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餐时见到了新任总监邹学骏、新任副总监成洋，喜气洋洋；见到了从合肥回福州参加活动的上一任总监袁胜，见到了“1999级黄埔一期”的骆伟阳，相逢一笑。

晚餐后和骆伟阳、倪政兴、颜梅约好在勺园一号酒吧喝酒，颜梅是刚下飞机直奔而来的。一会儿洪雷来了，大家开怀畅饮，不免表扬与自我表扬。我说起这些天在博客上重贴《乌山雀巢》，十年前我们说过的话、做过的事、写过的帖现在重看居然还站的住，大家不免又洋洋自得一回。夜深人静回酒店，洗完澡发现饿了，打车到“依土捞化”要了一盘30元的捞化，内有花蛤、蛏、海蛎、罗汉肉、青菜，这是我吃过的最豪华版的捞化，吃的心满意足。

周六[23日]是正日子，一大早就起来，穿上正装，和颜梅一起赶赴会场。在会场前见到了老杨斌，一身正装，满面红光。稍等，就看到林帅林力涵远远走来，依然帅的不行。见到了美女黄土，她也是特意从北京赶回福州参加活动的。见到了广告公司吴志明老总。再一会，就见到了老领导林爱国厅长和叶雄彪副台长，亲切握手。

开始走红地毯，新闻频道的男女当家主持一字排开迎宾，场面是很大的。红地毯上见到了美女郑苏，亲切拥抱。进大厅，签名。走过采访区，美女郭维娜喊住我和程耀华接受采访[整个活动正在直播]。我心情激动地不知说了几句什么，后来晚宴时凡杰夸我说的好，“懂得看机位”，哈，这是咱老本行呀，十年前咱可是频道首席兼职导播，经常被许建阳之流的痛加使用。

在入场口见到了美女黄艳，她正在负责一个直播访谈现场，亲切拥抱。看到杨建刚正在这个直播访谈现场采访嘉宾，不便打招呼。进场坐下不久，就见到了陈加伟，亲切握手。九点庆生正典开始，台上总主持是王智辛和李珊珊。开场一个环节是十位主持人分别代表一年说一段话，我认得的有郑苏、黄土、程耀华、郭维娜、廖小青、郭炜。庆生的高潮是历届总监代表和大领导一起用香槟浇铸一个很大的阿拉伯数字“10”。

庆典后到门口合影留念，然后现任的邹总、杨总、成总又焦头烂额地忙各项事务去，我等一干闲人在林帅的率领下陪着老领导林厅长、叶台杀奔华侨新村的一个老别墅饭店午宴。赴宴的清一色“1999级”，除了老领导林厅长、叶台，计有林帅、袁胜、曹俭、李系建和我，后来老杨斌来赶了一下场。午宴在叶台、林帅和我的三个炸弹[把易拉罐啤酒底部戳个洞，嘴对着洞口拉开盖子一口气喝完]中开始，总共喝掉了两大瓶皇家礼炮和很多啤酒。席间说了无数的话，但不记得都说什么了。两点多许建阳从厦门赶到，加入队列一起喝。三点，午宴在最后一轮炸弹中结束。剩下林帅、曹俭、许建阳、和我，在华侨新村换了一家老别墅饭店喝茶。后来我曾经的“芳邻”陈杨也来喝了点茶和酒，一起回忆了混在乌山的峥嵘岁月。

晚上参加新闻频道的全家福晚宴，宴设闽江边的一江楼，在江边凉爽的和风中，和老友智辛、凡杰、杨建刚等酒到杯干地又痛喝了不少。特别高兴地见到了“1999级黄埔一期”的曾丹青、赵子杰、薛致娟、黄飞等老友。遗憾没见到黄河逊、郭江山、陈海宁、蒲晶晶、连敏玲、黄芳等“1999级黄埔一期”。

午夜时分，在半醉半醒中和高远平、许建阳、张兴、骆伟阳、倪政兴、黄飞等老友在江边的北纬26度酒吧继续喝呀说的。其间收到了汪生科的短信，很感动。后来颜梅和杨青也来会合。后来又一个“1999级黄埔一期”蔡蓓也来了。蔡蓓当年是替她妹妹来报名应聘新闻频道的，不曾想她却被一眼看中留下来了，我想起这事，问蔡蓓她妹妹到底叫什么，蔡蓓很不屑地说，还能叫什么，蔡蕾呗。对呀，蓓蕾。解开一个十年之惑。

曲终人散。大家又重回各自的庸常生活。和老友聚会的快乐是千金不易的。江湖夜雨十年灯，不胜人生一场醉。

1．最佳栏目：《自己故事自己拍》栏目[《星星的孩子》续集]，制片人：洪雷，编导：洪雷、王圣志

  获奖理由：

《自己故事自己拍》栏目六月份抽评的是《星星的孩子》续集，《星星的孩子》讲述一个患孤独症孩子的故事，播出后引起了和很大的反响，因此，编导迅速做出反应，邀请北京“星星雨”研究所的专家田惠平女士来一起制作《星星的孩子》续集并为福建的患孤独症者提供咨询。这个节目首先体现了节目制作团队对于传播的连续性的重视。“连续性”是现代传播中一个非常重要的概念，它能够产生一加一大于二的效果，节目播出后产生的持久而广泛的社会影响证明了这一点。《星星的孩子》视角集中在一个孩子和一个家庭上，有丰富、生动的细节，因此可视性很强。而续集旨在探讨孤独症这一现象，一般说来，它可能出现意义大于意思，必要性大于可视性的问题。编导充分考虑到了这一点，在演播间部分以田惠平女士的精彩访谈为主，辅以另一个孤独症孩子陈鹤一家和上集的主人公张贺梅女士的简洁交流。由于田惠平女士本身就是一个孤独症孩子的母亲，又从事孤独症研治工作，因此她的每段谈话都能从感性到理性，特别符合电视传播的特殊要求，而良好的教育和修养又使田女士的表述既得体又感人，因此，她的谈话成为整个节目中最为扣人心弦的一部分[如：“一个母亲有许多梦，很多梦可以破碎，但唯有对于孩子的梦不能破碎”]等等。这对于一个以拍摄细节为主的栏目来说，可谓神来之笔。同时编导巧妙运用有关田女士和陈鹤一家的纪录片材料，使节目的节奏得以有效的控制。此外，编导通过真诚努力邀请到孤独症孩子陈鹤一家来演播间与观众见面交流，从一个侧面体现了在一个开放的社会中人们开放、健康、交流的日臻成熟的良好心态。

2.最佳自拍单条：《现场》栏目记者曾丹青、刘振荣拍摄的《公仆凶了起来》。

获奖理由：

社会影响始终是衡量新闻价值的主要标准之一，《公仆凶了起来》报道的主要内容是福州市马尾区建设局的干部在接待群众上访时态度恶劣，其中的一位干部甚至对一个女青年上访者说：“你再说，我就把你先奸后杀。”这条新闻播出后的社会反响可想而知，从福州到闽南“先奸后杀”已成为一句让人感慨万千的口头语。从纯技术的角度看，虽然这条报道的制作尚嫌粗糙，但它的可贵之处在于记者在新闻事件现场所表现出来的新闻采集的灵活性、新闻敏感性和一个记者应有的职业理性精神。记者本来是去调查马尾区的一起建筑纠纷，但在采访过程中遭遇马尾区建设局的干部与上访群众的冲突。于是记者迅速而冷静地用摄像机记录了整个过程。其间记者没有盲目地出镜出声，表现了一个职业记者面对纷争时应有的冷静和职业定位。最后当事态可能进一步恶化时，记者有及时打110报警，用合法手段保护群众和自己。这一切都充分体现了记者良好的职业素养。从中得出的经验也许可以这样一言以蔽之：要做好一个人民的记者，首先要做好一个职业记者。这包括在新闻事件现场对事态发展的及时把握，对拍摄报道角度的及时调整，对新闻价值的准确判断等等。正如新闻圈里的老行话所说：“要得到的快，得到的多，并且，要正确地得到。”

3. 最佳编辑单条：《时事前哨》栏目编辑黄芳、薛致娟所编辑的封面故事《英王室上演世纪童话》。

获奖理由：

对于可预知的、人们普遍关注的新闻事件。如何进行别出心裁的、富有创意的报道。从而给观众一个惊喜，满足观众的心理预期，是许多新闻机构和新闻从业者苦心钻研的重要课题之一。苏菲和爱德华王子的婚礼就是这样一个可预知的热门新闻事件，尤其在戴安娜香消玉殒后，英王室的婚礼更加惹人注目。对于小小的《时事前哨》来说，什么才是拿手好戏呢？能想到的当然是做背景。但是，像苏菲和爱德华王子这样的人，这样的婚恋，背景早已汗牛充栋，关于背景的背景也都不新鲜了。当此时，“编辑”一词需要抛弃其名词属性而专用作动词：要去判断、选择、裁减、编排。《时事前哨》栏目编辑将此事作为当天的封面故事，从以下四个方面展开：[1]。今天，英王室大喜临门；[2]。英王室的世纪婚礼。[3]。婚前心语；[4]。“戴安娜连琐店”和“媒体标靶”。其中[1]是消息，[2]是资料，[3]是特写，[4]是预测。它们来源于各种不同的媒体，经过处理后成为一个“传媒广场”从而透露出更多的信息。而对于不用媒体的素材，利用不同的电视手段进行加工，是编辑的另一功能。最出彩大是第[2]节，选取了如下资料：A。结婚蛋糕[“以网球点缀，以纪念两人的恋情始于一场网球赛”]；B。新娘服饰；C。新家；D。蜜月地点[“绝对保密，但因苏菲和爱德华王子都喜欢冲浪，很可能是热带”]。E。宾客礼品。特别是其中的A、D、E文辞别致，饶有情趣。整个四分钟的封面故事给人以别致和愉悦的收视快感。

这三段授奖词出自蔡恒平的手笔，这个自恋的家伙至今还认为真的写的不错。呵呵。

   “然而在一个有组织的社会中，为了保证效率，不是所有的方面都能做到公平和平等。”（蔡恒平《我们时代的大众传播》）显而易见的遗憾，蔡恒平在效率与公平的关系上并未闪烁出他在其它问题上闪烁出的过人的智慧，从此亦可看出，“效率优先，兼顾公平”这句口号流毒之广。

    我认为的真理是：效率与公平并不是无条件或在一定条件下对立的。妨碍效率的不是公平，而是平均。

    效率，一般把它作经济学上的描述，即产出投入比的最大化,假定投入固定的情况下，我们可以简单地用社会总产出来衡量它。

    公平这个词则带有强烈的道德、价值色彩。用我的一位同学的毕业论文中的话就是“各个阶级有各个阶级的公平观。”我这里大胆地将它定义成一个比较象“超阶级”的经济学名词：公平即个人产出与个人收益之比在全社会中普遍一致。

    下面我们来看一个模型。这个模型遵守劳动边际成本递增的假设。（现实生活中我们是承认这一假设的，比如我们承认一个人加班的一小时比正常工作时间的一小时要辛苦，所以要发双薪。）同时，我们同意马克思的观点，认为一切劳动都可以折算成所谓“简单劳动”的倍数（虽然这一点还存在一些争议）。这样，劳动就只存在时间长短上的差别。

    比如许建阳，一天编了十条片子（总产出），他花费的成本（摁鼠标也要力气和脑筋）折算起来是5块钱，袁胜给他8块钱工资。(产出：10  成本：5  边际成本：0.5 工资：8 边际工资：0.8) 边际工资高于边际成本，许建阳觉得挺有赚头的，就问袁胜我加加班再编十条好吗？袁胜喜爱勤快的小伙子，说行啊但你是自愿加班的我不发双薪一条还是8毛钱。于是许建阳现在一天编20条。他的成本涨到12块（劳动边际报酬递增），袁胜给他16块钱。（产出：20 成本：12 边际成本：0.7 工资：16 边际工资：0.8） 边际工资仍高于边际成本，许建阳装作觉悟高积极肯干其实是急着攒钱取老婆，又向袁胜要求增加任务。袁胜挺关切地问小同志行不行啊身体可要注意哦！于是许建阳现在一天编（40条？你疯了？他还得留点时间陪女朋友否则攒了钱娶谁呀？）30条，这下可真够怆，成本急剧上升至20块，袁胜给他30×0.8=24块钱，（产出：30 成本：20 边际成本：0.8 工资：36 边际工资：0.8）许建阳一看边际成本等于边际工资，没什么干头了，于是达到均衡状态，现在的总产出是30条。

