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有为这位前清的康圣人、民国的宪政党党魁最喜欢发议论，每见国事，必有意见。

护法运动正打的不亦乐乎的时候，他通电呼吁南北停战；中国参与欧战的时候，他起初通电反对与德国断交，等到一战结束以后，他又通电建议中国利用一战胜利之机，收回失去的部分主权；五四运动之时，老先生又发通电，称赞说“自有民国,八年以来,未见真民意,真民权,有之自学生此举始耳”；等到冯玉祥把溥仪撵出故宫，他又发通电予以谴责……总之他是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通电。

个人发通电，也不是没有先例。民国狂人袁希洛就曾经自己掏腰包去通电骂孙传芳，不过那只是偶一为之。唯独这位老先生，发通电如同吃饭喝水，颇有些“有意见要通电，没有意见制造意见也要通电”的精神头儿。

康圣人发不起全国通电，他的“通电”一般只拍给几家大的报社，过过嘴瘾。即便如此，他一年下来通电的费用也得一千多银元，作为个人用度，数字相当可观。

电报是概不赊欠的行当，要求真金白银，现场付讫。康圣人一不办报，二不经商，三无大宗赞助（只有宪政党偶尔能发些补贴），经济来源本来不丰，动辄通电的习惯再加上他那五房妻妾与门下食客的开销，日子过的颇为拮据。

为了解决生活问题，让自己自由地发通电玩，这位康圣人只好放下圣人的身段，卖文为生。好在“康有为”这三个字是金字招牌，卖求字求画的人络绎不绝。后来康圣人犹嫌收入不够，还纡贵降尊去报纸上和全国各大书店打出广告，上书“康南海先生鬻书润例告白”，公开叫卖，也算是民国奇景。有时候业务太忙，他甚至还找自己学生来帮忙当枪手，后来有人觉察到其中有伪，但这伪的比真的还好，一打听那学生名字，叫刘海粟……

发通电的瘾头儿到了这程度，真是让人叹为观止。

可惜康圣人那会儿早没了在前清的风头，他发的通电于时局舆论无关痛痒，最多只作茶余饭后一段轶事，叹一句“老夫聊发少年狂”而已。一直到宣统复辟的时候。他才真正过上了一次久违的全国通电瘾。

辫子兵进了北京以后，康圣人大喜过望，急巴巴化装成农民潜入北京“勤王”。溥仪回銮，总得昭告天下，清室便请这位“弼德院副院长”草拟一份通电，诏告全国各省、各报馆、各外国使馆。这次有张勋买单，无金钱之困，康圣人抖擞精神，一气写了近两千多字，名列民国通电第二长篇幅。

这份通电是篇奇文，它最著名的两个特点是：行文上辞藻斐然，逻辑上胡说八道。两者都被康圣人发挥到了极致。比如谈到前清覆亡，康圣人说“劝惟治国犹之治病，必先洞其症结，而后攻达易为功；卫国犹之卫身，必先定其心君，而后清宁可长保”，用的是诸葛亮舌战张昭那套“人染沉疴，当先用糜粥以饮”的理论，对清季腐朽乱象不置一辞；谈到国家体制，他又搬出杨度那一套：“何如摒除党见，改建一巩固帝国，以竞存于列强之间，此义近为东西各国所主张，全球几无异议”。尤其是“全球几无异议”六字，实在是睁着眼睛说瞎话。

最精彩的一段在这里：“孝定景皇后（隆裕）宁舍一姓之尊荣，不忍万民之涂炭……原谓试行共和之后，足以弭乱绥民，今共和已阅六年，而变乱相寻未已，仍以谕旨收回政柄，实与初旨相符。”

被袁世凯整得惨兮兮的隆裕太后，在通电里俨然成了一位英明神武的国主，中国行民国体制，那是女主深明大义的禅让诏令；现在看着民主不好，总统无德，女主下一道懿旨就能收回。这份气度，纵然是唐宗宋祖，也不能比及。

