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广袤的土地上寻找远去的背影，在时间的长河里打捞失落的记忆”，中央电视台十套《百科探秘》栏目12月将推出《中国记忆》30集大型电视人文纪录片，这是针对我国濒危的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进行的第一次大规模电视调查行动，也是北京科学教育电影制片厂今年继“圆明园”“玄奘之路”之后为公众献上的又一部大型纪录片。

从2005年年底开始，《中国记忆》摄制组在全国各地开展了寻访，从上千个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中他们选择了30项，对其历史文化价值和濒危状况等进行调查和拍摄。一年来，栏目组的脚步遍布17余个省市自治区，调查了涉及音乐、舞蹈、戏曲、手工艺、武术、医药、风俗、体育竞技等多个方面十几个民族的文化遗产，记录原始素材500小时，最后制作成30期电视节目，每期节目30分钟，节目将于12月11日开始，在中央电视台十套晚间每晚19:59分播出，每周播出五集。

本次活动得到了联合国科教文组织北京代表处、中国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全国委员会、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中华遗产杂志社等单位的大力支持。

  《中国记忆》系列片首次原生态地呈现了一批原始神秘的民俗事象和民间绝技。

在30集的节目里，大量深藏民间的传统文化遗产将首次在屏幕上呈现。这些神秘的题材、瑰丽的文化、奇异的环境将共同为观众献上中国民间文化的视觉盛宴，也成为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最生动的形象档案(节目内容包括：彝族火神祭祀、黎族文面女、傈僳族上刀山下火海、普洱古茶制作、赫哲族鱼皮部落、苗族银饰、佤族木鼓舞、诡秘傩戏、正骨绝技、回族武术、达斡尔族曲棍球、远古制陶术等)。

节目首次以影象手段记录了一批遗产传人的感人故事。比如一位老者用20年时间抢救夹缬工艺，最后却一贫如洗；为了让中医正骨术得到社会认同，十余位正骨名医因为X光照射导致身体伤残；因为城市的搬迁改造，大刀武艺的传人不得不面临生存无计后继无人的尴尬。

节目从不同角度揭示了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生存状况。诸如环境的变迁、生活方式的改变、旅游业的冲击、对传统文化的态度和认知等，都造成了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衰微，这些因素在30期节目中都有真实而生动的体现。

人类学家用笔，而记者们却用摄影机纪录这个正在变迁的世界。我们希望能为中国，为世界留下真实的“中国记忆”，从而让这些遗产不仅仅只留在记忆。

非物质文化遗产以声音、形象和技艺为表现手段，并以身口相传作为文化链而得以延续，是文化及其传统中最脆弱的部分。面对全球化现代化冲击，口头无形文化遗产面临濒危状况，如不抢救，即将消失。大量非物质文化遗产深藏民间，其历史演变过程、文化表现形式、现实生存状况不明。

当学者们惊呼发现了消失数百年的古老染布绝技的时候，最后的夹缬艺人说他宁愿做个个体户；上刀山下火海本来是少数民族传说里在神庇佑之下进行的风俗，如今却变为了娱乐化的商业表演；深山里的皮影老艺人还在不断钻研着皮影的制作工艺，他的儿子却对此不屑一顾，一心出门打工。

这就是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所面对的现实。一方面，它们是宝贵的精神财富，是民族文化的基因，是草根文化的精粹。另一方面，在工业化，全球化，都市化的冲击之下，它们又那样脆弱，无论是传人的去世，还是青年一代的漠然，对它们的打击都是致命的。在现代文明的进程里，它们渐行渐远，慢慢淡出了现代人的记忆。

一方面，非物质文化遗产成为社会关注热点，另一方面，公众对非物质文化遗产却依然存在着很多误读。也许是这个词汇有点拗口，即使听过很多次，仍然有很多人不知道它究竟指向什么含义，又包括着哪些内容。另一方面，这个概念也开始被滥用，“非物质文化遗产”似乎也变成了一把保护伞，似乎任何人或事只要沾上了遗产的光，就平步青云起来。就媒体来说，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报道散落于各处，往往是零散的，地区性的，更多是关注于具体内容，无法形成规模和深度。

而在2006年岁末2007年岁初推出的《中国记忆》30集系列片正是填补了国内的这一空白，成为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最生动的形象档案。

9月8日，早上到达洛阳，刚下火车我们便开始工作，拍摄洛阳站南来北往繁忙的铁路交通，昨晚的兴奋劲儿还在延续着……出站后与接待我们的洛阳正骨医院的工作人员“接头”，然后便上车驶入洛阳市区。洛阳是九朝古都，古称“中州”，一度是中国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我们还未及感受其古风古韵，就被拉去感受洛阳另一种“古味”，并且是实实在在的感受，那便是喝洛阳有名的牛肉汤。洛阳人民无论老少，早餐必要喝汤，牛肉汤、羊肉汤等等，种类颇为丰富，听说洛阳人每年喝掉的汤相当于好几个洞庭湖（戏说而已，本人不对真实性负责），其名声可与著名的河南烩面媲美。我们来到一家老字号，品尝之下果然汤味醇厚，食后使人精力充沛。（感觉我像个做广告的）

喝罢牛肉汤，我们便来到洛阳正骨医院，这是一家专门治疗骨伤骨病的医院，据史书记载，清嘉庆年间洛阳平乐郭家有正骨奇术，后传至第五代传人郭灿若，郭灿若身患疾病，而独子郭维淮年纪尚小，技艺面临失传危险。因此，郭灿若打破传男不传女的祖训，把祖传技艺传给了连字都不认识的妻子——高云峰，正骨奇术得以延续，高云峰也成为了中医正骨的一代宗师。1956年，高云峰在洛阳地区创办洛阳正骨学校，开始公开传授正骨奇术，同时，高云峰又在洛阳市创建了一座大型骨伤医院——这便是洛阳正骨医院。过去在民间秘密传承的古老正骨术从此走向了社会，郭氏正骨术成为近一百年中国民间影响力最大的一个正骨流派。

我们进入医院，先是“巡视”各个病房，初步了解医院的治疗手段，又采访了副院长了解基本情况。下午我们非常有幸地拍摄到了平乐郭氏正骨传人、高云峰之子郭维淮和其女郭艳锦在医院坐诊看病，郭维淮老先生年事已高，说话不便，由其女询问病情，然后通过微弱的声音和手势指导她开药方等。病人络绎不绝，不少人是慕郭先生大名远道而来的。

晚上喝酒——中国人联络感情的最佳方式，洛阳的喝法颇为好玩，自己斟酒，倒酒时不得看酒杯，而是凭感觉“盲倒”，若是达不到规定高度，则喝掉重斟，直到“合格”为止，老黄因此“白喝”了不少……

