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皇太子也可谓一人之下，万人之下。明仁天皇已经决定在平成30年退位，也就是说，皇太子距离继承皇位还有一年半时间。最近，为了纪念日本和丹麦建交150周年，皇太子乘专机前往丹麦进行亲善访问。在访问期间，他一共携带了东宫大夫、东宫侍从、东宫侍医长以及警卫员等9名随行人员。在这次行程里，皇太子享受的超级VIP待遇自然绝非一般人能比，但是，比起天皇他还差多少？

　　首先，在晚宴的等级上就有很大差别。日本皇宫宫内厅的记者表示，天皇和皇后陛下前往海外访问，对方势必会举办盛大的晚宴招待。1998年二位陛下前往丹麦访问的时候，玛格丽特女王举办的那场晚宴邀请了1441人参加，还用丈夫亨利亲自狩猎回来的野猪肉作为食材。为表诚意，还专门任用丹麦皇室御用的日本厨师来烹饪这份野猪肉。然而，皇太子出访海外，被邀请参加晚宴的情况就不太多了。以这一次的丹麦访问来说，丹麦女王只是举办了午餐会，明眼人一看就知道，这个级别比晚餐会低多了。

　　其次，在住宿的条件上也有很大不同。明仁天皇访问丹麦的时候，居住的是18世纪建成的弗雷登斯堡宫殿。这绿树环绕的庭院围绕着的宫殿建筑，是丹麦皇室在春季和秋季的居所，也是最常居住的宫殿。换句话说，这是丹麦皇室对日本天皇的一种尊重，把他当做是同等的朋友。皇太子虽说也是日本皇室中人，但是这次去丹麦，住在一家哥本哈根市内的酒店里。很显然，酒店的星级再高，风景再好，毕竟还是酒店，无法和皇室居所相提并论啊。

　　前面说的，都是“外国皇室”眼中的天皇和皇太子。那么，在日本国内他们的待遇有没有差别？答案是，当然有。

　　天皇在前往日本地方城市进行慰问等活动，在日本被称为“巡幸”。前往地方一般有两种交通方式选择：西至大阪、东至仙台的范围内则搭乘新干线，超出这个范围则乘坐飞机。搭乘新干线的情况下，天皇皇后二位陛下是“包车”形式，两人和随行人员包下一整趟新干线列车。如果是皇太子，那么就只能包下三节车厢：自己坐一节车厢，再加上这节车厢的一前一后两节车厢给随行人员。

　　搭乘国内飞机的待遇也不一样。天皇搭乘的飞机是包下ANA或者JAL的小型飞机，就在羽田机场的贵宾室旁边，不需要乘坐摆渡车。更有意思的是，航空公司的社长常常会陪同天皇陛下一同乘机，主要是为了表达“万一飞机出事了，我偿命”的决心。皇太子就只能和其他的普通群众搭乘同一班飞机，在民众都登机完毕后，坐着摆渡小黑车到停机坪，坐头等舱出行。

　　当然，到处都是“看人下菜碟儿”的：天皇皇后两位陛下和皇太子曾经在同年同月访问岩手县北上市。当天皇皇后二位陛下“巡幸”的时候，岩手县知事和市长、市议会议员围绕着一览圣颜，此外，大量的市民也围绕在市政府门前，热烈地表示欢迎。皇太子到访的时候，出来欢迎他的只有北上市的副市长，以及80多名2年级的小学生在市政府门前列队欢迎。真让人哭笑不得——皇太子是未来的天皇啊……

　　总的来说，是天皇还是“未来天皇”，差别是很大的。待到皇太子即位天皇之后，就会搬到4900平方米的17居室的住所，以上的待遇也都会升为天皇的规格，而届时成为上皇的明仁天皇届时会搬到京都市或者奈良市居住。不过，在此之前，皇太子一人之下的生活还是得继续下去。

　　在日本，不少学生的课余生活都会有“打工”这个项目。在连锁便利店做收银员，在居酒屋做服务生、后厨大概是最常见的两个选择。有的学生是因为家庭条件特别艰苦，生活费都靠自己赚，有的学生或许只是为了赚点零花钱，好在假日的时候和朋友出去旅行。至于工资，全国并不统一，各个县都有不同的标准：一个小时的最低工资从冲绳县的714日元（约合43元人民币）到东京的932日元（约合57.3元人民币）不等。

　　对于中国人来说，这个最低工资已经相当高了。但是，对于几乎所有开销需要自己付的学生来说，生活还是有点吃力。4月中旬，大约1500名学生走上了东京新宿的街头，要求把最低工资提高到1500日元每小时。参加游行的一名女性成员说，“我们想吃点好的，而不是每天吃鸡肉和豆芽。”

