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大家在辯論漢字繁簡之爭時，往往忽略了當年中國政府推動簡體字，除去掃盲等種種便利考慮之外，還有一個更長遠更終級的目標：那就是漢字的拉丁化。早在1951年，毛澤東就曾指出：“文字必須改革，要走世界文字共同的拼音方向”。這也就是當局推行中文拼音方案的理由了，它不只可以為全國上下的普通話樹立標準，還能讓大家逐漸適應拼音文字，令它終有一日取傳統漢字而代之。也就是說，簡體字只是一個過渡階段，漢字的拉丁化才是現代漢字改革最後的目的地。

晚清以降，從世界語運動，國語羅馬字運動，一直到漢字拉丁化運動，各種廢除傳統漢字的激進方案層出不窮。而且他們的推手雖然政治立場迥異，但卻有志一同，所據的理由也大致相似。例如錢玄同，他認為傳統漢字“和現代世界文化格不相入”，主張“學校從教字起直到研究最高深的學術，都應該採用拼音新字，而研究固有的漢字，則只為看古書之用”。又如瞿秋白，他更嫌白話文運動的結果不徹底，無法做到完全的“文言合一”，於是激烈地說：“要寫真正的白話文，要能夠建立真正的現代中國文，就一定要破除漢字採用羅馬字母。我們可以把一切用漢字寫的中國文叫‘舊中國文’或者漢文，而把羅馬字母寫的中國文叫作‘新中國文’。或者簡直叫作‘中國文’”。

為什麼包括毛澤東在內的這批名人如此痛恨漢字，非欲除之而後快呢（儘管他們一輩子也在使用繁體字）？用現在的說法，那是“受到了西方的毒害”。當年的語言學家受到粗俗版達爾文主義的影響，認為全人類的文字系統都可以列進一條單線進化的軌跡，從圖畫文字到象形文字，再從象形文字到表意文字，最後則進化至表音文字。漢字是種表意文字，比起拼音的西方文字，實在落後太多。在那年頭，中國知識界為了尋找中國落後的原因，真可說是上窮碧落下黃泉，於是連沿用數千年的漢字也被他們拿出來當作革命的對象，似乎漢字不改就不得富強。

如果說真有什麼東西極具“中國特色”，不該輕易讓步於“西方主導的普世價值”，那一定就是傳統的漢字了。由於漢語以單音節為主，同音字的數量太多，所以漢字的發展走向了表意的道路，著重字形構義，以免同音字造成誤會與不便，這種特徵和語音辨義的拼音文字大異其趣，開發了拼音文字所不具備的視像世界。歐洲學者很早就已經注意到這一點，並且據此聯想推論出種種中西文化差異的玄談，很富“東方主義”色彩。他們有的嫌中國思維方式過度連接自然現實，所以缺乏邏輯推理能力；有的則反過來說漢字形體只需三兩個具體模件，就能表達極抽象的意念，是種適合哲學的文字（例如現代普通語言學之父洪堡特，他曾讚譽漢字形體“自有哲學工夫在其中”。無論揚抑，他們都曉得漢字是歐洲人的異己，與拼音文字完全是兩種不同的語言世界。

我的老師，哲學家關子尹先生就曾在《論漢語古文字中的哲學工夫》一文中以“幾”為例，說明漢字抽象思維的特點：“‘幾’的金文從從戍，從二么，即兩條細絲並列之形，意會一些‘細微之極’的事情或事態，《周易·系辭上》中‘夫易，聖人所以極深而研幾’中的‘幾’，即是此意；‘戍’則解持戈防守。二者合起來，便意會吾人對‘細微之極’的事象保持警惕。”一個“幾”字，在中國哲學裏的重要，真可以“微言大義”形容。“例如《周易·系辭下》中有‘知幾其神乎 ’、‘其知幾乎，幾者動之微，吉之先見者也。君子見幾而作，不俟終日’等語，很清楚的道出了‘幾’的認識與掌握于世道人生的重要。”又如《尚書·大禹謨》：“‘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厥中’這後世號稱‘十六字心傳’的經典名句，因為此中提到的‘危’和‘微’，正是‘幾’一字從從戍的要旨所在。”為什麼一個字就能表達如此精湛深微的想法呢？這正是漢字以形構義的結果。

假如真把漢字拉丁化，變成一套拼音文字，不僅會造成一字多義等種種實際的麻煩，更有可能改變了漢語思維世界的特質。我無意在此比附漢字拉丁化和漢字簡化同樣會遇上的問題，因為我不想正面介入當前的繁簡之爭。我感興趣的，始終是當年中國知識界改革漢字呼聲背後的動力，到底是什麼使得他們寧願中斷漢語思維本色的傳統，也要奮力推動一場驚天動地的語言規劃呢？

與今日大談“中國特色”的情況相反，早輩中國知識界中的“進步分子”以粗糙的演化論為世界觀基礎，把他們心目中的“西方”視為普世人類文明的最高階段，它既高級又普世，我等不得不從。包括共產主義者在內的左派，尤其用心於舊中國的改造甚至揚棄，尤其鍾情於普世大同的國際情懷。從“全世界無產階級聯合起來”的政治口號，一直到漢字拉丁化的倡議，盡見這種心意的急切。所以蔣介石雖也曾動過簡化漢字的念頭，但始終不及共產黨人的堅持決絕，未能真正推行革命大計。

然而，這麼說還是太過簡單，很容易讓人以為那些“進步分子”只是盲目追求西化，從而忽略了漢字革命裏頭的複雜面向。

首先，漢字拉丁化的主張和白話文運動都有一個共同的前提，那就是語言優先於文字，聲音優先於字形。之所以要讀寫白話文，是為了“我手寫我口”。不只要讓我手上的文字臣服於我口中的語言，更要一反古代文言分離的傳統，達致言文一致的境界。瞿秋白和錢玄同力主漢字拉丁化，其實是這種想法的合理延伸：既然要我手寫我口，那麼我使用的文字就不該是表意文字，而是能徹底地透明地傳達語音的表音文字。如果借用法國哲學家德里達的說法，這實在是一種非常西方的“邏各斯中心主義”（logo centrism），以語音為絕對根源的玄妙形上學。

但是，如此激進的西化方案卻又吊詭地服務了建國的目的。因為要真正做到我手寫我口，真正實現漢字拉丁化的長程目標，我們說的語言就不能不統一，否則大家按照各自方言不同發音拼寫出來的文字又如何能通行全國？所以，我們不能只是改變書面語，也不能只是改造漢字，還要同時推行遍及全中國的“國語”或“普通話”，使中國人先說同一種語言，再以此為基礎寫出同一種文字。

以往的中國人雖有不同方言，卻能憑脫離口語的文言文彼此溝通，而且還發展出廣被東亞的漢字文化圈。從日本、朝鮮一直到越南，莫不在漢字的影響範圍之內。可是和這種漢字文化圈相適應的“天下觀”，卻與現代東傳而來的民族國家觀念有矛盾。按照現代民族主義的常規，一個獨立的民族國家必須有統一而標準的國語，又必須有能夠準確表達這套國語的文字系統。所以除了日本保留部分漢字，朝鮮和越南都先後放棄了漢字，按自己的國語改采一套新造的拼音文字（就連日本也曾有過完全棄絕漢字的“新國語運動”）。至於中國，白話文運動和國語運動更是民族國家建立計畫的一部分。可別忘了，自清末開始，“中國不算是一個國家”和“中國人是一盤散沙”的哀歎就已漸成共識。要讓中國人團結起來，語言統一是極其必要的，要讓中國人沒有內在的區隔，把本屬士紳階層的書寫能力交還給大眾，也是不可避免的。白話文的推行，漢字的改革，以及標準普通話的成立，全是中國建成民族國家的核心工程。

雖然這樣的敍述太過簡略粗糙，不過我們還是可以瞭解到現代漢字改造計畫背後的種種張力。它不單單是為了掃盲（其實，即便掃除文盲也是現代民族國家建立過程中的常見步驟），更是為了建立一個新中國，把中國從過去的“天下中心”變成現代民族國家之林的一員。問題是外來的民族主義思潮總是要求我們統一國語，並以語言駕馭文字，仿效西方民族國家在語言上的種種規劃。但這種舉措卻與傳統中國文言分離，以文字形體為思維核心的現實差得太遠。這是現代民族主義不可排解的內在緊張，一方面想要樹立自我，另一方面卻不得不跟隨現成的模式，每一個民族國家都要宣稱自己的獨特，但每一個國家宣稱自己獨特的方法卻是一模一樣的。圍繞漢字漢語的種種爭議正源自這種深層的矛盾：如果它要成為一套現代的民族國家語文，它就必須放棄自己固有的特色；如果它要保持字形構義、言文分離的傳統，就不得不違反現代民族主義的慣見模式。所以語言和文字的問題總會特別敏感地引起中國人的興趣，從媒體上的方言和口音之爭，到漢字該不該回復繁體的論戰，再小的漣漪下面都是洶湧矛盾的暗流。昔日我們以改革漢字為代價，換回民族國家大舞臺的入場券，於是留下了難忘的創口和難解的矛盾，與現代中國建立過程中的各種恥辱一起進入集體記憶。今天我們自覺強盛，自然就有抹除傷口的衝動，以回復漢字原貌為崛起象徵。近年有不少學者重提古人的“天下”秩序，覺得它是以民族國家為基石的“國際”秩序外的另一選擇。把“天下”的重現和漢字的復原這兩種提法放在一起並觀，實在是件別有興味的事。

理由是西洋素食多取蔬果等自然材料，很少或者幾乎不用齋魚齋肉等豆制人工食品。如果要補充蛋白質的話，西菜就用芝士代替，雖然做不到肉食的質感，但也別具香味。

說得也是，有沒有麵筋素肉，的確構成了中西齋菜料理的極大分別。我們使用素肉的習慣使得中國齋菜比較容易保留一般中菜的傳統做法。無論是百合炒素牛肉，還是糖醋素魚，烹調的技藝與調味的香料都不會和真肉原版有太大分別。相反地，西方齋菜則不會為了讓素食者繼續享受鵝肝的美味，而特別創作一些齋鵝肝出來。因此，他們只好另闢蹊徑，想辦法弄出完全不模仿肉食的素菜，同時又要保留豐富飽滿的味覺層次，不下於一般帶肉的菜式。於是西洋素菜就要在蔬果的食材組合與處理方式上搞創意下功夫了。

米芝蓮三星名廚亞倫·帕薩（Alain Passard）曾經以龍蝦和烤乳鴿名震江湖，但是自從九十年代末開始，他就逐步取消掉菜單上的肉食了。他宣佈：“我做了好幾年的素食者，現在更完全喪失了烹調肉類的興趣”。即使如此，他的“L'Arpege”仍然令很多人大跌眼鏡地年年穩坐三星之位，秘訣就在於用料的講究和創意十足的手法。例如他最有名的蔬菜盒，表面上看是個盛在酥皮面包盒裏的燉菜，其實這裏頭可能有多達二十種以上的蔬菜，每一種都按各自火候需要，用不同的小鍋分開煮好，煮出來的菜液會另外做成複雜但又和諧的醬汁，其工序之繁複比起他過往賴以成名的肉品要有過之而無不及。如果你近期沒有去法國的打算，又捨得花錢吃菜，可以到香港的Spoon嘗到原理相近的版本，亞倫·帕薩的素菜革命早已帶動了法國食壇的新潮。不過，我們不可能天天這樣子吃，所以面對現實吧，要是吃齋，你還得光顧本地的傳統齋菜館。

單從口味來講，我完全可以理解一般人對市面廣東齋菜的批評。然而在宗教的層面上，我卻發現很多人的批評其實是出於誤解。例如，有人會懷疑出家人怎能吃得那麼油膩，似乎有違佛門清淨本色。各位，請用腦子想想，嘴裏的清和心裏的清是兩回事呀！人是雜食動物，不能沒有油脂。漢傳佛教的僧人們已經不吃肉了，你想他們得從甚麼地方獲取油分呢？

更常見的指責就是所謂的“齋口不齋心”，雖然口中無肉，但是面對一桌子素鴨素羊素叉燒，說不定還有一整只素乳豬，這能算是不殺生嗎？廢話！當然算。佛教徒不殺生是不想動物受苦，但這並不表示他們連吃類似於肉的豆製品的權利都沒有，吃齋牛會害死一頭牛嗎？換句話說，齋口才是最根本最絕對的；至於齋心，難道你吃齋燒鵝就意味著你很想宰殺一頭鵝嗎？“齋口不齋心”的說法聽起來很玄妙很有道理，其實與佛法相去甚遠。我發現說這種話的人往往是自己捨不得肉食之欲，但又要求一個捨不得令動物經受囚禁屠宰之苦的人應該毫無道理地齋得更徹底。不止荒謬，這甚至還有點虛偽吧？因為宗教理由而素食的人“齋口不齋心”，你最好自己先把肉給戒掉。

