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入党初衷
　　第二次延安会谈中，周恩来与张学良又谈了些什么呢？由于周恩来会谈之后当即返回延川，只对正在延川的毛泽东、彭德怀等中共领导人做了口头汇报，以至我们至今看不到周恩来的有关报告。但会谈的基本内容，根据会谈前后双方来往电报，以及双方之间这时围绕着东北军进入苏区筑碉问题所发生的矛盾，仍旧可以获得大致的了解。
　　根据会谈之前双方的要求和愿望，我们可以知道，这次会谈至少要涉及到以下四个方面的问题：
　　一、东北军反蒋行动的各项具体准备问题。
　　二、向各地方实力派进行统战工作问题。
　　三、东北军与红军今后共同的行动方针问题。
　　四、东北军为应付蒋令在陕北苏区内筑碉问题。
　　在会谈后，通过双方的来往电报，我们又可以知道，双方至少在以下几件事情上取得了协议或达成了一致：
　　第一件事，就是允许东北军进入苏区筑碉。除原定之直罗镇一带、甘肤之线以外，考虑到蒋介石、阎锡山军队即将西渡黄河进入陕北，中共中央还特地要求东北军迅速在靠近黄河西岸的干谷驿、交口镇向延川、清涧一线筑碉，以便阻碍蒋阎军队进占。
　　5月15日，即周恩来回到延川的第二天，就有电报给王以哲并转张学良称：据查蒋阎入陕6师势在必行，彭德怀、毛泽东诸同志均认为东北军应速作经干谷驿、交口镇入延川、清涧之一切准备，并请将行动日期见告。此间亦拟以一部兵力围困宋家川，迟滞该敌渡河。
　　同前此双方军队围绕着直罗镇一带筑碉问题发生磨擦的情况相比，这时周恩来的态度有了很大的改变。不仅直罗镇的问题不再提了，而且直截了当地要求东北军到靠近黄河西岸的地区筑堡。这说明，双方在这次会谈中已经就这一问题达成了具体的妥协。
　　第二件事，则是根据中共中央前此之决定，红军之一部将前往陕南并计划转进河南发展，一面由南面牵制北进之蒋军，一面争取在鄂豫皖三省间取得新的发展条件。为此，周恩来提出请张学良放行并支援红军弹药问题，张答应由东北军支援红军七九子弹十万发，并将其中六万发运送至延安城，另四万发送将出陕南之部队。为此，周恩来5月22日曾有电报说明：红军去陕南并准备第二步出河南之部队，已准备就绪。依前议，决取最捷道路南下。经牛武镇及洛川、白水、蒲城附近，直趋临潼下游之交口镇或新丰镇渡河，出蓝田，但必须东北军方面驻临潼部队代为准备船只於北岸，方能确实无误，渡河迅速可靠，必可争取入豫先机。电报要求张学良迅速就此进行准备，并依照前议调拨七九子弹10万发，从中抽3至4万发于临潼附近，以便交红军去陕南部队，其余子弹则仍依前定办法在肤甘之间转交红军。1
　　周恩来此电表明，他与张学良已经就红军南下河南问题达成协议，并得到张学良愿
意为此拨子弹10万发的承诺。不过，这一行动几天后就停止了。这是因为中共中央这时得到了西南可能发生事变的消息，如果西南地区发生事变，整个西北的局势无疑也要因此而发生变化并须红军积极筹划响应，西北计划有迅速实施的可能。在这种条件下，中共中央原定派部队经陕南下河南的计划，自然中止。但前议由张学良拨付子弹的计划并未因此变更，6月1日，6万发子弹仍旧照约定送到了延安，准备送给红军。
　　第三件事，是双方商定了有关东北军与红军联合行动之“西北大计划”。计划的中心内容就是“以兰州作大本营，建立局面，打通友邦”。这显然是第二次延安会谈所取得的最重要的成果。毛泽东在5月8日政治局会议上提出了“为西北国防政府斗争”的目标，并明确提出了争取实现这一目标的基本步骤，即以抗日为号召，通过红军与东北军的联合行动，夺取宁夏、甘北，接通新疆、外蒙，与苏联结成联盟。周恩来将中共有关此一计划的设想向张学良进行了详细的说明，双方并且进一步商定了发动以“抗日反蒋”为号召的西北国防政府的具体时间表，规定九、十月间为两军共同组成西北抗日联军并成立西北国防政府的时间。而促使张学良对这一大计划全力支持的一个重要原因，自然是中共对于取得苏联援助的信心。关于这种情况，很容易从下面的来往电报中看出来。
　　5月20日，即第二次延安会谈过去一周之后，中共中央曾有电报给四方面军和二、六军团的领导人，内称：关于“西北国防政府的计划，在目前仅能使高级干部知道，对外应守秘密”。此一计划之中心内容就是：“红军与东北军密切合作，以进到西北大联合，建立西北国防政府，打通苏联，与苏联及外蒙订立抗日互助条约”。至于苏联的态度，可以说完全不必担心，因为“国际已三四次派人来找我们，希望我们在西北成立大局面”。2
　　5天之后，即25日，中共中央又再一次去电更具体地解释了这种情况，说明已与张学良商量好，协助陕北红军策应红军四方面军和二、六军团北上，渐次接近外蒙，接取援助，苏联盼望红军靠近外蒙、新疆。电称：
　　
（一）国内及国际的政治局势均取着暴风雨般的姿态向前发展，党的反日统一战线策略有第一步的成就。目前议事日程上的具体任务是建立西北国防政府，争取迅速对日作战，以走向建立全国国防政府，彻底战胜日本帝国主义。
（二）西北的形势是：红军与东北军取得密切合作，与杨虎城、邓宝珊亦有联系。胡宗南由山西向陕南，王均在汉中，毛炳文甘南，阎锡山受红军重大打击后，现只能出八团入陕，汤恩伯率十八团（四个师）准备入陕亦颇动摇，于学忠率两师在兰州天水间，奉军主力在洛水、环水、泾水流域，陕军在韩城、宜川线，马鸿宾主力在宁夏境，马麟在青海，一部在兰州以西。红军西渡后，向陕甘宁发展，策应四方面军与二方面军，猛力发展苏区，渐次接近外蒙。外蒙和苏联订立了军事互助条约，国际盼望红军靠近外蒙、新疆。
（三）四方面军与二方面军宜趁此十分有利时机与有利天候，速定大计，或出甘肃，或出青海。在兄等大计决定之后，一方面军适时向天水、兰州出动，进一步策应兄等，使蒋军不能拦阻。至于奉军，已与秘密约定，不加拦阻。3

     这时，根据预定作战计划，红军主力已经开始进入甘北作战，准备背靠东北军，控制庆阳、镇原之线以北地区，力争转进宁夏，接通外蒙。东北军除照约定应为红军让路外，还应尽快控制兰州及其陕甘大道。为此，中共中央接连致电王以哲及张学良，要求后者务必尽快照原定方案迅速部署部队，便利接通苏联和成立西北大局面的行动，切勿让蒋介石的军队的制其先机。其5月26日电称：蒋介石如令王均、毛炳文部进驻，则割断了陕甘大道，对于将来东北军增向兰州，准备以兰州作大本营，建立局面，打通友邦之计划，大有妨碍。据此，请立时准备以东北军一部进驻镇原、隆德等地，以制先机。45月底6月初，红军西征作战开始后，中共中央更多次通知张学良、王以哲，强调“兰州为西北大计划之最重要战略根据地，兄部务以适当兵力预先控制”，并将部队保持于庆阳、镇原之线，以便于红军“向固原、预旺、盐池、灵武求得确定的胜利，接近黄河，有利于尔后打通友邦之步骤”。5
     通过上述资料可以很清楚地看出，这时中共中央与张学良之间已经在西北大联合计划问题上达成了具体的协议，双方在关于计划内容、行动步骤、大致的实施时间乃至东北军与红军公开联合起事后在西北的经营范围，也都有了重要的默契。
     第四件事，则是双方商定立即由张学良负责送中共代表邓发（化名杨鼎华），经甘肃、新疆前往苏联汇报一切，安排援助事宜。其实，此事之商谈早在第一次延安会谈中就已经有所商定。这次不过是更进一步将其具体化而已。而张学良为此积极筹划和帮助的情况，也可以看出张确实对此做出了明确的承诺。
     邓发去苏联行前经过的一段时间的准备。因此，在第二次延安会谈过于了20天时间，邓发才开始动身。根据约定，刘鼎于6月3日前往延安城外之川口与周恩来等见面并带邓发经洛川前往西安转去新疆。
     值得一提的是，周恩来此行并非仅仅为了送邓发转去苏联，和听取刘鼎近期工作的汇报，根据中共中央这时的布置，周恩来此行还负有十分重要的任务，这就是向刘鼎说明中共中央关于推动张学良响应西南两广事变，递交中共中央为此起草的具体行动计划书。
     原来，这时已有消息说明西南不稳，两广之陈济棠和李宗仁已开始揭旗反蒋，因此中共中央极力主张东北军与红军迅速做好在西北发动事变的一切准备。为此，中共中央专门拟定了行动计划书，由周恩来当面交待邓发与刘鼎转交张学良。计划书中除具体分析了当前的西北政治、军事、经济状况，敌我两军态势等综合情况之外，“并将彼我两军关系，西北国防政府与苏联、外蒙关系及缩短准备时间等，均具体开列给张，坚定其信心并促其实现”。6在具体布置了这一工作之后，刘鼎与邓发即一同于5日返回延安，致电王以哲派车接引，然后于8日抵达洛川，9日中午飞到西安，10日即面见张学良。据刘鼎事后电称，双方“纵谈良久，彼此称快”。可见张对于中共中央的这一计划也颇为动心。随后，张学良当天就亲自驾机飞至兰州，前往兰州民政厅为邓发办好护照，再派飞机送邓发到兰州，又打电报并写信给盛世才，其热心程度尤为引人注目。7
     6月初，中共中央意外得知两广发生事变的消息，当即转告王以哲：“据报粤桂军揭抗日反蒋旗帜，组抗日革命军，陈济棠总司令，李宗仁副司令，桂军夏威部未遭湘军抵抗，七日进占衡阳，粤军张达部将与夏会合，继续北进”。“此间拟派代表南下联络”。8王以哲也明确主张中共方面应当派人前去西南活动。
     这种情况颇使中共中央感到振奋。中共中央除迅速选派联络人员交王以哲送出，分别派往两广和河北宋哲元等处进行联络外，立即开始筹划和部署西北发动的实施步骤。毫无疑问，对于西北国防政府计划的发动来说，西南的反蒋发动是西北发动的最有力的支持。一旦西南、西北乃至华北同时举起“抗日反蒋”的义旗，南京政府必将难以招架甚至分崩离析。因此，中共中央专门通电二、四两个方面军的领导人称：中国革命已经开始进入“抗日讨逆的大规模的民族革命战争的阶段”，西南的发动就是这一新阶段开始的标志，它“可以得到最广大的最复杂的各种抗日反蒋的力量的拥护，从共产党起一直到帝国主义，可以发展到最广泛的抗日讨逆的统一战线的创立”。“我们的策略是在使这次发动持久扩大，充实而转变为全中国人民武装抗日的神圣的民族革命战争”，而共产党在目前阶段最重要的任务，“首先是加速西北的发动来响应与配合这一发动”。9
     在6月12日举行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中共领导人更进一步提到了以西北发动响应西南事变的问题，有人明确主张：推动张学良加快发展，加强对两广的工作，同时还要加强加速西北抗日反蒋运动的发展，事情很清楚，“西南若恶化，对西北发动有困难”悻因此“战略方针要适当的考虑”。毛泽东也认为：西南事变已经成为中国革命的一大推动力，已经成为目前中心的一环，对西北发动有大的作用。在这种情况下，“西北发动可提早时间”，当然要选择适当的时机，并以胜利为前提。10
     据此，中共中央决定提前西北发动的时间，并将前此与张学良商定和进一步向张学良提交的计划书内容，于6月16日详细上报共产国际请求批准。电称：
    
     我们与东北军间的统一战线上层方面，业已坚定了张学良抗日反蒋的决心。……西北国防政府的局面，目前因两广的发动，华北宋哲元与四川刘湘等的酝酿，西北发动有加快的必要。……宁夏、青海方面是打通我们与苏联地理关系的重要关键，目前还没有有利的情况，然而以红军与东北军两个西北主力起而举事，西北局面已能控制，西北国防政府已有他坚定的基础了。……为了策应两广及华北的局面，西北的发动决定提早。发动的时机拟在两个月内。发动的部署以接近苏联与解决西北蒋介石力量为原则，大体以红军一方面军经於甘北，二、四方面军经於甘南，以东北军一部入兰州，解决朱绍良，并控制兰州到哈密要道。因黄河的障碍，在结冰以前红军没有办法出至黄河以西或以北，因此只能使用东北军。西北国防政府应以兰州为中心，此政府主席及抗日联军总司令推张学良，我们则任其副。11
    
     在上述报告中，中共中央提出的主要困难就是经费和装备问题。因为这不仅是中共中央担心的问题，也是历次谈判中张学良最关心的问题。两广事变发生后，张学良始终没有对中共中央的行动计划作出明确的响应，而是积极送邓发前往苏联，同时更主动派出自己的代表分别经上海和新疆与苏联进行联络，其目的也正是关心苏联的态度，担心事变发动后若无苏联的援助，几十万大军粮草弹药将无以为继。中共中央自然深知此种情况，因此其报告明确提出：东北军一旦脱离南京政府，则财政来源完全断绝，加上红军，每月至少应得到国际300万元的资助。同时，东北军脱离南京后，武器装备的来源也完全断绝，因此飞机、重炮、各类步枪、机枪、架桥设备以及各种弹药，都需要来自国际的援助。12
     6月16日，是中共中央在接近两年时间与共产国际中断了电讯联系之后，正式恢复直接电讯联络的第一天。上述电报也是中共中央恢复电讯后给共产国际和苏联党发去第一份电报。在第一封电报中就详细解释迅速建立西北国防政府，实现西北大联合的计划，可见它这时已经成了中共一切工作的中心，并成为当务之急。其实，尽管此时中共中央在发动的时机方面要求共产国际给予指示，其内部已经就西北发动问题做出明确决定。其决定说：
    
甲、时局已起重大变化，这使中国革命走上了一个新阶段，党的任务是使抗日反蒋的统一战线进到高度具体化，即实行国防政府与抗日联军的组织。
乙、西北国防政府已经有了迅速组织的可能与必要，我们应以西北的发动去配合两广的发动。
丙、西北发动的时机与部署，须以争取胜利为原则，依此原则并顾到各方面的条件。13

　　这时，张学良在送邓发前往兰州后即转去南京，已不在西安。但周恩来仍为此致电王以哲，要求王以哲务必加紧准备，并约张学良回来后立即前来协商，以便提早完成西北发动的一切准备工作。其电报明确讲：目前大局，两广发动后，宋哲元有加入说，云贵川湘亦在酝酿，大有造成全国抗日反蒋之可能，东北军发动时机业已成熟，一俟张学良先生回来，即须协商具体办法。西北国防政府之树立，此其时矣。吾兄乃东北军之柱石，务望对内部组织方面十分加紧。时局要求我们提早时间，大约一个月内即须完成一切准备工作，张学良归后，务请将以此意转告之。14
　　但这时不仅张学良不在西安，而且王以哲也不在洛川。由于中共中央与张学良东北军的电报联系，仅由洛川六十七军军部一部电台负责传递，因此王以哲不在洛川，使得双方联络上不免出现时间差。再加上连天雨阻，不仅电报有时联络不畅，并且汽车也通行困难，结果这边中共中央急盼尽快发动东北军响应两广事变，创立西北抗日反蒋新局面，那边东北军为应付南京之军令，军事上仍在不断向陕北苏区推进，转眼间竟兵临“红都”瓦窑堡，使前线之红军与东北军随时可能爆发新的战争。形势一时竟变得十分严峻。双方又不得不为此而频频交涉。
