沙特国王国王兼首相萨勒曼（Salman bin Abdulaziz Al Saud，萨勒曼•本•阿卜杜勒阿齐兹•阿勒沙特）东亚之行以其豪奢排场为社交媒体提供了许多谈资，但我们研究者更关注的是他和整个沙特统治集团这次出访的着眼点是什么？他们的需求、期望与中国利益存在哪些共鸣？

单纯就礼仪而言，沙特国王此次访华是对去年习总访问沙特的回访；综合分析沙特目前国内外环境，可以看到，在此次大场面出访背后，是沙特对东亚、特别是中国在经济政治各方面的需求持续大幅度上升：

首先，美国能源独立，沙特原来对美出口市场基本丧失；欧洲能源多元化也大幅度减少了对进口海湾石油的需求，包括沙特在内的海湾国家亟需在东亚、特别是中国开辟新市场。在这个从2014年下半年起可能延续10年左右的石油买方市场上，这对沙特经济财政是生命攸关的事情。鉴于油价一度跌到每桶二三十美元水平，反弹之后目前只有高峰期水平约1/3，沙特经济财政压力巨大，破天荒地以明显高于美债的利率在国际资本市场上发行了多年来第一笔债券，而美国油气出口又开始进入东亚市场，沙特不能不感到有必要加大力度维护在中国市场的份额。

其次，沙特希望经济转型，为此于去年4月25日推出了其全面经济社会改革计划《愿景2030》（Vision 2030），需要寻求与中国这个第一制造业大国、占全球装备制造业产出1/3以上的装备制造业大国广泛深入合作，否则其经济转型成功希望相当低。

第三，沙特与美国关系恶化，与特朗普的美国关系风险更大，且深陷也门战争泥潭，在叙利亚战场支持的反对派又落下风，希望通过加强对华关系，稳定外交阵脚。2016年，美国国会两院大比数通过911法案，允许911恐怖袭击遇难者家属起诉沙特；奥巴马总统否决后，两院又以压倒性多数推翻了总统否决；由此足见沙特与美国、乃至整个西方关系的困境。虽然特朗普胜选后沙特急剧转弯下台阶，与特朗普开展了一系列和解交好的往来，但症结难消。

第四，沙特内部存在政治不稳定隐患，沙特执政者希望通过外交成果巩固内部地位。

萨勒曼国王着意栽培自己儿子穆罕默德王子（Mohammed bin Salman bin Abdulaziz Al Saud，穆罕默德•本•萨勒曼•本•阿卜杜勒阿齐兹•阿勒沙特），世人有目共睹：授予穆罕默德王子王储继承人（或称“副王储”）兼第二副首相、国防大臣、王宫办公厅主任、国王私人顾问、经济与发展事务委员会主席等要职，掌握了几乎一切实权，在近年几乎所有重大国际场合都由他代表沙特抛头露面，以至于西方媒体、驻利雅得的西方外交官普遍因其掌握实权而称之为“总管先生”（Mr. Everything）。相比之下，萨勒曼国王同父异母兄弟、王储兼副首相纳伊夫王子（Mohammed bin Nayef bin Abdulaziz Al Saud，穆罕默德•本•纳伊夫•本•阿卜杜勒阿齐兹·阿勒沙特）遭遇冷落，虽有王储名分，且担任内政大臣、政治与安全事务委员会主席职位，实际上并没有太多实权。

从国家领导人年轻化和推行社会、经济改革的角度来看，萨勒曼国王这项安排自有其道理，而且穆罕默德王子掌握实权之后确实推行了不少经济、社会改革，某些改革力度相当可观，也符合社会进步发展方向：如通过2016年财政预算时同步大幅压缩国内油价补贴，一举将国内油价提高40%；大幅度压缩该国宗教警察“美德推广与邪恶预防委员会”（音译为“穆陶威”）的权力；向非穆斯林开放数家清真寺和伊斯兰教圣城麦地那（Madinah）；沙特政府还开始讨论准许非穆斯林带入猪肉制品；……问题是沙特国民多年来过惯了寄生性高福利生活，可以同享乐而难以共患难，这些改革措施触动了绝大多数国民的切身利益，必然遭遇反对阻力；其社会改革措施更是必然招致势力根深蒂固的宗教利益集团狙击、反扑，其国内政治风险客观存在，且不可低估。

同时，沙特现政府的某些对外政策又损害了执政者在国内的权威，给自己招致了来自外部的对手与压力，特别是与美国关系恶化。叙利亚战场反对派崛起，沙特出力最大，但目前叙利亚战场上反对派已落下风，阿萨德政权已经熬过最艰难时光站稳脚跟；且“伊斯兰国”武装趁乱崛起，建立哈里发国家，不仅冲击沙特国家意识形态，而且对沙特边境安全构成了现实威胁，沙特在北线叙利亚战场的巨额投入不但很有可能颗粒无收，而且还给自己招致了一堆麻烦。在南线，沙特深陷也门战争泥潭，耗费了巨额财政支出和外交资源，不但没有收获上升的国际影响力，反而将自己的虚弱和管理混乱暴露无遗，沙特境内多次遭到胡塞武装突袭与导弹攻击，不可能不挫伤国王萨勒曼与穆罕默德王子的声望权威。英国《独立报》2015年报道沙特废黜国王的宫廷政变密谋，一度在国内外闹得满城风雨；回顾沙特历史，再看看2016年7月土耳其“军事政变”风波，不难理解这种压力、风险之大。

给这些火上浇油的是，特朗普政府中情局局长迈克·蓬佩奥2月初上任伊始，就向与美国关系渊源深厚的王储纳伊夫王子颁发勋章，表彰其对反恐作出的贡献，且西方媒体对此事非常低调而阿拉伯媒体大肆宣扬，实际上就是含蓄地向阿拉伯读者表明美国支持纳伊夫王子。

面对这种局面，在努力改善与特朗普政府关系的同时，沙特执政者寻求与中国等东亚国家加强关系，实属必然。

鉴于沙特的资源禀赋、产业结构与我国互补性甚强，且沙特地缘优势突出，对于中欧贸易航道极为重要，与沙特在经济和某些政治领域加强互利合作是必要的，相信双方能找到很多新的平等互利经贸合作领域。但在开展合作的进程中，有关部门和地方、企业需要明确这样几点原则性问题：