    像许建阳这样勤快的小伙子或者说像许建阳这样急着攒钱取老婆的小伙子并不是很多，大部分人每天还是编10条。不管编几条，产出与个人工资的比值都是相同的，每条都是8毛钱。这符合前面说的公平的定义。

    但是有人却觉得这样子出现了“社会不公”。你看，许建阳拿36块钱，别人才拿8块钱。解决收入悬殊的有效办法是差额累进税制，不知道听了哪个混蛋撺掇，袁胜宣布实行差额累进税制，起征点为9块，9—16块之间征收12.5%的所得税给大家买可乐喝，16块以上税率更高。（这种法案在高收入者占少数的社会中极有可能用民主的方式通过）

    我们接着看实施超额累进税制后的情况。做十条时，产出：10  成本：5  边际成本：0.5 工资：8  边际工资：0.8，边际工资大于边际成本，许建阳干劲十足。做二十条时产出：20 成本：12 边际成本：0.7 工资：15（8+8×（1-12.5%）边际工资：0.7。边际工资与边际成本相等，提前达到均衡状态，许建阳就停止在每天编20条。现在的总产出是20，比实施累进税制前要少得多，也就是说超额累进税制是不效率的。需要注意的是，实施超额累进税制后，产出与个人工资的比率出现了不相等，许建阳编的前十条与大家一样每条都是8毛钱，而后十条每条只有7毛钱。可见超额累进税制追求的并不是公平，而是平均。破坏效率的也不是公平而是平均。

    如果没有“边际效用递减”这一伟大发现的话，我就可以扔下笔吃饭去了，很可惜，边际学派的人跳将出来，逼得我只好作出一点牺牲。（有人认为不去食堂吃饭也不见得是什么牺牲。）

    大学的老师在解释边际效用递减时总千篇一律地很“生动”地讲述吃包子的故事而丝毫没有意识到生动是不容易被千篇一律地批量生产出来的，况且改革开放这么多年还一举例子就吃包子好象老忘不了三年困难时期那档子事显得太没出息也与主旋律不谐调其实中国人早就达到饱暖思淫欲的水平了。下面一则段子就很生动地解释了边际效用递减规律。段子是：当男人听见女人在床上说“我要”时，欣喜若狂干劲十足；（效用值为10）当男人听见女人说“我还要”时面露喜悦心存敬畏，尚可勉力为之（效用值为0）；当女人说“我又还要”时，男人落荒而逃。（效用值为-10）

    边际学者认为，效率的衡量指标不应是社会总产出而应是社会总福利（效用）。十块钱对月收入200万块美元的富豪与对年薪200万分人民币的许建阳显然意义不同，因此他们主张富豪们每年拿出若干个十块钱来给许建阳们。

    我一听到这个理论就心悦诚服立即把身上能举的部分都举起来表示赞同，以致无法再认真思考意大利人帕累托的主张了，帕累托认为一个人的福利是不可替代的，并不能通过减少张三的福利但同时增加李四王二麻子的福利来增加社会的总福利。（而我们剥夺个人财产权利的理由往往是冠冕的“为了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

    我们把前面的模型稍微扩展一下。现在1999有许建阳、罗杨、黎明、王生克四个健康快乐的小编辑，很不幸，（这种不幸每个社会都存在）还有一位残疾儿童小丁。所得税制还没有被袁胜发现。许建阳急着攒钱取媳妇工作特别卖劲每天编30条新闻挣24块钱；罗杨、黎明、王生克三位要么不想结婚要么傍上了女大款每天悠哉悠哉编10条挣8块钱；小丁当然什么都做不了每天挣0元。（现实生活中，富人与赤贫都是少数。）我们假设第24块钱给许建阳带来的福利是1，第23块钱是2，第22块线是4，第21块线是7……这样倒推回来，我们可以得到一串数字，表示从第1块钱到第24块钱的福利大小，如果我没有算错或抄错的话，这串数字是：277、254、232、221、191、172、154、137、121、106、92、79、67、56、46、37、29、22、16、11、7、4、2、1，加起来的和是2334，即许建阳的福利值。上面那串数字的前8个之各为 1638 ，表示罗杨或黎明或王生克的福利值。暂时不人道地假设四位编辑都不管小丁的死活，小丁的福利值为0。那么社会的总福利为2334  ＋ 1638 ×3=7224。

    袁胜天良未泯，有一天一大早把四个小编叫起来开会，说让小丁饿着不成啊咱们向先进国家学习弄个超额累进所得税制吧，8块钱以下不交税，9—16块之间征收12.5%，交的税都给小丁。

    现在的结果前面也介绍过了，许建阳每天编20条，挣15块钱。罗杨、黎明、王生克不受影响（这也是所得税制很容易就被通过的原因）。税收1元，全给小丁。那么现在许建阳的福利是 2205 (前15个数字之和 )  。另三个小编福利不变，小丁福利为277。那么现在的社会总福利为 2205  ＋ 1638  ×3＋277= 7396。

    我们看到，实施旨在帮助无劳动能力的小丁的所得税制后，社会总产出从（30+10×3=）60条，减少到（20+10×3=）50条，但是社会总福利却从  7224 增加到7396。也就是说，这项所得税制是效率的。
 依据文章开头对公平的定义，似乎公平与效率产生了矛盾。

   其实不然，因为我并不是社会达尔文主义者，出现了无劳动能力的小丁后，公平的定义就要作出修正，任何一个公平的社会都不会允许让残疾人与健康人在同一个跑道上比赛（所以我们除了奥运会外还要有残运会）。不公平，公平与平均三种状态的差别在于：不公平的社会会让健康人与残疾人一起比赛，评出一二三名；公平的社会让健康人与残疾人分开比赛，评出各自的冠亚军；平均的社会让健康人与残人一起比赛，但是都不评名次。

    对公平的定义作出照顾到无劳动能力者的修正后，我们看到，以社会总福利来衡量，公平依然是效率的。

    问题的关键在于，社会中哪些人该受到补贴即受补贴人群的范围有多大，是占人口极少数的赤贫者，还是占相当比例的低收入者？在前面的模型中，即是只补贴小丁，还是连罗杨、黎明、王生克都要补贴？

    绝对公平或者说平均的追求者们立志消灭一切贫富差距，他们不能容忍许建阳挣15块钱而其他三位编辑只挣8块钱，必须剥夺许建阳的过高收入补贴另三位小编。原来的税率显然太低了。袁胜宣布新税率，起征点9块，9—12为第一级，税率25%，超过12块税率更高，比方是50%。现在许建阳一天编几条呢？经过计算，许建阳一天编15条最划算。编10条，产出：10  成本：5  边际成本：0.5  工资：8 边际工资：0.8，边际工资大于边际成本，再编5条，产出：15 成本：8，边际成本：0.6 工资：11（8+0.8×5×（1-25%））边际工资：0.6 边际工资等于边际成本，达到均衡。

   值得注意的是，提高税率后，税收收入仍然是1（0.8×5×25%），并没有比增税前有所增加，结论是增税计划并不一定能增加政府收入。现在许建阳的福利是1957(前11个数字之和），由于税收收入并没有增加，想补贴另三位小编的美好愿望无法实现，所以其他人的福利没有改变，现在社会总产出是45（15+10×3），社会总福利为1957 + 1638 ×3＋ 277=7148 。  很不幸，社会总福利下降了，可见追求平均的新税率是不效率的。

     实行“从摇篮到坟墓”的福利制度的北欧国家，就有些象上面的情形，过去一直引以为豪的福利制度，现在却成了挥之不去的阴影。

     模型当然有理想化，极端化的一面，但是通过它，我们还是能得出结论，真正妨碍效率的不是公平而是平均。

我对这个帖子的喜爱是由衷的，“把身上能举的部分都举起来表示赞同”。

     女足决赛，11日清晨6：30结束，7：30《时事前哨》就推出了全面、翔实的《封面故事》，王智辛的主持很到位。随后《现场》、《论语》、《一九九九》、《体育新闻网》，也都从各自角度报道了这场已经超乎体育本身的比赛。尤其是《一九九九》的新闻评述《中国的玫瑰 世界的玫瑰》，骆伟阳的诗配乐，从标题到内容都很有特色和激情。从全天的节目看，不仅表现出频道对重大事件的关注，更体现了频道协同快速作战的能力和更多更快的宗旨。

第七期新开了一个栏目《乌山译丛》，连载骆伟阳译的海牙国际法庭对前南米洛舍维奇的起诉书，这应该是大陆媒体中罕见的内部交流材料，需要多大的勇气和能力。骆伟阳写了一个简短译序，很牛：

     如纳博科夫在《荣光》一诗中所说：“我看见，像在镜子里，世界和自己/和其他的，其他的，其他的”。看自己随时都可以，最好是回家看，而世界的大部分秘密都藏在那些“其他的，其他的，其他的”当中。按伟大的英国经验主义说法，人是不能认识世界的。还好有不朽的康德拯救了我们，他说，人不能认识“物自体”，但可以认识“现象界”。虽然难度仍然很大，然而终于有了希望。而历史是最大的“现象”。。。。。。本文译自海牙国际法庭的起诉书，仅供内部参考和批判用。擅自盗印散播引起的一切后果概与译者无关。文章标题有译者所加。

骆伟阳所加的标题为《往事还需重提》。译文很长，连载了好几期，因手里没电子版，没法贴出分享，很遗憾。同期有一篇张兴的《骆翁情史》，写的就是小骆，传诵一时。

本期的另一篇长帖是蔡恒平的《我们时代的大众传播》，如下：

 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中华民族开始启动一项关乎民族运数的伟业：实现国家的现代化和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改革，开放，市场，增长，法治等等，都是这一进程中的强势话语。在这个伟大的进程中，大众传播可以并且应该起到什么样的作用呢？

我们知道，一个现代国家的构成，有赖于以下几个基本要素：民主政治，自由经济，司法独立，舆论监督和一个成型的道德价值体系。其中舆论监督主要以传播媒介为载体，通过大众传播的方式来进行。政治学的常识告诉我们:权力导致腐败，绝对的权力导致绝对的腐败，因此权力需要制衡。要实现对权力的制衡，合理的制度设置是一个主要的手段，而舆论的监督则是另一个重要的力量。因为任何制度的设置都会有其致命的局限，而权力本身又有反制衡的本能，因此舆论监督是非常重要的。从某种意义上说，一部传媒史实际上也是人类社会追求公开，公平，公正原则的历史。“水门事件”已经成为报业史上的经典，人们常常津津乐道于《华盛顿邮报》的两个无名小卒扳倒尼克松的传奇故事。事实上，这个事件的实质正好体现了公民对政治操作黑暗封闭的深度恐惧和透明公开的本能渴望以及由此产生的巨大力量。《华盛顿邮报》引发了这样的力量，使尼克松黯然出局。一本名叫《美国电视明星》的册子描述了美国电视史上的一件杰作。1982年8月17日，里根政府宣称打算削减军火售台，这一决定触犯了已被总统坚持增税所激怒的国会保守派议员。当晚，丹拉瑟在CBS广播公司电视网的晚间新闻节目中告诉观众：联系起来看，军售决定和提议增税构成倒行逆施的政策，激怒了总统自己党内的成员。在白宫私室中收看6点30分新闻节目的里根总统对丹拉瑟如此描绘他的对台政策大为光火。因此，7点2分，第二次晚间新闻正在播出时，总统接通了CBS广播公司电视新闻编辑室的电话，直接与丹拉瑟讨论此事。几分钟后，丹拉瑟向观众报告这次讨论的内容时引用总统的原话说：在台湾问题上，“我从未退让，任何改变也没有”。该书作者评论说：“美国总统在播出期间打电话给电视网新闻 广播员，实际上是要求更正广播内容，这是电视新闻节目主持人能够施加影响的一个标志。”这本书还记载了另一件事：在伊朗人质危机期间，沃尔特克朗凯特决定在每晚结束自己的新闻节目时提醒观众美国人质在伊朗被拘禁了多少天，而不顾卡特政府在极力埋葬掉这一问题。这个决定有助于将人们的注意力集中在这个问题上，尤其是在连摄影记者和文字记者都统统被逐出伊朗以后。克朗凯特所做出的实际上是这样一个决定：人质—不同于1968被北朝鲜人俘获的美国普洛号侦察船船员或越战战俘—非常重要，全国注意的焦点不应移开，哪怕是一个晚上。因此，政治学家总结道，“这样不断地提醒，着重说明了美国政府无力早日解决这个问题，因而在促使选民摒弃无能的吉米卡特总统方面起了不小的作用。”确实，专家们总是能够从中看到更本质的东西。一位中国法律学者的一篇机智之作为我们提供了传媒在古老中国的应有作用。这篇刊发在《南方周末》的文章叫《高俅诉林冲》。文章从电视剧《水浒传》说起，指出《水浒传》乃是中国传统法律秩序失败的一个范例。文章写道：由于林冲被骗误入白虎堂，高俅将林冲诉到了开封府。由此文章进入有关法律程序的叙述：
    “假如这事发生在一个法治社会里，林冲这个犯罪嫌疑人马上可以打电话给律师，律师就会广泛收集可以证明林冲无罪，证明高太尉有陷害林冲之嫌的各种证据。同时，这案件还要经过检察官的严格审察，如果检察官发现有证据证明林冲的确是太尉府来人唤去比看新刀，或者找到了那位神秘的卖刀人，后者供述卖刀系高太尉所设计的圈套，检察官便要释放林冲，同时将高太尉本人起诉到法院中去。即便检察官起诉了林冲，因为法律和法官是独立的，又实行无罪推定原则，不会判罪之前便动用刑罚，屈打成招。相反，法院要给林冲及其律师以充分的辩护权，辩诉双方将各自的证据提交到公开的法庭上。双方的证人都被传唤到庭作证，对质程序严格细密，最后的结果，肯定是高俅这厮而非林冲先生被发配沧州。”