　　还在6月11日，即张学良离开西安的第二天，东北军六十七军一０七师（师长刘翰东）、一一七师（师长吴克仁）及一０五师第三旅（旅长高鹏云）根据西北剿总发布的命令，分三路向蟠龙和安塞方向前进。由于这一带中共党政机关较多，后勤补给也多集中于此，红军和东北军和解后部队警戒和防务均已相当放松，加上主力部队已全部西去作战，而东北军推进之前又未打招呼，以致周恩来一面电告王以哲：我“党政贸易机关均不及准备，群众方面亦不无疑惧”，望“以后行动希能早日电知，俾得一致”，15一面急调正在苏区东北方向准备对付汤恩伯中央军进攻的二十九、三十两军紧急增援瓦窑堡。但由于王不在洛川军部，西北剿总又是直接督令六十七军各师，王亦难加干预，故该两师仍继续前推。一０七师并且迅速占领苏区后方之蟠龙镇，大批机关后勤机构和伤病人员来不及撤退和疏散，给整个苏区后方造成极大的震动。中共中央自然颇难理解。周13日再电王称：“贵军此次前进事先既未通知，仓卒之间我方医院工厂党校迁移不易。且此种举动亦非双方捐诚之道。值此西南举兴，西北前途正须加巩团结，力谋抗日，如果重见干戈，决非大局之福。除电请贵军长刘停止行动外，务请我兄暂停前进，并请电告贵军请示行止。”16
　　此时红军主力集中甘北作战，陕北后方空虚已极，东北军大举推进，特别是直捣红色首都瓦窑堡，不可避免地会在红军及苏区群众心理上造成极大损伤。因此，中共中央将这件事看得相当严重和急迫。然而，周恩来的几封电报却未能使局势出现转机。虽然在12日当天，正在洛川的刘鼎就有电报来，说明王以哲部向苏区推进事实为西北剿总命令，现已通知停止，军部允许暂待二三日张学良返归再定下一步如何行动。可是，中共13日得到的一O七师司令部何东升副官送来的公函，却仍旧声称，该部“奉命向蟠龙镇及永坪镇、瓦窑堡各地前进”，要求红军“予以方便”。17
　　在整个形势极端有利于发动东北军参加抗日反蒋的西北大联合计划之际，公开与东北军重开战火，自然不是中共中央所情愿的。何况二十九军和三十军因距离较远，回防亦赶不及，故周恩来等仍不得不争取和平解决此一争端。为此，中共中央联络局局长李克农不能不再三致函一０七师师长刘翰东，说明与张学良、王以哲前此约定之双方地域范围，要求该军务必停止继续向前推进。为了能够证明双方高层已建立统战关系，李克农这时不惜将王以哲与周恩来的通电直接出示给刘翰东等人，此举不免引起王以哲极度不满。而刘翰东也并不因见到王电即停止前进。他表示，无论从剿总命令角度，还是从指挥部下角度，都难以取消此次行动，不如红军适当配置兵力，迟滞东北军前进，“以释群疑”。18李克农虽亲去蟠龙向刘说明情况，刘还是强调汤恩伯部正在大举西来，瓦窑堡终不可守，建议红军放弃，以便东北军能够取得宣传资本，不使南京方面怀疑。李则坚持东线之敌并无进占瓦市企图，“我军奉命决在官路坡、杨高坡、涧山地进行顽强防御，巩固瓦市。”19这意味着，刘师其实并不真的打算停止不进，红军亦不愿放弃瓦市，东北军和红军之间停熄了几个月的战火，难免还会重新点燃。
　　6月15日，王以哲有电来解释原委，并致以歉意，形势才又出现转机。据说，此次东北军北进，完全是因为王以哲离开洛川，而西北剿总中蒋介石分子又乘张学良不在西安，和王以哲不在洛川之机，发布进剿命令，并急催前进，致使前方东北军将领只得听令而行。故王以哲此时才得以在西安电令六十七军所属前进各师停止原地不动，并将此一情况通报给周恩来。17日，刘翰东果然发来信函，通知李克农一O七师已经收到王军长电令，并于现地停止前进。而后，刘翰东、吴克仁两师终于分别退出了进占的永坪、蟠龙两镇，使眼看就要发生的冲突终于得到化解。
　　然而事情却并未能因此了结。这是因为，瓦窑堡这时事实上已经成为战区，不仅南面的东北军，而且北面的高双成部，特别是东面的中央军汤恩伯部都已距离瓦窑堡不远，瓦窑堡要确保不失几乎没有可能，这一点毛泽东也早已看得清楚。因为红军此时在陕北后方之兵力，只有二十九、三十两个军，这两个军又都是新由地方独立团刚刚扩编而来的，即使撤回瓦窑堡一带驻防，不仅人员较少，而且战斗力也不强，要抵抗国民党军的进攻，无论如何是不可能的。因此，毛泽东还在15日其实就已经做出中央机关全部随主力西撤的具体部署。命令称：“甲、东北军现三路向瓦窑堡前进，昨日其左中两路已抵安塞、蟠龙，右路达下步塔，今日可到永坪。清绥敌人亦有配合前进可能。乙、估计到瓦窑堡迟早必失，我军决搬空瓦市，准备作战。中央及军委各机关准备移至洪德城河连湾一带，其辎重先行，并以杨家园子及吴起镇附近为转运休息地点。丙、军委决定：（1）恩来留守东线，指挥东面各军及地方部队抗击进攻敌人，并布置中央及军委转移。（2）德怀负责布置洪德城河连湾一带机关（红校在内）期于本月底完成。（3）林彪负责指挥沿途搬迁的机关部队并定十六日开始”。20
　　多亏15日有了这一决定，并且没有因为东北军的后撤而停止执行此一决定，否则中共方面的损失不知将有何等严重。这是因为，瓦窑堡仅仅4天之后就在猝不及防中被国民党军占领了。
　　事情是这样的。本来，根据王以哲通报，中共中央已经得知，由山西西渡黄河的国民党中央军汤恩伯部将于20日开始由绥德方向向瓦窑堡推进。王以哲同时还明确表示，希望红军在瓦市不保时能够首先让东北军进占，以便东北军可以借此来向南京表功，显示东北军并未搪塞南京命令，以此掩南京耳目。而在红军方面，既然已经估计到瓦窑堡必失无疑，把它交给东北军而不是交给汤恩伯，也是最好的选择。因此，中共中央也很快答应了王以哲的这一要求。负责瓦窑堡防务的周恩来虽寄希望汤恩伯部不会倾巢而来，这时也不能不做相应准备，明确通知东北军不要远撤，以便必要时能让东北军而不是让汤恩伯进占瓦窑堡。双方并且约定，一旦两军靠近时，应各自向天放枪，以资掩饰。至于东北边军进入瓦市时间，则视红军东线情形具体商定。21
　　可是，意想不到的是，因发现汤恩伯部仅派两团兵力西进，中共方面当天动员全部瓦市兵力“决心抗阻之”。故电告王以哲：“兄部是否须要进入瓦市，俟弟与张先生见面时再定。十日内兄部在蟠龙、肤施间集结修路筹粮为便。”22而当天王以哲因已得到周恩来前报，即照中共中央的建议向西北剿总谎报六十七军已占领瓦窑堡。结果，东北方向从山西西渡而来的中央军汤恩伯两团虽小心翼翼进展缓慢，而位于瓦窑堡以北最近的石湾镇守军高双成第八十六师所属炮兵第二营和步兵营两个营，却得到消息后在一个叫张云衢的营长的率领下，倾巢而出，打算乘机截击从瓦窑堡撤退出来的中共机关，捡些便宜。当这两个营的国民党军进到瓦窑堡附近时，得知瓦窑堡并不在东北军手里，防守瓦窑堡的红军主力又在东北方向设防抗击中央军，城内十分空虚，故当即打入城内，致使这个“红都”转瞬间不明不白地落到了高双成部队的手中。23
　　等周恩来急调二十九、三十两军及警卫营星夜回援之后，张部已经据城固守，红军因攻城乏术，只好转而围城，再请东北军刘翰东师以救援为名于23日开入瓦市。可是，在刘翰东想要占领瓦窑堡以向南京“表功”之际，未让其进占，如今再让刘翰东从高双成部队手中接防，其作用显然大不相同。尽管李克农这时去信建议刘不妨“夸大解张围之功，以坚宁方之信”，而刘翰东却对红军此举极端不满。其函称：“敝军虽入瓦市，以张营区得机先的关系，于政治上毫无号召价值。关于此点，不能不谓贵方之失信！！！弟在蟠龙与兄见面时，曾再三声明：‘要送人情，必须干脆！’而贵方一再延迟，竟将良好机会，坐送他人！吾兄函谓：‘贵军此次入瓦，应夸解围之功，以坚宁方之信’。弟以为不夸尚佳，夸则实彰其丑而坚其不信！此事乃贵我两方最大之损失也！！！”24红军与东北军两方关系此时之复杂与微妙，由此可见一斑。
　　瓦窑堡一事深刻地暴露出红军和东北军两军联合之事在东北军内部上下之间太不通气，不仅许多高级干部不明就里，而且与红军保持密切联络的王以哲等高层将领，也对两军联合之前途及意义缺乏深刻了解，因此只能更多地为东北军自身的利益着想，两方人员并没有形成真正的盟友关系，思想上还保持着相当的距离，其对红军的严重困难自然缺乏必要的同情与理解。甚至，在东北军上层，这时也仍不乏愿意贯彻南京旨意之人。这使得联合改造东北军之事，远不像中共中央原来想象的那样简单，而张学良地位之关键也因此而更加凸显。为此，中共中央一面强调“兄我两方关系似应详告兄部各师长及团长中之优秀者，以厚团结，以便联络”，一面急盼张学良能速回西安，从而“速定西北发动大计及其具体步骤”，担心久无联络，“是否发生意外”？25与此同时，中共中央又多次电召刘鼎回陕北苏区开会商量如何加速在一月之内完成发动准备的重要问题，并请王以哲一并来安塞相见。
　　而这个时候，张学良对中共的态度却又有了突飞猛进的变化。
　　张学良6月10日离开西安，先去兰州为邓发办前往新疆之各种手续，又于11日转去南京，至20日才返回西安。而回西安后的第三天，即22日，他就前往刚刚在长安县王曲镇开办的长安军官训练团，发表了前所未有的抗日讲演，开始实践他关于训练“佣人”的诺言。他在讲演中大谈“中华民族的生死关头已经到了！抗战是中华民族唯一的出路，抗日是东北军最大的使命，时间已不容我们谈准备了！我们要马上将准备与行动联系起来！”“宁肯因斗争致死，决束手待毙！”26其意无疑是激励他的军官们内心深处的抗日热情，改变过去所谓“攘外必先安内，统一方能御侮”的信条，要求他们以抗日求统一，以抗日求生存，把抗日工作摆在一切工作的首位。
　　紧接着，张学良回到西安，再度与刘鼎密谈，询问有关共产党的各种知识，甚至提出了加入共产党的要求，请求中共中央考虑和接纳。
　　关于张学良要求加入共产党的情况，还在1986年前苏联出版的《共产国际与中国》的文件汇编里，就已经被披露出来了。在那里公布了一份共产国际1936年8月15日给中共中央的电报，其中就提到了这件事，电报明确指出共产国际不能同意中共中央根据张学良要求准备发展其入党的提议。27这份文件在1988年《中共党史研究》第2期上被专门译成了中文，因此也为中国许多读者所知。只是许多年来一直相信关于张学良不同意反蒋而主张“逼蒋”、“联蒋”的众多读者还弄不清楚，张学良怎么可能会提出这样的要求？其实，只要了解到张学良自4月下旬即决心联共反蒋的事实，对于张学良一度提出入党要求的情况，就不难理解。尽管，如果平心而论，张学良的要求入党，其实未必真的带有多少意识形态上的理由和理想政治的目的，它更多地恐怕只是出于他对中共的某种信服，特别是服从于他争取苏联同情与支持的现实目的罢了。
　　张学良要求入党的最初文献，见之于刘鼎6月30日给中共中央的电报。这封电报由于当时发电和译电的技术上的原因，译文上存在着许多明显的错误。可以读懂的内容大致是：第一，说明刘已收到中央关于要其立即回苏区汇报的电报，因连天阴雨，汽车不通，故暂不能返。第二，说明西南事变起后，北方韩复渠和宋哲元暗中商量响应，韩并试图拉张学良入伙，张打算让刘鼎与韩复渠派来的代表接谈，刘因急于返回陕北已婉拒。第三，说明张学良要中共帮助训练干部，刘并要求中央为其准备发报员等。第四，也是最关键的，即是“日要求入我党耳，求专人训练”一句。这里的“日”就是张学良这时在与中共中央通电时的代号。这句话的意思应该是很明白的，那就是说：张学良主动提出要求加入中国共产党，并要求派专人加以训练。28
　　要证实这封电报的确实性是再容易不过的了。因为在两天之后，即在目前保存在莫斯科的另一封中共中央的电报中就提到了这件事。而共产国际8月15日电所答复的，也正是这封电报。在落款时间注明为7月2日的这封中共中央给共产国际的电报中，这时在中共中央负总责的张闻天专门汇报了这件事，明确认为可以允许张学良入党。电报说：
　　
　　张在欧洲时，因苏联拒绝他到莫斯科，他便认为苏联记旧恨，无助他意。经我们解释，特别因我们在会议上，在军事行动上，在经济互助上，对他表示了诚意，他即转而十分信赖苏联，多方设法帮助我们打通国际连络。……（张自宁）回来后，即要求加派领导人才去为其策划，并要求加入我们的党。我们拟派叶剑英、朱理治去，并将来拟许其入党，因为这是有益无损的。
　　
　　同时，该电对东北军的特殊性进行了详尽的分析，称：
　　
　　东北军是被日本帝国主义驱逐，亡国亡家的一个军队，他背后没有任何帝国主义。且直到现在仍为日本帝国主义所嫉视。他已经与一般军阀军队有很大的不同，虽附属于蒋介石，并未给他地盘，且在待遇上歧视他。但仍保持东北军的整个系统。
　　
　　电报特别要求苏联方面对张学良和东北军给予信任，强调与东北军的联合以及苏联对张学良的支持，苏联对西北发动的援助，对即将付注行动的西北大联合计划有决定性的意义。电报称：
　　
　　目前我们与蒋介石争夺东北军到了最后决斗的时期，我们客观与主观的条件虽都好过蒋介石，但还要用一把很大的力量，国际的援助是一个重要条件。……西南发动已二十余日，……华北韩复渠、宋哲元酝酿响应，已经发出双方不得进行内战的宣言，但尚无军事行动。近日有代表到西安，约张共同举事。……东北军在西北的发动决不容缓，我们计划至迟到八月应该发动。八月上旬二、四方面军可到甘南，那时实是最好时机。你们意见如何，即行见告。29
　　
　　“至迟八月应该发动”西北国防政府计划，现在已只剩下一个月左右时间，各种重要准备工作尚未完成，难怪中共中央这时要三番五次地急着找刘鼎前来安塞开会呢！7月1日，周恩来再度致电刘鼎，要其“即日动身由肤施到安塞相见”。当刘鼎同日来电表示准备后日动身时，毛泽东2日竟又再电刘鼎，叮嘱他“务到安塞见面，有重要事开会讨论，千万勿误”。30不仅如此，中共中央主要负责人洛甫、毛泽东、周恩来等均早早就专门前往安塞，等候了将近一周时间，可见其心情急迫和事情重要之程度。
1 周恩来对此曾致电王以哲表示感谢，称“承拨子弹，足征兄等待人如己，不分界限，有如兄弟手足，曷胜感纫。”
2 《林育英、张闻天、毛泽东、周恩来、博古、邓发、王稼祥、凯丰、彭德怀、林彪、徐海东、程子华致朱德、张国焘、徐向前、陈昌浩、任弼时、贺龙、肖克、关向应、夏曦同志并转各负责同志电》，1936年5月20日，中央统战部、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文件选编》(中)，北京，档案出版社，1985年，第147—149页。
3 《育英、洛甫、泽东、恩来等致朱、张、刘、徐、陈等电》，1936年5月25日，《毛泽东军事文集》，第1卷，第533—534页；前引《文献和研究》，1986年第5期。
4 《周恩来致王以哲即转张学良电》，1936年5月26日。
5 《周恩来致张学良电》，1936年5月30日，6月4日。
6 《洛甫致王明、康生、陈云同志电》，1936年7月2日，莫斯科俄罗斯当代历史文献保管与研究中心档案(以下简称中心档案)，全宗号495，目录号74，卷宗号281。
7 《洛甫致王明、康生、陈云同志电》，1936年7月2日。
8 《周恩来致王以哲电》，1936年6月9日。
9 《育英、泽东、恩来、博古、德怀、凯丰、洛甫致国焘、朱德、弼时、贺龙、向前等同志电》，1936年6月18日。
10 《毛泽东在政治局会议上的讲话》，1936年6月12日。
11 《中央书记处致王明、康生电》，1936年6月16日，中心档案495/74/281.
