月之仙者的BLOG

《中华邻国：台湾阀境性》

月之仙者 — Thu, 29 Dec 2011 14:36:39 +0800

    看外文译本经常会因为翻译文化转换的问题而无法确知原意，或者因为文字诘屈聱牙而不忍卒读，之所以这样除了因为翻译者在语言或者专业上的功力有待加强以外，也与原作者本身的思维方式和书写方式与中文不同有密切关系，这在外国人用中文写的书上也可以清楚的看到，尽管写的是中文，但思维还是外文的。法国里昂大学政治学院的高格孚以中文写作了《中华邻国：台湾阀境性》就可以算是一种典型的体现，尽管作者在台湾多年，并且得到了很多当地研究生的帮助，仍然无法摆脱非中文思维的限制。不过，外国人用中文书写已属难得，起码会避免翻译的再加工。
    《中华邻国》是高格孚所写的第二本中文著作，主要是以地缘政治学的角度来分析台湾问题，特别是从郑氏政权和当代两个角度来分析台湾面对大陆时的自我定位问题，包括价值观的地缘政治、历史性比较地缘政治等概念。在作者看来，“阀境性”（liminality）可以体现出台湾面对大陆或者中国（作为一个概念主体）时的特殊性，即既与中国或大陆密切相关，深受中华文化影响，却又带有自己的主体性，因为它接受了不同文化的影响，从而产生出自己的不同特色。
    很多台湾问题研究者都会注意到，郑氏政权与清廷的关系与当代两岸关系有着很多相似之处，因此研究二者的异同也就有助于更好地思索未来两岸关系的解决之道。在高格孚看来，郑氏政权与清廷的战争是第一个台海危机，当下则是第二个，而第一个是以郑氏政权投降为结局，但其中的过程还需要详细地加以研究，作者的研究角度是政治文化，研究对象则是郑克塽的两封降表。作者首先回顾了当时的历史，他指出当时的台湾并未纳入到中国的版图，而汉人在台湾岛较大规模的定居也是在郑氏政权建立后才开始，当时郑氏家族是想以台湾为根据地从事恢复明朝的工作，虽然郑经时期也经历过放弃争夺正统，植根台湾或者继续争夺两个方向的争论（这与当下有很多类似之处）。而面对施琅的进攻，郑克塽无力反击只好选择投降，于是才有了清政府在台湾设治等一系列的统治动作。不过作者也指出，当时的清政府以及施琅对台湾如何处置曾有不同意见，而在作者引用的一篇文章中更详述了施琅的一个计谋，他曾经想让荷兰人出面收回台湾以便让他能够借机将台湾作为贸易中心，而他则可以通过控制台湾从中获利。清廷则考虑到两个方案，即放弃台湾，让汉人迁回大陆，或者直接在台湾设置政权，最终康熙帝选择了后者，于是也就有了中国正式对台湾实施统治的事实。这也可以看出，现在被习以为常的主权、领土观念其实在历史发生时的场景中，并非是理所应当的，当时的决策者并未觉得台湾就是不可或缺的地方，跟中国边疆的其他地方一样，是否统治台湾都要考虑到当时的统治成本和威胁存在与否等因素。
    不过，作者在这里特别提到，他不同意西方学者将这一事件视为台湾纳入中国的表现，在他看来这只不过是台湾纳入清政府而已。作者的这种想法显然是受到欧洲历史演变和主权观念的影响，但按照中国正统史观的看法，台湾纳入清政府就是纳入中国，因为在中国人的观念中已经将清朝纳入其历史演变的过程中，事实上，在中国并不存在欧洲那种一个国王同时担任两个国家统治者的情况，尽管清朝皇帝对中国不同地区采取不同的统治制度，如关外采将军辖区，蒙古由王公统治，内地十八省则采行省制度等等，但是这种不同的统治方法在之前的汉人政权中也有所表现，更何况无论哪些地区，都是在清国的国号下存在。作者其实也注意到台湾是以福建省治下的名义存在，但他仍然不认为这就是纳入中国，显见作者受欧洲历史影响之深。其实，当时的台湾虽然也是中国的边陲地区，但它与其他边疆地区不同，它是汉人文化区，与内地十八省无明显区别，所以就算是台湾纳入大清，也应该是加入大清治下的汉地。
    高格孚更花很多篇幅分析郑克塽两篇降表所表现出来的价值观，第二篇被认为是讨论正式投降的一些状况，而第一篇则重点表现出郑氏的想法，即认同清政府之意，在这篇降表中，郑氏希望表达自己以前的抗清只不过是为了忠诚于前明，这是符合中华文化纲常的，而现在认识到清朝已经代替明朝成为中国的正朔，因此需要认识到错误，回归中国。在这里，郑氏表达的正是中国正统史观，历代王朝都是天命传承，但作者指出，“人类的历史中并没有这样的线性历史发展的方向与逻辑性，这就是一种‘历史的再线化’”，从而希望借此否定这种想法。作者的批判从理论上自然有其道理，这种史观有其建构性的一面，但是，几千年来这种史观在被型塑的过程中其实也在形塑着后人，到了清朝这种观念已经深植人心成为一种价值实存，并塑造着历史的演进方向，只要没有人重新打破它，它就会一直按照这一逻辑发展下去，这样看的话，历史发展到那个时候，已经是有一种线性的形态。而郑氏降表的逻辑正是接受这种思维的表现，作者看到了这种表现，却忽视了这种表现在郑氏运用时的正当性。虽然郑氏也有选择独立于清廷、重塑历史发展脉络的可能性，但当他要寻找合法性的时候，按照旧有的史观才是最为方便、最有说服力的。而现在两岸关系的纠葛，也存在着旧有正统更替史观与创新突破可能性的交错纠结，历史到底如何发展，仍然需要看时势的发展。
    需要注意的是，清廷是否将台湾视为不可或缺的领土，和郑氏是否尊奉清廷为正统是两回事，前者是属地主义的角度审视哪些地方值得王朝亲自去统治，后者则是属人主义的将所有中华文化影响所及的人纳入其统治范围，虽然中国古代即有“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的说法，但是在古代百姓迁移很常见的情况下，土地的变动经常发生，而对臣民的统治需求则是一贯的。所以才会有希望迁台的汉人回到大陆，或者因为台湾有汉人才在那里设置的不同选择，但最终都是以统治当地的汉人为最高考量。但是如今已经不一样，在主权、领土观念已经深植人心的时候，领土和人民已经结合在一起，所以也才有了PRC对台湾的坚决主张。
    于是，坚持中国传统史观的两蒋才会秉持“汉贼不两立”，即便偏居一隅，也要跟中共争夺正统。但是现在的台湾在李登辉时期经历了主体性的建构，开始寻求一种新的自我认同，特别是去中国化教育，让很多人明确区隔出大陆与台湾，强调二者的不同，特别是不同的未来发展路径。台湾的本省人更是借此一扫过去两蒋统治时期的大中华教育，开始关注本土文化和本土议题。而到了马英九时期，又经历了一段回潮时期，比如台湾邮政变回中华邮政等，都是在台湾重新找到“中华”符号，虽然仍不愿意跟大陆统一，但却要求与中华抱持一致性。而另一个表现则是与大陆关系的大幅度改善，让两岸的联系更加紧密。不过作者在这里的分析一直在经历着纠结，一方面他希望客观地分析上述表现，指出马英九并非是卖台，就如同陈水扁也不是台独基本教义派一样，但另一方面，他又频繁使用马英九亲中这样的词汇，明显区隔出台湾与中国，认为只要触及中华文化就是亲中。其实，这种做法只会让作者的分析带上明显的意识形态色彩，而让不同立场的为此做出截然不同的评价，失去了学术争论的着力点。毕竟，在台湾还是有着许多中华文化，恢复台湾人对中华文化的认知并非就是民族主义，而只有那种否定一切其他文化独尊中华文化和价值观的才能算是一种值得被批判的中华民族主义，而作者也认识到这一点，他也指出很多台湾人其实也是在搞台湾民族主义，这与中华民族主义没什么不同，这也显示出作者在这个问题上仍然有着矛盾性，还需要在学术研究与政治立场上寻找区隔，以减少这种冲突。
    也正是出于对台湾内部对中国、中华文化不同态度的研究兴趣，作者还着重探讨了外省人在第二次政党轮替前的国家认同问题，他所关心的是第一代外省人所抚养长大的那一代外省人，并且以他们的自我认知为判断标准，他们是深受国民党史观教育的一代，其政治社会化过程与当代年轻人不同，是典型的大中国教育，不过作者也认识到，外省人之间也有着许多的不同。作者通过使用1997年和2007年两次调查问卷的研究指出，这一代外省人经历了一个转变过程，他们一方面由于身份、教育背景使他们对去中国化教育心存疑虑，并且表达反对态度，但另一方面也对大陆的威胁表示反对，坚持自己的自主性，但是，在民进党的统治下，他们的容忍底线也在不断地变动，也开始与大陆做出明确的区隔，但仍然对本省台湾人的自我认同表示不放心。对外省人这种认识上的中介地带，作者用“趋向性”一词来加以表达，这种“台湾趋向性”让外省人的本土化过程有了意义，即改采一些台湾在地的用语习惯，并认同台湾，但仍对台湾人的要求有所疑虑，并以政治立场与之做出区隔。
    最后，作者回到历史性比较地缘政治的议题中，对比郑氏政权时期与当下，指出两者存在的不同，一是当时不存在统一/独立问题，因为是否纳入台湾并非不可讨论的议题，二是当时的台湾并非是一个地缘政治主体，但台湾海峡因为各方势力的纳入而成为一个地缘政治主体，台湾只不过还是一个地缘政治对象，处在成为主体的初期阶段，三是现在有民主和公民社会的问题，使得统治者不再能单独做出决定，四是国际情势的影响，历史上不存在外国的干涉。这些都使得当下的两岸关系问题更加复杂化，也更需要以相互理解的态度去审视这种复杂的形势。就像前面提到的，台湾所具有的“阀境性”使其既与中国大陆以及中国有着密切关联，又可以扮演帮助理解中国的特殊角色，以及试验新的可能性的地方。但是无论如何，台湾都不再是以前中国的边陲或者化外之地，而是因为中华文化的影响以及其他外来文化的影响而成为一个独特的存在。
    “阀境性”（liminality）一词在作者看来，取其“阀”的门槛之意，在拉丁文中是limen，追溯到古罗马帝国时期，当时边界常常是一个中介地带（边缘性的空间），而非一条国境线，这也凸显出“阀境性”的中介意涵。但是即便是这样，仍然有人表达不满，在后面附加的李日章所写的读后感中，李特别指出门槛仍然属于建筑主体的一部分，如果使用这个词汇，就说明台湾仍然是中国的一部分，要知道作者多次明确宣称中国和台湾是两个主权国家，即便是这样，李仍然能吹毛求疵，足以说明政治立场的偏执对学术认知的强烈影响，这也再次说明，加入学术研究可以做到价值中立，价值不中立的读者也可以从中找到有所偏向的价值。这一事例提醒学人，在研究的过程中抱持谨慎恐惧的心态时刻加以避免。

《中华邻国：台湾阀境性》（Neighbor of China——Taiwan's Liminality）

作者：[法]高格孚

目录：
推荐序——萧新煌
自序
1.郑氏政权的衰败与第一个台海危机的终结——一个“价值观的地缘政治”
2.回朝，退潮——“中间路线”的必要与困难
3.外省人第二次政党轮替前的国家认同——永远的“中介时期”？
4.历史性比较地缘政治学的观点——台海历史，认同政治与地缘政治的三角关系
5.结论——台湾“阀境性”
附录一：《中华邻国》读后感——李日章
附录二：参考书目