　　另外一名参加游行的女性以自己的经历作为例子，说明了上涨最低工资的必要性。小时候，父亲是一名牙科诊所里的技师，为了让一家人过得更好，每天还兼职送报纸。不幸的是，送报纸的途中受伤，导致再也无法工作。于是，她不得不在课余去做兼职，最后还是贷款学费才完成了大学。现在每个月还需要还15000日元贷款，一共30年。她深知，如果最低工资能够高一些，对她过去的贫困生活会有多大帮助。

　　其实，参加游行的人当中许多都已经不再是拿着最低工资的人，只是他们过去有过痛苦的经历，希望能够帮助那些正在步他们后尘的人。真正在生活线上挣扎的人，在利用这部分时间拼命工作。如果没有人为他们争取，那么他们就永远不可能摆脱这种生活。

　　如果生活在823日元为最低工资的地区，按照一周工作40小时来算，一年的收入是170万日元（约合11万9331元人民币）。在这种情况下，根本连病都不敢生，因为去不起医院。如果能够把最低工资水平提到1500日元，那么年收入就能达到3百万日元。这样，社会底层至少还能去得起医院，生活可能也会多些选择。

　　同样的，工资在最低工资线徘徊的职场中，不论是违反劳动基准法的事情，还是职场欺凌也是多发的。因为他们承受不起和雇主闹翻的后果，他们必须忍气吞声，默默接受。不仅要在生活上、物质上受到打击，自尊心和自信心也在长期的无知匮乏中受到伤害。

　　可是，这群人号召的1500日元最低工资，有可能实现吗？理智的说，不太可能实现。最低工资不是想提高就提高的，它和人均生活费用，失业率，经济发展水平都密切相关。从823日元到1500日元，将近翻一倍的距离，实在有点“天真”了。如果仅仅提高贫困学生的工资水平，岂不是另外一种不公平？

　　解决贫困，一直是大多数社会的课题。大幅度提高最低工资无异于直接发钞票，自然是难以实现。但是，这种“天真”的要求也提醒了政府，还有这样多的人迫切地需要改善生活，需要政府关注，去帮助他们重新获得对未来的信心和希望。

　　据日本《产经新闻》报道，日前，在东京地下铁有乐町站内，一位64岁的老人在经过一辆婴儿车时，突然伸出右拳打了婴儿车里的1岁婴儿的头部，打完拔腿就跑。显然，他自己也知道这是犯罪行为。不过，婴儿的父亲没有给他逃脱的机会，很快便追上将其制服，问询赶来的东京警视厅警员也立即以涉嫌暴行罪将老人逮捕，并将老人的容貌和个人信息等在媒体上公开。

　　如果是在中国，这位老人可能会被带到警察局或派出所接受教育，向婴儿的父母道歉或私下和解，构不成刑事纠纷。但是在日本，这位老人的做法就是不折不扣的暴行罪，是要承担法律责任的。事情一经曝光，无论是日本媒体还是社会舆论，反应都出奇的一致，认为老人不值得同情，一个成年人的犯罪无法原谅。

　　轻则暴言暴行，重则故意犯案，自进入2010年以后，日本老年人仿佛集体开启了暴走模式。据日本犯罪白皮书上的统计结果显示，2013年，因暴行罪被逮捕的65岁以上的男性有2834名，是10年前的6.6倍。另据日本法务省提供的数据，2010年，日本各监狱服刑人员总和是2万7千人，其中有4100人都是60岁以上的老年服刑者，比2002年增长了70%。

　　对于这些老人来说，入狱并不可怕，可怕的是出狱。一旦刑满释放，就意味着他们将失去住宿的地方，无处容身、三餐没保障。不少日本老人都把监狱当成了“养老院”，出去了也要想办法再进来。2011年的1年间，日本各地监狱新收押了965名70岁以上的老年人，其中，有66.6%都是“二进宫”。就像日本龙谷大学刑事政策专业教授滨井浩一说的那样，“监狱已经成为日本社会里唯一一个不会拒绝接受老年人的机构”。

　　那么，是什么造成日本老人变坏呢？首先，他们生活在疏远环境里，缺乏关爱。据日本国立社会保障人口问题研究所提供的数据，1980年日本的独居人口还不足总体的20%，但是到了2012年，独居人口已接近总体的40%。这些独居老人无法建立新的朋友关系，和他人日常沟通交流的机会又少，因此容易产生自暴自弃心理，进而通过暴言暴行来散发孤独与失意。曾荣获芥川奖的日本作家藤原智美也认为，人老了，尤其是男性老了，更容易丧失沟通能力，进而自己将自己逼进窘境。