看了这段理直气壮的言辞，真是让人五体投地，康老夫子您太能掰了。这份能耐，只有后世伊拉克国的宣传部长萨哈夫差拟可比。

令人值得玩味的是，段祺瑞起兵讨伐张勋之际，发出数封通电，针对是电进行反击，文辞犀利无比，直斥张勋“罪浮于董卓，凶甚于朱温”，作者不是别人，恰好是康有为最得意的学生梁启超。这师徒二人分处两端，各执一词，偏偏都是鸿儒，写通电写得无比华丽，成了“张勋复辟”事件中另外一道风景。

梁启超那时早与老师交恶，这次恪于官方通电限制，他留了几分口德，只说康有为是被强逼着参与此事云云。梁启超觉得不够过瘾，于是学老师自己掏腰包发了一封个人通电，毫不客气地骂康有为是个大言不惭的书生，复辟之乱，概由他起。于是这对晚清最著名一对师徒的缘分，因为这几封通电而划上了句号。

康圣人一生发了无数通电，不过他若自夸我通电发的好，旁边一位老夫子只怕会笑出声来。

这位老夫子叫饶汉祥。

 

转一段专业的技术说明（鸣谢西西河的西北望朋友，感谢他指出我的原则性错误）

“有线电报系统是人类实现的第一个电信系统。它的许多概念到今天我们还能够在其他一些先进的系统中找到，比如报文交换就被应用在TCP/IP网络协议里面。由于电报系统本身只是一个点对点的结构（物理层是一个电流回路，链路层是莫尔斯编码的报文），所以要实现跨点通信，中间点就必须向下一站转发报文。整个国家的电报系统实际上是一个包交换网络，一份报文就是一个信息包。而网络层的协议是由人工完成的。比如我有一份电报要从北京发到杭州，北京局的电报人员就会根据我的目的地把电报拍到天津，然后天津——济南——南京——上海——杭州，每个中间局的收报人员都会根据我的目的地址转发到下一站。这个系统也支持广播（broadcasting），如果一个收报人员发现目的地地址为空，那么他就把这封电报向和他相连的所有电报局转发。当然了，同一个电报局不再转发同样的报文。大家看民国历史，里面那些老大们动不动“通电下野”“通电反蒋”，这个“通电”就是广播电报报文。”

通电的特点是速度快，范围广，实际上属于“公开信”的一种，它是某个政党、团体或者个人为了公开表达自己的政治主张而使用的通讯手段。民国时代没有电视，无线电台也刚刚起步，新闻报纸传播范围有限，速度又慢，唯有通电才是能够把自己的主张传遍全国的最快方式，抢占舆论阵地和道德制高点，是以大受政客欢迎，简直就是“政治”天生的助手。

而通电的另外一大特点与普通电报截然相反，一字记之曰长。篇幅越长越好，词藻越华丽越好，用典越雅越好，讲究悬河千里一泻汪洋的气势。比如民国六年直系四督对段祺瑞落井下石，发布通电呼吁南北停战，其中有一段说：“（曹）锟等数月以来，中夜彷徨，焦思达旦，窃虑覆亡无日，破卵同悲，热血填膺，忧痛并集。盖我国外交地位，无可讳言，欧战将终，我祸方始，及今补救，尚恐后时。至财政困难，尤达极点，鸩酒止渴，漏脯疗饥，比于自戕，奚堪终日？”

这哪里还是以简洁著称的电报，分明是一篇富含水分的骈文了--而这不过是民国通电里还不算太雅，也不算最长的一篇罢了。

通电在中国的历史可以追溯到清末。不过那会儿清廷对舆论关切不大，爱闹事的革命党还在东躲西藏，所以清末的通电并不流行。清末比较有名的通电有两个。

一个是在光绪二十六年，公元1900年。慈禧太后打算废黜已经被幽禁在瀛台的光绪，改立端王载漪之子。这个消息一传出去，举国大哗。当时因为戊戌变法之故，光绪在国内外声望都相当高，不少人都同情他。当时任上海电报局总办的经元善以候补知府的名义，纠合了章太炎、唐才常、蔡元培、黄炎培等一批文化名人，共计一千二百余人联名通电，要求慈禧收回成命。

