讲座题目：《经济危机下的文化机遇》（“岭南大讲堂·文化论坛”第二讲）

讲座嘉宾：谢有顺（中山大学中文系教授、博士生导师）

讲座时间：7月18日（星期六）上午10：00—12：00

讲座地点：广州市连新路171号广东科学馆402室

主办单位：中共广东省委宣传部、广东省社科联、南方报业传媒集团

承办单位：南方日报社、广东岭南文博研究院、广东科学馆

乘车路线：地铁二号线中山纪念堂站C出口（连新路）；公交车是在中山纪念堂或省工会站下。

温馨提示：本论坛是公益论坛，免费听讲，座位有限，请提前15分钟进场。

谢有顺

　　摄影在中国，一度成了伪造世界的工具。它不是对世界忠直的观察、记录、发现，而是对世界的提纯、美化，或者丑化。那种叠加起来的美，以及一个又一个被选择的瞬间所呈现出的所谓的“震撼”，其实都在改变世界本然的面貌，它所激发的道德反应，有着不易被人觉察的虚假性。真相、真实，慢慢的就处于隐匿之中。
　　或许，在这个图像时代，对世界单纯的写实已经不够吓人，所谓的真实，必须被加强，甚至需要加以拼接、修饰或导演，才能起到应有的观赏效果。有那么多人热衷于新的影像造假，原因正在于此。然而，苏珊·桑塔格说，“照片创造了多少同情，也就使多少同情萎缩。”确实，影像力量被过度使用之后，必然也导致对这一力量的损耗。这个时候，重申摄影最为基本的职责——记录真实，反而成了意义重大的事情，正如当文学日益沦为作家养病的方式时，重申有感而发的写作传统，对文学也是一种福音。
　　“相机是历史的眼睛。”也是现实的摄魂术。在相机面前表演，或者通过相机刻意地选择被观看的世界，照片的价值就会土崩瓦解。所以，伍尔芙宣称，照片“不是争论”，“它们就是事实直接对眼睛所说的未经加工的声明”。这个由机器所作的记录，当然比文字更加中立、客观、可信，而我们能够将一些不该忘却的现实以影像的形式牢记心中，显然是对想象力和同情心的一种拯救。我当然知道，每一张照片都隐含作者的观点，它在记录现实的同时，也在解释现实。但真实依然是摄影的基本伦理——建基于此，自马格兰摄影通讯社创立以来，摄影才成为一种全球性的事业，它以自己独有的定格方式，成就了一个新的世界。即便在不间断的影像（电影、电视）如此强势的今天，照片依然具有文字和影视所无法匹敌的感染力。
　　对于这个纷繁、混乱的世界，一张好的照片，有时就是一句好的引语。它把我们引向世界幽深而隐秘的核心。
　　但更多的摄影家，满足于在照片中创造世界的戏剧性，或者通过照片中那些被过度选择的瞬间来建构他的美学。很多照片背后的美或痛苦，其实都是被建构起来的。有些人，摄影角度刁钻而古怪；有些人，相机在他身上，是一个富于侵略性的器官；有些人，把摄影当作艺术创作，而遗忘了他的纪录功能；有些人，干脆摆拍。这些摄影家，都冀望于在非常态的世界里，建立起独异的观察世界的方式。他们缺的是和世界和平相处的平常心。从骨子里说，他们是一群对现实漠不关心的人，在他们眼里，更多的是超现实——那种被刻意建构起来的虚假的现实。
　　吴家林的摄影引起我的注意，正因为他是忠直的现实主义者。他对平常世界的记录，反而为他赢得了巨大的国际影响。他的世界，当然也由那些“决定性的瞬间”所构成，但我分明能通过他的作品看出，他一直把自己当作是这个世界中的一员。他的相机，一般不惊扰对象，不仅不嚣张，反而有一种沉默的力量。真实的，安静的，日常的，温暖的，会心的，具体的，诚恳的……这是他的摄影主体，也是他的道德态度：为一片土地、一种生活写实，这本身就是一种善。
　　吴家林的世界观由此而来。
　　这是一个有自己的观察角度的摄影家。他的角度明显是平的、低的，这在客观上造就了他的作品具有了一种拒绝被选择的美学效果。镜头在世界的各个角落游走，不夸张，也不偏激，而是怀着对世界的平等心，公正地理解对象。不因他的照片而哭泣，不被他的照片所吓坏，不忘记那些普通的背影，或一只猪、一条狗的欢乐，不藐视日常生活中最平实的一面，不刻意抓拍那些惊恐或痛楚的表情——但一些人眼神的漠然，同样有着和死亡一样的说服力……一个时时处于低位的摄影家，带着浓重的故土口音，被那些行将消失的景象所捕捉，靠着对现实的肌理那超常、敏锐的直觉，以及近乎天才般的构图能力，世界被坚定地呈现。
　　他的作品，表面看起来丧失了技术的难度，以致再普通的读者，也能看出他的作品背后所洋溢出来的尊重和热爱。事实上，吴家林的作品发挥了摄影固有的两种力量：记录与创造。一个世界的实录，有时比关于这个世界的思想更重要。实录告诉我们世界如何在着，以及为何如此在着。在和如何在具有同等的意义。吴家林的相机解读了这个在，并为这个在的本然面貌留下了实证，这个实证，累积起来，就是一种创造——我喜欢他所创造的这种以实证为基础的视觉艺术。
　　或许，很多人会觉得，吴家林的摄影，记录的不过是世界的表象，缺乏深度。他构图时拒绝被选择，也就意味着他失去了深入世界的意义路径。然而，这个世界面临的并非意义的饥饿，而是意义的过剩，相反，关于这个世界的表象，常常被人忽视。没有表象，就没有可信的深度。当我跟随吴家林的相机在世界的表象漫游时，发现表象常常就是世界的全部。所以，在今天这个时代，看见比想象更困难，也更重要。
　　吴家林的新作品集《吴家林·玉溪》更加鲜明地贯彻了他的这一摄影主张，我为自己能在第一时间看见他眼中的世界，深感荣幸。
　　　　　　　　　　　　　　　　　　　　　　　

