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熊培云/思想国
原载《新京报》

国家安全生产监督管理总局局长李毅中最近在谈到自觉接受媒体监督时作如下表示：“没有不受监督的部门。从安监系统的实际情况看，违纪违规的现象是存在的，要虚心接受监督，包括媒体监督。媒体不是中央纪委，媒体不是审计署，媒体不是调查组，你不能要求他们每句话都说得对。只要有事实依据，就要高度重视。”

绝对的权力产生绝对的腐败，任何权力都应该接受社会的监督。李毅中此番表态，既是安监局自觉接受社会监督的一种承诺，也是对舆论监督的鼓励。与此同时，“不能要求媒体每句话都说得对”在一定程度上道出了媒体的本质——媒体是传播信息的工具，而不是运送真理的传真机。

设若我们谦虚宁静，能认识到人类获取真相的渐进性，就不难发现，“不是每句话都说得对”揭示了媒体最真实的状态。它不仅见证了新闻记者在不断探求真相的过程中所遭遇的挫折，更见证了他们知难而上的勤奋与勇气。

回顾历史上发生的诸种苦难，不难发现，人类没有一劳永逸的幸福偏方，我们今日取得的成绩皆来自不断的试验。记者探求真相同样是试验性的，而试验本身就包括“试错”。这也意味着舆论监督必须坚持两个价值取向：既要反对由任何权威强加的正确性，又要尊重新闻记者自我修正的过程。前者是尊重新闻的客观性，后者而是看到了人在追求真理时的有限性。正是这种客观性和有限性，现代传播理论认为，“新闻发布者的自由需要保护”、“自由的权利包括犯错误的权利”。

不可否认，真实是新闻的生命，是记者的价值归依。承认这种“有限性”和“犯错误的权利”并不意味着我们赞同新闻记者可以滥用新闻自由，而是承认新闻记者在获取真相具有局限性并以求改进。事实上，“媒体不是中央纪委，媒体不是审计署，媒体不是调查组”已经对这种局限性作了很好的解释。当然，这也涉及到我们该如何界定“新闻真实”并采取怎样一种态度。

显而易见，“新闻真实”并不等同于“司法真实”和“客观真实”。由于种种原因，在具体的调查与采访中，新闻报道不可能完全复原每一个细节，更会受到各种噪音的干扰，所以“新闻真实”只是一种相对的真实。毕竟，新闻记者并不具备中央纪委、审计署、调查组那样的权力与手段。

所以，在此“求全部真相而不得”的情形下，政府与社会更应该考虑的是如何让新闻记者有能力、有渠道获取更多的真相和信息增量，相关利益人也不能动辄以“报复”、“恶意诉讼”或“死缠烂打”相威胁。如有官员指出，“要认真对待舆论监督，只要事实基本清楚，就不要抓住一些细节不放，而要把注意力放在促进和改进工作上。”归根到底，新闻媒体的价值在于发现问题、引起重视，而不是“直接解决”问题或利益相关人。

还应该看到的是，对于媒体消费者来说，认识到信息传播的有限性是有意义的。承认新闻记者只是以传播信息为业，而不是抛撒真理传单，那么作为信息接收者，他们便会自觉地成为意见市场上有主见的信息购买者，而不是盲目信从媒体上获得的信息与观点，以为报纸可以权威到代替他们思想，做到在思想上衣来伸手、饭来张口。

培养一个负责任的新闻界是世界各国的共同目标。显然，认识到媒体的有限性并对其抱持一种相对宽容、宽松的态度，对于转型期中国的公共空间建设意义深远。如许多有识之士所倡导：媒体的价值在于不断地向人们提供关于世界和他人的知识和信息，帮助他们理解与欣赏一个拥有所有人的自由社会的目标，促进社群的融合与人类可持续的进步。

从国家解放到社会解放

熊培云
原载《南风窗》

国外有些学者研究中国问题时，总是疑虑重重，要么替中国担心，要么担心中国。“崩溃论”害怕中国经济一落千丈，因“内爆”导致“黄祸”；“威胁论”则担心中国崛起，因“外爆”引发“红祸”。尽管中国政府一有机会就动之以情，晓之以诗，央视也适时推出了《大国崛起》搞心理按摩，强调本国崛起乃“和平崛起”。但是，有些学者们终究放心不下，他们认为你既然要“崛起”，就不可能“和平”。除了宏观政治、经济等分析外，还有个细腻的理由——有汉学家对“崛”字不放心。

