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录

火（上）

火（下）

宫殿

阳具

宫殿

血（上）

血（下）

【火】

（上）

壹

《明史》中关于那场大火的记载只有十个字：

“柏惧，无以自明，阖宫自焚。”

贰

柏亲手烧掉了自己的宫殿。与史书记载不同的是，他将手伸向烛台的时候，丝毫没有发抖。这有些出乎他自己的意料。抖动的是火苗，即使他手握得稳，依旧上下跃动，像不安分的心跳。他无法制止火苗的舞蹈。仿佛它已经预感到自己的节日即将来临，火苗将由惟一衍生为无数，它在数量上正和它所焚烧的事物成反比——火焰数量猛增的结果，就是将蓬勃的万物递减和消弥，并最终化为灰烬和尘土。

微小的烛火能够照亮殿内每一个繁琐的细部——它在黑漆八折屏风上映出隐约的光影，微光仿佛来自屏风那款彩楼阁园林图案幽黑的深处；黄花梨木书案上，诗稿散乱；琥珀镇纸下，最后一行诗墨迹未干；澄心堂纸光泽细润。他移动着火烛，脚步稍迅疾些，火苗几乎熄灭。殿堂瞬间黑暗下去，仿佛对永久黑暗的一次预演。他在时间中看清了光明和黑暗的边界。他知道火焰无边的光亮终会将他带入无边的黑暗。

他把火烛向那堆诗稿中一掷，地上那些散乱的纸页如同等待已久的花朵，在同一时刻里争先恐后地绽放。他嗅到墨的幽香，是在燃烧中释放出来的一种味道，过去他从未嗅到过的味道，与沉香、龙涎、瑞脑自有不同，让人倍觉寂寞。纸页上的词语纷纷加入火焰的舞蹈，还有曾让自己心动的一切，比如古玉上的雕琢，画稿上的枝叶，锦缎上的花纹。火焰长袖翻覆之间，所有器物都迅速卷曲成枯叶般的灰烬，惟有那方旧端，从乌亮紫檀琢成的砚匣内露出半张面孔，无动于衷。

柏回味着自己掷出火烛时的样子。那一刻改变了所有事物的局面，他得意地笑了，只是他俊俏的笑意在火光的反射下显得有些恐怖和狰狞。火烛在空中划过一条绽亮的弧线，落脚处很快变成一片火海。他的动作轻盈敏捷，如同深夜掌灯，或是打开一扇门，让他从黑夜一步跨入白昼。

叁

周王橚再一次在睡梦中听到窗户上的敲击声。那声音像深夜落在窗纸上的雨滴一样细致绵密。他警觉地从床上跳起来，循声推开殿门，除了木门发出一声老旧的怪响，庭院里一片空寂，惨白的月光把花木的剪影贴在地面上，异常清晰。

为了掩盖内心的慌乱情绪，这段日子以来，他一直在扩建他的后花园，摆出一副在封地上扎根的驾势。那些在他眼中无比混乱的木石按照预定的程序拼接成假山叠石、楼台水榭。仿佛一场乱七八糟的动乱，在经过木石的喧嚣之后，必将导入一个完美得不出意料的结局。这让他纷乱的心悄悄安定了些。此时他并不能预见花园里迷宫般的路线，他甚至从未看过图纸。他只是企图通过自己制造的纷乱局面来掩饰自己。施工的事情他全权委托给儿子朱有动，自己却在时刻观察都城的宫廷里神秘莫测的局势变化，以及自己封地上的风吹草动。朝廷里有许多人神秘死去了，接下来的一段日子相对平静，除了花园日益成形，什么都没有发生。仿佛对垒的双方，都在等待草丛中射出的第一声响箭。他的扩建行动刚好填补了他等待的寂寞。不断有奇花异草出现在他的后宫中，工匠们个个表情诡异。他时常站在后花园里，打量那些杂乱无章的晃动的身影。

他不知道这已是第几次在深夜里警醒。他看见梁间一只蝙蝠骤然飞去，肥硕的身影被月光变形，显得格外诡异。是它在捣鬼吗？此时的朱橚早已睡意全无，点燃了案头的灯。就在这时，他在书案上发现一张被揉皱的字团，展开一看，是一张很小的字条，上面只有一个字：“反”。他浑身像被火烫了似地一抖，立即冲出门去，黑夜中的宫殿一片沉寂。

肆

在柏的生命被火终止之前，他的大部分生命都与水有关。他身上有一股江湖气。他喜欢在水边读书，似乎要从流逝中寻求永恒。他喜欢山川与字纸间的那种呼应关系。那样，他的目光就能越过现实中那些残缺和扭曲的事物（那些在他看来是无关紧要的）而停留于世界的原始形态上——没有宫阙；没有梁柱、飞檐和彩绘；没有大殿的须弥座台基上矫情的铜鹤，只有真实的白鹤，如仙境中的古典美女，展开裙摆一样宽阔的翅膀，于长河间一闪而过。

柏在荆州建起了景元阁。就在水边。让漂泊的书卷和才子同时安顿下来，还有他自己。他从遥远的南京城来，山重水复，只有这里是安顿他行脚的地方。他在荆楚大地游走，常常数日不还。在青山碧水间，他可以任性地读书和舞剑，倦了，就枕石而眠。他把宝剑从剑匣中缓缓抽出，像展开一幅画轴一样小心翼翼。他的面孔顿时明亮起来，剑烘托出他超凡脱俗的气质。接着便是一股旋风刮过，在空中展现出许多白亮的旋涡。草木在他身边颤抖，发出隐隐的喧哗。他的剑刃锋利无比，飞扬的枝叶被一一削砍成缤纷散乱的细屑，如花雨飘落。在他的兄弟中，他的剑术首屈一指。剑是复仇的道具，他却只用它来舞蹈，姿态如清俊的仙鹤。史书对他的记载是“喜谈兵，膂力过人，善弓矢刀槊，驰马若飞”。但他并不是一个武士，而是一介书生。他和兄长桢一起征讨古州蛮。战争持续了几个月，利镟穿骨，征马踟蹰，刀锋与刀锋迸溅出火花，河流被鲜血染红。成簇的水草被浓热的血液粘在礁石上，像恶梦一样无法摆脱。但是，柏的缥囊中依旧始终装着书卷。无须面对那些报捷的官牒，在河流的喧响中，他最想亲近的，惟有发黄的册页。

伍

柏是朱元璋的儿子。那位“开天行道肇纪立极大圣至神仁文义武俊德成功高皇帝”（这么长的年号）二十六个儿子中的第十二子。他的母亲是胡顺妃，他的母亲因为生他才成为胡顺妃。一个孩子改变了一个女人的命运。或者说，一个女人改变了一个孩子的命运。一个神武的帝王与一个美丽女人的偷情似乎必然导致一个蓬勃健美的生命的降临。他是大明帝国开国皇帝的儿子，这一点自他生命之始就已确定无疑，尽管对于一个孩童来说，还很难揣测其中掩藏的涵义。同他的几个兄长一样，他们整个少年时代都在绝对安全的监护下度过，远离风险。当战乱和饥饿中的父母们吃下孩子稚嫩的皮肉，他们用弓矢刀剑来假设战争的游戏。从某种意义上说，这是他们对未来命运的预习。当高高的宫墙阻挡了外面的凶险，那么，来自身边的危险就已经在所难免。他们当中每一个人都可能成为皇帝——如果他们拥有足够的残忍。他们父王的剑刃只需指向政敌，而他们的刀剑则必须指向骨肉兄弟。这是从一开始就已确定的规则，这项规则瓦解了道德和伦理对于皇权的支撑。尽管每一次登基大典都有无数辉煌的颂歌相伴随，但每个人都能看清龙椅背后的血迹。这一切尚未在朱元璋的子孙中间发生，那是因为他们还没有做好准备。残忍即使是一种天赋，也需要后天的激发。谁能够亲手杀死自己的亲人，连眼睛都不眨一下，谁就具备了作天子的资格。

柏在洪武十一年（公元一三七八年）受封为湘王，由于年幼，洪武十八年才到荆州就藩。那时他的十几位兄长已在不同的地区分别受封。他们暂时远离了风暴的中心，成为各自封地上的主人。除了血缘的牵连，权力的游戏规则仿佛已经销声匿迹。柏开始接近自己想望中的生活。他时常像一个浪人，自宫中潜出，荒草湮没的路径向他敞开。他夜宿在山林里，在溪流边，有时则像一个乞丐流浪于街市。他的剑术炉火纯青。他不知他练习剑术到底何用，自家的江山解除了他成为英雄的可能，他甚至没有敌人，即使有，也不需他动手。于是他开始了寻找对手的旅行。他有时是皇子，端坐于深宫，焚琴煮鹤，吟诗作赋；有时则如侠客，行走于江湖。他注意观察人们行走的步态，他们的眉毛和须发。他渴望被人杀死，用自己的颅骨进献，成为令人尊敬的对手的酒器。但是多年来，他始终在失望中度过。他的对手总在出手的一刹被他劈成两半。当那两截身躯还在血泊里不甘地弹跳，他已带着一声哀叹，用襟袍拭干血槽上滚动的血珠。

                       序章 

                                  要看见眼前的事物是多么难啊。 

                                                      ——维特根斯坦

一

我的童年记忆是从一扇冰冻的窗口开始的。对我而言，那扇窗户在很多年中始终充当着瞳孔的角色。它晶莹剔透，又含糊不清。那时候我无法意识到那扇窗子在传达外界信息时所做的微妙的更改，它把残酷的冬季美化为一座水晶的宫殿。我在襁褓里所能见证的寒冷仅限于玻璃上的窗花。我甚至被那些绽放在玻璃上的玄妙的花朵所蛊惑，对它所透露的那个世界跃跃欲试。

很多年后，我才发觉外部的世界与窗口的描述大相径庭。它篡改了许多事物粗糙、质朴的外形，只留下干净的外表，并以繁复的花纹进行装饰。它并没有改变世界本身，只是对一个孩子观察世界的视角稍微进行了干预。对冬季而言，这是一件并不复杂的工作，但它取得的效果却是神奇的。由于我们身体内部暗藏的那一整套判断系统在很大程度上听命于视觉，因而冬季从一开始就摸到了我们的命门——它通过控制我们的眼睛来最终控制我们。丹尼尔·贝尔在他的著作中印证了这一点：“居‘统治’地位的是视觉观念。声音和景象，尤其是后者，组织了美学，统率了观众。在一个大众社会里，这几乎是不可避免的。”

我的眼睛从一开始就不辱使命，比如，当我的视线还处于混沌状态时，我就能准确地捕捉到母亲的乳头，以及它们的替代物。与视觉相比，味觉、嗅觉等其他感觉则笨拙得多。也就是说，眼睛是身体中最先被开发的器官。这也许与人的本能有关。对于一个小生命而言，是视觉给他带来了整个世界。每个人的生命史，都是目睹事物从纷乱遮蔽的状态向我们的视觉敞开的历史。

视觉与图像相连，也因此取得记忆的信任。当我们陷入回忆的时候，总是习惯性地从图像中寻求依据，在各种感觉形成的等级秩序中，视觉无疑占有最显赫的地位，（也因此而显得武断和固执）。所以，我认为我的生命是从空间开始，而不是从时间开始的，这大概是因为空间是在视觉作用下直接呈现出来，而时间则需要多个感觉器官的共同参与，并且由大脑进行某种整合，这显然超出了一个幼儿的能力。这也是我们尚未成熟的视觉总是惯于捕捉图形的原因。

我的故乡一年中有大半年处于冬季的控制范围之内，于是，外界信息大多是由那扇变幻无穷的窗户转达给我，并且令我信以为真。那个窗口令我目睹了许多不可能的植物，带着锯齿形的花边，伴随着昼夜和节气的变化而生长和萎缩。很久以后，我的触觉、知觉才开始向视觉发出挑战，一场不可避免的内讧终于在感觉的联盟内部发生。由于我要在大雪封门的清晨徒步上学，我的身体开始发言——被冻得发痒的脚企图对贪婪的目光说不。当然，在更多时候，这种抵抗是无效的，我不仅要穿越那深过膝盖的积雪，而且由于我当时的行政级别是一班之长，所以还要起模范带头作用，第一个赶到教室，为炉子生火。因为当时正处于批林批孔的特殊时期，那间被称作教室的漆黑而空旷的平房里找不到几扇完整的窗户，所以触觉开始篡夺视觉的权力，进而领导了我的身体。那些残缺不齐的窗户如同笛孔，使风声变得无比嘹亮，而铁炉则冰冷得几乎咬掉我的指头。直到如今，我只要回想起自己把五个小手指头聚在一起，哆哆嗦嗦地用火柴点燃报纸递进炉膛的早晨，就会感到不寒而栗。我对那一时期最深的记忆不是雪后的美景而是寒冷，在四面敞开的教室内，我的身体也仿佛是全面敞开的，那正对报纸上的社论进行蚕食的火苗并不能给我带来温暖，而当初曾经营造春天景象的盛茂的窗花，此时早已无影无踪。

二

我的生命中充斥着视觉与其他知觉的矛盾。视觉的王位一经产生就处于风雨飘摇之中，但它始终得到身体的信任，后者对于来自其他部门的抵制无动于衷。因而我相信，眼睛在我的个人进化史上占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遗憾的是，我从来就不曾认真地打量过我自己的眼睛，它们永远隐蔽在我视线的盲点上。

我两岁时最主要的工作就是对马路上的行人进行观察。这是我最早进行的系统阅读。因为在那时的生活中几乎找不出任何景物，在一个无所事事的孩子眼中，那些活动着的身体便自然而然地成为街巷中最主要的景物。如今，拥挤的人流只能给我带来烦躁感，每个人都面目可憎，惟有在那个时候，我才对那些陌生的身体感到兴趣盎然。为此，我感谢我的奶奶能够给我这样的机会，在有太阳的白天把我抱到马路边上。

我几乎永远在一个静止的角度上等待他们的到来。那是离我家不远的一个公共汽车站，在马路边上，只有一个生锈的站牌，上面隐约可见“三经街”三个老宋体字。有一次老家来人，想坐一回城里的汽车，便花了一毛钱坐上去，后来他们才知道一毛钱可以坐到终点，于是为没有多坐几站而痛悔不已。显然，他们已没有充足的资金来进行第二次娱乐。与最初的窗户不同，车站对我构成了一个开放的视角，它使我看到了流动的景物（人群）。我看到人们有目的地聚集在这里，或者从这里散开；我看到了一张张陌生的脸，以及型号规格不等的身体。

但那些身体最初是作为一个集合概念进入我的视域的，我还不能把它们区分开来，这不仅因为他们有着相近的表情和服饰，连动作举止都大同小异。我甚至认为那些身体都是被复制出来的，就像流水线上的玩具一样——我从两岁起就拥有了这样的流水线，用我自制的模具在泥巴上制造无数相同的器皿。我的记忆里充斥着大面积的灰色——那是他们的服装，和面孔——与那座工业城市灰暗的天空十分匹配。尤其在冬天，厚厚的棉服遮掩了他们的身体，臃肿和笨拙几乎成为用于描述身体的词汇库中仅有的存货。我词汇的贫乏和不敏感想必想必是我童年时代单调雷同的视觉图像所带来的后遗症，所以现在回想起来，身体在那时留给我的印象仅仅是一些线条并不明晰的粗布，有的还露骨地留着针脚的痕迹。为数不多的例外来自那些女孩，她们会穿着深红色的格子上衣，埋伏在一大片灰色的街景中，像梦一样闪烁不定。红格子上衣差不多就是秋菊穿的那种，但它们在当时已经显得足够妖娆，所以它们只能出现在小孩子的身体上，而与成年女性无缘。总而言之，服装夸大了人们的躯干和四肢，却隐去了他们的面孔。所以我那时的身体印象是片面的、不完整的，这与服装的误导有关。

很多年后，在我跟在父亲背后走进军人服务社的公共澡堂，我才慢慢发现，即使每个人身体的零部件完全一样，但他们的外部造型却风格各异。我甚至发现一个人的身体与他的面孔是配套的，比如一个英俊的男子汉，他的身材也会一样合乎比例，而一个长相怪异的人的身体，也往往不合规矩。然而，当时只有两岁的我，还不能进行这样的深层次思考。我的目光仅仅用于捕捉那些活动着的身体。的确，大街上人与景物的惟一区别在于他们正在活动，厚重的棉服在身体的控制下正在四处奔走。看到变换不定的身体，是我摆脱窗户的取景器之后的一个重要收获。

上述景象已经不可能在今天的生活里复现。如果它们被复制在黑夜里，它们就是梦；如果在白天，就是行为艺术。昔日的视觉图景，只因变换了一下时空，就完全被转换为另外一种视觉体验。尽管在当时来说，无论是身体的出现，还是我的阅读，都是在无意识中进行。这保证了观看的纯粹性，其中不含表演成分，也就避免了看与被看的不平等。理论上讲，它更接近“真实”，但是，用今天的目光来看，这份再平常不过的日常生活图景，同样受到意识形态的唆使。就像玛尔薇说的：“在看的状态中，包含着复杂的意识形态内容，这些意识形态因素由于文化的遮蔽和常识的掩盖，一方面变得难以察觉了，另一方面又使得种种视觉行为似乎是自然而然的。”[1]很多年后，我才意识到，那是一些被虐待（包括审美虐待）、塑造和训练过的身体，它们在接受格式化以后，被意识形态征用，作为视觉垄断者，与我进行着某种不平等的交流。所以，在我阅读的启蒙阶段，就已经与意识形态狭路相逢。这一点在我刚刚开始面对冰冻的窗户时就已经注定，并使我的阅读处境在此后的一生中没有任何好转。

  —革命时期的身体史

祝  勇 著

 目  录

引  言

序  章

第一章       姿态

第二章       饥饿

第三章       疼痛

第四章       恐怖

第五章       劳动

第六章       性爱

第七章       疾病

第八章       梦幻

第九章       打斗

第十章       死亡

跋  一

跋  二

参考书目与资料索引 

                                             引言

      这是一本以观察身体的方式观察历史（主要是中国1960至1970年代历史）的书。我选择这样的一题目是基于以下事实：一、身体在历史中扮演过重要的角色，是历史不可或缺的部分，是所有历史的亲历者；二、身体的地位长期受到怀疑和轻视；三、无论是我回顾个人的生命历程，还是进入1960年代和1970年代这火红的年代，进入那段不可思议的历史，身体都提供了一个不可取代的角度。

       所有的历史都是在行动中产生的。思想史只有借助身体的援助才能获得实现，所有重大或者不重大的事件，都是在身体出场的前提下发生的。身体是作为历史的“主体”存在的。离开身体的参与，任何历史都将被悬置。需要强调的是，所谓身体，是自然与文化的混合体，换句话说，身体既是自然的产物，又是文化的产物，是物质，也是精神。这两种属性有时互相合作，有时的相互关系则不那么美妙，但很难将它们决然分开，单独进行价值判断。本书所探讨的身体，侧重于文化的身体，侧重于身体在历史中的状态、命运，侧重于身体在社会体系中的抉择、行动与对策。当然，将它从自然性中进行外科手术式的剥离显然是不现实的，也是不明智的。社会学家道格拉斯的观点是：“社会的身体限制了自然的身体感知的方式。身体的自然经验又总是受到社会范畴的修正，通过这些社会范畴，自然的身体才被人所知晓，并保持一种特殊的社会方式。在身体的两种体验之间存在着意义的不断交换，结果是各自都强化了对方。”（Joanne Entwistle,THE FASHIONED BODY,Cambridge,1990,P175.）而这种身体内部的复杂现实，正是使身体变得深奥和富于诱惑性的重要原因。

       “晚近的身体讨论都将笛卡儿作为批判的起点。在笛卡儿那里，身体和精神是两分的，身体代表着感性、偶然性、不确定性、错觉和虚幻的一面；精神则意指着理性、稳定性、确切性、真理。在理性和‘我思’至上的笛卡儿那里，身体，因为它的非理性和偶然性，被笛卡儿置于一个无关紧要的位置。自此以后，身体陷入了哲学的漫漫长夜。”（汪民安：《身体的文化政治学》，第1页，河南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这样看待身体，无疑将造成对身体的矮化，并导致我们对于历史的片面观察和一知半解。身体在历史中扮演过，并将继续扮演举足轻重的角色，身体及其动作，干预着历史，也受历史的干预。而所谓的历史，正是这些身体及其动作的总和。台湾学者黄金麟在他的著作中提出“身体生成”的概念，我想这一概念是针对笛卡儿之前对于身体的漠视与无知而言的。尼采、福柯，成为身体最早的辩护人，“身体从历史的屈辱阴影中走出来，它获得了自身的光亮，既醒目地驻扎在各式各样的眼光中，又照耀着各式各样的事件，成为光源、尺度、标准和出发点。事物的谱系不再藏匿于某个神秘的但又是可以穿透的种子深处，而是刻写在身体的表层。”（同上）所谓“身体生成”，“指称的并不是一种身体的生物性诞生或创造，而是指称一种在肉体既存的情况下所进行政治、经济、军事、社会或文化模造。这种社会加诸自然条件上，从而产生的身体改变，是身体生成这个概念想要凸示的景况。” （黄金麟：《历史、身体、国家――近代中国的身体形成（1895－1937）》，第2页注释3，新星出版社，2006年版）按我的理解，“身体生成”表明身体在政治、经济、军事、社会或文化环境中处于一个变动过程，而这种变动使我们相信，有一个“身体史”存在。它并非与历史同构，但与历史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黄金麟认为：“这种多元、泛及于论述和非论述层次的深度浸透，不单对身体的生物性构成产生开发和指引的作用，同时也对身体的社会文化发展产生前导性的效果。因此，我们有必要对这些建构身体成为一种主体载体的社会性力量，进行一个同时性与历时性的，讨论进而才能对这个主体的诞生有更适切的了解。”（同上书，第6页）本书将1960至1970年代作为一个切片，对“革命中的身体”作为一次深入的研究，来考察身体在历史中所处的生态环境，以及它与历史之间的对话关系。

      我相信，作为历史的载体，身体内部包含着充足的信息，等待我们辨认、破译和解读。身体是历史的导体，我们可以向它问询关于历史的消息。如果说我们曾经信赖典籍，那么我们更应该信赖身体，因为蕴含在身体中的历史，远比掩藏在典籍中的历史更加丰富、生动和亲切。在身体的介入下，历史不再显得空洞和虚无，而是变得富有温度和可以触摸。

      身体的存在并非始于1960至1970年代（即1960年至1979年），我之所以限定这一阶段作为研究对象，是由于这一历史时期不言而喻的特殊性。首先，尽管自清末民初，知识精英乃至政府开始推行身体改造计划（如废除缠足、废除旧刑律、进行身体塑造等）以来，身体正在逐渐摆脱传统思维的管束，身体的现代化进程业已开始，这使身体经历了巨大变化，但是，1960至1970年代，乃是身体处于最剧烈动荡的年代。这一不同寻常的历史时期，国家意识形态对身体进行了最大限度的开发，使身体的欲望与冲动得以淋漓尽致的展现，身体内部的激情与潜力得到了充分的调动，与此同时，对身体的压抑、管理、规训也是最严格的。巨大的矛盾，使身体的命运具有极强的不确定性，吉凶难卜。无数身体整齐划一的动作背后，掩藏着深刻的迷茫和狂乱。我们不能为这些简单的表象所蒙蔽，我们要了解它们深隐的含义。这为本书的写作提供了一个绝佳的理由。当然，由于身体史的连贯性，本书对于1960年以前和1979年以后的身体状况也略有涉及。

      本书专注于1960至1970年代另一原因，是这一时期为我们提供了大量有关身体的可视图像。这一时期创作的宣传品，包括雕塑、绘画、舞蹈、戏剧、电影等，为我们研究革命中的身体命运提供了丰富的一手资料。如此密集的身体图像，同样是“史无前例”。这些作品将身体的状态与命运形象如实地记录下来，进行了分门别类的整理、编辑和归档，为我们进行分析和研究提供了一个绝佳的基础。那些工农兵艺术家，可谓功德无量。它们比文字历史更加优越，因为它们具有无可比拟的真实性，无法修饰和篡改。它比文字历史更能直观地呈现历史的真貌。而且，这些艺术之间，又是相互联通的，许多艺术形象能够经常性地在艺术形式中进行转换，比如“红色娘子军”，可以从舞台上转移到电影、连环画、招贴画甚至雕塑中。在身体的感召下，不同的艺术门类之间形成一种前所未有的呼应关系，将那个时代里不同形式的身体图像连成一个整体。这为本书的写作提供了若干方便。如果写一部古代的身体史，可能会麻烦得多。这种为历史提供身体纪录的作用，恐怕是当时的文艺创作者未曾想到的――与事实上的历史价值相反，他们的全部创作目标，仅仅是为当时的政治服务，许多艺术作品，都是作为献礼而匆忙完成的。这种历史造成的“误差”，刚好使“反阅读”成为可能――那些义正辞严的艺术品，在今人的眼中已经脱离它们原来的意义，发生意义转型，而阅读本身，也不再服从于意识形态的管束，开始对作品进行多元化的阐释。（关于“反阅读”，本书后记还有论及。）身体的发现，就是“反阅读”的一项值得夸耀的成果。

       还有一个原因，是这一时代与我个人生涯的密切关系。我出生于1968年，这刚好是以身体行动为特征的所谓“文化革命”中武装斗争最为惨烈的一年。我的整个成长经历，都是在“文革”主流意识形态的主导下完成的。以上谈到的诸种艺术，是我的成长过程中能够接触到的全部艺术品。我的知识与情感积累在很大程度上是通过对上述作品的阅读完成的。（有的作品是在此前创作完成，但在这一阶段发生重要影响，比如一部分小说是以“供批判用”的“毒草小说”的名义进入我们视野的，所以，本书主要是从传播角度论述这些作品，而不是提供艺术创作的编年史。）无论我们对它们作出怎样的评价，它们已经成为我（们）身体中的一部分，决定了我们过去、并将在一定程度上决定我们未来的命运――至少，它决定了我在“文革”爆发40年后的美国还要完成一本关于那个年代的书。作为一个单独的身体，我从一开始就受到了其他众多身体的影响，况且它们是以一种强大的视觉形象对我进行居高临下的冲击。我相信我自己的身体中已经混杂了别人的身体，所以，我的身体是一件合成品，它的制造者是我的父母，但最终将它完成的是整个社会。我不能把那些五花八门的身体当作与己无关的事物，它们始终对我产生着塑造作用，无论这种塑造是正面的、反面的、不正不反的、又正又反的。于是形成了本书的阐述视角，即：