　　其次，是高龄化问题加剧的日本社会不再以老为贵，而是以老为废。日本亚细亚大学教授、著有《自尊的社会学》的奥井智之分析称，在昭和年代，从退休到去世的那一段时间，被称为与死亡对峙的阶段，也是值得讴歌的第二人生。老年人更多考虑的是如何消费政府养老金，以及如何实现年轻时不曾有时间实现的梦想，比如再学一门外语或学会跳交际舞等。但是眼下的社会，是一个追捧年轻文化的社会，老年人被认为是消耗国家医疗费、养老费的“废人”。社会不再以老为贵，不再将老年人视为少数的弱者、贤者。

　　日本著名作家渡边淳一也在专栏里感叹，在日本，七、八十岁的老男人显得一无是处，这就跟动物界里的定律一样，上了岁数不能捕食猎物又失去了繁殖能力的雄性动物，会被贴上“没用”的标签赶出去，最后只有自己灭亡。

　　最后，信息社会里智能手机的快速发展，令手机和电脑不仅仅是通讯工具，更是必不可少的沟通途径，但是老人因为接受能力较弱，在抬眼望去到处都是一边走路一边看智能手机的人群里，更是感到自己被孤立和无视。一位66岁的纪实电影导演曾说过这样一段话，当我看到有男中学生在车站内追赶打闹，不由自主的就大声呵斥，根本没经过大脑考虑，就像是一种生理反射一样。我想，这是我对自己所剩时间不多的一种焦虑所致，觉得自己在这个世界上的存在感越来越弱。

　　这是一个发展变化越来越快，对老人来说也越来越残酷的社会，是从前的老人没有经历过的社会环境，因此也没有较好的楷模和生活指南留下来。

　　可见，在日本社会，并非坏人变老，而是老人变坏。对于这种现象不能一味批评，更应该将其看作是一种警钟，一个社会发展的黄色信号，因为高龄化问题正在向中国社会滚滚袭来。

　　东京都，既是日本的首都，又是日本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的中心，还是一座国际化大都市，整个东京都圈聚集着日本四分之一的人口，所以东京都地方议会选举，就不是一般地方自治体的选举，它常常被视为“准国政选举”，具有特殊的意义。认识于此，对于我们理解7月2日刚刚结束的东京都议会选举十分重要。

　　7月2日东京都议会选举揭晓，小池百合子知事率领的地域政党“都民第一会”意外地获得压倒性的胜利，一举获得49个席位。说其意外，第一是因为小池百合子去年8月刚刚当选为东京都知事，为政时间不长，作出政绩不多。第二是因为“都民第一会”也是一个新近成立的地域政党，在东京都议会中还没有自己的席位。但是，小池百合子凭借着“改革”的呼唤，高喊着“到底是要旧议会，还是要新议会”的口号，赢取了选民的支持。其实，放眼望去，近年来无论是菲律宾版的“杜特尔特选举”，还是美国版的“特朗普选举”，无论是法国版的“马克龙选举”，还是韩国版的“文在寅选举”，都有一种出人意外之感，但都透出底层民众对“新”、对“改革”的诉求。这些选举，不可能对东京都议会选举没有影响。有人把东京称为“正在衰老的巨大城市”，这不仅因为其高龄化、少子化日益严重，也因为其应对新的经济形态动作迟缓。而东京都民此次的选择，意味着他们在国际社会的巨变中不甘心因循守旧，也希望通过选举的“逆风”求“新”、求“改革”，希望以此重振东京的雄风。这是此次东京都议会选举的意义之一。

　　此次东京都议会选举的另一个看点是，直至7月1日，日本首相安倍晋三才到东京秋叶原车站为选举站台。4年前东京都议会选举时，安倍晋三首相曾经到30多个场所为选举站台。安倍晋三之所以这样做，是因为坊间盛传的身体不适难以大量工作，还是凭借着“安倍一强”傲慢无礼？在对前者无法确认的基础上，人们更愿意相信后者。而安倍的确依恃着2012年重掌政权以来4次选举获得的自民党在众参两院的多数席位，采取了“轻视国会，轻视民意”的做法，强行通过《特定秘密保护法》、新的安全保障系列法案、“合谋罪”法等等，而对涉及自身权力介入的森友学园、加计学园“拿好处”的问题拒绝如实解释，周边阁僚重臣又一个比一个傲慢的发言。这些，都招致选民的强烈反感。安倍晋三在秋叶原讲演时，听众中有人喊出“滚回去”、“快辞职”，这曾被视为“少数人”的动作，但此次自民党在东京都议席从57席降到23席，应该说是“大多数”选民的抉择。这是对自民党政权傲慢无礼的一种回击。同时让人们看到“安倍一强”也有如此不堪一击之处。这是此次东京都议会选举的意义之二。

