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不是李冰冰梨花带雨、当众一哭被报道出来，我根本不会去关注“百花奖”是否还存在，我以为它应在这个世界上消失了。在我的记忆中，“百花奖”似乎活在八十年代，和《大众电影》、和正当年华的陈冲、张瑜等人一起风光无限。

因为李冰冰的哭，我特意去网上查询今年百花奖的资料，真让我惊异，这个打着大众投票决定旗号的奖项，最佳影片由《张思德》获得，我不知道多少人会买票去看这个淳朴的农家子弟为烧炭而牺牲的故事。-----现在有人据史料说张氏是烧别的什么而亡，后为贤者讳说他烧炭。他烧什么这是小事，艺术可以虚构情节的，但不管烧什么，一个电影总得让观众掏钱进影院才算成功，至少让大街上这个电影的盗版光盘能卖出去。网上已经有网友断言，盗版商会很尊重革命先烈张思德，不会去盗版的。当然，下一个文件让学校组织学生集体观看接受教育，票房也会上去的。

李冰冰入围后观众海选投票比最终获得最佳配角的多出一倍还不止，等最终电影协会“钦点”的99位观众评选，结果来了个乾坤大挪移，即使是傻子也会质疑个中的猫腻，何况共冰雪一字的李冰冰，和周瑜同名的张瑜。大奖主事者聪明的话保持沉默就得了，反正这奖大家并不关注，不像奥斯卡那样牵动全球，过些日子就风平浪尽了。可那位电影家协会的康秘书长生怕别人把他当哑巴似的，非得站出来对李冰冰等人说：“提名就是对你们的肯定”，希望她们“能够大度宽容理智一些，这赢得的可能是观众对她们更多的尊重和热爱”，并振振有词说原来的投票不排除人气票、情绪票，选出的99个评委是爱看电影、会看电影的。

这番话几乎让我的隔夜饭呕吐出来了，演员不服就拿观众说事，似乎如果人家质疑这个奖的公正性，人家就不大度了，不理智了，观众就会不尊重、不热爱她们了。我呸！先掂量掂量自己这个奖在观众心目中的地位，再拿观众去敲打李冰冰。既然觉得观众海选不科学不公正，就干脆取消这个程序得了，每年就组织你们认为“会看电影、爱看电影”的近百号人内部决定得了，何苦还要忽悠观众们投票了？原因我分析有三点：一是要借用“有广大群众基础”这个大旗；二是场面搞大经费就会更多；三是顺便还能挣点短信费。群众从来就是用来当托和被忽悠的，可被忽悠的群众会一点点明白过来，看看这个奖每年参加投票的人数就知道了，连康秘书长都不讳言，原来的观众投票人数主要集中军营、学校，其他行业的比较少。这个“原来”只能指这些年，不能包括上世纪八十年代，为什么会这样，大秘书长难道不知道么？

李冰冰的哭和张瑜的愤怒，也许可以理解为她们并非太看重这个奖，但既然满怀真诚地参加却出现这样一个结果，有被侮辱和愚弄的感觉。像百花奖这类奖项，已经很难忽悠观众了，现在只剩下忽悠圈内的演员们了。如果连演员们也不配合，那些靠评奖而存在的机构靠什么活呀？所以每年评奖，注定一些演员和影片是拿来当托的，如果不甘心当托就干脆别参加。人家找托儿，找垫脚石也是看人下菜碟，李冰冰你还没有红到一定的份上，如果你真的成了国际巨星像章子怡那样，人家能怎样对你么？至于张瑜，去国多年早已过气，人家可以不在乎了。

吃一堑长一智，李冰冰能明白这类奖究竟是什么回事，对自己未必不是件好事。这类奖项，已经和中国男足一样，主要靠丑闻吸引人民大众的目光了。所谓人必先自侮之而后人侮之，这个奖项的主事者如此对待参加投票的观众和参与评奖的演员，大伙儿还有必要把它当回事么？百花已成落红残花，李冰冰你正是青春韶华，为这个破奖哭鼻子，不值！