不过这封“通电”是发给慈禧、总理衙门和诸位王公大臣，严格来说只算进谏，使用通电只是想通过公开渠道来制造压力罢了。慈禧从来不吃这套，于是经元善被抄了家，只身逃去澳门。

还有一个通电是在武昌起义之后。当时起义军急于把起义成功的消息散去全国。湖北军政府军事顾问兼联络使的蒋翊武拿着电报稿交给汤化龙审阅。汤看了一遍，说你们想发通电给全国很难啊，这是明码，在电报局就会被清廷截留，只能用密码。蒋诩武忙问他哪里可以弄到密码。汤华龙告诉他，总督瑞徵逃跑的时候，扔下一个八省土膏捐大臣柯逢时。他手里有一份密码本，可以用来发通电。于是蒋去柯逢时那里弄来密码本，汤随即联络汉口的俄国领事，请俄罗斯人代发电文，由是通电全国。

以武昌通电为发端，一进入民国以后，通电陡然成了最受欢迎的政治工具，你也通，我也通，甚至衍生出一个专有名词，叫做电战。你我各发通电，隔空而骂，大家都通个不亦乐乎，全国人民看热闹。

不过通电这个东西，可不是随便发的。

前面说过，电报这东西非常贵。可是究竟贵到什么程度呢？

就拿前面大北公司修的那条电报线来说吧。上海至香港、广州、日本长崎，每发一个字，价格是三角银元--那时一张从上海坐船到长崎，也只要六元银元而已。也就是说六十个字就顶一张船票了。

这是海线，旱线的情况则稍微有些不同。光绪年间，电报初兴，电报局比较少。象第一条民用津沪线路，从天津接到上海三千多里，中间只设了六个局而已，所以都是按照局号来收费，各局不同。比如直隶到山东一个价，浙江到福建又是一个价。那时候差不多三钱银子一个字，除了封疆大吏富贾商人以外，老百姓根本用不起。

后来电报局日渐增多，不再是一省甚至几省一局了，形成了一个网络，基本上大、中城市都设置了电报局，小城还设置一些代办所，发报的费用有所下降。于是中国电报局统一了收费标准，改为同府、同省、出省三种递加的计费办法，明确规定华文明语每字，本府城内收银元5分，省内1角，出省每逾一省加收2分；华文密码及洋文加倍收费。前面提到刘铭传修的那条闽台电缆，因为是海线，所以比较贵，每个字收费两角洋钱，以当时的时价可以买一斗米。

1908年，出于发展电报业的考虑，费用再次下调，减了20%。到了1909年，电报费用再度下调。以福建为例，从福州发往直隶的费用是每个字两角二分银元，发往江苏是每个字一角六分银元，发到蒙古最贵，四角银元才能发一个字。

进入民国以后，清廷每隔一省递增费用的计费方式被取消，电报只分为同府、同省、出省三种，不再另外计费，分别降低到三分、六分和一角二分。民国25年，收费改为法币；12年以后，又改为金圆券。等到49年经济行将崩溃的时候，寻常的收费方式已经不管用，而是按基数乘以穗、桂、京、沪、汉、兰、昆、渝等8地的大米、报纸、电料等价格总倍数计算，每旬调整一次。

既然知道了电报的价格，咱们就来算算发一通电费赀几何。

从1912年清廷逊位到1928年东北易帜是民国时局最为混乱的时期，不过这段时间的电报价格变动不大。咱们就拿民国16年的价格来作一个参考：华文个人出省电报是一字一角六分银元，（这是个人业务，如果是拍发新闻的话，可就便宜多了，只要3分钱。）；通电都是四骈六丽洋洋洒洒，不长不足以显出气势，差不多都是一两千字，最长的近三千字，就算它平均一千字字好了。