谢有顺

　　水墨是中国的语言，它既说出中国的文化，也见证中国的精神。不了解中国人的感情和心事，不领会中国文化的神髓，水墨就只是物质，不能成为创造心世界的材料，更不能成为人生的写照。中国文人历来是重视立心的，心气和心力，也一直是写作、绘画的根底，故中国艺术不向外求娱乐，而向内求德性修养，最终冀望于人生即艺术，把艺术和人生，看作是一个不能分割的整体。
　　艺术如何和人生相通？简单地说，就是艺术和人生共享一个生命世界。中国以农立国，即便普通一人，也知道视自然、天地为大生命，而个人的生命则寄存于这个大生命之中，生命和生命相呼应之后而有的手之舞之足之蹈之，即成为最好的中国艺术。
　　因此，中国艺术从生命出发，它重在创造世界，而非模仿世界。中国画尤其如此。山水、人物要入画，不在模其貌，而在传其神。神从何来？必定是画家对自己所画之物多方观察、心领神会之后，才能由物而摹写出自己的性情，由笔墨而创造出一个全新的意境。不理解这一点，你就不明白，何以中国人读一首诗、看一幅画，总是要去探究作者是谁，甚至他的身世、家境，都在考察之列，其目的就是要通过其人，先知其心，再见其笔法之巧。有心之人，才能以其心感他心，以其心状景物，技巧反而是其次的了。知其心，也就必定知其为何喜、为何悲、为何怨，以心来觉悟这个世界，世界就活了。
　　中国画的处境一度低迷，就在于很多画家一味工其技，而笔下却无造心、造境之能力，画面多逸气，难见心被物感之后那种生命和性情的抒发。也有人把中国画的前途定义为变革，不少人更以暴烈的方式颠覆传统的作法，试图开出一个新境界，但最终也因流于就事论事未能触及艺术的根本。
　　心无深趣，技法何用？说到技法，中国画家在骨子里还脱不开写实还是写意的纠缠。以前画山就是山，重在写实，现在也有人画山故意不像山，名为写意，其实，这些都是对中国画的一种肤浅理解。在一个把艺术看作人生，也把人生看作艺术的国度，写实和写意的背后，关键的是要站立着一个人。有人，才有人生，有人生，才有艺术——这是贯通中国画和中国文化之间最为核心的一条精神线索。何以一些人的画布上总是一片死寂？何以同一片山水在不同人的笔下境界全然不同？技法的差异并不重要，重要的是，画的背后所站立的那个人究竟如何。有些画家，写物就只见其物，人隐匿了，或者即便有人，也无独特的境，画面还是了无生趣。我读王维的诗，看似都在写物，可他写的物里有“我”存在，物就因“我”而活；杜甫的诗看起来都在写“我”，可他写的“我”里有物作为证据，物我互证，才最终成就杜诗的大世界。
　　中国画也是强调物我互证的。物中有我，我成了物的境，这个独特的我，就是一幅画的新意之所在。物我互证的最高境界是有无相生。可今天的中国画，实在是有多无少。多数的画，有物，有太多的物，那些山水、花鸟、人物，都栩栩如生，于是，画家就陶醉于这个有，可它的背后，无人，无心，无境，或者说，他的画背后那个人，换谁进来都可以，那个境，也是普通的境。有不过是世界的实相，无才是观察世界的角度。而真正的艺术，其实是关于无的寓言。
　　创造一个实有的世界很容易，创造一个无则很难。水墨本是介于有与无之间的一种语言，在世界里见到有，在心里创造无，此即为中国画之境界，所谓笔墨从一个人的胸襟里来，说到也正是这种有无相生的艺术常道。只是，今天还有几人在信守这一艺术的常道呢？

