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京！南京！》的故事很意淫。但日本军的服装和外在形象确实逼真，而且很多场景是按历史照片还原的，这些超过了以往所有同题材的影片。相比起来，《拉贝日记》拍摄得如此粗糙，而且里面的史实错误更是多的要命。

关于1937年，关于南京发生的事情——

有人说：不就是因为日本军凶残吗？没那么简单。种种迹象表明，1937年身在南京的日军士兵，在实行屠杀时没有什么负罪感。他们在国内的时候，都是平常得不能再平常的年轻人，是淳朴的农民，勤劳的矿工，文质彬彬的知识分子，可踏上中国的土地后，这一切都变了，全成了杀人狂。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情况？这实在值得我们去探究。

谈到南京大屠杀的动因，有人指出与“就地征收令”的下达有关。在向南京进军的过程中，由于后勤补给跟不上，日军司令部下达了“就地征收令”，要士兵们在进军路途中自己解决吃饭问题。在这种情况下，掠夺开始了，而伴随着掠夺的则是纵火、强奸和杀人，从而形成多米诺效应，进入南京后达到最高潮。这是原因之一，但绝对不是主要原因。此外，还有人认为，当时进攻南京的日军中有很多老兵，与新入伍的学生兵相比，素质低劣，军纪败坏，由此才导致大屠杀。这种说法有些牵强。因为，你怎么可以指望一开始就怀有浓烈的军国主义和民族主义情绪的士兵们在面对他们心中的“劣等民族”时能够在军纪上保持良好？如果进攻南京的日军多具高学历，南京就能逃过浩劫？根据日本当时的情况来判断，学历越高的人接受的军国主义和民族主义教育就越深。

南京大屠杀的出现不是偶然的，而且也没上面所说的那么简单。它的生成有着复杂的内外原因：外因来自1894年以来日本政府持续连贯的以屠杀为核心的征服政策。1937年战争爆发后，中国方面的抗战决心远远超出了日本的想象。当年8月7日，中国政府在南京召开最高国防会议，确定了“抗战到底”、“全面抗战”与“持久消耗战略”的方针，遂在上海投入庞大兵力与日军血战。靠近首都的对外最大港口和经济中心上海陷落后，中国政府不但没向日本求和，而且果断迁都重庆，继续抗战，往日里屈膝求和的场面没有出现。在这种情况下，日军指挥官企图实施屠杀政策以使中国人产生畏惧，进而迫降政府，即军事恐怖主义政策。内因就比较复杂了，因为它关涉日本的民族性格。

什么是民族性格？简单地说，民族性格就是一个民族所共有的能够在总体上区别于其他民族的特点。关于日本的民族性格，美国人类学学者本尼迪克特在那本著名的《菊花与刀》里有这样的分析：“日本人既生性好斗而又温和谦让；既穷兵黩武而又崇尚美感；既桀骜自大而又彬彬有礼；既顽固不化而又能伸能屈；既驯服而又不愿受人摆布；既忠贞而又心存叛逆；既勇敢而又懦怯；既保守而又敢于接受新的生活方式。1945年8月以前，‘忠’要求每个人与敌人厮杀到底。一旦宣布投降，却立刻表示与占领者合作。”本尼迪克特所说的这种合作，包括1945年8月28日，日本政府动员全国妇女以“性慰安”的方式犒劳作为占领军的美国兵。而在1945年8月15日，昭和天皇宣布“终战”的当天，日本海军联合舰队前参谋长宇垣缠侧身进入停在大分海军基地的神风敢死队的飞机，随后下令向茫茫大海上的美国军舰飞去。不久后，这名海军中将以撞击美国军舰的方式结束了自己的生命。日本民族性格之矛盾，由此可见一斑。在南京大屠杀中日本人所展露的民族性格和精神构造，具体来说如下：

畏强凌弱。在日本的民族性格中，有一点，即优越感与自卑感并存，所谓畏强凌弱。对于强者，他们心存敬畏；对于弱者，他们无以复加地欺凌。正是因为具有以上特点，他们喜欢与强者结盟。回顾历史，日本在20世纪的盟友相继是英国、德国和美国。日本人对作为强者的西方人怀有自卑感，对包括中国人在内的亚洲人则心存不屑。但在最初的时候，日本人对中国是怀有敬畏之心的，而且千年来深受中国文化的影响。大约从蒙古灭宋开始，到满洲灭明，日本的敬畏之心渐渐淡化了。进入近代，中国屡次屈膝于欧洲列强的枪炮下，这期间日本人虽对中国文化依旧膜拜，但对中国人却不再敬畏。1894年甲午一战，往昔的大帝国一举被日本击败，自此日本人普遍产生了一种轻蔑中国人的心理。这种心理，伴随着军国主义教育，一路膨胀。他们认为大和民族是最优秀的民族，而中国人——被他们蔑称的支那人，是劣等民族。他们认为，自唐朝以后这个民族就委靡不前了。1894年甲午战争战败中国，1900年参与八国联军出兵中国，1905年在中国的土地上和俄国人争斗，1928年出兵山东济南肆意妄为，1931年“九一八事变”以不到2万的兵力将中国20多万军队轰出东北，日积年累，让日本人得出这样的结论：中国人不值一提。马吉牧师在南京亲眼目睹了日军的暴行，用他的话说：“日军像猎取兔子一样在街上追杀着中国人。”教导总队营长郭岐以亲身经历道出感受：“敌人视我同胞之生命，简直不如一虫蚁了！”日本人对中国人的轻视，直接表现在他们以杀人为娱乐，以杀人为游戏，以杀人为比赛上。日军第16师团第33联队士兵山川裕美这样回忆：“举行入城仪式前一两天，抓了7个中国男人。班长说要怎么干就怎么干。我们分队的人就将刺刀对准他们的胸前。有命令说，不要过分使用子弹，可以将他们刺死。不过，有个士兵说：用一发子弹打死几个人吧。于是，我们就让那7个中国人面向同一个方向，将枪对准第一个人的腹部进行射击。结果，7个人全部被洞穿……”（松冈环：《南京战：寻找被封闭的记忆》）但是，对待欧洲人和美国人，他们就是另一张面孔了。在他们面前，日军表现出的是一种心理上的自卑。在安全区内，几个日军正在屋里轮奸中国妇女，被拉贝看到，他朝那些日军挥动着德国国旗。日军看到后，面色惊慌地说：“啊，德意志！德意志！”说完，扔下中国妇女，灰溜溜地跑了。 1937年12月22日，费奇将在一寓所里将强奸妇女的日军轰走：“看到这些‘勇敢’的士兵在我们的驱赶下竟翻越装有倒刺的围栏而逃，我们只有嗤之以鼻。”南京大屠杀期间，日军炮击并轰炸了长江中的英美舰船。事后调查表明，攻击令是时任江防炮兵联队长的桥本欣五郎擅自下达的。事件发生后，包括桥本欣五郎在内的一批激进军官被勒令退出现役，调回国内。甚至有迹象表明，日军最高司令官松井石根也是因该事件而丢掉方面军最高指挥权的。当时，松井在接见美国记者时这样表示：“是桥本被罢免，还是我交出指挥权后回东京？无论哪一种情况，我想都是迫不得已的。”现在，回过头来看，在1937年的南京，在日军的刺刀下，中国人人人自危，而西方人虽然天天往返于日军面前，但没一个人受到伤害。后来，马吉牧师这样回忆道：“我们都感到意外，我们竟无一人被杀。”

