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图书馆推出市民数字阅读推广计划

大量“免费午餐”等待市民享用

在刚刚过去的春节假期，全年无休的上海图书馆成为沪上读书人畅游书海的好地方。相比传统的阅读方式，“电子书”成为了许多人的新宠。值得关注的是，这些电子书阅读终端都是免费提供，还可以带回家，这无疑大大方便了读者。然而，在上海图书馆副馆长周德明的眼中，数字阅读的优势还没有完全发挥出来，大量的“免费午餐”在等待着市民享用。

新技术环境下的阅读体验

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电子阅读器正逐渐进入普通百姓的日常生活。但对于大多数人来说，购买电子阅读器都要考虑价格和内容两个因素：一方面，电子阅读器的价格跌幅比较快；另一方面，优质的电子书资源有限。

2011年12月，上海图书馆推出“上海市民数字阅读推广计划”，只需办理一张上海图书馆的读者外借证，就可以免费借阅包括汉王N618在内的多款电子阅读器，并可以通过两种方式获取上海图书馆馆藏的电子书资源：使用电子阅览器，通过Wi-Fi无线登录上海图书馆网站借阅馆藏电子书；使用电脑登录上海图书馆网站，将电子书下载到电子阅览器。这些电子阅读器仅相当于一本传统图书的大小，甚至重量更轻些，然而它们却能够下载和储存数千种电子读物，供“主人”随时随地移动阅读。其借阅周期则与一般的普通图书相同，第一次借阅的时间为28天，可续借一次。

其实，早在2009年2月，上海图书馆就推出了100台电子阅读器外借体验服务，成为全国首家提供此类服务的公共图书馆，并通过网站对外招募了100名电子图书阅读器试用读者。从那时开始，上海图书馆电子阅读器外借服务的发展就进入了快速通道。从最初的一种手持式电子书阅读器，发展到现在拥有多种型号、多种服务功能的电子阅读器，新技术环境下的阅读设备为读者提供了更出色的阅读体验。

虽然目前知道这项服务的读者并不多，但是上海图书馆供外借的电子阅读器仍处于满负荷的运行状态。除了电子阅读器内存储的上千本书籍，读者还能在上图的数据库内下载电子读物。一旦超过借阅期限，这些电子读物就会自动“归还”。

全方位的数字服务空间

“上海图书馆现在可以提供100万种电子图书、1万种电子期刊以及近千种电子报纸，但是读者对于这些电子书的使用却没有达到我的期望”，周馆长说，“上海图书馆推出的数字阅读推广计划实际上包括了市民数字阅读网站、微博矩阵、阅读终端体验和外借服务、手机图书馆、网上联合知识导航站等，可以说是一个全方位的数字服务空间。”

持有上海图书馆读者证的读者，可以享受到电子图书、电子期刊、电子报纸、参考工具、特色馆藏五大类的数字资源，其中包括了学术研究、休闲阅读、自学培训、引经据典、溯源寻根、遨游乐海等各类中外文优质数据库资源。对于一般用户来说，只需登录上海图书馆的官方网站，进入“上海市民数字阅读”栏目，并输入读者卡号和身份证号码，就可以享受到相应的服务。远程读者如果在使用时发现问题，只需登录上海图书馆网站进入“参考咨询”栏目进行咨询，相关工作人员就会在24小时之内进行答复。

目前，上海图书馆正在利用多种手段升级新技术、新载体服务。比如开通了3个微博账号，为读者及时提供展览和讲座信息，希望以此吸引更多“粉丝”；网上联合知识导航站主要回答读者在查找和利用信息资源时遇到的问题，如读者咨询“哪些资料可以查到中国早期共产党人赴法勤工俭学的情况”，导航站就会推荐相关的书籍，并提供索书号。

“现在许多人遇到问题就会马上上网搜索，虽然这些搜索引擎会有数以万计的链接，但很多都是没有参考价值的。”周德明说：“我们的市民数字阅读推广计划，就是希望通过上海图书馆的公共服务资源，免费为广大的市民服务，提供最为准确的信息，真正体现公共图书馆的价值。”

推进数字阅读的发展

数字化时代，阅读革命悄然来临，手机、电脑和电子阅读器的“三屏”阅读越来越受到年轻人的追捧。上海图书馆顺应这一变化，自2007年9月推出“e卡通”服务，利用远程访问技术，读者就可使用包括电子图书、电子期刊、电子报纸、视频音乐、在线学习在内的大量数据库资源。

而如今，上海市中心图书馆“一卡通”也已实现了市、区（县）、街（镇）全覆盖。每一位拥有“一卡通”的读者，都可以异地借书还书，就近方便地分享图书馆资源，市民期盼已久的“一卡在手，全市通行”已成为现实。此外，中心图书馆的联合书目查询系统囊括了258个图书服务点的藏书信息，想知道一本书有几本复本，分布在哪些图书馆，通过查询系统就能一目了然。另外，持有上图参考外借证的读者可以通过中心图书馆系统中的“网上委托借书服务”，享受就近便利的服务。这项服务24小时接受读者委托，读者在完成了“网上查书、网上选书、网上委托”一系列服务流程后，在2至3个工作日内，就能在自己指定的图书馆取到委托借阅的图书。