国庆长假过后的第二天，我来到北京，看到大同老师惠赠的书《用新闻影响今天----<冰点周刊纪事>》，拿回家一口气读完，直至东方即白。这部书的历史价值，我认为远远超过大同前一部书《冰点故事》。前一部书固然精彩，但主要是述说这个新闻名栏目成长的过程，所具有的更多的是新闻学的价值，而这部只能在香港出版的书，记录了《冰点》这两年来在波诡云谲、风雨如晦的大气候下所遭遇的命运，这些记录是我们这个时代一个真实的截面，其价值远远超过新闻学。若干年后，通过这本书，我们或者我们的后一代人，能窥见历史上，曾有一类知识分子，不仅仅为了个人的自由和尊严，也为自己所在的这个人群的自由和尊严，做出过多么艰难的抗争。也许那个时候，这些东西已经像空气和水分一样习以为常，但在业已成为历史的当下，争取一点一滴的水和空气，却要费那么大的力气，付出那么大的代价。

就像我们肉身上的膝盖，今天挺起来不给别人下跪似乎天经地义，而在过去的两千年，没有几个人免于给皇帝下跪的命运。总有一天，我们精神上的膝盖也会挺立起来，没人敢于和能够强迫其跪下，时代总会在进步。这些进步是无数人点滴的努力汇成的，在这行进的路途中，参与者的各种言行会被记录下来，这就构成了历史。

看完这本书，我想起长假后第一天参加某部委的一个媒体记者茶话会，到会者都是长期从事教育报道或编辑的新闻人，有来自中央媒体，也有来自首都都市报，还有来自几家门户网站。主持这个会议的新闻官，希望大家能出点主意，如何使这个部门的重大工作能使民众更好地了解和理解，因为这个部门的工作关系每家每户，因此常常处在聚光灯下。这个姿态已经表明，行政部门越来越意识到，民意还是有些力量的。

但茶话会发言的顺序还是严格地按照官方规格安排的，从人民日报开始，再到新华社、中央电视台、中央广播电台、光明日报以及教育报道占相当比例的中国青年报和中国教育电视台，临近结束时，主持人“格外开恩”，让我这个来自一家对教育报道并不重视的媒体记者侃侃，大约因为圈内我爱侃是有点名气的。

其实我觉得主持人应该把更多的时间留给都市报和网站的同行们，让他们谈谈。因为那些牌子很亮的媒体报道，官员们更加关注，民众则愿意从都市报和网站上获取信息。

我发言开始就说作为一个写作者，我很困惑，因为我不知道我写出来的东西给谁看，又有谁看。我把自己发表的东西分成四类，一类是职务行为，一类是给都市报写的时评和专栏，一类是发表在网上的文字，还有一类是就某个感兴趣的领域有系统地写书。后三类的写作，我自己非常明确地知道给谁看，谁会看。只有第一类写作，也是我更应该认真对待的职务写作，却很难说有什么影响。

但尽管如此，我认为还是尽量地记录一些真实的东西，譬如前不久随团去西部两省区采访农村义务教育改革，这当然是一次主题先行的讴歌式报道，作为这个圈内的人，我的写作不能逾矩，但是并不意味着我就只能消极地应付差事。在本报发表几篇有关此次采访的报道后，我写了一个采访札记，把自己对农村义务教育的思考写了进去。在这篇札记里我写道：

“真正的免费义务教育，中国人等了三千余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等了五十余年。”

“当我看到大巴山中间那些老人们，大声地说自己的孙子真是赶上好时光，读书竟然不用交钱了。作为一个大山里走出来的知识分子，我一方面能真切地感觉到那种发自内心的欣喜，但另一方面我也感觉到一丝苦涩。已经实施了二十年的义务教育法中的承诺，在西部农村今日得到了兑现，这应当是顺理成章的事情，经过二十多年的改革开放，国力有了很大的提升，政府已经有能力先西部后全国，先农村后城市，逐步实现免费的义务教育。这是政府责任之所在，亦是执政党加强执政地位的正当性来源之一。”