允晨文化实业股份有限公司2011年11月初版

《从洋葱炒蛋到小英便当》

月之仙者 — Tue, 08 Nov 2011 23:44:50 +0800

    民进党主席蔡英文近日出版其第一本自传《洋葱炒蛋到小英便当》，在选举期间出版该书，自然是为迎合选举氛围，型塑个人良好形象服务。不过，即便会存在一些简化、美化的问题，通过本书毕竟可以或多或少地观察小英一路走来的成长历程，管窥这位带领民进党走出低谷的新时代领袖的所思所想和行事风格。而所谓洋葱炒蛋，系指其父亲为之做过的唯一一道菜，也代表了亲情和过往美好的回忆，至于小英便当则是民进党进行募款餐会上提供的食品，代表了民进党的小额募款方式以及民众的支持之意，两者放在一起估计是为了显示一种重视普通民众的理念，
    人的生命历程确实很难规划，看蔡英文小时候的照片，确实感觉就跟邻家女孩一般，很难想象她将会成为左右台湾政局的重要人物。再看看她从小到大的学习经历也会发现，她小时候也并无过人之处，相反却跟很多人一样，学习成绩并不突出，而她的内向性格也使之很难成为众人瞩目的焦点。不过，蔡英文比众人幸运的是，她可以在关键时刻突飞猛进，可以一路从倒数成为班级第一，并且考上台大法律系这种最高分才能上的专业，即便大学成绩平平，也可以考上康奈尔的硕士和伦敦政经的博士。当然，按照蔡英文本人的诠释，那是她的思维方式和学校教育不同，需要慢慢地的适应，此话或许也有道理，但是，能够适应单一学校教育模式的人又有多少呢？最终能够适应，毕竟适应地如此之好，如果没有个人的艰苦努力，那只能归类于运气，在蔡英文身上，应该是二者兼备。
    尽管如此，仍然不能否定她的优秀，毕竟她在大学期间可以担任哥伦比亚大学来台教授的研究助理，也可以在伦敦政经这种具有严格学术规范的学校只用2年多的时间毕业，这绝非一般学生所能做到。起码这能说明她很聪明，虽然内向，不愿意与人沟通，却懂得把握住最有利的机会，在最关键的时刻能抛开旧有的习惯。
    当然，正像蔡英文在书中承认的，其父亲给她提供的优渥环境，不仅让她衣食无忧，更培养了她的自信，而正是这份自信可以让其敢于尝试、敢于挑战，说起来，很多事情并非人们想的那么难，最大的困难恐怕是基于消息不对称所产生的不确定感和不自信。只可惜，蔡英文的这种成功无法复制，因为像她这么有钱的人毕竟还是少数，而对于民进党的大部分支持民众来说，这种生活方式和成长历程更是与他们有着天壤之别。要知道，以中小企业、中下阶层和中南部民众为主体的泛绿阵营，他们根本无法想象可以开车去上大学，尽管蔡英文在书里强调是一部旧的国产车，但是仍然无法掩盖这种巨大的阶级差别。而吊诡的是，人们并不会在意这种事情，反而依然真诚的相信蔡可以代表他们发声，而最能表现一个人真实政治态度的是政治捐款，恰恰反映出普通的民众可以为了支持民进党而甘愿捐出自己辛苦的所得。在书里多次提到一张张千元台币小额捐款，就是这种支持的绝好写照。当然，这也并非是说富家子弟出身的小英就必须将其家产也用于竞选才算是真正的投入，毕竟没有人有义务为了所谓的政治而付出所有，更何况她也经常找她的哥、姐募款。
    正如刚才提到的，蔡英文不同于传统的民进党人，不仅是她缺乏那些人的草根性，也在于她的职业经历，她是在体制内一步步平稳地发展，回到台湾后先是在大学教书，后来又担任政府贸易谈判顾问，并从中获得了极大的锻炼。根据蔡在书中的讲述，她在参与贸易谈判经历了从翻译一直到总顾问的上升过程，可以看出她的表现得到了政府的认可，而从中所显示出的专业、理性精神也足以体现出她的优秀能力，而这些也将在此后担任政务官和党主席的过程中得到更加充分的展现。2000年政党轮替时她意外的出任陆委会主委，并很快完成了将这一具有蓝色背景政府机构的改造工作，在这4年里她也推动了两岸关系的发展，特别是实现了小三通，并改变过去“戒急用忍”的做法，实行“积极开放，有效管理”，虽然书中的讲述并不够详细，却也能大致了解此一过程对两岸关系的深远影响，主要表现为走出了过去国民党执政时期潜在的“三不”遗存，两岸开始探寻新的沟通方式，尽管当中波折不断，但毕竟有了一些成果。
    之后蔡英文又先后担任不分区立委和行政院副院长，可谓经历了完整的政治锻炼，而其问政过程中的理性和原则性，也让很多人印象深刻。或许也正是出于这一原因，她才会被很多人劝进竞选民进党主席，不过，她在书中没有提到的，恐怕还有陈水扁一直以来对她的赏识和提拔。阿扁确实没有看错人，正是蔡英文面对民进党的危局却临危不乱，勇敢地带领该党从扁案的泥沼中逐渐走出，并通过立委补选获得一次次的胜利，逐渐拉抬声势，再次成为强有力的反对党，并在本次大选中极有可能再度实现政党轮替。可见表面内向、不善营造氛围甚至有些木讷的小英，其实有着很大的政治潜力，或许，正是这种内向使其有更多地精力去观察周遭，预测政治的发展动向，并且，也正是这种内向，使很多人无法理解她，无法对她内心的所思所想做出准确的判断。这样，她可以躲在暗处冷静地观察别人。只不过，在一切都得公开化的台湾政坛，这种优势会越发减少，她的很多表现也需要得到公众的检验，蔡英文所面临的挑战也会更加严峻。

《洋葱炒蛋到小英便当——蔡英文的人生滋味》

作者：蔡英文采访撰文：刘永毅

目录：
自序
〈前言〉三个人的眼泪
Part1生命中的真、善、美
01洋葱炒蛋
02家有无敌妈
03猫咪可
04血液
Part2我的蔡式学习法
05自己摸索的学习
06混乱中的逻辑
07我不是「菜」英文
08康乃尔大学
09伦敦政经学院
10西方文化的洗礼
11嘿！你这个笨女人
Part3一场谈判十年工
12因缘际会坐上国际谈判桌
13牛肉与政治
14我从谈判中学到的事
Part4政治，风起云涌
15生命的转弯
16半年实现小三通
17一妇当关
18政务官的角色
19忙里偷闲的半年
20转战立法院
21女性副阁揆
22非典型政治人物
Part5让民进党重新站起来
23接受不可能的任务
24受命于谷底之际
25再起的契机──小额募款的奇迹
26从废墟中爬起来
27乌云中的第一线曙光
28民进党的再起
29亲自上战场
30领导人该做的事
〈跋〉继续向前