9月9日，上午采访了一些即将康复的病人，他们的言辞间充满了对这种古老医术的钦佩感激之情，因为如果采取西医治疗骨伤的方法则费时、痛苦并且费用昂贵，而通过手法正骨大大缩短了治疗时间，减轻了病人的痛苦，费用也相对低廉。

经历了“文革”的摧残和经济的窘迫等困境之后，正骨术又迎来了一个新的、更大的挑战，一种由西方引进的新技术，一种能够清晰拍摄骨骼的仪器进入了中国，那就是X光机，它拍摄出的清晰的骨骼照片，让所有只凭借经验和感觉判断骨折情况的正骨医师心情十分复杂，他们心里非常清楚，如果正骨术不能与现代医学相结合，势必将遭到无情的淘汰，于是，正骨医师们作出了一个惊人的决定：将双手暴露在射线下，为病人实行手法复位。因为手法正骨靠的就是医师们手部的灵敏感觉，所以无法佩戴厚重的防护手套工作，而长期在X光下正骨的后果就是医师们的手和眼都有不同程度的病变。下午我们采访了正骨医院老院长，他的手就因此长了很多瘤子，并且有坏死，双眼都得了典型的放射性白内障，安装了人工晶体，而他的同仁有些因此癌变截肢或辞世……

晚上我们去洛阳塔西吃烧烤，规模很是庞大，据说是“亚洲第一大烧烤”，味道还不错。

9月10日，上午拍摄黄河空镜，这已经是我今年第三次来到黄河边，滔滔黄水奔流依旧……接着上到正骨医院天台拍摄洛阳全景。

下午采访正骨医院的杨医生，他给我们讲了中西医治疗骨折的不同，并且表示尽管西医的治疗方法会给医院带来更大的经济收益，但医院一直秉承平乐郭氏的高尚医德，能手法正骨的尽量手法正骨，减轻病人的痛苦和经济负担。

9月11日，有一位老妇从平房上跌落而导致上臂骨折，连夜赶往洛阳正骨医院就诊，医生经过观察后为其实施麻醉，然后推到影像中心准备施行手法正骨。影像中心那叫一个酷，密密麻麻的仪器、屏幕、管道，加上厚重的自动门等，颇似科幻电影里宇宙飞船的内舱。病人躺上手术台，一切准备停当后，只见医生握住骨折的手臂，有力而纯熟地拉拽回旋，就像一位武林高手在治疗骨折，而在X光机的显示屏上可以清晰地看到折断的上臂骨已经严丝合缝地被接在一起，整个治疗的过程不到十分钟，在我们还没来得及感叹时，神奇已经闪现完毕……

下午又拍摄了为一位髌骨外翻的病人正髌骨的过程。

晚上我们来到洛阳郊区看望正骨医院的退休医生傅光瑞，傅医生由于长期被X光照射，手患放射性皮肤癌，于1998年截除左手中指，但是今年左眼又再次患上了放射性白内障，安装了人工晶体，手术在前不久刚刚完成。

9月12日，我们拍摄正骨医院的制药厂，这里生产一种名为“正骨接骨止痛膏”的神奇膏药，这也是郭家的祖传秘方，以前只有历代郭氏传人才知道，而高云峰在创建正骨医院的同时也将这种秘方公布于世。

制药时先将十多味草药细细研磨成黄色粉状，与一种红色粉末混合，再将混合物一同放入柴火加温的煮沸香油中，慢慢熬上十个小时，并不停搅拌，让各味药剂完全融合。十个小时后，一锅香油与中药已经混合成为黑色的药浆，这种浆液气味刺鼻，最后把它制成药膏。

9月14日，我们追本溯源，去洛阳市平乐镇拍摄，我们来到宗正正骨学校，这是一所由平乐正骨传人郭宗正及其子郭志中开设的教授正骨医术的学校，并设有诊所。

我们先拍摄郭家大院，郭氏先人正是在此悬壶济世，如今却野草丛生，颓唐破败。相传，郭家先人曾经救助过一个过路的外乡乞丐，为报答救命之恩，乞丐将一套正骨手法秘籍与秘密配方传授给了郭氏先祖，从此郭家人开始使用这套手法为民众看病，并从一开始就立下了一个规矩：看病不要钱。很快消息传开了，洛阳平乐有个看病不要钱的正骨高手，各地骨伤骨病患者纷纷赶来求医，郭家的诊所越开越大，平乐镇的名声也越来越响。在这个过程中，郭家借助免费行医的便利条件，将正骨术不断改进发展，并代代传承。

宗正学校校长郭宗正郭老爷子今年已94岁高龄，却依然耳聪目明、头脑清晰，每日还治病、上课、看书，其五感、精神、智力、步法、身手、饭量、牙口等等都很惊人，而整个人的“气场”十分淡定从容，令我们油然而生钦佩之情。

9月15日，采访郭老，郭老清晰的表达、高尚的医德和淡定的心境再次让我们钦佩，接着拍摄郭老给学生们讲课，一个很大的教室，学生也很多，但郭老不借助任何扩音设备，声音洪亮、记忆明确、条理清楚地讲解，并且由始至终都坚持站立授课。

后来有一名双手“骨折”伤者前来求医，我们赶忙开机拍摄，结果却是虚惊一场，并未骨折。

9月17日，我们结束此次拍摄，返回北京。

    3月5日，我们在温暖的空气及和煦的阳光中起床，真是一种幸福，尤其是在起床后有人跟你说，我们去吃腾冲的特产——饵丝。接待我们的是一位尹姓的官员，他带着我们来到一家叫“凤园”的饭店，饭店布置得古香古色，地上铺的是火山岩制成的地砖——腾冲到处都可见，甚至是在街道上，因附近有活火山，便就地取材，很有特色。饵丝是用米粉制成的，压成块的叫“饵块”，拉成丝的就是“饵丝”，它的味道和面条、米线等都不一样，在汤中淋上油辣，真是美味！尹老师说，吃饵丝，关键就是汤和配料。
    因为今天是周日，而且没车，所以无法下乡拍摄，尹老师便提议带我们游览腾冲，虽然可能会错过拍摄良机，但我们也只得同意。
上午去了“国殇墓园”，是滇缅抗战中牺牲的国军将士和美军飞虎队员的埋骨处，所以这里有中华民国的国旗和国民党的党旗以及蒋经国的题词。接着去了翡翠城，腾冲是玉石之路上的重镇，是“中国翡翠第一城”，尽管现在没落了，但还是很有规模。
    中午在一家清真的家庭饭馆吃饭，这里有从缅甸走私来的香烟，淙泉和我尝试了一下，它没有过滤嘴，很冲，尹老师说它适合用当地的水烟筒抽，于是我们也尝试了，有了水的过滤确实好一些，吸水烟筒的时候可以听到筒里的水“咕噜咕噜”地响，很有趣。
    下午去了和顺——刚在中央电视台获得“魅力名镇”的称号，它由一家公司在经营，与其说是一个镇，倒更像一个旅游景区。与丽江不同的是，原先的居民还生活于此。这儿是著名的“侨乡”，当年很多和顺人“走夷方”，沿着玉石之路去缅甸，发家致富之后便回家乡建大宅，但本人仍在国外，所以现在和顺有很多空置的老宅。我们参观了著名的“弯楼子”，里面住着一位老太太和一些景区的工作人员，老人是这个大家族的后裔，她的所有亲戚现在都在国外，尽管年事已高，但头脑清晰、谈吐不凡，热情谦和中透着大家族后人特有的气质，屋内的家具、摆设很多都是“洋货”，并且年代久远，有一个很有南洋风格的老摆钟走时依然精准，在整点还能鸣响。
    我坐在老宅的天井中，感受着几百年来未变的和风暖阳，内心异常平静，这是我第一次出差在外并不思念北京……

