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年第22期总第299期  2008年8月5日出版

卷首语
以平常之心看奥运
封面故事
奥运时刻的中国思维

北京奥运带来的真实碰撞，或许能让东西方都看清彼此，激发中国和世界共同思考。这种思考，或许影响决定着中国和世界的交往方向。
十万警力安保北京

中国的社会形势、国际形势较之前届主办国，显然更为复杂，面临的威胁更为严峻。有专家表示，北京奥运面临的挑战“将超过冷战以后任何一届”。
北京“人工控制环境”

奥运开幕在即。现在的北京，似乎已达致“天时地利人和”的状态，准备了7年的答卷终要交出。
7.20-9.20  经济停止

7月20日，是“北京奥运停产限产令”生效的日子，这被外界视为北京进入奥运时间的标志。这一天犹如一道大闸，将北京隔开，之前是“平时的北京”，之后则是“奥运的北京”。
奥运市民

刚从首都国际机场出来的殷小姐发现，北京的许多机动车上都插着一面小国旗。这是首都给这位在奥运前夕来到北京的南方女孩的第一印象，红色的小国旗满街飞舞，够热情，当然也够政治，“这应该就是北京原本的样子吧”。
互联网保卫战一触即发

网络黑客很可能利用热门奥运新闻，或其他体育网站攻击用户，窃取个人或企业的机密信息。这些攻击行为包括仿冒网站、欺诈邮件、网页和不恰当言论。
国家旅游局局长邵琪伟谈奥运

奥运会被中国视为一个发展的巨大契机，几乎所有与奥运相关的城市都宣称要大力发展奥运经济。前不久，处于西北内陆的青海省格尔木市，宣称要“大力发展奥运经济”——这个城市与奥运相联系的，除了藏羚羊，还有和田玉。更多的城市则认为，奥运会是发展旅游业的重要机会。
大陆保健品“兴奋剂”事件

“这是性奋剂，也是一种兴奋剂，它不仅让运动员在床上发挥得淋漓尽致，而且在赛场上还能继续发挥威力。”夜幕下，北京市安乐林一家成人保健品店，店主丁利民毫不避讳地说，奥运会开幕前，兴奋剂是一个敏感话题。
专访中国反兴奋剂中心副主任赵健
人物
刘再复：自我救赎

刘再复先生是1980年代文艺界自由主义的先锋人物，1986年凭借《性格组合论》一书名声鹊起，成为文艺理论界的旗帜人物。1989年，刘再复出走美国。旅居美国后的刘再复备受争议，很多人难以理解其去国行为。

刘再复：又见故国、故都与故人
国际
韩日独岛之争波及六方会谈
日本共产党扩军
军情
美国冻结对台军售内幕
论语
中国在津巴布韦问题上利益何在？

津巴布韦绝非中国的一枚战略棋子，但中非关系却占据着中国全球战略的重要位置。从这个层面上，也可以说，中国此次对美英制裁决议案的否决，的确是“利益的考量”。
美元困境中的中国两难抉择
财经线
小产权房合法化

国土资源部上报国务院的报告建议，对于不同用地性质、不同历史时期建成、不同情况的小产权房要区别对待，现行《土地管理法》颁布实施以前建成的小产权房将予以合法化。
外资掌控中国粮价？
广东“工资倍增计划”难题

来自民间和专家的呼声是，政府要在税收方面给企业松松口，企业才可能有涨工资的空间。
广东省劳动和社会保障厅日前在答复委员提案时说，从今年起实施“工资倍增计划”等三大计划，建立健全企业职工工资正常增长机制。
三大“利空”威胁中国制造
文化
名著翻拍，民间非议挑战商业成功

新版《红楼梦》公布人物造型，新版《西游记》启动全球选秀，新版《水浒传》剧组风波不断，电影《赤壁》献上新一轮流行语。四大名著的分别翻拍，联合成就出今年最为热门的文娱新闻。然而在你方唱罢我登场的热闹中，人们却似乎只能看到当今影视工作者的肤浅与浮躁。
美国纪录片聚焦中国青年
三地开讲
北京如何“推销”自己？
让日本人接受“日本鬼子”
大多伦多的汽车引擎空转限令
三地书
时讯

　　为纪念中国改革开放30周年，曾风靡全国的话剧《于无声处》近日被重新搬上大陆的舞台。
　　30年前，《于无声处》如一声惊雷，炸响在刚刚经历了10年浩劫的中国舞台。1978年11月16日，这部旨在为“天安门事件”翻案的四幕话剧在北京举行首场演出。而在当天上午，报纸上刊登了“北京市委宣布天安门事件完全是革命行动，要为受‘四人帮’迫害的同志一律平反、恢复名誉”的重要消息。
　　许是巧合，许是必然，那天的演出成为载入中学生历史课本的文化事件，《于无声处》也被赋予了特殊的历史价值和政治意义。

　　30年前，胡乔木策划该剧进京
　　在当年进京演出之前不久，《于无声处》的编剧宗福先只是上海热处理厂的一位酷爱写作的工人。
　　1976年，政局动荡，芸芸众生体会着天地间不寻常的跌宕悸动，宗福先也是其中之一。那年4月6日，他拜会一位从北京来的朋友，得知前一天发生在天安门广场上感天动地的悼念。宗福先听得兴奋，没想到第二天，广播里就传出消息，说中央宣布天安门事件属于“反革命事件”。再看周围的上海人，一个个脸色平静，宗福先当下感叹：中国的老百姓，实在太势利了！明明已经到了忍无可忍的地步，怎么还是那样一种状态？
　　过了几个月，宗福先随家人去黄山度假。山里不通任何音信，他与世隔绝了六七天。出山时搭乘一辆长途汽车，车在某个公路一转弯，大幅标语——“打倒王、张、江、姚”——赫然出现。满满的一车子人，顿时鸦雀无声。这一次，宗福先读懂了这片平静，明白了一点，老百姓其实什么都明白——就像鲁迅先生的那句诗：心事浩茫连广宇，于无声处听惊雷。
　　1978年春天，宗福先终于开始构思已久的创作。短短三个星期后，话剧《于无声处》的初稿创作完成。
　　宗福先拿着剧本找到了当时在工人文化宫表演训练班担任带班老师的苏乐慈。苏乐慈读完，忙向文化宫的几位领导推荐，大家一致决定，尽快把这个本子搬上舞台。那时，“四人帮”已经粉碎，但“天安门事件”尚未平反，因此该剧无论排演还是演出都悄悄进行。前几场演出，观众大部分是工人文化宫的职工家属和朋友，他们拿的“戏票”，是一张印着座位号、没有敲章的小纸片。
　　1978年9月23日，《于无声处》在工人文化宫正式首演。那一夜的场景，让导演苏乐慈永生难忘：“开场以后，剧场里特别安静，几乎一点声音都没有，演完的一刹那，观众仍然没有反应。我们太紧张了，但是突然之间，所有的观众都站了起来，掌声像爆炸一样，把剧场淹没了。”
　　其后发生的就是历史了。在人们口口相传的热评中，《于无声处》的演出很快一票难求；而上海《文汇报》的一篇通讯，把它的轰动效应引向上海之外的地区。全国各地的剧团迅速“翻版”该剧，最多的时候，有2700多个剧团同时排演《于无声处》，数千万人通过报纸、电视和剧场，阅读和观看了这个戏。时至今日，《于无声处》仍然是新中国话剧“演出团体最多、观众人次最多”的一部戏。
　　在上海连演45场之后，《于无声处》剧组进京演出。在北京首演的第一场，剧场里坐满了曾支持或参与过“四五”天安门事件的年轻人。戏刚演完，大幕还没拉，观众就直接从台沿爬上台，把主创人员团团围住，紧紧拥抱他们。
　　那场演出过去很久之后，宗福先才了解到一些背后的故事。原来，是时任中国社科院首任院长的胡乔木策划了该剧的进京演出。胡乔木读到了《文汇报》的报道，随即赶到上海观剧，他走后4天，文化部副部长就赶到上海安排剧组进京。而在1978年11月12日的中央工作会议上，陈云在东北组提出为天安门事件平反，其中就提到了《于无声处》。11月15日，中央常委讨论并批准为天安门事件平反。而所有的一切在11月16日那天形成了一个高峰：报纸报道了中共北京市委的声明；《于无声处》当晚在北京首演；《人民日报》还发了一篇很长的评论员文章，题目叫《人民的愿望 人民的力量——评话剧〈于无声处〉》——文章的作者，就是胡乔木。

　　“只要追求信仰真实，心就没有距离”
　　30年后重新面对这部特定历史阶段的特殊作品，宗福先曾对《于无声处》的重排没有信心，他告诉记者：“现在话剧的主力观众都是年轻人，他们这一代基本上是被娱乐大的，能接受这么严肃、这么政治性的戏么？”
　　重读当年的剧本，宗福先更加不安：“当我回顾这个剧本，我发现，在过去的30年里，生活以谁都没有预料到的速度，把那个时代的痕迹打扫得一干二净——就好像从来没有发生过一样。”宗福先说：“别说年轻人了，即使是我们，都已经觉得那段历史已经遥远得有些不真实了。”
　　然而一旦想到这一点，宗福先反而找到了重排该剧的理由。他希望，这部戏能跟人们说说那些已经被淡忘，但其实并不久远的过往。让年轻人知道，这个国家从哪里来，知道30年前我们的起点在哪里，这样，才能知道我们已经走了多远，才能坚定继续走下去的目标和信心。
　　针对当下年轻人对那段历史的陌生和隔阂，宗福先对剧本做了一定的修改，去掉了一些过于空洞的口号，删去诸如“儒法斗争”之类需要在特定历史背景下才能理解的台词，甚至在“张春桥”前加上“中央领导”几个字做注释。而导演苏乐慈选择了与以前不同的舞台处理方式。“30年前，我们的戏更多是一种政治上的正义呼喊，但现在，我们更多渲染的是亲情、友情和爱情，更强调人在特殊时代的情感和人性。”
　　而上海话剧艺术中心制作人李胜英告诉记者，在决定复排话剧的时候，他担心很多东西，就是不担心票房。事实证明，该剧的号召力毋庸置疑。演出的出票情况出奇的好。在该戏首轮上演的第二天，上海狂风大作、暴雨倾盆，然而剧场内的上座率竟然仍有八成之高。
　　对于很多中老年观众而言，重看这部剧作，是一次怀旧、一种追忆。尤其是《文汇报》首席记者周玉明。当年，正是她的一篇通讯让《于无声处》广为人知；而今，她又一次感觉到30年前在她心中沸腾的激情。“我记得当年我第一次看完这部戏的时候，我很激动，连跑带跳冲到后台，一把抓住了苏乐慈的手。我对她说：‘我要告诉全天下的人，你们演了一出说真话的戏！’”周玉明说，“那么多年过去了，我发现，这个剧对我的意义，远远超出了一个新闻报道。它可以说定下了我整个生命的基调，那就是‘说真话’！我很高兴现在的年轻人也看到了这部戏，他们也许不理解，在那个年代，‘说真话’是多么的艰难，但只要我们都追求并信仰真实，我们的心就没有距离。”
　　一些老观众也看出了新内容。曾经在30年前看过该剧的作家王安忆告诉记者，她在听说该剧重排时，很替编导捏一把汗，担心当代观众看了会感觉“很假”、“很怪”。但看完演出，她发现，该剧的戏剧冲突很强，当代人依然能被剧中人物的真情打动。“当年观看《于无声处》，我们可能是沉浸在政治观点中，但现在，我们注意到的是道德和人格的力量。”王安忆分析道。
　　经过30年的岁月，当初那些使人热血喷张的政治话语不再那么火热灼人，而原先被忽略的艺术风格却静静地显山露水。“这部戏其实有着生动的艺术悬念、鲜明的人物个性、尖锐的矛盾冲突、从艺术的角度来说是很有魅力的，”李胜英表示，“人们以前一赞美这部戏，就说它在政治上的勇气，这当然不算错；但同时，这种浓烈的政治因素也掩盖住了该剧本身具有的艺术力量。”著名舞台剧导演陈薪伊的评点从侧面上支持了李胜英。“你们这回把戏排得很理性，”陈薪伊说，“这很好，这种戏剧理性让这个本子有了持久的生命力。”