“采访中有农民说要是看病也像娃儿上学这样就好了，这当然可视为得陇望蜀，人之常情，但决不能说这种期望是非分之想，而应是现代社会一个公民合乎情理的要求。因此，我认为免除农业税和免费义务教育可能会带来一种意义重大的‘副产品’ ：公众特别是广大农民越来越认识到有些权利本来就是属于自己的，在遵守法律的同时，自己可以堂堂正正要求政府、监督政府。这种公民意识的培育将极大地促进一个法治社会的建立。”

“新农村决不仅仅是农民的生活水平提高，收入提高，房子漂亮了，家里的摆设现代化了，而是传统农民成为现代公民，几千年依托宗法的农村社会结构朝着法治的、文明的现代社会转化。——而这一切必须通过教育才能完成。采访中我看到许多由祖父母、外祖父母照顾的‘留守儿童’，表面上这是一幅‘野老念牧童，倚仗候柴扉’、能体现中国传统农村人伦之美的图景，但表象相同而内质却有霄壤之别。大批青壮劳力进城务工，大量‘空巢村庄’的出现，老人和孩子不得不留在乡村相互扶持，这是中国几千年来农村从未有过的事情，这是中国由农业社会变为工商社会必定会出现的场景。如何解决这个问题当然是个复杂的系统工程，我不想展开讨论。我以为解决这个问题不能在传统的城乡割裂的‘二元化社会’结构下寻求方法，而是在城乡一体的思路下方可得到解决。”

这类采访札记，我当记者七八年来，写了近二十万字，这类东西在本报不能发表，那么有人会问，写这些有什么用呢？我认为，我们不能仅仅为在某张报纸上发表而写作，更不能仅为能在某报某版面发表而思考。我们应当对自己有更高的要求，记录下来这些，总会有一天凸现其价值的。

因为，我们的宿命就是记录。

大同老师的这本书更给我的启发和激励，记录者要看得更远一些，不能只争一时一地之得失，就如新华社的前辈杨继绳所说的那样，记者要有史家的情怀。

本人即将付梓的一本明史读书笔记，后记的题目便是《感知新闻和历史的距离》，新闻和历史有时候距离很短，今天发生的一切新闻，必将被记录下来成为历史，哪个大人物也阻挡不了。

市场上正在卖一本署名“十年砍柴  等著”的书：《乡痛-----在城市的深处》。这本书付印时本人不知情，因此拿到出版该书的海南出版社给我的样书时，既有些高兴，又有些惶恐。人总有点虚荣性的，三十余位作者合著的书，出版者将我的名字标在封面上，说明人家看得起我；但我担心文章的有些作者和读者可能会对我有些误会，以为我掠人之美。因此有必要加以说明。

大约两年多以前，在一次饭局上碰到了徐晓、梁晓燕两位大姐，她俩说正在编一本反映从农村进城者生活与情感的集子，主要选自“天涯社区”中“关天茶社”等板块，里面有我的一篇文章，还有其他不认识的网友。她说和每个作者都联系版权事宜太困难，因为大家用的是网名。只好编辑出版后，进行公示，希望作者提供联系方式好寄稿费和样书。我当然说自己地文章被选入感觉荣幸，至于其他网友因联系不上，承诺出版后给稿费和样书，应当能被作者接受。

但两年过去了，这本书一直没出来，我也忘了这事。

前不久，接到徐晓大姐的电话，说这本书出版了。本来应当署“徐晓  梁晓燕  编”，但由于一些不便解释的原因，出版者觉得署她俩的名字不合适，于是署了“十年砍柴  等著”。并希望我能在网上说明一下这本书的出版过程，并转达她的意思，希望作者能主动和她联系，好奉寄稿费和样书。