圆神出版社2011年11月初版

发展理论的激进传统（三）

月之仙者 — Fri, 21 Oct 2011 17:11:42 +0800

新马克思主义理论
    激进依赖理论在过去出于各种原因遭受到批判，这包括对欠发展的狭窄解释，只关注交换而非生产关系；对阶级结构的相对忽视，欠缺阶级分析；对第三世界发展的宿命论式的悲观主义；过度强调世界资本主义体系以特定的社会经济结构为代价；将上层建筑层面的现象如宗教、种族降低为纯粹的经济主义；对资本主义发展的循环论证或同义反复；以及对革命不切实际的幻想。Banaji总结说，整个依赖理论“直到今天仍然是一个彻底的小资产阶级理论”，而针对世界资本主义的任何革命性理论“必须以拒绝依赖理论的框架为起点”。
    更主要的是，依赖理论缺少马克思主义对生产和阶级结构的关注导致“回归马克思”，或者对马克思主义及其在发展和欠发展分析中的应用做进一步的阅读和理解。这种对马克思主义原则的延伸或修正以分析发展和欠发展问题的做法，可以被归类到单一的类别，即新马克思主义，它包含三个主要形式，即生产方式学派（MOP）、依赖-生产方式综合法，和阶级分析视角。
生产方式（MOP）学派
使生产方式研究范式的起源可以在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和其他早期激进思想家的作品中找到，现在对MOP分析的兴趣主要还是来自当下的特定来源。这其中包括Dobby和Sweezy有关封建生产方式向资本主义转变以及二者相互并存的争论，Hindess和Hirst对非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概念分析，一些法国结构主义者（比如Meillassoux、Godelier、Terray、Dupre和Rey）依据Althusser和Balibar的方法论著作而出版的作品。总体而言，MOP分析兴起的主要推动力在于对社会上资本主义和非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并存的范围、形式、原因和结构的关注。在MOP学派内部存在三个主要的路径，包括MOP的整合路径、边陲MOP路径和资本国际化路径。
生产方式整合路径
    在Althusser和Balibar看来，特定的生产方式可以控制其他方式并决定统治阶级；而Laclau则认为，单一的经济体系可以包含超过一种的生产方式；Rey认为，从一种生产方式转向另一种生产方式需要耗费很长时间，而转变自身也成为一种常态。基于这些不同的来源和解释，MOP整合路径包含了以下概念和理论立场。第一，关于“整合”的涵义，MOP路径认为不仅是不同生产方式的并存和相互依赖，而且还包含一种生产方式相对其他方式的支配地位。
    第二，关于资本主义发展中的整合阶段，Rey提供了一般性理论，并将前资本主义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间的这种整合划分为三个阶段：首先，边陲前资本主义方式和资本主义方式的相互作用，以及后者对前者的强化；其次，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对前资本主义方式的支配和使用；最后，资本主义方式对前资本主义方式的排挤（乃至彻底消失）。当这种转变开始的时候，资本主义需要渗透到前资本主义方式内部，并在其中发挥作用。泰勒也界定了资本主义渗透和整合的三个阶段，比如商业资本阶段、欧洲资本主义阶段和金融资本阶段。
    第三，关于不同阶段转变的本质，MOP路径不同于古典马克思主义，后者认为在各个阶段资本主义都会吞没并不可避免地和快速地消灭前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而MOP路径的支持者则认为，在不同的阶段，转变存在各种各样的矛盾和问题，这取决于前资本主义社会中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不断变动的需求。这意味着在并不存在适用于所有国家的单一演化模式。
    第四，关于前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发生转变的原因，MOP模式强调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从外部施加不可避免的外在影响，而非依靠前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自我改变。这一变动受到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再生产的功能性需求的指导。
    最后，关于发展和欠发展的定义，MOP路径认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扩张意味着发展，而前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维系属于欠发展。但是，它认为资本主义在边陲地区的发展是一个持久发生的不公平过程
边陲/殖民地生产模式路径
上面MOP路径的支持者主要关注资本主义和前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并存和整合，以及前资本主义方式在资本支配下的再生产，而边陲或殖民地生产方式路径的支持者则强调前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向资本主义的转变并不仅仅是整合和再生产。即使Ziemann和Lanzendorfer检视过殖民扩张对边陲社会经济结构的影响，但却是由Alavi和Banaji将殖民地生产方式作为一个独特的社会结构加以概念化和理论化。对ALavi和Banaji来说，殖民侵略改变前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事实上是为了服务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前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转化成为单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等级结构中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并且它被看做是“殖民地生产方式”。
    但是，Foster-Carter则认为很难支持“殖民地生产方式”的概念，因为缺乏明确的划分界限来确定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之间的准确位置，这主要是基于它转变的和非永久性的特征。McEachern尝试通过“殖民地形式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这一概念来克服这一模糊性的问题，并且他认为印度因为国际连结的存在而使其成为“收缩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而非“殖民地生产方式”。这一有关印度生产方式的观点被Patnaik、Chattopadhyay和Rudra运用印度农业的资本主义发展程度来进一步发展了。
资本国际化路径
    MOP范式的第三种形式将人们的关注点从边陲地区的资本主义和前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整合转移到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结构和发展逻辑。在这一路径看来，在边陲地区的多元生产方式已经通过资本的全球化而被置于世界资本主义体系中。它的分析重点在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动力机制而非边陲地区各种方式的整合。因此这一路径倾向于运用马克思资本循环三个形态的分析，包括商品资本、货币资本和生产资本的循环，来综合Frank有关流动的论述和Laclau有关生产的论述。它检视了这些资本循环的扩张和全球性本质是如何导致世界的不同部分通过资本的国际化从属于跨国公司的。
    Murray强调马克思的解释，即在资本国际化过程中一些国家经济体要比其他国家强大，同时资本主义的扩张常常朝向前资本主义地区。Michalet的贡献也跟这一国际化路径有关，他认为跨国公司本身来自于资本向垄断资本集中的过程以及它的国际化过程：这一国际化过程不仅包含货币资本的输出，也包括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输出，而这将影响边陲社会的生产结构或资本-劳动关系。
    Ruccio和Simon将资本国际化路径和前述两个MOP路径的根本不同概括为：欠发展和依赖不再与非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持续存在有关，就像他们在MOP路径中的整合或者边陲MOP路径中的依赖地位一样；他们更多的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内在结果。但是，就像依赖理论一样，这一路径低估了边陲国家经济结构发生改变的内在潜力，而且过度强调外在因素的重要性。边陲地区的前资本主义或非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以及他们的决定力量很少被纳入考虑。
依赖-MOP综合法
    总体而言，激进依赖理论的支持者被指责为过度强调外在因素以及忽视了内在因素比如生产方式和阶级结构，而MOP路径则常常被批评为相对不关心世界资本主义体系的外在影响，比如依赖和欠发展。在这点上，一些学者通过整合这些理论或路径的各种要素来弥补这些缺点。例如Amin力图将依赖理论、MOP整合路径以及Emmanuel的不平等交换理论中的基本理论关切整合起来。作为一个理论框架，这一依赖-MOP综合法被置于新马克思主义理论之下，这是因为在上述知识来源中存在许多马克思主义基本要素，包括生产方式以及基于生产的交换分析。要理解依赖-MOP综合法的基本理论基础，Amin的相关贡献必须在本节中提及。但在此之前，有必要解释Emmanuel的不平等交换理论，这构成了Amin理论框架的关键一环。
    根据前面提到的ECLA结构主义视角和激进依赖理论，垄断资本的存在和不同的需求弹性是核心和边陲之间不平等交换，以及前者抽取后者剩余价值的主要原因。但是，Emmanuel修正了马克思的劳动价值理论并提供了不平等交换理论这一不同版本。根据这一理论，即便没有垄断资本以及在世界市场的完全竞争条件下，边陲国家的剩余仍然要被抽取。这是如何实现的？
    Emmanuel认为，即使资本的高度国际流动导致单一的国际利润率，但因为劳动的相对不流动，国际劳动分工导致不同商品的专业化不同，因而不同国家就存在不同水平的工资，在核心国家高而在边缘国家低。因为商品价格包含工资成本并反映工资水平，当高收入资本主义国家以其相对贵的商品（反映高工资）与低收入发展中国家生产的廉价商品（反映低工资）进行交易时，不平等交换就发生了。当商品不按照蕴涵于其中的价值（工作时间）成比例的交换，而是进行不平等交换，这将导致从低收入国家持续榨取价值。事实上，Emmanuel认为贫穷国家被迫用这些包含大量劳动时间的商品与富国包含较少劳动时间的商品进行交换。因此，这一通过交易实现的不平等交换导致核心国家对边缘国家的“过度剥削”。
    在他的综合分析中，Amin倾向于将Emmanuel不平等交换理论中的基本原则与依赖理论和各种MOP路径的基本特点整合起来。首先，Amin同意依赖理论家将世界资本主义体系区分为相关的两极，也就是中心和边陲。通过这种相关性“中心的发展造成和维持了边陲的欠发展”。其次，Amin借用Emmanuel的概念来分析这种核心-边陲关系的意涵，即这种关系将导致核心和边陲之间的不平等交换（由差别工资导致的价格扭曲）以及对边陲地区工人的过度剥削。
    第三，Amin认为核心-边陲互动造成的欠发展意味着非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再生产和边陲地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扭曲。前资本主义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这种并存将导致市场的扭曲。这里Amin使用MOP学派的理论去克服依赖和不平等交换理论在处理两种生产方式并存时的静态本质。Amin也解释了前资本主义方式如何卷入世界资本主义支配体系，以及作为资本主义扭曲形式（出口导向）的边陲资本主义如何破坏前资本主义的自主性以及维持其长期存在。而对边陲的社会结构本质，Amin发现一个扩张型官僚体系的存在、社会不平等水平的提高，以及农业资本的支配地位，后者还可以补充当地商业资本和外国利益。
    Amin没有看到边陲地区资本主义自主发展的可能性。而解决之道则是通过与世界资本主义体系脱钩以实现自我中心的发展，以及通过农民和劳工大众的革命建立社会主义社会。但是，尽管有这种革命式的观点，Amin仍然被批评为缺乏对阶级关系的足够分析。
阶级分析视角
    正像本章已经描述过的，古典马克思主义预测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社会主义革命是不可避免的，殖民侵略在第三世界国家的资本主义发展过程中发挥了积极的作用，以及无产阶级也最终会在这些国家兴起并建立社会主义国家。而对激进依赖理论的支持者来说，边陲国家也是资本主义的，因为他们被卷入世界资本主义体系。为了实现边陲的自主发展，他们建议与世界资本主义体系脱钩，并通过大众的社会主义革命来实现这一目标。另一方面，MOP学派认为，资本主义是主导性的生产方式，但可以根据各个第三世界国家的具体社会结构，与其他前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以各种整合形式并存。
    但是，有些社会历史现象并未引起古典马克思主义决定论、过度概括的依赖理论以及经济型的MOP学派的重视。这些现象包括社会主义革命并未在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实现，在非资本主义国家如中国和古巴发生了非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革命，在后殖民地社会中资本主义发展与多种生产方式并存的矛盾，以及在这些社会中阶级-国家结构中相对自主且复杂关系的出现。上述激进理论的这些不足导致另一种新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出现，它检视并关注阶级的作用、国家的本质以及国家-阶级关系的形式，特别是后殖民地社会。在这一章，这一新马克思主义框架支持者的贡献被概括为一个大的理论类别，“阶级分析视角”。
    阶级分析视角中的新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主要在特定社会阶级的革命特征问题上存在争论，特别是农民和无产阶级。一些新马克思主义者对第三世界工业无产阶级在实现社会革命中的作用持怀疑态度，因为他们会构成特定形式的“工人贵族”，而他们却对农民发挥革命性的作用持乐观态度。还有其他一些人如Roxborough和Cliffe同意古典马克思主义认为工业无产阶级而非农民是主要革命阶级的观点。也有一些新马克思主义者强调两大阶级的整合作用。例如Petras就认为社会主义革命开始于更先进（工业）的部门，但它的成功却很大程度上依赖于位于落后经济地区的大量社会力量（农民）的合作。
    而关于国家-阶级关系问题，因为第三世界国家存在各种独特因素，比如多种生产方式的并存，阶级斗争的过渡特征，以及阶级整合的弱势地位，不同阶级及其同盟者经常争夺政治权力，并且利用国家说明其实现目标。因此，特定国家的阶级构成成为新马克思主义者的主要关注点之一：他们喜欢检视那些占据国家支配地位的社会阶级或阶级联盟的本质和作用，以及国家和其他阶级或阶级同盟的关系。与古典马克思主义将国家视为统治阶级的工具和上层建筑表现不同，这些学者发现第三世界的国家是相对自主的实体而非支配阶级的消极反应。这些新马克思主义者有关阶级、国家和发展的研究贡献可以根据其对第三世界特定地区的研究兴趣分为三大部分，包括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
关于亚洲
    一些新马克思主义者，比如Alavi和Wood关注亚洲的国家-阶级问题，特别是印度次大陆。但是，Alavi的主要贡献在于制造了大量的争论。Alavi认为，在实施殖民统治的过程中，都市中心不仅带来了资产阶级革命，而且在殖民地创造了过度发展的国家机器，使本土社会阶级处于从属地位，这样国家就成为都市资产阶级（统治阶级）的工具。但在独立之后都市资产阶级的直接统治终结，在后殖民社会如巴基斯坦和孟加拉国，没有单一的本土阶级能够排他性的控制殖民时期遗留下来的过度发展的国家机器。这就导致这一过度发展的国家机器（被官僚军事寡头所代表）具有“相对的自主性”。国家的这种相对自主性有助于调节三大有产阶级（包括本土资产阶级、都市资产阶级和地主阶级）的利益和需求，同时还可以代表三大阶级维持所需的社会秩序、私人财产权制度以及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作为主导方式。
    后殖民地国家的相对自主性并非单纯发源于负面条件，即单一统治阶级的缺失，也来自于特定的正面条件，特别是国家广泛的经济干预，表现为对经济剩余的直接占用和配置，这构成了国家自主性的物质基础。Alavi也提到在后殖民地国家内部，官僚军事寡头和执政党及其政治人物存在互补关系，他们可能经历过短暂的冲突，但没有任何根本性的对抗。政党也构成了寡头统治的关键部分。最后Alavi认为，因为资产阶级革命已经被都市核心在殖民时期引入，今天后殖民地时代的当地资产阶级和地主阶级建立合作而非对抗的关系，而不必像他们在都市国家的同类那样。地主阶级则通过控制当地的革命势力，并将国家层级的政权机器和农村地区属于地方层级的权力结构结合起来，来说明当地的资产阶级实现在后殖民地国家的民主运作。
    但是，Wood指出Alavi的“相对自主性”概念是建基于过度发展的国家机器在调节各个有产阶级的利益方面所发挥的作用，而非建立在社会结构和国家本质的关系上。因此他反对Alavi有关遗留的过度发展的国家机器在独立之后仍然可以控制本土阶级的论点。不过Moore发现Wood的理解是有问题的，并对他们的基本观点做了区分：Alavi清晰地指出国家机器的自主性意味着免于其他人（统治阶级）的控制，而Wood则关注国家机器本身所具有的权力；Alavi关注国家机器和统治阶级的关系，而Wood则强调国家机器与社会的关系；Alavi发现国家机器的自主性是一个后殖民现象，而Wood则认为国家机器对本土社会阶级的支配地位是一个殖民地经验，并将因为本土社会阶级的政治化和政治人物的压力而在独立之后消失。
    对Alavi有关过度发展的国家机器的相对自主性观点和Wood强调对这样一个国家机器进行政治-意识形态的挑战这两种观点做某种程度的调和可以在Ziemann和Lanzendorfer的分析中找到。他们检视了国家的相对自主性，但对他们来说，国家相对自主性的主要来源是边陲的经济结构而非过度发展的国家上层建筑。他们认为边陲经济结构中的依赖性和多样性导致碎片化、弱势和不稳定的阶级结构，这就要求国家对不同阶级和集团的利益进行调节：这就导致国家机器对政治权力的集中以及相对自主性的出现。另一方面，与Wood对后殖民国家的过度发展状态所表示的怀疑类似，Ziemann和Lanzendorfer认为边陲经济结构的依赖性和多样性特征事实上将使得边陲国家也变得虚弱，这表现为政治上的不稳定、地区间的分裂等等。
关于非洲
    在研究非洲问题的新马克思主义者中，Shivji、Saul和Leys是最突出的。Saul发展了Alavi有关“过度发展的国家”和“相对自主性”这些概念，并加入了另一个面向，即后殖民国家的意识形态功能。这一功能对在人为划定的疆域内建构国家的支配地位以及实现领土完整和合法性非常关键：Saul指出，所有这些措施导致后殖民社会结构中的“国家集权”。但是，Alavi和Saul在有关过度发展的国家及其相对自主性的起源和涵义方面存在诸多不同。Alavi强调过度发展的国家在印度次大陆是殖民地时期创造的，并用来使本土社会阶级处于从属地位，而Saul则强调东非地区国家在使前资本主义社会结构处于从属地位方面的作用；Alavi发现国家的相对自主性基础在于调节不同阶级间的利益所发挥的功能，而Saul则在国家集权以确保领土完整和合法性的过程中找到相对自主性的基础。
    另一方面，Shivji根据其对坦桑尼亚的研究，他强调后殖民国家在阶级形成方面的作用。他发现在后殖民地社会缺少一个真正的资产阶级，而小资产阶级也很弱小。因此，国家就成为将早期或弱小的小资产阶级转化为有能力成为统治阶级的工具，而后者需要包括军事、经济和政治-行政方面的精英，这被Shivji成为官僚资产阶级。但Leys认为后殖民社会如肯尼亚，在殖民统治之前就由前资本主义积累者创造了大量的资本积累，这导致本土资产阶级的出现，并将主导民族主义运动以及在边陲社会构成中引导国家。因此，尽管Alavi在许多亚洲国家中发现本土资产阶级的依赖性质，这导致过度发展的国家具有相对自主性，但一些非洲国家的例子中，Shivji发现小资产阶级的虚弱特征，因此需要国家将其转变为有能力的统治阶级，同时Leys则发现一些国家的资产阶级能够控制国家，而非让其具有相对自主性。
关于拉丁美洲
在拉美的例子中，有关国家与阶级关系的最著名的新马克思主义分析者是Petras。他批评依赖理论过度强调外在世界体系的影响，也批评MOP学派只强调内部生产方式的狭窄视野。而对第三世界国家，Petras解释了内外部阶级互动的性质，描述了殖民主义是如何创造一个可以和核心国家合作的社会阶层，以及检视了国家在服务于这些内外部阶级和阶级同盟利益方面的作用。同时，Petras还界定了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发展的三阶段及其对边陲进行剥削的三种相应形式。关于第三世界近来的发展状况，最为关键的是最后一个阶段，即晚期垄断资本主义阶段，以及它在创造依赖性新殖民主义方面的作用。这一资本主义发展最后阶段的特征是资本以合作伙伴、管理协议和效忠等形式通过银行、工商服务业在边陲国家进出流动。在这一阶段，随着殖民地成为独立国家，一个连接帝国主义和边陲劳动力之间的中间社会阶层出现，而这样一个社会阶层包括各种无财产的中间集团，如军队、公务员和大学教授等。
    Petras指出，出于资本积累的目的，独立后的政权常运用三种阶级联合策略：一是新殖民主义（联合帝国主义力量从本土劳动者身上榨取剩余价值），二是“国家主义的发展”（去除帝国主义企业的股份，但依靠国家的力量从劳动力身上榨取剩余价值），三是“国家化的民众主义”（联合工人阶级，重新投资国家资产，以及收入重新分配）。另外，在第三世界最为民粹和国家主义的政权是最不持久和最不具有扩张性的，而最不民粹主义和国家主义的政权则最具扩张性和剥削性，在资本积累和发展中也最有效率。Petras也指出，边陲国家的作用和性质只有结合他们与帝国主义国家的关系才能更好地理解。这是因为帝国主义国家出于攫取剩余价值的考虑，致力于建立新殖民主义边陲国家，同时他们也倾向于使国家主义-民粹主义和发展导向的政权崩解。但是，有关发展、欠发展和依赖的问题，Petras认为边陲的主要问题不仅在于其外部依赖：帝国主义剥削的过程也与其内部阶级结构密不可分。因此，Petras认为只有在阶级结构内部以及紧接着的阶级斗争中才能发现并最终解决问题。
    通过上面的讨论可以得出结论说，关于第三世界国家的发展与欠发展，新马克思主义阶级分析视角的主要关切并不在世界资本主义体系。对这一视角的支持者来说，世界经济形式并非仅仅被非个人的市场力量决定，它也被存在于不同国家中的各种社会阶级的利益和结构所决定。他们的主要关注点也不直接在生产方式和它们的整合上，因为国内、国际两个层面上不同阶级之间的行为和互动维持或者改变了这些生产方式。而国家上层建筑的问题，他们强调与不同阶级和阶级同盟相关的性质和功能。简单说来，新马克思主义阶级分析视角认为“阶级是历史发展的主要动力”。

《Restructuring Development Theories and Policies: A Critical Study》
作者：M. Shamsul Haque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1999