12 《中央书记处致王明、康生电》，1936年6月16日，中心档案495/74/281.
13 《育英、洛甫、恩来、博古、泽东、德怀致朱、张二同志并转弼时同志电》，1936年6月19日，前引《毛泽东军事文集》，第1卷，第549页。
14 《周恩来致王以哲电》，1936年6月16日。
15 《周恩来致王以哲电》，1936年6月12日。李克农此时负责直接与刘翰东师长等联络，并进行交涉。
16 《周恩来致王以哲电》，1936年6月13日。
17 《陆军第一百零七师司令部函》，1936年6月13日。
18 《刘翰东致李克农函》，1936年6月15日。
19 《李克农致刘翰东师长函》，1936年6月17日。
20 《军委关于东北军活动情况和中央机关转移的部署》，1936年6月15日，前引《毛泽东军事文集》，第1卷，第546页。
21 《周恩来致王以哲电》，1936年6月20日。
22 《周恩来致王以哲电》，1936年6月20日。
23参见前引访严佐民同志记录。另高双成是继井岳秀死后接任第八十六师师长的。
24《刘翰东致李克农函》，1936年6月27日。
25 《周恩来致王以哲电》，1936年6月27日。
26张学良：《中国的出路唯有抗日》，1936年6月22日，毕万闻主编：《张学良文集》，第2卷，第968—980页。
27转见《中共党史研究》，1988年第2期。
28原件无抬头，亦未注明月份，但文末有“中央：（刘）卅日”字样。据判断，文末“中央：”字样应为收电人；“刘”应为发电人。“卅日”即为发电日期，年代自然应为1936年。鉴于6月16日中共中央书记处给共产国际的电报中报告对张学良及东北军统战工作，并未提及此事；而在7月2日电报中则明确提到此事的情况，可以判断此电的月份应为6月。
29同前引《洛甫致王明、康生、陈云同志电》。
30 《毛泽东致刘鼎电》，1936年7月2日。

第二章　“西北大联合”计划
1．反蒋酝酿
　　尽管经过两次洛川会谈，张学良与共产党在许多方面已经相当接近，但颇让人奇怪的是，在延安会谈中，张学良的言谈话语，却并不十分坦白。特别是在对蒋介石的态度问题上，张学良看来还多少留了一个心眼儿。结果，延安会谈并没有使双方关系取得重大突破。对于张学良的种种许诺，共产党方面还多少有些将信将疑。
　　在得到周恩来11日电报的第二天，毛泽东和彭德怀曾专门就此通知后方军事领导人说：“我们与彼方新的谈判已经成就。此种谈判就全局看对于我们是有利的，虽然就局部看属于不利（彼方进兵甘延并沿路筑堡）”。但毛泽东、彭德怀在电报中仍旧指示部队要保持高度警觉，对东北军仍要严加防范。称：“在我们没有得到彼方通知，因而没有发出可以允许彼方部队通过与建筑防御物的通知给你们时，你们应坚决打击之。在我们将来对外交交涉时，可将此种行动作为你们及地方部队独断行动，并不妨碍大局。”1
　　两天后，毛泽东与彭德怀进一步提出立即设法去西安购买3000支步枪、60万发子弹，以及各种无线电器材、兵工厂器材和中西药材的问题，认为可以以此来验证张学良、王以哲是否联共是否真有诚意。他们在给周恩来的电报中特别强调说：“关于军用品购买须有一专门组织，有专门负责人去洛川或西安，与王或张专门接洽输此事。张、王是否真有诚意与决心，以其对此事之态度为证”。2
　　严格地说，中共和红军此前确已通过甘泉解围、协助换防和运送粮草给延安城守军等事，表明过自己的诚意，而张学良尚无任何具体表现，毛泽东等有所怀疑也在所难免。不过，不论信任与否，对张学良的统战工作仍旧为全党全军所瞩目，且是关系到红军在陕北成败的一个重要问题。故谈判结束后，中共中央就通报了会谈的成绩。电称：
　　
（一） 国防政府抗日联军认为唯一出路，十大政纲张研究后提出意见。
（二） 赞助红军集中河北，四方面军出甘肃，张之部队可让路；二六军则须得中央军同意，彼可任斡旋。
（三） 派赴苏联代表，他的由欧洲去，我们的张任保护，由新疆去。
（四） 完全同意停止内战，并谓如红军与日军接触，则全国停战运动更有力。
（五） 在他未公开表明抗日以前，不能不接受蒋令，进占苏区。彼现准备以王以哲军入肤施，沿路筑堡。双方交通仍旧如此。一个月再看形势发展，决定对杨虎臣集中宜川，进占延长，彼要我们派队至韩城阻扰，同时令陕南陈先瑞部北出扰乱西安，令关中区大活动，如此彼有所藉口对蒋。
（六） 通商问题，普通办货由我们设店自购，军用品由他代办。子弹可供给。
（七） 互派代表常驻。
（八） 张云红军出河北恐不利，在山西亦恐难立足。彼主张红军经营绥远，但如红军决定出河北，他可通知万福麟部不打我们。3
　　
　　鉴于山西前方战事日益紧张，且经由山西转电陕北费时误事，毛泽东和彭德怀迅速将陕北一切统战工作及联络任务转交给了周恩来。他们于14日为此致电周恩来称：“张杨两部关系由你统一接洽并指导之，以其处置随时告我们，我们一般不与发生关系，对外示统一，对内专责成。对王以哲电台仅于你认为有必要时才用彭之名义发生一些交际性质之关系。”同日，毛、彭二人并将此一决定正式通知了张学良和王以哲。4
　　由于周恩来实际上已经直接负责与张学良、杨虎城的交涉工作，因此，周在回瓦窑堡同留守的军政会讨论之后，也已就下一步与张、杨联络和派人赴苏等具体问题进行了安排。他在给毛泽东、彭德怀的电报中提出：（1）决派刘鼎留在张学良处。刘鼎同志与张学良继续开展谈判，增进具体办法，并协助张学良组织其干部（东北军有抗日情绪，但无组织，且求不成得力人材，是张学良最大弱点，故张颇佩服蒋贼之黄埔生，而自己连教导团或随营学校都没有），贯输抗日主张，与张同驻洛川。（2）与张处之联络员我方派白坚，随刘鼎去驻王以哲处，表面任侦察员，来往苏区，可进行下层军官活动。（3）李克农与王以哲保持密切关系。（4）派戴季英经张处去陕南陈先瑞处巡视。（5）邓发同志代表中央偕张派赴新疆代表到迪化后转送苏联。5
　　此时，由于国民党中央军陆续进入山西，阎锡山也已集中起4个纵队进行反攻，红军此前占领之大部分重要城镇均已失去，作战之自主性也受到极大限制。不仅如此，根据4月13日周恩来从陕北发来的消息，“目前东北军正以主力围剿关中，以一０五师、六十七军构筑中、洛、鄜、甘、延大道封锁，并企图配合十七路军北进延长、延川、清涧、绥德，十七路军之孙蔚如师已有一部进至宜川、韩城”，有向北进攻并封锁黄河西岸之势。一旦陕北张学良与杨虎城两部沿鄜、甘、肤及延川、延长之线步步深入陕北苏区，不仅红军唯一的战略后方可能受损，而且东征作战也将陷于极大被动。因此，毛泽东、彭德怀这时不能不格外担心张学良和杨虎城是否真有与红军合作的诚意。为此，他们一方面要求周恩来通过“外交”途径尽可能迟缓东北军的推进，并派来山西前方汇报工作的王世英立即返回西安找杨虎城谈判，一方面则要求东征部队立即做好“向西回击张学良、杨虎城之准备”。6
　　准备向西回师陕北，这在中共中央来说，无疑是一项极其重要的战略方针的改变。还在4月上旬，红军中部分将领就已经开始怀疑在山西是否站得住的问题了，但当时中共中央仍坚持认为，如果不能设法创造更大的根据地并取得苏联的直接支持，要想在更广泛的基础上建立起自己对全国各派蒋派别的影响力，无论如何都是困难的。因此，它明确发布指示说：“中央与军委的极重大的任务，是使第一方面军在数个月内扩大至5万红军以上，在山西与华北取得大胜利，在华北首先然山西经过游击区阶段，创造比较陕北更大的根据地。在此根据地内建立模范的人民政权，成为号召全国革命的中枢，将此根据地与外蒙连接与苏联打通。凡此一切连［联］系于争取迅速对日作战的基本方针，连［联］系于国防政府与抗日联军的形成，也只有如此，才有真正的外交可办”。7然而，不过半个月之后，即4月20日，中共中央就已经不能开始考虑回师陕北的问题了。这种变化之快是显而易见的。
　　当然，究竟是回师陕北，还是继续东进，毛泽东等这时还没有拿定主意。从毛泽东4月20日给张闻天、周恩来和邓发的电报中可以看得很清楚，他这时还在考虑如何转进绥远建立根据地，与外蒙接通，直接取得苏联军事援助的问题。电报要求邓发尽快前往苏联，称：邓发去苏联的任务关于军事者有如下各项：
　　
　　（1）对日作战彼此双方之共同步骤问题。
　　（2）两军委通信联络问题。
　　（3）我军向绥远行动并在绥远创立局面问题。
（4）技术帮助问题。能否接济步枪、步枪弹、轻重机关枪、高射机关枪、步兵炮、新式架桥设备、无线电器材等。如能接济，我军在秋天全部开赴绥远接运一次至两次。
　　（5）人员帮助问题。担任特种技术教育者数人，担任作战者数人。8
　　
　　很明显，毛泽东等这时仍然准备在山西继续作战和创建根据地，并仍打算照原定计划经山西转进绥远。但几天之后，整个形势已不容红军继续在山西滞留，国民党中央军汤恩伯部及阎锡山的几路人马节节推进，红军已被全部压到黄河东岸永和一带狭小地区，西渡回师已成不可避免之势。4月28日，毛泽东与彭德怀终于下令班师回陕。命令说：在山西是阎锡山加蒋介石（51个团）再加堡垒主义，在陕西是张学良、杨虎臣在蒋令下向陕北进攻，企图封锁黄河，在甘肃是蒋介石之胡宗南部，再加上周岩两部入山西，毛炳文调甘南，王均等在陕南与甘南，张学良原在环水区域之部队调陕西，只有神府区域、三边区域和环水区域及其以西地区较为空虚。“根据上述情况，方面军在山西已无作战的顺利条件，而在陕西甘肃则产生了顺利条件，容许我们到那边活动，以执行扩大苏区，锻炼红军，培养干部等任务。另一方面，粉碎卖国贼扰乱抗日后方计划，亦是当前的重要任务”。据此，毛泽东与彭德怀向洛甫提议，应立即召开政治局会议、讨论新的行动方针问题。电报称：东面情况已根本的发生变化，丧失了继续作战的可能，为稳固计，红军已决定西渡。为此，提议开政治局会讨论新的行动方向及其他与之关连的问题，地点在延长。9
　　自5月2日起，到5月4日止，在山西境内的红军全部顺利地撤回了陕北。为了宣传上的需要，中共中央于回师之际特别发了一个“回师宣言”，提出停战议和问题，并且不称蒋介石为卖国贼，改称“蒋氏”。但此宣言的目的，正如毛泽东所解释的那样：“这是争取白军，推动运动，孤立蒋介石的好策略”，目的就是要“使蒋介石在全国群众面前孤立起来”。谁也知道蒋介石不会与红军握手言和，正好，“不和则是卖国贼，打卖国贼！”10
　　至此，红军自2月20日开始的东征战役全部结束了。比较1935年瓦窑堡会议所规定的作战目标，可以知道此次作战除了在人员、粮食和部分装备方面获得暂时的补充以外，原定的种种任务均没有实现。毛泽东总结说：“此次失着是太谨慎，未能立即出河北，我们未过黄河前对阎锡山估计太高”，在汾河西岸过于犹豫，没有下决心东进到晋东南去。红旗一旦插到京汉铁路，情况必定大大不同。无论如何，如今红军的处境显得相当被动了。红军虽然在山西“斩获”颇多，粮食、兵员乃到其他军需品都得到了相当程度上的补充，其西撤行动也未受到任何损失，但是，山西境内大约30个团的国民党军队一旦乘机跟进，陆续西渡，必将对陕北苏区的巩固带来极为严重的威胁。值得庆幸的是，失之东隅，收之桑榆。5月初，负责与张学良联络的中共代表，突然传来张学良愿意联合红军，抗日反蒋，在西北另立局面的惊人消息。这一消息显然使中共领导人倍感意外，更深受鼓舞。
　　关于张学良决心联合中共、另立局面的消息，最早见自于刘鼎4月27日给李克农并转周恩来的报告。刘鼎自延安会谈之后随周恩来进入陕北苏区，并到瓦窑堡，向洛甫等留陕中共中央领导人汇报之后，于23日持周恩来给张学良的亲笔信离开瓦窑堡，于26日返回洛川。当晚，张学良即与其谈话，态度已与半月前延安会谈时截然两样。根据这次谈话，刘鼎第二天马上以隐语方式写信给周恩来，说明情况。信中说：事情出乎意料之外，原来人们所想到的太短促了。这位老头儿昨夜同我见面，短简的一段谈话中，除了我预备了要说的都谈了以外，他第一给我一个东西，第二表白他的不小的计划。这两者都可见他一日千里地进步着。
　　这个“东西”是什么呢？刘鼎解释说：
　　
　　所谓东西，是一本小册子，名叫《活路》，最鲜明的提出了反蒋抗日，联×联×、分土地的旗帜。内容分四篇内容，约二千来字。内中有一些笑话：每士兵打回东北分土地五十亩。内中又有些过于乐观：晋秦绥宁甘新以及河北河南一部都会联成一起。红军就是彻底抗战的主力。内中除讲外蒙苏联之帮助外，又说及日本内部革命的爆发。……他本人嘱某起草，未经他校阅而书已印成，现在他也只是说“一口气把我的话都说完了，不大好，不过秘密的，不要紧”。11
　　
　　那么，他那个“不小的计划”又是什么呢？报告称：
　　
