卢麒元

现在的干部都受过良好的教育。他们懂科学，他们重发展。他们人人都有一套自己的科学发展观。问题是，就算是找到了科学发展观，它可以包容人生观和世界观吗？

一个拥有深厚哲学修养的人，往往能从细微之处见精神。毛泽东就是这样的伟人。毛泽东在大变革的时代，写下了三篇小文章：《为人民服务》、《纪念白求恩》、《愚公移山》。这就是年长的人们熟知的老三篇。这个老字用得好啊！这曾经是中国人精神上的三宝。毛泽东的三篇小文章，激励了无数的中国人，他们流血牺牲，他们前仆后继，他们铸造辉煌。这是毛泽东展示给世人的人生观、世界观和方法论。这是毛泽东时代的审美逻辑。当然，这也延伸为毛泽东时代的政治伦理和经济伦理。

在《为人民服务》中，毛泽东说：“人总是要死的，但死的意义有不同。中国古时候有个文学家叫做司马迁的说过：‘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为人民利益而死，就比泰山还重；替法西斯卖力，替剥削人民和压迫人民的人去死，就比鸿毛还轻。张思德同志是为人民利益而死的，他的死是比泰山还要重的。” “我们为人民而死，就是死得其所。”

在《纪念白求恩》中，毛泽东说：“我们大家要学习他毫无自私自利之心的精神。从这点出发，就可以变为大有利于人民的人。一个人能力有大小，但只要有这点精神，就是一个高尚的人，一个纯粹的人，一个有道德的人，一个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一个有益于人民的人。”

在《愚公移山》中，毛泽东说：“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

恩师于渭若先生曾经说过：“如果你打开《论语》，你可以看到老三篇；如果你打开《圣经》，你可以看到老三篇；如果你打开《古兰经》，你可以看到老三篇。老三篇显示了中国人对人类道德伦理的追求。领袖群伦的人必须具有这样的追求。”

今天的人，很难想象，《愚公移山》一文，是毛泽东在决定中国历史命运的中国共产党第七次代表大会上发表的闭幕词。这让文胆们的宏大叙述毫无颜色。这也让那些无与伦比的困难显得微不足道。这已经不仅仅是恩师所说的道德伦理的力量。这是一种高度，这是一种人生观和世界观的高度，这是一种方法论的高度。在这种高度面前，国民党的八百万大军微不足道；在这种高度面前，武装到牙齿的联合国军微不足道。

中国的改革当然有困难。再难能难得过毛泽东时代吗？当然，毛泽东有上帝帮忙。毛泽东说：“我们一定要坚持下去，一定要不断地工作，我们也会感动上帝的。这个上帝不是别人，就是全中国的人民大众。”今天的改革也需要上帝的帮助。如果脱离了人民，任你是谁也微不足道。

经历过毛泽东时代的人们，一旦接触西方工商管理学，都会情不自禁地回想毛泽东的著作。如果，剔除那些复杂的学术概念和分析框架，基本的理念并没有超越毛泽东的思想。这就是中国共产党可以有序治理世界上最庞大的国家的原因。这也是中国可以在短短六十年实现伟大复兴的原因。不要小看了毛泽东思想这座伟大的学校。试问，人类历史上，是否有一间学校，可以具有如此广大的教学规模、如此快捷的教学速度、如此高超的教学水平？培育出如此之多的优秀干部？没有！当我们关闭了这所伟大的学校，接受所谓“先进”、“科学”的西方教育的时候，当我们的干部个个都揣着一张博士文凭的时候，我们干部的水平又如何了呢？我想起了买椟还珠的故事。我们买来一堆华丽的空匣子，我们正在失去最可宝贵的东西。

当然，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有历史的局限性。这种历史的局限性不是毛泽东的问题。他已经做了他能做的一切。他没有做到的，正是我们这代人的历史责任。我们做了些什么呢？

笔者认为，发展的前提，首先是继承。

笔者认为，发展不存在科学与否的问题，更不存在某种既定的观念。历史唯物主义告诉我们，任何的观念都存在时间和空间的局限性。在广阔的历史空间里，意识形态的任何“科学”，毫无疑问都是伪科学。我们需要最适合我们在特定时间和空间的观念。而决不是被称之为“科学”的某种观念。毛泽东最伟大的地方，就是实事求是。我们不需要砸碎一套锁链，又主动戴上另一套锁链。

恩师似乎没有在《金刚经》中看到老三篇。我倒是觉得，毛泽东思想颇得《金刚经》的精华。佛祖说：应无所住而生其心。毛泽东实事求是的精神正好可以作为一个例证。毛泽东是一个思想的大自由者。而且，是一个充满悲悯情怀的大自由者。如果，能够超越了意识形态读老三篇，老三篇确实堪称经典。为人民服务，算不算是大神咒、大明咒、无上咒、无等等咒？有多少人可以发此宏愿？有多少人可以身体力行呢？

                                       卢麒元

   笔者按：中国是时候为香港联系汇率准备风险预案了。

100年后，观今日之香港，会不胜唏嘘！

常言道，商场如战场。确实，用钱如用兵。

这一次，穷凶极恶的“兵”，将从香港入关。

烫手的外国纸币，汹涌而至，急于吞噬一切中国资产。这些花花绿绿的纸币，被中国的外汇管理制度阻挡在国门之外。于是，他们徘徊于香港。

他们有两种选择：一是压迫中国放松外汇管制，直接进入中国；二是利用制度和政策的缝隙，间接进入中国。

海外投机者正在强攻中国的外汇管制壁垒。笔者已经注意到，有人已经提出建议，要求允许外商直接投资中国房地产。同时，笔者还注意到，新一轮的招商引资热潮正在酝酿。另外，笔者必须提醒，以贸易方式隐蔽进入中国的外汇仍然会大幅增长。尽管，海外投机者正面的进攻非常猛烈，但是，很难取得实质性突破。我不太相信，中国政府会愚蠢到将国门洞开的程度。

与正面强攻相对应，就是侧翼的进攻。侧翼进攻的焦点就是香港。

香港的流动性问题绝不简单。流动性对于香港是一把双刃剑。香港的流动性对于中国大陆也是一把双刃剑。

熟悉外汇炒作的人，都熟悉外汇套息的投机交易。借入低息货币，购买高息货币，在汇率不变的情况下，获得息差收益。同样的道理，在利率不变的情况下，如果汇率存在变动空间，就可以进行套取汇率差价的投机交易。非常不幸，人民币和美元将会出现巨大的汇率差价。理论上，投机者可以借到天量的美元（可能正是我们提供的）。他们会疯狂买入人民币。在无法买到足够的人民币时，他们会选择香港资本市场。在香港购买以港币计价的中国资产，具有同样的效果。这就是港股在数月之内反弹接近80%的原因。

问题来了。如果，我用100元港币购买的资产，一旦因为汇率因素而价格大幅攀升，例如变成200港币，当我兑换美元的时候，香港金管局必须足额兑付。香港金管局是不能印制美元的。美元的缺口将如何弥补呢？理论上，应由香港的主权政府给予外汇支援（可参阅基本法）。问题是，与此同时，中国也可能面临完全相同的困境。到那时，中国将必须套现外汇资产实现正常兑付。中国持有的巨额外汇资产将无人接盘，可能根本无法实现套现。中国将出现严重的支付危机。中国将被迫廉价出售资产和资源。即便如此，远水也救不了近火。那将意味着政府在理论上破产。更为恐怖的是，天量的人民币和港币回吐将会形成两地无法遏制的通货膨胀。人民群众的生活将会陷入极度的混乱之中。

上述景象，并非金融小说。这是在一些国家一再上演过的悲剧。

从这一角度，可以看出香港在中国金融体系中极为特殊的地位。在笔者看来，香港在中国的金融地位，绝不亚于大明王朝的山海关。

如果联系到 任志刚先生的离职，如果联系到金管局的走马换将，你可以做一些简单联想。至少，你可以想象一下，香港金管局面临何等的压力！不会忘记吧，一九九七年十月二十三日，香港银行同业拆借利率节节上扬，7％的隔夜拆息利率一度暴涨300倍，港币隔夜拆息抽高到280厘。那是何等的惨烈！要知道，那不过是为了应对索罗斯的对冲基金而已。如果，这一次不仅仅是索罗斯呢？

香港回归十二年了。香港一直闹哄哄的。闹甚麽呢？民主吗？笑话！说白了吧，主权没得争了，人家在争治权！有人会说，不是港人治港和高度自治吗？问题就在这里。港人难道仅仅是一张身份证那麽简单吗？

香港是中国的领土。香港人是中国人。中国人应该大大方方地行使主权。主权从来就不是虚拟的。主权当然包含了治权。既然要承担主权责任，就不能不行使中央治理的权力。香港的政治和经济必须纳入中国总体战略规划通盘考虑。特别是香港的金融管理。尤为迫切的是香港的联系汇率制度。中国是时候为香港联系汇率准备风险预案了。如此重要的关口，怎能够不设防？

战争的动机存在着道德问题。战争的手段没有道德问题。中国不喜欢金融战争。但是，中国不能怯于金融战争。当然，也就不惜使用任何手段赢得这场战争。

笔者此刻就在这危城之下，这里已经可以嗅到硝烟的味道了。然而，这里一如既往，一片歌舞升平。笔者有些担心，中国外汇壁垒真的无懈可击吗？香港的联系汇率堪称固如金汤吗？我们是否找到了能够守关的大将军？我们是否预备了万无一失的策略？

再过几天就能看到香港回归十二周年的焰火了。但愿美丽的东方之珠永远璀璨。

         金融危机是改革良机

                           卢麒元

   笔者按：中国不需要刺激经济计划。拉动内需的唯一方法，就是理性地均贫富。

    国际金融风暴凸现中国的经济实力。世界有求于中国。中国赢得了170年来最为宽松的外部环境。中国经济持续高速增长，人民生活水平稳步提高。中国拥有着170年来最为和谐的内部环境。毫无疑问，现在才是中国改革的最佳窗口期。

三十年前的中国改革，是一次迫不得已的带伤突围。为了突出重围，中国选择了效率优先的原则。邓小平称之为“发展是硬道理”。那一代人勇敢地闯出了一条生路。因为是迫不得已的带伤突围，过去的改革具有明显的局限性。畸形的经济发展模式，衍生出极为复杂的政治问题和社会问题。对于一个坚持社会主义道路的国家而言，公平正义从来就不应该是软道理。同时，对于抱持共产主义理想的执政党来说，公平正义本应是义不容辞的使命。所以,虽然成功突围，却远远没有到达目的地。

在国际金融风暴中，中国的政治与经济失衡问题得到充分表达。所谓内部需求严重不足，意味着社会分配严重不公。中国没有“人口红利”。八亿国民不能享受国民待遇，像奴隶般的长期“无私奉献”，这算是怎样的“红利”？所谓的比较经济优势理论，就是有选择地遏制部分国民的正当需求。这已经导致了供给与需求的严重失衡。要想真正拉动需求，唯一有效的方法就是理性地均贫富。中国根本不需要刺激经济的计划。解决中国的经济问题只能依靠深化改革。

改革是需要勇气的。这是一种基于道德的勇气。这是高贵者的勇气。改革不是投机。改革不应该是一部分人改变命运的机遇。

德国人是有勇气的。德国的思想家们是独立的、勇敢的、高贵的。他们对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进行了长达两百年的批判。他们走出了迷信。他们得出的结论值得中国人深思。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德国学者没有因军事战败而在学术上投降，他们坚持走德国人自己的道路。德国佛莱堡学派提出了社会市场经济的理论。伟大的经济学家、政治家路德维希·艾哈德将这一理念落实到战后德国的重建当中。短短几十年时间，联邦德国崛起了，东西德统一了，欧盟和欧元建立了。一个新型的、强大的、富裕的政治经济体系重新矗立在欧洲。

德国人既不认同传统的资本主义，也不认同传统的社会主义。他们敢于另辟蹊径。他们称之为社会市场经济。他们在政治经济体制方面延续了资本主义。同时，他们在社会分配中坚持了社会主义。他们认同产权私有制，但是他们坚决反对寡头垄断；他们认同资本收益，但是他们坚决进行全民社会保障；他们接受全球一体化的历史趋势，但是他们顽强保持着德国人的自主性。成熟的德国人，没有走极端，他们聪明的选择了新中间道路。这让隔壁的俄国人惊羡不已。于是，一位机智的俄国人成为艾哈德的忠实粉丝。他的名字叫普京。

中国深化改革可以借鉴德国的经验。

笔者认为，中国不需要史诗式的改革。同时，中国必须放弃经济实用主义和政治功利主义。

中国的思想家们要有勇气重建中国的道德伦理、政治伦理、经济伦理。中国的思想家们不能总是跳过伦理问题，沉浸在主义的扯淡之中。无论是社会主义还是资本主义，无论是马克思主义还是自由主义，任何主义脱离了基本伦理规范，脱离了国民根本利益，都只能是投机者的工具。主义无法构成共和国的法理基础。一个道德伦理、政治伦理、经济伦理错乱的国家，根本无法建立法治社会。中国需要高贵的思考者，中国不需要卑贱的理论家。

中国的政治家们要有勇气处理棘手的现实问题。可以不争论，但不能不作为。建立市场经济，不能不保护私有产权。制定一部宪法，不能没有宪法法院。国民拥有巨额财富，极其需要安全感。盛世中国，移民潮如难民潮，不能不令人深思！建立市场经济，不能不制约政府权力。看得见的手，不能紧紧掐着看不见的手。广义财政收入不能无限度扩张。国有企业不能非理性膨胀。金融机构不能异化为财富转移的工具。国家利益和国民福利不能总是待宰的羔羊。崛起的中国，金融纳贡如同战争赔款，不能不令人唏嘘！

