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98年，巴黎世界博览会盛况

巴黎右岸到了下游一点的阿尔玛桥（ pt.de L’Alma），这段沿塞纳河边的路名改成了“纽约滨河路”（ Quai de New York），一大片开阔的广场、雕塑群和纪念性建筑，对面可以看见左岸的艾菲尔铁塔和远一点的奥赛博物馆，这里就是1937年法国主办的世界博览会的场地。那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夕，欧洲战争风云密布，大国在这个展览上已经展开了意识形态的斗争，面对塞纳河入口广场两边，右边是纳粹德国的展馆，新古典建筑顶部是一只象征纳粹的青铜老鹰的巨大雕塑，左边是苏联馆，有点“装饰艺术”（Art Deco）风格的展馆顶部是一座巨大的、我们熟悉的工农高举镰刀斧头的青铜雕塑，作者是穆希娜，针锋相对，我在《世界现代建筑史》介绍这个展览的时候，立马找到一张当时的照片，可以看见老鹰对工农的这个架势，真是有点剑拔弩张的感觉。

那两栋建筑现在都不存在了。但是其他的展览建筑和整个公园场地都还保存依旧，特别是当年那些精彩的“装饰艺术”风格的雕塑还屹立在那里，保存了现代艺术和建筑史中早期很重要的一个片断。

坐地铁，到Iena站下车，出来就是了。那里景观开阔，站在高高的平台上，可以看见塞纳河和左岸好远的地方，是一个精彩的景点。特别是喜欢建筑的人，或者喜欢20世纪初期雕塑风格的人，到那里是肯定有另类收获的。

艾菲尔铁塔和世博会的大广场连成一片，非常壮观

整个博览会的设计，是面对塞纳河对称成两翼布局，山坡上市中央高台，两边完全对称的展馆，很气派

这个展览场地保存至今、并且开放给公众参观的是“东京宫”（Palais de Tokyo），那是当年博览会的展场之一，四个人设计的，分别是顿德尔（J.C. Dondel），奥博特（A,Aubert），维亚德（P.Viard）和达斯通格（M.Dastungue），展览馆前面的水池旁边和墙面上都有非常精彩的“装饰艺术”风格的雕塑，尤其是墙面上的浮雕，作者是阿尔佛列德.让尼瓦（Alfred Janniot）。

整个博览会的设计，是面对塞纳河对称成两翼布局，因为是一个沿河的小山坡，所以建筑有拾级而上的设计特点，一层一层楼梯走上去，在山坡上有中央高台，两边完全对称的展馆，很气派，并且和新古典主义的城市有相似的地方——派头、经典性，但是也有不同的地方，就是具有现代特征。我们知道，“装饰艺术”运动在欧洲仅仅风行了10来年，1938年之后就中断了，属于这个时期的作品相对比较少，这个世博会场所，我看是巴黎最完整、规模最大的一个“装饰艺术”的典范。

节日里，中间的水柱，排炮似喷出，两边的叠泉，堆珠砌玉般奔腾而下，那该是何等壮观的场面

1937年的这次博览会一共举行了93天，参观人数为870万人，当时的主题是“现代世界的艺术和技术”，展示了大战前夕世界在技术和艺术上最高的水准。

站在那个平台上，和煦的春风吹绿了塞纳河畔法国梧桐的老枝嫩叶，深深体会到这个展览馆的设计的中心形象鲜明、周边多元化的综合特点。大凡世界博览会的设计，必须有一个风格鲜明突出的中心形象，然后才是各个国家和地区自己风格的展场展馆，必须如此，否则整个博览会就没有了自己的形象。现在上海在筹划2010年的世博会，我因为去日本爱知看了去年的世博会，看见我们中国馆除了古代的一些平面符号之外，缺乏一个建筑整体的概念形象，因此颇为担心到时候我们拿出个什么中央展馆来。如果想找些设计的好的参考实例，可以到巴黎这里体味一下，研究研究，实在是做得好。

巴黎曾经举办过好多次博览会，塞纳河边尽是博览会留下的建筑，好像艾菲尔铁塔、奥赛博物馆都是因为博览会造的建筑物，留下来之后，就成了城市的一个组成部分了。

世界博览会是一项由主办国政府组织或政府委托有关部门举办的有较大影响和悠久历史的国际性博览活动。它已经历了百余年的历史，最初以美术品和传统工艺品的展示主为，后来逐渐变为荟萃科学技术与产业技术的展览会，成为培育产业人才和一般市民的启蒙教育不可多得的场所。世界博览会有综合性博览会和专业性博览会两类。按国际展览组织的规定，专业性博览会分为A1、A2、B1、B2四个级别。A1级是专业性博览会的最高级别。

这些雕塑就像一本用石头雕琢的历史书，保存了现代艺术早期很重要的一个片段

世界展览会的会场不单是展示技术和商品，而且伴以异彩纷呈的表演，富有魅力的壮观景色，设置成日常生活中无法体验的，充满节日气氛的空间，成为一般市民娱乐和消费的理想场所。

现在负责协调管理世界博览会的国际组织是国际展览局，英文简称为BIE。国际展览局成立于1939年，总部就设在法国巴黎，其章程为《国际展览公约》。该公约由31个国家和政府代表于1928年在巴黎签署，分别于1948年、1966年及1972年作过修正。国际展览局（BIE）的宗旨是通过协调和举办世界博览会，促进世界各国经济、文化和科学技术的交流和发展。国际展览局的常务办事机构为秘书处，秘书长为该处的最高领导，现任秘书长是洛瑟泰尔先生。

因为中国上海将要举办2010年的世界博览会，因此大家都很关心世博会的情况，我在这里把从19世纪第一个世界博览会开始到现在的世界博览会列一个表，大家可以做参考，也可以领会到巴黎的荣耀。

中央高台的顶沿上，有一些精美的浮雕作品

墙面上的大型浮雕

1851 伦敦世界博览会

1853 纽约世界博览会

1855 巴黎世界博览会 （第一次）

1862 伦敦世界博览会

1867 巴黎世界博览会 （第二次）

1873 维也纳世界博览会

1876 费城世界博览会

1878 巴黎世界博览会 （第三次）

1889 巴黎世界博览会 （第四次）

1893 芝加哥世界博览会

1900 巴黎世界博览会 （第五次）

1904 圣路易斯世界博览会

1915 马拿马太平注世界博览会

1926 费城世界博览会

1930 列日产业科学世界博览会

1933-34 芝加哥世界博览会

1935 布鲁塞尔世界博览会

1937 巴黎世界博览会 （第六次）

1939-40 纽约世界博览会

1939 金门世界博览会

1958 布鲁塞尔世界博览会

1962 西雅图21世纪世界博览会

1964-65 纽约世界博览会

1967 蒙持利尔世界博览会

1970 日本世界博览会

1975 冲绳海洋博览会

1982 诺克斯威廉国际能源博览会

1984 新奥尔良国际河川博览会

1985 国际科学技术博览会

1986 温哥华国际交通博览会

1988 布里斯班国际休闲博览会

1990 国际花卉与绿色博览会

1992 塞维利亚世界博览会

1992 热那亚国际船舶与海洋博览会

1993 大田国际博览会

1998 里斯本国际博览会

2000 汉诺威世界博览会

2005 爱知世界博览会

巴黎一共举办过6次世界博览会，在全世界城市中，是举办次数最多的。不过，看完这张表，也会发现战后巴黎再没有举办过世博会了。倒是日本开始多起来，居然有4次之多，也真是厉害。到巴黎，去这个“东京宫”走走，一定有收获的。

——摘自《巴黎手记》

2009年12月8日

讲了这么多自己对巴黎的感觉，最后不能不讲讲地下铁路对巴黎文化、生活、氛围的影响。

地铁是巴黎人的生活内容之一，好像咖啡、干酪一样，离不开，少不了。如果哪天地铁罢工（时有发生），地铁停开，巴黎人好像患病一样，就只有去泡咖啡馆来弥补了。

我喜欢地铁的感觉，因为地铁具有人的活动，因此是生动的，活的。

记得那是1987年的冬天，我在纽约的大都会博物馆看了一天展览，冒着鹅毛大雪去坐地铁。纽约的地铁入口并没有建筑物，就是一个“洞口”而已，上面简单得标明地铁路线。天气好的时候，一个大艳阳天、一个明朗的秋天，外面花丛似锦，枫叶如火，看见那“洞”黑糊糊的，真不想进去。但是在那个寒冷的冬夜，漫天大雪，路断人稀，而那个地下铁的“洞”里冒出腾腾暖气，往里一钻，那种包裹着你的温暖是很难忘记的。几个波多黎各人在月台上敲打钢鼓，虽然嘈杂，气氛却真好。那一刻我真喜欢地下铁站了。其实，我对地铁站的感情可以说是在那个雪夜开始的。在香港，夏天热得好象烘箱一样，整个城市活脱一个桑拿，只要往地铁站内一钻，冷气扑面，好象是从地狱回到人间。现代的地铁如此方便，把你送到城市所有需要去的地方，在巴黎，从机场到罗浮宫入口都可以从地铁去，在纽约，搭地铁可以到所有最重要的博物馆、画廊、歌剧院，在东京，几乎没有地铁不到的地方，地铁再与地面的巴士接驳，整个城市就在你手上。一个都市人，那能够离得开地铁和巴士呢！

法国人的骄傲——TGV子弹火车

对于大部分亚洲国家和地区来说，地下铁是最近十来年的新交通工具，因此还没有形成什幺地铁文化。广州地铁的第二线今年才开通，开始有点人气了，但是地铁站上的书店还是空空荡荡的，地铁中的广告牌也是一家独占，形成氛围还有待时日。上海地铁人流多了，也不过才是几年的事，北京地铁质量差，还是“文化大革命”时期的水平，车厢有如破罐头一样，晃荡得很，也嘈杂得不行，谈不上什幺文化；台北地铁倒是崭新的，也非常方便，但是缺乏文化沉淀，香港地铁是最成熟的，好象东京地铁一样，那里月台上的书店、银行都人头涌涌，甚至有修理皮鞋的连锁店，美国皮鞋修补业极为落后，许多城市中都找不到，因此我每次去香港，总会在地铁的鞋店换鞋掌，那里的地铁通往四面八方，整个城市都依靠它才有活力，才有生命，沉积起来，也就形成了地下铁文化的感觉了。

现在流行文化总把地铁作为一种渲染情调的工具，我在纽约坐地铁，其实也很有一点迷茫和伤感，地铁虽然陈旧，甚至肮脏，80年代的车厢还满布涂鸦，但是却总有一种难分难解的文化纠缠，站台的音乐家，种族混杂，人头涌涌，站在那个拥挤的站台上，隧道闪耀着迷茫，在隧道中穿梭飞驰的是闪亮的地铁车厢，地铁浓缩了都市生活的缤纷色彩，承载着快乐和忧伤，也交织着梦想与希望，浪漫的人说地铁路过寒冬酷暑，开往春天。电影中的地铁站让人觉得既熟悉又陌生，地铁也被抒情化了，没有地下的压抑，也没有铁的冰冷。地铁是城市的动脉。城市里的人每天在地铁里往来奔忙。诗人说“那地铁里人的面容突然闪现，好象黑色树枝上带雨的梨花”。

地铁是法国人的生活内容之一，好像咖啡、干酪一样，离不开、少不了

地铁收费总是比巴士高，因此乘坐地铁的主要乘客群，总是职业一族，他们收入中等，品位不上不下，而这种人又往往喜欢学习，思考，感受和品味，他们主要是城市里的年轻职业层，经过高等教育，有体面的工作和收入，穿梭在城市黄金地段的写字楼里的年轻人，城市的地下因为他们的需求而不断发展，也按照他们的格调不断改变。好多年来，乘坐地铁的主力还是那一批人，但他们已经没有绝对“控股权”了，而地铁站内外的“城市的地下”也因此更加多姿多彩。我们脚下的地铁，正被对潮流最敏感的艺术家们弄得越来越浪漫抒情，而且开始拥有属于自己的艺术语言

地下的文化不仅体现在地下书店上。几米的《地下铁》流行起来了，因为它碰触心灵地诠释着地下铁，还有地下铁里的人。故事讲一个失明的小女孩，在15岁生日当天，决定自己一个人在城市里探险。她战战兢兢地搭乘地下铁，从一个陌生的小站出发，前往另一个陌生的小站。旅途中，她一边回忆、拼凑、感觉、摸索这被黑暗笼罩的世界，“寻找心中隐约闪烁的光亮”，也同时感受到新的希望、新的方向，和新的生命力。随着小女孩的步伐，我们逐渐看清“地下铁”蕴涵的黑暗世界，也看见潜藏在黑暗中的质疑、希望与美丽幻想。流行歌手游鸿明也为此歌一曲《地下铁》。还有在欧美横行地下的地铁刊物《Metro》，伴人们度过了地铁里往来的时光。现在，北京也正在酝酿着这样的地铁刊物——不同于上海广告传单一样的《地铁风》，是一份有可读性的刊物。

巴黎捷运十四号线国家图书馆站设备非常先进，安装有更安全的站台玻璃隔墙

影视文艺中的“城市地下”也屡见不鲜。远的有让人唏嘘感怀的《人鬼情未了》，尽管阴阳相隔，他们在地铁里相见，在地铁里思念；近的有人气旺盛的搞笑大作《我的野蛮女友》，他们在地铁里相遇，在地铁站里见面。《开往春天的地铁》给了地铁更新更多的诠释，那不仅是一个地点，更是一个情感的载体。

地铁的意义已经不仅仅是一种快捷的现代交通工具，它象征着新的城市生活，是各种小情调、小浪漫、小压抑、小误会、小情感的集散地。

巴黎的地铁站不但是名家作品，并且是设计运动的启动作品，1900前后，法国政府委托赫克多.吉马德（Hector Guilmard）设计地铁入口，他用“新艺术”（Art Nouveau）风格，设计了100多个站，站站是艺术珍品，建筑不得了的好看，青铜铸造，全部有机形态，现在青色的铜锈斑斑，煞是好看，这些地下铁站全部成为“新艺术”运动最杰出的典范，好多人到巴黎就是冲这些站去的。看到这些设计，谁敢说公共设备设计仅仅是小玩意啊！

我住在离开共和国广场不远的一个酒店，出门就是一个吉玛德设计的地铁入口，入口旁边有书报摊，买张《国际先驱论坛报》，一路看过去，真是写意得很。

我有些朋友在巴黎工作，他们说地下铁是他们最主要的交通工具，我在巴黎的时候，去探望朋友，出门办事，出去参观，也是搭乘地铁为主，约见朋友，多半是以地铁站为约定的会面地点，地铁口的咖啡馆、小酒吧、小餐馆是最合适约朋友聊天的地方。其实巴黎这个城市的上班一族和不上班一族，无论男女老幼、老弱病残都是依靠地铁走动、依靠地铁谋生、依靠地铁去浪漫的，特别是上班一族中的那些白领，用地铁也就越频繁，有人说巴黎地铁是城市中产阶级最为集中的地方，特别在上、下班的高峰时间。透过地铁这个窗口，可以看见整个巴黎的缩影，可以看到巴黎的市井百态，还有巴黎的文化氛围。在这点上来说，巴黎的地铁与纽约的地铁真是有点相似了。不像北京地铁，所谓有点身份的人是不肖一顾的，自己开车才是身份，地铁是外省人的交通工具，如果地铁变成这样，那地铁或者是功能有问题，或者是市民的心态有点变态，变得有点美国人似的了。

每个站台都张贴着大幅的地铁线路图、公交巴士线路图以及行车时刻表，方便乘客

坐地铁时乘客的行为，往往可以看出这个城市人的特点。城市越大，在地铁中耗费的时间越多，动不动就是一个钟头的车程，必须有点什么事情做，在香港，一大老早从上水、沙田、屯门那些地方坐地铁到港岛、九龙上班的人群，人手一份报纸，不是“苹果”就是“东方”，都在看歌星、影星的八卦新闻或者研读马经；在东京，从涩谷、八王子坐地铁去上野、银座那些衣冠笔挺的办公室一族，大部分人都带着随身听或者MP3在学英语什幺的，或者就在看那些足足有两斤重一本的漫画书；在北京，从西直门一直坐到北京站，从东直门一直坐到苹果沟，大家什幺也不看，大眼瞪小眼，或者发楞，或者看其它那些好象自己那样睡眼惺忪的人；比较起来，巴黎人就雅致得多了，那里喜欢文学的人多，无论在站台等车还是坐在车厢内，男女老少大多悄无声息地捧着本大部头的小说或诗集在读，我甚至见过有人在读简明本的纪德、巴修斯，这可是亲眼所见，当时可以说是吓着我了。别说在地下铁看见有如此多人读小说、读哲学令我感到惊讶，就是在国内的图书馆内，读大部头经典小说和读哲学的人也已经十分罕见了。

北站的地铁自动检票口，法国在1973年就开始启用自动检票系统了。

巴黎的地铁车站不像莫斯科地铁那样宏伟宽敞，也没有纽约地铁那样阴暗发臭，巴黎地铁的面积不大，够用就行，并不讲求气派，但每个车站又各有特色，如巴士底车站的墙壁上贴满了关于攻占巴士底监狱的图片，并摆放着一些历史文物，俨然让你接受一回″革命传统″教育；在罗丹博物馆附近的车站则竖立着巴尔扎克和罗丹的雕塑，仿佛一座艺术课堂；卢浮宫车站直接与卢浮宫入口的金字塔相连，布置得也最是特别。有的车站装饰得如潜艇，有的又陈列着衣帽鞋等商品，主题不一，构思迥异。但每个车站都少不了大幅的广告画，以时装、化妆品广告为多。当然，虽然广告的设计都匠心独运，但广告上的模特还是以年轻漂亮的小姐为主，穿得更少一些或干脆就是一丝不挂。法国人对裸体的态度相当宽容，不像美国，稍微暴露就会有女权主义着打官司，吓得广告公司绝对不敢过分露肉。

在巴黎的地铁里也经常能遇到要饭一族，不过这里的乞讨者不会对你低声下气，也从不“死缠烂打”，他们大都凭手艺吃饭，一般是演奏小提琴或手风琴或吉它，一曲完毕后在车厢内巡回一周，之后再去下一节车厢。也有在地铁入口处守株待兔的，空旷的地下空间，悠扬的乐曲声回旋，煞是好听，也别有一番氛围。这点纽约地铁有异曲同工之妙。法国人是热爱艺术且富有同情心的，一节车厢走下来，多少都能有所收获。据观察，解囊者以妇女为多。由于欧洲经济持续不景气，越来越多的人步入失业者的行列，因而有许多乞讨者以前也有着很好的职业。无甚手艺的干脆一上车就来一通演说，曰老婆、孩子一大堆，家里等米下锅云云，不仅不感到不好意思，倒颇为理直气壮。演讲结束后也是在车厢内巡回一周，愿者上钩，绝不强求。我习惯带一些硬币，但凡见到这些人，虽然自己根本听不懂他讲什么，也照例给几个欧元，心里舒服一些。

地铁站里的前苏联音乐家们

讲到地铁音乐，我在巴黎有最令我难忘的一次经历。

去年在巴黎工作，出入地铁，有一天走到大站 Chatelet les Halles换车，人头涌涌，突然从深邃的隧道里传来熟悉的苏联歌曲，依萨克. 杜那耶夫斯基的《祖国进行曲》、《红莓花儿开》，《快乐的人们》、索洛维约夫—谢多伊的《海港之夜》《莫斯科郊外的晚上》，马特维·勃兰捷尔的《喀秋莎》，鲍里斯·莫克罗乌索夫的《沃洛格达》，那乐声抒情时如泣如诉，缠绵委婉，激昂时磅礴雄壮，撼人心弦，非专业团队绝对演奏不出来。我看见所有的人们都加快脚步朝那个方向走去。一个小小的转车路角，有十来个俄罗斯人的小乐队正在演奏，一个贝斯，几把小提琴，手风琴、曼陀铃，手鼓，乐手自己演唱，站台上、走道上，楼梯上全站满了听众。我是在俄罗斯文化影响下长大的人，听到这久违的歌曲，简直有点不能够自已。看看站台上那些听众，各个国家的人都有，如痴如醉，眼泪就那样静静的流着，那是一种简直难以描写的心境。听过那么多音乐会，我小时候还听过他们的“小白桦树”歌舞团、红军歌舞团的演出，却从来没有在巴黎地铁里这样动撼的，那种说不清道不明的心潮起伏啊！后来趁中间休息时问了问他们，原来大都是前苏联国家乐团的成员，流落巴黎，在这里卖艺维生，我买了一张他们这个乐队的CD，放下了20欧元，有种难以名状的伤感。

西方的地铁，已经成为某种国际非官方正式文化的融会的地点，因此早就超出了交通运输的范围，走入了文化的氛围了。

四通八达的巴黎地铁

巴黎1900年开始使用地铁，至今已有近百年的历史。黄色M标志（大都会Metro缩写），巴黎地铁并非世界最早建成的地铁，伦敦于1863年率先建成地铁，为地下市政建设奠定了一个新的起点。而后，纽约、芝加哥、布达佩斯等城市也相继建成地铁，巴黎地铁是老五。巴黎地铁不以规模宏大称雄，也不以站台华丽取悦于人，它朴朴素素、大大方方，像一个亲切随和的朋友，融进巴黎人的生活。巴黎地铁日载乘客量为450万，占大巴黎地区人口的40％。这个世界大都会的井然有序，全拜地铁之赐。100年来，巴黎市区地铁已发展到14条路线，总长度 211公里，设有380个地铁站，成为一个密集的地下交通网络。你在城里任何一条街道上，朝任何一个方向走去，不出500米，准能找到一个地铁站。它毫不张扬地站在街道的某个角落，静静地等候着你呢。巴黎的地铁不深，平均地下深度为10米；巴黎地铁不长，平均每条线路15公里；在巴黎地铁候车时间不长，平均每五分钟就有一趟车。这些都突显着它实用、方便、高效的特点。巴黎独立运输公司新闻部主任杜布瓦先生说，单项评分，巴黎地铁不占优势；综合评分，巴黎地铁应是世界第一。

连接几乎所有轨道交通的大枢纽——巴黎北站

巴黎的地铁与其他交通工具结合得很好，在北站，在蒙特巴纳斯站，你不但可以乘火车，乘TGV，乘轻轨，你也可以乘地铁。一个大交通枢纽，各种轨道交通一并搞掂，实在是非常方便了。

巴黎地铁不断在加速现代化，这个系统在1973年启用自动检票机，1975年地铁磁卡月票问世。1969年，快线地铁正式通车，这种位于地下深处、介于普通地铁和火车之间的交通工具，开往巴黎远郊，又和市区地铁紧密衔接，因为有了这种新的高速地铁火车，巴黎的郊区化才开始启动。巴黎地铁系统的高效率使得好多国家采用了法国地铁系统。比如加拿大的蒙特利尔，拉丁美洲的墨西哥城，加拉加斯、圣地亚哥、里约内热卢均采用了法国地铁技术和模式。1998年巴黎地下铁开通的14号线，向人们展示了新世纪地铁的形象：通体无阻隔车厢，无人驾驶、更安全的站台玻璃隔墙，更宽阔、更敞亮的转乘信道，更富有人情味的地下绿化环境，等等等等，都是非常突出的。

——摘自《巴黎手记》

2009年12月4日

有些人将左岸统称为“拉丁区”，其实城市岛的左岸边上起码是两个不同的区：一个叫拉丁区（ Quartier Latin）；另一个叫圣日尔曼－德－普希(St-Germain-des-Pres)，简单翻译为“圣热曼”。后者的经典建筑、正式建筑比较多，比如法兰西学院、法国高等美术学院这样的机构，而前者则更加小资一些，咖啡馆多，酒吧多，小电影多，旧书店多。那里曲折的街巷里有许多书店、餐厅、前卫剧院与艺术电影院，由塞纳河岸延伸至卢森堡公园。这两个区差别不大，连在一起的。如果在从拉丁区的圣杰曼大道 (blvd St-Germain) 、圣米榭大道 (blvd St-Michel) 往欧德翁 (Odeon) 方向走去，经过一些首轮电影院和咖啡厅，再往下就是1950年代时知识分子聚集的圣热曼了。圣热曼区除了数家已成观光胜地的咖啡馆、餐厅外，还有好多精品店、茶室、鞋店、家饰店、画廊，这个区其实最适合小资乱转的，钻入任一条横街窄巷都有惊喜等着你。