据介绍，在不久的将来，上海图书馆还有望推出“U盘图书馆”。与以往的图书借阅相比，“U盘图书馆”适用于那些对于整本图书中的精彩部分感兴趣的读者，可以将这些内容存入U盘之后，带回家细细阅读，即实现按篇或按章节外借数字资源。

“公共图书馆的最大作用，就是要让广大公众能够最大程度地公平享受图书资源，而读者通过数字和网络技术，无疑可以享受和体验上海图书馆资源服务到家的便利和快捷。”周德明表示：“我们希望广大市民能够将自己在数字阅读方面的体验告诉我们，上海图书馆也将根据市民的需求，通过新技术体验中心与广大厂商合作，共同推进数字阅读技术的发展，造福广大的读者。”

来源：http://epaper.ccdy.cn/html/2012-02/13/content_66290.htm

座谈交流

合影留念
 

    2012年2月12日，国家图书馆副馆长、国家古籍保护中心办公室主任张志清，国家古籍保护中心办公室主任助理王红蕾博士一行到河南省嵩山少林寺进行了参观。

    在少林寺方丈永信法师的陪同下，张志清副馆长一行参观了山门、天王殿、大雄宝殿、藏经阁、西方圣人殿等庙宇建筑。参观期间，张志清副馆长对少林寺的壁画和碑刻表现出浓厚的兴趣，并与永信法师就少林寺文物保护方面的问题进行了深入地探讨。

    在参观少林寺藏经阁时，张志清副馆长对少林寺藏经阁申报“全国古籍重点保护单位”一事给予了高度评价，认为少林寺的这种做法在全国佛教界起到了带头作用，对全社会重视古籍保护和文物保护具有示范性效应，对佛教界以及中国传统文化的传承将产生积极意义。

    随后，张志清副馆长来到少林寺新近建成的少林寺藏经阁（图书馆），参观了图书馆的流通书库、古籍室、阅览室。在古籍室，张志清副馆长对少林寺专门投入力量来加强对古籍的保护行为大为赞叹，非常高兴地对现场正在进行古籍登录全国古籍普查平台的工作人员给予指导。

    在方丈室，张志清副馆长与永信法师进行了友好的会谈，表示将对少林寺藏经阁的古籍保护工作给予大力支持，并将尽快促成少林寺藏经阁古籍目录的编纂工作。

来源:http://news.fjnet.com/jjdt/jjdtnr/201202/t20120213_190253.htm

    在天河体育东路藏着一间属于“我们”的图书馆，图书馆为非盈利性质，会定期开展书友会、观影会、粤语角等活动，与书友电影迷互动交流。图书馆现公开招募电影放映员、粤语教员等职务的志愿者，与更多人一起用自己作主的方式打造一间有“我们”风格的图书馆。

　　1.电影放映员（1～2名）

　　图书馆每周三晚上组织观影会，放映员可以挑选自己喜欢的电影、现场组织放电影、准备电影文件，与观众一同观赏并分享电影心得。

　　2.粤语角教员（1～2名）

　　图书馆每周四晚上举行粤语角，由粤语教员教街坊们大胆开口讲粤语。教员只需懂粤语，能主动与人聊天，让更多人了解粤语文化。

　　3.图书漂流组织者（1～2名）

　　图书馆定期组织图书漂流活动，让书友交换闲置的图书。组织者需策划图书交换计划，并现场组织书友换书、分享读书心得。

　　地址：天河体育东路86号204

　　联系人：令狐小涛

　　手机：15975580421

来源：http://informationtimes.dayoo.com/html/2012-02/12/content_1608582.htm###

保证新学期读者服务再上新台阶

 保证读者服务是图书馆探讨和研究的永恒课题。新学期伊始，凭借学校新一轮人事聘用和绩效工资改革的东风，图书馆对如何提高读者服务质量和促进图书馆进一步的发展做了积极有益的探讨，并提出了一系列行之有效的措施。

 首先是按需设岗。在新一轮岗位设置中，图书馆打破了传统的按工作流程设岗的方式，以读者的需要为中心来设置岗位。此次设岗，在保留原有部门的基础上，新增设了“读者服务中心”。其职责是为读者提供“一站式”服务，为读者提供馆际互借、文献传递、虚拟参考咨询等工作，读者关于图书馆资源利用、咨询甚至投诉等方面，都可以在读者服务中心得到解决。据了解，此举在全国高校图书馆中为首创。

 其次是细化业务。术业有专攻，将业务细化既保证了各项业务的正常开展，又能提高职工钻研业务的积极性和主动性，并能在业务上有所创新。如新独立出来的资源采访部，在新学期准备重点做好以下事情：1、对现有资源的利用进行统计和分析，淘汰一些利用率较低的资源，保证资源利用的效益最大化；2、进一步做好对资源供应商的服务考核工作，实行末位淘汰制；3、资源建设与国际国内高水平大学图书馆对比，并学习其好的做法。

 再次是保障服务。在“十二五”规划框架下，服务保障重点放在网上信息空间、个人图书馆建设、读者自助服务系统建设（包括引导系统、自助缴费、永磁自助借还等）以及实现按学科分类的资源介绍等等。