中国的改革应该是简单的。中国的改革应该是朴素的。中国的改革不过是回归常识而已。我们这个民族需要悲悯的践行者。我们的人民应该厌弃精明的投机者。

中国的改革再也不是孤立的改革。中国的改革再也不仅仅是向内的改革。中国的精英们不应仅仅是对内扩张的英雄。中国的改革必须与世界的变革相融合。中国的精英们必须学会到外面去折腾。

国际金融风暴爆发后，世界头号帝国义无反顾地开始了历史性的变革。美国的精英们准备重建帝国的竞争优势。奥巴马在热火朝天地建设有资本主义特色的社会主义。帝国的精英们正侧视着中国。

历史是公平的，历史也是无情的。历史在等候着中国。中国会不会再一次辜负历史呢？

                                     卢麒元

近年来，很多经济概念被庸俗化了。例如，产业调整、产业转型、产业升级等专业词汇。原本极为严谨的学术语言，沦落为流行性政策词汇。成为各级政府官员使用频率极高的语言。动听的语言往往会转变成带着猫腻的经济政策。最终，转变成为特定团体的经济利益。这就是中国产业政策的现实。中国的产业能调整、能转型、能升级吗？

熟悉经济史的人都知道，英国工业革命是如何发生的。那可不是政府一声令下，立刻涌现出千万个瓦特，然后机械力代替了人力，然后世界工厂从此诞生。再然后，大英帝国……。

经济学家必须诚实地告诉大家，任何成功的产业调整、转型、升级，都不是政府产业政策的结果。恰恰相反，是企业家反抗政府产业政策的结果。笔者必须诚实地告诉大家，政府是产业调整、转型、升级的最大的障碍。政府太像父亲，他要政策保护的一定是那个最弱的傻儿子。政府通常只会保护落后。政府通常只会扼杀生命力最顽强的产业。哪个国家能够有效约束政府，哪个国家就会顺利完成产业调整、转型、升级。有时间，可以看看英美两国的政治发展史，那里面记录了企业家与政治家艰苦博弈的历史过程。

在调整、转型、升级这几个动词之前，需要一个主语，谁来调整、转型、升级？谁决定了成败！一旦主语变成政府，已经注定了产业进化失败的命运。而且，越是义正辞严，越是迫不及待，越是大刀阔斧，失败的就会越惨烈。政府是产业的天敌。这是铁律！让猫来关注老鼠的事业，老鼠的命运实在是太悲惨了。

产业调整、转型、升级的主角只能是企业家。而且，还必须是民营企业家。再而且，还必须是可以与政府平等对话的民营企业家。过去，大英帝国有东印度公司之类的超级跨国企业；后来，美国有了高盛之类的超级跨国企业。知道这些民营企业家有多牛吗？东印度公司的老板拥有私人舰队；高盛的老板可以去当美国的财政部部长。这些国家的民营企业家们拥有极高的社会地位。至少，他们与政府官员在上帝面前和法律面前是完全平等的。政府官员绝对不能滥用行政权力修理民营企业家。因为，他们没有得到授权，可以代表上帝或皇帝收取税赋。所有滥权行为必是谋取私利的个人行为。为天理（道德）所不容；为法律所不许。

中国的民营企业家的社会地位如何呢？

中国民营企业家拼命赚钱，赚了钱就迅速办理全家移民。当然，移出去的时候要带着资本。要知道，那原本是用来实现中国产业调整、转型、升级的资本。他们怕甚麽？他们怕谁？当然只能是政府的政策和政府的官员。只有政策和官员能够让民营企业家哆嗦成这个样子。可见三十年来中国经济制度和经济政策的扭曲程度。中国几乎灭绝了大型民营企业。中国几乎灭绝了成功民营企业家。没有大型民营企业，国有企业一统天下，他们靠政策足以富甲天下，他们哪里有转型和升级的动力。改革开放三十年了，中国没有出现国际水准的民营企业和民营企业家，这说得过去吗？中国的民营企业家在忙什麽呢？那些民营公司的老板们，像伙计一样穿梭在酒廊食肆，忙着为各级干部们买单呢。这样能调整、转型、升级吗？中国民营企业家的生存状态，鲜明表达了中国经济制度的原始落后状况。在如此拙劣的状况下，如何进行产业升级？

领导者应慎言产业调整、转型、升级。尤其不要使用推动、加强这样的词汇。领导者最核心的工作是裁撤机构和干部，管好自己和身边的人，为产业发展腾出空间来。政府官员介入经济事务已经太深了；政府官员干预市场已经太具体了。再这样下去，就搞成了有资本主义特色的计划经济了。领导者应该具有透过现象看本质的能力。中国产业发展的问题在于政府的过度管理。绝不能再推动，更不要再加强。

笔者曾经著文指出，产业调整、转型、升级的唯一出路在于政府调整、转型、升级。要遏制那只看得见的手。要让这只无所不在的手退回到笼子里。同时，要将被这只手抢走的钱，还给社会。简而言之，政府必须放弃过度干预；同时，政府必须降低制度成本。

其实，政府过度干预经济，政府过度增加制度成本，是一体两面。需要说明这个问题的本质。政府干预的结果就是反复增加制度成本，而制度成本涉及官员集团的私人利益。用制度方式为私人收取利益，必然破坏道德；当然，也必然破坏效率。由于官员自发地追求私人利益的最大化；不可避免导致制度成本的无限度扩张。制度成本将会吃掉一切社会成果。这已经超越了朴素的经济伦理。这是一种恐怖的政治伦理。这是古今中外亡党亡国的不二法门。

看到各路官员、专家、学者热烈讨论产业政策问题，感到莫名的悲哀。一个民族面对国家竞争力这样生死存亡的问题，如此地不严肃！政府官员毫无责任感；公共知识分子毫无道义感。诺大一个中国，听不到一句真话。请记住：“政府有产业政策，产业必亡；政府放弃产业约束，产业必兴。”没有人肯讲真话，但竟然有这麽多的人参与“卖拐”。冠冕堂皇的理由，变成减税让利的借口，转嫁为纳税人的无私奉献，其实就是新一轮的利益输送。到底还有没有个完？

中国的事情并不复杂。一号文件不提农民，农民就有希望。领导者不讲产业政策，产业发展就有盼头。

功夫在诗外。下决心对政府腾笼换鸟吧。下决心转变政府职能吧。下决心降低制度成本吧。政府缩一寸，产业高一丈。领导者应慎言产业政策。去做点份内的事情吧！

                                 卢麒元

投资决策中，应当遵循两个重要原则：第一，是价值判断；第二，是流动性判断。

在通货膨胀相对平稳的时期，价值判断是投资者遵循的最基本的和最主要的原则。

在通货膨胀不稳定的时期，流动性判断就成为投资者需要优先考虑的原则。

温和的通货膨胀是比较正常的现象。各国金融当局通常会采取理性的货币政策，例如主要使用利率政策来控制通货膨胀的幅度。但是，当经济形势突然发生逆转的时候，行政当局迫于政治考量，会采取非理性的货币政策，例如量化宽松的货币政策。所谓量化宽松的货币政策，就是制造新的通货（货币）。这几乎必然导致恶性通货膨胀。

在恶性通货膨胀的格局下，资产定价理论将发生变化。保值的意义已经超过增殖的意义。这是投资者必须首先考虑的投资原则。在这种情况下，流动性的趋向成为创造收益的原因。资产的内在价值往往会被夸大。甚至发生扭曲。

在国际金融投资中，通常会考虑汇兑收益。当汇兑收益远远超过资产收益时，资产收益可以忽略不计。这就是大陆上市公司可以享受较高市盈率的原因。

在现实的世界经济中，存在着种种的不均衡。不均衡就是投资或投机的机会。

通货膨胀作为一种货币现象，必然因为货币的估值错误而出现资产估值的错误。高估值货币必然追逐低估值货币定价的资产。美元是高估值货币，人民币是低估值货币，人民币标价的资产被低估（可能是严重低估），美元必然涌向人民币资产。

一方面，中国出现价值洼地；另一方面，美国有一个流动性堰塞湖。结果可想而知。况且，笔者说过，这是个《危如累卵的流动性堰塞湖》。

必须首先提醒我国管理层注意：囤积美元而出售人民币资产的行为是非常愚蠢的；借出美元而出售人民币资产基本等同于犯罪。后者，是变相转赠国民财富。

英国和美国在成为世界工厂的时候，不约而同地做了一件事，就是囤积了全世界50%的可流通黄金。与此同时，他们都通过直接和非直接占领的方式，控制了全球30%以上的自然资源。日本没有囤积黄金，没有控制自然资源，在成为世界工厂之后，很快就被二次金融殖民。日本在军事崛起失败后，在经济崛起的数字游戏中又一次战败。中国的外汇储备可以换算成65000吨黄金，又或者可以控制全球10%的自然资源。遗憾的是，我们在经济战略上，并不比日本人聪明。

对于普通投资者而言，在这样一个国际投机的大游戏当中，既有千载难逢的机遇，又有难以估量的风险。资产价格非理性狂涨制造了巨大的获利空间；同时，非理性也意味着随时出现剧烈的调整。因此，一定要极其冷静地分析判断，一定要有高超的技巧和严格的纪律。否则，辛辛苦苦的劳动成果可能成为鳄鱼的点心。

笔者此文的目的在于提醒大家关注流动性。笔者曾经发表过两篇提示流动性的文章。第一篇是在2007年12月，题目是《流动性即将发生逆转》；第二篇是在2009年2月，题目是《危如累卵的流动性堰塞湖》。其实，这两次都是投资选择的关键节点。当然，如何操作在技术上有很多选择。对于普通投资者而言，尽量不要使用杠杆，不要谋求暴利。当然，流动性最终溃堤之后，将出现残酷的通货紧缩。不过，这是后话。

在有了气象卫星之后，我们每天可以看到精确的卫星云图，气象预报可以做得相当准确。先进的管理和强大的科技可以支持各种预报工作。先进的政府机构和超级金融机构均具有侦测流动性的手段，他们有能力对流动性进行工程学的推导。所以，这个世界上，一定有人提前知道不均衡，并利用不均衡谋取利益。笔者希望我国政府加强这方面工作。并为普通投资者提供必要的信息支持。否则，经济不均衡，信息不对称，受害的最终只能是我国的老百姓。

当然，我们最希望我国政府能够精确地判断流动性。希望管理层切实为即将发生的巨变作好预案。一定要将我国的经济损失降到最低程度。如果，真有睿智的领导者，能够利用此次巨变，为中华民族谋取到巨大的战略利益，那必将永载史册。当然，最低限度，是希望政府在关键时刻勇敢地维护市场秩序，稳定资产价格，保护老百姓的切身利益。至少，我国不能重蹈日本的覆辙；至少，老百姓不能失掉改革开放取得的成果。

                  端午节的思考

                         卢麒元

庞氏骗局是一种最古老和最常见的投资诈骗，是金字塔骗局的变体，很多非法的传销集团就是用这一招聚敛钱财的，这种骗术是一个名叫查尔斯·庞齐的投机商人“发明”的。它是指以高资金回报率为许诺，骗取投资者投资，用后来投资者的投资偿付前期投资者的欺骗行为。庞氏骗局必然有前期受益者和终极受害者。

我们最新接触到的庞氏骗局案例就是马多夫骗局。曾任美国那斯达克主席的马多夫（Bernard Madoff）2008年12月11 日被纽约检察官以诈欺罪起诉。检调人员根据搜得的证据估计，马多夫造成投资人的损失金额可能超出500 亿美元。许多投资人在马多夫被捕之后才发觉自己是马多夫精心设计的请君入瓮骗局的受害者。

然而，马多夫骗局远远称不上最伟大的骗局。最伟大的骗局是一些国家对另一些国家的国家欺诈。

中华民族五千年文明史中，决不稀罕类似的骗术。事实上，骗人和防止被骗一直是人类文明的标志。但是，中国近一个半世纪以来，被国际政治、经济、文化诈骗集团欺骗的惨烈状况令人不寒而栗。其中，近年来被骗的情况尤为令人发指。中国在老一辈无产革命家的艰苦努力下，拥有了两弹一星，排除了帝国主义对中国进行军事敲诈的可能性。于是，帝国主义迅速改变策略，研发了更为“文明”的敲诈方式。这就是覆盖政治、经济、文化的超级庞氏骗局。中华民族在重新失去政治、经济、文化的自信后，正艰难地挣扎于险恶的帝国主义庞氏骗局当中。

在中国谈启蒙，当然只能先从揭穿骗局开始。

当代，国际社会流行着三类超级庞氏骗局：

第一，政治的庞氏骗局。

所谓政治的庞氏骗局，就是用民主政治的未来收益作诱饵，重新分配政治权利，并通过政治权力获取巨大的经济利益。

最经典的例子，就是前苏联的解体。美国人用民主、自由和现代化的理念，为苏联编造了一个无限美丽的梦。于是，苏联人毫无保留地投入了他们全部的政治资本。在开放和全球一体化的幌子下，苏联人放弃了民族国家的主体性。他们接受了老牌帝国主义的政治改编。他们的主流精英立即享有了西方的现代生活水平。然而，献出了政治贞操，不等于能够孕育经济的成果。相反，极端的政治再分配引发非理性的经济再分配。剧烈的经济再分配引发疯狂的资本流失狂潮。苏联迅速解体，苏联人的生活退回到十月革命前的水平。前苏联和东欧地区成为政治庞氏骗局的重灾区。这些地区通过政治代理人完成了国际间的天量财富转移。