报复心。日本700年武士争斗史，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也是一部复仇史。而且，它形成一种主流文化。1937年，日军在上海伤亡惨重，向南京追击途中，没有后勤保障的行军令士兵们“苦不堪言”，且又遇到中国军队的步步抵抗，终于兵临南京城，第9师团首战却遇阻光华门，凡此种种，使日军在陷城后产生了报复心理。第16师团第30旅团长佐佐木到一在回忆时说：“（扫荡暂时结束）俘虏接连不断地前来投降，达数千人。态度激昂的士兵毫不听从上级军官的阻拦，对他们一个个地加以杀戮。回顾许多战友的流血和10天时间的艰难困苦，即使他们不是士兵，也想说：都干掉！”松冈环女士在《南京战：寻找被封闭的记忆》中实录了很多日本士兵的回忆，其中第16师团第33联队士兵吉川定国这样说：“有几百个中国俘虏被集中在一起，望着俘虏，我产生了愤怒的情绪，认为我们之所以这样辛苦，都是因为你们的缘故！于是，我们把俘虏一个个地刺死。”同是第16师团的士兵三本木一平说得更为直接：“看到自己的战友和同一个村的人战死，便怀恨在心，觉得（在南京）杀死中国人是理所当然的事情。”三本木在这里提到“同一个村的人战死”，指的是日军士兵同乡编制的原则，即日军每一个联队的士兵都集中来自同一个县，这种编制在战时可以最大限度地增强部队的团结、协作的能力，并使士兵陷入为同乡复仇死战的境地。此外，还有一个细节，据一些日本士兵回忆，南京的暴行与他们在国内接受的“通州事件”的宣传有关。1937年“七七事变”后，日本在增兵华北的同时，也悄悄地进行着撤出侨民的行动。到7月下旬，约500名日本武装侨民在少量日军的护送下集中在北京附近的通州。到了7月29日，先前性质为伪军的冀东保安队在张庆余的率领下突然反正，逮捕了汉奸殷汝耕，并将城内的日军守备队以及武装侨民全歼。事件发生后，日本国内媒体大肆渲染，在日本士兵出发前，连篇累牍地向他们宣传中国所谓的“排日、辱日、抗日”行为，鼓励士兵们“奋勇杀敌”，并为侵华的合理性制造借口。后来，以此事件解释南京大屠杀，并为大屠杀作开脱，成为日本右翼分子一贯的伎俩。按照他们的逻辑：日本人可以肆意杀害中国人，中国人却不能反抗。如反抗，日本人就会“群情激愤”。这又是什么逻辑呢？

残忍性。南京大屠杀暴烈异常，与岛国居民的特点和武士治国的历史以及在这种历史下所产生的文化有密切关系。因地理环境恶劣，在日本人看来，他们生活在危险中，久而久之渐渐养成了在毁灭和残忍中发现“美”的习惯。而以复仇和攻伐为核心的武士史，又让日本人在日常生活中进一步强化了这种精神。在日本的文化中，残忍不是作为被憎恨的对象存在的，而是作为一种审美标准存在的。最极端的例子是日本人切腹时追求的那种精致和程序；另一个例子是对凋零中的樱花的极力赞美。我们说，一种习惯一旦刻上文化的烙印，其能量将是巨大的。这一审美习惯在有意无意间影响了日本人的民族性格，具体到军队，便形成以残忍为核心的集体要求：对自己残忍，表现在平时的训练中，如用冷水浇身、互相抽耳光、以木剑刺杀、大雪中站立、烈日下暴晒，等等，以求刚毅心性，练就自身的冷酷无情；对他人残忍，这自不必说，在1937年的南京已被日军发挥到顶点。如果说德国人在奥斯维辛对犹太人的屠杀充满了“工业味道”，只是把一批批人赶进毒气室，那么1937年日本人在南京的屠杀方式就复杂得多了，他们花样百出，让中国人在死之前得到肉体上的最大的痛苦。山田支队的士兵在“处理”一批中国战俘时发生了冲突，有的士兵希望用刺刀刺，有的士兵则建议用机枪扫射，有的士兵则认为砍头更“过瘾”。在一阵吵嚷后，最后达成协议：分批采用不同方式处置，结果日军“皆大欢喜”。概括起来，在1937年的南京，日军的主要杀人方式包括：

枪杀。主要分为步枪枪决和机枪扫射。其中，在大规模集体屠杀中多为机枪扫射，如山田支队在草鞋峡、大湾子和鱼雷营的万人以上的屠杀；

刺杀。在南京，日军使用的是小仓兵工厂生产的30式步枪刺刀，这种刺刀长约60厘米，在大屠杀中沾满中国人的鲜血，如第114师团在雨花台的千人以上的刺杀；

斩首。日本陆军军衔分16级：大将、中将、少将、大佐、中佐、少佐、大尉、中尉、少尉、准尉、曹长、军曹、伍长、上等兵、一等兵、二等兵，一般到了伍长（即下士）军衔，即有资格佩带战刀了，而在佩刀前，必须经过一个叫“试斩”的环节，即亲手斩下一名俘虏的头。在1937年的南京，对于日军下级军官来说，不仅仅是“试斩”一人的问题了。第6师团大尉中队长田中军吉一人斩杀300多人；第16师团的两名少尉向井敏明和野田岩均斩杀100多人。日军在斩杀中摸索出一套“经验”，执刀时必须做到心无旁骛，落刀之前可先用刀背轻轻地碰一下俘虏的脖子，在俘虏下意识地探头时，猛地砍下去，在刀与脖子接触的瞬间，还需用力向上一旋，以保证战俘立即身首异处。

活埋。南京大屠杀期间，在紫金山下、太平门外等地区，都发生了大规模的活埋暴行，施暴者包括第16师团的片桐护郎联队、野田谦吾联队等在内的日军部队，日本随军摄影师更是拍摄下了此类暴行的影像资料，场面非常之残酷，在活埋后，日本士兵还不忘在活埋地点不停地跑步，以把土踩实。

焚毙。发生在太平门外（第16师团）和中华门外（第6师团）的焚杀最为典型。当时，日军先是往中国军民身上浇汽油，然后开枪射击以引燃。单个例子则出现在东史郎的《我的南京步兵队》一书中。在书中，他记述了12月21日分队长西本用邮袋焚烧南京平民的暴行：“哭喊着的中国人被装进邮袋中，西本点着了火，汽油一下子燃烧起来。就在这时，袋子里发出了一种无法言状的可怕的喊叫声。袋里的中国人用浑身的力气使袋子跳了起来，自己滚动着……”

此外，虐杀中国军民的方式还有许多，比如用铁钩子将中国人的舌头钩出，然后拉着奔跑；比如用刀将中国人的耳朵削下串在一起，挂在电线杆上；比如把小孩抛向天空，然后顺势用刺刀一挑；比如把中国人排成长长的一队，用枪口顶住最后一个人的后背，然后抠动扳机，一串中国人依次倒地……人类自古以来于杀人上的想象力，被在南京的日军发挥到极致。在南京的几个月里，日军对中国人的死亡已习以为常，即使看着成千上万人在血泊中挣扎着死去，心头也不曾有一丝惊悸；相反，他们体验到了快感。1937年占领南京的日军，在他们的身上，有一种反人类的东西，这种东西以无视人的生命和尊严为特征。下面的残忍记述来自日军士兵田所耕三（第114师团）：“为了使俘虏有所畏惧，（我们）把他们的耳朵削下来；或把鼻子砍掉；或用刺刀插进他们的口腔，顺势把嘴切开；或是在眼帘下横着插进一刀，白眼球就像鱼眼一样黏糊糊地垂下来，足有五寸。从登陆以来，好久好久才有这点消遣，这些玩意儿都不干的话还有什么乐趣呢？”

