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际上，陈功关于北京建设城市森林问题的提出，差不多已有十多年的时间了，早在上世纪90年代，陈功先生及其领导的安邦策略分析团队就明确提出过北京应建设城市森林，重塑城市形象。

    在安邦咨询（ANBOUND）早年一篇名为《政策：城市森林，北京开花，上海结果》（《每日经济》总第1854期 2003/01/06）文章里，陈功不无遗憾的说：在北京丝毫不为所动的同时，上海的城市森林研究却通过了阶段性成果评审。今年（2003）1月5日，由国家科技部立项，上海市人民政府和国家林科院共同组织进行的《上海现代城市森林发展研究》项目，在北京昆仑饭店通过阶段成果评审。

    多年来，陈功及安邦咨询一再呼吁要重视城市森林对于大城市的特殊作用：

只要简单想一想，中央公园对于纽约的重要作用就可知道，失去了中央公园，纽约算什么城市？又会有多少人离开纽约？所以，这个问题的理解和认识不复杂，关键城市政策要重视，要在规划中加以体现。

    现在很多人，甚至包括某些规划权威，都不懂城市森林的重要性，往往用城市绿地来“概括”和“代替”。其实，城市绿地是一种泛称，更多的是一种景观，一种陪衬，能看不能用，对城市环境的价值，只是纯粹的中看不中用的“面子工程”。对于小气候和雾霾，对于物业价值，对于空间改善，对于动物以及生态，基本上一点帮助也没有。真正的城市森林，指的是由高大树木构成的、具有自然特征的大面积绿化带，有没有草地倒在其次。

    北京今后搬迁的很多集贸市场，都处于城市的关键部位，对城市环境气候影响很大的关键部位，作为城市研究学者，我们对于搬迁之后的土地利用深表关注，非常希望能够保留一些土地用于城市森林的建设。一旦这样的预想能够实现，则北京的环境面貌会为之一变，绿色的北京，才能真正在空间形态上表现出来。

虽然北京的城市规划从来不需要真正的城市研究学者参与，但作为城市的研究者，我不得不讲，这批土地的有效利用，可能是最后修正北京空间缺陷的机会。一旦这个机会失去了，北京若想弥补和调整城市空间肌理，恐怕只能嘴上讲讲，实际已经再无可能了。

陈功简介

陈功，现为安邦咨询创始合伙人、首席研究员、博士后导师、著名智库学者、信息分析权威专家。他是“新丝绸之路”的最早研究者，中国版马歇尔计划提倡者，他同时也是中国陆权理论的最早研究者。研究方向主要是基于信息分析的地缘政治战略和城市发展战略。陈功先生长期担任中国体制改革研究会理事，多所中国大学的教授及博士后导师

　　2015年的巴西经济出现大幅衰退，通胀高企，货币狂贬。根据巴西统计部门公布的数据，2015年巴西经济衰退近4%，瑞信的最新报告预计，2015年至2017年，巴西经济增速分别为-3.7%，-3.5%和-0.5%，为1901年有记载以来首次三连跌。在通胀方面，2015年巴西消费者物价指数为10.67%，是巴西政府通胀管理目标4.5%的两倍多，也是自2002年以来的最高水平。在货币方面，巴西雷亚尔兑美元在过去一年半时间内已下跌70%，2015年全年下挫超过33%，是2015年16个主要国家货币中表现最糟糕的。与此同时，巴西的财政赤字大幅上升，11月政府部门、巴西央行和社会保障支出达212.79亿雷亚尔（54.7亿美元），远超10月赤字122.7亿雷亚尔，创巴西1997年开始发布该数据以来最大规模的财政赤字。

　　与中国同属“金砖国家”的巴西陷入经济危机，其原因和教训值得中国借鉴。虽然中国与巴西经济从规模到结构都有很大的不同，但当前中国经济处于下行压力、人民币正处于持续贬值通道之中，避免巴西曾经出现的经济问题和政策失误，对中国来说尤其重要。

　　第一个教训是“去工业化”。巴西在发展中国家曾经有不错的工业基础和产业体系，如成立于1969年的巴西航空（Embraer）如今已跻身于世界三大商用飞机制造商之列，成为世界支线喷气客机的最大生产商，飞机销往美国、英国、法国、意大利、摩洛哥、墨西哥、南非等40多个国家，占据了世界支线飞机近50%的市场份额。历史上，巴西曾在封闭的条件下发展“进口替代”型经济，以发展本国工业产品替代从欧美进口制成品。上世纪90年代，巴西开始实施开放市场改革，让习惯于政策保护的国内企业极不适应。巴西的工业没有在市场开放条件下实现产业结构的调整，即便在平均关税仍达20%以上的保护下，巴西制造业在国民经济中的比例还是由上世纪80年代的29%，萎缩至现在的10%。对于新兴市场经济体而言，巴西的“去工业化”无疑抽掉了国民经济的脊梁，使巴西经济失去了重要的工业支撑。

第二个教训是服务业低端和原材料依赖。在“去工业化”的同时，巴西的服务业迅速发展，目前比重已达70%以上。然而，巴西服务业除了金融之外，多为商业零售、旅店餐饮等低端行业，无法像发达国家那样创造更多价值。在制造业未发展起来、服务业较低端的背景下，巴西的国家收入更多依赖铁矿、大豆、石油等原材料出口。在本世纪前十年的“大宗商品超级周期”里，巴西获得了巨大的“大宗商品红利”。以铁矿石为例，2001年国际市场价格只有每吨20美元，但到了2011年每吨价格一度突破280美元，短短十年飞涨了13倍。但到了2016年，铁矿石又降至每吨40美元以下。但随着大宗商品红利的消失，巴西经济增速不断下滑，2014年跌至0.1%，2015年更衰退近4%。

　　第三个教训是应对政策失误。面对经济问题，巴西政府做出了错误的应对。由于无视结构性问题，认为巴西经济“仍然健康”，巴西当局先是采取了强化市场保护，以及放松银根、减免税收等刺激政策，结果不但政策无效，反而把多年积攒的“红利”彻底花光，2014年，巴西财政出现了自1995年以来的首次赤字。迫不得已，巴西在2015年开启了大规模紧缩政策，紧缩虽然是对症下药，但它在短期内冲击了经济，为了保持社会福利和扶贫计划开支，政府同时开始加税，这引发了企业界的极度反感，使得企业家更不愿意进行投资。多种因素下，巴西的经济大衰退彻底爆发。

　　与巴西相比，中国政府的政策反思和决策都有很大的不同，中国的市场规模、工业体系和财政状况都使得中国足以避免陷入巴西当前的困境。然而，中国如果不提前进行政策调整，完全存在形势进一步恶化，出现经济踏空失速、人民币大幅贬值、资本大量出逃的风险。从巴西的教训中可以借鉴如下几条：一是要保持工业在经济中的支撑地位，并在市场开放条件下推动工业不断进行结构升级，尤其要保持制造业的竞争力，避免工业空心化。二是服务业发展要避免产业过度低端，缺乏附加价值，服务业的产业升级与制造业升级同样重要。就此而言，以网商为代表的零售业态创新，根本不能成为一国服务业发展的战略寄托。三是在政策应对上不能以削弱企业发展利基、消弱市场化为代价，同时要把控财政风险，平衡扩大社会福利与发展经济的关系，不能过度消耗国家财政储备。

　　处在经济衰退中的巴西今年将面临极大的国家风险，进一步加剧其“中等收入陷阱”困境。中国经济面临的形势也很不轻松，从巴西的教训中有所借鉴对中国十分有益处。

除了经济因素、政治因素之外，中巴经济走廊还面临着一个重大地缘政治挑战——巴基斯坦国内严峻的安全形势，尤其是其复杂的部落文化和部落政治，将影响中巴经济走廊的成败。南亚是当今世界上民族矛盾、宗教暴力冲突最为严重的地区之一，其中巴基斯坦是分离主义、恐怖主义、宗教极端主义活动比较频繁的国家。它是穆斯林占主体的国家，但同时也是多民族、多教派、多文化构成的社会。这里既有旁遮普、信德、俾路支和普什图四个主要民族，也有布拉灰、哈扎拉、奇特拉尔、卡费尔等少数民族；虽然逊尼派穆斯林人数占优，但也有大量什叶派穆斯林，此外还有印度教徒、基督教徒、袄教徒、锡克教徒；并且这些民族和教派均先于巴基斯坦民族国家的建立而长期存在，有独立的文化传统和特殊的利益诉求。因此，复杂的民族结构和宗教结构，一直是巴基斯坦独立以来困扰其国家发展的主要障碍之一。不看好巴基斯坦政治前途的人常使用“巴尔干化”、“黎巴嫩化”来形容巴严峻的民族、宗教、社会矛盾可能造成的后果。