谢有顺

　　
　　我是一个写作的人，自然，也喜欢看字。字的结构、笔意、趣味，琢磨起来，时时让人慨叹，它里面确是藏着一个幽深的世界的。因此，到一个地方，看见旧对联，或有古人的字刻在墙上、石头，我总会多加留意，甚至，无意间发现的古代的帐本、便条，上面的毛笔字，若放在今天，作者也是堪称大书家的。确实，就书法而言，今人和古人，实在是无法可比了。古人写字是一种生活，而今人是把书法当作了纸上的艺术。不见性情，只有逸气，是当下书法界的通病。尽管今天的我们不可能再恢复毛笔的日常性，用毛笔写字终归成了一种文化表演，但在自己笔下，尽量少一点俗气、逸气，总还是有可能的吧？遗憾的是，书法界少有觉悟之人，很多作品，总是一眼就让人看出了作者的做作和机心，没有一丝文气，纸面上一片萎靡，字的精气神全漏光了，还要硬写，这不仅俗，而且是大俗。
　　如今的书坛，脱俗之人日少，清正之音也正在消失。因此，我平时是不爱看职业书法家的作品的，相反，我喜欢读文人字。我总觉得，把写毛笔字当作职业，可能是世界上最荒唐的事情之一了。古人讲诗书画一体，并非说那时的人多才多艺，而实在是分不出诗书画之间的界限。所以，古代没有职业的书法家，只有文人——以文人名之，贯通的是精神生活的各个方面。在今天这个书法家林立的时代，惟独缺少真正的文人，缺少性情、精神和心力。没有了内心生活的造诣，谈何书法？——书法终究是一个人内心的外化啊。有些书法家，一见面就和你谈技法，谈笔锋，看似专业，终究掩饰不了他内心的一片空白，这种人的书法，入眼之后，又如何入心？
　　书法是见情见性的艺术，它使用的材料，都是公共的，无非笔墨而已，但是，要把这些公共的材料变成一种私人的表达，没有作者的性情和心力，是无法想象的。
　　一个书法家，若只会弄墨，无诗心，不能画，也不谙金石，写出来的字就必定是死的、俗的、板结的——这样的书法家，在当下书坛占了多数。好的文人字，往往带着文气，拙气，或者野气，有性情流出，他们在技法上或有不足，笔意却常常胜职业书法家多矣。今看鲁迅的字，何等的功力和意趣，像他的文章一样深透，过目难忘，实在可视为鲁迅的内心写照。而苏东坡、黄庭坚，更是大文人、大书家，其文可能还有曲折，其字则直入本心——字，文，人，成了一个整体，这样的存在，就成了一团心气，任何时候和他相遇，这股心气都会扑面而来。
　　文心和人心相通，此之谓也。
　　文人字真正贵重的，就是字的下面藏着文心。文气，许多时候正是贵气。但并非所有文人字都能发出清正之气，相反，很多的文人，比俗人还俗，写起字来，造作之风比职业书法家还甚。说到底，外在的身份标签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性情、旨趣、胸襟、抱负上的差异。讲文人字，不讲技法先讲境界，有境界了，技法才有用武之地。比如，在我所熟悉的作家中，贾平凹的书法，走的就是一条朴化的道路，重拙味，静气，古意，这和他文学作品中的境界，是贯通的。一旦达到了精神和心力上的一致，技法就退居其次了，笔意才是最重要的。
　　雷平阳的书法也属此类。作家中，贾平凹和雷平阳的字，我喜欢。贾平凹的字，简洁中见力度，阳刚中见淳实。他喜欢用粗笔，重笔，下笔干脆利落，果决而有力，没有多少犹豫的成分，看起来紧实，却一点都不笨，反而充满了活泼、有趣的动感，矛盾中分明潜藏着一种张力。比较起来，雷平阳的字，却呈现出一片山野气和书卷气，二者之间看起来也是一种矛盾，却符合雷平阳一贯的作品风格。
