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宏观上的误区:把大学生就业与政府或财政补贴联系在一起,似乎大学生要就业,最好的办法要么是政府出面,比如多招公务员,征兵,多招农村老师,村官,或者留校等；要么就是财政出钱补贴,比如招一个大学生补贴多少钱等。

我觉得这是一个严重的误解,中国就业的确存在问题,但中国的问题是低素质的劳动力过多,而不是优质劳动力过多。中国在寒冬期最重要的任务是转变增长方式,那就应当是劳动力结构的转变,锡恩服务了几万家客户,他们几乎都在招人,甚至委托锡恩招人,但却很难招到,这说明,大学生就业问题被误解了,大学生就业的根本问题在于家庭教育与大学教育,如果把他们比喻成工厂的话,他们只顾生产,不管销售，所以,学生变成了库存。既然如此,大学生就业问题就是一个如何把库存转变为销售的问题,如果这一点成立,那么,政府或财政对大学生"把库存转化为利润"并不在行,政府越使劲,库存可能就越多,也就越有可能抹杀了就业的真相。大学,或者大学生不自救,政府能够救他们?

第二、微观上的误区:大学生把就业当成一种求职技巧,而不是当成为企业创造价值或利润,结果,在面试上大学生使劲越多,入职后企业的失望就越多,当企业发现无法识别哪些求职的大学生是优秀的,哪些是平庸的,结果就是好坏都少招或不招,双方合作的交易费用越来越高.

在我接触的大学生中,大量的人都在面试这一环节下功夫,结果我们发现简历越写越假,证书越拿越多,新东方等各种外语学校的火爆其实就是一个问题,在我们服务的民营企业中,大量的公司并不把外语作为基本的要求,但有多少人在校外学那些基本不用的外语?为了获得企业的好感,很多学生挖空心思,投企业所好,先进入再说。可一旦进入之后,就完全不是那么回事。把太多心思放到面试,而不是从为企业创造价值或创造利润的实战角度出发训练自己,为进入而编造各种经历或实习经验。当真的进入了,结果自然是企业发现面试与实用之间存在巨大差距,当企业发现无法识别哪些求职的大学生是优秀的,哪些是平庸的,结果就是,无论好坏,一律都少招或不招,双方合作的交易费用自然会越来越高.

所以,宏观上,政府自然要积极为就业负责,但政府不要把自己当成保姆,只要让大学生自己"自强自救"起来,帮助才有价值；微观上,大学生要"以终为始",一旦你从创造价值的角度出发与企业交流,我相信,双赢的交易费用会减少很多。为此我们曾经设计了实战的十大面试题,比如：如果你在做一个工作,可自己没有经验,你如何与有经验的人竞争?这一类实战问题,才是企业真正要的价值,如果大家有兴趣,我们可以发给企业或大学生,但我强烈呼吁,政府不要当保姆,大学生也不要把力气使在没有价值的事上,中国现在最需要的就是能够创造价值的大学生,而不是简单的劳动力!

当然,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目前,我们就按这种方式,联合上千家客户做"联合大招聘",(在智联招聘的首页http://www.zhaopin.com/,下周一,中华英才网)也会上线,有兴趣的大学生朋友,如果你觉得高薪与就业是件难事的话,不妨找我一起切磋,我们看大学生就业是不是被误解了?

     一个留学归国创业人员,呼吁政府加强打击某些公司的黑社会化倾向

   在德国，当初他们屠杀共产党时，我不说话，因为我不是共产党；接着他们屠杀犹太人，我不说话，因为我不是犹太人；后来他们杀工会会员，我不说话，因为我不是工会会员；再接下来，他们杀天主教徒，我仍然不说话，因为我不是天主教徒。最后，他们奔我而来，再也没有人站起来为我说话了。

 --德国新教牧师马丁·尼莫拉于1945年写下这段铭文,并刻在美国波士顿犹太人屠杀纪念碑上.

   当亿万富翁北京建昊集团董事长袁宝璟雇凶杀人时,我不说话,因为没有杀我.当中国首富国美黄光裕股市洗钱违法交易时,我不说话,因为我不是三联的股东.当经营房地产发家之后,到处参股国有企业,甚至跑到大上海投资的新疆三联投资公司行贿国家开发银行官员时,我不说话,因为行贿获得的31亿贷款不是我的.再接下来,当害死无数孩子的三鹿集团花钱封锁网络,企图掩盖产品缺陷时,我不说话,因为不是我的孩子.最后,当这些黑社会化的公司奔我而来,再也没有人站起来为我说话了。

---姜汝祥,北京大学社会学博士,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商学院归国学者,北京锡恩咨询公司创始人写给全国人大政协的全体企业家委员,希望他们呼吁政府打击中国少数公司的黑社会行为!

