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卖血部落

职业卖血部落亚文化业已形成，群落特征的独立性日趋明朗。参见（何华高，2007）（江涛，2005）（夏泉，2006）以及（褚朝新，2007）（人民网，2007）（华夏时报，2007）（尹鸿伟，2006）（人民时评，2003）（央视经济半小时，2003）等。

二、血头

他们与血员、采供血机构之间的频繁互动程度与顽强共存能力，远在常识之上，似有范式可循。参见（何华高，2007）（江涛，2005）（翠峰，20008）（孟昕，2004）等。

三、无偿献血

还有多少水份和杂质可以挤掉？人（员）表（格）不一甚至人表分离怎么办？参见（张铁鹰，2005）（翠峰，20008）（何华高，2007）以及（李喜阁，2005）（孙亚，2006）等。

四、浆站改制

在问题与利益的搏弈中，两害相较各取轻重。参见（尹鸿伟，2006）（褚朝新，2007）（环球时报，2008）（陈良军，2007C）等。

五、机采

在上个世纪，相对手采而言至关重要。那么，在这个世纪昵？参见（何华高，2007）（翠峰，20008）（环球时报，2008）等。

六、成分血

与机采有关。参见（翠峰，20008）（高耀洁，2007B）（李罡，2005）（全国经输血感染艾滋病受害人工作委员会，2006）等。

试问：

1、  采血前检测HIV了吗？

2、  是机采还是手采？规范吗？

3、  对采到的血进行HIV去除、灭活或复检了吗？

只要在某个时空内，这些文绉绉的问题一再被突破，就会演变成血淋淋的现实。

况且，还有窗口期呢？还有人表分离呢？……

六、2005年的情况

1、情况之一：2005年早春（采血，辽宁）

辽西仍有大量卖血现象，“血头”组织整村、整屯集体卖血。记者半月行千里，在凌海市大帽村见到一对海城“卖血夫妻”，每年都入村租房两次,每次1-2周,混在本村卖血队伍里卖血。丈夫肩头的背包里有整整一包各式各样鲜红的血证,包括本村的。他们刚从葫芦岛来,下一站是盘锦。每次抽血400cc，得160—200元，一月抽两三次。丈夫特意挽起了袖子说：“别看针眼多，再抽也没事，抽惯了人还上瘾呢，不抽都不行。”“他俩每年就走两次，每次全省转一圈大概三四个月，一次下来能卖三四千块，我们一大家子种一年的地也收不了这些钱呀。”村民说。记者见到了白尚村基层“血头”郭老六，在锦州还见到了侯姓顶级“血头”和“炕上血头”张姓村妇。(江涛，2005A，2005B)

情况补充：锦州中心血站一负责人自信地告诉记者：“全市临床用血和所有采血100%都来自无偿献血。”当记者提到村里调查所得时，这位负责人承认存在卖血，其行为是不合法的，但“这是一种正常现象！”(江涛，2005B)

情况链接：《华商报》2005年12月1日报道，山阳县一小山村有村民1080人，2001年检查出7名艾滋病患者，大多数在山西打工卖血时感染。（高耀洁，2007A）

情况之二：2005年晚春（采血，贵州）

某日，十多个20—50岁村民背挎行囊赶路，有村姑、妇女、男人，司机问：“4块钱一个，坐不坐？”“你们都上来，3块一个”“我们没钱，走路算了”。他们不是赶集，是来卖血返家，为省3元钱而多走30里路。“不是出门当小姐就是留在家里卖血”，有乡干部出语惊人。

“望谟中心血站”地处富人区。“卖血也要找关系、托熟人。”倘若城里有亲戚打电话或亲自带人去血站，就可以不排队，否则要等两三天。卖血人太多，从血站一直排到公路然后转成90度分两边沿公路延伸。下午六点，余下者席地而坐熬至次晨八点，有人带简单行李。“他们舍不得花钱住店（每晚只要1元），从家里拿毡子甚至带饭，几个人挤在一个角落过夜”。2004年情形稍好，大家都趁赶集日卖血相互错开，不过农忙一过血站前又是一片拥挤。

“上面喜欢望谟的血，因为很纯”，也就是纯天然，很少含脂肪，没有胆固醇，是原始的血，正因此，价格也是原始的。这些农民天然纯净的血“卖一次100ml得75块钱，如果把来回路费、旅店费、吃的除外，也不剩几个钱”。（韦登忠，2004）所以才有上面那一幕。

情况补充：1994年作者曾在黔西南最大的望谟县（省级扶贫县）工作，该文为十年后重回故地“作一番了解”后所作，分六部分，上述片段摘自专谈卖血的第五部分。“这样的差别，哪儿都存在，只是贵州省望谟县实在太显眼。”作者最后感叹道。

情况之三：2005年8-9月（供血，河南）

8月20日，十个月大的周枫林在室内沙发上玩耍，头朝地摔下，摔出个青枣般大肿包，48小时后开始阵发性抽搐、直视伴意识消失，故于22日到驻马店市第一人民医院住院，医生于次日和9月1日分别输两次血小板，一周后出院，后一直生病,于2006月5月22日确诊艾滋病，6月9日死亡。（高耀洁，2007B）

情况链接：2005年2月5日，卫生部首次向社会公示各省无偿献血比例，河南自愿无偿献血比例最高，达到１００％。（朱玉，2005）同年６月１４日又公示当年第一季度情况，河南仍以全国唯一的临床用血１００％来自自愿无偿献血而再度名列榜首，且全省临床用血已连续７年１００％来源于无偿献血。（吴延立，2005）（郑州市府办公厅，2005）

情况链接：各地频发临床“血荒”告诉我们，无偿献血还不能完全满足临床需要；一些地方非法采血活动提醒我们，无偿献血者占总人口的比例还较低。卫生部官员也承认“部分地区存在政府下达计划指标献血和从外地调血现象。”在全社会对无偿献血的认识还不够全面，农民无偿献血意识还非常淡漠的情况下，作为一个农业大省，一个非法采血活动曾经猖獗的省，其自愿无偿献血竟达到了100%，这一转变过程快得竟让人无法相信？

事实上，河南相当多地方政府下达献血指标，一些单位当成政治任务来完成，搞摊派或给高额奖励，成本巨大，甚至雇人顶替凑数，一使无偿献血本意消失，二致临床用血安全隐患。完成献血指标是对自愿无偿献血的亵渎。这不是疏忽，或是不得已而有意为之。质疑河南自愿无偿献血比例，是希望其无偿献血更扎实，防止有人用“100%自愿无偿献血”来掩盖自身存在的问题。(张铁鹰，2005)

七、2006年的情况

1、情况之一：2006年2月（供血，河南）

赵某某，男，74岁，新密县人，因胃出血于2月17日在省人民医院消化科住院治疗，多方检查化验且HIV“阴性”，诊断粘膜慢性浅表性炎伴出血，期间医生让输血治疗，并未告知输血风险，为尽快康复家属同意，结果输了两袋血，量不详。九天后出院，后身体一直不好。6月7日因排尿困难到该院泌尿科住院，确诊为前列腺增生，准备手术，又做各项检查化验但HIV“阳性”，随后手术取消，让人出院。（高耀洁，2007B）

2、情况之二：2006年5月（采血，贵州）

5月29日一大早，惠水县浆站挤满了成年男女，许多布依族、苗族妇女穿着传统服饰。“我们天不亮就起床赶路，来到县城已经八点了。”一名25岁的苗族妇女说，“家远的昨天就来了，小旅舍住一晚，五六点就开始排队。”在通往浆站的小街上，随时可见卷着衣袖，手臂上按着止血棉签的人走来走去。附近有二三十家小饭馆，家家暴满，一批走了又来一批。老板说：“血浆站每周开门6天，周日休息，每天多则七八百甚至上千人，少的也有三四百人。”热闹情景从早八点至晚五点，抽过血的人们吃完饭都急匆匆往家赶，“还要喂猪、领娃娃，事情多得很”。14天之后，他们中的大多数人又会再来，并不断有新面孔加入。

当地卫生官员表示，浆站不接受外地人，献浆者都要出示本地身份证。这一说法遭到许多人质疑，因很多外地人用本地身份证卖，本地人也会外卖。因惠水、长顺和龙里距离很近，一些人常年奔波其间，务求一月多卖几次。（尹鸿伟，2006B）

情况补充：惠水情形乃贵州25个浆站一缩影。2004年以来，贵州不断发生重大违规采浆案，如惠水冒名顶替采浆案，丹寨跨区采浆案，而普定、施秉六浆站均发现频采行为，仅2006年省厅就先后3次通报浆站违规，甚至责令望谟和普定浆站停整，但威慑不大，随后又发现紫云浆站不按规定体检、一人2身份证、2张供血浆IC卡的严重频采行为。省厅有文曰：“由于生产企业、血浆站受经济利用的驱使，县政府对地方利益的保护，血浆站知法犯法，长期与上级卫生部门玩猫抓老鼠的游戏，使得监管效果十分有限，导致较大安全隐患。”

截至2006年，贵州浆站在整顿风暴中从43减至25家，但数量仍全国之冠。十年前河南浆站违法操作带来一场艾滋危机，十年后曾是国内乙丙肝、HIV感染率最低省份的贵州已在盘县、松桃、纳雍和瓮安（均有浆站）等15个区县继续提供免费抗病毒药物。这儿会不会成为第二个河南？（尹鸿伟，2006A，2006B）（褚朝新，2007）

情况链接：卖血老人的眼泪PK卫生官员的宝马——贵州省“血浆经济”忧思录（夏泉，2006）（http://genders.zsu.edu.cn/News/1726-Content-1726.html）

情况链接：贵州镇远县血站原站长侵吞960多万案侦破纪实（夏世信,2009）

3、情况之三：2006年5月（采血，广西）

目前全国采浆量约4000吨，其中贵州在1500吨以上，占全国四成，其次是拥有23个浆站的广西（800-1000吨），黔桂两省采浆量占全国的1/2强。（尹鸿伟，2006A）

情况链接：我们了解到，全国因输血感染艾滋病的情况具体出现在：黑龙江、吉林、辽宁、内蒙、新疆、甘肃、宁夏、山西（新绛、夏县、大同、闻喜）、陕西（西安）、河北（邢台、邯郸、武安、沙河）、河南（郑州、安阳、驻马店、商丘、开封、南阳、鹤壁、信阳、周口、新郑、巩义、焦作、长葛）、湖北（襄樊）、湖南、安徽、江苏、山东、上海、云南、贵州、四川、广东、浙江、江西和深圳。（全国经输血感染艾滋病受害人工作委员会，2006）

八、2007年的情况

1、情况之一：2007年1月（采供血，广东佰易）

1月9日，北京朝阳医院数例肝移植病人血检丙肝抗体阳性，而术前阴性。医院排查锁定“佰易静丙”（生产批号20060620，5g/100ml），随即血检本院所有用过该药的47名病人，除6人用前阳性、1人采血未果外，余40人全部阳性（陈良军，2007B）“佰易静丙”是广东佰易药业有限公司生产的静（脉）注（射用）人（丙种）免疫球蛋白的简称。12日，北京全面查封所有佰易血制品，卫生部和国家药监局介入调查（李艳，2007）。

1月16日，国家药监局通告称，该局例行检查发现佰易涉嫌严重违反《药品生产质量管理规范》（GMP）规定，宣布收回其GMP证书，但未公布个中原委。（李艳，2007C）（经济参考报，2007）19日，国家药监局、卫生部宣布佰易生产严重违规。同日，药监局证实调查组已派出，而卫生部要求广东连山县卫生局在辖区内排查2006年4-6月间20个批次“佰易静丙”的传真已放到收件人的桌上。（陈良军，2007B）

1月20日，《中国经营报》披露佰易事发“静丙”。（经济参考报，2007）21日晚，卫生部与国家药监局公告全国暂停销售佰易产静注人免疫球蛋白，（中国企业报，2007），23日通告患者临床用后出现丙肝抗体阳性（经济参考报，2007），24日指出涉嫌药品已销往12个省市区，紧急通知用药者到医院做丙肝检测。（申延宾，2007）

1月26日，《市场报》称安徽大安生物制药公司涉嫌为佰易组织血浆。（经济参考报，2007）30日有关方面发布最新通告，用药者均未感染丙肝，佰易事发非法购进污染原浆，且在获得（新厂）GMP证书前组织产销。（中国企业报，2007）（申延宾，2007）

情况补充：2006年4-6月正是连山浆站管理的混乱期，同年因混乱频出采血问题三换站长（李艳，2007），8月因跨区、频采、冒名顶替、降低标准采血等严重违规问题被省药监局和卫生厅分别通报查处（人民网，2007），其中省厅8月9日下文《关于广东佰易药业有限公司连山单采血浆站违规采浆查处情况的通报》（李艳，2007A）。现任站长说：“被整顿后，就马上恢复生产了。”（申延宾，2007）但老员工透露即使在勒令整改期间，浆站仍在照常抽浆（陈良军，2007C），甚至出现HIV检测结果未出来前就抽浆的情况。（李艳，2007）其实，2004年4月该站就被省厅清理整顿过（人民网，2007），但“跨区采浆的情况最明显”的却在（改制后的）2005年（陈良军，2007B），凸显利益诱导下混乱的佰易供浆体系。（李艳，2007A）对此，省药监局仅去年就有10次检查和监管，违规行为责令整改，县卫监所每季度都到浆站检查，但监管效果并不明显。“企业为追求利益会顶风违规，增加了正常监管的难度。”县分管局长也不讳言。（陈良军，2007）

情况链接：2006年7-11月佰易因新厂重建GMP证书被收回重审（陈良军，2007B），处于“停产期”，而有患者所用的“佰易静丙”生产日期为2006年7月20日，批号为20060724，又正好落在“停产期”内，显然佰易并未停产（申延宾，2007），并套用正常生产批号上市销售（邢少文，2007），而套用批号的产品因各生产环节无原始记录，无从确认成品的安全及合格性。（陈良军，2007B）该患者指出：“在长达5个月的停产期内，当地药监部门对佰易药厂没有一点监管吗？”（申延宾，2007）

2、情况之二：2007年2月1日（采血，山西）

方山县开府村中有一家单采浆站,外来血员长期“驻站”卖血为生，两天卖一次，约680毫升挣70元，采前服用利尿药“呋塞咪”将尿排净，人少时血头到火车站以招工为名将人找来，管吃管住管酒，上钩后不得不卖血。2006年上半年曾有一忻州妇女因频采过量昏死采血床，送医院抢救无效死亡。2月1日记者采访时相机被抢，报警后民警告之：来这里卖血的人天南海北哪儿都有，流动性很大。我们来了，他们走了，根本没办法。站长称血浆全部销往北京天坛生物制品研究所。（华夏时报，2007）

