把Hans Blumenberg和Carl Schmitt两个人牵扯到一起论述的著作，似乎并不少见，毕竟两个人焦虑的问题都是现代性的张力问题。据说，他们之间曾经有过一次论战，但由于文献一直没有公布，双方在正式出版著作中也很少甚至几乎没有提及，所以我们很难知道具体情节和细节，因而象个谜。查了一下，Timo Frasch在其Zwischen Selbstinszenierung und Rezeption. Carl Schmitts Ort in der Bundesrepublik Deutschland （Bonn：Bouvier Verlag，2006）中曾有过论述，但正如为该书撰写了书评的Reinhard Mehring所说，作者对这个问题并没有理解很透彻，分析也没有很到位，很多结论显得仓促了，以硕士学位为基础而扩充而成的著作终究还很难把这么两个大名鼎鼎的人物一网打尽，更何况，许多争论的原始文献还没有公诸于众呢。

不过，Suhrkamp出版社很快就要推出的两个人的《通信集》，或许可以帮助我们解开他们之间的这个谜，因为据说，这是作为哲学家的Hans Blumenberg与作为法学家的Carl Schmitt之间的争论第一次系统而完整地呈现在读者面前。

1977年，Hans Blumenberg致信Jacob Taubes，提到了这场论战：“因此，我也要告诉您纯粹的事实，1971年，我试图与Carl Schmitt建立联系并真的建立了联系。关于这点，将来肯定会有许多可说的”。这场论战是由于Hans Blumenberg撰写《现代的合法性》引起的。他在这本著作中对Carl Schmitt提出了尖锐的批判，Carl Schmitt虽然承认Hans Blumenberg的质疑不无道理，但依然坚决予以反击。两个人之间的笔墨官司促成了相互之间的书信往来，而且，这些书信一直没有正式发表。涉及到的问题非常广泛，包括现代世界观的基础、现代人类学的基础、歌德的格言、历史哲学、自杀问题等等。

由于Carl Schmitt的回应在Hans Blumenberg的著作中留下了很深的印痕，该书主编除了编辑了他们之间的书信之外，还从Hans Blumenberg遗著中和已经出版的著作中摘录了许多相关的内容一并收入书中。

去年的暑假，出去开了两个学术研讨会，带孩子去了青海，坐火车去的，让他过足了火车瘾。自己抽空还写了三篇文章，并且享受了好多天的清静和悠闲。

这个暑假，实在怕热，基本没有出行，不过也有一些让人高兴的事情。

最高兴的要算是给儿子补课了，由于平时工作太忙，几乎没有很好地过问过孩子的学习，特别是他的薄弱环节数学。暑假里每天都紧抓不懈，督促他好好完成数学作业，跟着两个小老师认真学习，数学总算有了很大的提高。真的要感谢那些牺牲自己的暑假帮助我辅导孩子的小老师们。他们的认真，他们的投入，他们的责任心，都让我感动。也很希望儿子能在这个好的基础上，再向前更进一步，让自己的数学成绩有更大的提高，为接下来其他跟数学学习有关的课程打下扎实的基础。

再一个高兴的事情就是，在朋友和学生的帮助下，家庭装修进展顺利，主体工程已经基本完成，再有一段时间就可以完成了。说起来，真是很惭愧，自己装修房子，自己基本没有傍边，主要是好友和学生在帮助操办。都说装修是一个系统工程，烦琐，烦心，看到他们为我奔忙，实在是不好意思。

当然让人高兴的还有，暑假很快就在忙碌而充实中过去了，新的学期很快就要到来，微微有些空阔的校园很快就要喧闹起来，一个一个新的陌生面孔也会随之出现……

洪洞县辖9个镇、7个乡：大槐树镇、甘亭镇、曲亭镇、苏堡镇、广胜寺镇、明姜镇、赵城镇、万安镇、刘家垣镇 、淹底乡、兴唐寺乡、堤村乡、辛村乡 、龙马乡、山头乡、左木乡。 

