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以我一直很好奇前現代的文人知識份子的聯繫方式。比方說鵝湖之會，朱熹與陸九淵是怎麼知道對方的呢？這場辯論的內容如何傳播出去，又傳了多久？又比如一個詩人大家公認是好，那個“公認”指的是什麼意思？口耳相傳嗎？

北島和李陀編《七十年代》，請來三十人一起回憶自己的七十年代怎麼過。為什麼是七十年代，那個夾在六十與八十之間特別模糊的夾縫般的十年？李陀說，那是因為“七十年代和一個特殊知識份子群體的形成有特別的關係……這一代人在青少年時期所遇到的成長環境實在太特殊了，他們的成長經驗也實在太特殊了”。我想其他讀者一定能比我看出更多更有意義的“特殊”，反正我最關心的，就只一件微不足道的小事，那就是這代人聯繫結友的方式。而在這一點上，這代人確實是很特殊的。

北島在1970年春天和幾個“老泡”（藉病泡在北京的知青）遊船頤和園，其中一人挺立船首誦詩，是首現代詩：“當蜘蛛網無情地查封了我的爐臺，當灰燼的餘煙歎息著貧困的悲哀，我依然固執地鋪平失望的灰燼，用美麗的雪花寫下：相信未來……”。後來的大詩人感到某根神經觸動了，立刻問作者是誰。原來，是郭路生。沒有詩刊的年代，原來是這樣的。

出版物不多，看得見的更少，所以當年流行黑市換書。韓少功說：“比如一套《水滸傳》可以換十個像章或者一條軍皮帶。俄國油畫精品集或舒伯特小提琴練習曲的價位更高，手裏只捏著子彈殼或像章的人根本不敢問津”。沒想到那竟然還是以物易物的年代。儘管如此，價值判斷也還是很準確，子彈殼的確沒法和舒伯特練習曲相比。

我還注意到閒聊的重要。這代人都愛聊，那不是無謂的idle talk，而是真能長見識的機會。正如韓少功所言：“這些閒聊類似于說書，其實是中國老百姓幾千年來重要的文明傳播方式。在無書可讀的時候（如文革），有書難讀的時候（如文盲太多），口口相傳庶幾乎是一種民間化彌補，一種上學讀書的替代。以至很多鄉下農民只要稍稍用心，東聽一點西聽一點，都不難粗通漢史、唐史以及明史，對各種聖道或謀略也毫不陌生。”

這是人類史上罕有的現象。明明已經進入了電子化的大眾傳媒時期，可有一個國家的一大批人集體回到口述文明的狀態。這個時期不像宋朝那麼久遠，很能為我們提供材料與活生生的見證，瞭解口耳相傳的網路怎樣建構出一種知識界的芻型。

我想起甘陽在《八十年代訪談錄》裏對查建英說的話：“……知青的交往是非常擺譜的，很挑人的，就是知青之間，一開始就想：我看不看得上你啊？你到底行不行啊？”初見面，如何得知對方的分量呢？原來“……有一個口耳相傳的圈子的，會越傳越多的，你在這裏，別處人家會知道你，很微妙。流傳實際上是很廣的，可以傳得很遠的”。所以人物還真的都是傳說中的人物。不一定是寫了什麼很厲害的文章，而是說過令人叫絕的話，人家記住了，一傳十，十傳百，有時還會變成全國知青皆曾聽聞的角色。

然而，我始終不懂，那些閒聊的局是怎麼開的呢？地下沙龍又要如何組織？當年住在北京的李零也是搔破了頭也想不通這個謎：“我們分住各處，怎麼約好了往一起湊”。沒有電話，“這可比沒電視、沒冰箱、沒洗衣機那陣兒我們都是怎麼過的，更讓我覺得不可思議”。前陣子和陳丹青夫婦吃飯，我也提起了這個問題，陳夫人說他們用走路騎車的辦法親自挨戶約局。李零則對此半信半疑：“總之，大家都相信，所有聚會，都是就近串聯，不管是腿兒著走，還是騎車溜，一傳十十傳百，能把消息傳到……是這樣嗎？我怎麼記不起來？想不到，這等小事，已如‘天地玄黃、宇宙洪荒’，完全屬於史前時代”。

不知道究竟是怎麼回事，反正我對村上春樹就是提不起勁。第一次讀他，是《遇見100%的女孩》以及《聽風的歌》，也許是因為和自己心目中的日本小說相去太遠（那是上世紀的八十年代，我還在如饑似渴地讀著川端康成），我很難把握他那種輕飄飄軟綿綿的虛無。到了《挪威的森林》，我就乾脆徹底放棄。儘管他越來越受重視，差一點就要拿到諾貝爾文學獎；儘管身邊很多朋友都說：“你至少該看看《海邊的卡夫卡》，它會完全掃掉你的偏見。”可是我依然固執地保持距離，就像避免一種可能美好的癮癖。

多半是我太矯情，由於厭倦那一陣子人人都說村上春樹，人人都像引用聖經般地引用他，甚至於人人都想自己活得像他小說裏的角色一樣的無謂（也就是流行一時的所謂“村上風”），所以我就和躲避玉女歌手似的躲避他。一個自封為鐵杆球迷的人居然以貝克漢姆為偶像，難道不丟人嗎？喜歡文學的，又怎能跟那幫小資瞎起哄？

不過，我最近卻毫不猶豫地買了他的新著《當我談跑步時我談些什麼》（以及它的英譯本What I Talk About When I Talk About Running），並且用很快的速度先把英譯本讀完，然後再看臺灣賴明珠的中譯。

其實我是應該喜歡村上春樹的；非常巧，我幾乎喜歡一切他所喜歡的東西：Charlie Parker、威士卡還有美國文學。被他翻譯成日文的幾位作者恰恰都是我心目中了不起的大家，例如卡佛（Raymond Carver。《當我談跑步時我談些什麼》的書名靈感正來自卡佛的What We Talk About When We Talk About Love）、勒瑰恩（Ursula K. Le Guin）、奧斯特( Paul Auster )，當然還有費茨傑拉德，村上春樹對《偉大的蓋茲比》的評價是這樣的：“年紀輕輕才二十九歲的作家，怎麼能這麼敏銳、公正，而且溫柔地讀取世界的真相呢？”“讀取世界的真相”，說得真好。

在村上春樹的所有嗜好裏頭，只有一種是我不能享受，卻又因此深深佩服的，那就是跑步。從1982年開始，他每天持續跑步至今，而且每年至少參加一次全程馬拉松。這個習慣是他日常生活節奏的一部分，與身為小說家的身份緊緊連在一起。就像上班，早上五點前起床，先伏案寫作四五個小時，然後再換上鞋子出門練跑。不是一般的晨運，而是真真正正為了賽事累積運動量，是精密的狀態調控，耐著性子的計畫執行。為了什麼？為了專注力。“把自己所擁有的有限才能，專注到必要的一點的能力，如果沒有這個，什麼重要事情都無法達成。”接著是持續力，“就算能做到一天三四個小時，集中精神認真執筆，但持續一個星期就累垮，那也沒辦法寫長篇作品”。他說：“寫文章本身或許屬於頭腦的勞動，但是要寫完一本完整的書，不如說更接近體力勞動……坐在書桌前面，精神集中在鐳射光的一點之上，從虛無的地平線上升起想像力，生出故事，一一選出正確的用語，所有的流勢全部保持在該有的位置上，這樣的作業，比一般所想像的需要更大的能量，且必須長期持續。”

我特別佩服這種生活極有規律的藝術家，他們的創作就是工作。“工作”不是貶詞，而是一位全職作者的自我認知和要求。一般人想像的寫作太浪漫了，是一個才子的靈氣迸發，其來無影去也無蹤，不拘時地無法無相。然而，對於一個深恐自己才能終有限期，因而想要小心維護它養育它的作者來講，用“工作”這個字眼去命名自己的創作實在是太重要了。與一般上班族不同，寫作似乎是自由的，可以隨意支配自己的作息時間；但這恰恰就是一般作家的最大陷阱，因為這種狀態很容易使你喪失焦點，精神散亂成一堆昏暗的碎片。欠缺規劃、節奏與紀律，不只完成不了鴻篇巨制，可能連短小的東西也沒法一直保持該有的水準。“工作”，就是要鎖定自己；它不是沒有靈魂的匠技工程，卻是種類近于修行的養氣之道。所以豪邁奔放如海明威，也一樣極有規律地工作。

尤其在這個寫作不太像是種職業的時空裏，自己更要清楚地用工作的態度去界定自己的生活，別人上班我也“上班”，別人下班我也“下班”。否則原來就有漂浮傾向的這種自由行當就會變得更離落更無根，連自己都不知道自己到底是幹什麼的了。一個作家要是不能很無愧於心很踏實地告訴別人“我的工作就是寫作”，他多半不會是個好作家。

可是也有人會說，假如詩人是所有藝術家的原型，那麼藝術家的生活應該都是很不健康的。例如屈原，分明就是一個大巫師，若是不服藥，他怎能寫出那些空中迴旋升降的神奇姿態，似近還遠無以名狀的縹緲香氣呢？又如柯勒律支的《忽必烈汗》，人人都說它是一個服藥者的夢境。因為詩人通靈，所以他們的生活和一般人不太一樣，晝夜顛倒，是為了勘破陰陽交替的奧秘；不事工作，是為了顛覆最常規的生產邏輯。於是我們就有了這麼一種呆滯的刻板印象，覺得文人墨客都得放浪形骸地生活，飲酒吸毒，夜裏不睡很尋常，白天跑步是有病。

可惜我所認識的許多藝術家（包括詩人）都不是這個樣子，除非特別講究那種捉摸不定的“靈感”，否則都是規規矩矩地做人做事，生活節奏穩定得很。而且像運動員，不同類型的運動講究不同的訓練方法，不同的創作形式也有不一樣的起居狀態。寫短文章按時交專欄的人就是短跑選手，要特別強力地集中精神在一個點上，然後爆發衝刺，奔向終點。一個能寫大書的作者跑的則是馬拉松，有耐心有毅力，不急不徐地增長出自己的能量。