也就是说，发一封全国性的通电的平均价格将近160块大洋。就算是以政府公函形式收费的话，也要80银元。

要知道，这还只是一封而已。所谓通电，就是通通都要发电报，这费用可就近乎可怕了。

通电分小通电和全国通电，小通电视内容需求而定，一般只选择特定城市或者相关人等。比如府院之争最激烈的时候，黎元洪免去段祺瑞职务，以伍廷芳代替。伍特意发出通电，辩称自己继任总理一职合乎程序，这份通电的范围只及各省督军；袁世凯称帝的时候，陆荣廷、梁启超在肇庆发出通电，要求广东督军龙济光反袁独立，其通电题头就是“告龙济光及广东军界全体将士”，范围不出广东一境。一般情况下，小通电都是只发给各报馆，图个舆论宣传。

如果要达到全国通电的效果，则至少要覆盖全部一级、二级电报局，以及各大报馆。民国当时全国当时一级、二级的电报局大约有二百多处，有影响力的报纸不下三十余家。直奉战争之前，张作霖发过一通电报骂吴佩孚，题头写着：“大总统（徐世昌）钧鉴：国务院各部总长、各衙门步军统领、警察总监、曹巡阅使、督军、省长、司令、师旅长、护军使、镇守使、各省议会、商务总会、农会、工会、教育会、商会、各报馆公鉴。”这是一个比较有代表性的通电范围。
   
这么算下来的话，一次标准的长篇骈文体全国通电，以政府公文形式来发，最少得花上一万六千元；如果是以个人身份来发，最少得花上三万两千元。平均一下，每次全国通电的费用，得在两万元上下。就算是小通电，最起码也得百多元左右，极为昂贵。

两万元在民国是个什么概念？民国一等荣光宝星勋章的年俸是三千元；曹锟贿选的时候，选票是卖五千元一张；电报局一等科员一个月薪水才一百元--而且已经是小康生活；如果是在民国十六年的上海市场，一块钱可以买30公斤大米，两万块可以办起一家小规模的纺织厂。

换句话说，这一通电报打出去，就是七个一等勋章的年俸、四个议员的选票、600吨大米或者一家纺织厂子。如果一个科员想通电发表政见，得攒上两年工资不吃不喝。搁到现代，一银元大约折合现在35元，等于花70万上一次新闻联播。

可见这通电不是什么人都能发得起，电报局子门冲南，有事没钱莫进来。议会选举是有钱人的游戏，通电也是一样。民国史里发通电的，不是割据一地的军阀，就是身居要位的大员，要么是影响广泛的名人，普通人根本出不起这个钱。

巴黎和会期间，列强罔顾中国利益，悍然把德国在山东的势力转给日本。消息传回国内，北大的学生们群情激愤，决定要采取行动。最后他们决定打电报给巴黎和会的中国代表，告诫他们不可卖国，同时通电全国，表明北大的政治态度。可是通电实在太贵，他们都是穷学生，实在出不起这个钱，只好你一块、我一块地凑，最后凑出近一千块钱，刚够给全国报馆发一次小规模的全国通电，最后居然还剩下300块，买了些竹布作旗帜，在五四期间起了大作用。

执政府认定北大学生运动幕后肯定有人支使，理由很简单：“穷学生怎么可能负担得起通电费用！”可见通电之事，实在是烧钱的营生。

不过事无绝对。民国时代有一个人，虽然是一介平民，身家又不富裕，却有动辄给全国发通电的瘾头儿。

这个人就是康有为康圣人。

康有为这位前清的康圣人、民国的宪政党党魁最喜欢发议论，每见国事，必有意见。

护法运动正打的不亦乐乎的时候，他通电呼吁南北停战；中国参与欧战的时候，他起初通电反对与德国断交，等到一战结束以后，他又通电建议中国利用一战胜利之机，收回失去的部分主权；五四运动之时，老先生又发通电，称赞说“自有民国,八年以来,未见真民意,真民权,有之自学生此举始耳”；等到冯玉祥把溥仪撵出故宫，他又发通电予以谴责……总之他是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通电。