接下来作者开始进入我们所关注的部分，即在司法公正遭到破坏时，一个健全的社会制度系统是如何制衡此事：
   “当然，高俅毕竟权高势重，法官也许有几分畏惧，会来个葫芦僧判断葫芦案，含糊了事。但是，法治社会必然是舆论自由的社会。大众传媒不会放过这样侵犯民权的行径。于是，判决发布次日，东京邮报便发表措辞激烈的社论，对于如此畏惧权势的司法提出严厉批评；汴梁电视台采访各届人士，大家对这等公然违反法治原则的司法制度都极感愤怒和不安。舆论的压力之下，上诉法院推翻原判，发回重审，结局当然还是林冲无罪。”

之后，作者很遗憾地写道：“然而，不幸的是，宋朝不是一个法治社会。林冲没有律师作辩护，没有检察官对案件进行独立的调查，没有大众传媒对司法进行监督。在将本案提交开封府审理的时候，高太尉压根儿就不需要出庭，他喝叫左右：解去开封府，吩咐滕府尹好生推问，勘理明白处决。”

我们知道，这样的遗憾远不止从宋朝开始，也不是到今天已结束。不过，这多少也反过来促使我们认真面对这种总是令人遗憾的制度构成并设法加以改变。实际上，中国的近现代传媒业从诞生到今天的一个多世纪里，“铁肩担道义，辣手著文章”的精神传统一脉相承，始终不绝。每一个时代都有代表性的媒体和人物，即便在万马齐喑的年代，也有戴煌先生这样的杰出代表，只不过由于历史和现实的原因，这种精神传统始终未能成为主流，而传媒业对自身的价值判断也远未达到自觉的境界。不过，如鲁迅先生所说：“石在，火种是不会灭的。”并且，当这火种遭遇一个大时代时，星星之火是可以燎原的。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可能是中国有史以来最好的时代，一切发展的机遇都具备了。中国的传媒业不应该辜负这个时代，而我们看到，它也没有辜负这个时代。以《南方周末》为代表，中国的传媒业开始迈向自觉的时代，开始为自身寻找和确立传播理念并为实现这种理念而百折不挠。张金柱自言他是死在记者手里，确实在将张金柱送上法庭的过程中，“《东京邮报》”和“汴梁电视台”起到了不可替代的作用。[多么奇怪，这个案例竟然也发生在河南]。张金柱的临终怨言透露出许多信息，其中之一是，在今天的中国，大众传播正成为一种强势话语，用福柯的话说，这是一种“权力”。在中国这样一个发展中的大国，它所能起到的生杀予夺的作用有时会远远超过象美国这样的国家。应该清醒地看到：这种“权力”是一柄锋利的双刃剑。如果持剑者对此没有清醒的认识并且运用不当，它在扫荡不义的同时也会制造许多不公，最终既妨害了自己更伤害了国家的健康发展。我们再以张金柱案为例。事后一些法律界人士认为传媒报道激起的强烈公愤多少影响了法院量刑的标准，因而对法治的建设可能带来不良影响。当然这只是一种学术讨论。但它多少可以让我们有所警醒。不过，一个了不起的进步是：传媒（如《南方周末》）也公开报道了上述的观点。在这个起点上，我们可以进一步讨论今日中国的传播理念应该如何确定。

根据哈贝马斯的公共领域理论，大众传媒是公共领域的媒介，即公共意见的传播者。“所谓公共领域的一部分由各种对话构成。在这些对话中，作为私人的人们来到一起，形成了公众……当这个公众达到较大规模时，这种交流需要一定的传播和影响的手段；今天，报纸和期刊，广播和电视就是这种公共领域的媒介。”由于国家权力属于一种为所有合法公民提供共同利益的公共权力，因此国家事务本质上是公共事务。公民关注公共事务是理所当然的合法权利。公民应当享有公共事务的知情权和充分表达自己意见（公共意见）的权利。而这两者都需要通过传媒的传播来实现。由此传媒所扮演的角色得到了准确的定位。传播使公共事务和公共意见得以公开，从而为公正和公平地行使公共权力提供了无形但有效的保障。当然，按照市场社会的原则，传媒一定是商业化的，不然不足以生存和发展。奥妙在于：传播提供的这种服务即成为公共事务和公共意见的经销商本身就有足够的市场保证，也就是说，对于传媒来说这本身就是最好的卖点，也可以说市场原则确保了充当社会良心的角色是一碗好吃的饭。对于大众（公民）和传媒业主来说，这是一个双赢的局面。
那么使得传媒获得权力的奥妙又何在呢？哈贝马斯在《公共领域》一文中所引用的一位研究报刊业发展史的研究者的一句话一语道破天机：“在新闻的聚集和发表之间出现了一种新的功能：编辑功能。”说还是不说，说多还是说少，说这件事还是那件事，这种选择就是权力，它的业务用语就叫编辑。当这个词作为名词用时，它意指拥有这种权力（话语权）的人；当它作为动词用时，意指拥有这种权力的人正在行使这种权力。因此，拥有这种权力的人应该树立一种被公众广泛认可的，健康的，有  积极作用的传播理念从而使这种权力得到不仅合法（这是最低要求）而且合理（合乎社会良心的传播理念）的使用，从而使这种权力起到良性的作用，这难道不是非常重要的吗？或者反过来说，使这种权力不至于被滥用从而对社会造成损害，使拥有这种权力的人不仅合法而且合理[合乎“社会良心的传播理念”]地来行使权力，难道不是非常重要的吗？

问题是我们应该树立怎样的传播理念？我们说，今日中国的大众传播要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和中国的现代化进程竭尽全力。

具体到我们身处的这个时代，传媒首先应该关注改革，因为只有改革才有出路。我们都知道，现在中国的改革到了“关键时刻”。按李慎之先生的说法：“今天是中国近百年来内部外部条件都处于改革的最佳状态的时候，但也说不定会与历史的机遇擦肩而过。”为了在关键时刻不与历史机遇擦肩而过，传媒应该作些什么？一方面，要以正确而强大的舆论为先导，让尽可能多的国民深刻认识到我们的改革正处在攻坚阶段即制度改革时期，所谓改到深处改到核心了。这时应该通过传播让更多的人知道正确的选择是什么，从而形成一个坚实的民意基础。另一方面，要密切关注制度改革中由于利益结构的改组而带来的利益分配上可能出现的问题：那些原来掌权的人利用职权把过去的民众财产据为己有，以改革之名行掠夺国家和大众之实。这是在俄罗斯，东南亚都出现过的现象，它们无一例外地给自己的国家带来了难以估量的灾难。

与此同时，传媒对“法”的关注也十分重要。一个市场经济的社会必然是法治的社会。而在我们这样一个没有法治传统的发展中大国让法治的理念深入人心，让更多的民众从更多的法律诉求中获得自觉，从而培养法治的民意基础，是传媒的重要职责。已经有许多传媒公开讨论修改宪法中关于保护私有财产的法律条文，因为保护私有财产的神圣不可侵犯的原则是推动市场社会呈现生机勃勃的核心动力。通过媒体的公开讨论，传播了公共意见，在促进修宪的进程的同时也增进了社会对条文的现实约束力的理解与支持。此外，对诸如新刑法中的一些划时代的革命性的修改如确定无罪推定，罪刑法定原则等进行深入的报道，使公民更好地认识到自身的法律权益，也是传媒应尽的义务。对于我们这样的国家来说，这种基础的工作，其作用的深远是难以估量的，哪怕只影响了一个人，其意义也是非凡的。

对司法腐败的公开监督则是现时代传媒的另一个重要职责。司法腐败是所有腐败中危害最烈的，因为它使民众的最后一道心理信任防线崩溃，使人感到寻求公正是徒劳的，使人感到绝望。弗兰西斯-培根，那个说过“知识就是力量”[其实power的意思可能就是福科的“权力”]的英国人说：“一次不公的司法判决比多次不公的其他举动为祸尤烈。因为这些不公的举动不过弄脏了水流，而不公的判决则把水源败坏了。”如果把社会比做一条河，司法腐败就是一个“源头”的腐败，因为如果司法公正，那么别的腐败将可能得到惩治，而司法腐败使得这种可能变为泡影。培根当过英国的大法官，由于收受过很少的一点贿赂而被审判并被革职。对此，他说过一句耐人寻味的话：“我是英国历史上最廉洁的大法官，对我的这次审判是英国历史上最公正的审判。”在目前国内的媒体中，《南方周末》最致力于对“法”的关注。它大量刊发有关司法腐败的报道，同时也刊发深入浅出的法理文章。其办刊宗旨“彰显爱心，维护正义，坚守良知”得到了充分的体现。我们知道，公正和平等是人类梦寐以求的大同境界之一，然而在一个有组织的社会中，为了保证效率，不是所有的方面都能作到公正和平等。但惟有司法的公正与法律面前的人人平等是必须寻求的，因为这是一条底线。除了制度设置外，大众传播对维护这条底线起着重要的作用。因为社会进步是一种合力的结果。1998年最高人民法院院长肖扬公开宣布媒体可以本着“对法律自负其责的态度如实报道庭审的过程。”之后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张贴公告：“从1998年6月10日起，18岁以上的公民可以自由旁听任何一起公开审理的案件。新闻记者可自负其责采访报道。”应该说，这给媒体提供了更多的空间做更多的事情。

从上面的描述中，我们不难看出，我们目前的传媒同时兼有思想启蒙与舆论监督的作用。这正是我们时代的特点之一。我们时代的另一个特点是最原始的与最先进的传媒共存，并各有各的发展空间。实在中国的人口太多，受教育的人口太少，而市场太大。从戊戌变法至今100年，开启民智，唤醒民众的启蒙工作依然像100年前一样重要，艰难。不过，多种多样的传媒共存倒是有利于启蒙的覆盖面。事实上，从长期和根本上讲，启蒙的工作或许更为重要。因为媒体对人的影响是通过日积月累的潜移默化来进行的，而这种启蒙方式正是最为有效的，只要传媒拥有自己的传播理念和价值体系，它是可以逐步影响人的思维并被接受，认同的。像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那样，几十年如一日地坚持“传达或肯定美国主流社会所认同的价值观念，制造并传递美国中产阶级的神话”的传播理念，这是美国社会得以健康发展的不可或缺的动力之一。