拉丁区是个美食区，因为小店多，并且价格不太贵，非常适合大学生和知识分子的口味，这里比较特别的是希腊风味的烧烤，阿拉伯风味的羊肉串烧之类。看画廊则可以了解现在艺术商业在卖些什么，这里也有许多古旧，好像《达芬奇密码》中提到的那个圣叙皮尔斯教堂就在圣热曼区里，现在好多人手里就拿本《达芬奇密码》来参观。

圣叙尔皮斯教堂法文叫“St-Sulpice”，门口有小广场，周边全部是品牌精品店，据说是巴黎最迷人的广场了。旁边一个叫市政咖啡馆（café de la Mairle），基本没有吃的东西，全部是露天的，好多人就坐在那里发呆，看广场上走来走去的鸽子，一杯咖啡泡半天，刚刚出嫩叶的的法国梧桐树下，温馨的阳光，真是非常非常的巴黎。那里也有一家非常好的英文书店，叫做“乡音书店”，在公主街6号，和里沃利大街上的史密斯书店属于同类的，精彩得很。时髦店铺多的是，这里有波玛舍百货公司（Bon Marche），原来走理性路线，戴高乐夫人就经常在这里买衣服，后来大肆装修，改为时髦路线，客户就变了，教堂后面的圣热曼市场，全是时尚专门店，时尚青年多了。

这个教堂前后建了135年，时间拉得太长了，两边的塔楼都不对称，因为都是几代人的事情，后者完全不知道前者想做什么了。1778年才完成，里面有法国浪漫主义大师德拉克罗瓦（Eugene Delacroix）花了10年时间画的壁画，是他人生最后的一批作品，非常宝贵，不过里面实在是非常幽暗，我走进去要等好一会才能够适应微弱的光线，看见室内布置，画就实在看得不是那么清楚了。

《达芬奇密码》是这样描写这个教堂的：

“据说，在巴黎，圣叙尔皮斯教堂的历史最为奇异。它是在一座古庙的废墟上建立起来的，而那座古庙原先是为埃及女神爱塞丝而修建的。圣叙尔皮斯教堂的建筑风格与巴黎圣母院的风格极其相似。这座教堂曾主持过马尔·德·萨特和波德莱尔的洗礼仪式和雨果的婚礼。它的附属神学院见证过 一段异教发展史，并且曾被作为许多秘密团体的地下集会场所。……

“塞拉斯跪在前排的座位上，一边假装祷告，一边扫视着圣殿的结构布局。与大多数教堂一样，圣叙尔皮斯教堂呈巨大的十字形。 中间的较长的区域——中殿——直接通向圣坛，在圣坛处有较短的区域与中殿垂直交叉，这一区域叫做翼部。中殿与翼部在教堂圆顶中心的正下方相交，相交处被视为教堂的心脏——教堂中最为神圣和神秘的一点。

“一根光滑而又细长的铜条嵌在灰色的花岗岩地面中闪闪发光——这条金线斜穿教堂地面。这条线上标有刻度，就像一把尺。有人告诉过塞拉斯，这是指时针，是异教的一种天文仪器，与日晷相似。全世界的旅游者、科学家、历史学家和异教徒都来到圣叙尔皮斯教堂参观这条著名的金属线。

玫瑰线。

“塞拉斯的目光慢慢地随着铜条的轨迹移动，铜条在地面的石砖中从他的右侧延伸至左侧，在他的面前折成一个难看的角，完全与教堂的对称设计格格不入。在塞拉斯看 来，那穿越过圣坛地面的铜条，就像美丽的脸庞上的一道疤痕。铜条横贯教堂，将纵向的走道截为两段，最终延伸至教堂北翼的角落。在那个角落，树立着一座碑，这让人颇感意外。

“一座巨大的埃及方尖碑。

“傍晚，当塞拉斯告诉教父，修道院的楔石藏在圣叙尔皮斯教堂里时，教父似乎有点儿不相信。但当塞拉斯补充说兄弟会的人已经交代了确切地点，那地点与横贯教堂地面的一条铜线有关时，教父立即明白过来。“你说的是玫瑰线。”

“教父告诉塞拉斯，圣叙尔皮斯教堂有一奇异处赫赫有名——在南北轴线上的一根铜条分割了中殿。那是一种古代的日晷，是异教古庙的遗迹。每天，太阳光通过南墙上的洞眼照射进来，光束会顺铜线上的刻度一点一点地移动，这样就可以计量时间了。

“这条南北向的铜线被称为玫瑰线。几个世纪以来，玫瑰的象征意义一直与地图或为灵魂指引方向有关。例如，每张地图上都会有“罗盘玫瑰”，指明东、南、西、北。 它由“风向玫瑰”演变而来，那是一种可以指明三十二种风向的仪器，通过它可以辨别四面八方的来风。罗盘图上有个圆圈，圈上有三十二个点，酷似玫瑰花的三十二片花瓣。直到今天，最基本的航海工具依然被叫做“罗盘玫瑰”，它的正北方向一般会有一个法国百合的标志，当然，有时是一个箭头的标志。

“地球仪上的玫瑰线——也叫做子午线或经线——是想象中连接南北两极的线。当然，玫瑰线有无数条，因为经过地球仪上的任意一点都可以画出条连接南北两极的经线。于是，早期的航海者就遇到了这样一个问题——如何确定玫瑰线，即零度经线，并依此来确定其他的经线的度数。

“现在，玫瑰线在英国的格林威治。

“但过去并非如此。

“在将格林威治天文台确定为本初子午线所经过的一点之前，零度经线正好穿过巴黎，穿过圣叙尔皮斯教堂。为了纪念那根铜条的制作者，本初子午线最初被这样确定。虽然，格林威治于1888年从巴黎手中夺走了这项殊荣，但当初的玫瑰线依然可见。”

我走到这个教堂完全不是因为那本畅销书，也不在乎什么玫瑰线，只是想看看它而已，这里是作家法国作家加缪（ Albert Camus）和美国作家海明威在巴黎时常来的教堂，这种前人的足迹后人追逐的感觉，还是很有趣的，我喜欢。但是自从《达芬奇密码》问世以来，原本很宁静的教堂成了一个旅游热点。成群的游客在这里出出进进，大概在对照着小说找藏宝的地方吧！

拉丁区是巴黎大学集中的地方，这里有好几所大学，包括著名的“索邦大学”（ La Sorbonne），因此，拉丁区自然就成了知识分子云集的地方，这也就是为什么拉丁区如此受到小资欢迎的道理。之所以叫“拉丁区”，主义是这里早期住的以来自意大利北方的知识分子多，他们讲的语言和意大利语不同，是属于拉丁语系的，因此被称为“意大利拉丁区”，文艺复兴时期，巴黎大学生受意大利文化影响很大，说拉丁语成了时尚。到17、18世纪，这里开设的大学更多，因此聚集的知识分子也更多，说拉丁文、写拉丁文更加普遍，因此就成了“拉丁区”了。因此，拉丁区和旁边的圣热曼，其实是一种知识分子氛围，这点大概可以解释我们国内的一些暴发户慕名来这里参观，感到高度上当受骗，因为他们不属于这个氛围的，他们应该是到大道区去逛名牌店的。

说拉丁区好，无非是横街窄巷多，空气中弥漫着咖啡、烤面包、烤肉的香味，旧书店、旧电影院、画廊多，夹杂着一些文艺复兴前后的古老教堂，建筑也大都可以上溯到文艺复兴前后时期，因此弥漫的其实是一种历史感。

土耳其店铺卖的烤肉很特别，我在墨西哥也看见类似的做法，土耳其人叫这种吃法为“沙威玛”，肉和洋葱夹着串在铁棍上烧烤，你买的时候厨子用利刀一片片切下来，裹在薄饼中吃，痛快和刺激得很。

拉丁区和圣热曼最著名的咖啡馆是两家，一家自然是“双叟”（ Café aux Deux Mogots），另一家就是“花神咖啡馆”（ Café de Flore），萨特和西蒙波瓦就喜欢在这两家，因此好多人都闻名而来。我第一次去双叟完全是不知道的，因为住在附件，走走就见一个大咖啡馆，情调很舒适，就坐进去了。叫了杯咖啡，一看，价钱超贵的，然后服务员冷冷地告诉我：你现在坐的这个位置是萨特坐得最多的，吓我一跳。

海明威在巴黎时也住在这附近。海明威20多岁的时候在巴黎住了一段，写出几本极为精彩的小说，到他60岁的时候，回来巴黎，回忆自己的青年时代，写了《流动的飨宴》（A Movable Feast），这本书真是可以找来看看，书中的景物描写，大部分都和这里有关，比如：

“我继续在雨中走着，经过亨利四世中学，古老的圣提安杜蒙教堂，以及冷风呼啸而过的万神庙广场。为了躲雨，我紧挨着右边走，最后沿着圣米榭大道背风的那侧走出了广场，继续往下走去，经过克吕尼博物馆和圣杰曼大道，终于来到圣米榭广场上我常去的一家雅净的咖啡馆。”

海明威23岁到24岁之间，曾居住在勒穆瓦纳红衣主教街74号。当时海明威是和第一任妻子赫德莉住在这这里的，他在这本书里回忆说：

“城里有的阴郁气氛，随着冬季最初的几阵冷雨陡然浮现。在外头走动时，看不看高耸的白色建筑物的屋顶，唯有湿黑一片的街道，门户紧闭的小店铺，卖草药的小贩，文具报纸店，水准二流的接生婆，还有魏尔兰(Paul Verlaine)过世的那家旅馆，我就在这家旅馆的顶楼租了一个房间来写作。”

海明威在笛卡儿街39号顶楼暂租来写作的小房间我倒是找到了，那里底层是个餐厅，去的时间还早，不过寻遍四周，却没有看到“海明威故居”的标志。他在回忆录中对这里是有很细腻的描写的：

“要爬六或八段楼梯才上得了顶楼，屋内透着寒意。然而我知道，若想生火让房子暖和起来，就得去买一小捆树枝，三把劈好的短松木条，短得像半枝铅笔， 用铁丝扎好，用以从树枝上引火，还得买一捆劈成小节的半干硬木头，这些都要花不少钱呢。所以，我走到街的对面，在雨中仰望房顶上的烟囱是否在冒烟，冒得情形如何。结果一缕烟也看不见，我想，也许烟囱凉了，冒不出烟，看来屋内很可能弥漫着烟雾，白白浪费了柴火，也浪费了金钱。”

这个顶楼的小房间很高，因此海明威在这里写作，可以俯视着周围高地上的屋顶和烟囱，你想他冷飕飕的在壁炉旁写作。饿了的时候就剥个小柑橘，一边吃一边把果皮扔进没生火的火炉里，把橘子核也吐了进去。屋里放着一瓶从山里带来的樱桃酒，当一篇小说快要写完或一天的写作即将结束时，便拿出来喝上一口。

走出他写作过的那个小公寓，沿着苏福洛路(rue Soufflot)往下走，就可以看到索本大学(La Sorbonne)的绿色圆形塔顶。沿路尽是咖啡馆，咖啡在法国人生活中的意义非同小可，不象美国佬，咖啡好像洗锅水一样，因此也没有人会把它当回事。法国人说干酪是生活中最重要的东西，原话是“un jour sans fromage, c’est un jour sans soleil.”，翻译成中文就是“没有干酪的日子，就是没有阳光的日子”，其实我看应该说“没有咖啡的日子，就是没有阳光的日子”，法国人的日常生活离不开咖啡。咖啡对他们来说不只是一种饮品，是生活的组成部分，是一种民族习惯，甚至可以说是民族性情所在。在巴黎住长了的外国人，包括我们的中国同胞，也会慢慢养成这种习惯的。1995年我去巴黎的时候，打电话找艺术理论家候翰如和费大维，他们就约我到拉齐兹神父公墓附近地铁站出口一个咖啡馆见面，那么晚了，他们照样一杯接一杯地喝那么浓的咖啡，我就不行了，怕睡不好。

——摘自《巴黎手记》

2009年11月30日

巴黎奥赛博物馆大展厅内

巴黎塞纳河左岸河边上有座很宏伟的新古典主义建筑，这里原来是专门为1937年巴黎的国际博览会建造的火车站，叫“奥赛火车站”（the Orsay），原建筑设计师是维克多.拉洛克斯（Victor Laloux）。当时的功能有点像现在的轻轨捷运系统，是专门把来自世界各地的游客送到展览中心的交通枢纽。博览会结束之后，这个火车站还继续使用，直到1939年的二次世界大战爆发为止，后来就废弃不用了。到底巴黎火车站够多了，北面有北站、东站，东南面有里昂站（ Gare de Lyon），火车站够用，何况在市中心那么高级的住宅区里再保存个火车站，影响周边环境。这个车站废弃之后，好长时间都没有用，建筑倒是好得不得了，屋顶上全是雕塑装饰，门前有“新艺术”风格（Art Nouveau ）的装饰玻璃大棚顶，一组黑色青铜的世界各个洲的女子雕饰屹立大门一边，个个都是丰乳袒臂，性感得很，这样的建筑空置不用，实在很浪费。

世界上最早举办世界博览会的国家是英国，1851年在伦敦举办的，为此还特别建筑了“水晶宫”这样庞大的温室型建筑，出尽了风头。法国人自然不肯让约翰牛专美，因此在19世纪下半叶和二十世纪初一个接一个的开博览会，规模一个比一个大，在塞纳河两岸，可以看到好几个历届世界博览会留下的建筑物，体积庞大，设计精美，艺术高超，是去巴黎很值得参观的项目。

巴黎塞纳河左岸河边上这座很宏伟的新古典主义建筑，就是奥赛博物馆

奥赛站这个建筑物长期没有人用，1945年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后，这里因为够大，就做了战俘中心，基本就是个监狱。战俘遣返之后，建筑物又关闭起来，之后给一个剧院当排练场，战后巴黎百业萧条，城市里到处都是新古典主义的精品建筑，但是都处于很荒废的状态，还有谁考虑这个旧火车站呢？

巴黎战后的文艺复兴其实开始于乔治.蓬皮度总统时期。蓬皮度发起大规模的巴黎文化复兴运动，投入巨额资金修缮旧建筑，改作各种文化用途，其中包括了把奥赛火车站改造成为一个艺术博物馆。

法国政府是法国最大的艺术收藏单位，这点与美国大相径庭，美国的艺术珍品，一多半都是私人收藏的，法国从波旁王朝开始，政府就收购艺术品，有时候还会特别约艺术家为政府创作，这个传统持续到今日，政府继续不断收藏当代艺术品，政府收藏品数量特别庞大。19世纪以前的艺术品，在罗浮宫展示，罗浮宫体量大，加上贝聿铭又设计了新的地下贯穿结构和几个新的建筑庭院，足以展示大部分历史收藏，之后又建造了庞大的、高科技派风格的蓬皮度文化中心，专门收藏展示现代艺术品，而19世纪末叶，20世纪初叶的艺术品就有点尴尬，因为放在罗浮宫太新，放蓬皮度文化中心又太旧，蓬皮度总统就提出改造奥赛火车站为艺术博物馆的设想，目的就是放这一段的艺术品。因此，1986年奥赛博物馆开幕，专门展示法国政府收藏的19世纪下半叶和20世纪初叶的艺术品，现在已经成为观看这个时期法国艺术作品的最佳去处了。法国人有了钱就想着将传统的好东西修复整理，发扬光大，比我们那些一有钱就只想着拆的人高明太多了。

奥赛博物馆屋顶上安放着法国历史上著名文化人的雕像

蓬皮度发起大规模的巴黎文化复兴运动，投入巨资修缮旧建筑，改作各种文化用途，其中包括了把奥赛火车站改造成为一个艺术博物馆。

奥赛车站的改造工程是在1983年到1986年间进行的，建筑师是R.加东（R.Gardon）、可巴（P.Colbac）、菲利普（J. Philippon）等人，室内设计是奥连提（Gae Aulenti），聪明的利用车站改造，美轮美奂，是我见过全世界最好的博物馆建筑之一。这个博物馆在90年代又再改造过一次，设计师的名字刻在入口的一块石碑上。说起建筑师的名字刻在建筑上，这也是巴黎的一个好传统。这些著名的大建筑自不必说了，我在登上蒙马特高地的途中，也注意到楼梯旁的老住宅上也刻有建筑师的名字。这除了表明对建筑师创意和劳动的尊重以外，也赋予了建筑师一份社会责任——真名实姓刻在上面，你还敢弄个豆腐渣工程出来吗？

19世纪下半叶和20世纪初叶这个时期简直不得了，因为是古典艺术逐步衰退，现代艺术开始开始萌芽的时期，刻画人民真实生活的写实主义兴起，出现了库尔贝、米勒这些非常具有革命性的新艺术家，又继而产生了印象派、后印象派这些初期的现代艺术流派，在奥赛看艺术品，整天不出来也就仅仅跑马观花而已，要看好，起码得去好多次。这个时期作品的浓度、精度，在世界绝对第一。

一组世界各洲女子的黑色青铜雕像屹立在大门一边

我记得国内曾经翻译出版的唯一的一本现代艺术史－美国H.阿纳森的《西方现代艺术史》（天津人民美术出版社1983年出版）中一开头就谈到库尔贝( Gustave Courbet)，这本书是国内的一个建筑家邹德侬翻译的，国内的艺术理论界也实在丢人，这么多年就没有一个人能再写本超过阿纳森的作品来，即便讲翻译水平，邹先生的依然还是最好的，我就不知道这些年培养了那么多硕士学位、博士学位的世界艺术史专家在干些什么。这本书开始就讨论现代艺术的开始，提出有几种说法，其中一种说法，说是开始于库尔贝的作品。不过后面又把新古典主义的大维特、盎格尔当作开端讨论，说法多了，读者看了还是不清楚。

我在去奥赛之前是没有见过库尔贝的原作的，所有的作品都是在画册上看到的，感觉题材平民化，的确不同，但是色彩灰暗，大约是那个时代法国底层民众的心态的写照。去了奥赛，看到原作，的确很震惊，因为它们都巨大无比，实在难以想象。1855年画的《画家工作室》（或者翻译为“画室”），副题叫“我作为一个艺术家和一个人的七年生活记录”，3.59米高，5.98米宽，鸿篇巨制，要退好远才看得到全貌；另一张作品《奥南斯的葬礼》（a Burial at Ornans），宽度接近7米，这样巨大的作品，除了大维特受拿破仑委托画的拿破仑加冕之外，世所少见。

我们在“文化大革命”期间是画过这样大的画的，那都是毛泽东的肖像，谈不上艺术，就是给民众去崇拜用的。而大维特的画，是拿破仑拿来纪念自己丰功伟绩用的，也谈不上多么高的艺术价值，而库尔贝则是为自己的信念画的，完全是另一回事了。

丰富的馆藏雕塑

平心而论，库尔贝在西方画家中，算是最得国内宣传机构长期善待一位。1950、60年代，一个“形式主义”就足够整得你去劳改，戴上“右派”帽子，永世不得翻身。此风刮自苏联，其实很荒诞：艺术不讲形式讲什么？真是有点莫名其妙，中国不但忠实地学习苏联这套教条，还加以极端化发展，除了写实，一律行不通。因此，在中国少数一点点介绍西方艺术的出版物中，西方那些“形式主义”的流派，一律入另册，什么印象派，野兽派，简直是腐烂资本主义的象征，画画怎么能够凭印象的呢？画画要面对火热的生活，面对工农兵；什么野兽派，一定是叫野兽来画画了，不是说美国动物园让大象用尾巴画画吗，这就叫“野兽派”，最集中显示出西方意识形态的极端腐朽。超现实主义，超越现实，扭曲我们美好的时代，简直是反动派。“达达主义”，你想“达”什么？用心叵测。而库尔贝画农民，画平民，反映人民生活真实面貌，因此是“杰出的现实主义画家”，与专画农民的米勒一起被介绍。60年代初期，我看过国内出版的一本介绍西方油画的小册子，其中以库尔贝、米勒、杜米艾、夏尔丹为法国现实主义的最高代表，我对库尔贝的印象也是在那个时候开始形成的。

库尔贝的作品的确很坦率的表现了自己的情感，自己的信念，他绘画的方式也很粗犷、草率，如果看惯了学院派那种精雕细作的人物画，看他的画是觉得有些伤风败俗的。他的主题往往是社会的下层，小人物的故事，并且画面永远有种非常浓郁的黑色基调，我看用黑色用得那么有明确的目的、用得那么淋漓尽致的画家，除了他就很少见了。

奥赛博物馆藏画

奥赛博物馆最精彩的藏品自然是19世界下半叶的绘画，晚期浪漫主义、社会写实主义，特别是印象派和后印象派、巴比松画派这类，在全世界博物馆收藏之中是登峰造极的。设计收藏也是这个时期的最精致，比如“新艺术风格”（Art Nouveau）的收藏，我看世界上无馆能出其右的。

一个火车站可以改成那么好的一个博物馆，我们现在城市改造，不少城市废了不少旧的工业、交通建筑，一股脑儿拆了。其实学习巴黎人，改造它们，赋予它们新的内涵，恐怕比推倒重建更加精彩。看看奥赛，一定有体会的。

馆中小憩

摘自《巴黎手记》

2009年11月26日，于洛杉矶

站在法国电台大楼外吸烟的员工

顺着塞纳河向下游走，快离开巴黎市区，右岸有座巨大的现代建筑，部分玻璃幕墙，部分混凝土，极为显眼，这就是巴黎的“法国电台”总部大楼了。

法国国家广播公司成立于1875年，下设6个广播电台。此外，还有国家广播公司和地方共同投资的17个独立的地方台。为加强对外宣传，国家广播公司专设独立的法国国际台，对外广播几乎遍及全世界。1982年政府通过法令，取消国家对电台的垄断，允许私人和团体设立电台。目前，全国私营电台近1300多家，主要有卢森堡电台、蒙特卡洛电台、欧洲一台等。现有4家全国性国家电视台，20多家中央或地方的有线电视台，另有许多可通过卫星接收的电视频道。

从这个背景来看，以前的法国电台有点像中国的中央电视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是国家垄断广播媒体的机构，但是法国现在的方式是公共的（政府的）和民营的并存情况，因此新闻媒体呈现的是一个越来越多元化的情况。

塞纳河畔的法国电台大厦

从桥上近看法国电台大楼

法国电台大楼在法文中叫“Maison de la Radio France”，maison 就是“大楼”。这个大楼其实不新，是1955－1962年之间建造的，建筑设计师叫做亨利.伯纳德（ Henry Bernard）。这个建筑物是两个户型连接的环形，形成一个具有内庭的圆环，圆环中间还有一个圆心部分的小一点的圆形建筑，是演播室，庭院中还有一个高层建筑，是管理大楼。从四面看去，都是圆环形的。大楼对开的塞纳河中有个小岛，岛上有一尊自由女神雕塑，青铜的，看起来很眼熟，如果稍微了解历史，就知道这是法国送个美国的、屹立在纽约对开的那尊举世闻名的自由女神象的原创，这个是先铸造的，成功之后，再放大铸造成青铜构件，运到纽约拼装而成的。

自由女神是热爱自由的法国赠送给为自由而战的美国的厚礼，雕塑的原作则仍然屹立在塞纳河畔

之所以把电台、电视台建筑群建造成围合式圆形状，目的是让中心庭院里的播音室能够与周围隔绝开来，不受周边交通噪音的影响。核心部分是演播厅、图书馆，外面的圆环形状建筑部分是办公室。我去看的时候，觉得这个电台和电视台综合建筑的演播厅很可观，102号到105号演播厅分别可以容纳250个到1000个观众的席位，最大那个是104号，可以座1000人以上。当然现在北京的国家电视中心演播厅更大一些，但是记得这个法国电台的演播厅是在1955年设计的，那个时候有这样的概念，全世界也不多见。建成近半个世纪了，但看上去倒不显陈旧过时，设计者功不可没呢。

法国电台大楼这是巴黎外围的现代建筑的开始作品，比密特朗总统在附近建造拉德芳斯还早了接近20年。

如果对建筑有兴趣，值得看看这个电台。坐地铁在肯尼迪大街－法国电台站（ Kennedy- Raido France）站下，出来就看到了。电台一面对塞纳河，另外一面对La Pontaine 路，那里有好多很精彩的咖啡馆、餐厅，在那里面坐坐，可以看见好多电视台和电台的工作人员来坐，谈节目，谈八卦新闻的。