文字活兒還真像跑步，是一個人的事，談不上團隊（所以不是足球），甚至沒有對手（因此也不能用乒乓比喻），因為你真正要超越的就是你自己的紀錄。跑馬拉松的村上春樹說得好：“小說家這種職業，至少對我來說沒有勝負之分。雖然也許發行冊數、文學獎、評論的好壞可以成為一種成就的指標，但那並不能算是本質上的問題。寫出來的東西能不能達到自己所設定的基準，比什麼都重要，而且是無法隨便找藉口的事情。”

如此說來，創作其實就是一種很陽光很健康的事業囉。當然不。村上春樹也承認：“所謂的藝術行為，從成立方式開始，就內含著不健全的、反社會性的要素，這點我承認。所以作家（藝術家）之中，有不少人從真實生活本身的層面開始變得頹廢，或穿上反社會的外衣。”然而，“如果希望以小說為職業的話，我們不得不建立自己足以對抗那樣危險的（有時甚至是致命的）體內毒素的免疫系統”。所以他天天跑步，參加馬拉松，超級馬拉松（也就是全程一百公里的超級長跑），近年還以六十之壽玩起了“鐵人三項”（長跑、游泳、單車）。“要處理真正不健康的東西，人必須儘量健康才行，這是我的基本方針。也就是說不健全的靈魂，也需要健全的肉體。”

為了寫好小說，村上春樹以長跑鍛煉自己的體能。正如任何一種長期的修煉，日日不斷的跑步也必將開啟某種超出原定目標之外的領悟。就像某些作者用修禪平定自己紊亂的思緒，卻終於成了有成就的居士；一個不良少年學習武術好去打架，但竟漸漸練出了淡定的心境。《當我談跑步時我談些什麼》並不只是一位元作家獨特工作方式的剖析，還是關於跑步的沉思，村上春樹的修行自述。

跑步的時候都在想些什麼呢？不少人問他這個問題。就像我初學坐禪，朋友也總是好奇靜坐的時候我腦子裏的狀態。村上春樹的答案也就是我的答案：“我一面跑，只是跑。原則上是在空白中跑著。反過來說，或許是為了獲得空白而跑的。”他跑一百公里超級馬拉松所達致的境界更是令人羡慕：“我現在的世界，從這裏到三公尺前就結束。沒有必要想更前面的事。天空、風、草、吃草的牛群、旁觀的人、加油聲、湖、小說、真實、過去、記憶，這些對我來說，已經沒有任何關係了。”然後他跑過了七十五公里，“好像一下子穿過了什麼東西……簡直像穿過石壁那樣，身體通到另一邊去了”。疼嗎？當然會疼。如此跑步，難受的不只是雙腳；肩膀、雙臂、脖子，身體的每一部分都會疲憊、痛苦，甚至散落脫離，終於剩下最純粹的意識：“我能感受到非常安靜的幸福感。吸入空氣，吐出空氣。呼吸聲中聽不出淩亂。”這與任何靜坐法門裏的觀呼吸有何分別？果然，他發現在“跑到最後，不只是肉體的痛苦而已，連自己是誰，現在正在做什麼，大體上這些事都從念頭中消失了”。“我是我，我也不是我。這樣覺得。那是非常安靜的，靜悄悄的感覺。所謂意識並不是什麼了不起的東西。”

在這一剎那，小說家村上春樹變了；他絕對不是那些廣告寫手最愛的青年偶像，他是嚴以律己的肅穆作者，他是修行者村上春樹。

五十年前，英國學者斯諾（C.P. Snow）曾經用“兩種文化”去形容人文科學與自然科學之間的鴻溝；這個有名的說法在今天的學術界早已被人批得體無完膚，大家嫌它太過粗疏。但甩開“兩種文化”的框架不管，斯諾所描述的那種現象卻是我們至今都能痛切體會得到的日常現實。不知從何時開始，一個讀書人不懂科學居然是正常的，一份書評雜誌幾個月不介紹一本科學書籍竟是不用辯解的。就算越出狹義的文化圈，我們主流媒體的科學素養也是十分貧血，在同一篇報導裏面往往出現前言不對後語的邏輯謬誤。為了省事，許多編輯記者乾脆照譯外電，對於有點技術含量的名詞則略過不理，又或者不作解釋，給人的感覺是他們自己都不知道自己在說什麼。這已經不只是念人文科學的不懂自然科學，更是大眾媒體在自然科學面前的集體失語。

偏偏我們正處在一個科學發展史上的奇異拐點。比起五十年前，我們對世界的瞭解豐富了；比起五十年前，我們治療疾病的能力增加了；比起五十年前，科技應用對生活的影響變得更廣泛更深入了；然而，比起五十年前，社會大眾對科學與科技的懷疑卻也越來越深。這幾乎是自從啟蒙運動以來從未見過的現象，科技的進展居然與社會整體對它的不信任同時增長。本來大家懷疑甚至否定的只是昔日那種盲目的樂觀情緒；科學技術的不確定性把人類推向了高風險處境，環境的危機使全球面臨末日的恐慌，所以沒有人再能天真地相信科學與現代技術的進步必定能夠帶來更好的明天，新的發現未必是新的許諾，新的技術也許會帶來新的問題。可是，這種懷疑並不到此為止，它竟然還深入到所有科學研究（更準確地說，是科學家）上面；似乎“科學”二字就必然包涵了一個陰暗的面相。

正是在公眾對自然科學漸感不滿的背景底下，前英國首相柴契爾夫人也開始大幅削減高等教研機構的資助，於是當年英國的科學家人人自危，擔心他們和一般人的距離會損及科學的長遠發展。所以在上個世紀的九十年代初，英國興起了一股公眾瞭解科學運動（Public Understanding of Science）。牛津大學更設立專門教席去推動這場科普潮，聘請了著名的演化生物學家及科普作家理查德德·道金斯（Richard Dawkins）擔任首屆西蒙伊公眾科學瞭解講座教授（Simonyi Professor of the Public Understanding of Science），直到今年10月才告老退休，被專研“群論”的數學家Marcus du Sautoy接替。

回看道金斯十幾年來在這教席上的工作，很多人都覺得他太過偏執地鼓吹無神論，把一個以普及科學為宗旨的講席變成了宗教辯論的戰場。然而這也正正說明了“公眾瞭解科學”運動的性質變化，因為道金斯對宗教的攻擊絕非無的放矢，而是有見於各種宗教的基本教義派怎樣造成了日益加劇的社會衝突。在他看來，這種宗教激進化的根源之一正是公眾對科學的無知，或者盲信於某種不夠確切的科學（或說偽科學）主張。也就是說，在影響世界局勢的宗教問題上，科學扮演了極其重要的角色。

其實看看我們今天面對的種種重大爭議，從核能的運用，人類生命的複製，基因食品的流行，全球暖化的現象，藥物的研製與行銷，互聯網上的道德議題……一直到墮胎算不算殺人，幾乎每一樣都和科學與科技拉上了關係。要是少了相應的知識準備，公眾以及決策階層不只無法明智地判斷，甚至根本不能產生任何有意義的討論。問題在於當大家一如既往地乞靈於專家的意見時，我們往往會發現各種不同乃至於彼此矛盾的看法，使人莫衷一是，不知如何是好。

公眾需要認識科學，但是他們該怎麼認識，又要認識到什麼程度呢？我們又有什麼方法來衡量一個社會的整體科學知識水準？傳統上，學術界有許多量化的手段可以幫助我們檢測一個國家的國民科學知識水準。方法不外乎設定問卷，列出一系列由淺至深的問題，然後讓受訪者作答，再結集分析，打一個綜合的分數。這種方法把科學知識假定為一個穩定的水庫，相信有些知識是確定無誤的，而且人人都該對它們有某種水位的認識。所以我們才能在基礎教育裏面設置課程，把這些知識教給學生，覺得那就是現代公民合理的科學知識水準了。可是在前述那些足以左右人類未來的重大爭論之中，我們才知道建基於這種假設下的科學教育不單追不上局勢的進展；而且也根本沒有一套百分之百準確無疑的知識可教。根據科學史家John Pickstone的分析，“公眾瞭解科學”運動漸漸總結出了另一種對基本科學知識的看法，把重點從被動的受教育大眾轉移到每一個構成公眾的持份者（stake holder）身上。意思是先不要預設一大套放諸四海而皆准的知識儲備，而要看關注某一個課題的公民有沒有相應的知識和判斷的能力。例如一個預備要興建大型化工設備的社區，當地居民或許可以不太清楚基因改造的技術，卻不能不知道化學污染的成因與解決它的方式。

就拿今天的中國來說吧，到底要吃下多少三聚氰胺才會中毒，地震又能不能預警，這一切都是大家關注的日常話題，可是在介入和討論之前，我們有沒有充分的底子去理解其間最基本的事實呢？更重要的問題是我們的思考方式夠不夠嚴謹？過不過關？這一切都是目前的基礎教育無法獨立完成的；畢竟，我們很難想像中學課程會詳細教導學生三聚氰胺的化學式子和檢測方式。

因此，科普的工作就變得格外重要了。從1929年開始出版的《萬有文庫》是民國時期商務印書館最了不起的傑作，也是近代中國規模最龐大的系列出版物。王雲五先生當年策劃這套文庫是為了普及國民知識，替方興未艾的大小圖書館建立基礎館藏，所以《萬有文庫》裏的每一本書都力求深入淺出，讓讀者廣泛接觸各門新知。在這四千多冊一千多種的叢書裏面，光是自然科學就占去了一百九十一種（即百分之十八左右，這還不算工業科技、農業科學、醫藥衛生、交通運輸等幾個類別），乃所有項目中最大型的一個，也是王先生最引以為傲的手筆之一。

這就是民國文人和出版界的識見了，在他們看來，“賽先生”不只是空洞的口號，還是必須認真對待的貴客。反觀今日中國書市，不僅沒有一家大型出版集團會以同樣的眼光規劃自己的出版品，科普書在市場的佔有率上也遠遠不及史地等人文類書。莫非現在的中國人都已經很懂科學了？連假雞蛋都造得出來，所以大家也不必再看什麼科普書？