“崛”字新解

有外交官朋友，曾经和我谈起美国某些汉学家如何通过构词法理解“崛起”的事。当然，这些汉学家多少有些耸人听闻。他们说，大家注意了没有，在汉语字典里，“崛”是“山峰突起”的意思，而熟悉地质学的人都知道，“山峰突起”的一个大前提就是要发生地震！
人的想象真是离奇。汉学家发现“崛”字里有“出”和“山”，就想到中国崛起意味着中国“出山”，而且“出”字是两“山”相叠，凑一块就变成出“三座大山”压迫世界了。更让他们胆战心惊的是，在一座山旁、两座山上，更有伏“尸”要“出”。
或许有人说，这种解构难免牵强附会。不过，文化是观念的反映，有的汉学家之所以这样想，是因为他们对比其他大国的历史，担心崛起的中国会穷兵黩武，延刀兵之祸。
汉学家们有汉学家的局限。若要通汉学，仅仅知道“崛”字的几种解法远远不够。熟悉“愚公移山”的中国人知道，其实山是可以堆出来的。所以，若想平息汉学家们的忧虑，最好的办法就多印点“愚公移山”的小册子给他们，或者带他们到中国北方城市里的“堆山公园”里转转，藉此告诉他们“和平崛起”是可以堆出来的。
当然，这里还有一个问题。如果说“和平崛起”是结果，那么作为过程的“愚公移山”、“愚公堆山”的合法性同样值得关注。比如，堆山之土从哪里来？国家做“愚公”时，民众如何避免做“愚民”？如果山是公民自己的，却要强行拆迁到国库里去堆积“国家山”，自然令人担忧。如此枉顾民权的“愚公移山”，虽见诸于和平年代，但以权利论，也可能像几百年前贝卡利亚描述死刑一样，被理解为一场“国家对公民的战争”。
一个国家，若不尊重本国国民的权利，如何能舍近求远，尊重他国？事实上，这也是一些西方人士担心发展中国家崛起会走德国老路的原因所在。用弗里德曼的话说，“已经集中起来的权力不会由于创造它的那些人的良好愿望而变为无害。”

国家崛起与民权衰弱

1840年，是意味深长的一年，它被视为中国现代化转型的开端。就在同一年，年仅35岁的法兰西青年托克维尔在漂洋过海、充分考察了美国的政治制度后出版了《论美国的民主》（下）。此前，在《论美国的民主》上卷中，托克维尔曾以寥寥数百字，概括了大国崛起的两种模式：
“当今世界上有两大民族，从不同的起点出发，但好像在走向同一目标。这就是俄国人和英裔美国人……美国人在与自然为他们设置的障碍进行斗争，俄国人在与人进行搏斗。
“一个在与荒野和野蛮战斗，另一个在与全副武装的文明作战。因此，美国人的征服是用劳动者的犁进行的，而俄国人的征服则是靠士兵的剑进行的。
“为了达到自己的目的，美国人以个人利益为动力，任凭个人去发挥自己的力量和智慧，而不予以限制。
“而为此目的，俄国人差不多把社会的一切权力都集中于一人之手。前者以自由为主要的行动手段，后者以奴役为主要的行动手段。”
托克维尔像预言家一样指出，“他们的起点不同，道路各异。然而其中的每一个民族都好像受到天意的密令指派，终有一天要各主世界一半的命运。”
托克维尔无缘像生活在二十世纪的人一样见证这两种模式如何演变为两个超级大国，更无缘看到主宰世界一半命运的纳粹德国、军国日本与极权苏联的倒掉。历史给这些国家开了个残酷的玩笑——所谓“大国崛起”，对于它们来说，不过是在国家主义的威权之下集全国之力空放了几个一毁俱毁的大礼花。
进一步说，根据各自实现的价值目标，“崛起”实际上可以细分为两种：一是国家崛起，二是国民崛起。前者是国家权力的崛起，后者是国民权利的崛起；前者信奉外表的强力与统一，后者注重内心的自由与幸福；前者信奉国家道德上团结，后者注重个人思想上创造；前者使社会走向封闭，后者使社会走向开放；前者表现为一种反向运动，国家崛起的过程，也是民权衰弱的过程，后者却是正向运动，国民崛起丰富了国家，使国家不至于凌空蹈虚，徒具虚名，并在适当时候使这一政治工具得到修理。
如国际历史学会会长于尔根·科卡所说，德国的现代化很大程度上是从上而下由国家发起和实现的，而美国和英国却主要是由社会来推动的，其动力来自于社会。有学者们用这样的语言来形容德国：这是一个奇妙的国家，它要么考问世界，要么拷打世界。当它用思想来考问世界时，它是伟大的；当它用战争来拷打世界时，便有了上个世纪的两次世界大战。（见《大国崛起》解说词）
用思想来考问世界，就是以思想为犁，以建立思想共和国为价值指引；而用战争来拷打世界，则滑向刀剑共和国。在此意义上，后冷战时代苏联的土崩瓦解与美国的继续繁荣，是思想共和国对刀剑共和国的胜利。应该看到的是，今人对于美国以枪炮谋求全球霸权的忧惧，正是看到了历史上所有刀剑共和国都零落成泥碾作尘。
谈到国家的意义，几年前我在相关评论中指出“国家是一个珠宝盒”。国民是珠宝，国家是珠宝盒，意味着国家若不以国民价值为第一价值，则国家毫无价值，国家崛起若不以国民崛起为前提和保证，就会闹买椟还珠的笑话。