第一，要弄明白孰大孰小、孰强孰弱，在中国与沙特等阿拉伯国家的经贸合作中，不存在改革开放初期中国与西方国家经贸合作时中国“与国际惯例接轨”的问题。

第二，应明确禁止宗教原教旨主义对华传播，生意是生意，宗教是宗教，任何宗教到了中国都必须本土化。中国对中东问题一贯坚持尊重国家主权和不干涉内政原则，此次习主席与萨勒曼国王会谈时再次提及这一点；相信沙特决策层也理解在对华关系中坚持这一原则。

第三，与沙特关系不可损害与友好第三国关系，包括中东区域内第三国，也包括区域外大国。

第四，中国与沙特经贸合作要大力拓宽合作领域，也要为准确合理评估潜在风险，作好相应安排。

根据相关报道，习主席与萨勒曼国王的会谈内容覆盖双边关系、中国一带一路倡议、沙特《2030愿景》、合力应对恐怖主义威胁、中东区域问题等议题；会谈后，两国元首见证了经贸、能源、产能、文化、教育、科技等领域双边合作文件的签署，据报道将开展35个合作项目，总价值达650亿美元，并共同出席了在国家博物馆举行的“阿拉伯之路－沙特出土文物展”闭幕式，希望中国-沙特平等互利合作发展好，发展平稳。

（2017.3.17，仅代表个人意见）

之所以认为这篇文章本身不值得过多辩驳，是因为这篇文章从标题到内容存在的一系列问题显而易见：违反国家宪法原则，违反国家政策，与当前民族宗教领域去极端化工作背道而驰，违反事实，而且前后自相矛盾。

须知中国有着数千年坚固不拔的世俗政治文化传统，是一个共产党领导的、以无神论为官方意识形态的社会主义国家，这是中国不可动摇的国体；不管以什么理由，企图将一门宗教置于不容批评的地位之上，这本身就是挑战中国国体和宪法基本原则，任何一个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依据宪法都拥有批评任何一门宗教的权力。丁隆文章中提到“讲政治”，这就是最大的政治。所谓宗教去极端化，本质上就是这门宗教去神圣化。信徒个人可以自认为这门宗教神圣，但不能强迫他人这样认为，更不能企图绑架国家权力为他强迫他人这样认为。

此文标题声称批评伊斯兰教“破坏民族团结”，本身就有“族教捆绑”之嫌，违反中国宗教信仰自由、民族宗教分离的宪法原则。正是为了落实民族宗教分离的宪法原则，切实保护中国公民宗教信仰自由的宪法权力和宪法原则，《中华人民共和国反恐怖主义法》才在第八十一条明确规定了对强迫信教行为的惩罚。[i]至于“民族团结”，只能建立公民人人平等而非特权、逆向歧视基础之上。

至于此文声称，“这些言论若广泛传播，将严重危害我国民族团结、宗教和顺的局面”，且不提早已从新疆蔓延到全国各省市自治区的沉重反恐压力，且不提民间关于这方面接近沸腾的怨言，单说去年国家召开十余年未有的高规格全国宗教工作会议，从中央到地方一系列人事调整，反清真泛化工作有条不紊全面展开、正待深入，……倘若当前中国社会民族宗教领域真个是“民族团结、宗教和顺”大好局面，那么中央决策层为什么要下这么大决心开展这么多调整、整改工作？

如果伊斯兰教真的是入华一千多年来与中国社会相处和谐、已经成功实现了中国化，那么党和国家最高领导层几年来一再强调“宗教中国化”，视察清真寺时特意选择传统中式老清真寺而非近年四处新建的阿拉伯式清真寺，视察清真寺时特意强调要“落地生根”，现在全面开展的推进伊斯兰教中国化工作，岂不是全都是无的放矢？[ii]

……

也正因为这篇文章立意、论述本身就违反事实，所以才会前后自相矛盾：文章开头就说网络和社交媒体上的反伊斯兰言论比较多，结尾又断言“伊斯兰恐惧症”在中国没有市场；前面指责“部分人翻出历史上的民族冲突事件”，后面又声称“伊斯兰教进入中国1000多年来，穆斯林与其他民族和谐相处，……”

我也并不认为那种不分青红皂白企图动用行政司法手段对付伊斯兰教批评者的主张能够成为现实政策，不仅因为这种主张违反中国宪法原则，挑战中国国体，而且因为这种做法结果必然是堵塞决策层耳目，很可能导致决策失误。多年来，不许讨论伊斯兰、穆斯林负面问题的禁忌事实上构成了对决策层的信息封锁，国内相关事务出现一系列失误，去中国化、清真泛化等问题日益严重，与此很有关系，最终不能不从去年开始下大力气开展一系列调整。

而且，这种禁忌和信息封锁已经开始误导对国际事务的判断。去年特朗普胜选，社会普遍抨击中国官方研究机构尸位素餐、缺乏预见；其实从我的亲身经历来看，中国官方研究机构不是没有人预见到特朗普胜选，而是这样的分析被不许讨论伊斯兰、穆斯林负面问题的禁忌给截断了上报之路：我6月份（美国大选投票前5个月）就写了报告，判断特朗普胜选是大概率事件，并基于此详细分析了他的政治经济思路，但文中认为特朗普抨击伊斯兰极端主义招致穆斯林猛烈抨击是他赢得选举的有利条件，结果未能通过审查上报。就此写的公开版也是处处不敢刊发，最后由《北大商业评论》在投票前一个月刊发，选举结果出来后令该刊编辑自豪不已。

网络、社交媒体正是决策层可以借重的工具，用以打破传统利益集团信息封锁，避免误判、决策失误。本届领导层执政以来对网络工具的重视前所未有，再加上国内、国际工作中的这些教训，主张网络禁止批评伊斯兰教，不可能不让朝野内外广泛认为是有利益集团企图堵塞决策层耳目。防民之口，甚于防川；决策者清楚这个道理，抨击“穆黑”者知否？