从塞纳河对岸眺望法国电台大楼

——摘自《巴黎手记》

2009年11月23日

讲巴黎的历史沉淀，国内现在一批小资作家动不动就亮出巴黎的左岸来。其实，巴黎20个区，区区都有历史，照我看，整个城市就是一个大历史盒子。在左岸，若只会沿着塞纳河边晃荡，根本没有什么可以浪漫的咖啡馆可以坐。车水马龙，少数一些沿河旧书摊，画廊生意也凋零得很；必须往小街小巷中钻，那里才有古董店、画廊，小酒馆、咖啡馆、卖新鲜蔬果的小店、花店、面包店、肉铺、药房，那才是历史的巴黎。

我在广州住在一个比较早期开发的住宅区“丽江花园”里，虽然这个丽江与云南那个丽江一点关系都没有。流经我的这个“丽江”的珠江也挟带着上游排放的城市污水，绝对算不上美“丽”的“江”，但是我心里还是接受了这个“丽江”，因为比起广州市其他的楼盘，或者它比较安静一些，或者小区成熟一些，或者没有那么艳俗张扬一些。可是最近在江边一块条件还不错的地块上建造了一片 “丽江”的新住宅区，叫“左岸”，一下就刺痛了我，左岸哪是这样的东西啊！要调侃也找个还有点相似的东西来调吧？

网上有个作家，大约与我有共同的刺痛感，说出这样的话来“全国上下‘忽如一夜春风来’，四下里崛起高耸的‘左岸楼盘’，只是因为大街小巷两岸三地，纷纷传唱的‘左岸咖啡与奶茶’。先是‘统一’公司精推的‘左岸咖啡馆，与芙朵奶茶等众经典作品’出台，接着是国内各地雨后春笋般，纷纷上马的地产项目。深业的‘风临左岸’，长沙的‘左岸春天’，杭州的‘左岸花园’，这些公司们群起揭竿，都打出了‘法式尊邸,人文世家，浪漫风情’的美丽招帘。而中关村的‘左岸公社’写字楼与上海四川北路商业街的‘左岸改造计划’更将这一左岸风潮推至顶峰。”于是这个作者明确告诉我们：“但是此咖啡不是彼咖啡，此左岸也不是那左岸”。

我们中国人喜欢把东西南北作为方位，来形容地方，除了重庆这样少数几个东南西北搞不清楚的城市之外，我们传统总是城南城北、东城西城的，美国佬则喜欢上中下的分划，上城、中城、下城的叫，直到“下城”（ downtown）都成了英语中“市中心”的代名词了。只有法国人在巴黎，才站在塞纳河中那个“城市岛”上，背对上游，面向下游，把城市分成右岸和左岸。

左岸有大学，有法兰西学院，有法兰西美术学院，早期住宅不贵，豪宅少于右岸，王公贵族都不住，才挤着住了好些文化人，不就有点像纽约的索霍吗？画家也有少数住这里，但是还是嫌太贵，因此才集中在右岸北边好远的蒙玛特高地。

闻名遐迩的法兰西学院就在左岸

文化人多了，路边的小咖啡馆就忙了，文化人是自由职业者，不上班，充其量在附近的大学教书，家里没有人气，因此没事的都挤在便宜的咖啡馆里，聊天、辩论、调情、讲“段子”。海明威浪迹巴黎，手头的钱也不多，挤在这里倒出了灵感。萨特在大学教书，天天在这里“双叟”咖啡馆找个位置坐下，一天写自己的哲学手稿。此人面目难看，两个眼珠子朝两个不同方向看，他的存在主义却使好多女大学生为之疯狂。萨特说“文学先于上帝而存在”，那文学家就是上帝的祖宗了，“存在先于本质”，你要得出世才有自我啊！“人是自我的一种创造”，自然很合我们的心意，针对大社会造就精英的思想，精英不要社会帮忙，我自己造就自己，你想60年代那个狂的不得了的时代，这种哲学会有多少拥趸啊！女性主义先驱西蒙娜·德·波伏瓦（有人习惯很时尚的翻译为西蒙波娃）与萨特的爱缠绵扭曲，还加进美国人奥尔格伦插一脚，无论八卦新闻还是严肃文学，这都是极好的题材。

我第一次去巴黎，住在左岸，那间Lenox旅馆完全一派左岸到不能再左的气氛，后门出来，走路10分钟，就到了“双叟”（Duex Magot）咖啡馆，也就是路边一个比较大一点的咖啡馆，不远就是另外一间同样出名的“花神”咖啡馆，都人头涌涌，我通常都去得早，因为一是晚上喝咖啡会睡不着觉，二是这些时尚得不得了的咖啡馆下午开始就有点水泄不通的感觉，很坏情绪，因此选择早上喝咖啡。

“花神”咖啡店

“双叟”咖啡店

“双叟”离得最近，我就常去。酒保指给我看一张桌子，说就是当年萨特每天来埋首写作的地方。因为萨特，这里经常集聚很多激进的大学生、知识分子，慷慨激昂，萨特在这里读自己的剧本给大家听，路人也有驻足倾听的，有好几次，萨特和卡缪在这里为存在主义是否就是人文主义的问题公开激辩。

我坐在那里，不过是个匆匆过客，看秋天的阳光慢慢爬上咖啡馆的遮阳棚，看人来人往，朦朦胧胧的好像回到那个摇曳而激动人心的60年代去了。看见萨特和西蒙波娃在争辩什么，看见海明威在写什么，会不会也有人在这里讨论红卫兵运动呢？

若是没有任何计划，坐在那里，一杯咖啡，读读玛格丽特.杜拉斯的《情人》，或者佛朗索瓦.萨冈《战时之恋》，是如何开心的时刻啊！

我总是对朋友说：最便宜而感觉最高级的享受就是在左岸那些咖啡馆坐了，一杯咖啡加两个牛角包也就几块钱，一本小说，足够你打发一天。你在那里的营营人声中，不经意的听着20年代从奥尔良传到巴黎的蓝调摇曳，读你自己喜欢的书，随手写下你的感觉（注意，是用笔写，不是用笔记本电脑，才有情调），抑或画上两笔打动了你的景物速写。那种气氛，你到哪里可以找到啊？

在那种气氛之中，思想可以是现代的，但是周边的氛围却是历史的，浓郁得好像稠稠的沥青一样，无法脱开。

这里有好多书店，小书店，旧书店，站在路上看的书店，书摆在人行道上，我喜欢在那里转转，有时也能挑上几本自己喜欢的书，都是那些使左岸出名的人在左岸这些咖啡馆写的书。那些书已经被人翻阅得旧旧的了，我却喜欢这种书的感觉，因为有岁月的痕迹，拿在手里就像捧着一段历史似的。波伏娃曾在被她称作“我们存在主义者的咖啡馆”那间“花神”咖啡馆的二楼，望着圣日尔曼大街的林荫，花去一个下午的时间，给她的情人奥尔格伦写下一封缱绻的情信。波伏娃的这本诗集，就在花神旁边一家旧书店有卖的，再上二楼，在那里揣测她当时的骚动，很有点偷窥的喜悦。

其实，现在国内的左岸风，是针对我们一批刚刚离开小资进入中产的职业群，明明知道右岸是贵胄的地方，跻身不入，左岸有文化，又有另类历史，还有浪漫，求其次，心里如果真是认识巴黎左右区别，哪有安心左岸的那份修养啊！

左岸现在是给一批连住左岸都还没有基础的小资炒热的，好像只要跻身“左岸”就可以捧一杯咖啡写出一首千古绝唱的诗歌来，好像坐在左岸咖啡馆里就能够坐成个萨特来，或者好像住在左岸就能够住出段刻骨铭心的爱情来，并且是那种夺人妻、偷人夫的不伦之爱，才叫浪漫。我在左岸住过，也去所有那些咖啡馆坐过，没有诗歌，也没有哲学，更没有出现惊艳的婚外情故事，看到的是一种知识分子的生活形态，而这种形态，经过国际商业炒作，已经逐渐变成知识分子所越来越难得享受的了。

2009年11月18日，于洛杉矶

蒙玛特高地上的“蹦蹦兔”酒吧

在歌剧院附近，有毕加索博物馆，喜欢毕加索的人，值得去走走。

毕加索在巴黎住了好多年，最早是住在蒙玛特高地，住在一个叫“洗衣房”的廉价公寓里，在 “蹦蹦兔”酒吧和一群年轻的前卫艺术家厮混，后来出名了，画卖得好，钱多了，就搬到比较高级一点的区里去了。

位于蒙玛特高地上的 “蹦蹦兔”酒吧，毕加索早年和一群年轻的前卫艺术家厮混在此。

在巴黎看毕加索的画有几个地方，一个是在巴士底歌剧院附近的毕加索博物馆，是法国政府1985年成立的，收藏他的作品，速写特别多。经常有毕加索专题展览；第二个是蓬皮杜文化中心顶层的现代艺术博物馆，有相当数量，另外在联合国科教文组织大楼里面有他的壁画。

毕加索博物馆跟毕加索没有什么关系，有些人不知道，还以为是他的故居，其实压根不是的。这里是17世纪由国家监仓包税人皮耶奥百德冯特内（Pierre Aubert de Fontenay）所建造的豪宅府邸，也曾是巴黎专业艺术学院。法国政府在1985年辟建成立著名的毕加索博物馆（Musee Picasso），在这里收藏了许多他的画作及雕刻作品，总计是203幅油画、158件雕刻作品、陶瓷器88件、素描1500件、版画1600幅。

除此之外，还有毕加索的亲笔原稿，编有他的插图的书籍，还一部份毕加索生平所收藏的立体主义大师乔治.布拉克（Braque）、幼稚派画家卢梭（Rousseau）和西班牙的超现实主义大师胡安.米罗（Miro），还有雷诺瓦（Renoir）等印象派画家的作品。博物馆的视听室内播放关于毕加索一生事迹的影片，可以了解画家的人生，博物馆的小书店里可以买到毕加索名画的复制品、画册、书及相关物品。

蒙玛特高地上怒放的迎春花

我2002年去这个博物馆的时候，记得是举办毕加索和色情画的展览。那时候，收藏毕加索作品最多的三个博物馆——巴黎毕加索国家博物馆、蒙特利尔美术博物馆、巴塞罗那毕加索博物馆联合举办这个展览，甚为轰动。此公好女色，并且从来不隐讳，在众多现代艺术家中，这点是非常突出的。博物馆收藏的他的色情画数量也相当惊人。 说到毕加索的艺术生涯，就要说起毕加索一生中的女人。他有过两个妻子，这是明煤正娶在教堂里宣过誓的，还有四名众所周知的同居情妇，还有其他的就难以数清了。他在一九七三年逝世以后，从分散在各地的博物馆和私人收藏品里，发现了许多鲜为人知的作品，让人们看到了毕加索最隐秘的一 面。那就是毕加索爱女人，爱女人的身体，爱女人身体上的特点。他的一双炯炯有光的黑眼睛，愣愣地盯着女人的特点，在他的画笔下表现得纤毫毕露。

1950年8月6日，毕加索的雕塑作品L’Homme au Mouton在巴黎毕加索博物馆门前举行揭幕仪式，双手交叉者是毕加索。
那个展览出版的《毕加索色情画展览会纪念刊》序言中，第一句话就是“从某种意义来说，毕加索的全部作品都带色情的”。我看此话不假。他的创作始终伴有性的冲动或者兴趣，他八岁时画的素描，就早熟地表现出对女性的兴趣，直到临死前几天的作品，还对女性的身体表现了零碎悲哀的看法。他浩如烟海的作品中，有一部分画——主要是素描与速写，在他生 前一直秘不示人，直到2001年才公之于众，令世人大吃一惊。三个博物馆相继举办他的色情画展，本来是计划办成内部性质的，结果群众是趋之若骛，欲罢不休，结果成立2001到2002年国家画坛的盛事一件，看他的那些作品，就觉得痛快，淋漓尽致，一点虚伪的卫道士的影子都没有了。

艺术评论家让·菜玛里在《正常与偏常》（1988年）一书中说：“二十年前，有人要我做—次关于艺术与性的讲座。我去看毕加索， 问他该怎么讲。他回答，还不是老一套。”毕加索一生都受性的诱惑，他在作品与生活中都全身心地享受性的乐趣。据让·克莱尔说，“毕加索每次换个女人，也是每次换个标准，换个视觉，因为他要全部占有女人，直至她的视觉；这时他自己也换了个人。”“标准”、“改变视觉”、“性的对话”、“性与心的转换”、“占有女人直至她的视觉”，这是毕加索的艺术中的性心理学的一条粉红色线。如果狄德罗知道了，会说这是极佳的心理临床学。因为他早在两个半世纪以前就说：“一切生物都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任何禽兽都多少是人，任何矿物都多少是植物，任何植物都多少是禽兽……人是什么？人是某类倾向的总和。”

毕加索1944年的作品《蓝衣妇人》

毕加索1942年作品《L’aubade》

我看中文媒体上报导这个展览和研究毕加索性画的最好文章是马振骋写的《一生专注于女人的身体 —— 毕加索的色情画》，原刊2OO2年6月《万象》杂志。修改后收入《镜子中的洛可可》（上海社科版，2004年5月）。过去谈色情绘画，老是追着奥地利那个神童艾贡.席勒不放，其实他20多岁就早夭了，毕加索可是活到老，色到老啊！

2009年11月14日，于洛杉矶

这座巨大的凯旋门是欧洲100多座凯旋门中最大的一座

到巴黎不看大凯旋门、艾菲尔铁塔和罗浮宫，好像没有来一样,起码你对朋友没有办法解释。凯旋门又是其中最突出的一个地标型的纪念碑，因此无论你喜欢不喜欢，都会去看看的。

“凯旋门”是罗马人喜欢的纪念碑形式，罗马皇帝征战胜利，建造一座欢迎军团凯旋归来，军人从门洞里走过，门上雕刻军功史迹，目的在于流芳千古。虽然是2000多年前的事情了，现在还有不少这类凯旋门散布在欧洲和中亚、北非，默默的诉说着当年的功勋。

巴黎有三座著名的凯旋门，分别是罗浮宫门前对着花园的那个“卡鲁塞尔凯旋门”（亦称小凯旋门），大凯旋门（亦称大凯旋门），还有称为“大门塔”的拉德芳斯，亦称新凯旋门。第三座其实是个办公楼，不过做成巨大凯旋门形式，是密特朗总统的九大国家项目中最重头的一个。

大凯旋门座落在巴黎市中心的戴高乐广场中央，这个广场通常称为“星形广场”，是拿破仑为纪念他在奥斯特利茨战役中大败奥俄联军的功绩，1806年2月下令兴建的。1836年7月29日这座巨大的凯旋门才建成。它是欧洲100多座凯旋门中最大的一座。

凯旋门下，以十二条放射状的街道构成了巨大的“明星广场”

大凯旋门高约50米，宽约45米，厚约22米。四面各有一门，中心拱门宽14.6米，门上有许多精美的雕刻。内壁刻的是曾经跟随拿破仑东征西讨的数百名将军的名字和宣扬拿破仑赫赫战功的上百个胜利战役的浮雕。拱门上方四壁的浮雕,是庆贺拿破仑凯旋归来的情景,而拱门下方是一座无名英雄战士的坟墓,也是代表战争中战死沙场的 150多万名法国士兵。另外,墓前有一束不灭之火，象征法国世代蓬勃。外墙上刻有取材于1792－1815年间法国战史的巨幅雕像，同门楣上的花饰浮雕构成一个有机的整体，俨然是一件精美动人的艺术品。其中最吸引人的是刻在右侧（面向田园大街）石柱上的“1792年志愿军出发远征”，即著名的 《马赛曲》的浮雕，它是世界美术史上重要的杰作之一。

1920年11月，在凯旋门的下方建造了一座无名烈士墓。墓是平的，里面埋葬的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牺牲的一位无名战士，他代表着在大战中死难的150万法国官兵。墓前有长明火日夜燃烧，非常肃穆和庄严。

每逢重大节日时，就有一面10多米长的法国国旗从拱门顶端垂下来，在无名烈士墓上空迎空飘扬。有一名身着拿破仑时代戎装的战士，手持劈刀，守卫在《马赛曲》雕像前。每年的7月14日，法国举国欢度国庆时，法国总统都要从凯旋门通过；每位总统在其卸职的最后一天也要来此，向无名烈士墓献上一束鲜花。我在巴黎听朋友说：每当拿破仑周年忌日的黄昏，从香榭里舍大道向西望去，一轮落日恰好映在凯旋门的拱形圈里，非常神奇。

大凯旋门是现今世界上最大的一座圆拱门，原来罗马的凯旋门都就是真的门，而大凯旋门其实是个建筑物，里面可以通到顶部的，因此，它也是世界上最早的凯旋门式建筑物。

凯旋门内设有电梯，可直达50米高的拱顶。人们亦可沿着273级螺旋形石梯拾级而上。上去后可以看到一座小型的历史博物馆。馆内陈列着许多有关凯旋门建 筑史的图片和历史文件，以及介绍法国历史上伟大人物拿破仑生平事迹的图片和558位随拿破仑征战的将军的名字。另外设有两间配有英法两种语言解说的电影放 映室，专门放映一些反映巴黎历史变迁的资料片。在博物馆的顶部是一个平台，游人们从这里可以远眺巴黎，鸟瞰巴黎圣母院、协和广场的卢克索方尖碑、雄伟的埃 菲尔铁塔和圣心教堂等巴黎名胜。俯视凯旋门下由环形大街向四面八方伸展出的十二条放射状的林荫大道。这些大道就象一颗明星放射出的灿烂光芒，因而，凯旋门又称“星门”。十二条大道中，最著名的为香榭里舍大道、格兰德大道、阿尔美大道、福熙大道等。

我这个人不喜欢拥挤，又怕排队，因此从来也没有上过大凯旋门的顶部.有些人说我太亏了，去巴黎那么多次，没有上过艾菲尔铁塔，没有上过凯旋门顶部，你都来巴黎做什么啦？我觉得很坦然，站在星形广场的中间，看12条大道放射般的向四面八方伸沿出去，看看凯旋门的气势，特别有一年在法国国庆节前夕去巴黎，看见那个庄严的戎装卫士手持利剑保护着长明火，那种体验，已经很满足了！

2009年11月10日，于洛杉矶

说实话，我从来没有上过艾菲尔铁塔，原因是怕和游客挤着排队。虽然这个铁塔是巴黎的地标，我却最多走到旁边看看就算了。

艾菲尔铁塔举世闻名，它是世界上最著名的建筑，是人们留影最多的建筑。自1889年以来，已有1.85亿人登上过艾菲尔铁塔，游客最多时达一天1.7万人。

然而谁又能想到：这座举世无双的铁塔是在一片抨击、谩骂和反对声中建起来的。这个从被漫骂到被视为最经典的巴黎建筑的经历过程，是现在好多建筑师拿来为自己不成功建筑背书的一个最经典的例子。你要说这个建筑不好，有问题，他们就会说：跟艾菲尔铁塔一样，过100年你就知道我的建筑有多么好了。根据我自己看到的资料记载，从铁塔开始设计建造的时候起，因为它独特的用材——全部采用钢铁结构，还有奇异的造型，遭到了许多法国人的强烈反对。当年批判艾菲尔铁塔的意见无非两大类：一类是说形式古怪，和巴黎的新古典主义城市面貌不符合。意见不错，不过艾菲尔铁塔周边没有什么建筑，完全是一片开阔的空地，树林、草坪，因此，这个造型独特的建筑没有一个和城市近距离冲突的问题，这和蒙特巴纳斯高楼的情况是不同的。另外一类意见则更多从功能考虑，认为不应该花这么多钱做一个没有什么功能的铁塔。但支持的意见说：巴黎需要一个地标，一个制高点，在铁塔以前，最高的地方是蒙玛特高地，那里是贫民区，除了那些去圣心教堂祈祷的人以外，没有人会去那里看巴黎。因此，铁塔作为了巴黎的地标，作成观赏巴黎的制高点，具有其他任何巴黎建筑都没有的功能，于是也就被逐渐接受了。

回想起来，当时的反对意见主要来自两个方面，一派是一批比较守旧的文学家、艺术家；另外一派是材料建筑行家。自 1886年铁塔设计图纸公布之日起，攻击、反对的呼声就接连不断，他们掀起了一场“反对300米（高）的运动”。特别是1887年2月14日，工程正式开工后的第19天，巴黎《时代报》发表了由一批艺术大师和建筑师联合签名的抗议书《反对修建艾菲尔铁塔》。 此宣言说：

“我们——深爱巴黎之美，珍惜巴黎形象的作家、画家、雕塑家和建筑师们，以法国特色被蔑视、以法国历史受威胁的名义，满腔义愤地抗议在我们首都的心脏位置修建一座毫无意义的怪物——艾菲尔铁塔……人们去设想吧，巴黎美丽的建筑怎么能与一个使人目眩的、可笑的、黑色怪异的大烟囱相融合呢？黑铁塔以它野蛮的格调破坏了整个巴黎建筑的氛围，使巴黎传统建筑变得丑陋了，著名建筑随之掉价了，美丽的巴黎将在一场恶梦中消失。在今后的20年中，我们都将看到世纪怪物——那个用螺栓固定的铁皮柱子在城中央颤抖着晃来晃去，如同一滴墨水洒在一张白纸上一样，给巴黎脸上涂上了可憎的污点。”

在抗议书上签名的有不是鼎鼎有名的文化人和建筑师，包括作曲家古诺德，作家莫泊桑，作家小仲马，诗人科佩，诗人勒孔特，诗人、工程师、科学院士波吕多莫，画家、雕塑家布格鲁，画家、雕塑家麦索尼，悲剧作家萨乐杜，建筑大师克尔尼，作家布洛伊，作家魏尔兰，作家胡斯曼。

除了抗议书的公开谴责之外，这些名人还单独发表言论和文章抨击艾菲尔铁塔。胡斯曼骂铁塔是一个“空壳蜡烛台”；布洛伊咒铁塔是一个“可悲的高脚灯台柱”；科佩称铁塔是“变了形、未完工的铁桅杆”；魏尔兰发誓“宁愿绕道走，也不愿看它一眼”；莫泊桑也扬言“铁塔建成之日，是我出走巴黎之时，我要远离法国”。

面对反对和抗议，铁塔的设计者，建筑家、工程师艾菲尔做了正面的答复。《时代报》在同一天登载了艾菲尔先生的答记者问，他阐述了自己的建筑艺术理论：

“我认为，对我来讲，铁塔将有它自身独特的魅力。这是因为，我们是工程师，难道我们搞建筑的工程师就不注重建筑物的美感吗？难道我们只关注牢固性和永久性而不尽心尽力去追求它的美感吗？难道力的因素与美的因素真的不能和谐与统一吗……我可以向大家保证：我所设计的、经过精确测算过的弦形基座与平台连接的曲线造型将既牢固又美观，达到力与美的和谐与统一，打消人们对铁塔安全感的种种忧虑，从而显现出整体设计的大胆及魄力。”

攻击、责难和反对都未能动摇铁塔建造者的信心和决心， 1889年3月31日下午1时30分，当时世界第一高度的艾菲尔铁塔正式落成剪彩。艾菲尔先生手举法国国旗走了1710个台阶登上塔顶，在21响礼炮声中，把国旗插到了铁塔顶上。 他说：“法兰西国旗是世界上唯一一面有300米高旗杆的国旗”，为此，他感到自豪。

各种非议随着铁塔的建成而慢慢消失了。巨大A形钢筋铁骨不但不觉笨重，反而显得优美轻盈，它高大耸峙、势压全城，逐渐与巴黎建筑景致相适应，最终成为了巴黎的象征。它的现代美征服了各界人士，在1889年国际博览会期间，就有200万人参观了铁塔。发明家爱迪生在参观了铁塔之后，把自己制作的演示型双镜双声筒留声机献给了艾菲尔，并亲笔题词：“献给建造如此巨大、如此现代化建筑典范的勇敢建设者——艾菲尔”。

“9.11”事件以后，对艾菲尔铁塔的管理严格多了。因此我有些同事说我早在好多年前就应该上去的，现在排队要等好久好久了。我倒没有什么遗憾，因为在飞机上看巴黎，也好多次了，其实真正精彩的巴黎，还是得走在里面才领略得到的。