确定传播理念是重要的，确定一种什么样的 传播理念则更为重要。这可以从不同的传媒对同一事件的不同报道中看出。98年底99年初，伊拉克的核查危机是传媒关注的热点，国内的传媒对此也做了很多的报道。其中报道的重点之一是伊拉克民众的生存现状，主要讲由于长期制裁造成伊拉克民众生活水平急剧下降，许多儿童死于缺医少药和营养不良。这自然是事实。但在我目力所及之内，只有一份报纸即《南方周末》在《百姓茶坊》这个版面中以读者来函的方式报道了另一种真实。这篇名为《萨达姆的采购单》的文章写到，当国际社会出于人道的目的同意伊拉克通过出口少量的石油以换取重要的食品和医疗物资，开始实施“石油换食品”计划之际，萨达姆开出的采购清单包括用于隆胸的硅胶，粉刺霜，令牙齿变白的激光器以及最近风靡西方的吸脂器，还有瓷茶具，玻璃器皿，香烟甚至威士忌，惟独没有伊拉克儿童急需的抗生素。接着作者分析道：“只有萨达姆及其周围的人才能享用这些“人道主义物资”和“重要的医疗物资”，那些在武器核查危机中要以血肉之躯保卫总统府的伊拉克平民，一定不知道这位将他们引向战争深渊的领袖在举国都在挨饿的情况下，以伊拉克人民尤其儿童的名义进口吸脂器和威士忌。作者最后写到：“那些将伊拉克人民的苦难归结于国际制裁的人们真该好好看看萨达姆的这份采购清单。这份颇有教育意义的清单告诉我们：一个专制的，不受监督的政府，不但有能力将整个国家引向灾难的深渊，而且，它根本不可能成为人民利益的捍卫者，相反，它只能成为极少数暴君为所欲为的工具。”

只有上述两种事实被并列报道时，受众才有可能明白新闻事件的因果本质，国际社会才有可能做出正确的选择，最后，伊拉克儿童才有可能得到救命的医药。与此同时发生在伊拉克的敌人克林顿身上的新闻从另一方面给予我们同样的启示。美国总统与白宫实习生之间的性事成为美国媒体和世界媒体竞相暴炒的头条。克林顿与莱文斯基之间的婚外性行为是事实。同时，克林顿上任以来美国经济的持续强劲增长也是事实。想让克林顿难堪，搞臭他，让他下台，那就只报前一个事实，不提后一个事实。而如果要公正的评价克林顿，那么传媒在历数克林顿享受莱文斯基为他口交的次数后，还得补上一笔后一事实，同时公布民意调查的结果-----得到真正实惠的民众的眼睛是雪亮的，心中也有一杆秤。事实上克林顿与莱文斯基之间的婚外性行为本身并没有违犯法律，重要的是克林顿有没有作伪证和妨碍司法，这是斯塔尔，也是传媒要用功的地方。不过，不管怎么说，美国总统的丑闻被连篇累牍地报道，这本身就是一种让人感到安全的制度的晴雨表。事情的本质正如一篇讨论克林顿的文章《丑闻与民主》（《南风窗》98/11）所指出：“在民主社会，罪恶被最大限度地暴露出来，并接受舆论的谴责---因此抑制了更多的罪恶；而在反民主的社会中，罪恶则被最大限度地掩盖起来，于是导致更大的罪恶。”“所以，罪恶和丑闻暴露的最多的社会，并不是最坏的社会；相反，罪恶和丑闻掩盖的最好的社会，才是最坏的社会。”而我们知道，现代国家理论的最重要的出发点是：一个现代国家制度的确立，首先不是寻求最好的理想状态，而是避免出现最坏的恶性结果。

现在让我们再深入一步思考克林顿丑闻事件。让我们假设传媒因为克林顿政绩显著而有意保护他，不报道这一丑闻。这是可取的传播理念吗？当然，我们要说不。是的，有千万个要报道的理由：这确实是新闻，收视率将因此而暴涨……但最重要的一条是，克林顿作为一位“美国英雄”，美国的象征，他的婚外性行为虽然没有违法，但违背了道德标准和价值准则。他的身份要求他必须遵守道德的纯洁性。因为他是总统而非常人。因为一个制度完好的社会也不能只靠法律维持生活水准和生活质量，所以在法律之上人们才有道德要求。有些事虽不违法但却是不道德的，媒体有权也应该予以报道。这样社会有可能变得道德一些。是的，这是重要的。道德价值体系，对于人类的进步是重要的。这在韦伯关于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的著述中已有明证。同时，这也是传媒工作者自我监督的底线。有时，能够决定一个记者报与不报，怎样报道的，也许只有自我认同的道德信念和良知。

至此，我们也许可以说，通过日积月累的潜移默化影响大众的思维和观念，逐步建立一个新的符合现代社会的道德价值体系，是我们时代的大众传媒的本质工作。回想一百年前戊戌变法匆匆百日，维新志士壮志未酬，但他们的思想以及他们强调通过办刊来传播思想的做法却薪尽火传。今天，也可能是中国传媒发展史上物质条件最好的时代，我们将怎样不辜负这样的时代呢？在中华民族准备进入二十一世纪走向伟大复兴的时候，让我们重温同样发生在100年前的另一历史事件也许更能提醒我们应该怎样做的更好。1898年，法国发生了以种族主义  ，军国  主义为导因的诬陷犹太军官德雷福斯的事件，当局蓄意误导加上民众的民族主义情绪，使德雷福斯难以重见天日。于此时，左拉以一个知识分子的良知撰写并在报刊上发表了《我控诉》一文，攻击军方和司法不公，要求给德雷福斯平反昭雪。之后左拉被迫害并一度流亡英国，但他孤身奋战，斗争不屈。他的声音通过传媒[主要是报纸]终于唤醒了法国民众的良知，要求平反冤案之声响彻法兰西大地，德雷福斯终于在蒙冤22载后被宣告无罪得到平反昭雪。这时左拉已经死了，但他的《我控诉》已成为世界文学史，政治史，司法制度史和新闻史上的不朽文献，他说的“法国将因为我拯救了她的名誉而感谢我”已成事实。李慎之先生在他的雄文《从根本上深化改革的思想》中，在对此事作了叙述后，激情澎湃地说：“这是一个真正的爱国者为一切爱国者立下的不朽榜样，也应该成为今天中国要为推动中国政治改革而努力的爱国者的榜样。”

愿我们当中有至少一个人无愧于李慎之先生的金石裂帛之言，无愧于我们伟大的民族与时代。

1.“各工种操作已基本熟练、成型”。这主要是指非编制作、播出系统和DV拍摄。福建电视台新闻频道是中国大陆第一个全面使用非编系统进行制作和播出的频道，也是第一个大规模使用DV来拍新闻的频道。应该还是第一个建立包装组的频道。说到包装组，我颇有感慨。从1998年年底到1999年年初，由林力涵牵头，我们一直在和当时北京最牛的包装公司英事达谈全面包装合作，即由英事达派人长驻乌山为频道做日常包装，由我们支付年费。有一天几乎谈成了，于是双方到123酒吧喝龙舌兰酒，结果英事达的小龚[龚总]、还有林力涵都喝醉了。后来不知怎的就是没谈成，结果我们只好建包装组。我手里还留有一套小龚签名的包装方案完成稿，现在看来还挺令人激动的。当时几乎天天在头脑风暴，提炼了很多理念，比如：“我们是有明天的电视台”；“我有能力，但是我很节制；我很节制，但是我有能力”；“我们应该是30岁的节奏，不是20，也不是40”。

2.“频道签下了一起100万元的广告大单”。这应该是新闻频道的第一单大单广告。当时关于新闻频道的光告经营能做到多大，林力涵的预测是3000万/年，我胆子稍大些，说能做到5000万。后来的发展证明林力涵和我都是胆小之人。呵呵。

3．“第一次进行了事件直播”。直播了“福建省公开竞聘大型国有企业总经理”的全过程。

4．“新闻频道在闽南的收视情况较好，其中尤以厦门收视群较为集中。厦门人看《一九九九》、《论语》和《财经新闻》较多”。由此，提出了“得闽南者得天下”的说法，开始了厦门演播间的筹建计划。

此外，这期的《乌山雀巢》还有两篇文章值得一提。一篇是《现场》记者余阳辉的《鹤塘铩羽记》，写的是他去古田县鹤塘镇采访却铩羽而归的事，最后一段令我记忆深刻：

     成事不足，败事有余，此行一来打草惊蛇，而来那些居民没准有小鞋穿。由于找不到人，时间又耗不起，6月7日，我怏怏离开鹤塘。在316国道沿江而下时，我把机器打开处于待机状态，一只手伸进包里摸着按键，丧心病狂地想着会不会有车祸。除了惹来迷惑的眼光，颗粒无收。

“丧心病狂”非常幽默而准确地形容了那时大家的工作状态。另外一篇是蔡恒平的《一个人和一个大陆》，是一个关于曼德拉退休的时事小评论：

姆贝基来了，曼德拉走了。

威廉·福克纳在一篇关于阿尔贝·加缪的文章中写道：“这样的人类人员从来也不会多，但至少有一个存在于某处，而这样的人有一个也就足够了”。纳尔逊·曼德拉就是这样的人:以毕生的精力和一颗恒久忍耐的心，将牢底坐穿，用一种和平的方式，将黑暗的种族隔离和歧视送入历史。当我们说一个人伟大时，是指他做出了常人难以想象的牺牲，却不只为了有朝一日有所回报。曼德拉胜利了，但真正胜利的是他为了人类最基本的权利和福祉而付出的终身奋斗，是这种奋斗所采用的最人性的方式和支撑这种奋斗的伟大的人类精神。这也是人类尊严的胜利。是曼德拉为黑非洲这块苦难深重的大陆带来了尊严。希望和光明。非洲们仍在水深火热中，非洲需要的是曼德拉而不是卡比拉或者卡扎菲。一个人，为一个大陆的前途提供了方向，如果非洲能够始终记住曼德拉，那么非洲有福了。

在二十世纪的肉搏场上，人类无所不用其极的理论种种和手段种种差不多快让人类失去希望。那些各领风骚的英雄领袖们的英雄业绩只不过告诉人们：文明正被挑战，人类走向何方。幸好还有甘地，马丁·路德·金和曼德拉这样的人给我们以信心。他们不是英雄，他们是圣雄。或者说，只有“圣雄”这样的称谓才配得上他们的名字。

他们代表人类。如同福克纳在同一篇文章中所说：这不是“多少”的问题，也不是“多久”的问题，而是“什么”的问题。当我们这样称颂曼德拉时，请别忘记另一个伟大的名字：德克勒克，一个南非白人的名字。

那年招聘的故事不少，后来同是“黄埔一期”的骆伟阳写了一个叫《捕快旧事》的帖子，这个帖子总共有三段，第一段说的就是招聘的情景：

并不是每个人都知道，名动江湖的王怜花退隐之前的真实身份。
他做过多年的捕头。捕头？没错，大捕头，东南诸省六扇门中有
数的高手。我为什么知道？因为我也当过捕头，小捕头。

话从那一年无风无雪的正月开始。我已经在江湖上游荡了很久，
武功日渐荒废，寂寞与时俱增，心中只有两个问题在折磨我：“
家在何处，谁是匈奴？”

我知道这两个问题折磨过很多人。三百年来号称武功天下最末的
韦小宝正是因为从不去想这两个问题，才做出了一番惊天动地的
事业并留名江湖。

言归正传。那年的正月，江湖中纷传闽中六扇门正在广招天下少年
英豪。闽省向来被人轻视，不料此次却有数百名少年俊杰趋之若鹜，
一时鲜衣怒马，尘土飞扬，好不热闹。你道为何？原来此次招贤打
出了“只抓人，不杀人”的名号。许多人正是冲着这个名号而来。
我也砰然心动，心想当捕快可能是一份很有前途的职业，胜过我“
自笑天涯无定准，飘然到处迟留”(此句我曾赠与周芷若)。在一个
带着寒气的早晨，我径直前往应征。

接待我的是一个三旬左右的男子，此人中等身材，面目和善，竟有
一个很美丽很温柔的名字，叫宫雪花。后来我知道，他是个大捕头，
昔年效力于云贵川黔，不知怎的来了闽省。此人内力了得，对各家
各派武功均有涉猎，天下武功秘芨多有收藏。一时之间二人相谈甚
欢。我自报武功渊源之后，他说：“你有一个师兄与我共事，他叫
王怜花。”这是我第一次听到王怜花这个名字，心想当年学艺之时
怎的没听谁提起，想来是我派弟子太多，他出师又早的缘故。后来
听说他当年学艺时既是风流倜傥，派中女弟子多有暗通者，却无损
艺业精进，反而多有补益，也是一段佳话。

