法》（征求意见稿）对超生家庭征收5-10倍基数抚养费，超生两个子女以上的，将以5-10倍基数抚养费为标准，按照多生育子女数加倍征收社会抚养费。这种严厉惩罚多胎的措施是极其荒谬的，特别是在如此低迷的生育意愿下。

　　由于总有部分人不婚不育，或只愿生育一两个孩子，少数家庭生育特别多孩子对维持民族繁衍至关重要。在一个正常社会中，不同家庭的生育意愿千差万别。假定意愿孩子数呈如下的分布：6、3、2、2、1、1、0，且所有家庭都能如愿，那一共7个家庭将生育15个孩子，生育率为2.14，勉强接近更替水平。而在这15个孩子中，来自三孩或六孩家庭的有9个，占总数的2/3；来自两孩家庭的孩子只有4个；而独生子女只有2个，不到总数的1/7。这也意味着，当来自三孩和三孩以上家庭的孩子非常普遍时，生育率才刚处于更替水平。

　　这也说明，全面二孩政策远远不够。在该政策下，上述家庭的生育数量将分别变成2、2、2、2、1、1、0，即7个家庭总共生育10个孩子，生育率仅为1.43。即当人们感觉二孩家庭孩子非常普遍时，生育率已经远低于更替水平了。

　　比较一下辽宁与韩国的生育政策，更能看出辽宁严惩三孩政策的荒谬。韩国面积约10万平方公里，2015年人口约4900万，出生43.87万。辽宁面积约15万平方公里，2015年人口4382多万，但仅出生25.02万人。辽宁的面积是韩国的1.5倍，人口是韩国的89.4%，但新生儿却只有韩国的57.0%。

　　韩国在大力鼓励生育，辽宁省却仍然在严格限制生育。事实上，过去韩国也曾实行过鼓励少生的政策。韩国生育率在1955～1960年高达6以上。在1962～1995年间推行小家庭鼓励少生后，韩国生育率从5.79降至1.63。从1996至2004年，韩国试图将生育率稳定至替代水平，但生育率依然从1.58降至1.15，并在2005年跌至历史最低的1.08。自2005年韩国开始推出各种政策鼓励生育，但生育率却依然徘徊在1.1至1.3之间。2010年9月，韩国总统李明博宣布，计划投资3.7万亿韩元用于鼓励生育。这一巨大的预算将用于扶助普通家庭的托儿和育儿教育，韩国70％的家庭将会从中受益，之前韩国就开始对生育第三孩的家庭提供奖金。但韩国生育率在2014年依然处在1.21的超低水平。

　　韩国等东亚国家的经验以及我们上述分析都表明：降低生育率容易做到，但要提升生育率却难上加难。中国生育率低于更替水平已经超过25年，未来面临进一步下行的压力，即使立即全面放开，但只要不大力鼓励生育，出生人数在经历短暂的反弹后依然会一路下滑，人口的极度老化和急剧萎缩难以避免。扣除技术进步的因素，中国的经济规模将不断萎缩，规模效应持续弱化，最终丧失综合性的产业优势，人均收入下降，国力全面衰退。

　　这些预言并不是危言耸听，更不是空穴来风，而是被一个又一个低生育国家和地区的经历已经可靠的经济学分析所印证的现象。前面提及的辽宁就是一个例子。辽宁的生育率长期处于全国最低水平之一，与人口控制论者宣扬的相反，少生不仅没有带来快富，反而致贫。从1980年到2015年，虽然辽宁的人口增长显著慢于全国，但辽宁的人均GDP增长速度反而却比全国还要低20%以上。而且，到2016年，经济发展水平还显著低于发达经济体的辽宁竟然破天荒地出现了经济负增长。

要了解中国人口问题，这两本书不可不看：

《中国人可以多生！》作者：梁建章、李建新、黄文政

《人口危局：反思中国计划生育政策》作者：何亚福

梁建章、黄文政

经济学界近期最重要的热点事件，莫过于林毅夫与张维迎这两位知名经济学家之间的争论。至于争论的焦点，集中在“发展经济是否需要产业政策推动”的问题上。而对“产业政策”来说，无论采取财政补贴还是减免税收的政策，实质都是政府在投入资源在对外“撒钱”。所以各种争论争到最后，问题往往变得很简单——钱到底该撒向何处？应该给企业还是给个人？进一步来说，应该给哪些企业和什么样的个人？

如果按照传统“多劳多得”的思路，政府资源是否应当用于奖励对社会贡献最大的企业或者个人吗？答案是否定的。当企业或者个人的贡献已经体现在利润或者收入上时，政府没必要扮演“锦上添花”的角色。比如对于推动互联网时代的进步，各类创新企业显然居功至伟，但这些企业通常已经依靠规模优势、高额利润和知识产权等形式获取了丰厚的经济利益。所以在市场已经提供充分回报的背景下，政府没必要针对这些领域提供激进的产业补贴，通常只需要采取温和的产业政策即可，比如针对具有高度开创性的产业进行适当的减税。