不妨老實承認，雖然人人都稱季羨林先生是大師，但我們絕大部分人根本就連下這個判斷的資格都沒有。所以坊間才會以訛傳訛，張冠李戴地把精研東方學和中西文化交流史的季先生尊奉為“國學大師”（除非我們所說的“國學”是季先生提倡的“大國學”，把中西文化交流的面向也納入傳統國學的範疇）。所以媒體才會大肆渲染季先生懂得多少種古僻語言，因為這是一般人想像得到的成就，將學術看作武藝奇巧，花樣會得越多越好。

既然我們無能判斷季先生的大師地位，可見這個尊稱就不是我們自己深思熟慮的結果。說季先生是大師，不是因為我們懂得季先生的工作，而是因為我們相信內行人的判斷。雖然那些內行人其實只是人數很少的一個小圈子，全世界也可能找不出一千人。那麼，我們又憑什麼相信這個小圈子會肯定季先生的成就呢？我們甚至從未接觸過那個圈子，也從沒讀過他們的專業學報。也許，大家只是信賴整個學術界的共識，當今學術界都不否認季先生是大師，我們也就只好跟著信了。儘管季先生那圈子的人在全球學術群體裏只是鳳毛麟角，其他專學的學者隔行如隔山，根本摸不透他們幹了什麼。

我不是在針對季先生，更不敢質疑他在學術史上的位置。恰恰相反，我只不過想指出一個非常簡單的現象，那就是外行人對專業學者的判斷往往要靠一套第二手甚至第三手的信任關係組成的鏈條。這個現象不僅限於人文學科，自然科學更加如此。例如楊振寧、李政道和斯蒂芬·霍金，我們一般人都不太清楚他們的創見創在何處，大家只能人云亦云，毫不懷疑地接受學界的看法。

掌握不到足夠的訊息而妄斷是危險的，不經自己的思考而盲從他人的意見是愚蠢的，可是社會的運轉與生活的恒常，有時卻不得不依靠這種盲從和妄斷。舉個最簡單的例子，你要是生病去看大夫，找一個別人介紹的“外科聖手”，你怎能知道他就是外科中的聖手呢？你有機會先去檢驗一下他的本事嗎？你有足夠的專業知識去評價他過往的表現嗎？

世界如此複雜，每個部件彼此依賴，我們所有人都不能不依靠別人的專業意見。這種信賴固然是人和人之間的關係，但它更是對一套系統的信任。

我們都說季羨林是大師，那是因為我們相信傳媒。傳媒都把季先生尊為大師，因為那是學界的共識。學界之所以有這種共識，是因為專研東方學的那個小圈子都很佩服季先生立下的榜樣與他留下來的學術遺產。並不是東方學圈子裏的人都很高尚誠實，而是整個學術界自有一套規則體制，自有一套評價彼此成就的原則。大家信的不是個人，是這一套系統。我們相信一個人取得博士學位，就證明了他有獨立研究的能力，做了教授，就有指導學生的資格，在一級學術刊物上發表論文，就表示他的水準達到最高標準。如果他的論著廣受引述，行內人不能不讀不能不重視，那一定是他做出了非常重要的貢獻。

於是一般人都會覺得一個哈佛回來的博士就算不是太厲害，也不可能太差；一位海德堡大學的教授就算不是名家，也不至於太過濫竽充數；一本牛津大學出版社出版的論著不一定是佳作，但也絕不會是左抄右抄的三流雜燴。

然而，我們今天有誰能夠保證一個中國重點大學博士的資格，一部大學出版社出品的水準呢？國家最高學術機構的成員可以涉嫌抄襲，重點大學的教授可以錯把英文裏的“蔣介石”譯作“常凱申”，一級學刊可以收款刊登投稿論文；博士生更可以從不上課，連論文都由他人代筆。當這一切都可以發生，中國學術領域的信任鏈條也就完了。前一陣子，學術打假專家方舟子先生揭發全國最年輕市長周森鋒在清華上學時有抄襲論文之嫌，周先生對此仍無回應，卻有網友先替他著急了，叫大家“想想清華的學生壓力有多重？不抄襲根本就應付不過來。何必拿這點事小題大做！”我不敢相信抄襲是清華學生的普遍行為，但這位網友的意見卻讓人憂慮。假如每個人都像他這麼想，那麼清華的招牌還有什麼意義呢？

為什麼季羨林先生被稱作“最後的大師”？因為他是上個時代的產物，一個學界仍有信譽可言的時代，因為他的成就被國際學界承認，而不是我們今天這個混沌晦暗的江湖自娛自樂的結果。所以，我擔心的問題還不是中國出不出得了大師，而是就算真有，我們也不知道他的存在。說一個人是大師，誰說了算呢？我們誰都信不過。

如果說他是第一個獲得白人認同的黑人流行歌手，那也絕對不是事實。在米高積遜推出第一張個人專輯之前，Donna Summer，Marvin Gay都曾攻佔過美Billboard冠軍的位置，更不用提前輩如Ray Charles甚至Louis Armstrong了，他們的音樂不只受到黑人的歡迎，還擄獲了好幾代美國白人聽眾的心。

不過，坊間流傳的說法裏頭至少有一點是千真萬確的，那就是米高積遜攻克了MTV這個偏重白人歌手的堡壘。然而，這一點不能只從表面上看，還要繼續深挖下去，瞭解當年MTV頻道的性質。

創辦於1981年的MTV，一開始是個搖滾頻道，主力介紹各種類型的搖滾音樂。基於這種音樂口味的選擇，它們不大播放黑人歌手的作品是完全可以理解的。因為在歐美流行音樂文化的光譜裏面，搖滾本來就是個白人主導的樂種。幾年前我在另一篇文章談過重金屬和白人種族主義的關聯，結果被一些重金屬迷批評我不懂重金屬的精神。其實你用不著去討論重金屬的精神那麼抽象的東西，你只需要睜大自己的雙眼，便能發現膚色和音樂口味的關係在美國實在是個可以統計出來的社會現實。自從搖滾樂誕生以來，有多少黑人樂手可以達到Jimmy Hendrix的殿堂地位？又有多少黑人組成的搖滾樂隊能夠令人留下印象？

流行音樂和族裔次文化的聯繫一向是個被默認的美國國情。當Beatles和Rolling Stone還在英語世界大行其道時，美國黑人心中的偶像始終是Motown公司捧出來的一眾英雄，當人人以為搖滾和民歌就能代表上世紀六至七十年代的西方流行音樂時，大家好像都忘了另一頭還有Soul，R&B及Funk的存在。我的意思不是白人只聽搖滾，黑人只聽R&B，雙方涇渭分明。不，就像我在前面說過的，許多黑人歌星都曾打進白人的耳朵。尤其在Disco熱潮最盛的七十年代末，黑人樂種主導的舞曲簡直是席捲天下。例如Bee Gees，他們根本就是以白人的身份在唱黑人風的歌曲(尤其那種標誌性的假音)。

可是，這些跨越了族裔表層分野的奇人還是很難跨過最底層的界限，那就是廣播電臺的門戶之見了。凡是去過美國的人都知道，彼邦電臺的路線之分十分細緻十分專門，直到今日為止，播重搖滾的就是重搖滾，放hip hop的就是hip hop，幾乎絕不混淆。而當年的MTV就是這種背景的產物，以推動搖滾為職志，R&B和Disco都很難進入他們的法眼。

正是在這樣的環境底下，米高積遜先是以加插了重搖滾感覺的R&B舞曲(例如Eddie Van Halen在Beat it中秀的那一手solo，和Steve Lukather 狠辣的riff )沖進幾個專門的搖滾樂電臺，再用精心打造的音樂電影逼得MTV不能不就範，真正創造了我們今天所知的Pop，一種以R&B和舞曲為基調，又揉合了搖滾手法的混雜樂種。所以，米高積遜所謂的種族逾越其實是樂種cross over的結果，這個邏輯不能簡單地倒過來說。

時至今日，MTV已成了一個跳舞音樂為主導的頻道，反而要用專門時段去為搖滾存下一塊保留區。當然，這是米高積遜之後的歷史了。

之所以亂，是因為“自由”、“亂”和“管”這幾個字都大而抽象，每一個參與討論的人好像都很清楚自己在說什麼，可是每一個人又都好像不能準確理解對方所說的“自由”、“亂”與“管”是什麼意思。例如成龍，他在博鼇論壇上說:“有自由好，還是沒自由好，真的我現在已經混亂了。太自由了，就變成香港今天這個樣子，很亂，而變成臺灣這個樣子，也很亂。我慢慢覺得，原來我們中國人是需要管的”。究竟他所謂的“自由”是什麼自由？“亂”又是哪方面的亂呢？由於欠缺準確的界定，大家的激烈反響也就有點各說各話的意思。不過，我們還是可以在成龍和他的支持者那裏找出一條基本邏輯。

這個邏輯的前提就是把自由和秩序放在天平的兩端，自由多了，秩序就亂了；假如秩序那一頭“管”得緊(先不說“管”是什麼意思，也不說誰來“管”的問題)，自由也就相應地少了。所以自由與秩序恰如魚與熊掌，不可兼得，吾人只能在其中尋索一種平衡的藝術，儘量兩全其美。可惜的是中國人恰恰不能掌握這種平衡的藝術，一自由就放縱，一放縱就混亂。所以結論只能是“中國人是需要管的”。

然而，自由與秩序真的如此對立，成了你死我活的局面嗎？這種“常識”裏的天平會不會只是我們主觀感受上的偏差呢？

題目太大，不可求全，我只好舉一些很局部的例子說明這種常識的缺漏。譬如交通，很多人來香港都稱讚此城路窄人多，卻少見堵塞惡況，“到底它是怎麼管的呢？”答案也許就在它沒有管得太細。比起內地，香港人行車換線顯得容易一些，因為一般車主還算禮讓，不會你開快些我比你更快，最後人人相爭擠成一團。這不是路旁貼滿標語叫人文明駕駛，也不是交警隨時盯著大家，見人趕路要換線而不讓，必遭懲罰。恰恰相反，這種交通秩序來自大家常年自由互動，漸漸摸索出了能讓人人得益的規則。

較諸香港，倫敦的自由又勝一籌，可是它也不“亂”呀！當年倫敦地鐵遭到恐怖襲擊，倫敦市民逃命時猶不忘扶老弱傷殘，地下車站最後沒有踩死一個人。那是因為有法律規定逃生的最高時速嗎？還是因為政府早就在車站內佈告過救死扶傷的乘客須知呢？一個習慣自主的社會就算不一定能形成“自生的秩序”，也不一定會變成無政府的野蠻狀態。一個常年被人當小孩管教，政府有形紀律高度滲透的社會有時反而更“亂”。交警不在，馬路立刻大亂，因為大家都被“管”慣了，經不住“政府缺位”的可怕打擊。

當然，我理解成龍指的應該不是港、台交通很亂，而是這兩個地方的議會很吵鬧，路上總有示威。但這就要看你是誰，站在什麼角度說話了。假如你很欣賞秩序的美感，對秩序有種說不出的情結，你當然會愛上長幼發言有序，掌聲起伏有致的那種會議。假如你沒受過什麼冤屈，也沒人敢欺負你，縱有不平也別有途徑疏解，你自然要不滿那些聚在路上示威群眾，嫌他們阻礙交通浪費你的寶貴時間。可是換個角度，對於另一大群港人而言，如果有人在議會裏打斷官員發言，怒斥政府醫療部門失誤致禍，有人在大銀行門前上演街頭劇，痛批商人無良謀利，這也許不只不“亂”，說不定還是種秩序的完善呢。

過去幾年，CEO這頭銜實在太過威風，乃至於不少只有不到二十人的小公司也要創出一個CEO的職位，讓有志者過過英才癮。那些在電視上“高管對話”之類的節目真是好玩，假如亮相的是外國大企業的高層，他們就喜歡說些其實你我都懂得說的人生大道理，但台下觀眾還是如癡如醉，彷佛在聽先知的啟示。假如是國內的富豪與執行官，則愛談一些很宏大的戰略分析，可是很神奇，後來你聽說其中有幾個戰略家居然進了大牢。