发展理论的激进传统（二）

月之仙者 — Fri, 21 Oct 2011 17:09:29 +0800

激进依赖理论
    尽管属于社会变革的革命性观点，Frank、Marini、Dos Santos和沃勒斯坦的激进依赖视角并非直接来源于古典马克思主义或列宁对发展和欠发展（发展中）的历史解释。例如，沃勒斯坦尽管使用马克思主义的概念如生产方式、阶级冲突和国家，他在使用这些概念的时候翻转了因果关系的方向。这里有必要清楚的区分古典马克思主义和激进依赖理论。
    当古典马克思主义理论强调剩余价值植根于生产中的资本-劳动关系时，激进依赖理论则认为剩余价值存在于资本主义国家和第三世界的不平等交换关系中。在马克思主义理论中“阶级”是分析的基本单位，而世界“资本主义体系”则是依赖理论的主要分析单位。马克思主义理论发现世界的不同地区存在各种生产方式，而依赖理论则在全世界都能发现资本主义。马克思主义理论强调各种生产方式的持续变革，而依赖理论则发现发展和欠发展结构的相对固化。马克思主义理论强调资本主义干预第三世界国家的进步作用，而依赖理论则将之视为欠发展的主要原因。因此，基于这两大理论的区别，伯恩斯坦明确拒绝依赖理论是马克思主义的观点。经过简单的概括之后，这一节剩下的部分将主要检视激进依赖理论的主要特点和观点。
    激进依赖理论的一个主要支持者是Andre Gunder Frank。受拉美国家不断恶化的经济形势和认为寡头资产阶级没有能力在这些国家自主行为的卡斯特罗主义观点影响，Frank不仅反对传统的现代化理论，也反对拉美经济委员会（ECLA）学者的结构主义观点。尽管有人指出Frank使ECLA建立的结构主义传统变得激进化或马克思主义化，他的理论框架仍然并非直接来自马克思主义。他更主要的是受到Paul Baran的影响，后者发现了西方国家的发展与第三世界国家的欠发展之间的关系。然而，按照Frank的理论框架，Dos Santos、沃勒斯坦和Marini为激进依赖理论做出了更大的贡献。
    这些理论家的主要概念和理论框架与发展、依赖和欠发展的各种面向有关。第一，有必要理解这些理论家赋予“发展”和“欠发展”的涵义。即使他们并未清楚的解释“发展”，Frank的作品仍然暗示发展是“经济主权的获得和全体人民由文化决定的需要的满足”，而非仅仅是新型工业国（NICs）所强调的GNP增长。但是，这些理论家在有关“欠发展”的概念上却有很特别的主张，这涉及到第三世界国家（卫星/边陲）依赖发达资本主义国家（都会/核心）的外在条件，Dos Santos将之称为“限制性条件”（conditioning situation）。在Frank看来，一个国家的欠发展主要意味着它卷入世界体系但处于从属位置。简单而言，对激进依赖理论的支持者来说，区分发展和欠发展的指标并非经济增长，而是依赖的环境。
    第二，激进依赖理论家也致力于解释依赖的本质和范围。Frank认为，依赖是一种单边和不平等的权力关系，这意味着“卫星国”（发展中国家）的发展过程有意或无意地被“都会国家”（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决定和控制。这一条都会-卫星关系链也延伸到区域和地方性的核心和卫星关系。但沃勒斯坦认为在世界体系中有三个而非两个层级：核心，主要是资本主义的农业和工业；边陲，主要从事出口导向的农业或采矿业；半边陲（比如新兴工业国），一方面出口原材料到核心国家，另一方面出口工业品到边陲国家。与沃勒斯坦应用在半边陲关系中的“半帝国主义”观点类似的是Marini的“次帝国主义”观点，这意味着具有依赖性的资本主义国家（如巴西）实行扩张主义政策以控制弱小国家。但是，对这些理论家来说，次帝国主义国家并无能力实现自主的资本主义发展，通过国际贸易和金融关系，他们自身也被卷入和依赖于世界资本主义体系。
    另一个依赖理论家Dos Santos将依赖界定为这样一种状况，即一些国家（处于依赖地位）的发展和扩张被另一些国家（处于支配地位）的发展和扩张限制。进一步的，他通过引入依赖的三个历史阶段和依赖关系的三种相关形式扩展了依赖理论：（1）殖民地依赖，基于垄断殖民地的贸易、土地、矿产和劳动；（2）金融-工业依赖，基于垄断在殖民地的资本及其投资；（3）科技-工业或者新型依赖，基于跨国公司在边陲性前殖民地的投资。
   第三，关于欠发展的原因，激进依赖理论家认为导致依赖和欠发展的主要原因在于世界资本主义体系。Frank认为依赖不是原初条件，它是被世界资本主义体系创造的。正是都会资本主义的垄断导致了不平等的交换，位于中心的垄断性商品市场（即只有非常少的原材料买家却有许多激烈竞争的边陲国家向其出口）和跨国企业的相对垄断地位迫使边陲国家以低廉的价格出卖原材料，而以较高的价格购买工业品。正如Frank所提到的，投资潜在经济剩余的无法实现和不可得性主要是因为资本主义的垄断结构。Dos Santos也认为原因在于国际劳动分工的依赖结构，特别是生产初级农产品和生产工业品的分工。
    Marini认为边陲资本主义依赖的本质来自于边陲与中心之间的不平等交换，在此基础上他进一步将生产面向纳入到依赖分析中。他指出，为了补偿由中心与边陲间不平等交换导致的利润率下降，处于依赖地位的边陲资本主义倾向于对其内部的工人实行一种过度剥削。使这种过度剥削成为可能的原因在于资本循环中两大基本要素，即商品的生产和流通间并不存在很强的联系。而中心的生产和消费是互连且内在决定的，边陲国家的生产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对中心的出口而非其内部的消费。
    第四，在分析要素方面，从上面有关依赖和欠发展的解释可以非常清楚的看到，对激进依赖理论家来说，处于优先地位的分析要素是世界资本主义体系，而非阶级结构。例如，Frank认为发展和欠发展的决定因素是世界资本主义体系，它不仅包含所有民族国家而且延伸到世界上的边缘角落。对Frank来说，这意味着世界经济体系中并不存在生产方式的二元论，所有的发展中国家（即使看起来是封建主义的）都是资本主义，因为在殖民主义的第一阶段，他们已经被彻底卷入到世界资本主义体系。与之相似的是，沃勒斯坦的“世界体系分析”认为，自从16世纪起就只有一个世界体系，伴随着单一的生产方式，也就是资本主义。而其他分析要素，如阶级、集团、家庭和国家，沃勒斯坦认为“所有这些结构都在资本主义之后而非之前产生，它们都是结果而非原因”。
    第五，针对依赖的结果，这些理论家认为，都会/核心（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和卫星/边陲（发展中国家）之间以依赖为导向的关系最关键的结果之一就是，剩余从后者流向了前者。当边陲国家因为剩余价值的流失而经历各种形式和程度的欠发展之时，中心国家却通过累积这些剩余以获得经济发展的利益。
    第六，在依赖结果的证据方面，Frank尝试通过这样一种解释，即卫星国家在与中心国家的联系较弱的时候经历了更多的经济发展来证明他的观点，即他们的欠发展与资本主义的发展相关联。他引用拉美国家的例子，他们出现较快工业发展的时候，通常都是在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联系中断或较弱的时候，比如一战、大萧条和二战时期。另外，这些地区是今天最不发达的地方，同时也是剩余的最大殖民地来源，并且与都会地区有着最为紧密的联系。
    最后，关于克服依赖和欠发展状况的战略和机制，激进依赖理论的支持者建议实施革命战略。Frank认为，卫星国需要排出资本主义的干涉，这意味着需要进行一次革命性的中断和脱钩。对他来说，只有社会主义革命能保证这样一种与资本主义核心国家的脱钩得以实现。Dos Santos和Marini也倾向于建议通过社会主义革命来改变依赖的处境。