 最后是新的尝试。在目前图书馆行业中，业务外包已经是一个趋势。鉴于此，图书馆将依托calis服务外包示范馆的项目尝试编目外包工作。另外，根据本馆实际情况，在特藏分馆尝试“无人管理阅览室”。以上两项尝试如果成功，将会为图书馆下一步的发展提供有益的参考。

来源：http://news.hnu.cn/index.php?option=com_flexicontent&view=items&cid=67:2011-04-19-05-43-05&id=5259:2012-02-10-03-26-27

首都图书馆联盟拟年内成立

    昨天，北京市新闻出版（版权）工作会议召开。会议透露，继去年成立北京五大文化联盟之后，第六大文化联盟——首都图书馆联盟有望于今年成立。此外在“村村有书屋”的基础上，北京在2012年将新建200个社区益民书屋，并开展“工地书屋”建设试点。另据与会的国家新闻总署副署长阎晓宏透露，中国出版博物馆现已选址北京。

　　去年，在市委宣传部的领导下，由北京出版集团公司、北京发行集团等115家出版、发行企业共同发起的“五大联盟”之一、“首都出版发行联盟”正式成立。首批加入联盟的出版单位包括中国作家出版集团、中国科技出版集团、中国教育出版集团、中国作家出版集团等4大国家级出版单位和军队出版单位、北京出版集团等品牌出版社，占北京地区出版单位的17%。记者昨天从会上了解到，目前首图正牵头成立“第六大文化联盟”——首都图书馆联盟，初步计划纳入至少150家图书馆，包括24家区县图书馆，北京大学图书馆等五六十家高校图书馆，还有一些科研院所等单位图书馆。首都图书馆联盟成立后，联盟成员单位间可以实现图书互借。

　　在新闻出版工作会议上，北京市新闻出版局局长冯俊科称，2012年将尽快设立北京出版基金，加大对精品出版的扶持力度；并支持设立北京地区年度出版奖；力求依法整治那些弄虚作假、恶意炒作、误导舆论、忽悠读者的不良现象，加快形成以政府牵头、专家学者和广大读者共同参与的精品出版物第三方评估体系，为公众提供客观的、公正的图书信息和阅读指导。以多项措施，“切实改变粗放式出版模式，推动由数量规模增长向质量效益增长的转变”。

　　与此同时，北京市“读书益民”工程将得以进一步拓展。在“村村有书屋”的基础上，北京今年将补充899个农村益民书屋，使所有3975个农村益民书屋全部达到国家标准。推动益民书屋建设向社区发展，新建200个社区益民书屋。利用数字化阅读平台和网络传播渠道，推进全市农村益民书屋数字化升级。开展“工地书屋”建设试点，为农民工提供便捷、有效的公共文化服务。

　　冯俊科表示，2012年北京会积极推进《北京市出版条例》的立法修订工作。按照全市文化创意产业1+X的政策体系规划，继续推动出版、版权、印刷复制等专项行业扶持政策的制订出台，加快完善中国北京出版创意产业园专项扶持政策。并研究制订北京市《书号实名申领实施细则》、《版权声明试行办法》等规范性文件。此外，将推进全市正版示范体系建设，完成100家正版产品示范单位培育。

　　相关新闻

　　世界保护音像表演外交会议将在京举行

　　本报讯（记者　朱玲）今年6月，世界知识产权组织保护音像表演外交会议将在北京举行。这是12年来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在版权领域的首个外交大会，会上将缔结给予表演者全面保护的《保护音像表演条约》。这是新闻出版总署副署长阎晓宏昨天在北京市新闻出版工作会议上透露的。

　　据介绍，世界知识产权组织（WIPO）关于《保护音像表演条约》的讨论始于1996年，其核心为表演者声音和形象给予全面保护。经过十几年的谈判，2011年9月，WIPO成员国大会正式决定于2012年召开保护音像表演外交会议。2011年12月1日，WIPO保护音像表演外交会议筹备委员会会议一致同意于2012年6月在中国北京举办这次会议，具体由国家版权局和北京市人民政府共同承办。

　　阎晓宏称，此次会议，对提高表演者的权利保护，促进文化创意产业发展，推进国际知识产权合作，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按照惯例，世界知识产权组织的184个成员国都将派高级别代表团参加此次外交会议。

来源：http://bjyouth.ynet.com/3.1/1202/10/6772635.html

    成都市民以后借书也许不用再办多个借书卡了！记者今天从市人大代表、锦江区图书馆馆长胡玲处了解到，她将提交议案，在成都推出“大成都图书馆”的概念，这样成都市主城区市民借用图书再也不会受到区域限制。

    “成都的文化应该说是迎来了繁荣时期，到图书馆看书的市民也很积极，但是还是有一些不便。”胡玲说，成都各个区、各个社区都有图书馆，但是这些图书馆都是独立管理，有些出租房的市民行踪不定，在锦江区办理的图书卡不能在金牛区用，非常麻烦。

    所以，胡玲这次提出了“大成都图书馆”的想法，希望全成都的图书馆都能联合起来，共同管理。“这样市民凭借社保卡，或者IC卡就可以在任意地方借书，非常方便。”胡玲告诉记者，技术上实现“大图书馆”并没有难度。