广大的民众在美好的政治承诺的欺骗下，向政治的“庞氏集团”付出了他们的政治资本。而丧失了政治资本的民众，只会失去更多的经济权益。留给他们的只能是更为虚伪的政治谎言。

需要警觉的是，这一政治庞氏骗局正在诱惑着蒙昧的中国人。笔者必须严肃地指出，当今中国正站在政治庞氏骗局的悬崖边上。

第二，经济的庞氏骗局。

所谓经济的庞氏骗局，就是以经济快速发展作诱饵（比较经济优势理论），廉价占有后发达国家的自然资源和劳动力，从而获取巨大的经济利益。

最经典的例子就在我们身边，大家已经很清楚了。笔者实在不想再重复了。笔者唯一想提醒的是，没有所谓的国际金融危机，那只是国际金融欺诈的阶段性“盘点”而已。没有所谓的国际合作以及共同对抗金融危机的可能性，那不过是被动接受欺诈或主动接受欺诈的托词而已

广大民众在动人的“发展”承诺的欺骗下（硬道理），向经济的“庞氏集团”（特殊利益集团）付出了他们的经济资本（资源和劳动力）。而丧失了经济资本的民众，只会失去更多的经济权益。留给他们的将会是污染、愚昧、贫困和战乱。南半球已经有太多的案例了。现在就要加入“金砖四国”了。

我们不能不正视，经济的庞氏骗局在中国已经达到了史无前例的疯狂。中国陷入了歇斯底里的贱卖之中。残忍的经济庞氏骗局已经夺走了数万亿美元的中国财富。中国被骗走的财富已经超过所有殖民战争的赔款总和。并且，残酷的欺诈行为至今仍然没有停止的迹象。笔者必须严肃地指出，当今中国正站在经济庞氏骗局的悬崖边上。

第三，文化的庞氏骗局。

所谓文化的庞氏骗局，就是用“先进文化”作诱饵，全面控制发展中国家的教育、研究、信息、媒体等文化资源，无条件占有文化资产和文化市场，从而获取巨大的经济利益。所不同的是，文化的庞氏骗局还拥有精神殖民的附加功能。

最经典的例子当然是中国的传媒。中国媒体从左的极端，纯粹的意识形态工具；一下子又转到了右的极端，纯粹的集团利益工具。很难想象，中国数以万亿计的国有文化资产被变相私有化了（央视现象）；很难想象，中国每年数以千亿计的政府教育文化支出被变相私分了（北大现象）。在国家失去文化资产控制权和文化商品采购权后，文化的主导权已经拱手让出了。这可以说是对中华民族进行精神灭绝的最佳方式。这就是中国所谓的文化改革（市场化）的显着“成果”。在精神世界里，利益主导最大化的终极结果就是贩卖精神鸦片。目前中国文化界的殖民化已经超过历史上最黑暗的时期。

我们不能不正视，文化堕落的严重后果。几乎任何一个大国的崛起都伴随着文化复兴。何以中国的崛起却伴随着文化堕落？堕落到丧失了基本的人性（邓玉娇事件）！一个民族一旦失去文明的高度和文化的个性，这个民族就将消失在人类历史的长河中。笔者必须严肃地指出，当今中国正站在文化庞氏骗局的悬崖边上。

这是现代中国特有的现代化悲剧。普通的骗子，我们会押送司法机关，依照法律，严惩不贷。然而，面对政治、经济、文化的巨大“庞氏集团”，我们只能愤怒和颤抖。知道吗？在当代中国，超级骗子是合法的，他们是“文明”而“高贵”的，他们正气凌然，他们义正辞严。他们身居显赫地位，挟持强大的舆论工具，控制了立法、司法、行政资源。他们绝对有能力玩一把贼喊捉贼的游戏。并且，他们真的具备让被窃者发抖、恐惧、甚至崩溃的能力。那位东东说，被窃者99%都是神经病。任何被窃者的反抗，都会被定义为非理性的行为，甚至是不法行为。这是一个怎样的世界！我们的精英们，竟然为我们创造了一个窃贼的天堂。不要以为仅仅是管理层出了问题。中国的知识分子整体上出现了严重的问题。中国思想界弥漫着糜烂的夜场气息，我们越来越少见有骨气、有深度的独立思考者，我们见识的是一群群挠首弄姿的文化“小姐”，他们依附于官僚买办的身边，用灵魂和春色换取富贵的生活。对于中国当代主流社会精英，笔者只能奉献一个字：呸！

中国真正的问题仍然在哲学。追求科学而不知道什么是科学；追求现代化而不知道什么现代化。在理性主义和自由主义的旗帜下，我们正在失去最后的良知。举国迷醉，举国昏昏然。我们将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请下了神坛。我们却将神坛转让给了洋鬼子和假洋鬼子。从此以后，各类骗子漫步在天朝的大街小巷。一个如此伟大的民族，长期坚持低劣的模仿秀，拒绝哲学意义上的长大。一个拒绝在哲学上成熟的民族，想不成为帝国主义庞氏骗局的牺牲品，实在是太难了。

当年，屈原面对骗子张仪，还是可以说些什么的。但是，当他面对他的同胞，那些主流而上流的社会精英们，屈原就只能《离骚》了。面对无耻的、强大的秦国“庞氏集团”，屈原显得那样的软弱无力。于是，他投江了。屈原的这一跳，令人惋惜了两千多年。不过，中国也有不《离骚》的英雄。屈原投江两千多年后，一个叫毛泽东的青年，发现了一个秘密：汨罗江不远处还有一座井冈山。与投江相比，上山更有意义。笔者不喜欢那句话：楚虽三户，亡秦必楚。这是废话，精英都移民了，谁亡谁呀！我还是喜欢毛泽东的诗：“一从大地起风雷，便有精生白骨堆。僧是愚氓犹可训，妖为鬼蜮必成灾。金猴奋起千钧棒，玉宇澄清万里埃。今日欢呼孙大圣，只缘妖雾又重来。”是的，面对漫天的妖雾，我们不能《离骚》，我们不能颤抖，我们更不能投江。我们要学习孙悟空，奋起千钧棒，再来一次玉宇澄清万里埃。

                                          卢麒元

在香港， 任志刚先生是属于可以扛鼎的人物。即使在中国，此人的价值亦非比寻常。

数十年之后，中国人将会明白今日香港对于大陆的意义。在笔者看来，今日之香港的特殊金融地位，绝不亚于大明王朝的山海关。

近三十年来，国际金融资本进出中国，香港几乎是必经之路。除了优异的制度环境之外，香港行政和商业精英的贡献不容忽视。其中，任志刚先生的贡献尤为突出。

中国管理层对于金融的理解仍然处于幼儿园时期。幼稚到缺乏起码的是非判断能力。格林斯潘坑惨了中国，我们却当他是大爷；任志刚为国争光，我们只当他是孙子。在金融问题上，中国人坚持两个凡是。凡是美国人拥护的我们就拥护；凡是美国人反对的我们就反对。所以，我们拥护我们的敌人；我们反对我们的英雄。

中国虽大，人才难得！高位千座，可留一席？

在金融风暴肆虐之时，阵前换大将。莫非，金融政策亦将随之而改变乎？

笔者惊讶于管理层的迟钝。中国正处于国际金融大变局的前夜。中国的金融情报系统陷入盲聋哑状态。中国极度缺乏尖端的金融管理人才。就在此刻，我们流放了任志刚。

笔者感叹中国人事制度的糜烂。三千年血统！三百年血统！三十年还是血统！血统，血统，就是政治的近亲繁殖啊。搞出一堆又一堆的弱智儿童。管理层的平均智商远远低于发达国家；管理层的平均智商甚至低于普通百姓。看看他们在忙什么？邓玉娇事件仅仅涉及道德吗？我们见识的是一些未进化好的畜生！

任志刚先生很潇洒。他似乎看到了什么。君子不立于危墙之下。他走了。

两级政府也很潇洒。他们看到了复苏，而且是第一个复苏。他们放他走了。

然而，历史也能如此的潇洒吗？

举国上下，有谁认认真真用工程学的方式推导过全球量化宽松货币政策的经济后果？

或许，在十几个月后，香港就会成为国际金融风暴的新的暴风眼。到那时，香港可有一员大将横刀立马，挽狂澜于既倒？到那时，中国还有多少财政资源用于补偿货币政策的严重缺失？

笔者不恭敬了。

非常希望中国的组织人事部门落实一次科学发展观。对中国的管理层进行一次全面的智商检测。老实说，智商检测要比政审重要的多。政治上合格的傻子有什么用呢！

再用一用任志刚吧。这一次就把他留在北京。

                             卢麒元

我认为，中国共产党在当代中国执政的合法性不容置疑。

我同时认为，执政党有责任关注人民群众对执政合理性的高度期待。

我不能不指出，用GDP逻辑建立的执政合法性和执政合理性解释十分荒谬。

改革开放三十年来，理性主义终于代替了理想主义。在理性主义的大旗下，科学的意义被无限放大了。仍然无法进入后现代的中国，始终无法完成对于机械理性主义的批判，也就无法解除对于科学的迷信。极端的理性主义，一旦穿上科学的外衣，就会导致人类的反方向进化。他们会杀死上帝。他们的科学理性足以灭绝人性。近三十年来中国社会的道德沦丧足以说明问题。

在改革开放过程中，如何解释执政的合法性和执政的合理性问题是极为严肃的政治问题。西方国家始终将这一问题视为中国政府的软肋。在放弃理想主义之后，理性主义可以提供的解决方案，只能是强化现实的经济利益。于是，发展就成为一个时代的硬道理。这个硬道理进一步演化，就成为唯GDP的理论与实践。中国的学者称之为比较经济优势理论。这是一种狭隘的比较理论，只与自己的过去进行纵向比较，不进行任何范畴和任何维度的横向比较。这是足以定义成就和伟大的统计学技术。非常遗憾，这也是扼杀国民权益的一把无声手枪。中国的这种转型与美国冷战后转型具有同时性和同构型。于是，几乎同时放弃理想主义的两个大国的精英们一拍即合，他们为了难以抗拒的经济利益，进行了跨越国界的政治私奔。

显然，三十年来，合法性和合理性问题非但没有解决，反而更加严重了。党中央和国务院意识到了问题的严重性。提出了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这是具有历史意义的转折。遗憾的是，受限于历史的局限性，仍然沿用了“科学”这样不科学的形容词。这就遮蔽了新转折的方向。同时，也模糊了新转折的独特性。笔者非常肯定地认为，科学发展观的核心就是民主发展观。中国共产党独特的历史魅力在于始终不懈地追求人民当家作主。这也是彻底解决执政党合法性和合理性的必由之路。发展观前冠之以科学一词，喧宾夺主，并不明智。

当然，中国的民主发展观，必须是科学的。它当然不是选举和公投之类的形式操弄。

首先，必须遏制特殊利益集团对公权力的恶性垄断和变相私有化。其次，必须为全体公民提供较高水平的无差别社会保障。这将是中国民主发展观的出发点和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必由之路。

特别是，对公权力的垄断和私有化问题一定要有清醒的认识。遏制特殊利益集团对公权力的恶性垄断和变相私有化已经到了刻不容缓的地步。熟悉政治学的人应该知道，社会危机的原因在于出现严重的社会分化。特殊利益集团对于公权力的恶性垄断和变相私有化，必然导致中国社会出现了严重的阶级分化。尤为严重的是，公权力的垄断和私有化，切断了党中央和国务院与国民的血脉联系，形成了未经授权的代理人操作模式，从而变相地转移了公权力并实际代理了部分执政党的权力。更为可怕的是，代理人会在代行执政过程中进行广泛地寻租。举一个例子，中国政府对于教育、学术、传媒的政府采购每年高达数千亿元，当这一巨大的权力集中于少数人的手中时（央视现象），他们事实上已经代理了党中央和国务院以及全体国民的知情权与话语权。当这种本应属于国民基本人权的权力被用于寻租的时候，广大人民群众的声音被剔除了，国内外特殊利益集团得以直接操纵舆论和控制话语权。近三十年来，代理人正是用纳税人的钱在中国的思想领域实现了另一种独裁。当中华民族独立的思考者被用“商业模式”灭绝之后，现代金融殖民者得以通过意识形态控制中国。这种超级代理人反手割喉的战术极为可怕。前苏联就是在这样的失控中迅速解体的。

事实上，无论是党和政府，还是普通国民，都是民主发展观的受益者。公共权力的恶性垄断和变相私有化对党和政府有百害而无一益；进行全体国民无差别社会保障更是造福当代而惠及千秋。但是，民主发展观将从理论上断绝特殊利益集团的利益源泉。所以，他们必然进行殊死的抗争。这种抗争也必然具有国内外勾结的特征。近三十年来，主流精英不遗余力地推进“市场化”，而将民主一词格式化并污名化。制造出一种道路以目的恐怖气氛。中国的政治气氛三十年来颇为诡异，那种基于金钱的自由无远弗界，那种基于人权的自由丧失殆尽。教育权、医疗权、养老权统统变成特定人群的收费权；有权就可以有钱，有钱自然就会有权。丧失民主约束的“市场自由”，对于利益集团而言，是绝对的“供给”过剩；而对普罗大众而言，是绝对的“需求”短缺。去问一问农民工，他们缺不缺教育、医疗和养老保障？三十年了，这些东西到底是短缺还是过剩？中国的八亿农民最有资格讨论短缺还是过剩！请不要再用超市里的现象说事！

