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校政治理论课程改革恐换汤不换药

李公明

当前高校政治理论课教学的改革看起来正是应了中国人那句老话：换汤不换药。其效果是否会是瞎子点灯—— 白费蜡呢？我们当然会拭目以待，但是有些道理还是可以先谈一谈的。

首先，作为必修公共课的政治理论课程，其设置的必要性、合理性难道就是不容怀疑的吗？据说动用了多少专家作了9个月的调查，我不知道是否考虑过取消必修、改为选修？或者换一种思维，让专家们在网上检索一下，看看世界排名前100名的大学有多少间是把某种意识形态理论和当代国家领导人思想作为所有学生的必修课？若有，则可以借鉴；若无，也不妨想想其原因。历史告诉我们，在大学开设政治理论作为必修课始于1950年，当时根据教育部的指示，在大学开设以毛泽东《新民主主义论》为教材的马克思主义理论课程。从那时直到今天，整整半个多世纪过去了，在这些课程上投入了多少资源？有谁客观地研究过它们的作用吗？

其次，正如调查所显示的，政治理论课老师在课堂上照本宣科的恐怕不在少数，学生逃课、在堂上打瞌睡读小说更是常见，为什么？根本性的原因是在旧有的话语框架中，对政治学知识的追求、对真理的向往、对被遮蔽与歪曲的历史的思索、对社会现实的批判性认识等等均受到压制，从而使道德与政治学教育的知识客观性、科学性以及人文激情的崇高性反而因这些课程而被摧毁干净。可以说，厌恶与虚无正是这棵教育之树上结出的唯一果实。

另外，无数上过这些课程的学生连如何在权势与金钱的面前保持个人的尊严、如何实践庄严的宪法所赋予每一个公民的思想信仰、言论、出版自由以及选举与被选举等等权利都懵然不懂。从教育者的角度来看不但是难辞其咎的，而且是罪无可恕，因为我们所设置的各种名目的相关课程不仅没有系统地把真正有价值的、符合人类文明普世准则的政治学、伦理学知识传授给学生，不仅没有鼓励学生结合理论知识思考中国现实问题以培养独立的判断力，反而更是在一种完全虚幻、彻底不真实的话语枷锁的囿限中灌输着奴化的思想—— 其实是连思想都谈不上，只是使学生的大脑经过话语的表层漂染而不自觉地接受一种有关生存的暗示：你们必须如此说话。这就难怪许多人面对媒体采访的镜头时就自然而然地说出别人需要的台词，过去人们认为这是不敢讲真话，而实际的情况可能是要糟糕得多—— 被奴化的头脑其实根本就没有属于自己的见解。这个问题更可以从教育的失败来进行分析。有人说，我们的教育培养出来的是一群没有节操的顺民，话虽然难听，却是实情。

    其实，与政治理论课的问题相关连的还有我们今天大学里的校园文化。看看各种校园文

化活动：艺术节、文学周、运动会、知识竞赛、歌手大赛等等，经费不少、气氛热烈，然而

有思想水准、有良知与自由情怀的作品少之又少。校园文学充斥着风花雪月、无病呻吟之作，

远离痛苦的大地与人民。再也很难看到一本出自学生之手的使人感到滚烫、感到捧着它就像

捧着一颗赤子之心那样的刊物，再也很难听到在长夜中关于政治与哲学、祖国与人民的激烈

辩论。更令人感到痛苦的是在校园里弥漫的一种极为普遍的心态与行为：把公益行为、政治

选择、价值认同等自我选择的真实性彻底抛弃，一切都是从赤裸裸的实用功利目标出发，无

任何真实信念可言而又不惮于信誓旦旦。而这一切之所以会蔚然成风，制度性的安排功莫大

焉：学生评奖学金、评先进（都有金钱奖励）之时，其计量之精确可以达到小数点后两位数，

就是根据当什么干部、参加什么活动等等计算出来的。校园里所谓的学生工作充满了各种必

须努力完成的发展指标，而对诚实的、发自良知的政治向往则避之惟恐不及。

这样就可以明白，单靠换换课程的名字或把教材印得精美一点，恐怕难以使这些课程打动学生的心灵。

                                                                 2007,4,23

（该文见《新快报》2007,4,24A2 版，发表时有删节）

孙志刚四周年祭采访

广东省政协委员、广州美术学院教授李公明谈孙志刚事件与当代艺术创作的社会责任

苏少鑫：在今年年初的首届“广州美术学院造型艺术学院教师作品双年展”中，您有两幅作品被公认为代表介入社会生活的油画作品，一幅是《被收容者孙志刚之死》，另一幅是《关注人民苦难的艺术家——符罗飞》。请问，使“孙志刚”走进美术馆的原因是什么？

李公明：2003年孙志刚事件发生后，我一直关注和研究这一事件，也以各种方式发表我的看法。我认为含有实质上的身份歧视的恶法必须废除，尊重人权、维护社会正义与公平的法治精神和措施已经成为全社会应该共同关注的当务之急。2004年我开始策划和实施“新宣传画——呼唤社会正义与公平”的活动，其宗旨是运用过去人们所熟知的宣传画的主要表现形式，以人们普遍关心的社会公平与正义问题为题材进行创作；它将借鉴过去“主题先行”、“深入生活”等创作思想中的合理成分，以社会进步理论为指引，以现实中仍然大量存在的非正义、不公平的现象为批判对象，同情苦难、反对麻木不仁，呼唤社会正义与公平。我希望这是中国现实生活中的老百姓都能理解并产生共鸣的一种信念、思想和情感的真正交流。这个艺术创作活动三年来在经历了作品征集、评选、筹备展览、理论总结、巡回演讲、公开讨论、媒体传播等一系列发展过程，正发展为形式更为多样、吸引更多公民广泛参与的“新宣传画运动”。然而，我也注意到，在美术学院的创作与教学中，对于社会生活的关注、尤其是对于敏感的现实事件的关注仍然比较缺乏。当然，我绝不认为美术学院的创作教学必须要求大家都来关怀社会、抨击现实，因为艺术与人的心灵、与自然和社会的关系是极为广阔、多元的，艺术家对于题材、方法等的选择应该是充满自由和个性。但是，无论是从传统的现实主义精神或是前卫艺术的激进主义气质来看，至少应该有艺术家关怀人生与社会的敏感问题，美院的创作教学中至少应该也鼓励某些学生把自己的艺术创作与社会现实和人民苦难联系在一起。因此，作为今年年初广州美院造型艺术学院首届教师双年展的策展人，我提交了《被收容者孙志刚之死》和《关注人民苦难的艺术家—— 符罗飞》这两件作品，希望通过自己的艺术创作来践行我的艺术—社会观。

苏少鑫：您曾一直呼吁为孙志刚建一座纪念碑塑像，是否也是基于类似的原因？

李公明：是的。我在近三年的多次演讲中谈到，当代艺术的多元生态中应该有一种呼唤社会正义与公平的声音，在信息爆炸的大众文化时代应该有人坚守艺术的社会良知职责。具体的途径很多，其中有一项很重要的工作就是以社会记忆抵抗价值虚无和良知麻木。孙志刚事件的悲剧性质与所引发的制度变革在当代中国争取社会正义与公平的进程中具有历史性的意义，因此我呼吁对这一事件比较关注和感到有道义责任的艺术家共同创作一座孙志刚纪念碑。坦率地说，可能是我的声音太微弱了，也可能有各种现实原因，至今没有艺术家回应和愿意做这件作品。倒是在孙志刚墓在他家乡修好的时候，有记者报道说我准备自己创作孙志刚纪念碑。其实我原来只是发出倡议，现在我真的想自己来做了。当然这不是一件像我的那幅油画那样的个人艺术作品，而是置放于公共空间的公共雕塑品，必须要具备社会公共条件才能实施。目前看来这是很困难的。但是，温总理最近的讲话和政府工作报告都突出了实现社会正义与公平这个主题，我认为只要有广大公民参与、传媒也肩负起宣传、呼吁的职责，这件有历史与社会意义的公共艺术品还是有可能实现的。

苏少鑫：对于纪念碑塑像的构思，您是否已经有比较详细的设想？您觉得这座纪念碑能够给公众传递出什么样的信息？

李公明：我的方案很简单，就是受到美国越战纪念碑的启发，在一块体量较大的黑色大理石上刻上孙志刚的名字和生卒年，然后再刻上其他全国各地类似孙志刚事件的受害者的名字和生卒年；要向全国征集受害者的信息，随时增补，使类似悲剧的受害者得以被纪念，使这一纪念碑成为民族良知与社会正义最终战胜非正义、不公平现象的见证。公众从中获得的信息是政府对于建设以社会正义与公平为核心的和谐社会的坚定信心和道德反省精神，是对政府的道德勇气的重新评价。