国家崛起，政府何为？

美国总统肯尼迪曾留下一句疑似不朽的名言：“不要问你的国家能为你做些什么，而应该问你能为你的国家做些什么。”就在人们以饱满的热情四处传播、赞扬肯尼迪的爱国主义时，经济学家弗里德曼洞见了这位明星总统话语里的黑暗——正是个体与国家职能的倒置，在肆无忌惮地腐蚀一个国家自由的根基。
回顾二十世纪国家主义的狂热，生活于今天的人们不会忘记“爱国”如何一度沦为肮脏的字眼。在弗里德曼看来，肯尼迪此言前后两部分都没有正确表达合乎自由社会的理想以及公民和政府之间的关系。家长式的“你的国家能为你做些什么”意味着政府是保护者而公民是被保护者，而“你能为你的国家做些什么”意味着政府是主人或神，公民是仆人或信徒。然而，对每个自由人而言，国家只是自由人的集合，而不是超越于自由人之上的东西。自由人对共同继承下来的事物感到自豪并且对共同的传统表示忠顺，但是从本质上说，政府仍不过是手段和工具。政府既不是给我们带来恩惠与礼物的人，也不是使我们盲目崇拜和为之服役的主人或神灵。
在此基础上，弗里德曼断言，“除了公民们各自为之服务的意见一致的目标以外，他不承认国家的任何目标；除了公民们各自为之奋斗的意见一致的理想以外，他不承认国家的任何理想。”进一步说，大国崛起并非政府工作的首要目标，政府应以服务具体的国民而非抽象的国家为天职。大国崛起之“大公”，不可高于国民谋求自己幸福自由、有保障生活的“小私小利”，而大国崛起之结果，不过是公民们借政府这一工具谋求自己利益最大化时的意外惊喜与额外所得。

机舱寓言：从国家解放到社会解放

显而易见，以目前的人心与大势，中国当不会也不可能重蹈德国的覆辙。理由是，德国的国家社会主义，作为一种“国家”吞并“社会”的主义，在复兴与复仇的狂热中形成并且壮大，其崛起伴随着由开放而封闭的过程。与此相反，今日中国努力接驳世界，却是从封闭社会走向开放社会。这也是笔者时常强调中国有希望的原因所在。
应该看到，由封闭而开放，既暗合“社会”从“国家”体制中逐步获得解放，同样见证了“社会”从“社会主义”中被发现的过程。任何试图否定改革开放或要求国家重新集权的人，都不可能从根本上推翻这样一个显而易见的事实。即，近三十年来中国所取得的举世瞩目的成就，正是拜解放思想与解放社会之所赐。我们谋求“新新中国”，即是在中国实现“国家解放”后再谋求中国的“社会解放”，而中国若要“和平崛起”，就必定要请社会“和平出山”。
笔者以为，所谓“国家解放”以及紧随其后的“社会解放”，不过是飞机起降的两个阶段。此一情形，恰似一场始于战乱的飞行。当人们拿着各自的行李物品，挤上了一架租来的救援飞机，赶往自己的逃生之地时，前一阶段，为了更好地逃生，机组人员让所有人进了飞机，以逃避外面的祸患，是谓“国家解放”；后一阶段，当飞机着陆，抵达安全地带时，人们走下飞机，每个人都有权取回属于自己的行李，是谓“社会解放”。从关紧舱门到打开舱门，事实上也是国家与社会由封闭走向开放的过程。在此意义上，所谓转型就是从“国家解放”转向“社会解放”，其成败关键就在于如何使此一过程有条不紊地缩减到最短。
在机舱这一封闭环境中也可能会发生以下某些小插曲：
比如说，机组人员以外部世界仍旧危险的名义迟迟不肯着陆，抑或因为对伤病者同情，抑或出于其他美好的情意，要求所有乘客交出自己的全部物品，并在此基础上实行平均分配。当然，这个想法多少有些乌托邦。人们注意到，在这个由商量演变为争吵的过程中，平均分配不仅未能公正执行，而且违背客观规律，因为有些东西是不能平均分的。比如说，一把小提琴，你搞平均主义把它切成中草药碎片一般分给每位乘客，人们就不仅失去了一把小提琴，一个音乐家，而且可能从此失去了音乐。
同样重要的是，在机舱这个封闭的环境里搞平均分配，难免给人一种“幸福到此为止”的情绪——这种分配着眼于分配过去，似乎忽略了乘客有朝一日走到机舱之外的所有创造。