一百多年来，在艾菲尔铁塔上发生了许多趣事和奇事。1912年2月4日8点半，巴黎的一位裁缝弗郎·赫什特穿上自己制作的“衣服伞”从一层平台上 跳下来，试图成为飞人，但他未能成功，摔死在塔下。1923年6月2日，《小巴黎人报》记者皮埃尔·拉比克骑着自行车从塔顶骑到塔底。1963年9月23 日，世界第一名宇航员加加林登上了铁塔。1984年4月18日11时，一对英国恋人阿芒达·杜卡和米克·麦克卡迪从三层平台跳伞而下，用时45秒钟，成功降落在塔下的战神广场上。1984年3月31日11时30分，美国27岁的飞行员罗伯尔·姆基亚迪驾滑翔机从铁塔搭形底座下穿过。

去年我去巴黎的时候，巴黎正在和伦敦争夺奥运会举办权，铁塔上面有巨大的2012的字样，很是显眼。后来在电视上看见巴黎落选，好多人望着铁塔流泪，真是为他们难过。

2009年11月4日,于洛杉矶

巴黎协和广场

站在罗浮宫前面的那个小巧的花园——“图丽埃”花园里（ Tuileries ）往西看，就是一条笔直的大道，从那里可以看到凯旋门，那是巴黎东西走向的中轴线。巴黎大部分的街道设计都是采用中心广场放射形的方式的，认路不易，有了这条中轴线，加上塞纳河作为导引坐标，方位就清楚多了。花园临河一边的那条路叫做图丽埃路（ Quai des Tuileries），这条沿河马路的名字过一段就变一变，所以人们对它的本名倒无所谓了，就是一条沿河大道吧，叫什么都可以。而花园的另外一面，就是巴黎曾经号称最豪华的券廊大道里沃利大街（ Rue de Rivoli），一直延伸到协和广场，大街上全是老牌名品店，新品牌多集中在“大道区”那边。

如果说香榭丽大道是巴黎的东西中轴线的话，协和广场、协和大桥、皇家大道那一线可以视为巴黎的南北轴线，不过却没有东西轴线这样刻意建造，因此有点断断续续的感觉。站在协和广场，面对车水马龙的协和大桥，左边是图丽埃花园的入口，右边是走向大凯旋门的香榭丽大道的开始、总统办公的爱丽舍宫、大皇宫和小皇宫美术博物馆、美国大使馆都在左右，真是气象万千。

我顺着里沃利大道走，主要是看书店，那条街上有巴黎最好的几家英文书店。里沃利大道是我们广东人称为“骑楼”的这种人行道上有楼的结构，因此在这里逛街风雨无阻。虽然有种陈旧的感觉，却是在历史里面走，特别是书店，我每次都会去那里淘书。

里沃利大道上的券廊

那里最好的英文书店有两家，一家叫做“加利纳里”（Galignani），很老式的书店，连网址都没有，负责人叫玛丽.帕卡德夫人（Mme Marie Paccard），地址是在里沃利大道224号（224, rue de Rivoli, 75001 PARIS），e-mail地址是：galignani@wanadoo.fr。星期一到星期六开门，星期天休息，电话是0142607607；另外一家叫W.H.史密斯书店（W.H.Smith），以艺术、建筑、设计和英美文学为主，就更加对我的口味。门上有个说明，自称是欧洲大陆上最古老的英文书店，我看也像。在巴黎，这是唯一的一家由英国人开的英文书店，因此在这里你可以看到不少讲究的、知识分子型的英国人或者美国人，氛围很伦敦。这家书店平时每天开门，星期天则只开下午，地址在里沃利大道248号（248, rue de Rivoli, 75001 PARIS），电话是0144778899，很特别的号码，容易记住。E-mail地址是：whsmith.France@wanadoo.fr。这两个书店邻近，因此坐地下铁一线在图丽埃站（Tuileries ，line 1）下，或者搭第一线、第八线、第十二线在“协和广场”站（Concorde ，lines 1, 8, 12）下都可以马上走到的。

我想特别提一下的是史密斯书店，这家书店的英文书多而不滥，都是精挑细选的好书。在美国，除了少数比较专门针对高级知识分子的书店之外，大部分的书店是庞然大物，但是什么乱七八糟的书都有。浩如烟海的书，感觉有点像我们现在国内的书城、购书中心那样，走到门口就没有勇气进去了。英国人办书店的确是世界一流的，分类细，目标市场清晰得很，我在伦敦的诺丁山区看书店，那些小小的书店，居然可以很准确的吸引住我这种对书的要求相当刁钻的人，史密斯书店就是这类型的。这个书店的二楼是英语艺术、建筑、设计、文化、文学类的教材，更加弥足可贵，因为这种类型的书，其他国家大多仅在大学内部的书店才找得到，在这里可以同时看到这么多，确实节约了好多时间和精力。

我自己不是那种“书虫”类的入迷者，不是藏书家，我对收藏什么都没有太大的瘾，因为值得收藏的东西实在太多了，而时间却太少了。但我一向讲究实用，如前所说，我是相当“功能至上”的，只找自己需要用的书。所以，凡是实用的书店我都会很喜欢。史密斯书店就是这样一种。自己法文不好，有自知之明，与其拿着字典去慢慢啃，不如就找本英文的，省时省事。

走出书店，面对的就是协和广场，那么大的一个广场，雕塑、皇宫建筑、皇家花园环列左右，叹为观止。

协和广场是法国国王路易十五（Louis XV）营建的，建造的时候就是为了向世人展示他的皇权的至高无上，但在之后的法国大革命时期它又被革命党人用来作为处决皇室成员的行刑场。据说当时牛群走到这里就停下而再也不肯向前，原因是广场上的血腥气太重了，牛闻到之后都害怕。在1792到1794年间的革命党人恐怖统治时期，共和军曾在此处决了当时的全部皇室家庭成员。其中包括国王路易十六（Louis XVI），皇后玛丽 安托瓦耐特（Marie-Antoinette）等大约1100名皇室成员及保皇派。断头机每天都要砍掉好多人的脑袋。

我们读书的时候就知道，当时宣判路易十六死刑的大名鼎鼎的雅各宾派政府的实际首脑罗伯斯庇尔（Robespierre），此公是个法国历史上极具戏剧性的人物。他曾因反对极刑而辞去法官职务，后来在大革命时期又是他强烈主张以极刑处死国王路易十六世。处死路易十六后，他不再满足于对王党分子的审判，一切不能与之保持绝对一致的人都成为了他清除的对象。当时新共和国政府首脑丹敦（Danton）就成了这场清洗运动中给罗伯斯庇尔清除的对象。在罗伯斯庇尔的主张下，丹敦于1794年 4月5日在协和广场上被砍头的。

塞纳河边的协和广场

在路易十六被处死一年多之后，也就是在1794年8月，罗伯斯庇尔自己最终也被推上了协和广场的断头台。历史在这里开了个残酷的玩笑，罗伯斯庇尔在宣布路易十六死刑时怎么也不会料到自己竟与路易十六皇帝“殊途同归”。

1763 年，这个广场举行落成典礼时它的冠名是“路易十五广场”，后来的革命恐怖时期被更名为“革命广场”，1795年再易其名，成为“协和广场”，取意“全 国各族和谐、融洽、具有凝聚力”。1814年再次被改回“路易十五广场”。1826年更名为“路易十六广场”，1830年路易 • 菲利普（Louis Philippe）时代它又重新恢复为现在的名字：协和广场。

现在站在广场上，看见的是成群结队兴高采烈的游客，在东张西望，在拍照留影，完全想不到当年这里血流成河的恐怖景象。标榜“要做爱，不要战争”的法国人这么浪漫，怎么居然曾经也会如此激进、狂热、极端？是不是应正了那句“革命不是请客吃饭”的话呢？

无论如何，协和广场在规划设计上却是成功的。这个广场始建于1755年， 由当时任职于路易十五宫廷的皇家建筑师雅克•昂日•卡布里耶（Jacques－Ange Gabriel）设计建造，工程历经二十年，于1775年完工。卡布里耶首先为协和广场设计了一个长360米，宽210米，总面积84000平方米的八角形广场的雏形。为了得到一个远景透视效果，他选择了与当初建巴黎的那些皇家广场不同的方案。他将协和广场设计成一个开放式的广场：人们在此可远眺杜乐丽花园的千叶起舞，可俯视塞纳河的波光荡漾。广场两端由卡布里耶的另两项杰作：法国海军总部和克里昂大饭店（l'Hotel Crillon）为协和广场划出了终点线。1778年，在现在成为高级酒店的巴黎克里昂饭店里，法国曾经与美国缔结法美同盟条约及通商友好条约，承认美国独立。

协和广场正中是一座华美的喷泉水池

广场中心树立着由雕塑家布夏荷东（Bouchardon）雕造的路易十五端坐马背的雕像，原雕像曾在1792年毁于法国大革命中，在那里放了处决路易十六的断头台。在路易 • 菲利普时代(1835-1838)， 建筑设计师希托夫（Hittorf）受命完成广场的规划建设，为了尊重广场的设计师雅克•昂日•卡布里耶最初的原意，希托夫为广场四周加上了栏杆及以下几个作品：

第一个是很宏伟的雕塑，叫“马利的骏马”（Les chevaux de Marly），这个雕塑矗立于香榭丽舍田园大道入口，是由雕塑家库斯图（Coustou）最初为太阳王路易十四位于马利乐华的离宫花园所雕造的。路易十四时代这位自称“太阳王”的皇帝决定在位于巴黎西边十五公里的马利乐华小城为自己兴建一座比凡尔塞宫更为隐秘的离宫，在广阔的离宫花园里设计师建造了众多华美的喷泉水池与雕塑。1794年这座雕像被从马利乐华的宫庭花园里运送到巴黎城，而后被安放在协和广场上。今天矗立在广场上的这座雕像只是一个复制品，真品则保藏在卢浮宫中。

第二个作品就是两个大喷泉，这是在1835至1840年之间建造的，在那个时段，协和广场上又增加了了两个宏大的喷泉和一些装饰华丽的纪念碑。两个喷泉体现当时法国高超的航海及江河航运技术。实际上这两个喷泉只是罗马的圣彼得广场（la Place Saint-Pierre）喷泉的仿制品，广场的北边是河神喷泉（La Fontaine des fleuves），广场的那边是海神喷泉（la fontaine des mers）。

第三件作品是一套8座雕塑，分布在广场的四面八方，代表19世纪法国最大的八个城市的雕像，分别代表了马赛（Marseille）、里昂（ Lyon）、波尔多（Bordeaux）、南特（Nantes）、鲁昂（Rouen）、布雷斯特（Brest）、里尔（Lille）和斯特拉斯堡 （Strasbourg）。

第四件作品是埃及方尖碑（L'obelisque de Louxor），直译是“卢克索方尖碑”，矗立在广场正中心，高23米，这是从埃及直接运过来的，已经有3400多年历史了，这是1831年由埃及总督穆罕默德.阿里（Muhammad Ali）赠送给法国的礼物，碑身的古文字记载着古埃及拉美西斯法老的事迹。当初运输这块23米高，230吨重，由一块完整的巨形玫瑰色花岗岩雕琢而成的方尖碑可谓是大费周折。从埃及卢克索（Louxor）到法国巴黎一路的千难万险千波万折，有人说运送过程如此艰难和戏剧化，完全可以写成一个电影剧本的。这座方尖碑在经历了两年半的海上航行之后，于1836年10月到运抵法国。路易-菲利普（Louis Philippe）把这座方尖碑当作他在保皇派和共和党之间政治中立的象征标志立在了协和广场之上。这座方尖碑雕琢完成在3000多年前，其实当时是两个，完全一模一样，当年是一左一右的守护在埃及卢克索（Louxor）的底比斯（Thebes）神庙的大门两侧。 碑身纵向刻有三行古埃及象形文字，记述了拉美西斯二世（Ramses II）及拉美西斯三世（Ramses III）法老的故事。法国人在安置方尖碑时还开发出了它的另一个功用：它成为了一个巨形日晷的晷针，而协和广场则成了“晷面”。每天随着地转日移，方尖碑的在协和广场上的阴影就是一个时钟的指针了。

1831年由埃及总督穆罕默德.阿里（Muhammad Ali）赠送给法国的礼物“卢克索方尖碑”。

在广场一侧的树荫里，现在又安放了一组新的雕塑“手”，以各种各样的手——大人的、孩子的、婴儿的，以不同的搭配——单只的、两只相握的、多只相携的，表达出“四海皆兄弟，人间盼大同”的良好愿望。看着孩子们欢笑着在树影下雕塑间跳跃奔跑，不由得心头涌起一阵热浪。

协和广场正对着跨越塞纳河到左岸的协和大桥，协和大桥旁边、西面的就是俄国沙皇亚历山大送给法国那座器宇非凡的亚历山大三世大桥，两桥并列，实在是气势恢弘。

亚历山大三世大桥，是塞纳河上最光彩夺目的一道彩绘。

我走到协和宫门前，突然看见和里沃利大街交接的巷子里停着辆很滑稽的军用吉普车，法国是这样一个浪漫的都会，完全没有料想到军车这类东西会出现在这样的地方的，没加思索，习惯性地拿起照相机就拍，突然不知道从哪里冒出个全身戎装的法国军人来，说“这里不许拍照”，我只好关了相机。再往前走一点，在克里昂大饭店门边，又看见众多的法国军警戒严，也是古怪的感觉，正因问问原因，突然想起这里是美国大使馆，几年前我还来这里办过一些什么手续的。再后面就是总统宫的爱丽舍宫了。想起来有点搞笑：美国佬也太牛了一点，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把大使馆开在爱丽舍宫旁边，现在法国总统的办公地点和生活地点，反而有点象美国大使馆的后门了。法国人看见，真是气不打一处来啊！

2009年10月29日

塞纳河上游，巴黎老城的东南角上，矗立着四个巨大的玻璃盒子，那就是“密特朗国家图书馆”

法国人有一样和中国人特别相似，就是喜欢以庞然大物的建筑来表现国家的形象，哪怕这些建筑完全违背功能也在所不惜，讲俗了，就是要“牛”。因此，保罗.安德鲁在故宫对面建造的那个丑陋的、莫名其妙的“国家大剧院”之所以能够在中国出现，就完全合乎逻辑了。不过法国人和中国人还有不同的地方，就是他们这些庞然大物，都建在郊外，对于历史建筑、历史文化的保护非常小心翼翼。我们就不同了，要不怎么人家开玩笑说我们国家的英文名字起坏了呢？“China”就是“拆啦”！

巴黎分区是从核心的、位于塞纳河中央的“城市岛”（the Ile de la Cite）开始，顺时针从内往外旋开，分成20个区。法文管“区”叫arrondissement，一般导游书就叫你一个一个看，我自己是不按这个顺时针方法看的，因为感觉文脉不是这样走的，而是顺塞纳河走的。

从流经巴黎的塞纳河上游开始走，在上游开始，也就是巴黎的东南角，有一片庞大的政府建筑群，位置在12和13区，那里主要建筑包括国家图书馆、财政部大楼和一批政府办公楼，全部都是象征性大于功能性，因此不聚人气。走在那里，一方面觉得自己渺小无比，另外就是根本看不见什么人。

巴黎把现代建筑群都建造在旧城的郊外，是一个成功，因为完整的保护了老城，不像我们北京，拆得差不多了。比如在西南角也有这样一堆现代建筑，地点在15区和这个区更南的地方。那是国防部的建筑群，你买张最详细的巴黎地图，巨细无遗的标明了任何一个重要建筑，横街窄巷。但是这群建筑就只有几个号码，地图上看庞大得很，这是常人去不了的地方，我看过那群建筑，实在刻板冷漠，让法国军人自己去受那个罪吧！

在另外一个郊区，也就是最西角，就是大名鼎鼎的“拉德芳斯”区了，地点在16区和外延位置。也是如此，巴黎人根本不去，在那个新凯旋门前面巨大的台阶上，所见的都是穷苦的外国移民坐在那里聊天。

其实东北角也有这样一个区，相对北京位置，类似在东四环那个位置上。那里是现代建筑群中比较好的一个，中心建筑群包括科学博物馆、音乐中心，设计上稍微有些特点，也有趣味。住宅建筑比例小一点，因此有点人情味，是新区中比较宜人的一个。

先去国家图书馆吧。坐地下铁道向巴黎的东南角坐到头，再走一段路，就看见四座巨大的玻璃方盒子大楼，围着中间一个下陷的长方形院落，院落里面种了好多高大的树木，形成一个人工森林，一个极为人工的建筑群中间围合了一个长方形的自然区，这就是建成不久的法国国家图书馆。

从塞纳河对岸望去，一眼可以看到四个巨大的玻璃盒子，像四本打开的书。

这个庞然大物的全名叫“密特朗国家图书馆”，座落在巴黎塞纳河畔，也就是巴黎的最上游。它构成了塞纳河右岸的非常特殊一处风光，被密特朗称为法兰西最高的建筑艺术珍品。由于体积庞大无比，因此颇为壮观。从巴黎市中心远远地向东南方向望去，便会看到形状如同四本打开的书似的四座玻璃大厦，那就是这个图书馆的上半身。它的下半身则埋在地下，不过当你身临其境，反倒是看不到这下半身的，据说这一部分才是它的灵魂。

法国国家图书馆的外型具有很强的标志性。设计师说这四个巨大的玻璃塔楼象征四本打开的书，这四本打开的书目的是老远的和人们对话。人还没有到图书馆，老远就先看见这四个塔楼，就是设计师说的“四本书”了，名副其实的鲜明的地标。

我去的时候，是从图书馆后面进去的，然后再走到塞纳河边的。如果从正面进去，就是先到塞纳河边，徒步登上那52 阶木质台阶，来到被四个塔楼围合而成的广场。广场有八个足球场那么大，整个用木板铺地，尺度上相当震撼。但这个惊人的尺度有多大的功能意义，就叫人感到很迷茫了。这个高台上超级大的广场的四角，就是那四栋高大的玻璃大厦。

我去过几次，都是空荡荡的，完全不聚人气。因为所有的建筑物和空间，一旦尺度超大，就不聚人气。法国国家图书馆它没有围墙，没有大门，站在这里感到自己很渺小，因为所有的建筑体量和空间都超大。从木地板广场中央向下看，是一片长方形下陷院落中的绿色的森林，围绕这片绿色森林是二层阅览室，那里便是图书馆的下半身。需要乘露天电梯向下走才能抵达这片阅览区，这是阅览区的入口。

我去看这个图书馆，其实大部分地方都刻板的惊人，冷漠得不近人情，毫无可爱可言，就是巨大无比。真正精彩的地方就是那个面对内庭森林的阅览厅，从高台广场乘电梯下到阅览区，透过巨大的玻璃窗，可以看到整个长方形院落中内浓密的森林，那里栽有从诺曼底森林移来的成年松树、白桦、橡树等。这个阅读环境真是有点超现实感觉：在森林里面看书。森林是用玻璃隔开的，因此有点可望不可及的蜃景味道。阅览厅内很安静，你听不到树叶摇曳的声音。有点神奇的怪异感。

木地板广场中央是一片长方形下陷院落中的绿色森林，围绕这片绿色森林，便是木面广场下的二层阅览室。

塔楼象征四本打开的书，具有强烈的标志性，深入木地板广场下边的下半身的绿色森林则是在追求感觉上抽象和空灵，为了这个感觉，要压抑其他所有空间的趣味感和人情味，我觉得是不值得的。

这座图书馆由深得密特朗总统赏识的青年设计师多米尼克·佩劳（Dominique Perrault）负责设计。建筑设计和室内装饰、家具的配置均由同家公司承包，采用了先进的科学技术，实现了内外和谐。该馆的建筑设计有比较强的环保意识，从外到内基本看不见水泥、瓷砖、石灰、塑料、壁纸、油漆、涂料等人造材料。走遍整个图书馆，能看到的是四种材料：玻璃、金属、木板、红地毯。所有的墙壁或是铝合金或是玻璃，地面从室外到室内全是木质的，家具大都是木质的，玻璃及金属材料给人以强烈现代意识，木地板和森林联系。四座大厦外表是玻璃的，为了保护图书，避免阳光辐射，玻璃墙内又加了一层活动木板墙。因此，当阳光照射时，大厦就变成了本木色，背阳光时则亮丽透明。大厦的木质活动墙所用木材全部从加蓬进口，广场和室内木地板所用木材全部从巴西进口。玻璃幕墙建筑内还得加多一个木头的套子，你想这个建筑的造价有多高。自然，对法国人来说，共和国的荣耀高于一切，造价就在所不惜了。

馆内的家具和装饰都非常考究，做工精良，设计独特。好像各阅览室的落地灯灯柱的包皮是用价格昂贵的空中加油飞机使用的金属软管做成，与众不同，但是价格就甭问了。

玻璃墙后的木质活动门

图书馆的四栋玻璃大厦都是藏书库，大厦之间有玻璃回廊从底部相连，回廊内侧是宽敞明亮的阅览大厅，无论坐在哪间阅览室，都可以从玻璃回廊看到那片绿色森林，图书馆通过几十条累计8公里长的铁轨，在电脑的指令下，10分钟内就能将书库的图书送到读者手中。

这座庞大的建筑没有设计主要入口大门，也没有围墙，但内部却纵横交错，复杂非常。据说图书馆共有5600个门，有 17000把钥匙，有四名专职人员管理这些钥匙，创下了世界图书馆门和钥匙数量的最高记录。这样的复杂设计，平添了众多的管理上的麻烦，设置的维修、馆内的联络、各部门的协调、读者流通的管理等诸多问题，不是一般常规图书馆能够有的，法国人不怕麻烦，只要面子，从此可窥一斑。

法国国家图书馆的藏书是不外借的，只供阅读或复制。进入图书馆阅读要付费。门票分为2日卡(30法郎)、2周卡(200法郎)、一年卡(300法郎)，但大学生、失业人员、享受社会救济的人员等享受半价；本馆工作人员及离退休人员、外馆的馆员、法国文献学院及法国国立图书情报学院的学生免费。当然，法文书占多数，我这样法文不好的人，在里面就只能看看建筑而已了。

几年前，中国总理朱熔基访问那座图书馆，说喜欢看法国科幻作家儒勒.凡尔纳（Jules Verne，1828－1905）的书，新华社的报导说图书馆内居然没有他的书。这个报导，如果给法国人看，就好像在中国国家图书馆找不到胡适之的书那样奇怪，基本不可能的事情。我想原因只有一个可能，就是我们的年轻翻译可能不知道儒勒.凡尔纳的法文原名，因此人家听不出说的是谁，为了证实我的感觉，我在去那个图书馆的时候，查了一下他的书，结果是应有尽有，多种版本，不是翻译错误，难道是法国人不想让朱总理看？

2009年10月26日

你若问人到巴黎看了什么，绝大部分人的回答中少不了罗浮宫、凯旋门、艾菲尔铁塔，这个宫殿博物馆如此重要，几乎成为巴黎的标志形象。难怪拉斯维加斯的巴黎大酒店（Paris Hotel）经过再三斟酌，最终选这三者作为酒店的标志

我是从事艺术史和设计史研究、教学的，因此去巴黎看罗浮宫几乎是做功课，每次必去，不着急，每次进去就有目的地看一个部分，这样看得从容，也看得仔细。那种跟旅游团狂走的看法，其实什么也没有看到。

卢浮宫始建于12世纪末，由法王腓力二世（“奥古斯都”）下令修建，最初是用作防御的城堡，边长约90米，四周有城壕，其面积大致相当于今卢浮宫最东端院落的四分之一。当时的卢浮宫堡并不是法国国王的居所，而是被用来存放王室财宝和武器。

14世纪，法王查理五世觉得卢浮宫堡比位于赛纳河当中的城市岛的王宫更适合居住，于是搬迁至此。在他之后的法国国王再度搬出卢浮宫，直至1546年，弗朗索瓦一世才成为居住在卢浮宫的第二位国王。弗朗索瓦一世命令建筑师皮埃尔·勒柯（Pierre Lescot）按照文艺复兴风格对其加以改建，于1546年至1559年修建了今日卢浮宫建筑群最东端的卡利庭院（Cour Carrée）。扩建工程一直持续到亨利二世登基。亨利二世去世后，王太后卡特琳·德·美第奇集中力量修建杜伊勒里宫及杜伊勒里花园，对卢浮宫的扩建工作再度停止。