回到经济学分析。拉动国民消费唯一的出路在于均衡国民收益。均衡国民收益早已经超越了经济范畴。这已经是民主发展观的经济学实质。这对于发展中国家不健全市场而言极其重要。换句话说，这是一个国家能否跨越现代化陷阱的关键所在。说来有趣，在国际金融风暴到来的初始阶段，笔者撰文提出了经济保全计划。可是，有关方面放弃保全而力行刺激。我请教曾是医生的母亲：“医院里可有类似刺激的治疗方法？”母亲答：“有的。电击。抢救将死未死之人。”我努力思考，中国经济中将死而未死之人何在？有的，是地产商！与医院不同的是，中国的经济政策并不是电击地产商，而是为了挽救地产商，对全体国民进行电击！作为一个独立的思考着，我已经无话可说！为了一小部分人的眼前利益，公然政策性剥夺广大民众的长远利益。这是发生在国际金融风暴后，仍然正在持续进行的逆向均衡！经济学如果还有科学成分的话，应足以证明民主发展观的意义了。在中国，不民主的发展观要想科学，实在是太难了。

 在全民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的时候，我也进行了严肃而认真地思考。我认为，落实科学发展观的关键，在于深刻理解并牢牢把握民主发展观。而民主发展观也正是解决现实问题的一把金钥匙。未来三十年，中国的发展与稳定将主要建立在民主发展观基础上。这才是辩证唯物主义的认识论。也因此，民主发展观才有资格使用科学一词。

                       卢麒元

政府一定要更新一些有水平的干部。最低限度，也要提高一点文化水平。将产业升级演义为腾笼换鸟，实在是荒唐。

首先，地方政府从来不是纯粹的经济部门。

地方政府有责任关心每一只鸟儿的命运。不能为了迎娶新的，就轻易地抛弃旧的。产业升级是经济生态的自然进化过程。种群的集体灭绝，从来不是种群进化的前提条件。老鸟儿被抛弃了，老鸟儿都死了，新鸟儿就一定会来吗？难道。凤凰会屈尊降贵钻进死鸟笼子里吗？

地方政府的道德感，是一方水土的精神魅力之所在。这才是梧桐树的土壤啊！

其次，一定要搞懂发展经济学的起码逻辑。

一个地方经济发展的速度，取决于开放的程度；一个地方经济发展的质量，取决于改革的深度。广东省开风气之先，开放的程度最高，经济发展的速度最快。但是，显而易见，广东的改革远远没有到位。所以，广东经济发展的质量并不高。

所谓改革，用经济学术语描述，就是降低制度成本。换句话说，吸引人才、资本、技术、管理的秘密在于低廉的制度成本。广东过去明白这个道理，福建过去不明白这个道理。十几年过去，天差地别。

最后，要敢于在改革上寻求战略性突破。

经济管理说到底就是政治。经济效率取决于政治权力分配的理性。广东过早地出现了贵族化的倾向。广东的官员实在是太安逸了。广东昂贵的制度成本最终可能毁掉良好的发展势头。降低制度成本才是一个地方最核心的竞争力。

制度成本的攀升，源于权力的垄断和变相私有化。你只要看一看，中国哪个地方权力垄断和变相私有化情况严重，那个地方的经济发展就一定出问题。但是，即便明白这个道理，一般的地方官员也不敢触碰这一问题。这需要真正的政治家。

笔者将地方政府改革的逻辑重新梳理如下：政府腾笼换鸟，市场筑巢引凤。

应该说明白一点，从来都不是市场里的鸟儿有问题，而是管理市场的鸟儿出了问题。真正需要更新的是这些贵族化了的鸟儿干部。这就是改革。这才见水平。

至于市场筑巢引凤，相对而言是简单的。良好的法治环境，低廉的制度成本，足以吸引人才、资本、技术、管理，足以促进产业升级，足以维持经济发展的速度与质量。

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首先要理解科学的源泉。科学的源泉，是民主、自由与法制。正所谓功夫在诗外。与科学发展观相对应的，正是民主发展观。这才是未来三十年实现科学发展的根本保证。这也是我们现实工作中最可贵的认识高度。当然，这也是地方官员建功立业的真正法宝。

    笔者预计，按照目前香港政府现行的财政管理办法，香港将于2017年之前，彻底失去预算平衡。香港政府将依据基本法向中央政府请求财政支持（类似港人的综援）。中央政府将被迫用大陆纳税人的血汗钱，来维持一个豪华政府的体面生活。

　　香港曾经是一块福地。两千年以来，中国地运东南行，到香港冲角而还。一块弹丸之地，承接着祖国复兴之大势，得天独厚，数十年尊享九省通衢之利。不过，幸福还是短暂的。上天不会永远偏爱这块土地。1997年后，香港发展的巅峰期终于过去了。香港既要面对严重的金融风暴，又要迎接后起之秀的无情挑战。香港回归后的发展速度明显放缓了。得自大陆改革开放的红利已经用尽了。香港自身却未能重建新的竞争优势。尤为严重的是，香港的精英阶层对于香港未来缺乏足够的危机意识。精英阶层仍然处于贵族化（不劳而获）的过程中。而中央政府受限于港人治港高度自治的原则，未能给于港人明确的指导和必要的约束。

　　笔者数次撰文指出，世界上没有孤立的金融中心，金融发展是贸易发展的结果。贸易结算才能产生金融中心。那种认为建立股票交易市场就能建立金融中心的认识是肤浅的。必须清醒地认识到，金融的主体永远是商人银行，商人银行因为交易行为而存在和发展。皮之不存，毛将焉附？如此说来，香港的灵魂是贸易。所谓四大支柱产业之说，根本不得要领。贸易才是真正的支柱。香港以贸易立港，过去如此，将来亦如此。不明白这一点，单纯地强调金融中心，必然发展成为持牌赌场。十二次的预算案一直都不上路。长此以往，资源耗尽，衰败在所难免。

　　中央政府忽略了港人的基本特质。港人认真、勤奋、灵活，拥有极为优越的商业天赋。但是，由于长达一个半世纪的殖民统治，港人普遍缺乏战略性思维。港府的公务员队伍根本不具备战略规划能力。对于香港未来发展港府和立法机构几乎没有方向感，遑论系统规划。大家实际上在遵循一个奇怪的逻辑，就是什么都不变。世界在变，唯独香港不变。这是一个等死的逻辑。

　　香港的未来在于重建亚洲贸易中心的地位。

　　成为贸易中心的核心要素在于交易成本。构成交易成本的要素如下：

　　1、存储费用。2、交通费用。3、财务费用。5、法律支出。6、信息支出。7、交易速度。香港执政当局对于交易成本问题要有清醒认识，香港过去的优势在逐步转变成劣势。香港上述所有的费用和支出都在增长。唯独交易速度在下降。因长期执行错误的财政政策，香港的有形交易成本居高不下；因长期执行错误的人口政策，香港的无形交易成本反复上升。香港的高地价政策，使得百物腾贵；香港的人口政策，使得高端产业举步维艰。昂贵的香港，无法出现浙江义乌式的新型交易中心；傲慢的香港，无法吸引年轻的马云和阿里巴巴。昂贵，是可以抱怨英国人的；傲慢，可以归罪于谁呢？回归十二年了，香港的人口政策迥异于全世界，香港大量吸收娱乐和体育明星，香港宽容地接纳异地生育子女，唯一严格限制的就是大陆优秀的人才。贵族心态演变成反智的制度和政策安排。一个仰赖优秀移民发展的城市堕落到这种地步，令人匪夷所思。没有人才的聚集，又如何产生资本的聚集。金融中心空心化，唯余一批投机客，结果只能是另一个澳门而已。

　　在曾荫权先生当选特首时，笔者曾经在《香港商报》维新视角专栏发表一封公开信。对香港的改革开放提出系统的建议。初始获得一些响应，随后不了了之。笔者阅读了港府回归后的所有预算案，以笔者有限的专业知识也能发现，港府始终在回避涉及香港前途的战略问题。其中，财政政策、人口政策、产业政策十二年了无新意。一句五十年不变，落实的完全彻底。问题是，香港不变，上海变了，深圳变了。不变意味着迅速被边缘化。

　　香港社会需要深入的思辨与讨论。香港不仅仅是需要变革，香港必须进行全面的改革开放。香港精英阶层要脱去长衫，重拾狮子山下的创业精神。

　　第一，香港应该调整移民制度。香港应该放弃歧视大陆精英的移民政策。香港的移民制度和移民政策必须立足于与人才输入与资本输入。香港一旦引入大陆精英与香港精英的竞争机制，香港的经济与文化将迅速重现活力，香港社会发展将会出现第二个春天。否则，台湾一旦先行一步，大江东去，香港回头已是百年身。

　　第二，香港应该实现财政制度改革。一方面，要真正实现小政府的传统财政理念；另一方面，要敢于使用积极的财政政策推动信息产业发展。十二年来，政府的角色未变，但是政府的制度成本却不断扩张，已经违背了有限政府的理念（责任有限而成本无限）。十二年来，无视香港特有的语言和制度优势，坐视全球信息产业突飞猛进，政府未能提供新型产业发展必要的政策扶持。

　　第三，香港应该实施明确的产业发展战略。笔者反复强调，香港拥有语言和制度优势，在大中华地区信息产业链中，香港最有条件成为信息产品主要供货商和交易中心。更为重要的是，应该让香港成长成为信息商品的世界交易中心。笔者曾经写文章批评香港的电讯企业，目光太过短浅，仅仅建设一条信息高速公路是不够的，必须高度重视信息高速公路上的内容供应，这是香港3G业务长期亏损根本原因。当然，这也是香港产业政策的盲点。香港影视制造业衰落了、广告业衰落了、动漫制作业衰落了、所有与文字有关的写作和出版行业衰落了。问题很简单，还是人的问题，还是政策的问题。

　　笔者认为，一国两制已经不是问题，但是，港人治港高度自治却需要完善。港人的含义是全体香港同胞，绝非特定贵族化的精英阶层。高度自治的含义，就意味着中央政府必须进行低度的干预。主权和治权应该有机分离，而不是截然分离，更不是彻底分离。中央当然要为全体港人和他们的未来担负起主权的责任。这个责任，当然不仅仅是将来为香港提供财政综援。

　　笔者曾经问过香港某政党的领导人，为什么香港的政党没有经济政策白皮书？他很惊讶地看着我：“市场经济难道还需要经济政策吗？”无语！

　　一个专业的财政专家，是可以精确测算香港预算平衡点的。但是，财政的真正难点不在“财”字上面，而在于最终那个“政”字上面。由此可知，解决香港问题的出路在哪里。

                            卢麒元

仓吉先生为了造字，设计了八卦。其中，艮卦具象为山。于是，艮，成为了汉字中的重要的字根。当艮与其它汉字元素结合，就会生出充满寓意的意象。比如艮与心结合，就有难以言述的内涵。

当心在艮之下，就是一个恳字。

一座大山压在心上，还有什麽不恳呢？人们多数时候只看到恳，却不在意艮。其实，要害在艮。两万亿美元都恳，可想艮之可怕。

当心在艮之侧，就是一个恨字。

心已经给挤出来了，哪能不长出恨呢？人们多数时候只看到恨，却不关注艮。其实，问题在艮。一颗心无所寄托，应见艮之孱弱。

当心在艮之上，就是一个良字。

不用将心顶在头上，只要冒出一点就好了。人们多数时候见不到良，却不追问艮。其实，原因在艮。一颗心无法生发，该知艮之迟钝。

艮心解，解艮最难。

为求一个良字，夜访阳明先生。先生老而不能言，只将良字抛出。接过良字，看到先生手中剩下的两个字，竟是致知。恍然知错。致知者，启蒙也。回头望去，那巍然屹立着的大山竟然是一个咿呀学语的孩子。

阳明先生误我！偏偏只留下这劳什子的心学。我该到哪里去找艮学呢？是体不行啊，用有何用！立心虽难，尚有可为。艮之不器，奈之若何！

莫非要找女娲，炼五彩玉石，再造新艮？

二零零九年五月九日黎明写于深圳

                          盧麒元

香港的投資者被搞懵了。一些“大師”依據傳統智慧，勸諭大家五月出貨。一些“預言家”依據殘破的經濟數據，認定金融海嘯第二波已經逼近了。早已是驚弓之鳥的香港投資者，那裡還敢追漲殺跌，很多人在四月就開始離場了。春天裡一片肅殺的氣氛。然而，市場卻跟大家開了一個大玩笑。又是一個火紅的五月。鮮艷的花朵依舊綻放。

我不知道，為什麼中國的專家學者不關注奧巴馬的《刺激經濟方案》（A New EraOF Reponsibility:Renewing America’s Promise,The President’s Budget and Fiscal Preview）。這個方案對全球市場將產生深遠影響。對中國的影響將十分巨大。在某種程度上，這一方案將成為中國經濟決策的外部依據。當然，這個方案也會形成對于資產價格的深遠影響。特別是樓市和股市。這正是老百姓最關心的事情。

在奧巴馬的《刺激經濟方案》中，落墨最少的地方，就是貨幣政策。而貨幣政策中，最簡約的就是“量化寬松”。筆者認為，這才是奧巴馬《刺激經濟方案》的要害所在。也是奧巴馬新政成敗的關鍵節點。理解“量化寬松”的含義並不困難。國內已經熱議一段時間了。但是，嚴謹地進行“量化寬松”的工程學推導就極為困難。特別是，預見美國以及全世界“量化寬松”對中國經濟的影響就更為困難。然而，這才是理解中國股市和樓市的關鍵之所在。這讓我想起了李白的詩：黃河之水天上來，奔流到海不複還。

“量化寬松”的貨幣政策（quantitative easing），是與一般寬松的貨幣政策（credit easing）相互對應的。我將后者簡稱為“成本寬松”。這樣理解起來比較容易，后者是通過利率（資金成本）影響貨幣供應；前者是通過直接增加貨幣數量，來影響貨幣供應。“量化寬松”實際上等同于直接創造貨幣（printing money）。簡單直白地說，“量化寬松”，意味著聯邦儲備局增加鈔票的印刷數量。