重建社会保障国家崛起

人类文明起源于人的两个本能。其一是性欲，有性欲，才有人类；其二是思想，有思想才有文明。人类以性欲为本，以思想为能，前者为肉体，后者为精神。但是，当国家与主义至上时，身体和思想就会处于双双没收的状态。正因为此，当历史步入柳暗花明，性自由与思想解放总是成为引领开放社会的先锋。
不久前，温家宝在与文学艺术家们谈心时谈到“钱学森问题”——“现在的学校为什么培养不出杰出的人才？”在我看来，至少有两个原因。其一，许多人并不具备独立人格；其二，虽有思想，却缺少公共空间。即所谓“传播真理难于发现真理”。
前者，不能独立思想者，虽然以思想为业，多因不能行使自己的主权而失去创造力。其结果只能是抄袭成风，人云亦云汗牛充栋。就像法国影片《新桥恋人》所揭示，一个连自己都不拥有的人，怎配拥有女人和爱情？这种自弃难免演变为一种病态——自弃者渴望身边罹患眼病的女人永久失明，希望能以共同沉沦或同遭不幸的名义与其“门当户对”、长相厮守。至于后者，当归咎于当下半封闭、半垄断的文化传播体制。
发展中国家的崛起，常给人一种“突如其来”的印象。不可否认，近年来中国经济狂飙突进，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对自然资源的过度开发。然而，尽管“血浆经济”的存在表明过度开采同样牵涉到对国民身体的开发，显而易见的是，思想作为一种“奇妙的能源”却在一定程度上被浪费了。
任何国家的发展，都少不了脑力资源与自然资源。应该看到，自然资源的过度开发与使用有个透支的过程，而人脑却是取之不尽的资源。更重要的是，脑力开发得越多，今世与后世的积累也就越多，不开发反倒被浪费。
自由思想是第一生产力。两百年前，圣西门曾生动设喻：“假如法国突然失去了自己的50名优秀物理学家，50名优秀化学家，50名优秀诗人，50名优秀作家，50名优秀军事家和民用工程师……法国马上就会变成一具没有灵魂的僵尸。” 英国首相丘吉尔同样表示，宁愿失去一个印度，也不肯失去一个莎士比亚。
既然独立思想者是一国最宝贵的财富，重建社会的第一步就是让每位公民都有条件、有能力拥有自己头脑的主权。那么，国家的崛起，必先决于国民的崛起。任何致力于焕发本民族创造力的政府，理应不遗余力地促进各个领域杰出头脑的崛起，不断发现社会、培育社会，激发社会创造。而社会解放，既意味着社会努力从国家体制中尽力抽身，也意味着在自强的道路上努力前行，藉此完成人之上升与社会之上升。回顾二十世纪的历史得失，不可否认的是，一个开放社会的形成，更是避免一个国家“盲目崛起”及“一崛不振”的不二之途。

熊培云/思想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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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分两部分，分别刊于《南方周末》、《新京报》）

自从有才子佳人发明了“跳楼秀”一词，“跳楼”的确越来越像是一次“诸民渴了”的演出，一个“寻欢作乐”的道具。

2007年1月2日上午，一位年轻女子坐在成都某酒店6楼窗台上试图跳楼轻生。经警方和消防官兵劝说，该女子最后放弃了跳楼。然而，从该女子坐上窗台到被警方带离的五小时间，楼下围观者笑声一片。有人喊着“哦，哦，快跳”，有人拍照、摄像，有人呼朋唤友“快点过来看热闹”……更有甚者，坐在街道对面楼房的窗边弹起了吉他，而且边唱边看，仿佛那年轻的跳楼女子是他音乐人生的舞伴。（据1月3日《天府早报》）