苏少鑫：您曾认为，当代公共艺术的重要使命就在于唤醒记忆、拒斥麻木，艺术家们以“记忆”为主题的创作就是一种重要的切入角度。如果以这个为标准，您觉得应该如何评价当代艺术的状态？

李公明：中国当代艺术已进入了多元互动的时代，其状态充满了多元化发展的可能性。人们可以用多种视野、多元价值标准来认知和评价中国当代艺术。如果以我们所提倡的艺术社会观、以艺术的社会记忆使命等标准来看，我认为中国当代艺术的状态不容乐观—— 关注这些问题的艺术不是太多，而是太少、声音太微弱了。

苏少鑫：不仅是艺术、包括大众媒体，“弱势群体”始终是处于边缘的状态。正如在“孙志刚事件”之后，不少学者指出，孙志刚的“大学生”身份是其引起轰动效应的关键。这种大学生/农民工的相遇似乎不是历史的偶然。请问您是怎么看待这个问题？

李公明：无可否认，孙的身份是引起传媒更为关注和更有轰动效应的原因。但是，我认为这种不合理的、非人道的城市收容制度由于其受害者的积累和社会舆论的逐步关注，已经是到了令人忍无可忍的地步了，历史的进步必然会选择它的突破口。

苏少鑫：随着新一届领导人对于农民问题的重视，在本届全国两会上，有人开始要为“农民工”正名，全国人大常委会也明确了全国人大代表的农民工名额，那么，在您看来，这究竟意味着农民工的希望？还是某种遮蔽呢？

李公明：这个问题很重要，也是孙志刚事件后留给我们思考的严峻课题。我最近写了一篇短文专门谈这个问题。我认为什么“农民工”、“外来工”这个概念本身隐含着国民歧视的含义。什么是“外来工”？其原意无非是指离开原户籍地到异地工作者。但是，在称谓上对“外来”的强调实质是一种建立在地域身份上的权利歧视：在户籍问题、子女读书问题、社会保险问题等等一系列问题上与原居民的区别。本来，按照国家宪法，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每一位公民在工作、生活、人权等所有权利方面的国民地位是完全平等的，凡是违背国家宪法的所有权利限制应属违宪。在宪法中有关劳动者的条例和《劳动法》中都没有关于“外来工”的条款，这不是什么法律不完善，恰是表明了只有公民权利、国民地位，而没有什么“外来工”这样的身份歧视。政府应该无条件承认工作、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所有公民都具有平等的国民身份、享有相同的权利和义务；应该承认形成“外来工”观念的历史因素及其不合理性；应该有勇气抛弃任何一种含有身份歧视的观念，代之以一视同仁的公民权利、国民身份等在政治和法律上正确的关于社会人的观念。当然，要警惕的是“正名”可能产生的遮避性，改变或取消某种称谓并不能真正改变人的命运，关键是要有制度保障，只有合理的制度安排和法制保障才能彻底埋葬一切非人道、不公平的观念。在“外来工”的身上几乎汇集了当代中国人的一切不幸境遇（极为微薄的收入、极不人道的劳动条件、没有社会保障、医疗、教育、住房、交通、文化娱乐等等方面的匮乏），所有这一切问题只能通过合理的制度安排和法制保障才能解决。

                                                                2007,3,18

（该文即将发表于《市民》杂志4月号）

纪念王小波，如何争做自由人

李公明

在近日读到的有关王小波的怀念文字中，我比较认同的是南都报社论《纪念王小波 争做自由人》的题旨。王小波到底有多么伟大或多么不伟大其实不是很重要，重要的是这个人的生存方式和文字作品能够给我们以有益的启示：自由比一切都更宝贵。虽然，“不自由毋宁死”的观念早已有之，但在几十年身份体制与言述体制的严控下，国人俱知“反对自由主义”而不知自由为何物。在那种时代，王小波不但以其文字也以其对于生活方式的选择表明了自由的可贵与可能，这是他值得我们今天怀念的首要理由。

时至今日，自由作为一种最基本的价值和权利，所遭受到的扭曲、压制和剥夺并不比“反对自由主义”的年代少了多少，只是方式与内容变了许多。当人们有了抛弃体制身份的自由，报考公务员、争做体制人的江面上千帆竞发；当农民有了进城做工的自由，孙志刚们不明不白地客死异乡；当女人有了在大街上花枝招展的自由，砍手党已经悄悄地围拢过来；有了企业转制的自由，下岗工人成了时代的牺牲品。过去王小波说不要过别人为你设置的生活，现在最怕的是别人设置的生活中没有你。这样的时代在王小波生前已经降临，只是于今尤烈。更糟糕的是，当学者、知识分子的言述空间有了松动，更大变化却是由利益分享和学术生产体制带来的自由地奴化。给你自由并不可怕，因为世间已无陈寅恪，更没有了林昭。

自由究竟为何物？除了可以自由地呼吸空气、可以自由地逃离体制、可以自由地陶醉于思想原野的芬芳，自由还意味着介入的权利、斗争的权利、争取社会公平与正义的权利。时下不少人津津乐道的消极自由固然重要，但仅此是远远不够的。消极自由是最基本的自由、底线的自由，但它的存在是要维护的，维护的努力中离不开积极自由。在当下，森、格林、范帕里斯、泰勒等西方学者对于积极自由的论述似乎有着更重要的意义。阿马蒂亚"森说，检验社会发展的真正尺度是这种发展是否给全社会的人带来实质的自由—— 即免受困苦之厄的自由。而最能促进这种以自由为最高目的的发展的有效手段还是工具性的自由：政治自由、经济条件、社会机会、透明性担保以及防护性保障。一句话，自由就是发展的目的和手段。当我们知道自由是人类最美好的一种生活价值的时候，更应该知道真正的自由、实质的自由是必须以奋斗争取的。

我们或许可以想象，一个穷人可能会问王小波：我连饭都吃不安稳，我如何去想象另一个诗意的世界？我连车票都买不起，旅游的自由要来何用呢？王小波会如何回答我不知道，但据介绍，王小波不太为人知的另一面恰是对贫穷的恐惧和焦虑，因此估计他的回答不会像他的散文那样浪漫和诗意。作为经济学家的森的回答是，这自由正是用来保障你吃安稳饭的权利、买得起车票的权利——别人无法剥夺、也不靠别人施与的权利。那么，这样的自由就更不是免费午餐，不会像太阳那样总会升起。

因此，纪念王小波的意义不仅在于鼓舞我们争做自由人，还在于促使我们思考在今天何谓自由人、如何争做自由人。如何做是一个太大的题目，中国人民一个多世纪的苦难牺牲也无法解答清楚。但有一点可能是清楚的：为了争取自由，人不能满足于做一只特立独行的猪，有时要当一只愤怒的牛虻，甚至一匹反抗的狼。

                                                                     2007,4,13

（该文见《南方都市报》2007,4,15，A23版，发表时题为《自由非只做特立独行的猪》）

企业上市，政府何为？

李公明

最近佛山市政府召开“全市促进企业上市工作会议”，提出的任务是“力争今年实现5～8家企业上市，2010年前全市上市企业数量要达到40家，而且与我市优势产业相吻合，区域分布更协调，在证券市场上形成‘佛山板块’”；佛山有关领导提出“首先要从全局出发、结合我市经济发展“四大战略”，政府在金融工作特别是资本市场发展中要超前引领，有所作为。其次要明确目标，落实责任，全力打造证券市场“佛山板块”，各区、各部门要通过创造良好的政策环境和服务环境，推动企业上市工作更上一层楼。第三，全市要形成扶持企业上市的长效机制，加强协调，合力推进，抢占资本市场高地。”

然而，恰是在这些任务要求和讲话中，也有一些令人担心的问题暴露出来。比如，要求三年内有40家企业上市，为什么不是39家或41家？如果没有过硬的依据，这样的任务要求总会使人联想到最有中国特色的指标政治传统；又比如，这里通篇都是正确的宏大话语，而几乎每一个地方都让人不得要领：从全局出发、结合实际、加强领导、明确目标、落实责任、创造环境、推动工作……都可以套用到政府部门的所有工作中。这里暴露的问题是，政府仍然是以一种官式政治文化的口吻、一种计划指导的动员者与组织者的心态对待企业上市的行为。