　　问鼎东京都知事的人，常常被认为是有可能问鼎日本首相的人。作为知事组建政党的，小池百合子也不是第一人。未来，不能排除小池百合子乘胜出击转身国政，将“都民第一会”改为列岛全域性政党，进而与自民党在全国一搏的可能性。那么，一旦小池走了其路，会不会采取比安倍晋三更为右倾且强硬的对华政策，笔者认为日本政坛正在处于一个“不是看谁右，而是看是更右”的时代，与其揣测小池百合子，不如在中美关系上更为下力，因为中日关系始终是受中美关系左右的。这是此次东京都议会选举的意义之三。

　　女子高中生穿着校服进行援助交际，早已是日本的著名“风俗文化”之一。所谓援助交际，就是通过和男性交际获得金钱援助。贫困而走投无路的女高中生，追求奢侈品却得不到家庭支持的女高中生当中，就有人会通过援助交际获得经济来源。因此，JK援交被外界称为“卖春的温床”。

　　日本政府打击JK援交力度长期以来都被批评十分不到位，但是，近日，日本媒体称东京都内的JK行业在不足半年的时间里有140家店相继倒闭，总数减少了40%之多。7月1日，东京都开始实施新的条例，JK店经营者不可聘用18岁以下女性。同时，警视厅也加强了地下非法JK店的取缔和对18岁以下女性的正确引导。

　　去年年末，日本东京都大约有230家JK店。在实体店铺里，则有女性穿着高中的校服或者体操课穿的专用服在投其所好地接待客人。其中大约40家店铺没有实体店，而是作为无形中介将高中少女派遣到客人处，有陪唱卡拉OK的服务，甚至还有提供性服务的选择。因此，被举报违反《儿童福祉法》的经营者相当多。

　　目前，新条例规定，禁止店铺以“JK”“学园”等词语为店名，穿着高中制服接待客人的店铺不得雇用18岁以下少女。一旦违反将处以最长6个月的有期徒刑以及最高达50万日元的罚款。此外，此类店铺还需要向政府提交从业人员名单。

　　不少经营者得知新条例之后，都感觉这一行无法再继续生存，纷纷主动关闭店铺。因此，截止5月底，JK实体店减少了80家，而没有实体店的中介也减少了10家。2015年，爱知县也实施了相同的条例，结果惊人相似：JK店铺纷纷倒闭。

　　如果现存的JK店铺中违法的交易并不多，那么新条例对JK行业的影响也就微乎其微。反之亦然，如今东京都内的JK行业店铺骤减40%，一则是行业内存在相当多见不得光的交易，二则是JK行业的金主们正是冲着“女子高中生”的服务来的。这才是JK行业一直以来被称为女子高中生“卖春的温床”的原因。

　　有人问，女高中生缺钱了想赚点“快钱”，去JK店里打工也是“你情我愿”的事情，为什么要这样大力度地取缔？除去“违法”，以及“即使不违法”，也会因为身体心理发育不成熟而更受伤害之外，笔者认为还有很重要的一点。女子高中生一旦习惯了这种来钱容易的“工作方式”，就会日渐对通过学习获得技能，通过日复一日的工作赚取报酬失去耐心和坚持，也就更容易放弃学业。

　　即使有一天幡然醒悟，和“援交”比起来的每一日的艰辛也会在深渊里不断地向她们招手。这才是最摧残人心的地方——她们一旦踏入就很难回到正常人的生活了。因此，希望东京都政府的这条新条例能够以强大的执法力度继续贯彻下去，给女子高中生一个干净明朗的社会环境，减少她们在社会中走错路的可能性。

　　最近，东京都议会的选举大战正式拉开序幕，东京街头海报随处可见，宣传车也四面出击。这场将于7月2日投开票的大选，无论从日本各党派的阵势还是舆论的反应，都充满着浓浓的火药味，丝毫不亚于日本的国会议员选举。

　　东京都议会选举，历来被看作日本政治的风向标。东京作为日本的政治心脏，是日本政坛的绝对制高点，能在这场选举中取得优势，往往也为国会选举奠定了坚实基础。因此，日本各党派往往会倾尽全力争夺这个最重要的“山头。”而且，此次东京都议会选举，是女知事小池百合子入主东京以来首次面对的议会选战，被外界视为检验“改革女将”11个月执政满意度的“第一战”。此外，近年来日本不少党派出现了党员外流、重新洗牌等现象，水面下各种势力交汇和重组，酝酿出诸多不确定性，也增加了此次选举的看点。