几日之后我再去时，终于见到了王怜花。果然风骨不凡，谈吐有度，
眼中精华内蕴，显然本门内功心法已修至上乘境界，以这等武功要
抓人要杀人应是无往不利。当下畅谈江湖中事，武林掌故。须知这
捕快应该比江湖中人更了解江湖，案子才能办得好。

又几日，到了笔试之期。我分得一张卷子。前头考的是应征者对江
湖的了解。比如，剑侠李太白曾说“清水出芙蓉”，他下句说了什
么？这难不倒我。据说有人答“碧血洗银枪”，还有人答“乱世出
英雄”。这无关紧要，要紧的是答好后面的大题：“你如何看待捕
快这门职业？”这我早就想好了，因此一挥而就，笔试就此通过。
当日既受面试，很简单，由宫雪花从《太平御览》中挑出一页，要我
默记四分之一柱香后背将出来。好在我记性不差，无惊无险地通过。

这个帖子需要加些注释。宫雪花就是袁胜，骆伟阳是老袁面试的。笔试分两部分，前面考些新闻、时事方面的基本知识，后边以“我如何看待记者这个职业”为题写篇文章。另外还给看一篇材料，看完后要求复述一篇要点，是测试转述能力的。程序是先面试。觉得好的就让参加笔试。

那年总共有六七百人来应聘，从中录用了六十多人，基本都不是学新闻出身的。除了李明、骆伟阳，我记得许建阳在面试时讲了一个BB机震动的黄段子，令人印象深刻；翁陈兰面试完本来已经没戏了，但是她临走前要求再讲几句，就讲了一段她和她男友的爱情故事，这故事把我们都给打动了，就让她参加笔试；陆天作架着二郎腿津津有味地给我讲他如何在上顿不接下顿的穷困潦倒中卖出了两辆福达汽车，我赞赏这个做销售的小伙子面对困境的乐观和执着；倪政兴在面试时说本届中央政府的粮棉政策是错的，一定要改，我们问他咋就知道呢，他说中国只有一个专攻粮食的大学，就是郑州粮食学院，他就是从那儿毕业的，一副牛X哄哄的样子，说完他有点后悔，问说自己是不是没戏了？还有汪生科，当年一副雄心壮志说要像联邦党人那样为共和国写一部像样的宪法。还有蔡蓓，本来是替她妹妹来报名的，却被我们相中了，她就辞掉原职过来上班了。呵呵，俱往矣。

我后来常爱说，我的1999是从1998年11月下旬一顿阳光灿烂的午餐开始的。那一天，和往常一样，我睡到上午十点多起床，冲完澡后打开手机，开始泡茶。一会儿，手机响了，是我在福建电视台的同事林力涵打来的。林力涵约我到湖东路一个叫京将铁板烧的地方吃午饭，说有事要谈。

铁板烧是日本人的吃法，由台湾人带到了大陆。我很喜欢厨师当面给我做菜这样的吃法，就象我喜欢露天吃饭、喜欢坐在吧台喝酒一样。那顿饭吃的很好，这是说菜很好吃，其实我应该说，那顿饭对我很重要。林力涵说台里要办新闻频道，问我是否有意加盟。我可能只想了几秒，也许连几秒都没想，就告诉林力涵我加入。现在回首往事，我可以很清晰地看到，那是我人生历程的一个重要时刻，从那里，我有幸结识了一群肝胆相照、才华横溢、有相同价值观的朋友，他们的友谊，是我生活中最美好和珍贵的东西之一。过了几天见到也来加盟的袁胜，我们第一次吃饭也是在京将铁板烧。后来我们常常谈到京将铁板烧，一致认为那是一个对我们很重要的地方。

吃完那顿好吃而重要的午餐，我跟找林力涵到他的办公室，他给我看了一个关于福建电视台新闻频道的简要规划，大概有七、八张纸，这个规划应该是林力涵操刀的，其中最重要的是关于新闻频道的运营框架，设想频道的管理实行总监负责制模式，架构为总监——主编——制片人——编辑、记者，还设想了主编实行无行政级别的聘任制和年薪制，当时胆子小吧，年薪只敢想象到十万。这在当时中国大陆的电视台运营理念中应该是没有先例的。后来的事实证明，这个制度设计对于福建电视台新闻频道的良好运营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另一个事实是：主编仍是有行政级别的干部，是在中国大陆的行政级别中最低的副科级，而从权力的角度看，这可能是中国大陆最有权力的副科级干部之一，他一签字，新闻就向一个省的民众播出了；而年薪制后来干脆连提也不提了。

下午，林力涵即带我去见本项目的大佬——时任福建电视台副台长叶雄彪——我们都叫他叶台。叶台简要跟我说了说一些情况，其中比较重要的一段是说为什么现在选择做一个新闻频道，他说有一个收视调查报告显示了一个数据，说当年看新闻的观众和看电视剧的观众比例发生了革命性的变化，原来看电视剧的占绝大多数，现在看新闻的已占到约38%左右，做一个专业的新闻频道的时机已经成熟。

林力涵比我早两年到福建电视台工作，他是北京广播学院1985级学生，1989年到台里。一直以来，我们的主要工作是做纪录片，是同事更是朋友，我们在一起喝酒的时间相当多。

几天后，我到新闻频道筹备组工作，于是我结束了一段为期数月的赋闲生活，开始每天到位于福州市五四路的力波天马大厦16楼上班——那是当时福州最好的写字楼之一，新闻频道筹备组暂时租在那里办公，一直到1999年春搬回乌山办公为止。后来我们管在力波天马大厦16楼混过的一小撮叫“黄埔一期”。

《乌山雀巢》第三期的封二语录是：

    不紧跟队列行进的人，大抵是听到了另一种鼓点。任他随听见的乐声前进吧，哪怕这声音轻微而遥远。

                                                    ——梭罗

    凡读诗的是人民，其余的叫做大众。

                         ——于坚

第二期关于节目还是有很多评点，特别是表扬了《自己故事自己拍》栏目播出的《星星的孩子》——讲一群孤独症儿童的节目：

     《自己的故事自己拍》上周日《星星的孩子》洋溢人性的光辉，在冷静的叙事中感人至深。节目告诉我们爱、信心和耐心对于人类是多么重要。

《星星的孩子》是福建电视台新闻频道开播后第一个引起较大社会反响的节目，节目播出后，我们才发现现实生活中竟有那么多孤独症儿童。本着频道第一理念——“更多、更快的资讯和服务”——的“服务”宗旨，时任《自己故事自己拍》栏目制片人洪雷将北京的专家请到福州进行了一次公益咨询服务，这也是福建电视台新闻频道第一次举办线下活动。这一期还有对《现场》的一个要求：

     永远和人民尤其是底层人民在一起，报道他们艰难的生活现状和哪怕一丝一点微小的改善，这是《现场》记者的责任。请记住上一期《乌山雀巢》的两句语录：“一个人民的记者始终不应该忘记人民”[戴煌]和“电视使我们属于人民”[时间]。

还有对《一九九九》[《this day this year》]栏目的表扬：

     6月6日《一九九九》“普希金诞辰二百周年纪念日”一条编辑出色，在消息后加配乐字幕：1。普希金生平；2。普希金地位；3。对80年代中国青年的影响；4。别的作家的评价；5。普希金名句。这是新闻背景的经典作法之一。

这一期《乌山雀巢》的封二语录引用了普希金和马基雅维里，如下：

       我要为世人歌唱自由

       我要惩罚皇位上的恶行

            ——普希金《自由颂》[1817]，1999年6月6日为普希金诞辰二百周年纪念日

       再没有比着手率先采取新制度更困难的了，再没有比此事的成败更加不确定、执行起来更危险的了。这是因为革新者的敌人不但有在旧条件下干得一帆风顺的人，而且还有那些在新条件下可以干得不错却并不热心捍卫它的人。

               ——马基雅维里《君主论》第6章

马基雅维里的这段话说的很牛，是所有年代的改革者应该在改革之前就想明白的道理。这两段语录应该是骆伟阳找的，后来每期的也都是他找的。这一期重要的文章还有骆伟阳的《汉语及其弱点》，文章的最后一段应该值得用汉语进行新闻写作的人看看：

      语言是一种集体制度。个人基本上无法改变它。我们无法改变汉语的特性，但我们有权选择什么样的词语。新闻写作中，应绝对避免隐喻性特别强的那种词语，这种词语言此意彼容易产生歧义。应选择那些基本不带隐喻性的词；慎用形容词、副词，慎用带感情色彩的词，慎用大词、空词。要警惕那些现在还在写那种抒情状物散文的小女生、小男生；警惕散文词汇溜进新闻写作之中。

《乌山雀巢》第一期，1999年5月31日出刊。发刊词写的牛X哄哄，开篇第一句就是：“我们说过要办《乌山雀巢》，今天我们就办了。”呵呵，一看就是模仿《旧约•创世纪》的语气。篇末署名“《乌山雀巢》编辑部”，应该是出自蔡恒平这厮的手笔。这一期出刊时频道刚开播一周，有很多对节目的评点，摘录一些：

“曾丹青《抓小偷》一条拍摄、编辑俱佳，不可多得。汪生科关于地区冲突的新闻综述，骆伟阳关于印巴冲突的新闻分析是向培养评论员的方向努力的第一步。陈璐、马原所做的新闻背景，体现了增强背景报道的初衷。孙文博对CNN一条关于贝尔格莱德平民生活的新闻和对地雷一条的改写体现了编辑的灵活性。”

“《论语》杨斌、王智辛、邵滨鸿一期堪称典范，节奏、情绪的控制张驰有度，转场合情合理，收场恰到好处。”

“《现场》26日在18：00直播后又于21：00增加一次直播，播报南平水情，这种利用直播手段的作法以后要成为一种习惯性作法，因为我们要求更快。”

上面三段我只记得第二段的背景情况，当时正好邵滨鸿到福州出差，被我抓差到乌山上录了一期《论语》。还有一大段是对《现场》栏目的讨论意见：

“林力涵说，《现场》在选题上要注意平民化并不意味着鸡零狗碎，不意味着庸俗化，在拍摄上，现场感还不够，要在非突发性事件中找到现场感，在现场要多拍一些拍摄对象自己本来的状态。”

“蔡恒平说，静态的事件要拍出一个横断面。同期声包括：1。拍摄对象们自己相互交流的声音；2。现场的效果声；3。拍摄对象面对记者采访的回答。其中1、2是原生态的、展现横断面的。3则是对1、2的信息扩展、延伸、补充和说明，之间的逻辑关系清晰。”

“叶雄彪总监说，《现场》好的很好，一般化的也不少，在内容上，没有现场感的都不要，在形式上，要展示情节，设置悬念，要有冲突并且用好冲突，要有细节。”

回想起来，当年讨论手艺还是很专业、很认真的，呵呵。这一期的《乌山雀巢》最有价值的文章是骆伟阳写的《舆论与公众舆论》一文，如下：

      中国乃是舆论极其发达的国家；中国又是公众舆论极其匮乏的国家。因为，舆论与公众舆论乃是完全不同的两回事。哈贝马斯对“舆论”所作的词源学分析中指出：英语与法语中的“舆论”一词来源于拉丁语，意思是指没有得到充分论证的不确定的判断。它还有另一个重要意思，即一个人在他人舆论中的“名声”。所以，舆论有两个原始意义：纯粹的意见以及意见当中所表现出来的声誉。舆论就其本质来说是反理性、反批判的。在法语中，舆论一直保留着纯粹偏见这个意思。从舆论发展到理性的、批判的“公众舆论”经过了艰苦的历程。是霍布斯最早把表示意识与良知的“conscience”与舆论  “opinion”等同起来，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到18世纪下半叶，严格意义上的“公众舆论”这一概念才正式在英国和欧陆出现。公众舆论被认为是公共领域的交流媒介。为了说明这一点，有必要先搞清楚什么是公共领域。在西方，公共领域是19世纪伴随着自由主义经济盛行、国家与社会分离这一历史情境的出现而诞生的。国家是公共权力机关的总和；社会则是私人自律领域的总和。按照自由主义的经典表述，国家被认为是“守夜人”，它只能在不得不的情况下才能干预社会生活。在国家与社会之间出现了一个具有政治功能的领域，即公共领域。在这一领域中，人们对公共事务发表看法、反复探究、认真讨论。“他们充满好奇、渴望、专注和猜忌；通过使这些事务成为他们的思想和发现的日常话题，大量的成员获得了某种相当不错的知识……因此，你的全部重要性依赖于时常而谨慎地运用你自己的理性。”（爱德华·伯克）进入具有政治功能的公共领域的人，他对公共事务批判、讨论得出的意见就是公众舆论。公众舆论是社会秩序基础上共同公开反思的结果，它没有统治力量，但开明的统治者必定会遵循其中的真知灼见。历史上，公共领域广泛存在于各式各样的文学沙龙、读书会、学术出版物、大众传媒、社交场合的讨论之中。