　　比如，俾路支人一直希望建立地跨巴基斯坦、伊朗、阿富汗三国交界的“大俾路支斯坦国”，和巴联邦政府间多次发生大规模武装冲突。由于1893年英属印度与阿富汗签订的《杜兰协定》，普什图族被划分到阿富汗和巴基斯坦两个国家。以建立“普什图尼斯坦”政治共同体为目标的普什图分离主义运动令巴联邦政府颇为头痛。由于持久的经济恶化与社会动荡、中央政府管理失控等原因，基地组织、塔利班、亲塔利班的宗教激进团体，在巴基斯坦部落地区一直有着深厚的社会基础。自2004年以来，巴基斯坦开始出现“塔利班化”，并明显溢出联邦管辖部落地区，深入巴基斯坦北部地区，进入到巴城市中心，严重影响到巴基斯坦国内政局的稳定。多年的反恐战争并没有让巴基斯坦的国家安全形势得到改善，反而使巴国内存在的民族矛盾、宗教冲突、恐怖主义活动变得更为严重。大规模袭击此起彼伏，投资者加速撤离巴基斯坦，本来就处于严重困境的国民经济更加恶化，安全局势更加动荡。中巴经济走廊要在巴国内如此复杂的安全环境中展开实属不易。

　　特别需要注意的是，中巴经济走廊建设的很大一部分建设位于巴基斯坦部落区。在巴基斯坦建国前，境内就存在大大小小的部落，英国殖民者无法破坏当地的权力结构，采用扶植政治代理人的方式，以部落首领及其长老会议作为当地秩序治理的基础。巴基斯坦建国后，仍然接受这些部落区保留自治状态，并由国家宪法给予这些地区以特别地位。《1973年巴基斯坦宪法》将巴政府在部落地区实施治理的主要形式分为联邦管辖部落地区和省属部落地区两种，集中于西北边境省（今开伯尔—普赫图赫瓦省）和俾路支省。联邦管辖部落地区名义上由总统亲自管理，但实际上几乎保持完全独立。省辖部落区受省首席部长的直接统治，也有相当大的自治权。

　　这些部落组织以部落首领为核心，部落首领在其管辖地区继续享有相当大的权威。部落体制自成体系，中央政令在这些地区无法得到有效的贯彻和实施，省政府管理也软弱无力。研究普什图部落的专家曾这样说道，“一个部落就是一个有组织的袖珍国家，它自给自足，几乎能够满足部落成员的所有需要。它自成体系，近乎独立，对外部世界漠不关心。”“部落”在俾路支当地人心目中处于神圣且不可撼动的地位，他们基本没有“国家”概念，国民意识薄弱，他们忠诚于自己的部落，不认同和接受其他外来的权威。部落首领作为传统社会的权势阶层与既得利益者，不愿意改变传统社会结构和权力体系。他们阻碍俾路支地区有效地接受现代的先进政治和文化制度，导致经济落后，社会思想氛围极为保守。比如，部落区适龄儿童无法进入现代学校接受正常教育，而只能前往教学质量较差的宗教学校。部落首领为了保留自己的政治经济特权，鼓动民众抵抗巴联邦政府，他们拥有自己的部落武装，甚至与官方军队发生大规模武装冲突。有专家表示，俾路支省的部落首领正在滥用俾路支省的公共权力和财政资源以充实自己的部落，组织更大范围的分离主义族群。经济走廊建设能否获得传统阶层、地方力量的认可，如何让少数人的利益在中巴经济合作中得到充分尊重和保护，是中国政府需要直面的话题。

　　总而言之，中国要顺利推进中巴经济走廊建设绝非易事，在相当程度上，部落将决定中巴经济走廊的成败。

　　日前召开的中央农村工作会议明确提出“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这预示着中国农业将进行一次结构调整的改革。当前中国农业面临诸多矛盾和难题，比如，中国粮食生产今年取得了“十二连增”，与此同时，今年粮食进口规模可能会再度创下记录，而国内托市收储的粮食库存也将保持高位，呈现出生产量、进口量、库存量“三量齐增”的怪现象。此外，我国农业生产还面临着农产品价格“天花板”封顶、生产成本“地板”抬升等新挑战。

　　根据国内学者伍振军的研究，2015-2016年度我国玉米、小麦、稻谷库存合计高达2.54亿吨，将创历史最高纪录。以棉花为例，2015年度我国棉花库存占全球库存的50%左右，自2013年以来棉花库存连续三年超过1000万吨，近两年国内棉花与进口棉花价差很大，棉花高价收储国家潜亏在600亿元以上。此前，中国每年仅粮食储备的亏损就达600亿以上，再加上农民的补贴，总供要超过千亿。

　　与此同时，国内国际农业资源配置扭曲问题很严重。国内国际大宗农产品价格差距很大，以粮食价格为例，2010年以来国内小麦现货价比国际现货价高出1000-1200元/吨，稻谷高出1100-1600元/吨，玉米高出900-1200元/吨。如此高的粮食生产成本，在国际上完全不具备比较优势，只能是增产越多，亏损越多。

　　这些问题的“病根”都出在中国农业的结构问题，以及一些扭曲的农业政策问题。将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延伸至农业领域，就必须通过调整农业结构，提高农产品供给有效性，增强市场配置农业资源，才能推动中国农业提质增效，从根本上破解农业发展难题。

　　在安邦咨询（ANBOUND）的研究团队看来，未来中国农业的发展需要重点解决几个问题：

一是调整粮食生产基本策略，调整粮食自给战略的弹性，从国际着眼综合保障粮食安全。要调整过时的粮食自给率目标，在国内确保口粮生产的同时，加强对全球农业开发潜力、环境与风险的分析，充分利用国内国际两种资源两个市场来加强保障粮食供给。正如安邦研究人员过去所说：进口粮食就是在进口土地和水资源。以中国进口粮食1亿吨来计算，相当于国际上有7亿亩土地为中国生产粮食。

二是在农村土地制度上应该寻求突破。中国的改革发端于农村，承包制改革了农业生产关系，这个红利吃了几十年，现在到了变革的时候。以农民个人承包制为代表的小农生产的边际效率提升的难度越来越大，必须要有新的制度改革突破。在我们看来，最大的制度突破应该在土地制度上，简称为农村“三块地”——农村集体建设用地、承包地和农民宅基地的改革。我们认为，土地制度改革将是下一步中国农村发展是否具有活力的最重要因素。比如农村宅基地如果能上市交易而且保障土地权属，那将在中国刺激起一轮城市资本下乡发展小城镇的高潮。全国人大常委会12月27日表决通过，中国将在232个试点县（市、区）、天津市蓟县等59个试点县（市、区）分别开展农村承包土地的经营权、农民住房财产权（即“两权”）抵押贷款试点，也是在扩大农村土地改革的经验。

　　三是农业产业发展面临改革与提升。从种植来看，不能只是为粮食而粮食，要兼顾农业的经济产出和效益问题。国家发改委提供的数据显示，2014年我国蔬菜平均每亩净利润为2069.78元，是稻谷的10.1倍，小麦的23.6倍，玉米的25.30倍，而棉花、糖料、大豆等土地密集型农产品生产净利润都是负值。这显示我国粮食、棉花等土地密集型产业与水果、蔬菜、水产品等劳动密集型、技术密集型产业之间资源配置不合理。从组织方式来看，个人承包制只是改革了生产关系，但在农业生产组织化程度上，仍然是个体小农经济，这在未来没有出路。应该在土地流转制度、农业组织化发展、产业资本下乡等方面，进行更大力度的改革。