　　不管怎样，对于安倍政权而言，这次选举都不是一场能够轻松取胜的的选举，甚至可以称为一场“恶战”。

　　首先，处于漩涡中的安倍政权不得不硬着头皮打这场选战。“长期”加“稳定”，一度成为外界眼中安倍政权的色彩，不过似乎应了盛极必衰的老话，安倍最近被森友学园及加计学园丑闻等各种负面事件缠身。在野党加强围攻、逼宫的形势下，自民党也必须强打精神应对。对此，日媒纷纷评论称，这次选举是安倍2012年末重获政权以来首次“逆风下的大决战”。

　　其次，此次选举是安倍、小池两派势力一次无法回避的正面对决，直接揭示安倍政权今后的命运。众所周知，东京都知事选举时，小池遭到了安倍的强烈反对和排斥，最后却成功逆袭。“首战”告捷在某种程度上也塑造了小池“反安倍斗士”的形象。冤家易结不易解，这次议会选举上，安倍率领的自民党和小池创建的政党“都民第一之会”两大阵营呈现出对决之势，谁能占据半壁江山成为了此番选战的焦点。小池打出剑指安倍的口号“反对忖度政治”，如果她在选举中胜出，将意味着东京这个日本最大票仓归属反安倍阵营，安倍政权将面临随时崩盘。

　　最后，此次选战是安倍维持党内地位和颜面的“攻坚战”。目前，安倍正处于推进修宪、延长政治生命的关键阶段，能否在东京议会“说了算”直接关乎安倍政权的生命延续力。不妙的是，受各种负面因素影响，6月出台的民调结果显示，安倍内阁支持率正在明显下滑。自民党干事长二阶俊博也坦言，如果选举结果不如人意，势必波及国政。东京议会127个议席中，自民目前占有57个席位，能否保住很难说。目前，执政伙伴公明党已经明确拒绝与自民党在此次议会选举联手，转而投向了小池，让安倍颜面大失。以至于有人还指出，自民党别说在选举中“增员”，首先要防止“减员”。如果守不住现有席位，安倍首先要面对的是党内的责难与攻击，压抑已久的党内反对派很可能趁势“造反”。

　　从安倍目前的处境来看，箭在弦上的东京都议会选举，将是决定其政治命运的关键一战。一旦自民党输掉这场选战，将成为推到安倍政权的第一张多米诺骨牌。

　　在宠物越来越成为掌上宝的今天，许多人开始调侃有一种心酸叫“宠物比人幸福”。它们不仅吃穿住行样样跟人看齐，还得天天哄着开心，俨然已是家里的小祖宗，把一个个“铲屎官”训得服服帖帖。但“小祖宗”们虽然日子越过越好，还是免不了一死。当分离的日子到来，对它们的主人来说，失去的不仅是宠物，还有一份深厚的感情。

　　在日本，为了死后还能与心爱的宠物作伴，一些人纷纷请求将宠物与自己葬在一起。日本杂志《AERA》6月推出的一期新杂志中，以宠物为主题，专门讨论“人与宠物一起安葬”的话题。

　　现在，日本允许人与宠物一起安葬的墓园还不是很多。毕竟还是有人无法接受与宠物死后葬在同一墓园。但是，日本出生育率低，宠物的数量甚至早已超过了年轻一代的数量。2014年日本全国犬猫饲育实态调查以及日本人口推计的统计结果，2030万5000只的宠物数量（仅指猫、狗）已远远超过日本1633万的15岁以下青少年的数量。

　　对于许多日本家庭，宠物已是如自己孩子一般的存在，他们花在宠物身上的心血可不比一般家庭花在亲生孩子身上少多少。宠物死后，每当盂兰盆节归家省亲祭奠亡灵时，很多日本人会专程想要去宠物的墓园祭拜一下。因此，日本未来允许人与宠物一起安葬的墓园数量可能依然会大大增加。

　　另外，在殡葬方面，日本传统中对寺院有着独特的依赖。除了正常的墓园安葬外，还有独特的“纳骨”传统，就是把亡人火化后的遗骨交托给寺院，由寺院铸进佛像里，每日诵经祷告。但因为在佛教典籍中，宠物被归于“畜生”一类，因此许多寺庙不接收宠物的遗骨。