坦白講，我們如此愛聽這些人說話，不是因為他們說出來的話字字珠璣，而是因為他們很有錢。克魯曼查閱美國聯儲局的研究，發現1970年代美國102家大公司的CEO的平均薪資相當於今日幣值的120萬美金，是當時全美平均勞工所得的四十倍。到了西元兩千年，CEO的平均年薪已經到了九百萬美金以上，是平均勞工薪水的三百六十七倍。克魯曼認為這個變化其實一點道理也沒有，因為“主管的品質與品質的重要性，都無法以明確的數字呈現”。而且就算“企業董事會能正確判斷主管的品質……他們實際支付高階主管的薪資也有一大部分取決於其他公司的作法”。甚至“金融市場會質疑一家支付執行長薪資不大方的公司”。

為什麼今天的一般勞工並沒有比幾十年前賺多了幾倍（照克魯曼引用的數字，他們的實質所得甚至還比從前低了），而高層主管的所得卻像火箭一般直線上升呢？主要是“過去可能譴責主管領太高薪資的新聞媒體，現在卻歌功頌德他們的經營天才，過去領導平民控訴企業主管自肥的政治人物，現在卻奉承巴結政治捐獻的金主”。這是幾代人心態變化的結果，從前要是聽說有人的薪水是其他員工的幾百倍，不只一般人會生疑，連股東也會感到不解甚至憤怒。但是現在，我們只會羡慕他們，看他們平常吃些什麼，好奇他們的家居裝潢。我們早已不再覺得公平是種重要的倫理情感（ethos）了。很多評論家也注意到全球貧富差距擴大的傾向，但是除了再三保證“滴漏效應”必將出現之外，他們只會告訴你“至少人人最終都比以前過得好了”，甚至坦白承認“這是資本主義發展的必然趨勢”。

然而，每個人的日子都比以前過得好了嗎？資本主義就要無可避免地拉大收入的鴻溝嗎？克魯曼說了一個相當有趣的寓言：“如果蓋茲（Bill Gates）走進一家酒吧，酒吧裏顧客的平均財富將直線上升，但跟他同在酒吧其他人並沒有比以前富裕。所以經濟學家想描述一群人的典型成員生活的情形──不是少數過得特別好或特別差的人時，通常不說平均所得，而會說中位數所得，也就是一個比半數人口有錢，但比半數人口窮的所得。那家酒吧的顧客中位數所得在蓋茲走進去時，不會像平均所得那樣直線上升”。

現在的美國就像比爾·蓋茲走進一家平民酒吧，一方面多了不少超級巨富；另一面，“2005年全職工作男性的中位數通脹調整薪資，略低於1973年的男性”。身為新凱恩斯主義者，克魯曼特別懷念美國從新政到大社會那一段貧富差距大壓縮的日子。當年的美國以薪資控制大幅縮短薪資的差幅，對富人大舉加稅，工會的勢力大為擴張；按照標準經濟理論，這種違反供需法則的政策會使得投資萎縮，阻礙生產力提升，從而摧毀經濟。不過克魯曼認為歷史實況恰好相反，那段平等時期正好是一段史無前例的繁榮期，且後來一直未曾重現，即便是眾口稱譽的列根時代，也遠有不及。

相對于注重個人謀利自由的傾向，克魯曼比較關心平等的價值，這是傳統左右光譜之分的兩端。對富人加稅，重新恢復工會的活力，以及擴大政府福利開支這些建議當然會引來不少非議，但是這個世界的鐘擺的確在回擺，從右翼向左翼搖盪。無論你站在什麼立場，起碼也要看到克魯曼政治經濟學的一點提醒：加稅和擴大福利開支固然是用政治干預經濟，不過減稅和縮減福利措施也不見得是不干預，它同樣也是種政治行為。經濟從來不曾運作在一個真空的政治背景之上。

我喜歡馬來西亞的食物，色彩斑斕氣味濃豔，喜歡這裏不同的文字和口音，眾多的神祇與節日，構造成繁複如迷宮的文化脈絡。以一個中國人的標準而言，我甚至不尋常地想念這裏的天氣，天天炎熱得讓人汗流浹背，卻又總有一場大雨傾覆如洗。當然，我還迷上了馬華文學。可是，我仍然不知道這片土地到底和我有什麼關係。

我的好友林悅已成為馬來西亞當紅的旅行作家了，她和夥伴走過大半個地球之後，才說要去走一趟自己的祖國。最初不清楚她的目的，還以為將會看到一本正常的遊記，裏頭有各地風土人情，有許多的味道和聲音。然後我在《榴槤國度》讀到了一個支持回教党的華人，一個獨自發掘麻六甲遺產的文史工作者，一個放棄搖滾回到家鄉繼承祖業的小老闆，一個在柔佛巴魯和新加坡之間躊躇的專業人士，一個心向中國的首代移民，一個獻身未來的愛國（當然是馬來西亞）青年……他們全都有著殊異的路徑、節奏與步調，卻又或多或少地運行在相近的軌道上，流亡、遷徙，交織且撞擊出一張記憶地圖。

這是張用華語標記的地圖，上頭每個紅點對我而言都似曾相識。透過林悅的筆端，那些人物的語氣、神態和手勢都躍然紙上。我覺得自己應該認識他們，但又有一種奇怪的距離隔在中間，彷佛發生了難以掌握的方向位移。這張地圖和平常的不同，它好像是張南北顛倒的地圖。林悅在序言和結尾問過自己兩次：“我愛國嗎？”這就是那個挪移了我視點的座標。不只因為她所說的國家不是我的國家，更因為兩種愛國方式的不同。

在我成長的那片北方國度，不管是大陸、臺灣，還是港澳，我們一直都被教育成歷史的忠實讀者。認識自己的父祖和來處，就是認識自己的國家。國家與個人之間有一條抽象的血脈，個人的系譜可以接上整個國家的歷史，你忠於自己的過去，就是忠於自己的國家。在中國同文同種的神話底下，那些宏觀的歷史和自家的宗譜必須要用中文來解讀，中文、中國史與中國人是連接在一起的神聖紐帶，是愛國者必須走完的朝聖之路。假如我們也有像林悅一樣的作者，行遍半壁江山，記下同胞移動的路線，刻畫他們與鄉土的聯繫，追溯他們和母語的關係，他一定會被認為是一個愛國的人，因為這個舉動是鼓動愛國情緒的壯舉。

然而，在林悅的國家，情況卻可能完全相反。一個華人使用華語去尋找其他華人的故事，而且故事裏還有數不清的空白與挫折，這能叫做愛國嗎？我懷疑。因為在這個國家，華人的處境是與眾不同的，當其他國家國民要用記憶去喚醒自己愛國的情緒時，馬來西亞華人的愛國卻要以失憶為前提。其他地方的人用歷史去確認自己的身份，在這裏，確認身份的辦法卻是抹除歷史。其他地方的人以母語去構築自己在世界上的起點，這些人竟然要用失語來證明自己。

任何一個讀者都不可能在《榴槤國度》讀出林悅原來並不愛國的答案，因為任何一個人如此用心於自己的土地，尋找自己和這片土地間所發生的種種故事（不論那是怎樣的故事），她都很難不帶憐愛，不對斯土產生休戚與共福禍同當的感情。可是由於上述的獨特處境，說自己愛或不愛這個國家都是困難的，所有不假思索的回答都是廉價的。

我，身為一個外國讀者，用我能瞭解的文字閱讀這份方位倒轉的地圖，於是得到了一個顛覆性的世界觀。他們的歷史也是我們的歷史，雖然這同一段歷史區隔了彼此，他們的語言也是我們的語言，雖然這同一種語言生產了差異。儘管我依然不能確切地說明自己的複雜感受，不過我想這份地圖起碼能讓雙方達到一個共識：一個國家不必然建立在同一個種族、共同的語言以及相連的歷史之上。同文同種的，不一定是同國，同國的，也不一定就要同文同種。

難道不是嗎？請回想多年以前，那時米芝蓮在本地的威名還不太盛，一般香港人對之也不甚了了，於是市面上出現了好幾家米芝蓮星級食府。明明米芝蓮那時還沒推出港澳版，怎麼香港就已經有了戴星的餐館呢？原來是裏頭的大廚曾經在歐洲的星級餐館待過。我很記得那時有些不知就裏的記者最容易上當，也不管那些師傅是真正主政過星級食肆的大廚，還是在廚房裏批過三個月薯仔，總之不管三七二十一，一律尊稱他們為星級大廚。假如那人幹過一星餐館，他就是一星廚師，假如他曾任職于三星名店，即他就是三星廚神了。大家好像都忘了一個最根本的原則：米芝蓮那顆矜貴的星星給的不是廚師，而是餐廳。

去年米芝蓮東京版面世，我們也曾跟著起哄，呼朋引伴拉大隊到這個香港後院去試試米芝蓮的品味，同時盼望香港版早日出爐，想像那該是何等榮光。結果，現在我們發現過江龍原來只不過是條蛇。富臨、陸羽、崩牙成、國金軒和褔臨門都及不上四季大酒店裏的龍景軒！而那麼多家日本菜加起來連一粒星仔都沒有；相反地，一些古靈精怪的地方能越過Gaddi's，成功摘星。另一邊廂，澳門的Robuchon a Galera奪得三星雖是實至名歸，但星榜上連一家澳葡菜也沒有就實在是叫人摸不著頭腦了……

儘管法國版的米芝蓮一直都是爭議核心，但起碼也叫做一言九鼎，它說一個地方值三星就值三星，絕少有人批它名不副實。怎麼一離開歐美到了亞洲，它就變得如此可笑呢？我想這就是美食旅遊全球化的副作用了。

由於地球上多了一批遊客以美食為目的，他們很自然就想要一根到那裏都可靠的盲公竹。猶如窮困的背囊友，無論身在何處，麥當勞那個口大大的“M”字招牌都是保證，你知道裏頭的魚柳包一定就是那種標準口味，絕對不會突然變成兩片Nann夾著一塊咖喱魚。米芝蓮提供的正是這麼一套標準，它試圖告訴用家，不管你是在英國還是在洛杉磯，那顆星的亮度都是一樣的。因為它們都是依照相同的程式和方法評出來的，所以我一定是信得過的。

這是一盤生意，換了誰都會打一樣的主意。如果你覺得自己做的買賣很成功，你大概會以為那是自己管理有方，這套方法必定放諸四海皆准，所以你的事業絕對可以開到世上任何一個角落。米芝蓮本來就是法國和歐洲的旅遊指南，在老家撈到風生水起，如今眼見美食旅遊是個全球市場，它又怎能不奮起雄心，劍指東亞呢？

它太自信了，覺得只要沿用過去的成功方程式，甚麼雲吞面的文化修養，鮑魚烹調的細緻口味，全都不是問題。就像大陸那些做紅了的食肆，一旦做到晚晚爆滿的程度，立刻就要擴大面積，從十五桌變成一百五十桌，才剛開一家分店，馬上就想把招牌掛滿全中國。所以每一家曾經叫人吃過之後回味再三的風味小館後來都成了超大型的飲食集團。

說起來，米芝蓮又像它的同鄉Robuchon，十幾年間分號跨越全球。只不過它大概忘了，一家餐廳長年得星靠的是異常穩定的高水準，不飄浮不起伏，於是才能贏得最難贏得的獎牌——信譽。同樣地，一本飲食指南的信譽也不是一天功夫就可以自動生出來的，它和它評介的餐館一樣，要靠日積月累的小心經營，米芝蓮的江湖地位不是從它誕生那天就站穩的。Joel Robuchon要窮數十年之功，這才厚積薄發，帶出一批不論送到哪里都不丟人的徒弟。而一本飲食指南，它要跨越國界和文化的難度遠比一家法國餐廳在港開分店大多了，它真能憑幾個月的訓練就叫一群老外分得出廣東堿水面的高下嗎？

再看看法國的例子吧。隨著五卷《私人生活史》中譯面世，“年鑒學派”已經成了中國讀書界家喻戶曉的名字了，那麼大家一定也知道馬克·布洛克（Marc Bloch）的故事吧。他不只是“年鑒學派”的創始人，改變了現代史學的軌跡，而且還是個軍人。28歲那年，他參加第一次世界大戰，從班長幹到上尉，得過四枚勳章。到了54歲那一年，正當學者生命的黃金時期，他卻放下未完成的方法自述《史家的技藝》，再次應召參戰。只不過沒想到這一回法國竟然用了一個月就把自己的士兵幾乎全部打光。然而，愛國心切的布洛克放棄了流亡美國的機會，與許多文人學者一起轉入地下，繼續抵抗納粹德國。