洪洞老槐树

洪洞县在临汾盆地的北端，紧傍汾河东岸，著名的"玉堂春"故事就发生在这里。传说元末，冀、鲁、豫、秦诸地因天灾兵祸，造成大量人口死亡。黄河下游赤地千里，渺无人烟。而山西境内却风调雨顺。人口多田地少或有人无田之家，迁往其他省地。每次迁地，都以洪洞县为集散之处。官府在洪洞县广济寺旁设专门机构，发放迁移资费。由于寺旁有一棵大槐树，苍古挺拔，凡由此迁出的乡民都深深地记住了它，代代相传，永世不忘。如今寺旁的槐树，已是老槐死后新栽植的第三株了，游人来到树下常兴咏古之慨。

元大德七年八月初六戌时(1303.9.25)山西赵城、洪洞地震,震级（8）。洪洞：儒学震陷。广胜寺下寺摧毁殆尽，城隍祠颓，二者震后俱重建.广胜寺位于洪洞县东北十五公里的霍山南麓，分上下二寺，是我国古代的著名佛寺，始建于东汉建和元年(147年)，后几经修建。下寺前为山门，其后为中殿和后殿。中殿五开间，施人字形梁架，用材经济而美观。后殿中的元代壁画甚为精美，解放前被帝国主义勾结国内奸商盗窃出国，现陈列在美国堪城纳尔逊艺术馆。

上寺的琉璃飞虹塔，是国内最大最完整的一座琉璃塔。其平面作八角形，十三层，高四十余米。塔身砖砌，饰以琉璃烧制的角柱、斗拱、人物、花卉等构件，雕工精细，色泽艳美，是国内琉璃塔中的代表作。塔内折转攀登的梯道，设计巧妙，为国内罕见。塔顶有清康熙三十四年地震损害金顶的题记，是研究一六九五年临汾地震的珍贵实物资料。

明应王殿是传说中的霍泉水神的祀殿。殿内四壁满布壁画，其中以南壁东侧的元代戏剧画最为著名。这幅画完成于元泰定元年(1324年)，这个时期正是元杂剧兴旺发展的黄金时代。画宽三点一一米，高四点一一米。画上横额楷书"大行散乐中都秀在此作场"，画着一个民间演出团体正在登台演出的情况。画中的方格地面，表明当时戏剧已登上方砖漫地的舞台，舞台上已经有了绘制精巧的布景。画上共绘出演员和出场人物十一个，其中四女七男。从演员看，已经分出生、旦、净、末等行当，并且有女扮男装。场面上的人物，已经使用刀、牙笏、扇子之类的道具，有了勾脸谱桂胡子之类的化装，穿着绣花服装。同时，从这幅画上还可以清楚地看出，当时的伴奏乐器是笛、鼓和拍板。因此这幅画是研究我国古代戏剧和音乐发展历史的重要资料。

寺内还保存有大量泥塑、木雕、铜铸、铁铸等各种佛像。 

洪洞县辖9个镇、7个乡：大槐树镇、甘亭镇、曲亭镇、苏堡镇、广胜寺镇、明姜镇、赵城镇、万安镇、刘家垣镇 、淹底乡、兴唐寺乡、堤村乡、辛村乡 、龙马乡、山头乡、左木乡。 

洪洞老槐树

洪洞县在临汾盆地的北端，紧傍汾河东岸，著名的"玉堂春"故事就发生在这里。传说元末，冀、鲁、豫、秦诸地因天灾兵祸，造成大量人口死亡。黄河下游赤地千里，渺无人烟。而山西境内却风调雨顺。人口多田地少或有人无田之家，迁往其他省地。每次迁地，都以洪洞县为集散之处。官府在洪洞县广济寺旁设专门机构，发放迁移资费。由于寺旁有一棵大槐树，苍古挺拔，凡由此迁出的乡民都深深地记住了它，代代相传，永世不忘。如今寺旁的槐树，已是老槐死后新栽植的第三株了，游人来到树下常兴咏古之慨。

元大德七年八月初六戌时(1303.9.25)山西赵城、洪洞地震,震级（8）。洪洞：儒学震陷。广胜寺下寺摧毁殆尽，城隍祠颓，二者震后俱重建.广胜寺位于洪洞县东北十五公里的霍山南麓，分上下二寺，是我国古代的著名佛寺，始建于东汉建和元年(147年)，后几经修建。下寺前为山门，其后为中殿和后殿。中殿五开间，施人字形梁架，用材经济而美观。后殿中的元代壁画甚为精美，解放前被帝国主义勾结国内奸商盗窃出国，现陈列在美国堪城纳尔逊艺术馆。