　　你看他的计划，大则要把他家这庄大房屋的一角（靠他住的这一边）完全拿过来，东头一条大道他也企图着；小则把他的几个佣人都要练为强干的打手。最近他预备出去大活动，目下还要装得老实些，赶这功夫要向他邻近各房本家以及住在他大门口的爱好老蓝布袍子的几个小伙子和严老老等相好去。他已经开始用了“爱×”、“抗×”话向内向外活动，将使大老板无法公然反对，同时预备着硬干，预备着和大老板打一架也可也。12
　　
　　对于这封信的内容，或许要稍加解释。这里所说的“老头儿”就是指张学良，“大老板”就是指蒋介石，“他家这庄大房屋”即指东北军，“他的几个佣人”即指东北军的某些干部，“联×联×”即联俄联共，“爱×”即“爱国”，“抗×”即“抗日”，如此等等。
　　从这封信的内容，可以清楚地看出，张学良这时不仅与蒋介石离心离德，而且根本上就是分道扬镳了。奇怪的到是，为什么延安会谈时张学良还在那里搞“外交”，幻得幻失地谈什么，相信蒋有民族情绪，帮蒋能抗日之类。从张学良介绍《活路》一书的出笼过程看，延安会谈之前他其实就已经同《活路》的作者谈过类似联俄、联共、抗日，乃至反蒋的话题，并且同意他们的观点ｌ支持他们印成小册子在东北军中秘密散发。而在延安向周恩来正式表明态度时，他反倒犹豫退缩了。当然，延安会谈时他其实也隐隐地谈到他准备离开蒋介石另起炉灶的想法，只不过他说得不那么明确罢了。而如今，他多少有点破釜沉舟的劲儿了。这里的原因，据刘鼎信上说，就是：不久前的谈判和宣传已经发生作用，“此外加上他的大老板越发在他面前现恶，他家大大小小的嘴也利害，很多人逼他，而且他已经感觉到大老板对他开始了恶毒的布置”。13
　　从刘鼎报告的情况，可以看出，张学良之突然准备反蒋，大致不外基于两点考虑。一是抗日，二是保存实力，而这两者事实上又密切相关。过去张寄希望于帮蒋介石能抗日，现在则发现等到蒋介石开始进行抗日，他的东北军大概也差不多不存在了。张学良之所以称赞《活路》作者把他想要讲的话一口气都说完了，也正是因为如此。要知道，前此被红军歼灭的东北军一一０师、一０九师，这时竟被取消番号；张要求给阵亡的何立中、牛元峰两位师长家属各特恤十万元，结果也是“碍难照准”。气得张学良大骂：“我张某人混的不值十万块钱了”。14这也难怪张学良在回忆中称所谓“恶缘种种，不啻火上加油”者，第一条就是“请求抚恤、补充，皆无结果”一事。15照这样下去，他张学良拿什么去面对那些指着他吃饭，指着他带他们回老家的东北父老乡亲。所谓“大老板越发在他面前现恶”，“对他开始了恶毒的布置”，因而“他家大大小小的嘴也利害，很多人逼他”，想必也即为此。
　　不过，张学良固然开始相信“联俄联共”是东北军唯一的“活路”，但作为一名军事统帅，张学良也十分清楚，目前还不是他公然揭旗反蒋的时候。第一，所谓“要把他家这庄大房屋的一角（靠他住的一边）完全拿过来”，这表明张此时尚无完全把握东北军之力；第二，所谓要“把他的几个佣人都练为强干的打手”，也证明了前引周恩来电报中的话，张这时还缺少可依靠的、有能力的干部；第三，大概也是最重要的，即仅以东北军和红军之力，要对付蒋介石的国民党中央军，又要实行抗日，不仅兵力上过于悬殊，而且武器弹药各种军事装备的补给也将完全中断，因此，如果没有苏联的直接援助，没有各地反蒋实力派的响应，要想与蒋介石抗衡和实行抗日，无论如何难以想象。这也就是为什么张学良明确表示，“最近他预备出去大活动，目下还要装得老实些，赶这功夫要向他邻近各房本家，以及住在他大门口的爱好老蓝布袍的几个小伙子和严老老等相好去”。这里所说的“邻近各房本家”，自然就是指杨虎城等原西北军将领；这里所说的“严老老等”，恐怕指的就是阎锡山以及傅作义、宋哲元、韩复渠等与张关系较好的实力派领导人。当然，这种活动终难逃过蒋介石的耳目，因此，张学良表示，他只是“暂时与大老板周旋，趁此作最低限度的准备，同时还要提防大老板下他的毒手。”刘鼎在4月30日的信中报告说：“老头儿提出‘牵延到十一月就起变化。这当中一面对内亲和，对友作抗日的大活动，另一面捧大老板登峰造极。只要有半年功夫，大事可济。我要干就彻底干！”16
　　当然，由于国民党中央军开始大批进入陕甘，形势已相当严重，张学良的表面文章能做多久，实在是个问题。因此，刘鼎一再告诫张学良：“时间太危急了，谁能担保此不生不死之状态到半年之久呢？”可是，即使是从刘鼎的角度，他也不能不承认，张学良有他自己的道理。刘鼎分析说：张学良本来就在歧路上，又恋新又舍不得旧。这个矛盾变化得虽然快，究竟离终点还远，还有些难关哩！至少他还想最后从南京方面得着一些最后的钱财，以便来同红军渡岁月。张学良之所以要牵延到11月才起事，一方面固然是想在这几个月中去从南京方面骗得一些东西，另方面多半是认为“到十一月可以得到新爱人的老亲们的表示”。17
　　这里所说的“到十一月可以得到新爱人的老亲们的表示”，无疑就是指望到时候能够得到苏联愿意援助他的表示。很明显，之所以要拖到11月才起事，这个考虑实在是再关键没有了。尽管刘鼎一再劝告张学良，联共必然可以得到苏联方面的援助，但为了进一步坚定张学良的信心，刘鼎还是建议：“顶好找那八字算得顶好的胡子和瞎子一同来给她再算一命”。18这“胡子”就是指这时蓄着大胡子的周恩来，那“瞎子”则是指戴着眼镜的李克农。
　　张学良决心反蒋的消息，在共产党人中引起了极大的反响。负责中央联络局电台的曾希圣首先得到消息，并于5月5日电告中共中央，称：近因蒋愈恶，张颇悟，已有抗日反蒋决心，言要干就彻底干。惟为准备计，反蒋事暂不公开，但如何处理各内系统问题，盼有所商定。示张能否见面，定好地点。19
　　5月7日，直接负责与陕甘地方实力派联络工作的中共陕甘省委领导人朱理治也致电中共中央，告之张反蒋决心已定，但要求给他时间准备并保密。电称：他希望我们不要迫他太急，他希望在11月骗到蒋介石一些武器补充后，再约公开。他希望红军不要写红军与东北军联合起来，他将我党口号修改后，一下印了许多。现在外方很为怀疑说，东北军的口号为什么和红军一样的。20
　　十几万东北军的统帅张学良突然决定参加革命，这不能不让中共中央感到惊喜。刚刚撤回陕北，正在为应付东、南两面迅速推进的国民党军，确定红军下一步行动方向而焦虑的毛泽东等人，立即感到了极大的安慰。在5月8日的政治局会议上，毛泽东明确提出了联合东北军，接通外蒙、苏联，为西北国防政府而斗争的行动方案。他说：时至今日，中间阶级的态度终于转变过来了，落后分子也一天一天地觉醒了。“其中最明显的是张学良的态度，这是大革命到来的标志”。“现张由反日的决心开始进到决心反蒋的程度”，这说明民族资产阶级是应该争取也可能争取的。考虑到现在的有利形势，中共中央总的任务“是全国人民统一战线，战胜蒋日”，但具体到西北地区，现在的任务应当是建立西北国防政府，争取中国革命首先在西北胜利。他强调说：为西北国防政府斗争是可能的，因为西北是最薄弱的一环，并且有特殊条件，即中央和红军都在此，同时还有东北军，又接近苏联。而这后一点尤其重要。我们不要“光荣的孤立”，我们可以和宁夏、新疆、外蒙联系起来，与苏联结成联盟，从而立于不败之地。毛泽东指出：“三月间订立的苏蒙条约，就是告诉中国革命者，你们可以如此做，我们可以同你联盟”。“这是重要的事！”当然，毛泽东说，以西北为根据地，也可以提出最能动员群众的口号。这是因为西北接近华北，处于民族危机的前沿，提出“保卫西北”的口号，并把它与“保卫中国”联系起来，足以号召群众，和“反对贼子日本、蒋介石”。21
　　要在西北成立大局面，决定了红军也必须以西北地区为发展方向。考虑到这一点，毛泽东明确提出，下一步行动方向目前只有陕北、宁夏、陕南、甘肃这四条路可走。陕北“没饭吃，狭小，不能去（留）”；宁夏少数民族区域，到处是寨子与堡垒，“从政治军事观点上不应去”；陕南条件最好，但蒋介石的力量也最强，如果得到炮兵，最好向南去，“否则就只有把蒋调到甘肃，使其疲而击之，粮食有了，再往东边”。22据此，中共中央又拟定了“西征战役计划”，提出：为着极力扩大西北抗日根据地并使之巩固，为着扩大抗日经芝，为着更加接近外蒙和苏联，为着一切抗日力量有核心的团聚，西北军委决以红军之一部箝制蒋阎西渡部队，及陕北渭北敌人，以主力组织西北野战军活动于陕甘宁广大区域。另以有力支队，进出陕南，与我陈先瑞部会合，活动于陕鄂豫三省，调动并吸引蒋介石主力于该方面，使我主力易于在西方取得胜利。23
　　红军实行西征，自然需要张学良的东北军给予配合。因此，双方领导人之间的再次会谈实属必要。只不过，双方这时所关心的重点看来还不完全一致。刚刚下决心参加反蒋行动，但又不敢立即起事的张学良，这时显得格外小心谨慎。他特别告诉中共代表，听说上海及南京风传他与共产党在洛川开会，蒋最近又派了许多政训人员到东北军里来，实则为监视他。他若行动大意，必致引起怀疑。因此，对于蒋介石要他迅速向陕北苏区腹地推进的命令，他已不能不从。结果，当东北军一０五师沿甘泉向鄜县推进，并企图筑堡时，终与肖劲光指挥下的红二十九军发生冲突。而五十七军常经武师和沈克师这时也向直罗镇方向挺进筑堡，这不能不迅速引起红军方面对东北军有否诚意的疑惑。周恩来当即致电刘鼎，要求张学良说明内情。为此，双方反复电商未能解决。
　　5月1日，六十七军参谋长赵镇藩急电李克农，说明：百０五师之一部于龙坊西北泊村与贵军之一部发生不幸事件，此事出于一营长之不明情形，弟已告知刘师长转告其部下，以后不可如此行动。24同日，王以哲也致电毛泽东和彭德怀，提出：甘肤间筑碉事与周恩来先生曾面谈过，请即刻通知沿途红军勿生误会为荷。25
　　对此，周恩来则在5月2日的复电中答复说：甘泉与鄜县间筑堡问题，与敝方破坏碉堡事，曾与先生等面约藉掩外人耳目。现为彻底解除误会，已令敝方肖军长停止任何敌对行动，另对鄜肤间东西大道敝方交通，已饬驻军勿生阻碍。但对政训处进入苏区编组保甲、武装掩护地主收租抢粮等事，务请给予制止。另外，近日直罗镇和羊泉间贵方突然集结重兵并深入套通、老人仓各路筑碉，事前即未谈妥，且不明贵方意图。请代询张学良先生，并示以真像。为此我方愿派李克农同志到洛川面商一切。26
　　3日，李克农得到赵镇藩来电并接到赴洛商谈的指示之后，也复电赵镇藩，强调：对在鄜县、甘泉及直罗镇地区筑碉堡一事，事前张学良先生与周恩来并未谈及，事后亦未见电商，真相不明。兄部行动致使兄我两方敌对区域扩大，颇非前途。请向张学良先生、王以哲先生说明，特别是与六十七军的协定若能扩大范围至五十七军则最好。至于两军冲突事，已电令肖劲光军长就近与一０五师刘翰东师长妥商解决办法。27可是，当肖劲光派人前去一０五师接洽时，刘翰东师长恰好前往洛川，部下对双方关系一无所知，竟将来人扣押，电询洛川如何处理，此举令张学良十分被动。张不得不让刘鼎电告中共方面：“请今后勿轻派人来，令人难处”。王以哲进而也于4日再电周恩来，就此解释说：一０五师深入老人仓事，只因刘师长在洛，以环境关系，肖同志不必再来商洽，弟可负责告知。而常、沈师到黑水寺、直罗镇、羊泉镇、鄜县之线筑碉事，前张学良先生在洛川曾与李克农同志议过，故会面时未曾提及。而五十七军一旦到达黑水、羊泉之线后决不再前进，务请放心。28
　　十分明显，双方关系这时变得非常微妙与复杂，许多具体问题急需详商解决办法。特别是处此进退维谷之境的张学良，更是焦心如焚。尤其是当他得知红军已全部撤回陕北，国民党中央军可能迅速跟进陕北之后，这种担心更加明显。按照刘鼎来信的说法就是，张担心“在自动标扬之先而被人察觉，则我暗彼明，常常会遭受一些意外的损失”。29因此，张学良之希望与周恩来见面，十分明显地比周恩来还要着急。
　　还在5月4日，刘鼎即代张学良要求与周恩来见面。其电称：此间得知红军西渡，汤恩伯之二师于后跟进。如确，则张求见周，面商对策，见面地点在甘泉旧县。30
　　与此同时，中共上海地下党组织派周建屏前来陕北，路经洛川时，张学良特别约见了周建屏，要求他立即向周恩来说明，蒋介石命令杨虎城由宜川经延长向延安推进，杨则以张部未能前进至临真镇，其左侧缺乏掩护为借口不进。故张学良要求红军允许东北军开两团人到临真镇，十数天内不建碉堡，即行退回。与此同时，张要求周建屏向周恩来进一步转达以下数点：第一，蒋介石有命令给直属四师中央军，要求各部立即西渡黄河，会合杨虎臣向前推进，张学良要求红军从山西方向加以牵制，防其西渡。第二，张希望红军给中央军以打击，不要回陕北。因回陕北恐有六师部队随之西渡，对红军与对张均不利。第三，蒋命张部一面由延安进至延川，同时由延安进至瓦窑堡，筑碉构堡。为应付计，张要求得到红军允许，使东北军可以由延安至延川，再由延川回至延长之线建筑碉堡。红军如回，允予通过。
　　张学良最后再度“要求与恩来见面”。31