    除了胡玲的建议，被誉为“白酒嫁衣之父”的许燎源先生认为，现在的文化工作者迎来了发展的春天！据了解，在政府的支持下，他所创建的“许燎源现代设计艺术博物馆”迎来了突飞猛进的发展。

    “文化不能重构，在传承中华文化的前提下，也会结合现代文化，才能诞生出具有创新性的新文化。”许燎源认为，现在这一代文化工作者应该创造有时代信息的文化，并且是具有前瞻性、引导性的新文化。

    对于西方文化对现代年轻人的“洗礼”，许燎源觉得很正常，因为文化本来就是一个相容的过程，比如中国的春节也被老外接受，龙年新春他们也参与庆典中来，还有的包饺子贴春联。“我们的文化强大了，自然会产生影响力，因为文化是由强势向弱势影响的。”

来源：http://news.chengdu.cn/content/2012-02/10/content_879467.htm?node=17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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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片说明:张乐平纪念馆新馆外景

    今年是杰出漫画家张乐平先生逝世20周年，今天上午10时30分，张乐平纪念馆新馆在他的家乡浙江省海盐县隆重开馆。张乐平先生子女、生前好友等共计200余人出席开馆仪式。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全国妇联主席陈至立和浙江省省长夏宝龙发来贺信。

　　张乐平纪念馆于1995年11月对外开放，馆名由文坛巨匠巴金先生题写，2011年年底完成迁移重建工程。新馆建筑面积达1926平方米，设有序厅、生平展厅、遗作展厅、公共展览厅、多功能厅、少年儿童活动区域、创作研讨室、接待室等。馆内收藏并陈列了张乐平原作精品、历次出版的画集、生前的照片和遗物等，用多种形式介绍张乐平投入社会和从事艺术创作的历程，并配合放映根据张乐平作品改编的电影、电视剧、动画片以及多部介绍张乐平的电视专题片，是一座集文化研究、地方文献宝库、爱国主义教育基地于一体的现代化前瞻性纪念馆。

来源：http://xmwb.news365.com.cn/wy/201202/t20120210_251855.html

龚滔 绘

    一部《外星人与UFO大揭秘》在上海图书馆系统，一年只被借阅了22次，但依然可以登录年度借阅排行榜。上海图书馆最近公布的“2011年图书借阅风云榜”引发热议。如何提高图书的借阅率，真正让公立图书馆的资源为大众服务，也是亟待解决的问题。图书馆资深专家沈恩泽老先生昨天在接受本报专访时表示，在图书获取渠道多元化的今天，图书馆要想成为引人入胜之地，必须在改善环境和提高服务方面下工夫。

　　现状：不少图书“休眠中”

　　去年，金庸的《天龙八部》在整个上海图书馆系统被借阅3349次。对于这座拥有2000多万人口和大量金庸拥趸的城市来说，这个数字显然并不算多。而《天龙八部》已经可以凭此成为去年上图的“借阅冠军”。

　　按照图书分类，“2011年图书借阅风云榜”分为24个子榜单。本报记者发现，除了“文学类”子榜单前十名图书的被借阅次数达到四位数之外，其他绝大多数子榜单上，即便第一名的借阅量也只有三位数。

　　《杨澜给女人的24堂幸福课》是畅销书，该书位列“哲学类”借阅首位，一年只借阅过383次。占据“环境科学类”子榜单头把交椅的《人类灭绝的10种可能》只借阅了171次。那本《外星人与UFO大揭秘》所在的“航空、航天类”子榜单中，绝大多数图书也都只有几十次的借阅量。

　　这份“2011年度借阅风云榜”涉及上海图书馆系统数千万种藏书中的1440种图书，以年度被借阅22次的成绩就能登陆“风云榜”，这意味着，仍有大量藏书2011年经历了“零借阅”。也就是说，很多书都在“休眠”。

　　反思：如何让图书馆引人入胜？

　　恰好是1年前的2011年2月，上海图书馆系统开始全面实行免费开放。然而本报记者在对比了2010年和2011年“图书借阅风云榜”后发现，图书馆的“零门槛”尚未带来图书借阅率的大幅度上升。其中，除了方兴未艾的网上阅读分流了一部分借阅人群的原因，一部分人群对读书兴趣的减弱，也必然地影响到了图书馆的人气。

　　在黄浦区图书馆原馆长、图书馆资深专家沈恩泽看来，借阅率不高还另有原因。“我参观过上海一些花了巨资建起来的公立图书馆，虽然外面很现代，但里面的布局仍然很传统。就拿阅览室来说，还是一张桌子六把椅子，还是长长的一排书架，找一本书要跑100多米。现在我们去饭店吃饭，开口都问‘包厢有吗’，人们需要私密空间，为什么图书馆不能弄包厢？”

　　沈老对本报记者表示，除了布局问题外，现在的公立图书馆还有一个“特色问题”。在沈恩泽担任馆长的时代，黄浦区图书馆设有一间“幽默博览室”，其中汇集了许多关于幽默的图书，这吸引大量读者，甚至连华君武、方成等著名漫画家也慕名而来。“现在很多图书馆讲究大而全，没有特色，读者不想来借阅。”

