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

　　我宁愿天天听伊力哈木在我耳边赞美维吾尔人，也不愿多听一次他对自己民族的批判。
　　我记得只有两次伊力哈木紧攒拳头谈起他的“维吾尔人需要大死大生、大灾大难”，此前，我已在“维吾尔在线”看过他那篇写得零零碎碎不成文章的文章。
　　夜深人静时分，听他民族反思，我看到屈原、陈天华、王国维、茨威格们不死的灵魂在我们俩的身边舞蹈。他面孔扭曲，咬牙切齿、呼吸急促、双眼喷火、浑身发抖。他像温柔地撕裂自己的皮肤般细数着这个痛恨着的深爱着的民族，这个堕落的民族、这个犯罪的民族、这个没有灵魂的民族、这个被绝望淹没的民族、这个被仇恨诅咒的民族、这个被艾滋病浸透了血液的民族、这个应当为自己羞愧而死的民族、这个没有未来的民族、这个只有死过一次才能活过来的民族……
　　在网上，他经常也会为给内地汉人造成强烈恶感的维吾尔人的小偷、吸毒、敲诈问题解释辩护几句，当我谈到人们认为维吾尔族和其他民族一样享受了太多优惠政策时，他会激动地说起很多民族政策的扭曲事实与真相，但他谈到维吾尔族社会异常痛苦的现代化转型困境时，他会一点一点细数维吾尔族精神上的堕落和麻木，数到每根骨节都喀嚓做响。他痛恨那些不但把自己变成犯罪分子，还把孩子们也变成犯罪分子的“口里齐”（“口里”意为内地，“齐”在维吾尔语中有“者”或从事某职业的意思），痛恨那些绝望中拥抱极端主义宗教的人，痛恨那些幻想着独立后只要把新疆的石油卖给西方人就可像科威特人一样只管享受的人、他痛恨那些把自己的同胞当作要钱要权工具的官僚、痛恨那些对自己民族的痛苦麻木不仁却只盯着自己饭碗里二两肉的知识分子——你看看，全世界有哪个民族在这么短的时间里，不到一代人的时间里，一下由一个纯朴乐观善良的民族变成了一个令人不齿的堕落、绝望的民族？
　　伊力哈木对某些民族政策恨得咬牙：我们在变成什么样的民族？我们是一个有信仰的民族，但现在却是盗窃、吸毒最多的民族。一个维吾尔人，他去偷去抢去犯罪，没人管没人抓，但如果他去谈自己民族的历史、文化和宗教问题，去反映现在真实的民族问题社会问题，马上就会有人去抓他去关他。他掉到水里快淹死了，喊救命，警察路过不会管，他喊一句反动口号，警察立即会跳到水里把他抓起来。那些维吾尔的特权阶层，只管把我们整个民族当成自己向汉族人索取特殊权力利益的人质，那些汉族特权阶层，也只管把我们整个民族当成要挟中央的工具。我公开的时候，当然要骂中国民族政策王八蛋的地方，但对你自己的民族，你不能让大家把一切都怪在汉族人身上，去从别人那里找借口，一个民族如果对自己所有的不幸都找到了借口，这个民族就是个最不幸的必然要灭亡的民族。我要是共产党，我给你独立，我要看着你堕落灭亡的笑话。自强者，天助之，不是吗？
　　你上次也给我讲，浙江人怎么起来的，台湾人怎么起来的，不就是靠传统的标会聚集原始资本吗？我也给你讲过我们维吾尔族也有个和标会一样的互助集资的工具，不同的地方，就是有个分羊的仪式，由发标的人分羊。但是你看温州人起来，生意做到新疆来了，我们维吾尔人在干什么？历史上，我们维吾尔人在做大金融大买卖的时候，温州人算什么呢？过去汉族人什么时候生意有我们维吾尔人做得远？但你看看我们的有钱人，汉族好的没学到，坏的全学到了，有钱了不关心教育不关心未来，去行贿去吸毒，我们是身体上在吸毒，精神上也在吸毒……
　　我很恐惧这样的时刻，当他细数着自己可怜可恨可悲的民族时，对我这样一个默默的听者，也是一种难以承受的折磨。我被一种巨大的悲怆的力量紧紧地压在椅子上无法动弹。
　　按照我们爱国青年的惯常标准，伊力哈木是个不折不扣的“维奸”。曾有一位网友让我辨析一个叫“罕见”的人的言论，并问我如何看待此人起名“罕见”，我回答道：“起汉奸（罕见）这样的名字，显然是表达这样一种观点，今天被骂成‘汉奸’的人，内心是真正痛彻地爱着自己的苦难民族的，而这个民族之苦难，多有‘可怜之人必有可恨之处’的原因，最后，‘汉奸’是种智力和精神上高贵的尊号。”
　　伊力哈木不是个好穆斯林，烟不离手，因为身体不好，酒比以前喝得少多了。关于宗教，伊力哈木知道维吾尔族被汉族人歧视的原因之一，就是对穆斯林的普遍偏见。虽然他知道我并非那种对维吾尔族的宗教信仰心存偏见的人，伊力哈木还是喜欢对我一遍遍反复强调。维吾尔族是突厥人，不是阿拉伯人，整个突厥语世界都很世俗化，没有哪个突厥民族国家是被宗教极端主义左右的，中亚有些突厥民族甚至也吃猪肉。
　　伊力哈木说起过网上流传关于巴勒斯坦人和疆独的互相勾兑的文章，意为中国政府一直在饲养白眼狼。他说这肯定是个无知的愤青造谣帖，想当然地以为维吾尔人会和阿拉伯人有什么亲缘关系，维吾尔人当然也会同情巴勒斯坦人，里边除了宗教情感外，更有对弱小民族的同情，但在他熟悉的维吾尔人里，虽然同情巴勒斯坦人，但显然普遍更喜欢犹太人。
　　我很怕与他说起维吾尔族的现代化转型问题，因为它比起汉族人的“西化”要纠结复杂得多。一个愿意用最大的诚恳和理性去辨析的人，必须承受巨大的精神压力和痛苦。因为维吾尔族的现代化过程中的内在纠结，不可避免地要与汉族与维吾尔族的关系紧密缠绕在一起。维吾尔人由传统的农业和商业民族走向现代工商业民族，汉族人肯定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但肯定也起到了刺激性的反弹作用。
　　一个肯定和希望汉族人能继续起到积极正面作用的维吾尔人，同时又看到了在汉族人普遍的观念中，维吾尔族只是一个“能歌善舞”、充满“异域风情”的、可供旅游参观的、日益将生活在橱窗中的民族，其内心的苦痛挣扎可想而知。
　　在看待维吾尔的传统宗教和文化问题上，伊力哈木处于一种矛盾心态，他似乎没有力气去仔细考虑这些问题，只是偶尔谈过，宗教如果能完成现代化转型，只起到一个民族道德、价值观念和文化习惯源头的作用，那就很好。至于民族文化，他觉得他以往在这个方面发言很少，他要好好阐述一下自己的观点，今天的维吾尔人不可能因为十二木卡姆、因为突厥语大辞典、因为福乐智慧受人尊敬。犹太人就不是因为《圣经》、《塔木得》受人尊敬的，如果犹太人只有前人的创造，犹太人和维吾尔一样不为人所关心。
　　“唉，我要是可以分出几个哈木来，肯定会写出很多东西，这些东西我根本考虑不过来。”
　　伊力哈木推荐我认识了一位“我们维吾尔人的拉什迪”，他希望我能好好宣传一下他这位和我年龄相仿的同胞。“拉什迪”能写非常优美的汉语诗歌和散文，但他的文学作品都是维吾尔语的。我很惭愧，维吾尔人在汉族人心目当中，普遍只是与“小偷”、“好打架”、“恐怖分子”等关键词联系在一起，甚至连这些汉族人最关心的问题，人们都无法公开谈起，他的“安拉已死”又会有何人关心？
　　“拉什迪”抱怨，从沙特过来的宣扬“瓦哈比”宗教极端主义的东西可以公开出版没人管，而他的对传统文化和传统宗教批判的东西，却不能公开发行。这是我完全无法探知的一个世界，我没有语言，只能默默听他。这种被两种极端力量层层压抑覆盖的夹缝中努力用笔挖出一点点可以呼吸的洞穴的人，我无法公开对其表达敬意。
　　我觉得，有沉默寡言的“拉什迪”在场，伊力哈木的精神压力和负痛会轻很多，至少他会自觉地为自己悄悄地卸下一些东西。他经常会完全不顾“拉什迪”的腼腆和紧张，罗尽世上最华丽的语言，向我拼命赞美就坐在他身边的民族的骄傲。
　　其实，“拉什迪”们非常担心人们谈起他。汉族人永远也无法理解维吾尔族知识分子心中的怕。

　　八

　　在维吾尔在线，曾有一位远比我投入更多精力管理论坛的汉族人，他是我的同行。他只是看到过伊力哈木的文章就被伊力哈木俘获了。
　　我很多次会下意识地提醒自己，我要时刻警惕伊力哈木，我不能被他蛊惑了，我有我自己的生活自己的方向。他是个巨大的黑洞，我只是个路过被他的引力俘获的小行星，我可以保持安全距离地绕着他转，绝不可一时冲动被他从此改变了人生轨。很多次，我会突然打断他的话，告诉他，现在我在提醒自己，你是个拥有邪教教主魅力的家伙，我不能被你给施了法术。好了，你可以继续说了。
　　这种时候，伊力哈木会盯着我笑起来。
　　“唉，你帮过我们很多忙，我不知道怎么感谢你。其实吧，我觉得像你这样的人很少，我不想麻烦你的，但你还是可以帮我们多说说话，多宣传宣传我们的网站。”
　　我不知道怎么帮助伊力哈木。他要教书、他要办网站、要救助维吾尔流浪儿、要赞助支持一些维吾尔孩子求学、要支持维吾尔人维权，他还生意要做，甚至他还在股民论坛上写文章——“你不知道吧，我在那个论坛，很多人崇拜我的”。
　　伊力哈木曾离异，前妻留给他一个女儿，这个在北京读书的漂亮的小女孩儿我只见过一次（伊力哈木给她起名“维吾尔利亚”，让这个北京生北京长大的孩子永远不忘自己的故乡自己的民族。——这个名字曾引来质疑和责难，伊力哈木说，我当时就是要给她起这个名字。说起此事时，正值户籍档案电子化、各地纷纷出台起名规范化的草案。伊力哈木介绍，为使维吾尔名字与汉语译音规范化及电子录入方便，地方出台了一个维吾尔标准名字的东西，维吾尔人起名，只能从那几百个里边选，如果一个有文化的人想给自己孩子起个表中没有的、有新意的名字，理所当然会被拒绝。你们汉族人以前可以叫“卫华”，现在可以叫“嘉豪”，维吾尔就永远只能叫“买买提”？）。这个精力旺盛容易亢奋的人，有段时间身边只有那个追随他的学生和他妹妹照顾他。我觉得这样的人的单身生活不但节律无度易损健康，而且情绪也非常容易剧烈起伏走极端。我曾经还试图介绍一位很优秀的维吾尔族女性给伊力哈木认识，可惜对方对伊力哈木毫无兴趣。
　　我知道伊力哈木有时眼睛望着我时，想说什么，不过，他总是欲言又止。一个人他知道自己具有某种力量，但却克制不用，本身也是一种无声的力量。
　　伊力哈木说，北京有藏学会，什么时候有过维吾尔学会？到处有人在关心西藏问题，没有谁在关心维吾尔问题。藏族人有王力雄，王力雄有唯色。我们啥都没有。藏族人的生存处境比我们好得多，国家每年对西藏是倒贴，而新疆是倒过来的。但人们同情藏族人，歧视维吾尔人，汉族的官员老板整天围着各种活佛打转转，我们呢，汉族人碰到的不是卖羊肉窜的，开饭馆的，就偷钱包的、吸毒的。你知道刘志霄（《维吾尔通史》汉语、维吾尔语版的作者）吧，他做报告的时候，他的维吾尔语里借用汉语的词汇比我们还少，他死的时候，我们维吾尔人排着队为他送葬。当然，我们维吾尔人自己也不争气，我们缺少能用汉语写文章的人，我们学社科专业的人少，我们的声音发不出来。我们其实很需要你这样的人，可我们维吾尔人没有像你这样能写的，藏族人不但有王力雄，他们自己也能写，他们的声音能进入汉族主流社会，我们没有。
　　“嗯～，你要帮帮我，帮我培养出几个像你一样能写的维吾尔人。”我当然愿意，但我能做的，只是如果有维吾尔学新闻专业的学生，我可以业余时间多交流，但我很难想象我介绍一个维吾尔族学生到市场化媒体时，会碰到怎样古怪的表情。
　　伊力哈木迅速地在自己培养自己，他让我每天把我订阅的《南方都市报》评论邮件转发给他，他要一篇篇仔细阅读并转载，偶尔，他也动笔写。“有一天，我们维吾尔在线也要像《南方都市报》一样，每天有我们自己的评论，我们不但要批评他们，还要拿出建议给他们。”
　　许多维吾尔在线的朋友经常提醒敲打伊力哈木，他在新疆的朋友们也提醒他，——随着维吾尔在线的影响力日渐扩大，他的话语权随之被放大。同样的话以前说和现在说，效果已经完全不同，很多人劝告他，说话不要太放肆，不能再向以前那样口无遮拦。这种劝告对伊力哈木似乎是无效的，他还是像以前那样经常不分场合地攻击地方领导。
　　伊力哈木并不总能做到他极力想做到的理性。譬如他曾在分析民族政策的由来时，有时会倾向于阴谋论的解释，作为一个帮观者，我并不认为那种逻辑经得起仔细的推敲，就像所有中国人在试图证明自己凭空的动机猜测有道理时，都会举珍珠港的例子一样。有时候，我知道去反驳珍珠港的例子并不成立（航母是海军最重要的兵器，是珍珠港袭击成功之后才逐渐形成的共识，当时罗斯福等认为海军最重要的武器是战列舰而非航母，罗斯福知道偷袭阴谋把航母调出让日本人扑空的说法显然不合理），并不能解决最根本的问题，不同处境的人，在解释同一问题时，会有完全不同的倾向，与逻辑能力与见识无关。
　　事实叙述的真实性，在不同的人有完全不同的理解。在剧烈的矛盾冲突中，符合不同人群共同生活经验的、可传播的观念和事实，需要抽离具体的情境，甚至要有身份能完全超越的人才能得出，对维吾尔人、对藏族人、对汉族人（相对西方世界）都是如此，如果一个人身处其中并被强烈煎熬，却能做到这一点，就实在有点非人类了。
　　邱晓刚曾这样总结：“人们常常对弱小一方许多年后还努力维持仇恨的做法不解或非议，然而考虑到他们除了诉诸道德别无平衡之术，也许该给他们更多的同情，一个处境逼仄的群体，其心理不可能不是狭隘的，这需要理解。”
　　自去年奥运之后，伊力哈木情绪败坏的时候明显增多，当然，也因为他被带去喝茶有关。那段时间，我不在北京，我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只知道他支持鼓励那些在北京入住酒店被拒绝的维吾尔人去打官司。——在他看来，北京与新疆相比，就像美国与中国相比。他常说，北京的国安也好国保也好警察也好，都有非常好的修养，知道文明执法，尊重程序，他也只敢躲在北京胡说八道。他曾自嘲，是不是我没出息，在新疆我肯定不敢批评政府，我现在经常都不敢回新疆。但是在奥运期间煽动打官司控告民族歧视的，无疑是非常犯忌的行为。
　　有一次我到他家时，他才刚刚结束喝茶，情绪极为低落，他说我已经做好交代家产该分给谁该怎么管的准备，我想我是不是该去坐牢了，这样下去我实在受不了啦，我都说你们还不如把我拉出去枪毙算了。唉，我的这个脑子已经快不行了。我坐牢也好，枪毙也好，总算解脱了。
　　年初，伊力哈木有次电话里突然没头没脑的说，如果现在有人说要去炸汽车，我会说我不拦你们，去死吧，大家都死了才会有人在乎你们，唉，我不怕监听，我就要说给他们知道。听到这次伊力哈木被捕消息后，一位朋友说，他心里很难受，因为有天伊力哈木在ＭＳＮ上说，我们的人民要流了多少血泪你们才肯关心我们？他无法承受这份沉重，把他删除了。
　　在这个时候，我甚至不知道如何表达一种同情和理解，当一个人、一个群体无法知晓另外一个人、一个群体的处境和感受时，同情甚至都是浅薄的，仅仅是出于一种对自己良心免于不安的反应。
　　今天，我曾试图回忆与他最近相见的细节，寻找到他会因情绪日渐失常观念变化的迹象，没有。虽然，他年轻的妻子和2岁的儿子突然被从阿图什接来，让我想起也许他是在做最坏的准备。但我记得最后一两次见面时，他曾兴致勃勃提出建议，等他再准备好一些资料，把一些想法厘清，由我执笔帮他系统整理记录他的观点，出一本书。“我要自己开印，既要让汉族人听到我们维吾尔人真实的声音，还也要影响那些脑子不好使的家伙，怎么样？我这个计划想了很久，这次咱们一定要把它做出来。”