应该说，上面这位女子是幸运的。面对引颈而望的看客，她终于没有晕眩而下、“以身饲狼”。然而，几天后的1月9日，海南一名青年男子从海口一家医院9楼跳下，抢救无效死亡。据《海南日报》报道，该男子曾在窗口做了几个试图跳下的动作，引起围观者大声哄笑，更有人大声喊“要跳就快点跳！”最后，该男子被激怒，突然跳下楼去……

人们不会忘记2003年发生在湖南湘潭的相似一幕。一位叫姜建民的男人爬上楼顶准备自杀，引得2000余名看客高喊：“快跳啊！”、“我都等不及了！”……最后结果是，姜建民满足了这些看客噬血的请求，双手抱拳，一跃毙命。“湖南人冷漠如刀”，自此不胫而走。

类似场面还有很多。两年后的沈阳，一位准备跳楼的女子同样引来千人围观。他们奔走相告，有人搬来马扎、板凳，有人回家取回饼干、矿泉水，一心守候。甚至有人在现场兜售望远镜，仿佛在推销一场足球比赛，直等这位可怜的女人用自己的脑袋撞开大地之门。

噬血之本性

有人悲愤地想到了鲁迅，想到他所批判的涎着口水观赏凌迟表演的“冷漠的看客”，想到“中国人的劣根性”。然而，在我看来，这种“劣根性”并非中国人的专利，其所见证的是人性的卑污。事实上，早在1967年，美国俄克拉荷马大学曾经发生过类似事情——面对一位声称要从塔顶跳下的同学，200多位学生同声呼喝着：“快跳！快跳！”最后那个学生真的跳了下来，当场身亡。

当说，噬血之本性，为全人类共有。否则，你就不能解释为什么今人热衷于在自家书房或卧室里对着发生在遥远伊拉克的战争品头论足，或将萨达姆被吊死的照片与视频在网上广为转播。只不过，上述中国民众走到大街上，并且以其大呼小叫的排场将潜藏于人性之中的某种隐秘无耻地揭示出来。

也有人说，这是“旁观者效应”在作怪。他们举出例子，1964年3月，在纽约克尤公园发生了一起震惊全美的谋杀案。年轻的酒吧女经理吉娣·格罗维斯在凌晨3点回家的途中被杀人狂杀死。然而，在长达半个小时的作案时间里，住在公园附近公寓里的住户中有38人看到或听到女经理被刺的情形和反复的呼救声，但没有一个人下来保护她，也没有一个人及时打电话给警察。

显而易见，与之相比，几十年后的今天，当一群人站在楼下，近乎歇斯底里地要求一位已然绝望的人跳楼，并非一个简单的“旁观者效应”所能解释，其所折射的，除了冷漠与疏离，更有潜藏于人性深处的“噬血的本性”。毕竟，在“格罗维斯悲剧”的案发现场，那些旁观者虽然内心冷漠，却也没有走下楼去帮助歹徒去进一步加害受害人。

绝望的马戏

种种噬血场面，不由得让人想起尼尔·波兹曼有关“娱乐至死”的断言——人类是个“娱乐至死的物种”。显然，“娱乐至死”并非大众传媒所催生，我们甚至有理由认为正是“娱乐至死”的精神催生了大众传媒，而“以死娱民”的古罗马角斗场因此可被视为大众传媒的最早起源。一方面，角斗场可以满足民众看马戏的愿望；另一方面，统治者可以通过马戏实现对民众的控制。如电影《角斗士》里的那句著名台词，“罗马的脉搏不是长老院里的云石，而是竞技场上的黄沙。”

恍惚之间，我们仿佛看到了团坐在角斗场上的那一群群近乎疯癫的市民，他们在面包与马戏之间荡着生命的秋千，他们血脉贲张，不停地叫喊“杀死他！”、“杀死他！”。不同的是，那些罗马人希望一个角斗士杀死另一个角斗士，以便选出他们心中的王者；而在现在的大街上，那些站在楼底下的看客所希望的却是要求一个可怜的人勇敢地杀死自己，拿跳楼者“致命的一跃”作为装点自己无聊生活的花火。

乌合之众需要寻欢作乐。如果说旧时的罗马人野蛮到残酷，那么今天的看客则麻木到猥琐。

如果说塞琳格笔下的麦田守望者，因为抱住那些蒙着眼睛跑向悬崖边的孩子而给人类带来了无限温暖与希望，那么这些“趁绝望打劫”者，以其狂欢的鞋跟磨压绝望者悬挂于屋顶之上的最后一线生机，则是中国及人类社会的一个大耻辱。