　　要想改变这一局面，沈老认为图书馆必须在改善环境和提高服务方面花大力气。“现在文化多样化，人们获得图书的渠道很多，如果图书馆不能做出一些改变，以适应日新月异的环境，那么图书馆对读者的吸引力会越来越低，图书借阅率也很难提高。”沈老对本报坦言。

来源：http://youthdaily.why.com.cn/epublish/node4/node41884/node41892/userobject7ai305643.html

    日前，文化部、财政部联合发布了《关于进一步加强公共数字文化建设的指导意见》。《意见》明确公共数字文化建设是数字化、信息化、网络化环境下文化建设的新平台、新阵地，并提出了“十二五”时期的目标任务。数字图书馆公共数字文化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目前取得了哪些进展？公共数字文化建设要达到预定目标还需克服哪些困难？就此，本报记者专访了国家图书馆馆长周和平。

    问：说到公共数字文化建设，除数字图书馆外，经常被提到的还有全国文化信息资源共享工程、公共电子阅览室、数字图书馆推广工程等。如何看待它们各自的定位和相互之间的关系？

    答：2001年，经国务院批准，在国家图书馆实施国家数字图书馆工程。国务院要求，“联合各部门和各地区有条件的图书馆参与建设，共同构建分布式的全国数字图书馆总体框架体系”。

    数字图书馆是一个庞大的体系，2001年立项后，2005年才正式实施。作为数字图书馆的早期服务形式，2002年由文化部、财政部共同组织实施了全国文化信息资源共享工程。

    经过近十年建设，全国文化信息资源共享工程形成了覆盖城乡的服务网络，积极探索了面向基层的服务模式。同时，教育系统、科技系统、党校系统和部队系统也建设了各自系统的数字图书馆，基本形成了较为完备的行业数字图书馆系统。一批省、市、县级数字图书馆，在为区域用户提供数字图书馆服务方面也做出了突出成绩。各地结合区域特点，做了许多有益的探索，形成了多元化建设的模式。目前，一个覆盖全国的数字图书馆服务体系初步形成。

    其中，共享工程在建设速度和惠及民生方面成效最为显著。但从实际需要看，也存在很多不足。包括：以面向基层服务为主，省以下县以上的城市基本没有布点；数字资源的种类和数量相对有限；还不能实现个性化服务和交互式使用等。基于这种状况，文化部今年启动了数字图书馆推广工程。主要目的之一就是升级共享工程，加快数字图书馆建设。在省以下县以上搭起平台，并与国家数字图书馆进行网络连接。在此过程中，逐步整合各个系统、各个地区的数字文化资源，建成覆盖全国、统一检索、分布保存和集成服务的数字图书馆服务网络。公共电子阅览室启动于2010年10月，是共享工程的深化，目的是为基层使用共享工程提供更好终端。

    问：我国为什么要花这么大力气推进数字图书馆建设？

    答：数字图书馆是图书馆在网络环境和数字环境下的新形态，它具有几个显著的特点：海量信息资源规模、按统一标准对资源内容有序组织、可依托多种媒体提供服务、服务平台高度共享。

    因此，世界各国都把数字图书馆建设作为国家信息基础设施的重要工程和国家级战略研究方向。美、英、法、日等国先后启动数字图书馆计划或研究项目。

    从我国国情看，数字图书馆建设有特殊意义。我国幅员辽阔，各地区发展不均衡，公共文化服务要实现广覆盖、高效率难度很大。数字图书馆的特点使它可以轻易突破物理上的障碍，不仅可以充分覆盖到各个地区，其海量的资源、便捷的服务方式也更适宜满足不同层次的文化需求。此外，与互联网相比，数字图书馆提供的信息都是有序的知识整体、是经过筛选的知识精华，对提高全民文化素养也有长远意义。

    问：迄今为止公共数字文化建设形成了哪些经验，还面临哪些主要难题？

    答：公共数字文化建设开展至今十年左右时间，已经使全国人民感受到了数字化的好处，在实际生活中发挥出重要作用。具体说来，初步形成了一个覆盖全国的服务体系、积累了相当数量的数字资源、初步确立了服务模式、技术研发也取得重大进展。

    例如，近年来针对中文信息处理的关键技术研发取得重要进展，初步形成了围绕数字资源制作、管理、组织、存储、访问、服务的技术支撑环境。国家数字图书馆经过六年的建设，已基本建成了核心软件平台；行业数字图书馆系统和区域数字图书馆系统在关键技术应用领域也取得了积极进展。这些已经形成的数字资源库，成为教育、科研、文化建设的重要保障平台，也为数字图书馆的进一步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当前建设中遇到的主要障碍是缺乏统一的标准。各系统的标准规范体系之间存在分歧，影响了统一检索和跨库操作。特别是缺乏统一规划与分工协作，一方面存在大量的重复建设现象，导致资源浪费；另一方面，一些战略性资源的建设尚存在明显空白。为此，有关部门已经着手进行标准的统一工作。预计明年年初开始，相关国家标准会陆续发布。