　　农业和农村发展对中国实现“十三五”目标至关重要，未来中国的农业发展要再上台阶，必须建立在大力度的制度改革基础之上。

　　很显然，伴随着反腐败、政府机构改革，未来减少官员队伍数量将是政府机构改革的一个重要内容，同时也是今后政府改革要面临的一个严峻挑战。其实，中国的官员队伍数量不是新话题，过去就曾有过说法，中国目前财政供养的官员数量以及官民比都是历史上最高的，这给财政资源带来了很大压力。

　　不过在我们看来，官员数量太多带来的财政压力，并不是当前官员队伍改革的重点。从中组部整治超职数配备官员来看，更重要的目的是要解决官员人浮于事、效率太低，以及不当作为的问题。从中国的需求来看，需要建立一支与市场化改革相适应的官员队伍来。

　　中国到底是官多还是官少？有不同的说法。国内官员的数量，狭义上指的是公务员数量，广义上则扩展到财政供养的各种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在2012年全国“两会”上，全国人大代表、前中纪委副书记刘锡荣提供的数据称，4年前全国公务员是600万人，2013已经增加到1000万人，一年增加100多万人。而“两乱两超”给买官卖官留下无尽空间。官多了不好管，供养成本、教育成本、监管成本和违法违纪查处成本都很高。他说，中国每年要处理10万多名干部，其中省级以上干部10多人，“大象身上洗下来的泥巴总比小猪身上洗下来的泥巴多。”

　　中国国家公务员局负责人则表示，我国有1000万公务员的说法不实。该负责人称，据公务员主管部门统计，2008年、2009年、2010年全国公务员的数量分别是659.7万人、678.9万人、689.4万人，近两年年均增长约15万人。此外，我国还有88.4万参照公务员法管理的群团机关、事业单位工作人员。

另一种计算方法是，以财政供养人员来衡量广义的公务员数量。有统计称，中国的财政供养人员包括行政机关、政党机关和社会团体及财政拨款的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其数量为4000多万人。以财政供养人员占总人口的比例来看，美国为1∶12；法国1∶12；日本1∶23；英国1∶24；中国1∶26。中国与发达国家的比例差别不大。

　　如果按照公务员与GDP的比例来计算，中国公务员的数量大大超出发达国家，中国为39人/百万美元，大大高于发达国家，美国为2.31人/百万美元，日本为1.38人/百万美元。曾有人根据2008年的GDP等数据估算出：中国每百万美元GDP供养12.3人，美国则为1.57人，法国为1.70人，日本为1.14人，英国为0.88人，加拿大最少，为0.41人。

　　与中国历史上政府官员数量来纵向比较，可以看到目前官员数量庞大。中国历史上依靠士绅阶层稳固政权统治，政府管理人员相对较少，官民比例很低。西汉时期是1/7948，东汉是1/7464，唐代1/2927，元代1/2613。宋代大体介于唐明之间，明代1/2299，清代1/911，建国初1/600。现在国内一些地方的供养比更高，个别地方甚至达到了空前的1∶9。

　　虽然不能只以政府雇员数量来评价政府的规模，但政府官员增多以及与此相关的工作效率降低变得越来越突出。更大的问题是，多年以来，官员队伍已经异化为一个为自己谋取利益的利益集团，权力也已经市场化，这是导致官员队伍出现大规模腐败的原因。十八大以来中央大力推动反腐败，实际上是要对过去畸形的官员利益集团进行制度性纠偏。客观来看，中国改革开放的历程有官员队伍的很大功绩，但今后的中国要进入不同的阶段，要调整政府与市场的关系——让市场做得更多，政府一要退出市场，二要做自己该做的事，在职能定位上进行较大的调整。

　　中国的政府机构改革将首先体现在官员队伍的数量减少，以及政府职能定位的调整。今后的中国市场，需要政府不断地退出竞争性领域，由市场力量和市场机制更多起到作用。

2015年以来的世界形势和中国形势都是空前复杂。在历史上，中国也曾面临巨大的压力，但过去形势比较单纯，阵线分得清楚，而现在是真分不清楚了。历史上的中国，曾经是地理封闭的国家，几条大山脉和沿海大陆架国家，将中国团团围住，所以历史上的中国很封闭，实际很晚世界才了解到，原来还有这么个国家存在。后来改革开放，很不容易让世界了解了中国，改革开放也曾经让中国站在了世界的道德高地之上，充满了希望，很多国家都羡慕中国，都在学习中国的开放。中国经济增长也在10年间取得了巨大的进步，“中国因素”影响到了世界。此后形势有变，不但很多国家的改革走到前面去了，而且由于“一带一路”的冲击，美国切实感受到了中国的威胁，开始了“重返亚太”的战略，实际上现在的中国，面临空前的软合围，这种合围是经济的，也是政治的，压力空前，这是建国几十年来从未没有过的情况。中国的百事不顺，与此有关。

中国经济转型问题 

中国经济要转型，这是大势所趋，我们上层建筑方面的很多“基本建设”都没有搞好，就像一个人身体有缺陷，跑得太快就断气了。再按照过去两位数增长率的那套搞法，自然是缺陷百出，漏洞太明显，在腐败、债务、环境、贫富、成本、社会稳定等方面，都存在大问题，如果不转型、不改革，根本搞不下去。但怎么转型？实际上我们还不太会搞，不太会玩。这不只是一个观念的问题。有些事情我们恐怕是看的太简单了，想的太简单了，就像一部车子过去一直向左开，你现在让它猛然向右拐，家大业大，百业难调，掉头很困难，弄不好就侧翻。很多人以为靠发文件、靠中央权威就能解决转型问题，这是过分迷信集权的意识，很危险，实际做起来也很困难。除非做好打持久战的准备，除非做好战略上的预规划，否则卡在那里，不上不下，资源耗尽，四处叫苦连天、怨声载道的情况极容易出现。

经济增长问题

中国经济增长补缺口的问题，始终没有想好解决办法。过去中国是两位数的经济增长，10%的GDP增长率都算低的，但宏观调控一下子降了3个百分点，2015年是6.9%，考虑到数字虚报，实际下降可能更多，这样就产生了一个很大的增长缺口，拉出了一个很大的缺口。这不是经济增速合理不合理的问题，这个是真实存在的缺口，在市场、产业、企业、就业等很多方面，都会有很大的反映。增长一慢，积压就多了，过剩产能与此有关。追根溯源，还是当初对如何弥补经济增长缺口，如何因应缺口搞好战略设计，没有想好办法，可能存在低估困难的情况。因为我们不是没有机会的，不是必然要走到这一步的，中国的资源储备在世界上看，都是丰富的，3万多亿的外汇储备，经济增长有着辉煌10年的基础，市场体量已经上去了，人民币汇率始终坚挺，外资大量流入，愿意持有人民币资产，老百姓的储蓄所代表的财富总量，不断增长，直接突破了50万亿。现在看来，这些因素中的很多都在猛然间逆转了。

经济好坏的评价标准

评价经济好还是坏，看什么？看年初自己定的数据，还是看看基层的实际情况？连PMI指数都快做不下去了，一切很清楚，根本不用多谈什么了。国外有基金确实在“做空”，这个你没有办法的，只要你是开放经济体，人家就是做这个投资行业的，有的是办法“做空”，不在中国“做空”，也有办法在离岸“做空”，在世界市场“做空”，不做证券、货币，也可以做大宗商品，“做空”是防止不了的，而且都会反过头来影响我们的利率和汇率，形成金融风险，这就是开放经济体要面对的挑战，除非我们不开放了，全关掉。客观来看，关键还是我们自己的问题，政策失误肯定是存在的，如果都正确，那里会有这么多的“做空”机会？现在预测中国经济简直太容易了，等于是号召人家来“做空”，这种情况在世界经济史中很罕见，教训值得我们反思和总结。否则，情况终究还是改善不了。