来源：2008年第21期 总第298期 文化

　　如果哈·麦金德能活到今天，或许他会把自己在90年前提出的“谁统治了世界岛，谁就能主宰全世界”，改为“谁统治了两极地区，谁就能主宰全世界”。
　　两极地区的重要性正日益凸显。全球气候变暖导致的冰川融化以及迅猛发展的科学技术使两极开发变成可能，人类资源危机又使两极开发变得迫切——北极地区蕴藏全球未勘探油气资源的25%，南极地区蕴藏全球72%的淡水资源。这对于动力不足和干旱饥渴的人类文明而言，战略价值不言而喻。更重要的是，跨越北冰洋的“西北航道”一旦全线开通，就会成为又一条“海上生命线”，随着海平面的逐年上升，南极大陆也会成为人类的“最后移民区”。此外，对军事专家而言，磁场环形封闭的两极地区还是战略导弹的“最佳发射场”，甚至可以通过气象武器来影响整个地球的气候环境。
　　如果现代地缘政治学鼻祖哈·麦金德能活到今天，或许他会把自己在90年前提出的“谁统治了世界岛（欧亚非大陆——笔者注），谁就能主宰全世界”，改为“谁统治了两极地区，谁就能主宰全世界”。正是鉴于两极地区的这种重要性，目前有不少国家试图主宰至少是力图瓜分两极地区，并由此形成了“资源/主权”型的国际纷争热点，甚至有可能演化为一场潜在的战争冲突。2007年下半年，俄罗斯对北极海床和英国对南极海域提出部分领土要求，引发两极周沿国家的效仿和纷争；而南极周围阿根廷和英国，本来就围绕海岛主权归属问题发生过战争。
　　两极地区骤然由“冷”变“热”，固然和两极地区的战略价值以及各国根深蒂固的主权意识和疆界情结有关，同时也和两极地区现有的国际问题解决框架和游戏规则有关。2009年5月注定是世界海域出现重大纷争和开始重新划定的起点。确保南极“搁置主权”以及和平开发的《南极条约》届满，该条约规定，对南极提出主权要求的国家必须在5月13日之前提交报告；而《联合国海洋法公约》规定要求，确认200海里以外大陆架所有权的国家必须在5月份之前提交报告。事实上，目前各国对两极地区的主权宣示及其各种行动，与其说是真实意图表达，毋宁说是钻国际法律的漏洞及其未来调整期的空隙，通过“不占而宣”或“先占为主”等途径为自己此后的“圈地运动”制造借口。
　　一个为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认可的原则必将是而且只能是，除现有已经得到国际法律确认和国际社会公认的海陆疆界之外，两极地区其他海域和陆地是人类的共同财产并且只能由人类共同开发，证明一个国家海陆主权的科学依据也必须经双边或多边加以共同确认。对现代文明和就“无主之地”而言，单靠主权宣示、抢先占据就能为一个国家捞取大片疆域的殖民主义做法已经过时。
　　中国对两极地区的重要性与两极地区对中国的重要性等同，而且绝非他国可比。中国的人口规模庞大、资源现状堪忧，这不仅是中国的问题，也是人类社会和世界文明的共同问题。中国作为全球事务的“利益攸关方”，责任和权利是统一的。在两极地区，中国的权利基点是占世界人口1/4的中国人有权对两极地区纷争表达自己的严重关注，而且两极地区的开发理应考虑中国的人口规模特别是资源和能源堪忧的现状。一些国家强调的按“地理位置靠近优先”或按“科学考察贡献率大小”的原则来分配两极地区的开发份额，无疑严重忽略了这点——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比对两极地区科学考察的贡献率，岂不是“龟兔赛跑”？
　　与此同时，作为既是人口大国又是资源小国的中国，一贯坚持的两极地区为人类共同财产并由人类共同开发而不是提出领土主权要求的原则，是国际社会科学研究与和平开发两极地区的道义底线，是确保避免两极地区出现不可控的纠纷甚至是战争的最后屏障——最需要资源和能源的国家尚能如此，遑论其他国家？问题是，良好愿望未必能带来美好前景。中国固守既定原则虽然重要，但也有可能使自己成为两极地区的“局外人”，事实上这种现象已露端倪。2008年5月27日，俄、美、加、丹、挪5国高官在格陵兰岛会晤，就北极问题确立了“内部协商，外部排他”的共识。在南极，一些国家互相承认或交叉承认彼此的领土要求，同样具有排他性。而所有这一切，都与最应该与两极地区有关的中国“无关”！
　　很显然，中国对于两极地区的政策需要作一个深刻的反省和通盘考虑。一方面，坚持固有原则并大力呼吁和积极推进国际社会建立两极共同开发与和平利用的框架、机制与国际条约和国际法律，努力确保两极地区开发的开放性和互利共赢，使两极地区造福于整个人类而不是个别国家；另一方面，必须从现在开始就准备应对两极地区出现强行瓜分和局势失控的局面，包括向国际社会清晰表达自己的担忧与立场，建立综合性的科学研究与危机应对中心，制定两极地区中长期开发战略和各种危机处置预案，加大科学考查与极地探险的投入和力度，尤其是不能排除主权宣示和领土要求的可能性，并建立一支适当的远洋投放力量以为保证。古语云：“思则有备，有备无患。”无论如何，极地开发中国不能作壁上观，这关系到中国的国家利益与人类的共同福祉。

来源:2008年第21期 总第298期 论语

2008年第21期总第298期  2008年7月25日出版

卷首语
“裸体当官”催发党内整风的必要性

近年来，“裸体当官”一词成了媒体与网络热议的话题，意指诸如陕西省原政协副主席庞家钰、福建省原工商局局长周金伙之类，子女、配偶及财产均转移国外，只身在国内为官，随时可以拔腿外逃的官场现象。
封面故事
第六次政改“收官”

长达两年半的考量，经验理性在波澜壮阔的第六轮国务院机构改革中纤毫毕现，足资鉴思。纵观本轮机构改革，简单的机构和人员裁撤思路已经匿迹，代之以部委独立性弱化和职能的整合。
中国机构改革的经验理性

 度改革不能有致命的自负，不能搞过多太超前的理想设计，每一次改革都要争取形成最广泛的统一战线，形成一个具有合力的改革集体行动集团。此轮机构改革凸显了循序渐进的节奏和力度把握。

改革动力应寻求社会参与

——专访中国人事科学研究院院长吴江

鲜时事
上海“公路大王”被调查

刘根山案发在浙江，但其在上海的活动轨迹、与周正毅以及一些官员的亲密关系和此前两度逃脱法律制裁的经历，都使得此番调查的结果显得不易预测。
上海闸北袭警案之谜

在一个名叫“聚友”（MYSPACE）的网站上，版主“非常地妖”作了几行醒目的留言：在外地几个星期，博客保持原状。今天回北京一趟，顺便看看。这是杨佳最后一次以注册网名登陆，记录的时间是6月25日。 这一天距2008年7月1日上海袭警案的发生仅一周时间。

大陆反腐五年规划仍待跨越突破

大陆反腐体系已基本构建完毕，但腐败高发事态却没有得到遏制。究其原因，根源或许在于政治体制改革滞后，使反腐败“生产力”受到严重束缚。
中国大飞机十年内首飞？
牺牲品：沈富雄
台湾参奥运，旗歌恐酿事端
国际
G8峰会应对中国崛起
蒙古国的“羊绒革命”？

7月初，蒙古国首都乌兰巴托爆发大规模骚乱，为期数天的骚乱造成5人死亡，300多人受伤，数百人被拘留，并一度引发警民对峙和朝野对立。

军情观察
中俄重谈军用运输机合同
特别报道
印尼黑五月排华十年祭

“华族要避免过分渲染对祖籍国的深厚感情和过从交往，以避免搞双重效忠的猜忌，一切要适可而止，行中庸之道，在促进中国和平统一和反对藏独及支持奥运的诸多问题上，印尼华人必须采取跟我国政府独立自主的外交政策相吻合相适应的明智立场……
论语
极地开发中国不能作壁上观

如果哈·麦金德能活到今天，或许他会把自己在90年前提出的“谁统治了世界岛，谁就能主宰全世界”，改为“谁统治了两极地区，谁就能主宰全世界”。
两极地区的重要性正日益凸显。
流动性投机加剧中国金融风险
产业界
九月试产神华“煤制油”争议中示范
中国最大海外镍矿遇阻“环保门”

中国在太平洋岛国最大的投资——中冶建设集团与巴布亚新几内亚合作开发的巴新拉姆（ＲＡＭＵ）镍矿项目，近日突然遇阻。拉姆镍矿是经由中巴两国领导人多次协商落实的投资项目，此次因“环境保护不符合标准”突遭巴新政府否决，不仅使得中国业已投入的13.7亿美元（约95亿元人民币）先期资金可能“打了水漂”，其否决背后的因素更让中国资本“走出去”战略蒙上了更为深重的阴影。
财经线
中国节能税收体制难产
海外观察
涨价潮起 日本何为

日本政府之所以严格控制物价上涨，是因为清楚地知道：在工资等实际收入没有增加的情况下，物价上涨必然让消费者捂紧钱包，从而导致消费低迷。自新日本石油等各大石油商本月初调高汽油等成品油批发价后，食品和煤气等也要接着涨价。
文化感官
《于无声处》：30年后 再听惊雷

为纪念中国改革开放30周年，曾风靡全国的话剧《于无声处》近日被重新搬上大陆的舞台。
30年前，《于无声处》如一声惊雷，炸响在刚刚经历了10年浩劫的中国舞台。
传统节日以何复苏？
不可承受的发展之“重”
三地开讲
青春文学将功利写作进行到底？
关于香港“非遗”之“非议”
“环保天堂”是如何炼成的
三地书
现在时讯

　　2008年5月29日上午8时30分，尼泊尔首都加德满都悬挂在纳拉扬希蒂王宫内的沙阿王朝旗帜缓缓降下；当晚20时左右，尼泊尔国旗在王宫内冉冉升起。一降一升，代表着一个王朝的终结和一个共和时代的开始。
　　在这场由专制走向共和的和平革命中，最引人瞩目的莫过于领导尼泊尔共产党（毛主义）获得大选胜利，并将走向尼政治权力中心的普拉昌达。近日，普拉昌达在接受大陆媒体采访时表示，“我们会像中国那样建立经济特区”，“我想访问毛泽东的故乡韶山”。人们好奇，这颗正在冉冉升起的山国尼泊尔政治新星，究竟有着怎样的人生轨迹？

　　《毛主席语录》改变人生
　　普拉昌达本名普什帕·卡迈勒·达哈尔，1954年出生在离尼泊尔第二大城市博卡拉市不远的一个山村。他的家族虽属最高种姓婆罗门，但其父母却都是贫苦农民，尽管逐步成为农民中的“中产阶级”，却总是受到“贫困和野蛮盘剥”。后来，达哈尔随父母迁居奇特旺市。在这个尼泊尔各民族、各种姓混居的地区，少年达哈尔敏锐地观察到社会的不平等现象。
　　尼泊尔的共产主义运动比中国晚31年，该国共产党1949年才成立。不过，达哈尔的青少年时期，正是尼泊尔的共产主义运动渐有起色之时，并深受中国“文化大革命”的影响。当年，一本红宝书《毛主席语录》不仅风靡国内，且传遍全球。当一本英文版《毛主席语录》与年仅十四五岁、还在上中学九年级的达哈尔联系起来时，谁也没想到，这竟催生了40年后的一颗“毛主义”政治明星。达哈尔后来对记者说：“在我的青年时代，这本语录可以说是我的精神动力，引导我在追求共产主义的道路上不断前进。”
　　达哈尔上中学时即接受了共产主义理念，成为一名共产党员，并逐渐形成“只有暴力革命，才能改变尼泊尔固有权力结构”的想法。但1977年他从奇特旺农业学院毕业后，出于生计，不得不先在中学当了两年多老师，并攻读公共管理硕士。直到1979年，他才放弃教职参加社会运动，在加德满都成为一名职业社会活动者，成为尼泊尔共产党的全职干部，从事地下活动。