    3月6日，从腾冲赶到明光乡，一条石板路穿城而过，两边都是商铺，使人可以想象当年马帮穿行的景象，乡政府的小院很像《玉观音》中的场景，后来得知《玉观音》的电影版就是在腾冲拍摄的。
稍作休整后驱车至自治村，刀杆节就在此举行。这是一个边境村，相当繁华，抵得上一个镇了，商铺、饭店、宾馆林立，往来于中缅之间的两国车辆不绝……安排好住宿后我们便来到刀杆场，刀杆已经架起来了，72把刀高耸入云，这种刀叫做“户撒”，是当地的柴刀，磨得相当锋利，几乎到了吹毛断发的程度，刀杆是两根钢柱，以四条粗绳固定。刀杆场的四周搭着很多临时的棚子和帐篷，形成了一个集市，有卖各种食品饮料的——其中有一些缅甸的货物，有卖日常用品的，有供民众娱乐的——比如扔沙包、打气球之类，还有歌舞、杂技表演等……刀杆场的上方是一座寺庙，说是寺庙，其实就是三间木板房。
上刀山、下火海的人叫做“香通”，据说是被神“眷顾”的人，无须练习就有神技。今年有两男两女作为“香通”，他们平时在腾冲的一个民族园内表演，而刀杆节是一年一度的，所以专程赶回来免费给父老乡亲们表演，女性上刀山，还是第一次，这是民族园老板的主意。出乎我们意料的是两个女“香通”竟然是十四、五岁的小姑娘，大的叫杨立凤，小的叫李生莲，她父亲是男“香通”之一。
我们去了另一个男“香通”的家，途中的景色颇有些西藏的感觉，比较奇特的是猪全是放养的，到了他家很是让我们吃一惊，用霍师傅的话说以为是个关牲口的棚子，极其破败，四面墙壁只是篱笆而已，不知冬天该如何挡风……
    我们回到刀杆场，天色暗下来后狂欢便开始了，场中央燃起大大的火堆，身着民族盛装的傈僳族青年男女唱着民族歌曲，手拉手绕着火堆起舞，一直闹到火堆熄灭，变成燃着火星的木炭，高潮来到了——下火海！在庙里进行了一番祭拜后，四名“香通”摇着小红旗，呐喊着鱼贯而出，在木炭上蹦跳踩踏，围观群众的叫好声此起彼伏、越喊越响……持续了大约半小时结束，“香通”们抬起脚向观众展示，果然毫无损伤。
因为我们是远道来的客人，离开时两个小姑娘邀请我们喝傈僳族的“三杯酒”，即交杯酒、倒杯酒和同心酒，酒是自酿的荞酒，颇有后劲。

    3月7日，今天是上刀山，围观群众明显增多，还有一些从缅甸过来的，据说往年更多，今年因为中缅关系问题，缅甸那边的口岸关闭，来的人就少了。
    当我们再次见到两个小姑娘时，她们神情严肃，不像昨晚喝酒时那样嬉闹，虽然在民族园已表演过，但第一次在刀杆节上刀山，而且是72把刀，对于她们的年纪是一种很大的压力——我们后来得知，不是每年都是72把刀，头两年是36把刀，第三年才是72把刀，接下来又是两年36把刀，以此循环。
    如昨天一样，在庙里一番祭拜后就开始爬刀梯了。一名男“香通”先上，只见他手脚都在刀刃上，却异常轻松地迅速爬到顶端，把插在上面的旗帜抛下来。接着两个小姑娘依次上场，因为是有史以来第一次在刀杆节有女性上刀山，围观群众报以热烈的掌声和喝彩，但很显然这一点也无助于消除两人的紧张，与男“香通”的轻松自如形成反差的是她们凝重的表情，她们的速度也不快，慢慢地往上爬去，群众此时都安静下来，目送着她们爬到顶端，翻过来，从另一面下来，刚一下梯，群众们的掌声和喝彩就又炸开了锅，她们抬起脚展示毫无损伤的脚板，直到这时，有些惊魂未定的脸上才第一次露出些许笑容……最后是李生莲的父亲上场，他不但如履平地，还在刀梯上滑稽地表演，引来底下群众的阵阵笑声。
    其后应一些晚到的外来客人要求，四人又表演了一次。随后还进行了傈僳族特有的射弩比赛。
    我一直在想这两个只有十四、五岁的小女孩是怎样决定从事这项表演的，她们以及她们的家人内心又是如何考虑的，如果可以先期下来跟拍一定会更有意思，但这是传统纪录片的做法，作为正常播出的电视栏目是有难度的。
   来之前定的方案重点是解密上刀山、下火海的技术关键，但我觉得那应该是《走近科学》关注的事，不是不提，只是非重中之重，我们都比较倾向于当地人所说的“神和勇气”的解释，不是非要用现代科学得出个确切无误的定论，文化背景不同，我们站在此山评说彼山的事物难道不会失其偏颇？这是我在湘西拍摄苗医苗药时领悟到的，记得去河北拍摄清东陵时天津的王其亨教授颇有些激动地说：一切科学都是唯心主义！
   不过这是一个很大的看点，不能抛弃，但节目的内核或者说灵魂，用来提升品位的东西应该是关注人物，他们的悲喜和命运……故事的主体不就是人嘛，民俗也是由人来演绎的。