之所以说这类文章令人悲哀，是因为它们折射出来的一大问题是讳疾忌医。全国各地、社会各界对伊斯兰教批评者日增，批评声浪日涨，有目共睹；出现这种局面，果真都是因为“穆黑”破坏和文中指责的外来的所谓“伊斯兰恐惧症”？西方国家所谓“伊斯兰恐惧症”爆发式增长，始于911恐怖袭击；而现在许多被称为“穆黑”的人，原本是同情巴勒斯坦、批评以色列甚至将911恐怖袭击归咎于“美国霸权”，声称是外来的所谓“伊斯兰恐惧症”欺骗误导了这么多反对西方霸权的人，岂不荒谬？而且，从去年美国竞选到现在，世界各国人民都目睹了整个西方世界主流媒体如何众口一词猛烈抨击特朗普制造、扩散“伊斯兰恐惧症”，还要声称中国伊斯兰教批评者是受西方媒体“伊斯兰恐惧症”欺骗误导，那是加倍荒谬。何况许多被称为“穆黑”的人之所以对伊斯兰教从不太关心到转为批评，转折点就是自己阅读了伊斯兰教的经典与历史；在网上的争论中，不难看出，所谓“穆黑”普遍比他们的争论对手更熟悉伊斯兰教经典与历史。

所以，与其指责“穆黑”而加剧矛盾，不如反躬自省，与不法分子、极端分子明确划清界限，而不是遇事便有意无意为其辩解，把对不法分子个人的抨击混淆为对整个群体的攻击。

当中国知名穆斯林作家肉麻讴歌举世闻名的恐怖主义头目，当省级地方政府官方文件正面宣扬本地少数民族与外国穆斯林“有较强的民族认同感”，当多名高级干部、军人、共产党员公开宣称自己是穆斯林，当有些穆斯林殴打法官、冲击军事基地和党政机关、在网上公开辱骂党和国家领导人时有些人关注的不是惩治败类而是急急忙忙为施暴者找理由，当有些穆斯林打着“民族团结”旗号处处索取特权，当中国穆斯林大骂以色列“杀害我们的同胞”浑然似乎忘记自己是哪国公民，当有人摘编《人民日报》关于马里恐怖分子破坏文物的报道就被扣上“破坏民族团结”帽子，……当所有这一切发生时几乎听不到来自穆斯林的批评，穆斯林与中国主体民众的矛盾如何能够不加速膨胀？全国各地、社会各界越来越多人如何能够不认为事态性质正在越界？

当有人遭受多次围攻威胁之后仍然希望为挽回维族人社会声誉做点事，自掏腰包招待维族老兵，赠送红包、全套家电、安排研讨会和发文章宣传，最后换来在节骨眼上、政治敏感时点被蓄意诬陷背后捅刀，当事人心里如何能够不流血？

……

就是丁隆教授自己，2014年发表文章《宜遏制有关伊斯兰教的两股潮流》，不也写到了暴恐蔓延、山西长治等地极端宗教势力要求“自治”、企图以教法取代国法吗？

正视历史，正是为了让悲剧不再重演；反对特权，正是为了避免攫取特权者沦为众矢之的。客观规律冷峻，无论个人、群体是否愿意正视，它都在那里发挥作用。中国穆斯林打算如何选择？

“外因是变化的条件，内因是变化的根据，外因通过内因而起作用”（毛泽东：《矛盾论》），这是唯物辩证法的基本原理；“唯改革者进，唯创新者强”（习近平），在现实生活中，无论是个人还是群体，自信且勇于自省、自我革新者更能与时俱进，实现发展。许多穆斯林国家社会普遍极度缺乏自省和自我革新意识，一味将自己的困境归咎于西方国家的所谓“原罪”、犹太人的“阴谋”和他人的“误解”，甚至把这种拒绝自省和自我革新的意识设为不可触碰的“政治正确”；他们为此付出的代价是什么，客观看看他们的经济社会发展状况，就会明白。埃及总统塞西提出要正视伊斯兰教问题，推进宗教改革，能否成功，不宜盲目乐观。中国社会为中国穆斯林提供了摆脱上述困境的有利条件，希望中国穆斯林能够清醒认识中国宪法信仰自由原则的精髓，深自珍惜，善加利用。

在2012年写作、2013年刊发的《新兴市场经济体崛起的冷观察》（《学术前沿》2013-9/下）一文中，我判断：“未来10—20年间，经济风险与萧条将放大、引爆新兴市场本已存在的众多社会不稳定因素，阶级、民族、宗教、地域之间的矛盾将集中迸发，原来经济景气时期尚可容忍的问题彼时将显得无法容忍，爆发政治动乱、游行示威、政变、内战和外战的风险上升，腐败、民族宗教矛盾、收入分配失衡、失业、官民冲突等等都可能成为引燃冲突的导火索。其它条件相同，高度依赖初级产品行业和伊斯兰教传统浓厚的国家和地区风险更大，非洲、拉美和中东伊斯兰国家将是未来10—20年新兴市场社会震荡与动乱的主要风险区。”将近3年来，从乌克兰动乱、伊斯兰国异军突起、也门战争、博科圣地不断膨胀、拉美政治动荡露头升级直至土耳其事变，事实已经验证了上述判断。由于社会传统和经济等多方面根源，穆斯林国家与非穆斯林国家的穆斯林群体蕴藏着格外巨大的社会动乱与溢出风险，“伊斯兰风险”是未来一二十年世界最大政治性风险之一。

在我国的一带一路计划中，“伊斯兰风险”同样是最大政治性风险之一，甚至可能更加突出。按照最广义的定义，“一带一路”涉及64个国家，其中有33个穆斯林国家，占总数逾半；在剩下的31个非穆斯林国家中，有10个国家已经存在突出的穆斯林动乱及暴恐袭击风险，一个国家与穆斯林国家处于战争状态，一个国家内部的穆斯林动乱及暴恐袭击风险可能激活；合计有44个国家存在现实的“伊斯兰风险”，占“一带一路”国家总数的69%，一个国家存在潜在的“伊斯兰风险”。有些穆斯林国家的风险相当突出。如巴基斯坦，这个国家在中国官方层面获得了“全天候友谊”、“巴铁”、“友谊比山高比海深”等称呼赞誉，但又是一个伊斯兰极端主义问题严重的国家，2012、2013两年，巴基斯坦暴恐活动死亡11590人，其中平民6008人，军警1408人，武装分子4174人。[1]

自助者人恒助之。作为奉行“不干涉别国内政”原则的国家，我们希望穆斯林国家摆脱动乱、走向和平繁荣，但我们没有帮助他们摆脱动乱的义务，我们能做的只能是在他们自力初步摆脱动乱之后，通过平等互利的经贸合作为他们实现持续的和平繁荣创造尽可能良好的环境、夯实基础，我们在应对风险时需要充分考虑风险收益，实现风险最小化而收益最大化。