我常常懷疑作者是問題的根源之一。不是讀者對自然科學失去了興趣，而是能夠引發興趣的作者太少。我長年訂閱《Scientific American》和《New Scientist》，雖然不是每一篇文章都看得懂，但總是被那些作者妙趣橫生的文筆打動。身為一個專業媒體人，我有時甚至覺得他們說故事的能力要比我強得太多，令人自愧不如。為什麼這麼一幫理科出身的傢伙能夠寫得出如此生動的文章呢？且先撇開那些職業寫作的科學記者不提（這是外國許多主流大報都會開設的職位，專門請一些擁有高等學位的記者報導科技新聞），許多科學家自己就是文化素養相當高的人，能用巴哈的平均律為例輕易說明數學的歷史演變，以文學史上的冷僻典故形容“弦論”的爭議，順手拈來，毫不勉強。

如果有時間，現代中國知識份子的文理分途一定是個很有趣的研究課題。我們的文人和科學家似乎太過禮讓，文人把科學常識全讓專業人士操心；科學家往往更狠，乾脆一股腦把掌握文字的能力也統統推給對方。於是就出現了我在書評雜誌上找不到人談科學的窘況了。慣見的作者群根本不大看科普書，學院裏的專家則不大懂得使用常人的語言寫字。

在這樣的背景底下，“科學松鼠會”於我而言是個莫大的發現。從前看慣了方舟子那種火氣十足的“一個人的戰爭”，我沒想到還有這麼一群人會在時事評論為主的博客群上輕輕鬆松談地科學。在“腦殘”和“漢奸”等語言炮彈漫天飛舞的硝煙之中，他們的科普小品簡直有點像是帶甜的涼茶。當然，我絕對不是要科學作家都從戰場的前線撤退，回到田野快活地咬乾果。我只是覺得任何一個勇悍的戰士也是從小長大的，在派出科學戰鬥的士兵之前，不妨先多培養幾頭松鼠。

例如鞏俐加入新加坡國籍這件事，線民迅速把它變成又一場關於愛國的辯論。啊！這是我們多麼熟悉的話題呀！每年起碼要談個三四次，每年我們也都能找出幾個漢奸的嫌疑犯。為什麼這個國家有那麼多人想當漢奸？大家又為什麼如此關切愛國這個課題？這種議論方式的重複乃至於壟斷，很容易就會阻礙了看待事情的不同角度，甚至包括一些或許會更有趣也更有建設性的角度，比方說人才的競爭。

沒有一個國家不想保有更多的人才，而人才的來源則不外乎自己培育與對外引入兩種。我不知道鞏俐移民新加坡算不算是為新加坡增加了人才，但我知道新加坡在國際人才市場的競爭上從來就處在一個主動出擊的位置。它固然也著力于培養自己的年輕人，但它更擅長把握國際經濟形勢的新變化，去為自己取回一批短期內不可能製造得出來的生產力。與它本是同根生的馬來西亞自從實施新經濟政策開始，就一直在教育和就職創業的機會上排擠掉不少優秀的華人精英；而新加坡則近水樓臺，很方便地就把這些無法在祖國大展拳腳的精英吸納了過去，成為這個彈丸地的發展動力。近年中國崛起，新加坡又把目標鎖定在中國身上，不只用獎學金吸引中國學子，還讓他們不用費太大功夫就能取得移民入籍的資格，反過來變成前進中國拓展新市場的先鋒部隊。它的策略如此大膽激進，乃至於本國老百姓開始心生不滿，屢有怨言。

這也許是一個島國的生存之道；對他們的政府來講，問題不單是新加坡人能不能成為世界上最有競爭力的人，還是能不能把這個世上最優異的人也變成新加坡人。相對而言，中國人口龐大，人才的儲備層次也遠較新加坡豐富多樣，似乎用不著學新加坡那套如狼似虎的獵頭狠招。可是我們不妨再看一下美國的情況。

今天的美國已不是當年那塊有待拓殖的新大陸了，它的人口數目排名世界第三，人均教育水準也屬世界前列，可以說是要用什麼人就有什麼人；為什麼它還要持續拉攏移民？甚至出到網上綠卡彩券(The Green Card Lottery)這種怪招？其實在對待國民身份這個問題上，美國的策略可說是新加坡的老祖宗；只要你有才華，有我需要的能力，不管你出生在什麼地方，我都歡迎你。

比起新加坡，美國更吸引人的地方在於它的制度和土壤的開放；假如一個非洲移民的第二代都能當總統，那還有什麼是不可能的呢？雖然自從“九一一”事件之後，很多人都感到美國的大門正在日漸收窄，但是只要看看它各行各業高端階層人才分佈的那種族群紛雜膚色參差的景象，便能發現美國始終是一個移民傳統深厚的國家。畢竟，能夠使它打贏第二次世界大戰，並且在戰後躍居世界領袖之位的本錢，就是一群群渡海而來的移民。

美國還是諾貝爾獎的大贏家，它生產出來的諾貝爾獎得主數目乃世界之冠，這裏頭起碼有一半是移民或者移民第二代。就拿所有獲得諾貝爾自然科學獎項的中國人來說吧，在得獎的時候他們幾乎全都擁有美國國籍，其中有的生在中國，有的甚至在中國完成本科教育；但最後給予他們良好研究環境和資源的，卻是這片大洋彼岸的僑居地。

為什麼美國能讓這些中國人摘取學界桂冠？何時我們才能見到一位在中國本土的學術機構做研究的中國學者得到這份殊榮呢？這是很多愛國心切的中國人都曾問過的老問題。在我看來，我們其實還可以從一個相反的角度提出另一個問題：什麼時候我們才能見到一位任教于中國大學的日本學者、英國學者，甚至一位美國學者贏得諾貝爾獎呢？如果有那一天，大家會不會覺得這也是中國的驕傲呢？

假如我們的學術體制和文化環境非常優秀，不只可以吸引已成名的外國名家來這裏過上半退休的優渥生活，還能引來一群正處黃金歲月的青壯學者到此鑽研學問，那麼我們也一定能孵育出頂尖的中國籍學者。只不過到了那時候，代表中國去領諾貝爾獎的人在人種上是不是中國人已經不重要了，因為這個國家的土壤豐美，社會開放，真真正正不負大國之名。

面對人才流出和移民的現實，要思考的課題不只是他們愛不愛國，也不只是怎麼留住他們，更是如何不讓中國成為全球人才競爭的淨出口國。同時，我們也許要調整一下心態，換掉那種常見的種族性愛國主義；想想看要是有一天，一個長得像外國人的人說著一口流利普通話，出現在央視新聞聯播的主播臺上，甚至當上了國務院的部長；我們是不是承受得了？

說起大國，我們時時想起唐朝。的確，大唐是當時世上最強盛的國家之一，首都長安的規模要在很多年後才被後來者超越。不過，它還是這樣的一個帝國：商人巨賈不乏碧眼白膚，政府官員裏有日本和新羅的留學生；最受朝野歡迎的詩人則出生自今天的吉爾吉斯共和國，身上可能還有胡人血統……

一是宣誓儀式之後的國會午宴。當時賓客在大廳早已坐定，虛位只待總統、副總統、兩院議長及兩院黨團領袖。然後音樂響起，他們一一進場，全體起立鼓掌。請注意前任總統卡特、老布希和克林頓這時的表現，他們可沒有自恃前國家領導人的元老身份，老神在在地安坐原位，而是和大夥一齊站起來歡迎奧巴馬等人。

這固然是西方常見的禮數，本不足奇；但一般中國人很可能會看不順眼，覺得論資排輩，再怎麼算也不能讓老總統向新總統起立致敬吧？然而，我們又必須明白無論是議員也好，前任領袖也好，這些美國政壇精英敬的其實不只是奧巴馬這個人，而是他的總統職位(The Presidency)，一個由人民選擇的行政部門首長。更準確地說，他們眼前這個人不單單是一個具體的活人，還是一種制度，一個人民創造出來的抽象位置。因此，他是可敬的。

所以我們常常能在白宮人員的回憶錄，前任美國總統的自傳，乃至於通俗電影電視劇裏面見到這類奇怪的場面：一些本來和總統候選人勾肩搭背，姓名相稱的兄弟們在前者正式就任之後，突然來個態度大轉變，即使是在單對單私下場合，也時常禮貌周周地尊稱對方為“總統先生”。放心，並不是老朋友一朝飛黃騰達，就裝模作樣暗示舊識現在得對他放尊重點；只要他一卸任，這些拘謹的氛圍自動就會煙消雲散，“總統先生”這四個字說不定還會變成哥們的笑話。一位離任的總統當然就不是總統了，他只是個值得敬重的普通大人物。

也許，這一切都只是儀式而已，不過，可千萬別小看儀式，因為其中自有深意。例如前總統布希要在下臺後依照傳統立刻搭直升機離開華盛頓，絕情得很，但這卻意味著權位不從人而轉的精神。又如新總統奧巴馬自此之後就不得未經國會邀請而擅自步入國會議事堂，聽來造作，但這卻代表了行政權不可干預立法權的根本原則。儀式重要，因為它是制度的派生物。正如總統，它是個制度上的角色。

與此相對，第二個細節呈現出了完全相反的總統形象。那天中午，各大電子傳媒在奧巴馬的就職儀式結束之後立即採訪在場群眾，想看看這些美國人的觀感。我注意到許多人不約而同地用上了“我的總統”這個說法去指稱奧巴馬。

這本是英語的常見表述，就像英女皇會說“我的首相”，而英國首相則可以說“我的女皇”一樣。但是當一個尋常百姓稱奧巴馬做“我的總統”時，這裏頭難免就添上幾分親昵了。在我們看來，這也是件怪事。難道他們和總統很熟嗎？怎麼會把“我們的”領袖私有化成“我的”呢？起碼我就絕對不會說曾蔭權是“我的特首”了。

其實這是現代媒體政治的效果，日夜的公關行銷和影像轟炸還真能起到人人熟識奧巴馬的地步。就算你沒親眼見過他，你也能知道他愛吃什麼，會養什麼狗，又怎麼管教兩個女兒。如果總統原本是種非人格的職位，現代傳媒環境下的民主政治就要反過來更努力地營造出一個無比親切的人格形象，使人民覺得總統並不遙遠，他就在我們身邊，和常人一樣唱歌跳舞，也和常人一樣會牙疼會失眠，甚至抽煙。