情况补充：山西省厅确认该站未起名，无工商执照和技监条形码，手续不全未挂牌。类似情况在省内10家单采血站普遍存在，即使挂牌的也是不规范的。（华夏时报，2007）

3、情况之三：2007年3月下旬（采血，广东）

揭阳聚居着数百上千职业卖血人，如一台台产血机器一月卖血多达十五六次，线人F在广州救助站被血头带到那，9个月卖血50余次，还去过潮州、汕尾、梅州（五华）、河源（龙川）、蕉岭卖，几乎跑遍粤东，亲历以药养血和体力日下，目睹卖血部落心性、血霸血头操控弁利与帮派纷争内幕。3月22日记者随F暗访一周，初识办假证、请血头、访血站的“规矩”，领教卖血时人表分离、血站松紧不一、量价各异、手采机采有别等现象，如揭阳、潮州较严，五华、兴宁基本上不验血就直接抽，至多会看看卖血人脸色，很难看就会让其“出局”，所以血液质量不过关的人较喜欢去。（何华高，2007）

 
暗访图片 在揭阳血站排队准备卖血的人。（何华高，2007）

情况补充：职业卖血部落“辉煌”时达千余人，大本营数次变迁，最先扎根韶关，三四年后遭取缔辗转茂名，一年多后因惠州行情很好又随血头转战，并分出一支到广州和肇庆，最后到揭阳安营扎塞长达十多年，自有其中道理。（何华高，2007）

4、情况之四：2007年5月上旬（采血，湖南）

1亩2分地5个孩子，丈夫常年生病，李鲜娥从1983年开始卖血，先是半年一次“卖全血”，近年是每周五去新化县紫光单采血浆站一次“卖半血”，采浆600毫升能拿85元钱，全家年收入4000多元中有3000多乃卖浆所得。她把供血浆卡叫“银行卡”，但下地干活有时晕倒在田上。“身体受得了吗？”“反正他们说每周去一次，是他们要求我们去”李一再说：“我只有没办法，没办法了。”

曾和八旬老母一起捡破烂的曾冬兰，也是常年卖浆为生的农妇，不过她是每周六卖。有几次晕倒在血站里。“献着献着，肚子就不好受，眼睛看不见了。”“心里不担心吗？”“心里担心。想到孩子和老人，想着两个钱，没办法。”（生活315，2007）

情况补充：不少村民靠卖浆为生，现在是一周卖一次，并非每次都检查。“那我们的身体没有检查的。”曾大爷问：“医师，我是新来的，下次来还要检查吗？”“下次不要检查。”“介绍人来有介绍费吗？”“5元钱。”（生活315，2007）

5、情况之五：2007年5月中下旬（采血，河北）

怀安不少农民2005年起“卖血”救急，为孩子上学“挣个饭钱”。在马排子沟，记者见到刚卖血回来的侯河花，因头晕躺在炕上休息。她家老小上小学，“老大上初中要住校，一年花两三千元。全家收入就指望10多亩地和10来只羊，掰着指头花都不够。”今年去怀安血浆站卖过10多次血，去冬也卖了10多次。丈夫干活累，不敢多卖，但也卖了六七次。刘家口村的赵家有两儿上学。妻子今年卖5次，他卖3次。“为什么卖血？全村家里有孩子上学的，你走走看有几个不卖血的？”

上王庄村王美太卖血频繁。老大在张家口上技校，一年8000元，老二在镇里上4年级，吃住一年也得2000元。打工挣钱不够，就拼命卖血，去冬至今卖了60多次。庄上700多口人，“就我所知，常卖血的就有80多人。”记者随机走访了四个村约30户有孩子上学的农家，仅3户说自己没卖过血。村民说，没孩子上学的人家一般很少卖血。如家里再摊上个上高中大学的，卖血会更频繁。（程双庆,2007）

情况补充：怀安是国家扶贫开发重点县，但部分农村中小学仍在收取五花八门的各种费用，该免除的没免，该补助被扣留，许多贫困生并未享受到国家“两免一补”政策，免学杂费有“死角”，负担沉重，家长“卖血供学”成常态。（程双庆,2007）

情况链接：2007上半年，因原浆供应不足，全国人血白蛋白用药紧张，京徽多家医院出现蛋白荒，吉林八省区查获一批假冒药。（曾利明，2007）同年9月，凝血八因子全国性断货。厂家都说“血浆少了”。国内采浆量2003年为5000吨，2007年不超过2500吨。浆源市场主要建立在黔桂等地，献浆主力山区贫民因报酬低和名声损而停献。乱采引发浆站改制，改制蕴含不同玄机。（褚朝新，2007）（朱卿愿,2008）

观点链接：非法采供血的源头没有断绝，当前艾滋病由高危人群向普通人群蔓延的严峻局势就无法制止！（高耀洁，2007A）

观点链接：很多媒体在关注卖血传播艾滋病，却没有追问这些被污染的血究竟流往何处去了？难道血头将花钱收购的血浆扔进垃圾箱吗？（高耀洁，2007C）

观点链接：输血感染艾滋病，个人既无法防范又很难索赔。政府和医疗部门一定要在输血这一关挡住艾滋病。（毛建国，2007）

观点链接：疫情显示，我国输血感染HIV的报告数于2002-2007五年间爆炸性地增加了近15倍。截至2006年10月，湖北累计确诊HIV感染者3463例，其中输血感染占17.1%；北京至2007年累计HIV感染者3462例，其中输血感染占8.4%，超过采血感染的7%，同期山西11市报告513例感染者，输血感染（13.1%）大于采供血（8.2%）。国家何时在受血者中普查艾滋病呢？输血感染艾滋病的问题将以什么样的形式爆发？（孙亚，2008）

九、2008年的情况

1、情况之一：2008年3月19日（采供血，广东）

当日，广州市血液中心。线人姜学荣利用职务之便让“召集者”林建召来卖血者杨泽生,以“互助献血”方式为急需输血治疗的病人抽取1个单位的血小板,分别获利100元、500元和400元。姜称，像林这样的“召集者”就有20多个，而杨三年内共“捐输”血小板的量相当于45000毫升全血，仅去年就有16次。该现象存在多年，网络严密，程序如常，血液中心难以察觉。(翠峰,2008A,2008B)

情况补充：广州血液中心不仅登记血员身份证，还进行指纹鉴定，目前有五个血小板机采点，力争两年内建立14个固定机采点，每区至少一个，其主任称血小板供需矛盾是卖血行为的罪魁祸首，广州中医药大学附一院血液科刘主任则认为血液管理不够透明化是主要原因，无法了解具体缺血状况极易引发“卖血”行为。(翠峰,2008C,2008D)

情况链接：省厅召开紧急会议，省市成立联合调查组，重点检查广州血液中心是否存在违规操作、内外勾结、按规定核实献血员身份等行为，以保血液安全。（肖萍，2008）

2、情况之二：2008年4月17日（采血，宁夏）

一名男子从固原到西吉县单采浆站献浆时被查出HIV阳性，这是该站成立3年来首次发现艾滋患者前来献浆。（佚名，2008）

3、情况之三：2008年11月1日（采血，贵州）

“贵州25个血浆站就是25颗定时炸弹。请大家多负些责，让我安稳退位。”贵州省卫生厅一位领导如是说。（环球时报，2008）

情况链接：2008年，单采浆术在进入中国卅年后终于有了独立的全国性法规——《单采血浆站管理办法》（3月1日施行）。卅年里，这一特殊行业因采血之乱引发中原艾滋之祸，又由乱及治。武汉血液中心陈科长认为，现行体制依然是义务献血，有偿献浆。2007年卫生部再发文件，明令要求单采浆站全程视频监控采浆过程，逐步实现远程动态监控所有采供血机构。无所顾忌的采浆时代一去不返，但转制结束并非安全永逸。业内人士承认，掌控浆站的企业真要作假，实施起来并不难。（环球时报，2008）

情况链接：世界卫生组织发言人说，“中国1998年80%的血源来自有偿献血体系和家庭成员捐献，但在10年内实现了98.5%志愿献血率”,已接近100%的志愿献血目标。(中国新闻网，2008)

情况链接：2008年国内采浆量继续下滑，血浆供应不足，药监部门考虑进口半成品。（朱卿愿,2008）采浆量下滑的另一层原因是献浆员的流失，与外出打工、计划生育、人口老龄化有关。华兰公司出台优惠举措稳定献浆队伍，但收效甚微。（环球时报，2008）

高燕宁

本文以“采供血”引题，“采血”指采全血、采成分血和（单）采血浆，“供血”指输血以及血制品生产和使用的整个环节，旨在方便叙述，其意义与有文献特指的“经血传播”HIV的三种方式即“卖（献）血（血浆）、输血和用血制品”（万延海，2005）相通但有延伸，以便跟通常所说的HIV“血液传播”相区别。

这是一篇枯燥的报告。通篇梳理罗列流水账一般的显化事实，充其量只有一些解读性的提示，而将分析思考留给读者，尤其是研究者、决策者与当事人。

这个报告像在传媒文章、专题报告以至网络空间里大海捞针。为了让捞出之针不至于那么零乱，先按时间顺序叙述，再做如下归类：2000-2004年的当作“背景”，2005-2008年的当作“情况”，其间会穿插一些辅助链接，其后会有问题细分。还有些针没能捞上来，如漏检或未显化时。

时间地点是这样处理的：时间截点按采供血事件发生（而不是媒体报导或行政处置）的时间计，当事件发生的延续时间较长（如数月甚至数年）时多按截止时间计，并尽量详记至年、月甚至日；地点按原发地点计，小标题标示至省，以便阅读时的时空转换。

第一部分 新世纪采供血背景（2000-2004）

一、2000年时的背景

1、背景之一：2000年8月18日（供血，安徽）

8月18日，河南永城市条河乡邸楼村1岁半儿童邸伉伉因发热至邻近的安徽萧县某卫生院诊治，于当日及隔日各输150亳升本乡供血员的血，4岁时确诊艾滋病（李清川，2003），5岁长眠天山脚下。

2、背景之二：2000年底（采血，河南）

开封下岗职工徐宝玉某日被人以招工为名骗至一个养鸡场，8天内被强制抽血17000亳升，回家半个月后衰竭而死。（高耀洁，2005）

二、2001年时的背景

1、背景之一：2001年（供血，河南）

张女士2001年在宁陵县人民医院做手术时输血感染艾滋病。她看到“医生在血库里提的成袋的血液”，县卫生局李局长说:“宁陵县人民医院的血液都是从商丘市红十字血库拿的,我们专门到商丘市红十字血库查了一遍,那人没有艾滋病,是健康人。”张要求立案未果。（李喜阁，2006B）

背景补充：宁陵县在1993年到2001年期间因输血感染艾滋病的妇女以1995年至1999年最多，地点在县妇幼保健院，为目前全国输血感染艾滋病最多的县，已知感染数不断增长，2004年8月李喜阁女儿死前为10人（8死2活），2006年从30余人(同时还有10个儿童经母婴、20多名丈夫经性传播感染HIV)（李喜阁，2006A，2006B）增至40余人（李方平，2006），2007年超过百人，2008年143人（李喜阁，2008）。

背景链接：2001年，卫生部统一部署对全国223家单采血浆站进行整顿和检查，共验收合格浆站156家，取缔不合格浆站59家，整改8家。（尹鸿伟，2006A）

三、2002年时的背景

1、背景之一：2002年2月7日（采血，甘肃）

顺老汉50岁家住甘青黄土高坡，海拔2621米，从儿子上高一开始卖血，直至2002年2月7日春节前的最后一次卖血（400毫升，240元），最多时一天抽过三次、一年挣过五六千，没查身份证时一天能卖二次，力不从心时会叫上“心脏有病”的老伴一起卖，九年卖血供学达四万余元。根据他的经验，“青海查得严，别人的身份证根本不行”，但甘肃的医院会“容易一些”，有血头“专门组织”时查得不严，用假身份证也行。（孟昕，2002）

背景补充：当地像顺老汉那样长期卖血的农民有近万人，常用假身份证或别人献血证，通过“血霸”（与采血站、医院某些人有密切关系者）到西宁、兰州等地卖血。当地已调查处理，初步遏制违规采血现象。（孟昕，2002）

背景链接：2005年11月30日《兰州晨报》报道，甘肃东南部一小县有1000多人卖血，12人感染HIV，其中1人为输血感染，3人死亡。（高耀洁，2007A）

2、背景之二：2002年8月27日（供血，北京）

郑州儿童小雨在北京大学口腔医院作腭裂修复手术，术前HIV检测“阴性”，8月27日输血小板250毫升。2003年10月发病，11月9日被确诊为艾滋病晚期，随后两年双亲请李劲松律师将手术医院和北京市红十字血液中心告到法院，但一审、二审均败诉，因后者出示当初输血检验报告的复印件，但供血者名字和身份证号码被遮盖。（李罡，2005）（刘品新，2006）（孙亚，2006）（高耀洁，2007B，2008）

背景补充：血站目前仍不能在技术和管理上确保单采浆成分血采集的安全性，确有案例表明部分成分血的使用者被HIV感染。（全国经输血感染艾滋病受害人工作委员会，2006）

四、2003年时的背景

1、背景之一：2003年7月（供血，河北）

7月13日，年仅39岁的魏华因肝炎住进邢台市人民医院，期间输血630毫升（邢台市血站供血），输前HIV检测阴性。7月22日转院至市二院，几天后HIV阳性。11月病故。次年初，其妻将输血医院告上法庭，8月10日一审判决被告赔偿三万余元。（张建国，2004）

背景补充：邢台90年代血液管理混乱，近年越来越多经血感染艾滋病例浮出水面，其下属沙河市被列为艾滋病综合防治示范区，但当地卫生部门至今否认血祸存在，反映情况者遭打击报复（张建国，2004），故李黔冀认为造成这件事情的隐患一直存在（央视论坛，2004）。

背景链接：《邢台艾滋病真相调查》（王克勤，2005）

2、背景之二：2003年8月26日（采血，安徽）

当日清晨7时，邻省河南固始县几个村的农民坐的长途汽车开到了安徽六安市叶集区，他们要到一个门窗紧闭、保安把守、凭胳膊上的红色号码方能入内的院子里悄悄卖血，一般一个月卖上五六次，有甚者一月13次。血头数人，带来一人血浆站提成两元。9月18日，卫生部、公安部联合行动突击检查，违规受惩。（央视经济半小时，2003）