平常大家總是很好奇法國知識份子在68年5月事件的表現，但往往忽略了這個群體在維希政權下的表現是多麼地可歌可泣。比如布洛克，當時他在里昂發行刊物號召抵抗，活躍於各個遊擊小組之間，早就成了德軍的眼中釘。果然，1944年3月8日上午，蓋世太保把他帶走了。審訊期間，布洛克被鞭子打過，被火夾燙過，也曾給人脫光衣服丟到冰桶裏去，最後連拔指甲這招都出來了，但他還是一身硬氣，閒時教導獄友史學的妙趣。6月16日晚，他被押送刑場，四人一小組地等待槍決。旁邊一個才十來歲的小夥子開始嚇得發抖，低聲問他：“會疼嗎”？已經56歲，滿身傷疤的布洛克伸手攬住這位年輕人的肩膀說：“孩子，不痛，一點也不會痛”。這句話就是一代史學宗師的遺言了。

最近我讀法國精神分析學家勞迪聶斯高（Elisabeth Roudinesco）的《騷動時期的哲學》（英譯本書名是《Philosophy in Turbulent Times》），才知道傅柯的老師，著名的醫學史家岡居罕（George Canguilhem）也是抵抗運動的健將。他是個完整的和平主義者，不願拿刀拿槍，於是就以半吊子的醫學知識充任救護。據他說，這段經歷豐富了他對傷病的認識，後來才寫得出那些了不起的巨著。他又說，當時他們這批知識份子的英勇不是來自任何心理的情感的主體（包括“國民”這種身份），而是回應最理性的普世範疇。

因此，我們就能理解戰後不久的怪現象了：曾經勇敢對抗納粹的一大幫人突然被不少輿論攻擊為叛徒，因為他們支持阿爾及利亞擺脫法國殖民的獨立行動。即使是到了開戰的時刻，自己國家的軍隊正在北非打擊叛軍，他們仍然毫不猶豫地猛烈抨擊自己的政府與支持政府的國民。為甚麼一批曾經投筆從戎不惜捐軀的愛國知識份子會變成了聲援境外敵對勢力的最極端的公共知識份子呢？

勞迪聶斯高引述了古典學大家維爾南（Jean-Pierre Vernant）的回憶：“1940年，就在戰敗的那一刻，我從根處深深感到自己在對自己說：要活在德國和納粹的佔領之下是絕無可能的事。然而，當阿爾及利亞戰事爆發，這同一群夥伴，同樣的法國人，對自己的身份有著相同的忠誠，卻認為阿爾及利亞有獨立的權利……我不能否定其他人也有我在祖國土地上抵抗德國的那同一種權利”。換句話說，他們反抗德軍和他們批判祖國的理由是一樣的。勞迪聶斯高以略帶精神分析味的語言總結道：“這些行動出自普世的名義，或者更準確地說，它出自“自我”（ego）的脫落，對“自己”（Self）之真理的進入，它遠遠超出了狹隘的局部認同”。

據說這種安排其實是把沙律當成了調劑口味的緩衝，用它洗刷主菜留下來的強烈感受，好迎接甜品的到來。也就是說，在那一代法國大廚的眼中，沙律的作用與雪葩無異，沒有甚麼獨立欣賞的理由，也不值得大家太過注意。

這讓我想起許多中式酒宴也有類近的做法，總是把時蔬留在可有可無的位置，先讓人客飽嘗乳豬、魚蝦及其他各式山珍海味，才用一道煮得不甚用心的素菜，叫你覺得自己至少也吃了點綠葉。

“特級校對”（前輩食家陳夢因先生的筆名）在《上菜的秩序》一文裏說：“據古老傳說，先上好的菜是往昔官場上酬酢的習慣。因達官貴人一定是忙人，要請他吃飯，不易吃到席終即起身告退，一桌濃淡都處理得很好的菜，忙人的達官貴人吃不到兩三個就離席了，做主人的為表示對這些太忙的賓客表示崇敬，於是把所有好的菜都擺在前頭，後來就成了習慣。不管濃淡，儘量把好的擺在前頭”。證之于當今的喜酒壽宴，道理也是一樣，不少客人都要中途離席，所以熱蔬不宜開場。

但是在聞紅肉之氣而色變，見油光之彩而心驚的今天，西廚早已把沙律挪到前菜了，中餐是否還要抱殘守缺地將素菜丟到靠後的地方呢？現在“去飲”，我們常常會看見前頭的魚呀肉呀之類的“好東西”吃剩了半盤，人人無精打采地坐在那裏呆呆互望，就是不願下箸，就算侍者再三催促，大家也是你推我讓十分客氣。好不容易等到一碟通常顏色弄得很曖昧的“時菜”上桌，客人卻才稍見精神，一副救兵駕到的模樣。

從淡到濃，固然是古今食家心目中理想的上菜秩序，但其中的變化也實在因文化口味的轉移而不同。例如湯到底該當做頭盤，還是用來埋尾呢？不止中西有別，光是廣東人和北方人的看法就有很大的差異了。這種秩序的轉變還牽涉到對每一類食材價值的認知，在人人都吃菜過日子的時代裏，蔬菜的地位當然不如海鮮牛羊。自助餐提供的一切菜色之中，熱的素菜往往最乏人問津，這不是因為大家不愛吃菜，而是它們做得最差。我們現在是不是該正眼瞧瞧蔬菜的價值了呢？

同樣地，一個政府也應該儘量爭取朋友。而它的朋友，當然就是人民。某家富可敵國的大企業要是出了內幕交易的醜聞，就算它和政府領導層的關係再好，後者也一定要立刻翻臉不認人，擺出一副人民喉舌的嘴臉模樣嚴詞譴責無良奸商。雖然大眾必然要追究到監管機構頭上，但那些領導硬是能扮演中立執法的角色，讓大家覺得眼下對敵的雙方其實是商人和百姓，自己則一點關係也沒有。

這當然是很不帶種的行為，但卻是任何政府必要的危機管理手段之一。是的，它要為自己的失責認錯，它要檢討各種公共危機發生的原因，重新設計防範它們的方法。可是它卻萬萬不能讓人民覺得它已經站到了人民的對立面，它一定要讓大家感到它始終站在我們這邊，它其實是好人，壞蛋全是其他人。

毒奶粉事件的主角三鹿集團終告破產，原董事長田文華在法庭上落淚悔罪。這幫乳品商是整件事裏無可置疑的壞蛋，是父母憤怒矛頭的首要目標。與此同時，一批毒奶患兒的家長對現有的賠償方案不滿意，在1月2日召開記者招待會說明他們的訴求。但是原訂的酒店卻臨時拒絕租出場地，迫使他們在中外媒體的鏡頭下走上街頭，開了一場相當狼狽的露天記者會。不僅如此，警方還在當晚扣押5位元組織此次行動的家長。為甚麼那家酒店要突然拒絕這些受害者在它那裏見記者？為甚麼執法部門會如臨大敵地派出警員監視現場，且帶走幾名家長問話呢？

細看這群家長的聲明，它根本沒把官方當敵人，對象由始至終扣准在三鹿等一眾乳品企業上。就算他們的要求在官方眼中不夠合理，但可別忘了這批人是無辜的受害者，而主謀並非官方。此時執法部門的舉措不只代表了公權力的介入，更會令那批受害人感到政府原來不只不能百分百地支持他們，甚至連中立的位置都說不上。更糟的是經過媒體報導後，外間會有甚麼感覺呢？官商勾結原本就是今日中國許多地方面對的首要問題，三聚氰胺一案牽連這麼多人，政府怎能再輕易捲入渾水之中，替自己製造更多扣分的機會，加重官商勾結的印象呢？

國人好談“大局”，偏有不少官員不顧大局，本能地把一切有組織的維權行動看做是不穩定的因素，不分青紅皂白地插手阻擾，結果使自己成為目標，令朋友變成敵人。這豈是政府之福？

為什麼有那麼多的評論家那麼多的學者提出了有理有據的論點，他卻仍然堅持那都是感性的聲音？為什麼他和他的下屬沒有正面回應那些論點的態度反而就是理性？到底曾蔭權所說的理性是什麼意思呢？

理性是這樣子的：如果一個人要接受政府給予的好處，那麼他就先得證明自己確實值得領取這點好處。套一句近年常常用在綜援討論的老話，這叫做“幫助那些最有需要的人”。這不只是綜援的原則，還是一種近年漸漸形成的共識，幾乎適用於一切帶有社會福利色彩的政策。按照這種理性的觀點，數額雖遠遠不足，但性質庶幾近于全民退休保障金的生果金當然很不理性，因為它人人有份，甚至包括一些富可敵國的老人。

本來，把福利交給最有需要的人只是一種理論，設立種種涵蓋全民的福利制度也是一種理論。但是不知從何時開始，前者卻成了不證自明的理性，是種唯一正確的原則。其實香港還有很多這類不必證明毋庸再議的理性、共識，甚至真理。

上星期我在一個時事評論節目裏看見一位主張自由放任經濟的評論家正在大力反對最低工資的建議，他強調自力更生自謀出路的重要，擔心最低工資只會讓更多人失業。然後他以自己的經歷為例，很深情地憶述那種母親住在徙置區一步步拼出活局的香港故事……接下來同場另一位立場不同的嘉賓以資料鋪陳香港貧富差距擴大的趨勢，這位評論家則再次以自己的香港故事響應，說明人還是要靠自己的道理。下一回合，對手先用數字表達香港在職貧窮的險況已經是結構性的了，指出許多人就算受過再多的再培訓也還是改變不了自己的處境，然後這位評論家又從自己的母親說起，“自力更生才是出路……”彷佛一部壞了的答錄機。

這讓我想起1970年代初智利獨裁者皮諾切特發動血腥政變上臺之後的故事。他起用了一群號稱“芝加哥男孩”的經濟學家，大力實行新自由主義的教條：私有化國企、放鬆金融監管、開放外資、降低補貼，當然還要大力削減政府開支。那群學者向他表示經濟的自然規律會發現它自己的平衡，通貨膨脹將迅速降低。兩年之後，智利的通貨膨脹卻達到了375％，幾乎是當年左翼執政時的兩倍。

1975年，“芝加哥男孩”把祖師爺佛利民請來智利，讓他親自出手獻策。他一方面盛讚以鎮壓異己聞名的皮諾切特是極有智慧的領袖，另一方面則認為智利的問題出在改革得還不夠徹底，應該要在6個月內再把政府開支減掉25％，同時以各項政策實現完全的自由貿易。然後他向皮諾切特預言：“你將能在幾個月內終止通貨膨脹”，失業的問題是“短暫的，頂多幾個月，接下來的復蘇會十分急速”(請參見佛利民夫婦合著的《兩個幸運的人》)。

就算皮諾切特沒有言聽必從，他也算做得很徹底了，不只私有化了社保系統，還史無前例地率先在智利推行學券制。結果到了1982年，智利不只負債累累，通膨居高不下，失業率更沖到了30％(是左翼總統阿言德在位時的10倍)。如果智利當時沒有陷入更深的危境，那是因為皮諾切特的改革還不夠完全，沒聽佛利民和他弟子們的建議，將國營銅礦公司“克德可”(Codelco)私有化，這家公司為智利提供了85％的外匯儲備。

一直要到了1988年，佛利民訪問之後的13年，“芝加哥男孩”終於被甩到一邊之後，智利的經濟才總算穩定下來。然而，這個時候的智利已經有45％的人口跌到貧窮線以下了。

比起英國和美國，智利才是最早實行新自由主義政策的國家。比起號稱資本主義天堂的香港，智利的自由化走得更遠更徹底。可是很奇怪，如此一個問題重重的個案卻被許多人吹捧為奇跡，造成嚴重貧富差距的決策路線卻被不少學者視做振興了智利經濟的良方。更有意思的，是包括佛利民本人在內的那幫“芝加哥男孩”總是在保證，但沒有一項保證得到兌現，他們總是在預言，但沒有一次預言不落空。不過，他們到最後還是認為自己沒錯，起碼原則沒錯。