中国经济的政策立场

现在的经济形势很复杂，有些政策立场方面却很不可思议。一些学者的讲话口吻像上帝一样，说什么中国经济要从“科兹纳型套利经济”转为以发明创造为主导的“熊比特型创新经济”。根据他们的理解，所谓转型，转的就是这个型：从找商机，到创新创业，再到去创造客户。不过，且慢，这是在说中国的事情还是在说美国的事情？美国的科技创新搞到现在还被普遍指责没有带来实质经济增长，还是“富豪经济”，美国的中产阶级为此抱怨连连。中国有13亿多人口，仅仅靠几个“马云”能养活得了吗？那些干了几十年的企业，好不容易做到了几十亿的规模，怎么可能说转型就转型？那些手艺人或是小商小贩，中学都没有好好上过，你让他们怎么转型？我们有些学者幼稚的要命，言论惊人的不靠谱，动不动就讲，你现在不能干这个了，你不能做那个了，你要学习谁谁等等。似乎他们可以随意决定大家的命运，说你死就必须要死，你被淘汰了，你只能这样了！经济政策如果按照这样的路子走下去是非常危险的，政府的职责在那里？当初是谁带领我们走到今天这个地步？这样的问题，势必有人会问。有些人惧怕反思和总结，这样怎么能够进步？其实，经济就是经济，简单点反而市场情绪容易被调动。

增长和速度问题

增长和速度问题，我总是说，中国的一切问题都是速度问题！从“十一五”到“十二五”，中国经济总是像“钢铁侠”那样飞奔，肯定不行。“十三五”再想办法，想走良性增长的路子，这是正确的，也不能不如此。但怎么走？现在还是没有找到很好的办法。政府提出向改革要红利，但怎么要？改革怎么改，才有红利？这些问题都还没有清晰的、有说服力的答案。改革靠发文件肯定是不行的，有人说，改革文件发了一大堆，但效果成疑，这应该是实话。早就说改革到了“深水区”，每一项改革都是系统工程，但现在的体制最怕的就是系统工程。因为只是说说话还好办，驱动大家为一个目标去做事，就很困难，这就是所有“系统工程”的难点。以这样的情况看，或许“红利”的出现还要等到将来，这也就意味着6%到7%的经济增长率，在中国将会持续较长一段时间，同时中国的投资和消费都会存在一个限度的约束，不能有乐观的指望。除非中国的战略大计做出调整，否则中国的国际竞争力，就掌握在别人的手里了。

美元加息问题

世界经济形势同样复杂多变。美国经济现在不是好转的问题，而是处于顶峰阶段，再后面就是走不走下坡路的问题了。美国现在的失业率已经降到5%以下，这是最好水平了。美国此次加息时机比较靠后，可能顾虑的就是世界经济的影响，但这种影响终究还是会来的，美元高涨带来了其他国家货币的贬值，导致对美国产品的需求放缓，资产价格暴跌，这不可能不反过来影响美国经济。所以，我还是当初美联储宣布加息时的那句话：美国即便不重新再减息，也不敢轻易再加息了。

中国周边国家形势

中国周边国家形势微妙，不能说四面楚歌，也是八面埋伏。除了朝鲜在中国周边制造不稳定之外，越南与中国存在长期的南海争议，东盟也转身与美国达成TPP协议；此外，中国最重要的传统盟友俄罗斯情况也相当不妙。俄罗斯财政部在今年初首次宣布，已经向25家外国银行提出了在今年发行国家债券的申请。这些银行包括了中国银行、中国建设银行、中国工商银行、中国农业银行，以及摩根大通、摩根•斯坦利、汇丰等欧美银行。这是自从西方制裁，俄罗斯陷入严重经济危机之后首次向外国借债。根据俄罗斯的数据，其经济增长在2015年下跌幅度达3.7%。俄罗斯海关透露，去年的石油和天然气出口收入分别减少了42%和23%。俄罗斯是中国的重要市场之一，也是中国在国际政治领域的支持者。但如今的俄罗斯，正在日益成为中国的包袱，需要中国提供更多的金融资源来支持。

科技创新与转型

科技创新与转型，这个口号喊得很响，但能不能奏效，根本不是几年就可以看得清楚的，可以肯定的是，创新与转型对2016年的经济增长将会于事无补。科技创新从来都是高风险的活动，通常都是交给市场去搞，交给市场去承担风险，很少有国家像中国这样，动用举国之力去搞科技创新的。当年的日本，说是要科技立国，也只是出了一些大政方针，以政策推动为主，没有像中国这样搞如此大规模的政策倾斜。看看现在的科技产业园遍地开花，其前景如何，相当令人怀疑。国家财富这样处理，合适吗？

冷静看待大数据

大数据其实就是一场“软件运动”，却被吹嘘得神乎其神。大数据有用吗？当然有用，而且不是今天才有用的，从上世纪80年代database数据库出现后就一直有用，现在不过是工具软件有了进步，更多了一些，好用了一些，所以我说这是一场软件运动。其实现实一点看这个问题，大数据主要是少数几家科技公司企图获得政策资源的一种噱头，他们凭借自己控制的网络资源大肆吹嘘，弄得不明就里的政府机构花了不少钱，有的还投资巨大。在科技方面，中国的政府机构确实还没有真正学会定位自己的使命。他们往往在不自觉之间，就从领导者变成了企业家。将来怎么算账，还是一个问题。

城镇化

城镇化是一个古老的命题，在古罗马时代，通过战争掠夺来的财富就被用于城市建设。所以城市是一个陷阱，无数的财富都被装了进去，结果呢？会有两个后遗症，但用“城市化推动经济增长”的时候就根本没想到、没有看明白，或者是根本不愿意听取意见。这两个后遗症一个是成本飞涨，一个是资本过剩。前者是资产价格暴涨，导致产业被扼杀；后者是大量投资形成的纸面财富，四处飘荡，不断制造各种金融风暴，让社会风潮不断。再加上长期被忽略的老龄化，今天快速城镇化造成的问题，是今后中国面临的一个巨大而长期的挑战。能不能被顺利消化，我目前持悲观态度。

国企的舒服日子不长了

国企的廉价资源接近枯竭。过去的国有企业发展，主要依靠政策资源的便利，资源非常廉价。各种大型项目，基本不用看，都是给国有企业制订的，有些本身就出自国有企业之手，这样的项目会有利于谁，难道还不清楚？但今后随着政府财政紧张，国企在这方面的优势已经被大打折扣，所以今后国企的日子会很难过，而且会越来越难过。实话讲，现在中央层面的政策，还是尽力照顾国企的，但毕竟资源有限，还是不如过去了。今后的国企，只能往债券的方向发展。过去是借暗债，靠政策，拿到的是资源，由政府部门负债；今后估计只能借明债，自己借的自己还了，所以舒服日子已经不长了。

政策文件失灵问题

今后经济大环境中的一个特点就是政策文件失灵，至少也不像过去那样灵光了。出现这种情况是“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有几个原因：第一个原因是，中国有一支政策面的“亲军”，都是由国企那样的亲生儿子组成的，民营经济中的一部分不是亲生儿子，但不是亲生儿子的，也要拉关系，搞腐败，设法成为“干儿子”。这样做的目的，无非是抓资源，上项目，占政策便宜。这部分“亲军”在中国经济中很火，把持了大部分的增长效益，日子过得很滋润。但问题是，好处都由“少数”占了，别人吃什么？等到用到“大多数”的时候，发现这个“大多数”早就快咽气了，使不上力了。第二个原因是，政策的系统协调性越来越差，这与腐败、利益集团和政策官员的素质有关系，套路的事情好办，花钱的事情好办，精打细算节约的事情就不好办了。所以，本来剩下的就不多，没什么人愿意协调，只愿意做梗。第三个原因是资源短缺，只剩下号召了！

消费问题

消费不会玩。政策上鼓励消费拉动经济，但我们从来不会玩消费，还以为出出文件就成，有的连文件可能都出不来。实际上，与投资不一样，发展消费这是从上到下的系统工程，难度很大。长期以来，中国经济就是以投资为主，什么叫投资？在政府而言，就是花钱。所谓“能干实事的干部”，其实也就是“会花钱、敢花钱的干部”！什么都不干的干部，意思是只拿钱不干事的干部。现在提倡消费，刺激消费，鼓励消费，这就要求干部要为别人花钱去创造条件，为别人提供服务，同样是这支队伍，自己花钱是一回事，让别人赚钱、花钱那就是另一回事了！中国的事情不好办，难就难在这里。当中国的干部真的开始“为人民服务”了，中国的消费肯定不用刺激就上去了。