有记者问：在创造资本市场发展的环境氛围方面，政府应该扮演什么角色、发挥什么作用？有关领导的回答是：“企业上市之后，首先对公众来说，其透明度增强了，得到社会公众（包含机构投资者）的社会监督、资本市场有关主管部门的监督，从法制、社会舆论的角度都能得到一个公开、公平、公正的市场环境，促使企业不断发展。在这一个过程中，假如佛山的企业上市数量越来越多，人们就可以看到佛山企业商务的透明度、投资环境将与国际化、市场化更接轨，这更有利于国内外企业在佛山这个区域投资发展，这也是我们政府所期盼的。”不客气地说，这有点答非所问。而且企业上市这一行为并不能自然就带来透明和公正，君不见多少中国企业曾在政府的扶持下“包装上市”，以致“一年好、二年差、三年ST”的现象都成了规律。

那么，为了扶持企业上市，政府究竟应该何为？政府首先要承认、要强调、要大力有所做为的是建立和维护市场经济的准则，如产权明晰、程序公正、市场公开、运作规范、数据真实、监督透明等。在资本市场上，政府最基本的责任不是选拔企业、指导资产重组，那些应该是企业自己去做的事情。因此政府实际上是无权也不应该把在多长时间内产生多少家上市公司作为自己的工作任务的。从国际资本市场的发展历史来看，企业的上市行为从最初的特许主义发展到核准主义、再发展到今天的准则主义，统一标准、严格监督和登记备案，一切是那么严格而又简单、有序而又自由，体现出市场经济最本质的特点。政府所有扶持经济发展的政策和行为都应以尊重市场规律、培养市场独立、减少行政干预为前提，扶持企业上市的工作也概莫能外。从佛山的情况是民营企业居多，更有利于政府减少行政干预；现在要警惕的恰好是由于企业上市能给地方带来利益，因而政府的良好用心也易于使它跨越了政府功能的边界，重蹈以行政干预使国企上市的覆辙。

政府在扶持企业上市过程中的重要职责与作为还有建立和完善社会保障体系，使社会公平与正义的原则、为普通劳动者利益与权利负责的原则不致于在资源配置、人员重组的过程中蒙羞。

                                                                     2007,4,1

该文发表于《新快报》（佛山版）

致死的思辨：波德里亚的遗产

—— 读《象征交换与死亡》

李公明

当今时代最有争议的思想家

又一位法国当代思想大师离开了这个世界，波德里亚留下的思想遗产值得我们继续思考；他所象征的那种激进地揭示社会变异的力量应该成为我们的力量源泉。波德里亚的形象代表了后现代思想中煽动、质疑和批判的气质，是中国当今知识分子和思想界最缺乏、因而也最有意义的一种思想力量。道格拉斯"凯尔纳认为，波德里亚是当今时代最重要、也是最有争议的思想家之一；他把自己描述为“知识的恐怖主义者”，事实上他本人就是一个“挑衅者”，他不断地对那些影响过他的思想和观念进行质疑和批判，在进入新千年的历史潮流中，“波德里亚”这个词扮演着与正统决裂和进入新的理论领域的“通行证” 的角色。（道格拉斯"凯尔纳编《波德里亚：批判性读本》“绪论”，江苏人民，2005）波德里亚的去世并未使他的思想论定于一格，相反是激发起更多的变异和可能性。他的著述被翻译为中文的已有多种：《完美的罪行》（商务，2000）、《消费社会》（南京大学，2000）、《物体系》（上海人民，2001）和被认为是他的最重要著作的《象征交换与死亡》（凤凰、译林，2006，下引该书只注页码），除此以外还有一些文章被翻译选入各种后现代理论文本。他的文风如同他的思想一样充满诡异的跳跃和对语言躯壳的刻意突围，因而无论给中文的翻译者和阅读者都带来理解上的挑战。一位曾在巴黎拜访过波德里亚的译者说，他在寻找波德里亚时曾被其同事告知“他在所有地方，也不在任何地方”。这似乎是对我们阅读波德里亚的最贴切的忠告：不要以为可以这样轻易地把握这个人。

《象征交换与死亡》这个书名并不像它表面看来的那样好懂—— 它说的是象征的交换与死亡吗？作者在“前言”中一开始就谈论着“象征交换”，但是关于什么是“象征交换”却没有作出定义式的说明。读这本书的确可以体会到什么是“知识的恐怖主义”，同时可以理解为什么有人把他视为狂怪的梦呓者。还是应该一再回头阅读这篇“前言”，包括它的两大段注释。在马克思和弗洛依德的学说被看作是“重新成为遵守法则的革命”以后，只有更彻底、更激进的理论暴力和“致死的思辨”有望激活整个思想的局面。

影响极大的“仿真”理论

他曾断言在当今社会构成中，主体、政治性经济、意义、真理、社会事物、真实事物都已消失，因此需要产生与此向适应的、全新的理论和概念来描述当今的时代（道格拉斯"凯尔纳）。《象征交换与死亡》正是波德里亚建立起一种全新学说的标志。波德里亚的早期研究与马克思主义学说有密切联系，他试图以符号学理论补充和发展传统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在传统的商品的使用价值、交换价值之外，他指出和强化了符号价值的重要性。可以认为，波德里亚思想的出发点就是符号学、政治经济性与消费社会学的结合，他引入符号学的最后结果是把资本主义的消费社会看作是不断失去现实性的符号体系，消费者本身也失去了主体性，一切都被符号化了。在《象征交换与死亡》中，他更进一步地从多方领域阐述了他影响极大的“仿真”（simulation）理论。他认为自文艺复兴以来“仿象”有三个不同阶段，相对应于价值规律的变化：仿造、生产和仿真。分别代表了从文艺复兴到工业革命时期、工业时代和“目前这个受代码支配的阶段”；相对应的则是价值的自然规律、市场商品规律和结构规律。（第67页）在这个代码阶段，“仿真的超级现实主义”成为主宰世界的唯一力量，连现实也在超级现实中崩溃，传统哲学所界定的“现实”、“真实”、“本质”等等概念都受到根本的怀疑和彻底颠覆。人类生活的现实已经彻底符号化了，甚至“对真实的精细复制不是从真实本身开始，而是从另一种复制性中介开始，如广告、照片，等等—— 从中介到中介，真实化为乌有”。（第105页）因此，日常生活现实倒过来成了一个模仿的过程和虚构的过程，或者说，再大胆的虚构也无法与现实相比。“今天则是政治、社会、历史、经济等全部日常现实都吸收了超级现实主义的仿真维度：我们到处都已经生活在现实的‘美学’幻觉中了。‘现实胜于虚构’这个符合生活美学化的超现实主义阶段的古老口号现在已经被超越了：不再有生活可以与之对照的虚构”。（第108页）关于现实使艺术虚构相形见拙的论述，使我想起了中国最杰出的漫画艺术家廖冰兄先生，这位显然并没有读过波德里亚的老人在晚年说过，中国的现实已经远远超出了他的虚构能力。我们的确可以从最真切的意义上理解这位中国最正直的艺术家和那位法国思想家关于现实与虚构的逆转关系的论述。现实与虚构的关系就如同现实与语言的关系一样。波德里亚认为物品必须首先要成为符号才能被消费，因为只有符号可以出现在广告之中，只有符号才能被人们所言说、所推崇、所理解。这样一来，是符号建构了消费品的现实性，现实反而成为了符号的附庸。在这里，“《象征交换与死亡》说明了现代社会同后现代社会之间根本决裂的原则，并标志着波德里亚告别了现代社会理论的问题群。对于波德里亚而言，现代社会是围绕着商品的生产与消费组织起来的，而后现代社会则是围绕着仿真以及形象与符号的运用组织起来的，这标志着一种情况，在这种情况下，编码、模型和符号成为由仿真控制的新社会秩序的组织原则。”—— 道格拉斯"凯尔纳的出色概述揭示了这本著作在波德里亚思想发展历程上的意义。

从政治伦理的角度看波德里亚，似乎乏善可陈。专门研究后现代理论与政治伦理关系的美国学者斯蒂芬"K"怀特在其专著的前言中不无歉意地说，“对于像让"博德里亚这样的思想家的忽略并不意味着他们关于文化、社会、政治分析的思想对我们毫无用处”；只是由于他们不像福柯、德里达、利奥塔那样有突出的伦理和政治主题的论述。（参见斯蒂芬"K"怀特《政治理论与后现代主义》“前言”，辽宁教育，2004）但是，我觉得波德里亚的政治—伦理关怀虽然没有表现为系统性的主题叙述，但他的政治敏感和深刻性却闪现在他关于符号的运作、力量等问题的极其丰富和多元的叙述中。比如他对1972年纽约出现的涂鸦运动的描述和分析令人叫绝：“涂鸦运动的政治意义就这样显露出来了。这个运动诞生在对贫民窟的镇压中。在这种镇压下，造反分裂为两派：一派是纯洁、强硬、教条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组织，另一派就是这种没有目标、没有意识形态、没有内容的符号层面上的野蛮文化过程。”他认为后者使造反“在真正的战略场所变得激进，即在完全操纵代码和意义的场所变得激进”；符号可以以其差异性—— 不可编码的绝对差异性 ——向系统和秩序进攻，不需要组织群众，也不需要有政治觉悟，却实现了干扰和打乱的目的，如同城市里的游击战。（参见第111～118页）在他看来，以无意义、无信息、无确定性、随意不羁的符号向一切社会的、意义的系统发动进攻，是一种根本意义上的进攻。与此比较起来，我们所熟习的政治辩论、窥测风向、戴镣铐跳舞、慷慨激昂或痛心疾首等等都显得多么迂腐和苍白无力！这几年来的早春时分，我都会怀揣文件、西装革履地随着一大群人涌进那些似乎是允许协商和辩论的场所，但在波德里亚看来，这种行为的有效性还比不上那些出没在地铁、人行道的无意义涂鸦符号—— 对包括政治在内的一切社会设计的拒绝。