遵命将这本书的作者名字抄录如下，并顺便给自己解释一下，出版社如此署名我事先也不知情，以免引起误会。

作者及选录文章名单：

张立、朝格图、薛涌：《千里背尸还乡记》附评论

杨德超：给父亲的一封信：一位硕士生对姐姐的深切忏悔

九天揽月：哀山乡赋——我的故乡记忆与现实

任//不///寐：在东北松花江上

响水滩客：回到家乡，看见荒凉

楚些：挤火车

小新：大学生支农日记：农村为什么这么穷

南朵：我的一次下乡经历

嘉华的走狗：原乡人

曾颖：请不要和农民聊矿难

王文琦：一首与矿难有关的民谣

萧武：农村：被背叛的记忆

拓荒水手：我花了18年才能和你坐在一起喝咖啡
野夫：乡痛——一位农家子弟的忏悔书
neverme：我是一个农民
小元宝：请不要对穷人大声发笑
fubd：千万不要当农民
十年砍柴：出身农村不是他们自己的选择
镜与灯：在一首诗面前羞愧难当
高艳：我的逆境独白
张晓虎：乡下同学
黄娟：闰土，在城里
未知：一个民工的月账本
张军、王进业：农民工彭红平百日生存实录：虫子一样的生活
野夫：一位农民工的“黄金周”
杨光：一个上海白领的苦闷
何沫书：姐姐不能回家
安金鹏：贫穷是一所最好的大学
酒疯：想在你心里留一滴眼泪
汪建辉：这一只手的分量与感情
吴辉东：农村医疗能否走出“马太效应”？

青峰无限：等待在天堂相见
一条小小的鱼儿：堂屋中间的棺木
貌美如花：被谢绝的礼物
力瑾：父亲的眼泪

徐晓的联系信箱：nmzhz2006@yahoo.com.cn

      台湾鸿海旗下的全资公司富士康向《第一财经日报》的两位记者索赔3000万，并通过诉讼保全措施冻结两人私有财产。新闻刚出来，便评论如潮，我谢绝了一些媒体让我评论两句的要求，因为一则我觉得能谈到的大家都能谈到，再说毫无新意。二则也是最重要的，我判断这个诉讼会以一场闹剧收场。

果然，没多久，在舆论的普遍谴责下，来势汹汹的富士康将3000万诉讼标的降为1元，3000万：1，悬殊何其之大，富士康何以转变如此之快？我没有位列该公司决策层，不得而知。但这个看上去很滑稽可笑的大转身，至少能证明富士康当初狮子大开口，希望以此来吓住盯住其不放的大陆媒体的决策是失误的。

在具体的操作层面上，富士康的算计应当是很精确的，决策层也熟悉中国的国情。如作为单位人的中国记者的生存压力，媒体和官方的复杂关系，地方政府对“巨室”的关照，司法机关受制于地方权力，等等。但是他们在更高的层面是算了，那就是两个字：政治。

稍微对中国今日社情有所了解的人都知道，一般人不怕小麻烦，也不怕大麻烦，就怕不大不小的麻烦。如果富士康起诉《第一财经日报》和记者，只要求道歉，赔款几十万，那将只是一条小小的新闻，不会引起翻天的波澜，富士康靠自己能量的运作，很有可能打赢。但富士康显然志不在此，不想赢一场普通的名誉权官司，而是以雷霆万钧的力量一击，将对方彻底打趴下，毕其功于一役，让所有还想对其劳工问题跟进的媒体胆怯而却步。

但是，他忘了一个普通的常识，一头狮子对一头羊很有办法，对一只蚂蚁未必有办法。两个记者的财产，对3000万来说，完全可以视为不名一文。当你把一个人逼到光脚的地步，还有什么可怕的？你索赔20万元可能让翁、王二人担忧，索赔3000万只能凸显两位记者悲壮的气概。既然富士康的诉讼希望通过打击两位小记者来起到吓住整个新闻界，那么不管你的声明如何此地无银三百两，说仅仅只是一个法律事件，没有哪个傻子会真的相信，被视为对整个新闻界挑战也毫不夸张。

而且，大陆和台湾不一样，两年前用同样的手法，尽管没有打趴台湾《工商时报》的记者旷文琪，但最终双方妥协了，鸿海并没有因此损害什么。要知道，台湾的公民社会发育程度比大陆高，贫富悬殊不大，新闻环境比大陆相对自由，司法也更有公信力，鸿海诉旷文琪尽管也是合理利用诉讼权利来打压弱势一方，但在公众眼力更容易被理解，为旷站出来伸张的主要是记协，因为同行有物伤其类的感觉。这个事件不会被捆绑更多的其他社会情绪。