                                     艺术－身体－历史

      这是一种奇妙的递进关系。我通过身体来观察历史，又通过艺术品来观察身体――如果没有那些艺术品，我又要到哪里去寻找那些业已消逝的身体状态？对于本书来说，艺术是起点，历史是终点，而身体则扮演着中介的角色。将“身体”夹放在“艺术”与“历史”之间，并非一个随意的选择，它表明了身体在本书所将要担当的重要使命。本书在表面上是一本阅读史，但阅读的对象，与其说是艺术，不如说是身体，身体背后，则是迷乱复杂的历史图像。

     我深知完成本书的难度，但是，我愿意尝试着开始――

                                               2006年11月6日于美国加州柏克莱大学

                                            祝勇

三    

“天快黑了，我们早点回去吧。天黑以后，路上有土匪。”

说这话的时候，爷爷已经快九十岁。

我们相视一笑，觉得爷爷实在可爱。

整个美术馆被包了下来，作爷爷一生作品的回顾展。许多原作，对于我和冰川来说，都是第一次看到。

爷爷到了现场，与美术界的朋友们见了个面。晚上我们到这家台湾餐馆吃饭。朋友伯度推荐的。我最爱吃的一道菜是

白头发。白胡子。陈丹青见到爷爷，不由得说出三个字：“好样子！”

对我们的无动于衷，爷爷显得有点生气。他凑到奶奶耳边，小声对奶奶说：“他们年轻，不懂。”

我也想早回去，我惦记着夜里的英超联赛。

    不知是否因为老了，儿时记忆时常混淆他的视听。对于老人来说，越是久远的事，记得越清楚。还有一条，爷爷似乎永远在他的主观世界中自得其乐，时空的变幻对他难以施加影响。

四岁那年，爷爷在自家的大黑门上用彩色粉笔画了一幅画，竟是一幅《出丧图》，是他根据对于丧事的印象完成的，笔划繁密，人物惟妙惟肖，所有经过的人都要放慢脚步，仔细打量。先是打量画儿，赞不绝口；再是打量人，啧啧称奇。爷爷小时候个子很小，站在漆黑的门边儿，根本不起眼，找半天才能找到。但镇上的人们都喜欢他，知道他能画，不时把他抱起来亲两口。

爷爷早在四岁的时候就尝到了小名人的滋味，但好景不长，那幅《出丧图》被太爷爷看到了，狠狠地打了他。太爷爷那时是镇上的教书先生，那天他刚好从外面回来，看到这幅画，勃然大怒，像拎小鸡一样，拎着爷爷的脖领子往院里走。爷爷觉得自己在空中滑翔了一段之后，重重摔到正房的砖地上，小脸蛋儿跟砖地亲了一下，擦出一块红印子。父亲随手把一只茶碗掼在地上。那只茶碗带着一声怪叫粉身碎骨。母亲闻声出来，对着发怒的丈夫瞠目结舌。他父亲叫道：

“这个丧门星，居然在家门口画这么丧气的画，看我怎么整治他！”

爷爷的母亲蹲下去，把爷爷搂在怀里，说：“孩子懂得什么，看你把孩子吓的！”

   太爷爷年轻的脸已经变形，说：“他这是在咒我们全家！告诉你，以后不许他再碰画笔！”

如果我们能够重返爷爷童年时的旧宅，我们应该能够从那些斑驳的老墙上辨认出他最初的作品。我曾去过凤凰，在 黄永玉先生的老宅里住过。古椿书屋的墙上，留着他早年的墨迹——是他最早发表的作品，稿酬是父亲黄玉书的一顿拳头。一切都是老样子。老人的童年还停留在原来的位置上。粗顽的线条仿佛他在无边无际的时间中为自己留下的刻度，一个坐标原点。无论时间怎样扰乱记忆，那最初的刻度都将是对生命源头最有效的提醒，它甚至让我碰触到我出生以前的时间。当我的手指接触到那些图画，几十年的时间空白突然消失了。我感觉自己是在用一个孩子的目光在打量它们，那眼睛长在我自己身上，我就是那个在墙壁上涂抹的小孩。

爷爷的老宅已经不复存在。消失了老宅阻挡了我们回首往事的视线。爷爷的童年被深隐在黑暗中。但是，我依然能够感受到那些图形的存在，它们在想象中变得无比坚硬。它们存在，并且把漆黑的记忆照亮。

老房子消失了。墙上的图形像神秘的水上花纹一样，一闪即逝又充满深意。尽管童年作为空间已不存在，但它仍存在于时间中，存在于爷爷的血管、皮肤、心跳和思维中。爷爷的一切都是从那个时刻衍生来的。在经历了岁月的滋养之后，最初的线条开始繁殖和生长，蔓延成宣纸上的山河烟云，像森林里的老树一样粗壮茂盛。人们关注于眼前惊人的事实，而对种籽飞翔的轨迹不屑一顾。

最初的图形，简单，却包罗万象。即使爷爷自己，也不能破译蕴含其中的密码。

他已不记得自己画的第一个图形是什么。但那图形无疑为他的一生指明了方向。他一生的幸福和痛苦都隐含在那简单的笔划里。

四

奶奶说，爷爷被宣布退休的时候，他高兴得在地上打了一个滚。

新中国建立，从火红的延安走过来的爷爷承担了包装新中国的任务。按爷爷后来不无戏谑的话说，就是为国家办“红白喜事”。在建国初期，昔日激愤、悲观和忧郁的漫画家，也沉浸在革命成功的大喜悦中。他看到了山河一片大红的祖国，也看到了欣欣向荣的希望。也就是说，爷爷早在抗战漫画阶段所表达过的沉甸甸的希望，经过多年的努力终于实现了。爷爷于是应周恩来之邀住进中南海，负责对怀仁堂、勤政殿的改造，并愉快地承担了设计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徽和政协会徽，以及开国大典的天安门城楼设计装饰的重任。

此后，他成为中央美院实用设计系，以及后来的中央工作美术学院的负责人。

现在，不必再为恼人的行政工作负责了。

可以画画了。

为这一天，他等了大半生。

他疯狂地写生。

不激动，他不画。然而，他每天都激动着，像1950年代与李可染进行中国画革新时那样，义无返顾地进行他的焦墨画实验。

很多年后，我们也终于看到了中国画领域那株老树。种粒的萌发，以及它所经历的风霜雪雨，都被那些繁密的枝叶遮蔽了。

是时间的自然结果。

我在与敬文东合写的爷爷评传中，评价他的焦墨画：“焦墨画是一个提示，它们冷到极致的色泽，符合我们对古老中国在色泽上的认同。”

“中国是黑色的，丰腴，痛苦，而又始终不失希望——张仃晚年的大量作品，通过它们自身的气势和语调，向我们表明了这一点。”

  (2009与爷爷在他的故宫画展上)    

                      张仃的画梦(一)

                                     祝勇

                                      一

在延安，胡考与张仃在一起谈话，胡考问张仃：“如果全国解放了，你去干什么？”张仃回答他：“找了一个地方，种几亩地，然后，画画。”

二OO七年深冬，我坐在 黄苗子先生的客厅里，听他谈到这段往事时，我们都哑然失笑。这是爷爷说的话，没有第二个人会说出这样的话。爷爷在六十多年前就开始奉行简单主义的人生准则，但历史的各种变局，令他应接不暇，为这个看似简单的目标，爷爷差不多付出一生的努力。

这句话，应该是胡考告诉苗子先生的。六十多年过去了，我想，连爷爷自己都忘得一干二净。他是一个无比简单的人，简单到只剩下画，此外，他的大脑中一无所有，包括他的个人史。有时我们当着他的面，讲他的荒唐事，笑得我们前仰后合，他却露出一副事不关己的神情，对我们的幸灾乐祸不屑一顾。常常要借助我们的提醒，他的个人回忆才能得以施展。

有时，奶奶给他讲他的故事，就像讲别人的故事一样，循循善诱。

爷爷并非患有健忘症。我在山里陪爷爷住时，有时外出，很晚才回来，爷爷则会坐在客厅里固执地等我。等我回来，他才肯上楼去睡。

别人的事情，他都记得清楚。谁也骗不了他。他只是对自己的事情漠不关心。

所谓遗忘，皆归因于记忆的选择性。记忆是挑剔的，喜欢挑肥拣瘦，并非对所有的事物一视同仁。我们能记住什么，取决于我们希望记住什么。通常情况下，记忆是本着趋利避害这一世间普遍原则选择事件的。也就是说，那些对自己有利的记忆常常受到鼓励，它们常常如同银行里的存款，在必要的时候被连本带利一起动用，甚至挪用。无数夸大其词的回忆怪胎就这样应运而生。于是，那位夜访钱锺书先生的魔鬼断言：“你要知道一个人的自己，你得看他为别人做的传；你要知道别人，你倒该看他为自己做的传。自传就是别传。”[1]对于记忆的嫁接性质，魔鬼了如指掌。爷爷同样对此表现出不信任的态度。他很少去回忆，他在文章里只谈艺术，对个人的往昔守口如瓶。这使我们了解这位世纪老人的个人史制造了难度。

关于他自己，他并不比别人更清楚。

他更像一个旁观者。点燃一根火柴，看它慢慢燃烧，直至熄灭。

或许，他记忆里只有火光。

不要问他与画画无关的事情。

他只想安静地画画。六十多年前，他就向胡考宣布了这一点。这一信念一生未变。他为此四处奔波，北平——上海——榆林——延安——北京，绕了一大圈。他越努力，就越是远离他最初的幻想。

痴迷、悲愤、惶然、眷恋——他的经历，以笔黑的形式，层层叠叠地，涂进他的画里。

这位东北老人的憨朴，以及，银狐般的机智。

此外，他一无所知。

他的口头语：“想不起来了。”

遗忘本身已经证明了经历的无足轻重。但对于我们来说，它们是重要的。

我们必须像考古一样，把所有与他发生过勾连的零散岁月，一点点清理出来。

二

我有时觉得，爷爷从一开始被置身一个巨大的悖论中。他想画画，为艺术献身，但这个梦想在时代的伤口面前是那么微不足道。在他眼里，艺术内部埋伏着一个巨大的陷阱，要吞噬他的全部热情。他对艺术的热衷和对艺术的鄙视纠结在一起，让他心神不宁。似乎他从事艺术，正是为了唾弃它的。

救国。不是政治宣言，是一个求生者的本能反应。

像《义勇军进行曲》唱的：“每个人被迫着发出最后的吼声。”

后来，黄苗子先生在论及爷爷的老师张光宇时写道：“战火和政治逆流，就是这样把一个……画家，从一个幻想的象牙之塔中赶出来，逐渐改造成一个为祖国为人民而拿起笔杆的民主战士。”[2]

或许，这是时代强加给艺术家的规定性成长。

二OO七年春天，我在北京万荷堂的桃树下与黄永玉谈论那代人。他讲到郁风。那时，郁风，那个话多的老太太，刚刚离世。她一生快乐，所以我们也无须为她的离去哭哭啼啼。黄永玉开她的玩笑，说她贪小便宜……他问我能不能写，我说，能写，写出来，她将更可爱。他说到她年轻时代，后来，写在文章里：

“纯粹的艺术固然大有搞头，但对于郁风这位坐不住的大家闺秀肯定不能满足。不知什么机缘，她混上了张光宇、叶浅予为首的漫画界那一个凝聚生动的梁山水泊。

“当时这一帮人都不算老，在《时代漫画》和《上海漫画》杂志为中心的圈子里，艺术表现上模仿着外国漫画，而以批评时弊为己任。成员天才横溢，大多是出身于底层社会之失学青年，张乐平、叶浅予画广告，张文元画民间油漆马桶澡盆。至如陆志庠念过苏州美专，郁风之念过中大美术系，叶浅予念过短时期的光华大学，蔡若虹念过上海美专，那简直是正统中之正统，凤毛麟角之凤毛麟角了。

“这一群横空出世风格各异的漫画家使出的招数，既非任伯年吴昌硕的门墙，当然更不是徐悲鸿和刘海粟的庙堂。倒是跟鲁迅先生创导、关心的木刻艺术的命运走到一起。抗日战争一开始，进步的文化界流行了一个艺术概念：‘漫、木’，指的就是漫画和木刻这两个紧贴着现实大义的艺术群体。”[3]

爷爷无疑是其中一员。是我的疏忽，怎么从来不曾向郁风打探爷爷年轻时的消息。

何况郁风那么爱说话，一定中计，揭爷爷老底。黄永玉送她一幅画，画一只鹦鹉，旁题：“鸟是好鸟，就是话多。”

但她有自己的原则立场。江青四十年代在上海对她说的私房话，她致死未讲。决定她是否能够守口如瓶的，不是江青的荣辱沉浮，是自己的原则，打死打不死都不说，令人肃然起敬。

许多人都是从“漫、木”中找到自己的路。爷爷是漫画，黄永玉是木刻。

爷爷起步于漫画，在延安、乃至建国时期，又搞实用美术，为新中国设计国徽，后来作中央工艺美院院长，离他的画画梦，似乎越来越远。1949年，开国大典前，作为开国大典总美术师的他，站在天安门城楼上，向远处眺望，他会想到什么？是否，与国家的梦想相比，个人的梦想显得无足轻重？

直到晚年，他才能摆下画案，安心画画。

是前者否定了后者，还是后者否定了前者？

或者，两者根本就没有区别？

花非花，雾非雾。

                               祝勇

特蕾莎曾对我说，她做过一个梦，梦见柏杨向她道别。从那天起，她就怕看报纸，怕得到噩耗，但它，还是来了，二十九日。

我给她发了电子邮件，安慰她。还给台北的 张香华女士发了信。

特蕾莎，中文名刘元旭，在旧金山，与丈夫开一家建筑师事务所。我去美国著名的柏克莱大学作驻校作家，她是我认识的第一个人——还没出机场，就认识她了。后来我知道，她是柏杨先生的义女，通过她，我与柏杨先生与张香华女士建立了联系。

柏杨先生《丑陋的中国人》，我在大学时期是读过的，是柏杨先生针对中国民族集体性格上的缺点的一种观察、感触与检讨，是鲁迅的“国民性批判”的继续。后来才知道，那是他一九八四年应邀聂华苓女士之邀赴爱荷华参加“国际写作计划”时，在爱荷华大学进行的演讲，竟然轰动了海内外。从那时起，陆陆续续读了柏杨先生许多著作。一九九九年，我出版《改写记忆》一书，对二十世纪中国知识分子进行重新审视，其中专门谈到柏杨与蒋纬国先生的一次不期而遇：“没有柏杨们的以死相争，便不可能有蒋先生此日的温煦风度，这一点是可以肯定的。不过，说实在话，这种大团圆式的结尾令我颇为失望。它或许是在证明，所谓历史，不过是一场残酷的玩笑。”

后来，我几次接到柏杨、张香华先生从台湾打来的电话。

谈很多事，话题包括俄罗斯知识分子。他对我编的《俄罗斯大师故居》一书颇有兴趣。

有一天，我对特蕾莎说，我要去台湾，去见柏杨。

那是二OO六年，不巧的是，那一年，我在一次足球比赛中受了重伤，跟腱断裂，要做手术。

手术前，张香华来北京。我们见了面。她带来她的诗集，和一本柏杨先生的影集，远流出版的，名叫《这个人，这个岛》。这本影集不仅有对柏杨先生一九九四年重返绿岛（火烧岛）监狱的影像记录，而且有他大量的生平照片、书影、剪报，以及全部生平年表，是难得的资料。我十分珍爱。

书前引用的话，正是我在《改写记忆》中引用的：“政治犯监狱，是出懦夫的地方，也是出勇士的地方；是出呆子的地方，也是出智者的地方；是出疯人的地方，也是出英雄的地方；是出废铁的地方，也是出金钢的地方。一个人的内在品质和基本教养，坐牢的时候，会毫无遮拦地呈现出来。”

书中有柏杨与蒋纬国的见面照片，一九九三年，在《柏杨版资治通鉴》庆祝茶会上。《柏杨回忆录》记录了这次见面。柏杨致辞时，忽然发现坐在台下的蒋纬国，忍不住地说：“二十五年前的今天，也正是你老哥逮捕我的日子！”

蒋纬国在致辞中颇有风度地代兄长向柏杨致歉。度尽劫波。

还有特蕾莎与柏杨相拥而泣的照片——她还是一如既往地爱哭。

为她义父的痛苦，和挣扎。

张香华还转交了柏杨先生送的腿伤药膏。

我对张香华女士说，等我伤好了，我要去台湾，见柏杨先生。她说，等着我来。

那时，我陷入生命的困境中。在病床上，读柏杨的小说《挣扎》，刀口的疼痛与小说的笔触遥相呼应。

柏杨的一生都在挣扎。他说：“挣扎，应受到最大的尊敬。”

为了缅怀被囚禁的岁月，他的书房挂着当年的编号——297。有时会在书房熟睡时，忽然惊醒。

伤愈后，一家电视台要拍摄关于台湾的大型专题片，请我作总撰稿。但由于当时台湾人所共知的情况，摄制组无法入境。

这个岛。美丽、复杂、迷离的岛。

不久，我在柏克莱大学的催促下，第二次去了美国。

但我始终有编辑《柏杨大全集》的愿望。我把这一愿望告诉了他们。我们相约，两岸气候转暖以后，在台北见。

“三二二”大选。一切都改变了。

通往台湾的路变成坦途。

像一出悲剧的结局，柏杨先生，就在这一天到来的时候，不辞而别。

几乎所有报纸都登出了他辞世的消息。

这天晚上，我什么都不想做。

只想翻出他的书，在沙发里，静静地读。

看一个从地狱回来的人，如何面对眼泪多于欢笑的一生。

第一百三十页，有柏杨先生和张香华女士初婚的照片。一九七八年。那么年轻。

阳光洒在他们脸上。他们充满自信。

                                                 二OO八年四月二十九日。

祝勇

对于一个远行人来说，阐述远行的意义是多余的。更多的远行人是像我一样悄无声息地上路的，丝毫没有把自己的行旅变成宣言书、宣传队和播种机的企图。相对于大地而言，我们是微不足道的，我们什么也改变不了，除了我们自己。

无论我们是否承认，一个人的历史从某种意义上可以被视为改变自身的历史。变化随时随地都在发生，在我们身体的某一个局部中出现。机敏的人能够觉察到它，并且把握它，而更多的人则对此一无所知——他们通常将一切归结为命运，而忽略了自己身体的发言权。命运潜伏于身体之中，并且通过身体来表达自己的意志。只有借助于身体的参与，命运才能完成它的使命。所以说，身体是重要的，包括身体的某一个具体动作，比如：行走。

在我看来，行走是那么的富于神秘性。在这一由双脚的交替运动构成的动作中，暗含着诸多不确定因素。大地上道路繁密，纵横交织，没有规则，并且，拒绝透露它们未来的走向。所以，每一次对道路的抉择都无异于一次冒险。而行走，正是由一系列不大不小的冒险组成的。作为一种动作，行走没有秘密可言，但行走的结果却神秘莫测。我们只看得到开始，却永远看不到结局。

很多年中，我对行走充满迷恋。行走为我提供了更多的道路，使无趣的人生变得更加尖锐、复杂和诡密。每一个路口都埋伏着一个不容躲闪的问题，向我逼近。我发觉我的生命被越来越多的悬念所控制。那些悬念雇用了我的身体，使它愈发机敏和不知疲倦。

对于许多人来说，屁股正日益取代双脚成为身体的权威部门。这刚好与屁股在身体上的醒目位置相吻合。屁股的事业方兴未艾。在屁股的主使下，各种型号的沙发、座椅成为安顿身体的最佳场所。即使在旅途中，人们仍然习惯于坐姿——他们把跨越空间的任务交给了汽车、火车和飞机，身体则对空间的转换毫无反应。车站与机场把世界连在一起，使整个世界构成一个超大的城市，人们从摩天大楼、立交桥和和机场出发，抵达摩天大楼、立交桥和和机场。所有的命运都写在机票上，精准无误，像工厂的流水线，没有意外，也没有奇遇。身体的使命变得日益单一。旅行的速度越快，意味着他们离大地的距离越远；交通工具越是便利，人们越是臣服于某种既定的生活，不再对别样的生活抱有幻想。于是，交通工具迅猛发展反而取消了旅行的意义。屁股唆使人们彻底地告别道路，双脚的功能也因此被废除。舒适的座椅，使身体呈现出一种向下沉落的姿态，在慵懒、安静与适度的沉迷中，人沦为机器的附庸。

与此同时，道路正以各种扑朔迷离的神奇意象诱惑着我们的双脚。它用各种不可重复的体验犒赏我们，使我们有勇气对既定的生活发出质疑甚至挑战。它否定界限的存在，使我们的生命随时处于出发状态。

“在远方，在我们的视域之外，一条木桥正轻盈跨过永泰明澈的溪流，吊脚楼头，桃花源的雨洗净如鳞的屋瓦，清晨新鲜的阳光悄然漫过楠溪江畔的一扇花窗，马头墙投下层层叠叠的阴影，白发老人在阴影中追忆，徽州的繁华已成依稀旧梦……”[1]这是敬泽对道路的描述。道路把许多不可思议的事物呈现在我们面前，对我而言，它最大的贡献，就是让我得以从粗糙的现实中突围，直抵细致斑斓的古代。生命的奇迹孕育于道路中，对它的美意，我全部笑纳。我的视觉、听觉、触觉、记忆、想象、情欲，我所有的身体功能，都在行走中得以恢复和强化。我从现实的粗暴干预中解脱出来，我的脚重新与大地衔接，这让我觉得安妥，因为我的身体重又成为自然和历史的一部分。在大地上，既使死亡也是荣耀的。而城市里那些玻璃幕墙的高大建筑，正在抽干人们身体里的水分，使他们成为无足轻重的干瘪标本。

物质主义的现代迫使我们在同质的生活中奔波，而与异质生活隔绝开来。连我们的历史记忆、那些古老而精美绝伦的生活方式，都被宣布为非法，它们遭到通缉，全副武装的堆土机随时准备铲除它们。但道路把其中的幸存者隐藏起来，在山路逶迤的远方，它们完好地保持着原有的样貌。四处蔓延的高速公路实际上是一条断路，没有过去也没有未来。所以电影天才大卫• 林奇炮制了一部喻意深刻的电影：《迷失高速公路》（Lost Highway）,而那些乡土间的原始道路则是完整的，不仅保持着与已逝岁月的神秘联系，而且暗藏着有关未来命运的若干隐喻。

                                            祝勇

       你用一把口琴吹出那个词：夏天。

               ——庞培：《半山亭》

我们有一个共同的愿望：在婺源租一所老房子，住下。在这里，写作和交谈。有点像合并同类项，两个爱乡村也爱文字的人，被婺源，合并。但最经济的是我们，在这里，可以与诸多向往的事物同在：山水、风月、田野、老屋、廊桥、灯、牛、农具、村民、酒、书、笔墨、乐器、历史、爱情。在婺源，它们松散地混合在一起，像浸满柴火味的空气，被我们习惯，并且，忽略。但很久以后我们便会发现，将它们组合在一起该有多么困难。（就像我们，在离散之后，再也无法相聚。）只有婺源具有这样的能力，仿佛它是上述一切事物的故乡。任何古旧的事物（包括堂上的字画、器皿、窗栏板上的雕刻）在这里出现都不显得唐突，它们就像是在岁月里生长出来的，没有人为的痕迹，生命中所有的谋划都不动声色，雍容、质朴，与土地、河、树林、目光、梦境，浑然一体。

要在婺源呆下来，呆住，等到我们最初的激情在安静的生活中逐渐退潮，我们就会发现真正的婺源。婺源是内向的，永远与奇迹保持距离，尽管它孕育过朱熹这样的伟人，并且吸引过李白、黄庭坚、宗泽、岳飞这样声名显赫的访客。婺源不是一个发光体，这一点与宫殿不同。在金碧辉煌的都城，即使是旧宫殿也是明亮的，在遥远的距离之外，我们的双眼也会被它屋顶的反光刺痛，在婺源，几乎所有的事物，诸如田野、青山、石墙、烟囱，都是吸光物，质地粗糙，风从上面溜过，都会感觉到它的摩擦力。婺源不属于那种夺目的事物，这里没有一处是鲜艳的，它的色泽是岁月给的，并因为符合岁月的要求而得以持久。为了表明谦卑，它把自己深隐起来。延村、思溪、长滩、清华、严田、庆源、晓起、江湾、汪口、理坑……反反复复的村庄，在山的皱褶里，散布着，像散落的米粒，晶莹、饱满、含蓄、难以一一捡拾。

不知道婺源的村落里暗藏着多少高堂华屋，从一扇小门进去，不知会遭遇什么。毫无预兆地，我们闯入明代某位尚书（比如南京尚书卿余懋学、吏部尚书余懋衡）的客厅，被梁枋槅扇排山倒海的雕花所震慑；作为尚书第、上卿府的背景，层层叠叠的宅院在徽商们手下相继建起，不同时代的房屋，像迷宫一样交织和连接。所有的屋宇，都有一种惊心动魄的美。但它们并不嚣张，那些高大的院墙和华美的雕刻在历经岁月的烟熏火燎之后已不再令人望而生畏，作为对现实的隐喻，这些雕饰——“喜上眉（梅）梢”、“合（荷）和（鹤）美好”、“鹿（禄）鸣幽谷”——变得像现实一样朴素。雕梁画栋，与日常生活连接得如此妥贴。儒雅的官厅中，有几只母鸡在散步，戴花镜的祖母，弯在竹椅上打盹。所有的房屋，都有好几个敞开的入口，我们把那些开启的门扉当作公开的邀请函。我们可以任意参观所有的空间：堂屋、轩斋、天井、花园、庭院、回廊、厨房，甚至卧室。这使我们有了接近婺源的机会。到后来，我们干脆住在里面。我们躺在五百年的木床上睡觉，五百年前的事物就这样在梦中汹涌而来，而现世的烦忧，则再也无法扭动梦的机关。

婺源像夜晚一样，饱含着生活的秘密。夜是黯哑的，它从不嚣张，然而它却是许多事物的开始。夜，是我认识婺源的开始。我们在白天里观察婺源，疯跑，迷失，流连忘返。你的快门频繁闪动，我则享受着漫长的发呆。但在夜晚，我们进入了婺源的内部，可以变换观察婺源的方式，比如：倾听、呼吸、梦幻、想象。夜晚呈现了比白天更多的东西。最奇妙的感受在于，我们能够倾听到倾听者——在黑夜里，埋伏着无数的倾听者，寂静，暴露了它们的存在——不仅包括隐在黑暗中的身影，还有各种各样的物品：桌椅、茶壶、门窗、小巷、树叶、野猫……仿佛事先达成默契，所有的事物都在彼此倾听。倾听成为许多事物交流的方式，很久以来，我们都忽略了这一点，并且因此中断了与许多事物的联系。现在，这种联系正悄无声息地恢复。在夜里，我发现自己和婺源正在相互渗透。我甚至可以看见婺源渗入我皮肤的进度，彼此之间无所顾忌地坦然接纳。