必须用死亡反对死亡

事实上，我们需要波德里亚不是因为我们甘愿接受他的理论和嘲弄，而是因为我们无法相信自己的理论和无法逃脱对自己的嘲弄。对于波德里亚的“事物消失论”，我们可能无法在理性上完全接受；对于他的“拟像”和“超真实”理论我们也可能虽然不拒绝但也不会彻底认同，但是，他给予我们的最大影响来自对于社会性、真理性之类根深蒂固地存在于我们头脑中的观念的冲击。在“拟像”、“超真实”等刺目的思想光束的照射下，日益狂热的传媒、真假莫辨的感官刺激以及失去了真实性的大众都使人对于许多知识分子仍为之思索和奋斗的制度安排、观念更新等等产生了根本上的质疑：一切关于社会、关于真理的的热切诉求如何能证明自身的真实性呢？在《符号交换与死亡》中, 波德里亚一再指出, 后现代的本质任何现实都被代码和仿真的超级现实所取代，一切规定性、目的性都不再存在，代码支配一切、取代一切、成为一切；因而，他把我们仍然热衷的斗争归之为无效：“人们不能用目的性来与随机性作斗争，不能用觉悟的获得或辩证法的超越来与分子的程序化分散作斗争，不能用政治经济学或革命来与代码作斗争。”（第5页）

那么，我们的出路何在呢？波德里亚认为在这种世界里,只有死亡才能逃脱代码, 只有死亡才是一种可以真正无视拟像和代码的象征力量。在本书中波德里亚不断地讨论着“死亡”：“劳动与死亡”、“政治经济学与死亡”、“我的死亡无处不在，我的死亡在梦想”……。关于“死亡”这个主题的论述似乎更充分地发挥了波德里亚的想象力与雄辩，面对这个世界，波德里亚认为只有以理论暴力的悖论来获得反抗的可能性：“必须用死亡来反对死亡——这是彻底的重言式。把系统特有的逻辑变成绝对的武器。反对超级现实的惟一策略是‘形而下学’，这大致是‘一种通过想像来求解的科学’，也就是在仿真的极限，在摧毁与死亡的超逻辑中可逆的仿真的极限，系统转而反对自身的科学幻想。”（第6页）在前面，对于这种理论暴力的悖论性质有一段这样的论述：“反馈赠中的馈赠可逆性、牺牲中的交换可逆性、循环中的时间可逆性、摧毁中的生产可逆性、死亡中的生活可逆性、易位书写中每个语言单位和价值的可逆性：惟一的大形式，在所有领域中都相同的形式，可逆性的、循环复归的、废除的形式—— 这一形式在各处都结束了时间的线性、语言的线性、经济交换和积累的线性、权力的线性。对我们而言，它在各处都是毁灭和死亡的形式。这正是象征的形式。它既不是神妙的，也不是结构的：它是不可避免的。”（第2～3页）

当然，波德里亚所提示的只是一种与“历史的终结”相联系的斗争前景，后现代理论语境中的“致死的思辨”不应与政治学的现实斗争相混淆。读波德里亚的最大乐趣不是来自于他“为我们指明了斗争的方向”，而在于他使我们开拓了关于斗争的想像力，体验到斗争的无穷魅力。在我看来，波德里亚的思想遗产更可以转化为一种象征的力量，以驱除对于现实真实性的幻想。“我们必须去，必须到流血的地方去为我们自己挽救现实。”波德里亚如是说。

                                                                2007,3,13

（此文已发表于《南都周刊·生活》，2007,3,16）

新宣传画之公益贺年卡（图）

策划：李公明   策划助理：胡斌

《新春前发放民工工资》，作者：黑马广告创作组

《平等和谐》，作者：君鸣

《春运图》，作者：刘滨

《小猪探亲》，作者：黑马广告创作组

《春“碗”》，作者：豮冢会

《民工朋友回家》，作者：陈凯

新宣传画之农村新壁画创作（图）

2007年2月9日、10日绘制，阳江地区阳西县，作者：李公明、胡斌、林君鸣、姚遥等

新宣传画之农村新壁画创作活动方案

（2007,2, 广东阳江地区）

一、活动缘起

自2004年6月由广州美术学院李公明教授策划的以“呼唤社会正义与公平”为宗旨的新宣传画活动，在经历了作品征集、评选、筹备展览、理论总结、巡回演讲、公开讨论、媒体传播等一系列发展过程之后，在听取社会各界人士意见的基础上，正发展为形式更为多样、吸引更多公民广泛参与的“新宣传画活动”。

举凡社会转型、时代巨变之际，艺文事业总是责无旁贷地肩负有反映人民心声、记录时代变迁的责任；我们总可以看到一些记录处于时代巨变中的人们的现实生存处境和文化心理变迁的文艺创举。无疑，我们现今的时代更是一个产生了让人难以置信的深刻变化的时代。那使人震慑的环境景观改造与生活方式、思想意识的变化，不仅是艺术实验，也是社会心理与现实问题研究所极为关注的课题。然而，在社会变迁的密集步伐中，我们可曾仔细聆听过普通大众心理诉求的声音？当下艺术批评界的有识之士已经在倡言“当代艺术的社会学转向”，一种带有社会学调查意义的艺术活动也在兴起。当然，所有这些工作才刚刚开始，我们应该以更大的热情和更坚韧的精神投入到具有创造性的艺术工作中去，应该使当代中国艺术更深入地贴近生活，成为沟通人们心灵、促进社会进步的有力武器。我们相信，以促进社会和谐发展为宗旨、以公益活动的方式进行的“新宣传画活动”会赢得社会各界人士的关注和参与。

正因为如此，新宣传画活动由过去的主要以策划人引导的方式转为吸引大众主动地参与；关注面更加地宽广，不仅仅只是“社会正义与公平”的话题，而是扩展到与大众生存现实密切相关、与公益事业紧密相连的一切社会问题；艺术家或艺术专业学生以及一切乐于以图像方式参与此项活动的人都可以成为作品的创作者。

值此2007年春节来临之际，我们组成新壁画工作小组，首次尝试把新宣传画带到农村去，以新壁画的形式参与到新农村的建设洪流之中。所谓“新壁画”有两个基本含义：一是指它不是根据上面布置的宏大标语口号作出的宣传气氛，而是在了解农民心声、表达农民切身利益的基础上，以自下而上的艺术方式反映当下农村建设中最突出的尖锐问题和农民生活中最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二是它以最通俗易懂的艺术语言和最朴素的标语口号作为表现形式，强调艺术家与劳苦大众的沟通，强调艺术作品要有团结人民、教育人民、打击一切非正义、不公平的利益团体及现象。

我们寄语全国各地的艺术家们，希望有人愿意关心农民的疾苦，到农村去、到贫困地区去，掀起农村新壁画运动的高潮。

二、农村壁画题材与口号

“农业基础设施依然薄弱，农民稳定增收依然困难，农村社会事业发展依然滞后。”

——摘自2007年中共中央一号文

农民可以成立自己的农会，与政府部门对话、协商，共建和谐农村

农民的利益表达权利必须得到尊重

土地问题是解决农民生活保障的根本问题

中央有规定，征地款要直接发给农民，任何人不得截留

农民无钱治病，政府有救助的责任

获得医保和低保是农民享有的权利，不是谁施舍的

农民的民主权利不容剥夺

民主选举   村务公开 

农民要温饱    农村要进步

要提高农村教师的待遇—— 这不能成为一句空话

以上只是初步提出的题材和标语口号，从内容和导向的正确性来说，都是近年来党和政府的相关文献、党的传媒刊物所公开提倡和宣传的。

三、创作方法

1, 召开农民座谈会

2, 集体讨论创作思路

3, 草图观摩和修改

4, 绘制在墙壁

5, 收集农民的反馈意见

6, 在当地发动更多的知识分子和学校教师共同参与新壁画的创作，要把图像和方法传授给更多的人，“众人拾柴火焰高”。

四、有关机构和人员

本次赴阳江的活动由新宣传画策划工作组主办，廖冰兄人文专项基金会协办，并得到阳江市文联和阳西县委宣传部的大力支持。

策划人：李公明    策划助理：胡斌

本次活动的费用除得到廖冰兄人文专项基金会的部分赞助外，所有参与者均是义务志愿者，不但没有任何报酬，而且各人须负担自己的食宿等支出，遵守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不增加群众的负担。