可是这是在大陆，富士康此举几乎是《英雄儿女》中那位高喊“向我开炮”的王成一样，主动把社会种种不满的情绪吸引到自己身上。富士康此举对反映今日中国大陆民间情绪太有标本意义了。一个台湾首富属下的公司被舆论描绘为“血汗工厂”，他通过自己投资所在地的法院越过报社，直接冻结记者财产。这个事件至少有几大热点：贫富分化、底层生存权利、新闻的空间、司法公正以及两岸关系。你瞅瞅，哪个问题不是要命的政治问题？

从这个新闻刚刚曝出来后充斥网路上的种种议论分析，有以此来论证大陆目前新闻环境恶化的，有以此质疑中国司法腐败和官商勾结的，有呼吁关注中国底层劳工生存状况的，也有舆论指向台湾在大陆的投资者、管理者歧视大陆人的问题。。。。。。一个标的3000万的诉讼案，几乎集中了大陆今日全部的热点问题，而富士康，自愿当了今日大陆几种最典型不满情绪的发泄口。问题大到这个地步，两个小记者反而可以高枕无忧了。问题一大，谁都不可控，哪怕富士康这样可动用巨大资源的财团。因为这个事件一闹大，就会无限地滚雪球，甚至超出国界。以稳定压倒一切的大陆当局，不会坐视一个公共事件无限引申，到那时，报道是否公允、司法是否公正已经不重要了，最重要的是“政治正确”。

和政治正确相比，富士康所提供的就业机会以及地方政府的利益，孰重孰轻我想不难辨别。富士康及时收手，我想他们在强大的舆论面前，已经看到舆论背后种种的民间情绪，以及事件继续发展下去的种种可能性，号称成吉思汗的老板郭台铭再骁勇强悍，在这种错综复杂的局势面前，他恐怕没有必胜的信心。和官家走得太近，往往是一把双刃剑，成败皆由它，“晋商”的后代郭老板不会不明白这个道理，看看明清时代那些富可帝国的晋商的下场就知道。

富士康及时收手，将3000万标的变成1元，就是想在道义上改变舆论一边倒的形势。这个事件希望能让商界“成吉思汗”明白，不是所有的重量都能承受的，再牛逼的人，也不能挟泰山以超北海。

广西平果是国家级贫困县，但我们到了县城后，根本看不到一点贫困县的痕迹。采访团一行下车后，便被引入当地政府大楼。这个楼是我看到最豪华的、最气派的县级政府办公楼——即使算上我在东部见过的发达县办公楼，其恐怕和网上流传的郑州某区政府办公楼有一比。它处于两座风景秀丽而又十分对称的山峦之间，面对一个和天安门广场有一比的大广场，广场和大楼之间，有修建的人工河以及大理石做栏杆的桥。很明显这也是仿照金水桥。

当年钱穆说燕京大学（今北大校区）的建筑毕竟是洋人造的，虽然有仿古的屋顶，但就如古代戏曲中的演员，只是戴了一顶高冠，而没有穿与之配套的厚靴，“望之有失体统。”因为古代宫殿是有很高的基座，燕京大学的仿古建筑却是平地而起。平果县的政府办公大楼避免了燕京大学仿古建筑的缺陷，有一层楼高的基座，汽车需要爬一个人工建造的坡，才能到大门口，大门出来，下几十级类似人民大会堂门外的台阶，方过穿过“金水桥”，进入广场。大门两面悬挂的县委、县政府的牌匾，比一般国家部委的牌匾更要长和宽，上面的字也更大。有关衙门的知识告诉我，中国从古到今，衙门口的牌匾和大印大小是有规格的，即使反了五十多年 “封建主义”的今天，北京正部级单位和副部级单位的牌匾长度、大印直径都有规格上的差别，我笑了笑，说真是山高皇帝远，或者说现在也没什么规矩了，只要有钱怎么搞都行。放在几百年前，就算是土司府都不敢僭越，否则的话，孔夫子这类维持名教的人就会说：是可忍，孰不可忍。