　　值得注意的是，张学良这里所担心的问题，在中共中央看来却未必十分重要。既然张学良已经决心反蒋，两军如何协调以应付蒋军，严格地说并不难于解决。中共中央更关心的，显然是红军与东北军之间更进一步的大规模的配合行动问题，实际上也就是在西北建立“抗日反蒋”的国防政府与抗日联军的问题。因此，毛泽东、彭德怀与周恩来接到上述电报和信件之后，当即于5月7日复电刘鼎转张学良与王以哲称：再度会谈极为必要，请张学良先生决定时间，愈快愈好，地点以川口或延安为宜，弟等3人中可来两人。对于张学良担心红军西渡问题，电报解释说：我军全师回渡，现正加紧训练，准备对付大老板大举进攻。大老板在北方之全力，我军力能应付，吸引大老板全力於我军周围，即可保证张学良先生及其他友军在适当时间完成政治军事经济各种准备。关于东北军须受命由延安推进至延川和瓦窑堡的问题，电报主张张学良迅速发布红军有向肤施、甘泉、宜川及韩城方向前进模样之消息，用以搪塞南京方面。另电报强调：张学良非有确实可靠之政治环境条件作保证，万不可轻易离开部队，以防意外。至少在与弟等晤面前勿他往。电报同时还明确提出双方晤面所谈问题如下：
　　
　　Ａ、张学良先生准备大举之实际具体步骤，即政治军事经济之问题；
Ｂ、杨（虎城）、阎（锡山）、马（占山）、邓（宝珊）、盛（世才）、王（均）、毛（炳文）七部之联合战线问题；
　　Ｃ、张学良先生所部与弟等所部今后行动方针问题。32
　　
　　接到毛泽东等三人的来电之后，张学良当即表示同意中共中央的建议，并决定10日晚仍在延安见面。5月8日，王以哲为此复电毛泽东等，请中共中央代表于10日晚仍到延安城外之川口，等待派员往接入城。33
　　但因周恩来此时正在延川参加重要会议，且延川至延安250里，一时赶不急，故周9日再电王以哲、张学良，提议12日下午到川口，当晚入城晤谈。34之后，周恩来等因事迟至11日晨才动身往延安，但仍于12日下午赶到了延安城外20里之川口。当晚，张学良派人接引入城，双方再度连夜会谈后，张再派人于13日晨将周恩来等送出城外。15日，周恩来返回延川。至此，张学良与周恩来第二次延安会谈亦顺利实现。

1 《彭毛致朱肖电》，1936年4月12日。
2 《彭毛致周副主席电》，1936年4月14日。
3 《彭毛致林聂电》，1936年4月11日。
4《毛彭致王以哲并转张学良先生电》，1936年4月14日，《毛泽东年谱》(上)，第535页。
5《周恩来致彭毛电》，1936年4月13日，并见《周恩来年谱》，第306页。
6 《毛彭致周电》，1936年4月14日。
7 《彭德怀、毛泽东致林、聂二同志电》，1936年4月2日，并见《毛泽东年谱》（上），第530－531页。
8前引《毛泽东年谱》(上)，第536页。
9前引《毛泽东年谱》(上)，第538—539页。
10 《毛泽东关于目前形势与今后战略方针的报告》，1936年5月8日。
11 《刘鼎致李克农信》，1936年4月27日。
12 张友坤前引书，第996－997页。
13张友坤前引书，第997页。
14李金洲：《西安事变亲历记》，台北，传记文学出版社，1976年，第11页。
15 张学良：《西安事变忏悔录》。
16 张友坤前引书，第997，998－999页。
17 《刘鼎致李克农信》，1936年5月2日。
18 《刘鼎致李克农信》，1936年5月2日。
19 《希圣关于张学良反蒋抗日的态度的报告》，1936年5月5日。
20《朱理治关于张学良我在政治上军事上联络问题的意见致中央电》，1936年5月7日，转见《近代史研究》1988年第3期。
21 《毛泽东关于目前形势与今后战略方针的报告》，1936年5月8日。
22《毛泽东关于目前形势与今后战略方针的报告》。
23 《西征战役计划》，1936年5月18日，《文献和研究》，1986年第5期(关于红军北上抗日方针的十八份电报)。
24 《赵镇藩致李克农电》，1936年5月1日。
25 《王以哲致彭毛电》，1936年5月1日。
26 《周恩来致王以哲电》，1936年5月2日。
27 《李克农致赵镇藩电》，1936年5月3日。
28 《王以哲致周恩来电》，1936年5月4日。
29邱路：《也谈刘鼎在张学良那里工作的时候》，《党的文献》，1991年第4期。
30 《刘鼎致周电》，1936年5月4日。
31 张友坤前引书，第1002－1003页。
32《周恩来、博古致刘鼎电》，1936年5月7日，并见前引《毛泽东年谱》(上)，第540页；前引《周恩来年谱》，第308页。
33 《王以哲致彭毛电》，1936年5月8日。
34 《周恩来致刘鼎同志电》，1936年5月9日。

４．延安拨雾
　　李克农与张学良洛川会谈所取得的结果，其实最主要的就是两条。据李克农3月5日报告，其一为双方负责人见面地点已经约定为肤施，时间在一星期内；其二为双方互派代表到友邦，张学良一方人选二三日内即可派定。在这里，格外值得注意的是时间。要求在一周之内立即与中共中央负责人会谈，并保证在两三天之内就可以选定东北军方面赴苏交涉的人选，这再明显不过地反映出张学良对此已早有准备，而且心情显得十分迫切。
　　张学良决心和共，自然有种种原因。据张学良自己所言，最初是鉴于1935年11月间去南京出席国民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时所得的感慨。概括言之有六点：“（1）朋友之讽劝，如沈钧儒、王造时等之鼓励。（2）少壮同志则责良，不应同所谓亲日者辈，同流合污。（3）刺汪凶手孙凤呜之行为和言词。（4）党内之纷争，多为私，少为公。（5）良认为中央负责之同志，不热衷抗日，而其反有内心为亲日者，而良个人之观念上认为贤哲者，或在外工作，或无权位。（6）汪兆铭之一面抵抗，一面交涉，良认为非是对外，乃系对内”。1所有这些都使张学良对于理应肩负抗日救国重任的国民党日渐失去信心。
　　但更为重要的转变看来还在东北军三次剿共作战严重失利，尤其是11月23日牛元峰师覆灭，张学良不得不于1935年12月初急忙从南京赶回了西安。眼看不过两月时间，东北军就连损两师，自然“使良心中倍增痛苦，更加深良素认为因内战而牺牲优秀将才之可惜，并对共匪之战斗力，不为轻视，遂触动用‘和平’办法，解决共匪之念生焉”。2由此也就有了1936年1月赶赴洛川面见被俘部下高福源，密令王以哲负责与中共接洽，21日再赴洛川秘密会见李克农，许诺亲去南京游说抗日等事情发生。
　　从张学良与李克农第一次交谈的情况看，他当时对游说各方抗日颇有信心，他甚至自信可以拉阎锡山来与中共会谈，力图首倡和共抗日。不料回西安后，他竟意外地得知南京当局也在秘密地与中共进行接触，一“负有接洽任务”并化名王牧师者（即董健吾）“持有财政部公函见良，要求进入匪区”。此事更使张学良有所疑惑：为何一面令东北军在剿共战争中消耗，一面却越过东北军去与中共谋和？这不仅使张学良更加确信和共联共为大势所趋，而且对蒋之作法再添不满。既不信任国民党南京当局有抗日之心，又疑心蒋介石有借刀杀人之意，这自然使张学良开始与蒋介石离心离德，而更易接受联共主张。张自述：“当是时也，共产党之停止内战，共同抗日，高唱入云，实攻我心，不只对良个人，并已动摇大部分东北将士，至少深入少壮者之心。当进剿再见不能成功，良觉一己主张，自问失败，徵询众人意见，遂有联络共产党，同杨虎城合作，停止剿匪，保存实力，共同抗日种种献策，……实动我心”。于是，他从此开始放弃原先游说南京的设想，转而与南京以外之各个地方实力派领袖频频联络，甚至与刚刚从新加坡回国的西南反蒋派的领袖胡汉民，暗中往来磋商“大计”。3
　　仅仅几个月时间，张学良就已经日益明显地与蒋介石分道扬镳了。面对遥遥无期的剿共战争，张学良深知以东北军继续硬撑下去只能拼光老本，从而受到所有东北军人，乃至东北人民的啐骂。张学良已再无可想，第一位的只能是抗日，只有抗日才能免于为他人作嫁衣裳，只有抗日才有可能回家乡，也只有抗日才能对得起为他东征北战、抛头洒血的十几万东北军人，和许许多多流亡关内的东北人。蒋介石却不做此想，他的原则是“攘外必先安内”，要抗日必须先剿共。而在张学良看来，这一政策所导致的切身问题却是，如果共产党剿不了，剿不完，岂不是抗日无期？何况，张学良已经注意到，南京政府中人多数“勇于内争，怯于御外”。既然如此，张学良只好另谋出路了。张后来回忆，他数次与这时在上海的东北抗日将领李杜讨论过如何才能收复东北的问题。李杜“曾向良表示，拟返北满招集旧部，再从事抗日工作，良深表赞许”。但李杜明确认为，而今要收复东北或在东北抗日，必须与苏联和中共进行合作，否则将难以进行，故“彼要求数事：（1）去北满时，必须经俄，其次北满已有共党活动势力，故必须向共产党取得联系。（2）路费及活动款项由良供给。（3）请良选派二人帮彼办事，并任联络。”对于李杜所请，张学良后来自称他当时就全然表示同意。4可是，张学良没有进一步说明的是，李杜这里所谓“帮彼办事”云云，其实就是代表张学良去与苏联政府联络，请求苏联给予援助。
　　苏联政府会不会轻易同意援助他张学良呢？关于这一点，张学良内心其实非常清楚。
　　中国东北一向在俄国与日本的势力范围之内，日俄两国在东北从来势不两立，即使在苏联成立之后，这种矛盾冲突依旧是其远东外交政策最主要的制约因素。苏联政府对中国的一切政策，几乎都要受到这一冲突的直接影响和左右。一切便利于日本扩大其在中国的势力范围的人物和事件，无论如何都是受到苏联政府的坚决反对的。一向为“东北王”的张作霖从来依靠日本，苏联政府最初几度试图施加影响，结果张作霖不仅毫不领情，反而为争取日本及英国对其北京政府的支持，以武装搜查北京苏联大使馆，公布苏联秘密外交文件的极端措施相报，这使得苏联方面对其留有极恶劣的印象。张学良继承其父张作霖的地位之后，很快又在南京政府的怂恿下，旧事重演，轻率地派兵搜查苏联驻哈尔滨领事馆，继而试图以武力收复根据1924年中苏条约仍旧主要由中苏两国共同管理的中东铁路，引发了著名的中东路事件，此举自然更加深深得罪了苏联人。直到东北三省沦陷之后，张学良才渐渐意识到其前此作法之不智。因为从日本入侵东北三省之后整个国际国内形势发展的情形可以十分清楚地看出，在这个世界上，唯独只有与日本积怨甚深，并直接受到日本进攻威胁的苏联才是可能帮助他实现收复东北愿望的强大力量。
　　因为想要取得苏联的帮助，张学良在1933年夏天旅欧期间曾再三想与苏联方面取得联系。先是通过南京政府驻法公使与苏联大使联络，要求访苏，后又通过东北前抗日将领马占山等私下与苏联有关方面进行交涉，结果全都毫无结果。苏联方面对张学良的不信任是显而易见的。当然，张学良所不了解的是，苏联情报机关这时也曾秘密地派人接近过张学良，以探询张学良与苏联络的真实动机和背景。他们当时曾通过欧洲的共产党组织派了一名叫余斌的华裔英国共产党员，秘密了解张学良的情况。据余报告，他同张学良在一起住了整整一个月，张确实对苏联抱以极大期望。他甚至再三强调余应当到苏联去学习，为此他愿提供一切费用。5
　　要抗日，必须联苏，这一点张学良已确信不移。可是如何能够使苏联政府改变对自己过去的印象，张学良竟一筹莫展。如何才能接通苏联，并使苏联接受自己呢？自欧洲回来之后，张学良只能寄希望于南京政府，如果苏联同意援助南京政府，自然也就是援助了自己。可如今，等了几年之后，特别是在与红军交手受挫之后，他对此已深感绝望，相信要等到南京政府真正完成安内与统一再来抗日，恐怕是河清无日了。因此，他不能不设想通过另外的途径来推动中国走向抗日。在这种情况下，张学良转而寄希望于中共之帮助，是再合理不过的了。事情明摆着，在中国，中共是苏联唯一的盟友和同志，苏联可以不援助任何人，唯独不能不援助中共。如果中共愿意为其奔走，苏联或者会爱屋及乌，逐渐对他张学良另眼相看的。不过，张学良最初看来并不相信远在陕北穷乡僻壤的中共和红军，会与苏联有什么直接的联系。因此，即使在与陕北红军接上关系之后，他也仍旧把注意力放在上海，利用赴南京的机会，亲自前往上海，请李杜代他寻找共产国际在上海的秘密组织或上海的共产党。很显然，他并不清楚，这时的上海早已不是中共与苏联及共产国际联络的枢纽了。李杜的使命自然难以成功。