背景链接：《中国青年报》2005年12月1日报道，安徽利辛县陆楼村有1256人,在“血浆经济”532人卖过血，占总人口的42%，其中195人感染艾滋病。（高耀洁，2007A）

3、背景之三：2003年11月（采供血，内蒙）

10月11日呼市CDC接报：内蒙医学院一附院收治某艾滋患者于1999年8月在清水河县医院输血1200毫升，供血者来自河北。公检查出，该院无采供血资格，未进行HIV检测，于1998年10月至2000年9月擅自采血66次，至2003年11月又采血9次输血67人，造成11人HIV感染，2人二次传播。内蒙艾滋疫情涉及11个盟市，主为采供血传播，为此全区开展专项整治，严查采浆，监查采供血事故多发地。（新华社2004年6月3日、《东方时空》2005年1月7日报道，转引自高耀洁，2007）(王宗，2004)

观点链接：在90年代中期约两年的时间里，我国以中原为中心，血液尤其是采浆管理非常混乱，造成相当多的人被HIV感染。当时政府关闭了这些血站，但处理过程中有两方面不彻底，一是很多感染者的关爱治疗延后若干年，二是受血者未进行进一步追踪、检查，及时发现感染者，采取预防措施（邵一鸣）。（央视论坛，2004）

观点链接：“职业卖血者”，让我们熟悉又担心。在央视调查中，有一家子都卖血的，有一村子集体卖血的，无数陌生或有潜伏病毒的血液通过灰色交易通道流向一个个急需输血的病人血管中。这种地下体外循环，可带来更可怕的致命病毒。我国河南安徽感染者中出现了集中发病、集中死亡，最主要就是卖血。之所以卖血，是用宝贵血液换取微薄的收入维持生计——如无其他“挣钱方式”，单单谴责或惩罚“职业卖血”体系中的任何一方都无济于事——他们还会这样做，市场依旧。青海将乐都、民和两县四乡卖血村单列为省级扶贫开发重点，省委省府亲自帮扶，通过退耕还草、异地扶贫、三大投入加快脱贫，宣布五年内基本解决卖血村问题。“给职业卖血者一条出路”，则职业卖血现象迎刃而解。(人民时评,2003)

五、2004年时的背景

1、背景之一：2004年3月（采血，广东）

3月21日，央视《焦点访谈》以“如此采血令人忧”为题，报导了德庆县浆站违规采浆案，部省市现场督导立案调查，确认其跨区（桂湘黔）、频采（间隔<2周）、失职（未行身份识别）、造假（假登记）问题，9805份在册登记卡中绝大多数伪造当地身份证号，23人持多卡供浆。调查显示，采集非划定区域者血浆的现象在我国很多单采浆站普遍存在，相当一部分人在多个浆站流动献浆，对原浆质量构成极大威胁。（陈伟文，2004）（肇庆卫监所，2004）

2、背景之二：2004年7月（采供血，吉林）

2005年9月28日，卫生厅追踪一在德惠市人民医院输过血的HIV感染者，其3位供血者中有HIV携带者宋阳，在本人不知情的情况下于2003年1月至2004年7月到该院血库卖血15次竟未被发现携带HIV，25名受血者中9亡，18人HIV感染，另造成3人性传播。该血库短间隔采血、漏检、未按试剂要求检测、无室内质控、记录不规范，库、院、局领导受处分，10位相关责任人刑事拘留。12月2日省厅公布事件查处，次月卫生部通报。（卫生部，2006）（《焦点访谈》2005年12月23日报道，转引自高耀洁，2007A）

背景补充：刘某2003年3月在该院两次输血1200毫升，术后4月到市中心血站献血并留个人信息与联系电话，同年10月再献血时被告知上次血检不合格，建议不再献血，但未说明问题原委，至2005年10月上述事件暴发市CDC调查，两月内仍未接到任何HIV检测通知，直至11月29日朋友告之后自行到CDC检测，12月6日拿到HIV阳性报告，随后到该院找院长，却被告之皆因输宋某血液感染所致。（万延海，2006）

2、背景之三：2004年12月（采供血，黑龙江）

2002年6月8号，黑龙江北安建设农场的杨丽华肚子疼，夫妻俩到职工医院就诊，医生说宫外孕得紧急输血，“你赶紧找血源吧”……卫生部调查认定，该院无HIV检测设备，三化验员均未受过采血培训，可1994年至2004年自采血46次，《献血法》颁布后仍有17次，至少造成19人感染艾滋病。央视《东方时空》2005年12月16日、《法治在线》2006年3月1日对此做过报道。（华东，2006）（高耀洁，2007A）

4、背景之四：2000-2004年输血感染艾滋的一个分布

于2005年10月-2006年7月进行的国内某输血感染HIV调查获得184份有效问卷，初步分析显示，输血时间从1993年到2004年跨度12年，其中2000-2004年输血感染17人，各年人数依次为6、1、1、5、4人（文献从略，2008），可见2000年以来国内输血感染HIV的逐年案例从未中断过。如果说2000年时的6例可看作上世纪九十年代中后中后期输血感染HIV高峰的余波，那么2003-2004两年的9例会不会蕴含某种预示呢？

5、背景之五：2004年的一张图片

华北部分地区至今仍有单采浆站每日半夜至凌晨营业，抽浆800毫升报酬80元。图为2004年10月17日卖血者争先恐后抽血的现场。（陈江摄，转引自高耀洁，2007A）

背景链接：2004年10月20日，卫生部、全国非法采供血和单采浆专项整治办公室举行联合新闻发布：5月以来,专项整治行动共进行900余家采供血机构、36家血制品企业的自查和涉及21个省市区159个单位的实地抽查，各地共关闭血站44家、浆站2家，查处采供血机构21家、非法自采自供医疗单位37家。卫生部最新查处的十大非法采供血案件为：非法组织他人卖血案4起（浙江临安、海盐，吉林伊通，上海）、浆站违规采浆案2起（陕西临潼，广西大化）、血站违规采血案2起（青海石油管理局，湖南溆浦）、医院非法自采供血案2起（湖南江华，四川荣县）。（赵新培，2004）这一年，在四部委联合整顿行动中，全国156家采浆站有36家因违规被关停。（褚朝新，2007）

2001年，重庆、新疆非法采浆大要案被查办；2002年青海、甘肃、山西均发现跨区非法采浆上万人次之多，有血头非法组织卖血；2004年广东、广西等浆站违法跨区频采受查处。一些地方卫生部门直接经营浆站，既办又管还监督，大多有问题，影响用血安全，败坏政府声誉。（高强，2004）

背景链接：2004年下半年开始，全国采浆量一路下滑（李艳，2007），白蛋白等药品价格一路飙升，年底血制品市场开始回暖，次年全面复苏，各类产品市场紧俏。（褚朝新，2007）

不知，《黄河边的中国》里一位老支书的儿子曾因生活所迫而卖血——他是否能逃过这一劫？仅知道，高耀洁书中和书外老支书的子女多在这场灾难中丧生了。据悉，杨成武将军警卫员的两个儿子亦在这场血祸中捐躯。

无论是谁的儿女都是HIV的“易感人群”，都是当年要“加强血源管理”中的“监管对象”，都是我们定义中的“既往有偿供血人员”。有人说，“有偿供血员”是靠卖血卖浆为业的个体供血员，或常在县级血库（医疗机构）供血供浆者（杜占森，2001）或指1990-95年进行过单采血浆的一类人群。（梁桂华，2005）不知何故，近年文献越来越不爱用“献血员”这个词了，而“供血员”却越来越流行——“此一时，彼一时”也？

如有机会跟“既往有偿供血员”聊天，你可能会问及当年“卖血”的情形，可人家会告诉你当年“献血”的情景——无意纠正你，只是在说自己。那种心灵深处的微妙，多少有点让人猝不及防。看来，很难将融入血脉中的“献血光荣”像血浆一样分离出来，再把“既往有偿献血人群”当作血球输回去。

将过去留给历史学家。回到现实。

2003年12月18日，吴仪副总理紧紧拉住文楼患者张老太的手，关切地询问她的病情。（新华社记者高洁摄）据悉，吴仪每次与病人握手时，总是要问“有没有坚持吃药啊？”，临走时又会反复叮咛“一定要坚持服药啊”（高明，2004）

先看一组来自多个渠道的免费抗病毒药物的用药数据：

材料1HY的村医介绍，在已确诊的600多人中，适宜用药者占30%；刚开始有300多人在服药，现有30多人还在吃。ZY的村民说，卫生所只有2名医生，只管发药，不管看病。村民自己给自己扎针。（高英雄，2003）

材料2睢县C村：发药30多人份，90%坚持服药。

尉氏D村：发放37人份，2人退出治疗。

尉氏E村：发药56人份，1人退出，1人减量。

南阳F村：发药68人份，40%退出。 　　

沈丘G镇：发药1200人份，700人退出。A村发170人份，40%退出。 　　

周口H县：发药37人份，32人退出。 　　

驻马店I县：发药1700人份，400人退出。 　　

驻马店J县：发药300人份，68人退出。（高明，2004）

材料32003年7月发药。8月下旬，陆续有患者带药进京找我，说“药不能吃”，“为什么不能吃？”说服后腹涨、头痛、腹泻，不能坚持，很多人都不吃。我立即打电话问村医，情况属实。9月、10月及04年3月，我陆续去了柘城、睢县、尉氏、新蔡、商水、南阳等地，对用药问题进行详细调查，结果非常令人震惊，超过40%的患者自己停止服药，最为令人头痛的是应服药者停药，而目前还不需要服用者在用药。由于没有用药辅导，农民误认为服药后病就好了，人人都用，可一有轻微副作用就退出治疗、减量和断续服用。同时，当患者出现严重副作用时，没人为他们提供技术支持，有人甚至出现严重肝损害和贫血时仍坚持服药，少数病人因此死亡。（张可，2004）

材料4知情人访谈显示，领药后能坚持服药的患者有1/3-2/3，说1/3的是一位局内旁观者，说2/3的是一位具体执行人。两人对一线发药、服药状况都了如指掌。准确地说，统计材料把不少“坚持领药”的数据也当作“坚持服药”上报了。（现场访谈，2003，2004）

材料5截至2003年10月，全国九省5289名接受免费药物治疗者，两个月后仍服药者4247人，退出率达20%；12月底人数增到7000多，退出比例上升至25%。张福杰也承认目前农村吃药情况并不理想，坦承农村工作的复杂性。目前中国CDC对服药情况还没有系统调查，缺少一手资料。（高明2004）

问题出在哪里？

材料103年卫生部紧急购进5000人份药物援助疫区，但发现药居然太多，发不下去。其实，下面根本不愿发药，怕麻烦。年底，我去一趟河南，问村医发药了没有，说“没有”。但我走后第二天药就发下去了。原来地方官员误以为我是卫生部来暗访的，就赶紧发了。后来得知，只发了重点村，其它村庄也没发。（张可，2004）

材料2客观上讲，由于长期隐瞒疫情，没进行艾滋临床治疗能力建设，当地对大面积用药准备不足。真的用药、出问题时根本无人能应对，更谈不上规范。首先，基层防疫站不知道药物的适应症和用法，误以为这是政府发福利，每人一份，发完后就不管了。至于该用不该用，用后有什么问题——全不管。某防疫站提出的口号是：想活命吗？就服药吧。其次，许多农民误以为只要用上药，病就会好了，所以都用，因此许多CD4细胞在400-500以上的患者也在用，而许多CD4较低的患者却因轻微的副作用退出治疗。用药管理极为混乱。某县领导告诉病人：“药都发给你了，还需要什么？”（张可，2004）

材料3中国的免费抗病毒治疗其实是医疗体制中“防疫医生看病”的怪圈。有例为证。有一次，做为临床医生张可给村里病人讲用药的课，课后许多村民问张可：“张大夫，你讲的与防疫站医生讲的怎么不一样呢？” 张可只好说：“那你就听我的吧。”

材料4当然，药物方案欠妥，副作用较大，也是造成病人退出的主要原因。目前国家已制定以拉米夫定为主的治疗方案，但下面的问题就不那么容易解决了。（张可，2004）

材料5有关方面制定的抗病毒治疗标准操作手册（SOP）与实际工作脱节，且二者之间的沟通桥梁并未建立。（知情人访谈，2006）

后果如何？

某些地区已出现耐药问题！

将未来留给后人。借一位人类学家的视角（邵京，2005）回顾眼前：

中原农民有偿献血者中大批出现HIV感染是一种特殊意义的流行病学现象。走进一家紧挨着高发村的县医院门诊大楼，一块十分破旧的价格牌上毫不费劲找到“人体白蛋白”50 ml一剂300元。晚期艾滋病人的床头就放着这东西。

单单贫困很难让农民踊跃卖血。抽血会伤身子，谁都心怵。有些方言管献血叫“输血”，输血叫“补血”。“输血”者越少，“补血”者就越多，血制品也不例外。原浆可以“单采”（收获），取的只是“血里的水”，就像取井水一样无碍。从血液里离心出来看上去不像血反倒像啤酒的血浆，神秘地变成了可兑换成任何商品的身外之物。

 “输血”者那点神秘本钱又输在艾滋病上了。明知种麦比买麦贵但还得种麦的农村人又遇上了新的两难。国家给他们十年前卖血染上的“血病”送来了好药，还不要钱，可这药吃了还不能断，“像吃大烟一样”断了更难受。知道这药贵，掏钱肯定吃不起，现在吃上了哪一天又要钱了，岂不更糟？不少人把药领来就存在家中，守着，在等待中耗尽所有的钱去“输水”，买药，“打营养针”而死去。

原先献血集中村现在是感染者集中地，生病与血浆一样也是一种资源，一种自己更无法控制的资源。在一个诊所里，我看到不断来看病、取药、“输水”的村民，问吃药没有，说在吃，但不是上海药（指“杀病毒”药），而是北京“希望药”（其实是一种香港的中药冲剂）。另一诊所却冷冷清清。那个村子不出名，没人吃“希望药”。

农民的“过错”是在日益增长的新经济里成了多余。现在什么都要投资，农民所能体验的是不能投资的困惑。要是有钱拿去赚钱，他们会卖血吗？

（抱歉：本文2006年5月完成初稿，其间和之后仍有一些重要事实未能写入）

2003年2月，一直处在河南艾滋问题风口浪尖上的时任省卫生厅党组书记、厅长刘全喜被任命为省人大教科文卫工作委员会副主任，这个决定是在2月21日下午省厅机关会议上宣布的。（卫生厅办公室，2003）河南赞扬他为卫生事业做出“重要贡献”……（何爱芳，2003），但赞扬声中未奏出“艾滋音符”。