　　隐身化名山林闹革命
　　在多次政治斗争失败后，1996年2月，以达哈尔为首的尼共（毛主义）宣布开展“人民战争”，目标是夺取全国政权，建立新民主主义国家。达哈尔等13人一起离开首都加德满都走进尼泊尔西部的深山密林，在一个小山城打响了人民战争的第一枪。
　　从此，达哈尔化名普拉昌达，意为“愤怒之火”。他飘忽不定，居无定所，并有5年时间秘密藏到印度指挥游击战。由于普拉昌达始终潜龙不见，尼泊尔传言满天飞，甚至说根本没有普拉昌达这个人，这是反政府武装“编造”出来迷惑政府军的。直到2006年春天，尼泊尔人对他还是只闻其名而从未见其容。
　　普拉昌达的游击生活以流动为特点，行踪隐秘，不停地转移。保护他的都是游击队精锐，足以应付至少1个营的敌人进攻。在发起武装斗争之初，普拉昌达根据毛泽东的教导，从战争中学会战争，坚信“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他们起义时只有两支来复枪，其中一支还不好使，但他们从敌人手中抢夺武器发展自己的军队。斗争开始阶段，游击队的通讯方式非常落后，送信都要靠步行，但在战争后期，条件逐渐得到改善，游击队也有了电话等先进的通讯设备。
　　普拉昌达领导的反政府士兵除吃饭和生活用品外，每人每月还有500尼币（９尼币约合１元人民币）的生活补贴。但普拉昌达等领导人从来不领工资，他们身边有助理负责支付他们的日常开销，每月报销一次。
　　自从走进山林，普拉昌达就没有了个人财产。他与普通士兵的待遇一样，伙食也是农民常吃的豆子糙米饭。游击队的医药十分匮乏，领导人生病也只有请土医生来看。为隐瞒身份，普拉昌达常常不穿军装，而穿市场上随处都能买到的中国产T恤衫。就连价格仅两三百尼币的T恤衫，他也只有两三件。有时，他不得不长时间不洗澡。
　　与当年中国共产党进行土地革命战争一样，尼共（毛主义）在农村开展土地革命时也赢得广大贫苦人民的支持。他们的土改政策是彻底摧毁农村中存在的封建、半封建和官僚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实行耕者有其田，同时鼓励农民开展各种形式的集体生产。
　　很快，普拉昌达的游击队发展成为一支拥有5000多名正规军和1万名左右游击武装的力量。至与尼泊尔政府签订和平协议时，尼共（毛主义）已经拥有7个师、3.7万人，还有地方民兵武装数十万之众。他们把自己的首都定在西部的罗尔帕县，称之为“延安”。这再次证明了“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真理。

　　在战争与和谈中让国王交权
　　2004年12月23日，普拉昌达指挥的武装宣布对加德满都实行“围城”。国王贾南德拉急命组建政府，并答应举行新一届议会大选；可是不久又宣布解散政府，将首相德乌帕再次解职，实行国家紧急状态，停止公民由宪法规定的民主权利如出版自由、言论自由、和平集会、人身自由权等。在贾南德拉宣布紧急状态的当天，被捕或软禁者达千人之多，其中包括首相德乌帕、尼泊尔国民大会党和尼共（联合马列）的领导人。王室的支持者声称，毛泽东主义者叛乱一日不清除就不会有新的选举。
　　政府被解散后，普拉昌达即宣称：随着这次国王的“自我政变”，国家已经进入了“一个转折点”，“独裁和共和的决战”时刻到了。普拉昌达抓住时机，派谈判小组与尼泊尔主要政党协商、加强合作以结束王室的暴政。
　　2006年4月，手中握有武装的尼共（毛主义）与“七党联盟”发起要求国王交权的抗议活动，迫使国王交权。随后，以柯伊拉腊为首相的“七党联盟”政府成立，并于11月与尼共（毛主义）签订全面和平协定。双方商定于2007年４月共同组建临时政府。
　　2006年11月12日，普拉昌达的人民解放军终于被政府认可，普拉昌达也从此脱下军装。2007年1月15日，尼泊尔议会颁布临时宪法，规定现议会解散，组建包含尼共（毛主义）的临时议会；全面剥夺国王的行政权力。
　　普拉昌达这时将核心党员大部分整编为“共产青年团”。“共产青年团”约有30万名成员，在全尼泊尔75个县展开活动。他们志愿为党工作，不领工资。在加德满都，这些志愿者清理垃圾，帮助警察维持交通秩序；在山区和农村，他们帮助村民们收割粮食，打水井，疏通沟渠，整修道路；在竞选中，尼共（毛主义）和“共产青年团”展开“门对门”活动，向老百姓讲解该党主张，争取支持。同时，在宾馆饭店、工厂公司、政府机构、银行商店，尼共（毛主义）都组建有自己的工会。
　　普拉昌达领导的尼共（毛主义）是所有政党中唯一没有私产的党，以前实行的是军事共产主义。他们没有钱做竞选广告，甚至连穿的西服都是自己缝制的。然而，尼共（毛主义）与“共产青年团”的服务行动深受百姓欢迎。多年来，不管是国王还是其他政党，从没派人跟穷人、妇女、贱民打交道，只有尼共（毛主义）的“共产青年团”做到了这一点。凭着广大百姓的支持，尼共（毛主义）在选举中大获全胜。
　　如果普拉昌达能顺利成为新政府总理，他除了制定新宪法，保证国家的独立、完整和长治久安外，还必须尽快发展经济，提高人民生活水平。“在这方面，中国是我们的榜样，我们希望用10年的时间，将尼泊尔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从目前的不到300美元提高到3000美元，成为南亚第一。”普拉昌达说。

　　萦怀既久的毛泽东情结
　　与当年蒋介石悬赏25万块银元要毛泽东的人头一样，尼泊尔首相曾开价500万卢比要普拉昌达的人头。然而，普拉昌达像毛泽东一样成功取得了农村包围城市的胜利。尼泊尔毗邻中国的西藏自治区，尽管尼共（毛主义）与中国政党没有任何联系，但普拉昌达以“毛主义”者自诩，锤子镰刀的竞选标志，与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毛泽东并排挂着的照片，充分说明普拉昌达就是尼泊尔的袖珍版毛泽东。
　　普拉昌达的思想与毛泽东思想有惊人的相似。普拉昌达认为，在半封建半殖民地国家，要获得解放就必须武装斗争，这是在议会斗争道路走不通时的选择。普拉昌达设想他领导的党赢得选举并组织政府后，将在政治、经济和文化领域进行长期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尤其要在南部德赖平原实施“耕者有其田”的土地改革。在对外经济方面，他将以国家利益为核心，但不排斥外资。他甚至在认真研究中国将铁路、高等级公路从拉萨、从喀什修到尼泊尔的可能性。
　　普拉昌达虽然不懂中文，但读过毛泽东所有著作的英文版，还研究过中国共产党十七大上胡锦涛主席报告的英文版。尼共（毛主义）其他领导人都熟读过马列、毛泽东的著作。为苦学英语，普拉昌达有段时间还请了英语教师。在生活中，他喜欢看一切跟中国有关的新闻和书籍，比如每天都看中央电视台的英语新闻，了解中国最新的发展状况。
　　普拉昌达对中国人民和中国政府有深切的友好之情，首先是因为毛泽东。他说，毛泽东是我们党区别于其他所有政党包括其他共产党最根本的地方。他认为中国是尼泊尔人民非常亲密可靠的朋友。2007年，他让儿子普拉卡什到中国北京、上海等地参观，还专程到毛泽东的故乡湖南韶山。普拉昌达希望，将来自己有机会到中国看看，与中国同志讨论社会主义在当代世界的发展问题。他强调，自己想正式访问的第一个国家是中国。
　　外表上，普拉昌达与毛泽东也有几分相似，他被尼泊尔民众称为“最性感的男子”，身材魁梧，方面大耳。他的工作作风也与毛泽东当年进城时相似，办公室里挤满贫苦百姓的代表，多数时间都有数十人在他身边忙碌。
　　无论条件艰苦还是后来好转，无论是在山中打游击还是进城，普拉昌达的妻子一直与之相伴。普拉昌达的妻子从不参加任何公众活动，是位极其平凡的尼泊尔女性，沉默寡言。他们的两女一儿也都在反政府武装中任全职。小儿子普拉卡什是一个羞涩的年轻人，现在被任命为父亲的特别助手，帮助处理电子邮件和起草讲话稿。两个女儿则在做党的基层工作，其中一个是尼共（毛主义）加德满都党委负责人，最近还被推举为制宪会议代表。当然，他们都是“毛主义”的信仰者。
　　（作者为中共中央党校哲学部教授）

来源：2008年第20期 总第297期 国际

八月份，似乎大家言必奥运，我也被如火如荼的奥运选歌运动燎到了一点小火星儿。在我的印象中，1988年汉城奥运会的《手拉手》就很重量级，直到现在还在为人所传唱。北京奥运在办出自己的特色之时，也能有这样一首经典的奥运歌曲，更是成功。

不过，看看此前“北京2008奥运会奥运歌曲征集活动入围作品”的标题，我就心里一阵默然。从《相聚北京》到《心灵的约会》到《爱在北京》、《五星耀五环》再到《为北京喝彩》，都很热情很主旋律，都很像当年北京亚运会的《亚洲雄风》——和每开一次运动会，都必须要敲锣打鼓似的，输也不能输了气势。

说说最近的事。先是无意间翻到酒店的电视里有合唱团在表演奥运歌，听了两耳朵，众人齐呼——太难听了。后来发现，除却不好听，这歌颇有名气：是大师联手，有一个东西合壁的故事，它志在必得，搞了首发式，好像大片上映一般，有公关造势运动，有若干衍生版本，还有赞助商撑腰……

紧接着就偶遇另一位低调些的大师，他的随身听里藏有刚完成的未公开作品，据说也是夺冠热门呢。听来十分宏大，英文演唱，有一句中文歌词。4分55秒结束，我开始王顾左右而言它，“开头不错啊”，“结尾的鼓挺好的”……“非常地——进行曲！”

熟悉中国语境的人，一定会理解一首不好听的大师级奥运作品的诞生，除了表现“更高、更快、更强”的运动精神，它必定要很国际化，但不能太西方；要体现地方民族性，但不能以偏盖全；它要主旋律，且要充满激情；它要高水准，但不能太前卫；它要流行，但不能靡靡之音；它要为国家挣面子，要一炮打响，要适合翻译，要有故事……文以载道的结果是可怕的，这已不是一首歌，而是一个背负着几座大山的有声宣传品。结果当然是，歌儿累了，不堪重负，无可避免地撞向“更高、更大、更全”的南墙。

更可怕的是，目前要撼动这种安全筛选机制，看来仍然很难。在雅典奥运会上，国际乐坛的另类女王比约克演唱了主题曲《海洋》；在巴塞罗那奥运会上，主题曲则是由歌剧女王卡芭蕾和英国摇滚乐队“皇后合唱团”主唱麦卡锡联袂演出。试想，北京会容忍摇滚歌手出现在我们这个代表国家荣誉的大舞台上么，会容忍比约克那样的死样怪气吗？北京敢另辟稀径，冒险舍弃以上标准的任何一条吗？北京能安静下来，维护一首歌自然生长的健康生态吗？现在只能期望。

所以，比较可能的是，那大鸟巢的舞台最终会被一首无功无过但相当无聊的“高大全”之歌所占领。鉴于群众这两年的呼声，或许会比福娃稍微好一点。这首歌会从大洋此岸或彼岸的某个腕儿的嗓子里冒出来——北京从来不缺腕儿，也从来都把大事交给大腕——但它将和满世界传唱无缘，和被老百姓真心欢喜无缘。因为检验真理的标准是唯一的，它得好听、得动人啊。，我们便眼睁睁地看着，一首中国奥运歌曲，最终变成中国特色奥运歌曲！然后，我们还将看到围绕着这首平庸歌曲所投入的资金、策划案、虚情假意、名流、品牌延伸……这些年，我们都熟悉了麻雀变凤凰的道理。

我们需要什么样的奥运歌曲？一首好听的歌。值此关头，还真是别无他话。

不需要整那些虚头八脑的，诸如在茉莉花和莫扎特之间找故事，诸如动脑筋请某个安全系数高的洋人来押阵……

呆想想，这首歌应该油然而生吧，而非调研、讨论、策划、批改的结果。它应该理直气壮，不谙世事，是蓝天白云山坡上传来的一嗓子，而非谄媚的笑、虚起的火和故意拔高的嗓子。它不是金钱、谋略、权力的游戏。它真，善，美。