不過，在“我的總統”背後也還是要一個制度的邏輯。若是光靠大規模的宣傳攻勢就能讓百姓如此親近領導人，那麼緬甸人都應把他們的領袖叫做“我的將軍”了。在親密之外，“我的總統”更表達出一種所屬關係，一種制度上的所屬關係：這位總統是我有份創造出來的；我喜歡他，所以我才讓他坐上這個位置，因此他當然就是“我的”了。難怪，在華盛頓嚴酷的寒風底下，還有兩百萬美國人自動跑去國會廣場排隊觀禮。因為他們每一個人還真覺得這位總統是他的。

公營廣播機構既接受公帑的補貼，又往往擁占了數量龐大的無線電頻譜，就不能把廣告收益當作肥己的利潤，更不該耗鉅款建造足以炫世的地標大樓。它唯一該做的，就是把收益變成服務社會的資源。“服務社會”這四個字聽起來很抽象，實際上的任務卻很具體，其中之一就是提供一切有助於公民瞭解世事，使他們能夠更明智地參與和決定公共事務的資訊及意見。前一陣子，BBC因為拒絕一個人道援助加沙難民的廣告而備受英國朝野批評。這不只是因為它違反了客觀中立的原則，有過度偏向以色列之嫌；更因為它是一個公營廣播機構，應該恪守更高的標準，力求不偏不倚地把這個世界全面地帶到觀眾面前。拒播那條廣告，在很多人看來無異於剝奪了英國人瞭解全部真相的權利，使他們無法採取支持難民的實際行動。

ARD是德國最老牌的公營電視網。它的出現來源於前西德聯邦憲法法庭對言論自由條文的解釋，法官們認為國民的言論自由不能只是消極保障，還得積極地促進，令國民知道影響國家的大小事務，監督政府的所作所為。由於過去納粹留下來的陰影太深了，所以他們還特別指出ARD的工作之一是給人民隨時批評政府的機會，不要讓國家再一次走向罪惡深淵。

儘管ARD陳義如此之高，但時日一久，它也難免墮落之譏。有學者說它已經從一個面向政府的“社會的遊說者”（lobbyists for society）變成了“遊說者的社團”（society for lobbyists），而變化的原因自然是商業勢力的抬頭。

公營廣播機構商業化，甚至屈服於商界壓力，以討好巨賈名流為樂，似乎是全球大勢所趨。於是這二三十年就一直有人提倡“公共廣播運動”（請注意，是“公共”，而非“公營”），其理念就是把大氣還給國民。如果傳統公營傳媒常常忽視了弱勢社群和底層階級，又或者在代表和呈現他們的時候扭曲了他們的聲音；那麼它就應該挪出時段甚至頻道，在財政和技術上支援平時在商業媒體上看不見的那些人，使他們對著全社會說出自己想說的話。

走到這一步，他們其實已經逼近市場時代下公營廣播的終極目標：讓看不見的被看見，讓被消音者發音。誠然，比起一座宏偉的建築，一把真實而粗糙的底層聲音，才真正是一家公營傳媒之所以偉大的證明。

常言道：“書是一間屋子的靈魂。”為什麼如此華貴如此耀目的居家環境可以沒有靈魂呢？讓記者來拍照這樣的房子，在我看來，就像展示一座重金修建的陵墓，裏頭沒有活人的氣息。

如果這話說重了，那就再說一則我百聽不厭也很樂意到處散佈的真實故事。話說一個剛進哈佛的大學生很不幸地選了一門中古英語文學課，授課的老教授是個悶蛋，和課程的內容搭配得天衣無縫。好不容易暑假來了，於是這年輕人興奮地開始他在舊書店的暑期工，每天開車去不同地點搬運人家不要的舊書，忙得不亦樂乎。有一天他應召前去市郊一幢有著漂亮小花園的老房子收書，女主人開門引他入內，這才發現要收的就是那悶蛋教授的書，他死了，這年輕人是他教過的最後一批學生。

年輕人在教授的房子裏巡視，看見一整櫃的偵探小說，想不到老人有這麼有趣的嗜好，他微笑。再看，通向花園的後門旁是兩櫃園藝書，寡婦說：“他喜歡種花”，然後年輕人注意到玻璃門外陽光下的草地上猶有剛灑過的水珠發亮，恰巧他自己的最大嗜好正是園藝。接下來他下了一個決定，他要自己買下教授的所有藏書。

為什麼？他後來對人解釋：“自我看見教授的書，才知道他在課堂以外是個什麼樣的人物，那些書是他的完整靈魂。如果我把它們運回書店，這些書就會被拆散分置到不同的書架上，那就等於他的徹底消亡了”。為了讓教授不死，直到畢業他還在替舊書店老闆打工還債，好在這老闆也是個有情人，給了他五折。

書是一個人的靈魂，藏書是一間房子的靈魂所在。為了窺探且公開他人的秘密，我一直想做本書去訪問我最好奇的讀書人，看看他們的家，請他們介紹自己的藏書。後來我發現臺灣的邊城出版社出了本《逛書架》，幹的就是這等勾當，裏面有楊澤、張大春和陳建銘等人壯觀的書屋，比起平常在雜誌上見到的那些樣辦房，實在富足。後來他們的魔爪又伸向了香港的讀書人，編制出《逛逛書架》一集，我只好歎息自己的動作太慢。

還好我又找到了機會，替香港電臺客串一個讀書節目，跑去一些名人的家看書（到底是電視節目嘛）。可惜部分愛書的名人太精了，例如董橋先生，平常對我等後輩總是很親切，但這回他還沒聽完我的話，就立刻笑著打斷：“不行不行，這種事怎麼可以？可不能讓那麼多人看”。

詩人廖偉棠今天結婚了，我不知道他會不會也說這樣的大話，但是我絕不對他說謊。他是個真正的詩人。當然這是廢話，三十出頭的他早就走遍中港臺，藝名揚天下。從臺灣、香港到馬來西亞，能拿的文學獎幾乎都拿過了。可是我們實在不需要有這麼多的掌聲這麼多的獎章來說明一個人是好詩人，更甭提真詩人。

為了再次向他的妻子保證她今天確實嫁給了一個真正的詩人，也為了證明我如此主觀武斷甚至不負責任的論點，請容我很無聊也很辱人地花一點時間介紹趙麗華（“辱人”的意思是侮辱廖偉棠以及所有真正的詩人）。

趙麗華是近期最走紅的內地“詩人”，各大網站的論壇都有人在討論她，或者惡搞她。她出幾部詩集，《人民文學》也刊登過她的作品，還編過《中國詩選》，當過魯迅文學獎等多項文學獎項的評委，資歷比起廖偉棠深厚得多。那麼，她都寫了些甚麼呢？

且看她幾首近作。《我終於在一棵樹下發現》：“一隻螞蟻，另一隻螞蟻，一群螞蟻，可能還有更多的螞蟻。”《剩下我一人》：“我的侄子，劉又源，他5歲半，和另外一個孩子，出去玩了”。《張無忌》（一）：“張無忌，和他太師父，張三豐，學過一些，太極功夫，接練會九陽真經，和幹坤大挪移，他研習聖火令上的武功，用了一天一夜，後來他又得到了，武穆遺書和九陰真經”。還有這首《瓜燈──我堅決不能容忍》：“我堅決不能容忍，那些，在公共場所的衛生間，大便後，不沖刷，便池，的人”。

為甚麼說起廖偉棠，我會想起趙麗華呢？那是因為有些常被人用來評論趙麗華的字眼恰巧也可以放在廖偉棠身上。比如說敍事性很強，又比如說有音樂性，節奏感極佳。另一方面，又有些評論家稱讚趙麗華的說法正好能跟廖偉棠的特點做個對比，例如不求專做，不求濃裝，不以華麗的辭藻去嘩眾取寵，或者語言平實樸素而自然。而廖偉棠近期的詩卻以援引典故，意像濃密奇詭見稱。

我可以用一篇更長的文章去分析音樂怎樣影響了廖偉棠（Bob Dylan與Joy Division），討論那些頻繁出現的異國名物（一隊貝都因騎兵與波特金戰艦），以及他如何回應藍波又如何接續舊體詩的溺情。但是如果我只是想說明甚麼叫做真正的詩，我並不需要這些支撐。相反地，再多的評論你也說服不了我趙麗華寫的是詩。我還在編雜誌《E+E》的時候，邀得一組九首廖偉棠的《新唐宋才子傳》（現收錄于《苦天使》），是他重寫和詮釋李商隱、秦觀等九位詩人的形象與詩格的作品。當時我就對詩興正發的拍檔胡恩威說：“拜託你就別再寫詩了，你看看甚麼是詩”。

“人生在世不稱意，明朝散發弄扁舟──李白

辭去了高級記者的工作，不再為脂粉撲面的大官們歌舞昇平，也不為那些社交名媛、從良的豔星，昨天的太陽在河水中沉浮，我向它澆一杯酒。

而今天的太陽在玻璃幕牆間折射，冰冷的光像政府報告的數字使我煩亂。我跌跌碰碰爬上一座銀行大廈的頂樓，人家以為我想自殺，其實我想看看大風吹過飛鳥。

我寫過一些好文章，當然全部換作了酒錢，可惜《惡之花》的稿費太低，我不便為它抒情。我在夜總會和交易所的陰影中吟誦《天堂篇》，真想掉進那個天使的眼裏，哪怕它是深淵。

我暢泳，我酣飲，我拔槍把霓虹燈管打斷，碎片流動，又匯成了一部新的好萊塢電影。

我焚燒報紙，向一個少女借來了青春的藥丸，在銳舞派對上，我的長髮飛散，像激流一般。”

上年逝世於普林斯頓的克裏福·紀爾茲（Clifford Geertz）是我最崇敬的人類學家，一手開創了詮釋人類學這個流派，數十年來影響了整個人文及社會科學的走向。最後一次看見他的文章，是在去年某期的《紐約書評》雜誌，他評論賈德·戴蒙（Jared Diamond）的暢銷名著《大崩壞》，依然不脫本色，強調文化的重要遠遠超出許多科學家的想像。《大崩壞》的主旨是每一個社會都有它崩潰的一天，這個崩潰可能是由天災引起，也可能是它的存活方式耗盡了它所需要的自然資源。總之，一個社會如果不能有效地及早地調整自己，就會因為適應不了環境的變化而衰敗。