近30年來，沒有任何一種經濟主張和政治哲學要比新自由主義更像共產主義，雖然它們的立場如此不同，雖然它們的論點南轅北轍，可是它們的措辭與取態卻是很相似的。新自由主義的信徒常常批評共產主義迷信一套死板的歷史規律，穿著科學的外衣，其實罔顧現實。可是新自由主義自己那一套難道不也是種脫離現實的科學幻想嗎？市場對他們而言，就像天體的運行，純粹、規律，而且優美。假如在實行的時候出了問題，那一定不是這套理論的錯，而是它實行得還不夠完整。假如一個國家跟著它走卻走不出預期中的結果，那很有可能是全世界沒有跟著一塊走的緣故。假如貧富差距擴大了，假如有很多人的日子變壞了，那就是資本主義發展的必然現象，而且是短暫的。遲早有一天，好處會滴漏下去，大家都會比現在更好。同樣的理論，也可以用來為共產主義的暴力革命辯解。假如有人要流血，那是邁向未來的必要犧牲，遲早有一天，我們都會活在天堂裏。

有人失業嗎？有人掙回來的工資養不活自己？這是結構轉型的陣痛，政府實在愛莫能助，雖然我們不知道那股陣痛要痛多久。要怎樣幫助這些可憐人？答案是他們得發憤圖強靠自己，政府最多就是培訓他們掌握新技能。如果受了培訓還是不靈，而且就職貧窮的人愈來愈多，那一定還是他們自己的問題。這個世界無難事，怕就只怕有心人。這種理性的精神，毛主席有篇文章講得最是透徹，它的題目叫做《愚公移山》。

我起得越來越早，因此睡得越來越少。天還沒亮，我就先去洗杯子，和昨天夜裏留下的餐具(也不多，無非是一隻碗與一雙筷子)。我用很少的水，儘量把它們還原成應有的透明和潔白。手還濕，我坐在桌前就著一盞枱燈翻讀以前的信。不知道是手上的水，還是別的甚麼，好幾封信上的字跡全化開了，像一片藍色的海洋。天色微明，我看見了，在過去和現在之間，在你和我之間，有一座海洋。

那時我總是和你訴說紐約中央公園的美好，多麼了不起的構思呀，建城之初，他們就先想到了一片樹林，以及人造的山丘與河流。一個微縮的自然藏在欲望的城市之中，與其說是市肺，不如說是空白，一個不用做甚麼也不用想甚麼的空白之地。當年還有不少人形容維多利亞公園是香港版的中央公園，規模雖小，但同樣有草有樹，躲在鬧市裏頭。不，不是的，它怎麼可能是呢？你一定要去中央公園看看。可是你不願意，因為你討厭紐約，等到你開始動搖，不再堅持，我們卻已經走到了盡頭。

維多利亞為甚麼不是香港的中央公園？那是因為我們不容許空洞。曾經它的草皮要比現在多，它的空地要比現在大，可是你一定記得那可恨的市政局和那幫沒水準的議員吧，他們嫌它太空，覺得是種浪費，於是加建了好幾個球場。所謂公園，在我們這裏也是有功能的，那就是“滿足市民休閒康樂活動的需求”。還記得嗎？那時我質問他們，為甚麼草木就滿足不了市民休閒的需要？一定要球場才算是實實在在地康樂了一把呢？然後，功能出現，我們對一座公園的需要卻就此消失了。

功能不是不重要，例如“六四”和“七一”這兩個漸成數字的日子，假如沒有維多利亞，沒有因它而生的整條遊行路線規劃，我們還能夠想像甚麼叫做政治集會與大規模的遊行嗎？或許是住得遠吧，反正維多利亞公園變成甚麼樣子都與我們無關，它從來都不是我們的公園。當我們聽說“維園見”的時候，意思只有一個。

意思就是把自己變成數字。後來我才明白市政局的用心和遠見，將一片不規則的草地變成尺寸穩定的球場原來還有這種效果。它不是為了讓大家有地方靜坐，它是為了容納我們，然後計算。它是容器，好比量鬥，一鬥能裝多少粒米是有定數的，容有誤差，雖不中亦不遠。是的，隨時日漸久，儀式成型，大家發現一座球場居然就是點算人數的工具。我們進去又出來，就像一個量鬥裝滿之後再傾清，進去裝滿它，出來倒光它，一杯杯的米，一球場一球場的人，順序流向夜裏的街道。只要被計量過，事就成了。用報紙上的說法，這叫做“市民表達了他們的訴求”。然後我們會去就近的窄街，覓一食店，聊天宵夜，再回家洗去身上的臭汗，由數目還原為人。

你還是會去的吧？每年的那天。我也是。以後我們的關係也許就是數字的關係，一個矩陣的兩點，座標上的x和y，第367和第25433……也許我會尋索這些數字間的奧秘，找到其中隱藏的連系和暗示。無論如何，我發現裏頭還是有共性的。例如，你我均在人均收入中位線以上，你我皆是一億粵語使用者的一分子，在全世界不挨餓的五十億人裏有我們兩個。距離再遠，我們始終是五十億中的兩個人。

我很想告訴你我的疲累。我為自己發明的功能引來了更多更多的需要，我被自己製造的虛浮幻象壓得喘不過氣。因為除了你之外，知道它是幻象的人並不太多。

有一個急切的陌生人在網站上問我關於民主的問題，他問了一遍又一遍，最初他嘲諷我的沉默，懷疑我到底關心不關心我的讀者和觀眾。後來他開始憤怒，譴責我的無良，因為他認為沉默代表了我對粉絲感情的愚弄。所以我只好開始做我最擅長的事，計算數字。假如每天有三十個人在各處留言給我，還不包括用筆書寫的信，那麼一年下來大概就是一萬零九百五十段待複資訊了。以我中文輸入的速度，每一則資訊的回復差不多是十分鐘，所以一年得用去十萬九千五百分鐘，亦即一千八百二十五小時，平均一天五小時，正好是我睡眠的時間。到底是睡覺重要，還是做一個以誠待人的人重要呢？最近很累，頭腦昏沈、算不出來。如果你在，你應該會告訴我。

這時候，我會想起我們的公園。還記得嗎？老家樓下那一小片空地。村民世代務農，雖然田園早已建起樓房，但手上的功夫還在。見地方空了不好，他們就築起了籬笆，墾出一塊小田圃。先是搭起的架子上生了藤蔓，然後木瓜、竽頭和石榴一株株接著出現。黃昏、夜香花的味道會飄進屋裏。白天，你一定在路過的時候停下來看看。

你好喜歡那些花果蔬菜，用相機記下它們的成長。有的樹長得夠大，你會伸手撫摸樹皮。我一直不懂，你怎麼可能感到樹皮下水脈的流動呢？但你堅稱自己聽到了它們的氣息。我想念它們，以及停在上頭的蟲鳥，可是它們都不在了。

這段日子以來，發生了許多事情。我們的朋友去商場門口野餐，因為他們發現本來是公地的場所竟然給商人霸去了，而應該介入的政府部門卻置之不理。這真是奇怪，因為那個部門一向敏于行動，老人在晨運路線上安設的神位和茶果，他們每月清拆，不是嗎？

你知道我們的公園怎麼了嗎？部門的人來過，他們說村民霸佔公地，一輪爭吵，然後電鋸開動……木瓜、葡萄、夜香、石榴、南瓜、竽頭、波羅密、麻雀、粉蝶、螞蟻，消失於一個下午。我回來的時候，村長手持一條細枝，如常點撥，彷佛花草枝葉俱在。他瞧著遠方，我看不見他的表情。

我不只回答不了民主的問題，我甚至無力保護自己的公園。是該上路的時候了，此處再無容器，可以卸得下我的重負和困頓。它們壓垮了我、和我們。而且你越是想走，就越是有人催促，“你為甚麼還不走？”路過曾經是花圃的地方，現在是部門鋪上的水泥(他們沒有種上些甚麼，他們只是怕別人會種上些甚麼)，好乾淨，如我過去所做的一切，如你我的一切，不留痕跡。天剛亮，地面的反光就已經耀目得剌眼。

聽取醫生的診斷，是每個人必須經歷的一次學習。學習對自己感到陌生。電視裏常有氣急敗壞的末期癌症病人向醫生大吼：“你能不能幹乾脆脆、清清楚楚地告訴我……”他們總不明白，疾病是以陌生文字寫在肉體上的銘刻。

好些動人的疾病文學，像西西，或蘇珊·桑塔格，對我而言，無非是面臨生命最後光景時，對那巨大沉默領域的翻譯（儘管她們宣稱要還疾病一個本來面目）。在這個意義下，疾病作為生命的終結者，其實包括了兩個層面的意思。它當然摧毀了自然生命，也標誌著半生經營下來的意義和文字之片斷流失。祖母垂危之時，我警覺到“病也有它自己的歷史”這回事。醫生在巡每張病床前，根據床前一塊記事板，推斷病人目前的病況。有時也向親屬探問病者過去患病的情形，以及家族的譜系。

病有它自己的時間、自己的疆域，像一個個國家，在人體上展開它們的統治。病歷是一幅歷史地圖。醫學和它的體制向我們陳示，那種種的專技語言，在我們身上擁有主權，世代相承。正如我們是祖先的血裔，我們的分裂，我與自我並不明瞭的那一部分的鬥爭，是在我出生以前就被註定的。

皮膚敏感幾乎是見證我一生的疾病。我一直相信是摸過蜈蚣之後，才感染上這種令我會在半夜因痕癢而跳起、抓得皮破血流的頑症。它漸漸地終止了我幼時那殘忍嗜血的興趣。因為當時只要一觸摸海水、植物、爬蟲和各類昆蟲，我的手掌背面、四肢關節就會長滿可怖的顆粒和水泡。此前，我大量製作昆蟲標本。以鐵絲貫穿蛙身成一十字架。搜集各類小生物和它們的天敵，把它們關閉起來等待次晨出現的場面。用石塊砸碎蛇頭，揮舞蛇身，鮮血向四處灑落。掘出犬屍，試圖炮製標本……我相信那是天譴。說起來，第一頭死在我手中的動物是一隻貓，那時我才四歲。

令人意外。我越大就越喜愛各種生物，到現在，我擔心自己會踩死一隻螞蟻。這是無意的轉變，卻積下了恩德。皮膚敏感已漸漸離開我的身體，現時每年只發作十多日而已。皮膚敏感是季節性的，在重大的天氣變換下（尤其是滯悶梅雨天來臨的前夕）出現。發病的時候，好些海鮮、水果是吃不得的。它是我與這自然世界的直接橋樑。  

內傷與支氣管炎，基本上，在中學三年級的時候，我已經不太有打架的需要。但有一趟，一群中學二年級的混蛋對我太不尊重。我在放學鐘響不久後，就趕到教室門口截住他們。混戰中，我疏忽大意露出破綻，被人一拳擊中胸口。那一擊令我幾乎喘不過氣，現在已成為風濕痛的區域。但打傷我的那人，也被我的反射動作打中，歪了鼻樑。鼻樑沒歪，唇邊沒有明顯傷痕，是我多年來引以為傲的。不過，我懷疑自己因此患有內傷。

直至回到香港以前，我的喉嚨都不算好。最常有的情況是聲線沙啞，逐漸發展成咳嗽竟日。有時，幾乎兩片肺葉都同時震動，隨著深入的咳聲破裂。音量大，說話慷慨激昂是我的特色之一。小學的時候，我因此獲選為每早升旗典禮的司儀。隨後的各種辯論、演講和朗誦比賽中，我憑這本錢也拿下不少分數。到了中學，由於操行問題，我在司儀遴選的最後關頭被踢出局。但沒什麼好可惜的，因為我已有另一個途徑表現自己。在一群男孩中，聲音有助於領導地位的取得。打架的時候，我總能在對手叫駡時保持沉默，直至出拳的一刻才大喝一聲：“幹你娘！”我自覺這是很嚇人的。

轉捩點在臨返港之前，又一次喉部損傷引致支氣管炎。經過一個月的痛苦，我開始學習較為溫柔地說話。現在，我仍在一點點地嘗試、變化。

靜脈曲張，我唯一的手術經驗，是放去陰囊內曲張靜脈的血液，和某程度的血管切除及結紮。最初，我以為是小腸疝氣。看到那拖長脹大的左陰囊，我並不太擔心，直至感到行動不太方便。後來醫生告訴我，通常是產婦的雙腳和男人的肛門才會出現這種症狀（肛門的靜脈曲張就是著名的痔瘡）。他認為即使沒有大礙，也最好切除掉那些腫脹的靜脈血管，因為我的生育能力或許會受影響。這麼罕有的例子發生在我身上，實在有點了不起的感覺。生殖力嗎，我不覺得算什麼。男子中學一年級生的性幻想裏，我試圖以自己未有陰毛去說服女老師和我發生關係。在沒有傳染病的世界裏，不育實在美好。