　　“非遗”是个很古怪的简称。它的全名是“非物质文化遗产”，简称之后却否定了自己，变成“不是遗产”。考之英文，则“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意译作“流变的文化传承”似乎更合乎原意，简称作“流传”也不算太离谱。
　　问题可能出在“Cultural Heritage”之上，在它们前面加上个“World”，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早先设立的“世界文化遗产”（非常“物质”的一种存在）。中文翻译家显然先是想当然地把“Cultural Heritage”直接套用“文化遗产”4个字翻译了事，然后对着“Intangible”皱眉头。我猜他一手拿着这个英文生词卡片，一手拿着“很物质”的长城照片，触景生情，突然就来了灵感，“非物质文化遗产”便呱呱坠地。
　　这就给人们的认知造成很大的困扰。比如，福建省“非遗”项目“寿山石雕”，如此实在的“物质”，如何竟成了“非物质”呢？香港“非遗”项目“凉茶”就比较狡猾些，本来是“物质”，后头加了“配制”两个字，就让兄弟我哑口无言了。
　　目前，在中国国家的“非遗”名录上，香港仅有两个跟澳门一模一样的项目：粤剧、凉茶配制。这两个项目还是当年广东省带着港澳两个特区一块儿玩才有的，若非如此，港澳在“非遗”项目上恐怕至今都是空白。
　　对此，香港《文汇报》曾发表社评提出过严厉批评，指香港明显落后于世界潮流。该报认为，香港非物质文化遗产非常丰富，长洲太平清醮、新界围村民俗约芭璨恕⒌疤⒌取?
　　但兄弟我不敢完全赞同此论。我认为，香港之所以表面看上去不太积极，至少有这样三个原因：一、《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国际公约》是2003年10月才通过的，时间并不悠久；二、内地省市申报的项目一旦获得国家认可，就可以获得中央政府的资助，香港则完全靠特区政府自己弄钱资助，多一个项目就多花一份钱，需要审慎处理；三、到底什么是“非遗”，且还得商榷。其中，第三点最叫人头痛。
　　比如，《文汇报》认为盆菜是宝贵的“非遗”，兄弟我就不以为然。盆菜是香港新界农民的创造，弄一口脸盆（应该会洗一洗），把萝卜、白菜、鸡、鸭、鹅、虾、猪肉、腐竹等分别煮熟，一层层地搁脸盆里，就成了。“分别煮熟”是盆菜区别于大杂烩的关键。据说当年碗盘不够，把各种菜肴搁一个盆里纯属迫不得已。现如今不缺碗盘，吃盆菜的必要性就大打折扣，因此盆菜“濒危”。但“濒危的就是宝贵的”，这样一个推论好像欠缺逻辑——麻风病也濒危了，它宝贵吗？
　　再说蛋挞，这种以蛋浆为馅料的“tart（馅料外露的馅饼）”要变成“香港非遗”也很奇怪。因为据香港历史爱好者吴昊考证，这东西的始创权不在香港，而在广州：1920年代广州的厨师发明蛋挞，20年之后才传到香港。
　　香港跟内地有一个重大的区别，香港并不习惯于跟风，不会搞形式主义花架子。
　　比如，太平清醮，香港长洲独有的祭祀节庆，经过政府悉心保护培育，已经发展成为一年一度的旅游盛事，虽暂未申报“非遗”，但特区政府之所作所为，恰恰完美体现了“非遗”计划的精髓：保护多元文化。
　　反观内地某些地方，为申报而申报，为弄钱而申报，已经导致“非遗”走样变形，失去其原始性和多元性，可能使本来很有价值的文化传承变得一钱不值。比如，某地为了申报花鼓灯，集中了大批老艺人进行培训，请了许多舞蹈家来指导，令祭祀祈祷的花鼓灯变成时尚舞蹈；再如，某地将业余道情皮影班组升格为剧团，计划修建剧场，并以此向文化部门要求拨款。凡此种种，已经说不清是保护还是摧残。
　　香港城市大学教授郑培凯讲过一个故事：中国政府为了支持昆曲，拨款1000万元抢救，可惜当花了800万元时，发现各昆剧团用这些钱来表演、扬名、拉拢关系，实际用以传承昆曲资源的少得可怜。
　　香港也一样。自打粤剧成为国家“非遗”之后，香港就有人吃起了粤剧“非遗饭”。据香港《明报》披露，有些人拿了政府资助胡乱排练几次甚至打几个电话“沟通沟通”就敢上台“乱爆肚（胡说八道）”，英文粗口都用上了。
　　突然想起来，兄弟我在屋苑外散步时，曾见到同样在散步的一条狗，拉过“臭臭”之后，前爪在路面上往后抓挠，做出扒土盖粪的动作。不过，那是水泥路，它的动作根本无济于事，地面上的臭东西，得靠它的主人拿报纸包了扔到垃圾箱。我猜，这狗只是出于遗传的本能做这么一个动作，至于这动作的目的是什么，它已经不大清楚了。
　　狗不知道遗与非遗，要是知道，它也许会在彻底忘掉拉屎之后前爪往后抓挠这个动作的真正意义之前，将这个动作申报为狗界非遗以便传承。只是，狗更加不知道的是，这个动作，其实它的乡下亲戚天天都在做，申报不申报它们都不会忘记。

来源：2008年第21期 总第298期 三地开讲

　　回顾大陆社会过去30年的变化，我们看到更多的是在物质层面。但是若对物质方面的变化冷静分析，我们会发现背后很多是观念的、态度的、价值取向的，甚至是生活哲学等方面的变化导致的差异。
　　“文革”期间来大陆访问的外国人，有几个地方是必被安排“参观”的，哪怕不去天坛、长城，这几个地方一定要让老外看。比如，上海江南造船厂制造的万吨水压机。那时的宣传称，这台设备赶上并超过了国际先进水平。
　　那时来大陆的外国人，大多是有特殊背景的，基本是大陆政府的官方客人。接待者总要宣传这台水压机是如何“在毛泽东思想指引、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鼓舞下，赶上或超过世界水平”。终于有一次，一位外国客人实在忍不住了，就问解说员：“你知道当今世界上，水压机的先进水平是怎样的，你有技术参数吗？”
　　这个老外估计是搞工程技术的，他的问题一下让大陆讲解员愣了：“不知道。”“不知道？那你怎么说这台一万吨的就是赶上和超过了世界先进水平啊？”后来，我们才知道，一万吨的水压机，外国在19世纪末就造出来了。
　　我第一次到北朝鲜，当地政府特地安排小学生给我们表演。这应该是当地最高的艺术水平了，无论唱歌、跳舞都非常优秀，但一看孩子们穿的衣服，我就感到很悲哀。这支表演队应该是北朝鲜的面子工程了，可小演员们身上穿的却是大陆贫穷地方开会时用的那种最廉价的化纤布。因为颜色不好看、透光、容易散线，在大陆比较富裕的农村都不会用这玩意了。
　　表演的压轴节目是一首歌，整个表演队伍全部上场，用朝语、英文和中文三种语言轮换着唱，题目是《全世界都羡慕我们》。我对这里的其他宣传，觉得还能忍受，但这个“全世界都羡慕我们”，却让我震撼！写歌的人肯定不是孩子，而且可能是发自内心地创作了这个东西。“全世界都羡慕我们”，这题目说明，他们认为自己是最好的，东方要学他，西方要学他；大国要学他，小国也要学他。
　　这对于我们来说，是顶级的黑色幽默，但对那些孩子来说，则是发自内心的真诚。这是蒙昧的真诚。
　　这就是我为什么一再强调，一个国家若无开放，则绝无好的改革。
　　全世界所有国家的现代化，形式多样。但不管是鼓励外贸趋向，还是发展IT产业，或来料加工，最简单的区分，是以“现代经济技术水平”为标尺，是先来者还是后来者？对于后来者，或者后发展者，要想进入现代国家的行列，什么最重要？当然，你需要钱，需要技术，需要人，什么都需要。但是，没有什么比需要真实的、尽可能完整或准确的资讯来源更重要了。信息（information）、观念（ideas）、别人给你的启发或者灵感（inspirations）、学习的样板（models）、别人给你的教训（lessons）等，所有这些，异常关键。
　　因此，尽可能准确和真实的信息的自由畅通，是一个后发展国家进步的基本前提条件。无此条件，其他方面的正确与错误，都无法扭转趋势。资讯是前提条件。我们现在争论中国的这30年做得好做得坏，预测下一个30年会怎样，前提是要实事求是地总结过去30年中，哪些做法具备可持续性。社会政策方面、政治方面、法律方面、经济方面、环境方面，哪些做得比较好？哪些具有可持续性？
　　大陆下一个30年是否保持这样高速增长，目前尚难预测。但我们至少可以预测未来15年中，过去的哪些做法还能继续产生正面的作用，哪些做法过去也许产生了好的作用，但是现在越来越产生负面的作用。下一个15年应否继续下去？能继续下去的，会是我们未来发展的跳板。对不能持续者，去改是必然。但怎么改？大陆不仅要总结过去30年，眼光还得对准世界，看看人家好的方面是怎么做的。
来源：2008年第20期 总第297期 三地开讲

　　欧洲许多名城周边都有适合一日游的城市，譬如，巴黎有凡尔赛，罗马有庞贝，柏林有波茨坦，马德里有托莱多，布鲁塞尔有滑铁卢,而伦敦周边最适合一日游的当数剑桥，它位于伦敦以北80公里处，坐火车或巴士都在一个小时左右。以至于2000年早春时节，我赴南美访学途经伦敦，挤出一天时间，专程游历了这座举世闻名的大学城。 
　　一晃过去了8年多，我又获得机会来到剑桥，这次是学术访问，时间也比较充裕，因此得以细细品味。有时看书写字累了，就骑着自行车，沿着绿荫浓浓的小路，跨过剑河上的顶楼桥来到市区。虽说剑桥方圆40多公里，相当于七八个西湖，可是市中心芝麻一点大，几条窄窄的小街。遇到不少游人，三一学院和国王学院并肩而立，进门要收费。和从前的我一样，他们来一趟剑桥不易，不参观这两座学院，等于没来，总得在牛顿的塑像或苹果树前照张相吧？
　　归途我走老路，又一次经过顶楼桥。桥下有个埠头，这是租船划水的四个去处之一。小黑板上写着，船费每小时12英镑，约合人民币160元，和杭州西湖的游船价格不相上下。只是这里的木船长约4米，宽度不到60公分，且有个特别的名字，PUNT。剑桥的中国人恐怕都会想起徐志摩的《再别康桥》，可是各位有所不知，我们的诗人只是在这里旁听了一年，便耐不住寂寞回国了。
　　站在顶楼桥上往一侧看，水波粼粼，岸上杨柳青青，远景便是三一桥。桥右边是遐迩闻名的三一学院，它的毕业生除牛顿外，还有拜伦、丁尼生、麦克斯韦尔、罗素、维特根斯坦、尼赫鲁、纳博科夫，以及29位诺贝尔奖得主，以至于像我的老朋友、大数学家、菲尔茨奖得主阿兰·贝克这样的名家也被导游书忽略了。整整20年前，贝克教授访问中国，我是他游历杭州时的全程陪同。我到剑桥后就给他打了电话，他乘着“有一天剑河上放歌”（Singing on the river），邀请我到三一学院共进晚餐，顺便听船歌。
　　先说那顿晚餐，贝克教授事先叮嘱，建议我着装正式一点，我只好问人借了一条领带。8点差几分，我跟着贝克教授进了三一学院餐厅的更衣室，他在西装外面先套上一件黑色的院士服。我们正准备上台阶，听到里面响起了祈祷歌，只好在台阶上肃立。当我们走进了那座庄严的餐厅，只见教授们坐横的一排，学生们坐竖的三排，全是西装革履。一问，每顿中餐和晚餐均是这样着装。心想，做三一学院的学生可真不容易。后来听说当年牛顿也在这里吃饭，又是另一番心情。
　　晚饭后，贝克教授陪我走过三一桥，散步到一座植物园。他用钥匙打开铁门，偌大的花园，只有我们两人散步。原来，这个园子只有三一学院的院士（fellow）才有资格进入，这也未免太浪费了，但这就是剑桥的等级和秩序。之后，我们回到河边，两岸已聚集了几千名听众。4艘小木船并排靠在岸边，另外两艘，分别横向靠着这4艘船的头尾。有20位男女生坐在船上吟唱，旋律与风格和教堂唱诗班一致，直到唱到月亮爬上中天，那正是浪漫而抒情的夜晚，该是大学时代最美好的记忆了。
　　与船歌同时进行的，是剑桥的草莓节，那可是俏皮轻松多了，其风格与优雅的船歌恰好相反。草莓节有其深刻的文化背景，那就是上个世纪60年代始于美国的嬉皮文化。随着物质生活的极大丰富和传统信仰的缺失，那时年轻人的迷惘和与日俱增的社会责任感产生了激烈的碰撞，在摇滚乐的催化下，年轻人开始融合在这个矛盾中，并最终形成了那个年代最具代表性的文化现象——一种完全自发而纯粹精神性的嬉皮运动。
　　那天我骑着车，沿着林荫小道，穿过剑河上的小桥，看到到访三一学院和国王学院的游人特别多。就在那个露天的农贸市场广场一角，我遇到了草莓节的游行队伍，前面一男一女两个学生扛着横幅，后面跟着腰鼓队和舞蹈队，许多小孩混在其中。参加游行的人全都精心打扮，身着奇装异服、头戴假发，有几个男生还踩着高跷。
　　毫无疑问，草莓节在形式上继承了嬉皮文化的传统。但在技术时代的今天，年轻人早早面临就业、前途的压力，已经无力思考社会、政治和人生。因此，在我看来，他们只是徒有躯壳而已。当然，可以借机获得一些快乐，商人也因此增加一些利润。可是，一所大学和一个民族、一个国家一样，是不能没有传统的。无论是船歌，还是草莓节，都是一种狂欢精神，是这所即将迎来800周年华诞的名校的文化精髓。
来源：2008年第20期 总第297期 三地开讲