紀爾茲的評論很簡單，就是一個社會能不能配合環境的變化去調適自我，還得看它怎麼認知自然環境中的災害。比如說同樣是旱災，一個社會可能會覺得是族人犯罪冒犯了天意，一個社會可能會認為這是惡鬼作祟的結果，不同的社會因此有不同的方法去應對旱災。假如某個社會把旱災歸因於山神發怒，因此不敢再上山砍林，說不定就能因此保存水土，消災解難。為什麼簡單自然如旱災，大家的認知會有那麼大的分別呢？這就是文化在起作用了。

而文化的作用，紀爾茲在其經典《文化的詮釋》（The Interpretation of Cultures）有個很直接的說法：“它把意義加諸於世界，使得世界可以被理解”。那麼文化又是什麼呢？“它是一套承襲而來的概念構成的系統，這個系統以象徵的形式表達出來。人類透過這套象徵系統可以溝通、保持和發展關於生命的態度與知識”。人類學家要做的就是去把不同文化的象徵系統解讀出來，使大家可以認識不同的文化。

說易行難，今天的世界有多少問題源自於人類的互不理解呢？九·一一前後，紀爾茲發現在這個所謂文明衝突的時代，要以對話代替對抗，用同情深入的理解取代由無知而來的偏見，人類學家可說是責無旁貸。所以近年他很努力地想要探討眾多的族群怎樣可以在現代世界共存，可惜他的工作沒有完成。

其實紀爾茲自己也明白，完全地理解異文化是不可能的。在《地方知識》（Local Knowledge）這部論文集，紀爾茲坦白告訴我們人類學家沒有神奇的能力，不可能把自己完全變成某個部族的巫師，再回過頭來用很精確的語言去向自己的同族描述那個部族的世界觀。我們很難變成另一種人，然後再找出不同的人群有哪些共同的地方。事實上，紀爾茲根本懷疑任何超文化原則與普遍社會規律的存在。我們只能在異文化之間來回跳躍，既遠且近。但是，只要我們也學會用一種遙遠的距離和新鮮的眼光看自己，我們就會明白自己不是唯一。

沒錯，這真是一家出版社，滿房子的書和坐在地上正在包書籍的工人完全能夠證明這一點。只不過老闆張永新不是普通人，五十九歲的年紀了，仍然充滿年輕人的氣息，一副高大但瘦削的身架閒散地放在木椅上，說話的時候一邊用腳輕踢地上的拖鞋，一邊晃動夾香煙的右手。

我聽他說故事：“坐牢很好玩的，五湖四海來的都是政治犯，大家每天讀書討論，不知學到多少東西。我坐了八年，出去的時候還覺得時間不夠用”。難道坐牢不苦嗎？“最要緊的是專心，不要想外面的事。如果你天天念外頭，日子自然很難過。可是你若是用心坐牢，好好學習，時間就會過得很快。我換了三次拘留營，出來之後才發現原來已經八年了”。然後他又解釋：“我們不是一般作奸犯科的罪犯，他們能拿我們怎樣？至於吃，反正我本來就窮，牢的飯比我以前吃的還要好”。

老闆原名張永新，他這家出版社叫做“策略資訊研究中心”，不只自行出了一批另類的好書，還是各國左翼出版社的大馬代理（我在他的貨架上就看到印尼翻譯的阿爾杜塞《保衛馬克思》）。雖然他在五十歲那年才轉行做書，雖然馬來西亞的政治氣氛很不妙，但還是給張老闆找到了一條生路，如此一家小型出版社居然越做越興旺。他想到一種微型的全球化貿易，串連了幾個國家的左翼出版商（例如英國的Zed books），一齊推出大家同感興趣的書目，然後你這賣幾百本，我那賣幾百本，環球一圈繞下來就是幾千本了。原本沒什麼市場的另類書籍這下子不只有機會面市，甚至還能為這些出版社帶來滿足理想之外的金錢報答。

為什麼出版社的名字是“策略資訊研究中心”呢？那是老闆的終極理想，賺了錢之後要贊助學者研究馬來西亞政治、社會和文化各方面的問題，為社會運動奠下堅實基礎。他說：“其實也不用太多錢，我會找那些退了休的學者，一來他們有退休金，可以養活自己有餘；二來他們也不用再受政府的限制，能夠研究敏感的課題”。他輕鬆愉快地說了一句：“人總要做點有意義的事，對不對？這樣子才快樂”。

其實他這間小房子老早就是個中心了。同行的朋友也曾當過問題學生，他們在老闆還沒開業之前就來這地方混，關心社會策劃行動，夜了就橫七豎八地睡滿一地。

老闆的院子停了一輛紅色的生銹破車，就在其中一棵果樹蔭下。朋友還記得：“這車早該報廢。有一次我們逃離示威現場，員警追得很緊。就是它，居然在一段上坡路死火。結果害得我們全部被捕”。不怕，張老闆今非昔比，他搞左翼串連搞得風生水起，如今換了一輛Volvo，恐怕就連載人越境都沒問題了。

其實何必曰快？又何必求多呢？在我看來，讀書最重要的是讀得好。所謂讀得好，我指的是起碼要讀通一本書，沒把裏頭的基本事實搞錯。目標看來定得極低，但是在這個時代，我發現這已是很難達到的成就了。

且先別說讀書，光是看報，原來也能產生很大的閱讀障礙。舉個切身經驗為例，話說近日我寫了一篇文章，藉梁家傑參選特首的政綱受到傳媒漠視，批評香港人不言理想光求務實的平常心態，矛頭指向的當然是自許務實的曾特首。為了說明大家厭談理想的心態是怎麼一回事，拙作特別引介了現代大哲學家柏林（Isaiah Berlin）和波帕（Karl Popper）的相關說法。後來身為波帕徒孫的吳靄儀大姐為文回應，申明再務實也不能不顧理想的指引作用。這一來回實在是友好的觀點交流，我以為頗有互相發明之妙。

可是後來我看到一些評論，居然以為這是場筆戰，而且還誤讀拙作，覺得我是在幫特首教訓梁候選人好高騖遠！同一篇文字，果然是不同的人能看出截然不同的意思。如果說是我自己的文字不俐落，有表意官能的缺陷，我也認了。

但另一封讀者來信，就真叫我摸不著頭腦了。這位讀者勸告我身為文化人，怎能在某大報公然撰文批評司法獨立的原則，說法官失控會為害社會，這豈不是教壞下一代云云。老實講，這種論調出現在該報專欄絕不叫人奇怪，只是老天在上呀，我不只根本沒寫過這等偉論，更從來沒有福份得享在該報發表文章的榮光！莫非世上真有兩生花，還有另一個梁文道也在香港報刊上販文維生？不過我明白，這都怨不得人，還是社會的錯時代的不對。二十一世紀的閱讀合該如此。

研究印刷史和書籍史的學者們有個共識，認為古騰堡印刷術的發明，是人類兩種閱讀取向的分水嶺。在印刷術普及之前，讀者追求的是精讀（intensive reading），猶如古人注經，務求一字一句都要看出個道理，往往一本書能耗上一輩子的生命。原因簡單，那時流通的書數量極少，一個羅馬時代的學者要是能在一生之中讀過三百本書，就是驚人的鴻學碩儒了。等到印刷術出現，書籍的複製方便了，短短百年之間無論種類還是數量都有幾何級數的增長。這時的學者如果只看過三百本書還敢對人誇稱自己博學，肯定遭人恥笑。所以印刷術的年代是個泛讀（extensive reading）為王的時代，讀書首要是求多求廣，速度自然也得跟得上。

終於到了我們這個後古騰堡的年頭，媒體多樣，資訊爆炸。大家連停留在一個網頁一分鐘的耐性都沒有，錯把另一個人當成你小子，又有什麼可怪？問題在我，老是懷舊，總覺得最愉快的讀書時光還是上大學的時候，跟老師讀海德格（Martin Heidegger）的《存在與時間》，一學期結束了還沒翻到第八十頁。

對於這位第一個奪得諾貝爾文學獎的華裔作家的中國遭遇，我始終覺得叫人羞恥。為什麼當年的官方發言人就不能大大方方地說一句：“高先生獲獎是我們全體華人的驕傲，我們謹向他致上由衷的祝賀。當然大家也知道高先生過去對中國有他個人的看法，但是國家現在已經很不一樣了，國民生活安康，社會環境穩定，經濟形勢一片大好……我們歡迎高先生隨時回祖國看看，和我們分享他的榮耀。遊子歸鄉，想必能為高先生帶來更多的寫作靈感。”

今年的諾貝爾文學獎也是在政治爭議聲中誕生的。因為土耳其的帕穆克（Orhan Pamuk）去年二月才在瑞士對記者說：“在20世紀對亞美尼亞人和庫爾德人的種族屠殺事件上，鄂圖曼土耳其帝國有罪。三萬人和一百萬人慘遭殺害”，於是給他的老鄉告上法庭，罪名是土耳其刑法第301條的褻瀆土耳其國格及其政府。按照這條法例的規定，如果被告是在國外發表有關言論，則罪加一等，最高可判入獄三年。關於後面這點，我們中國人都明白，這叫做“去出邊唱衰自己人”，李柱銘犯的就是這種錯，十分嚴重。

雖然現在的土耳其和過去的鄂圖曼帝國是兩個國家，但土耳其官方至今否認帕穆克所說的那場屠殺。不是說當年沒殺人，也不是不承認的確死了一百萬庫爾德人和亞美尼亞人，而是否認那算屠殺，因為屠殺得是有系統的。所以帕穆克這麼對外人說話就不對了，不只和官方認識有衝突，而且還侮辱了土耳其人。

其實這條301向來惡名昭彰，已經有不少作家和記者因它上庭入獄，所以有些帕穆克的朋友恭喜他：“你終於成為真正的土耳其作家了。”只不過這回被告的帕穆克正好被舉世公認為土耳其在世的最偉大作家，又恰巧土耳其加入歐盟的進程正在拖延膠著的情況。事件難免就被炒大了，不只《魔鬼詩篇》的作者魯什迪公開呼籲歐盟不要讓土耳其這樣的國家加入，許多歐洲政要也捉住這個機會教訓土耳其。更大的打擊來自於法國國會，他們正好在諾貝爾獎宣佈的前一天初步通過法案，日後嚴禁任何人發表否認土耳其帝國大屠殺事件的言論。