焦虑感。岛国民族往往具有天生的焦虑感。台风、海啸、地震、火山，自然灾害频繁，其资源又是有限的，所以日本人一直以来生活得战战兢兢，这种焦虑感很容易被扭曲，表现为过盛的敌意，为了自己的利益而不惜损害他人。1937年12月，日军第16师团第30旅团长佐佐木到一“百感交集”地登上南京城楼；后来，在《一个军人的自传》之“进攻南京纪实”中，他描述了当时的心情：“站在南京城头上，我为能确认自己是首屈一指的人物而深感激动。那是因为昭和4年夏天的情景历历在目。实际上，我在20岁即自明治44年以来，梦寐以求的目标就是解决满洲问题，为此一直暗暗向国民党示好，但由于他们采取容共以及亲英美的政策，与日本断绝关系，从此这个梦想破灭了。在排日、侮日的高潮中，我深感不快……”在这段话里，有一个关键点，即“我梦寐以求的目标就是解决满洲问题”。这不是佐佐木一个人想法，这是20世纪30年代全体日本国民的想法。那时候，日本人有一种以“满洲问题为己任”的情结。他们认为那块地方是他们的生命线，如果问题不加解决，他们睡觉都会不踏实。山县有朋的“利益线论”正是诞生于这种焦虑感中。在1937年的南京，这种焦虑感在士兵身上表现出来：在向南京的进军途中，他们每进一个村庄，先把村民杀光，然后才宿营，有时也许仅仅睡三四个小时，但即使这样也要把全村人“清空”。攻占南京后，只要看到有人走动，不管对方是儿童、老人，还是妇女，日军马上就开枪。因为他们认为，如果不杀死对方的话，自己心里就不踏实，就会感到不安全。日军辎重兵第16联队士兵小竹严一说：“（进入南京后）到处都在扫荡。抓了就杀，因为留下他们的话，我们就可能被杀死。在南京，先往普通人家里“砰砰”地打枪，往里窥视。有的市民畏缩地躲在家里，有的躲在草堆中，有的躲在墙后，只要看到动的东西，就‘砰’的一枪。中国人一逃就开枪，叫声‘喂’，‘砰’的一枪，对方就扑通倒下了。”（松冈环：《南京战：寻找被封闭的记忆》）另一名士兵外贺关次则在日记中这样写道：“中国人从屋子里出来，由于那间屋子离宿营地五百米左右，因此把他们枪杀了。也许他们是良民，但也不能放过。”

等级压迫。这是日本民族性中有一个特殊因子。在日本的古代和近代，武士治国，形成了严格的纵向式等级关系，以此维持社会的运转。在国家与国家间，强调等级；在人与人之间，更强调等级。以国家为例，日本近代大陆政策的奠基人吉田松阴在明治维新前就曾说过这样的话：“对于我们在欧美那里失去的，必须要在中国和朝鲜那里夺回来！”具体到人与人之间，等级的存在更为明显。我可以举这样一个例子：在日本人那里你绝难看到越级提升的现象，如果你想得到师团长的职务，你必须在此之前先干到旅团长；如果你想得到旅团长的职务，你必须在此之前先干到联队长；大队长、中队长、小队长……依次类推。在日本军中，能担当到中将师团长的，往往都是50岁开外的人了。中国不是这样，比如守卫南京的第72军军长兼第88师师长孙元良，在1937年已是中将军长，时年才33岁。而他的对手，日军第6师团长谷寿夫和第16师团长中岛今朝吾，当年都已经50多岁了。谈到这些，我只是想说明日本的等级秩序是如何森严。多少年来，日本人都生活在这种等级森严的环境中，已经适应。他们认为，每个人必须存在于等级（集团）之中，以此形成纵向的链条，一级依赖一级，只有这样个人才是安全的。伴随着等级关系出现的，是下级对上级的无条件服从和上级对下级的压迫（与畏强凌弱的性格有着密切关系）。在压迫的过程中，上级觉得很正常，下级同样觉得很正常，因为在他们看来弱小服从于强大是“天道”。在1937年的南京，这种“等级压迫”在处于最基层的日本士兵那里爆发，而他们的压迫对象自然是中国战俘和平民。

集团无罪意识。在日本的民族性格中，有一点比较显著，也是矛盾的一点，即作为单个的日本人，是内向的、紧张的、收敛的，甚至是胆怯的；但是，一旦形成集团后（类似于樱花），他们便是张扬的、强悍的、富于进攻性的。也就是说，日本人习惯并善于在一个集团下凝聚，这样他们才会有一种归属感（这又与岛国环境下的心理有关），这种意识除了养成对集团的依赖外，还派生出另一个深入人心的观念：对集团的盲目认同。1937年，日军在南京施暴时，往往三五成群。在南京城内分区扫荡时，每搜查一户民宅，也绝少有单个日军进去查看，必定是几名日军同时破门而入，施暴后集体退出。对集体的盲目认同，进一步导致军队在施暴时产生集团无罪意识。也就是说，无论多大的暴行，只要是在整个集团的名义下干的，那么对他们来说就是天经地义的，即使所干的事再令人发指，再残暴无道，他们也不会有负罪感。在1937年，进行屠杀的不是这个士兵或那个士兵，而是全体日本皇军，所以在杀戮的过程中，他们不会受到良心的谴责。不受谴责，自然也就少了约束力，没有了约束力，暴行只能愈演愈烈。

《唐朝的黑夜1》解读的是《酉阳杂俎》，《唐朝的黑夜2》所解读的则是唐朝另外三种志怪笔记：《广异记》、《宣室志》和《独异志》，涉及了野史逸闻、奇幻怪谈、惊悚悬疑。有些小标题已经显示了故事的内容：“荒郊凶迹”、“长安幻夜”、“秘密庄园”、“凶服制造者”、“魇蛊术”、“贩茶奇遇记”、“唐朝怪兽”、“骷髅案”、“血色娃娃”……总觉得唐人笔下的志怪故事令今日的悬疑和恐怖小说黯然失色。“秘密庄园”写的是唐朝的一个用幻术进行犯罪的团伙，甚是诡异；“贩茶奇遇记”写的是唐朝的一伙茶叶商人在路上的危险遭遇，颇有可读性；“山中志异”和“唐朝怪兽”则分别写的是唐朝时发现的野人和类似史前怪兽的神秘动物……这些故事有些八卦，但却也着实道出唐人想象力所抵达的遥远的边界。