2003年春，感染者朱进中和任抗洪分别在自己的家乡建立了收住数十位艾滋遗孤的“关爱之家”，一些地方的感染者亦在此前后开始了互助、助学、助孤、图书、热线、资讯等多种支持救助活动。有的持续时间不长，甚至一挂牌就被被取缔，有的守望相助不为外人所知，但人们还是读到了后杨村一位倚门孤望的少女在自己辍学后到一所小小“孤儿学校”任教的故事，及该校被关闭时的沸沸扬扬，网上亦流传相关的人和事。

2003年春，SARS爆发。世界卫生组织专程赴河南艾滋病村考察“非典防治”。据悉曾有“上诉”村民被阻受伤。

2003年春夏，中国人口福利基金会在上蔡数村启动小额资助65户家庭种养项目的“幸福工程——救助贫困母亲行动”和特殊孤儿救助行动。据悉，2001年到河南南阳时，下车伊始当地领导曾说有艾滋病人，可一转眼就矢口否认：“县长有事，感谢你们送钱来！但确实没有艾滋病人。”（王燕鸿，2003）（方兵，2005）

2003年6月30日，《新民周刊》李清川记者撰文“永城血祸调查”，说的是邸伉伉于2000年8月18日输血感染HIV之事，将“第二轮血祸”揭示在国人面前。无独有偶:

2003年下半年，国家开始为中原数千患者提供免费抗病毒治疗，以国产药为主（其中某县发药超过两千份），此前曾发放过200人份的进口药（其中某县100人份）。从此，县防疫站关爱科的医生便忙得不可开交，因为每周要驱车下村发一次抗病毒药，而一周内能把所有的村转一遍就不错了。但国家CDC有关方面负责人曰，截止2003年底约80%的病人能按时报药，而即使在发达国家一年的治疗成功率也只有70%。（郑灵巧，2004）

2003年夏，在驻马店一挂职秘书的斡旋下，清华大学李楯教授陪“鸡尾酒疗法”创始人何大一博士下村，省地车队浩浩荡荡止步村头，只有两辆车进文楼。此前至少曾有两人设法数次安排何大一进村，但最终均未成行。

2003年夏，河南开始对既往初筛阳性者进行复核。据悉时间很紧，要求在20天内完成。期间发生过村官发动感染者替人化验冲击防疫站采血现场、乡干部将假病人拉出时引发干群冲突并扩大化、负责维持秩序的警察“临阵逃脱”等多起事情。

2003年秋，在默默助人一年多之后，南京大学邵京博士一头扎进艾滋病村，以“医生身份”从人类学角度研究艾滋病村尤其是抗病毒治疗的依从性。同行者中有《丁庄梦》作者阎连科。“丁庄”的原型在尉氏。

2003年10月28-30日，桂希恩教授在武汉举办“中国儿童艾滋病防治研讨会”，会中设有“艾滋病与孤儿”专题，邀请2位艾滋遗孤及家人与会。11月1-2日，上海社科院HIV/AIDS社会政策研究中心夏国美教授在沪举办“社会科学与艾滋病——理论与与实践研讨会”，会上吕守信先生和胡佳先生分别报告了自己在艾滋病村的现场研究与实地考察。

2003年“艾滋病日”,央视《新闻调查》播出记者柴静的《艾滋孤儿的家》。据悉，其“关爱之家”中的53位孤儿曾由杨婕提供生活费，杜聪提供学费，社会各方包括县里有关干部亦捐过善款。因杨婕资金一时周转困难生活费没能如期送达，孤儿面临断炊，朱进中赴京求助。节目播出后央视为这些孤儿募集100万元善款，并专程派人到柘城将交由当地民政负责代转给。双方有协议为证。

2003年12月18日，国务院副总理吴仪造访文楼村。在基层大量接见一线人员（张可，2004）。当晚在郑州单独约见高耀洁，时间持续1.5小时。吴仪此次造访河南被誉为“如闪电般撕开了长期以来遮蔽在中国、尤其是河南的艾滋病黑幕”。（万千，2004）

2003年底，河南社区教育中心梁军女士在某村340多位HIV/AIDS村民中开展丰富多彩的艾滋社区健康促进项目，探索健康干预模式。（梁军，2005）

2004年2月18日，国家CDC性艾中心伦理委员会做出结论：“没有证据表明”双庙村两位患者的死亡与北京某大医院的药物试验有关。事情的起因是2003年下半年，参加北京某医院胸腺核蛋白制剂试验的18位村民与院方“打官司”，希望赔付每人1.2万元相关费用，最后不了了之。（高英雄，2004）

2004年1月底，朱进中的“关爱之家”被县方“最后通谍”关闭，其中38名孤儿被送进“阳光家园”。据悉，被关闭的一个理由是朱是“病人”，朱反问当初他建“关爱之家”时“你们为什么不说？”朱进中曾四处求助无门。高耀洁预言：“你看吧——全部都会被关掉。”3月17日，“东珍学校”被所在区教育局以“未有任何合法办学手续”勒令关闭，其19个孩子亦被送往同一“阳光家园”。（袁小兵，2005）此后几个月，朱进中和李丹都再以原方式救助孤儿，均被“取缔”。

2004年2月19日，河南正式承认全省存在38个艾滋病村，并派出驻村工作队，在国家承诺“四免一关怀”的基础上，再承诺“五个一”“六个一”或“七个一”工程。此举令传媒一举逆转，高耀洁潸然泪下，桂希恩表示佩服，美国大使到访称赞。此后，高耀洁的防艾重心转向“打黑洞”。

2004年3月，哈佛大学艾滋病研究中心吕亦晨博士顺访艾滋病村，随后促成当地干部与村医赴美合作交流。

2004年6月，卫生部派专家组到河南检查三个示范区临床救治工作。某庄为应付检查，事先做工作，让病人只说好的一面，不要说坏的一面，使专家得出错误结论，认为该县工作不错，要求实际上工作较好的新蔡向其学习。不巧张可正在当地巡诊，发现其实救治工作非常糟糕，药物使用非常混乱，村民对地方官的工作非常不满。检查组刚离开，20多个村民便进京上访，反映村里存在的问题。（张可，2004）

2004年6月22日，由省财政拨款的20家“阳光家园”全新亮相，据新华社报道里面住着251名来自附近村庄的孤儿。这叫集中供养，是家庭寄养、收养以外另一安置孤儿的途径。民政部社会福利与社会事务司闫青春副司长肯定这是政府负责任的一种姿态，但“从孩子的角度来考虑，并不是理想的养育方式”。 据悉，民政部曾多次与当地沟通，但当地政府做法还停留在传统思维中。（袁小兵，2005）

2004年8月底，河南完成对全省既往有偿供血员的拉网式普查，共登记既往有偿供血人员280476人，正式公布现有HIV感染者约2.5万人，且“我们的统计报告是可靠的，河南政府是负责任的政府。”（人民网，2006）据悉，这叫“重新确认”。

2004年夏，温家宝总理在武汉视察期间专程看望桂希恩教授，高度评价他积极献身艾防工作的奉献精神。

2004年“艾滋病日”，张可委托海外一网站发表了他历时5年撰写的《河南艾滋病5年调查报告》，报告披露了大量鲜为人知及令人震惊的事实。（香港商报，2004）报告指出，我们没有能力避免这场灾难，河南没有能力单独应对这场灾难。农村公卫系统瘫痪是灾难加重的根本原因，地方政府的暧昧态度和不作为是灾难加深的直接原因。报告对刚传来的河南“拉网式普查”结果感到诧异和震惊，并认为目前最大的灾难是我们不愿正视现实。报告最终认定：没有人将为这场灾难负责，人民必须自己吞下这杯“苦酒”。（张可，2004）

2005年1月6日，朱进中在北京地坛医院去世。这位在央视节目纪要中以“中原地区某艾滋病孤儿院负责人”出现的一代英雄，生前以自己死后“我的孩子怎么办”为启迪，从2003年2月开始救助艾滋遗孤，一生共救助了100多位孤儿，其中20多位双孤。去世时的CD4为136。据悉，朱进中的死与在当地未得到及时救治和转院有关。

2005年春，温家宝总理在上蔡“阳光家园”与艾滋遗孤过除夕夜。

2005年夏，前来参加“中原文化节”的美国前总统克林顿先生一下飞机就直奔那些他救治的孤儿而去，私下会见了“克林顿基金会”在当地“儿童用药项目”所救治的数名艾滋患儿及家属，省地卫生部门领导作陪。

2005年底，多个草根NGO在中原的救助工作同时受阻，其善举可能已无法善终。

2006年春，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丁庄梦》，高耀洁为上海《检察风云》撰文披露“艾滋腐败”内情。据悉，两家媒体对该书均有报道，但“待遇”有别。

备注：1996年底曾毅提名王淑平为卫生部一艾滋病奖项的候选人，但落选。（喻尘，2005）2003年在某省卫生会议上，有学者提议为孙永德先生立碑，但无回应。

第一个浪头从遥远的20世纪80年代打来。

1988年，河北省防疫站孙永德主任医师上书卫生部，指出不规范采集血浆将可能导致我国艾滋病的流行。事出有因：80年代初国内一些生物制品厂家开始在河北省廊坊市固安、永清等县设立血浆采购点，83年固安等地中发生献血员“非甲非乙型肝炎”流行，孙主任前往调查（后将一批病人血清托上海医科大学徐志一教授带到美国CDC检测，确认丙肝流行）。他将研究报告呈交省厅，同时写信给卫生部领导，申述上述观点，却当即受到生物制品厂家的极力抵制和反对。他以科学事实说服当地卫生部门采取一些措施，限制了采血点在河北的蔓延，在一定程度上规范了采血操作。河北、河南开始采血的时间可能相近。当采浆在河北受限后……（赵守军，2005）（张勇，2005）

当单采浆在河北受限后，即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河南某县长在电视台上说：“血——越抽越旺！抽血以后不得高血压”；血站跟农民说：“抽血给你钱，还给你输回去！”（高耀洁，2005）；血头跟农民说：“借你的血用一用，再还给你”（邵京，2005）；“医生”跟农民说：“回输血可以控制贫血”。（张可，2004）到了最后，你要是不卖血，那是你的血卖不出去，那村里是没人敢借钱给你的。某屯有60户人家，当年57户卖过血，未卖血的3户人家中，2户是医生。（现场访谈，2002）

物极必反。

祸不单行。

1995年3月8日，一河南籍献血员在昆明被检测出HIV阳性，当天接电话的是时任省厅疾控处马士文副处长，当月周口临检中心负责人王淑平即在会上听说这是一个曾在（周口）太康卖过血的献血员。第二天即3月9日，河南省政府转发卫生部关于加强血液管理的紧急通知，并于3月31日发布命令要求全省关闭所有单采浆业务。（喻尘，2005）

从1995年5月到9月，王淑平等4人在周口商水县西赵桥村的献血员中提取了404份血样，初筛发现惊人的HIV阳性数，因连用几种不同试剂检测但结果相同。11月，王淑平动手给卫生局的报告，慎重起见没提及具体检测到的阳性数，但提出献血员艾滋病的传播危险和应对措施。（喻尘，2005）

1995年12月16日，第一份关于河南献血员感染艾滋病的报告，即“我区献血员中HCV及HIV感染的调查汇报”，由王淑平医生递交地区卫生局，这是历史性的一天，标志着河南艾滋病村的发现。（曾金燕，2005）此前两天，河南CDC开设了本省第一条艾滋热线；此后多日，该报告在卫生局波澜不惊——无任何回复。（喻尘，2005）省政府不予承认，王不服。（张可，2004）（香港商报，2004）“我知道，他们想把这个事情压下去，那我就自己上北京。”王淑平说。1995年最后的几天，她带着62份初筛阳性血样进京。（喻尘，2005）

1996年1月10日，在王淑平带来的血样得到验证后，经中科院院士曾毅推荐，报告呈送卫生部。第二天卫生部即给河南省厅去电询问，她于第三天回到周口。（喻尘，2005）该研究报告最终未予发表。

*即：总阳性率为15.3%(62/404)

消息使中央政府备感震惊，下令河南立即取缔有偿献血，关闭所有血站。但地方政府反而停掉王的工作，并予辞退。（张可，2004）据悉，曾毅曾因此到过河南，但好吃好喝就不让他接触基层，不得已临走留言：河南是不见棺材不掉泪呀！（何爱芳，2000）可首先落泪的却是王淑平和她的同事。君不见，随后专家检查其实验室“不合格”，临检中心水电工资被停，1996年底中心被取消。在反反复复被多人找碴后，被誉为“发现河南艾滋第一人”的王淑平于1997年选择了离开，先到曾毅处寄身落脚，后带着“连累了同事们”后几度给有关部委打报告也没能帮同事讨回被停掉12个月工资的深深遗憾，只身远走他乡，去了她十分陌生的美国。当时做血样初筛的丁红后被安置到防疫站，2004年才40多岁便“提前退休”。（喻尘，2005）（香港商报，2004）（万延海，2003）与此同时，各种消息在河南坊间流传，版本极多——河南农村发现大量农民感染艾滋病不是秘密。（喻尘，2005）

1996年3月，全国开始取缔以采浆盈利为目的的大小血站。河南卫生厅和公安厅联合发文，严厉打击非法采集、倒买倒卖血浆的犯罪行为，从3月14日夜刮起血站取缔风暴，后称“3.14案件”。（喻尘，2005）

1996年4月7日，请高耀洁教授会诊“妇科肿瘤”的一位患者被查出HIV阳性，患者生前输的是血库里的血。用高耀洁的话说，“这一查不要紧，河南几乎就炸了营。”为什么？“查错了！没有那么多艾滋病！”吓得贵为“首长儿媳”化验员惊慌失措——为这事，当初把王淑平开除了，将来再把我开除咋办呢——连夜进京复核，可结果还是强阳性。（高耀洁，2005）高耀洁从此开始编印防艾小报，于当年深秋便踏上漫漫防艾路。

1996年，中国预防医学科学院几位专家发出“控制经血传播艾滋病的紧急呼吁”。（郑锡文，2000）

1997年，郑州市卫生防疫站的苏惠存医师在《疾病监测》第7期发表题为“河南省部分献血浆人群血源性传播疾病监测结果分析”的文章，报告河南“7浆站”在93-95年期间共有588人份的血样呈HIV阳性。不妨一提的是，苏于同年6月在《河南医科大学学报》上发表的另一篇文章，竟然也是同一标题，其他结果也相同，却未报告其HIV的检测结果。

1997年，国家CDC郑锡文研究员率一行14人赴河南南阳艾滋病村进行流调，发现村民HIV阳性率为1.8%，其中献血员阳性率为17%，研究报告最终于2000年发表。