大部分所谓金融创新是瞎胡闹

金融政策的取向有问题。这个与金融改革的步子走得太快有关系。曾经一段时间以来，金融改革为西方市场理论所左右，比较盲目，即便不能说“惊人的幼稚”，学术味道也太浓厚了，所谓金融改革的成功，似乎就是西方交易市场有的，我们都要有。于是，期指、杠杆、做空、理财、基金、注册制、各种交易所等等一窝蜂地都上马。实际这种“该有的都要有”的政策取向是有问题的，中国金融改革的成功，定义的关键不在于“该有的都要有”，中国金融改革成功的定义在于风险控制，这是现阶段中国经济、社会环境决定的，是客观现实决定的。别人出事，我们不出事，这就是金融改革的成功。交易品种、机制的创新是很重要，也没人说不重要，但一切都要以稳健为前提，要有取舍，要看准时机，要做好风险控制。中国金融市场接连不断的风波，问题的根源之一就在这里。当然，还有一个根源是资本过剩，这是理论问题，就不在这里讨论了。

大部分所谓金融创新是瞎胡闹。就在不久之前，中国的银行界专业人士对千奇百怪的“金融创新”也表达过不同意见，认为风险不可控，但被政策压制了，后来还被迫要跟上潮流，也搞“金融创新”。这样的做法太偏激了，金融业排第一位的事情从来都是风险控制，保守就是银行业的看家本领，谁不保守谁倒霉。美国是金融创新的大国，但美国家庭用手写支票一直用到现在，按说比我们还保守，就这样还出事呢！所以“风控第一位”这个原则一旦被弃之不顾了，不出大事就是万幸，出大事也毫不奇怪。在资本过剩的环境里面集资是很容易的，但集资之后投资投到哪里才是关键。中国眼下的市场环境，我们说“八面埋伏”，那些经验老道搞了几十年的企业家都深感棘手，毛头小子即便有个好点子，但运作起来哪里会有那么容易？哪怕是“野心时代”也不能忘记，资本只是第一步，运作才是回报的关键，没运作谈何增长？因此所谓的“高增长”项目，十有八九是吹牛皮、吹概念、吹故事，靠着山呼海啸的狂吹，能成事吗？现在，那些过去到处应聘没人用的人，随便弄了个概念，也在玩金融，搞集资，转眼间居然变成金融家了！过去搞房地产的，现在都在搞金融、玩资本了！大爷、大妈也在积极参与，这种现象说明我们的金融环境真地出现问题了，资本是要有回报的，那样才是良性循环。哪里会有那么多突然出现的高增长项目？哪里有那么多的企业人才搞得了高增长的项目？既然没有真实的资源，那就只能来假的，于是很快金融创新就演变成金融骗局了，有的还是惊人规模的骗局。现在南方有的县，那明确就是以骗为生了，所谓做事的，十人里面有九人是骗子。到了这个程度，还不警醒，就太不可思议了。                                                                     

金融动荡是一场荒唐游戏。埋雷的是城市化，引爆的是政策，弹片杀死的是居民财富，受伤的是投机者，倒地的是市场机制。2015年的金融动荡，可以说只有输家，没有赢家，只有早早离场的人除外。面对金融动荡，大规模的行政干预达到空前的力度，公安抓起来的人，到现在还没有结案，结果如何还不好说。这一切使得改革开放后好不容易建立起来的市场交易和秩序，又乱了。什么可以做，什么不可以做，市场需要很长时间才能重新适应，市场建设和发展只好先放一放了，等风头过去再说了。所以2016年，金融券商、投行、基金甚至包括银行的日子并不好过，它们开会的时候，将会远远多于业务操作的时候。

资本过剩才是大问题

对于2016年的趋势，从产业层面来讲，关键是要明白资本过剩条件下会发生一些什么事情？从理论高度来讲，这是一个新的认识框架，与传统经济理论有很大不同。由此出发，会产生很多的议题和脉络，让大家看到事情的定性、解释现象，这是我们看问题的基础。没有这个理解，那就像盲人摸象，你还以为一切都好着呢，一切都跟过去一样，就像航海老手，还以为前面的风浪以前见过，那样势必就要栽莫名其妙的跟头。摔的很厉害，还不知道为什么摔跟头。

债券市场的改革和建设

中国的金融改革，重点是债券市场的改革和建设，其他都是次要的。市场交易机制的建设不是现阶段的重点。什么T+0、注册制、三板四板之类的争论很凶，造成市场动荡，但这根本就不是重点，“政策技术面的爱好者”造成了很多的问题。真正的问题在于，要看清中国大形势对证券市场、对金融市场所提出的要求，这是大局！我们的官员很喜欢理解上级领导的精神，这也没错，但上级领导的精神是什么？怎么来的？还是大局，一切都是围绕大局来转的，形势比人强，这句话是没错的！而从大局来看，“一带一路”、债务的处理、消费以及金融市场的建设，最需要的就是各类分级债券市场的建设和完善。所以，2016年以至今后，中国债券市场建设是重点，是主轴，其他的都不是。

世界的社会大风向问题

社会各界都要关心我们的世界正在改变，只有这样，你才知道自己的选择是什么。占领华尔街运动发生之后，很多国内的金融大腕都一笑置之，认为这个运动就是一个玩笑。大家可以很容易看到，他们的言论现在还都在。他们是从本能出发的，似乎占领华尔街运动触犯了他们搞金融的颜面。这还得了？金融家的地位是至高无上的。实际上，整个世界可并不是这样，占领华尔街运动不但没有消失，而且深入人心，在政治形态上也从街头运动演进到国际政治大舞台之上。最近伯尼•桑德尔斯在美国大选中过关斩将，获得极高的民意支持，搞得参加过三次竞选的希拉里•克林顿稀里哗啦的，就表明了这一点。整个世界的社会民主主义大潮正在涌现，这是中产阶级——也就是占领华尔街中所说的那99%——决定的变革，终于还是发生了。在这种社会条件下，世界富豪的表现要低调一点，要舍财取义；政府要转型，转向社会福利，搞福利政府。中国的情况与发达国家有不同之处，但这个方向是不会错的，今后的世界，社会主义大潮风起云涌，时代又变了。

产业经营者2016年会继续感到困难

产业经营者在2016年会继续感到困难，有人建议“勒紧裤腰带”，这也算不上错，只是人人会讲。所以，这个想法不是解决方案，而是劝大家打掉牙齿吞肚里的思路，还没明白大格局的变化是怎么回事呢！2016年，产业经营者要到资本能够发挥价值的地方去，现在关键的问题是资本过剩，它导
致的问题很复杂，变化很多，容易糊涂。过去钱多了，会导致通货膨胀，现在不是，会变成通货紧缩，为什么？因为资本转化的科技会造成产能更高，过去说“钱毛了”，是以产能不变为理论假定条件的，所以才有通胀；一旦产能随着资本变化，钱越多，产能越高，价格越低，就会变成通货紧缩了，辛苦搞出来的产品，价钱怎么也上不去。这个结果，搞经济学的不会告诉你，但智库学者可以告诉你。最近索罗斯讲，他准备到斯里兰卡去投资了！很多人知道他是这样讲的，但不明白他为什么这样说，原因就在于斯里兰卡，资本（钱）可以发挥价值，那里还没有资本过剩的情况出现。我给大家的建议也是这样，按照这个建议走得快的，要比走的慢的好得多。现在的世界变得很快，过去钱存银行，银行要向你支付利息；现在钱存在银行，恨不得你得给银行支付利息，这就是负利率。现在不但银行有负利率的，就是国家层面的基础利率也有负的，这明显就是资本过剩的结果。美国的几大银行，凡是存款多的，股价就低，市场知道它们拿钱没办法，钱已经多得成了祸害！

中国城市化的建设重点是在二线城市

对于未来的城市化，中央当然希望压缩一点农村人口，因为财政实在不好看，有危险，要缩小补贴。但未来怎样城市化呢？这个大政方针已定，我不太好讲，智库学者是看趋势的，我只能从趋势上分析一下，给大家一个观点。在我看来，中国建设好农村的最好办法就是建设好城市。对未来中国的建设资源多寡，个人看法不同，判断不一，这就会有不同的结果了。我的观点是，政策面上要舍弃一些小城镇，因此他们今后的日子要困难一点；中国城市化的建设重点是在二线城市。速度快的时候，这个提法不正确，但如果整体发展速度降到6%到7%。那就是必然选择了。如果能够有几十个城市建设的很好，管理的很好，也就能吸纳较多的农村人口，对全国经济增长的稳定会起到很大的作用。至于三线、四线的城市，不能作为重点，没那么多的资源去撒沙子了。在2016年，三线、四线城市的领导，要以“稳”为主，我的看法就是搞好两点：安全不出事，运行要稳定！城市不能断水、断气，出了大事更是不行。其他的，就看市场主体了。