发展理论的激进传统（一）

月之仙者 — Fri, 21 Oct 2011 17:01:30 +0800

《发展理论的激进传统》
（Chapter 6:Radical Tradition of Development Theories）
    发展思想的激进传统与马克思、恩格斯的贡献密不可分，他们综合且超越了过去碎片化的激进观点，为激进思想建构了一个哲学基础，并从这种激进的视角出发为社会历史发展提供了更为系统化的理论解释。但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一激进的理论框架不仅得到了进一步地发展，而且还根据变动的环境以及后来学者和政策制定者的定位而产生了各种形式的重构。还有其他形式的激进发展思想，它们的兴起并非是受马克思主义的直接影响，而更多的是因为第三世界知识界对保守发展理论的不足和消极结果所做出的反应。
    总的来说，激进传统的诸理论反对保守传统有关社会变迁的渐进主义和社会和谐假设，而是发现各种形式的基本矛盾：比如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矛盾，统治阶级和其他社会阶级的矛盾，以及世界资本主义体系和第三世界经济体的矛盾。它们也有一个共同的信念，那就是发展或进步基本上说明了社会通过革命的方式实现剧烈的变革，并最终导致社会主义社会的建立。
    但是，由于先前提到的对马克思主义的重构以及对发展思想的保守传统所做的各种不同的激进反应，当下在各种激进理论和学派间存在很大的不同，包括古典马克思主义、依赖理论和新马克思主义。他们不仅在有关资本主义的本质、范围和动力方面有不同的看法，而且对资本主义干预第三世界国家的原因、目标和含义等方面也存在不同的解释。并且，在激进的传统之下，就第三世界国家发生资产阶级革命的必要性、可能性和作用以及那些本土社会阶级发起这样一种剧烈社会变革的特征和能力，不同的理论都存在不同的看法。
    因为激进发展理论的多样性和复杂性以及这些理论本身也缺乏清晰的共识，激进传统存在分类模糊的问题。更具体而言，存在一个笼统概括和重迭分类的趋势，这导致不同的发展理论被归类到不同的类别，却没有检验这些理论之间的异同。这常常导致分析上的混淆和理论上的误解。但是，在为这些激进发展理论介绍或提出任何新的分类之前，有必要探究一下现有分类的一些问题。首先，有些学者（比如Foster Carter）将几乎所有后马克思主义的激进思想家看作是新马克思主义者，包括Baran，Sweezy，Frank，Emmanuel，Amin，Alavi，Buchanan，Caldwell，Shanin，Mao，Castro和Fanon。其次，也有学者如O’Brien，Gulap，Lall和Kay将许多依赖理论家看作是新马克思主义者，因为他们使用马克思主义的术语，并且关注资本主义在第三世界国家的进步作用。为了避免这种笼统的概括，有必要检视这些理论分类的基本异同。
    即使依赖理论和新马克思主义在激进术语的使用、对资本主义进步作用的信念，以及对建立社会主义社会的支持等方面有许多相似之处，他们之间仍然存在很大程度的不同。比如依赖理论的出现是基于对现代化理论不足之处的反应，而新马克思主义的产生则是对依赖的争论本身所作出的反应。事实上，许多依赖理论家排除、否定或者拒绝许多新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和关切，比如不同生产方式的共存与连接、生产关系优先于交换关系、内部阶级结构及其与外部资本主义干预的关系、国家与阶级关系的本质等等。考虑到依赖理论在新马克思主义立场的这些基本特征上相对缺失，很难接受前面提到的许多作者视依赖理论家为新马克思主义者的看法。关键在于前缀“neo”在这里意味着复兴、延伸和修正的意思，同时马克思主义的术语也意味着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理论贡献和意识形态地位。Randall和Theobald解释说，新马克思主义者是一些经过仔细阅读马克思之后，根据其与第三世界国家新背景的相关性修正了马克思主义，但并未改变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则和论点。
    根据上面的分析，对现存的各种分类体系进行批判性的检视可以将激进发展理论归类为三种主要的类别：古典马克思主义、激进依赖理论和新马克思主义理论，并且可以找到这三种理论类别中的大量不同。比如，一个区分这些理论的重要标准是，他们在有关资本主义在第三世界发展中的作用所持有的相对立场。对古典马克思主义者来说，外在资本主义干预第三世界的作用是进步的；对激进依赖理论家来说，这个作用常常是倒退的；而在新马克思主义者看来，这个作用要视第三世界国家的特定生产方式、国家阶级关系的构成情况以及他们和外部资本主义体系的互动性质而定。还有其他一些理论标准或立场也可以区分这三种激进理论。另外，这些主要理论分类内部也存在许多变种。
古典马克思主义理论
    在确定古典马克思主义的范围方面有不同的看法，而在批判马克思主义和科学马克思主义之间的区分上也有争论。但是，根据对古典马克思主义的一般理解，也就是它的科学或正统版本，古典马克思主义理论应该涵盖马克思、恩格斯的早期作品和那些继承和发扬马克思理念而未进行根本性修改的追随者们的著作。但是，在这些古典马克思主义者中可以画出一条线区分马恩的贡献和希法亭（Hilferding）、列宁、卢森堡、布哈林以及其他早期马克思主义者的贡献，特别是他们在外部资本主义（殖民主义）干预第三世界所起作用上的立场。当然，作为这些古典激进理论的源头，马克思的理论贡献，与其他人相比要在更为细节的问题上得到讨论。
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贡献
    影响马克思（1818-1883）和恩格斯（1820-1895）激进思想的主要历史事件和知识来源包括西欧资本主义的兴起、法国大革命的经验、黑格尔和费尔巴哈的德意志哲学，以及亚当•斯密和戴维•李嘉图的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在这一实践和知识背景之下，马克思检验、挑战并重构了现有的有关社会及其发展的哲学、历史和政治经济学。马克思和恩格斯的主要贡献可以被归类为四个相关的部分：一是对现有哲学传统的批判以及对所谓辩证唯物主义哲学观的发展；二是应用这一哲学观并基于唯物主义历史观来解释社会变革的动力；三是应用唯物主义历史观去解释资本主义的起源、本质和未来；四是用这种对资本主义的分析去探究资本主义干预殖民地的原因和效果。马恩的这些基本贡献将在下面简单地进行讨论。
    黑格尔的辩证法和对历史的唯心主义解释以及费尔巴哈的哲学唯物主义是马克思发展其哲学观点的两大主要来源，后来的马克思主义者常将他的思想称之为辩证唯物主义。作为一种哲学原则，就辩证唯物主义而言，在客观物质世界和主观精神世界之间存在一个辩证关系，而在最终的分析中，物质是先于并决定意识。而根据黑格尔的唯心主义观点，国家是市民社会（私人经济生活）的基础，对此马克思持反对立场。在强调（物质）经济领域的优先性方面，马克思也受到恩格斯的影响，后者对经济很感兴趣。因此，马克思开始对古典政治经济学家的批判性研究，特别是亚当斯密、李嘉图、马尔萨斯和密尔，以及早期的新古典经济学家，比如边沁、西尼尔（Senior）、扎伊尔和巴斯夏（Bastiat）。
    马克思的哲学术语在一定程度上受他前面提到的辩证唯物主义哲学立场影响，用唯物主义历史观和社会内在矛盾的假设来解释社会变革的历史。对马克思来说，随着时间的推移，生产力（进步的）和生产关系（落后的）的持续矛盾将导致社会从一种生产方式向另一种生产方式的转变，并通过阶级斗争和革命的方式实现生产关系的彻底改变。总而言之，处在历史演化不同阶段的各个社会，都将沿着相对固定的生产方式层级体系发生改变，后者包括原始共产主义、奴隶社会、封建主义、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
    借助上面提到的哲学、历史和政治经济学视角，马克思将其主要精力放在研究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起源、构成、影响和未来上。马克思认为资本主义的基本特征不仅是商品生产，而且还在于劳动自身向商品的转移。商品生产也存在于进行必要生产和交换的非资本主义社会，但却没有劳动转化成商品以及剩余价值的来源。只有在工业资本主义中劳动才会像其他商品一样变成一种商品并成为剩余价值的来源。资本家通过投资购买投入类商品如机器和原材料（固定资本）以及劳动（可变资本）来生产新商品，如汽车，并通过销售获取利润。这些利润的来源是剩余价值而剩余价值的唯一来源就是劳动（被作为商品购买）。这个剩余价值被投入到现有的资本存量上以获取更多的利润，并进行持续的资本积累。
    但是，正是商品生产的这种构成导致了资本主义的危机。在商品构成中的资本-劳动比率不断上升的情况下，商品生产需要更多的资本投入，这时候小规模的资本家无法在这种竞争条件下获得生存并开始被淘汰，因而导致资本逐渐高度集中在少数人手里，这时候资本主义的最终灭亡就要开始了。另一方面，尽管工人的苦难在增加，资本集中也使工人集中在大企业中，这导致他们更进一步的社会化。工人们开始意识到他们创造的剩余价值被资本家剥削以及在资本主义生产体系之下他们是怎样从他们自己的产品中被抽离出来。因此，工人和资本家间的阶级斗争激化了。最后，通过革命的过程，工人取代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并建立一个无阶级的社会主义社会。而这正是马克思关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内在矛盾以及转向社会主义社会可能性的解释。
    这一劳动价值理论解释了商品生产和剩余价值的构成，也是马克思解释资本主义干预前第三世界殖民地的原因和效果的基础。对马克思来说，资本主义在资本主义国家的内在动力是他们在第三世界国家进行殖民侵略的主要原因。更具体而言包括因由不断增加的资本-劳动比率导致的资本家利润率下降，资本家扩展其生产范围同时降低生产成本的欲望，以及想要通过向落后国家出售工业品获取高额利润的愿望。马克思和恩格斯认为，尽管存在通过掠夺财富和贩卖奴隶到资本主义国家以实现资本的原始积累，殖民主义的效果仍然主要是进步的。这主要是根据马克思主义的这一范式，即社会主义只有通过资本主义的发展才能实现，以及资本主义在落后地区的发展只有在西方资本主义的影响下才有可能。
    马克思本人倾向于相信资本主义在殖民非欧洲国家并因此促使后者产生资本主义方面发挥了进步的作用，即使这些殖民侵略会导致一些人道主义的灾难。例如，他的关于印度的文章明显表现出他的信念，即静态的、封建的、未开化的（他多次使用这一词汇）、农村的，并对外国控制不敏感的印度殖民地，总有一天会在英国资本主义的殖民侵略之下变成市民化的、进步的、工业化的资本主义民族国家。他将之称为亚细亚生产方式，并认为它是静态的，且缺乏内在动力，而欧洲资本主义的渗透将改变这一静态体系。正是马恩对资本主义殖民侵略的进步作用所作的解释使其区分于其他激进理论家。而分化则开始于那些马克思主义者对帝国主义的激进解释，特别是希法亭、卢森堡、布哈林和列宁。
早期马克思主义者的贡献
    研究帝国主义的不同激进理论家，包括列宁和他的一些继承者，对帝国主义产生的原因做出了不同的解释。在卢森堡看来，帝国主义侵略是因为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内部市场需求不足（消费不足）导致的产品变现或配置的问题，并且这将产生与外国经济体进行交换的需求。而在希法亭看来，帝国主义侵略的主要原因在于以垄断和卡特尔的形式存在的金融资本的兴起（代表工业资本和银行资本的融合）：它鼓励金融资本输出并通过占据殖民地以获得原材料、市场和廉价劳动力。布哈林进一步发展了这一观点，他解释了包含垄断金融资本的出现、金融资本与国家的结盟、国家在代表金融资本进行剥削中的直接作用，以及国家和资本在落后国家进行侵略以获取高额利润的整个过程。与希法亭一样，列宁也将垄断的兴起、银行资本和工业资本的联合，以及资本主义列强对世界的瓜分视为资本主义的帝国主义阶段的主要特征。
    尽管上述理论家在解释帝国主义兴起的原因时还有很多不同，但他们都同意“帝国主义产生了发展殖民地国家生产能力的实际效果”。与俄国民粹派（Narodniks）的想法不同，列宁如同马克思一样承认外部资本主义侵略对促使资本主义乃至社会主义兴起的进步作用。在这点上，列宁做了如下评论：
    资本输出影响乃至极大促进了被输出国家资本主义的发展。同时，资本输出在一定程度上会中止资本输出国的发展，而只有扩展和深化资本主义在全球的发展才有可能避免这一问题。
    但是，列宁有关资本主义在前资本主义国家的正面作用的观点出于各种原因而发生了改变。他开始相信即便在欠发达社会，革命也是可能的，因为资本主义并不必然会导致社会主义革命，相反资本主义会同化工人阶级的重要部分，并且帝国主义也并不一定有益于欠发达社会的发展。尽管列宁认为帝国主义侵略对第三世界的资本主义发展有延缓或瘫痪作用，他仍然相信消灭这种侵略之后进步性的变革就将会发生。但他没有进一步指出的是，帝国主义侵略不仅会阻碍第三世界的发展，而且还会扭曲未来这种发展的潜力。而这个议题正是另一个理论，激进依赖理论的主要关注点，它关注世界资本主义体系的内涵及其干预所导致的第三世界国家资本主义发展的扭曲。

《一中各表或一中同表》

月之仙者 — Thu, 13 Oct 2011 09:09:00 +0800

    张亚中老师在课上送了大家两本书，一本是前几天看完的《统合方略》，另一本就是今天刚看完的《一中各表或一中同表》（第二版）。张老师这些年来出了很多书，也写了很多文章，因此不免有重复之处。但他写书或写文章其实是有其既定的研究思路和计划，因此通观老师这些年来的著作可以发现他一环扣一环的将其对两岸关系的认知与解决方案发表出来，并根据现实状况的改变进行补充，同时还与期间别人的评论进行论争。而这本书就主要包括了张老师以及他在两岸统合学会的同事黄光国教授和谢大宁教授与联合报就“一中各表”问题展开的系列辩论，还加上了几篇与曹兴诚有关两岸和平共处法的讨论。
    联合报2010年初发表《中华民国九十九年感思》系列社论，在建国百年的气氛下，联合报强调辛亥革命对中华民国以及连结两岸的重要意义，并认为辛亥革命的精神是否被重视被认可以及相应的二二八论述在台湾的认知是台湾人进行国家认同的重要凭借，如果前者上升，则中华民国就会更有市场，而与此同时，辛亥革命如果能被大陆所完整的结束，或许也可以促进两岸寻找共识。在此基础上，联合报就两岸关系提出通过“合理的过程”达到“改良之目的”，并突出强调前者，认为过程必不可少，而过程的和平才有助于改良目的的实现，“和平发展”可以取代“和平统一”。它并提出筷子理论，认为两岸需要“可分可合”的架构。进一步的，联合报提出要以“一中各表”、亚太平台和民主为目标，强调通过一中各表来维持台湾的民主体制，也为两岸和平发展创造条件，同时，联合报也表达了希望民进党接受中华民国的呼吁。最后，联合报又以辛亥革命和孙中山的理想结尾，认为两岸应该共同继承孙中山的理想，为实现两岸和平和民主共同努力。
    联合报系列社论的立意自然是好的，通过连结辛亥革命与两岸，意图寻找解决两岸问题的新途径，而和平发展的路径也符合人民的期许。可问题是联合报的论述包含了太多的模糊和逻辑不清，在客观论述的同时还夹杂了过多的主观判断，使得逻辑的推论很难进行下去。在一中各表方面，联合报将其抬高到两岸关系的首要指导原则，这与马政府的立场十分类似，因此也难怪之后两岸统合学会的回应文章会质疑二者之间的关系。这个还不重要，重要的是当初在解决事务性问题的一中各表是否有这能力承担联合报所赋予的责任，且不说大陆始终不承认这一原则，就连与之相适应的九二共识也在两岸间充满矛盾说法，并且，将两岸关系未来发展的希望寄托在一种模糊性做法上，实在很难保证其基础的稳固。更需要注意的是，所谓一中各表其提出的时空背景与现在已经完全不同，当时台湾有国统纲领的统一目标，也有民间社会对统一的主流认同，提一中各表可以突出各表但不至于影响一中，但现在不同，现在岛内主流民意就是维持现状，不愿统一，再强调一中各表，可能只会导致只有各表没有一中，这也是为什么大陆始终不愿意承认的原因之一，因此联合报想劝大陆承认无异于痴人说梦。
    对联合报的上述问题两岸统合学会的学者们做了充分的回应，在他们看来，如果现在仍采一中各表，特别是有偏暗色彩的各表论，那么台湾一方的中华民国与辛亥革命的连结已经很少，更谈不上与大陆的连结，他们同时针对经常被引用的德国模式提出，德国模式虽然导致了统一，但那是因为他们在各表的同时西德始终未放弃统一的意愿，并且苏东剧变的特殊情境也为两德统一创造了条件，换句话说统一存在很大偶然性，德国模式并不意味着统一的必然实现。因此，他们提出要以“一中同表”为架构，在两岸各自保有治权，互相承认对方合法存在的情况下，共同建构“整个中国”，这就是所谓的“一中同表”，与“一中各表”中各自表述自己代表中国不同，后者强调存在第三主体，两岸只不过是这个整体的一部分，但毕竟两岸找到了共同表述的连结点，与歧异论述有更多的正面意义。
     不过，学会的文字也激起了联合报的不满，特别是学会指其偏安、独台让联合报如坐针毡，毕竟后者在台湾被认为是统媒，遭此指责难免有些脸上挂不住，联合报为此写了许多文章点名或不点名的对学会进行了回应。联合报提出“一部分的中国”概念，认为中华民国就是一部分的中国，并认为只有这样才能有助于台湾人型塑对中国的认同，进一步地联合报提出所谓的“新新三句”，即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中华民国与中华人民共和国都是一部分的中国，中国的主权与领土不容分割。应该说，如果联合报真采取上述立场，那么它的看法与学会的“一中三宪”其实就区别不大了，但是，联合报其实总是在这种立场与另一个极端间游走，它的过程论因为特别强调过程，反而有忽略目的之感，这就会引起主张统一的疑虑，自然也无法赢得大陆的信任，而信任正是通向和平发展之过程的前提条件，如此说来，联合报的看法虽然有正面意义，却难以操作实现。不过，这也并非说联合报眼高手低、书生论政，从联合报的立意来看，它不见得不明白对未来的定位，只不过更着重强调策略意义上的过程，但是，台湾岛内的最大问题就在于前途不明，没人敢公开提供一种统一论述，反而台独人士敢公开主张台独，但这种前途论述又不一定得到大多数人的支持，因此这种局面就导致人们国家认同和对未来前途的迷茫。只不过，到底现阶段应该通过过程慢慢趋近对目的的论述，还是一开始就大方的谈论目的反而更有利于目的的实现，这还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的事，两方的辩论也并未得出有力的结论。联合报显然支持前者，而学会则强调失去统的目标和想象将使过程无法朝向目标，并且两岸之所以能维持和平，正在于一中宪法，而非一中各表，强调联合报混淆了两岸共识的重点，进而，学会提出政治人物应该像舵手一样为台湾的未来提供方向。不过，学会的这一论述遭到了联合报的攻击，特别是引用了民意的至高无上性，来凸显学会的论述有非民主之嫌，大有将这场辩论导向口水战的意思，因而，这场辩论也该适时终止了。
    不过，尽管两者的辩论最终并未达成共识，但却也有助于人们厘清两岸关系的问题所在，只可惜，能够细心思考上述问题的人本来就少，愿意通过上述论争修正自己看法的人更少之又少。在台湾岛内国族认同混乱的同时，其实没有多少人愿意为此付出心力寻找解决之道，反而更乐于跟随政治人物的选举语言而起哄，殊不知在轻松的同时，也付出了更大的心力去承受这份混乱。
    其实两岸统合学会之所以会反对联合报的立场，主要就是强调后者没有对目标做出限定，因此在两岸当下的政治情境下，是很难被大陆接受，因而就无法导致和平目标的实现。这种逻辑在学会与曹兴诚的论辩中也有体现，后者提出两岸和平共处法，立意虽好，却也没有解决这一问题，并且很可能被利用为其他目标服务，这正是台湾岛内政治作为的一贯表现，李登辉和陈水扁都曾借助一些好的概念为自己的其他目的服务，比如特殊国与国，比如统合，这些本来有其特定含义且服务于终极统一的论述，最终被他们用于分离的目标，所以，在统一仍为大陆坚持、台独论述亦在台湾猖獗的情况下，不限定统一的目标，任何政策都可能最终变成独立的作为，而招致大陆的反弹。