　　不得已，张学良只好又反过头来求助于陕北的红军了。特别是张学良2月下旬外出期间，注意到红军2月20日开始发动东征山西的战役，打出的竟是“打通抗日路线”的旗帜，这更使他多少有些心急。这是因为，一方面，有“山西王”之称的阎锡山与张学良在对蒋介石安内攘外政策问题上颇有些共同语言，张正在努力争取得到阎锡山的同情并与之达成共识，以此来形成对蒋介石的政治压力。红军如今一打，自然会逼使阎锡山转而支持蒋介石的安内政策，使张学良的劝说工作前功尽弃。另一方面，红军东征山西，势如破竹，轻而易举地击溃了阎锡山5个团，俘虏1200余人，占领了石楼、中阳、孝义、汾西、隰县、永和六县近4000平方公里的地区，如果红军真的照其公开宣传的目的，全力以赴杀上华北抗日前线，难免不会很快与在华北的日军发生接触，结果很可能诱发全面战争。考虑到目前国民党各个实力派别的不同心态，若不能尽快接通与苏联方面的联系，此种作战能否引起全国范围的响应和取得军事上的胜利，颇难预料。那时情况或将变得更为复杂，甚至不利，也说不定。这也是张学良急于在一周之内会晤中共领导人的原因之一。可是，张学良与中共领导人实际上没有能够在3月5日之后的一周时间内见上面，这次会晤的时间因为种种原因竟整整推迟了将近一个月。
　　在接到李克农的电报之后，毛泽东与彭德怀于3月5日当天就从山西前线发来回电，说明原可派在陕北后方指挥一切的周恩来与博古二人之一前去会谈，可惜此二人这时均已去山西前线参加重要会议，如果约期迫切，最早也只能于3月17日左右赶到延安。6不料，张学良由延安飞回西安途中，已发现所乘飞机出现故障，因而不得不送去武汉修理，因此即使17日的会晤日期也不能确定。飞机刚刚修好，张学良又突患喉症，医生叮嘱务必小心休息，会谈之说只好再度延期。若等到喉症好了，根据原定日程，张学良又要于19日离陕赴沪办事去了。因此，原定及早会谈的设想，自然未能实现。
　　在另一方面，中共中央得知张学良患病在身，也不再去电催促。因为中共中央早已决定要在山西石楼召开重要会议，讨论和贯彻刚刚得到的共产国际七次大会的文件，以便统一党内对统战工作的认识。在这种情况下，刚刚赶来山西的负责陕北工作和与东北军谈判的政治局领导人周恩来或博古如果因此不能出席，未免不是一种损失。但到16日，关于中共中央谈判代表的人选已经确定了，那就是周恩来。在16日这一天毛泽东和彭德怀给王以哲的电报中明确讲：敝中央已决定派周恩来同志为全权负责代表到肤施与张学良先生晤面，共商停止内战、一致抗日之根本大计。时间可在本月底或下月初，具体日期由张学良先生确定后电告即可。7
　　这时，东征山西之红军前锋已经达到文水、交城、介休、灵石、霍县、赵城、洪洞、临汾一线，并占领了同浦路之一段。阎锡山在山西的整个统治因此而严重动摇。山西一向是阎锡山的“独立王国”，如今阎却不得不向南京政府求援了。于是，蒋介石的中央军陆续开始进入山西境内。同时为加强陕西围剿和牵制的兵力，蒋介石也进一步调派中央军开到陕西来。可是，这样一来，红军所面临的形势就渐渐变得不那么一帆风顺了。不过，更加为此而焦虑的，这时其实还不是中共中央，而是那些在陕北地区与中共和红军暗通关节的东北军与十七路军的将领们。张学良在与李克农的谈话中，就明确认为，打阎锡山政治上未必好，山西不易立足，特别是立刻与日军接触，条件亦不成熟，不得到苏联的援助，靠自己单独来抗日很难成功。杨虎城部负责与红军联络的军官也纷纷对红军的行动表示难以理解。孙蔚如军长更是直截了当地对中共代表说：红军过黄河是不妥的。不仅政治上要受不好的影响，而且必然给蒋介石以增兵陕北进攻红军的借口。另外一些军官甚至断言：“红军到处都是帮助蒋介石解决杂牌军队的”，在四川、贵州如此，“现在又是这样”。东北军中了解张学良和共密谋的干部也有同样的看法，他们尤其担心中央军大举开入陕西，那样势必会使驱使刚刚停止下来的剿共战争重新展开，东北军难免再度成为牺牲品。8即使不考虑此点，以红军现有之兵力，与阎锡山作战也未必有决胜的把握，一旦失利，前途亦不堪设想。
　　但友军的担心看来并没有引起中共中央的同感。此时陕北苏区南线已经分别同东北军之六十七军和杨虎城驻宜川的部队达成了谅解，北面井岳秀部已经被击退，高桂滋部也已经同红军达成默契，其驻周家岭一带的八十七师五一一团甚至与红军签订了一个书面的“互不侵犯协定”。9因此，原来关于红军主力东去，陕北苏区将会变成游击区的那种担心，在中共中央内部几乎不复存在。加上红军东征一直相当顺利，这时也还是处于顺境之中，并未遇到严重抵抗，中共中央十分希望能够在山西“创造比陕北更大的根据地”。因此，中共方面还并不认为形势已经有了不利于自己的变化。当然，为求得友军，特别是东北军高级将领能够对红军的行动多少有所理解，毛泽东与彭德怀于3月22日专门致电张学良、王以哲及“全体东北军官兵同志”，强调：卖国贼阎锡山勾结日帝侵略华北，危及晋、绥，复受日帝指挥，派兵六旅之众，屠杀陕北苏区民众。国人痛愤，罪不容诛。鉴于日帝之迈进华北之急，特遣抗日先锋军东渡黄河抵抗暴日，阎锡山竟为暴日效命，集中全力拦阻红军，……敝军迭次宣言，全国红军白军亟应停止内战，一致抗日，乃阎锡山置若罔闻，不顾民族国家之存亡，甘心依附仇人，而与同胞为敌，诚不识是何居心。诸公深明大义，抗日救国早具同心，应请仗义执言，责阎锡山以叛国之罪，劝其即刻悔悟，撤其拦阻红军之兵，开赴张家口与红军一同执行抗日任务。敝军本民族大义，决不追究其既往。若其甘心卖国，继续执行日本拦阻红军之任务，则红军为贯彻抗日目的计，不得不首先诛此卖国贼。至于陕甘苏区（包括陕甘边区及关中区），为抗日战争之后方，坚决巩固此后方，使我抗日将士安心杀敌，应不独红军与全苏区抗日人民之责，诸公近在接壤，自亦具有爱护维持之心。倘有搅乱此抗日后方者（例如毛炳文辈），愿诸公与敝军联合制止之。10
　　指阎锡山为卖国贼，很大程度上其实是红军这时军事行动的一种需要。至于阎锡山这时对抗日态度如何，其与张学良有何种共鸣，中共方面自然一无所知。其实，阎锡山此前与张学良一样，也在“找国际（指共产国际）及党（指中共）的关系”。据北方党部军委负责人王世英几天之后的报告看，阎锡山自年初起就在想方设法与中共方面进行联络，至2月红军东征之前，阎本人至少已经与北方党部的代表有过三次谈话。阎所担心的自然是山西能否继续保持在自己的控制之下，对于中共代表所称中国唯一出路在组织国防政府和抗日联军，阎锡山明确表示赞同，但声称中共的说法不论站在民族方面、国家方面或民众方面，都是对的。只是在房子里谈可以，站在他的立场，站在国民党的立场却不可以，“因为一谈就是很大乱子”。而对于中共代表所说山西唯一出路在与红军订立协定，阎锡山则表示异议。他也知道山西确在危机之中，东有日本，南有蒋军，西有红军，但他的态度是“对谁也不妥协，保持中立”，坚持继续独立控制山西局面。他声称：他的防共保卫团计划每年训练15万人，三年可训练45万人，到那时他什么都不怕。11可是，不论阎锡山如何嘴硬，他主动的并且是三番五次地找中共代表谈话，清楚地说明他这时已经颇为恐慌和动摇，对阎锡山展开统战工作并非毫无可能。但由于战争已经打响，尽管3月下旬中共中央听取了王世英的口头汇报，其对阎锡山的态度一时也难有改变。
　　1936年3月20日至27日，中共中央在山西石楼召开了政治局扩大会议，根据共产国际七次大会的文件精神讨论了统一战线方针与军事行动计划问题。根据讨论情况可知，中共中央这时以“联俄联共”为分水岭，把国民党区分为“民族反革命派”与“民族革命派”两大类，仍旧把阎锡山归为“民族反革命”一类。认为蒋介石、汪精卫、胡汉民、冯玉祥、阎锡山等为“民族反革命派”，“坚持反革命立场”，“反对联俄联共”。只是，分析承认，这一派内部也并不统一，没有口号，有些甚至可能在民众逼迫下假装抗日，只是“其作用在瓦解抗日战线”。除此之外，一切“联俄联共”者，均可视为“民族革命派”。但他们中间仍可分为三类，右翼不用说，“与蒋无严重区别”，；重要的是中间力量，张学良就属于这一派。分析认为，这一派反对日本殖民政策，主张联俄联共，可与我们走一致的路。只是这些人皆是民族改良主义者，都不相信中国自己有力量抗日，不同意苏维埃与土地革命。由此可知，一方面由于张学良前此谈话中不主张反蒋，一方面也因为张学良、马占山、蔡廷锴等军事领袖所具有的特殊身份，中共中央这时对张学良的评价还并不是很高。在中共中央看来，自己真正的同盟者应当是“民族革命派”中的左翼，这就是以宋庆龄为代表的军队中下层、中小工商业者、中小资产阶级势力，他们“坚决联俄联共”，故“此为我们与反革命争夺的中心”。至于如何有效地争取同盟者，中共中央的认识很一致。第一，必须要高举抗日的旗帜；第二，必须要高举联苏的旗帜。当然，对于这时的东征抗日问题，毛泽东也做了专门的解释，说明我们提出“全国红军集中河北”的口号，并非就真的要立刻去河北寻日本开战。他指出，红军固然不怕与日本作战，也不必等到数量大了，新式武器到了手再去打日本。但重要的是，要想最终彻底战胜日本帝国主义，“非有国际无产阶级的帮助不可”。在目前这种国内和国际政治形势下，没有苏联的援助和参加仅靠红军的力量直接对日作战，是不可能的。要想实现直接对日作战，首先必须实现“红军与苏联接近，苏区与苏联打成一片”。故东征山西，“打通抗日路线”，“唯一的任务是取消卖国贼的资本，并扩大红军”，创造大规模的根据地，为联苏抗日做准备。12
　　李克农这时也赶到山西石楼，详细汇报了与张学良会谈的情况。毛泽东上述的谈话，在一定程度上也是针对张学良的一些说法讲的。把张学良排在“民族革命派”的第二类，反映出共产党人已经明确地把他看成是自己的同路人，同时还不满意他革命的不彻底和不坚定。但无论如何，中共中央这时已经把张学良确定为“革命派”，对他和东北军的政策自然与对“反革命派”蒋介石的政策截然两样。因此，红军对东北军，特别是与王以哲的六十七军，这时已经建立起十分密切的关系。被困数月之久的甘泉守军，在红军的引导下，终于实现了久已经渴望的换防。王以哲电告肤施（延安）2000守军粮草缺乏，毛泽东等立即致电中共陕甘省苏维埃“扩大群众卖粮草运动，尽量供给”，并电王可从鄜、洛大道送粮往肤，“敝方沿途保护，不成问题”。于是，几天后，一百余驮给养就顺利地从洛川运送到了延安城。
　　3月下旬，张学良终于再度回到西安，并如前约邀请周恩来前往延安会谈。王以哲4月5日电告毛泽东和彭德怀称：张代总司令拟于8日晚8时在延安与贵方代表周恩来晤谈，请兄如期至延安城外附近暂驻，待我方派人去取联络。13
　　4月5日晚得电后，毛泽东和彭德怀即电告周恩来。周当即与李克农等按约于4月7日动身，准备8日下午到达延安城外，等待东北军方面派人接引入城。不料，因雨雪将至，天阴电大，双方电报均发不出去。周恩来等于8日下午到达延安城外川口之后，一直等到当晚10时仍未见延安来人接引。张学良、王以哲也停在洛川未动，等待消息。直到9日晨双方电讯接通后，张学良与王以哲二人才于上午由洛川飞延安。9日晚8时许，周恩来、李克农等才由张学良派来的人员接入延安城内。
　　延安会谈由4月9日晚9时进行至10日凌晨3时许，时间长达将近6个小时之久。关于此次会谈的内容，如今各种记述中比较流行的是两种说法。其一是张学良本人在将近20年之后写的《西安事变忏悔录》里的说法。张学良在里面这样说：
　　
　　某夜，在延安天主堂同周恩来会面，约谈二、三小时，良告彼，中央已实施抗日准备，蒋公宵旰为国，双方辩论多时，……周承认蒋公忠诚为国，要抗日必须拥护蒋公领导之。但左右如何乎？又力言彼等亦蒋公旧属，如中央既决心抗日，为什么非消灭日人最痛恨而抗日最热诚之共产党不止？在抗日纲领下，共产党决心与国民党恢复旧日关系，重受蒋公领导，进而讨论具体条件：（大致如下）
　　（1）共党武装部队，接受点编集训，准备抗日。
　　（2）担保不欺骗、不缴械。
　　（3）江西、海南、大别山等地共产党武装同样受点编。
　　（4）取消红军名称，同国军待遇一律。
　　（5）共产党不能在军中再事工作。
　　（6）共党停止一切斗争。
　　（7）赦放共产党人，除反对政府，攻击领袖外，准自由活动。
　　（8）准其非军人党员，居住陕北。
　　（9）待抗日胜利后，共党武装一如国军，复员遣散。
　　（10）抗日胜利后，准共党为一合法政党。一如英、美各民主国然等等。14
　　
　　依据张学良的这种说法，延安会谈所讨论的，完全不是如何抗日，如何联苏的问题，到是如何使红军受南京政府改编，与共产党如何服从蒋介石领导的问题。严格地说，蒋介石在一年之后试图做到的也不过如此，结果尚未能完全如愿，而这时张学良却早已替他做了，而且做得比蒋介石还要圆满得多。这样一种说法显然颇难使人相信。
　　另外一种说法多半来自于刘鼎。在延安会谈中，参加者只有5个人，即张学良、王以哲、周恩来、李克农和刘鼎。以后由于王以哲死于1937年2月，周恩来、李克农均无关于此次谈判的系统回忆，唯一还有系统回忆的就只有刘鼎了。