上寺的琉璃飞虹塔，是国内最大最完整的一座琉璃塔。其平面作八角形，十三层，高四十余米。塔身砖砌，饰以琉璃烧制的角柱、斗拱、人物、花卉等构件，雕工精细，色泽艳美，是国内琉璃塔中的代表作。塔内折转攀登的梯道，设计巧妙，为国内罕见。塔顶有清康熙三十四年地震损害金顶的题记，是研究一六九五年临汾地震的珍贵实物资料。

明应王殿是传说中的霍泉水神的祀殿。殿内四壁满布壁画，其中以南壁东侧的元代戏剧画最为著名。这幅画完成于元泰定元年(1324年)，这个时期正是元杂剧兴旺发展的黄金时代。画宽三点一一米，高四点一一米。画上横额楷书"大行散乐中都秀在此作场"，画着一个民间演出团体正在登台演出的情况。画中的方格地面，表明当时戏剧已登上方砖漫地的舞台，舞台上已经有了绘制精巧的布景。画上共绘出演员和出场人物十一个，其中四女七男。从演员看，已经分出生、旦、净、末等行当，并且有女扮男装。场面上的人物，已经使用刀、牙笏、扇子之类的道具，有了勾脸谱桂胡子之类的化装，穿着绣花服装。同时，从这幅画上还可以清楚地看出，当时的伴奏乐器是笛、鼓和拍板。因此这幅画是研究我国古代戏剧和音乐发展历史的重要资料。

寺内还保存有大量泥塑、木雕、铜铸、铁铸等各种佛像。 

洪洞县辖9个镇、7个乡：大槐树镇、甘亭镇、曲亭镇、苏堡镇、广胜寺镇、明姜镇、赵城镇、万安镇、刘家垣镇 、淹底乡、兴唐寺乡、堤村乡、辛村乡 、龙马乡、山头乡、左木乡。 

洪洞老槐树

洪洞县在临汾盆地的北端，紧傍汾河东岸，著名的"玉堂春"故事就发生在这里。传说元末，冀、鲁、豫、秦诸地因天灾兵祸，造成大量人口死亡。黄河下游赤地千里，渺无人烟。而山西境内却风调雨顺。人口多田地少或有人无田之家，迁往其他省地。每次迁地，都以洪洞县为集散之处。官府在洪洞县广济寺旁设专门机构，发放迁移资费。由于寺旁有一棵大槐树，苍古挺拔，凡由此迁出的乡民都深深地记住了它，代代相传，永世不忘。如今寺旁的槐树，已是老槐死后新栽植的第三株了，游人来到树下常兴咏古之慨。

元大德七年八月初六戌时(1303.9.25)山西赵城、洪洞地震,震级（8）。洪洞：儒学震陷。广胜寺下寺摧毁殆尽，城隍祠颓，二者震后俱重建.广胜寺位于洪洞县东北十五公里的霍山南麓，分上下二寺，是我国古代的著名佛寺，始建于东汉建和元年(147年)，后几经修建。下寺前为山门，其后为中殿和后殿。中殿五开间，施人字形梁架，用材经济而美观。后殿中的元代壁画甚为精美，解放前被帝国主义勾结国内奸商盗窃出国，现陈列在美国堪城纳尔逊艺术馆。

上寺的琉璃飞虹塔，是国内最大最完整的一座琉璃塔。其平面作八角形，十三层，高四十余米。塔身砖砌，饰以琉璃烧制的角柱、斗拱、人物、花卉等构件，雕工精细，色泽艳美，是国内琉璃塔中的代表作。塔内折转攀登的梯道，设计巧妙，为国内罕见。塔顶有清康熙三十四年地震损害金顶的题记，是研究一六九五年临汾地震的珍贵实物资料。