有鉴于此，面对“一带一路”的“伊斯兰风险”，我们应对的原则应当是事前安排为主，事后措施为辅；以企业自救措施为主，政府保证、救援机制为辅；防范外敌，也要防范内奸。所谓“事前安排为主，事后措施为辅”，指的是我国在完善跨国经营政治性风险应对体系时，最重要的是通过事前的主动安排（包括合理规划布局）降低遭遇“伊斯兰风险”等政治性风险的概率，其次才是在遭遇政治性风险之后通过补偿、索赔、救援之类被动的事后措施来化解。只有这样，才能最大限度地降低我国应对跨国经营政治性风险的成本。

为了应对包括“伊斯兰风险”在内的政治性风险，我国需要适度扩大政府在海外的救援和政策性出口信用保险、海外投资保险工具覆盖面，但指望海外救援乃至武力干预、政策性出口信用保险和海外投资保险覆盖全部政治性风险是不现实的，既超出了国力的承担能力，又有激励企业的道德风险之虞。

根据以上原则，在应对一带一路伊斯兰风险时，组织华人保安公司、必要时的武力救援与干预等等直接措施固然必不可少，但都是迫不得已的最后选择，最重要的还是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

从源头上降低政治性风险的发生概率，包括合理布局一带一路规划，适度开放国内舆论报道、讨论伊斯兰风险，实施中立友好策略，采取正确的跨国经营策略。特别是适度开放国内舆论报道、讨论伊斯兰国家存在的腐败、社会动乱、暴恐横行、仇视“异教徒”等负面问题，以免误导国内民众步入险地。湖北青年只知道中巴关系友好而单人骑自行车游览暴恐横行的巴基斯坦北部，结果被抓为人质，这样的悲剧不能重演了。

加快组织海外华人商会，借助集体力量增强海外华商抵御政治性风险的能力。

完善双边投资保护机制。

完善政策性出口信用保险和海外投资保险工具。

（2016.12.13，仅代表个人意见）

《环球时报》英文版2016年12月15日刊发稿

Preventing Islamic risk on ‘Belt and Road’

By Mei Xinyu

Source：Global Times

http://www.globaltimes.cn/content/1023876.shtml；

Published: 2016/12/15

A few years ago, I predicted that for the next 10 to 20 years, economic recession will worsen and cause major social instability in emerging countries. Africa, Latin America and Middle East Islamic countries will be the prime source of this upheaval and turmoil. For nearly three years, the Ukrainian crisis, the emergence of the Islamic State, the Yemen civil war and 2016 Turkish coup attempt have proved my prediction. In the next 10 to 20 years, "Islamic risk" will be one of the world's biggest political risks.

For China's "One Belt, One Road" (OBOR) initiative, Islamic risk is also a prominent political danger. According to the broadest definition, OBOR involves 64 countries, 33 of which are Muslim countries, accounting for more than half the total.

Among the remaining 31 non-Muslim countries, 10 countries have obvious existing Muslim unrest and are at risk of terror attacks. In total, 44 countries have Islamic risk, making up 69 percent of the total number of countries along OBOR.

For example, Pakistan, China's iron-core brother, is a country with serious Islamic extremism. From 2012 to 2013, violent terrorist incidents in Pakistan caused 11,590 deaths, which included 6,008 civilians, 1,408 policemen and 4,174 militants.

As a country pursuing a policy of non-interference in the internal affairs of other countries, China has no obligations to get them out of the social upheavals. What China can do is to create a favorable environment for their peaceful development through equal trade after they walk out of turbulence. When promoting OBOR, China should fully consider risk returns, and try to maximize returns while minimizing risk.

In view of Islamic risk, China ought to give priority to pre-arrangements, supplemented by measures afterward. Chinese enterprises in Muslim countries should put self-help measures first, while making government guarantees and rescue mechanisms subsidiary. Relying on these tactics means that active arrangements are vital for reducing Islamic risk during the process of perfecting a transnational operation political risk-response system. Only in this way can China minimize the cost of political risks in transnational management.

In addition, the Chinese government should modestly promote overseas aid, and expand policy-oriented export credit insurance and overseas investment insurance. However, expecting the aid to eliminate all political risks is unrealistic, which is beyond the affordability of Chinese national strength and may lead to moral hazard for enterprises.

According to the above principles, China can take measures such as organizing Chinese security companies, and carrying out rescues and intervention when necessary. Nevertheless, what China should do most is as follows.

The probability of political risks should be reduced by appropriately arranging OBOR, moderately relaxing restrictions on media reports, discussing Islamic risk, implementing neutral and friendly policies, and taking appropriate international operations strategies.

Especially, a more open media environment and more discussions about corruption problems, social unrest, rampant violence and other negative issues in Islamic countries can prevent Chinese people from entering dangerous places.

Moreover, it is advised to speed up the organization of overseas Chinese chambers of commerce, so as to strengthen overseas merchants' ability to resist political risks. In addition, China should improve bilateral investment-protection mechanisms and upgrade policy-oriented export credit insurance and foreign investment insurance.

9月8日《环球时报》刊登苗绿文章《可引进更多菲佣缓解“保姆荒”》，主张引进外籍家政服务人员，这种主张绝不可行。从国民经济全局来看，此文将菲佣称为“高端技术劳工”堪称不可思议，更重要的是，这种主张完全无视跨境人口流动中潜藏的对社会治安乃至国家政治统一的巨大冲击。在这方面，古今中外都不乏惨痛教训，香港外佣居港权之争、欧美移民危机以及由此引发的反精英和反全球化浪潮更给我们敲响了警钟。

在写作、修订历时7年方才正式刊发的《当前我国跨境人口流动的风险与挑战》（《学术前沿》2014年8月下）一文中，我分析了多民族混居格局下摩擦与升级风险较高的机制，整理了国内外历史上一系列外国移民“鸠占鹊巢”的案例，分析了国际经贸、社会福利、意识形态误区导致外来移民冲击风险显著上升的机制，不少分析已为2015年欧洲难民危机及其后续发展所验证，也正是欧洲难民危机使得这篇论文读者猛增。我们必须正视冷峻的历史、现实和客观规律，而不是用温情的想象蒙蔽自己的双眼。