个人发通电，也不是没有先例。民国狂人袁希洛就曾经自己掏腰包去通电骂孙传芳，不过那只是偶一为之。唯独这位老先生，发通电如同吃饭喝水，颇有些“有意见要通电，没有意见制造意见也要通电”的精神头儿。

康圣人发不起全国通电，他的“通电”一般只拍给几家大的报社，过过嘴瘾。即便如此，他一年下来通电的费用也得一千多银元，作为个人用度，数字相当可观。

电报是概不赊欠的行当，要求真金白银，现场付讫。康圣人一不办报，二不经商，三无大宗赞助（只有宪政党偶尔能发些补贴），经济来源本来不丰，动辄通电的习惯再加上他那五房妻妾与门下食客的开销，日子过的颇为拮据。

为了解决生活问题，让自己自由地发通电玩，这位康圣人只好放下圣人的身段，卖文为生。好在“康有为”这三个字是金字招牌，卖求字求画的人络绎不绝。后来康圣人犹嫌收入不够，还纡贵降尊去报纸上和全国各大书店打出广告，上书“康南海先生鬻书润例告白”，公开叫卖，也算是民国奇景。有时候业务太忙，他甚至还找自己学生来帮忙当枪手，后来有人觉察到其中有伪，但这伪的比真的还好，一打听那学生名字，叫刘海粟……

发通电的瘾头儿到了这程度，真是让人叹为观止。

可惜康圣人那会儿早没了在前清的风头，他发的通电于时局舆论无关痛痒，最多只作茶余饭后一段轶事，叹一句“老夫聊发少年狂”而已。一直到宣统复辟的时候。他才真正过上了一次久违的全国通电瘾。

辫子兵进了北京以后，康圣人大喜过望，急巴巴化装成农民潜入北京“勤王”。溥仪回銮，总得昭告天下，清室便请这位“弼德院副院长”草拟一份通电，诏告全国各省、各报馆、各外国使馆。这次有张勋买单，无金钱之困，康圣人抖擞精神，一气写了近两千多字，名列民国通电第二长篇幅。

这份通电是篇奇文，它最著名的两个特点是：行文上辞藻斐然，逻辑上胡说八道。两者都被康圣人发挥到了极致。比如谈到前清覆亡，康圣人说“劝惟治国犹之治病，必先洞其症结，而后攻达易为功；卫国犹之卫身，必先定其心君，而后清宁可长保”，用的是诸葛亮舌战张昭那套“人染沉疴，当先用糜粥以饮”的理论，对清季腐朽乱象不置一辞；谈到国家体制，他又搬出杨度那一套：“何如摒除党见，改建一巩固帝国，以竞存于列强之间，此义近为东西各国所主张，全球几无异议”。尤其是“全球几无异议”六字，实在是睁着眼睛说瞎话。

最精彩的一段在这里：“孝定景皇后（隆裕）宁舍一姓之尊荣，不忍万民之涂炭……原谓试行共和之后，足以弭乱绥民，今共和已阅六年，而变乱相寻未已，仍以谕旨收回政柄，实与初旨相符。”

被袁世凯整得惨兮兮的隆裕太后，在通电里俨然成了一位英明神武的国主，中国行民国体制，那是女主深明大义的禅让诏令；现在看着民主不好，总统无德，女主下一道懿旨就能收回。这份气度，纵然是唐宗宋祖，也不能比及。

看了这段理直气壮的言辞，真是让人五体投地，康老夫子您太能掰了。这份能耐，只有后世伊拉克国的宣传部长萨哈夫差拟可比。

令人值得玩味的是，段祺瑞起兵讨伐张勋之际，发出数封通电，针对是电进行反击，文辞犀利无比，直斥张勋“罪浮于董卓，凶甚于朱温”，作者不是别人，恰好是康有为最得意的学生梁启超。这师徒二人分处两端，各执一词，偏偏都是鸿儒，写通电写得无比华丽，成了“张勋复辟”事件中另外一道风景。