    问：理想的公共数字文化服务是怎样的？

    答：任何人在任何时间、任何地点，使用任何数字化设备就可以获得所需要的任何知识，这种全时空服务是公共数字文化服务的美好愿景。

    近年来数字图书馆建设重点逐步转向以用户服务为核心，开展了各具特色的针对性服务。随着新媒体的发展，我国数字图书馆的服务范围从互联网向移动通信网、广播电视网等网络平台逐步拓展，许多数字图书馆系统已经开始通过计算机、数字电视、手机、手持阅读器、平板电脑、电子触摸屏等终端推出新媒体服务。数字图书馆的用户界面越来越友好，使用越来越方便，并且开始通过少年儿童数字图书馆、残疾人数字图书馆提供特殊人群服务。但总体而言，我国数字图书馆服务的普及性和便利性都还远远不能满足人们的需要，数字图书馆服务的双向性优势还没有得到充分发挥。

    随着时代变化，公共文化服务的方式也会不断改变，将来甚至可能出现比数字化更好的服务方式。从这一点说，人们的需求和现实能够提供的文化服务之间永远存在矛盾。但有一点是肯定的，无论服务方式如何变化，公共文化服务都要融入人们的日常生活，植根于中华民族的文化传统。只有文化成为人们生活工作的一部分，触手可及、切实有用，与中华文明的基因遥相呼应，才能拥有长久的生命力，从而深入人心、代代相传。

来源：http://www.ce.cn/culture/gd/201202/10/t20120210_23060240.shtml

——兼论学术期刊改革的目标与路径

     期刊种群，其中，自然科学学术期刊已达近3000种，人文社会科学学术期刊已达2800余种。新时期我国学术事业的巨大发展，学术期刊功不可没。但是，与学术体制已发生深刻变化不同，脱胎于计划经济时代的学术期刊体制并未有实质性改变，数十年前形成的学术期刊的特点不仅一如既往，而且因期刊数量的激增被无形地放大了，体制性和结构性矛盾日益凸显，主要表现在：第一，在期刊结构方面，新增的学术期刊基本沿袭了综合性的老路，整个期刊格局仍然是以综合性为主。当综合性期刊的数量达到一定比例和量级后，学科边界不清晰和内向性特点使其根本无法拥有自己的“忠实读者”。第二，经过期刊大扩容后，以高校学报一校一刊为代表的期刊布局使学术期刊呈现更为分散而非聚合的样态，从而决定了期刊制作的高成本和低效率，并且无法形成合理的期刊体系。第三，新增的被深深打上主办单位烙印的学术期刊不仅内向性的特点依然如旧，而且高校间门户壁垒更严，期刊作为学术交流平台的作用被大大弱化。第四，尽管形成了职业编辑队伍，但编研分离和综合性期刊的编辑必须面对一个甚至几个一级学科使期刊编辑的素质下降。第五，与学术期刊数量激增相伴随的是个别期刊发行量急剧萎缩，缺乏个人订户始终是综合性期刊的问题。上述所有矛盾叠加，造成了一个致命的问题，即学者与期刊日渐疏离。

　　经过百余年一代代学人不懈努力之后，我国学术研究已告别单纯与国际接轨的幼稚时期而步入学术国际化的成熟时期，然而，学术期刊并没有跟上这一步伐，仍保留着诸多童年时代的特征，从结构到布局、从稿源到传播都与现代学术的要求大相径庭。现代学术发展除了综合研究的特征以外，更呈现出学科边界清晰的专业研究特征，与之相对应，发达国家的学术期刊在结构上，除了少量顶级的综合性期刊外，大多是专业边界清晰的专业或专题期刊；在布局上，不断向科研力量强大的名校和大型出版集团集结；在稿源上，向全世界学者开放，是名副其实的公共学术平台；在编辑队伍上，拥有十分专业的职业化编辑队伍；在发行渠道上，拥有遍及全球的发行网络。更重要的是，“每一个学术刊物的背后，都是一个空前活跃的学术社群，他们形成了一个非常专业的学术共同体……而学术刊物通常就是这些学术社群的标志，体现了他们独特的学术价值、问题意识、学科倾向和专业尺度”（许纪霖：《学术期刊的单位化、行政化和非专业化 》，《文汇报》2004年12月12日）。

　　对比一下中西学术期刊的差异，不难发现，我国学术期刊的综合性、分散性、内向性等特征与现代学术的发展已经格格不入。

　　学术期刊面临的挑战

　　如果说，学术期刊的综合性、分散性、内向性是缘于体制的结构性矛盾，那么，随着全球化时代的到来，学术期刊还面临着来自外部的种种挑战。

　　来自学术国际化的挑战。近年来，全球化浪潮席卷全世界，学术界也不例外，学术无国界的时代真正到来了。新世纪以来，我国学术国际化除了表现在方法和规则方面继续与国际接轨外，还表达了强烈的输出愿望，即要使我国的知识产品走向世界，让世界听到中国的声音。要实现这一愿望，有两个办法：一是我国的学术期刊走向世界；二是直接在国际学术期刊发表论文。然而，与国际学术期刊从形式到内容都存在巨大差异的我国学术期刊，一时还难以担当这一重任，于是，第二个办法遂成为唯一选择。