　　刘鼎，原名为阚尊民，1924年赴德国勤工俭学，1925年八月受中共旅欧支部指派，随朱德等60人经莫斯科回国参加工作。但到莫斯科之后，因情况发生变化，刘鼎等22人被中共旅莫支部决定留在莫斯科东方共产主义劳动者大学进行学习，并在东方大学期间成为中共党员。经过几年学习之后，刘返回国内参加工作，直至1934年底被捕，后入九江反省院。1935年10月，刘获保释出狱，并返回上海。十分偶然的是，恰好张学良此前曾用过一位叫潘文郁的留苏学生作秘书，其人曾做过中共总书记向忠发的秘书，虽然已经脱离共产党，但对共产党以及共产党的各种主张，特别是对苏联的情况相当熟悉，能力极强，给张学良留下了深刻的印象。15此时张学良又要联苏，又要联共，身边恰好非常需要象潘文郁这样熟悉苏联和共产党的人。因此张学良要求李杜代为寻找。李几经周折，终于通过一向与上海共产党组织有关系的美国记者史沫特莱找到了刘鼎。刘鼎的情况恰好与潘文郁的情况十分相似，其刚从监狱“经保释放”16，到张学良处工作政治上也不会引起麻烦。故李杜将刘鼎的情况通知张学良后，张相当满意，很快于3月下旬派参谋赵毅前来上海，将刘鼎接到西安。双方几次晤谈后，张即带刘前来延安参加会谈了。17
　　刘鼎关于延安会谈内容比较完整的文字回忆，见于其1975年间所记的追记笔记。据刘所记，当时总共讨论了6个方面的问题，分别为“停止内战，一致抗日”问题；抗日救国道路问题；联蒋抗日问题；联苏问题；停战通商等问题，以及培养干部的问题。毫无疑问，刘鼎因为后来曾经长期担任编写《西安事变史》领导小组组长一职，因此对周恩来会谈之后给中央的谈判报告的内容是很清楚的，其笔记中无疑利用了当时周恩来报告中的许多内容。但值得注意的是，刘鼎在回忆中却有与周当年的报告不同的内容。这就是所谓“联蒋抗日”的问题。因为，这个问题无论是在中共中央为谈判所规定的内容里，还是在会谈后周恩来给中共中央的报告里，都未曾有过。
　　据刘鼎回忆，会谈中，张学良最关心的就是联蒋问题。因此他力劝中共放弃“抗日反蒋”的方针，实行联蒋抗日。称：
　　
　　张学良认为蒋介石是国内最大的实力派，抗日的力量越大越好，如果抗日统一战线不包括他，他以中央政府名义反对，不好办。张说，蒋有民族情绪，在国民党中领导力量最强，据他回国后两年的观察，蒋可能抗日。……蒋介石是在歧路上，他错在“攘外必先安内”，把这错误政策扭过来，就可以实现“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做到这些不容易，要作艰苦工作。共产党在外面逼，他在里面劝，内外夹攻，定能扭转过来。张学良还表示，除非蒋投降日本，否则他不能反蒋。18
　　
　　据刘鼎说，对于张学良的联蒋主张，周恩来的回答是：“毛泽东同志也有这样的想法”，“这个问题很重要，我回去报告中央，认真考虑再作答复”。19
　　结果，“张学良提出的联蒋抗日主张促进了中共中央的决策。周恩来向中央反映了张学良的意见后，大多数同志感到如果反蒋口号连张学良这样热心联共抗日的人都不能接受，其他的人就更难了。联蒋抗日的问题就定了下来。五月五日红军回师通电不再提反蒋口号”了。20
　　显而易见，张学良和刘鼎两个人的回忆，在对蒋介石的问题颇有些相似之处。只不过一个强调当时说的是“拥蒋”，一个肯定当时说的是“联蒋”；一个说周恩来当场承认必须拥护蒋公领导，一个说还要回去考虑考虑。然而，问题在于，这两份事隔多年的回忆，在这一点上同当年周恩来会谈之后第二天所写的报告内容全然不同。
　　需要注意的是，周恩来是中共中央派去的代表，中共中央在决定派周前去延安谈判的同时，曾明确规定了此次谈判的内容和原则。关于谈判原则，早在2月21日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给李克农的谈判训令里，就已经写得明明白白，即中共不接受任何有损苏维埃政制与红军利益的要求，但也不要因为张学良不同意反蒋而与其发生争执。至于谈判内容，则具体提出5个方面，其中特别回避了对蒋问题的讨论。而有关谈判内容的提议，也已经通知了张学良与王以哲。这就是：
　　
　　一、停止一切内战，全国军队不分红白一致抗日救国问题；
　　二、全国红军集中河北，首先抵御日帝迈进问题；
　　三、组织国防政府抗日联军的具体步骤及其政纲问题；
　　四、联合苏联及选派代表赴莫斯科问题；
　　五、贵我双方订立互不侵犯及经济通商初步协定问题。21
　　
　　上面的情况说明，中共中央这时不仅没有像李克农第一次见张时那样，要求周恩来力劝张学良参加“抗日反蒋”，而且干脆主张周恩来适当地考虑回避这个问题的讨论。当然，这并不等于说中共中央不准备再劝张学良另立局面，“抗日反蒋”。但既然中共中央已经了解张学良可能会有与蒋介石类似的提法，并已经在一个半月前指示李克农坚决反对，于3月下旬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又再次明确肯定了蒋介石是“民族反革命派”，说刚刚出席了这次重要的政治局会议的周恩来会轻易地被张学良说服，并支持张关于改变中共政策的提议，这怕是很难想象的。事实上，在周恩来与张学良会谈后的报告当中，确实也不存在任何这方面的内容。
　　为了便于读者更完整地了解周恩来所报告的谈判内容，我们不妨将如今已经公开的报告做一较为详尽的引证。
　　此报告主要分为3部分，第一部分是张学良对于周恩来提出的一些具体问题的意见；第二部分是张学良的一些重要观点；第三部分是周恩来对张学良的基本估计。但由于报告较长，又分两次写成，有些问题略有重复，加上当时收报有误，个别字读不出，个别段落被分割颠倒，因此以下引述的报告已略加整理。
　　对于周恩来说明的有关“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红军东征、反蒋抗日、派代表赴苏和保证互不侵犯、和平通商等问题，张学良的意见大要如下：
　　
　　一、停止内战，一致抗日，他完全同意，但他在公开抗日之先，不能不受蒋令，进驻苏区。他认为，红军与日帝一接触，不打红军，共同抗日的运动便可会起。
　　二、全国主力红军集中河北，他完全赞助。但他认为方面军在山西恐难立足，出河北太早，最好争取绥远，解决德王，以绥远为根据，靠近外蒙。
　　三、如我坚决东向，他可通知东北军在直南平汉路西的四师与我联络。四方面军如北上，他可使陕甘部队让路。二、六军团则须取得中央军同意方可，他愿为此事活动。
　　四、对蒋问题。他的问题部下确有分化，现在歧路上，他现在反蒋做不到，问题如蒋确降日，他定离开他。
　　五、派代表赴友邦，他由欧洲去，我们的人他可送至新疆，他并派人联络盛世才。
　　六、他再不听命，无以回答，问题是蒋有电责他，并转阎电报，说他隔岸观火。他原意先取关中，并求直罗鹿阝县封锁，但蒋坚令其由延安打通清涧绥
德，杨虎城由宜川出延长延川。
　　七、国防政府、抗日联军，他认为要抗日只有此路，他愿酝酿此事。十大纲领，他研究后，愿提出意见。
　　八、最后商定红军在关中积极行动，在韩城澄城牵制杨部，并派人赴陕南（由张设法送去），令陈先瑞向蓝田鄠县活动，威胁西安，以便东北军借口而进行洛鄜甘肤间的筑碉修路（彼此交通仍旧）。如此推延一月，看形势变动再定以后行动。
　　九、经济通商。普通购物由我们在他防地设店自购，无线电、药品他可代购办，并可送弹药。应互派一得力人伪装侦察，保持交通。另派有政治头脑及色彩不浓之人在他处做事活动，克农因公开，不便在他处任事。22
　　
　　周恩来总结谈话中张学良就抗日、联苏、蒋介石国民党各派基本倾向及其前途等问题，所表达的主要看法是：
　　
　　一、张谈抗日的问题，（1）抗日战争发生后日本将在中国沿海树立许多御用政府，封锁中国沿海，中国抗日沿海困难。（2）抗日是否能引起日本内部变化，或日本集兵阻隔，我将如何？
　　二、、苏联是否必帮中国？苏联是否真心助中国？是否为利已？
　　三、张承认红军是真心抗日，剿共与抗日不能并存，红军东向可与日本接触，有了导火线，东北军即可响应。但他不相信红军进入山西立得住，到河北能胜日，故他希望红军到时由绥出察，可靠外蒙。
　　四、他认为国民党完了，中国只有两条路，一条共产党，一条法西斯。
　　五、他相信法西斯方法可以救中国，在国民党要人中只佩服蒋尚有民族情绪，领导大得力，故相信帮蒋能抗日。同时他也知蒋之左右多亲日派，蒋不能下抗日决心，且极矛盾。
　　六、张之立场，如蒋降日，张即辞职而另干。故现时派人去新疆联络盛世才，为打通西北，自成局面，张有把握。
　　七、张言他左右有一些研究法西斯主义的人，其中有几个共产党人（脱离党的叛徒）。他的内部有秘密组织，梁干乔在内。国家主义派在张处的已失败，李石曾等已降日。蒋在张周围有侦探，其特务均为蒋的人。
　　八、张认为阎太保守了，但不要逼之过甚。两三星期后张拟仍往太原，问阎是否有意联红军。同时，张亦认为阎与日人来往要领不得。
　　九、南京各派蒋系，（１）蓝衣社（真名复兴社）为蒋信徒。（２）陈果夫则主联俄，冯、于则主联俄联共，唐生智主抗日，翁、蒋、蔡主抗日联共，陈诚、胡宗南主抗日不再剿共，政学系、安福系、何应钦、张群等均亲日，宋子文与蒋关系未恢复，张主张我们写信给陈、胡，并找ＣＣ派。
　　十、表示不愿打红军，但现在不能停，蒋之政策仍靠剿匪，故现处苦闷。北进想驻清涧绥德大道，道路旁山区可为苏区，亦可让出通黄河交通。同时他承认剿共北进就不能抗日。他承认在东北军中仍要提出红军抗日便是我们朋友、拥护红军抗日口号。他说明东北军北进肤施至少一月，他目前常驻洛川。23
　　
　　从上面周恩来关于张学良谈话重点的报告中，我们看不到在张学良的忏悔录中和刘鼎追忆笔记中所记录的劝告中共联合蒋介石的那些情况。很明显，至少在周恩来看来，会谈中关于蒋介石问题的讨论并不占重要地位。不过，周恩来仍旧明确提出，张学良应该离开蒋介石，和共产党一起实行“抗日反蒋”，而张学良的回答是：“他现在反蒋做不到”，以后要看形势发展再做决定。他这时对蒋的看法是，蒋是两面的，既有民族情绪，可能抗日，又为亲日派所包围，可能降日。因此，他对蒋也是两手，现在还想帮蒋，认为帮蒋才能抗日，同时也注意到另一种可能，故暗中准备在西北联俄联共，另立局面。有谁能够想象，处在这样一种将信将疑，连自己都准备另立局面的矛盾态度之中，张学良会力劝中共应当拥蒋、联蒋？其实，周恩来对张学良的这种态度也是心中有数，因此周向张解释抗日之必要与可能，解释苏联援助中国之必然与真心，解释红军在山西站得住，对日军作战有把握，却并不多谈对蒋问题。并非这个问题不重要，而是根据中共中央的指示，避免一切争论而已。因此，说什么周恩来被张学良的拥蒋、联蒋主张所打动，表示要回去劝说中共中央改变政策，恐怕不合逻辑。不仅如此，事实上周恩来仍旧把“抗日反蒋”视为一体。他明确认为，张学良现在之所以还不能“揭旗抗日”，就是因为目前“揭旗抗日”必然要与蒋介石相对抗，而他还不能完全改变对蒋介石的幻想。周恩来于会谈后第三天就在一封电报中说明过此点。电报称：
　　
　　关于目前行动，彼因对蒋尚幻想及利害关系，反蒋尚不可能，但认识蒋真投降，彼即离蒋独干。24
　　
　　这段话清楚地表明，周恩来无论会谈中还是会谈后，仍旧寄希望于张学良能够转而参加抗日反蒋。而周恩来也断定，张学良具备这种转变的基础，只要条件成熟，他肯定会站到共产党一边来。周恩来总结他的印象是：估计张：
　　
　　一、确有抗日联共联俄要求及初步决心，但揭旗抗日，必须情况发展到下列程度：（1）红军与日本直接冲突；（2）国际外交有进一步开展；（3）或蒋介石急他，蒋降日卖国状况益显著时。
　　二、目前行动，只要我们在关中能打击东北军，杨部在宜川不进，沿潼关到肤施大道发展游击战争，摧毁其沿途工事，并乘其主力回调，击中央军，打通永和关以南两岸交通，判断东北军北进行动可暂停止，以便促进局势开展。
　　三、张对经济、通商、交通上助我，确有诚意。25
　　
　　从上述报告及相关文件的内容中，我们怕是很难相信延安会谈有所谓张学良力劝中共实行拥蒋、联蒋，周恩来为之心动的情节。其实，关于周恩来延安会谈后究竟是继续坚持中共中央“抗日反蒋”方针，还是接受了所谓“联蒋抗日”思想的问题，从周恩来回瓦窑堡后写给张学良的亲笔信中，也可以看得很清楚。信称：
　　
　　坐谈竟夜，快慰平生。归语诸同志并电前方，咸服先生肝胆照人，诚抗日大幸。惟别后事变益亟，所得情报，蒋氏出兵山西原为接受广田三原则之具体步骤，而日帝更进一步要求中、日、“满”实行军事协定，同时复以分裂中国与倒蒋为要挟。蒋氏受此挟持，屈服难免，其两次抗议蒙苏协定尤见端倪。为抗日固足惜蒋氏，但不能以抗日殉蒋氏。为抗日战线计，为东北军前途计，先生当有以准备之也。26
　　