　　九

　　韶关出事时，我正在为别的事情焦头烂额，好几天后才上网看视频看报道。
　　我觉得，它无疑是中国民族隔膜和民族矛盾不断积累下来必然要引发的悲剧。
　　在汉族人看来，维吾尔人完全是法律上享受“超国民待遇”的特殊民族，因为内地城市里，维吾尔族小偷极为猖獗，卖糕敲诈勒索者，甚至往往以暴力威胁，但警察几乎不管。在内地汉族聚集区发生这样的事情，维吾尔人形象可想而知。中国的民族政策，普通汉族老百姓很容易感受到其明显的优惠性和倾向性，但一般不认为它不恰当，但是对维吾尔族人，人们显然认为，他们是被政府纵容惯坏了。
　　在新疆本地与维吾尔人混居的汉族人那里，这种感受就更为强烈。我的同行Ｃ，是从爷爷那一代就开始住在二道桥的汉族人。他认为，维族人可怜，受政府欺负，但汉族人更可怜，受维族人和政府的双重欺负。在Ｃ的记忆里，他从小到打就一直被维吾尔同龄人欺负，在胡同里独自碰到一群维吾尔年轻人时，只能硬着头皮不看那一片敌视的目光，但往往还是要被肩膀故意撞一下，胳膊肘故意碰一下，至于日常生活中，维吾尔小摊贩只针对汉族人的强买强卖则给他留下了极为强烈的刺激。直到1997年乌鲁木齐抽调军警大规模打击“三种势力”。——多少年来，我一直生活在没有安全感的环境里，看到我们自己的军队来保护我们。公共汽车、商场到处要开包检查，但只查维吾尔人不查我们，哪个老维敢顶嘴，上去就是一枪托，要不就直接丢车上去抓走，我当时终于出了一口恶气。Ｃ说，他刚到北京时，甚至都有抓住一个维吾尔人痛打一顿的冲动。
　　中国是个地域歧视和城乡歧视极为普遍的国家，即使主流文化中也随时充斥着地域性的歧视，譬如春晚的各种小品类节目就不断地重复塑造一种身份和性格的偏见。不过，在社会封闭时代，它带来的问题并不严重，并且它本身就是封闭时代的必然产物，但在开放时代，它的伤害性和副作用就明显显露出来。汉族人之间尚且如此，加上疆独和反恐因素，则维吾尔人与汉人之间可想而知。
　　由于事关民族问题不得报道讨论，只能依赖互联网上私底下的传播讨论，维吾尔人是犯罪民族且不知好歹妄图独立的看法逐渐发酵升温，这种观点不但在《环球时报》培养的读者那里普遍存在，在自诩价值观向西方看齐的人那里也普遍存在。几年前，“杀光这些维吾尔畜生”的说法就在互联网上出现，但在中国，这类不和谐的声音一般会自动消失，但情绪却并不会消失甚至因此升温。
　　所以，韶关民族冲突事件中，视频中施暴者的残酷和狠毒并非毫无来自。传言中的强奸案本身就是民族隔阂和民族仇恨的产物。尽管传言中，强奸—迅速破案－迅速释放，再强奸－再迅速破案－再迅速释放，还一切都发生在短短的十来天内。放在任何时候，它都不符合我们起码的共同生活常识，但事发后，很多人依然坚信发生了连续的轮奸案——在一个维吾尔族工人只有八百人的两万人的大厂里。因为在我们的日常生活经验中，维吾尔族人就是这样不可理喻的野蛮人，而政府则是不可理喻的纵容维吾尔人的政府，至于事后政府的说法，因为其公信力早已流失，政府的话肯定与真相相反。所以，在韶关的工厂，参与施暴的人根本不需要任何动员和任何事前组织，积蓄已久的愤怒可以一瞬间就爆发出来。
　　伊力哈木后来说，那不是斗殴，是针对维吾尔人的种族仇杀。它当然不是一起普通的刑事案件，它是民族政策失败的产物——民族仇恨驱动的一次民族冲突。
　　7月3日，我的博客上有人跟贴道：“牛博对维吾尔人遭受的惨剧失声了。”7月4日，一个跟贴这样警告：“如果涉及到汉回之争，那我的枪只能对准你了，不许动，动就打死你，知道不，小子！”
　　当然，偏见不会对足够文明的人产生行为扭曲的作用。厦门的一位朋友说，前些天，厦门的城管砸了一个维吾尔族人的瓜摊，市民们闻知后，纷纷跑到那个维吾尔族人那里去买瓜，7月5日之后，他担心那个维吾尔族人的摊子是否会被同一拨人砸掉，没有。呵，厦门这伟大的城市。
　　如果官方对韶关事件出于其既有逻辑中的善意，故意隐去民族特征，将之尽量克制地描述为一次刑事案，这种善意能有多少人领情。而那个倒霉的朱某，如果官方报道属实，其实只是又一个“罗刚事件”中的“梁少南”而已，我不知道他会遭遇什么样的惩罚，处在他那样的位置，无意中触碰引发的一连窜大规模的血腥暴行，是否会让他在日后依然认为，他或许不该写那个帖子，至于维吾尔族人，他的看法却一点没错？
　　施暴者炫耀功绩的视频被上传到网上后，视频内容本身以及大量跟贴者盛赞壮举的言论，对维吾尔人的刺激可以想象。
　　在平时，维吾尔人可以上网看到汉族人对维吾尔人的讨伐和仇恨，但汉族人却看不到维吾尔人的声音。来自维吾尔人的这种情绪恐怕要更复杂更为强烈。我几次听过新疆的汉族朋友说，如果没有“维独”，我们没准会支持自己搞疆独，央企把新疆的资源全部抢走了，我们什么都没有，十大富豪里，一多半是从内地跑这里没几年就闪电发家的。
新疆本地汉族痛恨的对象往往清晰而具体，维吾尔族人的痛恨则往往会迁移到整个汉族人身上。我在做维吾尔族流浪儿从事小偷问题调查时，也听到有反扒组织成员说，有次抓到小偷，对方理直气壮抢人，说，你们到新疆抢了那么多东西，我们才偷了你多少东西，你能抢我怎么不能偷？这个逻辑把反扒组织完全听傻了。
　　我的那位同行Ｃ，近几年回新疆时，惊讶地发现，周围很多汉族人开始同情维吾尔人，觉得维吾尔人可怜，政府什么也不给他们，工作机会也没有。而在以前，维吾尔族人针对汉族的攻击行为特别多的时候，周围没有人不恨维族人的。
　　——回到韶关事件。近几年，随着严打三种势力，新疆的治安秩序大为好转，但在维吾尔族的部分群体中，生活发展空间却日渐逼仄。为缓解新疆本地尤其是南疆维吾尔族社会巨大的失业人口压力，于是有了政府组织大规模劳务输出的决策。据“维吾尔在线”斑竹海莱特介绍，一直盛赞资本主义、坚信经济终是解决一切问题最重要途径的伊力哈木，和他讨论这个问题时，一致赞美这项在他们看来是迟到的举措——任何一个农业民族变成工业民族，都必须经历远离家乡、抛弃土地走进工厂接受雇佣剥削的痛苦洗礼，不如此，无法从农村进入城市，也无法由传统走入现代。
　　不过，这个在内地是以自发力量驱动的人口流动，在新疆，是以强烈的计划经济的方式进行。一个英明正确的政策，只要通过官僚系统的动员执行，它必然带有这个官僚系统各级组织成员执政水平的强烈印记，它甚至决定了一项政策最终效果。上层出思路，中层分任务，基层则粗手粗脚落实任务。如同内地许多地方搞计划生育一样，劳务输出在许多地方伴随着各种不可思议的强制和惩罚性手段。一项本应该缓解民族问题的政策，在执行中出现了大量足以抵消其积极意义的反作用。几十年来，中国的民族政策莫不如此。
　　而韶关事件视频里，那些操两湖口音的施暴者，并不知道四千公里外，那些同为劳工的维吾尔族人是怎么来的。据一位此前曾报道过新疆劳务输出的同行介绍，劳务输出主要是女工，那些男性劳工很多是怕他们正爱恋着的古丽们到了内地会被人抢走才积极报名的。
　　韶关事件，检讨的不应当是当地企业——他们未必真需要千山万水从新疆组织来的劳动力，他们原本就担当了一部分可以不承担的促进民族关系的职责。需要反思的是，政府动用其强大的行政动员能力时，完全未考虑到社会和民族情绪，未考虑到其行政动员能力本身带来的巨大副面效应。7月5日乌鲁木齐骚乱发生时，谈到韶关事件，一位新疆本地的汉族同行这样说：“你让天生经商的民族去种地，去打工，这和组织贩黑奴贩猪仔有什么差别，新疆的石油工业不允许维族染指，却假惺惺让人家去广东打工。中石油在非洲都不敢这么干，非洲规定必须雇佣本地多少工人，就这样，苏丹反政府武装仍然不干，认为中国人抢了他们，才绑架中国工人。”
　　主体民族与少数民族对各自在国家所处地位感受截然相反的例子，并非只有今天的中国，当年苏联的情形与今天的中国几乎完全一样。但专制国家并非总是如此。伊力哈木曾对我说，毛泽东的时代，新疆的民族关系比现在好得多，相比之下，也有真正的民族平等，对毛泽东的意识形态他纵有千般不喜欢，也因为这点会怀念那个时代，会感谢毛。立在喀什噶尔清真寺对面的毛泽东像，据说是因为当地人阻拦才没有像其他地方那样在二三十年前消失。认为毛的时代民族关系比今天更好，在新疆几乎是各民族的共识。然而，解释却千差万别，最愚昧疯狂的，莫过于认为那个时代的民族关系是靠王震的枪杆子出政权的结果。
　　在我个人看，无论你认为中国今天的民族政策有多糟糕，汉族是一个多么缺乏与异族拥有共同生活经验的民族，尤其是与文化、种族有迥然差别的民族，但中共建立政权后，它的民族政策和民族理论大幅提高了汉族人的政治文明水平，在观念上，是革命性的巨大进步。甚至它在一段时间里，可以因民族政策实际执行的效果，有足够自信去嘲笑某些西方发达国家。此前，乌鲁木齐的名字是带有民族歧视色彩的“迪化”，它是一座长期执行赤裸裸的种族歧视政策的城市。
然而，毛时代实现民族平等民族团结，用的是复杂问题简单处理的手段，即国家控制了一切社会资源，控制了每一个社会成员的生老病死。高度意识形态的政党，以超民族面貌出现，它只要在社会资源的调控和对社会成员的控制上，采取均等和稍稍的向少数民族倾斜的政策，就必然会赢得各个民族的基本认同。但这种社会组织却是以低效率和高昂成本运行的社会，它必然无法维系。
　　改革开放后，民族政策中甚至加大了倾斜的力度和具体范围，但社会的资源分配和机会分配，显然已远非国家能直接掌控，在民族自治区，民族政策的调整范畴应适用于一切领域，而非只由地方政府直接掌控的政府机关以及文教卫和国有企业，但问题是在这个国家，有些法律是永远只写在纸面上的。而不在其调整范围的地方，市场经济追求效率的必然逻辑下，只要是市场机会认为雇佣汉人就更便捷，便会无情地排斥少数民族。如果加上当地国家机器的加速腐败，资本对权力的腐蚀，央企对地方的掠夺。纵然真有对少数民族的千般照顾，维吾尔族人的日益被边缘化和生存空间日益狭小，便是无法阻挡的自然趋势。
　　7月6日凌晨，我和Ｃ两人守在线上，一边互相报知对方最新信息，一边讨论新疆民族问题的症结和由来。Ｃ的家在乌鲁木齐领饭巷和新华南路一带的维族聚集区，他父母住在一幢混居着维汉两个民族的居民楼，他的父母在外面沸反盈天的喧闹声中坐卧不宁。Ｃ说，无论如何，我下次回去一定要让父母亲搬离那里，今夜之后，两个民族肯定会埋下新的仇恨的种子，那里绝对不能再住了。
　　同时在线的，还有一年前我在乌鲁木齐碰到的大牛，他感慨道：“不幸一语成谶，《乌鲁木齐篇：找个肩头痛哭一晚》。我特别难过，像我们去年奥运会前的那次二道桥大酒，会不会成为绝唱？”
　　7月7日，更大规模的骚乱。在紧张焦虑和难以言传的伤痛中，我突然想起我竟然又忘记了写杨增新这个人。我用心寻找这个人的资料，是因为几年前在一个论坛潜水时，看到一个向上级政府反应地方民族政策问题的公开信，第一自然段中就出现了当年“杨增新将军”如何如何的字样。这个1928年7月7日遇刺身亡的人，居然在80多年后还被人记起，这是怎样一个传奇的人物。在包尔汗、广厚的回忆录中，对这个云南蒙自人平静、诚恳的怀念和追忆之情颇能动人。我曾和伊力哈木争论过这个人，伊力哈木认为他是个搞愚民政策的混蛋，在我看，他是中国旧文化训练出来的杰出统人物，只有曾国藩堪与之相比。我一直想为之写个长篇，告诉迷信枪杆子的愤青，无论是在民族问题还是对外争取平等上，有一种力量、智慧和艺术，是他们完全不懂的。
　　7月8日凌晨，伊力哈木被捕。我第一次与伊力哈木深谈时，就有强烈为他写传记的冲动，一半是对这个人的传奇和能量的由衷崇拜，一半是为他身上的东西所打动。
　　我做事从来喜欢拖拉，但我在内心答应自己的这篇关于伊力哈木的文章，拖拖拉拉却是由于某种隐约的怕，就像我始终不愿靠他太近的缘故。从伊力哈木给我电话开始，我枯坐一夜，很多东西想写，让我坐立难安，却敲不出几行文字。连续不眠，终才写出半篇，却为发布与否犹犹豫豫，我征求意见，只为获得鼓励。这是一件奇怪的事情，当所有的人都建议不发时，我发现，专政的恐惧在于人内心中自身的恐惧，恐惧是会互相传染的，这个是可以克服的。
　　当我回拨伊力哈木的电话，总是提示已转移至人工呼叫时，我发给他一条短信，希望他还能看到：“你一定要坚持住，好好活着。”
　　再见，伊力哈木！

　　一

　　认识伊力哈木似乎是命运的必然。
　　2001年秋的某一天，某位朋友给了我一张人民大会堂的演出门票，因为想见识一下人民大会堂什么样，我兴冲冲去看那莫名其妙的演出。今天我已完全忘了晚会主题也和大致内容，但我记得快结束时，在欢天喜地的乐曲声中，一大群人穿着各个民族的服装，载歌载舞齐声赞歌。我突然被那些或插着鸟毛、挂着叮当作响的配饰，或袒臂或皮帽子的装束刺激得醒了过来：这难道不是一个现代版的中央帝国在炫耀万邦来朝的仪式么？今天还会有哪个国家会刻意将所有少数民族各选一对演员代表，穿上平时根本不穿甚至早已淘汰的服饰，在首都欢天喜地的歌舞展示呢？我能想起来的，只有强盛的苏联帝国，曾让各民族代表轮番上场激动地表达“对各民族的伟大父亲”斯大林的赞美，而苏联帝国已经解体了。
　　从那时起，我就常存辞职去新疆做民族问题调查采访的念头。在我内心深处，那里更像是我的故乡，虽然我在湖南生活的时间长于新疆，但湖南之于我始终是个笼统而整体的故乡概念，而新疆则是一个具体而清晰的小镇，我甚至不会说任何一种湖南方言。如果中华帝国步了苏联帝国的后尘，那我时时梦见的故乡就彻底变成敌国领土了。
　　除了阅读资料，为了能认识一个愿意讨论民族问题的维吾尔人以便于我日后的计划，我在一个穆斯林聚集的论坛潜水一年多。可惜直到它被关闭，我都不曾结识一个维吾尔人，而在别的维吾尔人常出没的论坛，则几乎看不到一个对时事关心的维吾尔人——因为众所周知的原因，但凡是汉语的维吾尔人论坛，几乎都没有时事或社会论坛，人们只谈风月。但我好歹开始知道普通维吾尔人的立场是什么，他们的处境和呼声是什么。
　　等我已绝了到新疆去的念头时，因为做维吾尔流浪儿童大量在内地当小偷的问题调查，无意中知道竟然还有个“维吾尔在线”，于是，先碰到了站方几位小心谨慎在京读书工作的维吾尔年轻人，然后，是站长伊力哈木。时在2007年夏。
　　伊力哈木全名伊力哈木·土赫提（伊力哈木是其本名，土赫提是父名），民族大学国际结算专业的副教授，“维吾尔在线”创办人，他业余时间是个成功的商人和 “一小撮”维吾尔人的精神领袖。伊力哈木大约生于1969年，新疆阿图什人，阿图什人在维吾尔人当中的地位犹如犹太人，此地人特别善于经商读书，历史上这里诞生了维吾尔大把大把的名人。伊力哈木毕业于东北师大，曾留学韩国日本，因为足迹广泛，伊力哈木通晓汉语、英语、韩语，“能说一些”日语、乌尔都语， “那不算啥”地能听懂中亚各国的语言。我结识的一些维吾尔朋友，大多都拥有令汉族人汗颜的语言天分，伊力哈木自称其语言天分在维吾尔人里“是中等偏上”。
　　伊力哈木的相貌容易被认为是印度人或巴基斯坦人，矮矮的个头，挺着大肚子，秃顶较严重，——陌生人在头半个小时里，未必认为他是个有魅力的男人，他曾屡次问我，他像我一样剃个光头是否可行，这个决心两年未下，看来最终由政府帮他光头愿望了。
　　最初，伊力哈木和我们交道时，约略有公事公办的架势，只在我见面向他用维吾尔语问好那一刻，他眉毛一挑、眼睛亮了一下，热度维持了五分钟，100W的灯泡就回到了40W的亮度。我后来才知道，那是因为他对我并不真正信任的缘故。在救助维吾尔流浪儿的过程中，他们曾与各地的民间反扒组织建立起联系，他感谢一些组织对维吾尔流浪儿的关心，——这些素不相识的汉族普通市民体现出远比政府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和人道主义精神，但一些反扒组织血腥的报复则让他认为，本质上汉族人还是无法理解也不愿意理解维吾尔人的苦难。
　　但到他家做客，小心地谈起我的新疆情结，说起我曾写过一篇《请对他们说一声 yahximusiz》时，他突然像插上了一个五千伏电源般振作起来，抓住我的手。原来那篇文章转到维吾尔在线，竟一直被置顶。他说他一度怀疑是否会是一个真正的在新疆呆过的汉人写的，因为他相信有能客观平等看待维吾尔人的汉人，但不相信真有有反省能力的 “好汉人”。
　　在我，则同样无法想象，我会这么不经意地遇见这样的“好维吾尔人”。我说的“好”，是指好的谈话对象，因为我确实想不起我的汉族朋友里，有过像他这般让我觉得兴趣点和见识有如此匹配和过瘾的交流对象。——当然，他是我的老师。
　　伊力哈木当时身边就有位一直追随他的学生，是西南某个民族的孩子，所学专业完全与伊力哈木无关，仅仅因为伊力哈木身上绽放的神奇的魔力，毕业在东南沿海工作一年后，又辞职返回伊力哈木身边。此外，他还吸引了好几个不同民族的热心者参与网站的管理。
　　伊力哈木生来就具有一种非凡的魔力：他说话一激动，就有股力量像蒸汽顶着茶壶盖子一样让他时不时想站起来。他似乎拥有五十升的肺活量，能不换气地倾斜出几十个排比句，原话照录，不需要修改一个字就是一篇杰出的演讲稿，而这个演讲稿，光你看一遍就能体温瞬间上升。POWER，这是我能想起来的唯一一个词，他显然没有过任何修辞学和口头表达的训练，完全凭一股澎湃浩荡的力量，一种从胸膛里抓出的滚烫的带着血肉温度的热情和痴诚，打动你，催眠你，征服你。

　　二

　　这样的人，我不可能放过他，尤其是这个人的知识和见识，一个人是否能吸引我，恐怕这是最重要的。他似乎也绝无放过我的意思。第一天，我们聊了一个通宵，同去的小姑娘从未听闻一个如此的世界，一直好奇地睁大双眼，我们注意到她时，她早已趴在桌上睡着了。第二天，我意犹未尽，又叫上另外一位同事前往，直到天亮方才各自找沙发、地毯躺倒。
　　其实，与他长谈后，我在感慨认识这个人的神奇之时，偶尔会升起一种莫名的怀疑，他在敞开胸襟时是否会真的相信我，相信我有与他一样的坦诚。因为不用他介绍我也知道，谈到民族问题，普通维吾尔人之间往往都没法互相信任，因为在现实世界里，“大哥”的眼线无处不在，一个处境逼仄的民族，绝望可以大量制造仇恨，也可以大量制造被出卖的灵魂。
　　而我，无论如何只是一个从未交往过的“和台”（Khitay，音“赫岱”）。在当地有维族朋友或藏族朋友的汉族人，或许会有这样的深刻印象：哪怕与这位异族朋友有很好的关系，可以一起吃吃喝喝生意上互相照应，但多半都会默契地避免谈论敏感的政治问题，尤其是在敏感时期。你可能会有一位维吾尔朋友，但随着时间流逝，你们会越来越不能诚实交流民族问题。这就是中国民族关系的普遍事实。
　　伊力哈木给我讲过一个疯子克里木的故事，此人二十年前曾在东南沿海炒外汇发了财，与当地汉人的交往中，深刻发现自己的族群在观念意识上的落后，也深刻感受到周围汉人对他的歧视，于是他狂热地想融入汉人社会，先是疯狂练习各地汉语方言，接着饮食习惯上完全向汉人看齐，不吃清真食品，每每大啃猪蹄，后来干脆到医院换了八升汉人的血，但他主动“被同化”彻底失败，人们看到那张中亚面孔，还是本能地横上一道“非我族类其心必异”的客客气气的隔膜。
　　就如“和台”这个称呼，在懂维吾尔语的汉族人在场时，维吾尔人会用“汉人”这个词，但私底下维吾尔族人多半会常用“和台”这个称呼。同样，汉族公开场合使用 “维吾尔”，而私底下会有不少人使用“缠头”这个词。对当地人来说，公开场合使用“汉人”和“维吾尔人”，不少时候只是自觉配合民族团结的一种表演。
　　“和台”这个在清代官方文献中大量使用的称呼，被“老大哥”禁止使用后，于今，早已自然而然地悄悄附丽上了一种贬义的、私下暗语切口的意味。原本，“ 和台”即“契丹”，源于金灭辽后，契丹人的一支逃到新疆境内建立的西辽政权，它并无任何贬义，俄语里中国的称谓Кидай（Kitay）就应当来自突厥语。
　　而“缠头”源出“缠回”，得名维吾尔族人旧时以白布缠头的习惯，原本可视为无歧视意味，但清代官方公文中将“缠回”、“生回”与“汉回”、“熟回”分指维吾尔族和回族人时，中华文化中心论的歧视性意味不言自明。
　　而“和台”与“缠头”在今天日益广泛的私下使用中，民间又赋予其全新的歧视性解释：“缠头”多被解释为脑筋不好使，纠缠夹杂不清。而关于“和台”，则更让人啼笑皆非，一位“内高班”学习后考入名校的古丽说，她父亲给她的解释是：当年汉族人来新疆时，基本上都穿着黑大衣，所以大家就用“黑大衣” （Khitay）来称呼汉人。——汉人大规模进新疆，的确是穿着黑色棉大衣的劳改犯开道，但这个维吾尔词语的误读却完全是在汉语语音基础上，而非维吾尔语的语音基础（诸位读者可品出其间意味）。
　　——我不相信一个内心敏感的汉人在与维吾尔人、藏人交往时，会感觉不到有一道看不见的长城横亘在中间。——据伊力哈木介绍，“长城”一词在维吾尔语里还有一种称呼，意为“把我们隔在外面”。
　　第一次见面时，伊力哈木就给我讲过他的那种强烈不安全感，讲过一些这方面他知道的、他经历过的种种。当时，他刚刚经历过一次“大哥”的关心，家里的电脑、书都被搬去化验检查。他怀疑自己家里可能有小电子动物入驻，滔滔不绝之时会突然紧急刹车，抬头望望天花板，喃喃自语：“唉，党中央啊，我哈木可都是为了你好啊！”
　　我有一种隐约的分裂感：他虽然开玩笑说“我看我们中央政府真要是听到了我的真心话，那可是好事”，但这种状态下的生活，没有任何人会觉得自在。他可以认为，焦虑和不安全感是“老大哥”在看着他，也可以认为，这个明察秋毫的目光是“和台”的。而我，是“和台”的一分子呵。
　　第二次见面后仅仅两天，他的手机就始终无法接通，家里的座机好不容易有人接了，却是他的妹妹，她也在到处找他。
　　那天，我刚刚看完《窃听风暴》，我正被一种对人性的深刻怀疑强烈左右着情绪，我想这就是伊力哈木日常的感受吧。我在伊力哈木那里的长谈，大量是关于新疆的民族问题的现状、可能的危机、解决之道、他个人的理想追求等等。对维吾尔人来说，无一不是犯忌的内容。
　　我，一个“和台”，扮演一个假意对维吾尔人的热心人，诱使他滔滔不绝地说出内心的想法，讲出大量对“老大哥”的批评，然后我离开，“老大哥”破门而入。 ——当他坐在大功率电灯下的椅子上，不知道白天黑夜的时候，他是否会这么怀疑？他会对“和台”有信心么？如果我真是这样的一个人，他是否会因此彻底对汉族人失去信心。
　　这种纠结，我无法用文字表达。