　　熟悉雷平阳的人都知道，他是诗人，散文家，他的文学作品，多数时候，描绘的正是生命的种种情状和大地质朴的容颜，他不安、悲悯的内心，记挂的总是关乎大地和故乡的事情，因此，他的感受是有来源的，他的文学用词也有自己的精神根底，所以，他在纷乱、嘈杂的人世，一直没有失去写作的方向感。他说：“每个诗人背后都有一个村庄，背后都有一个个人的根据地，我背后的土地的存在支撑了我的写作。……我的心灵离不开那片土地。我从小跟着唱书的瞎子在那些乡村里走，没法抛开身后那片土地的存在。我想强调的是诗人应该知道自己的根在哪里。”我认同这样的说法。写作是要有根据地的，诗人是要探究自己的精神根底究竟在哪里的，理解了这一点，我们就能理解诗人笔下的“小世界”，为何藏着那么多波澜壮阔的心事，这也是雷平阳持续书写故乡、反复歌唱一个村庄的原因——哪怕情感的表达方式略嫌单调、单一，哪怕面对故乡的用词大致雷同，他也毫不介怀，因为故乡的下面，有一道的精神的潜流，它标示的是诗人不动的写作方向。我想，只有这样的诗人，才能写出《亲人》这样的诗歌：我只爱我寄宿的云南，因为其他省/我都不爱；我只爱云南的昭通市/因为其他市我都不爱；我只爱昭通市的土城乡/因为其他乡我都不爱……/我的爱狭隘、偏执，像针尖上的蜂蜜/假如有一天我再也不能继续下去/我会只爱我的亲人——这逐渐缩小的过程/耗尽了我的青春和悲悯。
　　一个如此挚爱着土地的诗人，他写的字里洋溢出山野气，也就不足为奇了。
　　山野气，其实就自然、随心的意思，有朴素的感觉，但平常中又不乏清奇；而这种往下扎根的感觉，见之雷平阳的书法，就表现为一种定力。看雷平阳的笔法走势，就知道，这是一个定得住的人，笔不打滑，但不迟滞，更无板结的症状，动静分明，就此而言，这也是一种书卷气——缓慢的，沉着的，清雅的，庄严的。
　　可以肯定，雷平阳的字，不是临碑帖学来的，当然，他们后来必定也看碑帖，也琢磨古人的笔意，不过，这些都不会改变他们业已形成的精神底子，只是为了增加笔法的积累，以更好地消除自己向上发展的障碍而已。确实，他们的字，首先是自身性格的写照、精神的表达，有了这些，才有书法的技法和气象可言。文人的书法，内有清正的骨骼，外有性情作为血肉，就显得饱满了，个性了。看雷平阳的字，尤其如此，他的笔之所至，隐隐的，总觉得是在挥洒一种性情，内有热烈的东西，也有一种寂寥之感，只是，他的热烈和寂寥都是节制的，引而不发的，这就形成了他的书法作品中那种独特的隐忍之美。
　　他不师法秩序，但也不张扬和放肆，而是充满一种率性，同时，在笔和纸的对话中，又分明投射着一道庄重的目光——正是这道目光，使得雷平阳的书法作品中，有着一种不易被人觉察的平等心，他不轻慢任何一个字，也不匆忙收笔，总是力图在书写中突出每个字的个体价值，但总体看，又不失一幅作品的整全感，这种效果是如何形成的？我既感讶异，又常常惊叹。尽管雷平阳的书法追求，还缺技法上更多元的涵养，笔力也因变化小而常有单薄之感，但他写每一个字的深情，我想，是足以感动那些对中国字还怀着敬意的人。
　　说实话，比起众多空头书法家来，我更看重这种以心力和深情认真写字的人。