可是大家都知道，在印象中生殖力與性能力是緊密鄰接的兩個範疇。男人對不育的恐慌多少連帶著性方面的陰影。“不行”是一個語帶雙關的暗示。或許沒有人會相信，可是我真的不怕喪失性能力。對於控制欲望，我非常在行。想進入天主教會擔任司鐸的想法，一直縈繞著我。我的意見是，即使不做神父，哲學家或要幹大事的人也應該禁欲的。事實上，我的病因之一或許就是花了太長時間在跪著祈禱和冥想上面。

手術後，住院期間有很多朋友來探望我。我愉快地與他們的鄰床交談，親吻過兩個帶著善意看我的女孩子。其他時候我讀卡夫卡，看完我能找到的所有他的作品，對他的第一個印象是那麼好，那麼歡快，潔白幾至於透明。出院之後，我第一次相信自己的容貌可以不必猥瑣、兇狠；或者令人以為我喜好沉思那麼兩極。可是我的傷口仍有些疼痛，所以不能參加彭錦耀的舞蹈課程，只能去陳炳釗的戲劇班。不久之後，在朋友的鼓勵下，我開始投稿，把我的靜脈接到報紙的文化版上。而我自己卻是那麼乾淨。

精神緊張，高三畢業之後，我考不上大學，停學一年。那一年裏，我會靠在地鐵站欄杆邊喘氣，直冒冷汗，呼吸困難。好幾次我以為自己會死在路上。第一次的事故發生在1989年高考世界歷史科的考場。突然的胃抽筋令我不能繼續持筆，場上監考不大關心我的情況，也沒有提出什麼特別措施。我只有挨到火車站，想搭乘火車去旺角會合我的朋友。該日五四，學界有一趟遊行。我卻蹲在車站的男廁裏，無法把握自己的狀態，不能判斷該嘔吐還是透過直腸泄出不快。我只好站在一格便坑打起氣功，以助自己平靜下來，別人都把我當作瘋子。額上冰涼，整件上衣卻已被汗濕透，我知道得立刻趕去醫院，所以叫了輛的士。

在威爾斯親王醫院的急診室等候了半小時，我暗忖自己會在那排長凳上完蛋，撞向右邊那位女士。結果沒事，因為家人到了之後，循例先把我臭駡一頓，我整個人瞬即平穩下來，一起討論事件的前因後果。可憐我的女朋友還在旺角等我，等了兩小時，那時我們都還不知道未來一年會是那麼難受。

後來，我幾乎每個星期都去看醫生。他們最初的診斷是胃抽筋，後來就只給我一些維生素丸，騙我那是有用的好藥。我完全明白自己的病是疑病症，我也知道自己的精神壓力太大。但是在戲院內我會無法呼吸，半夜會突然從床上直板板地坐起，甚至走著走著可以無力得幾要跪倒地上。這些感覺那麼真實，令我醒悟到我不能再靠西醫西藥，我給自己發明了一種藥，就是一種運動飲料“寶礦力”。在那一整年中，我每發現自己身體不適，就喝寶礦力，它簡直是領受了魔法的巫藥，藥到病除。

或許因為身體，在所謂的文化圈中又算是新人（雖已寫了一年多兩年的稿，但真正加入群體活動還是不久之前的事），那一年裏，我很沒有自信心。記得在客串一個演出時，我需要脫剩內褲演出。開場前半小時，我急急跑到廁所內換上一條新的。還好我有許多朋友（雖然很少見面），他們實在是仁慈的人，扶了我一把。

有一回，其中一位找我不曉得幹什麼，被家母截下電話。她似乎不太客氣地叫他不要再找我，因為我要準備入大學的考試。他當晚和我的父母討論了半小時，三個大學畢業生為了我的前途，辯論大學的重要性和其本質，令我尷尬。但是我很感激，他實在是一個好朋友。我想，我不該常說他的壞話。

1989年，我參加了一個實驗劇場的演出。其實是段美好的日子（對我而言，世界似乎是新的），我在暈眩、冷汗和興奮中度過窩在黑暗小劇場的每一天。第二次百萬人遊行當晚，我要回去排戲，既然下午有空也就到中環走一遭。事後我寫過一篇文章，試圖理性地解釋為何我在遊行中途離開。當然群眾運動的本質，突然具體地樹立眼前，是使我很緊張、難受，不得不走。但如果不是本來底子就差，那一天我又會不會那麼不舒服？那一年來的虛弱對我的政治表現起了什麼作用？這是我到現在仍無法解釋的。只記得那一天，走到現在的利寶大廈前一條街時，我就按著其他人的肩膀，離開人群，扶著欄杆和路障走下地鐵站。

尿道拉傷。到底，我算不算有女人緣呢？這真是一個令人緊張的問題。許多相士、算命的認定我有桃花運，不錯，可惜我不信玄。事實上，桃花運的所謂“桃花”並不一定像我們想像的那回事，通常它指人緣好，這我就不敢不認了。眾多我看過的算命師中最准的一個，楊大師，斷言：一、我不得在三十歲前結婚，否則會有四個太太，前三個死光，最後一個伴我終老。二、我的老婆要不比我年長三四歲，就是比我小四五歲。

所以，我對比我年長或年幼三、四至五歲的女人很感興趣。我喜歡那種很活潑，喜歡笑，通常被指認為“男仔頭”的女孩。在“陽性”的外表下，我以為她們是最嫵媚的。且若比我大又或比我小到某種程度，我就會更加注意，至少要和她們做朋友吧。目前我打算要和她結婚的女孩，就是這種類型。只是她的年齡未符合命理大師的要求，若遇見合格者，我會介紹給大師鑒定。

有趣的是，自小學以後，我的容貌就可以“每況愈下”來形容。有一段日子，我很為自己難看的外表傷感。所以當時我對自己的頭髮採取放任態度，配合頂下的五官分佈，算是一種自我戕害式的毀容。我認為這是自己無法成功發展某些戀情的絆腳石，看相佬真的懂看相嗎？然而，上主總會成全他忠實的僕人，年歲漸長，自信心也逐漸增加，原來巨石也不外一粒細沙。去年看到福柯的傳記，原來他在三十多四十的年紀，還在為自己不夠美麗而難過。四年前，又有人以電腦紫薇鬥數替我排了一個命盤，指出我的腎臟和泌尿系統會出毛病，原因是我與異性有緣，縱欲過度。果然在三年前，我在小便中發現一兩滴血液。雖然後來再也無法在尿液中見到血滴，可是在使用過的避孕套中，我見到一些淤血絲塊。我的伴侶和我都很擔心，這時我已真正關心性方面的問題，但我更害怕自己的前列腺出事。

檢查過後，方知是虛驚一場。原來只是尿道拉傷，可能是操勞過度或暴烈使用的結果。醫生婉轉地囑咐我儘量停止勃起一段時間。唉，做人還真難。

內耳不平衡。大約在高三的時候，我寫過一篇小說，《我的左傾》。第一人稱的敍述者有一種奇怪的體驗，他總覺得自己工作的桌面向左微傾二三度左右。這算不了什麼很厲害的傾斜，但因竟日坐在桌前，這個幻覺似的感應越來越實在，而且由臺面擴散到整個房間了。換句話說，他只要一踏入那個房間，就會感到世界整個地向左傾斜兩三度。

在那篇小說裏，我把我親身的體驗提出來探討。當時我還在構想另一個劇場作品，必須全室（包括舞臺觀眾席）傾斜，不必太多，兩三度就好。隨著時間的進展，希望會造成愈發強烈的感覺，在觀眾步出劇場門口時達到高峰，因為他們突然要調整自己對空間感覺上的誤差。

三數月前的一個晚上，我站在家中書櫃前面看書，整個人像觸電似的，突然天旋地轉地往左面暈倒，幸好我抓住書櫃板緣。狀況持續一周，我終於去看醫生。結果和我料想的一樣，是“耳水”（內耳）不平衡。

雖然沒有明顯的證據支持我的想法，但是我把當年的奇妙經驗想像為某種內耳不平衡，或多或少會與最近這一次病症有血緣關係吧。

左腳扭傷。有一種哲學，我稱之為欲望哲學，因為它服膺於欲望的邏輯。阿多諾、馬爾庫塞、福柯、巴塔耶與德勒茲都是欲望哲學家。但我以為尼采和黑格爾才是欲望邏輯之發展巔峰。權力意志和絕對精神是兩位一元論者圖謀世界的最大欲望表現。根據我毫不嚴整的印象，最縱欲的還是黑格爾，因為他的樣子看來比較冷靜，這要比冒著狂熱眼神的尼采狠多了。

信服欲望哲學的人同時相信自己、相信血統、相信天賦，他們命定是貴族。正如荷馬史詩的世界，一個好人可以在一夜之間因為家產傾盡而成為壞人；我們也不要和喪失信念與能力的人做朋友。記得大約在兩年前的一篇文章中，我記敍自己由泰山歸來的心情：直至登上玉皇頂，才明白何為“會當”淩絕頂，一覽眾山小。原來不是泰山太高，只是旁邊的丘巒太矮。

所以他們是快樂的、健康的。正如希臘人在藍天碧海之前，耀眼陽光之下，毫不畏懼地赤身露體，競相在沙道上賓士。尼采說得對，蘇格拉底以前的希臘人強健而樂天。他們絕無顧忌地坦身露體，在別人嘲笑自己以前先行自嘲。因為他們要在被人掌握前先走一步，更快更新摧毀已成的自己。這才是欲望邏輯的真諦。

聽說浪漫主義時期的文人對於疾病非常沉迷，因為病能帶來一種新的體驗。我贊成。在左腳受傷的頭幾天，對地面的起伏變化，我非常敏感，些微的歪斜都會令我抽痛。日常隨意跨過的平路這時成為才步難行的星宿海。病變確能開發出陌生的自己，增加自己與世界關聯的新路向。所以，病或許能取代“真/假”、“內/外”成為一組描述和構建自我的新範疇。創生新我也是欲望邏輯的前提。

尼采曾說：“真正的哲學家不追求女人、國王和利益，反過來，真正的哲學家會被這三件事追逐。”事實證明，若非尼采不是真正的哲學家，就是他錯了。不論如何辯解，我以為欲望邏輯始終是預設了缺陷的邏輯。欲望的指向是缺陷之得到填補。

其實，包括美國在內的不少國家議會，都曾傳召包括銀行在內的商營機構，迫使他們向民意代表全盤托出自己公司和行業的運作方式與資料，為什麼他們就不擔心自己的營商環境會受到影響？不害怕國際投資者對本國失去信心呢？又為什麼同樣的事件發生在香港時，卻有不少人覺得這種擔憂很合理，甚至認為立法會的介入會破壞了香港建立的原則呢？香港做事的原則到底是什麼？

再看政府為了應對金融海嘯而成立的經濟機遇委員會，這個高層次會議的任務是為香港在逆境中謀求經濟的出路，替政府出謀獻策，視野要求極寬，肩上擔子極重。可是除了小部分人曾經質疑其成員構成的代表性之外，大多數人的目光卻著眼於那些獲委任者的資歷及專業背景，看他們懂不懂經濟，夠不夠專業，彷佛沒人覺得把香港未來發展的大方向交到這幾個人手上是有問題的。

政府成立的各種大大小小委員會，歷年不知凡幾。它們一向被認為是建制吸納人才，形成社會共識與和諧的利器，也是在官僚機器和公民社會中間搭起“手臂距離”的不二法門。雖然其中也有純粹用作裝飾的花瓶，但又的確不乏權責實在影響深遠的機構。假如大家都覺得未經普選產生的香港政府是不民主的，我們又憑什麼相信這個政府成立的這些委員會？憑什麼以為它們要比政府更民主更有效呢？

如果把雖有民選成分但權力範圍重重受限的立法會，與這一大堆由政府派生的諮詢架構放在一起比較，我們可以得出一個結論：香港果然很不民主。先別管個別議員的素質問題，有趣的是，很多人竟然還要嫌真正能夠代表市民意見的立法會太過多事，認為民意代表不該什麼都插上一手，最好把東西全交給那些不知如何產生，又不太用得著向議會和市民負責的專家去處理。莫非這就是香港做事的原則？就是香港人熱中標榜的理性？