波旁王朝开始后，亨利四世和路易十三修建了连接卢浮宫与杜伊勒里宫的大长廊，又称“花廊”（Pavillion de Flore）。路易十四时期曾令建筑师比洛（Claude Prrrault）和勒沃（Louis le Vau）对卢浮宫的东立面按照法国文艺复兴风格（法国古典主义风格）加以改建，改建工作从1624年持续到1654年。

1682年法国宫廷移往凡尔赛宫后，卢浮宫的扩建再度终止。路易十四曾计划放弃卢浮宫，并将其拆除，但后来改变了主意，让法兰西学院、纹章院、绘画和雕塑学院、以及科学院搬入卢浮宫的空房，此外还有一些学者和艺术家被国王邀请住在卢浮宫的一层和大长廊的二楼。1750年法王路易十五正式提出了拆除卢浮宫的计划。但由于宫廷开支过大，缺乏足够的金钱来雇佣拆除卢浮宫所需的工人，该宫殿得以幸存。

1789年10月6日，巴黎的民妇集群前往凡尔赛宫，将法王路易十六挟至巴黎城内，安置于杜伊勒里宫，该时期对卢浮宫进行了简单的清理打扫工作。法国大革命期间，卢浮宫被改为博物馆对公众开放。拿破仑即位后，开始了对卢浮宫的大规模扩建，建造了面向里沃利林荫路的北翼建筑，并在围合起来的巨大广场中修建了卡鲁索凯旋门（Arc de Triumph du Carrousel），作为杜伊勒里宫的正门。拿破仑三世时期修建了黎塞留庭院和德农庭院，完成了卢浮宫建筑群。

如此看来，一座罗浮宫基本是一本巴黎的历史。在12世纪末开始建造的时候，巴黎还是一个相当荒凉的森林，当时法王奥古斯特在这附近的森林里猎狼。此公当时动念盖一座城堡，而在塞纳河右岸的护城堡遂成为罗浮宫的原始用途。25年后，原始的护城堡被拆除，基地建起一堆群落式的房舍，并成为王宫一部份。此后七百年间的改造，竟成为巴黎核心区的王宫建筑群。

然而罗浮宫现址在历代的用途确颇为复杂：曾当过宫殿、军事基地、学校、小学校园、艺术学院用地、也关过犯人，后来又曾是财政部大楼。

把罗浮宫作为博物馆是1780年大革命时期的事情。当时由革命份子组成的国民公会，就决议要将王室典藏品集中，因为画作居多，就将此地改为画廊并开放民众参观。把皇家的东西给民众看，是革命人当时的目的，皇宫让民众自由进出，只是出自于一股恨意的颇为情绪化的决定。人多口杂，根据资料指出，当时决议前，有人认为要烧掉皇家收藏，作为法国大革命的宣示。有人认为，此地开放成为市场，让民众体会皇家建筑的气派，才是民主象征。

最后，有一个国民议会成员提议，不要烧掉皇家文物，因为那显示不了革命人的气度，也不要开放此地成为市场，因为屠宰市场离此太远，难以经营。这位叫雷比斯的议员说：把皇家艺术品摆在这里，当作我们打倒皇权的象征，开放给民众，让巴黎人与全法国民众都来这里，看看皇室的奢华。

我在罗浮宫里面走动，心里还真是在感谢那个革命议员，幸亏他的那个建议，我才有这样享受的时刻，否则这些珍品早就化为灰烬了。如果在文革中，也能有几个这样的人物，我们的文化宝藏也能多留下许多呢。

不过脱过了第一次灾难，却逃不过第二次。巴黎城市遭到的一大劫难是我们从来只是大唱颂歌的巴黎公社造成的。罗浮宫在那次劫难之中几乎化为了灰烬。

1870年7月19日普法战争爆发，拿破仑三世带病出征，在色当战败被俘，法兰西第二帝国灭亡。随后成立的第三共和国面临内忧外患，1871年3月18日巴黎市民举行起义，成立巴黎公社。

1871年5月23日，法国政府军攻入巴黎，公社当局见面临失败，下令焚毁巴黎的各主要建筑，包括杜伊勒里宫、卢浮宫、卢森堡宫、巴黎歌剧院、巴黎市政厅、内政部、司法部、王宫（Palais Royal）、以及香榭丽舍大街两旁的豪华饭店和高级公寓楼，他们的革命口号是：“宁愿见其消亡，也不留给敌人”。就是“只选全巴黎最好的烧掉”。现在看起来真是疯狂得很。在这一口号的怂恿下，12名公社社员于23日晚7时携带焦油、沥青和松节油，跑到罗浮宫的建筑群中最辉煌的杜伊勒里宫内纵火。大火燃烧了两天，至5月25日方被政府军和巴黎消防队扑灭，但宫殿建筑已被全部焚毁，只剩下外壳。与杜伊勒里宫相连的卢浮宫花廊和马尔赞廊也被公社社员纵火烧毁，但存放有大量艺术珍品的卢浮宫主体建筑——卡利庭院奇迹般地幸存下来。

此后11年间，杜伊勒里宫的废墟一直伫立在原址。尽管内部被完全焚毁，但其外立面依然完好，可以复建。事实上，被完全焚毁的巴黎市政厅和卢浮宫侧翼等建筑1870年代巴黎公社失败之后按原样重建。但经过反复权衡，第三共和国政府决定不修复杜伊勒里宫，因为这座宫殿已经成为法国君主制和帝制的象征物。

1882年，法国国民大会决定拆除杜伊勒里宫废墟，并以33000金法郎（约合2005年的13万美元）的价格将其卖给了一家私人承包商。奥斯曼男爵和其他一些法国建筑家、艺术家强烈反对政府的这一决定，称这是对法国艺术和历史的犯罪。尽管这样，杜伊勒里宫废墟还是于1883年9月30日拆除完毕。一些大理石饰件作为纪念品卖给了收藏家。

杜伊勒里宫拆除后，原来一直封闭在广场中的卢浮宫庭院第一次暴露在城市景观中，并成为巴黎东西历史轴线的起点。这条轴线起自苏利庭院，经杜伊勒里花园、协和广场、香榭丽舍大道至凯旋门。杜伊勒里花园仍然保持了勒诺设计的原始风貌。

罗浮宫是世界最大的艺术博物馆之一，收藏惊人，米隆的维纳斯雕塑、达芬奇的“莫娜莉萨”肖像、古希腊的“胜利女神”雕塑、米开朗吉罗的好多作品都集中收藏在这里，几天都看不完，之所以有这么多收藏，原因是法国皇帝喜欢艺术，喜欢收藏艺术。

法国国王对艺术品的收集始于弗朗索瓦一世时期，弗朗索瓦一世曾从意大利购买了包括油画蒙娜丽莎在内的大量艺术品。至路易十四时期，法国王室已经收集了约2000幅油画、150多座雕刻、700多张素描、以及其他大量美术作品。路易十五和路易十六时期继续从意大利、佛兰德斯和西班牙购入艺术作品。法国大革命期间的1793年8月10日，共和政府决定将收归国有的王室收藏集中于卢浮宫，并将其作为博物馆向公众开放，命名为“中央艺术博物馆”。11月8日，博物馆正式开放，展出了587件艺术品。此后共和政府又用从教堂、贵族和地方政府等处没收来的艺术品源源不断地补充博物馆收藏。

拿破仑在征服欧洲各国的同时，将被征服国家的艺术品大量运往法国，送至卢浮宫（此时已改名为“拿破仑博物馆”）展出，还增加了古罗马和古埃及艺术品展厅。但随着1815年拿破仑的第二次退位和终生放逐，卢浮宫藏品中约有5000多件艺术品被归还给原来所属国。

此后的100多年里，卢浮宫的收藏范围不断扩大，加入了东方（远东）、亚述、古埃及等时代的藏品。随着藏品数量的增多，展览空间越来越小。1981年，法国密特朗政府决定将卢浮宫建筑群的全部建筑划拨博物馆，并对卢浮宫实施了大规模的整修。由美籍设计师贝聿铭设计的位于卢浮宫中央广场“拿破仑庭院”上的透明金字塔建筑。整修后的卢浮宫于1989年重新开放。其展览区域划分为：

黎塞留庭院（Richelieu Wing）：远东、近东、伊斯兰文物；雕塑；14世纪至17世纪的法国油画；德国、尼德兰和佛兰德斯油画；其他绘画和形象艺术

苏利庭院（Sully Wing）：古埃及文物；近东文物；古希腊、伊特鲁里亚、古罗马文物及雕塑

德农庭院（Denon Wing）：古希腊、伊特鲁里亚、古罗马雕塑；17世纪至19世纪的法国油画；意大利及西班牙油画

去那里看艺术，最好一个一个院的走，不容易漏过重要的东西。

罗浮宫入口的玻璃金字塔是贝聿铭设计的，也是历经多年的猛烈攻击，现在好像没有人吭气，认了。前年有个建筑师问我：你怎么看这个建筑，我说：第一，贝聿铭改造罗浮宫的贡献不在这个入口，而在庞大的地下工程，原来去罗浮宫看艺术收藏，要不断的从一个建筑进入另一个建筑，麻烦得很，对面黎世留厅是财政部占据的，贝聿铭把这几个分开的建筑通过地下构造联系起来，并且还联系到巴黎地下铁道系统，这是最重要的，使得整个罗浮宫成了一个整体；第二，入口设计，在三面巴洛克、新古典建筑之中，你想能够用什么形式，新古典？做出来好像拉斯维加斯的酒店一样，假的；现代主义似乎是唯一的选择，那么用什么几何形式呢？正方形、长方形，占空间太大，庞然大物，遮蔽了原来的宫殿，圆形？古怪得很，剩下就只有三角形了，金字塔结构既是历史的（古埃及），又是现代的，占空间小，在我看是最佳选择。我是用这种减法来看贝聿铭选择的，那位建筑师说：有道理。

入口的玻璃金字塔现在已经几乎如同博物馆本身一样出名。我们记得，这个金字塔曾引起强烈抗议，招来保守人士嘲笑，认为破坏了文艺复兴风格中庭的威严。因为歌德曾描述罗浮宫建筑是一阙动人的乐章，而批评贝聿铭的人则说他的金字塔有如指甲划过黑板的尖锐声，建成之后，越来越多人表示欣赏，推崇贝聿铭这座70呎高的透明金字塔，是古代与现代技法的耀眼结合，在我看来，还是功能性第一，是一个入口而已。

我看贝聿铭的传记和记录片，贝聿铭在其中都谈到罗浮宫的改造设计项目。他认为，原本的皇宫已与博物馆的空间需求相抵触，过去大家来到这里，连维纳斯、蒙娜丽莎都不容易找到，每个人匆匆一瞥便精疲力竭且大失所望地回家。因此他认为只能善用在罗浮宫拿破仑内庭长达七百公尺的地下建造新的一层，新建地下大规模的游客接待空间，使表面没有改变的旧皇宫，变成能够为现代目的、功能服务的一个新博物馆。

在这以前，他曾经在美国首都华盛顿的国家艺术博物馆东厅的增建设计时建造了地下穿廊，天窗部分就是用的玻璃金字塔，美国人很喜欢。因此他在这里做一个更大的玻璃金字塔作为入口。但是当时巴黎人是非常讨厌这个设计的。法国的文化人认为，罗浮宫是巴黎的象征，掉下来一座金字塔是一种文化侵略，而且一座玻璃体在一群历史遗产之中，似乎是抹煞了文化价值的延续。但密特朗总统支持贝聿铭这个构想，于是贝聿铭发表了一份解释报告，指出从设计上看，金字塔除了是最稳定的形式，他还强调，这不是陵墓的象征，因为石头转成玻璃之后，轻盈的玻璃和钢结构已经把一切都将改观，金字塔是纯粹的古典的造型，也是最简单的基本几何形体。

贝聿铭这个罗浮宫的金字塔全部是用的玻璃构成的，四面，每面由一百六十多面大玻璃构成，并有21片小玻璃搭配，三面共构501，也几乎是一组有数学意义的数字。这个金字塔本身就相当吸引人，尤其在清洗玻璃的大日子，宛如蜘蛛人的潜水装，更是巴黎一绝，每次清洗的时间就像观看一场与时间赛跑的游戏，观众如堵，好像是场表演一样。

值得一提的是罗浮宫宫顶上的人物雕像——能跻身此地的均不是等闲之辈，从雕像下的刻着的姓名可以看出，大多是些著名的文学家、艺术家、诗人、建筑师……，法国人对文化艺术的崇尚由此可见一斑。

电影《达芬奇密码》轰动一时，小书更是畅销了好几年，这又促起了另外一波的罗浮宫热，好多人拿着那本小书来参观的。还出版了专门跟随小书中的主人公边走边看罗浮宫的书，热门得很，此宫的辉煌还在后头呢！

2009年10月19日，于洛杉矶

法国人和其他的西方人实在太不同了。我在美国住了二十年，西方人见多了，法国人那种气质、那种趾高气扬的态度是非常容易感觉到的。他们的国家象征物是高卢公鸡，戴顶三色帽子，不可一世的高傲，怒气冲天，艳丽夺目，大吵大闹，赶走所有的对手，但是却永远生不出个蛋来。因此高卢鸡代表法国人真是太传神了！

你注意到吗？在世界杯足球大赛时，法国队的队服上，绣了只雄纠纠气昂昂的大公鸡；你是否知道，“公鸡”居然也是罗浮宫和凡尔赛宫的象征之一。在法国人一年一度的圣诞大餐里，桌子上摆着不是火鸡大餐，竟然是只肚子里镶有珍贵黑菌（la truffe）及上等猪绞肉，美味可口的烤阉公鸡（le chapon）。真是难以想象——那一向以唯美浪漫出名的高卢人（Les Gaulois）的后代---法国人，居然是以“公鸡”自诩，其实法国人接受这只公鸡也是经历过一番周折的：从中世纪开始，公鸡在宗教上，就经常被法国人的老祖先：高卢人，用来作为“希望”与“诚实”的象征。公鸡的图像亦曾出现在高卢钱币上。但是最初他们并未使用公鸡做为高卢民族的表征，因为他们认为，公鸡没法子表现出高卢人的智能与勇敢。后来他们的宿敌日耳曼人，也就是德国人，找到的一个嘲弄高卢人的文字游戏：在拉丁文里的“gallus”，同时表示着高卢人（gaulois）和公鸡（coq）的意思，把法国人和公鸡划上了等号。自视颇高的法国人，开始认为这简直是一种难忍的羞辱，绝对不能接受。不过，到了十六世纪情况有了改变。十六世纪时法罗（Les Valois）和波旁（Les Bourbons）王朝的国王们的人物版画与钱币里，常伴随着一只被认为是代表着法国的公鸡。至此，公鸡才开始“咸鱼翻身”，渐渐地被法国人视为“法国”的标志。

然而当法国英雄拿破仑在位之际，国会建议他，将公鸡正式作为法国的象征时，拿破仑却以一句：“公鸡完全没有力量，何以能成为法兰西帝国的象征。”而用老鹰取代了公鸡的地位，使得公鸡就此又被法国人打入了冷宫。一直到了1830年，奥尔良公爵（Le duc d’Orl　ans）下令，在皇家侍卫的旗帜与服饰的钮扣上要有公鸡的图案，公鸡才重获法国人的青睐。于是这只昂首阔步的高卢公鸡，开始与法国间建立起良好的关系。它除了出现在外，在1899年时所发行的20法郎钱币上，更有着耀眼的公鸡装饰。如今，当你参观法国的总统府爱丽舍宫（Palais de l’Elys e）的花园时，亦会在栏杆上瞥见高卢公鸡的踪影。从此，法国人与公鸡之间的等号，可说是越来越明显了呢！

高卢公鸡是非常出名的法国象征物，这只曾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与普鲁士老鹰相抗衡，象征着农民出身，自豪，顽强不屈，勇气与繁殖力强盛的高卢公鸡，虽然到现在，都还未正式成为法国政府明令的法国象征，却早已深植法国人心，被视为是最高荣誉的表征。此外，当法国男人企图以他自傲的外表，来吸引女人时，还会被笑称为“是只如假包换的公鸡”。看来，公鸡和法国可真有着令人难解的情愫呢！

法国人的确有许多值得他们骄傲的东西：他们悠久的历史，他们杰出的城市，他们那个美轮美奂的巴黎，他们的文学、绘画、雕塑、音乐、舞蹈、哲学，他们先进的高速火车，他们众多的名牌产品，他们那些漂亮得有些令人目眩的美女俊男，他们优雅的生活方式。

有些人问我：你喜欢美国什么？我说最喜欢美国的是美国人把我当自己人看，在美国住久了，你的左邻右舍、同事朋友，基本没有人把你当个外国人，因为他们国家就是一个移民国家，人人都是国家的人。在加拿大也有这种感觉，大家心态平和。而去韩国和日本，你最不舒服的是人们永远把你视为外国人，日本人比较收敛，比较客气，在公众场合尽量不太会让你绝对有这种你是“外国人”的歧视感，韩国人则比较嚣张，在很多场合里，如果你不会讲他们的话，除了你跟他们买东西，基本都会让你感觉不舒服。这些国家的种族极为单一，没有一个容纳外来人作为自己同胞的心态。其实，韩国大约有一半以上的姓是来自中国的，除了姓金、白、朴、崔等等这些姓是本地的之外，其他好多姓都是从中国过去的，好像李、张、王、孙等等。他们本身的姓氏来源也比较狭窄，东部的安尚道、西部的忠清道，南部的庆尚道和全罗道，来来去去就那么几个所谓的故土，清清楚楚，你想融入他们的社会，基本是做梦。那些中国来的姓氏，最早大概是隋唐时期去的吧？之后从山东也过去不少，不过这些人在韩国已经有好几百年了，也就算是“自己人”了。至于日本，更是纯粹得不得了。那里有400万韩国人，在日本都有50年的历史了，日本人压根没有把他们当自己人看，总是外国人，其实一多半都入了日本籍了，他们的孩子都是在日本生的，但是还是融不进去日本社会的主流。

表面上看，法国人其实也有一种骨子里的傲慢，因为他们据说都是高卢人的后代，因此比较纯粹，不像美国佬，什么人都有。在法国，我去过南部的几个小城市，和咖啡店的老板、餐馆的老板聊聊，他们自豪的告诉我：他们在这个地方已经住了十几代了。

作为一个在美国住的中国人，我倒没有任何惊异，因为我有中国人的超级悠久的历史和家谱，也有美国的人种混杂的经验，什么都无所谓了。如果说他们几十代人的传袭让美国佬惊奇得不得了，那我这个中国人对十几代就没有什么特别感觉，我告诉法国佬：我这个王姓如果从王氏因为逃避内乱外祸，从粤北的南雄珠玑巷进入广东，作为客家的一支，也就是在北宋后期了，算起来接近1000年了，你说多少代人？如果从进入南粤以前算起，说不定可以追溯到山西的王氏大院，那怕就有2000年了，讲老实话，我在甲骨文上就见到本人的姓了，那可是接近3000年，多少代啊？

和法国大部分外省的城市不同，巴黎的外国人太多了，阿尔及利亚战争之后，涌来大批阿拉伯人，欧洲最大的清真寺就在巴黎的左岸，还有无数的土耳其人和东欧、南欧人，中国温州人也多，反正满大街，看见外国人的几率和看见法国人差不多，有些区，大部分人在讲阿拉伯语，有些区都在讲斯拉夫语系的话，现在的巴黎，已经很难说这里是纯粹高卢人的首都了，和美国佬的满不在乎不同，巴黎人对此是相当恼火的。

有些学者挺倔的，非要挖法国人不纯的痛处。纯粹的本地人，英语中叫aborigines，大约法文也是这个叫法，就有那么一些人，追根问底的查到底法国有多大比例的人属于aborigines，结果是不多，气死法国佬了。从历史上看，法国在19世纪以前，外国人的确少，那个时候很纯粹，大家在街头咖啡馆聊天，全部是aborigines。1914－1918年的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和以后，涌入了大批外国移民，并且慢慢都入了法国籍，这就乱套了。现在的比例大概三分之一的人口是外国移民或者外国移民的后代。

法国历史上著名得不得了的首相玛扎林（Mazarin）是意大利人，法国皇后玛丽.安塔内特（Marie Antoinette，1755－1793）是奥地利人，拿破仑是科西嘉人，大仲马（Alexandre Dumas）据说甚至有黑人血统，法国人叫这类人为“mulatto”。你在巴黎大街小巷走走，注意看看他们门口的邮箱，大约不到三分之一的姓是真正法国人的，其他的姓氏都是绝对外国的，随便记录几个给各位看看：Ben Jelils、Ben Hammoudas、Johnson、Lopezes，如果到温州人集中的区看看邮箱，那就基本是我们的百家姓了。其实可贵也在这里，法国能够在19到20世纪文化上突飞猛进，在现代艺术、音乐、舞蹈、文学上有那么大的成就，外国移民的贡献简直是不得了的。一个民族的生命力，其实是种族融合的伟大，美国之所以这样牛，不就是融合了全世界最优秀、最有野心的移民吗？这些外国人丰富了法国的文化、烹饪、语言，也丰富和改造了法国的精神，传统加外部的精华，自然就与众不同了。

不过，法国还是法国，就是那么多外国移民，来了之后，还是要经历法国文化精神的改造，他们对法国文化和精神的添加作用是一个缓慢的过程，而不是那种好像美国人一样，来了20万越南难民，立马就形成洛杉矶的“小西贡”，法国精神不容许这样的突变。而法国的精神和美国的自由精神相距甚远，所以就有一种困难适应在内。

作为一个美国人，在法国旅行，会感到很不自在，我问过好多美国人，他们说这种不自在超过在中国、日本，甚至非洲的不自在。我有点奇怪，问为什么。他们说在中国、日本、非洲，你虽然是个外国人，但是别人也把你作为一个外国人对待，凡是你做的事情不符合当地习俗，大家会说句“外国人吗！他们不懂。”就算了。在法国，如果你是个白种人，但是不是高卢的，而是来自外国的，特别是所谓的安格鲁－萨克逊人，特别是来自美国的安格鲁－萨克逊人，就糟糕了。他们原来以为你是他们一族，突然发现你不是，小鞋有得你穿的。法国人最令西方其他国家人诟病的就是这种所谓的法兰西民族沙文主义的傲慢。法国人对美国人接近仇恨，对英语接近变态的恶感，他们大概都忘记了：不是美国军队1917年来帮他们打败德国佬，哪里有凡尔赛和约！不是美国佬和英国佬在1944年诺曼第登陆，哪里还有法兰西共和国？那不就是德国的一个省吗？他们从拿破仑时代就觉得法兰西是世界第一的，但是从1815年后他们这个梦就没有完成的机会，坐看没有文化、不懂时尚、不懂烹饪、行为粗野、吊儿郎当的美国佬越来越强大，心里不平衡啊！那口鸟气，不出在你们这些人头上，往哪儿搁？

摘选自《巴黎手记》

2009年10月15日，于洛杉矶

斑斓秋色中，眺望阿卡迪亚国家公园的高山湖泊

前年9月份去美国最东北角的做新英格兰地区，可惜稍微早了一点，据美国人说，到新英格兰看红叶，10月份下旬是最好的时候，因为那个时候满山的加拿大红枫树全部透红，其他的树叶则是金黄色的，那种感觉，真是可以称之为“层林尽染”。年轻的时候到北京郊区的香山看红叶，已经觉得简直壮观得不得了了。1980年代初来美国时，和朋友一起驾车走过新英格兰地区的几个州，诸如罗德岛州、麻塞诸赛州、康涅狄格州、新罕普什尔州和佛蒙特州灯地，那红叶的气势，简直难以想象的壮丽。开几天的车都是满山红叶，那种红色的森林，有点无可比拟的壮阔感。知道这点，再见一点点红叶，绝对不敢乱形容“层林尽染”了。美国东北部的秋天，游客多，绝大多数是来看这红叶的。秋天的新英格兰，无论早一点或者晚一点，枫树都是红的，不同的是9月底只有枫树开始红，而10月份，有些树就开始转黄了，整个是热腾腾的暖色调，更加壮观而已。

国内好多朋友以为美国国内走动很方便。20年前我刚刚来的时候也是这个感觉，这里到处是机场，坐飞机好像坐公共汽车一样方便。其实，大城市之间是如此，小地方可就没有这般方便。