《一中同表或一中各表：记两岸统合学会与联合报的辩论》（第二版）

主编：张亚中

目录：
再版序：失去统的想象可能有和平吗？
序言：歧路亡羊的“一中各表论”
第一部分一中各表的内涵
一、“一个中国，各自表述”共识的意义与贡献/苏起
二、何谓“九二共识”/国政基金会国家安全组
第二部分一中各表的呼吁/联合报
一、中华民国主论述：辛亥革命或二二八
二、两岸关系：“合理的过程”与“改良之目的”
三、许三个愿：一中各表、亚太平台、可敬的民主
四、民进党能在民国一百年告别台独吗？
五、一中各表、杯子理论、屋顶理论
六、百年轮回：两岸共同回归辛亥革命及孙中山的起始点
第三部分一中同表才能为两岸和平发展奠定基石/两岸统合学会
一、“一中各表”不宜作为国家战略基础
二、“一中各表”做为理论的错误解读与引用
三、无法建立互信的“一中各表”
四、“一中各表”下的中华民国与辛亥革命还有关吗？
五、何不舍“一中各表”求“一中同表”
六、经略大中华才是解开台湾集体焦虑的药方
第四部分一中各表或一中同表的后续辩论
一、“一中各表”等于台独偏安？/联合报
二、请说清楚“一中各表”的内涵与可行逻辑是什么？/两岸统合学会
三、“一部分的中国”与“中国的一部分”/联合报
四、从“一中两国”到“一中三宪”/两岸统合学会
五、“一中各表”无法处理主权争议/两岸统合学会
六、再论两岸应采“一中各表”/联合报
七、再论“一中各表”的不可行性/两岸统合学会
八、“一中各表”只会让两岸认同愈表愈远/两岸统合学会
九、是中华民国还是“一中宪法”维持了两岸的和平？/两岸统合学会
十、从《联合报》“一中各表论”看两岸关系的隐忧/两岸统合学会
第五部分连结论可否失去统的相像与目标
一、可以不统一、不能不和平/联合报
二、选举勿以恶化两岸认同为代价/两岸统合学会
三、“一中各表”与“九二共识”的盲点/两岸统合学会
四、失去了统的想象与目标，就失去了两岸和平的可能/两岸统合学会
五、两岸应当共策“目标创新”/联合报
六、要真诚遵守“一中宪法”才能建立互信/两岸统合学会
七、从“统一论”到“连结论”/联合报
八、永远维持现状首度过半/联合报
九、三论从“统一论”到“连结论”/联合报
十、异己关系无法做为过程的基础/两岸统合学会
十一、筷子理论/联合报
十二、两岸解药/联合报
十三、选民的面貌/联合报
十四、当舵手没有方向，人民只得维持现状/两岸统合学会
十五、过程论与连结论要有方向与内容/两岸统合学会
十六、有正确大方向才能铁板一块/两岸统合学会
十七、苍生寻岸大海航行靠舵手或民意？/联合报
十八、不锁国并不表示即有前途大方向/两岸统合学会
第六部分从德国统一经验论“一中同表”
从“一德各表”到“一中同表”：德国统一经验的反思/张亚中
第七部分两岸和平共处法是否可行？
一、两岸和平共处法的呼吁/曹兴诚
二、是“和平共处法”还是“和平分裂法”/两岸统合学会
三、“程序正义”还是程序会不正义？/两岸统合学会
四、是“统一公投”还是“不统一公投”/两岸统合学会
五、要“公投定锤”还是“水到渠成”？/两岸统合学会
六、“偏安台湾”还是“经略大中华”？/两岸统合学会

生智文化事业有限公司2011年1月第二版（2010年3月第一版）

《统合方略》

月之仙者 — Thu, 29 Sep 2011 00:37:58 +0800

    张亚中老师这些年来一直致力于推介他的两岸统合理念，为此发表了许多篇文章，也出版了不少专著，甚至还拍了一部纪录片，举办的研讨会更是不计其数，而在课堂上他也很重视向学生们陈述他的想法，并且，他还特别注意结合对两德问题和欧盟统合的实例，来为两岸关系的未来走向提供参考，而他对前两者的深刻见解，无疑可以超越媒体和政界那种不明就里的误用和乱用，从而更好地找到前两者与两岸问题的共性和不同。
    其实两岸问题说起来也不复杂，如果能真正摒除双方各自的利益纠葛和政治考量的话，单纯思考两岸问题的解决就要容易的多。因为对双方而言，各自的需求一目了然，大陆要的是“一中”，台湾要的尊严和国际空间，但是，双方又很难彼此互信，于是就形成了一种安全困境，谁都不相信谁，所谓的“互信”很难建立。在张亚中教授看来，双方的要求可以通过某种方式同时满足，他提出签订《两岸和平发展基础协定》，并要求双方在协定中明确承诺两岸同属于整个中国，并不会分裂整个中国，接下来还规定不得以武力为解决问题的方式，同时在国际参与上彼此合作。这些规定可谓照顾到了两岸各自的核心关切，如果参照当年西德和东德的做法可以发现，当时两德通过类似的协议实现了二者关系的明确定位，同时也确立了“agree to disagree”的模糊处理方式，西德继续宣称代表整个德国，而东德也获得了前者对其作为国家的承认，两岸关系自然有其特殊性，但比照两德的经验勇于在两岸的定位问题上达成某种协议，却也是十分必要的，毕竟，以脆弱的九二共识为基础开展两岸关系，为政治人物的操弄留下了巨大的空间，实际上就是一个定时炸弹。
    继续审视两德的经验，西德虽然承认东德的国家地位，但并不将其视为外国，并且继续表达谋求统一的意志，同时以宪法形式明确规定整个德国的存在以及西德作为唯一合法政府的地位，同时还制定了许多法规与之配套，例如东德居民申请西德公民身份一律同意，给予东德进口商品免关税待遇（视为国内产品），设立内德关系部，将东德派驻西德的机构称为代表处而非大使馆等等，尽管东德不予承认，但西德照样按照对待本国国民的态度处理与东德的问题。可以看到这种“agree to disagree”的方法并不同于九二共识的“agree to disagree”，前者强调满足对方的关切，但保留己方的意见，而后者则更多的是自说自话和自我诠释。作为德国问题专家的张亚中教授在本书中对这一问题有很好的诠释，他在比较德国问题与两岸问题的异同时指出，两岸的基础协定和两德的基础条约不同之处在于基本精神与原则不同，前者毕竟还是一国；有无目标的不同，前者强调统一；对于现状描绘方式的不同，前者强调两岸之上有整个中国的存在，并将两岸视为整个中国内部的两岸宪政秩序主体。但德国模式特别是西德的做法也有其借鉴作用，西德一方面运用“同一性理论”主张对德国的完全继承，另一方面又使用“部分秩序理论”承认两德分裂的事实，可谓照顾到了主张与现实的差异。西德的这种做法某种程度上也值得两岸学习，只可惜，现在的台湾还存在另两种声音，即台独，这又可细分为两种情况，一种是运用分解理论，认为中国已经在1949年分解为两个国家，即大陆中国和台湾，另一种是分割理论，认为1949年前的中国因为中共政权的建立而遭分割，大陆从中华民国分割出去形成两个国家。显然，这种看法无法得到大陆方面的认可，并且也不符合两岸宪法的规定，在作者看来，只有以整个中国的观点来看待才是真正的解决之道，这样两岸都不能代表整个中国，而只是在各自的地域内行使完整的主权，而共享对整个中国的主权。
    在此基础上，作者进一步讨论了两岸的统合路径，针对统合的关键问题，在作者看来是“认同”。从1993年李登辉谋划返联强调台湾主体性开始，加上1994年的《台海两岸关系说明书》中改称中国是一个历史、地理、文化、血缘的中国（将主权、法理意义上的实的中国变为虚的中国，不再有统一的束缚），以及1999年的特殊国与国的论调，台湾人对中国的认同已经越来越少，即便ECFA实施后两岸交流频仍时也没有改变这一问题。因此，作者主张要在文化（包括文字，回归正体字，或者识繁书简等）、货币（逐步使用华元）、经济（共同体性质的两岸共同市场）、身份（发行中华卡，特别是大陆对台湾人发行，使后者可以自由出入大陆）、安全和国际参与等方面实现统合，作者认为只有这样才能逐步缩短两岸人民的心理距离，逐渐培养对整个中国的认同感。从理论上看，作者强调以认同为核心的社会建构主义才是两岸实现和平发展与迈向终极目标的必要作为，而基于现实主义强调两岸的敌对和势力平衡的观点虽然在概念上重要，但却子啊方法上并不足取，同时，按照新自由主义的观点强化两岸经济交往进而推动两岸关系，随值得采行，但也有限制，毕竟从经济到政治的扩溢（spill over）效益并不一定存在，而现实的民调其实也证明了这一问题。
    此外，作者还对邓小平的“和平统一、一国两制”进行了重新解读，在一国两制在台湾被严重污名化，在大陆被教条化的今天，张亚中教授着重强调邓小平的最高目标是实现和平统一，一国两制则是手段和工具，并且他也认识到，一国两制更倾向于是对统一后的安排，而就两岸的现状而言，如何走向统一才是更主要的考虑，因此作者再次提出他的“一中三宪”，认为两岸在各自拥有宪法的同时，还要建构整个中国的宪法性文件，来谋求整个中国的完整与统一，实现两岸人民对整个中国主权的共享。而这个主张显然也可以构成两岸互信的基础，作者研究了大陆对台政策底线的变迁过程，从1996年台湾大选的文攻武吓到阿扁时代的威胁，面对台湾在独立倾向上的一次次进逼，大陆虽然每次都强烈反应，但都并未付诸武力，显示大陆并无意动武，并且对台政策底线实际上非常低，甚至说只要台湾不谋求法理独立就可以。因此作者强调一中三宪自然可以解决这一问题，使得法理独立不再成为可能，因此也就满足了大陆的关切，有助于两岸建立互信，进而开拓两岸关系的新局面。
    这里需要再一次强调的是，作者的很多主张其实都被应用于政治人物的实际主张中，但都是被有选择的甚至扭曲的使用，比如作者很早就主张两岸特殊的国与国关系，但在作者看来，他是借鉴德国的做法，并且以统一为最终指向，两岸特殊关系的前提是整个中国的存在，而这个中国不是文化意义上的，而是主权、法理意义上的，换句话说这就限定了统一的目的性，而李登辉在借用这一概念时，则忽视了这些前提，直接用字面意思，并且偷偷塞进文化、血缘意义上的中国概念，从而化解了统一的限定意义，这无疑是对作者原意的严重扭曲。
    这也提醒我们，要借鉴两德统一的模式需要十分的谨慎，不仅要认识到两德与两岸的不同，也要善于发现两德模式的核心在什么地方，特别是要认识到，两德实现统一，其实有很大的偶然性，以为承认两德的国家地位并不会导致两德的最终分裂，实际上是一种过度解读，甚至是不明就里的解读，更有可能被有心人士以别的目的使用，因此，需要为这种模式的借鉴限定前提条件，在作者看来，这个前提恐怕就是“整个中国”的概念和两岸签署和平发展基础协定对不分裂的承诺，毕竟两德起码还有国际法的存在为其设定一个统一的屋顶，而对两岸来说并无这一条件，只能靠自己的创造。

《统合方略》

作者：张亚中

目录：
道之所在，虽千万人吾往矣/郭伟峰
写出两岸和平，开创统合时代/张亚中
基础架构：两岸和平发展基础协定刍议
法律关系：论两岸与中国的关系
统合路径：论两岸统合的路径
台湾前途：从“台湾地位未定论”到“台湾前途未定论”
两岸定位：一中三宪：重读邓小平的“和平统一、一国两制”
认同建立：共同体：两岸统合与第三宪的梁柱
建立互信：论建立两岸互信
特殊关系：论主权共享与特殊关系
理论依据：两岸和平发展的理论探讨
统合实践：两岸统合的实践