解读历史文本的目的是为了寻找正史的另一面，或者说，寻找其遗失的细节。所以，我写《唐朝的黑夜2》，不希望故事止于怪谈，而希望它能带出一个时代的暗史，“信使的遭遇”、“火灵库”、“五百头羊的悲剧”、“秘密远征”等篇便做了这样的努力。因为，我知道，现在看到的各王朝的正史只是局部的历史，一部分真相有可能无意间被记载于当时的志怪笔记中了，我所做的正是对它们的挖掘与探索。“火灵库”一篇有点意思，对韩愈的死因进行了再探究；“秘密远征”披露的则是被正史忽视的唐朝远征军与阿拉伯帝国的军队的历史性遭遇的场面。把故事的历史背景、民俗掌故、相关传说等各个点进行有机的链接，在援引和时代背景考据之外发现新的历史，最终以虚实相依的互文式风格完成这三本书的写作，这是我的愿望。
而把那些精彩绝伦的差不多被湮灭的唐朝志怪挖掘并推广开来，则是我写“《唐朝的黑夜》三部曲”的初衷和最大的意义。

王戎此叹，令人感慨万千，一个时代就此远去了，正如其所言：“今日视此虽近，邈若山河。”

邈若山河。

王戎少即以聪慧著称，受到钟会的赏识，后以弱冠之年造访阮籍，阮一见而倾心，对王说：“偶有二斗美酒，当与君共饮！”遂与阮成忘年交，拉其参与竹林之游，为七贤中年龄最小者。但后来，王戎并不被那几位待见，还多受阮籍、嵇康的嘲讽。正如我前面所说，他也许受到了某种伤害，但最终王戎有宽迈胸怀，并没往心里去；而且，也有自知之明，如上所说：“竹林之游，亦预其末。”一度有这样的交游，能参与其中，王戎已经很知足了，因为他知道自己没能脱俗如阮、嵇。而后人多以吝啬、庸俗诋毁王戎，并以其在八王之乱中坠厕自保为笑料，却不愿意认真地看他一眼。于我看来，王戎活得很真实，其实这是个实在人，我想也是个好哥们儿，内心也有属于自己的痛苦。在嵇康和阮籍相继死后，身材短小、其貌不扬的王戎踏上通往洛阳之路，评论者如此不屑，你们到底想要什么？

岁月流逝，风云无常，黄公酒垆下过，睹物思人，你我若有情，谁能无此忧伤？所以我说，魏晋时期的独特魅力之一，即在于人们发现了自己的内心情怀，原来它可以那样欢愉，也可以如此忧伤：“吾昔与嵇叔夜、阮嗣宗共酣饮于此垆。”听此言而遥想当年情形，泪水总会潸然而落。那酒垆就在眼前，而当年的往事如山河之远。人生在世，岂止竹林！由古而今，于你我之世界，又有多少物是人非的感慨，浸在我们残酷的命运征途中。

作如此感慨者，更有向秀。作为竹林七贤之一，向自幼喜好老庄之学，在当时是数一数二的庄子研究者。向秀对《庄子》一书的大部分进行了新的注解（只余《秋水》、《至乐》两篇，后被郭象补注完成），上承何宴、王弼、夏侯玄，于魏晋玄学上起到了一个过渡作用，所谓“发明奇趣，振起玄风”。

向秀开始的时候隐而不出，与嵇康友善，堪称后者最好的哥们儿，兄弟俩或一起在大树下光着膀子打铁，或一个弹琴，另一个坐在草地上和掌倾听。后来，向秀被拉入竹林，与其他六人共作逍遥游。嵇康被司马昭斩杀后，士人震动。向秀经过一番思想斗争，最后还是决定出仕入洛阳。路过嵇康旧居时，想起故人以及往昔的竹林之游，顿觉咫尺天涯。那是一个归鸟也已疲倦的黄昏吧，远处晚霞崩裂，暮色将临大地，突有牧歌和着笛声响起，孩子们已踏上了回家的路。远眺洛阳，近睹嵇宅，向秀热泪盈眶。后来，便有了那篇著名的《思旧赋》，沉痛悲郁，动容千古。在序中，向秀这样写道：“余与嵇康、吕安居至接近，其人并有不羁之才；然嵇志远而疏，吕心旷而放，其后各以事见法。嵇博综技艺，于丝竹特妙。临当就命，顾视日影，索琴而弹之。余逝将西迈，经其旧庐。于时日薄虞渊，寒冰凄然。邻人有吹笛者，发音寥亮。追思曩昔游宴之好，感音而叹……”

这是一个亲历者的美好而又痛苦的追忆。

对于向秀的出仕，很多人认为是司马家高压政治下的被迫举动。其实也不完全是这样呢。向秀不是一个极端的人，他主张自然与儒教的合一，认为天性即逍遥，而君臣之道也是天性之一。他对君臣世界并不抱以反感，只是一度对洛阳的局势感到失望，司马家严酷的心让他惊悸。嵇康死后，士人与司马家的不合作实际上已不能再形成气候，此时曹魏政权转移到司马家已成必然。在这种情况下，向秀决定到洛阳走一遭。

在大将军府，司马昭接见了向秀。对于杀嵇康，司马昭后来是后悔的，觉得自己做过了。在一丝愧疚中，他见了嵇康生前最好的朋友。自然，他不会把这种愧疚流露出来，于是踞席而坐，望着向秀：“我听说先生有箕山之志，欲隐居泉林，为什么又出现在我面前？”古时尧欲将帝位传与巢父、许由，后者冷笑而去，隐于箕山。向秀望着司马昭，这是他第一次见到传说中路人皆知的司马昭。这位大将军冷峻巍然，仪表果然不凡；同时，他又想到，正是此人下令斩了自己的朋友，一时间心绪难平。司马昭盯着向秀。后者把头偏向一旁：“巢父、许由自是狂狷之士，不值得去羡慕。您就说给我什么职位吧！”司马默然，默然中是叹赏。后来，向秀做了散骑常侍。

向秀最后还是踏上了通往洛阳之路，但为官后无心于宫阙之下，因为面对茫茫尘世，他有一种无所依傍的痛苦。这种痛苦是复杂的，甚至是没有来头的，并不仅仅是因为嵇康之死，更不是因为他由隐而仕走过了这座小桥，不是那么回事。他的痛苦，或许是因为人生的无常，或许是因为对生命本身的悲观。因为，那个时代，所有的忧伤其实都是不具体的。于是，我们总能听到洛阳的叹息，在一声叹息中，向秀给我们留下一个不知所终的背影。

提到魏晋时期，我们随即想到的关键词是“魏晋风度”，或称之为“魏晋精神”、“魏晋情怀”。与汉朝的敦实厚重、三国的慷慨悲歌、唐朝的盛大开放、宋朝的清丽内向完全不同，魏晋时期以率性洒脱、玄远放旷著称，这是一个时代的精神时尚和审美追求。在这种背景下，魏晋终成中国历史上最另类最奇异的绝版时代，当然也成为最受争议的一个时代。

魏蜀吴三国归晋，但这个统一的王朝却没有赢得后人的高度评价，反而招致很多的愤怒。仔细分析，原因不外乎如下：从政治上看，西晋的统一非常短，从八王之乱到永嘉之乱，国家很快就陷入了更大的分裂，北方进入五胡十六国时期，从公元4世纪到公元6世纪，三百年大分裂，是中国历史上最漫长的一次；从社会上看，世家大族把持权柄，门第观念是整个中国古代历史上最严重的；从思想上看，老庄玄学的出现导致儒学的衰退，喜欢打铁的著名愤青嵇康更是喊出了这样的口号：“非汤武而薄周孔，越名教而任自然！”这个口号无论在哪个朝代都可以说是惊世骇俗了，在这种情况下，儒学的统治地位崩溃了；从生活上看，士人们行为洒脱旷达，追求率性与自由，挣脱了礼教的束缚。这所有的一切导致后来正统人士的批评，认为魏晋时期，礼崩乐毁，人们的思想和行为放荡不羁，热衷于玄学清谈和栖逸山水，以致误国误天下。