　　三

　　知道我生于兵团，伊力哈木毫不掩饰一个普通维吾尔人对兵团人内心的敌意，甚至在我面前，他会故意夸张那种情绪，因为我和他热情如火刚好相反，表情肌实在不发达，或许总是一副不置可否的表情。
　　——我在他面前扮演过无知的大汉族主义愤青、扮演过党中央、扮演过自治区政府、扮演过沾满维吾尔人鲜血的湖南人代表、扮演过把新疆各个工程都承包了的山东人代表、扮演过掠夺了当地维吾尔人、当地汉人资源的国有垄断企业代表……我可能是中国带表最多的人吧。
　　他是在告诉对我来说只有概念没有细节的事实，是在倾泻压抑多年的表达愿望，我是在倾听和接受有关“把我们隔在外面”另一侧世界的系统知识教育。这是一个“和台”倾听一个“缠头”的倾诉，这是一个“和台”接受一个“缠头”的教育。
　　你们汉族当然是大哥，大哥说我都房子地方小不够住，小弟弟你让点地方吧，于是最好的地都让给兵团了，上游的水哗哗都截到兵团的地里去了。你说，国家发展的需要，东部的大哥需要小弟当原材料基地，暂时牺牲一下，没问题，石油、煤炭、天然气、棉花……拿去。也不求你的税收给我们维吾尔人给我们新疆汉人多留一点，但不要说每年国家拨款多少多少养着我们，这个话不好听对吧。
　　你看网上的汉族愤青，脑子很笨的，整天骂海外资本掠夺了中国财富，其实应该感激人家。你看，它们帮你解决了多少就业机会，把那么多农民培训成了适应现代管理的产业工人。没有台湾人、香港人办厂，内地人哪里会知道怎么管理一个现代化的大企业？没有外资企业的示范，内地人哪里能掌握什么东西都可以山寨的能力？应该有一颗感恩的心！可惜啊，我们维吾尔人有一颗感恩的心，但没人给我们感恩的机会，还有我们可怜的新疆老汉人，你看我们新疆什么都有，就是本地人没什么机会。
　　打个不正确的比方，汉族是个统治民族，是殖民者，到新疆来我们欢迎啊。刘晓波说中国需要三百年殖民统治的话很对，哪个落后民族不是西方殖民者带来的现代化？但是你看你们汉族人，最高端的行业，我们没有技术没有人才没有经验没有资本，好，你们去干，简单的加工业，你们开厂子，我们当工人嘛，低端的工作可以交给我们，我们可以边被剥削边学习嘛。你看看西方殖民者，从来都是带去先进的制度、先进的文化、先进的生产力，他们高高在上，一个英国人从来不会跑到印度和当地人去抢重体力活，但你们汉族人带给我们什么先进的制度先进的文化？最高端的工作抢了就抢了我们不眼红，但连扛麻袋这样的苦力都要和我们维吾尔人抢，世界上哪有这么没出息的统治民族呢，我都替你们着急啊。
　　不是么？大哥哥到处打井、开矿、修路、搞建设，你说地下的石油、天然气、煤炭是国家的，不是新疆本地人的，没关系，内地也是这样嘛，你守着祖先留下来的土地，中石油中石化一来说对不起，地下有国家的资源，你搬家吧，你搬家了。没关系，你还需要劳动力嘛，正好小弟弟没活干，分配一点苦力活给小弟弟养家糊口好吧？苦力活的机会都不给小弟弟。你看看新疆一些招工启事，这个写着只招汉人，那个写着限招汉人。你们兵团的人受不了兵团剥削，人口流失，没劳动力了，你们放着一边更穷的维吾尔小弟弟不管，偏要跑到内地去招民工，来一个人就给几千安家费，提供住房家具——汉族大哥哥很多时候做事太不含蓄。
　　你说我哈木有语言天分，没办法嘛，我十七岁才接触汉语，拼命学啊，汉语这么复杂这么难懂的语言都学会了，像日语、韩语这样和维吾尔语语法接近的阿尔泰语学起来就快多了。你说我们维吾尔人有语言天分，都是被逼出来的啊，你看维吾尔大学生毕业找不到工作，要么去中亚做生意，要么去当导游，只好拼命学外语，成绩好的就到西方去留学，不回来了。
　　为什么很多维吾尔人想独立，很简单嘛，在自己的家乡找个工作都必须懂汉语，哪怕是工地挖个沙子到小区扫个地当个保安也要懂汉语，懂了汉语还不一定给你这个工作。你们内地的汉人没有说一定要懂英语才可以到工厂打工、去扛麻袋吧？维吾尔人到内地去找工作，不懂汉语你当然可以不要他，但新疆是民族自治区，有宪法、有民族区域自治法。你看美国黑人，你白人如果因为种族肤色不雇用解雇我，我可以去告你，但你如果是一个维族人去告人家搞民族歧视，人家不理你，如果你敢到网上去说，人家就可以跑来抓你，说你破坏民族团结煽动民族分裂。这个时候，受害者除了维吾尔族还有谁？还有当地汉族老百姓，这些人欺负不了维吾尔人，自己平时也受气，新疆的资源他们也没分，但怎么办，维吾尔人恨他们，是你们抢了我们的饭碗，是你们汉族人在欺负我们，我能分得清是哪个汉人欺负我哪个不欺负我吗？
　　……
　　我知道伊力哈木不可能对我存有一丝的责怪或迁怒意识，他甚至认为新疆本地汉族是被愚蠢民族政策绑架的人质，但我得经常扮演这样一个坏人或愚蠢政策的代表，因为后来我介绍过几个关注新疆但却对此一无所知的朋友给伊力哈木，通常，这些新朋友在伊力哈木那里是“友邦”，而我则是干下了种种蠢事，让新疆民族问题越来越严重的主犯。

　　四

　　“如果我不是一个维吾尔族，我肯定会说，我是个自由主义者，但我是个维吾尔族，我首先得是个民族主义者。”伊力哈木曾重任在肩一脸自信地拍着胸脯说：“我们维吾尔知识分子里，学社科方面的人很少很少，内地的大学在新疆招生，法学、社会学、政治学从来就招的很少，经济学的有一点儿，你看维吾尔人里有不少理工科的专家学者，但他们不懂得自己民族的权益去怎么表达，那些老的搞文化艺术类的知识分子嘛脑子不好使，又活的像个娘们一样，我哈木自己能挣钱，我敢说我敢想，我不想着自己的民族，不关心自己的民族，谁去关心？”
　　伊力哈木自信是在为中央政府、为党操碎了心。因为他反对新疆独立，时刻担心新疆出现剧烈的民族冲突，虽然它认为后者随时可能。
　　伊力哈木反对新疆独立脱口而出的根本理由是：“每一次新疆的民族冲突，你首先看到的肯定是维吾尔人起来上街砍人，其实最后不都是维吾尔人死的多吗？如果中国出现民族分裂出现战乱，那肯定是维吾尔人血流成河，而不是汉族人血流成河。不要说你们汉族有十三亿人，光是新疆的汉族人，他们掌握的资源力量，都对维吾尔人有压倒优势。”
　　我曾多次问过伊力哈木，是否也有过独立的想法，只有一次，他一脸痛苦地认真想了一下喃喃道，有谁不曾幻想过生活在一个独立自由完美的国度，可以畅快自由地呼吸呢？他缓一口气道，你是一个对自己民族负责的知识分子，一个尊重历史也要尊重现实的知识分子，要有民族自尊，但也要有现实理性，独立是绝不能追求的。
　　好几次，他甚至这样反问并自答：“所有的汉族人都在担心，苏联、南斯拉夫的命运会不会落到中国头上，难道汉族人就没想过，维吾尔人也在担心吗？那么多维吾尔老百姓，只要有口饭吃，能活得好一点就非常满足了。就算血流成河之后，汉族人说你们独立吧，维吾尔人得到的是什么？从此世世代代与一个十三亿人口的邻居为敌？你想过没有，就算汉族人像瑞典人一样，大家和平分家，但是，新疆这么大的地方，这么长的边境线，你让汉族君独保卫你的安全多好，自己独立再搞一套东西，老百姓的负担多重？如果真像有些人想像的，独立后让美国人驻扎进来，那么我们就彻底变成双重仇恨的人质了。”
　　伊力哈木一直坚持认为，维吾尔人追求平等自由的愿望，完全不能脱离汉族人实现自由民主的进程，两者必须是紧密结合的。维吾尔人今日的处境，正是整个中国缺乏民主，缺少自由的产物，只有汉族人也实现了自由民主的愿望，维吾尔人才有可能获得自由民主。
“ 　　但是，你们那些整天喊着自由民主进步的汉族人可是不关心我们”，伊力哈木目光闪闪地笑着问：“我们维吾尔人脑子很笨吗？你看看你们汉族多少愤青啊，他们一边说西方在搞文化侵略，在搞经济剥削，要反西方，要反西方的价值观，回过头又说要狠狠地镇压维吾尔人，要把我们维吾尔族全部同化，你看你们汉族人脑子好使吗？对不起，开玩笑我不是在说你。”
　　我们是在维权，是在维护宪法给我们各个民族平等的权利，维护民族区域自治应当享有的权利，不是搞民族分裂、不是在煽动民族情绪，有人说我们这是民族分裂，我们不能上这个当，不能真的去搞民族分裂煽动民族情绪。但为什么有些汉族知识分子一听到维吾尔人说我们争取民族平等，就跟着说怀疑我们是在搞民族分裂？
　　“在我哈木看来，只要生活在一个民族平等的自由的国家，是汉族人占多数还是维吾尔人占多数，这都不重要，重要的是不是尊重各个民族的权利，是不是尊重彼此不同的文化和习惯。如果我们中国是一个真正自由民主的国家，那些周边国家的人才还会因为你制度的优越性被吸引到这边来。”
　　我怀疑，伊力哈木的有些看法，或许只敢对我分析：你看看中亚独立的国家，有哪个不是独裁者当政，一个比一个操蛋。有时候你会想，汉族人带来的难道就都是坏的影响吗？你看中亚那些国家，都是独裁国家，但斯拉夫化最深的国家，像哈萨克斯坦，它的统治比斯拉夫化浅的国家要文明一些开放一些现代一些。我当然恨不得汉族人是像讲英语的民族那么文明。
　　伊力哈木认为，如果中国是一个自由民主的国家，新疆是一个真正落实民族区域自治法的自治区，维吾尔人会因生活在中国为傲，中国就对中亚地区拥有强大的软实力，因为维吾尔人的语言优势，他们天然会成为拓展中国在中亚文化、经济影响的排头兵，哪怕是对维吾尔人平等一些，情况都有不同。很多次谈到这个话题时，伊力哈木说如果有时间他要把这种国家发展战略的建议系统写出来，我也很多次答应，我可以帮他完成文字整理。两年了，这个事情终于被彻底搁置了下来。
伊　　力哈木说，虽然维吾尔人受了很不公平的对待，但因为维吾尔人是中国境内的一个民族，一个善于向汉族学习的民族，维吾尔商人向西拓展市场时，很多时候得益于维吾尔人在十三亿人口这个巨大市场上与各民族的互相交流学习。伊力哈木举餐饮业为例说，维吾尔人与中亚很多民族其实是同一民族，饮食习惯完全一样，但国境线这边的维吾尔人的餐饮文化融合了大量其他民族的创新，服务意识服务水平，比起国境线那边的同胞，有明显竞争优势，譬如中亚国家现在流行新疆人发明的“大盘鸡”，名称都是汉语音译。虽然维吾尔人在中亚也是夹缝中求生存，但服务行业却逐渐落在了维吾尔人手中。
　　“难道我们维吾尔人，我们诞生过《突厥语大辞典》、《福乐智慧》的维吾尔人只能推广大盘鸡、推广筷子？我们没有人才吗？”说到这里时，伊力哈木常会目光炯炯地扳着手指头，说他认识的多少中亚国家高官，虽然公开身份是哈萨克人、乌兹别克人，但其实私下自认为是维吾尔人。
　　“我们维吾尔人一点不笨”，伊力哈木说：“和内地的汉人比，像浙江江苏广东的汉人比，我们维吾尔人经验、意识都比不过他们，他们起步早有资本，但和新疆本地的汉人比，我们维吾尔人是温州人，汉族人是东北人。我们自生自灭，从来没人管我们，只好从小摊小贩做起，新疆汉族人嘛大部分生活在体制内，习惯了被安排被管束，他们比我们日子好得多，但靠自己力量做起来的你看有几个呢？”

　　五

　　伊力哈木最佩服的汉族学者是秦晖。我曾向他提过两次秦晖的名字，一段时间未见，他一口气搜集了大量秦晖的文章。他称秦晖是他知道的唯一可与西方学者比肩的中国人，他有很多观点想和秦晖碰撞，我好几次答应他，要找机会让他和秦晖认识，可我去年一系列的工作变动，此事就被无限地拖延下来。
他曾经最想认识的汉族学者是王力雄，他看过王力雄的全部作品，王的作品几乎全部被他转载过，他很想当面感激这样一位长期关心维吾尔人的汉族人。当然，也有许多观点想与王商榷。我拉他与王力雄见面认识后，伊力哈木多少有一点点失望。他用食指在自己太阳穴上比划着对我说：“王力雄先生有良心，这个人了不起，有人格魅力。我非常非常尊重王先生。嗯，他是不是文学家出身的缘故？我觉得他很多问题的思考方法不对，和我们使用的工具不一样，怎么回事？”
　　我想，与王见面后对伊力哈木的情绪打击，主要是因为写过《黄祸论》的王，对中国前景持完全不抱希望的悲观态度，这与伊力哈木高涨的积极乐观态度完全相反。如果按照王对中国前景的悲观预计，不但汉族社会要彻底崩溃，维吾尔人更会完蛋——“按照王力雄先生的说法，中国大崩溃，维吾尔人闹独立，那肯定汉族人会镇压，我们维吾尔人还不会被愤青杀光么？你信么？”
　　伊力哈木甚至好几天在反复咀嚼王力雄的观点，试图逐点粉碎王氏观点。等我第三次见到伊力哈木，他已再度恢复他特有的乐观。伊力哈木坚信，经济的开放，必然带动法律和整个制度逐渐向西方世界看齐，人们的观念也会逐渐改变，而私有制和公民个人财产的增加，必然带动权利意识的觉醒，最终会倒逼政府一点点放权，期间的博弈必然会伴随一定的社会秩序震荡，但大方向不可能逆转。“你们汉族人是个多么勤劳能吃苦的民族，我在全世界都没见过这么不知疲倦的民族，你怎么可能拿来与南美、南亚和非洲相比，是不是？”
　　5·12汶川大地震后，我曾临时赶回北京，那段时间，伊力哈木每天盯着电视。他的固执的乐观和维吾尔人角度，总能得出一些我不曾留意的观点，我记得他双眼湿润地感慨：四川人真了不起，与西方人相比，中国人、你们汉族人，在这么操蛋的统治之下，平时生活得像野草一样卑贱，像动物一样麻木，但你看看这次地震的四川老百姓，太顽强坚韧，太了不起，这样的生命力，这样的意志，你说说，世界上哪一个优秀民族，能比汉族表现得更好吗？有什么人能征服他们吗？你说新疆那么多维族人为什么要主动献血、捐物资，那真是被打动坏了啊。啧啧，这样的民族不应该也肯定不会永远是用这样的方式生活。哎，有这样的老百姓，这个国家是有希望的。
　　伊力哈木认为，王误读或夸大了维吾尔人分裂意识，把普通老百姓都当成了政治动物来观察，在民族问题的制度安排和设计上，王的眼界和思维方式还是紧盯着几个悲剧性的国家，没有考虑过其他的可能。因为新疆民族问题，伊力哈木甚至也怀疑过王力雄对西藏问题的解决思路。他觉得，某种程度上，汉族知识分子公开同情民族自决或同情独立，其最终结果也许是悲剧性的，因为你不可能指望所有汉族人都与你一样，世界上也没有几个民族能都觉悟到这个程度，在力量极为不对称的情况下，被激发起独立意识的少数民族与汉族发生对抗，不但少数民族面临灭顶之灾，汉族本身也因为必然残酷的镇压行为而面临极为不利的国际环境。
　　关于民族自决原则，伊力哈木曾试图和我探讨，到底是这个共识重要，还是其本身想要解决的问题如何能被解决才是根本？对民族观念和民族意识截然不同于西方的东方，难道没有更易被接受和更适用的共识么？我没有能力与他讨论这个问题。我是“和台”，我关心新疆民族问题，但它不是让我日夜寝食难安的问题，在今天还极难有制度创新可能的事实面前，我很难像他一样有热情去考虑未来复杂的制度创新问题。
　　伊力哈木很多关注和思考，我已完全只能倾听，因为我对此一无所知，他曾给说，假如维吾尔人在中国实现自由民主的前提下，分裂意识的人比例更高，其实是可以借鉴鞑靼斯坦共和国的经验，通过宪法和一系列具体制度安排保证其留在俄罗斯内，而不出现主张分离的政党获得地方政权的情形。华人在马来西亚的经验，新加坡处理民族关系的经验得失，欧洲各国处理民族矛盾的经验，都在他的重点研究之列。
　　是不是还有过一个汉族学者，一个汉族官员也像他这样想过问题，我很怀疑。

    （待续）

    中国人历来崇尚暴力，就像我写的那个“势”字。谢谢那个解读的朋友：执刀。是的。只是这执的是“去势”之刀，银样蜡枪头。 

    现在，到了有钱搞航母的时候了。

    恨日本，恨美国，恨法国，恨英国，恨德国，恨苏联，恨越南，恨阿尔巴利亚，恨非洲小国，恨西藏，恨新疆……我们还有什么不恨的？像小心眼的男人。

    当然我们都有理由。是理由吗？一个小朋友也在她的博客上抗议新疆的事情，她又知道什么？无非是报纸上的东西罢了。我真想对她说：小朋友，悠着点，不要当当年的红卫兵！

    转一篇王力雄的文章，选自他的一本书，一些词句有删，只为了不会被删。希望不被删，为了我，也为了我们这个民族，也为了根植在这个土地上的新浪你自己。
   （刚贴上，还是被删了，看来无可救药。）

    王力雄的文章（略）

    遗憾，出版社认为“势”字不能让读者一目了然，没有用上，但“中国结”等创意采用了。

                                                1

    看各国钱币是件有趣的事。就跟“国骂”一样，看钱币上的图案，往往可以了解该国。纸钞上的人物，还往往是该国的象征。当然这是指在民主国家，专制国家就是另一回事了。远的有“袁大头”，近的就不说了，谁都看得见。
    日元纸币有三种面额，一万、五千、一千，上面的人物分别是福泽谕吉、新渡户稻造和夏目漱石。福泽谕吉是大名鼎鼎的思想家，《脱亚论》的作者，某种意义上说，是他指明了日本至今还在走的道路。新渡户稻造也有名，是教育家，写过《武士道》，对日本的现代化也功不可没。夏目当然也很有名，但是文学家，看那相片上的表情，就不像前两个那样气宇轩昂，有点阴晦，这样的人怎么能带领一个民族走向胜利？确实，他的作品就不如《脱亚论》和《武士道》那样激动人心，甚至有点颓废。
    当年摸到一千日元的纸钞，总会想，是否就因为这样，所以夏目漱石的头像只能放在面额最小的纸钞上？这种推断不是没有道理，最重量级的福泽谕吉，不就放在了面额最大的一万元上？后来发行新版了，福泽谕吉仍然稳坐一万元位置，而夏目漱石的头像却不见了。当然仍然有一个作家被选上，女作家樋口一叶，而且还升到了五千元面额里。跟夏目漱石比，樋口的文学成就明显逊色，跟新版纸钞上的其他两个人物比，也重量小得多。福泽谕吉自不必说，野口英世是日本现代细菌学创始人。对此财务省说：“我们从来都是以政治家为中心的，在货币上更是如此，但如果从更广泛的领域去考虑，科学、文学、男女平等对我们同样重要。”但从这话也可以听出，文学一直被认为不如政治重要。
    对财务省乃至整个政府来说，文学确实是不能胜任大使命的。中国的韩非还将文人视为“蠹”，未必没有道理。以夏目漱石为例，他愤世嫉俗，悲观消沉。他的代表作《我是猫》借一只猫的眼睛看人间，在“猫公”眼里，这个世界简直莫名其妙。“本来应该有毛的那张脸，却是光滑的”。如果按人类的常态标准，敢情脸上有毛的猫则应该是“正常的人类”，而与之相对立的人，却是非人的“动物”。在这部小说里，从知识分子珍野苦沙弥到他的一个个朋友，到资产者金田，没有一个是好的。作者也未免太激愤了，所以被称作“愤怒的漱石”。
    更匪夷所思的是，这居然是发生在明治时代。说到明治，我们就不能不想起“明治维新”。普遍认为，日本所以有今天的富强，关键就是因为有了“明治维新”。这是中国人羡慕都羡慕不过来的，相比中国也曾发生的现代化变革运动，“洋务运动”则以失败告终。中日两国的前途从此大不相同了。对明治时代，有太多的赞誉，诸如“开化的时代”、“日本走向现代化的时代”，可是夏目漱石却对这个时代没有一点好感。学者平田佑弘说，夏目漱石他所处的时代“充满了不信任和不安”。在他的眼里，那时代简直一团糟。
    从夏目的语境抽离出来看《我是猫》里的人物，金田是什么人？正是代表先进生产力的企业家（现在中国还要吸收这些人入党呢），很难想象没有金田这样的人，日本现代化会有什么基础。珍野苦沙弥呢？则是具有现代意识的知识分子。他会英语，虽然英语没有掌握好，但毕竟是有了“与国际接轨”的努力。其他知识分子，迷亭，连挑剔的“猫公”也承认是有才华的，虽然喜欢卖弄，但这难道不只是次要毛病？越前东风会写新诗，水岛寒月是研究“吊颈的力学”的，业余还会写诗剧。虽然他们都有问题，但是对现代化大业来说，他们身上的优点还是重要的。可是夏目漱石却是把眼睛盯在阴暗处，冷嘲热讽。当时，日本政府为了彰显自己文明开化的功德，就像我们建世纪坛和鸟巢一样，建造了豪华的鹿鸣馆，举国欢呼，夏目漱石却嘲讽说：这就像“一个不会吸烟的孩子，却吸着香烟并装出一副很过瘾的样子给人看。”
    我们似乎读出来了，夏目漱石所以不认可，是因为那个关键词：“装”，是因为外在，因为表面。在《我是猫》里，“猫公”也讽刺日本女人穿晚礼服。在西方，晚礼服只是在参加重要场合时穿，只是在晚上才穿，而日本女人却不分时间、不分场合都穿。“现在不是正有人穿着别别扭扭的晚礼服耀武扬威地跨进了帝国饭店了吗？若问是何道理，倒也简单：无非是西洋人穿，他们也便穿穿罢了。大概认为西洋人优秀，哪怕生硬、愚蠢，也觉得不模仿就不舒服。”“什么运动吧，喝牛奶吧，洗冷水澡吧，游海吧，一到夏天，去山间避暑，聊以餐露饮露吧……这是近来西方传染到神国日本的一种疾病”。
    “运动”，这个词我们曾经再熟悉不过了。在《我是猫》第七章一开头，猫公就郑重宣布：“咱家近来开始运动了。”竹内好说：“在欧洲，不仅物质运动，精神也运动。”可是在明治时代，精神并没有运动，只是表面上、躯壳上运动而已。甚至连物质、躯壳也没有运动起来。岛崎藤村《破戒》里就写到当时的“部落问题”，明治政府取消了等级制度，开创了“四民平等”的时代，颁布了解放令，解放了受歧视的“部落民”，将他们置于平民同等的地位，但这些“部落民”仍然被歧视，被称为“新平民”。更糟糕的是，政府没有采取实际措施保障他们的居住、职业、入学、社交和婚姻等权益，过去他们祖祖辈辈从事的特有的职业，比如做靴子、木屐、屠宰等家庭手工行业，也被政府扶植起来的产业资本家夺走了。固然，这也许也是现代化必须的一个过程，比如英国有“羊吃人”，中国也有“下岗再就业”，可以逼着产业优化，总体上是应该的。“运动”也未必就是短命的，比如“文化大革命”运动至今就还有深远的影响。而且事实证明，明治维新的影响确是深远的，这是一场可持续的繁荣，我想当时一定有足够的数据来支持，他们也有类似于我们国家统计局这样的机构，算出博士毕业平均年收入已达到了八万人民币之多，并且今年比去年好，明年比今年好。但是不管是不是真的，作家夏目漱石在这些事实和数据面前顽固地闭上了眼睛。作家就是这样不讲道理。政治家可以只看到主要矛盾，而作家却必须看到了细节，看到被主流遮蔽的褶里。经济学家可以用数据证明得确确凿凿，但是作家不需要，他只是凭直觉。这直觉甚至是过度的敏感，用学者渡边京二的话说，夏目漱石感觉“自己只是被裹挟着向前走去”，他不安。