一、什么叫公司的黑社会化倾向?

     当我们欢呼改革的伟大成就时，作为一家咨询公司，我们亲身经历并注意到，中国今天的伟大成就背后，正产生某种社会畸变，那就是一部分公司正在通过暴力和行贿手段，形成了具有封建家族色彩的经济黑社会集团，他们所表现出来的黑社会倾向是：

　　对政府,他们通过金钱收买腐蚀政府官员，逐步获取政治权力，然后将政治权力作为保护伞，反过来保护和推进自己黑社会组织的继续扩张.

　　对民众与员工,他们采取暴力手段威胁、殴打甚至杀害当事人或家属,让广大民众与员工敢怒不敢言，长期处于被压抑与自我压抑之中，他们中的很多人把这些黑社会行为迁怒于政府的不作为，对社会稳定构成了极大的威胁。

二、公司黑社会化倾向的三种表现：

　　第一，行使暴力：亿万富翁北京建昊集团董事长袁宝璟，在与生意伙伴发生冲突时，毫无人性地雇凶将对方杀害，沈阳亿万富翁刘涌直接或者指使、授意他人实施故意伤害犯罪13起，致1人死亡，5人重伤并造成4人严重残疾，8人轻伤。另外，黑社会介入房地产公司，使用暴力手段拆迁与物业争端，造成大量平民百姓迁怒于政府，更要引起注意。

　　第二，行贿官员：最新的落马官员是今年３月２日被判无期徒刑的国家开发银行原副处长胡汉成，而行贿者中最著名的是在新疆做房地产起家的新疆三联投资公司，这家公司四处扩张最基本的手法，就是与国有企业成立合资公司或参股国有公司，这次判决就是利用其财务部长与胡汉成的同学关系成功贿赂胡１５０万，从而轻松获得１６亿贷款。

　　第三，花钱操纵媒介：相当多的企业出问题之后，不是反省问题，而是用黑社会的手法，花钱封锁或操纵媒介，这早已不是是什么秘密。2008年9月20日，山西霍宝干河煤矿发生矿工死亡事故，该矿负责人为隐瞒事实真相、封锁消息而向媒体记者及相关人员发放“封口费”达31.93万元，“封口费”事件中有据可查的涉案真假记者达60人。

三、呼吁政府设立黑名单，让黑社会倾向付出巨大成本，不要让他们＂越黑越强＂

　　某些公司的黑社会倾向，严重地扭曲了市场经济正常的机制与竞争环境．在我们服务的客户中，相当一批企业家与员工感到不安全，因为一些竞争对手会花钱雇佣黑社会打手威胁他们的人身自由，一位从国外回来创业的企业家甚至告诉我，当他们因为漏雨，写字楼违规则建筑等问题与开发商发生冲突时，这家开发商甚至雇佣打手冲入公司砸坏办公设备，殴打员工，然后熟练地销毁证据，一切做得那么天衣无缝，吓得被打的员工一个多星期不敢上班！

　　而这一切，就发生在上海市政府对面的人民广场写字楼，而在这个楼上的租户中，居然还有法国大使馆签证中心．我不敢相信这是真的。为此我特地到上海，看到了医院出具的验伤报告，也亲自与员工交谈。在这批挨打的员工中，有好几位是从国外回来的留学人员，他们告诉我，不敢相信这是真的，发生的一切，就象恐怖电影一样，让他们经常被恶梦吓醒！

　　我出生在贵州农村的一个少数民族山村，直到初中，都是在煤油灯下读书长大，经历过文革期间贫寒的日子，我至今还记得在小学，无数的同学与我一样，赤脚过寒冬的岁月．是改革开放让我这样一个农村孩子，有机会读到北大博士，也有机会到国外留学．我与很多从国外回来的同学一样，对中国的未来抱有无比坚定的信心，对政府在经济寒冬中表现出来的责任感与勇气，感到由衷的高兴．能够活在这样一个伟大的时代，我们对这个时代，对党和政府心存感激．近八十岁的母亲直到今天还经常告诫我，不要忘本，要懂得感恩与回报，要坚信好有好报，恶有恶报．我想说的是，这是我写这个提案的最基本的出发点．

　　为此，我作为一个农村出来的改革受益者，作为一个归国学者，也作为一个公司的创业者，呼吁政府对那些使用黑社会方法，比如暴力解决冲突，比如行贿政府官员，比如违规股市洗钱或违法交易，对这样的公司应当使用黑名单的方法，类似国外的个人信用体系，对进入黑名单的公司，所有的公司在与这些公司合作的时候，可以查阅他们的涉黑档案，当银行，供应商，消费者都不再与这些公司打交道的时候，他们就懂＂维护社会责任形象＂的价值，也知道涉黑的成本有多高了！