今天，“世界是平的”。在我看来，它既包括全球化的扁平，也包括理想被放逐之后的世俗化的平庸。透过电视或电脑，人的视界局限在“平幕”之内，我们观赏现实生活里发生的一切，就像观赏压在玻璃板底下的马戏照片——生活变成了马戏，而且是一场场与我们隔绝了空间和时间的马戏。

没有底线的合群

为什么会有那么多人热衷于拿别人的痛苦与绝望寻欢作乐？心理研究同样表明，个体在群体中的思想与行为往往与独处时有所不同。群体容易诱发不受正常社会规范约束的狂热行为。如法国群体心理学家古斯塔夫·勒庞在《乌合之众》中所说，“孤立的个人很清楚，在孤身一人时，他不能焚烧宫殿或洗劫商店，即使受到这样做的诱惑，他也很容易抵制这种诱惑。但是在成为群体中的一员时，他就会意识到人数赋予他的力量，这足以让他生出杀人劫掠的念头，并且会立刻屈从于这种诱惑。出乎预料的障碍会被狂暴地摧毁。”

在此前提下，“人多力量大”同样意味着“人多破坏力大”。“乌合之众”像是被情绪操纵的木偶随时准备侵犯着他者的权益。当这种针对人类自身的“自我戗害”变成人的条件，个体因此堕落为一堆被集体的魔鬼控制的“无用的热情”。用黄健翔的话说，那些催促绝望者跳楼的看客像被魔鬼附体一样，他们代表了人类噬血的历史和传统，在这一刻，他们不是一个人在战斗，是一群人！

我们看到，许多人呼朋引类、成群结队去行恶。你也行恶，我也行恶，每个人都“去个性化”，背对自己的灵魂。所谓“入伙”，即是去个性化的开端，阿Q式的“同去、同去”，就是大家“一同去个性化”。具体到某一事件中，人人都有责任便意味着都没有责任，于是在责任扩散的心理暗示下，平素胆小如鼠者也会变得破坏力如牛。显然易见，正是因为群体心理对个体心理的去个性化，使集体吞灭了个体，使个体输掉了自己理性与情感的底线，而这种没有底线的合群，只会使人类走向疯癫。

漫不经心的人类

没有绝望的处境，只有绝望的人。

卡夫卡说，“这个世界之所以会有恶，会有绝望，都是因为人类缺乏耐心和漫不经心：由于缺乏耐心，他们被逐出天堂；由于漫不经心，他们无法回去。”

或许，我们同样可以这样理解，准备跳楼者之所以绝望正是源于对自己的生命或生活“缺乏耐心”；与此同时，那些对他人生命“漫不经心”甚至落井下石的人，也将失去他们的美好的生活。道理是，这种“漫不经心”或者麻木会像“飞去来器”一样，所谓你扔给别人的，也正是你将要得到的。进一步说，拿跳楼者的绝望与痛苦寻欢作乐，不过是这个社会在自虐。

明白这一点，我们就不难得出结论：所有救他行为，同样是为了自救与自爱。显而易见，在人类合群的生活中，这种减损他人希望的丑行并不能达到利已的目的，那些催跳楼者，不仅在消耗自己的体力，同样在消耗一个社会的希望，而他们自己也都无可逃避地身处这种减损之中。

补记：当灵魂失去庙宇

小时候生长在乡下，生活简单而拙朴，偶尔听到有人自杀，他们也只是喝农药，或者找根草绳将自己悬挂起来。至于“跳楼”，着实闻所未闻。毕竟，乡下那些只有一层的茅屋草蓬，经不起寻死者的折腾。即使有人爬上去，很快也会像雨水一下滴落下来，断然是摔不死的。

自从我“提着笔杆子进城”，开始在城市里居住并写作，也算是见了不少世面。 “跳楼”便是其中一种。有人讲，中国人善于隐忍，但是那些城里人给我的第一印象却是习惯于“夸张”自己的痛苦。比如说那最先映入我眼帘的“跳楼”二字，便是来自个体户的“跳楼大甩卖”。当时很好奇，甩卖就甩卖吧，何必要跳楼？然而转念一想，这些吆喝着“跳楼”的商人，不过是在向过往的行人施行“苦肉计”——他们试图通过“虚拟跳楼”，好赚点钱回家吃红烧肉。