明应王殿是传说中的霍泉水神的祀殿。殿内四壁满布壁画，其中以南壁东侧的元代戏剧画最为著名。这幅画完成于元泰定元年(1324年)，这个时期正是元杂剧兴旺发展的黄金时代。画宽三点一一米，高四点一一米。画上横额楷书"大行散乐中都秀在此作场"，画着一个民间演出团体正在登台演出的情况。画中的方格地面，表明当时戏剧已登上方砖漫地的舞台，舞台上已经有了绘制精巧的布景。画上共绘出演员和出场人物十一个，其中四女七男。从演员看，已经分出生、旦、净、末等行当，并且有女扮男装。场面上的人物，已经使用刀、牙笏、扇子之类的道具，有了勾脸谱桂胡子之类的化装，穿着绣花服装。同时，从这幅画上还可以清楚地看出，当时的伴奏乐器是笛、鼓和拍板。因此这幅画是研究我国古代戏剧和音乐发展历史的重要资料。

寺内还保存有大量泥塑、木雕、铜铸、铁铸等各种佛像。 

2007年06月12日 13时06分犖男麓媒网-东方早报 

美国著名哲学家、当代最具影响力的思想家理查德·罗蒂因胰腺癌及并发症，于6月8日在加州帕罗奥多家中去世，享年75岁。2004年7月16日至7月23日，理查德·罗蒂曾来过上海进行访问和学术交流，其间在华东师范大学和复旦大学做专场学术讲座。“语言和信念之外，真相并不存在。人类应当关注日常生活，而不是通过理论发现什么。”1931年，罗蒂出生于美国新泽西州一个托洛斯基家庭，毕业于芝加哥大学。在最初的学术生涯中，罗蒂先后任教于卫斯理学院、普林斯顿大学研究当时主流的分析哲学。2003年，他在接受媒体采访时曾表示，自己之后对“分析”的背叛相当程度受到上世纪60年代学生运动的影响，“我当时抽很多烟，留长发”，但“我很快发现自己对那些企图摧毁校园的激进学生没有任何好感”。1970年代后，罗蒂开始与分析哲学分道扬镳，但同时被主流学术界所拒绝。直到1982年，罗蒂才被弗吉尼亚大学聘为人文教授，1998年加入斯坦福大学比较文学系。

1979年，罗蒂出版了代表作《哲学与自然之镜》，这部哲学著作改变了人们对哲学的流行观点———“哲学家的任务是告诉我们能知道什么和不能知道什么”———在罗蒂看来，这些都是废话。他认为，人类应当关注的是他们日常生活，而不是通过理论发现什么。在语言和信念之外，真相并不存在。

1982年出版的《实用主义的后果》一书中，罗蒂提出了他的新实用主义主张，即在某种程度上对反本质主义、相对主义和历史主义的某种认同。对这种新实用主义及其后果的进一步发展，就是出版于1989年的《偶然、反讽与团结》。他在批判西方传统的超越历史观和普遍人性观的同时，罗蒂主张一方面坚持自由民主社会的基本价值观和信念，另一方面又承认所坚持的信仰、价值以及用以描绘自我和世界的终极词汇都是历史和环境的偶然产物。斯坦福大学比较文学教授罗素·伯曼曾经与罗蒂共事多年，在他看来“他（罗蒂）把哲学从分析的桎梏中拯救出来”，让哲学回归到“哲学的核心———人之为人，政治社群中人与国家关系”。一个坚定的左派知识分子，12岁就决定用尽一生为社会正义而斗争。哲学观点冒犯了右派，政治学观点冒犯了左派。罗蒂一生颇为多产，其著作也不仅局限于艰深的哲学理论思考，经常在大众媒体上发表公共观点和尖锐批评。他讨厌那些宣扬爱国主义、学术经典以及“人都可以做出有意义的伦理判断”的批评家。10多年来，罗蒂把更多的注意力放在人类所面临的重大社会问题上，并同时积极参与文化政治学、全球化、女权主义等公共话题的讨论。“12岁的时候，我就意识到人之所以是人，就是要用尽一生为社会正义而斗争。”罗蒂曾说道。

所以，几十年来，罗蒂的声音始终并不局限在哲学领域。作为坚定的左派知识分子，罗蒂1998年出版了《筑就我们的国家》，在这本薄薄的小书中罗蒂强调左翼知识分子和基层的政治激进派之间建立某种强有力的联系的重要性。但他同时失望地表示，社会民主左派在1910年至1965年半个世纪塑造的民主党已经崩溃。他说，自1960年代以来，美国左派为“美国黑人、妇女和同性恋群体做出了很大的贡献，可是，它从来没有想过要发展出一种能够赢得多数选票的政治立场”。在《共产党宣言》发表150周年之际，罗蒂在《法兰克福汇报》上发表文章，向马克思表示崇高的敬意。但罗蒂在思想界的多面性和对左、右翼知识分子均毫不留情的出击也使他处境尴尬。“如果说我的哲学观点在多大程度上冒犯了右派，那么我的政治学观点就在多大程度上冒犯了左派。”罗蒂曾这样评价自己。