当地人向我介绍说，平果是政府财政有钱，而老百姓收入很低，也就说此地“官富民穷”，这实在不值得夸耀！造成官富民穷这种畸形局面的是当地产铝，看来大多数老百姓从丰富的矿产中并没有获益多少，获益的是政府和少数人。说起平果铝的开发，还有一个真实的故事。此地属于百色市，是当年邓老爷子的发祥地。老爷子晚年秉国政后，此地受到格外关注，连邓老爷子通过希望工程资助的二十几个女孩子也在此地，一个女孩子师范毕业后已经回到当地教书，被新闻界很是爆炒了一顿。原计划我们要去采访这个老爷子资助的女孩，说是很有新闻价值。我心里想：在中国事件的新闻价值往往与事件中人物的权力成正比的，此一事件的新闻价值就在此。如果一个普通的退休老人资助再多的孩子读书，还会去关注么？后来因为去那个学校的公路发生车祸被堵塞了好几个小时，我们的采访才没能成行。谢天谢地。

老爷子秉国政期间，当地政府去中央要项目、要资金，汇报到爷子那里，说此地蕴藏着丰富的铝矿。邓老爷子说了五个字：平果铝要搞。这是典型的邓氏说话风格。此语一出，立项、建厂、开矿便是一路绿灯，县财政因此富了起来。我们进县城时，经过一个巨大的广告牌，上面画着三代领导人的头像，第一代是开国时拿着宣布建国的讲话稿这个常见的造型；第三代的造型也常见，就是五十年大庆在上面挥手；只要第二代倒像个普通的中国老头，夹在毛、江的中间。三个人像的头上，是五个巨大的字“平果铝要搞”，如果和五个大字下面的署名“邓某某”连起来读，很是不雅。

下午去了个山村小学——龙板村龙何小学，才知道“民穷”果然不假。这个小学的孩子大多来自瑶寨，当地瑶民住在大石山区，没有多少可耕地，连吃水都很困难。学校是用上面拨付的“西部普九工程”和“农村寄宿制学校工程”款项修建的，建筑还凑合，可一看教室里的课桌、教学设备和孩子们的穿着，反差太大。孩子们穿得破破烂烂的，一人一双拖鞋，有的还是赤脚，宿舍里的被子和戏子又脏又破。孩子们是天真的，大概还不太知道父母生活的艰难，对着我们笑得非常灿烂。到这样的学校，我的心常常被击中，想起我当年读过的村小学，比这个学校还破烂，现在撤销了，房子卖给一家人办养猪场。

平果县矿产丰富，当地官员介绍时为此自豪，可和大石山中的壮民、瑶民究竟有什么关系？

所谓的康乾盛世只是中国传统的皇权社会一种回光返照，当时的繁荣仅仅是因中央集权得到加强、帝国疆域的扩大、大量荒地的开垦、人口快速增长，给中国早熟的农业文明带来了最后一次短暂的辉煌。在西方各国先后完成工业革命时，中国这个古老帝国的社会结构和经济结构都没有发生改变。这样的辉煌正如探春省亲一样，只是一束绚丽的焰火，两种文明一旦交锋，输赢立判。

《红楼梦》成书于康乾盛世，荣辱与共的四大家族很快从繁华到败落。其原因除了不可知的政治风波影响外，四大家族的生财之道之落后与保守，决定着他们的繁华很难持久。

用几十年前流行的阶级划分法来分析，贾、王、史家是大官僚地主，薛家是官商加地主。土地是他们家族生财最主要的也是最保险的来源。

秦可卿临死前托梦给王熙凤，建议“赶今日富贵，将祖茔附近多置田庄，房舍，地亩，以备祭祀供给之费皆出自此处；。。。。。。。”可见那时候剩余资本投资的主要方向是“”田庄，房舍，地亩”，房地产是华人最喜欢的投资领域，在工商业发达的自由经济时代，房地产升值快，房地产的繁荣必须建立在工业和金融业发达的基础上，同样的土地，在农村自然经济和工商业为主的市场经济的社会里，其价值差别很大。农业社会买田买房，回报是很缓慢的，因为农业产生的特点决定利润是很低的，且受自然条件的影响很大。黑山村的庄头乌进孝年底来送田租，因为当年的雹灾和旱灾比往年减了许多，贾珍着急地说“真真是叫别过年了”。并向乌庄头讲述贾府的财政窘境，“我这边倒可以，没什么外项大事，不过是一年的费用。我受用些就费些，我受些委屈就省些。再者，年例送人请人，我把脸皮厚些，也就完了。比不得那府里，这几年添了许多花钱的事，一定不可免是要花的，却又不添些银子产业。这一二年里赔了许多，不和你们要找谁要去？”