四、制止黑罪势力就是保护我们的家庭与孩子：对摧毁改革，影响社会和谐的黑社会倾向说“不！”

　　值得我们注意的是，并不是司法机关判刑才是黑社会倾向的标准．我们在这里所讲的黑社会倾向，更多说的是一种解决问题的＂黑白＂方法：白的方法，就是法治化，正规化，国际化方法，而黑的方法，就是黑社会倾向的方法．从这个意义上讲，很多公司采取黑社会倾向来解决问题，是因为他们这样做之后有效，而且立即见效，而司法体系只能制止那些有明显证据的公司，更何况他们懂得如何避开司法体系来获得利益！

　　这样下来，不是在鼓励这些公司在做坏事么？比如我们上面提到的新疆三联投资公司，被判无期的国家开发银行原副处长胡汉成，从这家公司索贿150万，胡汉成落马了，但这家公司却获得了１６亿贷款．请问？当新疆三联与胡汉成之间签订所谓的咨询合同并付出150万的时候，新疆三联难道不知道这是违法行为，或者说这是一种黑社会行为？而这样的咨询公司的存在，不是在摧毁咨询行业么？无数象我们一样守法经营的咨询公司，会因为新疆三联成立的这类咨询公司，而被误解为行贿工具！

　　同样是新疆三联这家公司，作为中泰化学(002092)股东，在2008年1月至3月卖出股票，间隔1个月，又买入中泰化学股票。一个月之内，低买（每股13.23元）高卖（每股21.75元），违法所得收益共计1526.47万元，被举报后被迫上交中泰化学(002092）．可笑的是，这一上交的违规所得又变成若干股评人推荐股民购买中泰化学(002092）的依据，理由是股东违规所得会增加公司业绩，建议股民买入！一家公司有新疆三联这种股东，违法所得竟成为业绩依据，被推荐购买，这种现象传到海内外，怎么能不严重影响中国股市声誉，摧毁股民信心？

　　作为一个学者，我认为新疆三联这样的行为，代表着中国相当一批有黑社会倾向的公司的逻辑，他们布局行贿，他们违法圈钱，但他们照样活得好好的，而且越活越好．比如新疆三联先后数年被中国银行新疆分行、中国建设银行新疆分行、克拉玛依市商业银行等金融机构授予AAA信用资质；中国工商银行新疆分行按照国际惯例授予企业AA+的信用资质。能够从120万元的注册资金起步的小小房地产开发公司，到现在已经拥有总资产近50亿元，控股十家公司、参股５家公司的投资集团，不知道新疆乃至全国的银行在得知新疆三联行贿国家开发银行官员之后，他们会改变新疆三联的信用评价吗？我想不会的，这就是黑社会倾向在现实中得以成立的真实逻辑！

　　面对这样的现实，作为一个公民，作为一个海外归国学者，更作为一个致力于中国企业国际化，正规化，持续化的咨询公司，以及改革的受益者，我们每一个人能够做些什么？我想起了一段话：

在德国，当初他们屠杀共产党时，我不说话，因为我不是共产党；接着他们屠杀犹太人，我不说话，因为我不是犹太人；后来他们杀工会会员，我不说话，因为我不是工会会员；再接下来，他们杀天主教徒，我仍然不说话，因为我不是天主教徒。最后，他们奔我而来，再也没有人站起来为我说话了。

 --德国新教牧师马丁·尼莫拉于1945年写下这段铭文,并刻在美国波士顿犹太人屠杀纪念碑上.

   当亿万富翁北京建昊集团董事长袁宝璟雇凶杀人时,我不说话,因为没有杀我.当中国首富国美黄光裕股市洗钱违法交易时,我不说话,因为我不是三联的股东.当经营房地产发家之后,到处参股国有企业,甚至跑到大上海投资的新疆三联投资公司行贿国家开发银行官员时,我不说话,因为行贿获得的16亿贷款不是我的.再接下来,当害死无数孩子的三鹿集团花钱封锁网络,企图掩盖产品缺陷时,我不说话,因为不是我的孩子.最后,当这些黑社会化的公司奔我而来,再也没有人站起来为我说话了。

---姜汝祥,北京大学社会学博士,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商学院归国学者,北京锡恩咨询公司创始人写给全国人大政协的全体企业家委员,希望他们呼吁政府打击中国少数公司的黑社会行为!

海尔如何过冬?这一次,海尔选择的是商业模式.按张瑞敏的说法,在这个寒冬期,海尔最重要的是建立起自身更具竞争力的商业模式，具体的说就是把大部分生产业务外包，以削减成本,把海尔彻底从制造型企业转型为营销型企业.