   3月8日，今天的刀杆场就已经比较冷清了，临时搭的棚子和帐篷陆续拆走了，小姑娘们心情与昨天大相径庭，因为今天拆刀，不用她们上了，两人开心地唱歌，自得其乐，还拉着我们一起唱。
    和一个男“香通”聊起来，得知刀杆节后有几天假期，他要回家种地，其实他在民族园的工资不低，无须再种地，可他的答案却很奇怪——种地的钱是给老婆的，外面挣的工资是自己的。傈僳族人的生活很悠闲，甚至可以说是懒散，他们挣来的钱大部分都用来吃喝玩乐，并没有建设家庭的意识，所以他们的居住条件会那样困苦，像那些从很远的地方赶来刀杆场做生意的村民，这几日挣得的钱买些酒肉享受一番，就又空着手回家了。可也正因如此，这儿的民风相当淳朴。
    据说是由吊车来拆这两根钢柱，但久等不来，我们还要赶回腾冲，只得走了。
    一路上我在想，这刀杆节虽然有政府的干预和商业的介入，但基本上还是自发的、原汁原味的，但也许不久之后随着大批媒体和旅游者的涌入，它就将发生变化，那我们是该刻意保持原状、拒绝发展还是顺应潮流、与时俱进呢？

    3月9日，租了辆车赶往六库（怒江州泸水县政府所在地），因为那儿也有刀杆表演。我们沿着怒江北上，一路上风光优美——傣家风格的建筑掩映在芭蕉树的绿叶下，颇有些泰国的感觉，当然路旁不时出现的小广告提醒我还在中国境内……途中遭遇三次边防以及毒品检查，由于霍师傅的记者证，我们顺利过关，还有个边防武警主动和我们套近乎，司机说，多归你们是记者，他们这么客气，平时可凶了……
    天气很热，几乎达到了30℃！我干脆脱了上衣，打开车窗吹风，想着在北京的同胞们此时正遭受沙尘的肆虐，我很没同情心地暗爽，呵呵……
    下午到达六库，与刘华会合，小城很干净，街道上植着棕榈树，怒江穿城而过。

    3月10日，去鲁掌镇鲁祖村拍摄刀杆表演，这儿满是梯田，可惜地里不是绿色，不然会更好看。因为是纯粹的组织表演，可以随时叫停或重来，对于拍摄倒是比较有利，这里的刀杆表演程序复杂，倒比自治村的显得“原始”，刀杆也用的是木头，但只有36把刀。我们参与了起刀杆过程，大伙儿拉着四根绳把刀杆拽起来。不过今天风非常大，似乎并不适合表演，但除了我们，还有北京台等多家媒体在，无法半途而废，于是依旧进行。这儿也有两个小姑娘上刀山，其中一个还把脚弄伤了，但她坚持说没伤，后来刘华悄悄问她，终于承认了。
表演完毕后，与村民们一起跳舞，还是比较好玩的。后来风越刮越大，原定晚上表演的下火海只好取消。
    这里因为早已开发，村民们也大多外出打工，民风不及自治村淳朴，但也是很热情的。

    3月11日，经接待人员推荐，今天去上江乡百花林村拍摄傈僳族的教堂四声部合唱，本是计划外的事情，不曾想却是意外收获！
    车子沿着怒江前行，然后拐进一大片烟叶田和油菜花地里，渐渐往上，这时已经可以看见教堂顶部的十字了，这应该是当年外国传教士的开拓成绩。
    这是我第一次走进基督教堂内部，教堂不大，两边的座椅像是哪个电影院淘汰下来的，村民们陆陆续续来了，今天是周六，据说每周日村民们会自发在教堂做礼拜、唱圣歌——用傈僳语。人员到齐之后，分男女站成两排，霍师傅说，先唱个短的听一下，于是在一位老者的指挥下，村民们开唱了……天哪！我们谁也没想到这些没有受过任何专业或非专业声乐训练的村民的声音组合在一起竟是如此的有美感、如此的有力量！演唱结束后，我们面面相觑，久久不能言语，脸上全是震惊与赞叹！于是拍摄正式开始，我静静地听着，就在村民们唱到《友谊地久天长》的时候，我竟然……落泪了！以前打死我也不相信会听着这首歌哭，我突然想起老黄说过在罗布泊面对壮丽的美景时他潸然泪下，我想现在我大概能体会他当时的心情了……其实我在音乐方面很白痴，却没想到会被这完全听不懂歌词的四声部合唱彻底震撼！我后来半开玩笑地说：我肮脏的心灵得到了些许洗涤……
    我在心里说：这个地方我会再来的。我记得上一次我这样告诉自己是去年夏天在布达拉宫前。