婺源的夜晚是湿润的，像你的身体，令我迷恋。它变成声音、气味和触觉，但它仍可看到。即使在夜晚，婺源依旧保持着它的形象，在黑暗中隐约浮现。我真正看清它，是在所有的灯光熄灭以后。桌案、橱柜、神龛、钟表，在黑暗中，我能感觉到它们的存在——它们具有与黑夜不同的密度，呆得久了，我就能看清它们，轮廓鲜明。夜色弥漫，屋檐像船只一样浮现。夜以隆重的形式降临。婺源拥有最厚重的夜晚。在这样的夜里入睡是安祥的，你的体温就是夜的温度。

在婺源，我会醒得很早。这一点，与在都市里截然不同。我的身体变得异常敏感，它的反应，与周围的事物完全同步——我醒来的时候，我清晰地看见，屋子里的家具，正井然有序地一一苏醒，先是靠窗的条凳，然后是那张祖上传下来的八仙桌，再后是屋角的箩筐……只有那顶旧蚊帐，在我醒来之后，依然睡眼迷离，耷拉在床架上。我的身体知觉依次恢复，从眼，到耳，到鼻，到手足，与此同时，对婺源的记忆一一恢复。窗外的耕牛像多年以前一样劳作，我想起一句诗：“村落从牛鼻里穿过”。朋友庞培写的，关于婺源，他写过很多好的句子，但我最喜欢这一句。我用手摸摸床，你应当在这个时候起身梳妆。但那床是空的，你已消失，我触到的只是床单的褶印。我知道，在你与我之间，已经隔了好几年的时光。

关于婺源的未来，人们即使不说也心知肚明。美的事物总含有某种无端的寂灭，这种悲剧意味使它显得更加动人。我对一些事物总是怀有绝望的爱，婺源是其中之一。我走到田垅上，心里有些酸楚。曾经自以为刀枪不入、百炼成钢，此时我才发现，还是一如既往地脆弱，毫无进步。我劝说自己，要努力习惯世界的变化，尽管很难；就像一只蝴蝶要习惯那死亡的虫蛹空壳。

我们能在婺源住多久？还没有找到答案，我们已经离散多年。但婺源仍在，像五百年前那样，均匀地呼吸。它不会像你那样绝决，带着冰冷的泪滴，不辞而别。

                                                      二OO七年十一月二十四日追记。

祝勇

一

泰州与一个人的名字息息相关：孔尚任。清康熙二十五年（公元一六八六年），这位孔子第六十四代孙，以水利官员的身份抵达泰州。他或许没有想到，这座水城修改了他的身份——当他离开这里时，他的官职已经无足轻重，而他在这里完成的戏剧却使他名噪天下，他为这出戏起了一个动人魂魄的名字——《桃花扇》。

孔尚任在《〈桃花扇〉本末》中回顾了《桃花扇》的写作过程。他说：“（这出剧）凡三易稿而成书”，初稿写于未仕前，因见闻不广，只是画出一幅草稿，并未真正写成；三稿写于康熙三十八年六月，由于田纶霞索览，不得已，只好“挑灯填词，以塞其求”。对于最重要的写作阶段——在江苏泰州的写作，孔尚任讳莫如深，即使在《湖海集》这些诗文信札里，也对此守口如瓶，这表明了他对官场潜规则的深深忌惮——浑浊的官场，从来都不需要才华横溢的艺术家，只需要审时度势的经营者。苏州知府吴绮、荆州知府袁于令，都由于他们的文学成就而被弹劾罢官，成为官场的反面典型。个人才能的发挥通常被视为对整体秩序的挑战，而遭到官场的断然否定。

悖论也正是在此时出现——孔尚任最初是带着建功立业的雄心壮志来到泰州的，他来的时候，没有任何从事业余文学创作的打算，而是一心一意地，试图成为为人民服务的好干部。邓孝威在《湖海集序》中描述孔尚任的状况：“先生以疏浚海口之役，浚黄河、越射阳、下萸湾、入海陵（即泰州）。继移昭阳，驻草堰，遍历诸场亭。”但是，他的书生意气很快就失了锋芒，官场以强大的韧性不动声色地对付这位钦差的雄心勃勃。十万火急的治水方略，在进入结构复杂的官场程序之后就再也不见了踪影，只有没完没了的勾心斗角、阴谋暗算，像成群结队的苍蝇，不请自来，挥之不去。中国官场有着比蛛网更加复杂的结构，任何一个有志之士，都会在其中迷失自己，不知何去何从。孔在康熙二十七年（公元一六八八年）给内弟信中，表达了他的无奈：“下河一案，千变万化，虽智者不能测其端倪。弟沉浮于中，莫知柢止，盖宦海中之幻海也。”（《答秦孟岷》）所谓的立德立功，似乎成为官场的圈套，或者说，一个巨大的骗局，引诱它的信奉者，以飞蛾扑火的动人姿态前仆后继。中国官僚系统最大的敌人就是它自己，它标谤的所有信条都会无一例外地在它的内部粉身碎骨。

孔尚任显然不是一个技艺高超的政客，他的远大志向在现实政治面前很快一败涂地。不仅治水的专款去向不明，连他的工资，都成了问题。失去了对权力和金钱双重依仗，这位钦差大臣势必一钱不值。这个世界早就制定了一套严谨的实用主义法则，每个人都对这套法则深信不疑并且不折不扣地执行；贯彻起来，远比那些虚无缥缈的政治理想更加严肃和坚决。如同一位朋友所说：在这个世界上，除了长生不老丹、后悔药等少数几种不幸被证明为不存在的事物外，几乎没有花钱买不到的东西：花容月貌、来自无能者隐蔽部位的快乐、爱情、机遇、官衔、荣誉直至性命，都明码实价，在货币定义过的市场上随处兜售；相反，一个人如果没有钱，基本上就被解除了生存的权力，也基本上被认为是死定了。以清明仁德自居的官僚体统，非但没有让金钱的威风更加隐蔽和含蓄，相反，使它变得更加嚣张。在这些权力和金钱的双重强迫症患者眼里，一介书生的道德理想不值一提。于是，这样的场景不会令人们感到奇怪：钦差大臣无处居住，只好栖身于一座破庙中，一日三餐难以为继，只好把羊裘葛袍一一送到典当铺，甚至，向人们伸出他高傲的手……

来自官僚系统的围追堵截，把孔尚任逼回到书案前。他在一个凄寒冻饿的除夕之夜写道：“宦冷偏留湖冻处，家贫还累母残年。人情薄厚今宵见，仕路逢迎几处全？”（《除夕夜感怀》）此时，他的官宦生涯已经具有十足的流浪或者说放逐的意味。他在纸页间保留了内心的火种，以书写的形式，表达与世界对抗的决心。

二

泰州在一次旅行中浮现出来的时候，桃花刚好开始肆无忌惮地开放。粉红的桃花，以它不可置疑的坚决，封锁了春天远遁的道路，使我们关于泰州的所有回忆，都在那个春天里被完整封存。二十一世纪的泰州是幸运的，无须再像三个半世纪以前那样，同时面对爱情的寂灭与信仰的死亡。我们在三百年前的桃花里穿行，心情早已与那段惨痛的历史了然无关。我们顺着凤城河，沿踩菱榭、桃花岛、渔壮园、清风阁、藕花洲、浮香亭、来凤楼、关帝庙、望海楼，一路走下来。泰州以一种淡雅的气质透露了这个时代的真相——从容、端庄、静穆、清朗，不再有撕心裂肺的内心纠缠和生死契阔的命运抉择，当然，也不会再有《桃花扇》。

我们目睹的陈庵，自然与孔尚任不同。在经过修复之后，它呈现出极盛时代的完美造型。它对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厚待的，它的清风绿波、曲径长廊，把我们的进入变成一种仪式。空间的变幻像音乐的节奏一样，与我们的步伐遥相呼应。我们在灯火灿然的厅堂内畅饮，窗扇全部打开，看得见夜幕中的飞檐正以倒影的形式潜伏在池塘深处，像一只躲在暗处的船。对孔尚任而言，这有些不公平，因为在他的凄寒夜晚中，他只能在想象中走入这座华丽的寺庙。那时的陈庵已破败不堪，只剩下一座藏经楼与两侧的厢楼，连围墙都没有。因而，陈庵留给他的记忆，绝对与享乐无关，繁华，只能在他的想象中出现：“当日之规模虽不可见，每周行于楼傍之隙地，时得所为故井遣灶，及瓴瓦朽柱，与夫破碎之什器，故知当日者，必极其宏丽，极其周至。”从残余的细节出发，以考古工作者的耐心和细致，对它昔日的雄壮进行推测。昔日的陈庵像一个巨大的幻影笼罩在他的头上，像他心里的梦想——破碎永远是现实，完美则遥不可及。

三

泰州在宋明两季，迎来它的全盛期。 徐一清先生在《泰州赋》中描述泰州：“泰州江北水乡地，有异江南。其间大河开阔，风帆远近；港汊曲折，芦荡幽深。城皆环河，村必抱水。……万篙齐举，千舟竞发……麦风秧雨，此唱彼和……”在沧海、河流、风帆、芦苇之间，穿插着城垣、桥涵、街衢、老屋、鹅鸭、藕菱、清风、明月、玉箫、优伶……最常见的当然是贫家的女子，像秋冬两季的薄雪，清新彻骨中，透着一种无法描述的温存，保佑自己的家园。这是典型的中国式梦境，充满水、植物与诗歌的芳香，以及人间烟火的迷人气息。

然而，这两个繁花似锦的朝代，不约而同地在血腥鏖战中告终。来自北方的两股势力先后席卷了南方的江山，轻灵秀逸的南方，无法与金戈铁马的北方对峙和抗衡，在这样的较量中，南方宛如所有的艺术品一样变成易碎品，被突如其来的马蹄毫不迟疑地踏碎，变成血泊里的粉末与残片。在“快乐”一词中，“乐”表明感受，而“快”，则是一种时间上的限定，它注明了欢乐的时间段落——对于它所有的时间承诺都是谎言。上帝通过严格的限制，实现对欢乐的定量分配。南方这种周期性的劫难，不知是否使人们意识到，在享乐与苦难之间，始终存在着一条隐约的线索？难道毁灭的咒语永远尾随在快乐之后，而极乐世界的尽头，必然是死亡的深谷？

孔尚任似乎从一开始就觉察到欢乐中埋伏的危险，扬州的官筵不加节制的奢华令他目瞪口呆。他在《有事维扬，诸开府大僚招宴观剧》中，有如下描写：

“东南繁华扬州起，水陆物力盛罗绮。朱橘黄橙香者橼，蔗仙糖狮如茨比。一客已开十丈筵，客客对列成肆市。钧天鼓乐何震骇，絮语热言须附耳。须臾礼成各举觞，一箸一匕听侑史。江瑶施乳曾耳闻，讶紫疑红试舌齿。酒味法传太尉厨，雪水书生愧欲死。一樽未尽两部齐，双声叠作异宫徵。座客总厌清商歌，院本斟酌点凤纸。曲曲盛事太平春，乌帽牙笏杂剑履。亦有侏儒嬉谐多，粉墨威仪博众喜。无情哭难笑不易，人欢亦欢乃绝技！”

一些资深的享乐主义者，借助佳肴、美酒、鼓乐、歌舞、器皿、锦帛的声援，展示他们对于生活的全部设想。这样的奢华，不仅超出了孔尚任的预期，而且远远超出了他的承受力。享乐并非堕落，而过度则是罪恶。这是历史反复发出的警告。泰、扬（泰州与扬州相距仅一箭之遥）的生民，学会了以最妥贴的方式安置他们的生活，致力于打造一个世俗的天堂，让诸多道貌岸然的历史哲学和各种型号的乌托邦幻想深感难堪。但他们或许不会想到，他们对于生活的独创性正被肮脏的官场利用——雕梁画栋，锦衣玉食，在权力的庇护下，他们的欲望与日俱增。人民的勤劳智慧，反而助长了权力者的欲望，这是一种恶性循环，没有任何事物能够限制他们，只有灭亡，能够让这些无耻之徒心服口服。

官场的奢华让孔尚任厌恶，而陈庵的贫寒更让他悲愤。现实生活的说服力，有时会超越任何书本。或许，在这种情况下，在孔尚任看来，似乎没有比表达这种愤懑更重要的事情了。

于是，一个血淋淋的故事，被孔尚任挖掘出来，尽管它采用了才子佳人的传统格式，但它却被纳入一个国破家亡的悲剧性主题中。难道醉生梦死，就是人生的全部愿望，而那个醉生梦死、被龙袍覆盖着的怪物，就是他们效忠的对象和赴死的理由？《入道》一场，孔尚任便借用张道士之口，对李香君与侯朝宗的爱情提出质疑：“你看！国在那里？家在那里？君在那里？父在那里？偏是这点花月情根，割他不断么！”作为一个彻头彻尾的虚无主义者，他对那种严丝合缝的大团圆结构充满鄙夷，它在结构上是破坏性的，一切都被撕碎了，包括那把鲜艳的桃花扇，每个人都按自己的节奏一步步走向幻灭和死亡。鲜血桃花，对于那些习惯了歌舞升平的眼睛来说，是那么的惊世骇俗。

孔尚任穿透现世的浮华看穿了它溃烂的核心。没有什么，比借用一双妓女的目光更加恶毒的了，而更加恶毒之处在于，他笔下的妓女比所有自命不凡的官场寄生虫和学院派知识分子更加圣洁，气节在那个底线崩盘的年代里可以成吨出售，而妓女柔弱的肩膀，却承担着业已生锈的道义。孔尚任在《〈桃花扇〉小识》写道：

“桃花扇何奇乎？其不奇而奇者，扇面之桃花也；桃花者，美人之血痕也；血痕者，守贞待字，碎首淋漓不肯辱于权奸者也；权奸者，魏阉之馀孽也；馀孽者，进声色，罗货利，结党复仇，隳三百年之帝基者也。帝基不存，权奸安在？惟美人之血痕，扇面之桃花，啧啧在口，历历在目，此则事之不奇而奇，不必传而可传者也。人面耶？桃花耶？虽历千百春，艳红相映，问种桃之道士，且不知归何处矣。”

四

清康熙三十八年（公元一六九九年），《桃花扇》始以手抄本，继而以舞台剧的形式广泛流行。孔尚任在《〈桃花扇〉本末》记载，在首都北京，《桃花扇》的演出，几乎占据了所有的文艺阵地，其中，在北京下斜街、清初权臣李wei（上“雨”+下“尉”）的府邸——寄园的演出，场面最为宏大，来路各异的上流社会人士踊跃参加，“骈集者座不容膝”，而东道主，更是“诗酒风流”，被称为“今时王谢”。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作为一项文娱活动，《桃花扇》正在成为新的官场润滑剂。他们来自五湖四海，经历过不同项目的残酷决斗，在付出了无数条人命之后，居然和颜悦色地坐在一起，共同欣赏艺术家们的表演绝技。寄园的演出，“张施则锦天绣地，胪列则珠海珍山”，奢靡的生活，是这群不共戴天的政治敌人们中间的最大公约数，是他们的共同信仰，只有它，能够成为他们的共同语言，并把他们从山南水北纠结在一起。《桃花扇》丝毫没有起到针砭时弊的作用，在觥筹交错与众声喧哗中，李香君、侯朝宗的忧怨愤懑显得孤苦无援——习惯了靡丽笙歌的官场对此已经无动于衷。孔尚任的精神起义，在强大的官场生态面前显得那么力不从心。他手中的那把解剖刀无法穿透中国官场这个坚硬的固体，尽管它是那么的锐利。在李香君眼中，台下的一切都那么似曾相识，几乎是南明深宫的现实翻版。从第一出第一段开始，这出戏就这样唱下去：“偏是江山胜处，酒卖斜阳，勾引游人醉赏，学金粉南朝模样……”朝代无论怎样更迭，本质上却如出一辙，中国人似乎失去了从历史中汲取有价值东西的能力，人们对昔日的咒语置若罔闻，于是，台上与台下，形成了一种神奇的呼应关系，肉香飘溢的殿堂中层层叠叠的肥硕面孔，刚好给孔尚任的唇枪舌剑提供了靶心。从一个更大的视角看，这是一种多么罕见的配合，现实中昏噩的享乐，没有浪费他笔下的每一个字。二百多年后，另一出名声显赫的戏剧《等待戈多》里，有一位波卓老爷说出一句名言，大意是，这个世界上的眼泪是一个常量，有人哭，就一定有人不哭。这是一个关于眼泪的守恒定律，而这个定律，在此时此刻得到了最准确的验证。我们可以从一个场合里看到事物的两面，而厅堂中那些辉煌艳丽的灯火，则刚好照鉴了现实的无穷黑暗。

自泰州陈庵，《桃花扇》开始了它的成名之旅，洛阳纸贵，清康熙四十七年，（公元一七O八年），在朋友佟蔗村的资助下，《桃花扇》更得以大量刻印，流布更广；相比之下，现实中的孔尚任，则是一败涂地，康熙二十八年（公元一六八九年），他结束了尴尬的水利官员生涯，由泰州返回北京，尽管一六九九年，康熙三十八年，《桃花扇》剧本被呈递入宫，但这并没给他带来好运，这样一部作品显然无法博得帝王的欢心，不久，被罢官，继而深陷贫困无法自拔。他在《谢阮亭先生送米炭》诗中写道：

此时归计思千回，三旬九食不及算。

披衣开户犬乞怜，皴手才汲冻井盥。

早餐大于军国谋，獠奴画策予决断。

负手犹豫日亭午，饿腹雷鸣从者散。

此时，除了归乡（山东曲阜），他已别无选择。在严苛的现实面前，只有故乡，对他的宽容一如既往。康熙四十一年（公元一七O二年），孔尚任离开北京，黯然还乡。康熙五十七年（公元一七一八年），孔尚任在故乡度过了十六年宁静的时光之后，在南方正月的薄雪中长逝。孔传铎说：“从此风流歇绝，竟为《广陵散》矣”。

孔尚任仕途的阻遏刚好可以成为对《桃花扇》的最佳注解，我们无法想象一个官运亨通的人如何能够保持这种警醒的目光。现实的道路四通八达，只要有胆拿灵魂作成本，对潜规则言听计从，就一定会得到现实的犒赏，惟有像孔尚任这样不识时务的老愤青无路可走，一个批判现实主义作家不可能得到现实的眷顾，即使他的作品曾经引起最高领袖的关注，他的出路也只有一条，就是摘掉乌纱，回归乡野。他在北京逗留期间，曾经把宣武门外他的居所命名为“岸堂”，所谓“苦海无边，回头是岸”，他的岸，在宦海中无法找到，它只存在于他的出生之地。这是人生的一次逆向之旅，故乡不仅是他的来路也必将成为他的去处。墓穴犹如大地的子宫，他胎儿般蜷伏其中，倍觉温暖。

                                                  二OO八年五月十日、十一日

                                  祝 勇

五

可惜我没有目睹匠人们雕刻印版的场面。据说，那种场面惊心动魄。每当清晨，印经院的殿堂就如同一个布景华丽的巨大舞台，被晨曦的追光照亮。许多匠人会在不同的作坊中分组排开。他们长长的影子拖在老旧的木质地板上，在时光中不声不响地移动。当影子像日晷一样旋转到相反的位置时，就会有许多经文在潇洒的造型中脱颖而出。经版从书写到刻制，大约需要十五道工序。县志上说：

“印版材料多选择红叶桦木。每年初，印经院造计划交土司以派差的方式向差民下达当年应缴纳印版材料数额。秋后，德格、白玉、江达境内的差民便上山伐木，将刚落叶的红桦砍倒，截去节疤，选较顺直无疤的树干截成数十至一百多厘米的若干段，再将木块劈为厚四至五厘米的板块，然后将板块就地上架，点微火熏烤。待木板干后，差民们用人背牛驮的方式将木板运下山，放进粪池中沤制一个冬天，到次年四月，将木板取出水煮，再烘干，推光刨平。至此，印版的初胚加工告成，差民们将版胚驮运至更庆，经印经院管理人员严格验收后，这些经久耐放、坚韧皆具的木板才能供刻版之用。”[1][1][3]

而一部经书，常常要刻几万块经版。那部《长寿经》，就是江达工匠花了三年时间才刻出来的。印经院从刻版、造纸、印刷到装帧，完整地保持着传统的印刷工艺与程序，所以从印刷史的角度上，被称为“活着的博物馆”。比如制作模版，通常有两种方法：一种是由书法家将文字直接用笔反写在胚板上，交付工人雕刻；另一种则是将透明度较好的纸模反贴在胚板上，雕刻工人再依据纸模上的笔迹进行刻制。无论怎样，整个过程无疑是一次漫长而艰险的旅行，容不得丝毫差错。这使我想起“文革”中一个故事（我有意把它写入我的小说中）：一个造反派为了惩治一位“臭老九”，给他强加了一种惩罚，让他把报纸上的字，一个一个剪下来。这当然是一种颇具创造力、同时也最为残酷的惩罚。但对于受罚者而言，它是必须完成的任务，是“组织决定”。为此，他以认真细致的态度，用了大半天的时间，把报纸上的字，一个一个均匀地剪下。当他胜利完成任务之时，又接到一项新的任务——将剪下的字，按照原来的顺序，一个一个粘回去。

这是一项足以让人发疯的酷刑。我想到它，是借助于刻版的提示。后者的不同之处在于，它并非仅仅是一项机械的工作，同时是匠僧们的信仰寄托，在手指与经文之间，存在着那么醇厚的关系——它们彼此信任，而不是像那位受刑者，与他的“任务”，相互敌视。或者，刻经本身，也成为一种修行方式。它不是刑罚，每个匠人都在刻刀的回环曲折中完成内心的祈祷。

八十岁的向巴是印经院最老的工人，过去负责经文的印刷，年纪大后，他无法割舍这份干了近四十年的工作，被调到相对轻松的颜料加工组。昏暗的房间里，两根木杵、一对石臼陪伴着两位老人，他们一边口诵经文，一边手握木棍慢慢地磨制朱砂。他们动作缓慢，但他们磨制的朱砂，颗粒微小，配制出的颜料也格外精细。由于价格昂贵，制作费时，朱砂这种高级颜料，只有在印制珍贵经文时才会使用。向巴老人原本是可以回家养老的，儿女们也愿意他回家享福，可是他认为这是在积公德。他的工作态度得到了神的赞许——在印经院干了几十年活，他从未生过病。[2][2][4]

    工匠与经印院，互相创造着对方。向巴从不嚣张，但没有人比他更幸福。宗教使他内心安然、岁月无惊，而故乡德格，则是他手中的一块雕版，因他虔诚的手指而华美、亲切和永恒。

六

即使今天，我在北京的春天里回忆德格，我依然无法忘记它的气息。我曾经说过，记忆，常常是以味觉的形式存在的，它甚至比其他任何感觉都更加顽固和准确。那是一种由酥油、梵香、纸张、木板、颜料、油墨、防腐剂等诸多物质混合而成的气味，奇异无比。这种气味，有一种摄人魂魄的力量。我想，两情相悦有一个不被言及的隐秘动机，就是彼此之间身体气息的诱惑，以及因此带来的某种化学反应。妖娆的诱惑不仅来自视觉，同时也来自嗅觉。以此比喻印经院显然失敬，我只想借此强调气味的秘密价值——我们可能在视觉面前保持理性，而在气味面前却心驰神往欲罢不能。德格印经院的气息不是刻意营造的，而是在漫长的时间中酿造出来的，是这座古老寺院综合气质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而我们对于宗教的迷恋，想必也包含了许多不易察觉的心理因素。它不是一种直白的芳香，而是如同建筑、木器的包浆一样，隐晦、幽暗、若有若无地释放它的光泽。经卷的纸页，是以德格阿须草原上一种名叫“阿交如交”的植物制成的，它的学名颇有文学色彩，叫“瑞香狼毒”，是一种药材。这种药材在经过清洗、切剥、蒸煮、捶打、出浆、抄纸、晾晒等一系列程序之后，变成色泽微黄的“藏纸”。在阳光下，它植物的纹路隐约可见。手指捻动这种纸印制的经卷，轻轻念诵纸页上的神秘符号，每个人诵经喇嘛的姿态都那么风神古雅，像壁画上的人物。而“瑞香狼毒”本身具有的药用价值，不仅使古老经卷避免了虫蛀鼠咬，而且保佑喇嘛们目明心清，不受眼疾之苦。而这一切，都包含在它隐约的芳香中，一种来自大地深处的香气，在屡经辗转之后，变作纸页，与佛经上的优美文字相呼应，在人们的心头驻足。

在这种气味面前，摄影已经束手无策——它可以纪录有关德格的一切影像，只有在气味面前，它无能为力。于是我们发现，当摄影企图把世界的一部分提取下来的时候，那部分已经与世界脱离了关系，它无法“回去”，而是一个新的入口，有它自己的命运与生涯。如同一个孩子的出生，不是为了复制出母亲的经历。苏珊• 桑塔格所说：“摄影既是一种确证经历的方式，同时也是一种否定经历的方式。”当我们企图把记忆托付给某种载体的时候，我们发现那种载体并不可靠。由此我想到另一个问题：雕版上浩繁的文字，如今不是可以记录在一张薄薄的光盘上吗？这样，我们不就可以把古老的印经院随身携带了吗？晶莹剔透的光盘，是否可以取消印经院的存在价值呢？我想，它或许可能取代印经院工具性的一面，但无法取代它情感性的一面，无法将有关印经院的所有历史信息囊括其中。网络的普及，不能斩断人们的朝拜之路。如同对待摄影一样，我们不能轻信一张光盘的许诺，在印经院这个繁复神秘的实体面前，它的能力是十分有限的。在这个技术肆虐的时代，我们必须对技术保持警惕。它不是万能的上帝，也无法取代原有的神。在技术时代里，我们能够依赖的事物只有记忆自身——只有它，能够保全事物原有的格局。遗忘并不可怕，遗忘是因为你已不需要它而将它暂时搁置，那些被遗忘的细节，都会在你最需要它的瞬间意外地提取出来，像从前一样完整、清晰和生动。所以，在几千公里以外的北京，我觉得德格并没有远去，它那种缭绕的气息仍然包围着我，把我带回那个芳香弥溢的夜晚。