9．1中国到底有多少万人因采供血感染了HIV？

其中，“直接感染”指通过献血浆、献全血、输血或使用血制品等途径的感染，目前国家估计有7万人。“间接感染”指因采供血感染的HIV阳性者再通过母婴传播、性传播（婚内、婚前、婚外）、医源性感染、生活意外感染等所导致的子代、二代甚至三代感染者，数字不详，暂分述如下：

1）“一分为二”：

1997年发现中国局部地区献血员HIV感染率较高，但三年随访该未进一步发展。（郑锡文，2000）

有些地区对经采供血传播艾滋病的情况采取保密态度，疫情隐瞒不报，阻挠调查，甚至不通知感染者，造成经性传播的二代感染，对疫情控制极为不利。（郑锡文，2000）

2）母婴传播与性传播：

某村的100多位感染者中, 9.6%为性传播,5.2%为母婴传播，即当地HIV感染过去以献血为主,现在以性和母婴传播为主，或献血员集中地区HIV向一般人群传播一是以感染者家庭为基本单位通过性和母婴途径向其他家庭成员传播，二是以社区为单位通过输血和医源性感染向社会内成员传播，“传播效能”约为每5例献血感染者中可能就有1例其它途径感染者。(程华,2004)观察同村32个家庭的46名儿童，母婴传播率28.6%，其中3例发生在哺乳期，即母乳喂养也是当地重要的传播途径。（程华,2004）

某乡疫情造成严重的二三代感染，其0-8岁儿童HIV感染率为4.9%，即感染者正通过性或母婴传播途径不断扩散HIV。（王岚，2001）

在河南漯河医院就诊患者所检出的62例HIV阳性者中，母婴和性传播各3例，不明(初中生)1例；年龄在5个月至12岁者共7例。（周凤霞，2004）

3）婚内性传播：

桂希恩调查上蔡97对一方HIV阳性、结婚5年以上、未采取安全性行为的夫妇，发现9例阳转，传播几率约10%；另发现146户艾滋家庭中在5-6年内有34户发生了家庭内传播，占23%，几率为4%/户/年，主为母婴传播。（高翔，2003）

上蔡某村64对夫妻中，36对“男传女”夫妇中发生性传播6对占16.7%,单次性行为传播概率为0.0005,传播密度为0.002/人月;28对“女传男”夫妇中发生性传播3对占10.7%,单次性行为传播概率为0.0004,传播密度为0.001/人月。（程华，2004）

98-01年郑州和北京所收治的204例河南患者中，性传播共22例占10.8%，其中20例为婚内、2 例为婚外传播。“男传女”：“女传男”为1.7:1。母婴传播6例占2.9%，4例不明。（何云，2002）

河南某县夫妻阳转率4.4/100人年,母乳喂养阳转率2.5/100人年。 (郑锡文，2003）

4）婚外性传播：

1997年河南首次在暗娼中发现3例HIV感染者，（王哲，1997）哨点监测和专题调研均中发现暗娼HIV阳性率为0.3%，主要分布于疫情高发区。（李宁，2005）

5）医源性传播：

河南信阳对668人1742人年的随访发现，HIV发病率为0.06/百人年，村民和感染者1/2有肌注史，平均4.6次/年。(郑锡文，2003）某村亦发现考虑为医源性感染的案例，观察到针灸、针头不经严格消毒就反复使用，预防接种只换针头不换针管。(程华,2004)

山东新泰和湖北襄樊HIV感染者所在村卫生室缺乏必要消毒设施，很少使用一次性注射器。（刘淑贞，2001）一项对湖北某乡全部33位村医的调研显示，27.3%的村医仅偶尔使用一次性注射器，15.2%将用过的注射器丢弃或者卖掉。（李倩，2003）

9．2中原采供血艾滋病流行对中国HIV流行的推波助澜作用到底有多大？（略）

9．3中国采供血艾滋病传播的起止时点到底在哪里？

起点：1998-2001年6月报告的996例单采浆感染者多感染于90年代初。（殷大奎，2001）河南“7浆站”早在1993年就有542人份的血液HIV阳性，且七站无一幸免。(苏惠存,1997)河南15例感染者HIV-1B’亚型毒株基国离散率平均为7.4%,推算HIV已在当地流行8-10年 (郑锡文，2003），取其上限为1992年。

终点：2002年青海、甘肃、山西均发现跨区非法采浆上万人次，2004年两广浆站亦然，川、滇、内蒙基层自采自供造成HIV传播。（高强，2004）直到2004年10月17日，华北地区仍有“单采浆站”存在，每日半夜至凌晨营业。（邵燕祥，2005）种种迹象表明，直至2006年初，我国中部仍有尚不为外界所知晓的地下采浆活动。

9．4输血感染在中原疫情中真的“毫无现实意义”吗？

1）直接来自本省的材料：

在95-01年河南口岸检出的20例HIV阳性者中，15人为劳务输出农民，有单采浆史者13人，有输血史者5人。（会林，2002）

98-01年郑州六院和北京收治的204例河南患者中，血液传播172例，除1例静脉吸毒外，有90例因采供血、81例因输血传播（其中10例为儿童）,即输血传播占住院艾滋病患者总数的39.7%。（何云，2002）同在郑州六院,对2002-2003年248例住院患者的分析显示，该院AIDS病人中至少有30%以上(>76/248)由输血感染所致,而在103例合并感染了HIV与肝炎病毒的患者中，输血感染占73.8%，单采浆感染占14.6%，母婴传播占6.8%，故作者认为中原地区HIV主要经输血和单采血浆途径传播。（吴菊意，2004）

漯河至98年12月所报告的20例HIV感染者中，献血者14例，多次受血者3例，不明3例。（邱晓东，2000）而对02-04年从市医院5984例初筛中检出的62例HIV阳性者进行分析,发现输血所致占28%,均于96年前因手术、外伤或疾病医源性输血所致，而96年后有无输血传播HIV还有待进一步观察。（周凤霞，2004）

一组来自郑州六院和商丘某卫生所的数据显示，河南血液传播以单采浆为主，采全血和输血传播同时存在，相比之下，广东则以输血为主，少有采血感染。“其他”（不明原因）考虑与医源性有关。详见下表。（王永梅，2004）

2）来自全国各地的间接材料：(乔晓春,2001) (苑金英,2001) （彭国光,2004）（略）

在我国因有偿采供血、输血或使用血制品所致的6.9万感染者中,既往采供血占5.5万。（卫生部，2006）即因输用血（制品）感染者为1.4万,采血与供血感染者之比约为4:1。

3）支持“毫无现实意义”的依据有：

“卖血感染”：“输血感染”——“小巫见大巫”。

某村只有2位输血感染者，占全村感染者的0.9%。(程华,2004)

4）不支持“毫无现实意义”的依据有：

献血员所致输血感染不容忽视。（1994年9月23日《河南省卫生报》）

当时医疗机构乱输血是造成HIV感染的另一原因。据献血员和卫生人员回忆，各乡镇医院不管是否需要，包括服毒自杀抢救、怀孕生产（剖腹产）、外伤、手术等，患者一律会被要求输血。乡镇若不具备采血条件便去县里拿血。使用血制品或输血能增加医务人员的收入，极大促使了临床血液的无节制使用。（张可，2004）

不能忽视单采血和输血感染问题，其感染数可能比单采浆感染者更多。集中连片感染的村庄多因单采浆所致，而大量散在河南城乡的受血和供血感染者人数众多，普查很难发现。一位防疫站人士说，此类人员分散，多不愿暴露，目前最难查清。另一位防疫站人员告诉我，仅他们县就有1000例输血感染者，数量非常庞大。作者在佑安医院工作期间，接待了大量来自河南的用血输血者，上至国家高级公务员，下至普通平民百姓，均未幸免。估计当地医疗机构中采全血的献血员感染数为6000人，受血者感染数为60000人，共计6.6万人。（张可，2004）

知情人估计，河南因输血感染HIV的人数超过2万。（知情人访谈，2006）

9．5河南疫情报告有没有“多面性”？

假设：河南疫情报告有“两个渠道”，分“两个时期”：

:资料来源：（喻尘，2005）或（某“文件”，2002）(斜体字除外)

9．6河南采供血艾滋病传播的“第一落点”和“第二落点”各有多大？

“第一落点”指因采供血所致的各种HIV感染，无论是直接的还是间接的，包括第一代感染（即供血员感染），第二代感染（主要包括两方面，一方面受血者因输血或使用血制品所致的感染，另方面阳性供血员所致的母婴传播、性传播（包括婚内、婚前和婚外），外加有医源性、职业性以及特定生活事件中的传播），以及第三代感染（如阳性受血者所致的母婴传播等））所致的感染，及其直接政治、经济、文化挫伤。

“第二落点”因感染发病死亡所带来和遗留的社会问题，首先是遗孤问题，其次是孤老问题，还有社会网络的破损问题，及所致的社会影响、所留下的后患。

我们在应对“第一落点”和“第二落点”中的得失（得当和不当）、符合科学与违反科学、符合社会发展规律与违背社会发展规律之处，以及由此所产生的“社会生态”对人对社会进步的影响时，还应悉心理会中原采供血HIV危机将至少影响未来中国整整一代人。

9．7中国跟着中原走？

“无效假设”：

河南疫情报告中的几个“基本假定”

8.1 艾滋疫情低于全国平均水平

即全国平均水平为0.5‰,河南平均水平为0.35‰。“官方数字给人的印象是，河南是艾滋病低流行地区。”（人民网，2006）

8.2 “拉网式普查”未要求弄清艾滋病死亡数和输血感染数。

拉网式普查方案要求“三个弄清,五个100%,一个不漏” ，即弄清既往有偿供血人数的底数, 弄清其中HIV感染数,弄清其中现症病人数；既往有偿供血员普查率100%,核查登记率100%,采血检测率100%,HIV感染者的CD4检测率100%,HIV阳性产妇免费母婴阻断率100%。（房其美，2005）即“三个弄清”只涉及“采供血”中的“采血”所致的感染数和发病数，未提及死亡数，也不知道对已故者作何处理，更不涉及输血问题。

8.3 覆盖率100%≠覆盖率了100%的既往有偿献血员

当听说“覆盖率为100%的既往有偿供血员普查”（光明网，2004）(余薇,2005)时，可能是“普查覆盖了全省100%的行政村和居委会”（光明网，2004），从未听到有人宣布“普查了100%的既往有偿供血员”。原文如下：

8.4 河南普查的“定义域”是28万既往有偿供血人员

上表中，260025/280476=92.7%≠96.0%,似有9504人不属于“应检测对象”。对4%因外出务工暂未检测既往有偿供血者，各地已掌握到人，实行负责制，在春节前全部完成检测任务。（光明网，2004）不知这4%中的失访率有多少？这次普查的漏报率有多大？

8.5 上蔡疫情占河南疫情的1/3

当河南宣布现有25036例感染者或累计报告30387例感染者和4294例死者时，同期上蔡县的数字是多少？上蔡仅在2003年的一次不完全普查中就有6000人被确认为HIV感染者，死亡人数超过1600人，加上没被查到的，“仅上蔡感染数就应超过1 万人”。（人民网，2006）据悉，2001年6月时上蔡估计实际感染数约7000－10000人（喻尘，2005）；2002年估计有感染者1.44万人。即，上蔡的感染和死亡数约占河南的1/3，或更多。由此看来，河南疫情主要集中在豫东南，且又主要集中在上蔡。

8.6 张可一人所见河南疫情的1/2-1/3。

死亡数应该不会重。感染数重叠也好办，双方对对名单即可。

8.7 遗孤

且不论上表数据之异同，只说在河南因艾滋病死亡（包括输血和儿童）的4294人中，3264人是夫妻双亡，即3/4的死者来自同一家庭。

乌辛堃（2004）在河南探望一位带着两曾孙过生活的九十高龄太奶奶时，拍下了一张感人的照片。孩子的奶奶和爸爸因艾滋病去世，爷爷是感染者,妈妈改嫁不知去向, 另一男孩因养不了已送人。按上述标准，这3个孩子可能并未包括在当地1634名“艾滋病遗孤”中。

*其中，张可能明确说出近80家（张可，2004）,某村献血员造访过75家（程华,2004），驻马店有33家（1993年6月25日《河南省卫生报》）或39家（博讯，2001），周口有19家（喻尘，2005），安阳1993年关停11家（1993年10月29日《河南省卫生报》），全省94年验收合格87家（1994年10月21日《河南省卫生报》），95年3月又关闭7家(苏惠存,1997)。

#张可统计的血站是1994年以后的，1994年以前数量巨大……（张可，2004）

值得一提的是,两位一线学者——张可和程华基于自己的实证研究都力主立足血站（规模、性质与数目）来估计河南感染数。（张可，2004）（程华,2004）

2）HIV/AIDS报告数

（1）顺位

2000年前河南报告数在全国的顺位应在前十名开外,01年绯佪至第六位左右,02年进入前五,大约在03年下半年进入三甲,04年(春)观二(秋)望一,与云南互相上下, 05年后来居上。

（2）权重

到2005年底，河南的报告数占全国的比重为：感染数≥21.1%,发病数≥68.8%,死亡数≥51.1%。“进展情况”如下表所示。

仅就2001与2005年资料进行对比：

（2.1）2005年与2001年相比，全国HIV/AIDS感染数、发病数和死亡数分别增长了3.8倍、26.2倍和11.1倍，而同期河南分别增长了19.3倍、76.7倍和39倍。

(2.2）同一年份相比，当2001年河南的感染数占全国的1/19时，其发病数为全国的1/5，死亡数为全国的1/6，而当2005年河南的感染数占全国的1/5(22.4%)时，其发病数却占了全国的近3/5(58.9%)，死亡数超过全国的一半(55.2%)。

(3)循证

中国艾滋病传播流行史需要重写。部分原因是：

(3.1）从报告数来说，河南至05年9月的累计感染数30387例，其中90.3%因血液途径感染（王阿敏，2005），且主为“95年以前非法采供血所致”，也就是说,如果河南在95年底进行普查的话,当时能报告的感染数就应是2.7万，而同期全中国的报告数却为0.3万。

(3.2)从估计数来看,已知我国到1998、1999和2000年底的感染者分别为40、50和60万，如用线性插值来反推，估计我国至95年底时约有10万HIV感染者（或更少），而同期全中国因采供血所致的HIV感染者约有4万（或更多），且集中感染于93-96年。

即中国艾滋病疫情最初的零星散发感染由进口血制品所致，第一个感染高峰由成批的吸毒者所形成，并“诱发”第二个更大的由献血员形成的感染高峰，即在96年以前的中国，HIV感染以采供血传播为主，这个观点早在本世纪初即被高耀洁、桂希恩和曾毅三人“不幸言中”，并被公元2004-2005年所公布数据所循证。