小钱——中国记忆摄像助理，跟随摄制组走遍了大江南北，成了全组去过最多地方的人。因此诞生了《小钱系列》。

2006年2月27日下午我们在北京和煦的阳光中起飞，前往云南拍摄彝族分支阿细人的“祭火节”，这样的好天气似乎昭示我们的云南之旅将顺利而美好……（省略糟糕的飞机餐和笑容机械的空姐）将近四小时后，安全着落昆明机场，云南，我们来了！
    对昆明的第一印象是不错的，城市很美，气温也舒适，可以穿单衣……但我们并没有逗留太久，租了辆车就赶往红河州的弥勒县，于是又过去了两个多小时，“摸黑”进了县城，空气中已有凉意，接待我们的陈科长是一个年轻的小伙子，他请我们去吃了烧烤，然后便回宾馆休息，在云南的第一天就这样过去了……
    2月28日，早起吃了云南特产——过桥米线，然后在县文化馆等专家，好半天来了一位，却说要着急赶到昆明开会，没聊几句就匆匆离去，又等了很久，陈科长过来说另一位已下乡……于是我们自己杀奔西一镇红万村——“祭火节” 将在那里举行。我的心情是振奋的，因为是在云南啊，我朝思暮想的地方！可老天不大振奋，变天了，阴沉沉的。
  到达红万村的时候，已经下起了小雨，在陈科长的带领下，我们去到祭火节的“负责人”何毕摩家里，他家在村子里并不起眼，很普通的彝族民居，看得出来不富裕，何毕摩不知是否“通灵”过多，表情略显呆滞……我们和他略微聊了一下，这时天空中居然飘起了小雪！这……不是号称四季温暖如春吗……来的时候我还懊恼没有把外套留在办公室里，成了累赘，现在想来，要是真把外套脱了，还不得把肠子都悔青了！
    告别何毕摩后我们来到西一镇，晚上就住在镇政府内，寒冷的空气中带着南方特有的潮湿，所以让人感觉骨头缝里都是寒气，在北京的五年生活已经让我“退化”到有点不适应这种寒冷了，霍师傅和淙泉就更别提了，雪上加霜的是，洗漱的水是冰冷的……
    3月1日，一大早我们匆匆从镇上赶到红万村，在村公所（村里公共的房屋，用于集会等）找到何毕摩，不过……他竟然不记得我们是谁了！解释了半天他才想起来，这时广场上拖来一头猪，我们便撇下他去拍猪，猪嚎得惊天动地，似乎它知道将要被宰杀……
    接着我们徒步往后山走，因为一会儿就要在那里“祭密枝”，是祭火节前的祭祀活动，途中看到一种状似莲花的美丽植物，当地人叫“地母鸡”，用来喂猪的。
    我们在山上等了很久，村民们才陆陆续续上来，他们开始埋锅拾柴，又等了很久，何毕摩等人坐着拖拉机上来了，随之而来的还有大批的媒体和摄影爱好者，他们把何毕摩团团围住，长枪短炮全对着他，这时我们才明白为什么何毕摩认不出我们了——要是我被这么多镜头围着，我也不会记得谁是谁。
    那头猪安静地躺在拖拉机后面，但一会儿就不安静了——因为它被人拖着往树林里去，在那里，何毕摩拿着一碗水对猪撒了几下，然后转到了一棵树前，嘴里念念有词地开始了祭祀活动，当他再次回到猪身边的时候，从后面的树丛里突然蹿出十几个全身画满油彩的裸体男子，手里举着木刀，怪叫着围住猪……（此处省略血腥文字500字）不一会儿，猪魂归西天……裸体男子们抬着死猪来到埋锅处，锅里已经烧开了水，于是烫猪毛、拔猪毛、洗猪……而那些裸体男子则在一旁的树林里洗澡穿衣。
    等我再次看到那头猪时，它已经身首异处了，猪头被摆到刚才祭的树下——村民们叫密枝神树——猪嘴里还含着自己的尾巴……大锅里煮起了猪肉，还有南瓜、白菜之类的。村民们开始载歌载舞，玩得很high，众家媒体和摄影爱好者自然是蜂拥拍摄。唱得累了，饭菜也煮好了，于是大伙儿席地而坐，摆起了长龙宴。
    晚上我们住在村长家，和村长一家一起看回放，村长直夸我们拍得好，霍师傅红光满面，似乎已经看到了收视率再创新高……村长说晚上在村公所的广场上有排练，于是我们跟随他来到村公所，这里果然聚了不少人，天空中飘着细雨，很冷，但村民们反而练出了激情，我们走的时候还没有结束排练。
    睡觉……值得说一下，只有一张不大的双人床，却要挤下我们三个大男人……淙泉说：我不脱袜子了；霍师傅说：我有点怀念昨晚睡镇上；我说：我再也不要回忆今晚！
    3月2日，今天是正式的祭火节，我们早早地便赶到了村口，这儿已经十分热闹，用树枝搭起了一个寨门，有两个裸体男子“把门”，还有个裸体的小孩，身上也画了油彩，冻得够呛，还被一堆镜头围着拍……村民们盛装打扮，载歌载舞在村口夹道欢迎，只见游人络绎不绝，还有民兵、警察、消防队等等都鱼贯进村。我们拍了一会儿就在一旁吃饼干——因为这儿没有吃早饭的习惯，当地人管午饭叫早饭，如果非要吃早饭，那就叫做早点，而上午叫做早上，下午则叫白天——我猜想可能是这儿日照时间长的缘故。
    就这样一直闹到中午，村民们用松针铺地，又摆起了长龙宴，饭菜中有一味叫做“棠梨花”的野菜很可口。
    下午原定1:30举行钻木取火仪式，却久久也不开始，于是霍师傅当机立断先去拍画油彩，我们来到老的村公所，一群裸体男子正在“化妆”，不过拒绝我们拍摄，霍师傅花了30大洋“摆平”，（忘了说一句，拍摄祭火节是要收费的，每人一百，当然CCTV的名头还是很响的，就免了）但出乎我们意料的是负责画油彩的人是村里从昆明请来的一个广告业者，几乎所有的图案都由他设计和描绘。这时久违的太阳终于露面了，气温也慢慢升高。
    我们又折回主会场，仪式还未开始，我们不禁庆幸自己明智的选择，又等了好一会儿，何毕摩才出现，大伙儿拥上前去拍摄，却被拦了回来，说要退到一路之隔的“记者席”上去，一个干部模样的人大声喊：“这是圣地，你们上来，说得难听一点，会对你们有不好的影响……”。
    可是……《正大综艺》的“大炮”却架在路中间，于是所有人的镜头里都有个“大炮”在晃荡……这还不算什么，一会儿居然走来一群领导，齐刷刷地站在路当间，把后面的镜头挡了个严严实实，于是大伙儿又一拥而上……钻木取火仪式就在这一片闹哄哄中开始了，男的、女的、老的、少的、裸体的、穿衣的，疯狂地跳着、闹着，直到取得火种，众人簇拥着绕村游走，我们提前赶到另一个会场等候，这是一片类似于山谷的空地，四面山坡上已经挤满了围观的群众，还有一个主席台，坐着领导，顶上一条横幅：“云南"弥勒"西一2006红万阿细祭火节”。不一会儿，村民们把火种带到这儿，点燃了中央的柴堆，还抬来了泥塑的“火神”——据说在政府介入祭火节前并没有这玩意儿。村民们开始了狂欢——就是昨晚排练的舞蹈，如果没有领导的指挥和“现代”的音乐，还是颇有味道的，可是现在却有点让我说不上来的感觉……
晚上，我们回到弥勒县城，边看回放边笑，霍师傅说：“正经的东西变成不正经，也是很好玩的。”
    3月3日，回红万村补拍一些采访和空镜，整个村子相当静谧，这其实很正常，但因为有了昨天的疯狂，一下子静下来让人感觉很怪异。
    中午，祭火节的“工作人员”在村公所聚餐，我们找到何毕摩，约好饭后采访他，后来他似乎喝多了，采访的时候略显激动，他说，以前祭火节是不可重复的，现在当地政府告诉他，为了更好的宣传，可以重复，但需要对方提供足够的资金……
其实，这无可厚非，我们这些身处现代文明中的人没有资格对此说三道四，没有钱，这种民俗说不定也会灭亡，只是有了钱，却不可避免地在变味，关键就看变的方向和程度了。我并不批判现在的祭火节，它反映了当下很多民俗的生存现状，值得引起我们对于它们出路的思考……

如果说编导和摄像们是冒着生命危险拍片子，实在有些夸张，但是在拍摄过程中，也真是有不少的危险。崔颖在内蒙古草原拍摄达靰尔曲棍球的时候，就亲眼见到了一回。

同去的一位体育记者，站到了球门后最好的一个位置拍摄，可是球不长眼睛，直冲着他的脸飞来。结果直径十厘米的球打穿了镜头，打伤了这位记者的眼睛，眼皮缝了五针。崔颖不得不暗自庆幸没有去抢那个位置。