生智文化事业有限公司2011年5月第一版（第二次印刷）

《“一个中国，各自表述”共识的史实》

月之仙者 — Mon, 12 Sep 2011 14:55:13 +0800

    来台第一篇读书笔记，是写前陆委会主委苏起和郑安国主编的《“一个中国，各自表述”共识的史实》一书。话说历史总是不断的重复，毫无新意，阅读自然也有同样的感觉，当年出版此书就是面对各界对九二共识的争议，希望“还原”历史以正视听，今年大选将至，可以看到当年的争议又一次浮上台面，且当年争论时的观点和论据都没有太大变化，国民党的立场是这样，民进党的反对理由同样是这样，而有的文章还提及当年阿扁对两岸关系的主张，正好是蔡英文如今在十年政纲中的思路，显见多年来各方的立场并未出现太大变化，充其量是根据不同的政治形势和实力对比来灵活调整罢了。
    本书的价值在于提供了当初海基会和海协会之间的文书往来影本，清楚地再现了当时两会沟通的过程，同时也附带了当时媒体报道的影本，可以观察当时外界的认知，另外，还有当时参与其中的官员的回忆文章，更见其史料价值。当然，本书还纳入了许多政府官员的表态和专家学者的分析文章，都有助于我们全面的看待1992年两会共识的产生过程。唯一的缺憾是没有包含反对势力如绿营人士的意见，包括媒体当时的报道和当时民进党的表态，以及亲绿学者的认知等等，这些更有助于我们全面审视上述过程。
    其实在1992年的时空背景下，台湾方面特别是国民党执政当局仍然能够做到坚持“一个中国”原则，这在《国统纲领》中也体现的十分明确，但是台湾方面也有自己的关切，这一关切使其坚持“一个中国”原则的同时必须加“但书”，即这个中国指的是“中华民国”，如果没有这个前提，则就没有一中原则，意即反对“一个中国”是指中华人民共和国。大陆显然也无法接受这种主张，但也做出让步，认为可以不涉及“一个中国”的意涵。但是，考虑到两岸实力对比和国际背景就会发现，在不涉及一中意涵的时候，外界都会自然而然的认定一中就是PRC，从这个角度说，大陆的这一让步实际上仍然是对大陆政权有力。而台湾一方显然十分了解这一情势，因此继续坚持其“中华民国”的主张，顶多是让步到允许大陆主张PRC，也即“一中各表”。两岸双方的上述分歧在1992年的香港会谈中得到了充分展现。
    本来香港会谈是为处理两岸交往中衍生的文书查证和共同打击犯罪等事务性问题，而在此之前两会沟通中大陆就提出这是中国内部事务需要明确一中原则，但当时台湾拒绝对此作出承诺，这次自然也是一样。但台湾也认识到这一问题难以回避，因此在8月1日召开国统会，对一中的涵义做了界定，这也是后来海基会阐明立场的依据。
    九二年会谈中，大陆海协会提出要在协议中加上对一中原则的表述，对此两会分别提出了五套方案，但双方都互不接受对方的方案，后来海基会提出另外三套方案，并提出可以对一中原则各自表述。这里值得注意的一点是，双方所提的方案实际上都是要求对方接受的，也就是说是要写在最终文本中的，这个显然不是各自表述的内容。针对海基会的新方案，海协会未表明态度，然后很快离开香港不了了之。到11月3日，海基会发布新闻稿并致函海协会，再次提出两会各自以口头声明的方式表述一个中国原则，并声明将根据8月1日国统会的精神对一中进行表述。对此，海协会通过新华社发布新闻稿，指出“‘海基会’建议采用两会各自口头声明的方式表述一个中国原则……‘海协会’经研究后，尊重并接受‘海基会’的建议。至于口头表述的具体内容，则将另行协商”。这表明海协会首次对各自口头表述一中原则表态支持，但海基会未明确表态，5日陆委会则指出既然是口头表述，则没必要再另行协商。11月16日海协会再度致函海基会，并电话告知陈荣杰，其内容主要是重申对一中原则“以口头声明方式各自表达”，并提出自己的表述要点，同时还以附件的形式意图将海基会补充提交的第三方案作为海基会的表述方案。
    上述文书往来被认为是“九二共识”存在的证据，但细细考察上述语言和后来各方的做法可以发现，海协会的所谓表述要点实际上是延续之前所提五套方案的处理方式，而其希望海基会口头表述的方案同样也是这些方案之一，而这些方案并非是海基会原本要求口头表达的内容，而是希望双方达成共识的内容。在这里，海协会表面上认可各自表述，实际上是将海基会希望的对一中原则的涵义各自表述转成为对“如何表述一中原则”的各自表述，即是对一个中国原则处理方式的各自表述，而海基会仍然按照其旧有的逻辑认为虽然是各自表述，但对一中原则处理方式达成了共识。显然，双方通过这种创造性模糊，在文字上达成了表面的一致，但却各自加以诠释，虽然为以后双方的交流合作扫清了障碍，却也留下了隐患，使双方按照自己的需要诠释其涵义，面对不同的政治形势作出不同的解读。现在，国民党方面坚持认为九二共识就是“一中各表”，而中共则认为，九二共识就是“一中原则”，显见双方其实存在很大分歧，而在上世纪90年代，中共为此还经常严词加以驳斥和否认。
    实际上，九二共识之所以能够产生，在当时的时空背景下，是因为双方认识到对方的关切，因此暂时达成了某种谅解和默契，一方面是满足另一方的需要，使其得以获得一定的成果，另一方面则是允许自说自话，以应对内部的压力，但正如高朗教授所言，这种做法在谈判中很常见，但不得公布于众，因为这必将引起对方的反驳，而现在台湾方面反复声明将“一中各表”作为共识，而非实际的做法，导致中共不得不一次次的反驳，进而使民进党方面找到借口说中共不承认，进而加以否定。这也说明，这种“创造性模糊”，是只能做不能说的，一旦说出去就会导致各方的反弹，大陆方面其实也经常违背这种默契，经常将九二共识等同于一中原则，实际上也是在曲解当时的愿意，因为台湾方面的一中是有前提的，离开了这一前提，就没有一中原则的承认。通过双方的说法就可以看到这种歧义，台湾方面认为，两岸各自以口头方式表述一中原则的涵义，而大陆则说成是各自以口头方式表达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几个字之差，意思差之千里，前者正是台湾表述ROC大陆表述PRC的意思，后者则正是海协会在11月16日致函的做法，分别以文字形式对双方在坚持一中原则上的做法与看法加以表述，而根本不涉及双方在一中内涵的分歧，实际上也就忽略了台湾的核心关切。自然的，台湾方面断不会接受这种做法。
    即便如此，双方仍然得以以此为基础展开谈判，这也说明双方确实有一定的默契，虽然经常出于政治考虑破坏这种默契。为此苏起在卸任前创造“九二共识”这一名词，以指代当年双方的做法和默契，并模糊掉两岸三党在一中原则的内涵和处理方式等方面的分歧，可以说进一步确认了这种创造性模糊。想来，只要双方能够继续这种默契，很多事务性问题可以在此框架下得以处理。但是，毕竟两岸问题或者统独问题牵涉甚广，对台湾人来说更是头等大事，因此长期以此模糊性做法为基础处理问题总会引起各种争议，断非长远之计，要真正解决两岸问题，还需两岸人民贡献智慧，寻找更好更长久的方法。

《“一个中国，各自表述”共识的史实》

主编：苏起郑安国

目录：
序 “一个中国，各自表述”共识的意义与贡献苏起
壹、何谓“九二共识” 国政基金会国安组
贰、“九二共识”见证
叁、“九二共识”重要文件与媒体报导
肆、关于“一个中国，各自表述”共识重要谈话一览表
伍、相关专题论述
陆、北京之立场表述