宁府的贾珍对荣府这几年的大批花费看来颇有微词，像迎接贵妃省亲而盖大观园，这样的巨额花费，靠庄园里的所得来承担，是很艰难的。这好比我们现在和外国发生贸易摩擦，我国商务部高层官员说， 2亿条牛仔裤只能换来一架波音客机。多少亩地多少年的收成才能盖一个大观园？在前文已说过，因为民间习惯法中不同于欧洲的长子继承制，而是父母去世后，兄弟分家析产。人口的增长速度总是比田产的增长速度快得多，户均拥有的财产越来越少在正常情况下，是不可避免的。

贾珍虽有怨言但为何认为“一定不可免是要花的”？是他大度么？不是，而是盖大观园这类花费也是一种投资，在专制的皇权社会里，投资政治是一本万利的，花在元妃身上的钱看来是浪费，但实际上是投资在皇帝身上。但这种投资的风险没法预测，比买彩票还邪乎，投得好一本万利，投不好血本无归。

农耕社会中剩余资本的第二条投资出路是放高利贷。但官宦家族是不可能大规模放高利贷的。一是有碍于声名，二是当时借贷的大多不是用来进行产生，而是消费方面的“救急”，数额是很小的。历史学家蒋廷黻晚年回忆清末湖南邵阳农村的放贷，三个银元是他所知道最大的数额。所以《红楼梦》中，也只有王熙凤这样为了自己小金库，拿女眷们的月例钱偷偷放贷。高利贷是催生不了现代金融业的。

那么，官僚地主能否用资金投资商业呢？薛家不就是商人么？首先要看到当时纯粹的商人社会地位很低，无民商法、公司法等相关法律保护商人利益，经商的利润大，也风险大，仅次于落草作血本买卖。这点在《三言二拍》等明清小说中屡有提及。薛家是一种特殊的商人，他家是替皇宫作采办的，这样的商业活动依附权力而存在。薛家从事贩运的商品几乎没有用来扩大再生产的资料，而是用来消费的日用品，并以奢侈品为主。这样的商业活动促进不了实业的发展。

且那时的商人，赚了钱往往不是用来办实业或者扩大商业规模，而是用来投资回报更慢的两类活动：买地和培养孩子读书做官。这样的途径和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途径正好相反。英国等西欧国家是通过“圈地运动”，让农业资本和农业人口往工商业领域流动。史学家何炳棣研究曾康乾时期两淮盐商，这些盐商不乏资产千万两白银以上，资产数百万者也有数十家，但巨量商业资本的存在，并不能导致资本主义产生。原因一是用炫耀性消费，即“斗富”，二是用来投资子孙读书科举，以改换门庭。因为只有读书做官才能较长时间维持家族的兴盛。清末依然如此，如蔡元培长于绍兴商家，举全家之力供他读书，最后中进士点翰林；蒋廷黻的家是商人兼地主，但数辈无功名。因此他的父亲和二伯不惜血本供他读书，后来科举废了，便支持他应另外一种“科举”：留美获取了哥伦比亚大学博士学位。其目的还是为了用财富换取政治地位。

中国传统社会里，财富不能自然地带来政治地位，必须通过一种转换，用财富来换取科举做官，在转换中，商业资本不但不能用来扩大经营规模，反而逐步萎缩。薛蟠是因为天生霸道好玩，没办法读书走科举之路，薛家这个巨商家族，孜孜以求的是有政治靠山。和贾、王家结亲是出于这个原因；薛宝琴许配给梅翰林也是这样原因；薛宝钗饱读诗书，因为是女人不能应举，哥哥又是扶不起的稀牛屎，只能把希望寄托在自己的丈夫或儿子身上。

可以说，在《红楼梦》所处的时代里，大家族随着人口增多，出现财政窘境是必然的，解除这个窘境除了想方设法扩大政治上权力外，别无他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