可是，中国HIV疫情监测网对此却毫无反应。

3）国营血站：私营血站

尽管不少知情人认为，遍布城乡的“民营”、“私有”血站无一计数（喻尘，2005），有 “说不清的地下血站”（何爱芳，2000）或“数不清的非法血站”（邵燕祥，2005），但是：

4）流动供血

（1）流入河南

流入河南的人中有相当一部分是因体检不合格而无法在本省献浆者，部分文献和案例参见（夏国美，2002）（现场访谈，2002）（陈家学，2001）等，其中文献(王百锁,2003)有待考证。

（2）流出河南

文献参见（程谨，2003）（冯志阶，2003）（曹序春，1996）(陈素良,1994)。

7．7 部队血站

抚今追昔, 泛泛而谈“部队血站”的字眼不时映入眼帘，以下两段文字则不然：

在一些部门“经济实体”“三产”竞办的血制品厂中，我省有4所：济南军区后勤部血制品研究所（驻马店）、空军后勤部血制品研究所（郑州）、卫生部兰州生物制品所华兰生物制品公司（新乡）和河南省生物制品研究所（郑州）。它们互争血源……全然不顾血浆质量，敞开大量收购原浆。上蔡是某部队血制品所和上海生物所的供浆地之一。（某“文件”，2002）

某村466多位献血员造访过9家部队血站……到不同类型血站的感染率截然不同：仅在个体血站采浆者为阳性率为66.7%,仅在县城血站采浆者则为23.1%,到外县血站者为3%,而仅到部队血站献浆的23人和仅到省地血站献浆的10人中并未发现感染者。（程华,2004）

7．8 学术相对失语

与采供血HCV流调相比，中国学术界报告采供血HIV疫情的具体表现为：1）文章总数显著减少；2）关键疫情消极报告、不报或报不出（如河北、河南、安徽）或不及时（郑锡文，2000）；3）“指鹿为马”：疫情避而不谈，却有“歌舞升平”一派祥和；4）“环顾左右而言他”：分明采供血疫情为主，却积极报告性（娼）传播；5）敏感地区早期或重要现场研究报告的第一作者时都不是本省人；6）各地防疫站（CDC）对本省疫情的报告“风格不同”；7）国家水平上的疫情报告欲说还休；8）像（程华,2004）3篇（HIV方面）和（邱佩芳,1994）（HCV方面）的文章屈指可数，昭示中国公卫学院对国家发生了那么大的公卫事件几乎“视而不见”，却忙于在各自实验室里“绣花做文章”。

----中国单采浆危机不完全报告

                                               上海复旦大学  高燕宁教授    综述

七、基本事实

7．1中国采供血HIV哨点监测形同虚设

我国从95年开始HIV哨点监测，以性病门诊、暗娼、吸毒者、长卡司机、孕产妇和供血员为监测对象。（曲书泉，2000）资料显示，在98-99年曾一度有过最多12个供血者哨点，而同期全国哨点数为96-98个（俞顺章，2002）。问题是：

1）哨点设在哪儿？

恕我无能，仅知其中有一个点是江苏常熟的白茆采浆站（羊海涛，2000），而“根据全国艾滋病哨点监测计划，在河南设立STD和暗娼两种高危人群HIV监测哨点”（李自钊，2000），即在河南未设立供血员哨点。

2）什么时候开始设的？

1998年。

3）这12个点设了以后效果如何？

98年开始对供血者进行监测，第一轮12个哨点共监测4269例，第二轮9个哨点共监测3285例，均未发现HIV感染者，说明献血员HIV感染主要在局部地流行（杨勇刚，2001），而HIV在吸毒者中流行速度很快，结论是我国亟需加强在吸毒者和暗娼中进行更有效的干预活动。（曲书泉，2000）在以“全国艾滋病哨点监测协作组”名义所写的短篇报告中，“供血员”这三个字在介绍完哨点后就“忽略不计”了。

4）为什么后来又把这些哨点撤掉了？

不知道。

5）结果如何？

在一定程度上误导国家、民众（尤使疫区百姓对近在咫尺的危险全然不知）（郑锡文，2000）和专业人员（周翔，1997）。

 7．2采供血中的“一国两制”

∞“两个法”：国家按二个法律法规管理血液工作（于宗河，1998），即临床用血是“无偿献血”，生产用浆是“有偿供血”。

∞“两本账”：有些地方和部门对外公布的疫情是一本账，对内掌握的疫情又是另一本账；有些县在河南上蔡的疫情曝光后，将本地疫情“打折扣”往上报。（知情人访谈，2002）

∞“两种化验”：同在防疫站做的化验，有时能作为政府救助的凭据，有时却不能，更不用说在不同医疗单位做的化验了。（现场观察，2002）

∞“两套循环”：大批不为正规检测渠道所察觉的HIV阳性供血员仍在“体制外血站”流动供血，故政府所得到的献血员感染率可明显偏低，信息支持失误导致相关决策显得盲目或矛盾。典型例子当属供血员哨点监测。

∞“两种待遇”：同处疫区，争取到的资源不同，所以甲县会到乙县“考察”；疫情同样重，有的是重点村，有的却不是；同是重点村，村民和村卫生室的待遇可有“天壤之别”。部分例子见（张可，2004）。

∞“两种看法”：感染者与地方官员对高耀洁、桂希恩的看法大相径庭，而感染者之间看法亦不尽相同。干群信息交流渠道不通畅。（现场访谈，2002）

7．3“不规范采血”先来，“非法采血”后到

中国采供血有过一个长达十五年以上的“混沌期”，导致长达十余年的丙肝暴发和至少持续五年的HIV流行。怎么理解？到底是“不规范采血”还是“非法采血”导致了这场灾难？只要稍微回顾一下那时从中央到地方各级政府所出台的几十个同类文件的管理对象是什么及疫情从HCV到HIV的延续性，就不难回答。在这个基础上，让我们来听听一些不同的说法。

大致是早期以“不规范采血”多见，后来以“非法采血”为多。河南则不然。

7．4中国HIV感染者报告的“飙升格局”：合情合理不合适

“飙升格局”指我国HIV最近两年半的报告数跟之前十八年比起来，感染数增长2.2倍，发病数增长8.3倍，死亡数增长3.7倍，其中约有一半的增长来自采供血传播。

所谓“合情”指符合国情。

所谓“合理”指“与国际接轨”——当听到“我们没有理由隐瞒HIV感染者，我们力争及时、全面快速地掌握疫情，只要发现，就立刻上报”（丁离，2002）时，一合国际公认的初筛阳性者需确认之理（疫区除外），二合“自愿询咨检测”之理。

所谓“不合适”是全国HIV报告数最终以“井喷”方式“飙升”的结局。与时俱证：

况且，“7浆站”93年发现数百例感染者，焦作、周口95年出现了献血员“集中感染”，高耀洁96年会诊输血库的血得病者，桂希恩99年下文楼，河南99年进入艾滋病发病高峰期（张可，2004），中央工作组01年赴文楼……

7．5河南首例HIV感染者不在1995年

“七浆站”1993年在复检查出的542人份、94年9 人份HIV阳性血样(苏惠存,1997) ，而同期全国的HIV报告数为：

1）2001年以来病人报告数“一年一个样，三个大变样”，大幅攀升，即每年报告数由01年猛然升至大几百例（超过之前15年总和的4/5），到02年的过千例，03年的大几千例，直至04年的过万例；死亡报告数亦于类似的幅度于02-04年大幅飙升(但基数较小)。详见下表带“*”号的部分。原因是在河南、安徽等省自2001年以来感染者开始集中发病和死亡（卫生部，2003），理由是按艾滋病平均潜伏期推算，早期流行区中已有大量感染者进入发病期（国艾办,2004)；

2）2003年以来感染者报告数如“闪电般”超常规飙升，虽起步较晚（始于下半年）但“后劲”明显（即在一年半的时间共报告感染者61990例），竟高出之前十八年半的报告总数（45092例）37.6%。详见表中带“#”号的部分。原因是一方面反映了（哨点监测和常规报告）疫情的上升，另一方面由于加强对既往有偿采供血人群和注射吸毒人群的筛查工作，发现并报告了大量既往感染者（国艾办,2004)，即（03年以来）在全国范围内对该人群进行普查（卫生部，2006），尤其是河南、云南两省率先完成部分重点人群的大规模筛查工作，所报告的感染者占全国报告总数的68.0％。（郑灵巧，2005）

3）近年女性感染者增加幅度较大，母婴传播危险加大，原因是暗娼感染及发现人数增加，且河南等地在既往献血员中报告的女性感染者较多。（国艾办,2004)

3）感染、发病和死亡数的“大幅度”增长均止于2004年，于2005年维持“高位运行”。详见下表（表中01-04年的部分发病或死亡数仅为“根据上下文”推算的估计数）。

注:“权重比”指当年报告数占上年累计数之比,“环比”指当年报告数与上年之比。

6．8我国HIV传播途径的“变迁”

“吸毒传播”与“采血传播”的此消彼长乃感染者报告数剧增搏奕的结果，而2006年的“一反常态”，首次以估计数“重新演绎”我国HIV传播途径。

----中国单采浆危机不完全报告

                                      上海复旦大学  高燕宁教授    综述

6．5疫情地区分布

献血行为常表现出地区（或地域）聚集性(程华,2004)（彭国光,2004）、家族（或人群）聚集性(李聪智,1996)（国艾办，2004），前者决定HIV流行的地域特征，后者决定同一地域内HIV对某些家庭和家族的毁灭性打击。

关于“两湖”

湖北

恩施鹤丰县发现45位感染者，其中90%为有偿献血员，均在河南献过浆。去河南献浆者感染率为18.9%。（陈家学，2001）

一项从98年10月开始（为期一年）对“我国中部艾滋病流行区”296名有偿供血员的研究显示，其HIV感染率为56.1%。（张永喜，2001）

一项于99年3月在湖北襄樊(郑锡文，2003）进行的“我国某县有偿献血员艾滋病病毒感染率调查”发现，某自然村献血员占成人的比例为28.8%（210/730)，村民HIV感染率为3%（22/730），其中采浆者为25.9%（15/58），采全血者为2.6%（4/152）。（颜江瑛，2000）（刘淑贞，2001）

01-03年对5县市供血员和7重点地市22村村民摸底调查显示，前者的感染率为14.2%（191/1335），其中随州、巴东为26.0%（144/554）;后者的感染率为1.6%（77/4693），其中巴东为14.1%(14/99),随州为3.4%(32/941)。（彭国光,2004）这是一篇省级采供血HIV疫情调研报告。

湖南

95年8月湘北农村首现HIV感染者后，于9-11月在澧县顺藤摸瓜追查同行者，从12乡查到1543位有偿供血员(其中116曾到外省同县单采,余在本省供全血),采血1058份，两次初筛阳性19例，送省确认7例均阳性，均为流动供浆者，其中6人同村，阳性率7.3%。（刘诗礼,1998）

怀化市新晃、辰溪两县于93年12月和94年1月分两批到某省同一血站卖血5-20次的38位有偿供血员及其35位家人中,采血35份，阳性率37.1%，其中供血员阳性率12/18，另有7名献血员在采血前已因艾滋病典型症状病故。(易映群,2002)

另两篇论文报告了98-02年前后采供血质量的HIV检验情况,其中长沙血站初检结果将近0.3%(776/281279份) (史娟，2005), 湖南临检中心检定结果将近0.1%(6/8699袋),而99年为2.3%(4/1758)(吕岳峰，2003)

关于中西部

山西

95年部分献血员HIV感染率为0.07%（张连仲，1997）临汾血站95年至96年3月献血员HIV阳性率为1%(14/1358) (张华林，1997),96年1月至98年1月的阳性率为0.2%(20/11300),98年10月至00年10月的阳性率为0.01%(1/21115) (赵黎娟，2001),逐年降低,但在HIV感染率中等水平、年采血量为150-200万ml的“山西某县”，大约每2千-2万份HIV(-)血液中仍有1份HIV(+)。（郑锡文，2000）(郑锡文，2003）

关于山西的疫情还有两点要涉及。一为“三起地下采浆案”，即98-99年查处的临汾两地和灵丘三浆站的供浆者中，HIV阳性率74%（71/96），且从1500袋血浆中抽查142袋全部阳性。(刘中夫,2000)(郑锡文，2003）另一为闻喜县，那里既往献血员占成人20-30%村的“献血村”至少有10个, (高建华,2004)亦为献血感染者建立了全国第一个关爱中心，但疫情不详。

陕西

得知1例结核病例96年3月跟人前往邻省有偿供浆，小范围摸底后于2000年12月在商洛调查村民5739人，发现感染者27人,其中93-97年前往邻省供浆者阳性率为19.8%(23/118)。 (王百锁,2003)

内蒙

95-96年7盟市血站调查发现献血员HIV感染率为0.1%（3/3139），均为流动献血员（3/1011），其中2人来自外省（2.8%）。（张连仲，1997）

山东

 03年8月调查荷泽、成武和新泰三示范区661人，发现既往单采者感染率为4%（18/452），非献血者感染率为0.5%（1/209）(张晓菲,2005)另有研究显示，新泰、泰安供血员感染率分别为0.5%和9.1%。（刘淑贞，2001）（刘淑贞，2000）烟台至2000年时所发现11例感染者中，经（献）血传播占72.7%。（孙颖，2001）山东至99年时所发现的53名感染者波及13/17的地市,其中献血员占67.4%,配偶占6.8%。（刘淑贞，2000）

河北

廊坊疫情究竟有多重，至今未公布。据悉当地防疫部门把感染者遣送回家（万延海，2000），刑台一带有输血所致HIV感染及跨省（山西）采浆和调血事件。

关于中东部

浙江至98年所报告的93例感染者中，有偿供血员占7例。（姚军，2000）江苏至99年监测发现75例感染者，其中供血员27例。（羊海涛，2000）安徽疫情主局限于阜阳地区，未读过正式报告。

关于东北

黑龙江到99年共发现37例献血员感染者，占同期全省报告总数的78.7%。(苑金英,2001)辽宁报告的感染者以农民和外地人为主。（张世博，2001）吉林99年检测4113人中唯一的感染者为职业供血员。（杜占森，2001）

关于西南和“两广”