　　2008年6月初，国民党新政府蒙藏委员会，在高雄市立历史博物馆举办“台湾心，蒙藏情——台湾美术联展”。新任委员长高思博照例观展。上任一月的高思博，是国民党大老高育仁之子，也是桃园县长朱立伦的妻舅。早年毕业于台湾大学法律系，后又攻读美国乔治华盛顿大学法学博士。马营人士表示，高的法学背景，适合政务推动。
　　但是，蒙藏委员会实在没有多少政务可以推动。3月西藏事件发生后，长期存在于台湾行政体系之内，最应该对西藏事件提出立场、有所行动的蒙藏委员会，反而在这次的纷争中，除了一纸声明之外，几乎没有任何动作。
　　西藏事件发生后，一度成为民进党操作的议题，让国民党及马英九陷入危机，也引发台湾政坛的口水之争。高思博的任命，使得蒙藏委员会在此刻又成焦点，其实，围绕这个机构的存废之争，长达数十年。

3月18日，马英九关注拉萨事件。
　　

    蒙藏会的渊源
　　这个如今已被台湾民众视为冷衙门的蒙藏委员会，其实有其悠远的历史。早在17世纪的清代崇德六年（公元1641年），清军尚未入关之际，清廷即设置“蒙古衙门”，专司与蒙古各大部族联系。康熙时，清廷将蒙古衙门扩大为“理藩院”，专责处理蒙藏等少数民族事务，一直到光绪年间才改为“理藩部”。
　　清朝灭亡后，新成立的国民政府也没有忽略这个偏远的地区，先是于1912年4月在内务部设置“蒙藏事务处”，同年7月改制为“蒙藏事务局”，隶属于国务院，又在1914年升格为“蒙藏院”，直属总统府。1929年，国府再依据国民政府组织法正式成立“蒙藏委员会”，正式成为行政院八部二会之一，其位阶与其他各部相同，都是中央的一级单位。
　　当时，蒙藏委员会的行政管理范围极为广大，包括外蒙古、察哈尔省、绥远省、热河省、西康省、青海省、甘肃省及西藏地方，统管这些地区的行政及宗教事务。当时蒙古事务管理对国府而言，尚称平顺。但是藏人数百年来与汉人在宗教与风俗习惯上，相异甚巨，尽管臣服于清廷及国府，但始终是面服心不服。
　　1940年第十四代达赖喇嘛坐床大典时的认定风波，更将藏人与中央政府的长期矛盾，拉向对立的边缘。

1940年，单增嘉措继位为第十四世达赖喇嘛。这一职位是普渡众生的佛陀轮回转世神秘现象的具体体现，也是西藏精神和世俗的领袖。西藏解放之后，他策划了叛乱，失败后逃到印度。

1933年，南京国民政府为十三世达赖举行追悼会。

吴忠信与达赖。

　　1933年12月，十三世达赖喇嘛圆寂，当时西藏地方政府依据藏人宗教规定，派人分别在青海、西康及西藏南部等地寻找转世灵童。经多年努力终于寻得，西藏地方便致电国民政府蒙藏委员会，希望中央派员参加转世达赖喇嘛的坐床大典。
　　国府当时特派蒙藏委员会委员长吴忠信，会同热振呼图克图“主持”十四世达赖喇嘛转世事宜。但就是这个“主持”二字，触动了藏人对宗教自主立场的敏感神经，让坐床大典过程一路充满藏汉究竟是“从属”还是“对等”的论战。
　　当时国府的报纸，还刊登了一张吴忠信与达赖的合影，作为吴忠信“主持”大典的证据。对于这一点，日后出走印度的达赖及其支持者，始终否认吴忠信当年的身份是“主持者”，强调吴只是“参与者”，双方各说各话争论不休，也让达赖与国府间从此在互不信任的关系中纠缠。
　　在国民党撤退到台湾之前，西藏地方政府还将当初参加坐床大典后留下来的代表团成员予以驱逐，显示出西藏与国府间的裂痕之大，已经难以弥补。
　　除了藏汉长期对立的问题之外，外国势力积极介入西藏、鼓动西藏独立，也是造成西藏问题至今难解的主要原因之一。早在1913年，英国就积极策动西藏独立，当时双方代表还曾在印度的西姆拉举行会议。1942年初，西藏在英国的支持下，突然宣布要自行成立“外交局”，摆明西藏已有独立打算，国府于是倾注全力施压，逼得西藏地方政府不得不暂时改变计划。
　　英国眼看计划并未成功，再度于1942年3月策划在新德里举行“泛亚洲会议”，密邀西藏代表参加，还试图在大会会场上将西藏旗帜与各国国旗并列。此事立即遭到中国代表团的强力反对。凡此种种，都暴露出英国对于扶植西藏独立的野心与企图。当时正值中国抗日的艰难时期，可谓内交外困，但国府及蒙藏会一直都在警惕西藏部分人的分裂行动。

　　蒙藏会立场强硬
　　1949年，蒋介石兵败退居台湾，尽管失掉大半江山，国民党政府在台湾仍然维持着大陆时期的庞大编制，这也是蒙藏委员会至今仍存在于行政院部会组织之内的主要原因。同时，国民党政府也设置了“新疆省政府在台办事处”，长年发行《天山》杂志，直到1980年代末期才结束这个编制。
　　当时，国民党政府对外仍自称是“唯一代表全体中国人民（包括藏人）的合法政权”，也引发西藏人民的震惊与不满。1959年，达赖出走印度后，蒋介石领导的国民党政府曾经发表公开声明，称“西藏人民有权决定自己的未来，中华民国政府若光复大陆，一定会尊重藏人自决的权利”。
　　对于这样的说法，藏人仍抱着存疑的态度。在1950年至1990年间，台湾虽与西藏中断往来，但却与在印度的达赖及流亡组织，在台面下保持着联系。双方多次派出密使互访，希望能在有限的空间中，提升台藏关系。
　　Tenzin N.Tethong，1967年至1995年间曾服务于达赖组织，并且担任过“噶厦内阁”的首席部长5年，现为美国斯坦福大学亚洲宗教与文化研究中心主任，
　　他指出，达赖流亡组织曾于19601970年代多次派遣特使前往台湾，这些特使不乏知名人士，包括达赖喇嘛的妹夫彭措札西、“西藏流亡政府”宗教与文化部部长功德林等人，他们到了台湾之后，都试图要求台湾改变其西藏政策，却都无功而返。因为台湾政府的蒙藏委员会，不愿改变或调整既有的西藏政策，立场非常强硬。
　　Tenzin N.Tethong表示，到了1970年代晚期，达赖索性跳过蒙藏委员会，再次派出特使到台湾，在瞒着蒙藏委员会的情形下，数度与行政院长及国安会的高层官员会面。他说：“根据当时双方共识，蒙藏委员会将不再负责西藏事务。然而蒙藏委员会毕竟是依宪法设置的政府机关，不可能马上废除，功能也无法立刻缩减，因此双方决定保密，不对外透露共识与部分互动内容。”
　　不过，台湾与达赖流亡组织间的秘密往来，出人意料地在欧洲曝光。
　　消息曝光后最直接的影响，就是台藏双边的合作计划宣告结束，参与台藏合作的达赖组织内部官员也被逼表态与台湾撇清关系。更重要的是，Tenzin N.Tethong说：“台湾在西藏内部搜集情报的活动也只能停止。”但时国民党政府究竟当如何利用流亡组织进行情报工作，Tenzin N.Tethong则不愿透露。
　　2008年3月14日西藏事件发生后，国民党籍立委廖婉如在立法院质询时，质疑西藏事件是台湾军情局透过蒙藏委员会在幕后操控的结果，目的就是要影响台湾大选。

　　在台藏人为数不多
　　现在看来，台藏关系在1990年以后发生了重大的变化，李登辉的态度是一大关键。李登辉上台后，有计划地改善与达赖喇嘛之间的关系。其中，在1997年邀请达赖喇嘛首次到台湾弘法，可说是台湾与达赖流亡组织关系的重大突破。
　　1997年3月，达赖喇嘛首度到台湾访问，立刻引发一阵风潮。后来达赖甚至决定在台湾设立一个足可代表流亡组织的“达赖喇嘛西藏宗教基金会”，作为与台湾之间的对口单位，而这个基金会也是西藏流亡组织的第12个驻外单位。
　　李登辉与达赖共有3次会面，达赖在1997年、2001年两度到台湾访问，都曾与李登辉见面。2000年捷克首都布拉格举行“二千年论坛”时，李登辉与达赖共同参会，因此双方在国际场合中自然晤面。因为李登辉对于西藏问题的态度有别于两蒋时代，达赖还曾公开称赞李登辉对于促进台藏交流有莫大贡献。
　　达赖访问台湾，也曾为台湾内部带来另一次风波。因为台湾政府内部的不同单位，对达赖到台湾的身份问题争执不休。达赖当时是持印度政府核发的国际难民证到台湾，但时任陆委会主委的张京育，却一再声称达赖是“中华民国国民”。内政部入出境管理局却认定达赖是华侨，要求他持华侨证件到台湾。
　　双方为了达赖证件的问题吵了许久，最后达成共识。达赖完全不持任何证件，而是由他人代持。就像现在海基、海协两会人员互访，在证件上均采取代办代持的模式入境，所以达赖身份的争论，最后也就不了了之。
　　随着达赖来台访问，蒙藏委员会的合法性，也多次成为台湾朝野辩论的焦点。达赖在启程来台访问之前，就发出声明说：“在1912年至1950年中共进入西藏前，西藏完全以一个独立的国家与世界其他国家建立关系。”
　　民进党上台后认为，“中华民国政府”亦承认其治权不及于中国大陆，实无理由对非领土地区设立治权机关性质的蒙藏委员会。台湾的绿党当时也声援达赖，要求台湾政府以国宾礼仪对待达赖。
　　在台湾的藏族人仅有500人左右，不管是外蒙还是西藏，距离台湾的地理位置实在太遥远，加上台湾与印度并没有邦交关系，台湾对于藏人的吸引力不高，所以数十年来，到台湾的藏人屈指可数。
　　在台北市的青田街有一处风格独特的建筑物，就是蒙藏委员会所属的蒙藏文化中心。这栋建筑物原为喇嘛章嘉呼图克图所有，章嘉呼图克图与蒋介石过从甚密。他1957年过世后，故居就被改成文化中心使用，他当年自中国大陆带到台湾的重要佛教文物，也收藏在文化中心内。
　　除了章嘉呼图克图外，另一位较为知名的在台藏人是有将军之称的贾玛桑佩。他曾经长期参与西藏反共运动，1960年代初期，他在台湾的协助下到台湾定居，当时也有几户藏族人家与贾玛桑佩一同来台，这几家藏族人士经过这几十年的繁衍，已形成一个小的藏族社区。
　　此外，西藏流亡组织也有两位知名的政治人物迁到台湾生活。这二人都是曾经担任过流亡组织部长级职务的人士，一位是宇托，另一位是苏康。二人都带着家人到台湾定居，并且不断建议台湾政府要调整西藏政策。只不过，台湾政府不动如山，宇托因此对台湾失望，于1970年代离开台湾，移居加拿大，而苏康则在1977年在台过世。
　　在这两位较具分量的藏族领袖离去之后，台湾再无具领袖地位的藏族人士，取而代之的则是单纯的藏传佛教宗教人士。藏人在生活习俗与宗教信仰上，与绝大多数的台湾人都不同，因此他们自成一个生活圈子，也让台湾人产生一种神秘感，即使已经到台湾数十年之久，还是难以融入台湾本土社会中。

　　蒙藏会裁撤危机
　　细数蒙藏委员会的历任委员长：郭寄峤、崔垂言、薛人仰、董树藩、吴化鹏、张骏逸、李厚高、高孔廉，具有蒙藏族人身份的，只有吴化鹏一人（蒙古昭乌达盟敖汗右旗），其他多为党政军首长背景出身。2000年台湾政权轮替后，民进党政府对蒙藏会委员长的任命，则改为由有学者背景者出任，如徐正光、许志雄。
　　几乎没什么功能的蒙藏委员会，每年仍要耗费预算上亿的台币。以2008年台湾“中央政府”总预算来说，蒙藏会共编列了150029000元台币，其中光是人员薪资、日常行政支出，就占去一半以上，真正用在蒙藏业务工作的经费不到一半。而蒙藏业务也多半是交流活动，或是对在台蒙、藏胞的教育补助，甚至是直接补助来台弘法藏僧及在台藏传佛教团体。
　　正因为蒙藏委员会已无政治性任务，且萎缩为台蒙、台藏文化交流补助的单位，因此蒙藏会长期遭到民意代表的批评，不仅国民党执政时期有自家立委炮轰，民进党执政时期也有人多次提出裁撤建议。扁政府一度有意修正两岸条例，要将外蒙排除在大陆地区之外，由“中华民国”外交部设立驻蒙古办事处。
　　对此，曾任蒙藏委员会委员长的高孔廉，不断撰文捍卫蒙藏会存在的价值，强调维持蒙藏会的必要性。高孔廉说，如果删除外蒙，反而可能在两岸关系敏感的时刻，触动双方更为敏感的神经。他还称，这等于以行动来变更“中华民国”领土范围，将外蒙视为外国，这已形成违宪之举。不过，高孔廉还补充说，外蒙在国际间存在为一个国家，亦是事实。
　　当然，蒙藏委员会也因为欠缺对蒙古及西藏的实际行政管理权，使得它的存在显得突兀。达赖及其支持者对台湾蒙藏委员会的误会并未化解，台湾的政局也因为本土势力的兴起，非国民党的民意代表，甚或是国民党内以本土形象起家的民意代表，也屡屡要求裁撤蒙藏委员会，这些内外情势的转变，都使得蒙藏委员会的地位尴尬不已。
来源：2008年第18期 总第295期 鲜时事