你想，這下子算不算火上加油？帕穆克是不是勾結外敵，賣國求榮？果然，才剛得知他是今年諾貝爾獎得主，立刻就有土耳其國民上街抗議，更有報刊發表猛烈抨擊。可是當記者問起土耳其官方意見的時候，人家文化部副部長卻是落落大方：“這是土耳其文化的光榮。至於政治問題，我想大家一定知道，歷屆諾貝爾文學獎得主都曾對他本國的政治發表過重要聲明。”

可是深圳偏偏就有一家挺雅致的舊書店，就在丹下健三設計的那個新書城一角。書城大抵都是一副模樣，闊大得叫人迷失，不宜久留。但開在這間全球最大的書城裏的二十四小時書店卻令人意外，賣的不全是暢銷新書，反而有不少坊間少見的人文社科精品，尤其好的是滿滿兩櫃書話書史和書目。我知道店主必是同好。果然，主管孫經理出來相認，身上素樸的直條襯衫一股書蟲味十米外都嗅得到。

談得高興，孫經理引我去隔壁一家酷似中式傢俱店的酒吧，居然兼營舊書買賣。書量不大，但也有許多好東西，例如一匣精美的1940年代德國印中國畫論線裝書，更有中國營造學社三十年代有關五臺山佛光寺調查報告的初版，可惜這是非賣品。孫經理原意是伴我過來淘書，沒想到竟自己一頭栽了進去不理我，才不多時他手上已抱住幾冊。他在隔壁打工賣書，掙的薪水大概都花到這來了。我想這裏的買賣倒好做，自己成了一套迴圈不已不假外求的生態系統。

舊書買賣，確實是個生態系統，要有進有出。沒了源頭活水，再清澈的池子很快也就成了黴臭的枯井。香港舊書業，曾經興旺過一段日子，但等到南來的老人走得差不多，地價鋪租又隨大樓不斷高升，現在只能剩下一片頹垣敗象了。所以我現在不大逛香港那僅餘幾家的舊書店，怕見了難過。可是老友陳智德有不同的意見，他今年主持的牛棚書展還特地開了一團香港舊書店之旅，團友之中有專程來書展演講的臺北傅月庵與北京謝其章，兩位著名的書癡。

傅月庵著有一冊《蠹魚頭的舊書店地圖》，我以為是愛舊書者不可不看的好書。這本書不只附上了感覺很妹尾河童的插畫，逐一分解臺北的舊書店，居然還有淘書的攻略。這攻略包括了逛書店的裝備圖解，比方夏天的雨傘，冬天的保暖帽，還有四時皆備的大書包和水壺！其癡狂可愛，我輩書迷看了一定會打從心裏笑出來。

可惜臺北的舊書業也和香港一樣，自從牯嶺街的老店給遷去光華商場之後，就盛況不再，甚至一蹶不振。照傅月庵的說法，這似乎也是大陸遷台那一代人之後，源頭乾枯的結果。今天年輕一代的文藝青年，你要是跟他說起牯嶺街，他頂多只能聯想到少年殺人事件吧。真是奇怪，香港讀書風氣再弱，也總有人買書呀，臺灣的情況應該更好才是，舊書都哪去了呢？莫非我們都要學謝其章，住到北京，才能在潘家園和琉璃廠找到東西？

請注意這是位有專門興趣的讀者，她不是找一本人人叫好的暢銷書，也不是漫無目的地瞎挑，而是情有獨鐘地追隨拿破崙的足跡。其次，她買書的態度很輕鬆，主要是兩個字，“抵睇”。厚厚的一本書才賣七美元，就能打發好一段無聊的日子了。最後，她沒有故作嚴肅地先清一清喉嚨，再隆重介紹：“嗯，這是本拿破崙傳，我研究拿破崙。”而且湯·漢斯也不驚訝，只是淡淡地討論兩句就算。

看見這個場面的當時，我就想像要是換了一位香港賣座導演來拍，會怎麼處理它呢？他會不會來一個大特寫鏡頭，讓那本拿破崙傳的封面佔據了整個畫面？再轉向湯·漢斯，拍他訝異的表情？又會不會有什麼特別的音效處理，顯得我們這位空姐格外出俗脫眾呢？我這麼想，絲毫沒有輕視本地電影人的意思，純粹只是從香港的風俗習慣來推測罷了。

我們的習慣是什麼？那就是把書看得格外崇高而神聖，認為讀書是一種很離世很出塵的行為。因此為了讓它回到人間，讓它有點煙火味，我們得不時出動大家都認得的名人推介好書，甚至集合一大批小孩集體朗誦（最好能有破世界紀錄的人數），好叫電視臺看看我們都正在讀書呢？勸人讀書，介紹好書，我們一概統稱為推動閱讀風氣，彷佛不推，它就動不起來了。簡單地說，我們香港人把讀書搞成了一種運動。

然而，我總以為這樣的運動不只推動不了閱讀風氣，還會把它推下海淹死。所以在過去這麼多年以來，不論是在電子傳媒做節目，還是寫像牛棚讀書記這種書話專欄，我都很清醒地告訴自己，不要推動什麼，更不要煞有介事，只要儘量好好地配合時勢，講點故事，有意無意地提醒一下：“瞧，說到世界盃，這本書有一段故事……”或者“民主當然重要，某某人的某本書曾經說過……”這樣就好。因此當我重讀這個專欄刊過的文章，把它們結成《弱水三千》一集的時候，就發現雖然看似一本書話，原來卻都是借題發揮。

但願有一天，看我們的娛樂八卦雜誌做明星專訪，能像《People》那一類外文刊物，不只列出受訪者的三圍、星座，以及最喜歡的食物和音樂等等，還加上一條最近正在看的書。這表示名人不再負擔推動讀書的任務了，因為每個人平時就有閱讀的習慣，而書之於人，就和食物音樂一樣，必要但是日常，不足為奇也不足稱道。情形就像嘉芙蓮薛達鐘斯買了一本拿破崙傳，於是湯·漢斯很自然地與她聊起拿破崙與約瑟芬的往事，是戲劇的一段情節，但它本身不是一出戲。

許多人以為藝術家是種職業，以為他們的主要工作就是躲在畫室畫畫，以此為生，並且還活得不錯。就算賺不了多少錢，但以他們那種不修邊幅的波希米亞風格，日子總是浪漫的。別人睡覺，他們工作，人家上班，他們發呆。我們甚至不知道工作對他們而言到底是不是一個恰當的用詞。

幾年前看過一筆資料，原來在香港政府統計處的職業分類表，藝術家、夜總會從業人員和馬夫（真是在馬場幹活的那種）是屬於同一類別的。這真是誤導，不是因為這三種職業的共通點不多，也不是因為藝術家極少領取月薪，收入不及另外兩種同類穩定，而是藝術家根本不能算是職業，尤其在香港。

絕大部分香港藝術家都和你我一樣，有份正常工作，例如幹投資銀行家或者開巴士。創作對他們來說，是公餘的本業，比謀生的工作更根本，但不能是謀生的工作。例如馮美華。

今天才認識老是穿T恤涼鞋的馮美華的人，一定很難想像當年她下班之後一身黑色套裝趕到進念·二十面體排戲的樣子。從1972到1998，她幹了二十多年的公務員，離職的時候是公務員培訓處的總培訓主任，專門教導各個部門的管理階層怎樣改善人力資源結構。與此同時，她拍實驗電影，參與創辦名震一時的“火鳥影會”，集結了一批香港最有創意的影像藝術家。後來她又加入進念·二十面體，開始前衛劇場和裝置藝術的創作。在這段期間，她白天教公務員行政管理的方法，晚上教影迷認識歐洲電影大師的作品。

所以正如大部分的香港藝術家一樣，我們有兩個馮美華，一個埋首辦公室寫備忘錄，開那開不完的會；另一個以鏡頭默默對準城市，冷靜又不失詩意地用影像思考問題。只是馮美華的這個矛盾比大部分人都來得強烈，因為我們都知道政府是最典型的科層體系，公務員是最循規蹈矩的一種人。而藝術家，我們都以為是很有個性很反叛很破格的。

從1977年開始拍短片，到了1979年，馮美華終於遇到了瓶頸。她發現自己的作品太過框條太過工整，難免懷疑這是不是工作的影響。於是她花了一番功夫去調整和改變自己，結果改變的不只是創作的方式，還包括了工作的態度。她開始反省能不能不要只用一種方法去做事，即便簡單如寫一份備忘錄，或許也可以不必沿襲既有的習慣和格式，所以她逼自己就算是一封公函也得每次從頭構思。最後這種要跳出來審視工作的態度也成為她培訓政府同事的重點。

正是公務員和藝術家這兩種身份以及其間的張力，為馮美華打開了一個緊張但是充滿可能的空間，使她得以雙向反省，在藝術和公務上都努力追尋更多的個體自主。如果馮美華喜歡的話，她可以選擇的頭銜就實在太多了。你可以稱她為藝術發展局委員、香港創意書院的創意教育總監、牛棚藝術村管理委員會前主席、灣仔富德樓藝術團夥的包租婆、1A藝廊的董事局成員、西九聯席幹事……但是她始終堅持自己是個獨立文化工作者，我們一幫朋友也從來不覺得她代表某個機構，她就是馮美華。儘管她大半輩子都在和不同的機構打交道，但就是在機構的生活她發掘了自己。藝術與平板的辦公室生活不一定那麼矛盾。

認識馮美華，使我發現創意與紀律是可以並存的，甚至是互相需要的。例如今天她在新近創辦的香港創意書院教書，一方面要教十多歲的年輕人大膽破格（一種她幹了二十多年的事業，並且優而為之），另一方面卻又可以毫不留情地管束他們（很多人都會說“馮美華好惡”）。認識馮美華，很多圈外人驚訝地發現藝術家原來不只是廣告裏那種不規矩不負責的形象。她總是那麼孤獨地穩當，我們所有和她共事過的人都曉得，有什麼令人心煩的細節，有什麼自己不想碰的麻煩，只要最後有她這一關，就可以回家睡個好覺了。

因此馮美華還是要面對在香港當一個藝術家的終極困局：資源不足，特別是時間。朋友們把所有的事情都推到她身上，於是馮美華心目中那部拍完死而無憾的作品就這麼拖了三年，每天她都在心裏推敲琢磨這部她必須全力以赴的作品。她太清楚這種困局了，所以她才教書，才替大家幹這麼多大家不想碰的行政工作，乃至於文化政策改革的倡議，這是為了更好更開闊的未來。