再比如，备受关注且影响深远的高铁需要补贴吗？也不需要。因为人口密度高的地方本来就能产生丰厚的利润，至于在人口稀少的地方建设亏损的高铁，在经济意义上本来就是浪费。对于这些领域，政府进一步放开对于市场准入的管制即可，私营的高铁肯定比现在的国营方式更有效。日本在把高铁私有化以后，铁路的效益大增，再也不需要政府的补贴，东京的郊县多了很多私营的高速高铁和地铁，城市的容量扩大了，拥有3700万人口的东京，也成了世界上公共交通最方便的城市。

政府真正需要补贴的是“活雷锋”，即那些不记回报来贡献社会的人和企业。别以为这是句玩笑话，因为社会上真的存在很多“活雷锋”需要政府帮助，那就是生育且培养孩子的家庭。因为仅仅计算经济回报，生育和抚养孩子很可能是一笔“亏本生意”。

在农业社会里，养儿防老是生小孩的重要动机之一。在现代社会里，养老主要依靠社会福利和储蓄。养老不再依靠小孩，抚养小孩的成本却越来越高。虽然政府在九年制义务教育中负担了小孩的大部分学费，但是要培养高质量小孩还需要父母投入大量的精力和财力。

养小孩的成本主要由家庭承担，但孩子成人之后缴纳的税收却贡献全社会。现在的年轻人缴纳的税收和社保，需要抚养现在所有的老人，不管这个老人过去有没有小孩。因此，如果现在的父母多生一个小孩的话，对未来的社保贡献差不多是15%，因为社保跟医保加起来是GDP的15%左右。

所以说“生小孩”是大大的“活雷锋”，需要政府有额外的“产人”扶持政策。国家应该给抚养小孩的家庭15%GDP的收入补贴。如果说占GDP5%的教育已经补贴了5%，那还应该补贴10%左右，10%是多少？一个城市白领的年收入是十万元，那就要补贴一万元。一年补贴一万元，还是远远不够抚养一个小孩，但应该还是会有引导和鼓励的效果。

所以，在那些社会福利好的国家，普遍存在着这样一种现象：父母不愿意生小孩，而政府却会给予各种奖励生育的政策。其中的原因，就是通过“生孩子”获益的政府主动补贴因此在经济上受损的父母们，通过对于利益的再分配，争取实现“双赢”的局面。比较香港、台湾、新加坡等几个华人都市，当地目前的生育率只有1.0~1.3之间。这些地方非但开放二胎，还开放三胎、四胎，而且生得越多、奖励越多。新加坡生第一个小孩就奖励约2.5万新币（人民币约13万元，相当于新加坡人均年收入的一半），生第二、第三个小孩的奖励更多。过去我们拘泥于限制生育的固有思维，可能很难理解这些政府的作为。但只要真正从经济角度来进行科学计算，就会发现政府出资鼓励生育实在是再合理再正确不过的选择。

回过头再看中国的“产业政策”，现在有人认为需要出台扶植东北的产业政策以振兴当地经济。坦率地说，这样的政策恐怕收效甚微，因为东北的人口形势非常不乐观。根据2010年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的结果，将全国各省级行政区按总和生育率从低到高排序，辽宁、黑龙江、吉林三省仅次于北京市、上海市，列三到五名，总和生育率仅有0.75左右。相比北京和上海，东北的整体形势也许只能用“未富先老”来形容。如果生育率持续低迷，即便政府针对东北出台再多的产业政策，也不会有太多的起色。换个角度看，如果把产业政策的钱投到鼓励生育和加强教育上，长期而言会有更好的回报。

再从全球视野的角度来观察，目前各国之间的竞争，绝对不是什么比拼产业政策的优劣，而是直接开展“人”的竞争。在世界范围内，像美国这样的移民国家早已把引进人才作为国家发展战略之一。移民成为美国能够保持相对年轻的人口结构的重要因素，每年都向美国的人力资源库注入新的活力，确保美国始终占据科技创新的最前端。几乎所有的发达国家，包括人口稠密的韩国和日本都在鼓励生育。从中国的实际情况出发，大规模引进外来移民显然并不现实，那么鼓励生育就是一种必然的选择，否则就难以在国家竞争的格局中保持优势。

最后，我还是要提醒一句，当人们忙于争论“产业政策”的利弊时，千万别忘记，最好的产业政策是产人政策。人，才是最终决定生产力的关键所在。而对政府来说，与其忙于投资产业，不如先想想如何投资“人”。

要了解中国人口问题，这两本书不可不看：

《中国人可以多生！》作者：梁建章、李建新、黄文政

《人口危局：反思中国计划生育政策》作者：何亚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