采供血感染“微不足道”，但昆明血站早在94年5月即发现感染者，94-95年感染率为0.01%（周翔，1997），云南1999-2003年献血员感染率为0.01%→0.02%→0.04%→0.07%（陆林，2004）。一般推测中原供血员HIV的主流行株（HIV-1泰B亚型）是从云南传入的。(郑锡文，2003）（陆林，2004）四川资中至2001年所报告的52例感染者中，47例因外省卖血染疾，而都江堰5位感染者均因卖血所致。（中英项目，2001）

广东自95年发现献血员感染者后，河南籍阳性者就不断出现，至2001年底已达47例，占全省167例献血员感染者的28.1%，另川桂合11例，余13省共44例。他们主在广州、深圳、东莞之间流动（颜谨，2003），而在东莞所发现的40例阳性供血员中，外地人占38例, 其中16例有外省多次供浆史,豫籍14例,本省7例,重庆广西各5例,川鄂黔徽共7例。（冯志阶，2003）95-98年广州地区献血员HIV感染率为0.01%-0.02%。（李少华，2001）

广西献血员感染者均为到河南等地卖血的农民，而只在本地卖血者则幸免于难。

关于河南

信阳（豫东南）

2000年8月《中华流行病学杂志》有一篇题为“我国某县有偿献血员艾滋病病毒感染流行病学研究”的文章（郑锡文，2000），于2003年说明该县为信阳。(郑锡文，2003）（魏卫，2003）97年在两自然村963名18-50岁村民中查出17例HIV(+)者（1.8%），其中献血员阳性率为17%（15/88）。三年检测信阳市医院门诊患者血清2581份，阳性1例。(郑锡文，2003）

一项2000年9月进行的“中国某县0-7岁儿童HIV感染率调查”介绍我国中部某县3个乡0-7岁儿童的HIV感染率为1.8%（11/619）,其中A乡为5.9%（10/169），据母婴传播HIV机率推算其妇女HIV感染率约18%。01年再，其0-8岁儿童感染率为4.9%（11/224）。（王岚，2001）(郑锡文，2003）有文称该县在河南（UNAIDS，2002），暂归此处。

南阳（豫东南）

95年10月至98年10月，当地捣毁12个非法血站，查获私制血（浆）6280袋，抽检101份，发现HIV阳性率98%。（李生旺，2000）而98-99年对25564名献血员的HIV检测结果为0，但有偿献血员HCV感染率为7.2%，无偿献血员HBV感染率为7%，即献血员肝炎病毒感染率虽筛选多年仍居高不下。（熊岩，2001）

03年3县6乡10村3454位村民HIV阳性率为4.9%,其中献血员为12.3%(161/1305)。在这10个行政村中，村民HIV感染率大于15%的有1个村，在5-15%之间的有3个村，小于5%的有6个村（范围为0-15.3%）。作者指出，隐瞒疫情是极为错误的，谎报疫情是不负责的。（李雷，2004）这是一篇河南艾滋疫情主体的地级流调报告。

豫北

焦作95-03年共发现81例献血员HIV感染者，血站经营类型与献血方式是HIV感染传播的重要条件，部分有偿供血员持多省市献血卡职业性流动,成分复杂。濮阳有文要摸清有偿供血人群“艾滋病感染状况及其生存情况”，但通篇再也找不到“艾滋病”这三个字眼，通过普查回顾90-95年间单采浆者的死亡状况，无漏报，发现5650人在94-04年内共有85例死亡，年均死亡率为1.4‰，其中20-29岁组为年均死亡率为4.2%，死于96-98年者共48占56.5%（与96年河南彻底关闭单采浆站导致经济拮据生活困难有关），前三位死因依次为伤害(35例，多为自杀或“安全意识差”所致车祸和坠落)、肿瘤（25例，多为肝癌）和脑血管病（12例）。 (梁桂华，2005)

豫中

漯河至98年底共报告20例感染者，分布于三县一区（临颖，郾城，舞阳；源汇区），其中献血者14例（其中有人自93年起先后在舞阳、临颖、郾城、许昌、鄢陵等地卖血长达3年），多次受血者3例，不明3例。当地人多，流动大，外出打工者亦同时献血或长期卖血。《献血法》颁布前一些地区乱办血站浆站，多在一无设备、二无技术、三无消毒时仓促上马，大量采集人体血液，加上献血员在采血技术、设备、消毒条件较差的非法血站卖血，部分人用假姓名、地址和身份证流动献血，难掌握真实情况，疾控难度大。（邱晓东，2000）

一篇分析漯河中心医院从02年4月至04年4月5984例HIV初筛结果以“浅见漯河及周边县区HIV感染现状”，确认阳性61例,检出率1%，其中以供血和受血者居多：32例为96年前的单采浆者占52.4%（当时采供血机构管理不健全, 利益驱动,供血者在不规范的地下采浆窝点和血库短时间内反复采浆）,17例由输血所致占28%（96年前因手术、外伤或疾病医源性输血所致，而96年后有无输血传播HIV有待进一步观察）, 母婴和性传播各3例，吸毒和不明(初中生)各1例。（周凤霞，2004）

商丘（豫东南）

商丘是河南艾滋病流行的重点地区之一和乙肝高流行区,感染者主为95年前后卖浆的农民,呈灶状聚集分布。95年关闭单采浆站,98年以前主要靠有偿献血(经查约20%有偿供血员有单采浆史),从99年以来实行无偿献血,并避开了卖血浆人员集中的区域,特别是03年底以来，HIV阳性者退出献血员队伍，阴性者成为固定献血员多次献血，使HIV检出率显著降低，故不能以无偿献血员的检测结果代表一般人群的感染状况。在检出的22例HIV感染者中，有20例有单采浆史，其中4例为“无偿献血”者(许世祿,2005)：

周口（豫东南）

“周口是豫东南经济落后地区……无偿献血达到全国领先水平”。（马洪亮，2001）

上蔡、新蔡与驻马店（豫东南）

有一个对中原某行政村全人口“解剖麻雀”式的驻村研究系列，从疫情普查（程华,2004）、“问题血站”（程华,2004）和子代传播（程华,2004）三个角度报告了该村的疫情，现场工作时间为02年10月至03年3月，所在地是“中国中部某行政村”。

普查村民1551人，发现感染者144人（其中24人已故），感染率为9.1%，其中村里有HIV(+)者家庭占19.6%（112/521），阳性者≥2人的家庭占1/4，有偿供血员的感染率为22.4%。该村HIV感染只发生在到过个体、本县、外县三种血站献血（及其不同组合）的人中，其相对危险性依次为：个体血站2.72(72.7%)>本县县级血站1.12(20.7%)>外县县级血站，即当地献血员HIV感染的主要原因是去个体和县级血站献浆,只有到这两类”问题血站”献浆才导致HIV感染，故献血员HIV感染率的高低取决于其去“问题血站”的比例和次数，与上”问题血站”的比例成正比。可见，血站经营类型和献血方式是HIV传播的重要条件，血站类型是献血员感染中一个重要的混杂因素，而献血员献全血和单采浆次数在个体、本县、外县、地区和部队血站间的分布是不同的。由于私营血站独特的采血方式加上献血员经常性、流动性献血的特点，导致去私营血站的大批献血者感染HIV。作者定性走访了该县11个HIV流行村，认为该村只是全县22个村的一个缩影，因当时这7-8个私营血站就分布在这22个村当中，没人去私营血站献血的村庄无HIV感染。建议确定”问题血站”并据采血情况来估计感染数和确定重点干预地区。

关于子代传播，对32个家庭46名儿童的观察表明，17家仅父亲阳性的25名儿童HIV感染率为0；7家仅母亲阳性的儿童12名子代感染率16.7%，8家双亲阳性家庭9名儿童子代感染率为44.4%，合并子代感染率为28.6%；其中有3名儿童的感染发生在哺乳期，即母乳喂养也是当地HIV传播的重要途径。作者在作做完论文后曾私下表示，河南疫情“远没有想像的那么重”。

当地百姓比邻而居。邻县一位感染者，妻故己病，在上蔡县医院看完病后就将两个子女扔在县民政局门口，本人不知去向，其中姐姐HIV（-），弟弟HIV（+）。不知这位父亲为何不把子女交给本县民政局，更不知姐弟俩如今的命运如何。据悉，2003年桂希恩一度进不了上蔡时，就到邻县汝南为上蔡村民诊治救助；当地人说，上蔡的病是从卖血和办血站更早的汝南传过来的（何爱芳，2000），上蔡采的血运往上海（某“文件”，2002），西平采的血运往武汉……没读过驻马店的疫情报告，只听说河南03年4月调查发现娼妓HIV感染率为0.3%（7/2759），其中阳性暗娼主要分布在驻马店一带。（李宁，2005）

河南

“七浆站”

93年-95年3月河南7浆站献血员HIV感染率为1.1%（588/54396）。这是河南CDC连续3年对本省境内经省厅验收合格的3市4县单采浆站所采的“健康原浆”进行二次复检（注：这不是初检）的结果，从HIV阳性率时间分布来看:93年1.2%,94年0.2%,95年0.5%;地区分布为,县区血站平均为1%，市区血站平均1.2%。这7家原经省厅统一验收合格的浆站已于95年3月关闭。作者估计问题出在浆站技术操作不规范所造成交叉污染上，至于市区感染率显著高于县区则是因为市区献血员多为外地打工和干杂活的流入人员,易一人多次反复单采，而县区血员多为当地农民,居住地相对稳定,频采机会少。结论是：我省献血浆人群中不仅存在甲、乙、丙肝感染，还存在严重的HIV感染。(苏惠存,1997)

本文的不凡之处在：1）这是中国第一篇正式发表的采供血HIV传播的开山之作，且具省级视野；2）这是中国第一篇把我国采供血感染HIV的开始时间确凿地提早到1993年的前驱之作；3）它与“河南1995年3月发现了首例艾滋病人”话语（张坤，2002）（朱晓娟，2003）（李宁，2005）（王芷荭，2005）相冲突；4）张可报告只估计1994-1996年河南感染数的算法，因此出现“漏报”（1993年）情况（张可，2004）等。

 “北中南”

2001年4月国家CDC与该省CDC组成联合调查组，对该省北、中、南三县0-59岁村民整群抽样，得HIV感染率如下：(郑锡文，2003）H61

*可能包括配偶间性传播或隐瞒献血史者。

《中国艾滋病防治联合评估报告》提及国家CDC于2001年在河南组织过一项调查（卫生部，2003），传媒报导同年4月卫生部在文楼有过一个调查（新华社，2001）。从时间上把“该省”暂推为河南。

“豫东南”

河南18（地）市的HIV流行状况可按为高、中、低三级划分,其中流行率在高、中水平者有9个。（李宁，2005）全省疫情主要分布在豫东南6市，在13县20乡38村中高度集中分布。（戴鹏，2004）

6．6国家疫情报告

未读过采供血HIV/AIDS疫情的国家专题报告。一般认为，我国90年代初一些地区出现地下采血（浆）现象，95年初部分地区供血员HIV感染流行。 (郑锡文，2003）以下按时间顺序选读一下联合国中国艾滋病专题组2002年的HIV/AIDS：China’s Titanic Peril和2003年《中国艾滋病防治联合评估报告》和《2004年中国艾滋病防治联合评估报告》的有关内容。

值得一提的是，上述两年“联合评估报告”：1）均以“中国现有HIV感染者84万，其中艾滋病人8万”的估计数为背景；2）均画出了各省报告数的地理分布图，其中03年时河南的图例与广西、四川同属“1000-5000”这一档，文字说明排在云南（1.2万）、新疆（图例属5000-1000）之后居第五位；04年时的图例与云南、新疆同属“10000-”这一档；3）04年版国家疫情报告格式出现多个“拐点”，如疫情报告转变为“感染数-发病数”模式，“地区分布”不再给出具体感染数，只提及截止9月份时河南累计报告数超2万，云南超1万……可能没给出“时间分布图”。

最新评估报告即《2005年中国艾滋病疫情与防治工作进展》（卫生部，2006）疫情摘要：

    *包括血友病, 中国约7万人通过采供血渠道感染HIV。 (高强,2005)

该报告有一些新变化：1）在“我国现有65万感染者”的大背景下给出，最主要是采供血感染数由原19.9万降至5.5万，一下子就减少了14.4万；2）首次在国家报告中不出示地理分布图；3）地区分布：累计感染数“超过3万例的有河南和云南，超过1万例的有……”而河南、云南具体有多少感染者呢？上网查询得知：

报告还有两点“意外获悉”：1）原来03年就有过一个对既往有偿采供血人群中HIV感染19.9万的估计数；2）原来01年河南一些地区艾滋病的病死率曾为15.4%。

疫情报告中的“不详”，即HIV传播途径不明。

注：“不详”的情况较为复杂。王陇德估计其中多以性传播为主。（王芷荭，2005）

 “相对盲区”指我国HIV/AIDS疫情报告中的“色盲现象”。

6.3“模糊数学”

多年来，要得到一个稍微“像样”的采供血HIV感染数，有如“蜀道难”。

各地报告的献血员HIV感染率为：黑龙江0.3%,山东0.009%,云南0.005%,福建0.0005%……（杨勇刚，2001）1994年云南献血员HIV感染率为0.003%……我国某些地区HIV感染以经血传播为主(刘淑贞,2000)，疫情波及全国23个省区市。重点村供浆者感染率一般为10％～20％，最高达60％。（张文康，2002）

6．4“疫情报告模式”

我国艾滋病疫情报告的“一般模式”为：HIV感染数-AIDS发病数-死亡数。

河南“疫情报告模式”演义：

难忘1995——

3月8日，云南“惊现”豫籍郭姓献血员“性传播”感染者。（李宁，2005）（喻尘，2005）

3月，卫生部召开紧急会议通报河北廊坊在献血员中发现HIV感染者的情况。

天津报告查出HIV抗体阳性献血员。(张伟，1995)

深圳首现HIV阳性献血员（河南籍）。（杨立新，2005）

山东首现献血员HIV感染。(刘淑贞,2000)

浙江首现供血员HIV感染者。（姚军，2000）

贵州首现2例供血员HIV感染者。（董钧铭，2000）

昆明血站至11月底共检出4例献血员HIV感染者,均为男性外省民工。（周翔，1997）

山西多地先后出现HIV阳性供血员。（张华林，1997）

内蒙95-96年在流动献血员共发现3例HIV感染者，其中2例为外省籍，而本省籍献血员感染者亦在外省被发现。（张连仲，1997）

黑龙江在流动献血员发现14例感染者。（孙荣芳，2000）(苑金英,2001)