摄像杨光伟却是迎着危险上。他和编导张瑾一起去拍摄的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是天津回族的一种传统武艺，舞大刀。举重神童创造世界最好抓举成绩是139公斤，而他们拍摄的主人公却能舞起80公斤的大刀，关羽的青龙偃月刀传说也只有82斤。

张瑾当时正在轻微食物中毒，上吐下泻发高烧但还是坚持继续拍摄。她很快发现，为了更好的视觉效果，每个舞刀的动作都必须要拍特写。摄制组只有一台普通的摄像机，拍特写就意味着要离刀非常近，而这是160斤的大刀，舞起来虎虎生风，同时有很大的惯性，要是碰一下那可不是好玩的，而且，近距离拍摄，刀刃反射的亮光很容易造成头晕。

不过杨光伟知难而上，在头晕的情况下，他胜利完成任务。并且还让生病的张瑾去休息，自己一个人扛着所有的器材。让张瑾回来以后连连赞他是“劳模”。

被同样誉为“劳模”的还有李淙泉。在吉林拍摄猎鹰的时候，有一天晚上，摄制组的三个人集体熬夜。鹰有这样一种习惯，白天吃下去的东西，在半夜三点会把一些不能消化的毛和骨头吐出来。为了拍摄这个镜头，怀沙，淙泉，钱敏杰三个人一起，从晚上八点开始谈人生，谈爱情，谈理想直到夜里三点。不知不觉中，怀沙睡着了，紧接着是钱敏杰。只有淙泉一个，一直坚守岗位，并且还拉着同样困倦的鹰把式聊天。

四点钟，天快亮了。鹰终于吐了。淙泉不仅拍到了全部镜头，还完成了对鹰把式的现场采访。还不仅如此，不知疲劳的劳模淙泉，发现外面有闪电，又跑到了院子里拍下了很多漂亮的闪电镜头。

在鸡叫声中，怀沙和钱敏杰满脸惭愧的醒来，淙泉心满意足的睡去。

如果说崔颖是隔岸观火，杨光伟是有惊无险，李淙泉是燃烧自己的话，邵晓伟却真是着实被吓得不轻。

晓伟去的拍摄地点是黄河岸边的甘肃省景泰县龙湾村。为了能在高处拍到村子和黄河一起的风景，他和摄像一起去黄河石林看景。石林都是小山，山上尽都是陡坡，没有路，山上的土也很松，爬的时候只能自己试探着踩出一个脚窝，再慢慢向上爬。

一行人正在艰难行进，突然，晓伟一脚踏空，人掉了下去。他顺势趴在土坡上，但是整个人都在往下滑。

“幸亏淙泉及时把我拉了上来，”晓伟至今心有余悸，“然后我沿着他踩出来的脚窝慢慢走了过去。我今年拍片子的时候还从马上掉下一次，外出拍摄真的很多危险，一定要多加小心。”

摄制组总会碰上一些非人为因素的干扰。比方说大夏天冒着40度高温在外拍摄，回来中暑。还有一个普遍的敌人是蚊子。有个纪录是摄像黄楠保持的，他在贵州一天被蚊子咬了几百个包。

而摄像助理刘书声更说自己是阴沟里翻船。他是东北人，一向自我感觉身强体健。之前拍查干湖冬季捕鱼习俗时，大冬天零下30度，人呼出哈气胡子上会结霜，他却脚上只穿一双普通球鞋照样在冰上拍摄。这次他去的是川西的德格县，当地海拔……米。

到了德格第二天，早上八点，编导叫他起来吃饭，没反应。过了一个小时再叫，还是没反应。编导急了，撞开门进去，发现小刘躺在床上，已经意识恍惚。

“我就是头晕，浑身无力，有一点意识但是动不了。”小刘回忆说：“之前有一点感冒，有一点高原反应，但是感冒和高原反应相加，结果就放大了无数倍。”

结果他一躺就是四天，在当地的藏医院打了三天的吊针。

但是要是说每个人说起来都有些心悸的一件事，那要算喝酒。喝酒是中华民族的一门文化，劝酒也是一门艺术。感情的深浅，交情的好坏，一杯杯不见底是过不去的。在全国各地，大家也领略了不同的酒文化。

一段编导和摄像间的对话成了栏目经典语录。

镜头一：

面对着两斤白酒，编导和摄像面面相觑

摄像：“我们就两个人，总得倒一个，你说谁倒了能继续工作？”

编导：“。。。。。。那就我倒吧。”

镜头二：

第二天，摄像给编导买来胃药……

　　           白色的图腾

    CCTV10  播出时间：2007年1月19日晚19：59

　　遗产项目：苗族银饰锻造技艺

　　调查时间：2006年8月

　　调查项目：贵州雷山县控拜村苗族银饰锻造技艺

　　调查人物：贵州雷山县控拜村银匠师徒杨光斌和杨文斌

郎德苗寨芦笙场

银餐具

贵州从江苗族使用的二十四锥银头帕

崇拜白银的民族
    中国的西南部贵州雷山县，一个独特的少数民族聚居在云贵高原的密林深处，他们世代传习着一种习俗，将家中所有的财产都换成白花花的银子，投入熔炉，锻造成丝，编制成花，錾刻成衣。
    银花、银铃、银项圈、银帽，苗女全身的银装可重达二、三十斤。上百年来，为什么白银会成为一个民族的象征？苗族人又为何要用白银来包裹自己？
    中国记忆摄制组和银匠师傅杨文斌一起，来到了贵州省雷山县的千户苗寨。山路很颠簸，20公里的山路我们整整走了三个半小时，才来到中国唯一的银匠村——雷山县控拜村。
    在雷山县的每一户苗家人几乎家家都有银装的收藏。据说每逢苗年节，苗家女子盛装披银，项戴数个娄花银项圈淹没嘴鼻，胸前配挂重大银锁，腕间携戴数对不同样式的银手镯，她们要比试谁的银装最重，谁的最大，谁的最多，获胜者将会成为芦笙场上所有小伙子追逐的目标。然而杨光斌却认为美丽并不是苗族人喜欢银饰的直接原因。