我跟在高显银的后面，走到这座回字型建筑的天井中。夜色已呈深蓝，玲珑透彻，在夜光中，印经院看上去更像一团幽暗的火，兀自燃烧。我站立在印经院的中心，寺庙像一件温暖的僧袍，裹在我的身上，让我觉得无比安祥、静穆。那是一种幻觉。寺庙是培养幻觉的地方，但在寺庙的经验里，那一切都是真实的，而我们所谓的现实，只是一场拙劣乏味的虚构。

                                                    二OO八年四月四日至五日。北京。

地址：100049  北京市石景山区玉泉北里二区玉泉新城 16-2-503

[3][3][1] 指甘孜县，非指甘孜州。甘孜县与德格县同归四川省甘孜藏族自治州管辖，州府为康定。

[4][4][2] 德格县，在甘孜州最西部，与西藏自治区昌都地区江达县隔金沙江相望，德格印经院的许多匠人都来自西藏江达，但在德格土司时代，西藏江达与甘孜白玉、石渠等广大区域，都是德格土司的势力范围。

                               祝 勇

四

即使在黑暗中，我还是被架子上的雕版排山倒海般的气势镇住了。他们一排一排，亲密无间地挤靠在一起，所有的文字都隐在夜幕里，蠢蠢欲动。至少有几亿个字聚集在一起，即使没有声息，它们的力量也是骇人的。我知道了什么是卷帙浩繁。我听见泽仁康珠在说：“不知为什么我会如此的悲伤。或许，它强大的力量令我感到莫名的伤感。我无法平静地与它对视，我穿越无数的轮回就是为了能够觐见它慈悲的容颜！”它们是那么强大，即使在黑夜中，仍然不停地晃动和奔走。不需要任何宣言，它的正义性，已经存在于它强大的存在中。在如此强大的存在面前，所有的辩驳都是不值一提，甚至是愚蠢的。我们早就不再具有与之对话的可能，就像我们无法挑战阳光的权威，我们只能接受它的教诲，并把这种接受当作一种荣耀。

除了酥油灯，殿堂拒绝明火。黑暗封闭了我们的视线，但我们可以用手触摸。高显银带着手电，我跟在这位年轻的县委宣传部长的后面，看见手电照亮佛经的只言片语，没等我看清，就消失了。它们在黑暗中一望无际，深不可测，我不知道哪里才是它们的尽头。我索性站住，触摸到雕版的把手。我把它抽出来，动作很轻，生怕对其他的雕版有所惊扰。我的手指暗自滑向雕版上凸起的字迹。这时我突然感到一阵晕眩。我发现，手是可以看的，在眼睛力不从心的时刻，手是那么的机敏，可以清晰地看清文字的形状。我似乎明白，盲人的世界并不完全是黑暗的，光亮会顺着他的手指进入他的内心。他们与世界的联系，不会因目光的夭折而受任何阻挠。

据说，最古老的雕版，应该是《般若八千颂》，刻制于一二二九年，但是听喇嘛讲，还有雕版诞生于更古老的朝代，只是我没有记住朝代的名字。《般若八千颂》在德格第十代土司、第四世法王松杰登巴时代，以梵文、乌尔都文和藏文三种语言刻制完成。而最著名的《甘珠尔》和《丹珠尔》两部经书，则是在十八世纪刻制完成的。我悄悄抽出一块雕版，双手捧着它，发现它居然很沉，我甚至怀疑它的材料是否来自人间。那上面有遥远时代的语言，在经历了漫长的时间之后，它的语气丝毫未有更改。我有些感动——即使我们对印经的文字一窍不通，我们仍然感动。我决定去读经。经文具有一种穿透人心的力量。每个人在细密的经文面前都不可能无动于衷。回到北京以后，一定把汉语经书找来，让那些安详的文字，像米粒一样，在我的身体里静静融化。

我的朋友、生于德格的藏族作家茨仁唯色说：“假如我能够，我愿意化身为这印版上的一个字，愿意湮没在这千千万万的印版之中，不为别的，只为了变成谁的密码，让谁把我放在这里，一直留在这里，留在我的德格老家。

“——这些印版，似乎让我看见了一个美妙的前景。我对来世的承诺，再好不过如此。”

                            祝 勇

 一

我至今仍对在印经院度过的那个夜晚记忆犹新。起初，我从远山向它走近的时候，就看见暮色一点一点地披挂到它的身上，它像一个庞大的神话，渐渐消失在黑夜的内部，变成讲述的一部分。所以后来，我在印经院回环往复的廊道中游走的时候，我感觉自己是走在夜的腹部，一个不可思议的离奇场所。我看不见建筑的整体——当我目睹它的一部分的时候，它的另一部分正在消失。当我走过一段楼板的时候，刚刚踩踏过的楼板就在身后不见了，新的楼板则在脚下应运而生。这种感觉颇为离奇，仿佛我走在一座虚构的宫殿内，它建筑在虚空中，却给我提供层出不穷的道路，使我不会坠入深渊。无边的黑暗甚至使我产生某种错觉，即脚下的道路，会如江水一般源源不断。没完没了的楼梯、藕断丝连的暗道、意想不到的出口，使我无法预言自己的道路。我只有把自己交给它——这座庞大的宫殿，一心听从它的调遣。

更多的人把自己的一生交给了这座庞大的寺院，或者说，印经院给僧侣、匠人们提供了一生的道路，它的内部空间，比高山大河更加辽阔。从西藏江达来的泽仁罗布，十九岁进入寺院，刻制印经版，到现在已经十四个年头了。他还会在这里呆更多的年头。许多匠人在这里度过了一生的时光。一生的时光，对于个体来说是漫长的，但投放在这里，倏忽间就不见了。他们的生命，都变成了经卷、刻版，层层叠叠地，罗列在架子上。看见它们，就等于看见匠人们的消逝的面孔。所以，印经院是成千上万的僧侣匠人共同的存在之所，他们来自不同的朝代，却济济一堂。印经院的辽阔不仅仅是空间赋予的——它只是一座并不高峻的三层建筑（底层除外）——而主要是时间赋予的。它无疑具有永恒性，正是这种永恒性，使它具有了超凡脱俗的容量。

因而，德格印经院是一个充满可能性的地方。它容纳了道路，把无数条穿越雪山河谷的艰辛之路，最终收束于自己的怀中；它吸纳了时间，并且为我们提供了进入各种时间的入口——可能一个无意的转身，就会使我们跌落到几百年前的某一个时刻里去；更不用说它成为雕版和经卷的聚集之所，据这里的喇嘛介绍，百分之七十以上的藏文化典籍，都收藏在德格印经院中，它有三十多万块雕版、六千多块画版，其中不乏珍本、孤本和绝本的雕版。印经院以一种巧妙的方法占有了世界，即：它保存了时间深处的种种智慧，与这种种智慧相比，任何珍宝，无论怎样价值连城，都是外在的，而智慧，却内在于我们的身体，与我们的精气血脉相连，这种无形的智慧，在超越物质的阻挠之后抵达我们的内心。它们像血液一样注入我们的身体，使我们的精神日益强大。

那些穿越了千难万险之后一步步向印经院投靠的道路，以及印经院内部迷宫似的回廊，其实都与我们身体内部的经络血脉相连通的。有一种隐形的通道存在于它们之间。它们有自己的交通法则。有多少虔诚的生命在其中生生死死、轮回往复。像此刻的我，一旦进入它的内部，就找不到出口——或者说，不愿再去寻找出口，而是在那些幽深的殿堂间，没完没了地游走下去。

二

从甘孜[1]过去，就是德格[2]了，但是，从甘孜通往德格的道路并不平坦。它从峡谷中穿越，像江河一样剧烈地颠簸，要翻越几座雪山。我们坐在车上，经历了由天国到人间的几道轮回。其中最大的挑战，来自海拔 六千一百六十八米的雀儿山。六千米的高度，对生命的存在进行了严格的筛选，仿佛对进入圣地的一次资格考试，只有内心坚定的人，才能获得通行证。我的高山反应不像其他人那样强烈，只有寂寞最为难耐。除了皑皑白雪，我什么也看不见。它几乎使我确信，天国是如此寂寞，并非如我们想象的那样繁花似锦、富丽妖娆，神灵的业余生活，也一定单调乏味。一万年以前下过的雪，还停留在原处，没有人动过。在起伏连绵的雪山之巅，一切都是静止的，包括时间。气喘吁吁的汽车在冰滑的路面上挣扎顽抗，但它的努力成效有限，几个小时之后，我们仍然在雪山上盘桓。此时的运动，约等于静止。

在摇晃的车上，我只想一件事——从前的喇嘛，是如何跨越雪山，前往他们心中的圣地？那时还没有三一七国道，但那条通往德格的路肯定是存在的。那条道路上危机四伏，而德格，看上去更像一种永不存在的虚假诱惑。在德格到来之前，没有任何征兆表明它的存在。那辉煌的印经院，与冰冷似铁的岩石格格不入。它藏在风里，以一种隐秘的方式，宣布它的存在。

整个康巴地区，如同善于思考的大脑，遍布着沟回和隆起，接下来的问题是——这些落差巨大的山脉，把藏民们各自分割在狭窄的区域内，难以探听彼此的消息。山武断地隔断了人们的交往，在山面前，人是那么无助。藏民们如何能够知道，山外面的世界是什么样子？这时，宗教的力量就显现出来了——它把一些支离破碎的个体联系起来，在无数个零星的群落之间建立一个巨大的网络，所有人会在不同的地方念着相同的经文，这是一种多么美妙的和声，只有最高的神才能听见。人不再是孤岛，每个人的身体里都藏着别人的信息。精神的一致性，改变了他们生存的局面。他们因此而那么容易动情，有了神的存在，山地就不再荒芜。他们在神的启示下开始长头之路，把身体交给冰冷的山路。陌生的人，都是在各自的朝圣路上相遇的。他们在朝圣路上遇到了更多的自己。而德格，正藏在道路的尽头，不动声色地，等待他们到来。

三

尽管德格把自己隐藏在深山的皱褶中，但是，几乎所有的藏人都对德格的存在了如指掌，他们把前往德格朝拜视为自己一生的使命。无论道路如何坎坷，它都出现在每个人生命的必经之路上，成为每个虔诚藏民生命中无法回避的巨大存在。无论道路的起点在哪里，它都将成为那些道路必然的终点。人们不禁会问：“这什么在色曲河谷这样一个狭小地方所诞生的文化形态，会对整个青藏高原的文化形态产生如此巨大、乃至举足轻重的影响呢？”

现实的问题需要在历史中得以解答。这是我们今天无法对历史漠然置之的原因之一。所有消失的事物，会在某一个不经意的时刻，突然显示出它的重要性，令人猝不及防。仔细打量唐朝的地图，我们就会发现，当时整个藏文化区域，分为上阿里三国、中卫藏四如、下多康六岗三大部分，而现在的德格地区，刚好位于下多康六岗中最重要的色莫岗地区，不偏不倚地出现在多康与卫藏相连接的最重要部位上。那份古老地图，仿佛一张具有游戏性质的图纸，而德格，刚好成为图纸上最关键的一颗棋子。不知是谁最先发现了这一点，但无论怎样，我们都将对那只妙不可言的手赞叹不已。这看似偶然的选择，包含着藏民族对历史的或是个体命运的必然性认识。通过德格这一跳板，卫藏的政治与宗教文化，与多康地区剽悍英武的族群发生了历史性的联系，几种质地不同的文化被德格这个锡（金+“邋”的右边）牢牢地焊接起来。它划开了两种文化，可两片土地却因德格的存在而结合得更加紧密。它们渐渐融化在对方的内部，像两个人，长久地靠近，生命粘连，血液交融，无法拒绝地长在一起，相互成为对方的一部分，蜕变为今天的康巴文化。

德格，藏语意为“善地”，原是一个土司家族的名称。从公元六一七年到一九五一年德格县人民政府成立，一千三百三十四年间，在藏区历史上，占据了最为显赫的地位。元宪宗三年（公元一二五三年），忽必烈南征大理，途经甘孜州，召见萨迦派领袖八思巴和噶玛噶举派领袖噶玛拔希。八思巴在前往晋见忽必烈的途中，受到德格家族第三十代索郎仁青的朝拜，于是，八思巴将他选任为“膳食堪布”，并赐以“四德十格之大夫”称号。

德格家族的荣耀是大地赋予的。人们甚至以“天德格”、“地德格”的称号比喻他们如天地一般无边无际的权势，使藏区其他的土司家族黯淡无光。

家庭势力像一个体格健壮的康巴汉子，日夜不停地在高山峡谷间奔走。我查阅《德格县志》，发现明末清初，是德格家族的权威迅速扩张的时期，家族意义上的德格，也转变为地理意义上的德格，成为一个地名。此时的德格，包括了今天四川甘孜的石渠、德格、白玉，西藏的江达和已撤销的邓柯县五县区域，并逐步渗入今西藏昌都和青海西南地区。清代史籍中记载的“得尔格”、“得尔格特”、“德格特”等，指的都是德格。

据说德格第十二代土司、六世法王曲杰•登巴泽仁在一个日暮时分走出官寨，就在这里，他听到孩童般诵经声，在风中隐约传来，童稚中带着一种古老的音韵，既急促又缓慢，既灿烂又苍凉。四下里并没有人，但他被那若有若无的诵经声弄得十分痴迷，一股神秘的力量，在他的身体里油然而升。

公元一七二九年（清雍正七年）二月二十八日，一个建造印经院的庞大计划开始展开。实际上，它既是藏书楼，又是出版机构，因为它同时肩负了收藏古老经卷并印刷、传播它们的双向使命，但无论怎样，它在日后都将注定成为藏民族精神信仰的至高点。从那一天开始，它就不再是德格登巴泽仁的梦想，而变成一个日益长高的现实。印经院选定在土司官寨西南三十米一个被称作尼干普绒的小山包上，与藏族传统风水文化中典型的“八瑞相”相吻合。一双智慧的眼睛能够看出，它周围的山水格局，自然地排列成了一系列被认为是吉祥宝地的符号：妙莲、吉祥结、宝伞、右旋海螺、金轮、胜利幢、宝瓶、金鱼，而金沙江的两条支流——色曲河与欧曲河，也刚好在这里汇聚。大地如一套精密仪器，如此缜密地吻合。如果这一切是真的，那么，印经院出现在这里，则恰到好处地体现了神的意志。人们对神的意志心领神会，并用谦卑的手，对神的意志予以落实。

                           祝勇

 十三、长城的终结

    从大中国体系来看，崇祯、李自成、多尔衮的三方争霸，与三国时期的魏蜀吴之争没有太大区别，只因当时的后金—大清政权非属汉族，使问题看上去有些复杂，在汉族中心主义者眼中，清朝入关，具有外族入侵的色彩，所以，“反清复明”，成为许多人一生的事业，其中不乏大学者的身影，比如刘宗周、黄宗羲、顾炎武。随着清军南下，这种文明的冲突表现得愈发明显。有关剃发的冲突，成为这种文明冲突的最佳象征。每个人都从前所未有的政治高度上认识发型问题。脑前剃一圈，脑后垂一根大辨子，这是满族人的习俗，在汉族人看来，这是不可接受的，因为儒家所谓“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可损伤”的观念，已深入人心，所以，清颁布的剃发令，在汉族百姓眼中无异于精神污辱。意大利传教士卫匡国亲眼目睹了围绕剃发展开的冲突，他在《鞑靼战记》中写道：“鞑靼（即满族）人没有碰到抵抗就占领了这座城市，他们可以同样轻易地占领浙江南部的所有其他城镇。但是，当他们宣布了剃发令之后，士兵和老百姓都拿起了武器，为保卫他们的头发拼死斗争，比为皇帝和国家战斗得更英勇……”（杜文凯编：《清代西人见闻录》，第36页。）《桃花扇》的故事，至今仍在流传，秦淮名妓李香君，在大明江山风雨飘摇的时代，成为民族气节的象征；而那些投降清廷的机会主义者，像洪承畴、范文程之流，则成为唾骂的对象。

    在当时大多数中国人心里，“华夏”与“夷狄”之间界限是明确的。甚至明朝的开国皇帝朱元璋，对这一问题看法也是模糊不清、前后矛盾的。他曾经提出天下一体、“华夷一家”、“胡汉一家”的立国宗旨，认为“人君视为天下犹一家”，必须“华夷无间”、“一视同仁”，但是，他的《皇明祖训》，又是另外一番理论：“四方诸夷，皆限山隔海，僻在一偶，得其地不足以供给；得其民不足以使命。若其不自揣量，来挠我边，则版为不祥；彼既不为中国患，而我兴兵轻伐，亦不祥也。吾恐后世子孙，倚中国富强，贪一时之功，无故兴兵，致伤人命，切记不可！但胡戎与西北边境，互相密迩，累世战争，必迁将练兵，时谨备之。”可见，朱元璋的“一视同仁”，是不包括“胡戎”，也就是北方塞外的宿敌的。

    在战备方面，没有一个朝代能与明朝相比。九门口长城的建筑设计，清晰见证了明政府的苦心。明朝加强战备的第一项工作，就是大修边墙。长城在这一时期发生了质的变化，成为一个横亘中国北方的军事体系。这一系列工程包括：

    明洪武二年（公元1369年），徐达筑居庸关南口；

    洪武十四年（公元1381年），筑榆关，更名山海关，并西至居庸，随燕山筑城；

    永乐七年（公元1409年）置辽东镇（今辽宁省辽阳市，后移北镇市）；

    永乐年间，筑边墙于辽河内，自广宁东抵开原（今辽宁省开原市）锦州七百余里，经辽阳府（今辽宁省辽阳市）、安间州（今辽宁省开原市北）；

    正统七年（公元1442年），筑辽西边墙，东起自今锦州市境，西至山海关，经宁远（今辽宁省兴城市）；

    成化十五年（公元1479年），修筑辽东镇东路自开原抵鸭绿江边墙；

    嘉靖元年（公元1522年），筑辽阳三岔河北抵开原墙九万一千四百余丈，墩堡181个；

    万历元年（公元1573年），李成梁修缮辽东镇边墙二十八万二千三百七十三丈；

    万历四十七年（公元1619年），修缮辽东镇边墙；

    ……  ……

万斯同诗云：

秦人备胡筑长城，

长城一筑天下倾。

至今笑齿犹未冷。

岂知明人防北狄，

专籍筑城为长策；

不曰长城曰边墙，

版筑纷纷无时息。

东方初报墙初完，

西方又传虏寇边；

虏入溃墙如平地，

纵横饱掠无所忌。

虏退复兴版筑功，

朝筑暮筑竟何利？

帅臣徒受内府金，

川原空耗内府费。

……

屡朝庙算皆如此，

奈何独笑秦始皇？

    我曾经爬上绥中县西部山区中的锥子山，在这里，可以看见一种神奇的长城景象——三条长城线路在这里交汇。长城由东西南三面而来，抵达锥子山的石壁间，锥子山就像一个硕大的敌台一样，把三道长城聚拢在一起。这里于是成为我观看长城的最高视角。但我的视野毕竟是有限的，长城永远是比我们视野更大的存在。只有它的修建者，对它的秘密了如指掌，而他们，早已化为长城脚下的泥土，成为长城基石的一部分。长城在远比我们视野庞大得多的范围内存在着，在我们看不见的地方，蜿蜒生长。

    明朝的防御机制不仅仅体现在硬件建设上，更体现在软件建设，即制度建设上，先后出台卫所制度、封王镇边制度等。卫所制度，前文已有说明，所谓封王镇边，即朱元璋把自己的王子们，分封到边境地区戍守，在10名王子中，有4名与辽宁防务有关，即：燕王朱棣，守北平；韩王朱松，守开原；沉王朱模，守沈阳；辽王朱植，守广宁。朱元璋曾经把这一制度作为送给即将继承皇统的长孙朱允（火+文）一道大礼，不无得意地夸耀：“联以御虏付诸王，可令边尘不动，贻汝以安。”

    问题是：明朝的防御系统，可谓固若金汤，为历史之最，别说关外铁骑，就是一只苍蝇，也休想飞得进来，然而，恰是在明代，长城内外文明冲突的强度，达到了历史上的最高点，长城也是在这一时期，遭遇了有史以来最猛烈的撞击，最终使大明王朝苦心孤诣建立起来的帝国大厦彻底坍塌，这又是为什么呢？

    前面已经说明，在明朝修筑山海关以前，辽宁与中原内陆，在地理上是连接为一体，没有任何阻碍的，从辽宁通往华北的道路，历来畅通无阻。两种文明之间的冲突与融合，从来没有停止过。融合，在一定程度上，是借助冲突来实现的。尽管其中也发生过极其尖锐的文明冲突，但是，所有的冲突，都将在包罗万象的中华文明肌体内得以化解。中华文明肌体内部，具有一整套严密的调适系统，使各种各样的文明，都能够在它的系统内进行正常运转。中原农业文明与北方游牧文明之间，同化与反同化，征服与反征服，统一与分裂，已经成为中国历史中的规定剧目，定期在中华大地上上演。这种局面，已经是中国，乃至欧亚大陆数千年来文明发展基本格局。动荡时期，国土分裂，但从社会内部的经济、政治和文化状况考查，社会却渐渐地“合”了。这是“分”与“合”的辩证法，是中华民族历经动荡之后没有分崩离析的根本原因。正如冯天瑜先生所言：“东亚大陆农耕和游牧两大文明区决非自我禁锢的系统，以迁徙、聚合、战争、和亲、互市等形态为中介，农耕人与游牧人彼此交往，相互融合，不断实行互摄互补，历数千年，方汇成今日气象恢弘的中华文化。……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中华文化是农耕人与游牧人的共同创造，中华文化是农耕人与游牧人在长期既相冲突又相融汇的过程中整合而成的。而长城正是实现这个整合过程的交汇线，迁徙、聚合、战争、和亲、互市都在这条交汇线上波澜起伏地展开。”（冯天瑜等：《中华文化史》，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

    但是，辽东边墙，尤其是山海关的修建，将这个肌体的完整性人为地割裂了。正常的民族融合与文化循环受到了前所未有的阻碍，而病灶，也正是出现在这里。这就是明朝中后期，危险由蒙古向辽东偏移的原因之一。正常的交流无法进行，极端方式必将取而代之，这种极端方式就是——战争。

中原王朝的统治者们，很少有人对于大中国体系有明确的认识，相反，倒是在辽宁大地上崛起的后金—大清领袖，具有大中国视野。这或许与他们的本土文化，就是多民族融合的混合性文化，因而具有开放性与包容性有关。

    让我们回到后金的兴起之地——赫图阿拉城。“赫图阿拉”是满语，汉意为横岗。作为清王朝的发祥地，这里被清太宗皇太极誉为“天眷兴京”。它位于今辽宁省抚顺市新宾满族自治县，地处长白山余脉的延伸线上。

    本书第一章已经提到，明万历四十四年（1616年）正月初一，五十八岁的努尔哈赤，在连续征战34年之后，在赫图阿拉称汗。赫图阿拉，至今还保留着当年的史迹。从这样史迹中，文明的兼容性，清晰可见。比如，城中设有文庙、关帝庙，供奉孔子、关羽一文一武两大神灵。许多观光客没有注意到这一细节，但这样的细节却透露了最本质性的东西，甚至关乎历史的整个走势——与汉族那些狭隘的民族主义者相比，女真人在文化上毫不狭隘，他们具有从不同民族的文化里提取有价值东西的能力。努尔哈赤通过创建女真文字而将整个民族凝聚起来，但这并不防碍他们对汉文化的汲取，后者使他们站到了与汉人等高的平台上，甚至，在某些方面超越了汉人。于是，努尔哈赤就在勇猛善战的关公的保佑下，开始了对汉人的征战。

    这种文化的包容性，到了清太宗皇太极那里，又有了质的提升。公元1636年，皇太极受蒙王公及汉官拥立即皇帝位，把国号从“后金”改为“大清”，这次改元，变化是实质性的。因为“大金”或者“后金”的命名，采用的是北方少数民族的政治序列，而“大清”，则如同“大唐”、“大宋”、“大明”一样，纳入了中原主流政权的政治序列，这表明此时的皇太极，继努尔哈赤统一女真各部，在中国东北建立稳固政权之后，已经放弃了像蒙元势力那样偏居漠北的思想，形成了入主中原，建立多民族跨文化的中华体系的明确意图。他的视野，已经覆盖了整个中华体系。他后来的继承者，如顺治、康熙、雍正、乾隆等，也继承了这一思想，不断缔造跨文化的共同体。皇太极明确提出“治国之要，莫先安民”的总方针，而他所说的民，不仅指女真人，还包括汉人和其他民族人等在内。他宣布：“满汉之人，均属一体，凡审拟罪犯、差摇公务，毋致异同。”（《清太宗实录》卷一，第10页。）他表示，对待“满洲、蒙古、汉人视同一体”，“譬诸五味，调剂贵得其宜。若满洲庇护满洲，蒙古庇护蒙古，汉官庇护汉官，是犹咸苦酸辛之不得其和。”（《东华录》崇德三年7月；《清太宗实录》卷四二，第12页。）五味调和之说，是一个人人能够接受的形象比喻，皇太极就是从这个日常生活经验里，总结出有关中华文明体系的整体理论。

    与朱元璋不同，皇太极认识到，他的理论如不在现实中得以落实，那就等于零。于是，他从改善汉人地位入手，实行“编户为民”的政策，恢复汉族奴隶的“民户”地位；放宽“逃人法”，对于从前私逃，或者与明朝暗中往来的人，事属已往，虽被检举，一概不予追究。这样宽松的政策，反而使逃往明朝的汉人大为减少——“由是汉官汉民皆大悦，逃者皆止，奸细绝迹。”（《清太宗实录》卷一，第9页。）

    更重要的是，后金—大清政权对于归降的汉官，一律采用优礼政策。早在天命三年（公元1618年），努尔哈赤就制定并推行了这一政策。攻打抚顺城时，对明朝守将李永芳进行了成功的劝降。李永芳归附后，被授予总兵官的重要职权，努尔哈赤还把自己第七子阿巴泰的女儿嫁给他。攻下抚顺后，范仲淹的后代范文程主动向努尔哈赤投降。这一事件，在《八旗通志》、《清史列传》等文献中皆有体现。努尔哈赤喜出望外，说：“他是名臣的子孙，要很好地对待他。”范文程的深谋远虑，对清朝立国起到决定性作用。后来的执政者皇太极、多尔衮，对范文程都十分信任。有一件小事可以反映皇太极与范文程之间的亲密关系。范文程是个孝子，与其父范楠住在一起。有一次，范文程陪同皇太极吃饭，席上有道菜很名贵，虽然皇太极再三劝范文程品尝，范文程想到父亲没有吃过，就是不肯下筷。皇太极敏感地领悟了范的心情，立刻下令将这道菜给范文程的父亲送去。（《清史稿• 范文程传》，卷二三二。）后金—清朝统治者与汉臣的配合，远比大明王朝的君臣更加默契，这也是清朝致胜的重要法宝。范文程于康熙五年（公元1666年）以70岁高龄病逝，少年康熙为他题了“元辅高风”四个大字，以纪念他辅佐大清的不朽功勋。