华语文学奖七年之痒

　　尘埃落定。阿来订好了机票，他即将去广州参加今年的华语文学传媒大奖颁奖典礼。六卷本的《空山》终于封笔，这场漫长的写作为他带了至高荣誉——年度杰出作家。

　　第7届华语文学传媒大奖谜底揭晓，除阿来之外，散文家李西闽、诗人臧棣、评论家耿占春以及文学新人塞壬分获他们各自领域的年度单项奖，而年度小说家奖，由于一些意外的原因，首次出现空缺。

　　今年是华语文学奖的第七个年头。而电话里，80岁的李国文还能清晰地回忆起七年前的春天，他来了一趟广州，带了6个口罩。

　　史铁生的太太陈希米客气地拒绝了记者的采访要求，史铁生的身体一直不好，接受采访很吃力。但她还是好心地提示记者：“7年前的事了，你去问问谢有顺吧，还有当年采访过铁生的那位记者，他们说不定还记得。”

　　2003年春天，空气中弥漫着非典的味道。广州街头，人们戴着口罩行色匆匆。73岁的李国文和坐在轮椅上的史铁生，从北京飞到了广州，带着谨慎、口罩甚至少许的惶恐。他们来领取一个新生的文学奖，它叫做华语文学传媒大奖，这年4月，刚刚诞生。

　　那是2003年4月18日，阳光灿烂。对于许多人来说，这或许是个再普通不过的春日。然而对于中国文学界来说，却不容忘记。
 
传媒办起了文学奖

　　2002年10月的一个傍晚，谢有顺从省作协下了班，打车来到广州大道的潮皇酒家。酒家就在南方都市报旁边。这天晚上，时任南方都市报总编辑程益中、副总编庄慎之、副总编陈朝华等人都在，还有文坛的几个朋友。大家叫了几瓶酒，边喝边聊各种文坛现状，酒过三分，在座的都有些感慨。

　　程益中看看庄慎之和陈朝华，说不如我们南都自己拿钱，办个全国性的文学大奖。

　　庄慎之和陈朝华都表示赞同，在座的几位作家也很兴奋，借助大众传媒来正式地推广文学，在国内还是个新思路。谢有顺却有些疑虑。他身在文学界，知道办一个文学奖要牵扯到很多复杂的事情，尤其是在中国。

　　“曾经有人出钱给韩少功，要以他的名办一个文学奖。韩少功知道评奖是个吃力不讨好的事情，很聪明地拒绝了。”谢有顺说了这么个事。
    谢有顺最终被说服了，他同意在座的观点，文学单单有圈子里的关注是不够的，南都作为一个新锐的、有强大影响力的大众媒体，有责任也有能力来操办一个全国性的文学奖。何况有南都牵头做这件事，还会引起更多大众媒体的关注。

　　犹豫了几天后，谢有顺终于决定投身这件事情。“实践比空谈更重要。为文学，总要有人去做些事情才行，无论成功不成功。”

　　此时，南都设立的华语音乐与华语电影传媒大奖已运作了两年。但这两个奖颁的都是单纯的荣誉，并没有奖金。而新设立的华语文学传媒大奖，南都却决定自己拿出15万来颁奖。其中一个单项大奖的奖金就高达10万元，为全国最高。

　　有地产商找过报社，想出钱来冠名文学奖。“我们拒绝了。奖金的钱肯定是我们报纸自己出，而且这个会坚持下去。我们办这个文学奖，不允许它属于任何利益和权威。它必须是崭新的，民间的，公正的。”陈朝华说。

　　2003年2月，华语文学传媒大奖正式启动。和15万的高额奖金一起公布的，还有程文超、马原、林建法、谢有顺、陈朝华5个终审评委的名字，学者、作家、编辑、青年评论家、传媒负责人各一名。

　　消息在国内引起了很大反响。在文学遭到漠视的今天，一家南方的媒体来做这么一件推广文学的事，本身已显得不可思议，何况自掏腰包以15万的高价来奖励文学。“传媒有资格来颁文学奖？”“大奖造就不了文学繁荣”，议论扑面而来。

　　解释这个奖一度成了谢有顺的主要工作。“事实上这个奖只是传媒来搭建平台，评委都是文学的专业人士，唯一一位媒体人陈朝华他本人也是个诗人，所以并非传媒评的文学奖。”而对于大奖造就不了文学繁荣的质疑，谢有顺简单地回应：不评奖、不作为，同样造就不了文学繁荣。

　　“我们要做中国的诺贝尔文学奖。”时隔七年，华语文学奖新任秘书长黄兆晖仍记得程益中接受采访说这句话时的表情：认真，同时充满豪情。而那时的黄兆晖，还是一名年轻的文化记者。