梁启超那时早与老师交恶，这次恪于官方通电限制，他留了几分口德，只说康有为是被强逼着参与此事云云。梁启超觉得不够过瘾，于是学老师自己掏腰包发了一封个人通电，毫不客气地骂康有为是个大言不惭的书生，复辟之乱，概由他起。于是这对晚清最著名一对师徒的缘分，因为这几封通电而划上了句号。

康圣人一生发了无数通电，不过他若自夸我通电发的好，旁边一位老夫子只怕会笑出声来。

这位老夫子叫饶汉祥。

尽管四码法解决了中文电报的问题，但四个编码一个汉字，效率还是比较低。尤其是当时电报线路都由洋人把持，收发的费用都极其昂贵。当时电报的费用非常昂贵，往往一个字就得数两白银。为此清廷曾经专门下令，让各级官员没紧急的事就别发电奏、电牍（前者是给皇上看的，后者是公文），就算发也尽量长话短说，什么我主万岁、乞伏太皇太后圣安、惶恐顿首之类的客套话都一概免去。

比如有一次李鸿章去江南机器制造局视察，发去的电报内容只有六个字"行辕正午一刻"。意思是李鸿章的行辕在午时一刻到达江南机械局。

光绪十年五月二十七日，中法关系正在紧张的时候。李鸿章发给过总理衙门一封电报："密廿六幼樵电告闽河口来法兵船三只鸿沁"，全文共有18字。幼樵指张佩纶，鸿指李鸿章，全电文的意思是，福建海境出现了法国来的三只军舰。张之洞受命接济台湾军火，曾经电告福建 “有旨停运渡台军火暂勿运稍俟之和约成则运款局败亦运朔”。

中国最讲究礼仪，什么能省礼不能省，但落实到电报上，就连这点都不得不让步了。下图是一封清廷驻古巴参赞给皇家的一封祝寿电报，就简单地写着“皇上登巡，古巴华侨及古巴政府均特贺。” 如果哪位官员上正统贺表时，只写上一句“皇上生日快乐”，恐怕脑袋早搬家了。



当然，也并非一味为了省钱而尽量减字。中法战争在台湾打的最激烈的时候，张之洞一日之内三电李鸿章，每封都在数百字，详述战况，以免贻误战机。

欧美国家为了节省电报字数，往往采取缩写形式:"GM"代表早上好，"SFD"表示停下来吃饭，英国农业部在印度使用"envelope"一词表示"大群蝗虫已经出现并毁坏庄稼"。 人们为了省钱，还经常使用英语单词"停止"(stop)代替句号来结束一句话，因为"停止"这个词是免费而一个句号却要收取额外的费用。

中国人在这方面很有想象力，也发明了极富中国特色的省字方式。

英文用阿拉伯数字表达，就可以表达全部日期，而中文如果写全的话，最少也得四个字（一月一日），最多得六个字（十二月卅一日），每个汉字用四个数字编码，就是16-24组，效率相差太远了。

为了最大限度地节省字数，有人就发明了一种特有的韵部计日。这个人叫洪钧。

洪钧是晚清一代奇人，一生干了无数让人咋舌的事情。他是同治七年的状元，以胆大妄为而著称。他50高龄那年，敢在父丧期间纳了一个14岁的妾，浑然不顾舆论涛涛。这还不算什么，他以出使四国大臣之尊，带着这小妾周游欧洲列国，一时各国轰传，争相报道保守的东方古国出了一位情圣大臣。洪钧于光绪十九年八月病逝，他的那个小妾脱离洪家，重操青楼旧业，改了个名字叫赛金花，一时艳绝十里洋场，从此还有了一部名作《孽海花》……