                                              2

    我一直有个观点，自然科学是向前看的，人文科学是向后看的。自然科学总是说：我能够超出“人”多远？人文科学却反问：我已经离“人”多远？但是人文科学也未必都能做到向后看，而文学是绝对要向后看的，不向后看，文学就难以为继了，文学是社会的反动。
    有意思的是，被称为“中国的夏目漱石”的鲁迅，也跟夏目漱石一样，对他所处的时代无论如何不满，他也把自己所处的时代看成一团糟。凭心论这未必是事实，前期“五·四”，自不待言；后期，中国现代化已经起步，1927年至1937年，国民政府实施法币，收回关税自主权，统一烟酒盐政，大办交通建设，建立完整银行体系，开矿兴业，支持国货，中国经济增长率达到了年20-30%，有的年度，甚至达到了100%。上海更是成为国际都市，甚至还有了股市交易制度。在文化上，这10年也几乎是中国报刊最自由蓬勃发展的时期，各种思潮涌现，恰因为这样，鲁迅才能发出不满的声音。但这在鲁迅作品里是难以看到的，鲁迅像一个顽固不化的偏执症患者，坚持只看到黑屋子。固然，这里有鲁迅对人生的彻底绝望的因素。在他的《立论》里，一个人家生出了孩子，大家都来祝贺。一个说，这孩子将来会当官的，一个说，这孩子将来会发财的，这些全是未必能实现的谎言，唯一能实现的就是这孩子将来必定会死。但是将来一定会死，不等于现在不要活。要真的绝望，连这篇叫《立论》的文章也不要去写了，因此作家只能退而求其次，换上了反抗的方式。我反抗，我存在。
    但在长期处在专制制度下的国家里，反抗是要以独立作为基础的。集体反抗很容易被误导，被利用，从而丧失了自我，所以个人立场十分重要，拒绝“大合唱”。所以夏目漱石主张“自我本位”。但是“自我本位”的来源是西方的个人主义，长期处在东方专制主义制度下的日本，本来并没有什么自我意识。要向现代转型，自我意识是必不可少的。现代性的本质规定性之一，就是个体的主体性和自我意识的生成。自我，是个体以及整个群体走向强大的必要前提，所以福泽谕吉就斩钉截铁地说:“个人可以独立，一家可以独立，国家也就可以独立。”
    这在思想家福泽谕吉那里是没有问题的，但在文学家夏目漱石那里却出现了问题。这是因为福泽谕吉的目的是通过个人独立，达到国家强大；而夏目漱石的目的仍然在个人，这是惟独立是独立，是彻底的个人独立。西方自我的觉醒，从“文艺复兴”以来已有几百年了，是一个自然觉醒的过程，就像夏目漱石意识到日本开化是表面文章一样，他意识到的西方的开化是内发的，日本只是外发的。内发是自然生成的，它已经有了足够合适的条件让它转变，它也有了足够合适的机制去矫正和制约自我，但是外发的却没有。
    所以在夏目漱石那里，“自我本位”发生了危机。《从此以后》中的代助就是一个“自我本位”者，大学毕业，闲居在家，我要干什么就干什么，吃父兄的资助。他本来并不“自我”，他曾经把自己喜欢的三千代让给了好友平冈，这甚至是扼杀“自我”的。但是他再次见到三千代和平冈时，发现他们并不幸福，他后悔了，于是又跟三千代走到了一起，“自我”了。于是问题出现了：他必须付出和父兄决裂、和平冈绝交的代价，还有必须面对物质上的困境，当然还有道德上的压力。
    凭心论，代助不该陷入这样的困境。他已经牺牲过了，再说，三千代跟平冈既不幸福，他把三千代拉过来，又有何罪？他并不是利己主义者。夏目漱石曾经小心翼翼地将“自我本位”跟“利己主义”做了区分，利己主义是不考虑别人的，只为自己打算，为满足私欲不惜侵害别人；“自我本位”则不同，它虽然不是背离“自我”一味服从别人，但也不是损人利己的“自我”扩张，而是既尊重自己，又尊重他人。夏目漱石企图做到不偏不倚。他甚至还曾试图将之跟儒家思想融合起来，在他去世的前一年，他发表了演讲《我的个人主义》。可是他无法摆脱危机。在另一部小说《门》里，男女主人公宗助和阿米很是恩爱，但他们的结合是以好友安井的痛苦为代价的。他们于是一直生活在负疚中，“生活里似乎有个幽灵时时徘徊，给两个人的精神带来压抑”，连阿米几次生育未成都被认为是对他们的惩罚。为了寻求解脱，宗助去参禅，却也是无功而返。
    为什么无功而返？是因为自己要揪着自己的头发企图飞起来。对代助来说，他陷入他的社会关系中，无法逃脱；对宗助来说，他还面临着内心的审判。如果说写《从此以后》时，夏目漱石还只是关注社会环境，那么到写《门》的时候，夏目漱石已经陷在了和宗助一样的境地了，自己都不能解脱自己。到了写《心》，“自我本位”简直完全破产。

    在《心》的初版的封面上，印着一段中文，那是荀子《解蔽篇》里的话：“心者形之君也而神明之主也。”夏目漱石说：“我向希望认清自己心灵的人们推荐这部已经认清了人的心灵的作品。”认清了什么？认清了人心的不可靠，人心之“恶”。这在波特莱尔、王尔德那里是没有问题的，但是在夏目漱石这里有问题，因为他是日本人。明白地说，他还牵挂着美好之“心”，他还希望“解蔽”“恶”之“心”。现在我们明白夏目漱石为什么要小心翼翼将“自我本位”跟利己主义区分开了，他无论如何跨不过这个坎，这是祖宗给他的坎。传统是多么理想啊，要丢掉传统多么不容易。敢情不能让列车跑得太疯狂，固然出于理性，但是归根结底是困于传统。要不然，他可以像后来的鲁迅那样决绝。他希望像荀子那样“解蔽”，但又生活在现代，就只能比荀子更悲观了。他管不住这颗心，就像成龙说的，中国人还得被管。成龙说的是中国人，日本人也一样，还得管管的好。

                                               3

    谁来管？“天”来管。所以夏目漱石提出了“则天去私”。“私”就是我。
    什么是“天”？夏目漱石本人没有做出具体阐释，后来学者们也各有各的诠释，至今没有个定论。但按夏目漱石深厚的汉学底子，我们不妨从中国的“天”里寻找答案。
    中国人的“天”,是个模糊的概念，但又包罗万象，可以包括 “自然之天”、 “主宰之天”、“义理之天”、“命运之天”。“自然之天”是中国人所生活并且思考的天地，中国人观念中是没有天外之天的，即便有，也与我无关，所以“六合之外圣人存而不论”。所以，在中国人的精神世界中，既没有六天创世的上帝,也没有救赎人类的神人耶稣，更没有超越人世的天堂，只有这载满幸福和苦难的天下人间。当然中国人也曾相信有“主宰之天”的，但随着殷周时的上帝的远去,“主宰之天”已渐渐泯灭了。
    “自然之天”就是对天道、对宇宙法则的猜想和寻求。但这种猜想和寻求，并没有将客观世界对象化，并没有发展到对其认知，而只是把自己跟客观世界混在一起。于是儒家从孟子开始，就走上了尽心知性，也就是“知天”的道路，希望人道契合天道，以德配天，这样，天道也就被染上了浓重的社会人伦色彩了。天意人心合为一体，相互发明，这就形成了“义理之天”。这“义理之天”也到了日本，《从此以后》里的崇尚“自我”（真正的自然）的代助，遭遇的就是与“义理”问题。小说家武者小路笃实说：“漱石先生在《从此以后》中表现的思想，主要是自然的力量和社会的力量向人波及了如何的力量。违背了自然的力量，人的内心得不到安慰；违背了社会的力量，人得不到物质性的安慰。人必须服从自然的命令，可违背社会规范却又只会灭亡。于是，很多情况下，服从自然便遭受社会的迫害，造成外伤；服从社会又会遭受自然的惩罚，造成内伤。人究竟怎样活着才好？”
    于是只剩下了“命运之天”了，相信潜藏着一种难于参透又不可抗拒法则，“五百年必有王者兴”。所谓命运，只有信时才有，信什么就是什么。那时代的日本人信什么呢？我们同样看夏目漱石作品，《三四郎》里有一段对话：
        “洋人真漂亮啊。”男子说道。
        三四郎没什么可答的，只是表示同意地“嗳”了一声，笑笑。
        “我们都很可怜啊。”于是，这个长着胡子的男人说：“这副长相，这么无用，即使日俄战争

     打赢了上升为一流强国，也是无济于事的。”
        “不过，将来日本也会渐渐发展吧。”三四郎辩解道。
        于是男子装模作样地说：“将会亡国呢。”
    在欧化过程中，日本出现了一些很伤民族自尊心的论调，比如“日本没有历史”等等。当时文部大臣森有礼甚至还提出让日本人跟西洋人通婚，来改善日本人的人种。这种自惭形秽的心理，夏目漱石不能说没有。实际上，夏目漱石在英国的不适应，就是他骨子里的民族尊严受到了挑战。他于是最终把原先信奉的英国文学是世界的，降为跟日本一样的“地方文学”。他认为：“我们日本人”因文化背景不同，自然不可能和英国人完全一样地欣赏英国文学，这固然有令人遗憾的一面，但也未必全是坏事。因为如此一来，“我们日本人”反倒可以不受英国这一地方性的、历史性的趣味的束缚，而有可能从另外的角度评价英国文学。所以日本人在研究英国文学时，完全没有必要感到比英国人矮一等。
    有意思的是，夏目漱石还用平等主义来阐释惠特曼。平等，本来是来自西方的概念，当然我们也可以辩解说东方也有，比如中国就有，但那是偷换了的，这是东方人在耍小聪明。夏目漱石也耍小聪明，拿平等主义为我所用。在《文坛上的平等主义的代表者》中，他说惠特曼的平等主义包括时间的平等、空间的平等、人的平等和自然界万物的平等，所谓时间的平等，指的是不要一味崇拜古典；空间的平等指的是“非洲的沙漠和伦敦的繁华都有同等的权利进入诗歌”，所有的民族和国家是平等的，人跟人之间虽然存在着身体和精神上的差异，但不应该有身外的门阀和贫富的差别，人人都是平等的，自然界万物也是平等的。表面上说，这是在抵制“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但是到他把英国文学也降为跟日本文学“平等”的“地方文学”的时候，我们就明白他的用意了。
    夏目漱石后来回忆说，许多人“那时只要是西洋人说的话就盲目崇拜，并以此自得。因此，开口便讲片假名胡乱吹嘘的人比比皆是”。但只将之理解成因为那些只是模仿其“表”，这下看来，似乎不全面的了。如果日本真的完全洋化了，夏目漱石是否就赞许呢？未必。这是“被现代”民族的宿命。鲁迅就曾意识到中国这个落后国家在“被现代”过程中的危险，要现代化，就得面临外来压力；要抵抗外来压力，就又得把传统捡起来，至今中国仍处在这样的困境中。
    为了抵制崇洋媚外的风气，夏目漱石认为，有必要加强日本的传统文化教育。在《中学改良策》中，他基于“独立”、“平等”的理念（仍然是“独立”，还有“平等”，但我们已经知道，那已经不是那么回事了），指出“教育只为受教育者而实施，培养其固有的才能，涵养其天赋特性，提高其修养”，不能将教育放在这以外的目的上。但同时他又说，这样的教育固然好，但在当时还显得过于理想化，就日本所处的受列强威胁的状况看，还不能断然“废弃国家主义的教育”。当然这里的“国家主义”，跟当时日益高涨的国粹主义及将国家利益绝对化的“国家主义”还是有所不同的。1911年，他还拒绝接受政府授予的博士称号，认为这是国家权力干涉学术，这可以证明他的清醒。日本在明治22年（1889年）已经颁布了《帝国宪法》，确立天皇在国家体制中的绝对君主地位，但夏目漱石在这里只字不提天皇，模糊天皇在教学实践中的地位。在《我的个人主义》里，他回忆当时的情景:“有人主张现在的日本需要国家主义。并且不少人主张不蹂躏个人主义，国家就会灭亡。但是绝不会有如此傻的事情。”确实，他不在乎天皇。1916年7月20日的日记里，有这样一段话：“今晚看到天皇重病的号外。号外上说天皇因尿毒症已陷入昏迷状态，并告知大家因天皇病危，传统的开山活动停办。天皇还没去世没有必要停办民间活动，因天皇生病而波及到一般百姓的生活，真为当局者的无知感到震惊。”但是百姓毕竟是日本的百姓，日本又是需要振兴的日本，靠什么振兴？只能靠天皇。夏目漱石应该也清楚这是回避不了的。“主宰之天”在这里似乎复活了。
    不在乎天皇，但不能不在乎有益于皇国的方针政策。1909年9月2日至10月17日，因“国策”而应运诞生的“满铁”的总裁中村，邀请夏目漱石到中国东北及朝鲜访问，历时46天。夏目漱石去了，固然有无法推脱的因素，从他回来写的游记中，也看出他有意回避直接描述见闻，但是在日记里，仍然有着对“荣光的明治”的沾沾自喜。1904年，他甚至还写《从军行》，歌颂日本打败俄国，认为俄国是西方列强的代表，打败了它，就是打败了西方。日本近代史上有两场大大增强日本人自信力的战争，一场是甲午战争，一场是日俄战争，前者让日本人不再敬畏中国，后者让日本人不再害怕西方。夏目漱石也迷失在了日俄战争所带来的自豪感中。

    固然，作家可以反叛自己的祖国，但是一个卖国的灵魂又无法面对文字的审视。夏目漱石对自己的国家，自己的时代，既恨又爱，爱得深，因此也恨得切；也因为恨得切，就难免产生了“恨铁不成钢”的不择手段的心理。但是这样又跟文学精神相背离，这是难以闪避的困境。也许吧，一个杰出的作家就是永远处在困境中。所以杰出，就因为他足够矛盾，足够痛苦，因此足够璀璨。

                                                                              2009年6月6日

                            对日本，我原来也是“怨妇”

张莉：是什么样的契机使你想到动手写《大势》，它们很早就在你心里了吗？
陈希我：作为一个中国人，对外国（西方强国和日本）的特殊感觉，几乎是与生俱来的，也许是“心理积淀”吧。当然也有现实宣传的因素，我小时受的教育是将西方“妖魔化”、“纸老虎”化。后来“开放”了，才知道人家确实很强大。那时候的中国和西方，特别是日本，简直处在“蜜月期”。我就是因此到了日本的。但是“蜜月”毕竟只是“蜜月”，最后还得回到具体生计上来，具体的问题并没有解决，当美梦破灭，受伤害的感觉就更加尖锐了。其实我们就从来没有丢掉这种受伤害的感觉，即便是“蜜月期”，我们也是像小媳妇，一方面沉迷，一方面敏感，稍不如意，就成了“怨妇”。我原来也是“怨妇”，这小说，首先是我的哀怨史。
张莉：似乎你写小说的环境不太好？

陈希我：这小说是在我所在学校的工作室写成的，一个楼梯间，小得不能再小，潮湿，某种意义上说更像监狱。我把自己整天关在那里紧张地写，为什么紧张？我总觉得自己也许什么时候就不能写了。后来才知道，那时身体已出现了故障。当时我只想着要赶在2008年3月赴西南的一个笔会之前，把小说写完。当然我可以不去，但我是奔着自由去的。但我又预感我这次去，飞机可能失事。没有理由的，就是这么想。如果我死了，那么小说就无法完成了，所以我要赶。欲速则不达，有一天我病倒了，在床上足足躺了一个月，完成小说已不可能。走前，我把小说电子稿发给我身边的一个作家好友，在稿子末尾空白处写上一个我十分信赖的、也应该有能力让它面世的评论家朋友的联络方式，如果我回不来了，就把书稿交给他。为什么不直接交给那评论家？一是怕吓着他，二是未免显得矫情，万一我没死呢？我最后真的没死，回来了。
张莉：恐怕也有自己心理上的问题吧？
陈希我：是吧，其中也有自己给自己制造障碍的原因。我总觉得一个好作家必须自己给自己设置障碍，写得太顺利，是应该警惕的。这也是我写作总是特别慢的原因之一吧。构思《大势》的时候，有非常多的想法，简直纷至沓来。我必须把它们记下来，甚至是一闪而过的念头，最后这些文字都有几万字，叠起来一大摞。我是写在纸上的，只有写在纸上才一目了然，所谓一目了然，就是把它们摊在床板上或者地上，可以尽收眼底。也许是我比较依赖于实像吧，所以我的写作是纸上屏幕上轮番进行的。我必须对他们过滤，然后调焦。我写前有个习惯，就是列提纲，到最后会有好多个提纲，它们间有的互为补充，有的则是互相打架，我要把它们理清了才能动笔。我觉得这种工作必不可少，常常花去我比正式写作更多的时间。特别是调焦，到最后往往会产生跟原先完全不同的小说，比如《上邪》，原来只是个丢东西的构思。

                          中国人对女人的态度很奇怪

张莉：《大势》中首先不可避免地要面对中国和日本的关系问题，几乎每一位读者都会有复杂情绪。
陈希我：中国对日本的感觉，真是“羡恨交集”。日本的成就就摆在我们家门口，而且我们认为日本文化来源于中国，是我们的“儿子”，但这个“儿子”却在长大后反过来打“老子”，“这个世界真不象话！”在这点上，我们又是“蔑恨交集”。日本在列强中最为我们所忌恨，在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中，据说几次都是被日本人扼杀在摇篮中。1945年，我们终于也算把它打败了，但是它却很快又爬起来了，相比之下我们却仍然一穷二白，我当年去日本，就深切感受到这一点。反过来，我们还得接受它的援助，而且日本对中国的经济援助是最大的。拿了人家手软，可是这又不是中国人的脾气，何况对方又一再推卸战争责任，一再参拜靖国神社，一再刺激我们民族神经，这种恨，就不是语言能够形容的了。
张莉：所以，在妓院，王中国就以强奸日本籍妓女的方式释放巨大的仇恨。他将日本妓女周到和殷勤的服务视之为“日本”对“中国”的臣服并籍此获得满足。这让人想到《北京人在纽约》中王启明向美国妓女身上扔美金、想到郁达夫《沉沦》中主人公在日本嫖妓未遂、然后发出“祖国啊你快强大”的呼唤。《大势》中的王中国的行径，更强化了某种情结的巨大投射力。
陈希我：一个民族受难，首先是女性的受难，女性在这里担负着过于沉重的角色。一个民族要侮辱一个民族，首先是侮辱它的女性，而被侮辱了的女性，在自己民族也要被歧视，最好她去自尽，因为她不只代表了自己被侮辱，而代表了整个民族被侮辱，她是母亲。中国人对女人的态度很奇怪的，一方面贬之为“卑”，“男尊女卑”，甚至视之为“不洁”，另一方面又将之作为家族乃至民族的象征。
张莉：《大势》很有意思的地方是――女儿即使不嫁给日本男人，她的身体依然被父亲视为“被侵犯的领土”，这便是中国社会中弥漫着的“父权”意志了。
陈希我：拨开国家民族的迷障，女娲面临的根本问题是性别，即使女娲不嫁给日本人，嫁给中国人就可以了吗？当然往更深里说，归根到底也不是性别，而是强权，就是“势”。我更接受凯特·米莉特的“新父权制”概念，是“男性支配女性，年长的男性支配年弱者”。这弱者，也可能是男性。总之是强者支配弱者。对女儿女娲来说，父亲王中国是支配者；对中国人来说，日本是支配者；而对福建人来说，北京上海又是支配者；而对同样是福建的人来说，沿海发达地区的又是支配者。女娲是弱者，其实王中国何尝不是弱者？某种意义上说，他也是金枝。无论在哪里，他都受欺凌，欺凌他的人都有个共同名字，叫“强者”（其实这里还有一个层次，他是福建人，福建跟中原不一样，是被中原征服的地方）。在无可奈何之下，女儿必须嫁人，王中国就选择最弱的，这个最弱者不是日本人，也不是中国人中的北京人上海人乃至广东人，不是来自比较富裕的同样是福建的沿海地区，而是来自贫困地区，而且性残疾（没有睾丸）。