河南焦作4213位有偿供血员中出现16例HIV集中感染（0.4%）。（李化荣，2004）

95年8月湘北农村出现有偿供血员HIV感染者。（刘诗礼,1998）

广东95-01年共检出167例献血员感染者,其中外省籍感染者占61.7%。（颜谨，2003）与此同时，陕西西安、福建惠安、广东深圳亦分别“惊现”过河南周口、信阳HIV感染者（张文利，2000）（庄玉才，2001）（曾序春，1996），张家口最先发现的3例阳性供血员中，2例为跨省采浆者（孙志霞,2001）……

1995年，卫生部统计显示，HIV的感染者人数由之前的几百例突增至1567例，其中有相当数量来自河南农村1995年以前的卖血人群。血液传播问题一下子突显出来。（戴志澄，2005）也就是说,在经历了传入期(85-88年,每年HIV报告数维持在个位数水平)和播散期(89-94年,每年报告数维持在百位数水平)后, 中国艾滋病进入快速增长期(95年至今, 每年报告数先维持在千位数水平,后突破至万位数)首先是由采供血感染发动的。

中国采供血HIV感染危机由此正式拉开序幕。

6．1我国采供血HIV 流行情况（现场研究/不完全统计）

很遗憾，仅靠学术文献反映不出采供血疫情的全貌,而我国疫情报告又不健全。

下表是学术文献中所记载的政府文件的流水账，接着是对当时一些重要文件的议论。

5．1政府有关采供血文件条目列表:从1978年11月24日至2004年11月17日共54个文件(略)。

5．2采供血文件重点条款列表:共23项数十条(略)

80年中后期，我国在防止血制品传播HCV/HIV方面主要做了两方面的工作。一是对外的。因尚未建立HIV检测系统，缺乏必要的诊断试剂，85年开始禁止血液制品进口（陈玉琴，2002）（王克义，2000），基本杜绝了国人因此感染HIV的可能(刘中夫,2000)。另一方面是对企业的，即相继颁布《药品管理法》《药品生产质量管理规范》（GMP）和《传染病防治法实施办法》，奠定我国医药管理法规体系。(邢大立,1998)其中，1984年公布的《药品管理法》明确提出药品生产企业必须符合卫生部制定的GMP要求（洪明华，1996），88年卫生部颁布中国第一个GMP (白坚石,2002)，并于89年对全国血液制品生产企业进行检查整顿和验收，实行定点生产（李碧华，1995）（王克义，2000）而针对当时已经逢勃开展的单采浆，还能查到两个经卫生部批准的操作规程手册。

实质性的行动在90年代上半期显现。首先仍是针对企业的。90年提出每省可暂保一个血制品生产单位等限制性措施；91年停止冻干血浆生产（王克义，2000），理由是血浆成分复杂，生产过程对病毒杀灭管理不易管理，据抽查有许多病毒冻进血浆里，特别是HCV危害很大（贺光宇，1993）。随后开始出现针对采供血环节的举措。针对当时血站浆站增长过多过快的局面，92年出台《采供血站基本标准》用以规范单采浆站(邢大立,1998)。紧接着，在我国丙肝发病率的上升和HIV/AIDS不断显现的条件下，93年初卫生部先后颁布了《采供血机构和血液管理办法》（以下简称《办法》）和《血站基本标准》（以下简称《标准》）以规范采供血行为，保障献血员健康和血液质量，其中一项显著措施是增检丙肝抗体，并专门发通知加强肝炎防治，正式提出HIV检测，专门成立“全国血液质量管理委员会”(邢大立,1998)（李碧华，1995）(刘中夫,2000)（肖云昌，1995），从此拉开了对全国血站、浆站和血源队伍“后浪推前浪”般治理整顿的序幕，或对各类采供血机构的工作“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李国锐，1993）

采供血机构（因利益膨胀等）曾一度失控（王锦瑜，2002）。为尽快扭转血液管理失控现象和整顿血液管理混乱状态，《办法》的实质是按区域医疗用血规划，实行血液“三统一”管理，避免了采供血机构的恶性竞争；《标准》则制定来规范采供血行为，有效遏止了输血后疾病的发生。（杨东明，1993）(贺才标,2001)当时一个规定是：只允许县级卫生行政部门所属单位（医院或防疫站）设立一个浆站，只限一个企业采用血浆。严格血站、浆站执业许可证制度。一个献浆员只在本县浆站供血，不准跨站、跨省流动供血。(闰介正,1997)(邢大立,1998)另一个规定是，建站审批及布局除了严格按照《药品管理法》审批审核，按卫生部修订GMP整顿验收外，还应考虑各站覆盖区域的人口、采浆量、供浆人数与比例等，确保国企主的渠道作用。(邢大立,1998)

我国于93年开始整顿血站，并于95年再次进行大规模整顿各地血站（郑锡文，2000）(刘中夫,2000)。95年初中原出现了HIV点状流行，卫生部连发“三道令箭”在全国范围内采取紧急措施，全面整治采供血机构和血源队伍，加强血员筛查，加强血液管理，随后又紧急通知加强临床用血管理，（李碧华，1995）（王克义，2000）对遏制HIV流行起到很好作用。（刘淑贞，2001）随后，96年底国务院颁布《血液制品管理条例》（以下简称《条例》）和98年10月《中华人民共和国献血法》的颁布。

《条例》根据《药品管理法》和《传染病防治法》制定，是我国血制品法制化管理的标志（王克义，2000）（陈玉琴，2002），旨在规范市场，使企业和血站在血员筛选、采浆和生产质控有法可依 (刘中夫,2000)。贯彻《条例》要坚持“谁批准，谁负责；谁开办，谁负责”，坚持“三统一”，严禁超区采浆；浆站由血制品生产单位或县级卫生行政部门设置，生产单位需向有《单采血浆许可证》或与其质量责任书的浆站收集原浆。(邢大立,1998)《条例》还对从采浆单位审批与营业许可，血员与原浆的严格检验，到GMP进行严格监管。（王克义，2002）至此，卫生部和药监局有四部法规《条例》《标准》（或《采供血站基本标准》）《GMP》和《规程》（即《中国生物制品规程》）管理原浆采集和企业生产，（白坚石，2003）(王德升,2001)，而血员标准、血清筛查和工艺灭活这三堵防火墙又取决于原浆管理（浆员筛选+原浆检验）。（孙凡忠，2005）（白坚石，2003）

《献血法》是我国第一部规范医疗献血、临床用血秩序、实行无偿献血的重要法律（肖海，2002），是医疗用血的重大变革(杨凤英,2003)和依法治血的标志。血站原有采供血模式和工作方法已不适应形势要求（陈朝华，2004），因此《献血法》对我国献血制度、法律适用、无偿献血、机构设置、临床用血管理都做了明确规定（李娅，2001）；规定国家实行无偿献血制度，废除传统卖血制度 (贺才标,2001)，结束全国范围内的采血商业化（郭世萍，2004），标志着个体卖血将成为过去。(隋昱,2001)《献血法》和《中国遏制与防治艾滋病行动规划》给采供血机构上一道“紧箍咒”，过去那种“低投入，高回报”、外延式的发展时代一去不复返。（王锦瑜，2002）为贯彻实施《献血法》，2000年又对93年颁布的《标准》进行了修订。（李方，2004）

关于《条例》与《献血法》的关系，请看下面这个方框。

问题是，采供血传播艾滋病的途径尚未完全阻断，存在一些隐患。一方面，非法组织卖血（浆）活动仍然存在（国办，2004），一些地方还存在“血头”“血霸”非法组织卖血，或以暴力和威胁方式强迫他人卖浆（车全忠，2004）。2001年，重庆、新疆非法采浆大要案被查办；2002年青海、甘肃、山西均发现跨区非法采浆上万人次之多，有血头非法组织卖血；2004年广东、广西等浆站违法跨区频采受查处。另方面，一些地方卫生部门直接经管单采浆站，以盈利为目的，作为政府部门既办又管还负责监督，所办的浆站大多有问题，影响用血安全，败坏政府声誉。（高强，2004）由于管理不顺，监管不力，一些地方超采频采，体检不严，仅初检无复检，试剂无批文无批检，机构多及范围乱，血价不统一，交叉取血、供血，秩序混乱。一些血站、浆站、血库实验室无有效防控措施，无独立HIV检测室，人流物流交叉。（车全忠，2004）基层医疗机构违法自采自供造成血传疾病重大事故时有发生，川、滇、内蒙等地甚至传播了HIV（高强，2004）。

为此，国务院在2004年开展非法采供血和单采浆专项整治活动，以高压态势大幅降低非法采供血犯罪活动，使采供血秩序明显好转（车全忠，2004）。至2004年11月，全国立案85件，处罚61家，注销6家，关闭46家，党纪追究50人，刑事追究23人，但仍有偏远医疗机构非法自采自供（四部局，2004）。专项整治取得阶段性成果（马晓伟，2005），但也暴露了许多深层次的问题。首先，卫生部方面需明确浆站管理体制，既办又管弱化监管。（车全忠，2004）各级卫生行政部门一律不得再经营单采浆站，必须尽快脱钩（高强，2004），考虑让浆站成为生物制品公司的“原料车间”，卫生部门为独立监管者，从制度上斩断政府机构的盈利梦想。（姚娜，2005）

其次，相当多基层血站缺乏有效管理，不合格供血登记不清，废弃血液管理不善，质控手段不全，人员素质低下。浆站表现更差。而管理力量薄弱，法律法规粗疏，难以疏而不漏。频采是违规还是违法，异地采血多少次算违规或犯罪，非法采供血使多少人致病算犯罪，处理标准和力度弹性很大，以致案件发罚代处，明显从轻。另外，异地“有偿”调拔，用血大户提现，管理部门难察觉。有人担心整治一过，种种不法现象又死灰复燃。（陈会扬，2004）

血制品安全性为国家和社会的关注焦点。国内生物制品企业生产规模小，主要问题是常有病毒污染。（牟旭东，2002）

血制品批检/抽检/复检中的HCV污染率

90年代上半期，我国临床用血及制品HCV阳性较高(李方和,1993)，多种市售血制品存在HCV污染，如丙球、白蛋白、纤维蛋白原和细胞悬液中均可检出抗HCV或HCV RAN，即使在卫生部92年8月颁布血制品须查HCV的批文和93年初全国多数地区相继开展献血员HCV筛查后出厂的产品甚至部分93年生产的的血液制品仍不能幸免（郝连杰，1994）（张文卿，1995） (于建国,1996)有人建议卫生行政采取强制性措施，坚决销毁92年8月之前出厂的未经HCV检测的血制品（张文卿，1995）。

血站尚未筛检HCV前，合格献血员HCV感染率=血液/制品中HCV水平(陈素良,1992)，因为“近年”血制品特别是冻浆产量大幅上升,质控放松,监管缺乏权威,不少单位质控人员不能独立处理制品质量问题。有些单位执行部颁规程缺乏严肃性，工艺落后。(程雅琴,1993)其结果是，白蛋白HCV污染率高达26-30%，直接经济损失每年200多亿元。(王金立,1999)

4．3输血后丙肝（PTHC）

安全输血是输血行业的永恒主题。国内输血后肝炎(PTH)为20-30%(李清联,1994/河南)（张新平，2001/湖北），在严格筛检HBsAg和ALT后为10-15%（李泉忠，1995），仅查HBsAg时为7.6-19.7%（胡兆平，1997）,甚至输抗HCV(-)血后仍可达25.5% (孙永德,1996/河北)。下面只介绍有关PTHC的实证研究。

受血者PTHC发病率(抗HCV阳性率)

HCV是输血后肝炎主要病原体(廖宏波,2000)，血液制品被HCV污染是当前临床工作的严重问题（李淑兰，1997），如河北固安采浆者中的HCV高感染已通过输血等途径HCV在一般人群广泛传播(孙永德,1996),兰州血透者丙肝发生率为32%,多次受血者为19%（李淑兰，1995）。我国受血或使用血制品者中HCV感染率为6.8-17.7%（李碧华，1995）（刘丽萍，1997），故使用阳性全血、血浆和血制品和献血一样,都是传播HCV主要途径。(王亚,1995)(李清联,1994)对固安、永清等县(北京血源)14757人的调查显示，抗HCV阳性率为13.6%，而河北个体供血占北京用血量的40%(赵海燕,1992)。

4．4其他血传性疾病

乙肝、丁肝、戊肝、庚肝与丙肝同行，此起彼复（数百篇文献从略）。1993年-95年3月，河北暴发疟疾流行, 单采浆者疟疾发病率为26.8%。(陈素良,1994,1995)据悉,这是人类史上第一次由采供血大规模传播疟疾的史实。

遗憾的是，“前车”并不“可鉴”。

----中国单采浆危机不完全报告

                            上海复旦大学  高燕宁教授    综述

4．14各地HCV流调文献考证

“两河”不妨一比：

4．15国内HCV疫情补充说明

85年11月，河北固安ST村和另外4个村暴发“非甲非乙型肝炎”，后确认为丙肝流行，这是国内第一起单采浆所致的丙肝流行。(孙德贵,1991) (王素玉,1991)从此，HCV便在中国大地上一发而不可收拾。下面是对三个案例的“解剖麻雀”：

例1：河南新乡某新建采浆队:各月份入队者HCV阳性率:入队时间越早,阳性率越高,出现ALT异常所需时间越长(91年7月入队者的感染率可达80.2%),如一旦(本身)出现了HCV感染者,继发感染就呈几何级数增长,而”自己人”的感染率越高时,入队新人被感染的时间就越短(如当92年6月的感染率达54.2%时,该月入队者平均35天就有36%的人受感染)。单采过程交叉感染严重……对血源管理提出了更高要求。 (郝建新,1993)3

例2：河南周口三血站分三组,即两组献浆员和一组献血员均追踪观察7个月,逐次取样,400ml/次,2-5次/月,在92年初HBV和ALT合格501人中，取67人进行系列血清观察，发现7个月内阳转率46/67=68.7%。(王淑萍,1995)

例3：河南南阳新供浆员由HCV阴性到阳性的情况(观察16周):93年1月1日至6月30日开始检测出HCV阳性但未淘汰组213人,阳转率4.0/百人周,平均阳转时间4.7周;7月1日-12月1日开始淘汰组219人,阳转率1.9/百人周,平均阳转时间10.6周;RR=2.2。本文在未含中途失访者阳转的情况下,粗阳转率已相当高。（任学玲，1995）

----中国单采浆危机不完全报告

                            上海复旦大学  高燕宁教授    综述

4．12供血(浆)员HCV/丙肝流行率（%）（文献检索,与上表不重）

4．13各地HCV疫情描述

备注:(1)当“采血组”的数据为“献血员”或“献血村村民”的数据时，用斜体表示；

(2)“合格”:92年底以前指HBsAg、GPT（ALT）“两项合格”,未标示者未必就不合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