尽管对未来深深悲观，但罗蒂和杜威一样，对美国的未来心存一丝希望。2003年，罗蒂表示为“杰弗逊、林肯、威尔逊、罗斯福、马丁·路德·金等这些美国精神的继承者”感到骄傲，这是件很重要的事。为了一个国家的政治目标，“还应该把这种自豪感作为产生同情心的动力”。

尽管被称为20世纪末最伟大的思想家之一，但罗蒂在1992年出版的自传《托洛斯基和野兰花》中形容自己是“傻笑的知识分子，弱化了年轻人的道德准线”，“愤世嫉俗和虚无主义者”，“自满得意”和“不负责任”。

罗蒂的著作自上个世纪80年代以来被陆续介绍进中国，中译本包括《哲学与自然之镜》（1986）、《后哲学文化》（1992）、《偶然、反讽与团结》（2003）、《真理与进步》（2003）和《筑就我们的国家》（2006）等。

朱伯崑先生，1923年生于河北省宁河县(今属天津市)。1947年，入清华大学哲学系学习。1951年毕业，在冯友兰先生的要求之下，留清华大学哲学系任教，并担任冯先生助手。1952年起，随冯先生一同转入北京大学哲学系，历任助教、讲师、副教授、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著作有《先秦伦理学概论》、《易学哲学史》等，学术论文数十篇，后来汇编为《朱伯崑论著》。

先生是著名中国哲学史家，也是中国哲学史研究“北大学派”的重要代表和核心人物。从五十年代开始，先生关于中国哲学史研究的思考就表现出独立于教条主义式意识形态的特点。1957年发表的《我们在中国哲学史研究中所遇到的一些问题》一文，即反思简单地套用哲学史上两条路线斗争来研究中国哲学史的做法，产生了积极影响。先生继承北大学派重视原始资料的特点，十分重视哲学史教学资料的编辑工作。先后主编或统稿了《中国历代哲学文选》（先秦——隋唐）、《中国哲学史教学资料汇编》（先秦——隋唐）、《中国哲学史资料长编》、《中国哲学史资料选辑》等，为全国范围内的中国哲学史教学奠定了基础，用“民至如今受其赐”来形容，可以说一点都不夸张。先生自五十年代起就是中国哲学史学科的教学骨干，有丰富的教学经验和心得。文革结束以后，急需摆脱僵化的教科书模式，朱先生曾经提出了一个详细的中国哲学史讲授大纲。该大纲摆脱了旧的教条主义做法，突出中国哲学的固有问题和特点，尤其注重理论思维。这个大纲虽然没有转化为一个系统的教科书，但对于中国哲学史的讲授产生了重要而实质性的影响。

先生是著名的易学家，易学哲学领域的奠基人。先生认为，研究中国哲学而不研究易学，就不能深入把握中国传统理论思维的特点。在西方哲学传入中国以前，中国人的理论思维基本上是通过易学来锻炼的。其巨著《易学哲学史》系统讨论从先秦一直到清代易学哲学的发展，为中国哲学史的研究开拓了一个新的方向。该著作充分体现了北大学派原始材料和理论分析并重的特点，可以说是二十世纪后期中国哲学界不可多得的经典。先生的易学哲学研究贯通哲学和经学，在很大程度上弥补了二十世纪哲学史研究轻视经学的缺点，并促进了哲学史研究对经学的关注。由于易学的特殊性，先生治《易》十分重视义理和占筮的分别，自觉继承孔子“观其德义”及“不占而已矣”的精神，坚决反对任何形式的占筮活动。