                             不能惟冒犯而冒犯

张莉：《冒犯书》是你小说集的名字。很多人就此也把“冒犯”二字作为解读你的小说的切口。我也认为你是喜欢冒犯我们常识和常态生活的小说家――你内心里希望做《皇帝的新衣》里的那个孩子。但是，冒犯其实有很多种，比如有些人喜欢恶作剧，就是喜欢看到别人不开心，不高兴，看到别人出丑，从而获得一种坏孩子的心理补偿。但有些人不是，他希望就此指出我们世界的伪饰，从而使我们对自我存在有更深的认识。
陈希我：还在2002年的时候，有报纸为我做了个访谈，发表出来时标题为《写作是一种变态》。在里面我就说不要“耍流氓”，一个三岁小孩，对着他爹妈把裤子扒拉下来，叫道：“我流氓了！”大人只能哈哈大笑。冒犯不是恶作剧，不能惟冒犯而冒犯。而且严格上说，谁有权利冒犯谁？所谓伪饰，自己也在伪饰。作家归根结底冒犯的是自己。他看到的问题，首先是他自己身上发生的，他无法摆脱，所以我曾说，冒犯的底味是“苦”。没有意识到这一点，仍然是坏孩子，就是那种总觉得自己没错，都是别人错的坏孩子。
张莉：我特别深切地想过一个问题，我们为什么要写黑暗，要暴露黑暗。你知道，我非常不喜欢读那种官场小说，晚清那种黑幕小说，我觉得它们品相不高。所以，这就有一个问题，世界上有一种写黑暗，它是单纯地展示恶――揭示集体的恶，揭示个体的恶，只是，无论是如何揭示，如果缺少对体制和对历史的深入剖析，没有对人性更宽广的认识，单纯表现黑暗其实是值得警惕的。写黑暗，有时候也可能会变成“猎奇”。
陈希我：写作就是写黑暗。世界本质是黑暗、令人绝望的，比如我们的生命，我们一出生就是奔向死亡的。其中虽然可能有荣华富贵，可能有暂时的幸运，但是归根结底都是要死亡。人类社会说是“邪不压正”，但其实这只是一种勉励。睁眼看人类社会历史，好日子远不如坏日子多。更可悲的是，人类自诩的理性也常常让我们误入歧途。这是很可悲。不知你发现没有，杰出的作家几乎都是愤世者、绝望者，巴尔扎克如此，卡夫卡如此，夏目漱石如此，鲁迅也如此。比如夏目漱石，他处在明治时代，明治维新，我们都羡慕不过来，日本所以有今天，明治维新功不可没。可是在他眼里，那时代却简直一片黑暗。后来事实证明了，明治维新确实有问题，有很大的问题，它让后来日本走向军国主义。杰出作家是那种具有极其敏锐感觉的人，简直神经质。再比如鲁迅，他所处的时代也未必那么黑暗，先是“五·四”，然后30年代，中国现代化起步，可是他仍然绝望，他绝望的是世界和人生的本相。
张莉：从《母亲》和《大势》开始，你开始更懂得用更文学和更艺术的形式表达你对人的存在的认识了。如果说从你以前的小说很多人能感受到人性的黑暗，但从这部小说中会认识到人的柔软度、存在感、分裂感以及无可奈何。
陈希我：《大势》是我很久以前就开始酝酿了，《母亲》也是，如果按时间算，至少不比那些“审判官”作品来得晚。但是我一直没有写，《母亲》则是写一部分就停掉了，还有一个是写“死化妆”的，也是写一部分丢在那里，我现在正在把它捡起来。为什么没有写或者写一部分就撒手？难说没有在当时吸引力不是很大的原因。许多构思，它们在我的脑子里争先恐后，但时间和精力都不够，哪个挤到面前了，就选中哪个。现在看来，那些被我怠慢了的，也许是更好的构思。也许是因为它们好，需要沉淀、丰厚，上帝没让我草草糟蹋了它们。当然所谓沉淀，主要是作者自己。当年喜欢高声宣扬，对世界我无所不知，无知者无畏，到后来你不自信了，你觉得自己也没法弄清楚很多事情，你自己在旋涡里，你觉到了“苦”了。
张莉：你开始找到了你最合适的表达路径：从表象的、肤浅的、日复一日的生活中提炼出精神意义上习焉不察的疼痛、伤害、丑陋、罪恶，最终使文学的触觉向更深更黑更痛与更暗处开掘。
陈希我：我不知道这是不是成熟或者完善。“爱上层楼，爱上层楼”固然只是“少年”，但是“天凉好个秋”，也未必是好事。你看我们许多作家到老了，写出来的东西像白开水了。不是淡而有味，而是确实无味。也许问题也恰出在对这个“味”的追求上，我们的趣味有问题。中国文学追求的是“味”，“味”是没有根基的，就好像一个女孩，漂亮吗？漂亮。为什么漂亮？因为有“味”。什么是“味”？这是虚的东西。一旦失去了“味”，就什么也没有了。人家起码还有五官尺寸在。所以我仍然保持警惕，也许成熟就是衰老，完善就是平淡，很多作家的状况已经证明了这一点，尸体一大片，成熟和完善几乎等于死亡，这几乎成了定律。我是否能够踏过这些尸体，走出这死亡规律？这真是一个挑战。

    当它还不叫《大势》时，它和安东尼奥尼的纪录片《中国》分享着同样的命名，也有着相似的表现逻辑。乍看上去，永远都是那一幅幅昭昭然的众生相，可这相却变形扭曲，固执地遵循着另一种展现的方式。在阅读的过程中，我多次联想到鲁迅的《狂人日记》，联想到《红楼梦》里害死贾瑞的那面“风月宝鉴”，联想到三岛由纪夫终其一生激赏并身体力行着的“倒错美学”。确实，能让人疯狂并且清醒的，绝对不可能只是一个空间的景象，而应该像一个巨大的夹板一样，把我们夹在中间，清晰明白地感受到来自“现实”和“真实”这两方面的疼痛。一部好的小说，就应该具备优质夹板那样的力度和残酷，这是一种魄力，当然，也是巨大的破坏力。

    我想，《大势》之所以有破坏力，是因为它从根本上告诉我们，人的存在是荒谬的，以生存为核心的价值体系，事实上恰论证了它的反面：活着是为了见证死亡，发展是为了见证毁灭，你强，也许正是因为你本柔弱。小说的主人公王中国，就是这中种悖谬的实践者和牺牲者。他的性能力弱，从内部从本质上瓦解了他作为一个男人的自尊和强势，但他偏又是父亲，丈夫，种种社会角色逼迫着他争强好胜。小说就是在这样一个近乎是绝境的困境中展开，在推进的过程中，作者有意识地提供给我们两种全然不同的逻辑思维方式，并始终逡巡游弋在其中。王中国是个矛盾体，他的基本属性是弱的，这是命运赐予他的弱，是他不能选择的，就像他的性无能，他无法选择，却要承担其后果。而在承担后果的过程中，他又不得不一再以这给他判了死刑的唯一的标准来衡量，并做着十分有限的抗争。也因其抗争的有限与效果的微弱，他只得更加极端地去抗争去反叛。他一方面依赖这以“势”为中心的价值判断，一方面却因一直无法达到标准（事实上也不可能达到）而耿耿于怀，几欲癫狂，这无疑是一次恶性循环。

    但王中国并不是一个无用的，让人彻底绝望的人物，他虽因弱而受歧视（或者自我歧视），但同时也因弱而显示出他生命中的诸多真实与不合时宜，正因为真实，所以不合时宜。这是凌驾于“现实”之上的“真实”，是灵魂起飞后的鸟瞰，被“势”的功利强奸导致阳痿的生殖器并没有弱化他灵魂的悲情，或者说，正因为被强暴了，才得以显示出更纯粹的悲情。

    与女儿的纠结，是贯穿小说始终的主题，也是这种悲情的最极致的体现。女儿的存在像一个始终愈合不了的伤口提醒着他疼痛的存在。“一朝生女儿，万事难抬头”，他觉得这是他人生中最大的耻辱，他爱她，就等于承认了这种耻辱，但又他无法不爱。于是，他千方百计想在爱的过程中，洗刷这种耻辱，忘掉女儿的性别，甚至把女儿占为己有。可这恰恰证明了这个耻辱对他的重要性，这疼痛，就像梦魇，无法摆脱。作者在小说结尾处写到：“疼不是爱吗？这是爱的宿命。就好像父亲和女儿的宿命一样。”在这段以耻辱、以彼此伤害，彼此疼痛为基础的特殊关系里，王中国看似是一个施暴者，实则却是一个受虐者，他终其一生极力摆脱的虚弱，在与女儿的相处过程中，时时处处不在暴露，不在提醒着他自己的“不能”。女儿作为一名女性的自然魅力，她的爱的权利，甚至是被占有的权利，对王中国而言，就是对他的耻辱的一次次确认，他虽痛，却又忍不住去认，去揭露。他的无能为力造就了他争强的性格，他的争强却不能，又导致了他受虐心理的产生，如此的循环，直至他生命的最后一刻。作者这样写王中国死时的心理：“我感觉身体在一步步冷下去，头脑反而清醒了起来。清醒得像一盆水，干干净净的水。脑血管好像被清清爽爽疏通了。自从我生了女儿，我的血第一次流得这么顺畅，好像我不是我似的。二十年来，总有什么堵着我，我的血总是要往上冲，我要上去！这下不了。又这勿宁是取消，血彻底退下来了，它平静地不流了。”大多数人认为，死亡是最彻底的认输，所以总是要活，要活得好，要求发展。但对于王中国来说，死亡却是回归了他生存的根本，那就是他的弱，他的软弱无力。从某种角度来说，弱是人存在的本质，我们的肉体和心灵都敏感脆弱地禁不起一点打击和迫害，但多数人却不愿承认，不愿让自己的弱暴露在公众的视野中，这其实才是对自我最彻底的摧残。

    “大凡狷介，因为其不能；大凡疯狂，因为其无望”。这是《大势》中，让我印象最深刻的一句话。在我们的一生中，到底需要与这个荒谬的存在做多少次的苟合，才能支撑起自己，去附和这世界华丽而虚伪的，倒不如彻彻底底做一回弱者，堕落一次，腐败一次，但天知道，这其实才是更难的事。

    六一儿童节又到了，带着孩子去书店或为他/她挑选一些书籍也算是不错的过节方式。对于让孩子读什么书，很多家长都很抓狂，其实这一问题在“经验丰富”的作家圈里，也是存有争议的。比如，余华就认为孩子读书必须从最好看的文学经典开始；刘醒龙比较包容，认为一些能边看边玩边学知识的书籍也不错；陈希我的态度有放任自流的意思，孩子喜不喜欢读书都无所谓，如果喜欢，读什么也都无所谓。

　　余华：读经典自《三剑客》始 (儿子初中在读)
　　我儿子10多岁了，写的作文中有很多特别有意思的想法和比喻。他的语言方式很怪，比如有一次，我去哈佛大学做演讲，请该校的一个学生带他去玩。那个学生后来跟我说：“你儿子说话很有意思，我捏着他的手吧，他说我捏到他的血管了。”生活中，他的许多话就是这么有意思。
　　早在3年前，我就开始给他制定读书计划。根据我的观察，他特别喜欢阅读文学作品，最开始阅读的两部长篇小说就是我的《活着》《许三观卖血记》，看得出他很喜欢。那时他大约10岁。我这两部作品语言简单，他当时上小学三年级，因此能读懂我的作品。后来，由于他和同学们在一起的时间多了，阅读也变得很时髦起来，和他们班大多数“哈迷”一样，追着罗琳的《哈利·波特》从头看到尾。
　　他快要上初中时，我跟他说：“你读孩子书的时期要过去了，你要开始阅读经典文学作品了。”我推荐他阅读大仲马的《三剑客》，他读完后说，这个书比《哈利·波特》还要好。于是我就让他去读《基督山伯爵》。读到1/4时，他问我《基督山伯爵》是不是比《三剑客》更有名，我说在文学界《基督山伯爵》的地位的确比《三剑客》更高，他说他已经感觉到了，尤其是书中那段写人在监狱里的仇恨时写得特别好。此后，我又推荐他读狄更斯的《大卫·科波菲尔》，小说讲述了和他那样大小的一个小孩，在19世纪的英国，一个人是怎么闯荡过来的。我打算等他再看两三部狄更斯的作品后，让他开始读莎士比亚的作品。我觉得读经典文学作品一定要从最好看的开始。
　　有一次，我和《收获》杂志主编李小林说这事时，她说父亲巴金是让她在十一二岁时开始读文学作品的，最早推荐她阅读的也是《三剑客》《基督山伯爵》《大卫·科波菲尔》。看来，我与巴老在推荐孩子读书方面是英雄所见略同啊。

　　刘醒龙：不读流行不遗憾 (女儿9岁，三年级)
　　在孩子还没有上学之前，家长想给予引导，大抵会为孩子推荐些图书。这些图书多是从家长自己的喜好出发，孩子的选择其实很被动。上学之后，所有孩子都会从同学那里得到关于阅读的各种各样信息。对家长来说，不要怕孩子跟不上那些流行的东西。阅读也是这样，所谓最流行的文字，即使是一辈子没读过，也没有什么可后悔的，更不会失去什么。
　　最近，我给孩子买了一本关于如何玩魔术的书。像这类用有趣的方式来叙述各种知识的书籍，不仅能够丰富孩子的想象力，扩大孩子的想象空间，还会让儿童时代的生活变得更有质量。我认为，对孩子的教养，一定要从阅读做起。有时候，我也不清楚，到底读什么书对孩子的成长最有帮助。但我明白，那些摆在地摊上的所谓的书，切不可以当成孩子的主要阅读内容。还有那些非正规出版社出版的少儿读物，绝大多数都有着可疑动机。如果家长没时间将孩子要读的书先读一遍，我建议他们选择一些著名出版机构出版的少儿读物。
　　前不久，我给我上小学三年级的女儿推荐了俄罗斯作家康·帕乌斯托夫斯基的《金蔷薇》，虽然有些深奥，她还是读懂了《珍贵的尘土》的含义。她现在动不动就提到那位金匠，感觉到不仅是写作方法受益，学习和生活方法上也受了益。当然我也会给孩子推荐我的作品，比如《圣天门口》和《一滴水有多深》等，她看完还向我提关于写作或小说本身的问题。

　　虹影：绘本是幼儿最好的选择 (女儿两岁，幼儿园)
　　对于一个尚不识字的两岁小孩来说，阅读绘本是最好的选择。我给我家西比尔选择的读物绝大多数是绘本，如《纳尼亚传奇》系列绘本、《丁丁历险记》《蓝精灵》《蓝色贝贝熊》等绘本。这些图书的好处是，小孩看画面就知道绘本要表达的意思，如果大人再把故事完整地讲一遍，那么小家伙们都可以记下了。
　　我第一次为西比尔选择的绘本就是《纳尼亚传奇》，她对上面五彩缤纷的花草以及各种动物很感兴趣，尤其对狮子、女巫记忆深刻，例如在街道上看见某个门口立着一个石狮子，她就会问“妈妈，这个狮子怎么和书上的那个狮子不一样呢？”假如看见某个面相凶恶的人，她就冲我喊：“妈妈，女巫来了。”很显然，她被《纳尼亚传奇》影响很深，竟然把书里的内容带到现实中来了。能讲述书里的故事，是西比尔阅读绘本的另一大收获，我们互动的最好方式就是讲故事，我给她讲一个，她就给我讲一个，她讲的故事除了从我这里听来的外，大多数是从绘本上看来的。小孩子的记忆力是惊人的，有时候我也给她添油加醋地讲绘本里的故事，结果她竟能识破，阻止我继续讲下去，说我讲错了。
　　在我看来，让孩子从小养成阅读习惯至关重要。西比尔以前爱看电视，尤其爱看动画片，我觉得偶尔看还行，时间长了可不是好事。于是，我就以自己的行动来影响她，比如我看书、写作时就让她也坐在一边，塞给她一些绘本，随便她看什么书。开始她坐不住，时间长了她就自己选择书看，一会儿看狐狸的故事，一会儿看狼外婆的故事。
　　在为西比尔选择图书的过程中我发现，中国绘本最大的问题是除了缺少好的绘本作者外，还有就是读者定位不明确，大人看的书和小孩看的书没有完全分开。比如几米绘本和朱德庸漫画，说起来是给孩子看的，结果要说的内容多是成人的话题。更有甚者还将暴力和血腥的情节放大。所以我基本上拒绝为西比尔推荐中国的绘本，我比较看重国外那些专门为特定年龄段的孩子创作的绘本，比如一到三岁的孩子要看什么样的绘本，四至七岁的孩子看什么绘本等这样的分级绘本。

　　陈希我：顺其自然不引导 (儿子14岁，初一)
　　“六一”儿童节到来，原本想买几本书送给陈介一当礼物，可最终还是作罢。原因一是他没有时间，几乎没有课外阅读的时间。二是他也不感兴趣。当然我可以努力去改变他，可是改变了就是让他不适应时代，跟时代较劲，无异于螳臂挡车，当牺牲品。
　　回首我的童年，那年代没有什么书可读，那些被允许读的书，已经读腻了。即使有一些冒着风险藏下来的古今中外名著，父母也不敢拿给我读。我猜想他们也真的认为它们是“毒草”。那时的六一就是吃糖。
　　事到如今，我已为人父，可是关于阅读这事，我从没有给儿子任何建议或在阅读上给予规划，因为所有的规划都将作废。在孩子阅读这件事上，我的态度是不提前规划，不给予引导，不给予推荐，因为所有的一切只会让我在孩子面前丢人现眼。我的态度是，顺其自然，如果他喜欢看书，我就支持，看什么都无所谓，哪怕是郭敬明的书。
　　老实说，对眼下书市上的儿童读物我基本无话可说。因为这里存在着悖论：好的文学作品必然是不单纯的，而让孩子接受不单纯的东西，又会让他们中毒。

我的原回答：

一，今年的“六一”儿童节即将到来，请问您会选择什么礼物送给孩子？是否会选择图书？如果是图书的话，您会选择哪类图书或者建议孩子阅读什么样的图书？
答：想选择，但是最终作罢了。原因一是他没有时间，几乎没有课外阅读的时间。二是他也不感兴趣。当然我可以努力去改变他，可是改变了就是让他不适应时代，跟时代较劲，无异于螳臂挡车，当牺牲品。我自己可以选择牺牲，但是我没有权利让别人选择牺牲，哪怕是儿子。

二，回首您的童年，每逢六一儿童节您是怎么度过的，家长是否以书作为礼物送给您？
答：没有。我那年代没有什么书读，那些被允许读的书，已经读吐了。即使有一些冒着风险藏下来的古今中外名著，也不敢拿给我读。我猜想父母也真的认为它们是“毒草”。那时的六一就是吃儿童糖。

三，谈谈您少年时期的阅读生活，对哪些图书还记忆犹新？哪些书您的成长或者写作有影响？
答：读得最多的是《毛主席语录》，最喜欢的是那本《毛主席诗词笺释》，一些中国古代神话故事，都是在那知道的，还学了一手毛体书法。除了毛泽东的书，还有鲁迅的书，到后来也看了几本刚被解禁的小说，如《红岩》、《林海雪原》、《野火春风斗古城》、《青春之歌》，仍把它们当禁书看。

四，如今您已为人父，是否为孩子的阅读做过规划？
答：无从规划，所有的规划都将做废。基本顺其自然。

五，您是如何引导孩子看书的？在为孩子推荐图书时会看重图书的哪些品质？
答：不引导，不想在孩子面前丢人现眼。

六，迄今为止，您最得意的是为孩子推荐了哪本书，孩子看完书后的反馈意见是什么，或者说孩子看完您推荐的这本书后，他（她）最为直观的改变是什么？
答：好像没有推荐过。

七，请谈谈您对眼下书市上儿童读物的看法，您认为还哪些做的还不够好，比如童书的内容、形式等方面，哪些地方做的还不够好？您希望如何改进，您建议儿童文学作家要写出什么样的书？
答：前几天我还在跟学生说起，他们从小到大，喂给他们的几乎都不是好养料。但这也不能怪作家或教育者，因为这里存在着悖论：好的文学作品必然是不单纯的，而让孩子接受不单纯的东西，又会让他们中毒。所以我觉得儿童文学作家是最可怜的人，跟教师一样可怜。

八，介绍下您已经或将来要给孩子推荐的三本书，分别说明理由。
答：如果他喜欢看书，我就支持，看什么都无所谓，哪怕是郭敬明的书。

    在日本留学5年，写作5年——这是小说家陈希我的新作《大势》的时间成本。惯于写男女的他，如今写的是一对在日本的中国父女，因为女儿喜欢上了日本男生，所以“世界上没有什么比爱更可怕的了”，父亲虐待折磨女儿，女儿最终杀了父亲。

    如果从开始在日本留学算起，陈希我的《大势》的准备距今已有20年，它的目标显然不只是揭示中国传统家庭教育的悲剧。“实际上这里是同构的，家与国。”而这本书的两要点则是：民族主义与历史记忆，中日关系。难怪有编辑说它“比《冒犯书》冒犯多了”。在2008年，因为台湾版《冒犯书》的样书被福州海关扣留，陈希我将其告上法院，折腾了一年，此事也成为各大媒体报道的热点，但最后法院却以此书“没有艺术价值和科学价值”为由，判陈败诉。

[鬼魂]
    《大势》是从鬼魂角度来写的，那一次，自己身体虚弱到了极点
    晨报周刊：你在后记里说，2008年3月，小说快完成的时候，你要去西南参加一个笔会，但当时你极度担心飞机失事，所以特意把这个书稿委托给朋友。那次笔会，我也去了，但当时并没发现有什么异样。你在贵州时的心情，还有印象吗？
    陈希我：有印象。那是我第一次见到你。我并不害怕乘飞机，虽然每次出门，都有再回不来的预感，但并不针对坐飞机。也许是那一次，自己身体虚弱到了极点，再把我架到天上去，彻底空虚无助了。当然也许还因为《大势》是从鬼魂角度来写的，主人公在彼岸花中行走，有段时间我电脑屏幕的桌面就放着彼岸花图片。写到最后部分，我每每进入苏瓷瓷的博客，听着那里的背景音乐，那是新居昭乃的清唱，一种死的宁静。也许我不容易表露情绪吧，所以你们看到的我，往往不是实际的我。当然见到你们时，我已经下了飞机了。飞机的轮子落在贵阳的机场那一刻，我觉得我是逃过了一劫，以后过一天算是捡一天了。我一直有这种“捡”的感觉，特别在写作上，出版每一部作品，都有“捡”了的感觉。从开始构思起，我就不知道它能不能出版，《大势》更是，那么长的时间，我怀疑自己都在做死事，越写越觉得它不可能面世。用后来一个出版社责编的话说：“比《冒犯书》冒犯多了！”果然，写的时候，许多出版社盯着，抢着订货，到我写出来了，他们一看，都压在领导那了，说等空气宽松了出。