追寻银饰背后的秘密
    苗族人如此崇拜银饰，但是他们聚居的贵州地区并非白银产区。那么如此大量的白银究竟从哪里获得呢？
    居住在控拜村 的200多户苗家人，四百年多年前都是从榕江迁徙而来，频繁的商业贸易让苗族人有了打银的原料。
    苗族常年迁徙，漂泊不定，所以他们喜欢把所有的财富随身戴在身上，人走则家随；以钱为饰保值财产。这也许是苗族人好银的直接原因。
    另外，还有很重要的一点，就是银饰的功能性作用。杨文斌告诉我们，苗族人的银饰可以避邪，还能去毒，防止瘟疫。
    村子里有一棵大枫树。当地人告诉我们这是保寨树。苗族古歌里面说了，蝴蝶是从枫香树里出来的，跟水泡谈恋爱，生十二个蛋。孵蛋孵了十二年，才孵出了苗族的始祖姜央，牛，蜈蚣等等，所以它是苗族崇拜的神树。传说蝴蝶妈妈是苗族人共同的祖先。
    一位苗族老人保留着一套西江最早的银头饰，上面的蝴蝶玉钩就是最好的见证。
    在今天苗族蜡染上我们同样看到了蝴蝶的文样，苗族人相信，“蝴蝶妈妈”是所有苗族人共同的祖先。倘若有文字,苗族人这番深切的倾诉之情,想必会汇成一部史诗。但苗族人像所有没有文字的民族那样,他们只能将记忆倾泻进白色的银饰中。

古老的制银工艺
    控拜村的银匠一般都是子承父业，世代相袭，手艺极少外传，杨光斌是杨氏家族第五代传人，他打出的银饰工艺成色好、錾工精细。他正准备打造一付银角。先要将银块打制成26毫米，细如白发的银丝。
    这种细致的活儿很伤害视力，杨师傅说自己37岁那年就戴上了老花镜。
    錾刻的图案没有任何范本，木槌和砧板是他所有的工具，工艺的精细靠的就是心中有图，手中有数。
    之后要制作蝴蝶银花。一付银角需要203片银花焊接而成，而每一片都是要经过手工编制和焊接一点点完成。
   杨光斌说用银丝编制好的银花粘有焊液，再用吹管焊接，火力温和，这样焊接的制品没有很明显的焊点，银饰浑然天成。

白铜的冲击：以假乱真
    在东南州州府所在地凯里市的族工艺品一条街上，我们发现这里的银饰看起来发乌。杨光斌告诉我们这是一种旅游商品，用的是锌白铜，不是银，而是镀银，价格非常便宜。
    一套铜饰才一千多元，而银饰全套则要一万二三千元。于是很多银匠们纷纷走出银匠村自谋生路。
    杨文斌十分担心，旅游品风行一时就是苗族记忆消失的时候。
    杨光斌知道2006年苗族银饰锻造技艺已被列入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名录，他开始有了这样的设想：申报坚守在银匠村的艺人成为工匠大师，呼唤更多外出的银匠回村锻造真正的苗银。
白色的银装到底能不能继续世代照耀着居住在高山深处的苗家人呢？

                牙雕危机

    CCTV10  播出时间：2007年1月15日晚19：59

　　遗产项目：牙雕制作工艺

　　调查时间：2006年11月

　　调查地点：北京

　　主要人物：李春珂

老传人珍藏了十几年的整根象牙

牙雕作品《蝈蝈白菜》

难得一见的雕刻工艺

受质疑的牙雕
    2006年2月， 第一批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推荐名录刚刚公布， 一则报纸评论在网络上引起了轩然大波。
    引人诟病的遗产项目是北京牙雕技艺。北京牙雕曾被称为京城工艺美术“四大名旦”之首，据说，这种工艺在中国已经有两千多年的历史，艺术家们在这种大型动物的牙齿上精雕细刻，制作出精美绝伦的人物、花卉和动物。
    环境保护主义者认为，象牙雕刻必须以象牙为材料， 要取象牙就得杀掉大象。将象牙雕刻列入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范围，便与物种保护的目标发生冲突。
    一时间，象牙雕刻技艺遭受舆论的围攻。然而对于牙雕这项古老的雕刻艺术来说，这样的尴尬已经不是第一次了。
    1989年10月，第七届《国际濒危野生动植物贸易协议》缔约国大会在瑞士洛桑召开，103个国家和地区的代表一致通过了一项决议：从1990年1月起，两年内禁止国际间的象牙进出口贸易，以拯救非洲大象。中国是通过决议的成员国之一，主动遵守决议，于1990年初停止进口象牙。
    中国的牙雕行业几乎在一夜之间变得地位尴尬、前景渺茫。
在牙雕艺术穷途末路的今天，《中国记忆》摄制组遍访京城，试图最后一次用影像记录下牙雕制作的完整工艺流程。

探秘象牙厂
    北京象牙雕刻厂是目前北京唯一一家依然拥有牙雕制品生产和销售权的单位。但是，我们看到的景象却令人大吃一惊。我们没有想到，价格不菲的牙雕艺术居然就来自于一个不起眼的小地方，而且，在下午三点多钟的上班时间，这里居然大门禁闭。
经过多方努力，摄制组得以进入牙雕厂防守严密的地下仓库，这里是目前北京象牙材料的唯一来源。 但是在这里，我们只看到了8根比较大的象牙，以及十多根小象牙，北京牙雕厂厂长萧广义告诉我们，这些牙料都是1989年以前的库存，自从那一年中国在保护象牙国际公约上签字以后，牙雕厂再也没有购买过象牙。他们一直在依靠库存的牙料勉强维持经营。
    北京象牙雕刻厂成立于 1958 年， 在建国之初，象牙雕刻曾经为国家创下了大量的外汇，一个小小的牙雕就能换回一辆崭新的伏尔加轿车。 象牙厂成了当时许多人向往的工作单位，这个厂最多时员工有800 多人。
    而如今，没有了象牙，牙雕行业迅速衰败， 传统牙雕制作技艺面临着消失的危机。我们是否还能用影像记录下一件牙雕作品的诞生过程呢？
    北京传统牙雕艺术分为花卉、楼台殿阁、人物等几个门类，不同的大师有各自专攻的门类。随着1994年杨派牙雕大师杨士俊的故去，北京牙雕中的花卉部分就没人做了，可以说已经失传。楼台殿阁类，也已经面临着失传的危险。