      康德对公众舆论进行了经典的表述。在他看来，公众舆论具有以下两大功能：第一，调节政治与道德，在社会学意义上即调节国家与社会的关系。由于公众舆论来源于实践理性，实践理性根据一种普遍法则来保障一切个体的自由。这些普遍法则包括：正义、公平、善、秩序等等。法律就是在实践理性这种普遍法则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也就是说，建立法律的乃是真理而不是权威。在专制社会里，公共权力集中于国家，而市民社会中个体人格所具有的理性良知则被死死地限制在私人领域内，也就是说，社会中个人的聪明才智、良好愿望始终只能以“信念”的形式存在而没有切实效果。国家为所欲为，个人无能为力。只有公共领域的出现才能调节这二者。公众舆论沐浴着理性之光，肩负着道德使命，它最大限度地要求政治与道德实现同一，具体表现为对立法的影响和对公共权力运用的监督。因为公众舆论是具有批判意识的公众所达成的理性共识，它代表了全体人民的普遍意志。法律（主要是宪法）的制定必须符合这一普遍意志，否则就是无效的、反真理的。同时，在制定法律之后，公共权力的运用必须合法。诚如阿克顿勋爵所说：“权力易腐化，绝对的权力绝对地会腐化。”当公共权力被滥用，违背人们的普遍意志时，公众舆论有权并且必须加以揭露、批判，促其改正。公众舆论最终是为了达到“政治即道德”这一目标。第二，启蒙功能。所谓启蒙，指的是个体摆脱自身所处的蒙味状态，并能够自我反思。大而广之，启蒙是全人类籍之以迈向绝对正义秩序的主体性努力。英语中、启蒙（enlighten）一词含有“使……明亮”的意思，意即使人脱离无知无觉的黑暗走入理性自觉的光明境地。启蒙作为公众舆论的重要功能是以大众要求自主运用自己的理智这一基本冲动为基础的。愿意接受启蒙（从而有朝一日能够启蒙他人）的人必须满足两个条件。其一，受过教育；其二，有财产。首先，没有受过教育的人很难具备进入公共领域所必须的最低限度的理智水平；其次，最底层的劳苦大众他们面临生存的现实压力，既没有空闲也没有机会去关心与他们的切身利益（主要是经济利益）无关的事情。理论上讲凡满足这两个条件的普通个人都可以成为具有批判意识的公众。成为公众，意味着他（她）懂得公开运用自己的理性，他具有了基本的启蒙能力和被启蒙能力。在康德看来，启蒙主要是从事纯粹理性研究的哲学家们的事。但是，如前所述，公共领域并不仅仅存在于哲学家们的讨论中，而且也广泛地存在于各式各样的文学沙龙、读书会、出版物、大众传媒、社交场合的讨论中。国家权力机关的公职人员，当他们在自己的岗位上运用其理性时，不能被认为是从事启蒙。只有当他们工作之余，参加市民社会范围内的讨论，比如出席非官方研讨会，发表作品等等，此时他们才能被认为是公众的一分子。公众舆论的启蒙功能在某种意义上比上一个功能更加重要，或者说是上一个功能的必要条件。

        以上我们讨论了公众舆论及其功能。对於正在追求现代化的中国来说，公众舆论的必要性是显而易见的。蔡恒平先生在其《我们时代的大众传播》一文中就此进行了充分的论证，对公众舆论在我国的出现表达了强烈的向往之情。但中国有公共领域、有公众舆论吗？如果有，其特点又是什么呢？

        哈贝马斯给出了公共领域存在的两大前提：一，政治官僚的最小化；二、社会利益普遍趋同。前者保证私人自律领域和公共领域免遭政治公共权力的直接干预。后者表明，政治统治与社会力量二者之间必须尽可能多地达成共识，不同利益之同必须根据具有普遍约束力的标准尽可能地达成一致。考察我国现状我们会发现，首先国家对社会的控制是十分全面的，基本上没有公共权力干预不到的地方。80年代以来，随着经济市场化的进展，曾有人认为中国正出现一个中产阶级并对其政治前景充满浪漫遐想，这完全是一个美丽的误会。中产阶级梦被利用来应付激进的要求政治变革的人。以道统承继者自居的知识分子阶层仍然属於私人自律领域。他们的言论观点中凡属批判冲动过於强烈者统统形不成公众舆论。知识分子仍然只能私下运用自己的理性，非官方知识分子的活动仍然具有某种共济会式的性质。由此可见目前中国无法满足生成公共领域所需的第一个前提。但是，却又部分满足第二个前提。那就是国家与人民都迫切地希望富裕起来。

        在现实功利原则的驱动下，国家颇乐於倾听一些学者对经济事务的建议，国家终于认识到“民富而后能国富”这样简单的道理，无意再直接干预私人追求财富。国家和民众都对所谓“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报有某种急功近利式的心态。客观上讲这种能被认识到的利益追求使得利益结构的冲突被弱化。从而部分满足了生成公共领域所需的第二个前提。但在我看来，第一个前提更具根本性也更重要，由于无法满足这个前提，我国目前存在着一个貌似公共领域的伪公共领域，这一伪公共领域包含了一些真正公共领域所具有的可贵元素，因此更具有欺骗性。这一点可贵元素由于得不到营养始终发育不良，其贫弱的政治功能往往令人仰天长叹，更不用说发扬光大取得统治地位。大众传媒原本是公共领域的重要组成部分，但在中国，大众传媒由于其官营性质决定了它传播的几乎全是舆论而不是公众舆论。前文已说明，舆论即偏见。我国的大众传媒不仅充满偏见，而且傲慢十足，因而显得愚蠢。在有限的一点点公共领域内也显得不知好歹。殊不知这一公共领域充满着“被施予”的被动色彩，其全部荒诞性表现为正当性、判断力与“语重心长”口气的廉价滥用。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像《焦点访谈》之流的节目才显得如此地虚伪。

    记者绝不是什么飞翔的职业。记者基本上飞不过官僚的视平线。勿宁如毕希尔所说，记者是贩卖消息的商人。他们可预见的将来应该争取成为公众舆论的掮客。除此之外的关于记者的种种浪漫主义幻想都应该毙掉。

     结论是：记者有待于启蒙。

《乌山雀巢》第一期的封底是两句很牛的话,如下:

“一个人民的记者永远不能忘记人民”——戴煌

“电视使我们属于人民”——时间

1991年，为了写硕士论文，我花了不少时间琢磨小说的手艺，后来论文中有一小节专门讨论一些著名的小说开篇写法，比如川端康成《雪国》的开头：

    “穿过县界长长的隧道，便是雪国。夜空下一片白茫茫。火车在信号所前停了下来”；

比如纳博科夫《黑暗中的笑声》的开头：

    “从前，在德国柏林，有一个叫欧比纳斯的男子。他阔绰，受人尊敬，过得挺幸福。有一天，他抛弃自己的妻子，找了一个年轻的情妇。他爱那女郎，女郎却不爱他。于是，他的一生就这样给毁掉了。这就是整个故事，本不必多费口舌，如果讲故事本身不能带来收益和乐趣的话。再说，裹满青苔的墓碑虽然满可以容得下一个人的简短生平，人们却总是喜欢了解得尽量详细一点。”

再就是约翰•勒卡雷《巴拿马裁缝》的开头：

     热带国家巴拿马一个普普通通星期五的下午。但当安德鲁·奥斯纳德闯进亨利·潘代尔的裁缝店要求定做一身西装时，这宁静便一去不复返了。当他闯进来时，潘代尔是一个人。但当他离开时，潘代尔已完全变成另一个人了。根据墙上的红木挂钟，这期间一共是七十七分钟。

这个开头是如此的不凡，真让人倾倒，从此我对勒爷的景仰便如滔滔江水。这一回，在人声嘈杂、味道暧昧的医院里，勒爷的《锅匠、裁缝、士兵、间谍》又一次给我带来了纯粹的阅读快乐。这种快乐我曾经在读毛姆、读格林的时候体会过。评论界公认勒爷是最伟大的间谍小说作家，这看上去很高的评价其实是在说，勒爷是一位通俗作家。不过，只要想想毛姆和格林也都被叫做通俗作家，也就心平气和了。确实，就像电影里有类型片一样，小说里也有类型小说，比如武侠小说、言情小说、侦探小说、推理小说、犯罪小说、黑帮小说。。。。。。勒爷写的，就叫“间谍小说”。但是，当类型小说写到极致，写成极品时，它的文学价值和品格倒比一般的纯文学高出许多。

故事说，圆场的资深间谍史迈利在一场人事变动中失意、退休，美女老婆安恩和情人出走，要和他离婚。在这人生最失意的时刻，组织上突然让这潦倒的糟老头子秘密调查一个潜入圆场的“地鼠”，这个“地鼠”是圆场的四个现任班子成员中的一个[这四个大佬的外号分别是锅匠、裁缝、士兵、水手，取自一首儿歌]。结局是：“裁缝”比尔•海顿早就背叛了大英帝国，是苏联克格勃头子卡拉安插在圆场的一个大“地鼠”。而比尔•海顿是真正的大英帝国的精英，出身贵族，在牛津时是右派，抱负远大，天生做间谍的料，而且还是个艺术家。他的老师评价说：

     “我们很想念他，他们再也培养不出比尔•海顿那样的人才了。”他说，他在大英帝国成为一个肮脏字眼以前教过比尔现代史。

此外，比尔•海顿还是一个浪漫的男人，“他能够同时做到既声名狼藉，又品格高尚”。他一直比史迈利能干、风彩、英姿，而且搞上了史迈利的美女老婆安恩。在史迈利确认比尔•海顿是地鼠时，他想道：

       痛苦和背叛的道路总有尽头。在到尽头之前，没有将来，只有继续滑入更可怕的现实。这个人是我的朋友、安恩的情人、吉姆的朋友，说不定也是吉姆的情人。此人的叛国是国家的事。

最后，当这两个大英帝国的精英老男人面对面时，比尔•海顿说到了他的问题：战后英国的衰落令他痛苦，而他讨厌美国:

      他经过长期考虑之后，最后承认，如果两个阵营之中总有一个要得胜的话，他宁可是东方。“这完全可以说是一种美学上的考虑，”他抬起头来解释道，“当然有一半也是道义上的。”

缜密的结构、视角清晰的叙事、从容不迫的行文、幽默、反讽、自嘲、精美而无情、雅致又刻薄的言辞，英国文学这些独特的传统在《锅匠、裁缝、士兵、间谍》熠熠生辉——这是一本耐人寻味的书。在医院中，它陪着我，和那些大大小小、奇形怪状的各色患者坐在一起，闻着各种刺鼻的异味，我安之若素，心平气和，没有不耐烦，也没有抱怨——我是糊涂了还是长进了？哎，我说远了，应该再按近来的流行句式自问一句：“当我们谈论约翰•勒卡雷时，我们在谈论什么？”

依然有必要温习一下以下公理或定理[公理者，不证自明也；定理者，由公理推导而出也]，可以概称为基本常识：

A．政治是一项追求最不坏的结果而非追求最好的结果的交易或行为艺术，核心是妥协，以避免最坏。

B．有管制即有腐败，少管制则少腐败，多管制则多腐败。[张总五常说：“如有美女在床，而我有权随便上，我会控制不了自己。”]