[《冒犯书》]
    法院本应该站在公正的立场，却也跟海关穿一条裤子，也说是“国家机密”
    晨报周刊：说说《冒犯书》，这个事好像你较真了很长时间，是否有点让你抓狂？
    陈希我：我的东西被禁，已经许多次了，忍一忍也就过了，但是终究有不能再忍的时候，这时候，《冒犯书》被禁了。为什么不能再忍，也许跟写作《大势》有关，一边写，一边预感到它会是个“死孩子”，连之前的侥幸也不会有，这种死亡的感觉让我愤怒。也不少人劝我不要打《冒犯书》官司，做无谓的牺牲，把时间花在写作上。但是我觉得，这是必须解决的问题，也许别的作家不觉得是必须的，至少对于我，是的，这问题不解决，我无法再写下去，写出来的只能是“垃圾”。
    陈希我：《冒犯书》诉讼，最初我就没想到会赢，只是我仍没有料到会是这样的情形：对方搞了个“国家机密”，理由不告诉你，到法院，法律本应该站在公正的立场，却也跟海关穿一条裤子，也说是“国家机密”，不能告诉你。只能跟橡皮墙打仗。我历来不惮最底估计中国的事情，其实还是高估了。

    晨报周刊:之前你曾写了篇《致铁凝主席的公开信》，本来想就《冒犯书》向作协求助，但“看到了铁凝主席教韩寒学哲学的文章”后，不仅放弃了这个想法，更是写公开信批评作协。但后来有新闻查证，这个“教韩寒学哲学”的“铁凝博客”，是个“李鬼”。那么，你会收回之前对铁凝的批评吗？
    陈希我：我已经又给她写了一封信。虽然我不能肯定是否就是“李鬼”所为，铁凝本人也没有出面辟谣，但是我还是向她道了歉。但是问题仍然存在。我想知道，如果是真铁凝，她会对同样的问题怎么看？她是否会说出不一样的话？如果那是假铁凝，为什么民众如此相信那就是真铁凝所说的？这两年发生了诸多事件，都是如此，民众为什么就相信谣言了？这难道不是值得思考和警惕的问题吗？这些年，民众中有了越来越强烈的倒作协、乃至恶心作家的情绪，一骂起作协作家，几乎没有人同情的。中国作协应该为此做什么？作为主席，难道就那么心安理得？如果是官僚机构，当然可以不做什么，只要坐稳交椅就行了。作协是官僚机构吗？

[《大势》]
    失去势能的人是自卑的，一个国家要强大，也需要势能
    晨报周刊：最开始，这个小说的名字好像叫《中国》？但后来为什么又想叫《叫操》？最后叫《大势》的原因又是什么？
    陈希我：其实在写的时候，我也不自觉地在“自宫”了，比如书名，原来叫《操》，后来改成了《男人传》，又改成了《中国》，让一些朋友算卦，说这名字仍然不能用。果然不能用，敏感。为什么？还有歌曲叫《中国》呢，传遍了大江南北，可就因为是你陈希我写的。也就是说，这是我的命运。我既然选择了这样的写作，就只能承受这样的厄运。那么我想，我也就只能面对这样的抗争。

    晨报周刊：《大势》这个名字，来源于书法理论，被借用于形容中日关系，具体来说，是怎样一个用意？
    陈希我：其实不只是书法理论,“去势”就是阉割。“势”就是势能，在生理上它是一种势能，在国家民族实力上，也是如此。失去势能的人是自卑的，一个国家要强大，也需要势能，但要具备的是真正的势能，故而叫《大势》。《大势》是部探讨遗忘的小说。中华民族如何处理历史创伤，特别是在当今中国越来越深地融入世界的时候，我想这是一个异常重要而且紧迫的问题。日本是我们的一个邻国，邻居间是什么关系，我不用说大家应该明白。

    晨报周刊：出版社的介绍是一个寓言体的小说，老实说，我觉得你这个小说不像小说，倒像一个很长的议论文（虽然你以前的小说也有大量的对话和追问来推动叙事），你夹杂了这么多的议论，有意为之？像萨特一样写作？
    陈希我：我觉得一切好的小说都是寓言。最初看《大势》的人中间，就有人提出里面的人物和事件，既像写实，又不像写实，我说，有这种感觉就对了。至于议论，也有人觉得议论太多，特别是后面的那段如果日本战胜中国的论说，对整个小说造成了破坏。破坏也说对了，必须有这种“破”。传统的观念十分重视整一性，但其实夹进一些异质，能让小说更加有质感，特别是长篇小说，就像大的建筑，这种异质是绝对需要的，至于圆润，圆润也需要“破”，鹅卵石就很圆润，但它缺乏粗砺，缺乏尖锐。当然我并不是像萨特看齐，萨特首先是哲学家，作家的议论和哲学家的议论是不一样的，哲学家的思想是完整的、统一的，作家的思想则是片段的，甚至是前后矛盾的，这一点，米兰·昆德拉已经说过。

[“黑人”]
    以色列人背井离乡，到哪里，首先建教堂，中国人则是进帮会
    晨报周刊：你曾经留学日本多年，留学前，也做过中学老师。《大势》里的主人公王中国，出国前也是中学老师。你写他们的生活环境和工作的劳苦，都特别细致，小说有自况的意味吗？知识分子到了日本，好像特别没用？
    陈希我：知识分子的思维跟周围环境经常是错位的。倒并不是知识分子到了日本特别没有用，问题在于到了那里，你算哪门子知识分子？在我那年代，几乎所有的中国大学文凭在国际上都是不被承认的，只能再去念大学。你说你有知识，国内教育所掌握的知识很多是有问题的，那么你又怎么算有知识？就像《大势》里王中国的处境。
    王中国的环境，我确实也一度生活其中，只是后来离开了。他所干的某些工作，我也是干过的，非常熟悉。但是我没有生女儿，因此我也没有为女儿而做出那些举动。但是作为同是中国人，我们的焦虑是相同的，就是弱者的焦虑，想成为强者的男人偏偏成了弱者的焦虑。

    晨报周刊：看完《大势》的晚上，我又看了电影《中国鬼佬》，印象最深刻的是，在这些偷渡客群体中，有一个强势的“领袖”，《大势》里是王国民，《中国鬼佬》里是林老板，他们一方面给这些弱者提供帮助，一方面则欺负、压榨他们，你怎么看待这么一个角色？

    陈希我：在每个群体里，都有这样的人物，如果是黑暗的团体，这样的人物则更必须具有强大的力量。不同的是这是在外国的中国人群体里。在国外，中国人生存方式是比较奇特的，一般是抱成一团，甚至抱成了一个城，比如“中国城”，特别是在比自己强大的国家，比如美国、日本，总感觉容易受歧视，所以就抱成一团。但这并不意味着团结，实际上中国人团体中往往互相倾辄，争斗得比对异族还凶狠，那里藏污纳垢。在美国中国城里，美国警察是没法管里面的事的，只能由“福青帮”等帮会来管，或者是鬼佬，或者是王国民这样的人。为什么他们能管？表面上看好像因为他们是中国人，中国人好管中国人，但实际上，在这些中国人群体中，“我们都是中国人”这种道理是不太起作用的，虽然总挂在嘴上。你也许注意到那艘偷渡船上的一个偷渡客，他身上的中国符袋都被抛下海去。我曾经读过从台湾去日本的作家邱永汉的一本谈论中国人和日本人的书，邱永汉从自身经历感慨：中国人历来没有得到可信任的政府，所以就只能靠自己。这些背后没有祖国的“亡国之民” ，漂洋过海，到了别的国家，什么都敢搞，反正不是自己的国家，搞砸了，拍拍屁股一走了之，换个地方再搞。以色列人背井离乡，到哪里，首先建教堂；中国人则是进帮会。这个帮会当然也会为同胞做些事，在非常环境下提供帮助，但那些“领袖”，也同时掌控同胞。说他们能管中国人是因为他们是中国人，也可以，只是因为他们懂中国人，以毒攻毒。

[癌变的父爱]
    王中国固然不让女儿嫁给日本人，但是嫁给中国人呢？他照样不愿意。最后他无可奈何之下选择了一个性残疾的中国人
    晨报周刊：看完《大势》，心里堵得慌，比如王中国从小教育女儿的思维，“不打不成器”、不断要她去学习班、不准她和其他小孩玩……这些好像说的就是我们自己的童年，传统一点的家庭，多少会有这方面的影子。《大势》讲述了一个“世界上没有什么比爱更可怕的了”的故事，这是种“爱”似乎癌变了？
    陈希我:这是典型的中国人“望子成龙”的心态。不知你看过美国华裔作家谭恩美的《喜福会》没有？这小说在美国引起了轰动，很大程度上就是因为美国人惊异于中国家庭的教育方式。这已经成了一种心理积淀。也许因为一代代总是失望，自己失败了，所以就把希望押在了下面一代。这种希望的实现往往以残酷为前提。很可悲的是，大人们自己小时候明明尝过这种痛苦，到了他们当父母了，却也让孩子这样。父母亲都坚定就认为，这是给孩子爱，而且觉得自己很无私。实际上是他们把孩子当做工具，当做自己梦想的依托，当做自己的脸面。实际上，从中国人传统的生儿育女的动机，就看得很清楚，什么“生子防老”，不就是把孩子像猪一样养吗？养了几个月，到年关了杀了吃，或卖个好价钱。考虑过孩子愿意不愿意生下来吗？当然具体到王中国，这爱就更可怕了，因为他生的是女儿，这女儿被赋予了更重大的意义，他的耻辱更希望在女儿身上得到雪耻。他多次想到自己死前要让女儿先死，不能留她在世界上丢自己的脸。他甚至真的这么做了，企图把女儿推向铁轨。在中国，对女人的态度十分奇怪，一方面贬之为“卑”，“男尊女卑”，甚至视之为“不洁”，另一方面又将之作为家族乃至民族的象征。

    晨报周刊：小说的矛盾焦点，在于王女娲喜欢的男生是一个日本人。变态的父亲心理和民族情结，让王无法接受。那么在现实中呢，你所看到的中日通婚的情形，又是哪样？
    陈希我：王中国固然不让女儿嫁给日本人，但是嫁给中国人呢？他照样不愿意。最后他无可奈何之下选择了一个性残疾的中国人，因为这人不会操她。关键是在这里。但是吊诡的是却以民族尊严来说道。在外面，比如在日本，这种情形是经常出现的，明明是人类的基本行为规范问题，却动不动上升到民族的高度。在我们学校，中国人明明是自己不努力，成绩不好，却说是被歧视。这有的是对责任的故意推脱，有的是无意识。鲁迅就曾说，中国学生成绩好，就被怀疑是不是老师的偏心。我不知道鲁迅这么说时，真实感觉是什么。同样的，明明是一般的婚姻结合，也被赋予了复杂的意义，乃至上演了小说中的悲剧。当然不可否认，也确实存在着歧视等情况。特别是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中国女性大多是奔着钱跟日本男人结婚的，而且往往是嫁给年龄比较大的，或者嫁到乡下，在日本人心目中，中国女人是廉价的。

[民族主义]
    当年鲁迅写了阿Q，自尊自大，又自轻自贱，过了大半个世纪，我们仍然没有进化
    晨报周刊：“南京大屠杀”和“三光”，是那些在日本打黑工的中国人敌视日本人的情感基础，这些历史的来源，就是教科书。这些符号化的记忆，在你的笔下，似乎特别脆弱，有点强词夺理的感觉。那么对于大多数的日本人来说，这样的说法是有攻击力的吗？他们在乎这些说法吗？
    陈希我：对侵华历史，日本人还是承认的，只有极少数人不承认吧。当然也有人采用暧昧的表述方式，比如他们更强调“原爆”（原子弹爆炸）造成的伤害，在这基础上呼唤和平。关于“南京大屠杀”，大多数日本人还是认为有其事，主要分歧在于被屠杀的准确人数。我们说是30万，他们认为没这么多，国际社会似乎也不支持30万这个数剧。我觉得在这点上，我们不是没有软肋。必须拿出准确的数据，要不然，在国际社会上没有说服力，没有证据，就是强词夺理，反而显得“狮子大开口”，反被认为不诚实，尤其是现在，中国在国际上诚信有了极大危机的时候。当然要拿出来很难，想想那以后都在干什么？在内争，在内战，好像政权总比国民生命更重要。《大势》中的那些中国人，也只是从教科书上知道的，这些教科书意识形态色彩又强，他们也没有认真读，所以就只能符号化了。其实，即使没有这些因素，靠经历过的人的记忆，人的记忆是可靠的吗？

    晨报周刊：小说的后半部分，也谈到了“日本人的原罪”问题，你没去中国干过，你父亲很可能去过，你父亲没去干过，你爷爷就曾去过，这样的逻辑也是中国人敌视现在日本人的原因所在。这样的逻辑，好像日本人并不愿意接受的？
    陈希我：是的，日本人认为，人死了就成神了，罪恶也随之消除了。这也许符合他们的文化。但是问题在于，他们是在什么情况下这么说？在辩护的情况下，这就给人拿之当做挡箭牌的感觉了。这也是中国人不相信这个理由的原因吧。但是反过来说，因为其父辈侵犯过中国，而追究现在日本人的责任，似乎也没有道理。我们中国过去也有“成份论”，这种逻辑就类似于“成份论”。我想所以会有这种追究，一是因为中国人受伤害的心理：你伤害过我，你还这样？最好你全家都要来向我道歉。某种程度上说，中国人的心理很像小孩子。而且，因为我受了伤害，我要你怎么着，你就得怎么着。这让我想到以色列。曾经受害者是否可以利用不幸为所欲为？受伤害者如何保持自尊？这是个值得探讨的问题。当然这里还有个误解，我们总认为，他们有人在公开场合叫嚣战争言论，就等于民众在叫嚣战争，他们首相去参拜靖国神社，就等于要发动战争，这是我们处在这样一来的制度下，对人家宪政的无知。这就类似当初CNN说了一些话，中央电视台的主持人张羽居然说：他们美国政府怎么不管一管？在民主制度下，即使是首相要发动战争，也不是他一个人说了算的。
    当然我并不是说就不可能发生战争，虽然已经“全球化”，但是民族问题依然十分严峻，并没有因“全球化”而解决。问题在于，我们如何要求别人不发动战争？我们怎么能要求别人是圣人？我们往往有这种实际的极端思维，要么要人家做朋友，要么把人家当敌人。

    晨报周刊：在你的后记里，也专门谈到了此书写完后，又发生了“藏独”和“家乐福”等民族主义鲜明的事件，然后出了一本书《中国不高兴》，这一拨民族主义的浪潮背后的逻辑是，中国好像很强大了。但你的书内，却还是将中国处于一个弱者的状态，你是否会改变自己的看法，把“弱者心态”限定在特定的年代，而不是今天？
    陈希我：中国是否已经很强大了，只要睁开眼睛看一看，就会得出结论。出现那些事情，恰是因为我们感觉中国还未必很强大，我们虚弱、敏感。即使是我们口袋里有点钱，我们还是担心被人家歧视，我们会把这些钱放在排场上，放在装面子上，我们太在乎，我们需要说大话。我们易愤，易怨，像怨妇，怨妇恰是因为她不强大，她弱。弱者心态，我们一直没有摆脱掉过，当年鲁迅写了阿Q，自尊自大，又自轻自贱，就是典型的弱者，过了大半个世纪，我们仍然没有进化，虽然我们已经西装革履了，我们也有了真的钢鞭了，当年的土谷祠已经变成鸟巢了，我们的梦想也从占有吴妈变成了占有洋妞了，但是精神境界依然如故。当然对弱民族来说，民族情绪高涨是不可避免的，不这样，他们很可能就更弱。但是一旦民族情绪高涨，又可能导致国家狂热。这是弱民族的困境。近十多年来，世界上一些学者提出“自由主义民族主义”的概念，即以语言文化来界定民族，并以自由宪政为国家组织形式。

    上世纪80年代，川端康成被介绍来中国，连同他的照片。当时总觉得那形象，跟我熟悉的作家不一样。我喜欢在阅读作家作品前端详书里作家的照片。我熟悉人文社版李丹译的《悲惨世界》扉页上的那个雨果，还临摹过；我认可那张列宾画的列夫·托尔斯泰像；我也喜欢上海译文版《海明威短篇小说选》里的海明威，我觉得那是他最生猛的照片，微眯着眼睛，像一只即将扑去的狮子，不知为什么现在不大用了；我最初不习惯卡夫卡那张正面像，就好像标准照，西装领带，不像作家，是否是从他的档案里撕下来的？或者是求职时所拍？现在许多害怕不能被录用的求职者，都拍这样的照片，对了，害怕，这就合了卡夫卡了。可是我仍然看不顺川端康成的照片，也许是因为跟传说反差太大了，传说他写得很“美”，可他人却一点也不美。
    那时候中国人刚从“文革”中挣脱出来，还是一身灰布蓝衫，但是从灰蓝衣服的领口露出的假领，虽然小得连腋窝都遮不住，仍可以看出关不住的对美的渴求。这时川端康成出现了，人们惊叹：这世界上还有如此“美”的文字！人们想着“美”的时候，脑子里浮现出的还是早年的理想，“牧歌式”的、古典式的，还有19世纪的那些文学，甚至是苏联时期的，就像现在老年人一讲好时代，就想着5、60年代一样。立刻有了不少摹仿作品了，我记得有的还获得了全国小说奖，但那与其是川端式的，勿宁是泰戈尔式的，但又缺乏泰戈尔的宗教感。对所谓川端康成的“美”，当时我就很犹疑。虽然那篇广泛流传的演讲说的是“美丽的日本”，但那个“美丽”，却似乎不是美丽。
    看《伊豆的舞女》，也许还可以看到我们以为的“美”，那风景和民俗，那个天真的少女熏子，都符合我们的“美”期许。《古都》、《雪国》里也有民俗和美景，也有美少女，但千重子似乎不再单纯，驹子似乎更不是那么回事了。而到了《千只鹤》、《睡美人》，简直有点邪乎了。但是川端毕竟是获得了诺奖的，于是就出现对《睡美人》的解读：作者是在揭露日本社会的丑恶和残酷，表达了对下层少女的同情。
    当然也有人不用社会学化的眼光来读，他们说，川端的好，好在细腻。当时的中国文学，文本普遍粗糙，不够“艺术”。对此不满的人们，期待着“艺术”的文本出现。传统认为，艺术就是描写，描写细腻了，才艺术。川端作品中还真比比皆是细腻的描写，细腻到驹子“脚趾窝都是干净的”程度。这似乎可以追踪到他早年的“新感觉派”经历，这个流派让眼睛变成电影摄影机，摄出肉眼看不到的事物细部。但是在《千只鹤》中，这种细腻居然针对母亲胸脯上的那颗黑痣了：“孩子吃奶时，让孩子看见，她会感到痛苦……婴儿从出生之日起就要喂奶，睁眼能看东西的头一眼，就看见母亲奶上这块丑陋的痣。孩子对这个世界的第一印象、对母亲的第一印象，就是乳房上的丑陋的痣———它会深刻地缠住孩子的一生的啊！”于是痣的主人近子用小剪子剪去痣上的毛。
    中国有句话：“狗不嫌母丑”。母亲好不好，跟相貌无关。母亲自有她的价值，也就是“善”和“真”，而且这是更大的价值。可是在川端这里，却斤斤计较于母亲的相貌。在另一个日本作家谷崎润一郎作品里也有类似的情形，那篇《少年滋干的母亲》里，儿子不敢跟母亲久别重逢，担心的却是母亲面容已经衰老。这样的儿子，无疑是逆子。在中国人的思维里，“美”是跟“善”、“真”联系在一起的，甚至就是建立在“真”“善”的基础上，离开了“善”，“美”就不存在了，只是妖魅；离开了“真”，则是伪饰，而谷崎的另一篇小说《春琴抄》恰恰以不“真”为“美”：女主人公春琴被毁容了，爱她的佐助为了看不到她的丑，把自己的眼睛刺瞎了。这是嗜美，这美，简直就是“魔”了。
    巧的是谷崎润一郎就直接称自己是“恶魔”，毫不隐晦。谷崎的“唯美”就是“恶”。他笔下没有不美的女人，而且这些女人因她的美，征服了男人，“吸男人的血、踩男人的身体”（《刺青》），让男人匍伏在她的脚下。《春琴抄》中的佐助如此，《痴人之爱》也是如此，在《痴人之爱》里，主人公河合让治被一个混血女子直美搞得神魂颠倒，自甘受虐，即便对方挥霍奢侈，还毫不掩饰地和各种男人交往，他依然向她奉献上一份“痴人的爱”。