筆者非常嚴肅地提醒國內管理層注意：“量化寬松”的貨幣政策，是經典的赤字財政政策。今天被“量化”出來的每一個美元，都是美國政府預先征繳的通貨膨脹稅。中國將毫無懸念地成為美國的第一納稅大戶。奧巴馬先生是一個敢做敢為的狠角色。這一次他出牌相當干脆。關于奧巴馬新政筆者另文再作詳細討論。

美國的管理層當中從來不缺少混蛋。但是，他們當中極少出現笨蛋。“量化寬松”這一招用得非常好。筆者將美國量化寬松具體操作概括為三個比較好：第一，時間選擇比較好（及時）；第二，數量控製比較好（夠用）；第三，渠道選擇比較好（直接）。這顯示出美國政府經濟管理部門強大的情報資訊能力、策劃協調能力、組織實施能力，以及美國金融體系強大的執行能力。我想，這一點是非常值得中國政府深思的。我們“知”的能力太弱了；我們“行”的速度卻太快了。

“量化寬松”的目的是增加貨幣供應（money supply）。這一點顯然易見成效。問題是，美國的經濟體系投資需求和消費需求仍然疲弱。增加的貨幣供應完成救命使命后，必然繼續尋找新的出路。全世界都比我們更擔心通貨膨脹。他們在確保流動性的同時，更主要的目的是實現通貨的保值。很多人的目光再一次轉向中國。很巧和，中國刺激經濟的力度遠遠超過美國，中國經濟“將第一個複蘇”，中國可能真的實現“保八”。以目前中國良好的財政金融狀況，人民幣存在巨大的升值潛力。于是，流動性開始向中國聚集了。所以，美國開始“量化寬松”，香港股市馬上發瘋。而且，可能僅僅是開始發瘋。當然，開始發瘋的不僅僅是股市。也當然，開始發瘋的不僅僅是香港。

其實，道理很簡單：量化寬松=印刷鈔票=通貨膨脹

我很確定，中國的通貨膨脹存在著時間上的先進性。趙本山敏銳地發現了這個金融問題，那就是中國“不差錢”。全世界繼續量化，中國將更加寬松。而且，可能是非常寬松。這將人為製造出一次美麗的、脆弱的、短暫的複蘇過程。對于投資者來說，上帝再一次提供了千載難逢的機會。當然，不僅僅是賺錢的機會。更主要的是保住老本的機會。希望大家能夠抓住機會，為未來作好打算。

我認為，奧巴馬很聰明。他政治上極左，而經濟上極右。政治上的社會主義傾向，正好對沖經濟上的實用主義。美國不可能在一夜之間恢複製造業。他們仍然需要間接“創造”價值。或者說，他們仍然需要一段時間的供養。供養的方法，就是使用貨幣化的財政政策，這就是熱辣新鮮的“量化寬松”的貨幣政策。顯而易見，這一政策獲得了包括中國在內的大多數國家的支持。其中，有些國家當然是無條件地支持。任何實用主義的短期行為都是有后果的。“量化寬松”也不能例外。廉價通貨泛濫將迅速演化為特定國家結構性通貨膨脹。對特定國家的高附加值產業形成絕殺。這幾乎是美國恢複製造業的前提條件。我們正在經歷這一過程。

中國的股市和樓市當然是政策市。不過，筆者提醒親愛的投資者，“政策”一詞的含義已經不再單純是指中國的國內政策。影響更大的可能是美國的政策。所以，我們也必須為“量化寬松”做好必要的準備。

最后，希望大家好好學習，深刻體會，並在實踐中靈活運用奧巴馬同志提供的“好政策”。充分享受“量化寬松”的美好時光。

                          卢麒元

二十年前，一系列的制度变革以极快的速度推进着。

一群年轻人在红墙里面拼命地工作着。他们如饥似渴地学习，大部分星期天是在图书馆度过的，无数的夜晚留宿在简陋的办公室里。他们几乎阅读了所有能够找到的西方理论书籍，激烈的辩论几乎无时无刻地发生着。他们一边进行着制度的变革，一边为变革进行着理论解说，大量的理论探索文章不断见诸各种刊物。他们几乎全部来自基层，对祖国对人民有着真诚朴素的爱。他们全部是优秀的大学生，而且多数是在校入党的青年，他们有着良好的操守和严格的自律精神。他们是一群不折不扣的理想主义者。如果历史开恩，假以时日，他们应该可以理性地推进中国的改革进程。中国应该可以从经济改革顺转入政治改革。那样，中国今天应该是另外一番光景。

然而，历史却是如此地坎坷。

在改革开放的同时，矛盾也在积累、积聚、发酵。

一群在校的年轻学子走上了街头。他们可能并不知道红墙里面的师兄师姐们在做些什么。他们并不了解自己所处的历史环境（并非亡国灭种的时刻）。他们甚至也不了解他们上街的使命（本应是支持改革）。他们上街了。其中，一些青年带着不应有的政治野心；一些青年接受了不可告人的使命；一些青年带着强烈的投机企图。更多的青年则仅仅是因为青春的燥动。他们上街了。一群懵懂的孩子，并无具体而现实的诉求。他们的盲动被演绎成为政治企图。于是，事情一发而不可收。

街上的孩子们，毁了他们自己，也毁了红墙里面的孩子。一切变得敏感起来，一切都停顿了下来，一切归于沉默。街上的孩子们散了。红墙里的孩子沉默了。其中，很多人最终选择了离开。原本是带着进步愿望的年轻学子们，留给历史的却是退步。他们写下了共和国一段遗憾的历史。

历史是不能复制的。五四运动是不能复制的。五四运动的先驱们最终成为国家的栋梁。二十年前，那些街上的孩子们在哪里呢？那些街上的孩子们已经成为中国最现实的一代人了。他们没有变成五四式的先贤。他们泯然消失在历史的长河中了。

笔者对于五四先贤们抱有深深的敬意。然而，笔者对于五四精神持有深深地保留。那是救亡图存的努力。那是民族危亡之时的觉醒与奋争。正因为如此，五四精神具有明显的局限性。五四运动的那一代人，有着强烈的使命感和澎湃的革命激情。但是，他们缺少高贵的宗教情怀；他们缺少深邃的哲学思辨；他们缺少雍容的法理气度；他们缺少优雅的大家风范。他们最终成为一代优秀的革命者。但是，他们始终不是优秀的建设者。这就给中国后面的90年留下了深深的遗憾。这种遗憾，导致了二十年前的悲剧。这种遗憾，今天仍然以某种方式继续着。

造反虽然有理。但是，造反无法实现富强。中国需要系统而持续的建设。

笔者认为，共和国的希望不在街上。

笔者认为，共和国的希望不在年轻人身上。

笔者认为，一个伟大民族的未来，决定于学堂、教堂、庙堂、朝堂之上。

不要轻言继承和发扬。我们仍然需要深刻地反思。我们需要修正、补充、完善。

青春永远是躁动的。当然，也必然是肤浅的。

但是，一个伟大的民族应该是深邃的、沉稳的、成熟的。

宪政100年了，五四运动90年了，我们在体制上不断地花样翻新。就像一个幼稚的小姑娘，不断的换着新衣裳。我们是如此的注重体统（形式），而从未在道统和法统上下功夫。历史地看，我们这代人，远远算不上成熟。我们仍然缺少高贵的宗教情怀；我们仍然缺少深邃的哲学思辨；我们仍然缺少雍容的法理气度；我们仍然缺少优雅的大家风范。

笔者曾经是当年红墙里面的青年。二十年痛苦的经历让我们明白了一些基本的道理。我们反帝反封建反了一百年了。我们完成了对于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超越了吗？答案是否定的！道理很简单，反对、破坏、摧毁都是容易的，而建设卻是艰难和复杂的。西方国家现代化过程中，有过激情燃烧的岁月，但更主要的是深邃的思考和沉静的建设。

在道统、法统、体统各个方面进行深邃的思考和系统的建设，这才是最重要的。

世界永远是不完美的。发现不完美是简单的。反对不完美也是容易的。真正的大智慧，是创造和建设完美，用崭新的完美替代过去的不完美。懂得创造和建设的中国人，才是中国未來的希望。

                            卢麒元

看到专家学者们兴高采烈地讨论复苏，不知道该说什么好。V、W、L。直观的线性美景，纯朴的逻辑梦想。似乎一切都在掌控之中。

然而，现实很可能是残酷的。

有人在没有挂上离合器的汽车上，拼命地踩油门。围观的人们并不知道真相。他们普遍认为，汽车不动，那一定是油给的不够。需要继续加油；要将油门一踩到底。此刻，没有人担心剎车，也没有人注意方向盘。

离合器总有挂上的那一刻。当离合器被“偶然”挂上的时候，汽车会突然窜出，直奔人行横道，直奔路牙，直奔沟渠。

现在，讨论金融策略已经没有意义了。大家一直在加油和拼命地踩油门。现在，我们需要认真讨论一下财政策略了。一旦，剧烈的通胀突然成为现实，我们应该知道如何应对从未经历过的经济危机。当然，我们也必须知道如何应对严重的社会危机。

对于一个制造业大国而言，通货膨胀主要是输入型的。笔者相当确定，通货膨胀将集中反映在石油价格上。当石油价格直逼200美元的那一刻，所有商品的价格将陷入失控状态。届时，将考验各国政府的真实的管治能力。这种能力，根本的依据就是财政能力。要知道，在极度混乱的经济体系中，税收将会锐减，而安抚各方的财政支出却必然激增。我们不可能开动印钞机去应付财政危机。一个有智慧的政府，必须要清楚自己的财政状况。我们应该学习李嘉诚先生。在危机到来的时候，有足够的资金储备。足够的意思，不仅仅是可以渡过时艰，而是必须足以“渡过两个来回”。这两个来回并未考虑经济以外的突发性事件，例如战争。

中国拥有应对经济危机的物质基础。问题是，物质基础并不自然等同于政府配置资源的财政能力。中国可以直接动用的财政资源是极为有限的。我们直接的财政资源其实就是外汇储备；我们间接的财政资源就是国有资产（土地和股权）。非常遗憾，我们的专家将外汇储备视同为政府负债，这些资源主体处于海外债券的形式，已经排除在财政资源之外了。更为令人惊愕的是，竟然有人建议政府分光外汇储备！竟然有人建议政府分光国有股权！竟然有人此时提出土地流转！在国家即将面临财政危机的前夜，有人公然提出對财政的核心资源实施“三光政策”！的确厉害，未及开战，先自焚粮草，不战而被屈人之兵。当今世界，除了戈尔巴乔夫，还罕见有人敢拿财政开玩笑！

中央应高度重视财政工作。中国政府必须强化管理财政资源的能力。

第一，必须迅速减持外币债券，尽可能积累政府直接持有的，可实现日常支付或抵押的强大物质储备。例如，建立黄金、食品、药品、石油、核原料等战略物资的储备。应尽快建立国家战略储备委员会。尽快建立国家战略储备的法律体系和行政管理办法。

第二，建立针对私人财产课税的预备方案。必须解决在非常时期强制性国家税收的税源问题。笔者无法理解，一个土地资源极其短缺的国家，何以竟然没有针对城市土地占用的课税呢（例如香港的差饷）？为什么不向拥有豪宅者收取级差地租呢？为什么死死盯住劳动所得呢？

第三，建立非常时期战略资源的政府采购以及价格干预机制。尽快进行相关的立法工作。建立完整的工作预案和详细的工作流程。笔者已经数次谈及均输平准问题。政府要对特殊时期价格管制做到心中有数。

第四，尽快建立和完善国民社会保障卡制度。尽快建立与社会保障卡对应的配给系统。让中国国民在任何情况之下，均能获得政府提供的最低生活保障。未来中国流动人口管理的主要依据将是社会保障卡。有关部门应有足够的紧迫感。

第五，严厉禁止违反预算法的行为。特别是严厉禁止各级政府以刺激经济的名义，擅自挪用财政资金的行为。特别是严厉禁止地方政府扩大赤字预算的变通做法。坚决压缩各级财政的支出。特别是坚决压缩各级财政的行政费用支出。

第六，在必要的时候，冻结政府、事业单位、国有企业的工资及福利待遇。严格禁止在恶性通货膨胀期间竞相提高工资和变相增加福利开支的做法。中国物价的上涨与公务员工资调整存在着明显的互动关系。

政府应将财政纪律的执行情况上升到干部考核的首要指标。

《素书》云：畏危者安，畏亡者存。

笔者认为，无论经济危机是否如笔者预计的那样严重，政府都应该采取足够的预防性措施。常备不懈，有备无患。

笔者再一次强烈建议，中央应建立独立于行政体系之外的经济信息中心。我国缺乏独立于行政体系之外的经济信息的处理系统。经济制度和经济政策具有强烈的利益导向，敌对势力和利益集团必然利用经济信息影响经济制度和经济政策的走向。行政体系本身很难超越利益导向而提供客观的信息。一个如此巨大的经济体系不能准确判断经济发展趋势是非常危险的。任何仓促和剧烈的政策行为都会留下长期的不良后果。知己知彼，方能百战不殆。中央急需建立独立而强大的经济状态感知能力。运筹帷幄，决胜千里。