    这一政治理念，在清朝以后的帝王中得到延续。这将汉族知识分子置于深刻的心理矛盾之中——政治清明与民族身份，哪个更加重要？余秋雨在《一个王朝的背景》中谈到这一点：“他（康熙）在讨伐吴三桂的战争还没有结束的时候，就迫不及待地下令各级官员同‘崇儒重道’为目的，向朝廷推荐‘学问兼优、文词卓越’的士子，由他亲自主考录用，称作‘博学鸿词科’。这次被保荐、征召的共143人，后来录取了5人。其中有傅山、李（禺+页）等人被推荐了却宁死不应考。傅山被人推荐后又被强迫抬进北京，他见到‘大清门’三字便滚倒在地，两泪直流，如此行动康熙不仅不怪罪反而免他考试，任命他为‘中书舍人’。他回乡后不准别人以‘中书舍人’称他，但这个时候说他对康熙本人还有多大仇恨，大概谈不上了。

    “李（禺+页）也是如此，受到推荐后称病拒考，被人抬到省城后竟以绝食相抗，别人只得作罢。这事发生在康熙十七年，康熙本人26岁，没想到25年后，50余岁的康熙西巡时还记得这位强硬的学人，召见他，他没有应召，但心里毕竟已经很过意不去了，派儿子李慎言作代表应召，并送自己的两部著作《四书反身录》和《二曲集》给康熙。这件事带有一定的象征性，表示最有抵触的汉族知识分子也开始与康熙和解了。

“与李（禺+页）相比，黄宗羲是大人物了，康熙更是礼仪有加，多次请黄宗羲出山未能如愿，便命令当地巡抚到黄宗羲家里，把黄宗羲写的书认真抄来，送入宫内以供自己拜读。这一来，黄宗羲也不能不有所感动。与李（禺+页）一样，自己出面终究不便，由儿子代理，黄宗羲让自己的儿子黄百家进入皇家修史局，帮助完成康熙交下的修《明史》的任务。你看，即使是原先与清廷不共戴天的黄宗羲、李（禺+页）他们，也觉得儿子一辈可以在康熙手下好生过日子了。这不是变节，也不是妥协，而是一种文化生态意义上的开始认同。既然康熙对汉文化认同得那么诚恳，汉族文人为什么就完全不能与他认同呢？政治军事，不过是文化的外表罢了。……

    “当然，也还余留着几个坚持不肯认同的文人。例如康熙时代浙江有个学者叫吕留良的，在著书和讲学中还一再强调孔子思想的精义是‘尊王攘夷’，这个提法，在他死后被湖南一个叫曾静的落第书生看到了，很是激动，赶到浙江找到吕留良的儿子和学生几人，筹划反清。……雍正下令逮捕了这个谋反集团，又亲自阅读了书信、著作，觉得其中有好些观念需要自己写文章来与汉族知识分子辩论，而且认为有过康熙一代，朝廷已有足够的事实和勇气证明清代统治者并不差，为什么还要对抗清廷？于是这位皇帝亲自编了一部《大义觉迷录》颁发各地，而且特免肇事者曾静等人的死罪，让他们专到江浙一带去宣讲。”（余秋雨：《一个王朝的背影》，见《山居笔记》，第58—61页，上海：文汇出版社，1998年版。）

    现在我们回顾明末清初的那些汉人降将，已很难用“欺君卖国”、“不仁不义”这样的罪名指责他们。至少，他们推行“仁者之师”的理论，提出“官吏可诛，但要保百姓安全”（洪承畴语）的政策，阻止清军的屠城行为，甚至推行怀柔政策，对饱受战争蹂躏的民众而言，未必不是一件幸事。

    大清王朝对于汉文化的吸纳是全方位的，是在制度层面上进行的，而不止是皇帝的个人爱好。因为他们认识到，强大的政治力量，蕴含于文化中，而武力的作用，是十分有限的。江山永固的关键，首先在于“文治”，而不是“武功”。文化的力量，甚至比执行和亲政策的汉唐时代所信奉的血缘的力量更加强大。

    还有一个值得关注的历史现象，就是流放辽宁的汉族知识分子，意外地成为普及汉族文化的最佳讲师。这些人中，不少就是吕留良、曾静这样的反清人士，还有一些在朝廷中遭到构陷，而戴罪流放的精英，如函可、左懋泰、戴国士、陈之遴、孙旸、丁澎、季开生、李呈祥、郝浴、陈掖臣等，其中最引人注目的一个，就是陈梦雷。这位二十一岁高中进士，不久就成为翰林院编修的知识精英，在年少春衫薄的年代，对仕途的险恶从未有过充分的估计，满腹经纶却无法破解宫廷深处的权力秘密。他不会想到，意气风发，青云直上的自己，会把三十四年的大好年化抛掷在东北的苦寒之地，其中十七年在沈阳，十七年在卜魁（齐齐哈尔）。康熙二十一年（公元1682年）3月，押解陈梦雷的囚车走出山海关。那一年，他只有33岁，身上还流淌着青春的血气。但此时，陈梦雷以麻木的表情打量着关外的“荒城败堞，衰草寒烟”，内心陷入深冷的绝望。满人入关以后，他们远在长城以外的故地陷入荒芜，于是，在清朝皇帝眼中，没有比这里更适合流放罪臣了，一如陈梦雷在诗中说：“开眼见城郭，人言是旧都。牛车仍杂沓，人屋半荒芜。”据资料显示，清初遣往东北的流人达150万之众，康熙年间的诗人丁介甚至说：“南国佳人多塞北，中原名士半辽阳。”也就是说，中原名士当中，有一半流放到了辽东之地。然而，清朝皇帝或许没有想到，正是这一群在冰天雪地里苦苦挣扎的帝国奴隶，仍然顽强地进行着文化创造，陋室青灯成为不灭的光源，照亮漫无边际的寒夜，一个后来被命名为“流人文化”的文化现象应运而生。这一文化现象在辽宁文化史上的重要性，无论怎样强调都不过分。其中，函可成立过一个诗社，并给他起了一个具有黑色幽默色彩的名字——“冰天诗社”，季开生、李呈祥、郝浴、陈掖臣等都是它的主要成员；而身在沈阳的陈梦雷，首先编纂了《盛京通志》，又先后审定了《海城县志》、《承德县志》（即《沈阳县志》）等志书，完成《周易浅述》八卷，留下大量诗稿，除此，一次命运的偶然转机，使他成为《古今图书集成》的编纂者，这使这位饱学之士最终没有被历史所忽略。康熙四十年（公元1701年），《古今图书集成》开始编纂，雍正六年（公元1728年）最终成书，前后历时近27年。全书共10040卷，1·6亿字，插图6244幅，50余万页，订成5020册，分装522函，在体例上全书分为历象、方舆、明伦、博物、理学、经济等六汇编；每编再分若干典，共32典；每典又分若干部，共6117部。内容包括天文星象、疆域图记、山岳形胜、神仙传奇、花草树木、禽虫鸟兽、青铜器皿、农桑水利、冠服配饰、乐律舞蹈、货币量具、仪仗礼器、城制苑囿、军阵战备、百家考工等，“文献蒐罗完备而编次井然，分类缜密而宏富壮观，在中国图书史上可谓浩瀚之作。万卷巨著，荟萃古今典籍；亿字鸿篇，熔铸万千铜章；纲举目张，经纬交错，终成中国古代类书经典；图文并茂，镌刻工整，是为四海之内最精最细铜活字版典籍；印制精美，装潢考究，堪称中国古代印刷史上的巅峰之作、绝后善本” （初国卿：《文溯阁的又一种风华》，原载《芒种》，2008年第3期。），把它视为文化纪念碑并非言过其实。“乾隆四十七年（1782），抄写完的第一部《四库全书》入藏（北京）故宫文渊阁，同年秋天，第二部《四库全书》入藏沈阳故宫文溯阁。相隔了54年，《四库全书》和《古今图书集成》两部硕大无比的典籍在文渊阁、文溯阁相聚，此时陈梦雷已去世42年。”（同上文，原载《芒种》，2008年第7期。）

    作为乾隆皇帝主持的重大文化积累项目，乾隆四十六年（公元1781年）至四十八年（公元1783年）修建了文溯阁，阁名“文溯”，按弘历《文溯阁记》所述，乃取周诗“溯间求本”之意，它在形制上仿造浙江宁波范钦“天一阁”，为面阔五间的硬山式建筑，外观二层，阁内三层，屋顶为黑琉璃瓦绿剪边，以黑色表达五行中“水”的含义，以达到“以水克火”的目的。

    大清王朝全面接受汉文化，表明了汉文化，尤其是儒家文化，在中华体系内的核心作用。从空间上看，它对于其他文化，形成一股巨大的引力，使它们由周边向中心移动；而从时间上看，作为农耕文明的产物，它显示出高于游猎民族的系统性与科学性，因而，在游猎民族入主中原之后，它们的文化被中原文化接续、替代和覆盖，是必然的。游牧民族攻入中原地区以后，如何进行统治，一直是一个历史难题。蒙古人曾经因此放弃了他们侵占的中原领土。比如，征服河北、山西和山东以后，成吉思汗便遇到了新的问题，即如何对待这里的耕地与城池，蒙古的将军们认为，干脆把所有居民杀光了事，他们甚至企图将耕地变作草原，这样，草原地带就一直延伸到黄河边。但这一粗鲁的方案，被成吉思汗的顾问耶律楚材所阻止，蒙古人放弃了这一计划。（据[法]雷纳• 格鲁塞：《蒙古帝国史》，第214页，北京：商务印书馆，1989年版。L’Empire Mongol,Par René Grousset,E. De Boccard,Editeur,1941.）

    清朝对于长城的态度是冷淡的，他们的长城是文化上的，而从不依赖那些无用的砖石。他们要打造一个无形的长城，它的核心是“修德安民”。长城从此进入它的萧条期。这与明朝的反差是明显的。这一点，早在皇太极时期就有所体现。天聪九年（公元1635年）春天，皇太极在辽河平原上巡视，他希望看到的是农民耕种的田园景象，但这一景象并没有在他的视野里出现。看不到一个人影的平原，寂静、枯燥、呆板、乏味。这令皇太极深感惊异。在他的催问下，官员才告诉他实情。原来牛录章京征调农民筑城，为了早日完工，又额外地多摊派了民夫，致使田中无人，错过了耕种时节。皇太极召集群臣，严厉地训斥：“筑城固然是正务，但田地荒芜，百姓吃什么？以后再有滥役民力的，就拿该牛录章京问罪。”（《清太宗实录》卷二三，第3页。）不久以后，皇太极再一次向官员们强调：“现在，各贝勒凡兴办工程，都不遵守我的制度，额外修造，劳苦百姓，你们想一想：老百姓得不到安居之处，逃亡离叛，户口减少，这无异于帮助敌人，长了他们的志气。”（同上，第35页。）

    清朝的皇帝们多次回到辽东长城凭吊，但这并没有煽动起他们重修边城的决心。康熙对于长城的态度，在他的一篇手谕中表达得淋漓尽致：

    秦筑长城以来，汉、唐、宋亦常修理，其时岂无边患？明末我太祖统大兵长驱直入，诸路瓦解，皆莫能当。可见守国之道，惟在修德安民。民心悦则邦本得，而边境自固，所谓“众志成城”者是也。如古北、喜峰口一带，朕皆巡阅，概多损坏，今欲修之，兴工劳役，岂能无害百姓？且长城延袤数千里，养兵几何方能分守？

    长城终于淡出了人们的视野，原来的雄关漫道，渐渐变得旧墙斑驳，霉苔处处，荒草凄迷，暮鸦回翔。筋疲力尽的长城早已超期服役，它应该休息了。它的终结，将是它的重生之日。它卷曲了自己的身体，像胎儿那样睡去。长城隐退之后，山河也变得温柔起来，像母亲湿润温暖的卵巢。这使我们改变了打量长城的目光。很多年后，我站在长城上，看到长城两侧，是同样宁静的村庄。有大片的羊群在啃啮城墙边的草叶，两边的牧羊人，都倚靠在垛口上闲谈。长城已不再是一个巨大的墓碑，它只是风景，是无边无际的乡野风光的一个组成部分，许多美好的事物，正在长城的边上，悄然萌动。

                                                                           .完.

                                           祝勇

十二、九门口之战

    正当这一幕幕的大剧在辽宁大地上上演的时候，中国历史上有一个致为关键的人物，在中后所城（位于今辽宁省绥中县）慢慢地长大成人，他的名字，叫吴三桂。

    中后所，全称“中后千户所”，是一座“斗大”的小城，但所处位置十分重要。它地处辽西西端，西与山海关相邻，东跑宁远不到百里，交通便利，商贾往来，不绝于道。周围“田地饶腴”，濒辽东湾，又有海产之利，城内“积蓄颇殷”。（据李治亭：《吴三桂大传》，第2页，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2005年版。）

    中后所在军事上很有价值。到了明末，它已成为关外八城的“冲要”之地。崇祯十三年，明朝皇帝几乎已经输光了自己的棋子，在关外，只剩下大小八座城池：锦州、宁远、松山、杏山、塔山、中前、中后、前屯。明朝在这些卫、所中常年驻军。与其他卫、所相似，中后所筑有坚固的城墙，分设东西南北门，城内军用与民用设施一应俱全，包括官舍、民舍、牌楼、庙宇、店铺、仓储、军械库等。全城有房舍7000余间，人口约3万余人。（《明清史料》甲编第7本，626页。）

    吴三桂出生于明万历四十年（公元1612年），他不仅出生于一个动荡的年代，而且出生于一个动荡的地点，所以，在他的成长过程中，就只能面对动荡的现实。血淋淋的战场，完成了对这位少年的早期启蒙。广宁战役时，吴三桂只有10岁，我们无法确认那时他在干什么，或许，他目睹过熊廷弼的大义凛然，也目睹过王化贞一退几十里的狼狈相。可以说，他是被血水与泪水滋养大的，而他童年时的玩具，就是死者的骨植——明与后金之间的战争，使无数尸骨散落在辽宁的旷野上。这注定他性格中具有一种凛冽的冷意。

在这样的环境下，尤其在舅父祖大寿的栽培下，吴三桂成为辽东防线上的一名年轻军官。23岁官至前锋右营参将，次年又提升为前锋右营副将，27岁，被任命为宁远团练总兵，成为封疆大吏。崇祯十四年（公元1641年）松山战役，明军损失五万三千七百八十三人，而被海水淹死的士兵“浮尸漂荡，多如雁鹜”（《清太宗实录》。）此时的吴三桂，已经成为崇祯手中最后的砝码。

    吴三桂就是这样，一步步走向1644年风云际会中的山海关。

    1644年，几乎是长城历史上最重要的年份。这一年，在中国的众多政治家当中，至少有三位政治家的目光，紧紧地盯着山海关，他们是——明朝皇帝朱由检、大顺皇帝李自成，和大清摄政王多尔衮（1636年，明崇祯九年，皇太极在沈阳正式称帝，国号大清，改元崇德元年； 1643年8月9日夜，清太宗皇太极端坐在沈阳的寝宫南炕，患中风突然病逝。皇太极病逝后，年仅6岁的福临即位，称世祖，改年号顺治。和硕睿亲王多尔衮摄政。）

    此时的清兵已如潮水般弥漫了长城北侧。徐达的先见之明在这时起了作用，如果没有山海关和周边的边墙，松山会战之后，清兵就已经可以大举南下了。现在，摆在他们与明王朝之间的，还有最后一道屏障。这是一条坚固的屏障，连大清的摄政王多尔衮，也不能无所顾忌。

    大清开始了对吴三桂漫长的劝降过程。松山会战一结束，这一过程就开始了，并且陆陆续续持续了一年，在这一年中，当时尚健在的皇太极多次给吴三桂写了亲笔信，爱才之意溢于言表。皇太极去世以后，多尔衮继续苦心孤诣地对这位少帅展开招降攻势。此前，皇太极、多尔衮，都曾与吴三桂有过一次谋面的机会，这一面，竟令他们永难忘怀。这一面，是在战场上见到的。那时，吴三桂还只有17岁，但已展现了过人的勇猛。那是在祖大寿督军建昌的时候，吴三桂的父亲吴襄率兵出城侦察，竟与数万清军遭遇，并被团团包围，左冲右突，作最后的拼死抵抗。吴三桂跪在舅父祖大寿面前，请求他发兵救援，祖大寿深知其中厉害，说：“我以封疆重任，焉敢妄动，万一失利，咎将安归！”那么，吴三桂似乎只有站在城墙上，目睹父亲战死沙场了。吴三桂显然不甘于此，便带了20个兵丁，杀出城去。杀入重围的吴三桂，立刻成了旋涡的中心，几万名清兵，都向这个旋涡涌来。这是一个血的旋涡，鲜血像一个巨大的喷泉，从这个旋涡里喷薄而出，凡是闯入它的半径的，则必将死亡。在鲜血喷射的间隔中，清兵们看到的是一张毫无表情的冰冷面孔。吴三桂创造了一个奇迹，区区20骑，居然从数万清兵中，救出了父亲。他或许没有想到，甚至，他可能至死都不知道，有两个人，一直不动声色地观察着他的举动，这两个人，就是皇太极和多尔衮。吴三桂在百万军中取上将首级如探囊取物，一定让熟读《三国》的他们联想到一个人，就是常山赵子龙。皇太极说：“好汉子！吾得此人，何忧天下？”（《清世祖实录》。）我们可以猜测，吴三桂当时之所以能从数万敌军中生还，不排除一种可能，就是皇太极下达了不要伤害吴三桂的军令。或许，当时他就已就产生了招降吴三桂的意图。那么，他们日后对吴三桂的劝降行动，不仅仅是因为吴三桂的地位举足轻重，而是出于对他才能的爱惜。

    无独有偶，刚刚杀入北京的闯王李自成，也向吴三桂展开劝降攻势。崇祯十七年（公元1644年）3月21日，李自成召见因松山失利而被捕下狱的明臣张若麒等人，任命他为山海关防御史，劝降吴三桂；3月底，李自成又派唐通率部，携四万两白银，前去山海关赏赐辽兵。同时，特授明降官左懋泰为兵政府左侍郎，与唐通协守山海关，又派将领与官吏各一个，携白银万两、黄金千两、锦币千端赏赐吴三桂，另有敕书一通，封三桂为侯。

    此时的吴三桂承担了太多的重压。他出现在历史的关键点上，这或许非他所愿，尽管这使吴三桂成为当时被受瞩目的人物，但是，吴三桂或许不愿承受这番重压，在如此漫长的时间中经受着内心的撕裂与煎熬，与此相比，战死疆场显得更加容易和轻松。但他无法违拗上天的意志。吴三桂虽然掌握着四万军队，但南北两面，都是数倍于自己的敌人，黑压压地向自己涌来，如双方联手，自己更是死无葬身之地。（所幸，李自成没有想到这一点，因而，他从未与多尔衮进行过谈判。）他感到一阵恐慌和战栗，历经血雨腥风的他，从未有过这种感觉，一种濒于泯灭的感觉。

    投降，在一向自视颇高的吴三桂看来，无疑是一个不可接受的字眼儿，但是，崇祯已死，这使他失去了效忠的对象。在这种情况下再进行一场血战，即使作为一场表演，也没有多大意义。在吴三桂看来，自己已经无须表演忠诚了。况且，熊廷弼、孙承宗、袁崇焕等人的命运，已经对这种所谓“忠诚”进行了否决。而那些背叛皇帝的人，恰恰是皇帝自己培养出来的。祖大寿、祖大乐，这两位将军的牌坊，还伫立在宁远的街头。他们却同时投降了清军。于是，这两座牌坊便成了最大的讽刺。作为继任者的吴三桂，每次看到它们，心都可能为之抖动。投降。除了投降，已经别无选择。现在的问题只是：谁是自己投靠的对象？

    在吴三桂看来，投降李自成更可接受，原因很简单，他是汉人，而多尔衮则是外族。下定决心之后，吴三桂迅速命使者，向李自成表达了归降的意图。这令李自成大喜过望，现在，所有的主动权，都掌握在李自成手中了。

    然而，形势的急转，还是发生了。在当时复杂的政治形势下，任何的意外都可能发生，一次轻微的碰撞，就可能改变历史的方向。有趣的是，当时的政治家们，对这种可能性都估计不足。

    得意忘形的闯王军队开始在京城胡作非为。有两个与吴三桂有关重要人物被裹携其中，一个是他的父亲吴襄，另一个是他的爱妾陈圆圆。前者被拘押拷打，摧索家产；后者则被李自成的部将刘宗敏强占。

此时的吴三桂已经判定自己为一出悲剧的主角：“他不但失去了国家，也失去了家族，同时，还有最心爱的女人。在这个条理分明的世界上，他丧失了经度和纬度，找不到自己的坐标。”（张宏杰：《大明王朝的七张面孔》，第286页，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

    这次事件使吴三桂接受了一次深刻的教育，并在瞬间之内完成了一次剧烈的蜕变，任何动听的政治道德在他面前都被撕去了伪装，他的目光在一瞬间洞穿了人性的残酷虚伪冰冷自私，在仇恨的煽动下，深藏在他内心深处的冷酷被最大限度地开发出来。现在，他失去了一切，他再也不需要为什么人负责了。他感到一种摆脱道德约束的轻松感。如果说此时他心底还有什么愿望的话，那就是复仇。在当时，他的复仇对象的明确的，那就是李自成，所以，他斩杀了李自成的使臣，在九门口摆开战场，在清兵入关后，像一条猎犬一样死咬、追杀李自成，但是，后来的事实证明，李自成死后，他胸中的怒火并没有熄灭，而是更加变本加厉地燃烧。在这个世界上，没有一个人不是他的敌人，包括他曾经最爱的陈圆圆——陈圆圆从此再没有从他的眼睛里看到过从前的柔情，而是充满铁血与冷酷，出于对刘宗敏或者李自成曾经强占陈圆圆的妒恨之心，吴三桂甚至想杀掉陈圆圆，圆圆得悉后，黯然出走，削发为尼；包括他的前主——他用逮捕并用残忍的手法绞杀了朱明王朝最后的骨血、南明皇帝朱由榔和他的儿子；也包括他的新任老板：大清国，他于康熙十七年（公元1678年）3月1日在云南称帝，掀起一场军事大乱，直到8月18日暴死于衡州，他这颗被痛苦所煎熬的内心，才得到宁静。

    许多人在回顾这段历史的巨大转机时，都归因于陈圆圆。吴梅村写：

    恸哭六军俱缟素

    冲冠一怒为红颜

    这首《圆圆曲》，在中国几乎家喻户晓。西方学者认为：“为一位名妓的粉面柳腰而不惜整个国家的沦丧，这是占据了后世中国人之想象力的一种说法。”（[美]魏斐德：《洪业——清朝开国史》，第214页，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Frederic Wakeman,Jr.:The Great Enterprise:The Manchu Reconstruction of Imperial Order in Seventeenth Centry China,Berkerley and Los Angeles:The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85.）美女陈圆圆因出现在国破家亡的关键时刻而倍受关注，仿佛这个弱不禁风的小女子，真的具有操纵历史的能力。

    前面已经说过，当时有能力操控中国政治形势的，只有崇祯、李自成、多尔衮，以及夹在他们当中的吴三桂。有意思的是，这三个人，在当时都是三十多岁的年轻人——其中李自成是老大哥，年39岁，而崇祯、多尔衮和吴三桂，都是三十三四岁。中国的命运，竟然握在几十意气风发的同龄人手中。实际上，在崇祯、李自成、多尔衮三位执政者中，存在着某种合作的可能。有可能形成战国时代的合纵连横，或者三国时期孙刘抗曹的政治格局，至少崇祯动过这样的念头，但他因自己的优柔寡断而错过了机会。既然角逐已无可避免，那么，对他们的政治智慧进行比较，就是非常必要的了，毕竟，在这种历史较量中，仅依靠运气，胜算的机率会很小。最终决定历史命运的，正是这些政治智慧，而不是陈圆圆的容貌。

    崇祯在一定程度上掌握着道德上的优势——他是大明王朝的正宗皇帝，他的背后，有一整套儒家纲常学说作为思想后盾，这一点，作为反叛者的李自成和皇太极/多尔衮是不具备的。如果不是他大开杀戒，杀光了朝廷中的有用之臣，他的中兴之梦，或许还有实现的可能。他是一个真正的叛徒，背叛了大明王朝，也背叛自己的叛徒，他的行为在客观上形成了对敌人的最大支持，所有叛徒的危害加起来也无法超过他，所有的背叛行为，也都是由他一手炮制的。只是他自己对此一无所知而已。有人不禁发问：要是这些名将都在皇太极手下，那会产生什么样的后果？比这更可怕的，是由于土地政策的失败，大明财政已经破产，流民四起，帝国的向心力已土崩瓦解。崇祯八年（公元1635年），一向自信刚愎的崇祯帝走出十分难堪的一步，即颁布“罪己诏”，向天下臣民公开承认局势的糟糕及朝廷的失策。但这个诏书并非表明皇帝要真心悔过，因为他的错误并没有因此而有所收敛，相反，它拢络人心的意图更加明显。只是，崇祯帝收买人心的技术并不及格，9年后，玉碎宫倾，他投缳而死，下葬时，竟无一名旧臣相伴，说明君臣关系，已降至冰点，倒是他的心腹大患李自成，为他进行了厚葬。

     李自成在众多起义领袖中脱颖而出，在高迎祥被杀后，高举“闯王”大旗，一路杀入大明帝国的首都，表明他并非平庸之辈。可惜的是，与他的军事才能相比，他的政治韬略实在逊色。他的胜利，在一定程度上归功于部将李岩（即李信），是他，为李闯王提出“均田免粮”的政治口号，李自成也因此而成为人间正义的代言人，并因此而不断壮大。但是，李自成在功成名就之后抛弃了李岩。是李岩最早看出骄纵的闯王军队在京城中埋下的凶兆，并上书李自成，要求停止在京城的暴行，因为他们在多年苦战中积累起来的民意基础，正在这些暴行中丧失殆尽。李自成没有听从李岩的劝告，从而错过了拯救自身的最后机会。等他醒悟过来，已经成为天下公敌，大势已去。