先生晚年致力于易学研究普及和培养易学人才的事业，致力于中国传统文化和哲学的复兴。先后创办了美芝灵国际易学研究院和东方国际易学研究院，亲任院长。先生以其德性和智慧的魅力会聚了全国乃至世界范围内的易学名家，共同讨论易学和中国哲学的问题。创办了《国际易学研究》学刊，并主编《易学基础教程》以及“易学智慧丛书”数十种。2004年，又主持成立了国际易学联合会，为首任会长。

先生一生淡泊名利，与世无争。虽历经坎坷，然忧国忧民之心无时不在。先生认为个人的命运和国运密不可分，因此一直关注国家的发展和进步，并深感自豪与骄傲。八十岁时曾经赋诗云：

百年磨难思中兴，如今万邦谒燕京。

老骥犹伏千里志，振兴中华育精英。

我和Lolle Nauta教授的交往并不太长，前后不过两个月。2003年初夏的时候，我应邀去德国和荷兰访问，Lolle Nauta教授在这个事情上帮了大忙，不但为我提供了奖学金，而且还安排了我在Goningen的食宿，让我在这个精致而秀美的海滨小城度过了一段短暂而悠闲的时光，得以集中精力完成了《交往行为理论》第一卷的翻译工作。

Lolle Nauta是Groningen大学哲学系的教授，也是Helmuth Plessner的嫡传弟子，专门研究社会哲学，在荷兰乃至整个欧洲学术界有着良好的影响。他个子高大，1米80以上，又很精瘦，看起来一派玉树临风的样子，严肃的表情下又透露出一些仙风道骨。最让我吃惊的是，他不爱开车，每次到宾馆看我或我们一起约会出去的时候，他都骑着一辆有些老旧的单车，随着嘎吱嘎吱的车声，老远就能听到他的到来，也能听到了渐渐地离去。

后来还有过几次国际会议我们都应邀参加，可惜，由于忙碌，我均未能到场，也就错过了和Lolle Nauta教授再次会面的机会，留下了永远的遗憾。

Die Ghaselen des Hafiz
Neu in deutsche Prosa übersetzt mit Einleitung und Lesehilfen
Herausgeber und Uebersetzer: Joachim Wohlleben
628 S., Gebunden, 39,80
3-8260-2688-8  Koenigshausen u. Neumann

回想1999年暑假的时候，我应邀到波茨坦大学小住并做客座研究，从法兰克福出发前，抱着试试看的心情，早网上寻找失去联系长达10年之久的Wohlleben教授，竟然真的找到了他的电子信箱，连忙给他发了问候信，很快就得到了他的回复并邀请我无论如何要到家里去做客。

傍晚时分，我到了Wohlleben教授家附近的地铁车站，他早已等候在了那里，我们第一眼就认出了对方，我出口便说：“您似乎很见老”，他也开玩笑地说：“你也不再是当年那个毛头小伙子了”。我们相互打趣着到了他家里，他夫人早就准备好了晚餐：菜饭，把他们能找到的青菜都煮到了米里，还解释说，他们清楚地记得，在北京的时候，我每次和他们一起用餐的时候都会选择米饭。这点小小的记忆，让我非常感动，虽然那天的菜饭缺少了一个重要的东西：盐，吃起来真的是淡而无味，但我还是用嘴快的时候把所有的菜饭一扫而光。

那天晚上，在Wohlleben教授的书房里，我们聊到很晚很晚，把分别后10多年的话都说完了，把10多年前在北大的每一天都回忆了一遍。然而，哪里能想到，那次的长聊竟成了真正意义上“告别谈话”，本以为最近能有机会再去柏林一次，再去看望已经退休的他……

从网上把Wohlleben教授的主要著作收集到了一起，罗列在下面，以致感念：

1、Wohlleben，Joachim : Die Sonne Homers. Zehn Kapitel deutscher Homer-Begeisterung. Von Winckelmann bis Schliemann. Goettingen 1990  Die Sonne Homers

2、Wohlleben, Joachim: Versuch ueber "Perrudja" : literarhistorische Beobachtungen ueber Hans Henny Jahnns Beitrag zum modernen Roman. - Tuebingen : Niemeyer, 1985 

3、Wohlleben, Joachim: Goethe als Journalist und Essayist，Frankfurt am Main，1981

4、Wohlleben, Joachim: Goethes-Literaturkritik，Berlin，1965

5、Wohlleben, Joachim: Versuch ueber '' Perrudja ''，Tuebingen，198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