                                          2

    川端也恋女。他不仅喜欢高雅、有地位的女性，比如岸惠子、有马稻子等女优，也喜欢平常的女性，比如伊豆姑娘、浅草少女。他对女性的爱甚至到了崇拜的地步，在《岸惠子的婚礼》中，他记述自己跟有马稻子的见面：“走到如此美貌的女子身旁，我有点难以为情。在新桥站下车的时候，有马却来到我身旁，拎起我的手提包，我大惊失色。因为是去工作，手提包里全是书籍和纸张，很沉重。有马一直拎到出站口，叫了一辆出租车……她是当代电影明星，这样做直是出乎我的预料之外。”那时候川端已经成大名了，有马只是个年轻的演员，不说日本是“男尊女卑”的社会，就从等级观念说，他也犯不着如此受宠若惊。撇开这两者，一个年轻人为老年人拎个包，也不至于“大惊失色”。
    川端甚至跟他恋慕的女子交谈，都不好意思坐得太近，更不敢握她的手。这让我想到了《睡美人》。《睡美人》开篇，“睡美人之家”的老板娘就向客人叮嘱了禁忌：不要对女孩子恶作剧，不要把手伸进她们的嘴里。表面上看，将那些女孩子药睡，是在摧残她们，但是她们却又是被当作不可冒犯的对象的。这个“睡”，让人想到佛教的一个名词，梵文是Ｍｉｄｄｈａ，指的是身心处于类似昏迷的不由自主的状态。《睡美人》中的女性都是处在这种状态中。这不是我的臆想，小说中也多次把女孩比做佛，比如：“说不定就像从前的神话传说那样，这个姑娘是一个什么佛的化身呢。有的神话不是说妓女和妖女本是佛的化身吗？”又比如：“如同与秘藏佛像共眠。”又比如：“这样看来，睡美人难道不是如同佛一样吗？”
    有研究者对小说男主人公江口这一姓氏作过考证，认为这个姓，来源于谣曲《江口》。相传谣曲《江口》为14世纪能乐大师观阿弥所作，故事取材地点是一个名为“江口の里”的地方。这个地方，就离川端老家茨木市不远。《江口》讲了一个“妓女乃普贤菩萨之化身”的故事。表面上看，妓女从事着低贱的营生，过着悲惨的生活，但恰是这种体验成为看破人世无常的契机，因此，妓女即佛。
    这思想来源于佛教典籍。《楞严经》里就说：妓女、窃贼、屠夫、商贩皆有可能是再来教化我们的菩萨：“我灭度后，敕诸菩萨及阿罗汉，应身生彼末法之中，作种种形，度诸轮转。或作沙门、白衣居士、人王宰官、童男童女，如是乃至淫女寡妇、奸偷屠贩，与其同事，称赞佛乘，令其身心入三摩地。”《维摩经》中亦说：“或现作淫女，引诸好色者，先以欲钩牵，后令入佛智。”
    既然是佛，那么这佛是不可能跟凡人平等的，于是我们就理解了江口老人的毕恭毕敬，乃至诚惶诚恐了。表面上看来，这是男人对女性的施虐，其实恰跟谷崎类似，是男人从女人那里得到拯救。睡美人无声地包容了老人们的悲伤、绝望，乃至丑陋和罪恶，像佛祖一般有着广大无边的慈悲、普度众生的胸怀。佛是宽容的，沉默的“睡美人”使得忏悔者不会感到羞耻，也避免了伤害他们的自尊，所以他们在这里可以“完全自由地悔恨、自由地悲伤。”忏悔以往人生中的罪恶，求得解脱。他们回到了最初的女人——母亲的怀抱，回归到了生命的本真，从污浊回归纯净，从混乱回归安宁，当然也让他们即将消失的生命走向新生。
    从妓女中寻求慰籍，中国也有。中国文人也有同情妓女的情结，但往往只是居高临下的利用，就像我们现在一些作家喜欢关怀“底层”，或者是在自己落魄之时，钻到妓女腋下寻找慰籍。无论是作为文学形象的李甲，还是作为文学作者的孔尚任，从没有到了将妓女视为神的地步。而且，一旦自己境遇有了改善，必然将妓女弃之如敝帚。在他们骨子里，妓女就是妓女。这是正邪分明的单一化思维。倡导“刚健有为”的儒家教化，让人一腔正气，同时也失去了艺术品质。一个人的精神世界，一旦被嵌进旦了“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绝对观念，就不可能容忍别的思想存在了，哪怕只是“一闪念”，也要“狠斗”；哪怕只是藏在灵魂角落里，也要“灵魂深处闹革命”，“扫帚不到，灰尘不会自己跑掉”。即便是偷偷揣着，也是将之看成异端的。所以我们看《睡美人》，就看出邪恶了，即便是喜欢它，也是喜欢邪恶，喜欢“变态”。一旦把一个东西看成“变态”，就失去了理解它的基础了。
    许多事情，不是“变态”两个字就能说清楚的，施虐与享虐，苦难与欣悦，罪恶与救赎，死亡与新生，恶与善，善与真，真与美……文学之璀璨，就璀璨在这种“二律背反”。因为有了“二律背反”，才有了张力。日本人的思维是极具张力的，只看到一面，而看不到另一面，不算了解日本人。虐待自己，贬低自己，是一种奉献，是一种幸福，是一种忍耐力的体现，是一种自得，总之是一种格调。
    当然只看到了将女人奉为神，让自己匍伏在她们脚下，仍然不了解日本人。把女人奉为神后，把玩才开始了，奉献在骨子里是把玩，就好像许多父母对他们的宝贝孩子。如果是女人，则是亵玩。但这跟中国文人一开始就亵玩并不一样。虽然《睡美人》里膜拜那些女孩为神，但膜拜又赤裸同睡，却是更大的亵玩。意淫是猥亵的极致。本来，把自己压得低低的，是为了把对方高高端起来；但是，因为对方高高在上了，冒渎之，就会有意想不到的刺激。越是冒渎，越是诚惶诚恐；越是诚惶诚恐，就越感受到冒渎的刺激。虽然恐惧，但恐惧之后是更加斗胆；虽然谢罪，但一再谢罪，又一再不改，一再不改，又一再谢罪……这种张弛牛皮筋的游戏，简直令人疯狂，令人沉迷。
    原来当年看川端照片，所以不顺眼，是因为他那双眼睛。现在感觉卡夫卡那照片很合适了，他已经被充分解读，他的眼睛里传递着雨果、列夫·托尔斯泰所没有的内容。川端的眼神似乎也类似，但不是惊惧，是神经兮兮。就是这双眼睛，看到了驹子脚趾窝的干净；就是这双眼睛，看到了近子胸脯上的黑痣；就是这双眼睛，“视奸”（荒木经惟语）着“睡美人”；就是在这眼睛后面的脑子里，浮现出“山涧之底的清水”——在《十六岁日记》里，“我”给生病的瞎眼祖父接尿，祖父痛得喊叫，但“我”发现“与这解手痛得窒息了的同时，尿壶底响起了山涧之底的清水的流音”；1993年，我在东京的日本近代文学馆里看到了川端的手迹，那字张牙舞爪的，好像《湖》中的桃井银平猿猴般的脚，但这个脚是伸向“美”的。
    其实中国人的思想本也该有这种张力的，庄子就曾“鼓盆而歌”。但是这一脉一直被边缘化，成为主流的，始终是从《诗经》到屈原，到“唐诗”，到《红楼》，到被阐释了的鲁迅，到“新时期”，以及现在“主旋律”和被主流青睐的作品。中国人的眼睛也只注重这些，在这些眼睛里，是就是是，非就是非；正就是正，邪就是邪；洁就是洁，脏就是脏；贞就是贞，淫就是淫。

                                           3

    1968年，川端在瑞典文学院礼堂讲演，那个演讲被翻译成《我和美丽的日本》。后来才发现翻译错了，“美しぃ日本の私”应该翻译成“美丽的日本的我”，但这明显不通。日本语就是这么不通，虽然有那么多汉字，但却最难把握。
    川端在那个演讲中大谈禅宗诗僧希玄道元、明惠上人、西行、良宽、一休宗纯，谈《古今和歌集》、《源氏物语》、《枕草子》，还有东洋画、花道、茶道，他说这就是“日本美的传统”。西方人云里雾里，许多年后高行健也被推到西方人面前，西方人对他的小说也云里雾里吧？但并不等于中国人对川端的话就真的懂了。所谓“日本美”是什么呢？那个演讲中有一段充满玄机的话：“归根到底，以真、善、美为最终目标的艺术家，对魔界难入既憧憬，又害怕，简直像祈求，这种心境有时表露出来，有时深藏心底，大约是命运的必然吧。没有魔界，则没有佛界。而进入魔界颇为困难。意志薄弱者是不可能的”。
    “入佛界易，入魔界难。”这是一休禅师的原话。既然难，不入如何？但是不能。“魔界”是有魅惑力的，那恰是“美”的力量。谷崎润一郎进入“魔界”了，川端也进了“魔界”。有人猜测，如果不是谷崎早逝，也许第一个获得诺贝尔奖的就不是川端，而是谷崎了。大概是因为谷崎已经死了，他的生命也已经进入了“魔界”，而川端却还在领奖台上，尽管他表示获奖未必就是好事，但是不可否认，死亡是能让作家增值的。比如海子要是不死，他恐怕也跟当今的许多诗人那样被看做“零余人”，“面朝大海，春暖花开”也不过是不入眼的诗句；王小波要是没死，他恐怕现在还屡被退稿，更没人要当他“门下的走狗”；鲁迅要是活到49年后，恐怕连作家也当不成了。
    毫无疑问，川端的自杀，是让他声望达到颠峰的作品。谷崎在这点上则相形见绌，他太爱生命了，陪伴他走完生命的最后一程的松子夫人这样记述他在最后一个生日宴上的形骸：“他以来不及品味的速度吃着他最喜爱的鳗鱼”，第二天就发病了，病中他几次挣扎着要起身出去，说这样躺下去会死掉的。从这点上说，谷崎只是在写作中勇敢，甚至那也未必真是勇敢，他是把女人们作为他的“养料”（《刺青》中语），面向的是活。这点上倒是川端勇敢了。死的悲哀，把他的作品照得闪亮。
    关于川端的“哀”，人们喜欢扯上他早年的不幸：从小父母双亡，接着祖母、姐姐和祖父也相继离开人世。他不得不经常参加亲人的葬礼，或者或远或近的亲戚的葬礼，被称做“参加葬礼的名人”。虽然他小说也确实有写到了这种事的，比如《参加葬礼的名人》，但是作家的经历多大程度上决定作家写作？这似乎是个无头案。观我自身，我18岁时，读大学一年级，写了非常多的失恋的诗，大家都说，这人一定是失恋了无数次了，其实我连恋爱都不曾谈过。但这并不妨碍我把爱情看得如此感伤；我的童年或少年，未必就过得很灰暗乃至黑暗，但这并不妨碍我拥有一双进入黑暗的眼睛。从经历中找原因，不过是外行研究者的机械思维，或者是一些作家矫揉造作的比附罢了。
    明白地说，是川端自己有着“哀”的内质，就好像抽烟人患肺癌，是他身体里有了致癌的因子。他天生就是要“哀”。所谓“孤儿的根性”，“根”不就是“天生”的吗？当然也许可以寻找到文化的“根”上：物哀。什么是“物哀”？《日本国语大辞典》这样解释：一，由事物引发的内心感动，大多与“雅美”、“有趣等”理性化的、有华采的情趣不同，是一种低沉悲愁的情感、情绪。二，本居宣长提倡和阐发的平安文艺的美的理念。即把外在的“物”和感情之本的“哀”相契合而生成的谐调的情趣世界理念化。由自然人生百态触发、引生的关于优美、纤细、哀愁的理念。
    本居宣长，江户时代的著名学者。他认为，“物哀”是物语的本质。他说：虽然高兴、快乐、有趣、振奋之际都会有一种感动之情，咏叹之举，“然而嘻然有趣之情，其动人不深；而悲愁、忧郁、恋情之属皆令人思心绵绵，感动至深。”
    由事物引发的内心的感动，这没什么“日本特色”，中国也有（还真的有）。杜甫有诗：“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但是这“物哀”的感动确实要落在“低沉的悲哀的情感”上。这没道理。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怎么独独要陷进“哀”里？就说川端的生平，幼年少年也许处境不好，哀时居多；中年时，遇到战争，他躲进《源氏物语》里，“书中自有颜如玉”，至少读书人以读书为乐，应该不至于“哀”吧？当然他是躲避进去的，内心也许毕竟有哀叹的。那么到了晚年，国家安定，经济发展，社会文明，自己也功成名就了，还得了诺贝尔奖，应该惬意了吧，怎么仍然“哀”，乃至自杀？实在令人不解了。
    当然也有一种说法，“物哀”并不能完全解释成“悲哀”。久松潜一将“物哀”特质分为五大类：“一感动，二调和，三优美，四情趣，五哀感。而其最突出的是哀感。”但将调和、优美、情趣跟“哀”摆在一起，也已经看明白这优美、情趣是怎样的，这调和又意味着什么了。
    《日本国语大辞典》在解释“物哀”词条时，还引用了这么一个例子，是名歌人纪贯之《土佐日记》中的惜别故事。送别人唱：“人如鸭群列相送，别意依依愿君留。”客人应：“举棹探之难知底，感君情谊似海深。”当此互相作歌道别时，船夫却不懂得这别情深趣，自己猛地喝干酒，叫：“水涨了，风顺了，要开船了！”这船夫就是不知美了。所以不知“美”，是因为他太理智。美就是非理性。跟没理性的人谈理性，只能是“鸡同鸭讲”了。
    其实，文化也是没有理由的，只是一种习惯，顽固的习惯。要说文化源流，这就是吧。川端那双睁得大大的眼睛，勿宁是盲眼，那是对世俗的视而不见，对肉眼所能见到的锦绣繁荣的视而不见。
    那勿宁是对“哀”的沉湎了。在《古都》里，千重子即便看到开得正盛的樱花，也会想:“唉，平安神宫的红色垂樱正竞相吐妍，我的心却如此寂寞。”看到挺拔的树，她会想:“我顶多就象生长在枫树干小洞里的紫花地丁。哎呀,紫花地丁的花,不知不觉间也凋谢了。”这勿宁是在咀嚼“哀”，乃至陶醉。《雪国》里的岛村，“根性上”有着“内在的凉爽”，为什么要去招惹身上迸发出“奔放的热情”的驹子？以至于让她遭受诸多折磨。因为川端需要这种“哀”，迷恋这种“哀”，所谓“美”，就是“哀”的风流帐。
    我至今忘不了《雪国》里“雪晒”的章节：“在雪中缫丝、织布，在雪水里漂洗，在雪地上晾晒……”有些冗长，甚至游离于情节之外。好的小说，经常有这种闲文字，像“龟兔赛跑”里的兔子跑开睡觉。中国绘画里也有“留白”，但这不是“留白”，是“幽玄”。“幽玄”一词，虽然最初是从中国典籍中摘出来的，但作为“美”的概念，意思不一样了。“幽玄”意味的产生，来源于禅宗。禅宗认为世间万物皆虚幻不实，于是“幽玄”讲究境生象外，意在言外，引发欣赏对象的联想和想象，传达出丰富的思想。谁说日本人不讲理性？“幽玄”就是“物哀”的理念化。可是这理性，却是在“空洞”里，一如川端的眼睛，在这个“空洞”的眼睛里，有着更鲜明的世界观。

                                           4

    “哀”久了，就必然生出残酷来。于是就讲究“忍恋”。瞧着赤条条的“睡美人”而不动，是一种“忍恋”；把女孩子的一只胳膊拿回去爱（《一只胳膊》），也是一种“忍恋”。山本常朝说：“恋的极致，就是‘忍恋’。”“忍恋”是一种虚无中的恋。恋一个人，在他活着时恋不算什么，他死后仍然还恋，这就纯粹了。这我们似乎也能理解。但是如果推到极端，恋就要死，那就不可思议了。日本人则是迷恋于这种恋的。日本语把殉情写作“心中”，最初看到时，无论如何也不明白。问一个日本人，日本人拿个水笔，竖着写了“心中”，然后让我倒过来想想，原来是“忠”。殉情，只有彼此“忠”才能做到，那是恋的最高境界了。在《水月》里，京子的前夫死了，她瞒着众人的眼睛，偷偷将前夫卧床不起期间时刻不肯离手的手镜作为陪葬品。放在他身体的胸部，她想到前夫生前患的是肺病，手镜会压得他呼吸不顺畅的，于是又将它挪到了腹部。这哪里阳世的爱？简直是阴间的爱，京子的灵魂长久一直追随着死去的丈夫。日本人把阳世视为“秽土”，把阴间视为“净土”，不在乎“今世之生”，只期望“来世之生”。这似乎是佛家的思想。
    但佛家却是不鼓励自杀的。中国人虽然有事没事也拜个佛，但却是从不曾放弃现世快乐的。体现在叙事上，追求的是“大团圆”。提都别提自杀。即便是相爱的男女都死了，也要“双双化蝶”。而在日本的歌舞伎里，却往往是壮烈的求死，这在中国人看来，是“横死”，是很忌讳的。西方人也反对自杀，根据《圣经》中的摩西“十戒”，西方人在6世纪后就禁止自杀。这点上似乎跟中国更有相通之处。日本文化是中国人所不能理解的，我曾经说，中国人要了解日本人，比了解美国人更难，虽然同属于东方民族，甚至貌似日本文化来源于中国，但那却是个“魔”。“魔”变幻无常，瞬间转换，你抓不住。
    关于川端的死，常会提到那句“临终的眼”。这其实来源于芥川龙之介自杀遗书的附记。那遗书中，芥川说：“所谓生活能力，其实不过是动物本能的异名罢了。我这个人也是一个动物。看来对食欲色欲都感到腻味，这是逐渐丧失动物的本能的反映。现今我生活的世界，是一个像冰一般透明的，又像病态一般神经质的世界。我昨晚同一个卖淫妇谈过她的薪水问题，我深深感到我们人类为生活而生活的可悲性”。这“临终的眼”，应该是弃绝食欲色欲、弃绝人类世俗的“虚无的眼”了。但是川端不认为那跟西方的“虚无主义”有关系，“西方的‘虚无主义’一词并不适宜。我认为，其根本精神是不同的。”那么应该是东方的了，这似乎接近于中国道家的“无”了。可是川端却指向了禅宗，也就是说，是“空”。那么既然是“空”，“本来无一事，何处惹尘埃？”芥川遗书附记里接下来的一段话可以做注脚：“也许你会笑我，既然热爱自然的美而又想要自杀，这样的自相矛盾。然而，所谓自然的美，是在我‘临终的眼’里映现出来的。”
    那是奔着“美”而去的“空”。《雪国》里，叶子死了，在岛村，确切说就是让叶子死的作者川端看来，她的生命因此升华了：“火花向银河里边散开，岛村又觉得像是被银河捞上去。烟和银河的流动方向相反，银河降下来了。水唧筒的水头没有碰上屋顶,在摇晃着，形成稀薄的白色水烟，好象映射出银河的光。”这样，叶子的死亡就已经超越了悲哀，而成了“美”：“一台水唧筒朝火重燃的方向斜射出一注弓形的水流。在水流前面，忽然浮现出女人的形体。她落下来的样子是这样的：女人的身体在空中形成水平线。………那正如一种非现实世界的幻影。她的姿态仿佛是无生无死的休止状态，僵硬挺直的身体在空中伸长往下落，变得柔软，却带有木偶人风味的无抵抗和不含有生命力的自由自在……”
    这就是“瞬间的永恒”。日本人自杀，并不是要毁灭自己，而是要让自己的生命在最灿烂之时定格，进入永恒。川端也是。这是“美”的“魔界”，也是更高层次的“佛界”了。

                                       ——再致铁凝主席公开信

铁主席：
    我是作家陈希我。之前给你一封信，请你用“哲学”开导我。后来有人说，那个“懂哲学”的铁凝不是你。但我至今没有看到你出来辟谣，更没有接到你向我辟谣。也许你觉得不该说，也许你觉得没必要说，也许你不屑于说，我不知道。我无法揣摩，最不能揣摩的是领导的心理。但我姑且相信彼铁凝不是此铁凝吧，这样，我就必须向你道歉。
    我在这里向你道歉。出现了那样的错误，应该归咎于我的鲁莽。当然，也有上下缺乏沟通的原因。一如我《冒犯书》事件，就是缺乏沟通。先是不告诉我查禁的理由，说是“国家机密，无可奉告”，后来被我问紧了，才丢出一个“有关部门”的“审查鉴定”，什么部门？仍然无可奉告，仍然是“国家机密”。一个政府部门，连面孔都不肯让人看到，更不要说沟通了。所以怪不得我会有种种臆想，比如它是作风霸道，架子大。我甚至不得不胡思乱想，怀疑这部门根本就不存在，或者是个不法部门——如果是合法部门，为什么不敢报自己的名字呢？中央政府三令五申要“政令公开”，如果是正当的政府部门，怎么敢违抗中央政府的旨意？
    我这么说的目的，是希望作为中国作协的主席，能够出来跟我沟通。如果那篇教哲学的文章真是你写的，你就出来承认一下，接受我的批评。我并不认为我就是对的，我们可以敞开对话，展开辩论。如果不是你写的，那就请你听我的道歉，并且说说你对那些问题的看法。
    问题仍然不变。首先，仍然是关于政府是“管理”还是“帮助”？你怎么看它们的关系？

    其次，如果不是“对立统一”，而且是“帮助”，那么你如何看待政府在《冒犯书》事件上的行为？
再次，撇开“管理”或“帮助”的问题不谈，一个政府，应该如何保障公民的权利？《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三十五条赋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游行、示威的自由”，那么如何理解我的《冒犯书》被查封？当然《宪法》第五十三条还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必须遵守宪法和法律，保守国家秘密”。《保密法》第二章第八条是这样的：“国家秘密包括符合本法第二条规定的下列秘密事项：（一）国家事务的重大决策中的秘密事项；（二）国防建设和武装力量活动中的秘密事项；（三）外交和外事活动中的秘密事项以及对外承担保密义务的事项；（四）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中的秘密事项；（五）科学技术中的秘密事项；（六）维护国家安全活动和追查刑事犯罪中的秘密事项；（七）其他经国家保密工作部门确定应当保守的国家秘密事项。不符合本法第二条规定的，不属于国家秘密。”而第二条是什么呢？“国家秘密是关系国家的安全和利益，依照法定程序确定，在一定时间内只限一定范围的人员知悉的事项。”
    那么作为文学作品的《冒犯书》，适用于哪一条？即使适用，又属于密级中的哪一级？“绝密”？“机密”？“秘密”？保密期限又是如何？根据《保密法》第十条，“关于国家秘密及其密级的具体范围的规定，应当在有关范围内公布。”我在不在“有关范围”之内？现在这些问题统统不告知于我，只用一个“国家机密”搪塞过去。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我的公民权受到了剥夺，这问题，铁主席你怎么看？
    也许你会说，你可以不回答这问题，作协不是“有关部门”，不是法院。那么作为公民的我，同时也是作家。中国作家长期处在双重权利得不到保护的状态中——作为作家，写作、发表和出版权利得不到保障；作为公民，公民权得不到保障。当作家的权利被无理剥夺的时候，作协应该怎么做？作家的公民权如何维护？
    老实说，在过去的年月，作协做得并不好。在历次冲击作家的运动或事件中，作协并没有起到保护作家的作用，还充当整杀作家的帮凶，甚至是急先锋。曾经看到一个命题，十分有意思，我不妨放在这里跟铁主席探讨：当一个作家被指控犯罪时，作协应该怎么办？过去的方法是，作协首先把作家给开除了。那么现在应该怎么办？还是开除？或者沉默？沉默同时也是默许。那么应该怎么办？请主席回答我。
    跟那些“有关部门”比起来，中国作家协会应该具有鉴别文学作品的能力，至少在名义上名正言顺。那么中国作协是否应该提出要求？而且我相信，至少铁主席你比“有关部门”懂文学。那么，当现在一个不懂文学的“有关部门”对《冒犯书》胡说八道的时候，你做何感想？是否有同样被污辱的感觉？恕我唠叨，再把那鉴定的内容抄在这里：“该书是由10个互不相连的短篇小说组成的小说集，主题讲的都是人性恶的一面，颇为消极。作者通过一个个故事，讲述人的欲望如何的贪婪、内心如何的丑陋，行为是如何的卑鄙。书中大部分作品充斥着非理性的爱的描述，极力表现‘渴望被冒犯，渴望受虐’的变态情景，该书的社会影响力极为消极，性爱描写宣扬了淫秽行为，没有艺术价值和科学价值，易诱发未成年人仿效甚至犯罪。”对这个鉴定，你怎么看？如果你认为是不懂文学的人在胡说，而且行使文学的权力，你该怎么办？
    当然我知道，由不由作协鉴定文学作品，作协说了不算，作协实际上只是个花瓶。那么还需要这个作协干什么？你为什么还要当这个主席？你和作协，本身也需要维护自己的权利。不要说难，你做了没有？请你向我学习：只要努力了，哪怕一无所成，希望已经升起。
    凭心论，中国作协也并非无所作为，也做了一些事，比如给专业作家发工资，比如提供创作资金，比如搞个疗养基地，比如维护版权、讨回经济权益什么的，但是这并不是主要的。对作家来说，最重要的是写作。没有写作需要的就不是真作家，只是伪作家。这个需要，是内心的需要，是内心的表达。为作家服务，就根本上要为作家争取这样的表达的环境。
    也许你会觉得我这是在逼你，我这么逼你，不合情理。但是请记住，你不是普通人，不是一般的作家，你是作协主席。既然坐在这个位子上，你就有这个义务听我一个作协会员对你说话。实际上，这次大众很自然相信那“教哲学”的话出自作协主席之口，深层原因就很值得探究，这让人想起瓮安的“俯卧撑”事件。假的怎么就那么让人们相信是真的？明白地说,中国作协已经成了全民吐口水的公器。你作为主席，在这个位子上就坐得心安理得？难道就不会如芒在背？虽然一直是这么过来的，但是现在，到了应该改变的时候了，希望结束作协混饭吃的时代。总书记在中国作协七大会议上也说了“依法维护文艺工作者的权益”，当时你也坐在台上，铁主席，你应该怎样落实？
    我仍然静待你的答复。再次为上封信错骂了你而道歉。