    他们二人手里都有一副好牌，但他们实在不是出牌高手，糊里糊涂之间，输掉了大好江山。相比之下，多尔衮是最成熟的政治家，在这一点上，他丝毫不逊于他的父亲努尔哈赤和兄长皇太极——他们的家族，似乎具有政治家的遗传基因。他总能透过纷乱的表象，看穿政局的走势，无论在宏观方面还是微观方面，都显示出极强的控制力。比如，李自成捷足先登，进了北京，多尔衮并没有感到丝毫的慌乱，相反，他已透过密探，了解了北京的一切详情，并且预见李自成必将败走。更重要的是，如他的父兄一样，他有着宽阔的胸怀，信任并且倚重汉臣，包括投降的洪承畴、范文程、祖大寿、祖大乐等，都用之不移。如同李岩之于李自成，范文程也向多尔衮提出了“非安百姓不可”的政治理念，与李自成不同的是，深谙得民心者得天下的多尔衮自始至终贯彻了这一理念。当他一再重复“严禁军卒，秋毫无犯”的时候，已经没有人能够挡住他的胜利了。

    1644初夏，英国的马斯顿荒原十分闷热，不时走阵雨，从草原上掠过。这样的气候，给人一种绝望感。议会的军队，就是在难捱的闷热中，杀入国王军的马队。后来的史学家们普遍认为，马斯顿荒原战役成为英国革命战争的转折点，克伦威尔因他卓越的军事指挥才能，被称作“铁人”，而他的部队，被称作“铁骑军”。这一年农历4月初九，多尔衮的大军也从沈阳出发，穿越广袤的辽河平原，向山海关的方向行进。初春的辽河平原是寂静的，复苏的土地疏松柔软，马蹄踏进去，瞬时就陷没了。这使整个队伍的行进，没有一丝声息。婴儿们的梦境，依旧在襁褓中延续。而多尔衮的内心，应该是无比兴奋的，离山海关越近，他的心就跳得越厉害。那是他的生父努尔哈赤、兄长皇太极，穷其一生无法逾越的关隘，现在，就要在女真人的铁蹄下土崩瓦解了。一种巨大的自信，从他的心中升起。他知道，李自成的军队，正在从相反的方向，向山海关的南面压来。在他的号令下，清军的动作突然加快，为争取时间，不作任何休息，逆着大风沙，穿过宁远城，直奔山海关。多尔衮全副武装，走在队伍的最前方。他清楚地知道，自己正一步步接近一个重大的历史时刻。15日，多尔衮得到了他做梦也没有想到的好消息：吴三桂表示正式归降。

    现在我们需要收拢自己的目光，回到辽东的长城沿线，回到九门口。此时，李自成和吴三桂，都清楚地知道，他们之间的一场血战，已经在所难免了。从中后所到九门口，只有几十里的路程，但这段路程几乎凝聚了吴三桂一生的悲喜。此时的九门口如同一支弯曲到了最大限度的弓，等待着箭矢飞出的一刹。在吴三桂的操纵下，九门口长城执行了它自建立以来的最后一次使命，只是这次它的敌人，不是关外的铁骑，而是来自关中的一支强大的农民队伍。

    九门口位于今辽宁省绥中县李家乡境内，南距山海关13公里，东距绥中县城55• 5公里，号称“京东首关”，建于明洪武十四年，是明代长城的重要关隘之一。这里南有角山，北有群峰，九江河与响水河在此汇合，有意思的是，长城通常是遇水而断，而在这里，长城却从九江河上横跨而过，从而封堵了清兵在冰冻时节，从水上突破长城关口的可能，所以，九门口长城，也是整个长城体系中，惟一的“水上长城”——在百余米宽的九江河上，纵行铺就了7000平方米的漫水条石，边缘与桥墩周围均用铁水浇铸成银锭扣，成为历史上著名的“一片石”。在一片石上，筑有九座泄水的城门，关口因此得名。河边的山脊上，有蜿蜒的长城，与这座“九门口”相连。在城墙之上，有各种敌楼、哨楼、烽火台、战台、信台等设施，跌宕起伏，环环相扣。现在，这里的一切还像当年一样，像饱经沧桑的老人，对悲壮的往事守口如瓶。

    李自成的军队还夹带着攻克北京的威风，从山谷深处，像一阵风一样刮出来，马蹄踩着松软的黑土的重浊声响与折断庄稼的清脆声响对比鲜明地混杂在一起。吴三桂被他们不可阻挡的气势折磨得十分恼火，复仇的力量使他像当年单骑救父一样奋不顾身，而他的军队，在他的激励之下，拚出全力。顷刻之间，死尸就堆满了半个山谷。许多死尸倒在河里，血红色的泡沫如同春天里的巨大花朵在河面上绽放。李自成是为了截断吴三桂的退路，才向九门口发起攻击的。但他的行动却为吴三桂找到了真正的后路——多尔衮目睹吴三桂与李自成真刀真枪地干起来了，终止打消了对吴三桂的最后一点疑虑，二者的合作，只剩下技术性问题了。

    终于，吴三桂开始剃发。他低下高贵的头颅，他的一绺绺长发，随风飘落。

    山海关的东门，历史上第一次打开了。努尔哈赤和皇太极无数次扣关，这扇关门都岿然不动，现在，它竟然如此轻易地开启了。多尔衮的军队鱼贯而入。多尔衮登上镇东楼顶，望着关内的苍茫大道，突然升起一种江山在握的快感。

    法国传教士白晋在他的《康熙帝传》中，一针见血地写道：“事实上，鞑靼人（女真人）在征服帝国过程中，几乎没有付出任何代价，而是汉人互相残杀，加上汉人中最勇敢的人，反而为了满洲人去反对他们本民族而战。”

                                           祝勇

十、九边之首在辽东

    我是在一个雨天前往前所的。前所位于辽宁省葫芦岛市绥中县城西42公里处，建于明宣德三年（公元1428年），原来叫急水河堡或中前所，城西有强流河，蜿蜒清澈，绕城而过。

雨水模糊了我的道路，使近在咫尺的前所显得暧昧、遥远和虚渺。泥泞的道路两侧，是各式各样的店铺，业务范围涉及农机修理、汽车配件、香酒糖茶、卡拉OK，等等等等，不一而足，这里只有鸡犬之声，嗅不到丝毫的历史气息。寻找前所的过程并不顺利，直到它出现在我面前之前一分钟，我还在怀疑它的存在。

一座坚硬的古代军事建筑就这样隐匿于市井背后了。时代场景已经发生了根本的变化，时代已经没收了英雄们的兵刃，凡夫俗子成为时代的主角。英雄已经成为遥远的传说，他们只能频繁出现于各种话本传奇里，日常生活越是平庸，他们的业绩就越是光彩照人。遗憾的是，他们已经在现实生活中无落脚之处，平安的生活正在抵销他们的价值。这是一个英雄无用武之地的时代，但就是这个时代，让千千百百平民百姓找到了生活的位置。

    前所是在一个偶然的瞬间进入我的视野的。车子从街上开过，我看见一座青灰色的城，在一条垂直的巷中，如幻觉般一闪而过。我几乎要与它失之交臂。我调回车头，钻入那条雨巷。三百年前的前所，出现了。

在拥挤的民宅簇拥下，从远处仅能看见它南门的局部。但是，我走得越近，它的整体，越是清晰地显露出来。仿佛我的靠近不是从空间上，而是从时间上的。斑驳的城墙，在我的视野里一点点延长，直到我走到它的脚下，攀上城台，整个城池出现在我的视野里，完整无缺，像一个完美的句号。明代在关外曾经建有125座所城，现大都只剩下一片废墟与残骸。这里是全国范围内保存最为完好的一座明代所城。我过去大多是从史书上，读到它们的名字。现在，我进入了一座所城，这多少令我感到意外。

   卫所制度，是明朝一项重要的军事制度。它是明太祖朱元璋称帝前在南京创建的，是明朝军队中最为重要的一部分。被誉为美国当代汉学之一的魏斐德（Frederic Wakeman）先生在谈到这项制度时写道：“这种制度是模仿北魏隋唐的府兵制、又吸收元朝军制的某些内容而形成的，属于自给自足的军屯类型。最初，每个军士受田15亩以维持生活。1365年，长江中游一些惨遭战火洗劫的地区被辟为军屯区，每个军士受田50亩，给耕牛农具，并免其田租徭役。这种制度，使各地卫所军士在明初25年中，每年都能生产约3亿公斤粮食，足以供养100万军队，从而使朝廷无须从国库按月拨发粮饷便能维持一支庞大的边防力量。”（参见[美]魏斐德：《洪业——清朝开国史》，第20页，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Frederic Wakeman,Jr.:The Great Enterprise:The Manchu Reconstruction of Imperial Order in Seventeenth Centry China,Berkerley and Los Angeles:The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85.）明朝企图通过以兵御边和以屯养兵的基本策略，把蒙古军队困死在大漠中。士兵全部驻守于这些小型城池中，大者为卫（比如在现绥中县前所镇以东，还有一“前卫镇”，就是当年的遗留）；小者为所，它们大多环卫在长城以外，与长城形成战略上的纵深，或者说，它们与长城形成一套完整的防御系统。在明初统治者的设计中，这些貌似分散的卫、所，如同锁的各个零件一般环环相扣，严丝合缝。但是，如同其他任何制度一样，这项制度在执行过程中，依然没有脱逃被篡改的命运。贪污腐败像疫病一样潜滋暗长，即使像城墙一样坚固的制度，也不可能阻止它发展自己的势力。大明王朝的基业，从它建立的那一天起，就没有停止过被侵蚀的命运。“15世纪后期，意味着该制度走向衰败的不祥征兆出现了。朝廷中某些贵戚官僚开始驱使军士建造寺庙和宫室。不久，地方将领也把军士变为劳工，或向他们‘卖闲’，每月交纳200钱就可免除军事训练。这样，卫所军官便成了有利可图的职位。于是，商贾子弟纷纷重金行贿，求得此职以饱私囊，或将家奴登入军籍，借此来贪污军饷。有些军官甚至割占军屯土地，强令手下军士像农奴一样为其耕种。大量军士因得不到军饷又遭受如此剥削，而极力摆脱军户身份。”（同上，第21、22页。）

    英雄梦终于隐退了，因为那些潜在的英雄们，在上阵之前就会被自己人折磨致死。后来的事实证明，明朝不乏真正意义上的英雄，像熊廷弼、袁崇焕，但他们不是横尸疆场，而是被自己人所杀。有明一代，杀戮功臣，几乎成为传统，英雄的鲜血，只能养肥权贵们自私的肚肠。在这种情况下，生存已成为军士们的第一要务。逃亡，在卫、所间大面积地发生。明朝政治中的道德沦落，使军人们心理上的长城率先倒塌了。卫、所的意义，终于被彻底修改。

    “据史载，至16世纪初，一些卫所的逃亡军士已达其总数的80%，许多边地驻军也只剩下兵力的一半。军官奉命出兵时，只好临时雇用矿工和盐工充数，或招募辽东、陕西的雇佣兵，而这些人与他们要去镇压的乱民常常出自同一社会阶层。”（同上，第21、22页。）

    但无论怎样，这些卫、所的存在，透露了当年如临大敌的景象。它是一项与血、生命与忠诚相关的事物。在它的背后，曾经有一套强大的信仰系统支撑着它。这使这些卫、所，在血泊中屹立了几百年，直到有一天，它走向了它的反面。清代学者王一元在《辽左见闻录》中写道：“明季防边既周且备，不知费去几万万金钱。”在努尔哈赤兴兵（万历十一年）至明朝灭亡（崇祯十七年）的60多年间，仅辽东地区的军费开支，就足以使明朝财政彻底崩溃。不可一世的大明王朝从建朝伊始就陷入一场不可逆转的恶性循环中。是明朝自己培养了自己的敌人。与帝王们的愿望相反，厚重的边墙什么也捍卫不了，明朝的几位终结者——李自成、张献忠、努尔哈赤，都是从边防军士或者边民中脱颖而出的，这一点，一定令帝国的主人们感到措手不及。

十一、天下英雄谁敌手

    犹如下棋，明朝皇帝在辽东布下几个关键性的棋子：山海关、前所、前卫、沙后所、宁远（兴城）、锦州、沈阳……它们依海岸线向东北排列，形成辽东军事防御的整体链条。努尔哈赤试图入主中国，必须找到打开这条锁链的钥匙。他们的工作必须从打破链条的第一个环节开始。从明万历四十六年、后金天命三年（公元1618年）开始，努尔哈赤开始一步步摆下他的棋子，向明朝在关外的据点围拢过来。自此之后，明朝的城池如多米诺骨牌一样依次倒下。最先倒掉的是抚顺，尔后在著名的萨尔浒之战（萨尔浒在今辽宁省抚顺市东，浑河上游与苏子河合流处，西距抚顺70里，东距赫图阿拉百余里）中，取得决定性胜利，接下来，开原、铁岭、沈阳、辽阳、广宁（今辽宁省北镇县）相继失陷，努尔哈赤的军队如入无人之境。曾任辽东经略的王在晋一针见血地指出：“东事一坏于清抚，再坏于开铁，三坏于辽沈，四坏于广宁。初坏为危局，再坏为败局，三坏为残局，至于四坏，则弃全辽而无避。退缩山海，再无可退。”（《明熹宗实录》卷十五，第19页。）

    越来越多的明军归顺努尔哈赤。沈阳的降将中，有一个中卫指挥使，名叫曹锡远。他的家族命运，从此与清王朝的命运紧紧相连。数十年后，他的五世孙曹雪芹，写下一部旷世奇书——《红楼梦》。

长城内外两种文明之间的冲突终于暴发了，边墙所承受的压力已经远远超出它的设计极限。它是在几百年间积累起来的强大势能，这种强大的力量，先是令大明朝廷上昏聩的君臣们大吃一惊，继尔吓破了胆，那些在党争中冲锋陷阵的官僚们一下子安静下来，失掉了指点江山的本领。当然，国家兴亡之际，从来不缺乏真正的英雄，然而一旦他们挺身而出，他们会立即成为整个朝廷整治的对象，你死我活的百官们会在一瞬间统一立场，配合默契，联手向英雄发出明枪暗箭。他们已经习惯于用英雄血来祭奠朝廷的光辉旗帜。熊廷弼、孙承宗和袁崇焕，就先后成为他们祭坛上的牺牲。

    萨尔浒之战明军的惨败，把一个已被罢黜的忠臣良将再度推向前台，此人就是熊廷弼。熊廷弼，字飞百，江夏（今湖北省武昌）人，史书上说他身长七尺，善左右骑射，性刚烈。关于性格，《明史》的评语是“性刚负气，好谩骂，不为人下，物情以故不甚附”。尽管他有勇有谋，但这种不堪趋附的性格，注定他走不出多远。

    攻取辽阳之后，努尔哈赤将这里定为他新的首都。他被他的巨大胜利所鼓舞，开始大宴群臣。总兵以下，备御以上各级将帅，左右分班列坐，亲赐的金樽美酒成为对他们流血流汗的补偿。与此同时，明熹宗，也在为刚刚复职的熊廷弼赐宴饯行。明熹宗亲自为熊廷弼以前所受冤案平反，说他过去在辽东一年“威慑夷虏，力保危城”，并且自责，因受流言蜚语的煽惑，不分青红皂白令他回籍，现在想来，非常后悔，劝他不忘皇祖重用之恩，看在君臣大义分上，为消除边患，筹划安攘。

    国事不堪，为国尽忠是所有忠臣良将的惟一选择，尽管在整个朝廷上，他们显得有些形单影孤。他们以皇帝的名义而死。他们全部的目的不过是为了保护一个新兴的帝王，一个被众多美女和佞臣阉官所簇拥着的怪物与以他的姓氏所命名的王朝社稷。皇帝实质上是被飞龙盘绕和锦衣包裹着的空洞的概念，却成为勇士们赴死的原由。只有皇帝的座位是真实的，它只供王朝里的尸位素餐的权贵围绕，像嗡嗡营营的苍蝇在腐尸上抽取穷奢极欲的生活。勇士们从不思考这一点，他们仅以生命的代价实现那些骗子们的阴谋。他们被苍蝇和虫子的苟生之计推到正义与忠烈的崇高位置，然后坠入深渊。实际上，他们的面前弥漫着云雾，他们所能穿越的只能是生与死之间横亘的关隘。这是极其可怕的，因为一开始就没有任何天险可以据守。他们挥起刀剑时已踏入漆黑的陷阱——一个先知曾说，那拿起剑的必死于剑下。他们便受到帝王与剑的双重支配，忠贞地执行来自黑暗中心的肮脏卑污的死亡命令。（张锐锋：《古战场》，见《蝴蝶的翅膀》，第193、194页，北京：解放军文艺出版社，1999年版。）

    熊廷弼的兴奋很快就被黑暗所包裹。他抵达山海关的时候，那里刚好被一场大雪所覆盖。战无不胜的长城，此时也沉默不语。它的神经，在经历了成千上万次的喊杀之后，已经脆弱不堪。兵士们中朔风中瑟瑟发抖，整个边塞，正处于无饷无粮的状态中。更大的陷阱，正对熊廷弼虚位以待。这个陷阱，就是党争。它使熊廷弼出师未捷，就遭弹赅。片刻之间还满怀深情厚意的皇帝，眨眼间就板起了面孔，在百官的呼吁下，对熊廷弼下诏免官。熊廷弼第二次去职。大敌当前，书生出身的袁应泰仓促应战，辽沈失陷，其间70余城，竟不战而下，方圆百里，逃得空无一人。

    熊廷弼第三次复任时，党争仍在继续。此时，对于身为辽东经略的熊廷弼，最大的威胁不是来自努尔哈赤，而是他的同僚们。朝廷的党争此时已经一条大河，波澜壮阔，支岔纵横。它的支流，渗入王朝的每一个细小的局部，即使走到天边，也无法逃脱它的纠缠。广宁巡抚王化贞，就是熊廷弼身边最大的绊脚石。

“经抚不和”的苗头从一开始就出现了。熊廷弼根据辽东战事的经验教训总结出：在拥有一支强大的骑兵队伍之前，明军是无法与精锐的后金军在一马平川的辽河平原上野战的。为此，他提出“以守为战”的方针，进而提出“三方布置策”的战略思想。

    “三方布置策”的精髓是：以广宁为主，重点布防，抵挡努尔哈赤的精锐部队，在天津、登州、莱州置舟师（即建设海军）袭扰敌军侧后；经略驻节山海关，节制三方，徐图进取。显然，这是一个稳妥有序的战略。但是，在善于纸上谈兵，急功近利的阁臣们看来，防守从来就不是一件值得提倡的事。作为阁臣的代理人，王化贞与熊廷弼大唱反调，宣称“不战必不可守，不过（辽）河必不可战”，要以投降后金的李永芳作内应，借察哈尔林丹汗蒙古兵40万，夸海口曰：“愿以6万兵进战，一举荡平！”“仲秋之月可高枕无忧而听捷音”。（据《明史》卷259《王化贞传》；《帝国雄关》，第32、33页，南昌：百花洲文艺出版社，2007年版。）

    军事观点的不同，应当说无足为怪，然而，王化贞的分庭抗礼，则是出于党争的需要，而非为军事本身。这位心高气傲的巡抚，是投靠在内阁大学士叶向高门下的，而叶向高的后台，正是阉党首领魏忠贤。这种局面，已经让熊廷弼寸步难行了。广宁兵13万，熊廷弼关上却没有一兵一卒，辽东经略，已成光杆司令。

正当明朝主将议战议和守无定策，兵士怯敌，人心惶惶不可终日的严重时刻，后金开始了他攻取广宁的步骤。在经过了认真的休整和充分的备战之后，努尔哈赤留下少部分军队驻守辽阳，他亲自统帅主力部队，在皇太极等贝勒、大臣的协助下，于天命七年（公元1622年） 正月18日出发，经鞍山等地，夜宿于牛庄。辽河西岸，明朝在西兴堡、西平堡和镇武堡均有驻兵，他们是防守广宁的前哨。20日清晨，后金军拔营，几小时后，到达辽河。明朝的防河士兵见势不妙，急忙逃走。后金的前哨部队追击至20里外的西平堡。西平堡和镇武堡于是成为后金进攻广宁的战斗中最为惨烈的战场。（据孙文良、李治亭：《清太宗全传》，第121页，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

    王化贞的牛皮，在西平堡的刀光剑影中显然不堪一击。他的盲目自大，把熊廷弼，连同广宁的百姓一起，推向万劫不复的深渊。熊廷弼从此再无机会东山再起。在这场激战中，王化贞听信宠将孙得功，调集所有兵力倾巢而出，集中狙击努尔哈赤。在平阳桥上刚一交锋，孙德功领头便跑，口中大呼：“败了！败了！”对于失去了精神支撑的明军而言，溃散是在一分钟之内发生的。这种溃散一旦发生，就无可救药。士兵们无心恋战，然而他们溃逃的速度终于抵不过后金军队箭矢飞行的速度，他们的逃命实际上是在奔向死亡。

    西平堡和镇武堡的失利，并没有让王化贞醒来。也许战斗伊始，他的大脑就陷入一片空白。孙德功逃回广宁，到处向军民宣扬剃发投降，还命令手下封锁府库，以待后金军。整个城池都乱了阵脚，人流向城门涌动，企图夺门而出。王化贞对此竟毫无察觉，他像平日里一样，早起后慢腾腾地展开文书。这时，他卧室的门被突然撞开，出现在他面前的，是手下参将江朝栋。江朝栋的声音已带着几许哭腔：“大事不好，快走！”

    王化贞只带着少数随从，向闾阳驿逃奔，遇到从右屯前来救援的熊廷弼。熊廷弼悲愤地问他：“你不是说6万军队，可以一举荡平努尔哈赤，现在怎么样？”王化贞的嘴张了半天，却说不出一个字。（据《明史》卷二五九《熊廷弼传》、《王化贞传》。）

    广宁失守，几乎已将大明王朝推向绝路。这一历史责任，应当由王化贞和他背后的阉党担负，然而，由于当时阉党正处猖獗之时，刑部尚书王纪、左都御史邹元标、大理寺卿周应秋审理熊王一案，结论是：“宜用重典，以儆将来”，熊廷弼与王化贞同罪论处。如果熊廷弼此时没有对魏忠贤的索贿要求置之不理，他或许还有生还机会，然而，这正是他所不齿的勾当。当时恰逢与熊廷弼交好的东林党六君子也都入狱，于是，阉党以极佳的想象力，虚构了六君子之首杨涟收受熊廷弼贿赂的案情，在阉党徐大化、崔呈秀的主持下，“追赃”审讯开始以残酷的方式进行。熊廷弼倾家荡产，家破人亡，他的长子也在“追赃”的压力下，自杀身亡。

    熊廷弼死于天启五年（公元1625年）8月二十八。那天天亮时分，熊廷弼起床后，从容地把脸洗得干干净净。那时他已透过狱卒的举动，感觉到自己死期到了，只是还不知道，自己的头颅，将在被斩掉之后，被心理失衡变态的皇帝，下诏“传首九边”，即在前面所说的九边，传来传去，供人欣赏。而真正的罪魁祸首王化贞，却在熊廷弼死后，又苛活了5年。

    来自朝廷的血色恐怖并没有阻挡英雄的道路。他们的固执，在江河日下的明朝，堪称一道风景。在明朝，特别是明末的历史上，从中央到地方，不知有多少义士，履行着他们飞蛾扑火的义务。他们在血泊中站立的事实可谓耸人听闻，令人感到敬佩、晕眩和不解。熊廷弼尸骨未寒，熊廷弼的继任者孙承宗，就已经迫不及待地开始了他从头收拾旧山河的庞大计划。萎靡不振的长城，开始在北国凛冽的风中苏醒，并再次像武士一样挺立起来。这是长城历史上的又一个值得记忆的时期。厌战的士兵们，此时看到一个面孔儒雅而身姿挺拔的新统领，迎风站立在关城的垛口边上。他们从他的脸上看到了与刚刚死去的熊廷弼大人相似的表情——明朝的全军将士已经通过那颗传边的首级，对熊大人的面孔了如指掌。那颗带血的头颅传达着死亡的讯息，而士兵们，却从它上面看到了生的希望。现在，这样的希望再次从孙承宗的脸上浮现出来。

    孙承宗一到任，马上精简京师部队，抽调兵力，开始修筑蓟镇长城，巩固山海关老龙头长城。与明初的大修长城相比，这一工程并不巨大，但它是关键性的。它的使命，是保住明朝生存的最后底线。孙承宗毫不客气地处罚了若干庸碌无为的大臣，包括那位指出辽东“四坏”的王在晋，使辽东军备焕然一新。他起用了袁崇焕、祖大寿、赵率教、满桂等一批卓越将领，收复了大量失地，至天启五年，由山海关、宁远至锦州的宁锦防线正式形成，长城的防卫系统，仍然发挥着巨大的作用。对此，《明史》的评价是：“自承宗出镇、关门息警、中朝宴然，不复以边事为虑也。”（《明史》《孙承宗传》。）然而，如同熊廷弼命运的翻版，他还是败了，并且，还是败在魏忠贤的手下。与魏忠贤的交锋，使他的宏伟大业中途夭折，无疾而终。

    孙承宗曾任天启帝朱由校的老师，又是帝国军队的最高统帅，他看透了魏忠贤的不忠不贤，对魏忠贤既厌恶又不齿，这令魏忠贤如坐针毡。魏忠贤数次向这一实权人物摇橄榄枝，孙承宗非但不上贼船，反而下定了扳倒魏忠贤的决心。天启二年，孙承宗试图借给明熹宗上寿之际，面陈天启帝，废掉魏忠贤。不幸的是，他走漏了风声，这一关键性的情报，被魏忠贤掌握。孙承宗还在路上，魏忠贤就已跪倒在天启帝的龙袍之下，泪雨滂沱地表白自己，并且轻而易举地打动了天启帝。天启帝于是下诏，以边关重将不得擅离防地为名，阻止孙承宗进京。弹赅魏阉的行动，还未开始，就结束了。

    皇帝的宽宏，给了魏忠贤反击的时间。孙承宗过早地暴露了自己的火力，现在，他和孙承宗之间的对决已经明朗化了。开弓没有回头箭，魏忠贤只有置他于死地，才能换回自己的生机。在皇帝面前进谗言，历来是他的长项，这次，他再度将这一特长发挥得淋漓尽致。终于，天启五年（公元1625年），一直将孙先生称为“吾师”而从不敢直呼其名的天启皇帝下谕，免除孙承宗的一切职务，由高第——魏忠贤的党羽接任。孙承宗在辽东的多年经营，被怯懦无能的高第很快挥霍一空，把山海关外所有防务一律撤除，因此辽西一线，只有宁远城孑然仅存。（《明史》卷二五九《袁崇焕传》。）