海尔为什么要这么做?张瑞敏对此也有自己鲜明的判断,那就是白色家电行业的竞争已不再由技术革命推动，竞争力主要体现在商业模式中。

我关注海尔已经很多年了,对海尔的这次转型,说句实话,我并不是看得很懂.在我的印象中,海尔从来就不是真正的制造型企业,海尔的营销其实是中国做得最好的公司之一,好到我觉得有点"走火入魔":比如免费服务这个头,其实就是海尔开的,值钱的服务被免费的结果,就是服务的成本被转移到了硬件,也就是产品上,这在短期是有效的,但长期却是在摧毁中国企业的竞争力.我们大家都知道,企业赚钱的趋势更多的是品牌服务等附加值,而不是产品硬件本身.

但是我支持海尔转型,因为转型就意味着对过去的继承、否定与超越,这是中国一流企业的必由之路，只是问题是往那儿转？

我想，我们不妨对比一下与海尔业务结构类似的几家国际大公司的战略转型吧，这样也许对海尔转型有一个大致的背景：

飞利浦2007年的销售额是270亿欧元，从进入本世纪开始，特别是在2004-2007年的三年战略规划中，飞利浦决定退出占据销售额一半以上的消费电子业务，比如显示器业务出售给冠捷，手机出售给中国大陆的CEC，而把其业务定位于医疗保健、照明和优质生活三大核心业务，所谓的优质生活业务，便是传统的小家电与消费电子的优质部分。最近飞利浦CEO明确表态,这种转型仍将继续,这仍然是飞利浦过冬的战略性选择.

从飞利浦的转型方式我们可以看到，面对未来，飞利浦做的是业务转型，这也是全世界大部分公司所做的转型方式。包括三星在十多年前所做的数字化转型，成就了今天三星在消费电子与数字化业务上的领导者地位。即使到今天过冬的时候，去年底三星电子的战略调整,就是把半导体、液晶显示器(LCD)、数字媒介和信息通讯4个部门改编为2个部门，任命了一批新的年轻ＣＥＯ，希望以年轻并具创意的领导人才为主，来渡过全球不景气。

同样，韩国另一个大公司ＬＧ电子，销售收入大约在３００亿左右，在这次危机中，采取的做法是减少制造业和间接成本，为此制订了大约削减21.6亿美元的目标。LG同时也进行了业务重组，把发展重心放在具有长期发展潜力、能带来长远收益的领域，比如太阳能、商用空调、B2B解决方案等潜力增长点上，以便经济复苏后在这些新领域扩展业务.

对比这些世界级同行，我们发现他们有向个共同点：第一，调整业务结构，主要是聚焦主营业务，第二，瞄准新兴行业，针对未来做投资，第三，管理层的调整，比如三星针对未来重用年轻帅才。

在这个背景下，我们看海尔的转型就有两个方向，一个是业务调整的方向。我很希望海尔的这次营销型转型，是它决定做减法的一个“说法”。海尔在这些年做多元化，搞得自己主营业务不清，企业文化走型，赢利能力低下，在这种情况下，把生产外包，进而砍掉一些业务，我觉得是件大好事。

另一个方向是海尔借此做文化与组织变革，在业务不变的情况下，以客户导向做借口，对过去海尔游击队式打法的一批管理层进行“流程改造”，借以升级海尔的管理团队。事实上，这一点也有事实为证的，海尔的“1000日流程计划”，很大一部分是以改造团队领导为核心来进行的，在这种意义下，有六七位副总裁下课也算是正常。

当然，也许海尔认为它的变革更具有时代意义，那就是那就是针对未来的“增长方式的转变”。张瑞敏自己对商业模式的强调，似乎在说明一点，海尔做为中国一流企业，代表着中国企业的突破，而这个突破就是业绩增长方式的转变。从制造型企业到所谓的营销型企业，是不是意味着海尔增长方式的转变？

对此我是有些怀疑的，因为我觉得所谓的商业模式，不过是为客户创造价值的一种形式，海尔目前最大的坎，仍然是它的国际化。而国际化在商业模式的意义上，是建立起对国际化客户的理解，而这需要的是耐心地对各国文化，特别是西方主流文化的理解，产品可以速效，但人与人之间的理解需要时间的。所以,海尔最大的突破,我觉得仍然是聚焦主营业务,把一些多元化业务剥离,然后在国际化的平台上,通过客户导向的人才与技术突破,来完成企业增长方式的突破.

但遗憾的是,过去的海尔总是想在这方面走捷径，总想通过产品来征服世界，实践证明，这条路是走不通的。这次营销型转型，是安心把自己做成一家客户导向型的国际化公司，还是在走另一条捷径？让我们试目以待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