缅因州在美国的地理位置，有点像中国的黑龙江省。当地人自豪地称为“美国第一道曙光升起的地方”，和洛杉矶正好处在东北和西南的对角线上，几乎是美国境内直线距离最远的地方了。缅因州在美国的东北部，此行的终点——阿卡迪亚国家公园又在缅因州的东北部，简直成了东北的“平方”了。综合考虑了各种因素后，决定不是直接飞到离国家公园最近的班戈市，而是飞到波特兰，然后租车开去，虽然来回路程400多英里，但时间上却要上算些，看到的东西也多些。

既然要去，就得先定机票，还真没想到如此不方便——从洛杉矶竟没有一班飞机直飞去缅因的，起码要转两趟机。因为日程有些紧，为了能多呆一天，只得利用晚上时间飞，于是就要转三趟机：从洛杉矶坐通宵航班，晚上10点从洛杉矶国际机场飞佛罗里达的奥兰多，转机等一个小时，再飞首都华盛顿，再等一个小时，再飞波特兰（这是缅因最大的城市波特兰，而不是西海岸俄勒岗州的那个比较有名的波特兰，美国人在起名字方面看来创意还少了些，随手将欧洲母国的地名拿来就用，所以同名重姓的地名、街名不计其数）。在路上整整折腾了11个小时，算起来，都够飞回亚洲的了，其实还没有出美国。原来美国国内的交通也有这么不方便的地方，倒是有点出乎意料。路程这么周折，机票也便宜不了，比上次飞巴黎的机票贵上将近三分之一，虽然航程少了将近三分之一。

到达波特兰，已经是次日的中午了，疲惫不堪，目的是要去缅因州的阿卡迪亚国家公园，因此还得租车开300公里，虽然有美国东部最大的95号国道的顺畅，但是到了班戈，还是累坏了。我长期住在加利福尼亚，好像觉得那里才是美国的中心，就好像纽约人，以为纽约是美国的中心一样，到了那里，自然有种到了天涯海角的感觉。

站在阿卡迪亚的巴尔港的海滨，望着波澜壮阔的大西洋，想想实在是走到美国最东部的尽头了。在波特兰的那座“第一灯塔”（ Head Lighthouse）突出海滨的礁石上，体会到那里是美国本土和欧洲最近的点，实在是天涯海角的感觉。不过想想，再往北，还有加拿大的魁北克，还有新施科舍的哈利法斯特，人家才是天涯海角呢，好像我们到了大连，觉得就到头了，但是外面还有韩国、还有日本，还有俄罗斯的勘察加半岛，那才是最东，这样想想，就不会有古人那种常常冒出来的去国离乡的怅然。苏武牧羊，在贝加尔湖地区，现在看看，不就是俄罗斯里面的一个大湖泊旁边吗？古人在海南岛的三亚写上天涯海角几个大字，其实从那里往南走，越南、柬埔寨、马来西亚、新加坡、印度尼西亚、菲律宾都不是尽头，下面还有澳大利亚和新西兰呢！交通方便了，这种走到头的感觉就越来越淡漠了。

我几年前去过比缅因州更北、更东的加拿大的魁北克，时值寒冬。站在那个黑色的花岗岩山崖的酒店平台上，浩浩荡荡的圣劳伦斯河就在眼皮底下慢慢地、几乎是凝固一样地流向大西洋。天是铅灰色的、云层很低，风大得几乎站不住脚。酒店挂着的一面加拿大、一面魁北克省的旗帜在冰冷的风中猎猎作响，那种感觉真是凄凉和肃然，那不就是“连月不开； 阴风怒号， 浊浪排空； 日星隐耀，山岳潜形；商旅不行，樯倾楫摧”的感觉吗？那不就会产生“去国怀乡，忧谗畏讥，满目萧然，感极而悲者矣”的感伤吗？现在时代不同了，就是走到美国号称“第一缕阳光照射到的地方”的阿卡迪亚，也再不会有那种感伤了。

1886年的圣诞之夜，已经有人到访过这里。阴霾中的缅因海岸，冷峻寂寥

缅因州是美国东北部面积第二大的州，86542平方公里，在美国50个州里排到39位，不算大，但是人口才120万左右，按照面积和人口均比，这里真是很空旷，与它南面的13个州相比，它加入美国比较晚。美国独立战争是1776年结束的，当年立国，定都费城，而缅因州到1820年才加入合众国。当然，与西部各州相比，则还是早得多。缅因好像没有什么出名的城市，可以说，整个州就没有一个大城市。诸如州府奥古斯塔(Augusta)、欧本（Auburn）、班戈 (Bangor)、巴尔港 (Bar Harbor)、肯尼邦克港（Kennebunkport）、路易斯顿（Lewiston）、老兰花海滩 (Old Orchard Beach)、缅因大学所在的欧洛诺 (Orono) 、波特兰 (Portland)和它南面的一个相对独立的城市南波特兰 (South Portland)等等，在美国基本知道的、去过的人都不多，波特兰是最大的城市了，也就区区10来万人，在中国就算一个小城镇了。不过缅因州的生活素质可是高，因为这里没有什么庞大的工业，也没有什么特别的娱乐，完全依靠自然型的旅游、林业、渔业，还有高科技来支持，90％以上的居民都是白人，这和其他美国大城市各色人种混杂的情况截然不同。因此，好多名人贵人都在这里有自己的家居。好像前些时候官司缠身的美国家政女皇玛沙.斯图尔特（Martha Stewart）、美国前总统老布什、美国鼎鼎有名的写实主义画家安德鲁.魏斯（Andrew Wyeth，有些翻译为“怀斯”）都在这里有自己的住宅。退隐到缅因，潜心写作或者画画，是我在缅因州走动时经常有的一种冲动，因为这里实在太像个世外桃源了。

小城市其实最适应居住，这是我这些年走了好多地方的一个心得。年轻的时候眼睛中只有大城市，做梦都希望在大城市工作、居住，后来才逐渐认识到：中等城市、小城市才最舒适，大都会绝对没有这等品质的。缅因整个州就是一堆小城市，走到那里，你都想呆下去，那种逃脱大都会的喧嚣，走进自然、融入自然的感觉非常强烈。去年在温哥华郊外看了几个森林里面的新开发区，已经有很有感觉；这次去缅因，走了几个小城市，走了阿卡迪亚国家公园区，这感觉更加强烈了。

在美国，大凡这种自然条件非常优异，而人口又不多的州，总是出人才的。缅因州名人不少，好像著名的社会改革家多罗西.迪克斯（Dorothea Dix）, 电影导演约翰.福特（John Ford），还有在风靡全美国的恐怖、悬念小说家斯提芬.金（Stephen King），诗人朗菲罗 （Henry Wadsworth Longfellow）和米莱（Edna St. Vincent Millay）,美国家政“女皇” 玛沙.斯图尔特，还有上面提到的大画家安德鲁.魏斯（Andrew Wyeth）都住在这里。

我对阿卡迪亚的了解，还是从谈论玛沙.斯图尔特那里开始的。

不不久前我曾经在广州附近的佛山开了一个有关古建筑保护的座谈会，举办单位请我主持，请了好多国内知名人士参加，考古、文物、古建筑专家来了好几个，国家文物局前局长和中国文物保护基金会理事长马自树、中华社会文化发展基金会和抢救流失海外文物专项基金会主任张永年、中央民族大学教授、藏学专家索文清、中国文物研究所总工程师傅清远等四位专家出席，还有文化界的名人洪晃、沈宏菲等，济济一堂，谈古建筑的保护，房地产开发和传统维护结合的问题，很有意义的一次活动。我们下午在佛山宾馆开会，媒体来了好多，大家都很投入讨论。当时，洪晃的时间非常紧张，因为她从北京刚刚飞到广州，吃了个午饭，饭后接受广东各个媒体的采访，座谈会正式开场就亮了个相、说了自己对保护古建筑的一点感想，就要走人。作为主持人，我问她干吗这么着急，她说要去上海见玛沙.斯图尔特女士。我说为什么玛沙不能够在国内呆长一点时间呢？她说玛沙拿到的中国入境签证就给她停几天而已。

这个玛沙在美国算是顶级的家政专家，号称“家政女皇”，前几年因为股票内部操作而触犯了美国法律，被判入狱和罚款。最近出来了，重整旗鼓，收拾自己过百亿美元的家政媒体帝国。因为在中国有业务，必须来上海，她去中国领事馆申请签证，因为有入狱记录，领事馆限制她入境时间，好像只给她一个礼拜来华签证。洪晃原来是约了她有很多的时间谈工作的，这一下时间就紧迫了。因此她不得不在佛山见了媒体就飞上海。

玛沙这件事情其实牵涉金额不大，但因为她是美国曝光率很高的公众人物，影响可就是世界性的了。我记得她出事是在2004年，因为股票内部交易，被纽约法院判有罪，5年监禁、罚款25万美元。对好多美国人来说，这简直有点匪夷所思：这个仪态大方得体的女人，身价可是以亿万美元计算的，为了区区50万的股票，居然触犯刑法，虽然现在出来了，但留下磨不去的污点，真是不值得。她就住在阿卡迪亚巴尔港的豪宅里，我是从《纽约时报》的关于玛沙官司的新闻中看到这个地方的名字的。查查，居然是美国东部第一个国家公园，玛沙整天给人讲家居环境，自己住的地方，绝对不会马虎。从此对巴尔港就有了印象。

知道缅因州的阿卡迪亚国家公园（Acadia National Park）的国人恐怕不多。我曾经问过好几位在美国住了多年的华人朋友，大部分没有听说过这个地方。但在美国本土人士中，阿卡迪亚绝对是个热门景点，夏天海风习习，是避暑消夏胜地；秋天自不必说，“层林尽染，漫山红遍”美不胜收；春天有满山满谷的野花缤纷，冬天银装素裹正是文学家、艺术家闭门创作的上佳地点。

美国国家公园一般都面积庞大，比如黄石公园，几乎占了一个省那么的面积。阿卡迪亚仅仅是一个岛屿，是美国面积最小的国家公园之一，然而到访人数却是名列前茅的。美国国家公园管理局根据2004年休闲娱乐旅游者人数评比，将阿卡迪亚国家公园列为十大最受欢迎的美国国家公园之一。据说按照平方公里访问的人数来排，阿卡迪亚在美国国家公园中名列第一。不过在那里走走，倒是很少见到亚洲人，都是白人为主。现在纽约有些华人的旅行社开始注意开发这个景点，有些去新英格兰旅游的团队，也把阿卡迪亚包括进去了。阿卡迪亚位于缅因州海外的一个叫做“荒凉岛”的不大的岛屿上，周围是大西洋，岛上是茂密得难以相信的大森林，还有清澈的林中湖泊，岛中部有高山，海滨有陡峭的岩壁，也有旖旎的沙滩，海岸线斗折蛇行，形成好多峡湾。这个岛屿，集各种地貌于一身，游览一圈，从森林到沙滩，从汹涌澎湃的礁石到静谧的林中空地和湖泊，样样都经历到了，实在是少见的丰富。

缅因州波特兰市郊外的“第一灯塔”。这里是美国本土距离欧洲大陆最近的地方

我是一清早就从班戈开车去阿卡迪亚的。那里是很安静的乡村地区，没有高速公路，但普通公路的质量也很好，并且车辆很少。浓雾之中，一栋栋精致的典型新英格兰风格的独立洋房星星点点地闪现在路旁的绿树丛中。在美国，越是到乡村，生活水平越高，全国真正的农业人口才几百万人，平均每个农户拥有400英亩的土地，不但没有城乡差别，甚至有点倒挂的情况：农村人口的收入、生活品质都比大城市高。走了大概一个小时，就来到连接大陆和阿卡迪亚所在的“荒凉岛”的那个峡口，只见一条堤坝，开过去就进了阿卡迪亚了。据说原来需要渡船的，至于这堤坝是什么时候建好的，我倒忘记问问了。

开车上了阿卡迪亚这个岛屿，有两条在树林中的公路，一条通往国家公园管理区，另外一条沿着海滨，到岛上的唯一市镇巴尔港。我先到国家公园管理处，那里有个小型的展览厅和资讯中心，展出了这个公园的历史、植物种类、动物种类。还有整个岛屿－国家公园的沙盘模型。一目了然。

我先将车停在公园管理处前面的停车场，开始沿着森林里的小径走进国家公园。蜿蜒的小径两旁，森林极为茂密，有些地方简直是不见天日。秋天的阳光透过红的、黄的叶子照射下来，灿烂得令人有点头晕目眩。这里的加拿大红枫非常漂亮，和香山看见的不同，其实香山的红叶不是枫树，是一种叫做黄栌的树种，叶子是半圆形的，而加拿大红枫则是巴掌的形状，色彩特别的红。山林里面常见到波光潋灔的小池塘，还有很大的山间湖泊。登上山间的制高点，突然看见森林外面的大海，曲折的海岸，浪花飞溅的海岬，那种壮观，难以形容。

说是一个岛，但如果靠步行，一天是走不完的。于是下了山，还是开车上路吧。

开车进岛，在路边就看见一个很大的湖泊，碧水蓝天，水清澈见底，我查查旅游手册，居然并无特别介绍。这么漂亮的一个湖泊，那水的质量，那周边的环境，超过我们杭州西湖不知多少。不过在这里太多了，因此也没有人特别注意。

开车进入公园，顺着海滨走，几分钟就来到“佛列其曼海湾”（Freachman Bay）。从这里可以眺望辽阔的大西洋，和一个个好像浮在水面上的色彩斑斓的小岛。沿海滨开车，一边是森森的大树林，另外一边是辽阔的大西洋，那种无边无际的壮丽，印象深刻。

阿卡迪亚是个岩石岛屿，只有一个地方有沙滩，这个沙滩没有特别起的名字，就叫“沙滩”（sand beach）。这是岛上唯一的沙滩，不太大，两边被粉红色的岩石包围住，海浪由远及近，一阵阵拍岸而来，涛声震耳，气势惊人。“沙滩”旁边的近乎粉红色的岩石极为陡峭，有些岩洞在海浪拍击下，发出巨大的回声，是一种特殊的景观。其中一个叫做“雷声洞穴”的岩洞，英文就叫做“thunder hole”，位于悬崖之下。涨潮时，海水打进洞里，不断地涌动，发出巨大的共鸣声，因而得名。

我站在陡峭的礁岩顶上，听着这震耳欲聋的海浪巨响，突然想起苏东坡的《石钟山记》： “大石侧立千尺，如猛兽奇鬼，森然欲搏人；……徐而察之，则山下皆石穴罅，不知其浅深，微波焉，涵澹澎湃而为此也。舟回至两山间，将入港口，有大石当中流，可坐百人，空中而多窍，与风水相吞吐，款坎镗(革答)之声，与向噌者相应，如乐作焉。”苏东坡说的是江水冲击岩洞发出的声音，这里可是大西洋波涛冲击300多米高的岩洞发出的巨响，如果苏公有机会到这里听听，不知道该会写出怎样流传百世的佳句了。

除了壮丽而丰富的自然风光以外，阿卡迪亚真正的故事，是人的故事。是那些在阿卡迪亚尚未成为国家公园以前，努力不懈的保护这里自然环境的普通缅因人，普通美国人的故事。一百多年内，无计其数的义务人员来这里工作，修通道路，搭建桥梁，阻止滥砍滥伐林木，到美国国会通过决议建立国家公园的时候，阿卡迪亚基本已经是现在这个样子了。这种公民意识太伟大了。

阿卡迪亚是非盈利的公园区，不收门票，园内设施大多是免费的，即使有些地方收费（例如停车费），也极为低廉。国家公园园区内的停车费是10美元，可以停一个星期！好多年轻人就把车停在停车场，带着帐篷进入森林露营。这些费用，由美国联邦的国家公园管理局拨一部分资金，其余部分则是由美国人捐献的。那些出钱出力以延续阿卡迪亚传统的人是这样的坚持不懈，使得这个公园有今日的灿烂。使得阿卡迪亚的管理处长谢里登‧史帝尔可以自豪地说：“这座公园是公民参与的典范。”。

在公园管理处看到一些资料：每年大约有3500位不支薪的义工，总共付出4万小时服务，来这里帮忙保养、维修、管理和服务工作。此外还有一个非营利组织叫做“阿卡迪亚之友”，从全国募捐，给公园提供源源不断的财力支持。“这是国家公园慈善事业的起始点。”史帝尔说。“要不是这些慈善捐献，可能就不会有我们今天所看到的阿卡迪亚。”

说起来，到国家公园当义工，在美国已经成为一种风气了。年轻学生相当踊跃自不必说，退休老人也是一支生力军。上次到黄石公园游览时，见到几乎所有礼品店，书店，快餐店的工作人员都挂着个小小的义工徽章，一问起来，有从华盛顿来的，有从西雅图来的，几乎全美各地的人都有。有些退休老人更是成群结队，定好计划，一年去一个国家公园当义工。公园只提供廉价住宿，不付工资。一个月放两天假，老人们邀约着一起去游公园。既为社会作了贡献，又能结伴徜徉于山水之中，也是一乐。

虽然现代交通发达、通讯发达，但是来到缅因这样的地方，还是会有天涯海角的感受的。不是荒凉、不是恐惧，而是对大自然的动撼。我虽然长期是在大城市里工作和生活的人，但是对于这样的感受还是很向往的，总希望有些机会能够离开人烟稠密的城市，到天涯海角体会到天人合一的动撼。

2009年10月12日，于洛杉矶

东京表参道

东京的春天是很秀丽的，日本的色彩不像欧美那样浓艳，是一种很清淡的清新和纯净。樱花色彩是很淡的，好像一抹青云，给我印象很深。回来看看鲁迅当年写的好些谈到日本春天的文字，很有感触的。

最近去日本慢慢的走了一次，对设计有很多新的印象，在这里想陆续写成文字，给大家看看，也做参考吧。

做设计的人第一次去东京，问朋友要去哪里看看最重要，好多人会建议你去原宿（Harajuku）青山（Aoyama），特别是去表参道走走。这条  “表参道”就在位于东京原宿、青山一带，离涩谷不太远。日文读作“Omotesando”，坐地下铁在JR东日本山手线，在原宿站下，位置就在明治神宫口，对面就是这条路。这是日本的设计店、设计公司、名牌总部最多的地方，到日本看设计，这里是应该去的。

东京的地下铁超级发达，刚去感觉特别复杂，因为是几个不同的公司经营，所以系统不一样，要花一点点时间了解。日文中用汉字多，如果细心看地图，也很容易明白的。坐JR 公司的（是日本铁路的英语缩写）山手线很容易去。

我们说的表参道，事实上一个是路名，但是还有一个城市改造项目，叫做表参道Hills（Omotesando Hills），中文经常译为表参道之丘。它是在“同润会青山公寓”旧址上所进行的都市再开发计划，这个项目是因为表参道而得名。由森集团进行开发，建筑师安藤忠雄设计。建筑区域是道路旁边的狭窄细长的区域，并且由于是斜坡的地区，不能建造高层建筑，可说是很难处理的建筑腹地。于是设计师利用一整排榉树，和分三阶段渐次降低的建筑楼层来调和景观。

我去表参道看青山公寓，是抱着看看都市中心旧历史建筑改造的心情去的。那个建筑已经超过80年，叫做同润会青山公寓，是1927年竣工的，被拆除之后在原本的位址上建立的复合建筑设施就是表参道之丘。2006年2月11日才开幕，全长约250公尺，地上3层、地下3层的建筑。其中进驻了国内外知名的名牌服饰精品店。建筑内部为将地上和地下共六层楼挑高的构造，由于表参道是一个倾斜的腹地，因此建筑内的地面也有许多斜坡。此外，在东侧也保留了以前青山公寓建筑的一部份，用来作为店面使用。

这个设计项目很有趣的地方就是保存了原来建筑的完全面貌，融合进新建筑的原宿，但是感觉还是很历史的。这个建筑现在共有101间店，这里还有38户住宅，称作“Zelkova Terrace”，简称“桦木树住宅”。

说到安藤忠雄，我还是想多讲几句。安藤是个很神奇的人物，是个自学成才的建筑大师。他是日本建筑的名家之一。他们家三兄弟都很有名。安藤忠雄是双胞胎中的的哥哥。双胞胎中的弟弟是北山孝雄，在东京开设北山创造研究所，经营企业经营顾问、商品设计。3兄弟中最小的弟弟是建筑师北山孝二郎（因为与美国建筑师彼得·艾森曼的合作而知名）。安藤忠雄并未受过正规的建筑教育，仅在建筑公司工作过一小段时间。在高中毕业后，参加了一个叫做“Semi Mode”的建筑研究班（Semi Mode Seminar，Seminar是一种由大学教授创立的研究班，属于大学教育的一种），Semi Mode研究班是由长泽节所创立的一个很特别的一种教育体系，有很独特的教学体系，这个研修班出来的名人不少，饭野和好、金子功、寺门孝之、山本耀司等人，毕业生大多都是目前都是在日本设计界很重要的设计师。安藤毕业之后，自己通过各种渠道学习了室内设计、设计制图。在成为建筑师之前他就已经在日本关西地区做了好多茶馆、咖啡厅的室内设计。安藤1969年在大阪成立了自己的建筑研究所，之后设计了许多个人住宅和大规模的公共建筑，其中在大阪的“住吉的长屋”获得很高的评价，安藤从此确立了自己以清水混凝土和几何形状为主的个人风格。 1980年代在关西周边（特别是神戸?北野町、大阪心斎桥一带）设计了许多商业设施、寺庙、教会等。1990年代之后设计的公共建筑、美术馆，以及海外的建筑项目越来越多。我看见的这个城市中心区改造项目，是他在东京地区很著名的项目。很多人都是冲这个项目来表参道山丘来的。

表参道的著名设计店之一就是设计师森泽直人在2003年推出的品牌店青山“±0”店了。深泽在无印良品做设计，名气很大，他是日本非常著名的产品设计师，是山梨县人，1956年出生，毕业自多摩美术大学工业设计系。他的设计非常朴素、并且很亲和，很容易掌握，设计界称他为“不加思索”（without thought）的设计家。他的这两个品牌：“±0”和无印良品都很著名。他自己的设计事务所就叫做深泽直人设计工作室。我记得他的重要设计有他在2003年设计的手机Info bar，是给KDDI 设计的，一时风靡日本。他在西方名气最大的就是为无印良品设计的壁挂式CD播放机了。他的这个店不大，但是非常优雅和精致，我喜欢无印良品的那种风格，而这个风格的奠造者之一就是森泽了。因此我很建议有时间去的话，一定去那个店看看的。

在表参道看的另外一个店，是长尾智民和片山正通的 A Path APE，这个店是片山在2005年重新设计的，很亮丽的瓷片镶嵌，好像一个大浴室一样有趣，非常艳丽的方式，看得我有点目瞪口呆的感觉。片山的设计总是这样的惊艳型的，他设计的店我去看过几家，比如青山的BAPE，代官山的Hacknet 书店，青山的La Porte 店，还有他在好多购物中心（shopping mall）都有的甜点连锁店Piere Herme Paris，简单而又豪华，很特别。他的日文名字读做Masamich Katayama，是1966年出生的人。他在1992年和做家具设计的黑川勉合作开了自己的设计事务所，叫做“Wonderwall”。

看设计小品，就要去在竹下通三楼的AssistOn了。日本的特色之一就是这种貌不惊人、设计内容丰富的小产品设计。这个店小小的，但是里面居然集中了全球的精彩小玩意，从旅行用品、家用杂货、日用品、文具，简直看得我目不暇接。平时在香港看日本产品店，不会这么细心，在这里可真是学到了好多东西了。日本设计大奖叫做“Good Design”，简称为G-Mark，也就是带一个G字母的产品，这里是日本好像唯一的G-Mark 的授权店，因此在店了我看见好多是设计界的人，或者是对设计特别有兴趣的人，在这里找有纪念意义的设计产品，很有趣的一个小店。

Hhsytle.com 原宿本店是一个很值得去的地方，原因之一是这个连锁店（在东京已经有四家了）是销售全世界的好设计产品的地方，另外一个原因，是这个原宿店的建筑是日本很重要的建筑师妹岛和世的重要作品。妹岛和世是一位女建筑师，出生于日本茨城县。现任庆应义塾大学理工学部当教授。她在1981年从日本女子大学获得建筑学硕士学位，进入了伊东丰雄的事务所工作，14年后，与西泽立卫成立了SANAA建筑设计事务所。2004年，两人以金泽21世纪美术馆的设计赢得了当年的威尼斯建筑双年展的金狮奖。妹岛和世的建筑风格逐渐的受到世人注目，是她和SANAA建筑设计事务所的作品，我们称她的作品具有“穿透性”风格。她大量的运用玻璃外墙等材质，让建筑感觉轻而且飘浮，因此媒体称她的作品是具有“穿透、流动”式的建筑。要了解妹岛和世的作品风格的话，到表示的话看这个店就很容易了。建筑表面是好像日本的折纸，用金属做的。据说加工难度很高，是因为表面的不锈钢的利落的转折方式加工不容易，而要考虑到金属的冷缩热涨，处理上的困难就更高了。我去看这个建筑，很干净利落，是很典型的日本手工艺的代表。