笔者认为，中美之间的经济博弈，越来越接近摊牌的阶段。美国白宫经济复苏顾问委员会主席沃尔克（Paul Volcker）最近的言论值得高度关注。美国高层已经在为美元贬值制造舆论了。他们出奇一致地美化滥发美元的短視行為。他们開始公开质疑中国外汇政策的政治动机。耶鲁大学教授席勒表示，历史上美国政府曾经对其债务有过违约的记录，当年罗斯福总统取消金本位的货币政策，并单方面让美元贬值，此举消灭了约75%的美元债务。席勒开玩笑地说：“也许我不该说明这个情况。”这实际上已经不能算是暗示了。总体上看，美国学界和政界在美元贬值问题上已经形成共识。事实上，通货膨胀几乎是美国解决过度消费的唯一出路。同时，通货膨胀也几乎是恢复美国制造业的唯一出路。真正需要讨论的问题可能仅仅是时间和方式了。我们必須要有所准备了。

笔者认为，全球经济衰退已经成为事实。但是，远远未到讨论复苏的时刻。中国需要高度警觉的是，衰退进一步恶化导致的恶性通货膨胀，以及由此带来的全球性经济危机。甚至也必须关注由此引发的全球性政治危机。我们不要被局部经济体系的技术性反弹所欺骗。我们必须留足子弹，应对最残酷的挑战。

當然，我们坚信，世界的未来一定是美好的。前提条件是，我们那时还活着。

                        卢麒元

自由主义，在反对封建主义的同时，衍生出一个令人遗憾的的副产品，那就是殖民主义。自由主义为了替急剧发展的社会生产力寻找出路，为发达国家经济扩张进行了理论解说。自由主义一旦打上国家的烙印，立刻变成了意识形态工具。自由主义所谓的自由，在民族国家争夺生存空间的历史时期，只能是主体性的自由。那是一种先自由者的自由，那也意味着后自由者的不自由。先行自由者的自我解放的武器，最终演变成为对后来自由者奴役的工具。这虽然是历史的讽刺，但却符合人类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德国人是欧洲的后自由者，为了争取对先自由者的自由，德国历史学派进行了百年论战（请参阅笔者拙著《掠过佛莱堡》）。百年论战不能解决问题，他们不惜进行了两次世界大战。在现实的历史中，中国曾经是英美的同盟国；然而，就哲学意义而言，中国本应该是德国的同盟国。历史的阴差阳错，让中国长期处于哲学的迷茫当中。也因此，中国人的愚蠢仍然在继续着。

别以为穿了马甲，我就不认识你了。

新自由主义在中国改头换面之后有了全新的名字：比较经济优势理论。所谓比较经济优势理论，本质上就是让中国认同并顺遂后自由者的劣势，接受先自由者的游戏规则，进入预先安排好的国际分工角色，在“国际新秩序”中充当一个和谐的“农民工”。如果，你有兴趣了解德国历史学派与奥地利学派的百年论战，你会惊奇地发现，比较经济优势理论几乎完整山寨了奥地利学派的陈词滥调。当然，至少还是多了一件马甲。马甲的名字叫发展经济学，或者赶超经济理论。这很符合发展中国家政治家的胃口，也很符合发展中国家的民意。于是，在发展是硬道理的历史时期，比较经济优势理论也就成为了硬道理。最令人震撼的，还不仅仅是这幼稚的理论。还有“发明”这个理论的“经济学家”，他竟然是一个抱着篮球游泳“投诚”的敌军军官。中国人确实不像德国人那样呆板。但是，中国人是不是也太幽默了。

其实，能将劣势说成比较优势，倒不仅仅是出于幽默。那是相当有哲学智慧的。但是，请中国的知识分子注意“说成”这两个字。说成不等于变成！德国历史学派用一百年要争辩的焦点就在这个地方。说成是容易的，一个“投诚”的军官几年就办到了。但是，变成就太难了。那需要三样东西：科技发展、管理进步、文化繁荣。那大概真的需要100年。最为严重的还不尽于此。科技、管理、文化的进步无不是对旧有秩序的挑战。挑战往往是要流血的。欧洲被烧死的、被吊死的、被枪毙的无以计数。中国人过去将变成说成变法，2500年来，搞变法的人鲜有善终的。显而易见，这对于国内的先自由者，这对于国际先自由的国家，都会构成严重的威胁。对于先自由者而言，这就是不和谐。解决这种不和谐，最佳的方式就是摧毁这个国家的教育、学术和传媒。说来令人心痛莫名，他们竟然做到了。于是，历史就会发生抱着篮球游泳的滑稽一幕。于是，中国就产生了比较经济优势理论。于是，一部可耻的卖国理论走入北京大学成为显学。于是，一个充满谬误的投机理论开始指导一个大国的伟大经济实践。

在所谓比较经济优势理论指导下，中国终于形成了三大经济理论误区：

第一，         唯速度理论。

今天中国人听到保8已经麻木了。因为，我们已经对唯速度理论习以为常了。中国人直观地接受了一个错误的经济学逻辑：国家富强=经济发展速度；国民福利=经济发展速度。其实，如此拙劣的观点根本经不起推敲。无论是国家富强，还是国民福利，都来源于财富的增长。财富是净资产概念。净资产的积累与经济发展速度并非正比例关系。国家和国民的财富，根本来源于科技、管理、文化的长足进步。但是，经济发展速度却是多元的。三大进步可以促进经济发展速度；同时，转让财富也可以促进经济发展速度。例如，贱卖资源、贱卖劳动力就可以提高经济发展速度。所有率先进入现代化的国家（先自由的国家），都不会单纯追求国内生产总值（GDP）的增长，他们更关注总资产收益率（ROA）的增长。与GDP的速度逻辑相对立，ROA逻辑是的生产力逻辑。这才是提升国家竞争力的根本所在。请注意，中国的GDP是美国的10倍；而美国的ROA是中国的10倍。我们在唯速度理论的误导下，自动进入原帝国主义殖民地的角色，野蛮地开发资源，残酷的压榨劳动力，和平实现国民福利跨国转移。我们光荣地保8之后，面对负数的西方GDP，已经无法计算我们的伟大了；但是，我们的ROA极有可能也出现负数，一个流尽了鲜血的“烈士”是否堪称“伟大”！

唯速度理论，是毁灭追求现代化国家的最有力的武器。一个用百米速度开始马拉松比赛的运动员，值得喝彩吗！那些鼓励运动员用百米速度开始跑马拉松的主流经济学家，与奥地利学派经济学家没有区别，他们可以在西方获得崇高的声誉和地位。但是，他们亲手毁灭了他们的祖国。

我并不憎恨自由主义，我却不能不憎恨我国的新老自由主义者，我们还没有培养出饶恕卖国求荣者的雅量。

第二，         唯美元理论。

今天的中国人听到政府购买美国债券已经麻木了。因为，我们已经习惯了综合国力与外汇储备挂钩的邪门逻辑。中国的新自由主义者成功灌输了一个崭新的财富概念：美元就是财富。要知道，这是一个错误到不值得一驳的经济学判断。但是，这已经成为中国管理层的潜意识。几乎成为中国的又一个硬道理。当年，英国是世界工厂的时候，他们生产一切，但他们只要黄金与白银，他们不断增加对外直接投资（FDI）；后来，美国成为世界工厂，他们仍然是只要黄金，也是不断地增加对外直接投资（FDI）。现在，轮到中国成为世界工厂了，他们却不让中国囤积黄金，他们限制中国增加对外直接投资（FDI），他们拼命鼓励中国购买美国债券。这里面有两个极其阴险的动机：一是，财富放在了别人家里，这是赤裸裸的政治抵押物；二是，债券是极其脆弱的纸上富贵，这是丧失实际意义的数字国力。我们用短短的三十年，却不战而被屈人之兵！

唯美元理论，是控制现代经济殖民地的最有效工具。一个将儿子送去作人质的人，是没有资格讨论反抗的。请注意，当听到关于人民币国际化的声音不要太兴奋。至少，美国人就不会当真。因为，一个没有多少黄金，也没有多少FDI的国家，并不具备建立国际货币的信用基础。我甚至不敢想象，一旦风吹草动，极度依赖国际贸易而无法控制硬通货的中国如何自持。

我并不憎恨自由主义，我却不能不憎恨我国的新老自由主义者，我们还没有培养出饶恕卖国求荣者的雅量。

第三，         唯投资理论。

今天的中国人听到招商引资已经麻木了。因为，我们已经习惯了将投资与经济增长、增加就业、改善管理等等相挂钩的奇怪逻辑。我们确实看到了投资的好处。但是，我们是否意识到投资背后的问题呢？特别是外国FDI的历史意义呢？当我们将宝贵的资源和核心资产拱手相让的时候，我们自觉进入了价值链的末端，我们被压在全球财富再分配金字塔的最底层。中国在成为世界工厂的同时，也成为了世界金融超市的特卖场。招商引资成为一个时代的硬道理。出卖国有资源与国有资产也成为一个时代的硬道理。唯投资理论在中国是单边的，一言以蔽之，就是只有卖而没有买的硬道理。中国的新自由主义者们怕卖得不够快，竟然发明了冰棍理论，这种同样出自北京大学的新殖民理论具有极大的欺骗性。于是，类似于劫掠圆明园的悲剧竟然以喜剧的方式上演了。那些反对再卖的人士，倒颇有一些义和团的味道。早晚会有一天，会有一个明白人来盘点中国的总资产净值。那时候，中国人终将知道唯投资理论的历史意义！

唯投资理论，是劫掠后发达国家财富的最有效方式。南美洲国家六十年来的悲惨经历，正是以投资方式进行的新殖民主义的经典案例。今天的南美洲开始了新的国有化，他们在默默地走社会主义道路。我们在调侃委内瑞拉总统查韦斯的时候，难道就不想一想六十年后吗？或许，根本不用再等六十年了。我们已经看到比南美当年更疯狂的移民潮。精英走了，资源走了，资本也会走的。留下的将是污染、贫困、仇恨和堕落。

我并不憎恨自由主义，我却不能不憎恨我国的新老自由主义者，我们还没有培养出饶恕卖国求荣者的雅量。

一个人卖国不容易，一个人将卖国上升到理论高度尤其不容易，一人卖国而受到国内外广泛的尊敬和爱戴那是相当的不容易。奥地利的经济学人开辟了一个极坏的先例。后发达国家效仿者从此络绎不绝。中国的新自由主义者确实了不起，他们是西方自由主义当之无愧的东方传人，他们成功实现了西方人用枪炮无法完成的殖民理想。当然，一种学说成为显学，仅仅靠学者是不够的。他们需要同盟者。这一点，在人穷而志短的国家并不困难。中国已经有了一个准确的名词概括这一类人：特殊利益集团。中国高贵的思考者还是有的，我可以列出一长串的名字。不过，在新自由主义成为显学之后，至少北京大学不再需要非自由主义的经济学家了。非自由主义经济学家被巧妙地屏蔽了。诺大的中国，已经很难发表一篇反对新自由主义的文章了。你能想象一下，哈佛大学或者剑桥大学全部是社会主义者的景象吗？但是，北京大学竟然成为新自由主义者的天堂。北京大学就是这样幽默！当然，中国的管理层是中国精英当中的精英，他们有时候比北京大学还要幽默！设想一下，有谁敢聘请华尔街流氓来自己的家里办学，并请他们培训未来的行政精英和商业精英。设想一下，有谁敢于将新殖民理论写进自己的计划和报告，而绝不介意千古留名！

孙子曰：上兵伐谋。我以为，上上兵伐哲学。一个国家，对真善美的追求一旦被扼杀，人们就会毫无顾忌的比赛假恶丑。当假恶丑超越审美，进入制度、法律和行政领域的时候，物质文明已经毫无意义。我们无法接受精神文明的崩塌。我们流血牺牲追求的并非一个动物世界。

自由，这是一个多麽美妙的词汇！遍读中国古代哲人的著作，竟然找不到这个词汇！中国人天生不爱自由吗？求仁，求道，何故不求自由？在读到公孙龙的白马论和坚白论之后，我明白了中国古代哲人的高贵之处。他们是相对论者，他们不愿意让主体的自由，演化成为对客体的奴役。他们甚至不允许中国的帝王获得绝对自由。不强调自由的中国人，是真正明白自由深刻内涵的大智慧者。在阅读康德和黑格尔时，才发现他们有着与中国古代哲人几近相同的认识。他们的相对论，成为德国历史学派反对奴役的有力思想武器。古今中外的哲学家并不刻意强调自由，何以偏偏一些经济学家竟然敢以自由主义者自居呢？因为，自由，在我执之下，是一种卑劣的自我之私，那是人性邪恶的张扬，而这正是资本主义一切理论的依据。事实上，自我的自由，意味着其他人的不自由，意味着大自然的不自由。这就如同斑马线意味着红绿灯一样。所以，资本主义的人文结果就是帝国主义，资本主义的自然结果就是环境毁灭。自由，在你这美丽的伪装之下，多少邪恶得以横行！

我憎恨那些拾人牙秽的中国新自由主义者，厌恶他们那些卑劣粗陋的理论。但是，我也不能完全认同马克思主义者。我认为，自由主义与马克思主义是西方理性主义的两个方向相反的分支而已。而理性主义本身就存在严重的缺陷。理性主义一旦走入极端，毁灭的恰恰就是天理和人性。中国人不要继续在理性主义中爬行了。我们应从中国的古典哲学出发，结合西方近现代的文明成果，建立中国特有的思想体系。

我们把希望寄托于年轻人的身上。很希望北京大学的年轻学子率先觉醒，很希望全中国的年轻学子不再被迷茫，很希望年轻的中国知识分子开启对新自由主义的批判。在残酷的金融危机中，我们的国家正在承受严峻的考验，我们的国民正在承受痛苦的煎熬，我们不能放任新自由主义者自由出让国家和民族的未来。一个伟大的民族不会缺乏思辨的勇气。我们决不介意为了中国的未来与所有的自由主义者进行新的百年论战。