　　当国营粮食部门和私营粮食龙头企业低价收购完农民手中的粮食后，粮食价格将不会再继续维持低价不变。到时，不仅粮食龙头企业要涨价，经济学家们也会出面游说政府提高粮价。

　　什么都涨疯，只有粮价不涨
　　据农科院黄季琨教授数据：2007年7月以来，全国猪肉价格月同比增长幅度平均达71%，食用油为40%，蔬菜为23%，粮食仅为5.3%。什么都涨疯了，只有粮食价格非常稳定。最近几个月，国际大米价格一路飚升，国内大米价格却出现了回落走势。
　　去年7月份以来，由于CPI一直在高位运行，政府面对高CPI压力，采取的措施似乎主要有两个：一是释放库存，压低粮食价格；二是提高银行准备金率，收紧流动性。虽然政府压低市场粮价非常成功，但CPI并没有因粮价下降而回落，反而居高不下（年初计划控制在4.2%，前两个季度实际达到8％左右）。
　　为什么政府唯独压低市场粮价取得成功，而其他商品价格却一路疯狂呢？其实答案很简单：政府要低CPI，粮食企业要低价收购农民即将丰收的夏粮，低粮价是政府和企业“合谋”的结果。说穿了就是，政府和粮食企业在现阶段都需要压低粮价，以低于政府规定的“保护价”收购农民手中的夏季新粮。假如只有政府想压低粮价，企业不愿意，政府想压低粮价是难以做到的。

　　为控制CPI而压低粮价已经不是理由
　　一种普遍认同的说法是：粮食价格上涨，什么都会跟着涨；控制物价，必先控制粮价。这似乎是经济学家的共识。现状却是，粮食价格在相对下降，而与粮食相关的商品价格都在疯狂上涨，使得经济学家们的共识变得荒谬可笑。去年年底，北大、清华等权威经济研究机构都做出了CPI已经见顶或即将见顶的预测，但却与后来的实际走势完全不符。
　　在粮价稳定，而其他商品价格照样疯狂的情况下，经济学家和政府官员们为了控制CPI，将粮食价格强行控制在底板价位是不科学、不合理，甚至不合法的，难免有欺负或牺牲农民之嫌。据湖南等地的调查，现在农民种植水稻几乎已无利可图。笔者很担心，中国农村会再现1990年代“农民真苦、农村真穷、农业真危险”的状况，使中央“扩大内需、科学发展、共同富裕”的决策成为空话。

　　十月前粮价必现“惊险一跳”
　　夏粮马上要上市了，和去年相比，今年“保护价”比去年提高了4％9％。我相信，政府和企业一定会和往年一样，心照不宣地按照“保护价”收购农民手中新粮。面对国际粮价远高于国内粮价的局势，一些农民也许会惜售，夏粮实际收购价格会有所上浮，但更多农民急于要钱投入下季生产，不得不屈服政府粮食部门和私营粮食龙头企业的价格联盟，不得不依照“保护价”贱卖手中新粮。
　　当国营粮食部门和私营粮食龙头企业低价收购完农民手中的粮食后，粮食价格将不会再继续维持低价不变。到时，不仅粮食龙头企业要涨价，经济学家们也会出面游说政府提高粮价，理由会相当充分。例如，遵循市场经济规律，防止中国低粮价补贴全世界；防止粮价出现报复性反弹，导致恶性通胀危机；粮食涨价是保护农民种粮积极性和保障粮食安全的需要；等等。这些理由确实相当充分。所以，笔者预计，8月底，当小麦基本收购完毕，与小麦相关的食品价格将出现“惊险一跳”；10月底，当水稻和玉米收购完毕，与水稻和玉米相关的食品和饲料价格也将会呈现“惊险一跳”。正常涨幅当在30％50％之间，如出现不正常情况，涨价会超出50％。
　　8月和10月的“惊险一跳”，不是笔者的胡思乱想。从理论上讲，这叫垄断性涨价；从实践看，去年就多次出现过“惊险一跳”。如食用油大涨价，牛奶大涨价，方便面大涨价，大豆大涨价，等等。不是一步一步慢慢涨，而是在收购农民手中原料后跳跃式涨价。
　　如果事实被笔者不幸言中，则“宏观调控”这一政策手段在某种程度上已沦为“官商勾结”的工具！

　　不如现在就提高粮食保护价
　　现在就提高粮食收购保护价，好处很多。一、粮食现在涨价，农民可以分享涨价的好处，有利于扩大内需和共同富裕；二、有利于扩大下季度粮食播种面积，促使农民增加对秋粮的投入，增加粮食产量；三、现在涨价有利于巩固“胡温新政”的成果，重新赢得农民拥护；四、现在涨价是主动涨价，比8月和10月的“惊险一跳”，安全得多，主动得多。
　　理由还可以说出很多，一条可以管总：欺负农民，不让农民分享农产品和食品涨价的好处，就不是好政策。所以，笔者建议立即提高新粮收购的保护价——在去年保护价基础上提高30％。即使这样做了，中国的粮价依然还是全世界的洼地。

　　历史上的两次通胀都不是由粮价上涨引起或推动的
　　也许有人会担心粮价恢复性上涨30％，将使CPI失控。这是缺乏依据的主观臆断。第一，粮食收购的保护价上涨30％，不等于市场上销售的大米和面粉等一定要上涨30％。以稻谷为例，稻谷收购价提高30％后为0.95元/斤，对应的大米价格应该以不超过1.6元/斤为合理，而市场现在的大米均价已超过这个水平。第二，即使保护价提高30％，我国粮价依然还是世界上最低的。第三，现在猪肉价格是18元/公斤，肉粮的转换比率以1:4算（过去没有配方饲料时，4斤稻谷或小麦足够生产出1斤猪肉），对应的稻谷或玉米价格应该不低于4元/公斤，而粮食保护价提高30％后，粮价还不到2元/公斤，因此并不必然推高猪肉价格或导致生猪生产下滑。或者说，假如在2元/公斤的粮食价格下养猪无利可图，绝对不是由粮价高造成的，而是另有原因。第四，历史上几次高通胀都不是粮价上涨引起或推动的。19881989年的通胀率为18％左右，当时粮价是被绝对管制的，通胀与粮价上涨无关。1990年前后，由于低粮价伤害农民，粮食定购价格突然上涨到0.24元/斤，上涨100％多，19901993年的物价反而出现较大幅度回落。19931995年出现第二次通胀，通胀率分别达到13.1%、24.1%和17.1%，同样不是因为粮食价格上涨引起的，而是在通胀出现后，粮价相对过低，严重伤害农民利益的情况下，1994年下半年才准许粮食价格上涨，1996年粮食收购价格达到高峰0.7元/斤，但1996年却出现了通胀转向通缩的现象。由此可见，历史上历次通胀不仅不是粮食价格上涨引起和推动的，反之每次通胀出现后，都是随着粮价补涨而转向稳定。
　　中国粮价一直都在管制状态，不可能出现由粮价过高引起的通胀，粮价上涨引发通胀只是主观误判。过低的粮价反而加剧了通胀的后果。低粮价导致农民收入减少，购买力下降，以至农村市场萎缩。通胀和农民购买力下降同时出现，两种严重后果不可避免：一是经济结构失衡，“工业产能过剩”；二是城乡发展失调，三农发展严重滞后。在这种情况下，宏观调控不得不采取两项应对：一是强化外向型经济发展战略——给外资和海外消费者以超优惠政策；二是强化积极财政政策和从紧的货币政策。
　　这两项措施实施的后果是：一、导致中国经济走向外向依附型，甚至是“蜡烛型经济”——燃烧自己照亮别人；二、经济发展患上积极财政政策依赖症，为下一次更大危机埋下祸根。

　　建议领导人去河北大午集团考察
　　每一次农产品和食品连续大幅涨价，农民得不到涨价的好处，市民增加了沉重的负担，政府也伤痕累累。面对这一局面，笔者常常想起河北大午集团。
　　大午集团任何时候都敞开“收购”当地农民的粮油产品，但结算时间和方式由农民自己选择。这种民企合作模式既增加了农民收益，减少了农民的市场风险，也解决了大午集团发展资金的瓶颈难题，有利于市场稳定和社会稳定。
　　解决中国经济发展中的很多问题，不是仅靠加息、提高准备金率、积极财政政策等经济手段就可以的。重要的是要重新定位政府与企业、政府与农民和市民、企业与农民和市民的关系。
　　建议中央政府领导人去河北大午集团考察，相信会有很多收获。

来源：2008年第20期 总第297期 论语

　　“北京2008年奥运会吸引的不仅仅是世界上最优秀的体育人才, 或许还包括技术强悍的网络犯罪分子。”
　　这一判断来自全球最大的网络安全公司Websense日前向业界发布的《2008年十大安全威胁预测报告》。
　　此份报告预计，网络黑客很可能把重点放在攻击即将到来的比赛上。他们很有可能利用热门奥运新闻或其他体育网站攻击用户，窃取个人或企业的机密信息。该公司技术顾问Arun Chaudhury认为，这些攻击行为包括仿冒网站、欺诈邮件、网页和不恰当言论。
　　其中几乎不可避免的方式，就是黑客针对北京奥运相关网站可能进行的大规模拒绝服务（DDOS）攻击，令其滞流或瘫痪。
　　第二十九届奥运会召开在即，上述预计和判断不断出现，来自世界和中国的各个地方。而北京则已经明显表现出对奥运网络安全的焦灼。

　　预计有2亿个警报
　　4年前，美国联邦调查局曾秘密监视美国一家电脑杂志的一切活动，原因是该杂志公开征集黑客进行一种比赛：看谁能在雅典奥运会期间侵入该赛事的电脑控制系统。
　　“中国安全官员对北京奥运期间可能遭遇黑客攻击感到担忧。”2008年4月23日,美国《个人计算机世界》杂志发表题为《中国担心北京奥运期间遭遇黑客攻击》的文章，称一些黑客可能正在等待北京奥运会的时机,对中国的网站发动攻击。
　　该文章说，CNN最近面临来自那些对西藏事件报道感到气愤的中国黑客的网络攻击，而一些反方黑客很可能在等待北京奥运会开赛期间发动报复的机会，这将给奥运组织者及中国政府带来严重打击。“那个时候，任何意外事件都会产生最大的公众效应。”
　　“全球黑客总喜欢在大型国际活动中伺机捣蛋！”很多人对澳大利亚联邦通信部长Richard Alston这句抱怨记忆犹新。
　　2000年悉尼奥运会开赛在即，这个被《联合早报》称为“无处不陷网”的赛事开始之前，美国联邦调查局就发出警告，黑客已多次出入悉尼奥运会官方网站。这是奥运会涉及网络安全的最早历史记录。
　　2002年盐湖城冬奥会，时值互联网在世界范围被广泛应用，奥组委开始和美国执法机关以及相关安全公司合作，奥运历史上第一次出现“信息安全保障”概念。
　　2006年意大利都灵冬奥会的17天比赛期间，为其提供IT服务的公司每天都记录到310万起可疑事件（其中10起被认为“非常严重”），因此产生的报警信息多达5200万条。
　　“我们预计北京奥运会可能会产生2亿个警报。”法国源讯公司奥运会项目技术经理蒋升表示。源讯公司（Atos Origin）是国际奥组委的全球顶级合作伙伴，一直负责2002年之后所有奥运会信息系统集成工作。
　　北京奥组委技术部副部长侯欣逸则称这种“（网络）攻击是必然的”。
　　中国国家计算机网络应急技术小组（CNCERT）于近日公开了一份报告。报告中预计，黑客“将把入侵奥运会系统当做一个挑战、一个目标而让自己一举成名”。这份报告也谨慎地分析称，北京奥运会也许会面临来自其他国家黑客的各种政治动机的挑战。“因此，网络安全形势十分严酷。”