每回見她一個人在假日回到辦公室對著電腦，每回見她爽快地答應我們的要求，然後又迅速高效地完成，而且表情輕鬆堅毅，我都有種深深的愧疚。

例如老牌樂隊滾石（Rolling Stone）的吉他手奇夫·理察（Keith Richards）的書房。想不到吧？這位搖滾巨星居然是個書蟲。書的訪問一開頭也是這麼寫：“一個滾石怎可能擁有一座藏書室？一個滾石何時會跑去買書呢？他一年到頭巡迴演唱，總是同時住在好幾個地方，總是被他的吉他佔據。然而，沒有什麼別的東西，可以比得上躺在自家藏書室的沙發上埋首書堆，更要令奇夫·理察感到心滿意足的了。”

原來奇夫·理察不只愛書，還收集了不少十九、二十世紀的主要小說。他讀書一來是因為巡迴演出的路程很沉悶，不讀書，何遣永日？其次，他是為了瞭解自己這一行到底是怎麼回事：“我要在成千上萬的人群面前工作，他們永遠尖叫永遠擺動。這和一個獨裁者擁有的效果差不多。我很有興趣知道人們為什麼會拜倒在獨裁者跟前，又是什麼刺激起了這種群眾心理……我覺得一個人在舞臺上的轉化是很神奇的，你會變成大眾狂熱的一部分，在那一刻你會遺忘自己，這是否也是希特勒經驗過的事呢？”所以他喜歡看有關納粹和第二次世界大戰的歷史書，看他那古典風格的書架，這方面的藏書確實不少。不知道華人流行音樂圈有誰能分享這種嗜好呢？

《At Home with Books》由擅長美術圖冊的Thames & Hudson出版，當然少不了精美照片和設計的元素。他們特別造訪了七位建築師和設計師，看看這些關注視覺形像的人怎樣處理令人頭痛的書堆。例如曾經設計過許多著名圖書館的後現代建築大師格雷夫斯（Michael Graves），他的觀點十分特別。一般建築師喜歡把狹小的空間弄得看起來比實際上要寬大，以避免書籍造成的壓迫感，可是格雷夫斯卻反其道而行，刻意使自己本來挺寬敞的藏書間變得像條窄街。他的理由是要將兩壁屋頂的書架看成一條路上的迷你建築群，走進去就像逛智慧的大城，沿路每一座樓房都存放專屬的知識。

這本書還有一個好處，它實用，提供了一些書迷們喜聞樂見的訣竅和資料，比方說書房的燈光應該如何安排，書架又該怎樣整理。假如你是書毒重症患者，手頭寬裕，家住複式洋房，還可以按照它的介紹，去紐約幫襯普特曼滑動樓梯公司（Putnam Rolling Ladder Company）。這家百年老店專長手工打造圖書館與藏書室用的樓梯，花樣繁多，木質精良。買一把放在家，肯定比廉價鋁制折梯雅觀多了。記得兩年前曾聽林行止先生說，他也想找人做一具可以在書架前左右滑動的梯子，當時我答應給他這家公司的名字和地址，結果回頭就忘了，真抱歉。

如果你只是有錢，但不如林先生這般愛書懂書，偏偏又想弄間壯觀的書室以添風雅，那該如何是好？不怕，你可以找這本書介紹的湯美茲（Kurt Thometz），他有家顧問公司叫做私人圖書室（The Private Library），專門提供收集和整理藏書的服務。就算你是超級書迷，不屑他人代勞，但若擁書過萬，有時要找書難免也會有望洋興嘆，此時你就知道專人服務的好處了。

我請不起專家為我服務，只好努力鑽研，盼有那麼一天自己成了專家，能替文化富人效勞，亦不枉一生讀書矣。

寫完那些文章之後，我接到一些投訴，敏感的讀者把我的懷舊看成來勢洶洶的論戰，將我的笑話當作不知悔改的惡徒正法前吐出的最後一口唾液。於是我明白了，這是一個禁煙的年代，不只在餐廳不能抽煙，而且遲早乾脆禁絕煙草的生產；不只不能鼓吹抽煙，而且不准再提煙這個字。我還知道香港政府控煙辦公室的管理很嚴格，許多雜誌刊出了訪問物件抽煙的照片之後，就接到他們警告的電話了。所以，煙這種東西早晚都會從大眾媒體的影像徹底消失。

因此我要把握這黎明來臨前最後的黑暗時刻，介紹一下這本大概是史上最厚的一本吸煙攝影集：《禁止吸煙》（No Smoking）。擅長圖畫書的Assouline出版社為這本書設計了一個很有噱頭的包裝，整部書放在一個煙包式的盒子，要從上方打開盒蓋，才能取它出來。書名叫做《禁止吸煙》，但它卻是不折不扣的一首煙之哀歌（elegy）――一種悼念美好可愛事物的詩歌，全由相片組成。這些相片鋪排的順序有點講究，不全依人物，也不只靠主題，但是一頁頁翻下來就會看出它的韻味。

編制它的Luc Sante是個不錯的作家和攝影史學家，他寫的前言雖非主角，但也頗有可觀處。尤其他能從攝影師的角度出發，注意到了許多吸煙者的動作、姿勢與表情。例如現今成為主流，用食指和中指夾煙的方法原來是美式風格。在這種風格隨萬寶路廣告征服全世界以前，許多人是用拇指和食指夾住煙屁股，將整根煙藏在掌心的。後面這種方法最適合戰場了，因為它可以避免士兵在夜裏因為一點星火而暴露了位置。Luc Sante又在照片上看見了香煙一度是多麼普及，因為很多早期相片的煙民都能做到讓一根煙自己鬆弛地黏在下嘴唇，同時一邊打牌、看書、說話，甚至吃飯！似乎做什麼事都離不開煙，似乎沒有煙就什麼也幹不成。當然他還發現煙是種道具，使用它的人能夠讓緊張的氣氛更緊張（久不吭聲，然後大力呼出一口），讓憤怒更憤怒（狠狠地讓煙從鼻孔噴出，彷佛一條被激怒的龍）。他說：“吸煙的姿勢和表情就像花語。”

煙的語言，在這本書的照片一覽無遺，其中絕大多數用煙說話的都是名人。看到這些赫赫有名的煙民，我不禁想像要是拿掉了煙，他們的影像還會剩下些什麼？例如愛因斯坦，假如沒有了煙斗，他會不會只是一個對鏡頭做鬼臉的老頭？不抽煙的沙特，原已斜視的眼睛會不會顯得更突出？佛洛伊德如果不再拿那根令人聯想起陽具的雪茄，又會不會變成一個普通的做夢的學究呢？我尤其懷念幾個女人，比如伍爾夫，她抽煙的表情預示了她自沉水中的命運。瑪蓮·德烈治，她口中的煙就像Luc Sante所說，是一種邀請：“歡迎進入這個洞穴，但是你得先經過門口這條龍。”

這都是失傳的語言。有朝一日，當這些影像自人類記憶刪除之後，問題就不存在了。

最近他喜歡在頭上圍一條黑白斜格花紋的頭巾，還以這個造型參加各類表演，例如幾個月前一場電訊盈科贊助的陳冠希音樂會。所有人看了都只是覺得他樣子奇怪，沒有其他太大的問題，直到電盈一個猶太裔高層驚呼：“這不是恐怖分子嗎！”另一回，微軟為了推廣它的遊戲機X－BOX，找來幾個設計師弄些配套潮流玩意，阿仁又用上那黑白斜格花紋，彷佛是他的標記。微軟的港方人員不覺有異，倒是美國總公司大為震驚：“那是巴勒斯坦恐怖分子的花樣！”

阿仁解釋：“這不是恐怖分子的記號，這種圍巾只是巴勒斯坦民族的象徵，叫做Kuffiya。你怎麼能隨便說它恐怖呢？就算是永遠戴它的阿拉法特都拿了諾貝爾和平獎啦！”他的目的是什麼，就是要挑釁嗎？“我只是覺得大家都該認識這個世界多些，不要人云亦云，人家說恐怖你又跟說恐怖。什麼叫做恐怖分子？我覺得好玩的是比起那些直接反應要禁止這些花紋的外國人，原來香港人根本沒注意到這條Kuffiya圍巾是什麼？他們大概根本沒見過。”

但是另一方面，香港又是個實實在在的殖民地，雖然叫做回歸了，可是心態和世界觀還是跟從英美界定的主流。阿仁喜歡玩war game，他和他的隊友總是拿AK47做武器，頭上照樣圍那條Kuffiya。所以香港的war game發燒友都愛找他們做對手，因為全香港的玩家都喜歡用美軍裝束和設備，他們覺得那是正義的化身。哪有人像我們這樣，自甘墮落，跑去當反派。

說到AK47這種全球最受歡迎的自動步槍，阿仁也做過一番研究。他發現這個邪派武器其實很有趣（由於西方世界的軍隊都不用它，因此它是邪派的）：“原產AK47的前蘇聯兵工廠在他們的網頁上宣佈，他們很自豪這型步槍是世界上唯一沒有登記專利的槍械，任誰都可以仿製。”

陳廣仁熟讀喬姆斯基、薩伊德和娜歐米·卡萊因（Naomi Klein）的《No Logo》，立場十分清楚。過去有很多採訪也再三報導這位元在法國得到藝術碩士學位的觀念藝術家很懷疑藝術品的概念，他不認為藝術應該全部變成可以買賣可以收藏的商品。但他也曾在主流音樂界打過滾，為商業歌手填詞呀？“現在沒人找我填詞了，因為我一開始就會說明自己是不填情歌的。不填情歌，還有什麼歌好填呢？”

他仍然創作音樂，比如說實驗rap和粵曲甚至道教音樂的關係。“我不想做一些以旋律為主再把歌詞填上去的東西，我覺得文字本身的音樂性就很有意思。從文字的聲韻出發再組合成一首音樂，即rap的本質，也是可以和傳統中國音樂分享的特徵。”只不過你不能再在唱片行買到他的音樂。“我通常把它們送出去，或者賣給DJ用來打碟。”他開了一家音樂公司經營自己的作品，叫做 “福建音樂”，英文名字則是“Fu(c)king Music”。捨不得不用粗話嗎？“不，我只是覺得奇怪，為什麼在香港註冊公司不能只用中文名，一定還得加個英文。所以我故意開這個玩笑，但公司的名字又不能有髒字，因此我只好把那個c變成屆C。”