香港的主流意識形態非常右傾，我常和朋友開玩笑說，如果約翰·羅爾斯(John Rawls)和德我肯(Ronald Dworkin)等當代自由主義健將生在香港，他們一定會被人當成極左派。儘管有不少學者都曾指出，以香港對公共房屋和醫療的投入看來，這塊地方實在算不上是“大市場，小政府”的典範。可是我們對自己的理解卻還是以幾近自由放任的積極不干預為圭臬，看重傳統基金會的全球經濟自由度排名，多於聯合國的人類發展指標。從政府、學界，一直到輿論談論政策的框架與標準，都不難令人看到政府不應干預市場和能者自付等種種說法確實是香港社會的共識。

由於已經有人做過深入的歷史分析，我不打算追溯香港右傾主流思想的形成過程，可是源自殖民地時期的這套意識形態所造成的政治效應，卻很值得一談。與一般人所想的相反，對於大市場，小政府原則的信仰不只沒有構成香港民主化和去殖化的動力，反而還意外地產生了阻礙民主解殖的作用。我們今天之所以那麼害怕立法會裏那所謂的民粹主義，那麼不質疑諮詢架構的權力來源，其實是和香港的自我理解有關的。

因此，法國年鑒學派中專治“心態史”的阿力耶斯（Philippe Aries）才會在《西方的死亡態度》得出如此結論：“古代對待死亡的態度是熟悉的、親密的、溫柔的，生死被當作一體來看待。這與我們的態度形成劇烈對比，死亡在我們身上激起恐懼，我們甚至不敢直呼其名了”。

愛裏亞斯（Norbert Elias）畢生研究的主題是西方社會的“文明化”，就和韋伯用“理性化”去總結現代世界的演變一樣。其巨著《文明化進程》是一部百科全書，從封建制度、交通秩序、用餐禮儀一直談到吐痰擤鼻涕，他在這一切課題上看見了文明化的力量。“在文明化過程之中，人類生活一切基本的、動物性的面向都比先前更全面更均勻也更分化地受到社會規則與個人良心的束縛”。於是，灑尿吐痰，求愛動怒等一切本能都“被羞怯感或拘束感掩蓋”。“這些面向則自社會生活退居幕後，即便不是如此，至少也跟公開的社會生活脫節了”。十五世紀的貴族會在國宴上用袖子擦抹油膩的嘴巴，十六世紀的男子一難過便會在大庭廣眾痛苦流涕。如今，我們的情緒和動物本能卻被嚴密地封鎖在最恰當最狹小的範圍之內，我們的恥感範圍則不斷擴大，對他人行為和反應的預測也越來越有把握。

這當然是種進步。現代國家壟斷了一切暴力的合法使用權，所以不必再怕出門遠行遇上強人，不必提防市場上的吵嘴變成決鬥。再加上醫學昌明，每個人的預期壽命延長了，生一窩小孩也不用準備夭折一半，甚至連死亡的痛苦都能減緩。所以躺在醫院壽終正寢是種正常的預期，往日常見的“橫死”反倒成了意外。問題只是人類對待臨終者的行為也變得文明了，“死亡正如其他的動物性面向，在這一文明化趨勢中益發成為社會生活的幕後過程，成為被掩蔽的形像”。

人沒有那麼容易死了，臨死的肉體折磨也少了許多，可是臨終的孤寂卻越發強烈，因為這個文明化的歷程還沒有發展出應對臨終的適宜方式。不過我們卻把一個將死的人拋離出去，切斷他最正常的社會生活，隔絕他最熟悉的人際網路。他就這麼呆在一間了無生氣的病房，與一群陌生人朝夕共對。見得最多的不是親人，而是醫生，說得最多的不是家事，而是病況。那是一個突然而劇烈的轉變，甚至連語言的範圍都不一樣了。探望病人的親友常常不知該說甚麼才好，他們要不是空洞地鼓勵他勇敢，祝福他康復，就是在沉默中尋思逃離的時機。而以前的人，愛裏亞斯認為他們都是熟悉死亡的人，因此有一套別具意義的儀式（包括儀式化的語言），也比我們更懂得與臨終者相處。

社會學家愛裏亞斯還簡單（甚至粗暴）地否定了四百年來的現代哲學，他批評現代哲學把人想像成一個內在封閉的小世界，老是試圖在獨立於外在的個人生命中尋找某種意義。“由此產生了一個自我形像的扭曲，彷佛他是完全自主的存在。這也許反映了真正的、強烈的孤寂感”。如果“意義”要用語言說明表述，而語言又必然是社會溝通的產物，那又怎麼可能會有“一個人”的生命意義這種東西呢？偏偏現代的臨終者相信自己“獨一無二的回憶，只有他才瞭解的情緒和體驗，還有他本人的知識和夢想”都將隨他而去。別人不懂得對他說話，他也無法恰當表白自己，就連恐懼，有時候他也不敢公然啟齒。然後，某一個夜晚，在沒有人知曉的情況下，他走了，一個小世界就此終結。這就是臨終者的孤寂。

日本的情況就不同了。據聞自從去年開始，日本共產黨每個月都以過千人的速度不斷膨脹成長，這可不是讀書那麼簡單，而是實實在在地加入共黨。更奇怪的，是新入黨者多為年輕男女。就日共總書記的說法，造就這場奇跡的是一本七十多年前的老書，小林多喜二的《蟹工船》。

熟讀近代中國左翼文學史的人都該聽過小林多喜二。他也算是中國人民的老朋友了，日本頭號革命作家，堅定的共產主義者。當他在上個世紀的三十年代被日本“特高”員警捉捕入獄，淩虐至死時，魯迅等著名中國作家都曾為他鳴不平。如今看他的作品，也有一種很奇特的感受，彷佛回到從前，資本家都在無情壓榨勞動人民，無產階級全部處在水深火熱的苦境之中，而共產黨員和左翼知識份子則展現出了刻苦卓絕的革命意志……這一切對上年紀的中國讀者來講一定不陌生，問題是為什麼今天的日本青年會突然發現了它，使它復活過來，狂銷數十萬冊呢？照潮流雜誌的推介，日本的年輕人應該喜歡村上隆那種輕飄飄的藝術商品才對呀，怎麼會忽然迷上這種老古董，還要受它感召加入共產黨呢？

大部分的觀察家都說這是日本“下流社會”的側面，許多青年打工族發現自己可能一輩子也爬不上去，看不見明天是不是會變得更好。而且貧富差距日見懸殊，那頭有米其林三星指南登陸東京，這頭人人工時過長收入縮水；那頭有名牌旗艦店越開越大，另一邊則有人要打三份兼職來養家糊口。仔細一想，這不正是《蟹工船》的處境嗎？一群生活無著的人被迫上船，飄洋過海，在狂風巨浪裏頭，冒死勞動，掙扎求存。至於那些下了班還要用手機和電郵通緝我的管理人員，豈不就像捕蟹船上的監督，不讓我有一刻的喘息時間（雖然他們還沒出到用棍子毒打我這一招）。他們越看越覺得擠得跟罐頭似的通勤電車其實是條堪察加海上的破漁船。

也有一些人認為這種理解不究竟，就算小林多喜二的小說以真實事件為藍本，當年的現實也和今天的情況相去太遠。也就是說，昔年的慘酷並沒有完整重臨，而是透過現今讀者的詮釋聯想，成了一種感知現實的隱喻。例如小說裏的大反派，船上的公司監督淺川，當他知道同行漁船“秩父丸”快要沉沒，其反應竟然是命令自己的船繞道而行，置對方發出的求救急電於不顧。因為“秩父丸保了很高的險，一條爛船，沉掉了反而有利”，結果“秩父丸”全船四百二十五人通通葬身大海。我們很難想像這樣的事會發生在今天，除非你把那個淺川看成是今日某家大企業的老總，雖然公司有盈利，但為了更對得起股東，只好降低成本，把幾百個員工丟到失業的人海，讓他們自求多福。

假如今天的日本年輕人都能對號入座，把自己想像成《蟹工船》的苦勞，那麼我們中國人──這個世上僅存的共產主義大國的國民，又該情何以堪呢？

小說的工人天天在海上過沒有明天的日子，不僅要面對海洋上那深不可測的摧毀力量，還得受到監工的奴役，活的時候沒有尊嚴，死了之後更連螃蟹都不如。例如一個二十七歲的東京人，害了腳氣，臨終遺言是一句“我不願死在堪察加”，可他畢竟死在堪察加海上了。清理遺體的工友幫他“將衣服解開來，發出一股令人嘔惡的臭味。又白又扁的可怕的蝨子慌慌張張地爬出來。長魚鱗似的泥垢的身體，像一段倒在地上的老松樹。胸口露出一條條的肋骨。自從腳氣病厲害以後，自己不能行動，大小便好似也躺在床上拉，床鋪臭得要命。襯衫褲都變了赭黑色，用手一提，就像灑過硝鏘水一樣，變成一片一片的。泥垢把肚臍眼都填得瞧不見了。肛門旁邊像土一般黏結的糞便”。

對日本讀者而言，這是個隱喻，對我們來說，它卻是個類比。類比那黑磚的奴工，他們甚至比這個死者更年輕，遭到更嚴重的毒打，而且有的至今下落不明。又像那煤礦的礦工，一個個黃土上的坑就如北洋上的船隊，頭同樣有汙黑腐朽的軀幹。和日本不一樣的地方在於《蟹工船》是昔年日本的禁書，作者小林多喜二死於獄中，這一類“革命文學”卻是我們的正統，它們的作家全是無產階級革命的鬥士。

《蟹工船》還真有中國人，出現在一段奇異的場景中。話說其中一艘離開母船出海作業的小漁艇遇上風暴，飄流到蘇聯岸邊，當地村民和日本官方的宣傳完全不同，他們不是甚麼赤化了的妖魔禽獸，也不在意日俄戰爭的失敗恥辱，反而非常急切地湧出來救人。有一晚，樸實的俄羅斯人和獲救的日本船工圍在火爐邊談心，居中翻譯的就是一個中國人。他們談甚麼呢？原來是社會主義的道理。那中國人結結巴巴地把俄文譯出來：“有的人，不幹活，發財。無產階級，永遠，這個（學扼脖子的樣子）”。

這就是上個世紀的三十年代，那個年代最喜歡和外國人勾結的不是右派，而是左派，那年代最喜歡談普世價值的不是甚麼自由主義者，而是實實在在的幹革命的共產主義者。在那個已經被今天大陸左派遺忘了的年代，日本人不必然都是壞蛋，人類的情感連結可以輕易地跨越國界。所以當小林多喜二遇難，中國的左翼作家才會那麼憤怒，因為大家的感情是階級兄弟的感情。也許，這就是一些學者所說的那個曾經存在過的“東亞視角”了。

船工被赤化了，他們回到母船，心頭有一片前所未聞的新天地，“羅宋”原來不像官方宣傳的那麼壞。在此之前，他們只知道愛國。日日無情壓迫他們的公司監督淺川最喜歡愛國主義的思想教育，他告訴工人，大家現在的痛苦是為了國家而犧牲：“一句話，咱們為了日本帝國的重大使命，要拼命沖到北海的大浪去。正因為這樣，所以咱們到那去，帝國的艦隊就來保護咱們。如果有人想學現在流行的羅宋人的辦法，煽動大家幹無法無天的事，這種人，一點不錯，正是出賣日本帝國的賣國賊”。他甚至還把這個問題聯繫到性別上了：“咱們日本帝國臣民強呢，還是羅宋人強，這是一場戰爭，萬一，萬一，當然這是絕對不會的，萬一咱們打敗了，兩條大腿間蕩卵袋的日本男兒就只能切腹跳堪察加的大海”。套一句流行話，這個監工竟然是個“有血性的愛國者”。

執筆前，我正好聽到一些工人集會示威消息，據說員警來了之後，不由分說就用武力驅散群眾，於是我又想起《蟹工船》的結局。那些工人不堪折磨，終於起而造反，打倒了淺川監督，控制住了漁船。然後，替日本漁船護航的海軍驅逐艦駛了過來。平常受慣愛國教育的船工好不興奮，他們認為帝國的軍艦當然是來保護老百姓的，站在甲板上喝采叫好。“一聲吆喝，水兵一齊在槍頭上了刺刀！把帽帶扣在頦下”。這些水兵“跟沖上海盜船一樣，氣焰洶洶地沖上來，把漁工、水手、火夫們包圍住了”，並且痛駡：“搗亂分子、叛賊、學羅宋人樣的賣國賊”。這時候，工人們才明白“帝國軍艦，叫得倒好聽，原來是資本家的走狗，幫助老百姓？真可笑，見他媽的鬼”。