　　但是，也有一些比较灵活的寺庙却从佛教古籍中找突破口，在供养宠物方面走出了第一步。例如位于东京三田的鱼篮寺，便是第一所供养宠物的寺庙。原来，这座寺庙的本尊鱼篮观音菩萨的标志性造型就是手持鱼篮，与鱼的关系亲密，于是寺院大胆推测这条鱼应该是菩萨的宠物。既然神都可以有宠物，这宠物自然是入的了寺院的。借着这样的说法，寺庙从30年前开始接受信奉者的请求，接收宠物的遗骨。到现在为止已经供奉了数十尊。这其中不乏为了给宠物寻求供奉，从别处的寺庙中转到此处的人。

　　这其实为寺庙打开了一条广阔的香火之路。因为想要将宠物与自己一同埋葬可是要花银子的。除了要缴纳世代供养费，还有墓石上名字的雕刻费3到5万日元（约1850～3080人民币），以及埋葬费2到3万日元（约1230～1850人民币）。这么一算可不是一个小数目啊。

　　近年来，宠物也越来越成为中国家庭中的成员之一。据统计，中国目前注册宠物的数量约为1.7亿只，如果按照死亡率５％来计算，一年将大约产生850万只宠物尸体。面对这个庞大的数字，怎样处理宠物的尸体就成为社会紧要解决的问题。现在中国最提倡的做法是火葬。虽然上面提到的“人与宠物一起合葬”的事例还非常少，但是宠物墓园作为一种产业却在悄然兴起。

　　这些墓园多分布在城市的郊区，其中很多是宠物服务公司的私人经营，提供的服务五花八门。除了在墓碑上刻下宠物的照片、名字、主人的留言外，还有播放超度经文，搭建小棚架子，小木屋，安放宠物生前的遗物等等服务内容，看得出主人们的良苦用心。这样的墓园一个墓位的标准面积是1平方米，价格多在2000～4000元，每个殡葬项目还需要缴费300～5000元，光是安葬宠物就要缴这么多费用，墓园园主可真是生财有道。

　　联想到中国的空巢老人，以及单身青年男女群体数量的增多，宠物的数量在以后还会不断增长。对于这些将一生化作陪伴的可爱动物们，怎样更规范地处理它们的身后事，还需要社会多动动脑筋。说不定在不久的将来，中国也会兴起人与宠物一起安葬的墓园潮流。

　　在众多的“日本论”和“日本人论”的书籍中，我还是偏爱美国社会学者鲁思•本尼•迪克特的《菊与刀》和中国近代思想家、政治家戴季陶的《日本论》。前者对日本民族双重性的分析，令人拍案叫绝；后者对日本社会现象的分析也是入木三分。当然，更让我铭记于心的是戴季陶在《日本论》开篇中痛心疾首地写道：“‘中国’这个题目，日本人也不晓得放在解剖台上解剖了几千百次，装在实验管里化验了几千百次。我们中国人却只是一味的排斥反对，再不肯做研究功夫，几乎连日本字都不愿意看，日本话都不愿意听，日本人都不愿意见，真叫做‘思想上闭关自守’、‘智识上的义和团’了。”说起来，戴季陶这本书是1928年出版的，到明年就整整90年了。我猜想，今天，戴季陶如果在天有灵，看看当下中国人对日本人的关注与研究，或许喜忧参半的。可能值得他“喜”的事情之一，是中国的东方出版社近期推出黄亚南先生所著三册《你所不知道的日本》（2017年4月第一版）——一套“文本式研究日本”的书籍。可能值得他“忧”的事情之一，是这本书的书名——《你所不知道的日本》。早在2011年，张永平、高冉两位先生就在中国宇航出版社出版了一本名为《你所不知道的日本》的汉日对照书籍。为什么会起相同的书名？是偶然的撞车？还是编辑或者作者对图书市场调查不足？当然，也不排除故意起同一书名，含有比试高低的隐意。

　　我与黄亚南先生相识时间不长，一起喝过几次浅酒。因他酒量不好，就无法共同步入那种“古今多少事，都付笑谈中”的仙境。其间。印象最深的是，黄亚南先生时常提到自己在阅读日本新出版的什么书籍。记得“日本通”李长声说过类似这样的话，日本民族是一个暧昧的民族，无论怎样与日本人交谈，都难以知道他内心里面真正在想什么。只有大量阅读日本的书籍，看日本人在书里面无所顾忌讲的话，才能够深入了解日本。这次，黄亚南先生三册《你所不知道的日本》就是他阅读、梳理了1991年到2015年日本“畅销书”后的成果。这也可以说是本书的最大特色。我把它看作是对日本社会识人、识面、识心的一种“文本史研究”。