妹岛和世在这里的另外一个很突出的作品据说Dior 东京旗舰店大楼了。这个也是SANAA建筑事务所的师妹岛和世和西泽立卫的作品，如果看看她的作品，就知道她非常擅长用玻璃设计，她设计的纽约当代艺术新馆就是典型例子。位于表参道的这家Dior大楼外观由一块平坦而明净的灰白色特规玻璃制成，非常简练而优雅。据说在设计的时候，妹岛和西泽是迪奥（Christian Dior）设计的带褶女装中获得灵感的，她在高透明层压玻璃内侧创新地装上裙褶一样的丙烯板。为了将丙烯板弯曲成希望的裙褶形状，又能够让人透过丙烯板看到店内的情况，她反复摸索，最终确定先在丙烯板上刷上条纹，再在玻璃和丙烯板之间装上光纤照明设备进行打光。

讲到建筑，到表参道就要去看看瑞士建筑事务所Herzog & de Meuron设计的知名时尚品牌Prada普拉达的东京旗舰店，这个事务所就是在北京设计了奥运会的“鸟巢”的那个，Prada的东京旗舰店是一座由菱形框架和数百块玻璃构成的水晶似的般的玻璃塔，基本不会忽视而过的，整个建筑就像一个大橱窗，完全可以穿透看到里面的产品。这个Prada旗舰店建造费用是8300万美元，总面积3000平面米，玻璃的外表是在整体平板上，由向建筑外侧弯曲的凸板和向内侧弯曲的凹板组合而成。每块玻璃的重量因固定框架的位置和形状而异，每块大约有300公斤左右。由于表面凹凸不平，虽说是透明材料，却给人一种充满重量的感觉。在光影折射下，外部空间产生了一种近似突变的视觉效果，筑的玻璃外表面上有雕刻效果，使得它本身的特点经常转变。凸的、凹的、平的玻璃经过各种组合，装饰在建筑物的玻璃外表面上。这些不同的几何体产生出许多小块的反射，这使得观察者能看到变化的图像，混合用Prada的商品、城市以及建筑体本身的影像合成。建筑物旁边则特意留下一块公共空间来营造广场的气氛，室内很奇幻的感觉，特别是服务员都是要求做到面无表情的，更加是给人印象深刻。

Prada 的东京旗舰店大楼

2009年10月9日，于洛杉矶

这些年来，国内地中海风格盛行，豪宅中间，称之为“西班牙风格”的居然占到三分之一以上的比例。其中的原因恐怕是多方面的，一个是地中海风格的住宅比较适合夏季炎热的中国气候；第二是建筑立面有异国情调的装饰，但是又无需新古典类型的立面那么繁琐，何况造价也不算高，红瓦白墙，立面有点瓷片镶嵌装饰，一点点铁艺栏杆和路灯架，几个陶罐就可以点缀前庭后院了。投入不多，效果不错，大家趋之若鹜，一时竟然成了中国豪宅的标准风格的主流。那些西班牙人、意大利人、希腊人、加州人来看到了，都惊讶不已呢！

做归做，要做得好，设计得地道却实在不容易。比较地中海风格、加州风格这套民居建筑设计，是人家因地制宜在几百年中逐渐形成的，有纹有路，放在安达卢希亚、普洛旺斯、圣芭芭拉、圣地亚哥的山区里、滨海旁，怎么看都好看耐看。我们有时候带着数码相机出国突击拍照，回国依瓢画葫芦，做出来的那些豪宅也说不上不像，也说不上像，似似而非。其实，这类建筑是民宅，重要的不是如何精心打造，贵在随意和散漫的感觉，真正好的地中海风格是自由自在的，而不是像阿尔汉布拉宫那样精细入微的。还要一点很重要，就是材料自然大众化，你到地中海沿岸看那些村落建筑，去加州沿海看那些住宅，红瓦白墙，地上就是普通的大块的陶地砖，墙上白垩粗粗的涂抹，室内门窗、家具，多一半不是贵重木料，就是我们说的杂木做的。并且手工也粗眉大眼的，好就是一个朴素和自在。你现在去看国内红遍半边天的地中海豪宅，都缀以“XX湾”之类的，奢侈的大理石从入门玄关一口气铺到浴室厕所，镀金水龙头，那种金壁辉煌，我看了就一个想法：这是中国地中海风格，因为在地中海地区是看不到这类建筑的。

美国有个很有名的女电影明星，叫做黛安娜.基顿（Diana Keaton），曾经因为1977年的电影《安妮.霍尔》（ Annie Hall）获得奥斯卡最佳女演员奖。她就喜欢加利福尼亚西班牙风格，因为做电影的，住在洛杉矶市中心比较方便，而那个位置没有什么空地，要买楼基本是买二手的，再根据自己的意愿改建。比如比华利山，就一个小山丘，没有什么二手楼出让，而一旦有，或者又不是自己喜欢的风格，因此要等机缘。基顿就想在比华利找栋地中海风格的住宅，早年有过一次机会的，但她自己没有把握好，犹豫再三，结果错失交臂，后悔了好久，最近在洛杉矶比华利山又遇到一栋出售，当然就买下来了。这栋房子的设计是我们称为“西班牙殖民复兴风格”（Spanish Colonial Revival）的，也就是从墨西哥的大豪宅转化出来的一种地中海风格。买下来的时候，房子状况不好，建筑本身给前任业主弄得乱七八糟，该高的地方改低了，该低的地方改高了，空间分割的七零八碎的，室内也是毫无品味可言，艳俗得很不西班牙，倒像暴富的好莱坞三流影星的住宅。基顿知道这一买，自己的工作量就大了，因为非得大改不可，否则不出效果，但是她因为喜欢这地点，也喜欢这栋大宅的基本风格，也就毫不犹豫的买下了。

这栋西班牙风格大宅实在买对了，查查历史，这房子是1920年代加州的一个设计西班牙豪宅的高手拉尔夫.佛莱维林（ Ralph Fleweling）设计的。这个人当时设计的一个在威尔榭大道和圣塔莫尼卡大道交叉处的大西班牙式喷泉，现在每天都还好多人去照相呢！基顿买的这栋大宅子，除了风格很纯粹之外，就是天花板高得很、房间大的很，基顿喜欢高大的室内空间，也正因为如此，才决定买下这宅子的。

基顿有个好朋友，也是曾经帮她设计过其他住宅的建筑师斯提芬.沙德利（ Stephen Shadley）。这个人知道基顿对空间的要求，帮助她把大宅的空间重新组合，天花板高挑而通透，房间宽敞而朴素，做了很多架子在墙上，因为基顿喜欢在书房放满藏书，在卧室放满自己喜欢的帽子。在餐厅放满手工制作的陶瓷餐具，深色的木家具，深色的木地板，天花板上的原木梁衍全部保持木的本色，朴素的陶砖铺地，纯粹白色的墙面，室内色彩就是深棕色和白色对照，很精炼。但是如果你去过地中海那些俯瞰蓝色大海的村落里走过，你就知道基顿这个感觉是纯正的。基顿精心挑选各种饰品，要求务必都是加利福尼亚西班牙殖民时期的作品，或者起码风格一致，椅子、大床、各种柜子、长凳、灯具、镜框、花瓶、陶瓷镶嵌，室内色彩温暖，因此具有强烈的家庭感。基顿有两个小孩，上初中和小学，她特别希望孩子回家有家的感觉，而不是那种奢华张扬的宾馆感。

基顿还是个孩子的时候，父母经常带她去访问加利福尼亚沿海的西班牙教堂，那些教堂叫做mission，依山面海，红瓦白墙，质朴高贵，这些教堂给她很深的印象，也陶冶了她对西班牙风格的品味。她特别喜欢加利福尼亚西班牙殖民风格建筑的拱券，她说西班牙风格建筑中最可爱的就是这些拱了。她在自己的这个比华利的新居立面，把很多原来仅仅是方形的窗子改成拱券形，增加了风格的浓度。院子里芳草萋萋，室内温馨可爱，这个西班牙风格，也真可以说是我见过的最纯粹的之一了。

2009年9月29日，于洛杉矶

西班牙毕堡的古金汉博物馆

前几天去洛杉矶市中心办事，工作完了之后，走去美国建筑家佛兰克.盖利（Frank Owen Gehry）设计的那个迪斯尼音乐中心看看。那是一个庞大的不锈钢建筑，形式上和使他世界成名的西班牙毕堡的古金汉博物馆（Guggenheim Museum in Bilbao, Basque Country）非常相似，不过古金汉的立面主要用的是钛金属，而迪斯尼中心则是用的不锈钢而已。钛金属有种很暖的色调，盖利自己说是“类似黄油一样的色泽”（ buttery tone），加上很薄，因此有风的时候钛金属表面会有些波动，看起来很生动。而不锈钢则很硬朗，也就不会“随风飘动”。迪斯尼音乐中心是在2003年完成的，开幕之后我还去那里参加过盖利的一个有关这个建筑的研讨会，晃眼就是六年的建筑物了。我走近看看，因为冷缩热涨的原因，不锈钢板之间有很大的裂缝，宽的超过两公分。那个建筑物很庞大，很新奇，但是很不亲和，加上金属板的热幅射，周边的温度显然高好几度。这个庞然大物的设计其实早于毕堡的古金汉博物馆，但是西班牙人，特别是巴斯克人做事一板一眼。在1999年按时完成，成了罗伯特.休斯（ Robert Hughes，《时代》杂志艺术和建筑专栏作家）说的“二十世纪最杰出的两个博物馆之一（另外一个是1959年完成的纽约古金汉博物馆，佛兰克.莱特设计）；而洛杉矶的地方政府政治复杂，捐款拖拉，加上资金不到位，1987年就开始设计，拖拖拉拉的反而在毕堡古金汉后4年才完成。盖利在讲这件事的时候都有些伤感。

盖利是解构主义建筑最著名的大师x。解构主义的其他几个人，比如彼得.艾森曼、伯纳德.楚米的名气都无法和他相比。这个人在洛杉矶的圣塔莫尼卡生活了一辈子，我看他的作品多了，从他还没有出名的时候设计的圣塔莫尼卡购物中心和停车场，到他在圣塔莫尼卡给自己设计的那个被称之为解构主义第一建筑的家，再到他在巴黎设计的美国文化中心，西雅图的体验音乐中心，布拉格的“跳舞房子”，我都去看过。说老实话，感觉新奇，但是并不感觉好看，而特别是内部空间浪费非常大，有些建筑达到一半的内部空间都是没有用的，就是为了达到形式效果而已。我想，他的设计作品权且当作后现代主义退潮的时候的一种新的探索看，也就比较信服了。

盖利对自己的解构主义解释很多，特别说很多灵感来自游动的鱼，或者对他钟爱的冰球的冲击感的表现，我都相信。不过真正的感觉，倒是觉得核心在于颠覆了现代建筑的一个基本要点：建筑外形必需是功能的表现。从解构主义建筑的外形上，是无法了解到里面的功能空间内容的。形式和内容脱节，是建筑上的一个变异，我很谨慎在这里用“变异”这个词，而不用“发展”，是因为自己不知道这样的做法是否可以算做发展。看他的建筑，外形的确刺激，甚至可以说是耸人听闻的怪异.因为他设计作品的时候，一般就是画一堆线条，再用纸揉皱，找偶然形式结果，之后他工作室的人用三维电脑作出电脑模型来。整个过程具有强烈的偶然性，雕塑创作的成分比建筑设计的成分要大得多。三年前，他受委托在我工作的大学设计一个图书馆，我去看了他设计的过程，基本就是用纸片、透明塑料片、薄铝片在做形式研究，如果没有电脑辅助，他的建筑基本都做不出来的，因为形式和结构实在太复杂了。

解构主义建筑因为支离破碎感很强，因此的确有强烈的地标作用。现在大家讨论得最多的是毕堡古金汉博物馆对城市旅游业、对城市形象的重大贡献，因此好多人想在提升城市形象的时候，找盖利设计。我自己的感觉是：毕堡情况比较特殊，这里是一个几十万人口的小工业城市，原来城市形象暗淡无光，加上又是巴斯克人闹分离的地方，绝大部分西方游客听了都不想去。也就是说底子薄，基础差，因此做个如此张扬的建筑，非常容易出彩。另外，毕堡是把大师建筑作为一个工程来做的，除了盖利之外，毕堡有好多个公共建筑都是世界一流的名师设计的，英国大师诺尔曼.福斯特设计的地下铁车站，西班牙－瑞士建筑家桑迪亚哥.卡尔特拉瓦设计的祖毕祖里大桥（Zubizuri Bridge）和尤卡杜纳宫（Euskalduna Palace），西萨.佩利设计的地标塔。城市本身不大，也没有任何重要的建筑物，一下子有这么多大师设计了各种各样的公共建筑，自然容易提升地位。加上盖利的作品在河边就好像一个解构主义的雕塑一样，很容易吸引眼球。毕堡的成功，不是一、两个作品的成功，是一个没有什么文脉积淀的工业城市利用世界一流的大师设计众多建筑的集体成就。因此，单单把盖利一个作品挑出来，说是一个建筑提高了城市的形象，恐怕有点言过其实了。

佛兰克.盖利1929年生于加拿大多伦多，长期在洛杉矶居住和工作，但依然是加拿大公民。他是建筑最高奖项－普利兹奖（Pritzker Prize）获得者，在当代建筑上以解构主义突出设计表现，赢得了很牢固的国际地位。他的建筑设计包括住宅、工作建筑，一般的看法，他的客户要的是他的品牌效益，而不仅仅是建筑作品（Gehry's services as a badge of distinction, beyond the product he delivers）。他的最著名作品是用钛合金做立面的西班牙毕堡古金汉博物馆建筑，洛杉矶的迪斯尼音乐中心（Walt Disney Concert Hall in Los Angeles）、西雅图的体验音乐中心（ Experience Music Project in Seattle）、明尼苏达的魏斯曼艺术博物馆 （Weisman Art Museum in Minneapolis,）、布拉格的“跳舞房子”（Dancing House in Prague, Czech Republic ），德国哈特佛特的MART博物馆（MARTa Museum in Herford, Germany）。他自己在洛杉矶圣塔莫尼卡的住宅，也因为用临时工业材料和构件——比如铁丝网、刨花板，而吸引了建筑界很大的注意。他曾经试验用纸建房子，显示了他非常独特的概念和前卫性。

洛杉矶的迪斯尼音乐中心

盖利是在1947年来到洛杉矶的，现在洛杉矶的社区大学读书，后来在洛杉矶的南加州大学建筑系毕业。毕业后先在建筑事务所工作了一段时间，积累建筑经验，也曾经在美国陆军服役，之后在哈佛大学研究院从事都市规划方面的研究和深造，之后回到洛杉矶开设了自己的建筑事务所。一直住在圣塔莫尼卡。

盖利的作品是典型的解构主义风格（Deconstructivism.），也有人叫做解构建筑（DeCon Architecture），本质上是属于后结构主义（post-structuralist）范畴的。这是在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面临困境的时候，用突破传统结构的方法，来达到形式突破性转变的一种尝试，也是突破了现代主义的一种方式。在某种程度上也就打破了功能需要的这种传统的标准，建筑形态因此也无需要满足社会的普遍标准，形式无需和谐，建筑形态不反映功能的要求。这是解构主义对现代主义最大的分离，形式和功能需求没有直接关系。盖利设计的西班牙毕堡的古金汉博物馆，整个建筑上面起码三分之一的空间是没有实际功能的，就是一个空间，仅仅为形式而存在。盖利自己住的圣塔莫尼卡住宅就经常被拿来作为解释解构主义的例子，单从建筑形式上看不出内部是什么样子的，这和现代主义是纯粹的功能决定形式的方式大相径庭。

盖利有时候被归纳入“洛杉矶建筑学派”（Los Angeles School），或者“圣塔莫尼卡学派”（Santa Monica School）。当然，这个归类缺乏理论依据，因为在洛杉矶的圣塔莫尼卡做设计的这些解构主义建筑师之间并没有一个统一的系统。洛杉矶的确有一批后现代时期、解构主义时期最具有影响力的建筑师，比如盖利，比如艾里克.欧文.莫斯（Eric Owen Moss），著名事务所“墨菲西斯”的建筑师汤姆.迈恩（Thom Mayne）等等，洛杉矶的几个建筑学院也成了后现代和解构主义的摇篮，比如迈恩创建的南加州建筑学院（the Southern California Institute of Architecture）、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UCLA）的建筑学院、南加州大学（USC）的建筑学院等等。因为工作关系，我认识这批人中的好多个，也和他们有很多的交流，的确觉得他们之间从来不怎么交流，在对建筑的看法上也都很独立。

如果在美国艺术界时间长，很容易知道盖利的设计和加利福尼亚1960年代和70年代初期的“funk”艺术运动（我找不到准确的字眼来翻译funk 这个词，暂时用英文：the California ‘funk’ art movement）是一脉相承的。Funk艺术流行了大概15年左右，这个艺术运动的创作往往用廉价、日常材料，用非传统的媒介，完全突破低俗和高雅的界限，盖利的建筑，基本就是从funk 艺术中承袭下来，加以发展的。不过从盖利自己不这么认为，他在1988年在纽约举办的回顾展，我曾经去看过，注意到他很刻意突出自己对传统经典艺术的关系，并不宣扬自己是和经典建筑分离的人。

西班牙的李斯卡葡萄园酒店

建筑评论界对盖利的建筑的批判很多，集中起来看看。往往来自一下几个方面：

他的建筑浪费材料和资源，很多形式是没有功能性的。

他的设计对本地气候完全忽视，也忽视周边的城市文脉和人文氛围；

他的设计的建筑和周边的生态环境格格不入。因此，是无视人文环境、无视生态环境的设计；

他的建筑形式压倒建筑内部的内容，比如博物馆建筑的宏大，使得人们根本不在意博物馆里的藏品和展品；

他的建筑不亲和，特别是不方便残疾人使用。比如安大略艺术博物馆的设计，就是按照盖利要求撤走了大部分残废人通道，为了一个比较整体的形式感而已。

盖利的大部分建筑都一个类型，甚至一个样子，如果你拿毕堡的古金汉博物馆和洛杉矶的迪斯尼音乐中心比较，就可以看出这个说法是正确的。因此他也被评论界称之为“伎俩单一者”（the one-trick pony）或者“自动复制者”（ auto-plagiarist，意思是说他的形式往往具有自动复制的功能）。

平心而论，盖利对建筑发展的贡献很大，因为他是在后现代主义走投无路的时候，突破重围而走出新路的重要建筑家。至于对他的建筑的喜恶，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并没有绝对标准的。

2009年9月26日，于洛杉矶

1945年抗战结束之后，我父亲和我母亲从重庆回到广州，次年我出生。父亲在光孝寺内的广东省立艺术专科学校教书，住在连新路，因此买了辆英国自行车上班。那时候广州街上没有多少汽车，广州也不大，骑自行车是最方便的交通方法。那辆车是英国的“三枪牌”，28寸，有变速器，变速器在龙头右把手旁边，可以变三个速度挡，全链盒，深绿色，在当时的广州是非常风光的。后来父亲调到武汉工作，也把这辆自行车带到了武汉，我是在武汉音乐学院（当时叫做中南音专，后来又叫湖北艺术学院）的操场上用这辆车学会骑自行车的。

和大部分男孩子一样，我从小就喜欢看汽车。因为我的家在广州连新路，对面就是市政府所在的府前路。政府出出进进的轿车时有所见，记忆中都是“别克”、“卡迪拉克”那种类型。解放之后，出入的军车多了，全部是美军那种“惠利”吉普车。广州的中山路解放前叫做惠爱路，汽车不多，当时的公共汽车好像都是战时美军的大卡车改装的，不知道记忆是不是准确了。代步的车主要还是三轮车，坐三轮车在很长一个时间内都是主要方式，稍微远一点点的地方都要坐三轮车去的。三轮车非常方便，记忆中的人力车（黄包车）就日渐少了。

我在武汉读小学和中学，我因为都是走读上学，不需要坐公共汽车，也不会奢侈到骑车上学，很长时间都没有乘车的习惯。我读小学和初中是在1953－1962年之间，我记得武昌街头简直没有什么车。但是长江大桥开始兴建，苏联的吉尔（ZIR）、吉斯（ZIS）卡车就多起来。这个“吉“是俄语“zawot”的第一字母，工厂的意思，而“尔”是列宁的第一个字母，是“列宁汽车制造厂”的意思，而“吉斯”就是“高尔基汽车工厂”的意思了。这是苏联的两个大汽车工厂，当时苏联的吉普车也逐渐取代了美军“惠利”吉普，苏联吉普车叫做“嘎斯”（GAZ）汽车基本都是深绿色，弄到我后来看见其他色彩的汽车都觉得有点什么不对劲似的。当时武汉有不少苏联专家来往，大部分是援华的技术专家、大学里的教授。我住在音乐学院里，也时有苏联音乐家、舞蹈家之类的名人来访问，芭蕾舞明星乌兰诺娃是1954年来访问的。这些人坐的多是苏联产的轿车，设计上像美国车，又长又宽。到1960年代，才出现了苏联产的尺度和现在轿车差不多的小轿车，就一个牌子“伏尔加”，是俄罗斯的一条最长的河流的名称。比较袖珍的“莫斯科人”我是到北京才见过的。当时中国从捷克斯洛伐克进口过少数的塔特拉（Tatra），很好看的车，与苏联车完全走不同的设计路径。

武汉尺度比广州大，因此如果去珞伽山的武汉大学、狮子山的华中农学院这么远的地方，还是要做公共汽车。早年的公共汽车全部是抗战前后美国进口的通用汽车公司的卡车改装的，里面的座位有点像现在的地下铁的方式，直排的，后来进口了苏联的公共汽车，就讲究一些了，

国产车对我是很惊异的事情，有时候父亲带我去汉口，坐轮渡过去，上岸之后走江汉路、交通路、中山大道，也都是步行。有一次去江岸区做什么，叫了三轮车，忽然后面开过去一辆大卡车，深绿色，注意一看，是国产的“解放牌”，这是我第一次看到国产汽车，很兴奋。如果对比那个1958年款的“解放牌”，和当时苏联的“吉斯”几乎一模一样的设计。中苏交恶，进口车也越来越少见，国产车也就是一个“解放牌”，直到终于在1960年代看到了上海出的“上海牌”为止。红旗牌是极为奢侈的，连看到都属于珍奇，遑谈摸摸！多少年来，轿车是梦想，只有电影中的外国人才有，在国内则必需是首长的坐驾。1957年长江大桥通车，在桥上举行盛大的通车仪式，全武汉拼凑，也就几十辆车而已，后面都用卡车充数，可想当年小轿车属于何等奢侈的产品！现在看到满城交通堵塞，真是恍如隔世呢！

我从高中开始就住校了，离开家里非常远，要走路半个小时才到武昌汉阳门的16号公共汽车站。汽车要慢悠悠的走接近一个小时，到武昌徐家棚站，再下车走十来分钟到学校，住在集体宿舍里。星期六是大家最高兴的时候，下午下课之后拥挤在公共汽车上回家，其实去车站来回走路很多，但是感觉不累。那是从1962年开始的，每个星期天晚上乘车去学校，1966年文化大革命爆发，我还是基本在学校住，直到那一年的11月份，学校完全停顿了，我才和另外一个同学步行一个月去了北京。

交通工具都是我喜欢的东西，火车就是其中一个另外特别喜欢的工具。小时候看蒸气机车，冒着白烟，轰隆隆的，好喜欢啊！最早时候父母带我坐火车去香港，因为太小了，印象不深刻，可能就是走过罗湖桥的。记得是去佛山玩，佛山离开广州不近，去的时候是坐火车去的。先坐汽车到现在白鹅潭那里的黄沙，坐船过渡，去对面的石围塘，那里有铁路，火车停在路轨上，也没有候车室，上去就上车厢，摇摇晃晃的，一个多小时到佛山。1953年去武汉，是从广州的大沙头车站上车的，卧铺车厢，上下铺，我就是盯着看外面的山山水水，真是快乐的时候。以后去北京好多次，也都是坐火车去的。到了“文化大革命“期间，又曾经偷爬货车去北京，什么铁路滋味都尝过了。