C．私有制是最有效率的。[张总五常说：“花自己的钱总比花别人的钱小心”]。

D．私营企业是最适宜的市场主体。

E．国企因笼断资源、压制竞争，是市场的破坏者，本质上，国企是反市场经济的。

F．经济是一项追求最优结果而非次优结果的交易或行为艺术，迄今为止，人类所知的最优的经济制度是市场经济。[朱相在九十年代的某一日，在说到包括粮食在内的大多数产品由短缺变为过剩时，感慨万千地说了一句话：“没想到共和国四十年没解决的问题，市场经济十四个月就解决了”。各位总，朱相本质上可是个铁杆的计划经济信奉者呀。]

G．改革是用赎买的和平手段来重新进行制度创新，主要是对资源配置的制度创新。相反，革命是用暴力的手段。因此，改革一定要付出利益的代价，但总比付出生命的代价为好。

H．对管制者及其接班人来说，管制权是一项长期有效的寻租变现权益，要他们放弃可没那么简单，要么和平赎买，要么革命剥夺。诸位选哪项？[张总五常说：“如果能用一笔大钱一次性了断全国的管制者，那是一个非常好的买卖。”]

I．最后，举个案例吧，俄罗斯的私有化和赎买是一个CASE：国企资产按人头分证券；聪明人用现金去收证券——切尔西的老板阿总布就是当年的收券人之一；收多了就控股企业；有几个变成了寡头；叶总利卿一家和寡头们有千丝万缕的关系。因此，叶总和普总京做了一个包括但不限于家族生命和家族利益在内的赎买交易——这事咱国史上北宋的赵总匡胤和柴总之间也发生过，哎，说到北宋，本总总是遗憾呀，要不是那该死的北狄入侵，北宋的政治文明和制度安排是很好的，政治上，不从肉体上消灭政敌，只用流放的手段；经济上，王总安石作为全球最早的计划经济实践者，以失败的教训证明了计划经济行不通，证明了衙门又当银行、又当贸易公司的结果是民不聊生，官办企业[也就是国企]是经济毒瘤，证明了官爷的道德是靠不得住的[王总一个人除外]，证明了天使的愿望会带来魔鬼的后果。——哎，扯远了，打住。之后，普总京又和寡头门做了一次赎买交易，大意是既往不咎，但不能再参乎政治了。虽然整个过程也很痛苦，但没有流血是文明的胜利。

《如花美眷》的副标题是：“给逝去的爱、时光与旅途”，英文名字是“The Ashes Of Time”，我喜欢这个名字，时间的灰烬。当你明白“如花美眷”不过就是“时间的灰烬”，你也许就可以做到对时光的流逝感到心安。

这本书曾经考虑过以下书名：《自远方》、《美丽》、《怀念一种芳香》。这几个曾经的备选书名，都是这本书的关键词。二十多年前，当我们混迹在未名湖边时，远方是我们内心隐密的激动和信仰[“远方一无所有，为何给我安慰”]，但只有少数的几个人把它变成行动，变成一种生活方式，最后，变成生活的可能性。而这些，又和对汉语和美的迷恋深深地交织在一起，难分难舍。——这就是刘利和她的《如花美眷》。

“我很愿意走到一个地方，放下一切，忘记我本来的语言，忘掉我的面目，也忘掉我的来处和经历，我说当地人的语言，接受当地人的生活习惯，和当地人在一起，像当地人一样生活。我喜欢这种‘本地人’的感觉。这样可以使我们本来平淡无奇、一成不变的一生似乎变成‘多次生命’，二十五岁前在中国是一次人生，二十五岁以后到欧洲是第二次生命，这几年我一直试图到南、北美或是澳大利亚、新西兰去重新开始我的第三个人生。”——这是刘利所理解的“生活的可能性”。她说：“后来我回想我离开中国的原因，很多因素是直接的，但从根本上，是文字使我离开了文字，离开了文字，我便离开了中国”。她说的文字，是指汉语。这句话使我深感震撼，令我确信，在对汉语和美的迷恋上，我们是同类。

“1999年秋季，我的健康状况开始出现问题。从那时起，日子便是在持续不断的旅行和持续不断的病痛中过去的。也许是由于长期生活于疾病和旅途之中，经常让我有一种生命无常、恍然如梦的感觉。” 疾病和旅途交织，使她变得敏锐、纤细、易感，使她在利沃诺的某个初夏的傍晚，写出这样的感受：“我突然感到这个傍晚使我忧伤，一种很久以前熟悉、很久以来未曾再有的忧伤，像一只黄昏中的海鸟一样向我飞来，安静地栖在我的心上。我有些感激地抚慰着这只候鸟，它已经很多很多年没有再造访过我的心灵。”

关于旅行、生活的可能性、阅读、写作，她说：“我想我的旅途就像我的生命，它开始了便没有可能再停下来，我必须也只能不停地走下去，直到有一天我老了，我真的老了，或许可以安静地在一个地方栖息下来，心态从容地读所有想读的书，写所有应该写下的故事。而现在，我应该首先经历我的生命。”现在，她正在去南极的路上；现在，她是一个生命比文字更精彩的女人。

关于这本书，她说：“这本书记录的是一些存留在逝去时光中的事情，它本身也是一些存留在已经逝去的光阴中的文字。”是的，这是时间的灰烬。

她正在写的下一本书叫《似水流年》，那也是时间的灰烬。“我把自己的脸孔淹没在那些金发碧眼之中，不觉有来世，不觉有从前。”

小罗曾经很像，但至今没有像样的业绩，2002年日韩世界杯他戏弄过西曼，那一脚不知是传是射，但西曼认栽了，不过，那届世界杯是大罗和里瓦尔多的；2006年德国世界杯，小罗和大罗一起被齐祖淘汰；2010年的南非是他最后的机会。巴西盛产比大师略差一点点的超一流高手：曾经的罗马里奥、里瓦尔多；现在的小罗，还有卡卡、阿德、罗比尼奥。

梅西倒真像是迭戈的接班人，2008，在北京鸟巢，他和里克尔梅拿了奥运冠军。他的路还长，2010年和2014年都是考验他的时候。阿根廷像巴西一样，也盛产比大师略差一点的超一流高手：曾经的奥特加、雷东多、贝隆、巴蒂，现在的里克尔梅。这两天，穆里尼奥还表扬了坎比亚索，说是让他想起了雷东多。

在欧洲，英格兰人寄希望于鲁尼，希望这孩子能拿回大力神。英格兰人虽说“发明”了足球，但天才不多。乔治贝斯特曾经上帝的礼物，克鲁伊夫之前欧洲最有才华的球星，但他是北爱尔兰人，不能代表英格兰出征；然后是加斯克因，英国和欧洲都罕见的天才；加斯克因和乔治贝斯特一样爱酗酒，从没学会爱惜自己的才华，或者说，喜欢挥霍自己的才华。在加斯克因之后，鲁尼确实是英格兰最有才华的男人，他和前辈一样爱酗酒，但他年青，也许他克制到2010年南非，拿回大力神杯——英格兰人的这个梦想有点长了，如果从1966年算起。

如果说梅西可能代表南美的未来，那么鲁尼的曼联队友、葡萄牙人C罗，也许是欧洲的未来。傲慢的巴西人在称赞一个欧洲人的球艺时，最高的赞美就是：“他完全可以在巴西队有一席之地”。但巴西人不敢对C罗这么说，因为C罗能做到的，巴西人未必都能做到。C罗的球艺只能说是天才。今年C罗拿到金球奖，鲍比查尔顿爵士说：“过去我喜欢看贝斯特踢球，现在喜欢C罗，相比他的前辈，C罗更强壮，更快速。”

大师的谱系会是这样的吗：迭戈——大罗——梅西；克鲁伊夫——齐祖——C罗。从天才到大师，有很长的路要走，除了珍惜自己的才华、努力、运气之外，舍我其谁的气质是决定性的，因为大师就是舍我其谁。欧洲的教练已成为大师，那是以球员的纪律为代价的；但是足球的魅力既在于教练的有效布暑，更在于球星的天才一现。说到底，足球是一门艺术多于它是一门科学，弗格森爵士在打不开局面的时候只能寄望于C罗的华丽盘带，瓜迪奥拉和马拉多纳的最后一招也就是梅西的连续过人，数学家穆里尼奥大师也不得不赞叹伊布的天马行空，尽管他更希望伊布多进些实用丑陋的球。伊布天马行空的才华是目前欧洲唯一可以和C罗相提并论的，可惜他生在瑞典，永远也无法在世界杯上证明自己——有一个南美人和他有差不多的命运，他的国米前队友——有谁还记得天才雷科巴吗？曼齐尼说，他的那几脚射门真是不可思议，这个长着一张中国娃娃脸的乌拉圭人是“王子”弗郎西斯科利之后的天才。

足球因他们的存在而骄傲。

这之前两天，“罗纳尔多的朋友和齐达内的朋友”慈善赛举行，大罗第N次伤愈复出，而已经金盆洗手的齐祖则依然惊艳。从1998到2006，大罗和齐祖三次论剑世界杯。1998年法兰西之夏，大罗和里瓦尔多的巴西气势如虹，半决赛淘汰荷兰一战惊心动魄，巴西老帅扎加洛老泪纵横，荷兰人克鲁伊维特和博格坎普英雄气短、黯然神伤。那一支巴西队阵容鼎盛，除了大罗、里瓦尔多，还有盘带王德尼尔森、巨炮卡洛斯、队长邓加，对大力神杯志在必得。法国人则几乎场场涉险过关，齐祖小组赛对沙特被红牌罚下，差一点重演马拉多纳1982年的悲剧，半决赛靠着后卫图拉姆的两粒进球淘汰克罗地亚。当时舆论普遍看好巴西队，但是决赛前在大罗身上发生了某种神秘的事件，和大罗同屋的卡洛斯透露了片言只语但语焉不详，至今仍是一个待解的谜，决赛时大罗状态全无，而齐祖则如有神助，两记头球定江山，使法国队成为第七支荣获大力神杯的球队。本届杯赛有三大灵异事件：大罗决赛前神秘的身体反应；职业生涯进球屈指可数的图拉姆一场进两球；绝少用头棰破门的齐祖一场顶进两个头球。两年后，齐祖率领法国队夺得2000年欧洲杯，成为第一支拿到世界杯后接着拿欧洲杯的球队。1998年法兰西之夏，星光闪耀、名局迭出：英阿之战，贝隆与萨内蒂联手的创意任意球，欧文风一样的单骑叩关，贝克汉姆的红牌，都已成永恒的瞬间；阿荷之战，博格坎普的进球永载史册；克德之战，克罗地亚3：0横扫德国，苏克的左脚拉出了美妙的小提琴。

2002年韩、日世界杯，受伤病困扰的齐祖和他的法国队小组未能出线，同样的悲剧发生在阿根廷人身上。齐祖跌跌撞撞摔倒在禁区底线的场景和巴蒂的泪水一同成为本届杯赛的悲情记忆，而留着阿福头的大罗和他的战友里瓦尔多、小罗一起并称“3R”，一路高歌猛进，如愿以偿地举起了大力神杯。除此以外，本届杯赛乏善可陈，有些记忆令人尴尬：意大利人遭遇墨西哥裁判的黑哨，领略了东道主韩国人的公关能力；亚洲球队历史性地挺进世界杯四强，但亚洲足球界对此态度暧昧；中国队第一次参加世界杯，颗粒无收，铩羽而归。

2006年德国世界杯，齐祖和大罗在半决赛中相遇，齐祖的马赛大回旋胜过大罗的踩单车，法国淘汰巴西挺进决赛。决赛在法国和意大利之间举行，这是齐祖的告别赛，高处不胜寒的齐祖独孤求败，以一粒勺子点球，一记世纪之撞，一张红牌，一个和大力神杯擦肩而过的背影，导演了一场惊天名局，从此金盆洗手，退隐江湖。而大罗则成为世界杯史上进球最多的第一人。

齐祖已退隐，大罗在徘徊。不管大罗是否再复出，他们作为球员的高潮时代已经过去，也许N年后，他们会迎来自己足球生涯的第二次高潮。为了自己足球生涯的第二次高潮，马拉多纳曾经等待了十四年。

说到做球员时的高潮，没有人比得过马拉多纳，混足球的，不管喜不喜欢迭戈，都认他是一哥——可能只有老贝利一个人嘴里不服。1990年意大利之夏，阿根廷对意大利，居然有很多意大利人为阿根廷队加油，只因那时迭戈在那不勒斯俱乐部效力。这件不可能发生的事，发生在了迭戈身上。1990年世界杯的最佳射手是意大利人斯基拉齐，有谁还记得这位“性急的西西里农民的儿子”？