　　在这里，周恩来主张张学良反蒋的态度可以说是再明白也没有了。蒋介石为日帝所要挟，屈服难免，其进兵山西、抗议苏蒙互助协定，足以为证。以蒋势力之大，排斥于抗日战线之外，固足可惜，但不能为了要抗日，就替蒋介石这样的人做殉葬品。故真要是为抗日战线计，为东北军前途计，就应当迅速准备联合红军，另立局面，揭旗抗日才对。27这就是周恩
来的态度。其中岂有“联蒋”之意？
　　正因为如此，周恩来回瓦窑堡向留守后方的军政委员会汇报了会谈的全部内容之后，给毛泽东的第一封电报中，就直截了当地称呼蒋介石为“蒋贼”。28他同时起草的向东北军宣传的口号，明确地主张东北军应以蒋介石为敌。主张东北军官兵：“反对接受蒋介石命令自相残杀”，提醒他们认识到：“强迫东北军捣乱抗日后方是蒋介石卖国铁证”、“强迫东北军开入苏区分散兵力是蒋介石阴谋”。29
　　由此可想而知，延安会谈如果说促成了什么人对蒋政策的改变的话，那么，至少可以肯定地说，被改变的决不是周恩来。

1张学良：《西安事变忏悔录》。
2张学良：《西安事变忏悔录》。
3张学良1月下旬前往南京，原定2月初返陕，因得知胡汉民回到广州，并准备来宁，曾与胡电函来往，相约晤面，以决“大计”。转见《王以哲致司令员电》，1936年2月14日。
4张学良：《西安事变忏悔录》。
5 《王明给切尔诺莫尔基克同志的信》，1933年7月23日。
6 《毛彭致李克农电》，1936年3月5日。
7《毛彭致王以哲电》，1936年3月16日，并见《毛泽东年谱》(上)，第522页。
8 参见《王世英报告》，1936年3月。
9 《中国陕北省抗日红军、陆军第八十七师五一一团抗日协定》，1936年3月11日。该协定内容如下：（一）立即停止彼此间这军事行动，各守原地，互不侵犯。（1）红军部队与来往人员在五一一团驻地附近往来时，五一一团所属部队应以友军待遇；如有苏区的公务人员与通商者进入五一一团驻地时，五一一团应切实保护并以友谊招待。（2）五一一团驻防各碉堡寨垒间往来之交通部队与人员，红军各部队应以友军待遇；如来往苏区的之公务人员与通商者，红军应切实保护并以友谊招待。但在交通线内除现有堡寨外，五一一团不得再增加碉堡。（二）双方必须参加国防政府与抗日联军，实行对日作战。（三）双方负责保障人民之集会、言论、结社自由。（四）双方部队要保护人民春耕。（五）五一一团在苏区的眷属，由红军负责保护并招待，送赴五一一团团部驻地周家岭。在五一一团拘捕苏区之人员，亦须全数交红军代表带回，并保并保护其安全到苏区。（六）以上各条，由双方代表签字日起实行。红军代表张云逸、五一一团代表王立山。
10《毛彭致王以哲转张学良及抗日东北军全体官兵同志电》，1936年3月22日，并见《毛泽东年谱》(上)第523—524页。
11 见《王世英报告》，1936年3月。
12《毛泽东关于外交问题的报告》，1936年3月27日，并见《毛泽东年谱》(上)，第527—528页。
13 《王以哲致毛彭电》，1936年4月5日。
14张学良：《西安事变忏悔录》。
15潘文郁因被南京方面怀疑通“匪”，逼迫张学良将其杀害。张学良对此事深以为憾。有关情况可见张德良、周毅主编：《东北军史》，沈阳，辽宁大学出版社，1987年，第298－299页。
16张学良：《西安事变忏悔录》。
17刘鼎回忆自己到西安的时间是3月10日，负责整理刘鼎回忆笔记的张魁堂先生推断刘鼎关于此一时间的回忆有误，认为刘到西安的时间应在3月20日。这两种说法看来都不正确。因为，已知刘鼎行前见过董健吾，而董此前正在陕北，他离开瓦窑堡的时间是3月5日。这时瓦窑堡到西安通常要花4天左右时间，即先花3天到洛川，然后再由洛川坐车或乘飞机去西安。如此再加上董从西安到上海的时间，可以肯定，董最快也要在3月10日以后才能过到上海。就是说，刘鼎在3月10日以前的很长一段时间里，是不可能在上海见到董健吾的，因而刘不可能在3月10日到西安。同样，刘也不可能在3月20日到西安。因为刘清楚地记得，他到西安后的第二天，就被带去张公馆见张学良。可是，根据当时电报和公开的报道，张学良在3月19日就已经离开了西安，直到3月26日才返回西安。因此，刘鼎到西安的时间应该是在3月26日张学良回西安之后，和张学良4月初到洛川之前。参见张魁堂：《刘鼎在张学良那里工作的时候(一)》，《党的文献》，1988年第2期；《张学良文集》，第951－959页。
18张魁堂：《刘鼎在张学良那里工作的时候(二)》，《党的文献》，1988年第3期。
19此处引号中的话，据说是1961年7月4日周恩来与张学铭夫妇谈话中说的。
20张魁堂：《刘鼎在张学良那里工作的时候（二）》。值得注意的是，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著的《周恩来年谱》也支持这样的说法。在谈到周、张延安会谈时，年谱称：“周恩来说：关于对蒋介石的政策中共中央已有考虑，愿将张的意见带回去慎重研究”。
21《毛彭致王以哲并转张学良电》，1936年4月6日，并见《毛泽东年谱》(上)，第532页。
22 《中共党史资料》公布的周恩来此一报告与原文比，一来内容上似不完整，二来日期上似乎也提前了一天。公布的时间是1936年4月10日，而原文落款时间则为11日。当然，报告起草和发报完成的时间可能为10日及11日两天，但公布者未加任何说明。另报告文字整理似乎也有可疑之处。如原文“对蒋问题”一段，应为“他的问题部下确有分化问题，现在歧路上，他现在反蒋做不到，问题如确降日，他决离开他”，公布的文字则修改为：“他认为蒋部下确有变化，蒋现在歧路上。他现在反蒋做不到，蒋如确降日，他决离开他”。从原来的文字看，除最后一个“他”字外，很难认为原文中前半段的“他”字指的一定是蒋介石。实际上，从讨论“对蒋问题”的角度看，“他”多半应该是指张学良自己，所谓“部下确有分化”，“现在歧路上”等，多半都是指张学良，而非指蒋介石。故这段话的意思可以理解为：张的部下现在已有分化，而他自己现在却还很矛盾，至少“他现在反蒋做不到”，但是蒋如真的降日，他定离蒋另干。修改后的文字将前面的“他”改成“蒋”字之后，意思完全改变了。成了“蒋现在歧路上”，张因为蒋介石现在还处在抗日与降日之间而不能反蒋。这种修改很难认为是准确的。类似的情况还有一些。见《周恩来关于与张学良商谈各项问题致张闻天、毛泽东、彭德怀电》，1936年4月10日，前引《中共党史资料》，第33辑，第3－5页；并见《周恩来年谱》，第305－306页；张魁堂著：《张学良传》，北京，东方出版社，1991年，第152－157页。
23《周恩来关于与张学良商谈各项问题致张闻天、毛泽东、彭德怀电》，1936年4月10日。
24 《周恩来关于停止内战一致抗日与东北军的谈判问题的电报》，1936年4月13日。此电内容也清楚地表示出延安会谈中并未讨论过所谓联蒋抗日问题。电报说明会谈内容主要为三方面问题，即“一、关于外交谈判的基本问题，彼方同意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及国防政府抗日联军，并愿酝酿此事，以促成其为(事)。彼方认为红军一与日帝接触，彼即可公开号召抗日，不打红军，对于红军主力集中向北，愿助其成。彼决派代表赴友邦，并助我打通关系。二、关于目前行动，彼因对蒋尚幻想及利害关系，反蒋尚不可能；但认识蒋真投降，彼即离蒋独干。目前受蒋命令进占苏区，势在必行。商谈结果，改为我方在关中加强力量，钳制其东南地区军队，在澄城、韩城、邠县积极行动，阻止杨(虎城)军前进。以陕南红军逼近西潼大道，以陕甘地方部队在耀、铜、宜、中、洛、鄜、甘、肤大道积极行动，以造成后方借口，延缓前进。并保留我方在此大道上之东西交通。三、关于经济通商，彼方已有诚意赞助，但我方派出办货人员须统一。”前引《中共党史教学参考资料》，第15册，第537页。
25 《周恩来关于与张学良商谈各项问题致张闻天、毛泽东、彭德怀电》，1936年4月10日
26《周恩来致汉卿先生书》，1936年4月22日，《周恩来书信选集》，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88年，第87页。
27由张魁堂整理的《刘鼎在张学良那里工作的时候（三）》称，周恩来信中所谓“为抗日固足惜蒋氏，但不能以抗日殉蒋氏。为抗日战线计，为东北军前途计，先生当有以准备之也”，是“中共主张有条件地联蒋”。此说显然曲解了文意。前引《党的文献》，1988年第4期。
28《周致彭、毛电》，1936年4月13日，前引《周恩来年谱》，第306页。
29 《周恩来致朱理治、肖劲光并告张浩同志并告毛主席等电》，1936年4月19日，前引《中共党史参考资料》，第6册，第301页。

3．洛川谅解
　　1935年12月，因陕北苏区南面东北军压力较大，红军主力先后南下对付东北军去了，陕北苏区重心也因此迅速南移。但陕北苏区中心的区域既然是保安、安塞、瓦窑堡三镇，原本靠北，因红军主力南去，中心区的巩固一时又成了问题。还在12月上旬，保安就意外地落到了驻守在靖边一带的国民党井岳秀部的手里，瓦窑堡及安塞也随时有可能为井部所陷。如此一来，本来就很复杂的陕北形势，更是变得极其微妙了。
　　这时陕北苏区的范围，如果以红军和游击队的自由活动范围而论，则南达洛川，北抵横山，西出太白镇，东至黄河边，方圆不下一万平方公里。但就实际控制区域而言，红军所控制的只有这一带地区的乡村，几乎所有的城镇和主要交通线还都在国民党军队的手里。西面太白镇一带为东北军五十七军沈克之一０六师，而最具威胁的是沿洛川、鄜县、甘泉、延安一线深入陕北苏区中心地区的东北军六十七军，和驻守宜川、韩城一线的国民党十七路军冯钦哉部。显然，如果不能确保南北两线之巩固，红军进一步的东征山西计划势将难以实现。因此，还在12月17日，即中共中央召开瓦窑堡会议讨论下一步军事行动之前，毛泽东就已经开始部署向北击退井岳秀部，和向南夺取甘泉、宜川的作战行动了。决定调红二十六军北上，会合七十八师消灭井岳秀部，命令一军团以一团兵力夺取甘泉，一军团主力则准备夺取宜川。同时十五军团主力南进，待一军团夺取甘泉、宜川后，一同进一步向南推进，达成赤化洛川、宜川两县之任务。1
　　红军北线反击井岳秀的作战看来十分顺利，前后不过十几天，即刚到1936年1月中旬，井部就遭击退，井岳秀本人竟也意外地被“打死”。2不过，红军南线之军事行动却因为出现意想不到的新情况最终不得不完全停止下来了。
　　原来，根据情报，毛泽东等很快即已得知，宜川、洛川同深入陕北中心区的延安城一样，都有较为坚固的城墙。红军不仅装备落后，几乎完全没有重武器，而且土制炸药威力也十分有限，因而红军一向避免作攻城之战，通常围城只是为了便于围点打援。延安城深入陕北苏区中心，威胁甚大，红军久已将其团团围住，却不予夺取，其原因也就在此。如今宜川又是这种情况，夺取宜川的计划自然也难以实现。故毛泽东下令夺取宜川不久就决定：因“延安宜川坚不易攻”，故应放弃原定夺取宜川城之计划。3
　　与宜川相比，甘泉的情况则有些不同，关键在于甘泉的城墙较为残破，守军又只有五个连，看上去较易于攻占，因此负责包围甘泉的红十五军团八十一师开始时对甘泉曾数度采取攻势，大有不下此城不止的势头。但意想不到的是，此时甘泉守军尽管兵力较少，所凭据城墙也较残破，但武器较红军好得多，又全力加固旧城墙，致使红军进攻久无建树。4好在由于红军大军围城，每日利用前东北军俘虏宣传喊话不断，加上甘泉与洛川方向东北军主力之联络完全切断，解围无望，守军军心日渐动摇，不断有士兵携械叛逃出城，因此彭德怀很快即下决心采用攻心之策。
　　于是，彭德怀调来已经归顺红军的前东北军六十七军一０七师六一九团团长高福源，令其前往甘泉进行劝说工作，使其放弃甘泉乃至实行火线起义。由于东北军多数官兵此时对与红军作战已相当厌恶，久困甘泉的东北军守军又身历险境，深知甘泉之陷落只是时间问题，因此高福源进入甘泉城后，很快就说服了城内守军。只是守军指挥官希望红军务必同意所部如数南撤洛川，以归还其主力。对此，毛泽东等当即表示同意。毛在给前线彭德怀的电报中宣称：“只要其加入抗日，一切条件无不可以磋商”。只不过，毛泽东要求前线的谈判代表向对方说明：“要抗日须与红军合作，且须影响和组织其他东北军一同抗日。如现在就归还主力，不仅不能抗日，且将为其上级所疑或重驱其进攻红军。故为抗日计，宜先揭义旗，在苏区一时期，并求得延安邻县及其他东北军响应，……方济于事”。至于起义后的部队，可以另起名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