雖然音樂和塗鴉都不再是他最主要的創作範圍，但他到底沒有放下音樂，也沒有放下塗鴉。可是今天的阿仁，畫的東西就和他的音樂一樣，都有回歸中國的傾向。現在他塗鴉，不只是直接噴灑，而是先在圍板或者牆上再畫一堵牆，一堵中國式的牆，說不定還穿了孔月門，或者從牆後生出一株紅杏，然後他才噴上其他的圖案。牆上有牆，彷佛在一個平面上開啟了另一層平面，同時扭曲改造了一般塗鴉的平版透視。我看過這批存活時間有限也不可販賣的作品，我覺得這可能是中國人玩塗鴉的新路向。

音樂不能賣，塗鴉不掙錢，陳廣仁靠什麼謀生呢？別忘了他還是很多青年潮流雜誌編輯眼中的型人，所以他有機會去做show有機會去協助推銷遊戲機，只要他們讓他塞進自己的東西，比如說那條Kuffiya。阿仁的最新計畫是一家叫做“寧死不屈”的網上商店，賣的都是他自己設計的產品，例如眼鏡和手帶，上面一律有那著名的黑白斜紋花樣。

這不就是在販售作品了嗎？當然，我們知道自從Andy Warhol之後，商場個體的藝術和大量複製的商品的神聖界限已日漸模糊，也瞭解有時候商品也可以很顛覆。但我還是忍不住問：“你不覺自己在利用Kuffiya嗎？”原來他的客戶多半還是老外，而且不乏巴勒斯坦人，他乾脆把賺回來的利潤分給巴勒斯坦的民間組織，為他們的家園建設出一分力。

未來，陳廣仁想搬回大陸，在雲南之類的山區小城開家小旅館，招呼世界各地的同好，玩音樂玩塗鴉，無政府主義的理想村。“我去過大陸不少地方，我覺得他們的藝術家有趣得多，而且大膽得多。”可是他的網站才剛給大陸封鎖，搬進去住還怎麼與世界自由溝通呢？“認識幾個駭客應該搞得定。”

這是很多人都想知道的謎題，所以每年都有專家學者絡繹不絕地從世界各地湧至芬蘭取經。然後他們發現，原來芬蘭的秘訣之一在於教師。芬蘭教師的社會地位之高，是其他地區難以想像的。據當地媒體的民意調查結果顯示，年輕人最嚮往的職業是中小學的老師，一般普通小學老師受敬重的程度尤勝於國家元首。而且他們的老師都像學者，幾乎全部擁有碩士以上的學歷，暑假的時候還要上大學繼續進修。如果一個老師幹了幾年就辭職，他多半是跑去念博士了。由於老師自己就是喜好學習並且擅長學習的人，所以他們才能教出世界上最優秀的學生。當然，也有不少老師後來進了企業，變身成為高薪人士。芬蘭的大公司最喜歡聘請教師，理由是能當老師的年輕人一定是這個國家最頂尖的人才。

如果一個總是對世界充滿好奇心，總是奮發學習的人，就是未來知識時代最需要的精英，那麼中國一定是個很有希望的國家，因為我們也有一大批好學之士。和注重基礎教師的芬蘭模式不同，中國模式強調學習型官僚。你現在去各大專院校的研究所點名，會發現登記冊裏沒有幾個中小學老師，倒是有不少在職官員，他們全都很踴躍地攻讀著碩士博士，頗有學政合一的古風。

芬蘭教育以國際視野聞名，小學開始學英語，中學再加一門第二外語。他們還把全球的資訊與知識自然地融入課程，例如在小學的數學課裏要孩子計算各國摩天大樓的高度，在初中社會科學的課堂上請孩子類比演出聯合國的工作情況，使他們懂得從不同國家的視角瞭解世界局勢。除此之外，他們的教育部有種特別補助，儘量讓年輕人有出國遊學的機會。當地一位官員解釋，其實在北歐，你已經找不到沒出過國的中學生了。相對地，在我們的中國模式底下，你則很難找到沒出過國的官員。1999年，兩會代表開始關注中國幹部公費出國何以花了兩千億元人民幣，到了2007年，兩會代表持續關注幹部出國的總開支怎麼會漸漸跳到三千億元。財政部的數位顯示，2007年中國政府的教育經費大約是六千多億人民幣，占了GDP的百分之二點七。世界平均水準是百分之七，一般經濟欠發達國家也有百分之四點一。我手上一時沒有2007年中國公務員吃喝、公車和出國的開銷統計，但我知道在04年的時候，這筆錢的總數就已經達到了七千億元人民幤。如果把這個賬目也看成是種教育開支，那麼我們的學習風氣就算嬴不過芬蘭，至少也叫做各擅勝場。

四川和重慶最近都有教師醞釀罷教，因為他們不滿自己的薪水太低，不只低到一個喪失尊嚴的地步，甚至連糊口也很困難。本來依照《義務教育法》的規定，義務教師的平均工資水準應該不低於當地公務員，但是不知道為什麼，這些憤怒的教師一個月卻只有一千甚至幾百塊的收入，難道這就是四川和重慶公務員的薪資水準嗎？亦或這是學習型社會之中國模式的另一個例證呢？

老師不受重視，一般而言，就意味著孩子的教育不受重視，更意味著我們並不太擔心我們的未來。很奇怪，雖然大家都說中國實行一胎政策，人人都拿孩子當寶，但為什麼今年各個事件都顯示出了相反的訊息呢？先有一場專門震垮學校的地震，接著是一堆叫嬰兒患上腎結石的奶粉，莫非我們的希望不在下一代，而在我們自己的長生不老？我突然想起西洋傳說中的那條銜尾蛇(ouroboros)，他太過饑餓，不惜從尾端開始吞吃自己，嘴巴叨著尾巴，形成了一個圓圈，乃西方秘學的著名符號。這個符號有很多層意思，其中一層是：貪婪是種吞沒自己的可怕欲望。

政治語言的力量何其強大，當它不再只是官方成套使用的術語，還是每一個人雖然都覺得它是陳腔濫調，卻又毫不在意地以之溝通的時候，它的效果就能發揮到淋漓盡致的地步了。克倫貝勒增補了席勒美學的名言“被教化的語言能為你寫作和思考”，進一步指出：“語言不只是簡單地為我寫作和思考，它還逐漸宰製了我的感覺，我整個人的精神存在，使我毫不置疑毫不自覺地把自己放棄給它。”

例如宣傳，它本來是中性的，只不過在我們的語言習慣裏，宣傳多半和好事拉上關係。平常一說宣傳，就總是意味著有些很正確很偉大的東西，不能不讓大夥知道。而宣傳的反面大概就是“炒作”了。

從技術上講，“宣傳”和“炒作”幾乎沒有分別，都是有企圖有計劃地把一個訊息從一個小圈子擴大開去，四散傳播。但由於炒作是不好的，所以我們從來不會說政府部門在“炒作”什麼，相反地，“炒作”二字一出，那些被指控的炒作者必定就是心懷不軌的可疑分子。“宣傳”與“炒作”之分別，端看那條要被推廣的訊息正面與否。但在長久的使用傳統之下，于穩固的意義聯繫之中，我們再也不用先去判斷某段訊息本身是否正面，只要搬出“宣傳”，那被宣傳的東西就是正面的了，相反地，如果看到“炒作”二字，那被炒作的東西也自然就是負面，毋庸再說。

舉個淺近的例子。三鹿集團曾經在發現產品含有三聚氰胺之後，向政府提出報告，“請政府加強媒體的管控和協調，給企業召回存在問題產品創造一個良好環境，避免此時炒作給社會造成一系列負面影響”。其實我們完全可以把這段話翻譯成：“請政府好好管一管媒體，別讓我們的問題曝光，最好能讓我們靜悄悄地把產品弄回來。萬一媒體廣泛報導了問題產品的事，社會大眾以後就不再相信我們公司，那可就慘了。”

為什麼如此可鄙的意圖，竟能用上這麼義正詞嚴的修辭去包裝呢？也許他們以為只要使了協調、良好環境、炒作和負面影響等一系列官方熟悉的術語，和政府就有了彼此溝通甚至相互認同的基礎。其實每一個中國人在媒體環境中耳濡目染，應該都能自如地說出這類冠冕堂皇的大話，而且都以為這些言辭能夠把自己和政府的正面立場綁在一起。因為這一連串詞語都有價值定向的明確效果，特別是“炒作”。

一般而言，媒體是很喜歡“炒作”的。它們有如亞馬遜河裏的食人魚，一聞血腥，立即空群而出。問題是用“炒作”去形容大眾傳媒的這種特性並不恰當，因為這根本不是什麼別有居心的刻意圖謀，而是市場傾向主導的結果。為什麼大家一窩蜂地報導問題食品？那是因為讀者關心。反過來說，假如某個不太重要的官員在某個不太重要的場合作了重要講話，就算媒體很善意地去配合炒作，恐怕也炒不起來，因為打哈欠的受眾對此不感興趣。也就是說，真正在推動炒作的不是什麼媒體，而是整個社會的民情。

有些人總是用“宣傳”的模型來理解“炒作”，似乎一切備受關注的議題都是少部分人努力推廣積極散播的結果，仿佛除了政府之外，媒界背後還有一個地下組織，老是想弄些壞消息出來，搞亂大局。可是包括相關部門在內的所有人其實都明白，從北到南，自西往東，全中國這麼多這麼雜的傳媒，根本就不可能有一個威力龐大的小組織可以策動大家一起討論某件事。

雖然用“炒作”去形容傳媒的集體關注並不準確，因為它完全建立在宣傳概念的反面，以傳統官方的模式去理解現代的大眾傳播。但它仍然有用，理由是它帶有負面的價值聯想，能夠很籠統很含糊地定性不利於自己的情勢。就像三鹿集團那段報告一樣，把所有自己不願看到的新聞都說成是“炒作”，好讓政府和他們站在一起去對抗那些看不見的“一小撮別有用心”的壞分子。雖然，那一小撮人其實是全部的消費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