　　而当年，南都并没有为这个奖配备多少人马，秘书长谢有顺是个光杆司令，一手包办包括制定章程、联系评委、买机票、报销、接机、安排吃饭等所有杂务。除了五位终审评委，谢有顺还邀请了20余位国内文学杂志的主编组成推荐委员会，负责给每个奖提名三个候选人。

　　2003年3月30日，在广州凯旋华美达一间小型会议室里，五个终审评委每人在纸上写下了自己的选择，并签上了自己的名字。来自广东省公证处的方静红、梁向京就坐在他们身旁。

　　《人民文学》副主编李敬泽说：“华语文学奖在程序上的公正性有目共睹。”而程序正义是结果正义的必要保证。

　　在概括文学奖宗旨时，谢有顺提了“反抗遮蔽，崇尚创造，追求自由，维护公正”，反抗遮蔽放在了第一条。

　　“伤害文学奖公正的致命要素有三个，利益、人情和思想压迫。”谢有顺说。第一届的时候，他和陈朝华都挡掉了不少朋友的暗示和求情。“南都作为一份影响巨大的报纸，不可能花钱办一个有失公正的损害自身名誉的奖项的，这是常识。”陈朝华解释得很务实。
 
许多作家的第一次

　　2003年3月31日，谢有顺给史铁生打电话，告诉对方他获得了第一届华语文学传媒大奖杰出作家奖。“铁生老师很高兴。”

　　谢有顺小心翼翼地提及在广州举办的颁奖典礼。当时，史铁生身体状况很不好，每周都要去医院做透析。何况当年正是SARS肆虐，而广州在人们眼里是风暴的正中心。

　　太太陈希米非常担心。谢有顺也觉得没底，史铁生免疫力差，一旦被传染，后果不堪设想。告诉史铁生颁奖礼的事是想征求他意见，完全做好了他不来的准备。没想到史铁生坚决地表示要来，“我要支持这个奖。”

　　史铁生坐着轮椅来到广州，在广州的三天里，还去医院做了一次透析。

　　颁奖那天，当宣布史铁生获得杰出作家奖时，一下子伸出十多双手抢着去抬他的轮椅。如雷的掌声响起，捧着水晶奖杯的史铁生望着主席台下发言致谢，陈希米则在角落里远远地望着他。

　　史铁生获得了他10万元的奖金。隐居山林偶回城市的韩少功、温和而睿智的古稀老人李国文、来自昆明的光头诗人于坚、儒雅而雄辩的北大教授陈晓明，以及戴一顶棒球帽的文学女青年盛可以则分别获得各个年度单项奖，每人奖金1万元。

　　第二、第三届华语文学奖移师北京，颁奖典礼在中国当代文学馆里举行。第二届的年度小说家韩东就是在这里拿到属于自己的2万元的——税前。第三届则是林白。两人的共性是“从来没想过有个奖会颁给我”。

　　韩东的写作一直处于半明半暗中，“我不在文坛混，各种圈子各个评委都不熟”，写作20多年，他已经习惯了永恒性地被所有文学奖项遗忘。而林白说，她小时候曾幻想自己得奖，“就像小孩子跑步到终点，总幻想有人来对你说声真棒”。但从1977年发表第一首诗到现在，她从来没得过奖，已经放弃得奖的念头了。“文学的奖项有许多，但其实价值取向都很统一，我知道它们都跟我没关系。”

　　林白和韩东都属于真正有创造精神、但在文学性格上显示出异端色彩的作家。在国内传统的文学评奖中，他们似乎永远不可能得奖。

　　“这样的名字还有很多，像多多，徐晓，格非，一大批优秀作家，他们在获得华语文学奖之前从来没有得过其他奖项，你相信吗？这就是我们今天的文学现实。”谢有顺告诉记者。“华语文学奖表彰了一大批在正统文学秩序里不可能得奖的优秀作家，从这个角度说，真正的作家需要这么一个文学奖。”

　　2008年有些特别，随着第六届华语文学奖开幕的，还有首届华语传媒文学周。前五届的获奖者被邀请悉数到场，诗人余光中、王小妮，小说家麦家、格非等一一走进校园，举办讲座沙龙，与年轻的文学爱好者们聊天恳谈。