五、活动时间、地点：

    2007年2月9日、10日，阳江地区阳西县

                                                                      2007,2,8

关于提案的提案：阳光、思想、辩论

李公明

每年开省政协会议我都写过提案，自己觉得不管有用没用，总算尽一点议政建言的责任。这两天有委员在小组讨论中提出一个问题：优秀提案是怎样选出来的？为什么有些观点尖锐、有前瞻性的提案总是评不上优秀？本来，我认为提案是用来批评和解决现实问题的，至于是否被评为优秀根本不重要。但是，从该委员的提问中我想到了一个并非一点都不重要的问题：委员的提案是否也应该在传媒公开以引起关注，更重要的是引起公众对政府回应提案的言行措施的关注？这样的话，评选优秀提案的话语权就不再是一家之言，“中国人民协商”这个神圣的责任就不仅仅落在几百号人身上。

也有委员提出：提案年年提，年年都说要发现新问题、提出新建议，但是老问题真正解决了吗？对提案的落实就是几个月后的一纸格式相似、口吻相同的回复函吗？这就说到一个如何使提案发挥作用的问题。如果把历年老提案好好清理出来，让公众议论一下，看看那些提案提出的问题是公认得到解决，又有哪些问题是老顽症；再把有关单位对于提案的答复也一一公之于众，这样的话，那些套话、空话也就拿出来晒晒太阳了。

关于提案的写法也还有更重要的问题可以思考。不可否认，在现行的两会制度安排下，许多政协委员、人大代表的议政素质尚有待提高，不少提案言之泛泛，难于实施。但是，在鼓励研究具体问题、有助于改进工作的同时，却又会以是否具有可操作性、是否符合办案条件作为衡量提案的标准，更会以所提问题是否正是当时当地政府部门正想关注的问题为衡量。所以有些民主党派为写提案而开会讨论的时候，某些思维就有点像考生猜题一样，看着都令人难受。于是乎，那些针对最根本的制度安排、针对最顽固的习惯思维、针对最敏感的权力格局的提案就很难被接受、更遑论被评为优秀。当然，依我所见，属于这类的提案恐怕已是凤毛麟角，但是在目前的语境氛围中更是不利于这类提案的萌芽和生长。

其实，有些提案应该提具体问题，也有些提案可以讲根本性问题、常识性问题—— 许多社会现实中的问题长期难以解决，其实正是由于我们一直回避那些根本性的、常识性的问题，而且总是以各种借口为理由（国情啦、敏感啦等等）。我认为提案除了应该有具体作用外，也可以有不那么具体、不那么立竿见影的作用，比如说引起争议和辩论的作用。对于某些根本性问题的触及和讨论本来就是“政治协商”中的应有之议，不知从何时开始我们变得只能尖锐地谈交通、谈食品、谈学校收费，就是不能谈政治、谈制度、谈思想。

因此，我想写一个关于提案的提案，要点就是：阳光提案，多元思路，言者无罪。

                                                                  2007，2，2

该文已发表于《新快报》2007,2,5（题为“政协提案不应回避根本性问题”，内容有删节）

学者与政治权势

——读《列奥"施特劳斯与美国右派》

李公明

1989年的一个暮春雨夜，江南某大学的招待所里，我和几位参加某会议的学者讨论了一个问题：书斋学者与政治权势的关系。当时在我们的视野之中，已有一些学者的身影闪动在权势领域周边，讨论中颇有一种从书斋意气到国策纵横的时代风雨的使命感。现在想来，显性的学者从政只是时势的一时之选，而隐藏在政治哲学之中的学者之思才具有更隐秘、更根本、也更持久的影响力。在风雨苍黄与灯红酒绿之间，有良知和社会责任感的学者登临极目，总会在多元价值与现实困局之间寻求着解读的路径；而时势的发展则有可能使其中某一路径通向了政治前台。读加拿大学者莎蒂亚"B"德鲁里的《列奥"施特劳斯与美国右派》一书，更加深感在书斋学者与政治权势之间的种种复杂而隐秘的关系应该被揭示和被讨论。

该书的中译本序言介绍了作者其人其书的相关背景，仅此短文已有启发。首先是关于美国公共传媒自1994年以来一直未曾消歇的对于政治舞台背后的思想渊源和人脉线索的关注和讨论。一般说来，政治事务的战略决策自有其思想渊源，而当局政要的选拔和履职更有其受思想和政见影响至深的人脉依据。一个成熟的政治文明社会中的公共传媒当然不会放过对这些重要政治现象的揭示和讨论，政府也无法压制那些甚至看起来是牵强附会的“猜测”。让所有关于政坛背后的“小道消息”浮出水面、公开争辩，这是应有的政治文明的表征之一。     

其次，该书作者对施特劳斯思想的解读是否正确并不太重要，重要的是作者对现实政治问题与书斋思想关系的敏感和洞察—— 对 “阴谋”和“操纵”这两个政治事务的核心问题的敏感和洞察。在政治的旋涡中，我们常常仅凭直觉会感到“阴谋”和“操纵”的存在，在广场或街心公园中漫步的时候会有对预感的捕捉。但是，只有在理性分析的层面上正本清源、厘清谱系的工作才是政治事务关怀的根本。

 本书的出发点是公共传媒讨论的热门话题：在里根到老布什和小布什时期的美国政要多为施特劳斯的弟子，以精英主义、单边主义政策等为特征的新保守主义政治与施特劳斯派的思想有内在联系。作者在书中讨论了施特劳斯的政治哲学和政治设想，“通过对美国的自由主义和保守主义的广泛考察提出结论，以此为基础得出本书的最终论点—— 作为支配着共和党意识形态的美国新保守主义，正是应和了施特劳斯政治思想的论旨。”(第4页) 但同时，作者更坚定地站在自由主义的立场上，激烈地批评施特劳斯的保守主义政治哲学。从内容结构上看，该书从现实中华盛顿的施特劳斯派的政治“教诲”切入，然后分别论述了施特劳斯思想的“犹太遗产”问题、“德国渊源”（海德格尔和施米特）问题、“在美国的应用”问题和“新保守主义”（“施特劳斯的遗产”）问题。或许在许多中国学者看来，在所有这些问题与思路中，与自由主义的立场、机制和价值相关的讨论恐怕会是更有思想的吸引力。而且，对于那些经历过“文革”和思想解放运动的读者来说，阅读和思考施特劳斯派的问题就绝不是纯粹的书斋学术之议，而是如我在开头所提到的那个雨夜中的长谈那种现实关怀。

作为20世纪的德国思想者，没有人可以轻松地绕过大屠杀问题—— 让我们也更深刻地思考这个问题、更含悲思痛地正视这个问题、更义无反顾地回答这个问题吧！本书作者指出，“尽管施特劳斯没有完全明显地阐明，但他认为纳粹主义和现代性之间是有联系的，可以简要表述如下。纳粹并不是历史中出现的奇特事件，而是现代性精神的逻辑体现。现代性产生了两种危险学说—— 虚无主义和技术统治论。两种学说结合在一起危害极大。”（第78页）奇怪的是，以我们自身的经验而言，对于虚无主义的批判一直以来都是我们耳熟能详的，我们也从来没有真正完成启蒙的任务，也就是说，施特劳斯所痛心疾首的那些现代性并没有已经成为我们的现实；但是，漫漫十年的“文革”法西斯专制却有着与大屠杀相同的性质和惨痛。在1979年开始的思想解放运动中对十年浩劫的反思，按照当时的说法是：我们是多么痛切地认识到“四人帮”的社会法西斯主义之所以得逞，就是因为长期以来我们党的民主生活受到了严重的破坏，对个人的迷信崇拜取代了人民的理性思维—— 不管当时的这些说辞是如何的迂回和充满了新的说教气息，但其总体倾向不能不说是朝向民主、朝向自由、朝向理性的。这样的话，我们看施特劳斯把纳粹主义和大屠杀归因于民主自由体制就显得不可理解。