在不妨碍社会成员之间平等顺畅交流沟通、当地主流社会能牢固保持社会规范共识与既定政治权威的前提下，一定程度的多民族混居将通过与外界建立更为广泛的联系而有利于发挥该国、该城市的经济活力；但在上述前提动摇的情况下，多民族混居格局将对该国/城市社会治安形成额外压力。这不仅仅是因为多民族混居将从各方面提高行政和执法机构的管理成本，语言文字和文化传统等方面的壁垒甚至会妨碍执法机构及时掌握了解治安动向，更因为与单一民族聚居或单一民族占压倒多数聚居相比，在多民族混居状态下，居民相互摩擦和激化的几率天然较高。不仅语言不同容易造成误解，宗教和风俗不同可能产生摩擦，而且单一民族聚居情况下个体之间的摩擦此时也容易上升到群体冲突、乃至民族冲突的层次，正常状态下的社会道德和行为规范此时都会沦为政治站队的牺牲品，承担维护秩序职责的强力部门、执法机构也常常备受掣肘。看看北爱尔兰、黎巴嫩、印度、斯里兰卡、科索沃等多民族多宗教混居地区冲突频发，任何本来无足轻重的小事都有可能引发暴乱，看看美欧已经出现的一定程度的“巴尔干化”趋势，便不难理解这一点。在极端情况下，这种冲突甚至有可能进而转为对分疆裂土的诉求。古今中外，概莫能外。

须知，在国际经贸发展中，境外迁入民族倘若散居或人数不多，便不至于对迁入国的政府权威和政治统一构成挑战；但倘若人数众多，甚至在足够广大的地域上形成相对独立的聚居社会，便有可能对迁入国的政府权威和政治统一形成隐患，直至发展成为公开的挑战。外来移民对欧洲社会的挑战已为世人熟知，“欧拉伯”、“欧罗巴斯坦”、“伦敦斯坦”……已经成为大众媒体上流行的词汇；而在中国历史上，随国际贸易迁入民族武力挑战或背叛中国政府的案例也不止一端，其中唐代广州大食（阿拉伯）和波斯人武装作乱、宋元泉州阿拉伯-波斯社团背叛、清代新疆浩罕商人屡次作乱三大案例最为典型，以至于安史之乱时期广州曾被阿拉伯和波斯商人趁火打劫占领洗劫，尤其是宋元之际因国际贸易发展而聚居泉州的阿拉伯-波斯社团及其头面人物蒲寿庚

家族，其背叛行径性质最为严重：起初背叛宋朝屠杀泉州城内宋宗室、士大夫和淮军士兵数万人降元，后来在元末企图割据泉州自立，发动持续十年之久的亦思巴奚叛乱，泉州人民备受荼毒，生灵涂炭，曾经的世界第一大港口都会彻底没落。在今天，迁入民族对中国社会治安与政治经济环境的潜在冲击也已经不容忽视，以后还会更加显著。倘若按照苗绿文章主张操作，结果将是外来移民集中于我国腹心地带，进一步大幅度放大其潜在风险。

不仅如此，成规模引进菲佣还将显著激化我国国内阶层矛盾，引爆大多数国民对所谓“精英”阶层、特别是“西化”精英阶层的反感，加剧社会离心。因为引进菲佣满足的基本上是精英阶层、特别是西化精英阶层的生活需求，而外来移民在社会治安等方面造成的冲击、负担则基本上由占人口八成左右的社会中层承担，这样一来，他们会怎样想？会怎样看待赋予、保护精英阶层当前地位的体制？

看看当前西方世界反精英、反体制情绪和美国大选中的“特朗普现象”，不难看到，正是难民危机等跨境人口流动问题引爆了发达国家传统中产阶层的反精英情绪，“反全球化”也是这种反精英情绪的一个侧面。一方面是因为跨境人口流动冲击本身就是全球化进程带来的始料未及的副作用，而且潜藏着对欧美发达国家社会、文化传统的颠覆性冲击；另一方面是因为难民危机、非法移民问题最充分地暴露了精英阶层无视、甚至出卖本国多数民众切身利益而换取自身“政治正确”利益的问题，因此最能引爆社会民众的愤怒。毕竟，安置难民的财政成本绝大部分由传统中产阶层承担，难民犯罪的受害者基本上也都是普通民众，精英阶层感受不到这种风险，也无视美国退伍老兵所得社会福利不如非法移民之类现象是何等不公、何等颠覆一个正常社会

立国之基，却能够通过慷国家之慨来显示自己的“政治正确”，从中牟取政治利益、乃至直接的经济利益。

我们奉行开放经济，但任何事物都是一分为二的，开放经济绝无可能例外，国际人口流动对社会治安压力和对国家政治统一的潜在与现实冲击就是其不容忽视的副作用之一。而且，包容本身不是目的，只是手段，实现自身的发展壮大才是包容的目标，我们任何时候都不要忘记这一点。“不谋万世者不足以谋一时，不谋全局者不足以谋一域”；对国家民族前途命运负责任的决策者、倡导者决不可只顾眼前，不顾日后。

（2016.9.9，仅代表个人意见）

观察者网：【梅新育：引进菲佣缓解“保姆荒”？看看欧洲的危机吧!】
链接：http://www.guancha.cn/MeiXinYu/2016_09_18_374626.shtml；

9月8日《环球时报》刊登苗绿文章《可引进更多菲佣缓解“保姆荒”》，主张引进外籍家政服务人员，这种主张绝不可行。从国民经济全局来看，此文将菲佣称为“高端技术劳工”堪称不可思议，更重要的是，这种主张完全无视跨境人口流动中潜藏的对社会治安乃至国家政治统一的巨大冲击。在这方面，古今中外都不乏惨痛教训，香港外佣居港权之争、欧美移民危机以及由此引发的反精英和反全球化浪潮更给我们敲响了警钟。

在写作、修订历时7年方才正式刊发的《当前我国跨境人口流动的风险与挑战》（《学术前沿》2014年8月下）一文中，我分析了多民族混居格局下摩擦与升级风险较高的机制，整理了国内外历史上一系列外国移民“鸠占鹊巢”的案例，分析了国际经贸、社会福利、意识形态误区导致外来移民冲击风险显著上升的机制，不少分析已为2015年欧洲难民危机及其后续发展所验证，也正是欧洲难民危机使得这篇论文读者猛增。我们必须正视冷峻的历史、现实和客观规律，而不是用温情的想象蒙蔽自己的双眼。