　　近年来，我国学者在国际学术期刊的发文量成倍增长，“1980年前后，中国科研人员每年发表的论文中被SCI收录的大约只有500篇。30年过去，2009年中国的SCI论文数量已经突飞猛进到11.2万篇，仅次于美国，成为世界第二”（黄永明：《中国学术期刊的尴尬与梦想》，《南方周末》2010年9月10日）。在人文社会科学领域，我国学者在SSCI和AHCI收录的国际学术期刊发表论文的数量也在迅速增长。带着国际化的迫切愿望，各名校及著名科研院所，几乎无一不将在SCI、SSCI和AHCI等国际学术榜期刊发表论文作为科研人员考核的最重要指标，这在客观上加速了优秀稿源的外流。

　　当我国学术期刊还在纠结于是否应该对外稿（非本单位作者稿件）开放的时候，国际学术期刊早已对全世界学者敞开了大门（当然有质量门槛）。上述国际学术期刊中，虽然也有少量中国期刊，但其主体是西方国家期刊。尽管许多有紧迫感的期刊试图加入这一行列，但却遭遇了自身无法克服的重重困难，首先就是这些期刊榜将综合性和内向性期刊一概拒之门外。

　　来自期刊评价的挑战。实际上，有心进入国际学术期刊榜的只是学术期刊中实力相对较强的少部分期刊，大多数期刊眼下还没有如此雄心壮志，对它们来说，更现实的挑战来自期刊评价。现行评价机制由两方面构成：其一是新闻出版行政管理部门几年一次的质量检查和期刊评级，这是一种行政管理行为，对期刊学术质量评判所占比重不大；其二是已为各学术单位普遍接受的期刊影响力评估，由专业评价机构发布，其中，影响较大的是各种“核心期刊”和“来源（数据源）期刊”排行榜。让期刊界纠结的主要是后者，因为这类排行榜直接导致了学术管理的简单化，是否榜上有名，对学术期刊来说已成为天差地别的事，马太效应十分明显。因此，本应为学术研究和学者服务的学术期刊，却把更多的心思用在了如何迎合评价机构的偏好上。但无论如何，上榜的期刊只能占期刊总数的20%左右，不能上榜则意味着好稿源基本枯竭，难逃沦为许多学者眼中“学术垃圾场”的命运。

　　排行榜给期刊带来的灾难还不仅于此。排行榜所导致对量的追逐必然冲淡对质的要求，就此引发了种种学术不端行为，而不端行为多在论文发表环节暴露，期刊也因此被卷入了舆论的漩涡。

　　来自数字化潮流的挑战。期刊数字化浪潮使学术期刊正经历着一场革命。这场肇始于传播，继而扩展至整个编辑出版流程的革命，使学术期刊抛掉了纸本载体而实现了更为迅捷的网上编辑和传播，至少在传播流程中，数字化传播已成为学术期刊的主流渠道。完成这一革命性转变的并不是学术期刊自身，而是像“中国知网”这样的大型期刊数据库网站。学术期刊以综合性为主的结构和分散的布局导致以原期刊为单位的数字化传播意义不大，而经过汇集和重新编排后更能适应读者的需求，大型期刊数据库网站做的正是这样的工作。

　　但是，期刊数据库的建库模式、标准，特别是作者著作权和期刊版权保护以及利益分配等与学术期刊密切相关规则的制定，均由数据库网站一手操作，学术期刊基本没有参与，这导致学术期刊在数字化过程中完全处于被动的局面。当由期刊数据库网站基本垄断期刊数字化传播、“读库”成为读者阅读期刊论文习以为常模式后的今天，学术期刊幡然醒悟，再想收回自己的权利，建立属于自己的数字化传播渠道时才发现，那将是一个异常艰难的过程。

　　当以综合性、分散性和内向性为特征的学术期刊遭遇来自学术国际化、评价数量化和传播数字化的挑战时，处境更是日益艰难，而自然科学期刊尤甚，每年以10万篇计的优秀稿源的流失，使得像《中国科学》和《科学通报》这样的国内顶尖学术期刊也面临着前所未有的稿源荒，更遑论一般期刊了。优稿的外流必然带来学术前沿的失守和读者的流失，这从近年来著名院校和科研机构订阅外刊和国外期刊数据库的费用成倍增长可以看得十分清楚。这对学术期刊而言是致命问题。因语言和意识形态等原因起步稍晚的人文社会科学国际化已出现了明显的路径依赖，社科类学术期刊也有着重蹈自然科学期刊覆辙的危险。如果说，学术期刊内部结构性的矛盾造成了学者与期刊的疏离，那么，来自学术国际化的挑战则使优秀学者与中国学术期刊不仅仅是疏离，而且是渐行渐远了；而不合理的学术评价和数字化主动权的失去，则使学术期刊面临在数字化时代既无自主权又无发行收入的窘境。

    学术期刊的发展趋势

　　以上分析，都是基于与国际学术期刊的比较，如果抛开这一比较，我国的学术期刊尽管可能丢失学术前沿，但并不因此而出现生存危机。原因在于，在单纯追求数量的学术评价机制下，数以百万计的专业人员为了职称和绩效，以及众多硕士、博士研究生为了学位而发表论文的“刚性”需求，使学术期刊的版面仍是稀缺资源。