对于这个问题，莎蒂亚"德鲁里认为即使以魏玛共和国的例子说明希特勒是通过“民主的”方式上台、说明自由民主体制的脆弱使法西斯主义得以逞凶狂，也不能用来证明美国的自由民主制度也是通向纳粹主义的温床。即使是对于魏玛共和国与纳粹上台的历史因果关系，她也正确地指出：“我们同样也可以这样说：希特勒之所以上台，正是通过对魏玛宪法诸原则的极大藐视—— 通过欺骗、作假和侮辱政治权利，置民主的公平竞争原则于不顾。”（第7页）她接着对施特劳斯及其弟子们对自由主义导致道德怀疑论和虚无主义的说法进行了批驳，认为从古典自由主义者如洛克、密尔等人的思想中并没有否定真理、道德。“那么，为什么施特劳斯及其追随者继续将自由主义描绘为虚无主义和怀疑论呢？”（第10页）这个问题提得很好，我想起的是过去我们在“文革”时期正读小学、中学时，一直都有过类似的把“自由主义”与“非无产阶级世界观”联系起来批斗的话语经验。那时的“自由主义”主要是指自由散漫的作风、不听从统一的控制等，而虚无主义主要是指无心向学、读书无用论等，当然我们那时不会想到“自由主义”真的与这些没有什么必然的关系。莎蒂亚"德鲁里对这个问题的回答是：“答案在于这样的事实，即自由主义在关涉政治的时候有着怀疑主义的秉性。为了真理的缘故，自由主义拒绝那种得势的单一而无可辩驳的现实所施加的强制。自由主义的这种立场与施特劳斯主义者的信念是相冲突的，因为施特劳斯主义者深信，社会需要的是毫不动摇的信念和坚定的奉献精神，……。”（第10页）这个答案同样可以为我们的经验所证实，从这里就可以看出新保守主义在维系社会一致、信念一元方面的现实价值取向。

当然，关于大屠杀与现代性的关系的探讨有多种不同的进路，但多数研究者会从不同角度说明大屠杀不是天降横祸，而是与现代性进程有着不可割裂的联系。我认为这类观点是有着深刻说服力的。比如，齐格蒙"鲍曼从社会学研究的角度认为，大屠杀并非仅是反常的悲惨事件，而且更是可以从现代性的内在要素中合乎逻辑地推论出来的、由设计者、执行者和受害者密切合作产生的社会集体行为。（见其《现代性与大屠杀》，译林，2002年）需要进一步追问的是，如前所述，反现代性的社会进程（如中国的“文革”时期）不也是有过同样的悲惨教训吗？这一事实是否也可以得出大屠杀可以从现代性的缺失中合乎逻辑地推论出来呢？如果是的话，那么对于所谓现代性与大屠杀的内在关联恐怕要作更深入细致的探讨，宏观式的总体叙事应该让位于由博返约的个案研究。

对于美国的新保守主义，该书作了不少论述和剖析，颇有“深揭狠批”的味道。作者通过比较集中地讨论深受施特劳斯影响的、从50年代初开始写作的欧文"克里斯托的思想言论，希望能够阐明：“新保守主义的主要基调几乎全部是以施特劳斯的政治思想为基础，专注于宗教、确信虚无主义是美国自由主义危机的源泉、强烈反对启蒙理性主义、厌恶自由主义、强调民族主义、关注知识分子在政治中扮演的角色，以及偏爱民主主义甚于自由主义。”而在全书结束之时，作者再次总结道：“总而言之，新保守主义是列奥"施特劳斯的遗产。它分享了施特劳斯哲学的所有最有影响的特征——宗教的政治重要性、民族主义的必要性、虚无主义的语言、危机感、非友即敌的心态、对女性的敌视、对现代性的拒绝、对过去的怀旧以及对自由主义的憎恨。”新保守主义的对立面，作者对她自己的自由主义立场也作了阐述和反思：“我是一名怀疑的自由主义者，一名没有幻想的自由主义者，一名痛苦地了解到自由主义的缺陷、它的自负、它的神话、它的激进精神以及它的自杀倾向的自由主义者。”（第194页）我们可以怀疑她的怀疑的自由主义是否还具备激进的精神气质，但我们无法怀疑的是，莎蒂亚"德鲁里是立场坚定、社会观察力强的思想者。

掩卷之后，当下的施特劳斯热会使人们思考一个问题：为什么会是施特劳斯？H"迈尔的回答—— 尽管他认为他对这个问题的兴趣与当下的施特劳斯热“毫无关系”——是：他开启了通向哲学史的新通道；他强调哲学是一种特殊的生活方式；他把政治哲学置于哲学的中心；他将神学—哲学问题作为其主题。（见迈尔《为何是施特劳斯？》，收入《回归古典政治哲学——施特劳斯通信集》，华夏出版社，2006年）这四点理由无疑只是回答了作为哲学史家的施特劳斯的重要意义，倒是迈尔在接下来谈论施特劳斯的学派问题的时候，切中了当下施特劳斯热的核心问题：“照施特劳斯的理解，唯一的政治意图、唯一有影响的政治行动，就是创建一个学派，当芝加哥大学1949年聘请施特劳斯到政治系执教时，就给他提供了这样一个机会。在做出这一政治抉择时，施特劳斯就已经意识到自己必须付出的代价。”迈尔甚至把话说得更明白：“施特劳斯利用了学派所具有的所有优势。依循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的榜样，施特劳斯也抓住机会，发掘自己的学生的政治才干，培养贤人。…… 这一学派还要求政治行动，并承担了一定的政治风险。”（同上文）同样，我们可以看到施特劳斯本人对政治问题的兴趣，比如他在年轻时说过，他有两个兴趣：上帝和政治；他还把政治看作是历史意识的文化母体。（参见同上书，福尔廷与伽达默尔关于施特劳斯的访谈）只有对政治有敏锐的认识和坚实的立场，才能谈得上对政治施加影响力。

还是回到本文开头所说的那个1989年的暮春雨夜吧。某君在叙述了一件事情的原委之后慨然长叹：时势与有些很有胆识和魄力的人永远是那么对立，难道这是某些族群社会政治中的宿命？而书斋学者的“外王”之道难道也总是不得不重蹈轮回的复辙？其时我们的学术视野中还没有“古典学派”与“政治改革”之间的思想谱系和学派人脉，源自古典关怀的“隐秘书写”和“政治疗治”都还没有成为我们可以参照讨论的资源。如果那些人声鼎沸的人与事发生在今天，学者与政治权势的关系恐怕会比当年清晰得多。

                                                      2006,12,26夜

（该文载于《南都周刊·生活》2007,2,2, No94,题目改为《从书斋走向现实关怀》）

《新宣传画之公益贺年卡》策划方案

一、活动缘起

自2004年6月由广州美术学院李公明教授策划的以“呼唤社会正义与公平”为宗旨的新宣传画活动，在经历了作品征集、评选、筹备展览、理论总结、巡回演讲、公开讨论、媒体传播等一系列发展过程之后，在听取社会各界人士意见的基础上，正发展为形式更为多样、吸引更多公民广泛参与的“新宣传画活动”。

举凡社会转型、时代巨变之际，艺文事业总是责无旁贷地肩负有反映人民心声、记录时代变迁的责任；我们总可以看到一些记录处于时代巨变中的人们的现实生存处境和文化心理变迁的文艺创举。无疑，我们现今的时代更是一个产生了让人难以置信的深刻变化的时代。那使人震慑的环境景观改造与生活方式、思想意识的变化，不仅是艺术实验，也是社会心理与现实问题研究所极为关注的课题。然而，在社会变迁的密集步伐中，我们可曾仔细聆听过普通大众心理诉求的声音？当下艺术批评界的有识之士已经在倡言“当代艺术的社会学转向”，一种带有社会学调查意义的艺术活动也在兴起。当然，所有这些工作才刚刚开始，我们应该以更大的热情和更坚韧的精神投入到具有创造性的艺术工作中去，应该使当代中国艺术更深入地贴近生活，成为沟通人们心灵、促进社会进步的有力武器。我们相信，以促进社会和谐发展为宗旨、以公益活动的方式进行的“新宣传画活动”会赢得社会各界人士的关注和参与。

正因为如此，新宣传画活动由过去的主要以策划人引导的方式转为吸引大众主动地参与；关注面更加地宽广，不仅仅只是“社会正义与公平”的话题，而是扩展到与大众生存现实密切相关、与公益事业紧密相连的一切社会问题；艺术家或艺术专业学生以及一切乐于以图像方式参与此项活动的人都可以成为作品的创作者。

值此2007年春节来临之际，“新宣传画之公益贺年卡”试图结合中国这一传统节日，以贺年卡的形式传达与过年有关的社会现实问题的关注；号召大家创作出既寓含新春祝福又倡导强烈的社会介入意识的不同于普通节日贺卡的作品，并以各种渠道向公众传播，为传统节日增添一份独特的具有思想性和现实关怀的贺年祝福礼品。