洪钧这人很怪，一生讨厌西方文化，连照相都不肯，却动手改造了中文电报码。

他对付日期的办法是：以十二地支来代表十二个月，再以平水韵的韵部来代表日期。前面15天用的是韵目上平声的全部，接后是韵目上声的l0个，再来是韵目去声的5个，一共是三十天。当然，编码也并非严格按照韵部来排列，比如第三十日本该用"陷"，但是这字不吉利，就换成了"卅"字；使用公历以后，又加了一个"世"字代表三十一日，因为"世"字拆开恰好是廿、十、一，偶尔也会用"引"字代替。

地支也是这么排列的，从一月的子排列到十二月的亥。

以现代人的眼光来看，这种规矩叠屋架床，啰嗦的很，但对于那时候的人来说却是恰到好处。那会儿能接触到电报的都是高级知识分子，他们都是科举出身，除了四书五经还得懂诗词歌赋。

清代诗歌都有个显著特点，就是严格遵循韵律规则。读全清诗的时候不难发现，那些诗写的一首比一首难看，但绝不出韵。这大概和乾嘉学派的严谨作风有一定关系。反正那些官员对韵部的熟悉程度，和现代人熟悉汉语拼音差不多。用韵部代替日期，他们一望字，便知是哪个韵部，自然知道是哪一天。

有了这么一个规矩以后，日期就被压缩为一个汉字，四个数字，效率就高多了。比如马日事变当天，电报的落款都会写着"辰马"，熟的人一看就知道是五月二十一日，两个字就搞定了。黎元洪复任总统时候发布的通电落款为巳鱼电，一看便知是六月六日，方便的很。

写到这里我忽然想到，假如颜师古能够活到那个年代，正赶上八月十六日发了一通电报，那么他的电报落款就该是"师古未寒"……好冷。

所以咱们读民国史，动辄提到什么马电、艳电、皓电、铣电，都是以当日电报编码来代称日期。比如汪精卫那封给蒋介石的著名叛逃电报发于1938年12月29日，29日为艳字，故名"艳电"，成了一个专有名词。1947年12月24日，白崇禧从汉口发出呼吁蒋介石停战电报，亥指十二月，又是二十四日，所以史称"亥敬电"。

1938年11月份，日军进入湖南，蒋介石决定实行焦土政策，下令湖南主席张治中把整个长沙烧掉。结果还未及疏散群众，长沙南门口外的伤兵医院意外失火，导致其他地区纵火队员以为行动开始。结果大火从当天晚上烧到次日中午，长沙军民伤亡惨重，成为震惊中外的一次大事件。这起火灾是从11月12日夜间开始烧起，12日的韵部代码是"文"，所以这次事件又被称为"文夕大火。"

值得一提的是，当时从长沙逃出来的还有两名中共的高级干部，他们比较机警，在混乱爆发之前就及时收拾重要文件撤离到安全地带。假如他们葬身火海，整个中国现代史都要改写了。

他们一个叫周恩来，一个叫叶剑英。

韵目代日这个方式影响极广，以至于当时许多人写日记写信什么的，都以韵字来代日期。胡汉民临终以前给张学良写了封信，抬笔就是：“汉民皓日抵港，辱承关念，特谢。”

所以说洪钧这个人还是很有影响力的。据说他还曾经以干支代替"一"、"十"、"百"、"千"，改四码为三码，费用一下子减少四分之一，一年下来省下来的钱可达数万两。但究竟具体是如何运作的，我查不到具体资料，还请方家指点。

省字能省到什么程度才是个极限呢？中文最短电报的世界记录是半个字，记录保持者是民国有名的“白发才女“张允和。

话说一代文人沈从文一直苦苦追求“白发才女”张允和的妹妹张兆和，张兆和被他逼的没办法，就说你去问我在江苏的父母吧，他们同意我就嫁给你。沈从文痴气发作，竟然真单刀赴会去了江苏。张兆和的父母见了他一面，觉得这孩子还不错。沈从文回到青岛以后，立刻发了封电报给张允和，请她代自己向兆和父母提亲。过了几天，沈从文收到张允和的回电，全文只有一个字：“允”。这一个字既代表了提亲的结果，也是张允和的落款留名，由是流下一段“半字电报”的佳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