　　文学周得到了一家名为方圆地产的企业全程赞助。“是赞助文学周，和文学奖的奖金不沾边。文学奖我们会一直保证它的纯粹的。”谢有顺不厌其烦地向人们区分，有文化理想的企业愿意赞助文学活动，是好事儿。
 
“七年之痒”

　　4月10日，第七届华语文学传媒大奖颁奖礼即将在广州举行。终评结果显示，根据票数，本届年度杰出作家为阿来，他刚刚完成了六卷本的《空山》。年度小说家毕飞宇，作品《推拿》。年度诗人臧棣，年度散文家由地震生存纪实作品《幸存者》作者李西闽获得，年度评论家耿占春，新人奖得主则是有着海妖名字的东莞工厂女孩塞壬。

　　意外的是，毕飞宇拒绝了这项奖。

　　他写信给华语文学传媒大奖今年新任的秘书长黄兆晖表示，他想放弃这个奖。他补充道：“请相信，我对《南方都市报》没有一丝一毫的恶意。在中国，办好一份报纸很难，而《南都》不只是办好了一份报纸，它业已建立起了自己康健的文化。”仅仅是出于个人的原因，他放弃这个奖。

　　华语文学奖七年的历史上，这还是第一次。

　　对于毕飞宇的拒领谢有顺表示理解：“我们理应尊重一个作家的个性，并尊重一个作家自愿放弃获奖的自由。”他指出这个奖和茅盾、鲁迅文学奖的区别之一就是，它不是作家本人或所属团体申报的，而是直接由提名委员会提出的，评奖时评委是不顾及作家本人意愿的，那么必然有可能出现勉强作家获奖的情况发生。

　　“有人拒绝领奖是一件好事情，表明我们的作家越发的有个性、有坚持了。假如更多的作家能超然于文学奖之外，对中国文学绝对是一件好事情。”

　　依照程序，同时尊重评委会的工作和作家本人意愿，今年的华语文学奖年度小说家奖按得票数为毕飞宇获奖，而毕飞宇本人拒领，则此奖项空缺，不再补选。

　　在第七个年头到来之前，一些变革也在华语文学奖内部酝酿。新的提名委员会制代替了之前沿用六年的推荐委员会制，具体来说，是由9位来自各大高校的现当代文学专业青年博士取代之前30多位文学杂志主编组成推荐团队。“他们的视野更新，更广，见识更年轻。”

　　“阅读一年中出版的各种新书本来就是我们的本职工作，因此谈不上负担。”提名委员之一、广东外语外贸大学的当代文学博士申霞艳说。
　　第一届的评委程文超是申霞艳读硕士时的导师。“非常非常好的人，和蔼，宽厚，善解人意，特别热情。”程文超教授参与了两届华语文学奖的评选，第二届的时候，他已被食道癌折磨得厉害。评委林建法回忆，第二届的终评，是在程文超教授的家里进行的。当时程教授鼻子里插着输液管，大家挤在他家客厅里，五个评委，一个记者，以及两个公证员，在场的人无不为程老师的敬业感动。半年后，程文超教授去世。

　　第三届补了洪子诚教授当评委，谢有顺觉得甚至有这个原因——洪子诚曾是程文超的老师。由于洪子诚教授年事已高，从第四届起，评委由三届元老谢有顺、马原、林建法加上补进的苏州大学教授王尧以及《人民文学》副主编李敬泽等人组成，终评委员会为终身制，从此稳定下来。

　　评委会里也会有不同的意见。林建法认为“反对遮蔽”是这个奖的核心精神，他曾建议投票不仅要采用实名制以及公布票数，还应该把每个评委到底投了谁的票公布出来。“反对遮蔽就要反对得彻底。”清瘦的林建法是《当代作家评论》杂志的主编，平日看上去温和而健谈，观点则相当坚持。“认识我的人都知道我的脾气，找我说情是绝对没用的。”他讲到一件趣事，方方的小说《水在时间之上》是今年被提名的年度小说之一，三月初方方有事想找林建法，是关于湖北作协的事，但想到这时正是华语奖评奖之时，都不敢在那段时间打电话给林，怕他误会是要他帮华语奖的忙。

　　林建法今年三月在德国参加了莱比锡书展，“这个书展的奖是在颁奖前一小时才评出来的，所有被提名候选人都来，到时候才知道到底谁获奖。”他认为这样的方式能更好地彰显透明。