在不妨碍社会成员之间平等顺畅交流沟通、当地主流社会能牢固保持社会规范共识与既定政治权威的前提下，一定程度的多民族混居将通过与外界建立更为广泛的联系而有利于发挥该国、该城市的经济活力；但在上述前提动摇的情况下，多民族混居格局将对该国/城市社会治安形成额外压力。这不仅仅是因为多民族混居将从各方面提高行政和执法机构的管理成本，语言文字和文化传统等方面的壁垒甚至会妨碍执法机构及时掌握了解治安动向，更因为与单一民族聚居或单一民族占压倒多数聚居相比，在多民族混居状态下，居民相互摩擦和激化的几率天然较高。不仅语言不同容易造成误解，宗教和风俗不同可能产生摩擦，而且单一民族聚居情况下个体之间的摩擦此时也容易上升到群体冲突、乃至民族冲突的层次，正常状态下的社会道德和行为规范此时都会沦为政治站队的牺牲品，承担维护秩序职责的强力部门、执法机构也常常备受掣肘。看看北爱尔兰、黎巴嫩、印度、斯里兰卡、科索沃等多民族多宗教混居地区冲突频发，任何本来无足轻重的小事都有可能引发暴乱，看看美欧已经出现的一定程度的“巴尔干化”趋势，便不难理解这一点。在极端情况下，这种冲突甚至有可能进而转为对分疆裂土的诉求。古今中外，概莫能外。

须知，在国际经贸发展中，境外迁入民族倘若散居或人数不多，便不至于对迁入国的政府权威和政治统一构成挑战；但倘若人数众多，甚至在足够广大的地域上形成相对独立的聚居社会，便有可能对迁入国的政府权威和政治统一形成隐患，直至发展成为公开的挑战。外来移民对欧洲社会的挑战已为世人熟知，“欧拉伯”、“欧罗巴斯坦”、“伦敦斯坦”……已经成为大众媒体上流行的词汇；而在中国历史上，随国际贸易迁入民族武力挑战或背叛中国政府的案例也不止一端，其中唐代广州大食（阿拉伯）和波斯人武装作乱、宋元泉州阿拉伯-波斯社团背叛、清代新疆浩罕商人屡次作乱三大案例最为典型，以至于安史之乱时期广州曾被阿拉伯和波斯商人趁火打劫占领洗劫，尤其是宋元之际因国际贸易发展而聚居泉州的阿拉伯-波斯社团及其头面人物蒲寿庚家族，其背叛行径性质最为严重：起初背叛宋朝屠杀泉州城内宋宗室、士大夫和淮军士兵数万人降元，后来在元末企图割据泉州自立，发动持续十年之久的亦思巴奚叛乱，泉州人民备受荼毒，生灵涂炭，曾经的世界第一大港口都会彻底没落。在今天，迁入民族对中国社会治安与政治经济环境的潜在冲击也已经不容忽视，以后还会更加显著。倘若按照苗绿文章主张操作，结果将是外来移民集中于我国腹心地带，进一步大幅度放大其潜在风险。

不仅如此，成规模引进菲佣还将显著激化我国国内阶层矛盾，引爆大多数国民对所谓“精英”阶层、特别是“西化”精英阶层的反感，加剧社会离心。因为引进菲佣满足的基本上是精英阶层、特别是西化精英阶层的生活需求，而外来移民在社会治安等方面造成的冲击、负担则基本上由占人口八成左右的社会中层承担，这样一来，他们会怎样想？会怎样看待赋予、保护精英阶层当前地位的体制？

看看当前西方世界反精英、反体制情绪和美国大选中的“特朗普现象”，不难看到，正是难民危机等跨境人口流动问题引爆了发达国家传统中产阶层的反精英情绪，“反全球化”也是这种反精英情绪的一个侧面。一方面是因为跨境人口流动冲击本身就是全球化进程带来的始料未及的副作用，而且潜藏着对欧美发达国家社会、文化传统的颠覆性冲击；另一方面是因为难民危机、非法移民问题最充分地暴露了精英阶层无视、甚至出卖本国多数民众切身利益而换取自身“政治正确”利益的问题，因此最能引爆社会民众的愤怒。毕竟，安置难民的财政成本绝大部分由传统中产阶层承担，难民犯罪的受害者基本上也都是普通民众，精英阶层感受不到这种风险，也无视美国退伍老兵所得社会福利不如非法移民之类现象是何等不公、何等颠覆一个正常社会立国之基，却能够通过慷国家之慨来显示自己的“政治正确”，从中牟取政治利益、乃至直接的经济利益。

我们奉行开放经济，但任何事物都是一分为二的，开放经济绝无可能例外，国际人口流动对社会治安压力和对国家政治统一的潜在与现实冲击就是其不容忽视的副作用之一。而且，包容本身不是目的，只是手段，实现自身的发展壮大才是包容的目标，我们任何时候都不要忘记这一点。“不谋万世者不足以谋一时，不谋全局者不足以谋一域”；对国家民族前途命运负责任的决策者、倡导者决不可只顾眼前，不顾日后。

（2016.9.9，仅代表个人意见）

“9月7日，记者从沙湖旅游区获悉，9月10日至17日期间，国家5A级景区、中国十大魅力湿地——宁夏沙湖针对不同人群推出多项惠民政策。

9月10日至17日期间，凡持本人教师资格证可免购门票。9月10日至17日期间，全国穆斯林同胞（包括：回族、维吾尔族、哈萨克族、乌孜别克族、塔吉克族、塔塔尔族、柯尔克孜族、撒拉族、东乡族、保安族等穆斯林少数民族）凭本人有效身份证件，可享门票全免的优惠政策。除此之外，自9月1日起，快艇鸟岛专线执行优惠价160元/人；快艇直线和摇橹船鸟岛专线均执行优惠价110元/人。宁夏人继续执行门票半价的优惠政策。”

报道链接：http://www.nxnews.net/yc/jrww/201609/t20160907_4125638.html。

面对把如此赤裸裸民族、宗教歧视措施当作正面来宣传的报道，不平则鸣，质问宁夏地方政府和相关管理机构：

上述报道是真是假？

教师免票，可以理解；穆斯林免票，什么意思？

《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四条明文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各民族一律平等”，“禁止对任何民族的歧视和压迫”，当地主管部门和干部头脑中还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人人平等的概念吗？

从《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哪个条款、从哪条国法能找出“穆斯林优惠”的依据？沙湖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还是在沙特王国？