　　因此，从发展趋势来看，大致可有两种前景：其一，如果一切不予改变，我国学术期刊在相当时期内生存虽不成问题，但处境尴尬，不仅在国际知名学术期刊中难觅踪影，无法争取在国际学术界的话语权，而且随着外刊的大举“入侵”，在国内学术界的话语权也岌岌可危，纵然有一些锐意进取的期刊人也难以摆脱体制的羁绊。其二，通过改革，解决困扰学术期刊发展的体制性、结构性矛盾，以切实可行的措施应对来自各方的挑战，使学术期刊发挥其应有的作用。对于第一种前景，管理部门不会答应，学术界不会答应，而学术期刊中的许多同仁也不会甘心。“一个国家有没有好的科学体系、这种科学体系是否健全，其中一个重要的标志就是有没有高水平的科学期刊。一个世界级的科学大国，会有世界级的科学期刊”（《改革中的〈中国科学〉与〈科学通报〉愿与中国科学一起成长》，《科学时报》2008年9月9日）。因此，第二种前景将是必然选择。

　　今年4月，新闻出版总署发布的《新闻出版业“十二五”时期发展规划》，勾画出了“十二五”时期学术期刊的发展蓝图：将推出“国家重点学术期刊建设工程”，“培育20种国际一流学术水平的国家重点学术期刊，培育一批有影响力的优秀学术期刊”，“建设专业学科领域内具有国际影响力的品牌学术期刊群”，以此“推动我国学术期刊整体学术水平和国际影响力的提升。”显然，《规划》的着眼点在于高端学术期刊，而绝大多数学术期刊今后的走向在很大程度上将取决于报刊体制改革的结果。改革的基本方向是明确的，那就是“进一步推动报刊业向规模化、集约化、专业化转变”。应该说，这对引导学术期刊走出困境是极有意义的，它所针对的是学术期刊综合性、分散性和内向性的问题；据此推论，改革的目标当是建立符合学术发展规律和需要的合理的学术期刊体系。

　　但是，必须看到，改革的动员是一个不容忽视的问题。因为在业界有些人看来，学术期刊的危机都是虚构的；而即使不否认存在某种危机的人，对改革的可行性也深表怀疑，毕竟，在目标与现实之间横亘着的巨大鸿沟是谁都可以看得到的。此外，业界中也不乏对改革的目标抽象肯定、具体否定的人，诸如通过论证综合性期刊的作用和我国学术期刊的传统来否定专业化转型的必要；通过论证每个学术单位都有权主办内向性学术期刊来否定规模化、集约化的必要，等等，不一而足。要驳倒这些观点并不困难，难的是改变持有如此观点的人的立场。

　　不管最终会采取怎样的办法来实现学术期刊体制的改革，有一点是无法改变的，那就是必须将改革前体制中的人纳入改革后的新体制中去。采取不同的方法，对他们也就有不同的定位。如果新的学术期刊体系以另起炉灶的方式来建构，他们就是新体系必须甩掉的包袱；如果通过整合现有的学术期刊来构建，那他们就是新体系可以倚重的对象。显然，完全采用前一种方式，改革会十分简单，但却是不现实的；而采取后一种方式，改革会非常复杂，最根本的难题是：在不抛弃现有学术期刊的前提下，通过什么样的路径来实现学术期刊的规模化、集约化和专业化，以达到构建合理期刊体系的目标？

　　从新闻出版总署报刊业发展“十二五”规划和有关领导关于学术期刊体制改革的一系列讲话中，可以看到对大型出版集团可能发挥作用的重视，这无疑是一条充满希望的路径，但走通这条路也殊为不易。与出版畅销书不同，品牌学术期刊的打造是一件费时、费力、费钱而短期内难有经济回报的事，即使有大型出版集团愿意投入，它们能容纳多少期刊加盟？分散于各地的期刊又以什么方式加盟？这些都还是值得追问的问题。因此，期刊改革可能需要多个路径。

　　今年2月，17家入选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名刊工程的综合性学报作出了具有开创意义的尝试，联合在中国知网以对纸本学报进行同步重组的方式推出了数字化“中国高校系列专业期刊”，包括《文学学报》、《历史学报》、《哲学学报》、《经济学报》等一级学科专业期刊共10种。该系列期刊的推出，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方兴未艾的“云出版”。“云出版”的诞生，意味着“聚合”--内容的聚合、平台的聚合、渠道的聚合--必将成为今后出版业最显著的特征。该专业期刊系列体现出“云出版”的诸多优势。首先，对综合性学报进行按专业同步重组是对分散资源的有序聚合；其次，体现了“云出版”共享的精髓；再次，充分利用了“云出版”通畅的传播渠道；最后，也是最重要的，是实现了期刊编辑与出版发行的分离，形成了全系列整体传播的全新模式，为打造数字化时代学术期刊品牌形象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在学术期刊体制改革已经启动的今天，这个尝试提示我们，期刊体制改革如果能与最新技术相结合，将会产生意想不到的效果。对期刊改革而言，这个尝试的最大意义在于为分散的综合性期刊的专业化转型和规模化、集约化发展找到了一条可行的路径。

　　由此可见，技术革命也可以成为解决体制问题的钥匙。学术期刊改革或许可以绕过纸本，直接从数字化重组开始，通过“云平台”来实现规模化、集约化、专业化的目标。对于近6000家学术期刊来说，这可能是一种更为可行的通往理想彼岸的路径。

　　（作者系《南京大学学报》执行主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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