　　备战2008
　　北京似乎早已开始了准备。2004年或更早的时候，一个被命名为“北京奥运会十大科技重点项目”的系统工程被启动，其中一项便涉及“奥运信息安全与软件系统关键技术研究”。
　　有专家表示，奥运信息安全的一个重要区域就是互联网安全。而“我们此次对互联网的依赖程度远远超过了以往任何一届奥运会”。国家计算机病毒应急处理中心主任张健称。
　　2008年4月，北京宣布成立网络行业协会信息安全应急响应与处置中心。该中心主任王江民明确表示，中心以确保奥运期间城市重要信息系统安全为首要任务。
　　此前，王作为北京奥运会网络与信息安全专家，在其所有的公司组建了一支北京2008奥运会网络安全应急响应小组。“负责奥运期间的网络安全应急响应服务，要求小组成员24小时待命，第一时间到奥运现场处理网络和信息安全事件，包括病毒事件、网页挂马事件等。”
　　而和王江民一起被聘北京奥运会网络和信息安全专家的李昭，则是公安部网监局局长。
　　公安部网监局于5月底刚刚结束了“2008年全国信息网络安全状况和计算机病毒疫情调查活动”，此活动期间，各地公安机关组织本地网站开展了病毒、木马等恶意代码的清理工作。
　　在中国外围，互联网的安全防护工作也在进行。源于2004年亚太范围的网络应急演练目前已经进行到第3次。2007年11月21日的演练，共有15个国际应急组织参与，这次演练以阻断北京奥运会期间的网络攻击为主要目的。
　　此外，2008年4月下旬，源讯公司与北京奥组委技术部共同进行了针对北京2008年奥运会首次奥运网络安全技术演练。蒋升表示，奥运会前，他们还将邀请全球顶级的安全技术专家对整个奥运会信息系统进行最后的模仿黑客攻击演练。

　　没有绝对的安全
　　网络安全专家一般认为，抵抗黑客DDOS洪水式攻击的最有效方法是增加服务器网络带宽。
　　按照2000年悉尼奥运会官方网站共被点击90多亿次、流量高峰最高纪录每分钟120万次点击的流量递推，北京奥运官方网站的访问量高峰时点可能超过千亿次。仅正常的估算量就对带宽形成了设计瓶颈，抗黑客的难度可想而知。
　　虽然中国官方一直宣称有流量传输的保障能力，但在此前奥运会门票网络销售中出现的带宽故障，进一步加重了外界对中国奥运网络安全保障能力的担忧。而就在近期，一个来自土耳其的黑客在中国政府的几千个网站根目录下挂了黑页，虽然黑客利用的攻击方式技术含量很低，但仍然能成功入侵政府网站，这似乎也体现了大陆互联网安全的脆弱性。
　　这个消息间接被CERT运行管理部主任孙蔚敏日前的一个公开演讲所证明。孙说，大陆被篡改网站的数量近年来增长迅猛，今年比去年增加1.5倍，政府网站被篡改的情况尤为严重，数码达到307，每月被篡改的GOV.CN域名网站占整个大陆地区被篡改网站的7%10%，严重的时候会达到10%。分析人士说，黑客避开奥运会场，在其他地方大规模地破坏也是要注意的，比如入侵了多数的地市县的小规格政府网站。如果这种担忧成为事实，北京在世界面前无疑会显得很尴尬。
　　尽管北京奥运会在沈阳、天津、青岛、上海、秦皇岛5个城市也有分会场，且通过了模拟演练，但还是有观察人士认为，损坏性攻击更大可能会针对较弱的奥运分馆而不是北京主会场。
　　另外一个可能性很小但具有战略意义的担忧来自于互联网安全专家：如果境外机构掐断中国的根服务器镜像和COM域名镜像，所有使用COM域名的网站都将无法访问，中国的互联网将陷入瘫痪。
　　由于互联网起源于美国，该国一直保持着对互联网域名及根服务器的控制。2004年4月，由于“.ly”域名瘫痪，利比亚从互联网上消失了3天。而此种情况并非绝对不可能发生，一旦出现，出现在哪个国家都将几临“灭顶之灾”，而不仅仅是一个奥运会。

来源：2008年第19期 总第296期 鲜时事

2008年第20期总第297期  2008年7月15日出版

卷首语
网络民意改变中国人的生存状态
封面故事
大陆县委书记大接访

在汶川地震的余震惊吓过后，71岁的姜继兰简单收拾一下行李，背上一个破旧的牛仔背包，坐上了从重庆开往北京的火车。2008年6月15日，和她同行的还有两位老太太——阎传英和伍佰英，3位年过七旬的老人经过一天两夜，33个小时，终于来到北京上访。“奥运会来了，这个时候好解决问题，所以大家都来了。”近日，3位老人听说，奥运会前夕北京要解决访民问题，喊冤抱屈的各地访民陆续涌入北京，以致大陆出现一轮新的信访高潮。
大陆“截访”链条调查

即将来临的奥运，使本已耗费巨资的维稳控访工作，面临更大的压力。一次全国性的“县委书记大接访”行动于7月正式展开。大陆接访力量正在被最大限度地调动。“事要解决”，成为中共全力推进解决群众信访问题的目标。中共正在尽最大努力，谋求将矛盾纠纷化解在基层，把上访者的问题解决在当地，以实现信访问题继续下降，集体上访、非正常上访和群体性事件明显减少的目标。此举获得了海内外媒体的赞誉。
谁在承受截访的成本？
贵州瓮安事件
特别报道
中美经济需要加强合作——中美关系系列访谈之欧伦斯

鲜时事
大陆奥运前收紧签证政策？

自2005年就来中国的美籍华人杨霞（化名），近日发现自己的护照不能再续签了，从而不得不离开中国。4年前大学毕业后，她就来到北京大学做学术交流，过去几年都能很容易地续签自己的签证，但这一次却没有可能了。
孙女出书揭秘多面陈永贵

“农业学大寨，工业学大庆，全国人民学解放军”，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长大的中国人，对这一口号不会陌生。在毛泽东的指示和推动下，大寨和大庆成为农业和工业领域的两面旗帜。媒体铺天盖地的报道，参访人员潮水般涌来，使大寨和陈永贵的名字家喻户晓。这既是一场轰轰烈烈的运动，也是那个时代最重要的印记。
邵华已逝
北京奥运力阻国际卖淫集团淘金

即将迎来数百万外国宾客的北京奥运会，不仅是世界各国运动员摩拳擦掌、一展技艺的舞台，对跨国犯罪集团而言，也是一座不可多得的“金矿”。其中，跨国卖淫者就是一支隐蔽但却危害极大的力量。
人物
“中国一记者陆铿葬于此”

一代报人陆铿先生6月22日病逝于旧金山。依照其遗嘱，陆铿将归葬大陆昆明市金宝山之名人园。陆铿在世时曾云，墓碑上刻“中国一记者陆铿葬于此”。享年89岁的陆铿，是新闻界久负盛名的前辈人物，遽尔仙去，论者咸以为憾。
陆铿文章动社稷
军情观察
台湾加快构建太空监视系统
国际
普拉昌达：毛式传奇英雄
论语
马政府满月
粮价十月必报复性上涨

当国营粮食部门和私营粮食龙头企业低价收购完农民手中的粮食后，粮食价格将不会再继续维持低价不变。到时，不仅粮食龙头企业要涨价，经济学家们也会出面游说政府提高粮价。
什么都涨疯，只有粮价不涨
我们看到华南虎事件的真相了吗？
产业界
铁矿石囤积中国梦魇
广东电荒告急

6月23日上午11时，广州电网萝岗供电局的电力负荷达到创记录的628万千瓦，该局副局长伍伟华有点焦急：6月份用电高峰还没有到来，还没有进行拉闸限电，进入7月份就不好说了。
“目前最大的问题仍然是电煤问题。”
“工信部”分权发改委？
财经线
大陆税改热身

就在外界还在继续热议和争辩中国税制改革的未来路径之时，中国财政部6月20日内部座谈显示，相关改革进程已悄然行至深水区。知情人士日前披露，中国国家发改委和财政部下辖的研究机构正在制订各有侧重的财税体制改革方案，这些方案一旦草拟完毕，将被提交有关决策部门拍板。
文化感官
当代艺术的资本化浪潮

今年29岁的赵强（化名），2006年从中央美院油画系研究生毕业后，已经有了自己的工作室。2004年研一在读的他即与798艺术区的一家画廊签约合作，如今仍在4年的合约期内。在今年的保利春季拍卖会上，他的作品《山顶猎猎风》以35.6万元人民币被买家买走。
林青谈收藏：重点是作品，不是作者

三地开讲
三地书
现在时讯

　　一名女生的猝死事件最终被激化。无论女生的死亡是否为犯罪造成，事件最终演变成一起严重的打、砸、烧群体性事件。据《贵州日报》报道，事件发生后，贵州省委书记石宗源在一次群众座谈会上表示，“6·28”事件必有深层次因素。“一些社会矛盾长期积累，多种纠纷相互交织，一些没有得到重视，一些没有及时解决，干群关系紧张，群众对我们的工作还不满意。由此暴露出的问题应引起反思”。

　　瓮安县西门河边。15岁的女生李树芬躺在一具充电的冰棺里，亲人为她搭建了一个窝棚，并在她的头上放了一张白纸，写着“西门河含冤”等字样。
　　2008年6月22日以来，每天都有数以千计的百姓步行到这里，或站或蹲地围在一旁，宽慰着李树芬的家属。来的人都相信，李树芬是被杀害的，与当地传说的以往其他被杀害的人一样，蒙受了冤屈，却无法申雪。被这种情绪感染着，当地的民众开始指责警察懒惰无为，并希望能帮助李树芬的家属寻出真相。
　　似乎从来没有一个普通人的去世，令一个地区如此动荡不安——这个红军长征时曾三次经过的革命老区，数万民众因为李树芬的死亡而聚集，他们中间一些激进的人，砸毁并焚烧了县城党委、政府、公安、财政和民政等政府建筑和财产，成为中国近年来最重大的恶性群体事件标本。
　　6月28日下午，数万民众在政府前聚集时，瓮安县主要领导人正在参加全国“县（市、区）委书记大接访”活动的电视电话会议。
　　瓮安事件发生在特殊时期，引起了中央高层的重视，多名中央领导人相继作出重要批示。贵州省委专门成立处置瓮安“6·28”事件工作组，由一名省委副书记担任组长。贵州省委、省政府主要领导要求尽快妥善处置，贵州省委常委、政法委书记、公安厅长崔亚东迅速赶至事发现场，指导当地党委、政府处置和平息事件。
　　当日，贵州省委书记石宗源指出：“6·28”事件是一起起因简单，但被少数别有用心的人员煽动利用，甚至是黑恶势力人员直接插手参与的，公然向党委、政府挑衅的群体性事件。
　　7月1日深夜，在造成重大影响之后，李树芬的家人放弃了之前的坚持，接受警方给出的李树芬“自己跳河溺水死亡”的结论，并开始准备土葬，事件似乎逐渐谢幕。