在这种文化熏陶下，城市更像是一个“作秀的舞台”，是一个用来表演的地方。然而，当“跳楼”二字从商铺的涂鸦广告爬上报纸时，我又发现了另一件吊诡的事情——那些锦衣玉食的才子佳人们不仅会夸张自己的痛苦，更会缩减别人的痛苦。所以，当有民工爬上楼顶讨要自己的薪水，才子佳人们却说这些乡下汉是在搞“跳楼秀”，仿佛要在岁尾年关与央视PK春晚，抢夺大家的眼球。

人性推动着历史的车轮，古往今来，制度设计总是符合人的天性的。正如暴力针对的是人的恐惧之心，角斗场所对应的则是民众嗜血的本性。显然，好的制度总是不遗余力地积累人性中的财富，而坏的制度释放人性中的恶、惩治或贬抑人性中的善。

城市，在这个没有精神契约的陌生人的世界，究竟是怎样一种文明让人们甘于如此寻欢作乐？回到前文，我时常怀想在乡下的流金岁月，虽然那时周围也有不公与不幸，然而若是真有人爬上屋顶跳楼，相信此时断然不会有人无耻地“鼓励”那个绝望的人将自己杀死。我也忍不住去想，后现代的今天，这些承载人类文明的街道之所见证，莫非只是我们盖起了无数高楼大厦，却让自己的灵魂流离失所？借诗人里尔克所说——我们的灵魂已然失去了庙宇，任凭滂沱的雨水滴溅在了心上。

《思想国》书影 中国友谊出版公司出版

《新京报》 专栏

湖南省某高校一名2007届历史专业的研究生，日前在湖南环境生物职业技术学院求职时，竟当场跪倒在院长的面前。据称相同情形还发生在湖南女子大学的校长办公室里。两起研究生下跪事件，一时舆论哗然。（《潇湘晨报》报道）

有论者认为，“下跪求职”表明昔日的“天之骄子”今已部分沦入社会底层，而导致硕士生下跪的原因是“霍布斯选择效应”，言下之意，他们在找工作方面已经“别无选择”。

在此，我们并不否认部分大学生、研究生就业难已经成为一个重要的社会问题。日前发布的2007年社会蓝皮书也表明，城乡居民将“就业失业”仅次于“看病难、看病贵”列为第二大问题。然而，即便如此，我们也不能让悲情遮掩希望，得出一个“别无选择”的结论。毕竟，没有哪个用人单位逼迫研究生在求职时下跪。进一步说，面对激烈社会竞争时，尽管“天之骄子”失去往日的光环，仍不足失去他的尊严。只要承认自己是公民，即使输掉一切，仍有机会从头再来。

百余年前，英国传教士麦高温在《中国人生活的明与暗》中嘲讽有些中国人不能抬头挺胸，“没有充分利用父母赐予的每一英寸高度。”应该说，研究生下跪同样是源于这样一种“高度浪费”。不久前，笔者曾经撰文指出，尽管几十年改革开放使中国人的面貌焕然一新，但从社会心理来说，作为“文化”或“风俗”留存的“下跪”仍是许多人得心应手的行事方式，甚至也是一种必要的“心理应急机制”。在许多人心里，一方面，“非下跪不足以维权”；另一方面，“非下跪不足以抒情”。

凡此种种，我们不难从近两年来的网络文化与新闻生活中找到证据。比如某些网民夸张地“跪求”某某注册码或软件；西安曾有十户购房者因开发商未按时交房在售楼处跪求返还首付款；南京一老妇因孙子打人当街跪求不要报警；胶州一女考生因错过考试最后入场时间，向监考人员下跪求情；重庆一聋哑女大学生在人才市场向用人单位下跪讨要一份工作，与此对应的是，重庆一公司搞“下跪训练”，让员工当街下跪乞讨，据称乞讨是该公司的培训项目……更让人哭笑不得的是，北京某交警抓到一违章车，司机70岁的母亲下跪希望通行，而这名交警无奈抢先给她跪了下来；而此前，他的一位包头同行为了维持交通秩序索性跪到了地上……就在不久前，河南某报记者因为受访者下跪因此“陪跪”采访了10分钟。

不可否认，下跪因为其潜在的“道德胁迫”同样具有某种“进攻性”。众所周知，“求职”并非“乞求”一个职业，而是“寻找”一个职业。“乞求”是自我矮化、等待施舍，而“寻找”却是订立契约的过程。显然，对于用人单位来说，决定录用或不录用谁，正是基于社会契约之上的社会分工，而非出于对社会布施恩情，或受迫于某人“膝盖下的重压”。