米芝蓮指南當然不可能只介紹西餐，但這的確是它的傳統強項，一旦越出這個範圍，就總會出現各種各樣的爭議與疑問。許多東京老饕根本就不能認同它在日本料理上的品味，我們中國人也很難明白倫敦最好的一家中菜為甚麼會是一家並不怎樣客家的客家館子。可以想見，這本嶄新的港澳米芝蓮也一定會令許多本地食家掉眼鏡。

不要把米芝蓮當做食壇的無上聖經，它原來就是法國的產物，它的成功是法國美食文化的勝利。縱然聖巴斯蒂安成了世上最多星星的地方，但它那群星閃耀的場面也離不開法式料理席捲全球的歷史大潮。無論那顆難得的星星出現在世界地圖上的哪一個角落，界定它的各種條件也還是法國人寫下來的。從用餐的環境設計，服務的方式與態度，一直到菜式的相貌與口味，法國人的傳統都已經變成了西餐的標準了。與其批評他們不懂得我們中國人這一套，還不如長點志氣，弄個“中華標準”出來，跑去法國出本中國人的飲食指南，告訴他們在我們的眼裏，甚麼才算上道的法國菜。

米芝蓮的成功，法式美食文化的成功，其實是過去二十年來“美食旅遊”（gastronomy tourism）興起的側面。我曾經在此說過，以前的旅行和現在是不同的：從前，吃喝是我們旅遊過程必不可少的維生手段，為了趕景點，我們可以犧牲用餐的時間與質素。後來，飲食成為體驗所謂“當地文化”的一部分，所以港式旅行團去了蒙古也一定要來頓全羊風味大餐。可是到了今天，我們卻會為了吃喝而出門。到了巴塞隆那，可以不進宏偉詭奇的聖家教堂，但不能不多花兩小時車程趕去一個風景不甚突出的小鎮吃飯。

而米芝蓮提供的，便是如此一份世界美食旅行地圖（可別忘了，它原本就是個汽車旅行指南）。在這幅地圖上，一個地點的必游性決定於它擁有多少顆星，某一個具體景點的重要性則決定于它的星光級數，三星最高，二星次之，一星再次之。雖然它的繪圖方式是法國式的，但是它的標準卻很一致，同等程度的星光不會因地有異。所以理論上講，你在東京吃到的三粒星不應該比巴黎的三粒星暗淡。

於是對於某些有錢又有閑的人而言，“獵星”成了一種時尚運動。他們旅行就像我們小時候玩過的某種遊戲，去一個地方的目的純粹是為了摘星，旅遊的成果不在於人生體會的豐富，而在於累積下來的星星數目。換句話說，自從米芝蓮流行之後，美食旅行變得可以量化了，類似積分競賽，大家可以比較“你儲咗幾多粒星”。至於到底吃過了甚麼，吃的東西和當地風土人情的關係是甚麼，反而不及得星星數目的紀錄重要。

飲食一向是顯示社會地位的儀式。對於收入一般的中產階級而言，這種遊戲的代價太過高昂。但是我們都明白，旅行的目的之一就在暫時放棄自己沉悶陳腐的日常生活，暫時換個不一樣的人生。假如我們願意日夜趕工，省吃儉用大半年，再去南太平洋某個小島上過幾天極盡奢華的富豪生活，又怎麼不可以用同樣的心態去偶爾過過那種摘星的癮呢？所以又有些人到了法國能夠天天以麵包充饑，猶如當年勤工儉學的鄧小平，再把省下來的盤纏全部豪擲在一間半年前就訂好位子的三星餐廳，做一晚的有錢人。

終於，香港和澳門這對美食旅遊上的雙子城也出現在米芝蓮的世界地圖上了。雖然它們的星星總數未必及得上東京，但是在漆黑的地球夜空之上，珠江河口的這兩個小點起碼亮起來了。千里之行起於足下，摘星之旅不妨由此開始。我突然想起半島酒店推出過的那種專益香港人的套裝優惠，不花時間，只要付出稍低於布吉旅遊套裝的價錢，你就能坐上它那綠色的勞斯萊斯，去半島住一晚。現在，我們也能用類似的方法去獲取我們自己的星星印章了。

那天我在英文商業書的新書架上，注意到一本書的書名特別奇怪，叫做《Guanxi》，打開一翻，原來裏頭全是教外國人在中國做買賣的實用知識。從我這個中國人的角度，這本書的內容也可說得上是相當全面了，由各省的環境物產一直談到中國人的心理學，幾乎所有剛剛抵達中國這片土地的老外所需要知道的事情，它全都粗略囊括進去了。問題是它為什麼要用“關係”的英文音譯來做書名呢？莫非它的作者認定“關係”才是和中國人打交道的終極訣竅？放下這本書，我再四處看看，赫然發現同類的書還有不少，並且不約而同地強調了“關係”的重要。

那是一次令我非常震撼的經驗，因為我還記得上個世紀80年代以來，有關中國改革開放的一條不成文定理，這條定理就是中國的改革從來都是以開放為前導。它背後的假設是中國落後了，既然落後，必然就要改革舊有的陳規與制度。但是如此龐大的國家要動起來可不是易事，所以必須找出足以推動改革的支點和能量。因此當年的政府就用定下開放時間表的方法，來為改革的進程製造緊迫感，時候一到，無論你有多頑固，不管你有多僵化，你也要被迫迎戰外來的對手，而且依循國際通行的遊戲規則。為了準備那註定來臨的死線，你一定先大刀闊斧地改造好自己的體質基礎。

加入世界貿易組織就是這條定理最有名的實例了。當年大家都曉得遲早要放棄市場保護主義的各種手段，所以不得不大規模地重組自身的產業結構，甚至逐步完善法制建設，將來好和國際接軌。由於有過這樣的經驗，許多中國觀察家就斷言，中國一定會被世界改變。他們的邏輯很簡單：中國的經濟成長必然要和全球化的未來捆綁在一起，為了融入全球化的秩序，為了爭取外國的投資和市場，中國是不能不變的。這個變化牽一髮而動全身，起點往往是某個行業的固有利益分配模式受衝擊，最後則會導向一些相關部門的權力大撤退。我還記得，當時甚至有人把杜絕貪腐的希望，也寄託在這條開放帶動改革的定理上，覺得外貿的增加勢將帶來更透明更公正的交易模式。

結果證明，這種想法簡直幼稚得可笑。因為中國商業腐敗事件裏頭起碼超過一半是和外企有關的，不少跨國集團都牽涉在那些案件之中。可見外國的月亮並不特別圓，外國的商家更絕對不是天使。但是中國人卻往往慣於某種對立批判的思維，為了指斥自身的不是，時常過度強調他者之美善。例如新聞報導，大家總以為只有我們的媒體不客觀不全面，於是就誇大了他國傳媒的獨立與求真，最後知道外媒“原來也有偏見”，接著就極端地徹底否定一切外媒的報導。

貪污的問題亦可作如是觀。近來接連幾宗大案讓一般百姓大開眼界，發現外國公司一樣會賄賂，而且還很懂行情地賄賂公務人員。但是你千萬不能簡單地推論這是中國把他們教壞了，污染了他們單純的靈魂。事實上，許多聲名卓著的跨國企業都有跨國貪污的豐厚經驗，在腐敗問題嚴重的第三世界國家留下劣跡斑斑的記錄，乃至於歐美等國都專門為此立下規管海外行賄的法律。這是牟利企業的本性，為了追求利潤，為了打擊對手，為了取得市場，它們一定會見縫插針地尋找一切可乘之機。

然而，正所謂入鄉隨俗，貪污行賄也自有其地方特色。外企在華行賄的問題還不是行賄自身，而是他們對在華行賄的看法。三十年來，美國商學院開設了許多文化課程，幫助未來商界領袖明瞭各地市場的文化傳統以及其中的商業習慣。這類課程往往簡化了複雜的社會現象，隱含“文化本質論”式的偏見，可是它又不乏實證的效果，真能在某些場合大派用場，因此漸漸形成一套主流常識，進入了通俗的商業書籍。

就拿我們中國人常講的“關係”來說吧，且看專門提供跨文化交易服務的Kwintessential公司怎樣在其網路字典中定義它：Guanxi是中國文化最強大的力量之一……它也表示一方對另一方的義務，建立在歷次的社會互動與好處的交換之上……Guanxi可以被看作是一種現金，能夠在雙方之間儲存或者消費……好處的交換不限於同類型的服務。所以如果一個人介紹你給另一個人，而你幫他取得外國護照或者讓他的孩子去外國念書，這不算是越界的行為。不只如此，禮物也是建立和扯平Guanxi的常用手段。如果一個人覺得自己有負於人，他就該用禮物恢復平衡。同樣地，如果感到自己犯了對方，或者想強化關係的力度，也可以動用禮物。

從這段簡短的描述裏面，讀者能夠學到什麼呢？他也許會覺得“送禮”是配合中國人的表現，是取得中國夥伴歡心的行為。至於那份禮物是一本外國護照，還是別的什麼，就大有斟酌空間了。儘管這個空間是灰色的，甚至可能接近黑色，但也不失為尊重文化差異的恰當表現。再推演下去，Guanxi這個東西就可以變得很危險了，既在法律和道德的界限邊緣，卻又有實際的效果驗證，最後還能用文化差異去合理化一切疑點。“送禮”到底是破壞市場規則的惡行，還是和中國人跨文化交往的必備工具？它什麼時候犯法？又什麼時候不犯法？對不少外商而言，這還真是個存乎一心的敏感問題。

在剛結束的美國總統大選裏頭，除了奧巴馬那動人的勝選演說之外，我覺得麥凱恩的認輸演講也絕對不容忽視，那可能是近年同類講辭中最令人佩服的代表作。麥凱恩告訴他的支持者，這次失敗“是我的錯，而非你們的”，還壓制倒采，極度寬宏地呼籲大家要支援奧巴馬，說“他是美國總統，我的總統”。他沒有否認雙方的分歧，但是他也看到了對手勝出的意義與民主的真諦，認為這一次選舉證明了每一個公民都不該忽視自己那看似微弱的影響力。最令人動容的，是麥凱恩到了這個時候仍然不忘慰問剛剛失去外祖母的奧巴馬。為他的演講加上了一個格外有人味的注腳。

這篇演講極為特出，但它的基調卻不罕見。在所有以民主選舉產生領導人的國度裏，大選落敗的那一方總是要致電對手道賀，總是要發表一次落落大方的退場感言。尤其是成熟的民主國家，這些舉措已經成了一種必不可免的慣例。麥凱恩的演講固然表現出一位政治家的格調(格調，在今天的政治世界裏，這是多麼陌生的字眼呀！)，但這種個人風格的美善其實來自於背後一個客觀的習慣存在，那就是要尊重遊戲規則。既然大家都下場參與了民主普選，就該明白願賭服輸的道理，只要雙方在一開始的時候沒有對規則本身提出異議，而且跟著它一路玩下來，便要接受這場競技的最終結果，絕對不能輸打贏要。

為什麼出來的結果明明不合己意，卻還不能表達不滿甚至反悔覆盤呢？原因絕不僅止於風度尊嚴等人格因素，還包括了更深層也更真實的願望，關於這一點，我們可以從足球規則制定和普及的歷史中得到啟示。假如當年那些學生只想關起校門自己跟自己踢球，他們用得著發明上下半場這種點子嗎？假如那些不同的學校只想辦一次校際比賽，以後再也不打算搞下去的話，他們還用得著約束自己去服從規則接受賽果嗎？

民主選舉其中一個往往被人忽略的面向，就是它乃如此一套遊戲規則：參與各方皆有自己的目的和偏好，但是大家都很明白自己必須和其他人共同生活，而且恐怕還得一起生活下去。於是要想出一些各方都能同意，也都覺得還算公平的規矩，然後按規矩辦事。在這意義上講，選舉乃至於任何被大家接受的政治遊戲方式，其實都是為了解決人我共存的問題，都是為了達到社會團結的目的。

今天我們有不少自由主義者喜歡宣揚民主選舉的價值，覺得這是最能體現公民自由的政制設計。也有一些保守派從道德立場懷疑自由主義可能會令個體無限膨漲，最終導致社會的瓦解。大家很容易忘記個人的自由與價值的多元只是自由主義的前提，而政治自由主義真正想要處理的問題卻是如何讓眾多分歧甚巨的個人好好活在一起，如何在保存個體自由的情況下還能使不同的人生願望並存不悖。這就是規則的作用，也是尊重規則的意義。英國是自由主義的發源地之一，也是個老牌的民主國家。它這麼熱衷於推動學校體育運動，這麼喜歡為各種運動設計規劃，或許不只是巧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