　　少女之死
　　李树芬的家在一个叫玉华的乡镇，父母在外打工，她和今年参加高考的哥哥李树勇在县城求学，租住着刘姓亲戚家的一个房间。
　　6月21日下午，李树勇发现妹妹没有回家。23时12分，李树芬的同学王娇打来电话说：“你妹妹就在我家玩，今天晚上在我家住。”
　　约一个半小时后，李树勇再次接到王娇的电话，称李树芬在城郊西门河跳河自杀了。李树勇与其一位刘姓朋友一起赶往现场。李树芬在玉华乡玉华中学教书的叔叔李秀忠也赶到了现场。他们找来两个废旧的轮胎捆绑在一副梯子上，打捞李树芬。
　　报讯者王娇也在现场，她的身边还有两名青年男子，自称在一家装饰公司工作。
　　凌晨3时，家人捞起了李树芬的遗体，相貌甜美的少女此时已经面目全非。她的祖母陆素珍称，李树芬的脸上有两道明显的抓痕，脖子上也有掐痕，手臂上也有伤。
　　王娇和两名男子称李树芬是自己跳水自杀的，王和李的家人拒绝接受这一说法。在他们的记忆里，李树芬从小听话懂事，勤奋好学，成绩在同年级90多名学生中名列前茅，深得同学和老师的喜爱，怎么会突然形同疯癫地跳河自杀了呢？
　　来到现场的民警在李家的强烈要求下将王娇等3人带回了派出所。令李的家人气愤的是，警方很快便将3人释放了。
　　警方后来解释说，没有证据表明是这3人杀死了李树芬，警方无权对他们采取进一步的强制措施。
　　22日20时许，瓮安县公安局的法医用手电照明对李树芬的身体进行初步检验，结论为：溺水死亡。在这份法医的检验鉴定书中，李树芬没有被发现存在其他外伤，而尸体特征，符合溺水死亡的典型特征。
　　6月23日，李树芬的父亲李秀华向警方提交一份《急案侦破申请书》，要求对王娇等3人采取隔离询问，对女儿的身体进行一次全面、细致的检验，并派员深入调查，获取线索。
　　在这份申请书中，李秀华称，由于尸检当时，家人正处在极度的悲痛当中，没有意识到溺水前的关键性疑点，所以没有提出进行尸体解剖及下体检验。
　　6月22日的尸检报告称，经征求家属意见，不同意解剖作进一步检验。
　　李秀华所称的关键性疑点，是之前有村民声称，他们在河边一块凌乱不堪的玉米地里，发现了血迹和避孕套。李的家人据此更加相信李树芬是死于奸杀。
　　但最终，瓮安县公安局刑侦大队只愿意进行民事调解，且在6月24日下达不予刑事立案的书面通知。渴望找出孩子死亡真相的李父转求都匀市公安局的法医——在他们看来，孩子一定死于谋杀。
　　随后，李秀忠被瓮安县公安局叫去就李树芬溺水事件接受调查，期间发生了冲突。李秀华在一份名为《加急申诉》的材料中声称，李秀忠于6月25日在公安局内接受调查时遭到警棍击伤，后被押往县教育局进行“思想教育”，李秀忠的妻子和妹妹在得知李被打未返的消息后，遂前往公安局问询，但被警方拘押。后在警方要求李秀华办理二次尸检手续时，由李秀华提出后，3人被放回。
　　最后，李秀忠离开县教育局后的结局是：李秀忠从教育局走出后，被一群不明身份的人追打了约500米后负重伤，被送往县人民医院救治。
　　6月27日，都匀市法医剖开了李树芬的喉咙和下腹，陆素珍称法医在死者的肚子里发现了3颗药，但没有说清楚是什么药。
　　警方最后定论仍是李树芬溺水死亡，这一结果同样遭到家属们的质疑和抵制，他们拒绝将李树芬下葬。
　　6月28日上午，县公安局下达《尸体处理催办通知书》，称李树芬的死因已经查明，尸体没有继续保存的必要，限令在28日14时前领回李的遗体，否则由公安依法处理。
　　“李家死了一个女孩，家人还惨遭殴打。”坊间顿时流言四起，和李树芬最后接触的3名男女被传出多种身份和深厚背景——其中一名男子被指是贵州省公安厅某领导的亲属，而李树芬的家属则坚称王娇是瓮安县政府一名主要领导的侄女。
　　这些传言，当地民众虽然无从核实，却越传越广，期间又不断有新的版本出现。李家也在众多的传言中梳理出一个“事实的真相”：李树芬因考试时不让一个名叫王娇的同学偷看，于是被王和两名无业男子报复，最后酿发命案。因为他们有权力背景，导致警方不予刑事立案，并打击家属追寻真相的努力。
　　传言、不予刑事立案的通知书和李家在公安局及离开公安局后的遭遇，一切似乎都在印证着李树芬家属的判断。
　　李家在河边搭起了一个窝棚，存放着李树芬的遗体，并声称要到北京上访喊冤。他们得到了当地群众的广泛同情，每天都有人来到河边捐款，几天内，捐款的数额就已达3万多元。
　　即将在关键时期上访的消息，或许触动了当地政府，陆素珍称，他们很快得到来自有关方面的警告——如果上访到北京，他们将被投进看守所。

　　一起打砸烧事件
　　6月28日15时许，在《尸体处理催办通知书》最后期限过去一个小时后，瓮安街头出现一支由30多名一脸稚气的中学生组成的游行队伍，其中两名学生举着竹竿，挑起一条横幅，上面写着“为民伸冤”。
　　有消息称，这些学生大多是李树芬的同学，自发为死去的同学鸣不平。而当地警方则称，这是李树芬家属组织纠集的队伍。
　　一名不愿意公开姓名的目击者称，游行队伍很快吸引了市民，包括这名正在街边玩牌的目击者，跟随的人越来越多，“黑压压的，排成了一条长龙”。
　　在县政府的两根柱子中间，学生们高喊着“为民伸冤”的口号，但县政府却始终无人出来回应。该市民感慨说：“要是当时有官员出来安抚几句，情况可能不会变得太糟糕。”
　　队伍转而去了50多米外的县公安局。
　　警察面对突然而至的人群，开始匆忙设置警戒线，但拥挤人群很快突破了警戒。一名警察试图夺下学生手里的横幅，一个学生竭力保护着，大喊着：“你就是打死我，我也不能给你。”
　　这时，人群开始骚动起来，有人喊出“警察打学生啦”，声浪一波高过一波，民众开始向警察投掷矿泉水瓶。
　　拿着盾牌和警棍的一队警察和民众发生了冲突。有民众称，家住县委大院的瓮安县三中学生沈亮在冲突中被打落两颗牙齿。但警察最终不敌如潮的人群。后来，瓮安县公安局巡逻大队大队长黄成和瓮安县公安局巡逻大队三中队中队长张奎对《贵州日报》说，他们不得不退守公安局大门，人群用铁棍、木棒殴打他们，用花钵、石块砸他们——几乎所有的民警都受伤了。
　　为了安全，警察只得退到公安局一楼大厅，骚乱者砸烂公安局大厅的玻璃门窗，并开始推翻停放在楼外的警车，有人用斧头劈开警车油箱，点火焚烧。警察退守二楼，人群又吼叫着冲上二楼，一辆警车被抬进大厅焚烧。被浓烟包围的民警被迫再退守到三楼，一名负责人要求死守三楼楼梯口。目击者称，人群冲了四次都未能冲上去，随后人群中有愤怒者声称，下来一个就打死一个。
　　浓烟迅速窜进楼道，向上冲，有两名女警被呛得几乎晕倒，用餐巾纸沾水捂住嘴爬到了七楼。许多警察也开始打湿衣服捂住口鼻。
　　一名警察后来心有余悸地说，幸亏抬进大厅的警车没有发生爆炸，否则公安局大楼上的100多名警察都是死路一条。
　　混乱中，人群又转而涌入县政府大院。相关录像资料表明：很多人抡起棍棒奋力砸毁玻璃和办公用品，然后放火焚烧。后来，人群又焚烧县委大楼、财政局和民政局办公大楼。县城里弥漫着滚滚浓烟，越来越多的市民聚集，喊声震天。
　　消防部队赶来，被数万人团团围住不让进去，消防工具也被群众没收。警情火速被通报至高层，上千名武警开始紧急赶赴瓮安。
　　6月29日上午，新华社发布简讯，称该事件是“一起围攻政府部门的打砸烧事件”。这则报道说：“在县政府有关负责人接待过程中，一些人煽动不明真相的群众冲击县公安局、县政府和县委大楼。随后，少数不法分子趁机打砸办公室，并点火焚烧多间办公室和一些车辆。”
　　瓮安县公安局的警察一直在大楼里坚守，直到29日凌晨1时许，被赶到的武警部队解救。有民警称，经他们发现，这些“打、砸、烧”分子中的不少人是当地公安机关曾经打击过的违法犯罪分子和吸毒人员。

　　“群众对我们的工作还不满意”
　　2008年7月1日，贵州省公安厅新闻发言人称，瓮安事件共造成县委大楼被烧毁，县政府办公大楼104间办公室被烧毁，县公安局办公大楼47间办公室、4间门面被烧毁，刑侦大楼14间办公室被砸坏，县公安局户政中心档案资料全部被毁，42台交通工具被毁，被抢走办公电脑数十台，共造成150余人不同程度受伤，大部分均为轻微伤。
　　“瓮安县政府应该要反省自己，为什么会有那么多民众被煽动利用？”多名当地市民表达着自己的看法。
　　石宗源也认为，该起单纯的民事案件最后酿成一起严重的打、砸、抢、烧群体性事件，其中必有深层次的因素。他的判断是：一些社会矛盾长期积累，多种纠纷相互交织，一些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一些没有得到及时有效的解决，矿群纠纷、移民纠纷、拆迁纠纷突出，干群关系紧张，治安环境不够好。
　　石宗源称，一些地方、一些部门在思想意识上、干部作风上、工作方式方法上，还存在一些这样那样的问题，“群众对我们的工作还不满意”。
　　在当地一些民众看来，瓮安是一个多事之地，多年前曾因假币泛滥而臭名昭著。近年来该县涉黑团伙众多，有称“兄弟会”、“同学会”等30多股黑恶势力，经常发生街头暴力事件，一些当地女性甚至成立“姨妈会”，相互帮助与人争斗。社会治安秩序的持续恶化，更令当地民众对警方的不满加剧。
　　守护李树芬遗体的一名村民声称，县城近年有多名女孩被害，西门河里也曾捞出女尸，令当地民生不安，但这些案件最后都不了了之。
　　2007年9月下旬，瓮安县审计局宿舍、金龙花园、北门水井、步行街连续发生4起爆炸案，虽未造成人员伤亡，但对这个县城构成了严重安全威胁，民众深感恐惧。
　　2007年10月1日起，瓮安警方悬红破案——对提供线索破案的奖励人民币2万元，对提供准确线索直接破案的奖励4万元，但至今一无所获。此事件加深了民众对当地警方的不满。
　　当地民众对瓮安县警方的投诉众多——2007年10月，一个叫冯亮的男童被证明系毒鼠强毒死，家人多次要求立案调查，但均遭警方拒绝。
　　在当地医院，一名叫潘兴权的病人家属抱怨说被人用木棒打成重伤，6月11日当地法院曾开庭审理，案件还没审完，但打人者最近居然回到了家中，还公然声称要杀掉他全家。
　　此外，瓮安矿山问题层出不穷，村民因上访反映水污染问题，与政府发生过冲突。有当地县民称，一些人到县政府助威，貌似是为李树芬讨公道，其实他们都是为自己讨公道。

　　努力收复民心
　　贵州方面声称已派出省公安厅、省检察院的相关人员，承诺彻底调查该事件，“不冤枉一个好人，也不会放过一个坏人”。
　　6月30日上午，石宗源在到达瓮安县后就立即察看现场，直接深入民众中了解情况，后又邀请瓮安县23个乡5个社区部分县人大代表，省、州、县政协委员召开座谈会，听取意见。
　　当晚19时许，石宗源组织召开有当地老干部、群众代表、个体工商户、中学生及教师等现场目击者参加的群众座谈会。
　　大队手持盾牌和警棍的武警同时进驻瓮安，并分守各条路口，当地社会秩序良好。但石宗源承认，当地还有大量工作要做——“向该县民众做好深入细致的宣传教育工作，说明事实，稳定人心，是从根本上平息事态、维护大局稳定、努力推动发展的一项至关重要的工作”。
　　瓮安在清理大火焚烧的废墟，政府也在努力收复民心——或许民众对政府的不信任才是这个县城秩序恢复过程中所面临的最大难题。
　　警车停在县城的各处，架设在警车上的高音喇叭，不断敦促参与骚乱者在7月3日前主动投案自首，公安机关将视情节轻重，依法给予从轻、减轻或免除处罚，否则将依法从重打击。
　　瓮安县电视台大约每半小时就要播发一次政府公开信，词语恳切，称瓮安人民是能明辨是非、晓明事理的，也是始终积极支持配合政府工作的。
　　瓮安县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被组织参观大火过后的政府大楼废墟，并在话筒面前一一表态。事件平息后，有人大代表带着腰鼓队，拖着3头头戴红绸的生猪，打着“人民警察，你们辛苦了”的横幅前往慰问警察。一名约70岁的老太太指责犯罪分子狠心、歹毒，把瓮安的建设搞得一塌糊涂，说到动情处，还流下伤心的眼泪。
　　瓮安政府召开老干部的座谈会，恳请老干部们利用他们的影响力和威信，多做群众工作。和以前“发展压倒一切”的标语不同的是，政府在县城里喊出了“维护法律、维护稳定、维护人民根本利益”的口号。
　　入土为安
　　在李树芬的出租房里，20多名政府官员围着李树芬的亲属，他们说得最多的一句话就是：“你们有什么要求，你们提。”
　　来到出租房的探访者均被追问身份，并被要求离开现场，称他们有事情要谈。
　　李秀华曾在6月23日向有关部门递交的《急案侦破申请书》中，就事发当日的情况描述称：李树勇曾在事发现场询问王娇与2名男青年事发经过，3人回答，他们事发前与李树芬一起在事发地喝啤酒，吃烧烤。李树芬称与父母有矛盾，想不开了，要先走一步，接着就跳下水去了。
　　而此份申请书中称，当时跳水救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