国家政策研究基金会2003年3月第三版（2002年第一版）

《辛亥：摇晃的中国》

月之仙者 — Sat, 27 Aug 2011 22:33:15 +0800

    从6月份开始就一直处于忙碌的状态中，不是忙着读书，而是忙于琐事，忙着与各种不同的政府部门打交道，虽然一开始也没对他们积极配合抱希望，但处理那些事情的时候还是很让人烦躁，自己着急是没用的。辛亥革命过去100年了，当年投身革命的人中当然会有许多是诚心诚意于家国进步的志士，只可惜他们的流血牺牲使这个老大帝国发生翻天覆地变化方面实在是有限的很，起码在衙门作风上是如此。民国肇建时，曾下令取缔前朝“老爷”等称呼，为的就是实现平等，并使政府变为人民的公仆，可惜这个目标仍然尚未实现，口头上的老爷虽然去了，心里的老爷却还在。
    一方面是因为忙碌，另一方面也是自己的懒惰，这段时间没怎么看书，看完上一本有关辛亥革命的书后隔了好久才看完另一本，张鸣的《辛亥：摇晃的中国》，仍然算不得严谨的学术著作，但却富于启发性，这对心浮气躁的自己来说，能看进去这种书也是不易了。
回到正题，本书是中国人民大学的张鸣教授所写，虽非严谨的学术著作，但也在写作过程中查阅了大量的文献。虽然很多历史细节还需推敲，一些常识性的错误（比如误将暹罗认成缅甸）也需注意，但总体上来说，本书没有拘泥于过去史观的定见，而是力图从更为开阔的历史视野中重新审视那段历史，通过对诸多前后较为连贯的史实的梳理，勾勒出一幅不同的辛亥革命画卷。在作者看来，辛亥革命充满了偶然性，而当年的参与者也并非个个是忠贞之士，革命后来的演化过程更是充满了历史的吊诡，甚至是闹剧。
    首先，作者对武昌起义的一些具体史实进行了描述，从中可以看到相较于个把月前同样在武昌发生的起义以及更早的广州起义，10月10日的起义之所以能够成功，偶然因素更多一些，一方面是因为瑞澂应对不当，在发现名单后并未销毁或者按图索骥，导致谣言四起人心惶惶，革命党人不得不破釜沉舟，另一方面清廷派来的镇压官员以自保为主，荫昌坐在火车上督战随时准备逃走，瑞澂也很快就跑到军舰上，黎元洪虽然起初不同意当都督，后来也开始接受这一角色，并利用各种关系使武昌政权逐渐稳固下来，而立宪党人汤化龙的支持也在此过程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当王朝的维护者都以自保为主的时候，这个王朝也离灭亡不远了。
    其实看看武昌起义发生的种种，大概就能理解整个辛亥革命，一方面革命党人当仁不让，利用各种势力策动地方独立和革命，另一方面，因为清廷倒行逆施而不满而绝望的立宪派，也决定趁此机会占据要津，而他们原本就是在社会上极有声望与势力的人物，他们的转向一方面加速了清廷的灭亡，另一方面也使革命性质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虽然革命党人以反满为旗帜，但他们在真正面对满人的时候并未展开屠杀，反而是只要对方放弃抵抗，就放他们一条生路。这也说明，这场以反满为号召的民族主义革命，并未有它所宣扬的那样暴力。但是，革命宣传以外，士绅阶层的满汉矛盾却更加激化，这既包括汉族官僚和士绅的失望，也包括知识分子阶层的离心。清廷在宣布“预备立宪”之后成立“皇族内阁”，大肆启用满人，而疏远汉族官僚，将包括袁世凯这样的实权人物赶下台，这直接导致汉族官员的强烈不满，原本他们想通过新政改变满汉不平等的状况，获得更多的权力，特别是立宪派希望更多的参政议政，而新政的实施直接导致他们不仅没有获致更多的权力，反而丧失了很多职位，而拟议中的“立宪”也遥遥无期，且未赋予民间人士真正能够施加影响的权力，因此立宪派开始对清廷不满，而汉族官僚也开始对清廷离心离德。
    还需要注意的是，就算是革命党人发动的革命，也因为多利用会党势力，使之掺杂了许多荒谬的成分，会党常常出于利益的考虑才愿意为其所用，真正热心革命的其实很少，许多人趁机浑水摸鱼，还有人甚至假装革命，背地里却是谋取私利。这直接导致革命党人发动的革命很容易失败，因为这些会党势力根本靠不住，他们经常会临时退出或叛变。因此，革命党很难对当时的政治结构和社会做出剧烈的更动，而更多的选择与地方官绅妥协，这在革命后建立的政府中许多立宪派甚至旧官僚加入其中，甚至占据主导地位就可以看出。在这种情况下，社会各界对革命就比较容易接受，甚至愿意利用这种革命形势为自己谋利。
    平心而论，革命党人发动的起义大多以失败告终，影响力也十分有限，比如萍浏醴、镇南关、黄花岗等等，皆是如此，只不过后来在国民党史观的影响下，他们的作为被奉为重大英雄事迹，所谓历史是胜利者书写的，诚哉斯言。革命党主要在新军、学生中发展势力，当他们起义的时候，主要的领导者都是些基本军官，根本无法驾驭和掌控革命形势。武昌起义成功后，起义的新军还不得不强迫黎元洪来担任都督，并以他的名义发布文告，正是因为起义者认为自己纵使取代了清政府的统治者，也不能让社会各界听命于他。在这种情况下，革命党对后续的政权构造和政策安排所能发挥的影响实在有限，只能与旧官僚和立宪派讨价还价，勉强实现自己的目标。而立宪派也支持革命党的一些主张，如发展实业等，双方因此也能在一些问题上展开合作。但是，双方毕竟有着不同的立场，立宪派和旧官僚也有自己的利益和盘算，而在他们的势力占据上风的情况下，他们就会使旧秩序在很大程度上得到保留。在此过程中，地方士绅和地方大员合力要求地方自治，表面上是民主的表现，实际上是在本地区实行集权统治，更类似过去的“封建”，因而当时的“联省自治”得到了地方的响应，其对中国的统一和富强却不见得有利。这不能不说是中国的悲哀，在内忧外患的情势下，人民远未觉醒，而看透清廷大势已去的地方统治阶层，更倾向于利用这种形势为自己牟利。并且，当时反抗中央政权的地方，实际上背后都有外国的支持，也就是说，他们的崛起根本不能拯救中国。
    并且，很多时候，革命党人要为资金短缺而纠结，孙中山作为最能筹款的人，自然也就发挥了最为重要的作用，但因为资金多来源于两广籍华侨，因此孙中山也多倾向于在广东发动起义，也因此忽略了两湖等地，导致其他组织如光复会、华兴会的不满，甚至因此出现同盟会的貌合神离。也正因为起义不易，且效果不明显，很多革命党人热衷于暗杀，炸弹是他们最喜欢用的武器，并且他们有时候还发挥了一定的震慑效果。
    接下来作者还描述了革命过程那些“过场的角儿们”，包括黎元洪、冯国璋、吴禄贞、王金发等人，他们中有的是阴错阳差但善于抓住机遇，有的则是浑水摸鱼，但都在历史上留下了或好或坏的一笔。而清政府方面，虽然满人中已很少有治国之能臣，但如良弼、端方等人，也还是有大将之才，只可惜没有发挥作用，即丧了性命，其他人更无法挽救清朝于既倒。
    另外作者还描绘了不同省份革命的不同情景，开化较早的江浙地区，自然更容易接受革命，且商团发挥了很大的主动性，因而在革命后也得以继续保持影响力，他们组织的商团武装，甚至足以和正规军抗衡。而在另一些地方，则经常上演荒诞的戏码，比如陕西的一省六都督，比如山东的艺人夺权等等，甚至还有人通过假冒、欺骗来谋得一个地方的职位。
    除此之外，作者还花了大量篇幅描绘了那个纷争的时代所表现出来的进步的一面，报界在这个时期风头正劲，民报、大江报等等虽几经波折，却也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引领社会舆论，并发挥了启迪民智的作用。而那时候，清末的资政院和咨议局，以及民国初年的国会，虽然是徒具形式，但参与其中的士绅却也十分认真的履行职责，确实发挥了一些问政、监督的作用，使原来的政治行为模式得以焕然一新。当然，这里的精英政治成分是十分的明显，选举也主要在士绅、商人、学人中展开，农民远未被纳入其中，这不仅是他们不关心，愿意服从地方士绅的代表，实际上，革命党人也出于秩序之类的考虑，不愿意向农民放权。革命党人也希望维持既有的社会秩序，将革命的损失降到最小。武昌起义过后，南方各省纷纷宣布独立，而省内很多地区则处于无人管的混乱状态，因而有些地方出现兵变或者流氓分子的伪革命，在这种情况下，革命党通常扮演着维护社会秩序的角色，他们一方面不承认这些人成立的政权为革命政权，另一方面支持军队对之进行弹压或者直接参与镇压，而取得控制权之后，立即恢复旧有秩序。在这种情况下，很多地方的商团和士绅对革命党是持欢迎态度的，虽然他们的革命改变了旧有秩序，但他们本身却并不愿意破坏秩序，甚至是保护秩序不被破坏的力量。
    因此，可以说这场革命包含了大量的妥协成分，且主张最为激进的革命党其势力相当弱小，根本无力影响整个中国的政治经济发展进程，因此这场革命的实际影响力到底有多大是值得怀疑的。
    尽管存在上述问题，但辛亥革命的影响无疑是巨大的，它建立了亚洲第一个民主共和国——中华民国，进而推翻了统治时间接近300年的清王朝和2000余年的帝制。从此以后，民主共和观念深入人心，再也没有人能够在中国建立皇权统治。除此而外，这场革命也对中国社会带来了巨大的变化。
    实际上，尽管革命党力量弱小，并且和袁世凯以及地方立宪派达成了诸多的妥协，但他们毕竟建立了一个全新的政权，这个政权与过去的帝制不同，因而也使得这次革命改变了过去王朝更替的模式，就算袁世凯出任大总统，也不得不按照既有的模式行事。更重要的是，社会各界通过民国的建立，也取得了较过去更大的权力和影响力，是辛亥革命的既得利益者，因此他们也充当起了维护这一体制的势力，在这种情况下，纵使袁世凯或者其他人想复辟帝制，也会因为触犯这些人的利益，而被他们所反对，袁世凯实施“洪宪帝制”的时候被举国唾弃，即是这种社会风向的表现。
    简单的说，辛亥革命最大的功绩是改变了中国历史的发展方向，从此以后，中国历史就沿着民主共和的方向发展，纵使民国初建时还存在诸多问题，中国政治、经济和文化方面的许多传统习惯尚未真正改变，人们的思想意识仍然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停留在过去的认知层面。但这种改变已经在发生，并将不断的往前发展。在制度变革之后，社会认知层次经过长时间的量变之后也逐渐接受共和制度，并为之提供更加坚实的思想和社会基础，从而有助于共和制度的巩固和完善。
总而言之，辛亥革命尽管爆发于偶然，但却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这一必然中的偶然一发生，就一发而不可收拾，从而带来了全中国的巨大变革。

《辛亥：摇晃的中国》

作者：张鸣
目录：
小引大变局里的那些人
附图　晚清民国人物群像
年表　1911 年：中国与世界
序言辛亥革命前后，摇晃的中国
第一幕辛亥年，武昌的那些事
第二幕异哉！晚清！
第三幕过场的角儿们
第四幕末世贵胄：王帽子底下的人
第五幕谁在革命，怎样革命
第六幕匆匆上下的龙套
第七幕暗杀与炸弹
第八幕笔杆子和枪杆子
第九幕国人的民主旋律
第十幕革命经济学
尾幕五光十色说民国
后记我怎么想起写辛亥来
文献主要资料来源
附录理解晚清民国的二十个关键词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年1月第一版 220千字

《山雨欲来：辛亥革命前的中国》

月之仙者 — Tue, 02 Aug 2011 20:24:49 +0800

    最近看完《山雨欲来：辛亥革命前的中国》。辛亥革命已经过去100年了，随着时间的流逝，这场革命的光荣伟大也在逐渐褪色，今人已经能够抛开革命史观指导下的政治正确，重新审视这场对中国历史的发展进程产生巨大影响的革命，由此产生了一大批反思类、翻案类的研究，当然，因循类的也并没有因此就退出历史舞台。不过翻案归翻案，如果是为了故作惊人之语，那就没啥意思，关键是要有证据，包括发现新的史料，或者更加完整的述说史料，当然也有的是对既有革命史观的反思，进而产生对既有史料的重新使用，超越了社会达尔文主义之后，再看看那场革命，或许会发现那场革命并不一定就是那么伟大，而褪去崇拜感之后，还可以发现那场革命的过程其实更多的是充满了机缘巧合，而非原来常说的那种必然性。
    在这些新研究里，比较能达成共识的观点是辛亥革命的发生，并非是基于周密的计划和安排，而是更多的出于巧合，而其之所以能够成功，则是因为湖广总督的应对不当，以及当时因为调兵去镇压保路运动而造成武汉防备空虚。至于当时的革命形势，咸认为并非教科书说的那般已经进入不可避免的阶段，就算有些地方已经民不聊生，但发生起义的武汉并非如此，相当多的地方亦保持正常的秩序。至于统治者，不仅许多地方官员思想较为开明，中央政府也在积极筹划改革，并非像先前所说的那样腐朽不堪。
    但是，在此基础上再引申出一些结论就需要谨慎一些了。本书的基本立场也与上面说的类似，都是在重新审视过去的辛亥革命研究，能够以更开阔的视野加以理解。至于本书关注的焦点，则在于辛亥革命前的清末新政，因此必然牵涉到革命前的形势和条件。列宁曾经对革命的条件做过论述，他说只有当被统治阶级已经无法生存下去，而统治阶级也无法按照过去的方式照旧统治下去的时候，革命就该发生了。对照这一说法，大而化之的看当时的形势也可以得出革命不可避免的结论，毕竟当时人民的生活受到战争、赔款和腐败的影响，确实正在滑向无法生存的区间。而统治者也正在进行改革，也说明内忧外患下再不改革就要亡国。但是，进行细部研究就会发现，这种大而化之的看法不够严谨。中国的传统统治秩序当时并未瓦解，虽然各地民变出现了不少，但这种情况在历代王朝的许多时期都时常发生，另外，这类民变跟各地具体的阶级矛盾和群体矛盾状况有关，不能简单的推论说全国皆是如此。同时，当时全国上下的共同认知是救亡图强，是针对外患希望通过改革实现独立自主，因此，当时的许多改革措施，除为了满足地方的要求外，很大程度上是为了国家的富强。试想，假设当时没有外来威胁，朝廷的改革意愿以及自下而上的改革压力都会小得多。
    从这个角度说，本书所曾引述的所谓革命不是爆发于统治最坏的时候，而是统治者正在改善的时候，这一引用很难经得起细部的检验。就算当时的情景与实际结果相契合，以及中外各种事例可以提供佐证，也不能轻易得出上述结论，毕竟由因果联系得出的规律和统计规律有时候在外在表现上一样但内在机理却很不同。不过从理论上说，这种假设也有其道理，假如说统治最坏的时候统治者实力强大且统治集团比较稳固，就算有反抗，也很容易镇压，不至于形成气候，而正在改革的时候，因为政治、社会的变化可能产生利益的重组，可能进一步激化矛盾，不仅使社会矛盾激化，还会激化统治集团内部矛盾，政治学上有所谓J曲线之说，就是说在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时，人民对政权的满意度突然转向，变为不满，这是因为随着经济的发展人民对于社会福利和政治权利的要求变得更多，如果这个时候经济发展并未能同步满足这些要求，就会激起人民的反制。这一理论大概就跟上述的观点相类似。
    本书是对一场研讨会的整理，参与的学者敞开发言，因而也激起了许多思想火花，尽管算不得严谨的学术诸多，却也能够给人许多启迪。罗志田教授认为，清末新政改变了过去的统治方式，这导致了它的灭亡，因为过去清朝虽然是中央集权体制，但只对直属地区有这种控制力，其对地方的控制实际上相当有限，而更根本的原因是清朝财政收入很少，这就使它基本相当于一种小政府的统治模式。而清末新政改变了这一局面，一方面改革的措施，包括兴学堂、建新军等，都需要极大的资金支持，另一方面，上述改革措施需要中央政府的强力推行才能实现，也需要中央获得更大的权力，这两方面因素导致清廷与地方的矛盾，也正因为清廷无力实现上述目标，才使得这项改革不仅没有挽救其统治，反而因为配套措施的无效，使其统治基础更为薄弱，进而导致自己的失败。其中一项便是知识分子阶层的离心，兴学堂之后，许多以科举为业的人失去安身立命的本钱，更重要的是，尽管清廷通过“奖励学堂”给学生以功名，但因为功名过多，仍然不如过去科举那般地位高，也缺乏获得实际利益的机会，使得那些获得了功名的人挫折感更强，加上那些无法转向新式教育的人，都开始对清廷离心离德，不在支持这个政权。在过去那个年代，虽然知识分子手无缚鸡之力，但他们出身基层，有能力影响下层民众，特别那些有影响力的士绅阶层更是如此，因而他们的背离就很容易使清廷失去统治基础，这比农民的反抗还严重。
    从这个角度说，改革确实应该在一个稳定的环境下，由强有力的政治势力来推动，否则不仅不会挽救自己的统治，还会因为旧有秩序的崩溃而新秩序未建立导致社会的动乱，社会非但不能进步，反而容易退步。在此过程中，地方士绅和地方大员合力要求地方自治，表面上是民主的表现，实际上是在本地区实行集权统治，更类似过去的“封建”，因而当时的“联省自治”得到了地方的响应，其对中国的统一和富强却不见得有利。这不能不说是中国的悲哀，在内忧外患的情势下，人民远未觉醒，而看透清廷大势已去的地方统治阶层，更倾向于利用这种形势为自己牟利，可以看到，当时反抗中央政权的地方，实际上背后都有外国的支持，也就是说，他们的崛起根本不能拯救中国，另一方面，也说明尽管当时清廷统治基础薄弱，但如果地方能够从整个国家的立场考虑问题，或许清廷的崩溃也不至于如此迅速，当时年轻的清朝统治者显然不具备整合地方势力的能力，说清朝亡于实在是不过分。

《山雨欲来：辛亥革命前的中国》

作者：陆建德等
陆建德，中国社科院文学所研究员；
罗志田，北大历史系教授；
沈渭滨，复旦大学历史系教授；
许纪霖，华师大思勉高等研究院教授；
杨国强，思勉高等研究院教授；
周武，上海社科院历史所研究员

上海书店出版社2011年3月第一版 40千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