具体来说，就是那个时代里的知识分子好像整天都不干正事，天天围绕着《庄子》和《老子》聊啊聊；要么就是干一些疑似不靠谱的事。比如阮籍驾驶着自己的车子，没有目的地狂奔，看到前面没路了，就坐在地上大哭一场。再比如，王徽之雪夜驾着小船去看朋友，天亮时终于赶到了朋友家，但门都没进就转身返回。如此等等。可以这样说，上至皇帝，下至士人，整个王朝都弥漫着对快意人生的追求。在当时，有人也开始犯愁，其中最著名的就是书法家市长会稽内史王羲之。有一天，王市长约了他的好朋友——另一位大明星、未来的宰相谢安，携手登上城楼，指点着远处苍茫的江山，说：“小谢啊，我觉得，像夏朝的大禹和周朝的文王那样，才是干正事啊！我们晋朝的人们，就知道聚会聊天啊，喜欢游山玩水啊，一直这样持续下去，可怎么得了啊！”谢安听后，嘿嘿一笑：“我只知道秦朝只经历了两代皇帝就完蛋了，难道也是因为聊天聊坏的吗？老兄啊，你别犯病了。”

这样的一个时代，喜欢的人喜欢死了，恨的人恨死了。

千年后的一个夏天，鲁迅在广州作了那次著名的演讲，题目是《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在鲁迅看来，魏晋名士其实是受了很大的冤枉的，虽然他们表面上放浪形骸，但内心世界却很郁闷。后来，关于魏晋时期的论著陆续问世，给我印象最深的是汤用彤先生的《魏晋玄学论稿》、宗白华先生的《〈世说新语〉与晋人的美》、罗宗强先生的《玄学与魏晋士人心态》、余敦康先生的《魏晋玄学史》、唐翼明先生的《魏晋清谈》，以及田余庆先生的《东晋门阀政治》。其中，宗白华先生在著作中认为：晋人风神潇洒，不滞于物。他们以虚灵的胸襟、玄学的意味体会自然，乃表里澄澈、一片空明，建立了最高的晶莹的美的意境。

沿着这一脉络，可以作如下分析：曹魏正始年间何晏、王弼和夏侯玄首开玄学之风，经过嵇康、阮籍等竹林七贤的傲然使性，再到西晋洛水时代的优游，最后到东晋兰亭时代的寄情山水、自然而为，最终蔚然而成魏晋精神：向内，人们发现了心灵自由之美；向外，则发现山川自然之美。但时光的演进总是令人伤感。东晋末年孙恩的暴乱把百年魏晋精神涤荡殆尽。在镇压这次暴乱中脱颖而出的刘裕，在公元420年夺取了司马氏的政权。庶民出身的刘寄奴在极端的不自信下，开始对精神放旷的士族阶层给予全面打击，并恢复了儒家的正统地位。公元433年，随着诗人谢灵运的被杀，魏晋风度彻底终结。尽管此后有隋唐的开放盛大，有宋明的商业和文艺的高度发达，但背后都有一根儒家的绳索束缚着那个文明，魏晋时期心灵解放的局面再也没有了。

及至现代，宗白华先生在《美学散步》中说：“汉末魏晋六朝是中国政治上最混乱、社会上最苦痛的时代，然而却是精神史上极自由、极解放，最富于智慧、最浓于热情的一个时代。”现在，千年虽逝，但那个洒脱不羁、另类传奇的时代却久久地为后人所怀念。还好，古人把一本《世说新语》留给了我们。魏晋明星们的故事，一代人卓尔不群的逸闻轶事和精神追求，依赖它而流传下来。作为了解魏晋历史和魏晋风度的最重要的典籍，该书成于南北朝时期，编者是刘义庆（公元403—444年）。刘是南北朝时宋之宗室，封临川王，他所编著的《世说新语》，文字隽永，故事奇异，令人回味无穷，被认为是中国古代志人笔记的第一代表作，空前而绝后。明代的胡应麟在《少室山房笔丛》中说：“读其语言，晋人面目气韵，恍忽生动，而简约玄澹，真致不穷。”鲁迅的评价则是：“记言则玄远冷俊，记行则高简瑰奇……”

很久以来，我就想写一本魏晋往事的书，但如何入笔又令我颇费脑筋。最后我还是决定以《世说新语》为切入点，因为魏晋与汉唐宋明不同，其魅力在于名士生活与精神的奇异，而《世说新语》就是了解这种奇异的最重要的典籍。通过对《世说新言》里的逸闻轶事的解读，不但可以窥出整个魏晋时期独具个性的人文生活，还能进一步窥视出它的政治斗争的背景，进而领略一个绝无仅有的非凡时代的神奇历史。

是为序。

唐宪宗元和十年即公元815年六月三日凌晨，身在成都的美女诗人薛涛，有可能做了这样一个梦：在梦中，她望到遥远的长安郊外曲江畔的梨花，一夜落尽成秋苑。在一片雪色茫茫中，《酉阳杂俎》的作者段成式的外祖父、当朝宰相、著名诗人武元衡，慢悠悠地向她走来，开始时他浑身是白色的，走着走着，渐渐地变成了暗红色。

唐宪宗元和年间，薛涛以歌妓身份居于成都，在与诸位男诗人的酬唱往来中，发明或者说监制了一种专门用于抄写短诗的纸笺，其颜色是桃红的，用芙蓉花瓣的粉末研制而成。到晚唐时，这种纸笺已经很流行了，李商隐在《送崔珏往西川》中写道：“浣花笺纸桃花色，好好题词咏玉钩……”以上记载在唐宋时很多笔记中都有踪影，以致“薛涛笺”的八卦故事为人所熟悉。当时薛涛与很多著名诗人关系暧昧，其中包括元稹、张籍、王建，甚至还有刘禹锡和杜牧。其中关系最紧密的应该是甚为风流的元稹。所以，后来很多人认为，当年薛涛在成都发明“薛涛笺”，初衷是为了向元稹表达情念之思。史上亦记载如下：“元和中，元稹使蜀，薛涛造笺以寄……”确实，元稹是与薛涛关系最密切的诗人，但未必是真正征服了薛涛灵与肉的诗人。

我们接着说唐宪宗元和十年六月三日凌晨发生的事：这天早上，天还没亮，越过长安最宽阔的朱雀大街，极目望去，隐约可以看到一队侍卫打着灯笼，簇拥着宰相武元衡出得府邸，去上早朝。刚出靖安坊东门，武元衡突然想到薛涛的一首诗《送友人》：“水国蒹葭夜有霜，月寒山色共苍茫。谁言千里自今夕，离梦杳如关塞长……”正在这时候，街道两旁的树上，突然暗箭齐发，灯笼顿时被射灭，数名侍卫中箭身亡。正当武元衡还陷于诗意中时，十余名刺客已越树而下，提剑直扑过来。一分钟后，这位大唐宰相横尸街头。