    宁远（今辽宁省兴城市）是座不大的古城，边长只有800多米，十字街道将城内分成四块，每面城墙正中设有城门，上面建有砖木结构的城楼。每座城门外侧均有半圆形瓮城，它的中心是一座钟鼓楼，白天报时，遇到敌情时报警，现在它仍是古城的标志性建筑。城内还有诸多庙宇、牌坊。从各个角度上讲，这都是一座精致的小城。但战略位置极其重要，在大明王朝在关外的本钱丧失迨尽之后，宁远，已成为辽东这个巨大棋盘上剩下的最后一粒棋子。

    新的炮灰应运而生，袁崇焕出场了，企图重振长城的雄风，遗憾的是，他的出现，成就了长城历史上的最大悲剧，他的命运，远比熊廷弼、孙承宗更加惨烈。

    就在孙承宗下台后的第二年，即明天启六年、后金天命十一年（公元1626年）正月十四，努尔哈赤统领13万大军，号称20万，开始向宁远发起总攻。密集的剑戟如同粘稠的冰河般缓缓流淌，在北方的原野上，发出巨大的光芒。这条宽阔的冰河寻找着可以冲破长城的豁口，宁远，此时成为它不可回避的阻碍。

    坚冰与城墙的撞击，势必产生巨大的震荡。总攻于24日发起，小小的宁远城，在隆隆的炮火中战栗。后金军队以战车覆盖生牛皮，下伏勇士，用斧椎凿城。有的披双重铁铠，推双轮车进攻。袁崇焕指挥城内守军，以炮火猛轰敌阵，投掷药罐、雷石，放火烧战车。技术含量的提高，使得战斗更加惨烈。血液与脑浆在城的上方飞溅，把城墙染红白蓝绿，异常鲜艳。城墙仿佛有了神奇的再生能力，每被炸开一个口子，它的伤口都会立刻愈合——是士兵们的尸体堵了上去。古城的骨头，似乎都被枪炮声震酥了，但两天后，当飞扬的尘土渐渐落定，人们发现，它依然无好，安然无恙。无奈之中，努尔哈赤只好留下500具尸体，黯然撤军。（《清太祖武皇帝实录》卷四，第9页。）

    这是明军一次久违的胜利，史称“宁远大捷”，它的荣誉归于它的指挥者袁崇焕。明熹宗这一次兑现了他的承诺，提升袁崇焕为右佥都御史。而一世英雄努尔哈赤，也在这场战斗中被明军的红夷大炮击伤，“大怀愤恨而回”（同上），在宁远战后8个月，不治而死。（李肯翊：《燃黎室记述》卷二十七引《春坡堂日月录》。）

    宁远标明了后金人的限度。与长城近在咫尺的宁远，从此成为后金军队无法逾越的界线。宁远大捷后和第二年，努尔哈赤的汗位继承者皇太极，统领十万大军再度南下，仍然止步于此，并送给袁崇焕一个“宁锦大捷”。

    但是上帝还是给了皇太极机会。1627年，明朝更换了皇帝。新登基的皇帝是崇祯。与明神宗万历皇帝与明熹宗天启皇帝不同，这位崇祯皇帝上台后十分勤政，生活简朴，励精图治，一再下诏减膳，可惜，他艰苦奋斗的工作作风，对于大明王朝而言，来得太晚了。“大明朝就像一辆沿着下坡奔向悬崖的马车，所有的势能都指向一个万劫不复的终点。这些势能是此前的几个世纪积累起来的。它的最后一任驭手——崇祯皇帝竭尽心力的努力看起来更像一个苍白的手势，于事无补。相反，也许正是由于他的垂死挣扎，反而加速了这一进程。”（张宏杰：《无处收留》，见《大明王朝的七张面孔》，第268页，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与崇祯皇帝的美德相比，他的一个缺点对于大明王朝而言更加重要，那就是他的生性多疑，而王朝的危境，又恰恰助长了这份多疑，使它陷入一种恶性循环之中。崇祯的所有努力都抵不过这一缺点造成的伤害。而皇太极，正是利用了崇祯的这一性格，达到了“不战而屈人之兵”的目的。

    熟读《三国演义》的皇太极，照搬了其中“蒋干盗书”的计谋，在他们围攻北京其中，故意把袁宗焕与皇太极内中勾结的“内幕”透露给明朝俘虏，一个姓杨的太监，并故意放跑他。杨太监回宫后，立即向崇祯秉报了他这一重要发现，崇祯果然中计，将袁崇焕从前线召回，缉拿入狱。温文尔雅的崇祯，转瞬间就露出凶恶的毒牙。在巨大的愤怒面前，他显然失去了理性，把大兵压境的恐惧和江山危急的挫败感全部发泄到袁崇焕身上。他居然为这位卫国功臣处以最残酷的刑罚——凌迟。他要行刑者的刀片，一寸一寸地剐完英雄的血肉。这就是袁崇焕出生入死为国效忠得到的全部奖赏，而那些贪生怕死之徒，正躲在角落里窃笑。但崇祯的恶毒并没有到此而止，他甚至将这位英雄的肉标价出售，由京城百姓论价购买。受到蒙蔽的百姓们，果真把袁崇焕当作可耻的卖国贼，在押送袁崇焕赴法场的途中，就开始撕咬他的身体，“咬穿肚腹，直达内脏”（《明史》《袁崇焕传》。）“自崇焕死，边事益无人，明亡征决矣”（同上。）《明史》虽然是由清朝人编篡的，但它的执笔者写到这里，仍然一嘘三叹。

    皇太极的计策并不高明，但它打中了崇祯的要害，因而堪称实用。它的献计者，是归降的汉人范文程。与崇祯的多疑相比，皇太极对汉人范文程无比信任。这使这位“军中诸葛”在满清开国史上立下卓越功勋。大明王朝英雄辈出，但明朝皇帝把他们一个个杀掉了——他们的经历竟是如此大同小异。这表明这种现象不是历史的偶然，而是英雄们必须接受的宿命。当他们决定精忠报国的那一天，他们必须对自己未来的末路，了然于心。

    旋转的刀片终于停止，我在想，是谁操纵着这个刀片——行刑者、崇祯帝，还是皇太极？

    这一幕并不发生了长城，而是发生在被长城护佑的京师。但是我想，长城，还有长城上所有的将士，一定在关注着这一幕。当刀片向袁崇焕坚实的胸膛刺去，长城一定会感到一阵惊挛。

    铁打的营盘，流水的将军，在严峻的现实面前，英雄如走马灯般轮番出场，而他们的现实效用，却是十分有限的。他们可以令敌人闻风丧胆，却又在同僚面前不堪一击，成为官场的牺牲品和润滑剂。只是，慷慨的大明王朝，在将袁崇焕送入官场的绞肉机之后，就再也拿不出像样的忠臣了。

                                       祝勇

八、山海关的诞生

    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明代。明初的统治者实施了一次外科手术，对辽宁做了切割处理。辽宁在第一次被分离在长城之外。

这位外科医生，就是明朝大将徐达。这一次，他扮演的是建筑师的角色。在明初那段时间里，这位将军多次兼任了规划师和建筑师的角色，比如，明洪武元年8月2日（ 1368年9月12日），徐达率领军队攻入元大都北京，元顺帝和后妃、太子以及部分蒙古大臣从健德门仓皇北逃。此后，徐达便主导了对北京的改造。山海关是在明洪武十三年（1381年）修建的，他的主持者依然是当时负责明朝北方防务的徐达。

    这表明这些城池建筑的兴建，军事目的是首要目的。中国许多重要城池，都是出现在显要的地理位置上，作为巨大的防御工事存在，而不是商品贸易发展的自然结果。山海关的重要位置，在地图上有清晰的显示——它的东面是大海；西北面是崇山峻岭，明朝后来在那里又修建了长城；在东北通往华北的狭长通道上，它把守着最关键的位置：它与北京城相隔不过300多公里，是京师的护翼，更是阻挡关外游牧民族的最后一道屏障。山海关就像一把巨锁，在从东北进入华北的要道上了保险。有关巨锁的比喻来自古人：“两京锁钥无双地，万里长城第一关。”明朝一位战略家也曾评价它为“内拱神京，外捍夷虏，最吃紧外。”（《明熹宗实录》卷三一。）

    这条狭长的通路，原是民族融合的重要通道。商代，山海关属孤竹国辖下，春秋时归属北燕，秦代归辽西郡统辖，两汉时期隶属幽州辽西郡临榆县。魏晋后，先后归属于慕容、拓拔、符氏等少数民族治下，历经北魏北齐北周等王朝，直到隋文帝统一南北朝后，才在此初置北平郡，唐以后，更名为古城县。

    历史上许多古老的民族，在这条狭窄的古道上擦肩而过。道路如骨骼般，支撑起帝国结构复杂的躯体，使它的所有器官保持正常的机能。辽金以后，这条道路上汇聚的民族更加密集和拥挤。契丹人开始向这里大量移民，中原人也开始涌向这里。于是，这里被形象地命名为“迁民”镇。元代以后，迁民被划归辽阳。

    本书前面已经提到，明朝初年，明朝的最大敌人，就是被他们打退到蒙古高原上的蒙元势力。那时东北的女真等民族，还没有完全从蒙古人的压制中摆脱出来。明洪武元年（1368年），朱元璋采纳徐达、李善长、刘伯温等人意见，决定兴修长城，在明朝与蒙古人之间，划出一条军事界限。当时的修建重点，在居庸关。

    洪武四年（1372年），在徐达的主持下，明朝开始向永平府移民。这是明朝开国以来第一次大规模移民，当然是出于军事目的。永平府一带，背靠燕山地带，境内人烟稀少，燕山以南是一片旷野平原，需要高山险隘、边墙排布，方可拒元军残部及一切外族势力。就在这一年，十几万人的大迁移开始了。辽宁南部至华北的大片荒野，在这一年，开始升起炊烟。

    同年，从没打过败仗的徐达调集15万骑兵，奉皇帝之命，出山西雁门关，再向西北行军，千里跨越戈壁沙漠，向蒙古人发起攻击。另外两支较小的军队，交给了冯胜了李文忠。李文忠从应昌前去降服还留在内蒙古和满洲的蒙古人。为了支持李文忠的军事行动，吴（礻+真）被派负责经海路运送给养到辽东半岛。（据[美]牟复礼  [英]崔瑞德编：《剑桥中国明代史》，第101页，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版。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China,Volume 7：The Ming Dynasty,1368-1644,edited by Frederick W. Mote and Denis Twitchett,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8.）

    洪武六年（1374年），蒙元军队从蒙古高原东端呼啸而下，从东路发起一次大规模袭击，战火从燕山以南的抚宁县（今河北省抚宁市），蔓延到瑞州、迁民等镇。道路在马蹄下战栗，被粘稠的血液浸透，马蹄踏上去，半天拔不出来。洪武十四年（1382年），一场决战开始了。此前两年，蒙古军队与莫斯科军队在库利科沃同样举行了一场艰苦的会战，结局以蒙古人的完败告终，俄罗斯开始摆脱蒙古人的统治。洪武十四年11月，蒙古领袖完者不花与乃尔不花率数千蒙古兵，向永平府发起攻击，明军指挥刘广在激战中阵亡，千户王辂分兵在迁民镇、界岭口设下埋伏，堵截蒙古兵的归路，明军又从燕河营出兵夹击，元军被迫向迁民镇撤退，刚好落入明军的埋伏圈。这里见证了明军与元军战史中的一次辉煌胜利，也把明朝统治者的目光，吸引到迁民镇来。

    徐达在战后仔细观察了迁民的地形，顿有所悟。

    徐达果断发布了一道命令：“发燕山卫屯兵万五千一百人，修永平、界岭等三十二道关”，“9月甲申，卫城定名山海关。”（据刘剑：《帝国雄关》，第3、97页，南昌：百花洲文艺出版社，2007年版。）

几年以后，这位山海关的缔造者背上生了疽，朱元璋赐给他一盒蒸鹅，徐达看到蒸鹅后潸然泪下，不是感动于上级的关怀，而是知道了自己死期已至。功成名就之后，皇帝要送他进天堂了。这是帝王对待功臣的惯用手段，朱元璋与别人的区别是，他的手段更加无耻。对于背上生疽的徐达而言，那只味美的蒸鹅行使着毒药的功能。他以恩赐的名义判处于徐达的死刑。就像他不久前将徐达的夫人谢氏用乱棍打死时，对徐达说：“我为你除了一害，你应该高兴。”典型的朱元璋式厚颜无耻。这是流氓与权力相结合的必然结果，每一个忠君者都必须承担这样的结果。在皇帝的恩赐下，一代名将就这样不明不白地结束了他光辉战斗的一生。他的结局，与秦长城的缔造者蒙恬如出一辙。

    14世纪70年代开始，蒙古帖木儿帝国在撒马尔罕度过了它的强盛时期。徐达就是在这个时候修筑山海关的。几乎与徐达修筑山海关同时，即洪武五年（公元1372年），远赴河西作战大将冯胜，修筑了嘉峪关。这里是河西走廊最狭窄处，南为祁连山，北为黑山，二山之间只有15公里左右。其间有九眼泉，水草丰美。嘉峪关最初只是一座孤城，后来在西、东、北修筑了三道边墙。西边墙“南自讨来河，北尽石关儿，共长三十里”；东边墙“西起嘉峪关北边墙，新腰墩止，一万九百八十四丈”（合73里）；北边墙在肃州（酒泉）城北三十里，“东西长七十里”（乾隆《重修肃州志》第十一册《肃州》边墙。）北边墙向东，与高台县（所）的边墙相连接。嘉峪关附近新修的三道边墙，共长173里（明里），相当于83公里。

    在明朝，长城经历了一次剧烈的摆动，它的龙头部位，与燕长城相比，它的主体它中原方向收缩靠拢了数百公里，它的东方终点也不再是在绥中的碣石，而是在今辽宁、河北交界的山海关。这不仅是长城历史上的重大事件，也是辽宁历史上的重大事件。这一次剧烈的摆动，刚好把辽宁彻底地亮在长城之外，使辽宁在历史上第一次成为“塞外”。“关外”或者“关东”名称，也由此而来。如前所述，长城的这次变化，与明朝初年的政治形势有关，即被明朝军队驱逐到蒙古高原的蒙元势力，对这个成立未久的政权形成巨大的压力，而这股来自北方草原的勇猛力量，对于历代中原王朝来说，都是一场无法摆脱的恶梦。尽管历代王朝几乎从未停止过对于长城的整饬，将抵制北方洪水的希望，全部寄托于这条漫长的堤坝上，但是，洪水依旧时常冲破堤坝，弥漫半璧江山。蒙古人甚至灭亡了整个汉族政权。朱元璋刚刚推翻蒙元王朝，他绝不会忘记那个强大王朝对他的提示。他想必认识到长城的局限性，但他找不出更好的办法，惟一的办法，就是强化长城的功能，以增加自己的安全系数。朱元璋甚至把“高筑墙、广积粮、缓称王”作为自己的政治口号。筑墙的意义，比起称王更大重大。明成祖朱棣是在农耕文明、游牧文明与海洋文明之间徘徊最久的一个皇帝，他的丰功伟绩无法遮掩他文化上的痛苦与彷徨。他把都城从美丽富饶、性感十足的长江之畔迁到燕山脚下的北部边疆，面对着虎视眈眈的蒙古势力，像一个卫兵一样看守着他的国家。在北京长陵（礻+陵的右半边）恩殿，我看到了他的塑像，试图通过他若有所思的表情，看透他的内心。他们像战士离不开盔甲一样离不开长城。他们的权力与梦想都需要长城来维持。长城越高、越厚、越长、越坚固，表明朝廷的神经越脆弱。那些久别的疆场，习惯了宫帷中死一般的寂静的皇帝们，他们的美梦已经不起风吹草动，来自边塞的厮杀声将他们惊恐万状彻夜难眠。如同在家门口多上一把锁，就给自己增加了一道保险，皇帝们需要一道、一道、又一道的城墙，把死亡的呐喊严严实实地挡住，让他们偷得片刻的宁静。从某种意义上说，长城从建筑它的那一天起，就走上一条不归路，只能在长、宽、高三个维度上不断扩展，成为体量巨大的超级建筑。因为漫长的长城，经不起任何断裂与破绽，那些断裂处，将如堤坝上的洞口，承受洪水百倍的压力，所有积蓄的势能，都将从那道口子里喷勃而出。被压抑的力量一经释放，必将势不可挡。而那些看上去完好无损的长城，也时时处于摇摇欲坠的危境中，因为静止的堤坝，面对的是涌动的洪水，后者在运动中产生的能量，需要前者投入数倍的力量才可能抵销。而长期的浸泡，将使堤石随时崩塌。朱元璋想必深谙这些物理学原理，所以，尽管立朝之初，国力不支，但他对长城工程却毫不迟疑。长城成为套在中原王朝颈上的一个巨大绳索和圈套，成为一个工期长达两千年，只有开始而没有结局的巨大的烂尾工程，它将把各种王朝的财政一点点耗尽。尽管第一个在全国范围内建造长城的秦始皇，就是亡于这项工程，但是，明王朝投向这个圈套的步伐仍然是义无反顾。它已经没有选择的余地，只能慷慨地奔赴自己的命运。但它的义无反顾丝毫未曾减低它的噩运，自万历朝，准确地说，是在万历的老师张居正去世，万历固执地废除了“一条鞭法”以后，这个华丽王朝就陷入深深的财政危机无法自拔，万历之后的每个大明皇帝都比叫花子还要可怜，他们已经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债务人。世界第七大奇观的建设，是以整个王朝的幸福作代价的。据历史学家黄仁宇测算，每修筑一英里城墙，政府要费银6000两。（[美]黄仁宇：《十六世纪明代中国之财政与税收》，第376页，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1年版。）另据《明神宗实录》透露，就在努尔哈赤起兵的万历十一年，国库财政赤字为230万两白银（《明神宗实录》卷一四四。）政府能够拿出的对策仅仅是加征。加征对于王朝而言无异于竭泽而渔，最终把王朝推向万劫不复的深渊。耐人寻味的是，背叛长城的，正是山海关的把守者、大明皇帝崇祯倚重的宁远总兵吴三桂，是他，命令手下将士，历史上第一次打开了关城的东门，令女真铁骑如同旅游者般，轻松入关。

    长城从辽宁向南大幅度收缩，一方面是因为山海关无可比拟的海陆位置第一次得到中原王朝的确认，另一方面是因为明朝采用了“东夷制北虏”的政策，即用女真人对抗蒙古人，山海关的建造，将关外的女真人，推向了战争的最前沿。辽宁，于是成为他们骜战的战场。这势必使蒙古人对长城的压力有所减轻。然而，后来的发展却超出了明朝帝王们的预计，到明中叶以后，女真人却日益强大。而女真人的崛起，在某种程度上，正是缘于他们的退路，已经被身后的巨大关隘所斩断。如不崛起，则必将灭亡。在努尔哈赤统一女真各部以后，女真人正是由朱元璋一手炮制的山海关南下，灭亡大明王朝。这一年是农历甲申年（公元1644年），有趣的是，前面已经提到，卫城定名山海关那一天，正是“9月甲申”。建城与城破，都在甲申，不知这是巧合、宿命、劫数，还是历史预设的神奇密码？

九、未完成的杰作

    长城像历史一样庞大。我们不可能发现它真正的起点和真正的终点，因为在起点之前，还存在着起点；在终点之后，还存在着终点——无论从空间上，还是时间上，都是如此。一个专治长城历史的学者，无论用多长时间进行考察，最多也只能看到长城的主体部分，而无法目睹长城的全部。人在完整的世界面前永远只能是碎片。就像没有任何一部史书能够容纳全部历史一样，总有许多细节掩藏在人们的视野之外，挑战我们业已形成的常识。

    《圣经》中的巴别塔是古巴比伦国王内布卡德内察尔建立的一条通天之塔，在抵达天空之前，塔的生长不会停止。但内布卡德内察尔的事业最终半途而废了。根据卡夫卡的判断，“长城所完成的业绩，比起巴别塔的建筑毫不逊色。”（《中国长城建造时》，见《卡夫卡全集》，第一卷，第383页，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与纵向的巴别塔相比，长城是一条横贯大地的奇观，大地有多广袤，长城就有多漫长。只有大地有资格成为丈量长城的尺度。长城像一个动态的画卷、一条奔腾不息的江河，它的起源模糊不清，但这并不妨碍我们观察它的兴趣。我们试图通过对它细节的观察来了解它的全部，我们对于完整的渴望，始终在推动我们妄图以一己之碎片来把握完整（皮亚杰（Jean Piaget）认为，人天然对结构的完整性有一种非常强烈的渴望，并从认知心理学的角度对此进行了论证。参见皮亚杰《结构主义》，第3—10页，北京：商务印书馆，1996年版。），面对浩瀚的事物，我们的对策也只有如此。

    根据本书的叙述，长城最初是由许多条支流组成的。它们分别发源于战国时代的几个王国，是秦代为它们提供了一个更加广阔的疆域，使它们汇流成一条粗壮有力的大河。这条大河几经受阻，但终于冲开一条弯曲的河道，在几经离乱之后，又寻找到从前的线索，一路流向明朝。明朝几乎是长城的最后完成者。历史是断裂的，这种断裂的形象有如一座座拔地而起、互不相连的山峦组成的长长的序列，长城企图把它们全部连接起来。它在一定程度上取得了成功，在此之后，长城的事业开始走向衰退。长城的肌体在岁月的攻击下开始变得日益憔悴，骨骼在朔风中倦缩。长城的流动与变幻，使我们在不同的时间中打量长城，我们看到的景象可能完全不同，就像我们在不同的空间中打量长城，我们看到的事物会有所区别一样。这使长城显得更加诡秘莫测。我们无法找到观察长城的最佳视角。站在长城上，我们只能看到长城的片段，如同我们只能感受时间的某个片段一样，那个更大广大的长城，已经去向不明；我们站在远处，试图使视角更加开阔，这个时候，长城却只向我们呈现它的轮廓，所有的细节则在距离的掩护下悄然消失。

    长城在建造之初，体现出很强的随意性。没有统一的设计、统一的规划，更没有统一的建筑标准。那时的长城多采用土筑、土石混筑、沙土夹红柳或芦苇混筑，加以夯实，形成夯土墙。总之，当时的长城动用了能够动用的所有建筑材料，在荒无人烟的山岭边塞修筑长城，其人员组织、后勤保障，都是一系列不可思议的系统工程。这些简易长城在历经风吹雨打之后逐渐脱胎换骨，在跨越两千年时光之后，终于成为真正意义上的铜墙铁壁。在大修长城的明代，火器已经出现在战争中，人类战争也由冷兵器时代进入热兵器时代，大墙之内的民族需要应付的已不仅仅是草原部落的马蹄，还有他们的火炮。这对明代长城的结构与性能提出了更高的要求。长城的工程技术和防御能力在明代有了质的跨越。这时的长城，在结构上采用砖石结构，以砖、石彻墙，中间填夯土或砌碎石。徐达修长城时，除城墙外，还在重要地点加修了烽、堠、墩等警报系统。作为历史上最后一个汉族政权，明代是长城的完形期。“明长城把长城形象地展现在中国大地上，它有一种尺度上的辽远和气势上的博大，有洞穿历史时间的力度和跨越古今的飞越感。正因为有了明长城，我们才对早已毁迹或只残剩零星遗点的各朝代长城有了形象上的认同，进而有动力去追寻它们曾经有过的辉煌。”（董耀会：《沧桑长城》，第133页，上海：东方出版中心，2007年版。）

    现在的问题是：谁是长城的总设计师？因为在那个遥远的年代，不可能有人具有如此广大的视角和控制力；如果长城是分段建造的，那么它们又怎样如此和谐地连接在一起，浑然一体？曾任德国东方学学会会长的雷德候先生(Lothar Ladderrose)在观察中国古代文化时得出一个有趣的结论，即，中国人在自己的文化中，发明了以标准化的零件组装物品的生产体系。零件可以大量预制，并且能以不同的组合方式迅速装配在一起，从而用有限的常备构件创造出变化无穷的单元。他将这些构件称为“模件”。对汉字、青铜器、兵马俑、漆器、瓷器、建筑、印刷和绘画的研究，为他的理论提供了证据。（参见[德] 雷德候：《万物——中国艺术中的模件化和规模化生产》，第4页，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5年版。）尽管托夫勒把标准化生产当作工业时代的标志，但雷德候认为，早在公元前5世纪，中国人就使用“模件”进行规模化生产了。在他看来，中国人在自己文化中创立了一种聪明的复制方式，而复制，是符合大自然的法则的。“复制是大自然赖以生产有机体的方法。没有什么东西能够被凭空创造出来。每一个个体都稳固地排列在其原型与后继者的无尽的序列之中。声称以造化为师的中国人，向来不以通过复制进行生产为耻。他们并不像西方人那样，以绝对的眼光看待原物与复制品之间的差异。”（同上，第11页。）正是对复制的热衷，推动中国人发明了印刷术。从雷德候的理论出发，我们或许可以发现长城建筑的秘密，即：长城是以“模件”的方式进行组装的，它的城垛、敌楼，都可以被认为是可以复制的单元。由于构件与整体之间的比例关系事先得到精密的计算与确认，那么，即使每一个具体的施工者无法看见那庞大的建筑整体，但每一块石头的积累，都会最终导致一个共同的结果，无论多么庞大的工地都不会出现混乱，有一天，他们会突然发现，长城已经成为崇山峻岭间的现实。长城是可以复制的，或许，这就是它在时间和空间的接力中，从未中断的原因。

    模件化生产的另一结果，是培养了社会的同质性。任何形式的“异端”，都不可能在模件化生产中找到自己的位置。它会发现，所有的部件，都已事先设定，并且安排好了。它们严丝合缝，浑然一体。当统治者面对像修建长城这样庞博的难题时，模件化生产提供了一个行之有效的解决途径，同时表现出他们在面对这个杂乱无章的国家时超乎寻常的统治智慧。他们同时发现，将这种思维方式应用于社会管理同样有效。或者说，他们已经完全习惯了模件化的思维方式，而他们自己，也已经成为模件系统中的一部分。他们被这种思维方式所带来的好处所蛊惑，于是，思想的模件化进程得以大大推进，从秦始皇到朱元璋，这一进程的狂热分子层出不穷。到了明代，《四书》、《五经》已经彻底成为中国知识分子的精神模件。中国人的精神在引经据典中陷入无止境的轮回。中国历代统治者，无不表现出对模件化的超常迷恋，它的有效性，使专制主义在中国形成了根深蒂固的历史传统。模件化展现了中国人不同寻常的创造力，但它同时成为中国人思想的桎梏。这一历史悖论，实在耐人寻味。因稳固而保守，并因保守更加稳固，中国社会呈现出与长城完全相同的品质。