　　如今，中国市场上谈论日本的书籍为数实在不少，精品的确不多。为何如此，大抵与读书方法有问题。如果事先头脑中抱有成见，先入为主，择书而读，选章而阅，那只是为了强化自己的偏见，或者是为适应形势而选择“黑”日本的素材。这种做法是“一叶障目”，而无法做到“窥一斑而见全豹”。最近，我在国内大学讲演，提出我自己的一个观点：“误读日本，就是误国”。让我感慨的是，黄亚南先生也希望中国能够“读懂日本”他找到了一个“读懂”日本的抓手，那就是“畅销书”。日本人曾经说“畅销书是时代的一面镜子”，黄亚南先生则坚持“能让每年的畅销书自己说话，来展示日本社会的变化和日本国民心理的需求。”他还非常谦虚的表示，自己只是整理出了畅销书的一些线索，“希望读者可以把这些畅销书找来一阅，从中看出日本社会正在变化的丰富内涵。”这种做法，让我情不自禁想到晚清老先生张之洞的《书目问答》。

　　陈平原先生曾经说，“读书是一件好玩的事情”。我则始终强调“读书要有趣”。黄亚南先生研究的“畅销书”就十分有趣。举例来说，他在第三卷中选介了原日本NHK电视台节目主持人、作家下重晓子的《家庭这样的病》，其中讲到“几年前，她改变了结婚以来一直与丈夫同房就寝的习惯，她们把卧室分开了。原因就是希望能早点适应夫妻死别后的一个人的生活。”我看后不禁“扑哧”笑出声来。其实，这种分室而居的事情在我家早已实现。不过，我是因为平素睡眠不好，担心失眠时在床上辗转反侧影响妻子。这样说来，不同原因的分室而卧都是为了一个“爱”字。只不过日本人想得更长远一些。他在第二卷中选介了先天性四肢短缺的作者乙武洋匡写的《五体不满足》。如今，乙武洋匡在婚外与5个女性滚床单的事情，在日本早已是家喻户晓，更被人称为“渣男”。但是，这本书当年在日本发行7个月内销量达到380万册，说明日本社会也需要草根逆袭的正能量。我们的祖先讲“不以时势论英雄”，我则以为也没有抓住床上的事情不放，何况他那仍然是在践行“残疾只是不方便，而非不幸”。多说一句，黄亚南先生在选书时并没有因人废书，也是值得点赞的。

　　最近，沸沸扬扬的森友学园风波还未平息，加计学园问题又起波澜。原以为能够有惊无险过关的日本首相安倍晋三，这次恐怕还得处理一点新麻烦。6月17日、18日，共同社实施的日本全国舆论调查结果显示，安倍内阁支持率为44.9%，较上次5月的调查大跌10.5个百分点；不支持率为43.1%，上升了8.8个百分点。而《每日新闻》在同两天调查的数据，更让安倍心惊肉跳。支持率下降10个百分点，降至36%；而不支持率则上升9个百分点。达到44%，不支持率大幅超过了支持率。

　　加计学园丑闻抽丝剥茧后开始明确指向安倍，是其支持率大幅降低的主要原因。不少日本网友甚至调侃称：“安倍首相已经成了丑闻专业户，不过我们又能拿他怎么办。”

　　加计学园理事长是安倍留美学生时代的挚友。该园曾经不下15次向日本文部科学省申请新设“兽医学部”屡屡遭拒，却在安倍当上首相后神奇峰回路转，不仅一路绿灯，文部科学省还送出近100亿日元扶持金和价值37亿日元国有土地的“大礼包”。傻子都明白，这中间发生了什么。随着事件的持续发酵，本来懒得天天为这些事伤神的日本民众发现，原来绝非下属们“忖度”这么简单，安倍首相的涉事程度远比想象的“简单粗暴”。

　　其实，日本现在的政治丑闻，早已不能与以前的那些丑闻划上等号。 “升级版”的丑闻，已经开始集日本社会的多重丑恶于一身，对国家及民众的负作用早已增加了很多倍，成为折射日本病弱的一面镜子。

　　首先，它再次深刻揭示了日本政治规则对强大政客毫无约束力。无论是森友学园还是加计学园，其性质都涉及到公权私用、利益交换等严重问题。而且，森友、加计两次丑闻接连东窗事发，中间没有隔多长时间。两起丑闻都与安倍有关，但是却无法真正撼动他的地位。长期以来，日本政坛这样的丑闻几乎已经成为常态，加之安倍出身政治名门，而且已是二度执政，故旧门生满天下，这样的丑闻最多也就是段小插曲。值得关注的是，“一强独大”的安倍，对待这两次风波都十分淡定与自信，恐怕不是说明其身正不怕影子斜，而恰恰反衬出日本政坛的游戏规则就拿他没办法。对于安倍而言，只要避开舆论漩涡，待民众疲劳后，问题也就自然淡化，根本不会伤筋动骨。