这不是奇幻与传说，而是历史上发生的一件真实的往事。就在大唐宰相武元衡被刺杀身死的同一时刻，另一位大臣御史中丞裴度，也在上朝的路上遇刺，但侥幸保得一命。武元衡死后，他的马一直溜达到大明宫的建福门。后来的《唐书》记载了武元衡之死：“元衡宅在靖安里，十年六月三日，将朝，出里东门，有暗中叱使灭烛者，导骑诃之，贼射之，中肩。又有匿树阴突出者，以棓击元衡左股。其徒驭已为贼所格奔逸，贼乃持元衡马，东南行十余步害之，批其颅骨怀去。及众呼偕至，持火照之，见元衡已踣于血中……”

武元衡是唐朝第一美男，风神洒脱，淡雅与执拗兼备，诗写得也好，长安平康坊里的歌妓们甚爱传唱，一时间令白居易等人颇为嫉妒，最令他们绝望的是武元衡与薛涛的关系极为暧昧。追溯往事如下：武元衡在做宰相前，曾任西川节度使，政绩卓越，但性格淡雅的他，对当时成都的花酒夜宴并不是很感冒。有一次，他的同事杨嗣请他于园中喝酒，又招来一群性感的歌妓。这时候我们可以想像花影间武元衡那清朗而落寞的面庞，因为眼前的这些姑娘丝毫不能给他带来冲动。喝到高处，杨嗣过来劝酒，武元衡不就，前者就笑嘻嘻地把杯中的酒倒在了武元衡的身上，并嘿嘿一笑：“用美酒为君洗澡。”武元衡不动声色，站起身来，出去换了一件衣服，然后重新落座。后来的很多野史笔记都记载了这段故事，并称赞武元衡洒脱极了，有晋人之风。但他们的记载并不准确，或者说忽略了一个重要的细节：当时，武元衡之所以在杨嗣往他身上倒酒时不动声色，不是因为性情洒脱，而是因为他看到屏风后暗香浮动，有丽人轻转而出。正像我们猜测的那样，出场的正是唐朝第一美女诗人薛涛。

我们都知道，薛涛和李冶、鱼玄机是唐朝三大美女诗人，其中的薛涛一生与很多人谈过恋爱，除武元衡外，还有上面提到的诗人元稹、张籍、王建等人。这些恋爱有的是精神上的，有的是肉体上的，而与武元衡的这次有可能是肉体与精神结合得最充分的一次。后来，武元衡也真的喜欢上了这位芙蓉城里的姐姐。在《听歌》中有这样的句子：“月上重楼丝管秋，佳人夜唱古梁州。满堂谁是知音者，不惜千金与莫愁。”在另一首诗里，又作一番情意：“芳草落花明月榭，朝云暮雨锦城春。莫愁红艳风前散，自有青蛾镜里人。”后来越写越露骨了：“仙歌静转玉箫催，疑是流莺禁苑来。他日相思梦巫峡，莫教云雨晦阳台。（《赠歌人》）。在这次爱情中，薛涛非常得投入，乃至晚年为道士，还念念不忘武元衡，寓居浣花溪时，自己搞了个发明小创造，即上面所说的“薛涛笺”，写诗于其上，寄于溪流中，是为追念。在《酉阳杂俎》的作者段成式的另一部著作《庐陵官下记》的佚文中有所记录：

元和中，薛涛居成都浣花溪，好作小诗，惜纸幅大，乃命匠人狭小为之。蜀中才子既以为便，减诸笺相仿，名“薛涛笺”。

无论如何，我们的武元衡宰相还是被刺客浪漫地刺于街头了。这有点像武侠小说里的场面。但在唐朝的那个寂静的凌晨，这一切都是真的。长街。灯笼。暗箭。鲜血和黑暗。武元衡的时代是唐朝藩镇割据的时代。而清雅的他，却是当时朝廷上的头号铁腕人物，坚决主张对割据的藩镇进行武力镇压，在平定浙西之乱后，他又与裴度一起谋划削平强藩吴元济和李师道。在这种背景下，元和十年的夏天终于发生了刺杀事件。背后主谋是盘踞青齐的李师道。

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宰相于街头被刺杀的事件。后来，唐宣宗时任宰相的白居易的表弟白敏中也险些遇刺：当时白敏中在长安永宁里有书房，一日下朝后，去那里读书，开门后所养之狗狂吠不已，引起他的怀疑，随后进得庭院义正词严、高声呵斥，终于将隐藏在大树上的刺客吓了出来，伏地认罪。故事有些传奇色彩，但却说明唐朝中晚期，因外地各藩镇与朝廷对立，导致刺客盛行，宰相每每成为被袭击的目标。武元衡宰相，正是死于这种背景下。令欣慰的是，她的情人、朋友和皇帝还不算坏。在他死后，成都的女诗人弄起了“薛涛笺”，自不必说；宪宗皇帝以裴度为新宰相，继续对藩镇用兵，元和十二年即公元817年寒冬，在裴度的督统下，李朔雪夜入蔡州，生擒当时第一强藩吴元济。紧接着，平息了李师道的叛乱……

　　说的是李公佐于唐代宗大历年间为官庐州，其手下有一小吏名叫王庚。一日，王庚因事请假回家，夜行官道，突遇一队人马，大声呵斥行人回避，王庚遂躲在一棵大树后窥视，心里嘀咕：这个地方，哪来的显赫官员？正想着，只见前面的人马分开，后面出现一个身着紫衣的人，乘于马上，看不清面目。他左右的仪仗和侍卫很是威严。这支队伍很长，后面还有一车辆，正在渡过一处浅流。此时，忽有侍卫跑到紫衣人身前说：“车軥（夹马头的器具）上的绳索断了，车辆难以过河。”紫衣人听后，徐徐道：“取生死簿来。”侍从取出一个册子，呈至紫衣人面前，后者翻看了一下，说：“庐州有张某，取其妻背上之筋。”躲在树后的王庚大惊，因为他们说的那张某之妻，正是他家大姨。惊恐间，却见那紫衣人的侍从已经回来了，手里拿着两条长达数尺的条状白物，一如人筋。紫衣人说：“拿去把车軥上断的绳索换下来。”

　　在王庚的注视下，那队人马继续前行，不一会儿后面渡水而过的车辆也跟了上来。王庚闭上眼睛，倒吸口凉气。他擦了擦眼睛，再向那幽暗的官道望去，一个人也没有了。难道刚才出现了幻觉？在恍惚与惊恐间，王庚行至家中，看到他大姨健在，并无异常情况发生。一家人吃饭时，王庚未敢把他离奇的遭遇讲出来，但在当天晚上他大姨忽喊背疼，转天便死去了。

　　显然，李公佐手下的小吏王庚在回家时不慎踏上了传说中人鬼并行的阴阳路。

　　王庚撞鬼的故事结束了，但其上司李公佐的故事还未结束。在这则故事中，透露出一条极有价值的信息：作为唐朝最重要的幻想小说家之一，李公佐是甘肃人，被认为去世于唐宣宗大中四年（850年）。但其出生时代一直是个谜。过去人们一直认为他生于唐代宗大历年间（766年至779年），甚至有人肯定地称其生于大历五年（770年），而依段成式在本故事中的记载，在大历年间李公佐已在庐州为官了。由此判断，他肯定生于大历元年（766年）之前。当然，李公佐在庐州为官，还没到市长级别的，也就是市长手下的一个幕僚。李公佐的一生似乎一直在两个点之间徘徊：一是漫游。长沙、南昌、苏州、杭州、南京，都留下了他的足迹；二是做他人的幕僚。李本是进士出身，如善于经营，应该有所发展，但作为一个幻想小说家，他显然不精通为官之道，一生仕途不顺。在他生命的更多的时间里，只是在他人的幕府中工作，在业余时间写些志怪传奇故事。在庐州之外，他还做过江南西道（洪州，即南昌）观察使的判官，以及江淮从事一职。在唐武宗时代，李公佐虽做到了扬州录事参军，但很快唐宣宗即位，因莫名地受牵于“牛李党争”，最后被罢官，尔后不知所终。