社会发展方面的政策要精致一点

在社会发展方面，其实中国始终面临一个两难的大选择。敢不敢承认，中国不可能在现阶段实现全民富裕？这是一个大难题，从资源、从发展阶段上看，不可能。从政治承诺上看，则必须要实现，过去又一直这么讲的，这就形成政治压力和包袱了。社会上有人就会抱怨基尼系数，贫富不均；年轻人就会讲，发展机会不多，有人就会借机搞事、闹事。所以，我看中国早晚还是要甩包袱的，还是要实事求是地承认，不可能在现阶段实现全民富裕，有人贫困，有的地方贫困，这是正常的！而且更为重要的是，贫困与贫困问题的解决是两码事。我们应该承认，第一是有贫困问题，而且肯定不能让所有人脱贫，所有人都富裕起来；第二是我们尽力解决贫困问题，让大家走向富裕，这个问题要讲清楚，就会变被动为主动。穷则思变，就不会是那么回事了。所以，总的来说，政策要精致一点，如果含糊其词，必会反受其累。

精细制造是一条产业出路

精细制造是一条产业出路。中国怎么搞产业？一条路是比拼高科技，技术优势，让中国成为美国那样的国家；一条路是批量生产，低价取胜，这是中国过去的路；还有一条路是精细制造，我说这是人口大国、有制造业传统的国家要走的路。很多时候，中国总是讲有特殊国情，但每当制订政策的时候，就忘记这一点，总是与美国比，要知道有些事情真的比不了，不但中国比不了，德国也比不了，日本也比不了。有趣的是日本这个例子，日本一直想与发达国家比，甚至发动了战争，最后还是发现，真的比不了。技术是要靠积累的，没有积累，即便拿来了，也不好使，最多只能保证一代产品而已。我个人不大认同中国版本的工业4.0，这不是面向全国产业的版本，而是面向少数国企和少数企业的，与整个经济体无关。一个有制造业传统的大国，有13亿人口，很多人连吃饭问题还没有解决呢，你要搞产业，只能走精细制造，要发展乡土产业，这是有价值的。一块普通的水泥砖，只要做的精致，不管当地有没有宽带，谁来买都是高价，谁也比不了，这就是精细制造的精髓所在。我在美国，买了个浙江永康生产的炒菜锅，号称是采用了纳米科技制造，世界最高水平的炒菜锅了，但只用了一天，把手就掉了，一锅菜都掉到地上。这种高科技，不搞也罢。还不如就是普通的炒菜锅，精益求精，做到精致到艺术品的地步，你看是否受欢迎？！

“财团经济”助中国

财团经济。这个我一直在提倡，但我就不明白，这么明摆着的事情，稍微研究一下就能做成的事情，怎么理解起来就这么困难？直到今天，这个事情还没有形成政策，领导们听听都挺有兴趣，但都不下手干。这样拖下去，再下手就晚了。要抱怨一句，那就是中国的事情是少数人明白之后，大领导才能明白，中间有个信息过滤层，就像时差一样，过滤得很厉害，周折很多，拖的时间很长。财团经济，简单说，就是聚散财为有组织、有管理的大资本，发展产业。中国的储蓄这么多，钱有的是，但一直就是乱来。高利贷、众筹满天飞，也不知道搞些什么，最后发现坏事了，变成庞氏骗局了。人才也缺乏，真正能干的，最后发现就那几个人。这种情况怎么搞？当然是搞财团经济。财团经济可以把资源和人组织起来，有章可循，有法可依；搞财团经济，可以发挥少数干才去脚踏实地做企业，韩国不就是这样吗？大家看到的三星、现代等等，都是财团啊！当然，日本也有，而且搞得更好。究竟怎么搞，怎么设计，怎样与宏观发展结合起来，让这个资本产业组织为中国服务，这是技术层面的事情，我相信有的是办法去解决。套用改革之初的话讲，这就是用资本主义的方法，做社会主义的事情，怎么就这么难呢？！

居民财富证劵化

居民财富的证券化。这个概念我借过来的，过去都是说资产证券化，指的机构，但我认为，居民手中的财富，也要予以证券化，要让老百姓的储蓄，除了买Coach包、豪表、日本马桶盖之外，转化为更大的动能，这就要靠有吸引力的债券了。如果居民财富都是以现金形式存在，那很可能不妙的。其实，这也是一种消费，要提供债券给市场，消化掉一部分居民储蓄。现在的理财产品是一类，但并不完美，这个出路形成的市场大有可为，要做的事情很多。从趋势上看，债券也是未来一个好的投资品。这是经济周期决定的，美国的经验表明，大约每个7-8年左右，就会出现一次大危机，这样就形成周期了。再后面的衰退期出现的时候，资金将会更为紧张，必然有较高利率水平的债券产品出现，这样在债券市场就有机会了。

改革的成功与否主要看政府干部队伍的状况

最后讲讲中国的改革，这个改革的成功与否，很大程度上看政府干部队伍的状况。对于现在的改革红利，高谈阔论的多，其实这种人大多都是言论界的人士，名气虽然很大，但不是真正干事的，现实当中，改革红利的取得是相当困难的。现实情况里面，总书记提个口号，指一个方向，这是他的工作，这是政策。按说政府部门就要出政策路线图，来配套实现政策落地。但我们不是这样做的，总书记喊一句口号，我们就出个政策文件，把口号记下来了，口号还是口号。更麻烦的是，在口号之下，啥事都可以干，啥事都敢干，这就是乱的起源。表面上，中国有一个总书记，下面有两千多个县；实际一看，其实中国除了上面有一个总书记之外，下面还有两千多个“总书记”，都在那里学着总书记喊口号。这事看着稀奇，其实一点不稀奇，现实就是这样。改革，能把这事改了，就是巨大的进步，改革就是要求，既然是政策，那就要拿出政策路线图出来，干什么定下来之后，怎么干也要定下来。目前，这个是缺位的，最多就是糊弄几句。

　　中国城镇化的下半场在规模和质量方面都需要提升。一方面，中国的城镇化率仍将会提升，新型城镇化发展战略中设定的目标是到2020年，城镇化率将要达60%左右，大约有1亿农民将会转移到城镇。另一方面，城镇化下半场将更加重视人的城镇化，突破城乡二元结构下的不完全城镇化。

　　不过在城镇化的过程中，国内也开始出现了“逆城市化”的现象，部分城市人群离开城市，流向更小的城市或者返回农村地区，逆城市化现象在东部发达地区表现得更明显一些。

　　逆城市化是相对于城市化而言的。美国地理学家波恩于1976年提出逆城市化概念，指的是西方国家的城市化发展到一定阶段后，伴随交通拥挤、犯罪增长、污染严重等城市问题日渐突出，城市生活压力增大，一些城市人口开始迁往郊区或农村居住，市区出现“空心化”，以人口集中为主要特征的城市化由此发生逆转。逆城市化的人口流动一般呈现出特定的阶层秩序，富人最先搬出，随后是中产阶级，伴随着新居住地功能完善，最后形成新型小城镇。

　　从城市化进程来看，逆城市化是经济社会发展到成熟阶段、城乡差距大大缩减后的一种自然现象，是城市化发展的一种高级形态。因此在波恩的概念中，“逆城市化”是城镇化发展进程中的一个阶段，并且是出现在城镇化后期的。诺瑟姆通过对西方国家城镇化过程的实证分析得出结论，城镇化率大于70%的阶段属于稳定发展阶段，此后城镇化增速趋缓甚至停滞，进而出现逆城市化现象。

　　2014年中国常驻人口城镇化率为54.77%，远低于发达国家80%的平均水平，也低于人均收入与中国相近的发展中国家60%的平均水平。根据世界城镇化发展的一般规律，中国仍处于城镇化率30%-70%的快速发展区间。不过，国内在城镇化进程中，已经不同程度地出现了“逆城市化”的现象。近年来浙江、江苏、江西等省部分地区频发农村籍大学毕业生“非转农”现象，越来越多的农村籍毕业生将户口迁回农村。此外，一些城市的市郊拆迁项目增多，加上国家各类惠农政策出台，农村土地带来的利益不断增厚，不仅一些农民工不愿意舍弃农村户口，甚至于很多原有城市户籍的人口，也希望换成农村户籍，分享发展红利。