　　其次，日本媒体挖掘真相和寻根问底的操守和能力在大打折扣。加计学园的丑闻最早由敢说真话的文部科学省前官员前川喜平抖出，不料不少媒体却转而盯上了前川在职时曾经出入“女陪系列酒吧”的八卦并穷追不舍，对更为严重的权钱黑幕视而不见。逼得下至普通网友上至坂上忍等知名演员艺人纷纷忍不住称“去个酒吧至于嘛”，对媒体表现出强烈不满。其实，早在风波之初，日本媒体就因涉及政府敏感性质并未大动干戈，此后发现该话题能够大赚收视率和关注度这才转而投入精力。日本网民纷纷指出，作为社会良知的媒体只喜欢嗅闻和捕捉对自身收益有利的新闻，是舆论力量的沦陷。

　　最后，“兽医学部”热反衬日本大学的生存困境和教育发展尴尬。有人不禁发问，一个兽医学部能成为社会焦点，它有多大魅力？其实，兽医专业在日本十分吃香，就职率高、职业发展前景好，这也是加计学园申办该专业次数高达15次的重要原因。进一步讲，一个学园如此拼命，其大背景是少子化加剧、经济形势下滑之下大学争夺生源的生存白刃战。受此影响，不少大学都处于废校的临界点，加计学园集团下属的学校中不乏此者。可以预测，今后随着竞争更为激烈，本应为一方净土的学校将为生存不择手段，像加计学园这种与政客有着千丝万缕联系的教育机构无疑将为日本政坛带来更多负能量。

　　可以说，加计学园问题是日本社会问题的集中体现。即使各界一时义愤填膺，也难以解决日本在复苏道路上面临的重重弊病和障碍。

　　6月23日，市川海老藏通过博客向外界表示，“今天是我人生里哭得最多的一天。”一直支持着他的小林麻央在2年多的病魔斗争中最终还是落败了。

　　据日本NHK新闻报道，知名歌舞伎演员市川海老藏（39岁）的妻子小林麻央6月22日晚在东京都内家中去世。就在不久前，小林麻央还曾晒出自己的自拍照，向大家报告近况。无奈21日身体状况急转直下，最后在22日晚离开人世。

　　小林麻央原本是富士电视台的天气节目主持人，后来成为了日本知名节目《NEWS ZERO》的主持人。2010年，她和市川海老藏结婚，身份变成了“梨园之妻”。2011年，麻央生下了大女儿，2013年生下小儿子。幸福生活刚开始，2014年10月，小林麻央却在精密体检中被诊断患有乳腺癌。

　　在确诊癌症之后，她通过博客向外界传达自己的治疗进展。正因如此，她也唤起了众多女性对自己身体健康的重视，尤其是对乳腺癌的定期检查。可以说，她在号召日本女性乃至全球女性重视乳腺癌预防中的作用，不亚于安吉丽娜朱莉的乳房切除手术。也因此，她在2016年被BBC选为年度世界最具影响力，最打动人心的“100位女性”之一。

　　小林麻央积极乐观的态度和癌症斗争这一点，的确值得千千万万癌症患者学习。只是，她刚通过精密体检被查知身体情况异常之时，也就是2014年2月，曾接到建议再次进行检查，但是，她8个月后才再次接受检查。那时，情况已经发展得超出控制，被确诊为乳腺癌3期，已经转移到腋窝和淋巴结等多处。如果能够回到过去，如果立刻做了第二次检查，便或许不必这样早告别亲人。

　　其实，今年1月，市川海老藏曾经表示，医生说小林麻央坚持不到今年夏天，只剩下最后3个月的生命。坚强的小林麻央熬过了三个月之后，似乎也意识到自己就要走到生命的尽头，出院，回家，在孩子和家人的陪伴下，心理上幸福地度过了人生的最后一个月。

　　小林麻央婚后的生活，让人不禁感慨，人生似乎没有什么“一步错，则步步错的事情”，所有事情都有余地，除了生命和健康。高考失利可以再来，工作难以胜任也可以换，失恋了会有更好的人，离婚了也可以再婚，钱没了更可以再挣。可是，错过了宝贵的治疗机会，一切都无法再度翻盘。

　　根据赴日就医中介机构“霓虹医疗直通车”提供的数据，在日本，乳腺癌1期患者治疗后的10年生存率为95%，乳腺癌3期癌症患者为54.7%，而4期患者为14.5%。所以，如果想在乳腺癌的战争中获得胜利，只能靠精密体检早期发现，积极地进行治疗。不仅是乳腺癌，其他癌症也是一样。

　　在唯一不能翻盘的战争中，只有精密体检可以帮助我们战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