　　关于李公佐的故事，就是这些了。他的朋友不是很多，交好的，白居易的弟弟白行简算一个。而李公佐本人所著，除了《南柯太守传》外，现在可以看到的还有《庐江冯媪传》、《谢小娥传》、《古岳渎经》。其中，最著名的是《谢小娥传》。后来，李复言在《续玄怪录》中对这个主题为报仇的故事有所扩展，明末畅销书作家凌濛初更是在《初刻拍案惊奇》中进一步演绎了该故事：“李公佐巧解梦中言，谢小娥智擒船上盗”。

谨以此书向段成式致敬。

十年前，买过一本美国后现代主义小说作家罗伯特·库弗的中短篇小说集《魔杖》。他没巴塞尔姆和巴思更广泛的声名，但在那一代小说作家中是相当独特的：故事有趣，语言斑斓，特别是在文体上有自己的创造。这本书是在气象台路和紫金山交口处的建业书屋买的。当时的《天津青年报》周末版“青春笔荟”上，每周都刊登那儿的书讯，俨然成了一个小小的先锋书店。但后来，这本书不知道弄哪去了。

有很多书和《魔杖》的命运一样。比如纳博科夫的回忆录《说吧，记忆》，还有余华最初的那套作品集，以及吕新和孙甘露的小说集，一些书的悄悄消失，缘于我把它们拆了，从里面挑出自己喜欢的小说，然后把它们订在一起，做成了一本新书，记得其中一本里面有以下小说：《此文献给少女杨柳》（余华）、《偶然事件》（余华）、《青黄》（格非）、《风琴》（格非）、《雨季的感觉》（格非）、《蚌壳》（格非）、《复眼》（王彪）、《捕蝉》（刁斗）、《作为一种艺术的谋杀》（潘军）、《孙权的故事》（北村）、《我是少年酒坛子》（孙甘露）、《剧院》（孙甘露）、《南方遗事》（吕新）、《十六世纪的卖油郎》（李冯）、《弟弟的演奏》（朱文）、《关于九零年的月亮》（朱文）、《可以开始了吗》（朱文）、《为什么》（韩东）、《离乡》（洪峰）、《虚构》（马原）、《冈底斯的诱惑》（马原）、《动物凶猛》（王朔）…………

啊，我居然能记起这么多！这种近乎病态的对事物纯粹和极致的追求，于今日看来是无法理解的。所以，一个朋友说：为了一本喜欢的书，你却毁掉了那么多的书。如果说这种追求依旧发生着作用，那我只能说它影响了我现在的诗歌美学。这样说来，倒也塞翁失马了。

在我的读书时代，有两个女性小说作家给我留下了深刻和美好的印象：须兰和孟晖。
在中国的女作家中，她们无疑是两个异数。尤其是孟晖。40万字的长篇《盂兰变》是她对古代繁华的一次集中描写。笔调清丽繁复，仿佛精美的画屏。但相比之下，我还是喜欢她的那些带有志怪色彩的中短篇：《夏桃》、《苍华》、《画屏》、《蝶影》、《春纱》、《有树的风景》、《千里行》、《十九郎》，这些多以古代为背景的诡异故事，可以被看作是来自于想象力的奇幻漫游。但是，在女性现实主义（王安忆们）和自白主义的（林白们）的两面旗帜的遮蔽下，她（包括须兰）很少出现在人们的视野里。
至于须兰,也是我喜欢的一位作家,记得那90年代的一个早春，翻到了一篇小说——《宋朝故事》。它的引子是：“俺这里萧条掩画屏，你把往事来重省。似这般泼淋漓叶上题红怨，还则见冷冥迷花底泪波明。人去暗飘零，你可也徘徊立遍苍苔径，算相逢一面都是生前定，不做美东君却怎生，早是你到了河津，我留下空庭。”平静从容，不动声色，须兰的叙事风格，让那年春天的我深深迷恋。直到现在，十多年过去了，我还隐约地记得那个开头：“蒋白城做到郡王的时候只有三十一岁。有一年，大约是深秋的日子里，黄叶蝴蝶一样落在蒋白城的上空，深夜一般萧瑟的长街上，一个瘦长的老道缓缓走过，他后来伸出枯瘦如竹的手摸摸蒋白城的脸，自言自语说，此子将来大富大贵，杀人无算。他对蒋三说，让他跟我学道吧。”当时，这个上海姑娘还十分年轻，1969年出生的她，在那一年，只不过二十三四岁。但是，已经写出相当漂亮的小说了。你得相信才华，这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实际上，写小说比写诗要难得多，尽管更多的诗人的想法恰恰相反。后来，我又陆续地找寻到了须兰写的《捕快》、《少年英雄史》、《仿佛》、《红檀板》、《月黑风高》、《闲情》、《纪念琴师良宵》等作品。数量不是很多，但很好看，像精美的丝织物，飘荡在江南阴雨的天空里。雨幕后面，充满历史的玄机。一个年轻的姑娘，为什么执著于历史中的城市和街坊，喜欢在湮灭已久的时光深处寻找传奇？在作品中，姑娘这样描写古时的光阴：“宋朝的街头，小巷一夜听雨声。蒋白城平静地入睡，细细的雨丝透过木窗洒了进来，濡湿了他的破旧的木桌、贩豆腐的担子，一些久远的记忆像雨声一样袭入了他的梦境。”后来，在一篇创作谈里，须兰作了这样的解释：“我喜欢那些遥远的年代，才气纵横又有点儿醉生梦死，繁华中透着冷清。我将我的想象纺织成故事，故事出口了，意思却留在心底。”
想一想，那是90年代中期的样子，和宋朝一样，网络还没进入生活。那时候，孟晖和须兰还年轻，我们的文学还保持着最后一丝光洁。我也年轻，每周都会坐640路去天津图书馆一楼的期刊阅览室读书，在那里呆上整整一下午，然后在夜幕降临前，乘车回家，继续待业青年的日子。再后来，网络时代开始了，再也没有读到她们两朵黄金牡丹的新作。也许她们不写了；也许仍然在写，只是众声嘈杂，我没有看到——但也别说，在电影《头名状》的编辑栏，我看到了其中一人——须兰的名字。
十年前的生活已经足够遥远，遥远得有点像宋朝。明月在天，河流黝黑不时闪一道诱人的光辉。那是我的文学青年时代吗？那条路真是漫长，千山万水只有宋朝的月色永恒，让我永夜狂奔没有尽头。

昨天，跟一个朋友聊，她说：真受不了那些人，弱得可以~。她说的那些人是摇滚FANS，有一些我听说过名字或认识。

1999年到2002年，我狂爱摇滚，有一次去北京的“豪运”看左小祖咒的专场，结束后已是午夜两点，一个人无处可去，顺着太阳宫的那条小路漫无目的地走——直到天亮。2002年春天的迷笛之后，再没到现场看过演出。但我知道，假如到了现场，听到鼓点响起，依旧会激动。但现在不去的话，也没有丝毫想去的欲望。我把这一切归为时间的作用——认清适合并属于自己的方向，跟热爱程度没关系。