你们是把自己当成中国公民还是中国征服者？

各界投资者，各界专业人才，就凭诸如此类的奇葩规定，你们相信这个地方能保护你们的合法权益吗？能给你们提供发展的空间吗？

有人说穆斯林优惠是因为这个那个节日，好，我问几句：

春节、元宵、端午、中秋、清明、重阳节日期间是否汉族人免票穆斯林不免票？

盂兰盆节、释迦牟尼成道日、释迦牟尼涅槃日、观音菩萨圣诞日期间是否佛教徒免票其他人不免票？

玉皇上帝圣诞、东华帝君圣诞节日期间是否道教徒免票其他人不免票？

复活节、受难节、圣诞节期间是否基督徒免票其他人不免票？

……

如此赤裸裸地歧视占当地65%人口的汉族、占全国98%的非穆斯林，如此明目张胆地对抗今年宗教工作会议精神，居然还把这当正面宣传，你们想干什么？你们的价值观怎么回事？

那些干部、管理机构头脑里面有没有中国法律？究竟是更认同中国还是更认同外来宗教？

从两会到现在几个月了？还意识不到你们已经成了全国民间舆论关注焦点？

宗教工作会议才闭幕几天，是口头说说还是真正落实？

永宁食堂全清真风波才过去几天，就一点教训都没汲取？

总书记视察宁夏时的嘱托，就当耳边风？

……

少吹什么“宗教和顺民族团结”，在超过一代人的时间里歧视经济文化水平更高的大多数而优惠少数，这不是团结；经济文化水平更高的大多数人敢怒不敢言，这不是团结；经济文化水平更高的大多数受到全方位歧视，这不是进步而是消灭进步。请正视现实，睁眼看看你们那里65%人口的愤怒，听听他们和全国上下对你们中考、高考、公务员考试等加分政策“丧尽天良”的评语，反躬自问你们那些做法践踏了多少法律和道义底线。你们尽可以手法娴熟地给批评者扣上这样那样的帽子，给他们找茬修理，可以理直气壮指责这篇文章标题“质问宁夏景区穆斯林免票”是“以偏概全”，理由是优惠“仅仅”存在于节日期间，……但这样下去只会让你们加速沦为众矢之的。最终结果会是什么？

请摆正位置：

宁夏是秦汉故土，是中国人民的宁夏，是全体宁夏居民的宁夏，绝不是什么“中国穆斯林省”。

宁夏政府是中国地方政府，不是阿拉伯的代理。

宁夏政府是宁夏全体居民的政府，不是宁夏回民的政府，也不是全中国回民、全国穆斯林的政府。

中国是单一制国家，不是联邦制国家，更不是邦联。

中国过去、现在、未来永远是一个世俗国家；从儒家学说到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一以贯之的共同特征都是无神论。中国官方意识形态中永远没有伊斯兰教的位置，中国没有一寸土地是真主的应许之地。宁夏政府作为中国政府体系组成部分，以无神论而非伊斯兰教为官方意识形态。

中国宪法的根本原则是平等权利，而不是特权。

每时每事尊重客观经济规律和国家法律法规，不要每时每事琢磨攫取分外特权优惠。

遇事站到守法良民一边，不要自命代表违法刁民。

树立正确的价值观，把落后无知当作激励自己自我奋斗勤奋学习努力工作的动力，而不是当作无休止索取非分优惠特权的借口。

……

时刻铭记这些根本原则，才能避免犯下颠覆性错误。

珍惜自己还享有的一点信任的残余，不要等到全社会的信任都彻底丧失之后，才知道自己的这份损失有多么惨痛和无法挽回。

宁夏地方政府和相关管理机构，让我们共勉，让我们坚持批评与自我批评；请从点点滴滴做起，落实“两学一做”——学习共产党党章党规，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做合格党员。记住自己是中国共产党党员，不是阿拉伯执政党党员，不是伊斯兰党党员。

我们都有自己的生活与专业工作，本来没有兴趣分心关注这些，就连穆斯林沙湖免票这件事，也是老同学聚会结束后回来看到别人愤怒转发的消息方才得知。关注这些给我们带不来一分钱收入，给我们带不来晋升提拔，我们由此享受到的只是数年如一日的无底线侮辱叫骂、暴力围攻、斩首威胁，以及其它各类麻烦。但意识到那些危险趋势可能彻底颠覆中国国体，可能颠覆我们的生活，我们不能不起来履行中国国民保卫中国国体的义务，不能不起来保护我们的生活。愿与诸君共勉。

我们可做的不仅仅是转发，还包括但并不限于：

向宁夏当地政府和相关部门提出批评，要相信他们中存在健康力量，健康、甚至尖锐的批评有助于宁夏地方党组织和政府改进；

向中央部门反映；

向自己熟悉的领导、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反映；

媒体发声；

……

我们做这一切的基础是因为我们热爱珍视我们的世俗国家，因此，我们做这些时要坚守爱国、守法两大原则，尤其不能向外部势力求助。

就这件事对宁夏地方政府和相关管理机构的批评主要就是这些了，但批评只是手段而非目的；期待李建华书记能以此为突破口，深刻改变宁夏地方干部群众中存在的错误思想观念，带领他们摆脱思想误区，摆脱落后观念的桎梏干扰，全面审核、废除所有违背中国国体和平等原则的地方法规，全方位重塑中国认同，为宁夏长治久安清除隐患，为宁夏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扫除障碍。永宁县回民仅占总人口18%，其政府官微就仅仅宣扬该县“回风浓郁”，……诸如此类的荒唐现象不应该继续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五条规定，“一切法律、行政法规和地方性法规都不得同宪法相抵触”，让我们支持李建华书记在宁夏拨乱反正。

（2016.9.8，仅代表个人意见）

http://hk.hkcd.com/content/2016-05/26/content_3560433.htm

。这是原稿）

近年来，社会上广泛流传发达地区“占用优质教育资源”与“占用优质医疗资源”的说法，并由此得出一系列政策主张。但只要稍稍深入思考一二，就能发现这种说法是荒谬的，后果是负面的。