最后，我想用王阳明先生的话语结束全文。

致良知。

                          卢麒元

国情民意不能上达，用调研的方法或许有效。

可是，在互联网的时代，去稻田里了解国情民意，是否太儿戏了。

真正的问题是，就算是调查研究了，就算是准确掌握国情民意了，能够解决问题吗？

格物致知。致知又是为了什么呢？

古今中外的昌明盛世，从来都不是依从国情民意治国的。谋万世者，需要力排众议，特立独行，开启一代风气。

古之明君，国情民意自在心中（不是嘴上），天理时时萦绕脑际（不是书本），法理紧紧握于手上（不是法院），大一统而周全万方。

衮衮诸公，穿行于田野工厂，莫不亲民乎？

差矣！亲民之行，不如亲民之情；亲民之情，不如亲民之人；亲民之人，不如亲民之政。亲亲之举，频频切切。恶人恶政，肆无忌惮。诚然亲民乎！

君子有自知之明。怎敢调研。求贤于野，问计于贤。不知今日之中国，是否野有遗贤？是否野有良策？

君子不尊圣礼贤。鸡鸣狗盗之徒，必熙熙攘攘而来。外戚阉党，沐猴而冠。鬼话连篇累牍，俨然成为主导和主流。

王阳明先生说，天下万物皆在我心。

毛泽东同志说，灵魂深处闹革命。

奔波劳顿的领导们，可曾调研过自己的那颗心呢？可曾调研过天下人的心呢？

如果，心无光明，就难免生出恶人恶政。如此调研的经验岂不是要荼毒天下！

老子曰：治大国如烹小鲜。老子未说，那是相对于治人心而言。相对于治国而言，治人心，实在是太难了！

观一国之兴衰，端看领导人治心的本事。

领导人又何必求诸于身外！

一句话：致良知。

致良知，自有良臣、良政、良策。

难道不是吗？

卢麒元

陈水扁治下的台湾，政治家竟然敢标价出售军衔。这种自掘坟墓的行为，古今中外罕见。台湾的政治算是烂到家了。追求民主进步的台湾民进党，竟然退步到封建帝王都不耻的地步，真是令人匪夷所思。是时候给台湾的民主化作一次总结了。当然，更主要目的是找寻民主理念在华人地区实践失败的原因。毕竟，两岸三地的同质性太强了。

改革开放后，我一直相信，民主是个好东西。直到来到香港，亲眼目睹了香港所谓民主派的可怕的嘴脸。但是，最令我惊愕的，还不是民主派，而是那些支持民主派的民众。民众，不知道该如何描述这里的民众。总之，让如此顽劣的民众来搞民主，比起开明专制可能相差不止十万八千里。如此看来， 李光耀先生确实是有先见之明。

历史很吊诡。因此，研究历史，离不开哲学。我们通常将政治制度简单地一分为二：民主；专制。其实，这是一体两面。正面是佛，反面就是魔。好民主，一定专制；好专制，一定民主。蒋经国先生懂这个道理，马英九先生不懂这个道理。我们的领导人大约懂了一半。

国家搞民主，说到底，是搞代议制民主。代议制，就要选代表。走到这一步，亚洲国家就民主不下去了。因为，代表这东西，非常不靠谱。其实，就算是亲娘，也很难代表自己。何况选出来的不过是“政治超女”。亚洲国家大多数就是给“政治超女”害了。有的被害得很惨，比如泰国。“政治超女”通常代表两样东西：第一，是金钱；第二，是西方势力。不用等第三，根本不会有第三样东西。辛辛苦苦、兴师动众选出一人来，往往还不如过去的暴君。这真的是一点趣都没有。

我曾经说过，美国是一个准君主制国家。很多人都跟我急了。急有用吗？人家压根就不是人民立宪。与君主立宪不同的是，他们有好多人共同立宪。不过，不是人民。当然，他们也没有兴趣进行全民公决。最有趣的是，他们还搞了几个终身大法官，长期值班，跟皇上一样。国民选了你当总统，你还不是总统，要等大法官“加冕”（跟随大法官宣誓）。事情到了这个份上，按理说该民主一下了吧，不行！还有一个比宪法还大的，那就是神。神的代表，那可不是民选的。但是，这个代表非同一般，没有他的祝福，想当总统门儿都没有！想一想看，谁在做主，是人民吗？要知道，牧师和大法官绝对不是民选的。这就是笔者强调的“道统”和“法统”。这“两统”才是真正的“皇帝”。美国总统，本质上不过是一个“内阁首辅”而已。由此说来，当今美国还没有来得及搞民主。“美式民主”？那不过是中国人的美丽误会而已！

台湾的孩子们读书太差了（可能比香港还差）。连选主与选美都分不清楚。竟然就敢妄谈民主！台湾民主化完全是一根筋似地在抽疯——形而上学。笔者曾经发表文章《三统换一统》。台湾人不懂“三统”换“一统”的道理。搞了个“半桶”换“一统”。用“政治超女”换“血统”。就这种玩法，想不残，实在是太难了。很多台湾人傻乎乎地炫耀所谓的民主成果。我在认真通读李登辉先生的著作《宁静革命》后，曾经说过：李先生是个坏农民。他摘去一枚专制的良果，栽种了一枚民主的恶果。台湾这条小龙从此被终结了。龙变成了虫，还想独立？真是瞎折腾！

中国人自从接触西方理性主义之后，就好像中了邪一样。只懂得一分为二，非此即彼。其实，真正的反封建，必须要依靠封建。这才是哲学。西方人至少在政治上明白这一点。不要皇上的最好方法，就是多几个皇上。而绝对不是干掉皇上。因为，你干掉一个一定会再长出来一个。那个代表神权的“皇权”和那个代表法权的“皇权”，才是解决封建专制最有效的方法。这才是真正的哲学。可是，台湾人就是笨。你叫他总统他就是总统了吗？这与叫皇上有什么区别！世袭的也好，民选的也好，制度不改变，名字变来变去有用吗？根本不能真正解决问题。尤为可怕的是，当民众被极端情绪蛊惑，例如宗教和种族情绪，就会自发地走向疯狂，他们一定会选择魔鬼。看看亚洲地区民主化过程中一部接一部的闹剧吧！

回到中国。

中国人总体而言是无神论者。这是一个十分严重的问题。由于没有神的束缚，中国人精神上没有道德约束的底线。过去的宗法社会，还有一个祖宗崇拜，还有一个宗祠，还有一个入宗祠的问题。现在是什么牵挂也没有了。就变成了赤裸裸的实用主义者、功利主义者、机会主义者。然而，人的灵魂是不能没有主宰的。既然没有神，对于现实主义、功利主义、机会主义而言，那就只剩下金钱。于是，金钱成为精神的主宰。他们终于找到了他们的上帝。其实，金钱还有另外一个名字，那就是魔鬼。中国人终于着魔了。看看吧，这几年中国人为历史上的奸佞邪恶进行了大翻案。那倒不是中国人学会了宽恕。他们到历史中为自己寻找到了一块遮羞布。令人作呕的是，用得最多的遮羞布，竟然是清宫戏！没有了道统，比没有民主要可怕得多！

中国人总体而言是权力论者。这是一个十分严重的问题。由于缺乏法律的束缚，中国人行为上没有法律约束的底线。中国人迷信权力，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这是因为，每一次权力威力的示范，都是以突破道德底线和法律底线为代价。当代中国人的所谓“智慧”，大体上就是破坏规则的“胆量”。尤为严重的是，中国的社会分配格局在三十年中严重异化，权力几乎成为社会分配的根本依据。权力最终越过了道德底线和法律底线，直接挑战人类的良知。当然，权力的滥用，最终会使权力终结。因为，社会最终需要有一个起码的秩序。只是这种权力终结，代价将极其昂贵。尤其是在人性泯灭之后，非但人厌之，天亦厌之。许多民族因此被永远地抛弃了。没有了法统，比没有民主要可怕得多！

在缺乏道统和法统这个问题上，大陆和台湾并无二致。这是两岸盲目追求“科学”与“民主”的必然“成果”。真正的区别在于：大陆有政府而无“皇帝”；台湾有皇帝而无“政府”。

建议大陆，将九常委升级为宪法法院终身大法官。给予他们崇高的地位。在人民大会堂门前刻石铭记他们的姓名，以资后人纪念或唾骂。我们需要一个非民选的，至高无上的，法律的“皇权”。我们甚至可以再附加他们一定的神权（如祭祀）。至于履行行政权力的人才，那还真的是需要选一选的。无法无天的历史应该结束了。

建议台湾，实施内阁负责制。削除总统的行政权力。同时，赋予总统释宪的权利。反正是选一个没有实惠的总统，大家就不用拼个你死我活了。其实，需要将人们博弈的焦点转向法律制度和公共政策，而不是职位。政府的根本内涵在于制度而非职位。官吏有职有权不等于人民有政府。看不到这一点，台湾绝无希望。无政府主义的历史应该结束了。

这样，大陆有了“皇帝”，台湾有了“政府”，中国的民主还有一点点希望。

最后，谈一谈缺乏两统的中国文化问题。

道统和法统最终延伸为审美逻辑。大中华地区的无法无天已经成为严重的文化问题。政治和经济的功利主义必然演化为文化的功利主义。这样说似乎太文雅了，两岸三地恐怕已经不是文化功利主义了，而是赤裸裸的文化重商主义。在文化重商主义的大环境下，传媒死了，大学死了。一切机构都成为商业机构，甚至包括军队。于是，在台湾，军衔都成为商品了。一个社会，在文化重商主义条件下，根本无法产生坚守道德的公共知识分子。没有公共知识分子，也就永远不存在公众利益的代言人。这就意味着，不可能存在真正意义上的人民代表。这就从根子上断绝了民主的最后希望。

说到这里，我感到悲凉。中国人，一个曾经具有儒家高贵精神修养的文明种族，何以堕落到如此不堪的地步！有些人不喜欢我批评理性主义，可是我们能不批判吗？我们似乎得到了一些理性，可是我们几乎丧失了人性！所以，我对于那些执迷于西方理性主义的“中国传教士”感到愤怒。尤其是对那些叫嚣民主的白痴们感到厌恶。我不得不重复王阳明先生“致良知”的说法。一个民族永远不能丧失主体性和自觉性。一个伟大的民族，应该是勇敢的先行者。我们应是致良知者。惟其如此，中华民族才有存在和进化的依据。否则，必然遭到同化或淘汰。请注意，是致良知，而不是“从良”。让那些准备“从良”、正在“从良”、已经“从良”的洋奴们，滚远些去吧！快去救救那些被洋奴们拐骗的可怜孩子！

总结。

在中国施行宪政百年之际，剖析台湾民主之殇，有着极为重要的现实意义。我在去年写过一篇题为《掠过佛莱堡》文章。这篇文章实际上是对德国思想家关于现代化问题思考的一个总结。在文章中，我曾使用这样一个副标题：魂兮归来！检讨中国百年的宪政历程，最令人痛苦的地方就在于此。中国几乎得到了“科学”与“民主”的形式，却失去了灵魂。这里讲述的灵魂，就是民族国家的主体性。一旦丧失了民族国家的主体性，所有现代化努力不过是沐猴而冠。就本质而言，台湾民主之殇，是西方精神殖民所引发出的历史阵痛。这是一个悖论，一个意欲追求形式独立的地方，精神上却是如此地充满了奴性。台湾的闹剧，是前殖民地地区，在后殖民时代具有广谱性的悲剧。这实在值得所有中国人认真反思的。

民主只是一种工具。工具本身不需要进行道德判断。工具谈不上是否是个好东西。就算是好东西也未必就有用。好人用工具可以做好事，坏人用工具也可以做坏事。中国人该醒醒了。不用拼了命去找好工具（所谓的科学理性）。最根本的，还是要致良知（魂兮归来）。灵魂才是决定性的因素。当然，致良知之后，还须要致良政。我们必须要注意两点：第一，形式必须与内容相统一；第二，主观意志必须与客观现实相统一。笔者实在找不到合适的语言来表述良政的内涵。笔者暂时将致良政概括为三统换一统。不过，可以肯定一点，良政包含了一定的民主，但民主并非一定带来良政。

这可能有点难堪。宪政百年之际，我们刚刚发现，我们并不知道何为真正的宪政。这虽然令人难堪，但也不失为好事。至少，我们不用再稀里糊涂過一百年。

为蒯辙元新著《崩溃边缘》作序

卢麒元

一个优秀的人文学者，必须具备这样的品质：深彻的悲悯情怀和敏锐的危机意识。

在现代宫廷文化的熏染下，溢美成为当代人文学术的主旋律。“崩溃”一词显然是煞风景的。我们打算用“稳定压倒一切”和“不折腾”去等待敌人的崩溃。

辩证唯物主义认为，真正的崛起，必定伴随着崩溃。是在崩溃中崛起，是崛起就必然引发崩溃。几乎所有大国的崛起都伴随着改良(英国)、革命（法国），甚至战争（美国）。不能认识崩溃，不能面对崩溃，不能理解崩溃，不能控制崩溃，不能超越崩溃，也就绝然不会产生真正的崛起。崛起，从来就不是请客吃饭。崛起，绝对不会是和风细雨。

如果一定要用积极的词汇来表达“崩溃”，那就是裂变。

中国就是处于这样一个特殊的历史时期。从一种稳定结构向另一个稳定结构过渡即谓转型，必然发生能量损耗，必须有效控制这个耗散结构，巧妙整合各种力量，重建新的稳定结构。同时，中国的转型并非处于封闭环境。中国处于世界整体转型的大环境中。如何内外通融，借力发力，汲取外部结构耗散的能量，达成内部结构的平衡，并在世界结构调整中争取主动，占据有利的地位。这一切，考验着中华民族的智慧。