　　实际上，中国的逆城市化现象还表现在户籍变更之外。部分城市人口已经迁移到小城镇或农村地区，在那里买房、置业、生活，虽然他们没有农村户籍，但已经形成了事实上的逆城市化。

　　有一种看法认为，在我国城镇化发展仍处于低水平的阶段，过早出现的这类逆城市化现象，这对今后的城镇化发展不利，对于处于工业化后期以及人口红利衰减的中国经济社会发展非常不利。尤其是当前政策希望未来有1亿农民变为城市居民，还要继续提高城镇化率，而且要以户籍城镇化率考核城镇化工作时，逆城市化就变得与当前政策目标背道而驰。

　　不过在我们看来，对于中国的逆城市化现象应该客观分析，不能轻易得出对错的判断。首先，逆城市化是城市发展的规律，城市化进程到了一定程度，城市化与逆城市化就会同时出现，不同的人群有不同的需求，逆城市化也反映了一部分人的需求。比如随着城市中产阶级的兴起，他们有更多的休闲需求，对更好的生态环境的需求，也有逃离城市喧闹的需求等，并非只是低收入人群因为高生活成本而离开城市。

　　其次，中国的逆城市化现象有制度因素。目前，中国的城市与农村土地制度不同，农村土地制度改革的前景是驱动逆城市化现象的原因之一。比如拿到农村户籍后，可以拥有农村土地、林地的承包权（如果是长期承包，相当于变相拥有产权）。农村宅基地也存在制度改革的前景，如果未来宅基地产权制度改革取得突破，宅基地能够上市进行产权交易，将会赋予农村居民一笔可观的财产性收入，还能够刺激数量可观的城市资本下乡。国内目前数量极为可观的小产权房，就是城乡土地制度落差的畸形结果。目前，农村土地制度改革已迫在眉睫，这应该是中国讨论逆城市化应该考虑的一个焦点，中国的农村土地制度改革已经严重带后，跟不上形势发展。如果在制度改革上突破，中国的逆城市化并非坏事，对于推进资本下乡、促进小城镇建设和发展，实际上大有好处。

　　与发达国家的历程类似，中国的逆城市化现象也是城镇化过程中的正常现象，在此基础上叠加了土地制度改革滞后以及城乡二元结构的扭曲。如果客观看待这一现象，并借势推动农村土地制度改革，逆城市化现象完全可能成为助推中国新型城镇化的正能量。

　　一般来说，互联网金融包括支付、征信、信贷，理财等综合性服务。很多人有种误解，一提互联网金融就想到P2P。其实，它只是贷款中特别小的局部，强调个人贷给个人。重庆市长黄奇帆，曾对P2P的本质有过形象的说明。他表示:“P2P平台自身不做任何交易，只是一个通道。就像开一个赌场，赌民和赌民在赌，赌场只是提供牌和桌子。P2P公司通过其网络平台，让想借钱的人与并不认识但愿意借钱的人沟通。”

　　英国人在上世纪90年代最先发明P2P，20年过去英国P2P公司没有超过10家；10年后美国人也应用P2P，到现在公司也没超过10家。这说明P2P有概念，可运转，市场规模不大，有内在约束性。毕竟个人去判断能不能贷款很难，所以个人间的贷款只是借贷里边很小的一个补充。可在国内，P2P的门槛却特别低，很多新创业者在没有金融能力时选择这个切入点创业，把它炒得很凶。加上有些地方政府部门不熟悉这个业务，做出了过度支持，导致P2P平台泛滥成灾，暴露的问题越来越多。在银行接连降息的背景下，一些找不到低门槛、高收益投资渠道的老百姓选择投资P2P，结果发现面对的是一个异常混乱的市场。

　　有机构统计数据显示，截至2015年10月底，P2P网贷行业累计平台数量已达到3598家，其中正常运营平台为2520家，累计问题平台达到了1078家，问题平台约占三成。根据银率网发布的数据显示，11月跑路P2P平台数达到了64家，环比上月激增433%。12月初，总部位于北京的P2P知名平台e租宝因涉嫌违法经营活动而接受公安机关调查，更是将整个P2P行业推到了风口浪尖。表明上看，年末是资金使用高峰期，投资人迫切希望资金落袋为安，面对提现远高于投资的情况，P2P平台容易出现资金链断裂，爆发兑付问题。但实际上，平台自身不良运营的因素更主要。不少平台存在自融、拆标、资金池等违规问题。流动性风险一旦爆发，平台就只能面临倒闭或者跑路。

　　黄奇帆市长很早就认识到了快速兴起的P2P中所隐含的问题。去年底，重庆就暂停了P2P网贷公司的审批。今年以来，他还多次谈及互联网金融。5月，跟腾讯董事会主席马化腾共同探讨“互联网+”时，黄奇帆提出：“如果‘互联网+金融’和传统金融干一样的事，又把传统的金融宗旨和原则都颠覆，那会闯祸的”。他解释说：“传统金融反对众筹，反对乱集资。P2P是一个互联网金融，但是它做的是一个平台，‘P’和‘P’之间互相贷款，但是这个平台本身不进行任何贷款。中国一下子出现了1000多家这样的平台，最近这几个月倒闭了30%，原因是什么？就是违反了金融的基本原理，变成‘P’不是输到另一个‘P’，而是几百个、几千个老百姓的钱汇集到平台上，平台变成集资的平台，平台作为法人，又把钱借给大户。”他认为，这种模式没有任何互联网金融的特点，是乱创新。

　　安邦咨询（ANBOUND）研究团队认为，黄奇帆市长的看法点出了问题的实质。在某种程度上，金融的本质是对风险的评估与经营，互联网金融不能脱离这个本质去过度创新。反过来说，试图通过创新手段来野蛮推动互联网金融发展，也是十分危险的事情。

　　此外，黄奇帆还针对互联网金融监管，发出了“谁在监管？谁能监管？怎么监管？”的疑问。确实，对P2P平台这样的互联网金融，如何做好监管、控制好风险，是很重要的问题。互联网金融固然给现代金融业发展带来了进步，如降低交易成本，服务覆盖长尾客户，服务传统金融机构未能触及一些领域等，但与互联网行业越大越好不同，金融不是越大越好。金融不能一味追求规模，金融要控制风险。贷出十个亿可以控制风险，而贷出一百个亿风控就难了。而目前，监管恰恰就是互联网金融风险控制中最大的难点，这方面暴露出来的问题也非常多。

　　没有规矩不成方圆。目前，尽管监管还未明确规定网贷行业的准入门槛、监管条例等，但是近期陆续调查违规平台的动作，已足以显现出监管对P2P平台加强监管、稳定行业发展的态度。据了解，目前由银监会牵头制定的P2P管理办法已基本成型，预计最快将于年内征求意见、明年年中落地。我们认为，需要提醒投资人，投资要摆正心态，违背常识的高收益不要碰。监管办法出台后，预计还将有一大批不符合规定的平台被淘汰未来。我们还主张，互联网金融必须有准入机制，监管部门必须加强常识监管，对于那些不符合常识的行为应该进行干预。对于坏的结果，监管部门也要严处，大幅度提高犯罪成本。

　　金融的本质是对风险的评估与经营，互联网金融不能脱离这个本质去过度创新。很多P2P平台自身运营不良，变成了集资平台，这种模式没有任何互联网金融的特点，是乱创新。试图通过政策推动来大力发展互联网金融，其中的风险值得关注。

　　随着中国经济体量不断增加以及对全球影响的增大，外国经济机构明显加强了对中国的研究。以前，美联储和欧洲央行内部专门研究中国的分析师很少，目前则不断增加人数。美联储现在每月至少发布一份关于中国的报告（10年前每年仅发布三、四份报告），这还不包括未发布的政策简报以及内部模型。据美联储内部人士说，这些政策简报以及内部模型为美联储的政策决定提供参考资料，该行在9月考虑中国经济的情况做出维持利率不变的决定就是一个例子。但有调查表明，美联储和其他经济学家一样，也主要凭借中国的公开数据研究中国。对于中国经济变化将对美国产生何种影响，他们并不比其他任何一方更有把握。