朋友不屑于那些摇滚FANS的原因，主要是觉得这些人太盲目了，好像生活中没别的事儿，天天就盯着那些演出，博客上唠叨的也是那些穷事儿。其实也没必要讨厌，各有所爱嘛。如果说有一点问题值得谈的话，那么这是所有FANS的问题——无论是摇滚FANS，还是文学FANS，及至其他各个领域的FANS：这当中的绝大多数，其实从没想过真正跟他所热爱的那一领域发生联系，去创造属于自己的人生传奇。

我想起“后海大鲨鱼”的主唱付菡。听她说，有一次去看“PK14”的演出，很兴奋，随后给朋友打电话，说也要组一支乐队。于是就组了，于是就真的从下面走到了台上，而且到现在为止玩得非常好。徐江著有《启蒙年代的秋千》，在序里他这样写道：“献给一以贯之的创造者/献给一以贯之的看客//献给不知所终或者后来沦为看客、狂人的创造者/献给从看客群中挺立起来的创造者//献给催生和熄灭它的岁月/献给记忆……”付菡自然是看客群中挺立起来的创造者。这样的创造者不少。但更多的，是一以贯之的看客——具体到摇滚，他们既做不了乐队，也写不了乐评，只能场场为别人欢呼并陶醉其中。

当然，这里面涉及天分、能力和人生角色问题，不是几句话就能定论的；同时也没道理要求人人从看客变为创造者。而且有些狂热，绝对是人生阶段中的问题，岁月会使他们中的一些人渐渐冷却下来，注意看自己的两手。但尽管如此，有时候还是觉得，从终极上讲，永远的看客总带有一点悲哀——尽管他们不会承认，并有无数理由反驳。

我在汶川没有朋友他们都是我的同胞

《九百个孩子》

汶川的一所小学，有九百个孩子
一想到这些——
破碎的水泥板和钢筋间
伸出的手
那些伸不出来的，在黑暗中

蟾蜍的影子爬过他们的脸
在黎明前迁徙到远方

听北京的朋友说，2002年在美国去世的鹿桥的长篇小说《未央歌》在大陆出版（黄山书社）了，成为2008年书市的一个热点。
1930年代末，日军入侵，北大、清华和南开三所高校的学生流亡南下，徒步千里，最终在昆明组建西南联合大学。鹿桥是该校毕业的。他原籍福建，生于1919年的北京，后就读于天津南开中学。战后赴美国学习、教书。还是在1942年的时候，刚毕业的鹿桥在昆明城外的一个山洞里开始了《未央歌》的写作。三年后的1945年写成，共60万字。作品以西南联大为背景，以清淡冲美的笔触写出了那个时代的年轻人的生活、情感和梦幻，作者称之为：一部以情调风格来谈人生理想的书。该书在香港出版时已是14年后的事了（1959，人生出版社）。台湾则在1967年出版（商务印书馆），自此名声日炽，海外闻名。后来，大陆的出版社屡次想出《未央歌》，但都被拒绝，因为作者不接受以简体字的形式出版。有一段时间，大家似乎以读到这本书为荣，像一段时间里对凯鲁亚克的另一本书《达摩流浪者》的迷恋一样。记得一个朋友去香港玩儿时，在书店里买到《未央歌》后特别激动；另一个朋友曾有机会成为《未央歌》在大陆的出版者，但最终没成功，为此抱恨不已。
最后还是回到重写文学史这个话题。我相信我们接受的是最典型的具有中国特色的文学教育，我们的教材是《文学概论》和《中国现当代文学》，里面提到的那些作家不必再说。所以，当后来在教材里开始介绍沈从文和张爱玲时，人们已经欢呼了。而现代文学史上更多的具有个人风格的出色的作家，诸如徐訏、无名氏、废名、施蛰存、程小青，则依旧寂寥。他们中的一些人，则是在海外出版的司马长风的《中国新文学史》和夏志清的《中国现代小说史》中的主角。
说到底，自然还不仅仅是一个重写文学史的问题。

晚上，挂着MSN，突然蹦出一条消息：杨德昌因病在美国洛杉矶比佛利山庄去世，终年60岁。
杨德昌最初是学计算机的，在干导演之前，在美国当了七八年电脑工程师。1980年代初，已深深爱上电影的他决然回到台湾，参与了当时的新电影运动。他第一次独立导演电影时，已经36岁了（《海滩的一天》，1983），所谓厚积薄发；或者说，天分使然，命中的他就是一个大导演：《青梅竹马》（1985）、《恐怖分子》（1986）、《牯岭街少年杀人事件》（1991）、《独立时代》（1994）、《麻将》（1996）、《一一》（2000），平生就这几部片子，但并不影响他成为台湾新电影运动的心脏。与侯孝贤并列双峰，我以为杨更突出。
杨德昌最著名的作品自然是1991年的《牯岭街少年杀人事件》。这部长达240分钟的片子有可能创造了中国电影之最。在我所生活的城市，看到该片时已是十年后了。那是在2001年吧，我记得，在八里台的一家音像店，在纸箱子深处我搜到了用牛皮纸包着的刻录盘。当时，被一起搜到的还有贾樟柯的《小武》。什么叫恍若隔世？现在回想起当时的情景，我觉得就是了。在当天晚上，我躺在黑屋子的沙发上，陌生的杨德昌用足足的四个小时来考验我的耐心。这是一部成长电影吗？最后，张震扮演的小四把杨静怡扮演的小明给捅了。当时我也有这样的感受啊，我想如果我是小四的话我也会那样去做。直到7年后的现在，我依旧深信不疑。那世界上所有的少年，他们的想法是一样的。他们的心或者说正在经历的青春：单薄而脆，幽暗并残酷着，一如荒野困兽，甚至还没为什么哭泣过，就到了眼前这一步。我想这是青春的惯性，是原始的力量。我想，小四慢慢伸向小明的刀子，就是来自这种惯性。他不是不想收出，他是收不住。所以，自以为是的女孩小明倒下了，留下小四站在那里愣神儿。对于电影外的我们来说，还有泪水。青春的痛苦正在于此。谁没有在黑暗的隧道里奔跑日子？你有我也有，所以我们爱牯岭街的少年。而对于杨德昌来说，他没有在影片中刻意营造忧伤的氛围，而是采用了平实朴素的镜头叙事，这正是他所惯用的手法。
杨德昌的最后一部电影是 《一一》。这是一部枯燥的片子，在这里“枯燥”并不是一个贬义词，我的意思是说那是一种风格。说实话，我没有坚持看完这部片子。因为这种风格太折磨人了。但正是凭借着这部片子，杨德昌获得戛纳最佳导演奖。电影是众目睽睽下的艺术，但一个导演的作品真正被人们解读出其价值所在，有时候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比如希区柯克，直到1950年代后期，来自巴黎的年轻人才发现了他的电影的价值。当“新浪潮”的主将特吕弗决定前往美国对大师进行采访时，希区柯克已经66岁了。相比之下，杨德昌是幸运的。
关于杨德昌，我们还能说些什么？他的几部电影，像上一个时代的明灯，成为我们幽暗青春中的一道光隙。让我们在不曾有力的时候，获得力量，并打开通往今天的大门。大师因此不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