蒯辙元先生敏锐地意识到中国崩溃亦即裂变的来临。他以强烈的责任感，提示人们关注负面的因素，他的崩溃论，是真正有价值的崛起论。

笔者认为，就哲学意义而言，新自由主义面临不可避免的崩溃。说来可笑，新自由主义在形式上战胜了马克思主义的那一刻，也就注定了它走向灭亡的命运。这是西方理性主义达到巅峰之后的自然堕落，这是西方理性主义历史发展的必然终结。西方理性主义在挑战上帝的过程中，最终失去了自我，陷入到了实用主义和功利主义的深渊。在理性主义泛滥的现代工业社会，在价值虚无的后现代社会状况中，人们再次陷入贪婪、堕落和自我毁灭。此次席卷全球的金融风暴，不仅是西方经济衰退的现实反映，更是西方哲学没落的现实反映。中国作为西方理性主义社会实践的一个分支，同样陷入了历史的困境。令人深感忧虑的是，我们对于自己身处的困境缺乏起码的哲学思辨。主流精英们死守着西方理性主义，拒绝一切主动和积极的变革。

所以，最重要的，不是谁能在金融风暴中第一个实现经济的复苏，而是谁能够第一个在精神上觉醒。从这个意义上讲，反思的学者，以及那些有深度的反思，对于中国和世界都是弥足珍贵的。

笔者认为，就现实而言，中国“山寨”了西方的狭隘理性主义，造就了近三十年来极端的实用主义和功利主义。当实用主义和功利主义转化为制度和政策安排之后，也就背离了自然规律和抛离了人性的本原。实用主义和功利主义带来的好处是显而易见的，“发展”自然成为一个时代的“硬道理”。但是，“硬道理”的工具理性，撕裂了人与自然、人与人的和谐，埋下了矛盾和冲突的种子。这也就为裂变提供了历史的原动力。

因此,更为重要的，不是如何选择理性主义的政策和措施，而是必须首先完成对理性主义本身的哲学批判。不进行深刻的反思，就无法寻找到一条适合中国发展的正确道路。当代中国狭隘的西方理性主义意识，演变成为中国式的实用主义和功利主义。它们胁迫政治，操纵经济，愚弄社会，“软禁”了中华民族最优秀的思考者，“遮蔽”了那些极具世界意义和历史意义的深刻思想。正是这群“西装革履”的“弱智儿童”酝酿着中国的崩溃。此刻，他们正深深地沉迷于漫画烟花式的崛起梦境中。从这个意义上讲，中国人必须高度关注那些“专业学者”和“技术官僚”的愚蠢行径。中国极其需要深刻的哲学家和深刻的哲学批判。

近三十年来，中国陷入了文化虚无主义。文化虚无主义的最大恶果就是丧失珍贵的民族国家的主体性。中国人可谓放弃了独立思考的优秀传统，在左的理性主义（马克思主义）和右的理性主义（新自由主义）中痛苦爬行。中国现代学术弥漫着“高贵”的奴性。当代中国似乎很难容下一个本土的独立思考者和一篇独立思考的文论章。中华文明古国，几乎丧失了用自己的逻辑和语言描述自己思想的能力。当代中国的主流知识分子毫无自信与自尊，除了向祖宗吐口水，就是抖搂那些貌似时髦的理性主义的陈词滥调。那些肤浅的洋人和洋奴们卑劣的思想，竟然被神圣化为绝对真理，堂而皇之地成为大国意识形态的主宰。想一想吧，伟大的康德和黑格尔，留给世界的是马克思和希特勒！理性主义的不理性注定了理性主义的历史悲剧。已经长达一个多世纪了，中国人始终无法走出狭隘理性主义的阴霾。中国的政治经济运行逻辑充满了庸俗的理性主义色彩。谓之狭隘理性主义是客套话，说穿了，就是赤裸裸的现实主义和功利主义。人们捡来西方的小聪明就当成了大智慧。举国浑浑然百余年啊！尤以近三十年之愚昧荒唐为甚！毫不夸张地讲，中国近三十年深受西方理性主义侵害的思想领域沦陷的惨况，绝对不亚于当年八国联军攻入北京城。

蒯辙元先生交游甚广，朋友中贵重而闻达者多矣。他之所以执意邀笔者写序，实在是想搞一点思想的“扩胸运动”。的而确，中国思想界的阴柔之气快让人窒息了。断了根的中国西洋奴才们用西方“三纲五常”式的庸俗理性主义、新自由主义紧紧束缚着中华民族的灵魂。是时候驱逐这帮变态的家伙了。笔者欣然为蒯辙元先生的新书作序，就是希望中国的思考者能够冲破近现代以来的“西方道学”的思想藩篱，打破一切教条，从中国古典哲学再出发，开启中国的文艺复兴，将中国的新文化运动提升到全新的历史高度。进而为中国的未来乃至于世界的未来，寻找一条光明的出路。

我喜欢王阳明先生“致良知”的说法。一个“致”字，充满了自主与自觉。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致良知的中国人，决不畏惧崩溃。心无挂碍，则无恐惧。让一切腐朽、衰败、落后的东西死亡吧！让我们去迎接健康的、蓬勃的、充满生命力的新生。历史是辩证发展的，正是在从容应对崩溃的过程中孕育着中华民族真正的崛起。

如此说来，《崩溃边缘》也就是《崛起时刻》。

                       谈中国的外汇管理策略

                                    卢麒元

汇率之争，本质上是财富之争。

现代社会，财富表达为权益。

于是，中美之间的汇率冲突，就变成攫取权益与保卫权益的较量。

一般而言，美元汇率贬值意味着：美元债权价值减少；非美元资产价值增加。

美国管理者深知其中奥妙。政府拼命增加债权（滥发国债），不断为本国投资者提供资本（并非单纯刺激需求）。在政府的有力支持下，美国投资者迅速蚕食其他国家权益。

将货币赋予主权概念是非常阴险的。货币是一般等价物，并无主权问题。就如同黄金没有祖国一样。之所以强调主权货币，是因为强势政府需要干预货币的价格。政府的干预必然影响货币的信用。于是，高明的国家就会为本国货币建立必要的信用基础（包括黄金储备）。不高明的国家就只能寻求信用依附（见拙著《人民币的信用基础》）。所谓的挂钩也好，一揽子货币也好，都是货币失去主体性后的定价逻辑。抛开符号形式，丧失主体性的所谓主权货币不过是外币的代币。是伪主权货币。

长期以来，伪主权货币多数以美元作为信用基础，形成所谓的外汇储备（本质上是美元债权）。而伪主权货币建立外汇储备的源泉，就是让渡国家权益和国民福利。这就形成伪主权货币国家财富流失的“正常”现象。这现象背后，隐含着深沉复杂的政治问题。

问题的严重性还不止于此，强大的主权货币国家并不满足于一般的铸币税。他们还需要铸币税以外的“金融纳贡”。于是，各种“金融创新”出笼了。所有金融创新都指向一点：增加主权货币的投放数量！而这种天量的货币投放，最终转化为伪主权货币国家的债权和真主权货币国家的产权。剩下的事情很简单：收割。 宋鸿兵先生称之为“剪羊毛”。我很忧虑那些羊们。剪刀所到之处，剪下来恐怕不会仅仅是羊毛吧！

接下来将发生的事情，将是汇率的剧烈波动。你也可以将此波动理解为“剪刀在行动”。行动的结果没有悬念：一些国家失去了债务，而得到了权益；一些国家失去了债权，也失去了权益。当然，也会有一些政府将最终失去政权。

要发生的已经在发生了。一出悲剧正上演。笔者知道，已经没有时间愤怒和批评了。必须马上采取行动！

笔者认为，强大的主权货币国家正在过河，他们处于最困难也最危险的时刻。中国应神兵飞渡，击敌于彼岸。

第一，中国应尽快实现外汇储备转型，将外汇债权转变成为国民资产。

毛泽东同志留给我们战胜敌人最有效的方法就是人民战争。中国政府应当鼓励中国国民（机构和个人），以国内资产（包括人民币）为抵押（抵押比例可以低于50%），借贷非主权货币，购买境外资产。甚至鼓励国民投资移民。中国可以考虑给予投资于境外的国民双重国籍。这将迅速盘活中国的外汇储备。

第二，中国应马上建立国家平准基金，反复增持战略性资产。

必须明白一点，价格是财富最好的防线。现代金融战争，主要是价格搏弈。中国政府应通过平准基金提高中国战略性资产的市场溢价。中国应在特定时段，形成内部资本的相对过剩。遏制海外资本的涌入。

当然，必要的时候需应辅之以行政手段。不过，不要再搞汇源果汁之类的笑话。

第三，政府应在汇率剧烈波动时期公布人民币含金量（底线）。允许境外人民币持有者按照政府指导价格兑换黄金。

第四，实施严厉的外汇管制。

取消一切针对外汇投资的优惠政策。同时，严厉禁止各种类型的境外招商引资活动。

贸易项下外汇结算应建立风险准备金制度（可参考拙著《人民币的信用基础》）。

严厉打击外汇黑市交易。

第五，在国际金融风暴结束后，逐步实现人民币汇率的自由浮动。

最后，必须纠正一些错误认识。

笔者认为，没有所谓的超主权货币。道理太简单了，因为不会出现超越主权国家的财政部。欧元并非真正的主权货币。欧元不过是一种超级伪币。世界银行本身就是一个彻头彻尾的骗局。

笔者认为，没有所谓“推动”人民币国际化的方案。人民币的国际化是人民币信用基础强化的自然反映。需要推动的是中国经济本身。所谓的“推动”人民币国际化的方案，多数是自毁长城，开门揖盗。

笔者认为，没有所谓“共同”对抗金融风暴的必要。更不存在“做负责任大国”的义务。蛋糕（权益）太小了，中国国弱民穷，我们需要努力争取权益，而绝对不是去作无私奉献。中国不是怨妇，用不着不高兴。就请中国的国际主义精英们（黄色马多夫）滚远一些吧。

我们希望管理层回到人民群众中间。与人民群众一起迎接中华民族面临的严峻挑战。历史将会再次证明，最伟大的智慧和最伟大的力量，都蕴藏在人民群众中间。当然，胜利最终属于智慧、勤劳、勇敢的中国人民。

                             卢麒元

王阳明先生知行合一的主张，一向是中国知识分子经邦治国的有效工具。然而，非常遗憾，致良知固不易，致良行则更难。近年以来，中国“最优秀”的知识分子们，口述良知而身体恶行。所以，国人大失所望。在二十一世纪初叶，民众整体的失望终于达到了顶点。

中国人当然知道民主是个好东西。但是，请注意，知道与做到还有漫长的距离。

世界上深刻理解民主含义的国家，没有一个搞民粹式民主。以美国为例，其政治体制不过是准君主制的改良形式。英国和日本甚至仍然是君主立宪。经历了法国大革命的西方人非常清楚，民主就如同共产主义一样，只能是一个高高悬挂的理想。但是，西方人也有如王阳明般的智者，他们深刻理解知行合一的道理。于是，他们在君主制内部逐渐强化民主的内涵。久而久之，形成了渐进式民主的有效模式。

中国近现代史，就是一部追求民主化的历史。令人感概的是，在如此重要的议题上，中国知识分子的知与行均不着边际。他们总是走极端。打倒了君主，又搞不成民主，搞到最后就变成了无主。心中无主，国中无主。一个主权领土完整，却没有主体性的中国。

笔者认为，民主的路径其实就在君主制之中。无论是国君作主，还是君子作主，一定要有个主子。剩下的事情，不过是让这个主子不要脱离民意束缚。

毛泽东知道这个道理，所以搞了一点个人崇拜。邓小平也知道这个道理，于是树立了一个核心。

回到王阳明的心学。心里面没有民主，民主的形式有个屁用。心里装着民主，集权也未必就不好。

然而，如何做到心里有民主呢？笔者曾经著文《三统换一统》。三统就是道统、法统、体统。道统就是治人心的。法统就是治人行的。体统是为了适应道统和法统而形成的操作范式。被换掉的一统，就是血统。请注意，是换掉，而不是打倒。事实上，五千年了，猛人辈出的中国，谁也没有能力打倒血统。血统巍然屹立，体统当然就是假的。

建立道统是需要大儒的。在陷入失心疯的中国，小丑们还没有玩够，民众仍然需要启蒙，大儒出世还需要一些时间。

建立法统倒是具备了条件。笔者曾经著文《关于建立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法院的建议》。此文的要义在于恢复“君主立宪”。以中国之大，必须要有一个最后的负责人。同时，人民也需要委托一个权威的问责人。将这件事情交给人大和政协早已证明是不靠谱的。唯一的出路，就是在“最高领导集体”之上建立一个宪法法院。当然，这种大事情，需要大人物们嚷嚷才行。

建立体统是最容易的。后发达国家有几个没有建立现代“民主体制”。有用吗？学一两个姿势一点也不难。难的是这些姿势能真正的起作用。一言以蔽之，不搞道统和法统，瞎嚷嚷体统，那是真正的饭桶。

笔者钦佩王阳明先生的学说。那种感觉非常类似笔者钦佩德国的历史学派（见拙著《掠过佛莱堡》）。残酷的生活是理解心学最好的老师。知与行不能合一，生存和发展都会成为问题。所以，笔者从不轻信廉价的真理。王阳明先生的确了不起。心学本质上就是一部主体论。这才是王学的根本所在。笔者相信，一切就在自己的心里。心里面都没有主，还谈什麽民主。接着做奴才就是了。不过，在国际一体化的大时代，要做奴才也只能是做洋人的奴才。现实难道不是如此吗！

大国崛起，说到底是心灵的解放。

我心光明。走自己的路。

这该多好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