1982年马拉多纳第一次参加世界杯，那年他22岁。那一届的高手有巴西人济科、法尔考、苏格拉底，德国人鲁梅尼格，意大利人罗西，法国人普拉蒂尼；在西班牙，马拉多纳踹了巴西人一脚被红牌罚下，这是那届世界杯的经典记忆之一。

1986年墨西哥世界杯，马拉多纳一骑绝尘，身后是英国人莱茵克尔，法国人普拉蒂尼，丹麦人劳德鲁普，西班牙人布特拉格诺，波兰人博涅克，乌拉圭王子弗郎西斯科利，墨西哥人桑切斯，德国人马特乌斯，以及老济科、老鲁梅尼格。马拉多纳连过六个英格兰人踢进史上最牛的进球和他的“上帝之手”，是本届世界杯永恒的记忆。

1990年在意大利，迭戈和他的战友“风之子”卡尼吉亚送走了巴西人、意大利人，最终栽在德国人脚下。那一年夏天，众星闪耀亚平宁：荷兰人巴斯腾、古力特、里杰卡尔德，意大利人巴乔，德国人马特乌斯、克林斯曼、克雷默、沃勒尔，巴西人卡雷卡，英格兰人加斯克茵、莱茵克尔，哥伦比亚人巴尔德拉马。在亚军的领奖台上，迭戈哭得像一个孩子，他说了一句很著名的话：“足球界也有黑手党”。从那年起，他的人生开始走下坡路。

1994年的阿根廷好手如云，号称史上最强，卡吉尼亚仍然像风一样，而巴蒂、巴尔博、雷东多、奥特加已经出类拔萃，复出的迭戈率领阿根廷人在小组赛中横扫千军、所向披靡，他在对希腊队中踢进的那个球后对着转播镜头的怒吼，是足球史上不朽的瞬间。因为兴奋剂事件，我们无缘见证他和哈吉——这位人称“喀尔巴仟山的马拉多纳”和“中场阴谋家”的罗马尼亚人是当时欧洲最有才华的人——之间的对决，在16进8中，缺少马拉多纳的阿根廷2：3输给了哈吉的罗马尼亚。我们当然也无缘见证他和罗马里奥、巴乔、维埃里、斯托伊奇科夫等顶尖高手的较量。那一年征战美利坚的高手中，罗马里奥、哈吉、巴乔是配得上做迭戈的对手的，可惜上帝不让他们之间留下名局；那一年征战美利坚的巴西队中，有一个叫罗纳尔多的18岁毛头小伙，一分钟也没出场；那一年，没能去美国的法兰西人中，有一个叫齐达内的年纪轻轻就谢顶的小伙子。因为兴奋剂事件而彻底退出江湖的迭戈，当时并不知道，新一代已经开始接班了。四年后，在法兰西，是齐达内和罗纳尔多的对决。这两人的才华，无愧于新一代接班人。

马拉多纳能实现他足球人生的第二次高潮吗？懂行的人都不看好。不过，发生在迭戈身上的事是不能以常理论的，你说呢？

我是2006年才开始关心莱德杯的，因为那年春天我开始打高尔夫球了。那年秋天，我作为高球菜鸟，在T台等待开球的时候听那些老鸟眉飞色舞地谈着美国的三连败，谈着当年世界排名前三的三个美国佬老虎、米克尔森、福瑞克“没有团队精神”。时光飞逝，2008年中秋节的三天假期，我像一个球痞一样，白天和朋友们下场比洞，下半夜两三点爬起来看莱德杯的直播。

本届赛前就引人关注：美国队老虎伤停；欧洲队老鸟蒙歌马利没能入选。舆论基本看好欧洲队，哈灵顿、加西亚今年气势正盛，欧洲队整体排名也比美国高。美国人前三届吃亏吃在四人两球和四人四球上——所谓“没有团队精神”，本届美国队长阿辛格卧薪尝胆，调度有方，居然在四人两球和四人四球上就领先。最后一天至关重要的个人赛，美国队长阿辛格在排兵布阵上胜出欧洲队长佛度几条街，第一组，毛头小子金河珍打得加西亚找不着北，第七洞加西亚居然两次下水，崩溃，到第十四洞就歇菜了；第七组大炮霍姆斯打败汉森是决定性的，霍姆斯350码的开球很容易让同组的对手自惭形秽；第8组的美国老鸟福瑞克贾其余勇干掉欧洲老鸟齐门内斯，彻底结束战斗。最后四组的欧洲高手保尔特、格莱姆-麦克道尔、李-维斯特伍德和哈灵顿成了陪太子读书的干活，佛度“决战最后时刻”的山人妙计成了笑柄。《每日电邮报》说这种安排就好像“在冲突已经结束的情况下才派出航空母舰去营救。”

莱德杯是顶尖高手的队际赛，如果要打个比方，大致就像AC米兰大战圣保罗时代的丰田杯。加上是比洞赛，尤显惊险刺激，在深夜中看直播，看到精彩处，颇有“于无声处听惊雷”的感觉。

N年前就有朋友拉我打高球，我自负地认为，那应该等到我五十以后吧。不曾想，在四十左右就一发不可收拾地迷恋高球。这两年，我不止一次地和范山谈起我们的幸福生活标准——一周能打三场球。我的另一个朋友，今年三月才开始打球的韦恩则用行动证明，一周打六天球才是幸福生活。现在，我经常劝朋友们赶紧开始打球，当他们自负满满地对我说等老了再打时，我就笑了：这多像我当年说过的话呀。我心想，总有一天，他们中的某些人会隔三差五的电我：“哥儿们，有空打场球吗？”

四海吧的第一个帖子《新吧开张了》是俺于北京时间 2005年5月5日9：40发的，第二个帖子《足量的红酒 频繁的爱情》是俺于北京时间2005年5月5日10：18发的，此帖也，算是四海吧的第一个强帖，值得略加回味：

    周末同学会，为王芫同学赴南半球而聚，其中有N个同学已有17年未见——呵呵，人生能有几个17年？。席设安华桥西边的便宜坊，那儿的烤鸭是不错的。。。。。。酒过N巡后，阿顾同学突然举着红酒对俺说：“法国人说，幸福就是适量的红酒和平凡的爱情。喝一杯。”阿顾同学是南方人，俺一下就听成了是“频繁的爱情”，喝了声采，不知高低就喝了一杯。然后就传给别的同学。俺也是南方人，也说是“频繁的爱情”。北方的同学一通讪笑后，大家认为也可能是阿顾同学和俺有意误读的。因为，大家都认为“平凡的爱情”带来的幸福感不强，还应该是“频繁的爱情”。这时，有同学说了，如果是“频繁的爱情”，那么前面那个“适量的红酒”就不合适，应该改为“足量的红酒”。大家哄然称是。于是，幸福就是：“足量的红酒 频繁的爱情”。

四海吧开张的头一个月，生意惨淡，到了6月7日，人气一下旺了起来，骨灰级的第一批马夹有阳光正好、长亭树、桔二、范山084、刘洪涛66、于川、油盐、大仙、虞美人、阿顾、创旭、务臣等。四海吧的第一个高潮发生在2005年6月17日的“向阳屯英雄会”上，聚会前的帖子就很煽情，比如“劝君更进一杯酒，向阳屯里别锦平”、“我不在向阳屯，就在去向阳屯的路上”，聚会开始后，四海吧第一次做了直播，全球各地的同学们得以同步参与。此后，英雄会、直播成了家常便饭，84级众马夹啸聚四海吧，风生水起，一时好不热闹。特别是千波MM等海外支部悍将的加入，终于使四海吧名副其实地四海一家了。

事就这样成了。

23日对我来说只有一件事，就是去鸟巢看阿根廷对尼日利亚。上午10点从家里出发，到北土城后，步行到地铁站，排队安检，太阳暴晒，心想今天这太阳够两队喝一壶的。安检很慢，十一点半进入鸟巢，A3的位置不错，在主席台上边，视野很好。看台有顶，晒不着，不算热。球场上太阳直晒，估计这场比赛节奏快不了。果然，十二点整开球，阿根廷人基本上是悠着踢，不冒险传威胁球，以免轻易丢掉控球权。看台上的观众主要是中国人，由于事不关己，大家基本都是抱着看表演的心态来的，我身后有几个内行的球迷，对里克尔梅的每一脚精准的传球和转移都报以由衷的大声赞叹。这场球，主要就是看里克尔梅的传球和梅西的突破。阿根廷进球后，我身边所有的观众都在为尼日利亚加油，大家都希望能看加时和点球，根本不在乎谁赢谁输，就连里克尔梅拖延时间也被大嘘。踢到85分钟时，场里响起了“谢亚龙，下课”，大家边哄笑、边跟着喊。场上的队员和场边的观众各干各的，同床异梦地完成了一件行为艺术。阿根廷最终夺冠了。这枚金牌对里克尔梅应该是一个小小的安慰和补偿，两年后在南非还能不能见到他就很难说了，唉，时光只解催人老呀，至于梅西和阿圭罗，来日方长。

退场后一直向南走了很远才找到奥运公共专线，暴晒让人筋疲力尽。到家后就觉得累，睡了一会儿，傍晚到泳池泡了泡。躺在泳池边的躺椅上，看着黄昏时的树影，我想我的北京奥运嘉年华结束了。天下没有不散的宴席，盛宴散，笙歌停，明天，明天又是另外一天了。

19夜晚的工体就是一场秀，场上有穿档和连续过人、有点球和小勺子、有红牌和门柱、有看不清的上帝之手，看台上有马拉多纳和科比，天上有一轮明月，除了没有逆转，其他一场经典赛事该有的元素都有了。我的私心也得到了满足，我希望是阿根廷和尼日利亚对决鸟巢，好让我那张票物有所值。这场球，阿根廷输不起，马拉多纳之后，阿根廷人在巴西人面前抬不起头来，而巴西输得起，这毕竟不是世界杯，况且卡卡还没来呢，未来几年，巴西和阿根廷的对决将是卡卡和梅西的对决。

男篮输立陶宛很正常，前八的其他七个队实力都在中国之上。本届中国男篮唯一一场输不起的比赛就是对德国那一场，幸好，咱们赢了。必须赢下该赢的比赛，这是竞技体育的真谛。男排小组赛赢委内瑞拉和日本是必须赢的比赛，而八进四输巴西很正常，输得起，就像汪嘉伟解说时说的，确实是技不如人，输赢不必在意。本届输不起任何一场比赛的球队你猜是谁？是梦八。老K在训练大巴的每个座位上都摆了张纸，纸上写了一句话：“Take nothing for granted.we are 0 -0”[“没啥是理所当然滴，咱眼下还是零比零”]。

博尔特的200米会怎么样呢？他的答案依然是：我还是比风快一点点。牙买加人博尔特赢得起也输得起，因为他不是和邻道的Crawford比，而是和1996年的Johnson比。博尔特赢了，顺便送给自己一个完美的22岁生日礼物，当鸟巢里响起生日歌时，他的快乐属于全人类。

郭晶晶说，传奇就是全面超越伏明霞，同样拿金，你拿三块，我拿四块；同样嫁豪门，你嫁松叔，我嫁霍哥。呵呵。传奇的接力棒交给了上海女生吴敏霞，她会怎么续写呢？

枪手埃蒙斯说，传奇就是两次完成同一件不可能的任务，一次在雅典，一次在北京，任务只有一个要求：要合理合法地把金牌分别让一个姓贾的中国人和一个姓邱的中国人在最后一枪得到。这件任务实在太难了，这是上帝的工作，至少是天使的工作，但老埃完美地完成了。嗯，我和你，就是老埃和老贾、老埃和老邱，就是天堂之路呀。

林丹说，传奇就是把金牌打成一条金项链，送给杏芳姑娘，让她凑合戴着；博尔特说，我不知道什么叫传奇，我只知道我比风快一点点。

刘翔说，临时伤退也是一种传奇，就是“你一会儿看我，一会儿看云，你看我时很远，你看云时很近”那种传奇。18日上午有两个会，第二个会结束时刚好轮到刘翔那一组出赛。大家围成一堆看电视，有人抢跑，刘翔伤退。谁也别想不开——传奇也有中场休息，然后还会有下半场。

张爱玲总结说，传奇不就是我年轻出的一本书吗？还是那句话，出名要趁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