二、活动宗旨

“新宣传画”作为一个新的、有特定内涵的概念，主要是指：运用过去人们所熟知的宣传画的主要表现形式（也可以采用电脑制作等技术），以人们普遍关心的社会公平与正义问题为题材进行创作；它将借鉴过去“主题先行”、“深入生活”等创作思想中的合理成分，以社会进步理论为指引，以现实中仍然大量存在的非正义、不公平的现象为批判对象，同情苦难、反对麻木不仁，呼唤社会正义与公平。它希望这是中国现实生活中的老百姓都能理解并产生共鸣的一种信念、思想和情感的真正交流。

而作为新宣传画活动之一的公益贺年卡，希望借助贺年卡这种通俗而普遍的形式承载新宣传画活动的精神要义，在节日里唤起人们对社会问题的一种独特关注；并试图以艺术的方式参与与民众密切相关的社会话题的讨论，以起到良好的劝戒倡导作用。

三、策划人与机构

策划人：李公明（广州美术学院教授）   策划助理：胡斌（广州美术学院教师）

协办机构：如意画廊

协办媒体：南方都市报等

四、作品主题与要求

作品需围绕与春节相关的社会问题，现拟出以下几个内容：

1、对年前发放民工工资的呼吁；

2、呼吁对春运的安全便捷和人性关怀采取更切实有力的措施；

3、呼吁对下岗职工、孤寡老人、儿童的切实关爱，具体落实相关福利制度，不停留在表面的节日慰问；

4、提倡真正的民俗春节的回归，反对民俗节日的过分商业化；

5、反对以过年名义的团体性奢侈宴请，提倡春节消费的理性与适度；

6、提倡多元丰富的春晚娱乐，如打破央视春晚的独导性（“除了央视小春晚，还有全国各地大春晚”）；

7、提倡祥和、平等、仁爱的节日气氛。

以上主题，作者可做进一步发挥，并发掘其他相关的主题。作品可采用宣传画、漫画、版画、剪纸等各种形式，形象简洁有力，既体现出社会问题的关注意识，又不乏喜庆温馨的节日气息；标题文字需包含春节祝福与社会呼吁口号两部分，意思明确而又不乏幽默和气。

五、作品出版与传播

1、作品印制贺年卡，通过各种途径寄送单位及个人；

2、在媒体上发表贺卡样板，以达到上百万份的宣传效果；

3、贺卡注明作者、策划者姓名及组织机构、协办单位名称；

4、参展艺术家与主办、协办机构均声明：永久放弃对参展作品的非商业使用版权，欢迎所有非商业性的复制、出版、展示以及各种使用行为。

六、费用预算

整个活动属于社会公益行为，任何参加者应具有义务奉献的精神。具体事项以及必不可少的预算如下：

1、作者本人负责创作中发生的所有费用。

2、所有工作人员（包括策划人）不会获得任何经济报酬。

3、贺卡的印刷费（包括邮寄费，预计印1万张，视实际情况届时再做调整）共约1万元，由协办机构支付，如另有赞助，则由协办机构与赞助单位共同负责支付。

七、时间安排

2007年1月31日前 选出参与者创作的主题贺卡；

2月1—3日 在报纸刊登贺卡图片及活动信息，号召更多人参与活动，并请需要贺卡的人将邮寄地址发到指定邮箱，以便组织人员届时寄发；

2月4—5日 印刷贺卡；

2月5—15日 将贺卡派送各民间团体、社会组织以及来函索要者，并拟通过随报付送的方式派给买报者，同时做好读者调查和拍摄，以作为以后新宣传画展览的社会学研究资料；在各大报纸刊登活动情况与展开讨论。

                                                                  2007年1月

中国人民不能容忍的岂止是不负责任的企业

李公明

成思危先生撰文谈企业必须要有社会责任，固然十分正确，但有几个问题仍值得深究。

第一，关于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企业社会责任并非只是评价企业道德高下的标准，而且也是进入国际市场实实在在的门槛的问题。应该承认这对于中国企业是一种外在的压力和挑战，但我们不能把建立中国企业的社会责任寄希望于发达国家的企业社会责任检验标准和外部制裁。别的不用说，在国际贸易中的制裁关系说到底也还是商业利益优先的关系。即便是在政治外交中，国家功利主义也会使图利舍义的事情时有发生。

第二，对于如何促使中国企业负起应负的社会责任。成文开出的药方是两味：一、形成社会道德舆论；二，健全法律制度。我认为这两味药当然没错，但是否有效却实在难以保证。先说道德舆论的问题。在舆论空间的建立和运作都深受各种利益集团制约的国情语境中，道德舆论的力量和局限本身就充满着问题。传媒与广告大户的利益关系谁都知道，如何使道德舆论冲破资本与权力的钳制就是一个难题。一般性的道德舆论几乎难起作用，而典型的个案报道则要取决于各种力量的博弈。然后是法律制度的问题。我们现在并不缺乏各种具体的法律制度，但其公平、效率、公信力等等也都是问题重重，因为再多、再好的法律条文也是由人来掌握、运用的，更何况司法系统中的腐败现象并不鲜见。因此，现在面对中国的种种问题再泛泛地谈道德舆论和健全法制其实是很苍白无力的，即便是公款吃喝这样并不复杂的显性行为也成了难治的顽症，更何况复杂如企业的社会责任问题就不用说了。

 第三，最关键的一点是政府的责任问题。成文中虽然也提到了“一些矿难完全是黑心矿主与地方官员相勾结，无视矿工死活、非法开采所酿成的恶果”，但并没有把政府在企业的社会责任这个问题上的责任明确提出来。不少评论家都针对这个问题，提出资本无道德，政府应先自责。道理太简单了，如果政府不是片面追求GDP政绩，如果政府具有基本的道德良知和社会责任感，如果没有政府对那些不负社会责任的企业的纵容、保护，不法企业的种种恶劣行径能在当地政府的眼皮底下年复一年地通行无阻吗？成文认为构建和谐社会，企业的努力至关重要；社会对企业的期望，是要求企业维护和促进社会公正、公平，平等地保障各方相关利益。这些话听起来并不错，实际上还是值得讨论。办企业的目的首先是获取利润，而不是什么建构和谐社会；社会对于企业的期望只能是遵纪守法，而不是什么保障各方利益——这些都是政府的责任。企业不守法、不负责任而没有受到应有的制裁，我们只能说政府没有负起责任，而不负责任的政府自然应该受到制裁—— 最关键的问题就是，人民如何去制裁那些不负责任的当地政府？成文提出了中国社会“不能容忍”无道德的资本，“不能容忍”这四个字说得很好，但是，中国社会不能容忍的又岂止是不负责任的企业呢？

                                                                   2007,1,30夜

结社，还是不结社，这应该是一个问题

—— 读《结社：理论与实践》的一些思考

李公明

对于大多数国人来说，结社还远不是问题。与温饱与安全相比，结社显得似乎是一个太奢侈的问题—— 虽然在实际上温饱及安全等等问题的解决过程中就有可能包含结社问题，人们总会把结社看作是远高于生存问题的行为。从读书界来看，这本《结社：理论与实践》似乎蒙上一层条约、案例的色彩，而且书名本身给人以过于偏狭的专业感，因此我把它列为2006年最被低估的读物之一。结社，还是不结社？有些人已经在生活中认识到这是一个问题；而读过这本书的人大概也会同意，这应该是一个问题。

一谈到结社自由，很多人仍会惧怕于它的政治色彩。其实，它首先是一个法律概念。查阅《布莱克维尔政治学百科全书》（The        Blackwell Encyclopaedia  of  Political  Science），并没有“结社自由”这个条目；翻开《牛津法律大辞典》（The Oxford  Companion  to Law，by D．M．Walker），有两个“结社自由”条目（64页、353页）。其中一个是Liberty of  association，另一个是Freedom of association ，同样都兼有结社的“自由”和“权利”的含义。可惜的是，在我们的“普法教育”中，“结社自由”的芳踪难觅，在实际生活中许多与结社自由相关的言论行为自然没有被从法律层面上进行分析和处理。

由夏勇先生主编的这套《民权译丛》（《结社：理论与实践》是其中一种）之所以深获我心，由编者的总序可以说明：“这套丛书的选题，着眼于民权的制度规范主义。除了《权利理论》一书汇集了当代西方权利哲学的若干代表人物的代表作品外，其他题材皆着眼于基本权利的制度性原理与操作，集中在国际民权公约、民权诉讼、人权教育、财产权与宪政、表达自由、结社自由、人身自由以及女性的权利。”我觉得，抽象地谈权利、谈民权理论的不少，但作为一种已在人类历史中形成的制度与经验更多地是一种可以借鉴的操作知识，这是我们目前最缺乏的。