上世纪初，面临救亡图存，教育家张伯苓先生曾说“有我（自我）在，中国不亡”。应该说，今日中国转型同样是一个“重新发现社会”与“重新发现自我”的过程。显然，以上发生于我们日常生活中的种种“下跪”事件，无论是对于执法者还是对于普通市民来说，都无益于国家与社会的真正成长。

从社会学的角度来说，如果我们相信中国转型的成败取决于政治、经济与社会三大组织之间的充分博弈，就不得不承认——若要社会受到政治与经济力量的尊重，社会就必须挺直腰杆做个好儿男，就必须体悟什么是“社会膝下有黄金”。在我看来，所谓“社会膝下有黄金”，本质上就是“公民膝下有黄金”。

熊培云/思想国

《南方都市报》专栏

12月11日，中国结束了加入世贸的五年“过渡期”。世贸总干事拉米给五年来中国打的成绩是“A+”。尽管入世同样带来了或这或那的问题，有目共睹的是，中国积极融入世界、充分世界化，不但没有形成“引狼入室”或“以身饲狼”的乱局，反而正在一点一滴地收获历史之报偿。

盘点入世以来所取得的成绩，人们首先注意到的可能是中国在经济上的发展。官方数据表明，从2001年到2005年，在物价基本维持稳定的前提下，中国人均GDP由1038美元增长到1700美元，贫困人口从2001年底的3209万人减少到2005年底的2365万人。然而，对于中国这个转型国家来说，入世的意义远不止于经济层面，其对中国政治与社会改造同样意义深远。

如果我们把开始于上世纪七十年代末的“社会解放”称为中国自1949年“国家解放”以来的第二次解放运动，那么至今为止，这场“社会解放”同样包括两个阶段：第一阶段为“改革开放”，第二阶段则是中国努力谋求及加入世贸后促成的“开放改革”。前者是通过国家之力自上而下形成的，而后者则是通过国际之力自外而内推动的。此一上一下，一外一内，成为见证三十年来中国“社会解放”的一个坐标系。

进一步说，在入世之前，中国所进行的变革主要是“改革→开放”，而入世之后，则是“开放→改革”。前者是“以改革促开放”，后者“以开放促改革”。 从“改革开放”到“开放改革”，两者并非泾渭分明，而是良性互动。具体表现在，一方面，开放是改革的结果；另一方面，开放也为改革提供源源不断的动力。

如上所述，“以开放促改革”并不局限于经济层面。加入世贸促进了中国经济体制改革和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增强了我国经济发展活力和国际竞争力，为中国赢得了更好的国际环境。与此同时，更应看到的是，这种“以开放促改革”更体现在政治层面。众所周知，加入世贸之后，中国同样经受转变政府职能、完善法律体系的压力，而这种压力更是一种建设性的压力，是一种为了美好前景以求自新的压力。在这个“从适应到认同”的过程中，来自世界的外在压力将转化为推进改革的内在动力。

早在一百年前，美国传教士明恩溥在《中国人的素质》一书中曾经如此对比东西文明：“西方国家都面临未来的黎明，而中国却时时处处面对着遥远过去的黑夜。”在我看来，面向“遥远过去的黑夜”，既是在知识上也是在心灵上对自己进行双重自闭。如有些西方人所说，不借助外力，中国完成改革“一千年都太短”，明恩溥同样认为，“若不‘借助外力’，而要改革中国，就如同在海水中造船，海风和海水不会让这事办成。”因为“凡是始于并终于一部机器的力，不能带动这部机器。”在此意义上，中国充分世界化、积极全球化，既是向世界开放，更意味着以世界之力救济一个国家，意味着世界将成为推动中国变革的“新大陆”。

一个国家的开放，正如一个人的呼吸与饮食，人必须通过与外界的交流获得力量。系统论的一个常识就在于，任何一个生命系统之所以得到维持，就在于它有无数开放的途径与外部世界相连，藉此完成能量输送与新陈代谢。正因为此，“与世界接轨”成为中国推动中国转型的一个重要力量。

至于有人批评某些部门“以开放为名，谋垄断之实”，比如说中国油价搞双重标准的“与世界接轨”，国有垄断企业纷纷改制并到境外上市强化了相关行业的垄断等等，显然，凡此种种皆是垄断出了问题，而不是开放出了问题——就像我们检讨中国农村问题时发现农村问题的根子在于有人垄断了城市不让农民进来，而不在于农民挑着被褥走四方寻找出路。所以我说，如果有人非要说这是开放的问题，那也是中国当下的权力开放得还不够，垄断部门的利益开放得还不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