最后的牙雕
    经过多方打听，我们了解到，在北京牙雕行业，有一位最年轻的大师， 他就是57岁的李春珂，因为手艺精湛，北京象牙雕刻厂每年会从仅有的象牙材料当中取出一部分，交给他来雕刻。
我们辗转找到这位也许是最后的牙雕传人，希望能够完整地记录下一个牙雕作品的诞生过程。
    在李春珂家，我们意外地碰到了一个拜师学艺的徒弟。于是，展示手艺的过程也变成了年轻人学艺的过程。
    直到这时，我们才得以见识象牙雕刻完整的工艺流程，而才能够真正感受到，牙雕实在是一门奇妙而精湛的工艺美术。
在往后的10多天里，我们一次次来到李春珂位于一个居民区地下室里的工作室，一件古代侍女的牙雕作品在镜头的注视下慢慢诞生。这是一个让观者称奇的过程，粗糙的象牙材料在艺术家手里一天天变得圆润起来，而雕刻的工具无非是一些凿子之类的，甚至有一个阶段，甚至使上了锯子，让我们一度一位眼前是一个木匠师傅。但是突然有一天，艺术家手里的人物突然活了起来，生命被神奇地再次注入这种大型动物的牙齿当中，栩栩如生。纷乱的地下室奕奕生辉。
    李春珂告诉我们，这是他所知道的第一件全程在镜头的注视下完成的牙雕作品。而我们却担心，这恐怕也是最后一件在镜头关注下制作的牙雕作品了。拍摄结束的那天，我们又一次碰到了李春珂新收的徒弟，23岁的王宇，他决定要在牙雕制作工艺消亡之前，把所有的手艺都学到手。
    小伙子这样告诉我们： 如果真的有一天无法用象牙，他可以用石头或者木头做原料，在这个过程里所蕴含的知识还有文化背景是最吸引他的地方。
    这句话说出了牙雕作为一门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真正意义。牙雕是一门美丽的艺术，然而美丽背后，却意味着杀戮。随着人类环保意识的增强，象牙雕刻终将成为人类遥远而模糊的记忆，它的消亡是不可避免的宿命。我们试图努力留住的只是这种古老雕刻的艺术手法，也许不久之后，这种手法会在其它材料上焕发出美丽的生命力！而大象也能够悠闲而安然地与人类和平共处。

　　         海岛文面女

   CCTV10《百科探秘》播出时间：2007年1月11日晚19：59

　　遗产项目：海南黎族文面文身习俗

　　调查时间：2006年5

　　调查地点：海南省

　　主要人物：黎族文面女子

符月花，生于1933年，73岁，20岁那年，被父母从地里教会家里来文面，目的是为了相亲找婆家

曾经以文身作为职业的符玉花阿婆，演示传统的文面技艺

最后的文身师
    符玉花，年逾古稀，曾经以文身作为职业，是白沙县最后一位文身师。在一个氏族里，文身师不仅待遇优厚，而且地位尊崇。符玉花14岁那年，在族里做文身师的嫂嫂把文身技艺传授给了她。
    黎族女子长到十三四岁，通常就可以文身了。
    文针是用当地一种叫红藤的植物做成的，符玉花说，它不会使人的皮肤产生溃烂。
    红藤刺异常锋锐，针落皮破，血滴随即渗出。
    文身师拭去血水，将一种特殊的颜料敷在伤口上。这种颜料是用当地的野蓖麻和山海棠的果实烧制而成的。然后再继续敲打。
    待伤口痊愈脱痂，就出现了青色花纹，永不褪色。
    符玉花说，黎族女子只有在文身后,才能婚配嫁娶。从这种意义上说，黎族的文身习俗带有成年礼的性质。世界上许多原始民族，都有成年礼的仪式，它意味着被施礼者将从孩童长大成人，从此就可以走向社会，因此有的成年礼带有考验的性质。在符玉花的记忆里，文身就是与血和泪交织在一起的，老人甚至因此放弃众人瞩目的文身师职业。如此痛苦的习俗又为什么能够绵延数千年呢？

文身的信仰
    从事海南地方文化研究的学者周伟民分析，黎族奉行祖先崇拜，各个氏族都有自己的谱系，有自己的“祖先鬼”，“祖先鬼”是最大的鬼，支配着人们的生存和幸福。祭祖先鬼要剽牛，其它鬼则可以杀猪、杀狗或杀鸡。这种精神信仰渗透到黎族日常生活的各个方面，包括黎家女子的文身。女子只有文面文身，死后才能受到祖先神灵的指引，和祖先团聚。
    在符玉花以及其他几位阿婆的膝盖上，我们都发现了一个奇怪的符号——青蛙。为什么要文上青蛙呢？阿婆们说，黎族是一个以农业为本的民族，青蛙能保护稻作获得丰收，所以她们崇拜青蛙，并以青蛙为图腾。但凡黎族女子，都会在身体的某个部位上刺刻青蛙，这样就可以消灾避邪。
    黎家女子还给身上不同部位的图案起了不一样的名字。比如，自口角斜至两颊的几何线纹，称为“福魂文”，下颌的圆形图案为“多福文”，而腿上的双线纹则叫做“护身文”。在她们看来，这些抽象的图案不是简单的装饰符号，它蕴含着一个民族的信仰，以及芸芸众生对生命的祈求，对幸福的祈望。

氏族的标识
    我们观察到，每位阿婆脸上的纹饰都有细微的差异。原来，这些阿婆都来自不同村寨，她们脸上的纹饰都是自己村寨的标识，因此会各不相同。局外人雾里看花，当地人却能凭借阿婆脸上的纹饰，轻松判断出她来自于哪个村。为什么要把文身作为氏族的标志，那些神秘莫测的青色花纹是否隐含着更多不为人知的秘密呢？
    阿婆们说，每个人身上的纹饰完全因袭代代相传的祖训，不得擅自更改，祖训同时明示：本族男子也不得娶文有本族图案的女子。海南岛四周环海、气候炎热，拥有一个相对封闭的自然环境，这就成了保护海南原始文化的天然屏障，无论历史如何风云变幻，海南岛的黎族文身依然保持着原始的形态，它得以传承千年的真正原因是否是这样呢？处在氏族社会初期的原始民族，生产力水平几乎完全体现为人口的数量，氏族首领为了保证部落的强大，往往要求人们在氏族内部通婚。但是，长期的生活实践让人们逐渐意识到近亲通婚的不良后果，人们便把血缘婚姻视作是一种禁忌，进而提出以文身作为约束人们婚姻行为的一种手段，所以每个氏族有自己独特的图案。果真如此的话，在今天人看来不可理解的文身现象，其实是人类告别蒙昧阶段的历史印记。

无字的历史
    由于没有文字记载，这一至少延续了四千年的习俗，其最初的含义完全有可能在世世代代的因袭中变得模糊。尽管如此，生活在与大陆分离的海岛上的人们仍然顽强地保留了祖先的痕迹，他们用自己的身体记录了一部无字的民族历史。
    多少个世纪的海风吹过，见证了黎族先民的传奇和神秘。时至今日，那道天然的地理屏障已经不复存在，即便是在黎族文化的起源地，文面女也难觅踪迹，她们的命运慢慢被人遗忘，黎族文身已经唱响了它最后的挽歌。今天海南岛仍然健在的文面女不过千人，她们的平均年龄将近70岁。
    这或许是生活在古老山岭里的最后一代文面女。当人类社会越来越发达时，她们却渐行渐远。也许再过上三十年，我们也只能从影像中去追忆这群用身体书写一个民族历史的女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