上述说法之荒谬，首先在于这种说法完全忽视了医生和教师们的人格尊严，忽视了他们追求更好生活、更大事业发展的权利，隐含地将教师和医生视为有义务而无人格、无权利、可以任意划来拨去的物品。须知，与其他人一样，其它条件相同，优秀教师、优秀医生也向往去发达地区就业、生活，赢得更好的生活条件和更大的事业发展前途。这是他们的天赋人权，他们的技能也让他们更容易在发达地区开放的竞争中立足。同时，教师职业的成就在于“揽天下之英才而教之”，其它条件相同，优秀教师、有发展潜力的教师更乐意去学生自觉好学、社会尊师重教之地。在数十年乃至数百上千年各地区开放竞争的环境里，能够成功培养起、聚集来更多优秀教师和优秀医生的地方，必定是能够为优秀教师、医生提供更好生活条件、更大事业发展前景、更高社会尊重的地方。古语有云：“读书人不为良相，便为良医”；中国传统民居通常在中堂供奉“天地君亲师”牌位；千百年间发展形成的格言民俗为什么要如此尊崇教师、医生这两项职业，值得我们深思。

如果真的想向人民提供更好教育和医疗服务，应该做的是给予安心钻研业务的优秀教师、医生实实在在的更好生活待遇和更多社会尊重，为他们的技能、劳动支付像样的、合理的报酬，而不是企图低价乃至无偿占有教师、医生的劳动，不是把教师、医生当作只有为别人干活义务而没有权利的牛马、机器，更不是把他们当成可以任意打骂、凌辱、杀害的奴隶。同样的道理也适用于其它社会公共管理服务人员。我们已经看到，这些年来社会上一再发生过度偏袒患者的“维权”事件，结果造成了一系列袭击医护人员的恶性事件，致使高考招生时众多医科院校和专业门可罗雀，不得不降格以求；我们目前享有的医疗服务在全世界堪称质优价廉，却面临数年后因人才青黄不接而断层的风险；我们的公共服务质量也完全有可能在未来显著衰退，原因是目前对公务员的舆论环境过度苛刻。

不仅如此，医疗和教育资源并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而主要是由地方财政和本地居民投入而形成的；因此，就绝大多数拥有优质教育资源和医疗资源的地方而言，是这些地方的人民为全国全社会创造了丰富、优质的医疗教育资源，使得其它地方的人民也能通过合适渠道分享，而不是他们从现成资源中不劳而获抢占了一大块。在2014年一般公共预算支出中，教育支出总额23041.71亿元，其中中央财政支出1253.62亿元，仅占5.4%；医疗卫生与计划生育支出总额10176.81亿元，其中中央财政支出90.25亿元，占比0.89%。[①]在中小学基础教育中，公共财政投入更基本上全部属于地方财政支出。再加上文教医疗发达地区居民家庭普遍对教育等投入不惜血本，这些地方本地投入占比就更高了。作为中国人，我感谢江浙长三角地区千百年来为中国培养了灿若群星的大批杰出文化科技人才，感谢那里为国家培养了最多的“两弹元勋”，极大地推动了中华文化的发展、保卫了国家；感谢湖南为中国近现代史培养了一大批出类拔萃的名将和领袖；我不可能责怪长三角和湖南抢占了我家乡湖北可以分肥的“优质教育资源”，那样做只不过是无耻。

当然，有人可能会提到中央财政投入；但别忘了，中央财政收入主要贡献源泉也是发达地区。而且，从效率角度来看，教育（特别是基础教育和职业教育）、医疗事务本来就应该由地方主管和投入。我们应当激励各个地方努力培育优质教育和医疗资源，从而增加全社会优质教育资源和医疗资源供给；而不是相反激励他们滋长企图分肥坐享其成的道德风险，导致优质教育和医疗资源因“三个和尚没水喝”而不断萎缩。

最重要的是，基础教育要培养的最重要的素质是自我奋斗的吃苦精神，有限的高等教育资源要投向选拔出来的这类人；而培养吃苦精神并不需要依靠经济发达地区投入，经济贫困落后地区的人们一样可以拥有这种精神，甚至可能更多。我在武汉读中学时，学校接收的外省学生南起广东，北至黑龙江齐齐哈尔，东起上海，西至甘肃，其中广东、上海、北京经济比湖北发达得多；武汉本地的中学生则有很多被家长送到黄冈、天门、沔阳等地的县中学乃至乡镇中学就读。之所以如此，主要就是家长们希望让子弟接受湖北和下面县、镇学生吃苦精神的熏陶，最后能考上大学，考个好大学。诸如此类的情况这么多，一味要求高考按地区、按民族大幅度降分录取，又有什么说服力呢？

说起来，我这个湖北佬很感谢唐朝考官，没有制造任何理由给荆湖地区举子提供加分优惠，直到唐宣宗大中四年（850年），两湖地区才考中了第一位进士，离隋炀帝大业三年（607年）开进士科已经过去243年，因此诞生了成语“破天荒”。两湖人民正是靠着没有加分优惠自我奋斗，到近代才改变了中国历史，当代才连续多年高考分数线全国冠军，湖北才成为向社会贡献合格工程师最多的省份之一。如果当年唐朝考官给我们加分优惠，我们湖北现在肯定还是经济文化落后地区。

感谢唐朝考官！

（2016.5.24，仅代表个人意见）

[①]国家统计局：《中国统计年鉴-2015》，第216页，中国统计出版社，2015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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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9年以前的中华民国时期，中国全国人口平均寿命大致为35岁左右，是当时世界平均寿命最低的国家之一；婴儿死亡率约在200‰—250‰左右，人口死亡率约为25‰—33‰，高时超过40‰，1949年当年人口死亡率仍高达20‰；营养不良、吸毒等陋习成风，使得20—40岁成年人平均体重只有52公斤，平均身高161.5厘米，残愚痴呆者占总人口的2%左右，个别地区高达4.3%。所谓“东亚病夫”既是指晚清以来的中国国势，也是指中国国民身体健康情况，……这一切使得新中国刚刚建立时国内人口结构非常年轻，但当时几乎没有人把由于上述原因而造成的年轻人口结构当成什么“红利”，而是视为负担，乃至祸乱之源。

只是在新中国成立后，人民健康水平显著提高，国内人口死亡率迅速下降，1952年下降到17‰，1957年进一步下降到10.8‰，人口平均预期寿命1957年达到57岁，1981年上升到68岁，改革开放时期的中国才有“人口红利”可用。在《印度：经济发展与社会机会》一书中，阿玛蒂亚·森明确指出，中国在改革前的农村赤脚医生制度发挥了强大的作用，使得中国预期寿命远远高于印度；并特别说明，中国在改革后取得的重大成就，是因为改革前毛泽东时代直接而有价值的投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