　　对于中国经济的判断和政策制定，国内决策者与国际存在着不小的落差。以8.11汇改为例，国际市场对此反应强烈，认为很突然，人民币将从升值趋势转向持续贬值，启动全球货币贬值大战。而国内部分决策者和学者则抱怨国外的解读有偏差，不能正确理解中国的立场、观点，也对国外为何做出强烈反应感到不解。在一个国际研讨会上，国内财经官员也颇感委曲，“以往我们一直受到压力，要求我们对汇率进行市场化改革，现在我们开始做了，怎么还受到那么多的批评？”

　　无疑，国外相当一部分人士缺乏对中国情况的理解是一个因素。但同样无法否认，国内决策者与市场尤其国外市场的沟通不充分，也是导致这种局面的重要原因。在美联储内部人士、前雇员及经济学家看来，七国集团（G7）拥有共同的政策措辞以及完善的沟通渠道，但20国集团（G20）的沟通机制就还远没有发展到这种程度。有人抱怨中国央行不派决策者去参加全球经济会议，导致美联储、欧洲央行、日本央行和其他央行的高层官员无法与中国同行交流。德意志银行的亚洲经济学家Michael Spencer说：“从央行到国际组织，我听到的几乎全是，中国方面不愿参与”。美联储的多位官员还表示虽然联储与中国有正式的接洽，但没有建立起官方热线，并颇有微词。

　　人们不禁要问，中国今天已经深度介入到国际事务中，为何还存在着这么多沟通问题呢？安邦咨询（ANBOUND）研究团队认为，这里面有不少原因。

　　首先是部分官员主动性不够，导致沟通不畅、低效。要么过于小心翼翼，抱着不求有功但求无过的心态；要么在国内政治环境中浸染了太久，把打官腔的习惯带到了国际场合。这些都是应该纠正的现象，我们的官员表态应该郑重、谨慎，同时高层也应持有宽容的态度。美联储官员对于何时应加息这样影响重大的问题，表态也不尽相同，但这又有什么关系呢？只有充分的沟通，才能使市场理解所出台的政策的真实目的，而只有被市场所理解，改革或政策才能得以成功实施。沟通不能解决所有认识上的差异，但沟通仍是最有效、最简单的解决或缩小分歧的途径。

　　此外，沟通时的态度很重要，必须以实事求是。否则会被外界认为不真诚，只能起到反作用。8月下旬全球股市出现大幅震荡后，国内有些媒体和专业人士条件反射般地说这与中国无关，主要是美联储加息预期而引起。与此相对照，央行周小川行长说，中国股市近来出现三次大调整，8月份的那次引起全球市场的波动。两相比较，市场对这不同说法的观感是不言而喻的。

　　还有一点必须指出，决策的方法和程序必须透明，这是理解和沟通的前提。目前我们的货币当局的透明程度还无法做到发达国家央行那样，但提高决策透明的方向必须加以明确并制定达到目标的具体步骤。从长远来说，这对人民币的国家化至关重要。要建立一套能够使投资者更好地理解央行政策取向的机制，使决策部门能够更快、更直接地影响市场。眼下，中国央行每季度会发布长篇的货币政策执行报告，但在与市场进行有效沟通方面，中国央行远比不上其他央行。

　　最后一个原因，恐怕与国内金融官员的个人能力有关。周小川先生能长时间连任央行行长，这一方面是因为周行长本人的专业能力极强、专业素养极高，但也与国内缺乏像他这样善于与各国央行和机构打交道并沟通无碍的专业人才有很大关系。不熟悉国际金融市场、业务能力不强，自然会降低我们的官员到国际场合发声、增强与外国同行接触交流的意愿和底气。培养过硬的国际化的金融人才，成为了我们需要迫切解决的问题。

　　围绕8.11汇改产生的广泛误解，反映了全球范围内中国金融话语权仍然非常脆弱，需要我们未来进一步提升决策层与金融智库的国际视野，积极与全球投资者沟通，传递中国态度，避免误解。我们认为，中国应借鉴外国央行重视前瞻性指引、强调公共沟通的做法，围绕上述问题做出积极调整，并打造本土有影响力的国际化的智库特别是金融智库，让国内理性声音能够及时传递到国际上，替政府发声。有理由相信，这些努力将让外界更好地理解央行的决策及其变化的逻辑，提高货币政策的可信度和有效性。中国在国际金融界的话语权也无疑会得到增强。

　　中国作为有影响力的经济大国，在对外沟通上也要展示大国金融的影响力。缺乏沟通不仅会降低中国货币政策的可信度和有效性，还会阻碍中国获得国际金融话语权。中国有必要从决策层重视、官员能力、决策机制透明度以及沟通机制等方面加以改进。

实际上，经济转型还涉及到一个重要因素——经济发展的衡量标准问题。目前世界公认的最重要的经济衡量指标是GDP，绝大部分经济理论和政策体系都是围绕GDP这个核心指标来构建的。尤其是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追求GDP规模扩大似乎成为经济发展中的最高使命。

　　作为衡量经济总量的核心指标，GDP当然有其不可替代的重要性。然而，GDP指标也有很大的局限性，如果只用GDP衡量经济成果，它还存在很多缺陷。从统计上来看，GDP并不能完全反映实际的产量水平和真实生活水平，那些不经过市场交易的活动、地下经济等都不能通过GDP反映出来，产品与劳务结构以及技术进步状况，在GDP中也不能很好地反映——技术进步和劳动生产率的提高能够降低产品与劳务市场价格，但这在GDP中不能完全反映。

　　如果考虑到人的福利水平、幸福感、公共福利问题以及收入分配问题，以GDP来衡量就存在更为严重的缺陷。比如，GDP衡量公共福利在环境问题上就十分明显，社会上人们往往只注重GDP和人均GDP的增长率，而忽视了环境污染、生态破坏、资源枯竭等对人类生活质量与环境空间的严重问题影响。如果GDP增长是以很大负外部性为代价，如环境污染、严重的雾霾，那么这种GDP的价值和意义就值得怀疑了。

　　在我们看来，这是传统的GDP模型出了问题，畸形的GDP模型导致了畸形的发展。中国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作为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中国在经济追赶的过程中，在GDP问题上付出了沉重的代价。一方面迅速地成为GDP规模全球第二的经济大国，另一方面又由此产生了当前面临的诸多问题。

　　安邦咨询（ANBOUND）首席研究员陈功认为，标准的GDP模型不仅讲究规模，还会讲究效率和均衡，还需要兼顾社会指标。但如果是畸形的GDP模型，追求的就很单一了，只是做简单的累加就行，规模总量不断增加，增长动力则是投资、投资再投资。这就是畸形的GDP模型。在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几十年里，中国的GDP模型在不同程度上是畸形的。

　　陈功认为，畸形的GDP最大的问题在于，这种GDP是不可持续的。以中国的城镇化和“土地经济”模式为例，地方政府从土地上拿到了很多钱，但要继续收到钱就需要有新的土地，于是又把土地上赚到的钱再度投放进去，拆迁、平地，三通一平，基础设施，安置，……，这需要远比过去投放更多的钱。这样的循环不断重复，于是各地都积累了很高水平的债务。很多时候，中国的经济发展是将其中的部分成本算到了城市运营里面了。在过去的城镇化模式下，随着土地经济的推展，城市面积必然不断扩张，那么城市运营的成本只会狂增而不会下降，因为它摊销了土地经济的成本！

　　在此原理基础上做一个简单的预测，中国未来绝大多数城市的城市运营将会遭遇“没钱”的窘境。陈功预期，这种情况很快就要到来了。有一些经济学家不同意这种看法，认为现在虽然GDP增速不高，但目前起码吃饭和城市运营还是可以保障的。其实他们想错了，在标准GDP模型下当然没有什么问题，但现在中国现在是畸形的GDP模型，到处都遇到问题。而要修正这样的模型，就需要搞经济转型和产业结构调整，当然要大力发展制造业，发展服务业，发展互联网，最重要的是，经济不能偏废！

以畸形的GDP模型来衡量经济存在问题，制订出的政策也存在不足，中国的发展目前在这方面遇到了不小的问题。而要改变这些，必须要搞经济转型和结构调整，使得经济发展更加均衡，不能偏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