　　林建法还有个观点和诗人出身的小说家韩东不谋而合——七届华语文学奖评下来，杰出成就奖全部都是小说家，没有一位诗人。“这30年诗的成就太大了，杰出成就没有诗，这明显是种遗漏。”韩东说。今年的杰出成就奖提名中，有西川和翟永明两位诗人。但在最后的终审投票中，两位诗人分散了票数，最终未敌小说家阿来。

　　韩东还表示了对于这些年华语文学奖价值取向的忧虑，“这几年的奖，开始越来越和茅盾文学奖、鲁迅文学奖不谋而合。华语文学奖是从提倡独立和创造力出发的，现在会不会走向一种新的权威？”
  
                                                        本期撰稿  记者·洪鹄
 

文学奖上的新人们

　　2002年，盛可以像疯了一样地写。接到谢有顺的短信时盛可以还在沈阳她的蜗居中写。这一年，她像一个苦行僧一样生活——刻意搬到北方的沈阳，这个城市她没有一个认识的人；一居室，一台电脑，一些书，每天从早晨8点写作到晚上10点。她只觉得有无数的话要说，句子们都是手指间自动流淌出来的。她制造了一份绝对的孤寂，希望自己能扛下来，还能跨过去。

　　盛可以不敢相信自己得奖了——评委、主办方，她谁也不认识。确认又确认之后，她往湖南老家打了个电话，告诉了妈妈。“我妈听说这奖有钱，特别高兴。她第一次觉得我靠写东西这事也是能赚钱的，算个职业了。”

　　谢有顺让她来广州领奖。盛可以犹豫了一下，想拒绝。一是她怕非典，二是她在沈阳蜗居写得正酣，根本停不下来。

　　谢有顺跟她说，第一，所有人都来，你一个人不来领奖就不完美了。第二，你怕非典，人家史铁生老师和李国文老师那么大年纪都来，都不怕，你个小姑娘倒怕得很。

　　盛可以吓了一跳，戴着口罩就飞来了。

　　在乔叶的心中，盛可以很酷。“文笔锋利得不得了，才华横溢”，同时 “基本不理人情世故。”电话那头的盛可以听了，反应半天才嗤嗤笑出声来，她反问：“乔叶去年那篇《最慢的是活着》你看过吗？她太沉得住气了。”

　　新人们之间并不太熟。第六届颁奖典礼时主办方邀请了所有得过奖的嘉宾们聚一次，盛可以和乔叶才算见过面。乔叶是第五届新人奖得主，其时她31岁。当时被提名的还有徐则臣和盛惠，在提名中徐则臣排第一，乔叶第二。徐则臣和乔叶是上海作协办的研究生班的同学，乔叶对徐则臣也很佩服，“我觉得奖肯定是徐同学的。”

　　收到得奖短信，她大吃一惊，发了条短信给李敬泽，表示拿了钱要请人喝酒。高兴之余，想到徐则臣同学，她总觉得有点不好意思——“总觉得是我抢了一样，唉。”

　　还好，第二年徐则臣就得了奖。他曾被提名两次没有获奖，这次林建法、程永新、王尧动用了“三人或以上终审评委联名提名制”的权限，把他补在了提名名单中，终于也得奖了。徐则臣笑着说，得奖挺好，但“就像踢球，射门N次老是不进，终于进了，快感多少打点折扣。”

　　和盛可以、乔叶、徐则臣等一批70后新人相比，82年的张悦然更“新”了。当年，张悦然在新加坡念计算机，在机房上课时在网上无意看到了自己获奖的消息，惊得她差点叫出来。“周围的同学完全不关心文学，在那个环境根本没有人说中文。那一瞬间我眼睛湿润了。”她感到有人在乎她写的文字。

　　她从新加坡飞到北京领奖，“梳两个辫子，穿着特繁复的裙子，非常腼腆，见到老师们完全不知道说什么好”，张悦然回忆，她战战兢兢、小心翼翼，甚至不在乎泄露内心的不自信。她的得奖致辞更像一篇保证书，保证今后一定要更好地写作、不辜负老师们的信任与期待——她的语气甚至是颤抖的，但这让她看上去非常可爱，以及虔诚。

　　盛典之后，张悦然飞回新加坡继续念书。没有人知道她曾在中国，得了这么一个奖，仍旧住狭小的合租公寓以及硬着头皮念计算机，但她感到非常快乐——从心里她觉得，自己成为了一名年轻作家。

本期撰稿  记者·洪鹄

来源：《花城》2009年第1期

几封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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