                                                                               作家陈希我

                                                                               2009年5月7日

尊敬的铁凝主席：
    我是作家陈希我。这封信早就想写，正如作协许愿的那样，作协是作家的家，那么作家有了问题，就理所当然想到了作协。所以要找，是因为我的《冒犯书》遭到了无理审判。几天前接到高院的终审判决，我无路可走。听说作协"权保会"还真为作家解决过一些问题，所以就动了笔。但同时却看到了铁凝主席教韩寒学哲学的文章，我把信撕掉了。
    铁主席，你的文章让我吃惊。之前虽然有不少对你的议论，但我记住的仍是你的作品，你是一个写得尚可的小说家。虽然之前被告知“脸一阔就变”、“屁股决定脑袋”，但在我面前现身说法的，还没有出现过。现在我看到了。一个作协的当家人，居然持这样的观点，如何为作家争权益？如何为文学争空间？也许我本就不该相信作协主席能当什么家，不该相信作协是作家的家、跟写作有什么关系。也许吧，你本就不稀罕当作家，写作只是你的敲门砖，你有比写作更在行的本领，比如说哲学。我也学过哲学，但没有学好。只记得哲学的定义好像是：人类认识世界、改造社会的科学实践活动，是“万学之学”。也许司法不能解决的，可以从哲学上去解决？所以又写了这封信。铁主席，这是一封求教信，请求“懂哲学”的你答疑解难。
    《冒犯书》事情是这样的：2007年8月，我在台湾出版的《冒犯书》样书寄回大陆，被福州海关查扣了，理由是违禁物品。这书是我的小说集，其中10篇小说全部在大陆正规杂志上发表过，我不知违禁在哪里？海关不肯告诉我具体理由，只说是经过“有关部门”做了结论。什么部门，无可奉告，结论的具体内容也不告诉，说是“国家机密”。不得已，我只得上诉法院，希望在法庭上能够知晓原因。在一审法庭上，我仍然提出我的疑问，海关仍回答：“国家机密”，不能告诉你，已经告诉法院了。我于是问法官，法官也回答：不能告诉你，这是“国家机密”。我问既是“国家机密”，那么按《保密法》规定，请说明它的涉密范围、密级、保密期限？仍然得不到答复。于是就出现了荒诞的审判：法院本来作为公正的一方，却和被告一方站在了一起。在我一再请求下，法官大概可怜我，就用极快的速度念了一遍那个“有关部门”的审查鉴定。鉴定称：“该书是由10个互不相连的短篇小说组成的小说集，主题讲的都是人性恶的一面，颇为消极。作者通过一个个故事，讲述人的欲望如何的贪婪、内心如何的丑陋，行为是如何的卑鄙。书中大部分作品充斥着非理性的爱的描述，极力表现‘渴望被冒犯，渴望受虐’的变态情景，该书的社会影响力极为消极，性爱描写宣扬了淫秽行为，没有艺术价值和科学价值，易诱发未成年人仿效甚至犯罪。”
    原来这就是“国家机密”！看到这里，铁主席应该欣慰了：谁说中国当代文学在中国人生活中无足轻重？都举足轻重到“国家机密”了！法庭上，我当场一一予以反驳：所谓“主题讲的都是人性恶的一面，颇为消极”，我想问，写人性恶也可以成为被禁的理由吗？波德莱尔还把作品冠名为《恶之花》。如果写人性恶就是“消极”，那么中国文学史上最消极的作家就是鲁迅了，如果我的罪名成立，我建议先把鲁迅给禁掉。又，“书中大部分作品充斥着非理性爱情的描述”，请问什么是“理性爱情”？所谓“感情用事”，就说明感情往往是非理性的，爱情属于感情一部分，自然属于非理性的范畴。我不知道做出这么弱智鉴定的部门是什么部门，也许正因此才不敢露脸吧！但我相信不会是作协做出的，因为下面还有一条：“没有艺术价值和科学价值”。《冒犯书》中的篇目，绝大部分获过文学奖项，其中大多是作协颁的奖，作协不至于自己抽自己的嘴巴吧？还有，作协也不会外行到要求文学作品必须具有“科学价值”。虽我提出质疑，但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仍然不顾事实，判我败诉。我上诉到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仍然维持了原判。
    我这么喋喋不休诉说自己的冤情，该不会被孙东东判定为“精神病”吧？也许，我的思维确实已经不清晰了，所以想请铁凝主席帮我分析。
    铁主席不同意韩寒对管理和服务的论断，认为管理和服务是对立统一的关系。“就一个国家而言，政府的管理与服务功能就是这样一种概念，管理其实也是一种服务，而服务同样也是一种管理方式。如果韩寒想不通，就想想你的家庭，爸爸不让你骑着童车到马路上跟公汽赛跑，是管你还是爱你？如果妈妈忘了给你喂牛奶，她是没有为你服务好，还是没有管理好你的生活？”将这个逻辑运用在《冒犯书》事例里，执法部门就是我的父母，既是我的管理者，又是我的服务者。我当然有父母，我的父母像天下几乎所有的父母一样，对子女非常好。我想铁主席也有这样的父母吧？我的父母确实对我无私奉献地服务，我不知道执法部门是否会这样对我？睁开眼睛看看就可以了。因此，我觉得你做这样的比附是极不合适的。我绝不允许这么污辱我的父母！我想铁主席你也应该至少曾经有过好父母的，不至于当了主席，就连自己父母是什么样都不明白了吧？
    再说管理，我也承认我父母可以管我，但那是在真心爱护之下的管理。那么，如果我犯了错误，我的父母就会告诉我错在哪里？因为他们的目的是为了让我知错而改。如果不告诉我，就不能达到让我改正的目的。当然也有粗暴的父母，他们不跟你讲道理，“不问青红皂白”，只一味打骂，这样的父母，是值得肯定的吗？这样父母的作为，是必须维护的吗？假如还是为了掩盖他们自己的错误，而拿孩子当“冤大头”，那就更不是父母所为的了。这样的政府，离铁主席所描绘的“我们大家用来获得理想中的安全与幸福、解决某些不利于社会进步发展的问题，而采取的一种设施或者说是工具”，就更远了。
    对这样的父母或政府，我们应该怎么办？铁主席又举了“铁锹”的例子。“好比植树时带的铁锹，有的同学，比如不懂哲学的韩寒，挖不好树坑，就一味怪铁锹不好使，懂哲学的同学，比如我，除了铁锹，还会想一想，这里边有没有自己的问题，比如力气使的不对，地下是不是藏了石头。”“懂哲学”的主席（并非“同学”）这话说得比较有逻辑，但这似乎并不是铁主席的本意。如果真是这样，既然是“除了铁锹”，那么韩寒怪“铁锹”，也并不见得不可以。结合我的例子，“有关部门”、海关乃至法院这个“铁锹”，胡乱审定《冒犯书》，无疑是应该被谴责的。当然作为公民，我也许未必无可指责，但在《冒犯书》问题上，如上所述，我没有问题。那么对我来说，就可以只怪“铁锹”了，当然也可以怪“铁锹”摆不平的“石头”什么的。如果“铁锹”对“石头”无能为力，那么我完全可以换一把山锄，比如拿给懂文学的部门来鉴定，但是“有关部门”这铁锹就是坚持要立在那里，而且动用自己的权力，一杆子插下去，连新闻媒体也不许介入。这就不是我的问题了。那么，凭什么也让我承担一部分罪责？
    实际上，我们经常处在这样的逻辑中：所谓政府和民众都有责任，到头来却偷换成了只有民众责任。80年代，我有一次找单位书记谈调动之事，当时他正在开整顿党风的会，他居然冲我喊：“你老实点，这次整顿，就是整顿你这种人！”我又不是党员，怎么整我了？那绝非那书记的气极妄言，而是出自他的无意识。群众运动最后成了整群众的运动，比如那个号称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群众运动中，群众也只是阿斗。通读铁主席你的哲学文章，发现你至少是进入了这种误区了。你其实是在说不可以怪“铁锹”，而应该怪使用“铁锹”的人和地上的“石头”。也就是说，无论如何，政府都是对的。政府做得不好，无论如何都应该在百姓身上找原因，或者推给客观。这理由说了几十年了，什么中国国家大，人口多，基础薄弱，国民素质差……铁主席说“对立统一”，说着说着，却只有“统一”了，并且是百姓对政府单向的“统一”。这样，《冒犯书》被禁，就不只是我也有责任了，而是我有完全的责任。我不应该去怪政府，只能从我自己身上找原因，怪自己为什么要写作？为什么要出版？至少为什么要倒霉地被海关撞上？这种逻辑比比皆是：摸到漏电的电线，只能怪你自己手乱摸；摔到没有井盖的阴沟里，只能怪自己走路不小心；有关部门还告诫消费者必须学会辨别假冒伪劣商品……
    因为“铁锹”太强大，只能把责任压到弱势一方。在这种逻辑之下，铁主席吓唬韩寒的情形才真的出现了：不等韩寒们小学毕业，可能叫人绑走撕票了。固然，不法分子不会“读了法律书自己就跑去坐牢”，但如果滥用法律，把无辜者也当做罪犯抓进去，总有一天，无辜者会真的去犯法。因为老天无眼，社会无公正，假做真时真亦假，正为误时误亦正。由掌权部门随意指控谁是罪犯，那么韩寒们虽然可能免于被撕票，但也可能随时被课以别的罪名，比如“煽动一种民众与政府的对抗情绪”，这灾难未必就轻于撕票。铁主席认为韩寒是“伪民主”，原因正在于你已经归到了掌权者行列，所以你害怕民主，害怕民主，就称之为“假民主”，这伎俩早已屡见不鲜。即便是“伪民主”，在当今中国，不是“伪民主”多了，而是“伪民主”少了。多一点“伪民主”，就会打破不民主，渐渐走向“真民主”。一如台湾的民主从打架的民主开始，民主已经比较成熟的日本乃至韩国，当初也是从打架民主开始的。在连“伪民主”都没有的情况下，铁主席这么吓唬，即便是出于真心劝诫，也只能吓坏弱势者，强势的恶人是不会被吓住的。
    铁主席作家出身，也许不会忘了，作家是必须牢牢站在弱者的立场，为弱者说话的。文学的逻辑就是“弱的逻辑”。这是一个作家的基本立场。一个作家堕落，就是从放弃这个立场开始的。也许是因为当领导久了，高高在上，所到之处有招待，只是参观，看不到底层疾苦；或者是人到了一定的地位，处境好了，耳根软了，觉得满世界太平了，所以昏话也就出来了。无论是余秋雨，还是王兆山，还是孙东东，还是成龙，都犯了同样的错误。他们更不知道，这里还有一个更深层的道理：即便是百姓也有错误，但因为他们是弱者，不掌握权力，所以所造成的危害远不可能像掌握权力者那么大。所以那些掌握权力者首先必须被警惕，特别是在当今掌握权力者屡屡利用公权力损害民众利益的情况下，权力更应该受到严格制约。这一点，连你所拥护的中央都很清楚，所以提出必须加强对权力的监督制约。“乖乖女”铁主席怎么这下不听话了？
    也许只是因为疏忽，把更多的精力放在别的保持一致上了。打死我也不相信作协主席会是反对派，铁主席当初被选上，就是个明证。只要保持一致，哪怕出不了好作品，也没关系；哪怕一次作协全委会例会花去几十万、百来万元，也不会被指责。但是保持一致是很难的，纵观历史，作协是历次政治斗争中出牺牲品最多的地方之一。回头反思，与其怪人家对你狠，勿宁怪你跟人家太粘乎。我这么说，并非在宣扬文学应该回避政治。我也赞成文学切近现实，反对自娱自乐，但是我之观念跟你没有相同之处。我要的是真文学，而你们所谓“反映现实”，不过是揣摩圣意（对不起，我也用韩寒的说法了，但是我觉得除此而外没有更合适的词了，至少在你用“哲学”说服我之前），满足统治者的需要。我不懂哲学，但我懂得一个基本道理，在这里说给“懂哲学”的铁主席听听，希望上升到哲学的高度教育我：作家首先是自己的，然后才是别人的，因为是自己的，他才能独立，才不会被利用，在这基础上服务社会，才有效益。中国历史上提倡“文以载道”，上世纪中期又号召文艺“为XX服务”，现在还有人乐此不疲唱“主旋律”，甚至参政议政，貌似很“公共知识分子”，衣冠是那么回事了，但是屁股坐错了。当然屁股又决定了脑袋：这些脑袋就是惦记着登堂入室，他们惦记着那个体制给予的资源，而这个体制，就能特许这样的资源。
    关于作家、知识分子是否要介入政治、关注现实，几十年、几百年、几千年来争论不休，那些认为必须者，总是占领着道德的制高点，甚至有“殉道者”的悲壮，但是请分清这“道”是什么“道”？我之与你们不同，就是在这“道”上。你们是“御道”。因为有这些御用文学，文学惨遭荼毒，使得一些人心生厌倦，索性躲进小楼，没了出息。这就是中国当代文学被人视为垃圾的原因：首先因为你们，你们不是在发展文学，是在圈养文学，在充当管制作家的急先锋。我忽然明白了，那份对《冒犯书》的鉴定，也许就是“有关部门”托付你或者你手下的人做出的，看看那思维方式，跟你的如出一辙，所以他们才理直气壮。而我，还曾经希望你给主持公正，真是愚蠢！
    继续请教哲学——对立统一。我诚知，要避免蜕变成我所对立的人，其实也难。某种意义上说，当我将他们视为敌方，危险就铸定了。比如《冒犯书》事件，我常问自己：当我成了“有关部门”，当我成了海关，当我进了法院，我会怎么样？铁主席，这是否也是“对立”而又“统一”？当民众被压迫的时候，他就有了当压迫者的愿望；当他取而代之，他也会把管理说成服务，来个“对立统一”。在一个不合理的制度下，谁都是潜在的暴君。我看到了自己的危险，所以我也渴望被疏导。但这绝不是一味的妥协的疏导，更不是化作“享虐”的快慰的疏导。我赞成和谐，也赞成宽恕，但这必须建立在将事实弄清的基础上，不是和稀泥，更不是以一方的受屈为代价。所以在这点上，我赞成章诒和先生的穷究不舍（当然不是说那些曾经被冲击的人自己不要反省）。我曾经奉劝过韩寒要宽容，但是在当今弱者仍然继续被损害，知识分子仍然昧着良心说“哲学”之时，我发现我的话是多么的不合时宜。其实，我也挺受用“对立统一”的，我也渴望用“对立统一”来化解。我所学到的哲学也就是那些教科书上的东西。铁主席，我们都是从那个知识系统出来的，什么底子，彼此很清楚。只不过我没有将作为政治课的这门哲学读好，你读得好，所以坐上了既是管理者、又是服务者的位置。你管理了我，那么也请你帮助我，我承认我很“混乱”,请你用你的哲学，帮助我“拨乱反正”。敬待答复。

                                                    
                                                                         作家：陈希我
                                                                         2009年5月1日

    这本书写了五年。关注我的朋友也许还有印象，2003年一些媒体询问我写作计划时，我曾透露过写一个叫《操》的长篇。后来改名为《中国》，就是现在这《大势》。
    一部30万字的书，居然写了五年，这置于当今中国写作出版背景中，是太慢了。我本来就写得很慢，日常生活的基本状态，与其是写作，勿宁是发呆。我曾说过作家的基本姿势是发呆，而不是书写。只是这小说写得更慢了。其中有自己给自己制造障碍的原因（我觉得一个好作家必须自己给自己设置障碍），也有身不由己的原因，比如为了有个稳定的饭碗去考博，只得把小说暂放下了。做毕业论文时，接受导师的提醒，为了不至于让创作思维影响学术研究，又搁置了近半年。好容易博士通过了，毕业了，工作了，又被工作单位安排了个写书的任务。其间家里又发生了一些变故，再加上我的《冒犯书》遇到了麻烦，还一度让我要弃笔。但终究没有弃笔。一个爱写作的人喊弃笔，其实不过是自己跟自己赌赌气，对迫使你弃笔的世界，连撒娇的功效也没有。到我再次开始写，已是2007年的年底了。
    这小说绝大部分是在我所在学校的工作室写成的。说是工作室，其实是个楼梯间。它小得不能再小，但是僻静。感谢这个地方，我在这里写出了许多东西。这里几乎没什么设施，曾经，当地电视台的一个记者来采访，她环顾了半天，惊异在这个城市，居然还有这么简陋的地方。从窗户看出去，窗外树影婆娑，还有高高垒起的青苔斑驳的墙，这也造成了这房间的阴冷和潮湿。某种意义上说，它更像监狱。我自己把自己整天关在这监狱里，紧张地写。我不知道自己什么时候就不能写了。我不知道自己为什么会这么想，后来才知道，其实那时身体已出现了故障。当时我只觉得所以紧迫，是因为我2008年3月要去参加一个赴西南的笔会，我已经答应了。我本来可以不去，但能见到几个老友，还是想去一下。其实恋旧也是衰老的徵兆。但其实，我更是奔着自由而去的。但我又预感我这次去，飞机可能失事。没有理由的，就是这么想。如果我死了，那么小说就无法完成了。我要赶在我去之前，把小说写完！欲速则不达，有一天，我病倒下了。在床上足足躺了一个月。
    完成小说已不可能，最后还剩下个尾巴。我把小说电子稿发给我身边的一个好友，他也是作家，并在稿子末尾空白处写上一个我十分信赖的、也应该有能力让它面世的评论家朋友的通讯地址，如果我回不来了，就把书稿交给他。为什么不直接交给他？一是怕吓着他，二是怕显得矫情，可笑了。但也许可笑的还不是莫名其妙觉得自己会死，谁都会有产生这种感觉的时候，更可笑的也许是，把作品看得比命还重。我是把作品看得很重的人，许多年前我所在的小区发生火灾，虽然起火的是邻座，但火势直逼我们的窗户。大家纷纷撤离，搬贵重东西。妻子拿了存折，我抱起了刚出生不久的孩子，一手则搂着一部长篇的手稿（那时候还是手写）。
    当然我是平安回来了，得以写完小说。但接着国家不平安了，从“藏独”事件，到“奥运圣火”风波，民族情绪高涨，我惊异我的想象成了事实。其实这种情况是常会发生的，比如我写《抓痒》的时候，我并不知道网络成人视频，只是凭想象杜撰的，后来才发现，居然真有其事。也许是因为直觉吧，作家往往是那种敏锐感觉到什么的人，而未必是确实看到了。其实在我们的梦中也常发生这样的情形：梦见过的情景，后来居然在现实中看到。写作就是一个异常逼近现实的梦。
    然后是“汶川地震”，就离我去的地方不远。它让我再次相信死离我很近，也许上次西南之行让我跟死擦肩而过，但躲得过了一次，未必躲得过两次、三次……其间我的小说稿也处在生与死的边界，死亡，重生，再死亡，再重生，一如既往，我的出版经历简直可以写成一本书。但我的写作已经跟过去不一样了，我的世界，其法则还依然故我。假如这样，再大的灾难，也是白受；再倔强的个性，也只是虚弱，一如我小说中的主人公。我想，“汶川地震”应该让我们改变什么，也包括写作者。仿照泰奥多-阿多诺的名言：汶川之后写作是可耻的，如果还只是写作的话。
    但改变不是简单的事。看过小说稿的人，总说这小说表明了我写作的转向和突破。但突破与转向是不同的，突破是朝着一个方向的进发，有力量的延续性，而转向则没有。我认为一个作家不能这写写，那写写，要有一个恒定的写作面目，更不能什么时髦写什么，像小商小贩。只追求改弦易辙，那与其是新生，勿宁是毁灭。一个作家的关注和思考以及趣味，要有个一惯性，一猛子扎下去，哪怕死路一条。而突破正是在这死之上的生。《大势》确实跟我以前的作品不一样了，但其实，我原来的写作也并非像被普遍解读的那样，背景性的东西常常被忽略了。这时代的阅读太潦草。
    最后，我要在这里感谢赵无眠先生，他同意我在小说里中引用他的《如果日本战胜了中国》。这是他所著《百年功罪》（香港明镜出版社1998版）的一部分，曾在网络上广为流传。我最初就是在网络上读到的，甚为赞叹，也让我在多年后写作《大势》，不能自已地想到它。2007年，日本文艺春秋出版社出版了它的日文单行本。

                                                                              作者

        （《大势》4月24日将在全国书市上与读者见面，花城出版社2009年4月版，定价：29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