到美国之后，虽然天天开汽车，还是留恋火车的感觉。在东部的时候坐火车从费城去纽约、波士顿，也还特别从洛杉矶坐了一次去西雅图。美国火车是两层的AmTrac，上层是看风景的，大玻璃窗，椅子很舒适，下面是放行李和酒吧，但是就是慢慢吞吞的。上面坐的都是退休的老人，是观光的，赶时间就肯定不行了。在欧洲坐德国的ICE，法国的TGV，还是舒服和便捷，日本的新干线更加方便。现在国内的动车组发达了，去香港、去深圳、跑沪宁线、成渝线，火车已经和我小时候看到的完全不同了。

1968年11月份，由于城市积压的学生太多，因此中央觉得“上山下乡”的政策，遣送3000万中学、大学生去农场和农场、兵团。我所在的学校下乡地点是湖北省的洪湖县新滩口区，初中三届、高中三届，一共大概下去了上千人，这些人在农场劳动，自食其力。比较早离开的是在1972年前后，呆了4年，最长的居然呆了10年，到1978年才回到城市，基本全耽误了。我们去的时候是乘长江的轮船去的，从上海到重庆，长江就是一个公司做客运，叫做长江航运公司，简称“长航”。从上海跑到武汉的大船属于“东方红”系列，三层楼高，还有底舱。而长江中跑短途的则是和轮渡一样级别的两层小船，叫做“红旗”系列，烧媒的蒸气机，底舱三分之一就是锅炉房，噪音很大，而船的第二层是没有窗户的，完全敞开式，冬天用帆布帘子挡着，冷冽惊人。这种船慢得不得了，从武昌到新滩口，水上距离一百多里，居然跑几个小时，如果下午2点开船，晚上7、8点才到。长江上下，当时没有什么先进的船，就是这个轮渡式的小船，在我呆的新滩口，后来在洪湖县城工作中成为唯一的交通工具，不知道在上面消磨了多少时光啊！航运如此落后，现在想起来都很惊讶。

1978年我回到大学，之后读研究生，开始骑自行车代步了。一辆28寸的“永久牌”一直跑到我研究生毕业、去广州工作为止。从家里骑车到武汉大学，需要骑一个小时，而我曾经在汉口赵家条的武汉师范学院汉口分院读过一年的外语，骑车过长江大桥是经常的事情，那么陡的引桥，居然可以一口气骑上桥面，真是不可思议。

我在广州美术学院工作的时候，住在学院里，外出也是骑自行车，要骑过海珠桥去市区办事，并不觉得辛苦。1982年，美国音乐家赫伯特.齐佩尔（Herbert Zipper）到广州训练广州乐团，住在解放北路的迎宾馆里。我被请去当翻译，每天从广州美术学院骑车到迎宾馆，再和他一起坐轿车去水荫路的广州乐团排演场，是辆老式的苏联“胜利牌”，俄文读“Babeda”，坐车在当时是与众不同的交通手段，车开过的时候，路上有人会停下来看看的。可见当时车实在是少之又少。

广州当时引入了出租汽车，也就开始叫“的士”了，自然是英语“Taxi”的广东称谓。开始的时候不多，红色的，顶上有个“Taxi”的黄色灯箱，能坐上去都很威风，因为按照当时的收入水平来看，能够坐“的士”是极为奢侈的。随着就多起来，收入也逐年增高，到80年代中期以后，坐出租车就成了很平常的事。但是私人拥有小汽车还是很奢侈的念头。

我早年到美国，先是到费城附近的宾西法尼亚州立大学工作，1987年买了第一辆汽车，是辆很小的二手车，叫做Plymouth Champ， 是美国克莱斯勒汽车和日本三菱汽车合产的车。这辆车我用了三年，居然用它横跨美国大陆，从佛罗里达开到洛杉矶，后来给了一个艺术家朋友，他用了两年，卖了。再三年后，也就是到了1993年，我突然有一天还看见那辆车在洛杉矶街上跑。我用那辆车的时候，曾经在后窗帖了一个很特别的彩虹的透明胶贴，只是好玩，那天我看见的就是有这个彩虹贴的，我开车跟在后面看了半天，实在感觉太神奇了，因为我买的时候那车已经跑了十几万公里了。这样想来，那车真是跑过了二十万公里！

美国是个汽车国家，特别是加利福尼亚，无车寸步难行，因此我到洛杉矶之后就跟着买车。前后买过十几辆车，有日产、别克、克莱斯勒、沃尔沃、大众、本田、丰田、宝马、奥迪，到现在，我依然一直保持拥有三辆车的水平，国内也有辆本田代步。在美国买辆车大概就是半年的工资，或者更少，因此买车倒不是大事了。

坐飞机小时候是大事，我喜欢飞机，小时候父亲在放假的时候就带我去机场旁边看飞机起降，当时见到的基本都是美国留下的C47，两个螺旋桨那种。应该都是解放的时候接管过来的旧飞机。我到洛杉矶之后，曾经去生产这款飞机的麦道飞机厂参观，他们说在二战的时候，大概十分钟可以制造出一辆飞机来。我参加工作之后，出差有时候坐飞机，从广州到北京、上海用的是苏联的伊留申－18，四个涡轮发动机，噪音极大。后来开始坐美国的波音707，感觉平稳，速度也快多了。出国的时候是从香港坐国泰航空公司的波音747去西雅图，之后坐南方航空新添置的波音777，也开始坐空中巴士。这些年我每年飞行过二十万公里，去过好多国家和地方，可以说什么飞机都坐遍了。小时候很兴奋的飞机，现在感觉比做火车还容易，新奇感完全没有了，上去就寻思什么时候能到。

2009年9月23日，于洛杉矶

去故宫，一般人喜欢太和殿的那个皇家气派，我则从小很着迷午门的威严。到了太和殿，好像就完全看到了紫禁城，反而缺乏那种神秘感了。明清两代建造的紫禁城实在太精彩了，看见那个庞大的木结构建筑群，有时候都有点庆幸：居然没有毁于战乱，给我们留下这么一个珍宝。午门在我感觉中是真正的紫禁城的入口，那门楼之高大，三面城楼围绕的广场的威严，举世无双。前几年，故宫博物院把午门改装成一个国家级别的博物馆，我去看过那里举办的凡尔赛宫藏品展。看过大英博物馆藏品展，去的时候看见午门建筑内部暗红色的基调，高大的立柱，衬托着皇家珠宝，真可以称之为场所世界一流、展品世界一流啊！最近，故宫午门的博物馆又举办法国奢侈品牌卡地亚（Cartier）珍品展，那种皇家配皇家感真是强烈得无以复加。

我们以前的博物馆设计，在光线照明方面，往往把光线透视到观众走位置，使光线照着观众的眼睛，使得展品看来暗淡无光，感觉很陈旧，这是一个长久没有解决的大问题。现在午门这个博物馆的照明设计就很国际化，内部光线很暗，集中透视在卡地亚珍宝上，走进去，宏大的宫殿内，只有珠宝熠熠生辉，实在是太灿烂了。

卡地亚品牌出自路易.卡地亚（Louis Cartier (1875–1942），他是个钟表匠人，对怀表和手表情有独钟，喜欢华贵的设计。虽然帕特克.菲利普（Patek Phillipe）早在1868年发明了表，但是并不普及，好长时间人们都还是用怀表而已。1904年，路易的巴西朋友、飞行家阿尔培多.桑托斯－杜芒（Alberto Santos-Dumont）请他给他设计一款飞行的时候可以看的表，路易就专门给他设计了“桑托斯手表”（the Santos wristwatch,）。据说这是世界上第一只手表，桑托斯戴这只表完成了好多次飞行。到1911年，卡地亚正式推出这款手表到市场，这次在午门展出的就是这只表。这只表因此可以说是手表的祖宗了。

卡地亚的设计产品，百年来早已经是“奢华”的代名词了，而卡地亚也很注意用博物馆级别的展出，来凸显自己的高端奢华品格。这些年来，我曾经在好几个国家的博物馆看过卡地亚的珍品展，比如在伦敦的大英博物馆、纽约大都会博物馆，据说卡地亚也在俄罗斯著名的艾米尔塔什博物馆、克里姆林宫博物馆、芝加哥菲尔德自然历史博物馆、东京国立博物馆、韩国首尔的德寿宫国立博物馆，上海博物馆，展览的名称好像都是都“卡地亚珍宝”。

2009年9月5日至11月22日，故宫博物院与卡地亚合作，在故宫午门展厅举办“卡地亚珍宝艺术展”。这将是2009年奢侈品在中国举办的最大展览活动，也是卡地亚艺术典藏系列展览中展品数量最多、规模最大的一次展览。据说卡地亚策划和筹措、设计午门的这个珍宝展览前后用了五年的时间，真是费尽心机，预展的时候去看看都很惊人。故宫的房顶都很高，而午门屋顶高大得有点虚拟感，珍宝都很小，并且价值连城，为了确保这些珍宝艺术品的安全，也是增强珍宝的贵重感，卡地亚在午门博物馆内搭设了一层有机玻璃的屋顶，站在午门里面，透过这些玻璃可以看到高高在上的房梁。光线很暗，因此神秘感非常的强。参展珍品均为品牌创立伊始至二十世纪六十年代的代表之作，有精致的珠宝、细腻的腕表、超级豪华的钟表、各种绚丽的饰物。琳琅满目，要仔细看看，好多时间呢！除了珍宝实物外，展览上还有一些珍贵的设计手稿，以及卡地亚极少对外展出的石膏模件和彩色胶片。

卡地亚收藏自己产品的历史，可能要回朔到1973年，当时巴黎卡地亚公司的总裁的罗博特•奥克（Robert Hocq）决定在日内瓦拍卖市场上买回卡地亚于1923年创制的第一座称为“魅幻”的时钟（Portique），这大概就是卡地亚收藏自己设计生产的珍品的开始。这么多年以来，卡地亚珍藏品逐年增多，卡地亚艺术典藏系列也随之丰富。 在短短25年之间，卡地亚艺术典藏系列收集了超过1360件。这次在午门展出的346件展品，都是卡地亚收藏中的精品，因为送到中国展出，从设计上多选择的是反映出中国文化对西方Art Deco风格的影响。卡地亚大部分的制品都是定制的，也就是按照客户的要求特别设计和制造，仅此一件，别无他物。这一点非常特殊，因为作为奢侈品牌，要做到独一无二并不容易。

我自己不是一个喜欢奢华设计的人，但是喜欢卡地亚的设计，原因是奢华得有纹有路。不是用贵重材料和人工堆砌而已，再加上是它是世界上极少有的以Art Deco 风格突出的品牌。Art Deco是对20世纪20-30年代法国、美国和英国等国家开展的一次风格非常特殊的设计运动。糅合了现代主义和东方的传统设计特点，融为一体，有现代推崇的简单几何形式，从摩天大楼和流线型汽车吸取的营养，又有东方韵味，Art Deco实际所指的并不仅是一种单纯的设计风格。Art Deco设计的风格范围相当广泛，从20年代的色彩鲜艳的所谓“爵士”图案（Jazz Patterns），到30年代的汽车设计流线型式样，从卡地亚奢华的珠宝到美国纽约洛克菲勒中心大厦的建筑，都可以说是属于这个风格的。它们之间虽有共性，但是个性更加强烈，其中我很喜欢的个性风格之一就是从中国传统工艺美术中吸收了许多借鉴的Art Deco 中国风格。

卡地亚的中国传统色彩，是设计最主要的特色之一。有时候我都很奇怪：为什么西方这么多国家中，惟独法国人对中国传统设计最感兴趣？卡地亚大量用中国传统的工艺材料，比如漆器、珍珠层、玉、珊瑚来设计珠宝首饰，并且经常是几种质材融为一体的使用，在中国自己的设计中也不多见。因此，卡地亚可以说是发展了中国传统的工艺，真是令人叹为观止。

具有强烈中国风格的一件藏品，是1888年波内曼子爵夫人（Vicomtesse de Bonnemain）是用她的一个中国古董漆器小柜改成的珠宝小柜，镶有珍珠层的微型漆画在深色背景的衬托下，神秘又精彩，卡地亚保持了这个神秘感，再饰以Art Deco 特有的平面纹饰，加黄金点缀，美轮美奂。这个改装设计给路易.卡地亚带来的是中国风的启发，展品中他在1927年设计“日与夜”化妆盒用蓝宝石、红宝石以及其他硬石的色彩对比，在珍珠层的映衬下显得格外璀璨。

卡地亚自1920年起就开始使用玉石材质设计，这次展出的一只1925年制作的墨玉香水瓶，以黄金打造的印章图案为主题，印章中央则采用了黑色的珐琅材质。另一件整体色泽为“柏拉图灰”的玉石时钟，用透明的水晶制成的海面上，掀起祖母绿珍珠 层的波涛。浪花间，一条玉质的鲤鱼在翻腾。鲤鱼的背上顶着一只水晶扇形时钟，表盘里镶嵌 着钻石制成的数字刻度，指针则设计成海马的形状，中央的分针采用了珍珠层和红色珐，也是少见的奢华。

卡地亚的设计大量采用中国传统图形，比如龙、麒麟、佛犬、凤凰等等。这次展出的一款“麒麟手镯”，两只麒麟头对头，以珊瑚材质为头，口里各含一只饰有棱纹的祖母绿球，设计上想象力的丰富，也相当惊人。

佛犬是中国传统图形中很特别的动物，一半是狮子，一半是狗。既有京巴狗的神韵，又有大型猫科动物的影子。卡 地亚用这个图形设计了一双佛犬守护在一只八角座钟两旁：两只佛犬均采用玉石材质，很精彩的一个作品。

凤凰造型也出现在卡地亚的设计上，这次的展品中有一件1925年在巴黎世界博览会上展出的粉盒上，是一只凤凰张开珐琅质的宽大羽翼，在珍珠层做成的云朵间翱翔，多年以来都是设计界、收藏界很称颂的杰作。1926年设计的一款插屏式座钟。则采用中国龙的图形，装饰有金色珐琅镶边和摆动的刻度指针，玉质表盘上，一条龙气势汹涌地从盒子中跃然而出，瞬时点亮 了整件作品。这款时钟色彩很特殊：黑色的黑玛瑙、红色的珊瑚和绿色的玉，并配有两面雕玉表盘，正面的钟表指针是龙的形状。反面是一条珐琅质的龙，守卫着精美浮雕刻画的中国山水。这件作品真是令我们这些熟悉龙形象的人目瞪口呆。

这次展览的海报也是突出中国风格的。海报上是一件铂金和蓝宝石组合而的胸针，这个胸针是1907年的作品。我估计选择用这个三角胸衣胸针作为卡地亚午门展作为海报的主题的原因是设计上参考了中国商周时期的饕餮纹。饕餮庄严而威猛，结构严谨，这么漂亮的珠宝用这样神秘的图案设计，中西方文化结合接近水乳交融的水平。

Art Deco 从1920年代开始，到30年代发展到颠峰，现代设计中很普遍所见的简单几何图形，在卡地亚的珠宝设计上被用豪华的珠宝延伸了。这次展览中有一件1936年客户特别订制的项链手链，通体都是铂金的，圆形旧式切割和长阶梯形切割钻石，一颗祖母绿式切割橄榄石重63.48克拉，22颗形态各异的祖母绿切割橄榄石总重134.97克拉，极为罕见。我曾经在纽约的大都会博物馆的卡地亚展中见过另外一件，风格类似，记忆中好像就是卡地亚定制这样的珠宝了。

这次展出的那枚温莎公爵夫人经常佩戴的猎豹胸针就实在很令人震撼。温沙公爵就是英皇爱德华八世(1894– 1972)，温沙公爵夫人是情人辛普逊夫人，英王爱德华八世在 1910年被立为英国王储，之后成了国王。此公性格乖僻，长期不娶，却喜欢便装出游，他居然在1931年在出游时邂逅美国已婚妇人辛普逊夫人。最后是“不爱江山爱美人”，放弃英国王位，和美人浪迹海外。他多次委托卡地亚独家设计别致胸针，赠送给辛普森夫人，这些珠宝包括著名的“火鸟”胸针、“鸭头”胸针，当然最著名的还是这枚枚“猎豹”胸针。这是一枚用钻石和蓝宝石环绕着的一颗克什米尔磨圆切割蓝宝石的信物，在拍卖会上曾以154万法郎高价拍出，轰动一时。现在是卡地亚的收藏品，看到那颗克什米尔蓝宝石的湛蓝透明，那只猎豹的威风凛凛，想起好多辛普逊夫人的照片上，她都佩戴着这枚胸针，是历史珍品呢！

2009年9月21日,于洛杉矶

我是解放前三年在广州出生的，出生的时候抗战刚刚结束，我父母从重庆回到广州，我的伯父也带了妻子、两个女儿来到广州，和从肇庆回来的祖父会合。祖父当时担任广州的省立工业专科学校（应该是华南工学院的前身）的校长，父亲在光孝寺的广东省立艺术专科学校教书，母亲在教中学，伯父在银行工作。要解决居住问题，我祖父就在中央公园（现在叫“人民公园”）旁边的连新路买了两块不大的地，搭建临时住宅。连新路85号是一栋四层楼高的公寓住宅，两边都是空地，估计是抗战的时候炸垮的民宅。祖父买了下来，建造了连新路81号和87号（连新路是只有单号，双号是对面的市政府和公园），我父母、祖父住81号，伯父家人多，就住87号，我就是在81号出生的。

连新路 81号是我度过童年的住宅，单门独户，两层楼，有天台，也就是平台屋顶，广州人叫做“天棚”。祖父是日本帝国大学的工程学留学生，做过国民政府兵工厂的总工程师，又是工专的校长，因此住宅自己设计。虽然不大——两层楼加起来估计总面积也就是100多平方米而已，却甚为舒适。楼下一房一厅，后面有天井、厨房和冲凉房、厕所；二楼两房，也有厕所和浴室，天台有一间非常小的“工人房”，也就是我们现在说的保姆房。祖父住二楼，我们住一楼，天井是我的乐园，出门就是中央公园和市政府，因此童年的记忆在我是十分美好的。

1953年因为父亲的工作调动到武汉音乐学院（当时叫做中南音专），我也跟随去了武汉，开始了大院生活。刚刚去的时候是住在一栋面对操场的很大的连排公寓，估计是抗战时日本人建造的。那个院子在日本人占领武汉的时候是他们的海军陆战队的训练中心，操场南北各做了一栋住宅，两层高，斜坡屋顶上还有亭子间，木地板。当时分配是一家一房而已，我们在南楼，北楼是学生宿舍。我们和关山月、黎雄才、杨秋人、杨太阳、谢功成这些教授邻居。当时满学院只有美专的校长胡一川一家是住栋洋房别墅，他们有小湖、木桥，可精致了，胡一川的几个孩子就是在那里长大的。1958年美专迁去广州之后，这栋漂亮的小洋楼就改成医务室了。南楼艰难的是没有厨房和厕所，都是共用的，第一年可真是不方便。到1954年，用红砖建的几栋教授楼做好了，这些教授们便都有了新居。我们住在13栋，是一种设计，三门六户，每户是两房一厅，大概也就是80平方米左右大，住了六个教授家庭，楼上和楼下的一户共用一个浴室厕所，但是各有自己的厨房。我们楼下是小提琴家顾钟琳，都是洋教授，隔壁是钢琴家区晓，六家人邻居，大人孩子，乐也融融。

1957年“反右”期间，我父亲成了“右派”，因此被清洗出13栋，住进了学院校工（我们叫“工友”）住的20栋。那是一栋典型的宿舍楼，3层，每层一个厕所和一个厨房，每层住七、八户人家，很拥挤。我们家给了三间房，加起来也大概是80平方米，但是因为设计的时候是准备三家的空间，因此三房基本是隔开的，并不隐私。这栋楼其实是走廊生活，大家起来后都在走廊说话、聊天、吵架、八卦，一家有事，各家帮忙，是解放后最典型的邻里文化。结果那个条件虽然不好的20栋，却给了我最好的印象，父母和我们兄妹三人，住得很开心。何况邻居都是工友，大家和睦相处，比起原来和教授们在一起的那种必需保持的矜持反而更加舒适了。邻里之道，我是在这里真正体会到的。

我曾经在农场劳动过4年，当时上山下乡，政府是给每个学生一千元的补贴。钱不是给我们自己的，而是给接收我们的生产队，生产队用这笔钱建造住房、安置我们生活、添购农具和生活用品之类。我们自己组合的这个小组是11个人，11000元在当时是很大一笔数字，生产队因此给我们建造了一栋很简易的砖房。青砖青瓦，一个所谓的厅，也就是唯一的公共空间，灶台就建在那里，做饭、吃饭、说话、活动都在那里，非常小。厅的后半部分是柴房和女学生的住房，我们这一队是四个女生，开了两张竹铺，两个人睡一个铺。我房子的另外一半是男学生的住房，七个男生，四个竹铺，两个人一个铺，泥地面，屋顶仅仅铺了一层瓦（传统是要一层底瓦，再铺面瓦的），因此冬天下雪的时候，屋里也雪花飘飘。我记得有一天晚上雪实在太大，我们都用塑料布盖着自己，早上醒来，身上一层雪，就是口鼻处的雪化成水了。我在那个陋居中住了四年，记忆忧新。

1972年我调到县城的工艺美术厂做设计工作，就进了宿舍。刚刚去的时候，工厂占用了县城旧卫生所的一半，我们七、八个年轻职工住一间房，门口日夜都有病人走来走去，很怪异。后来又迁到洪湖县城新堤的旧城里，在一条铺了青石板的老巷子里，是一栋摇摇欲坠的老木板民宅，我们一群人住在工厂的二楼，条件比乡下还要差。过了两年，省轻工业局投资建造新厂房，在县城的公园附近，厂房三层，第三层是宿舍，我和一个木工杨元道住一间，没有家具，就是一个竹铺而已，放下蚊帐，也算自己第一个私人空间。那里没有厕所，也没有洗浴，都要到院子后面用公共厕所，洗澡跑到四层平台上用冷水冲而已，我在那里住到上大学为止。

我上大学是在武汉师范学院汉口分校，是在英语系，地点在汉口的花桥。这个学校现在已经没有了，武汉师范学院也改叫做“湖北大学”。那时候我又住在集体宿舍，是八个大学生一间房，上下层的床，我在上铺。四张上下床的中间是两张桌子，晚上大家都围着桌子看书，也是公共厕所和公共浴室。现在想想，条件也是很艰苦的，但因为是文化大革命结束后重新回到大学，虽然大家年纪比较大了，但是都很兴奋，那一年是我最开心的一年。

之后我越级考上了武汉大学历史系美国史研究室，开始攻读研究生，也就住进了武汉大学“桂园”的研究生宿舍。四个人一间，条件比大学时候好了很多。我记得住在那栋楼的好多同学现在都是有成就的人，比如讲三国出名的易中天就是那时候的同级研究生，也住在桂园宿舍里。那是我觉得最有活力、最多新思维、最多兴奋事情的宿舍，虽然依然是很拥挤，但是现在还是很向往那个宿舍的。

我是1982年进入广州美术学院工作的，居住也经历了一个低级到高级的循环。先是住极为简陋的“招待所”，就是一栋两层楼的简易房子，那栋房子到2009年我回美院看看的时候居然还奇迹般的屹立在那里，如果走广州美院外面去地铁站，肯定可以看到那栋简陋的建筑。那时候“招待所”里住了上十个青年教工，好像现在集美组的老总林学明、陈向京都在那里住。学院对我比较优惠，给了我两间房，一间当睡房，一间做书房，但是厕所、洗澡还是要到附中楼的公共厕所。一年之后，又给我调到原来关山月住的一套住宅中，两层楼的红砖建筑。原本是住四家人，我因为级别不够，就和崔华峰、东美红夫妇合用一套。我用两房，他们住一房，合用厨房和厕所。过了几年，我升了副教授和副系主任，就把整套给了我。终于有了单门独户的住宅感了。

这些年来，住房条件改变很快，我自己也在美国、国内都拥有不错的住房，但是上面提到的那些住房、那些邻居依然是我印象最深的。

2009年9月16日，于洛杉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