这本《结社——理论与实践》收入了荷兰、德国、英国、美国和日本学者的15篇文章，其中既有理论的探讨，论及结社与政党、宗教、工会、市民社会以及社会公德等等之间的关系，也有作者对其国家结社现象以及各种案例、操作形式的分析与说明。本书《导言》认为，“本书中的论文揭示了自由主义民主制度中结社的多方面的价值，以及结社自由的伦理和宪法限制”，并提出了这些应该思考的根本问题：为什么结社自由对于个人生活和自由主义民主制度来说都是有价值的？为了避免对于结社的政治上的干预，什么是结社具有的最强烈的伦理和宪法主张？而且，什么是最弱的？哪一类社会组织能够要求来自政府的积极支持？对于捍卫结社自由来说，什么是最可靠的论据？对于限制结社自由来说，什么是最有利的论点？相信对于国人来说，这些问题的重要性不言而喻，甚至连对它们的讨论、交流的合法性也不是高枕无忧的。另外，除了这些带有根本性的理论问题以外，书中还讨论了各种领域之中的社团性质以及许多微观的个案问题。无论是在何种领域或什么样的个案问题，“结社自由”的法律界定都是明确的：“指任何两个或两个以上的人为了实现任何目标组成一个团体的自由”，在这根本界定之下，才去补充关于目标的界定：“只要其目标不违反法律或其创设并不为犯罪或非法” （上引《牛津法律大辞典》第64页）。其实，在本书中我们可以看到，除了像三K党、新法西斯组织等这类极端显明的政治结社必然要受到国家权力的干预以外，绝大多数有争议的社团性质和目标的伦理合法性都是可以讨论的，其中的复杂性和多元价值的冲突必须依赖法律分析和社会协商才能解决。这就是说，本书将使我们深切地认识到在结社自由的合法性问题上，任何粗暴、武断和实用主义的权力干预都是必须警惕和反对的。

为什么说“结社，还是不结社，这应该是一个问题”呢？因为关于它的合法性解释与操作性仍然是一个问题。1949年以后我国制定的宪法中并不缺乏公民结社自由权利的法律规定，国家一直声明结社自由是中国公民依法享有的权利。但是，至今我国还没有一部实质性地规范公民结社活动的实体性法律。1989年10月国务院发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社团登记管理条例》（1998年修订）规定国家保护社会团体依照其登记的章程进行活动，其他任何个人和组织，不得非法干涉。据此，有关人士认为该条例对社团的成立登记、监督管理等基本问题作了具体规定、为公民行使结社自由权利提供了法律依据。但实际上它只是一份登记管理条例，并不具有实体性法律的性质；另外它采取的是预防制模式，并且设置了较高的准入门槛，并在管理中实施严格的追惩制。因此，它根本无法承载全社会公民结社的法律重负，而且它的以严控为原则的指导思想已远远落后于政治文明社会的发展要求。事实上今天大量存在的民间事实团体面临着合法性困境，其伦理与法律问题都急待解决。从外部环境来看，对结社自由问题的认识和解决也很紧迫。我国领导人近年来多次表示中国政府正在积极研究《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涉及的重大问题，一旦条件成熟就将履行批准公约的法律程序。在这个公约中，公民的结社自由权利是一项重要内容。在此时，《结社：理论与实践》给我们提供了很重要的思想资源和参考借鉴，实在不应低估它的价值。

                                                          2007,1,7

（本文载《南都周刊》2007,1,12）

十年磨刀：读书的困惑

李公明

读了二、三十年的书，好像突然才明白过来：读书如磨刀，读完书就要用，不是砍柴就是杀人。当然，所谓的“用”早已不是应付考试、为升职写论文等等，而是有大用处——究其实也是大而无用，只是在个人内心觉得有大用处而已。读书如磨刀，刀磨利了，既砍不了柴更不敢杀人，是在内心点燃柴薪，在内心向敌人举起大刀。元旦那天在同事的帮助下，终于开了一个博客，“左岸看世界”的标题之下的描述就是：读书人是磨刀人，表达的就是这样一种心情。

更多的时候是无聊而读书，读完自然更是无用。读报也是一样，更多的时候是无聊才读报，但读书不同的是，读报之后不开心的时候很多—— 尽管禁忌不断，但使人流泪的世界还是会不时在南都报上披露出它的一角。

南都报十年，我在97年给南都报写的一组读水浒的短文也过了十年。南都报的读书版与我十年来的读书也有很深的关系，从那里我知道了很多好书，偶尔也给它写过书评，与更多的人分享读书心得。更难得的是，十年来认识了南都报的不少喜欢读书、精于读书的年青朋友，他们个个才华横溢，与他们的交往使我学到很多东西。读书与读南都报，就像磨刀和看地形看天气，好像总在等待什么、密谋着什么。有时候会突然冒出《红岩》里那个装疯的共产党人华子良喊出的接头暗号：“让我们迎接那个伟大的日子吧！”—— 读书和读报也好像是一样，是为了迎接一个伟大的日子。

读书有那么重要么？那个“伟大的日子”是什么？对有些人这个问题或许根本不存在，在我却似乎是无法摆脱。看艾晓明、胡杰拍摄的记录片《中原纪事》，片中的高耀洁老人在家里包书、去邮局寄书，难道她不是在内心憧憬着一个“伟大的日子”么？崔卫平翻译《哈维尔文集》，难道不是为了迎接那个“伟大的日子”而给思想者锻造批判的武器么？其实，所谓的“伟大的日子”就是自由交流的日子、每一个人都拥有人的尊严的日子，读书不就是为这些日子而准备的么？如果有人说只有“精英”的读书才会这样想，那真是大错特错了。别的不说，我周边许多痴迷读书的朋友都是广州的草根阶层，他们心中所念、口中所言、尤其是对书的选择，没有一样不是与那个“伟大的日子”密切相关。古人说，位卑未敢忘忧国，读书人怎能无动于衷？在这个意义上说，读书人不就是磨刀人么？

读书与写作作为一种生活的方式，付出的代价很多。有形者，如财政的拮据、空间的挤迫、时间精力的耗费等都是显明的代价。无形者就很难说了。有些人一辈子皓首穷经，连最基本的价值判断都解决不了，用以前的话来说，就还是“政治上的糊涂虫”；有些人只懂读书而远离了生活中的感性、本能，或以意识压抑身体、以戒律禁锢心灵，最后落得个“市场上的斯宾洛莎”。这都是读书不得法，把人读坏了。但即使样样都能打醒精神，像一只土拨鼠似的在书斋与世界之间东刨西挖，还是会有很多困惑解决不了。比如，我很喜欢一份叫作《民间》的学术通讯交流刊物（中山大学广东发展研究院公民社会中心主办），它的口号是“行动改变生存”，我很认同。但是，如果有哪位读书人提出“读书改变生存”的口号，我会很怀疑。是的，有很多人通过读书改变了自己的生存状况，但是作为社会和民族意义上的生存状况，光是读书就无能为力了。这有点像是悖论：行动者应该有知识甚至有学问，但是有了知识和学问的人很少会行动。前几天深圳一个上访的打工者把某政府机关的牌子摘了下来，最后终于讨回工薪，恐怕饱读经济学、法学的读书人就作不出这样的行动、讨不回自己的工薪。因为读书而丧失了行动的本能、本领，这样的代价还不大么？

读书就是磨刀，但读书又会使人失去行动的本能。十年磨刀、二十年磨刀，读书人的困惑依旧、读书人的世界也依旧。这就是读书人的宿命吧。

书以外的事情多是讲不清的，还是回到书本身来吧。偶有学生问：如何辨识书的好坏？最保险的回答当然是：书读多了，对书的好坏自然会有种种分辩的方法和能力。现在有不少出版社的官僚不懂出版，是因为他们连好书、坏书都不懂区分，而究其原因，则是不爱书、不读书也。有些真正的读书人书读得多而精，对书的品味很高，因而也很挑剔。知堂老人或许可归此类，其丙戌丁亥杂诗中有“读书”一首曰：“读书五十年，如饮掺水酒。偶得陶然趣，水味还在口。终年不快意，长令吾腹负。久久亦有得，一呷识好丑。冥想架上书，累累如瓦缶。酸甜留舌本，指愿辨良否。世有好事人，扣门乞传授。舌存不可借，对客徒搔首。”饮了五十年的掺水酒，辨识好丑的能力自然就有了。我辈远未到这种境界，不敢赞一词。但我也有另一个方向的愚笨之得：有些平淡如水的书，在我读来却有了酒味，这当然是由于读书未精、伏案未深的缘故；但是，书无不可读的心态也会使自己走向宽容与多元。或许这可以算是读书人困惑中的一丝亮光吧。

                                                                       2007,1,1

（本文载《南方都市报》2007,1,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