    或许，作为一种实用工具，长城并不需要承担道义责任，这使我们的议论显得空泛和多余。无论怎样，长城已经在繁复迷乱的历史图景中站住了自己的位置。在中国，没有一个建筑，像长城这样，对历史施加了如此巨大的影响。这使我们打量长城的目光有些异样。至少，我们不能像打量其他建筑那样打量长城。

长城如潮水般起伏不止，砖石间蕴藏着一种神秘的推力，把长城一波波荡远。这使长城具有一种与生俱来的韵律感。分布均匀的城垛附着在它抖动不止的身体上，形成鲜明的反差。出于实用目的的军事防御设施，在敌情解除后，仍然具有美学上的价值。我们甚至怀疑，它的建造者，首先是根据美学原则建造它的。有时我会觉得，在它的形状面前，它的历史已不是那么重要。所有荡气回肠的记忆都在美的身后悄然隐去。我甚至认为历史本身也是根据美的要求设计的。这就是我们迷恋历史的主要原因。

                                             。祝勇。

五、长城内部的形势

    很多年中，我都有一个未曾言说的愿望，就是寻找辽宁大地上的古道。我无缘目睹辽宁的古地图，但我从不怀疑，有条条大路，像掌纹一样密集，并且，与命运相关。现在，那些古道被各种各样的事物所吞没，包括村庄、田野、湖泊、密林、果园、公路，现实以各种复杂的形式扰乱我们的视线，无数的新生事物叠加在古老的事物之上，使我们无法看清它们的原貌。但是，那些古道必定是存在的，指向明确，通过第二章的描述，我们对此已了如指掌——向北，可以深入大小兴安岭的密林；向东，可以抵达朝鲜半岛（《尚书大传》记载了箕子不愿作周朝的臣民，率领众人出走朝鲜的故事，是汉人先民首次迁入东北并到达朝鲜的最早记录，想必他们当时所走的，就是这条古道）；向西，挺进茫漠的内蒙草原；向南，则踏入神秘莫测的古中国大陆。现在那些古道变得难以辨识了，历史于是变得模糊不清，这是在考验我们探知历史的诚恳与耐心。

如果所有消失的古道都能再度出现，那么，所有历史中的情节都会一一复现。五花八门的腿脚、车马，会在这些古道上奔波忙碌。如果我们尾随一个身影而去，我们甚至可能直接进入历史现场，陷入历史的是是非非。

    每当我眺望长城起伏的垛口，都觉得它像一把把尖利的钢锯，将草原和内陆两种状态的文明人为地断开。长城阻塞了东胡人南下的通路。而在长城以内，所有的道路都畅通无阻。那些道路如同血管，将整个华夏的庞大身躯联系起来，使它的任何一个局部，都不会因为缺氧而坏死。

古时的人们通过道路来寻找和发现对方，并且以战争或者和平的方式进行对话。寻着文明的来路，我们可以看清辽宁的面孔。在中国形成一个文化统一体之前，东北已经作为东、西、南、北、西南、西北、东南、东北八个方位之一，载入典籍。东北，当然是中原人的方位观。在中原人混沌初开的地理观里，辽宁，已经作为他们最远的终点，出现在道路的尽头。我们常说的“九州”一词，出自《尚书• 禹贡》，其中的冀州和青州，已经涵盖了现在的辽宁西部和南部即辽东半岛地区。“九州”的划分在《周礼• 职方》，中得以延续，只不过把冀州和青州的名字，改为幽州和营州，书中说：“东北曰幽州，其镇山曰医巫闾。”在当时的辽宁人眼中，道路同样是敞开的。在四通八达的道路网络中，南下的道路，当然最具诱惑。因为长城阻挡了向北的道路，向东的道路，在跨越朝鲜半岛之后戛然而止，只有向南的道路是没有尽头的。那些道路里埋藏着无数的悬念，它将穿越无数个气候带和文明带，将人们送到莫测的远方。那些道路在今天看来堪称坎坷，但对于当时的文明而言，却是一条高速公路。各种各样的人，携带着各种各样的文明，一旦与这些道路发生关系，就像电流通过导体一样，产生不可思议的力量。没有道路，中国的统一永远不可能实现。所以，道路，是秦始皇最忠实的盟友。

    出于对道路的感恩，秦始皇登基后的首要工作，就是建立道路的联盟。并且，秦始皇沿着他的道路，抵达了辽宁的海边。这是这条道路上为数不多的实况报道。它纪录在《史记》中，确凿无疑。《史记• 秦始皇本纪》的记载如下：“始皇之碣石，使燕人卢生求羡门、高誓。刻碣石门。”这件事发生在始皇三十二年（公元前214年）。即秦二世元年（公元前209年），秦始皇的儿子秦二世在李斯的陪同下东巡，“到碣石、并海。南至会稽（山），而尽刻始皇所立刻石……遂至辽东而还。”这是创立未久的统一中国在5年中发生的与道路有关的两件重大事件。100年后，元封元年（公元前110年），汉武帝出现在这条道路的终点——碣石。他是在东行封禅山东泰山祭祀“东岳”神山之后，沿渤海湾北行，由海路抵达碣石，“自辽西历北边九原”后，又由陆路返回长安。300年后，曹操大破“三郡乌桓”，基本上完成了北方的统一，自辽西“柳城”（今朝阳南，“龙城”的前身）班师途中，特意绕道海上碣石，写下著名的《观沧海》。

    为什么帝王们成为这条古道上不知疲倦的旅行者？尽管他们向我们证明了辽宁在那时已是中华版图的一部分，但他们显然无意于此。他们企图从道路上获得更多的东西。首先是权力的快感。帝国的建立者必将见证他帝国的广大，他们所有的功绩，都将从道路中得到证明。道路是他们现实中的功德碑。所以，无论有多少鞍马劳顿，他们的旅行都将是愉快的。正是这些道路，使帝王们有机会仔细打量和享受自己的疆域。那是他们的全部作品。海岸线标志着他们功业的极限，标志着他们不可超越的属性。他们要把一切纪录下来，他们选择了最可靠的媒介，那就是海边的碣石。

    碣石宫是在1980年代挖掘出来的，位于今辽宁省绥中县万家镇（乡）南渤海边的“石碑地”村南。在以石碑地高台地为中心的25平方公里的范围内，分布着6处秦汉时期的建筑址和窑址。其中心建筑，以南北 500米、东西300米的“石碑地”宫城遗址为中心；东西两翼为相距1至2公里的“黑山头”和“止锚湾”建筑遗址。

    我到达碣石宫的时候，天刚好飘着细雨，眼前的景物仿佛显影液中的图象，晃动起来。这使我感到某种非现实感。冷雨驱逐了喧哗的游客，使整个遗址陡然安静下来。这刚好合乎它的历史感。所有现代的事物，在这样的场合都显得形迹可疑。游客消失之后，现场的时间参照系也消失了，我只知道自己的位置，但不知年代。

    碣石宫以遗址的形式存在着，它的廊柱、台基统统消失了，只剩下零散的残片。但这些已经足够了，它们证明了古道的存在，以及这块土地与大陆的契约。

    反对道路的人是不多的，只要它出现在正确的地方。不同的人，能够从道路中得到不同的利益，这使道路上的穿行者络绎不绝。辽东土著与中原王朝的朝贡与贸易史，已经纪录在《史记》、《尚书》、《左传》、《国语》这些典籍中。在这些古道上，有一个重要的结点，就是古“营州”。唐高宗总章元年（公元668年），朝廷完成了收复辽东的大业。于是，在北魏和隋代“营州”的基础上，在现在的朝阳（营州）设立了“营州都督府”，使营州成为统领整个中国北方的军事重镇，“安史之乱”的首领安禄山，就是营州人。早在唐开元天宝年间，就已经兼领“营州都督、平卢军节度使”、“押两藩、渤海、黑水四府经略使”，是从营州发迹的一代藩镇之首。营州在道路上的重要性不仅体现在军事上，唐代300年，它在民族关系史和交通地理上，成为连接中国东北与中原长安、洛阳、幽州诸地的交通襟吭，是唐与高丽、渤海、契丹、室韦等北方民族聚汇的中枢，更重要的是，它还是“丝绸之路”向长城地带延伸的东端重镇。从这里发掘的唐墓中，出土了许多“西域胡俑”和塑造为辫发胡人等生动的“丝路”上的艺术造像。有的胡俑，背上还驼载着成捆的丝绸布匹，胡俑牵马，引导着驼队，仿佛可以听到夕阳落晖下，当年一队队奔波在丝绸之路上的胡汉客商的驼铃，被塞北的朔风奏响的声音。甚至，从朝阳（营州）有墓志记载的韩贞、张秀、左才到蔡须达、孙忠等记年唐墓中，我们还发现了罗马、波斯的金、银货币，以及成套的彩绘陶俑，这种神秘的位移，显然须借助道路的援助才能完成。道路具有一种不可思议的力量，道路上遍布让人惊讶的奇遇。而历史，就是由道路上所有偶然、不期而至的奇遇，层层叠叠积累起来的，这是历史吸引我们目光的主要原因。道路如经络血管，错乱、复杂，但它们有自己的逻辑，没有道路，历史就成了一盘散沙。

    塞外的人们通过道路，源源不断地抵达塞内，而中原地区的农耕人口，也同样以各式各样的方式，向塞北迁徒。比如，后金八旗满洲一千二百七十六姓中，汉人便占了二百四十七姓。特别是到了明清时期，中原地区的人口拥挤，使人们向人口相对稀薄的塞北流动，“走西口”、“跑口外”、“闯关东”的潮流应运而生。

    道路是作为长城的对立物存在的，它们具有完全不同的属性。长城意味着拒绝，它回避着冲突，而道路则意味着联系，那些桀骜不驯的民族，在踏上道路以后，竟然变得和平、恭顺和安详，这一点，可以从出土陶俑的表情上得以证明。道路与长城的对立，使我们可以知悉到古代中国的奇特秉性——它拒绝暴力的征服，拒绝劫掠、厮杀和死亡，却笑纳一切远方的使者，“有朋自远方来，不亦悦乎”，在这个古老国度，成为耳熟能详的古训。中国通过道路，建立了自己的文明对话体制。这种体制在文明冲突对话的格局中，具有极强选择性和适应性。汤因比在他著名的《历史研究》中指出：“大一统的文化构成似乎都存在着高度的多样性。由此看来，很显然，大一统国家的传导性的一个作用就是，用不太激烈残暴的手段推进自先前的动乱时期开始的文化‘大混合’进程。在大一统国家的较温和的统治下，前一个残酷时代的逃难者、流亡者、放逐者、被转卖的奴隶以及其他各种背井离乡的人，现在被商人、职业军人、哲学和宗教的传道者以及朝圣者所取代。”（[英]阿诺德·汤因比：《历史研究》，第二五二页，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二OOO年版。）他进一步指明一个并不复杂的真理：“要实现这样一个超民族的文化融合，一个必不可少的条件就是长期的和平。我们已经看到，动乱时期的那种严重分裂和敌对使得任何有益的接触都几乎无法实现。当然，作为医治动乱时期带来的灾难的万应灵药，大一统国家是其缔造者强加给人民的，但也被人民所接受。在骨肉相残的战乱中硕果仅存的强国创造了它。而帝国缔造者们的最直接和最高目的是，在他们内部建立和谐关系，与以前的地方小国的少数当权者达成和谐。”（同上书，第二五二、二五三页。）战争是面对面的冲撞，带有极高的压强和烈度，这是长城在两千年的时间中被反复修补的原因，而道路则是平坦和开放的，具有极强的搅拌和调适功能，容纳天南地北的过客，从某种意义上说，它是更加坚固的长城，它的手段不是阻遏，而是融通与化解，因而它建立的秩序更加稳定和长久；文明的交融是在细胞间进行的，所有的参与者都在不知不觉中成长壮大，脱胎换骨。

六、芳香的身影

    王昭君是在公元前33年正月，在百姓们庆祝一元复始的欢乐气氛里，走出长城的。在她的身后，宫殿里正释放出绚丽的烟火。那是她永难返回的荣华之地。烟火照亮了皇帝的面孔，使它显得更加阴郁。皇帝强作欢颜，把自己名义上的妾妃送出宫门。王昭君离开皇城时，最初可能是乘顶披彩大轿，由十几个壮汉抬着，彩轿像一个鲜艳硕大的花朵，飘浮在人流上。出了皇城，开始乘车，是那种古代的木轮马车，前有匈奴马队开路，后有汉朝送亲的仪仗队，沿着由长安城通往塞外的官道，向前行进。道路变得具体而清晰，它通向塞外草原，通向长城的另一侧。对于那一侧的事物，王昭君一无所知。没有人想到，在沟通长城内外的道路中，有一条道路是以后宫为起点的。宫殿里的仪仗队返回了，队伍越来越小。他们渐渐走到黄土地与沙漠的边缘。王昭君从车辇上下来，风沙迷了她的眼睛，泪水顺着她的脸颊流下来。连她自己都为眼泪做出解释。无论怎样，想象中的塞外，已经成了她必须接受的现实。

    长城以是男性为主题的阳性空间，它展现的是力量、硬度与持久性，是一个长期凸起于历史地表的空间形象，在经过了复杂多诡的注变程序之后，长城最终成了一个象征，一个标识，一段谶语，一种炫耀和夸饰，而这所有的一切，都与女性无关。在中国历史中，女性几乎自始至终地扮演着旁观者的角色，或者，中国的历史，从来都拒绝容纳女性的参与。它是一场排斥女性的游戏。女性形象在男权的视角中几乎完全消失，这正是我们的目光无法穿越史书中繁密的字库与女性相遇的原因。

    但是女性并不因此而在历史的道路上踟躇不前，她们有自己的道路和命运。她们的遗憾在于，她们的所有行动，都无法逃脱男性的阐释，她们的意义也因这种阐释而发生转向和扭曲。

    王昭君是长城史上的一个重要人物，她的命运是她自己选择的。皇帝后宫里的每一个女人，都希望宫廷画师把自己美化成天仙。她们接受皇帝恩宠的概率为千分之一，然而，她们将对生活的全部希望，都寄托在这千分之一的概率里。这是一项并不有趣的游戏，对于宫殿里的女人们来说，它是强制性的，她们必须介入，而且无权修改既定的游戏规则。千分之一的概率涵盖了她们的全部命运，除此，她们不再有任何选择的机会。但王昭君看到了自己的另外一条道路。当宫廷画师把那幅为她画的奇丑无比的画像呈现在她面前时，她的嘴角浮起一丝不易察觉的微笑。在她心里，这幅画像就是她逃出宫苑的通行证。果然，当匈奴呼韩邪单于向汉元帝请求和亲时，昭君自请“庭掖令”，求行塞外。她的选择里，包含了决绝、愤怒、孤傲和希望，同时也是对皇帝的报复。皇帝见到她时，因她的美貌大惊失色，他无论如何无法将画像上的形象与眼前的美人联系起来。他陷入深深的懊悔中。而这，正是王昭君希望看到的。在所有的后妃宫女中，只有王昭君成为一个主动的选择者，她不是用美貌来邀宠，而是用美貌来拒绝。不可一世的皇帝，正是她拒绝的对象。尽管她的选择具有悲剧性的意味，但在她心里，这已经具有了叛逆的意味。官方意识形态一厢情愿地将王昭君解释为挺身而出的爱国者，而在王昭君心里，她是以出走的方式表达她对宫廷内部权力关系与两性关系的抗拒。

    与秦朝不同，汉朝政府在对匈奴人的战争中一败涂地，“白登之围”就是一个著名的战例。在这种情况下，和亲政策，将汉朝公主和宫女嫔妃嫁给匈奴单于，成为皇帝采取的主要外交政策。昭君出塞之前，在西汉自高帝至宣帝140年的时间里，前后共有13位公主嫁到了塞外，除一位嫁给乌孙王之外，其余全部嫁给了匈奴单于。这13位公主，均为刘家王室之女，其中有两位分别是景帝和武帝的亲生女儿。

    王昭君通过叛逆获得的自由是有限的。她不可能彻底摆脱权力强加给她的规定性命运。而那茫漠的塞外，也没有传来有关她命运的确切消息。在我看来，王昭君并非一个为国分忧的爱国者，而是一个自我完成者。

    但无论怎样，女性的身影，开始在长城这个关键的历史结点上出现了。这些芳香的身影，成为道路的事业的坚定支持者。而她们连接道路的方式，不仅通过自己的双脚，更通过血液——她们将长城内外的血缘联系在一起，使皇帝与单于成为一个家庭的成员。对于这个历经战乱的国度来说，血缘，是一种最为牢固的粘合剂。

    作为一项行之有效的政策，和亲制度在唐代得以延续。由汉至宋，是长城的相对沉寂期。由三国并立，经两晋、十六国、南北朝，中原农耕文明产生分化，统治中心一度呈“耗散”状态，从宋代开始，被耗散的中原文明才重新聚合，向农耕文明与草原文明的均衡态势回归。此后，“北方游牧民族越来越有能力问鼎中原。他们在北方徘徊了1500年，一直想南下参与中原的事务，但都未能如愿，只是对中原农耕民族构成威胁。宋朝以后，他们才在政治、经济、军事上有了问鼎中原的能力。”（董耀会：《沧桑长城》，第151页，上海：东方出版中心，2007年版。）辽宁的重要性，也只有在这个时候，才凸显出来。

七、中国体系的形成

    从以上几章我们可以得知，辽宁并非嫁接在中华版图上的一个零件，而从来都是帝国肌体上一个不可或缺的器官。关键性的地理位置，赋予它不言而喻的重要地位。向外，它的北部贯穿着一条重要的屏障——长城；向内，条条大道通向深远的内陆，血脉畅通，从无阻遏。

    汉代长城又向南缩进若干公里，在与燕、秦长城平行的位置上停留下来，这表明，来自匈奴或者东胡的压力在日益加强。直到曹操北征乌桓取得成功，中国北方才正式纳入汉族政权的政治版图。如第二章所述，曹操也因此抵达大海边的碣石，表达这匹老骥的千里之志。但北方少数民族政权始终存在，无论他们入主中原，还是偏居塞外，作为一种顽强的力量，他们从未从中国的历史地图上消失。在狭隘的中国观中，他们被形容为凶恶的敌人，许多史书和文学作品至今延续着这样的观点。但是，如本书第二章如述，辽宁地区内部包含着一个多元竞争的民族体系，如果将这种观点放大，我们就不难理解，整个中华民族，本身就是一个多元竞争的民族体系，辽宁地区与整个中华民族具有某种同构关系。这种竞争，可能以和平，也可能以战争的方式出现。战争固然带来生灵涂炭，但它同时打通了文明的通道，为文明的交融创造条件。对此，法国史学家雷纳• 格鲁塞在谈论蒙古人战争的结果时，精辟地指出：“蒙古人几乎将亚洲全部联合起来，开辟了洲际的通路，便利了中国和波斯的接触，以及基督教和远东的接触。中国的绘画和波斯的绘画彼此相识并交流。马可• 波罗得知了释迦牟尼这个名字，北京有了天主教的总主教。将环绕禁苑的墙垣吹倒，并将树木连根拔起的风暴，却将鲜花的种子从一个花园传播到另一个花园。从蒙古人的传播文化一点说，差不多和罗马人传播文化一样有益。对于世界的贡献，只有好望角的发现和美洲的发现，才能够在这一点上与之比拟。”（[法]雷纳• 格鲁塞：《蒙古帝国史》，第278页，北京：商务印书馆，1989年版。L’Empire Mongol,Par René Grousset,E. De Boccard,Editeur,1941.）

    从大历史的角度看，这些与中原民族产生深刻的政治和经济联系的民族，都是中华民族中的一部分。连西方最权威的汉学家，都持有这样的观点：“中国传统的历史学把契丹、女真和蒙古人描述为闯入‘中国人’领土的‘外人’。然而，这是一个错误的简单化认识，应当将其永远根除。无论现代的历史地图集是如何标示的，唐人同其前人一样，从未对北部边界作出过任何明确的界定。”（[德]傅海波  [英]崔瑞德编：《剑桥中国辽西夏金元史》，第7、8页，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版。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China,Volume 6:Alien Regimes and Border States,907-1368,edited by Herbert Franke and Denis Twitchett,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4.））这些边疆少数民族，只是“外族人”，而不是“外国人”。这些“外族”，全部应当含纳于中华文明体系之内。“汉人与非汉人之间的对抗，不能以传统的中国方式构想为高等文明与野蛮之间的对抗。无论如何，不能设想从10世纪起在中原的土地上建立了国家的那些征服者是突然间冒出来的，也不能设想他们是在政治组织和文化成就都微不足道的水平上骤然起家的。”（同上，第13、14页。）如本书第二章所述，他们的文化，是在充分竞争和优化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他们所建立的政权，并非现代国际法意义上的国家。对此，著名的《剑桥中国史》，还引用了“多国制”的概念。这种“国”是“国中之国”，即中国内部的区域性政权，它们共同构成一个庞大的“中国体系”。“如果说中国的分裂时期一直持续到1276年，那么政治上的四分五裂状况无论如何在很多方面——包括外交往来的技术性问题，如我们所示——还是被一种共同的中国文明所笼罩。中国的政治分裂中固有的地方主义在某种程度上被其他因素所平衡，这些因素趋向于将那些‘藩’国包容进一个中国人的更大的文化共同体中去。”（同上，第21页。）这种情况曾经在中国历史上反复出现。

    无论辽宁的治权归属哪一民族，它作为文明过渡带的地位却从未改变。它如同一把钥匙，谁掌握了它，谁就有资格打开对方的大门。但在更多时间里，这扇门本身就是开启的，辽宁与中原的阻碍并不存在。比如宋代，“宋代国家的边疆从来就不是封闭的，尽管对于生活在国界任何一边的普通人来说，不可能去做私人旅行。贸易，外交，尤其是对一种共同的文化遗产的记忆，极大地缓和了中国的政治分裂状况。”（同上，第21、22页。）“它在11-12世纪征服王朝时期是以高度的现实主义政治为特征的。依靠军事手段既不能打败契丹人的国家，也不能打败女真人的国家，宋-辽以及宋—金关系史成了这样一种关系史：相对短的战争和主要通过输纳大量银绢以换得的相对长的和平，停停打打交替进行。1005年宋辽缔结的澶渊之盟成了处理日后冲突的一个样板，在金灭辽之后，金人认为自己是辽的合法接替者，因此理当从宋朝廷得到与从前同样的岁赂。澶渊之盟除了所允诺的岁赂（这比“贡”更可接受，宋人曾以小心翼翼地避免使用这一叫法，因为它含有臣属的意味）以外，其内容还包括同意修正边疆地区的边界，以及如何处理地区和有争议交界区的动乱的规定。盟约亦确立了沿边的互市，开始由国家监控的商业贸易。”（同上，第19页。）

    不难想象，在文明碰撞的间歇期，处于文明衔接带或曰过渡带上的辽宁，汇聚着各种人种。这意味着，在中世纪以前，辽宁的许多古城，如襄平（辽阳）、候城（沈阳）、龙城（朝阳）等，已颇具国际化大都会的气象。那里是许多条道路的交叉点，各种肤色的面孔出现在北方的城郭街道中，与各种奇迹不期而遇。在街道的两旁，陈列着各种店铺，诸如瓷器铺、皮革铺、铁匠铺、烟草铺、绸缎铺、药材铺、山珍铺、乐器铺……各种货物的气味在北方清澈的风中混和在一起，形成一种古朴陈旧的气息，在空气中弥漫。

    在这些街道上，有时还有使臣驰马飘过，荡起厚厚的尘土。他们的身影在街道上一闪而逝，仿佛阳光下的幻影。每个人都忙于自己的事情，没有人关注他们。他们是道路上最快的过客。他们的任务，就是以最快的速度从道路上通过。道路会经常性地将他们遗忘。但他们是对道路有决定性作用的人。他们囊中的文件，往往将所有人的命运都包含其中。至少在那个时候，翻译就已经成为一门职业。而汉文，已经成为约定俗成的外交语言。至少在宋代，没有任何宋朝官员能够读懂某种非汉字的原文文书。这种情况在明朝发生了深刻变化，当时建立了四夷馆，它为当局的外交往来提供外族语言文字的基本知识。

    在此，必须对长城的性质作进一步的界定——长城从来不是作为国界存在的，本书一贯只将它视作文明的分界线而已。这条文明的分界线，其实也是模糊的，不确定的，因时代而变化的，这就是长城不断摆动的原因。严格来说，将文明分开的，不是一条明确的线，而是一个带。本书也因此更多地使用了衔接带或者过渡带这样一种称谓。“从来就不存在一条连续不断的防御线或经过划定的边界。倒是有一串设防的边疆州和县，战略要地筑有少量要塞，一些屯田、军马场、烽火台和警戒哨所散布在各处。这是一个纵深防御体系。”（同上，第8页。）“唐代中国的‘边界’概念是一个多层次的概念。它有一个外部环状地带，那里的人民因为加入了纳贡体系而成为‘中国世界’的一部分；有一个在羁縻制间接统治下的部落民的内部环状地带；还有唐朝军事防御体系的外界和有效的文官管理的外界。”（同上，第9页。）从某种意义上说，究竟哪个民族在主导着辽宁的历史，其实并不是重要的，因为所有的游戏，都是在大中国体系的框架内进行的。

   总有一些道路会想方设法地绕过长城，深入到彼此的文化区域中。所以，尽管长城试图阻止道路，并已不容置疑地表明了它的权威，但道路却从不躲避那条厚重的城墙，而是时常与它纠缠在一起。这使这一地带的文化生态更加复杂。大量北方少数民族，就在长城以内生活了许多个世纪，不同民族间的杂居和通婚，从来没有中断过。其中一些人部族已经部分或者完全地融合。与此相对称，这一区域的大量汉族人，却在某些方面采用了少数民族的生活方式。

    一个古老的趋势在延续——一个又一个政权，在辽宁的土地上建立和成长，并留下许多至今令人仰望的历史遗迹。其中最引人注目的，当然就是女真人。“女真人和蒙古人的特点在于，10世纪以后边界本身已经移动了：金和蒙古的帝国外界已不同于中国世界的传统边界，也不同于辽、金与宋之间的边界，而是一个‘扩大的中国世界’的边界，这条边界是通过契丹人对今蒙古、辽宁、吉林和黑龙江等地的占领，并以唐代中国的模式为基础在这里立国、确立边疆关系体系后形成的。所有这些民族都不是作为新来者或与中国体系无关的完全的局外人而强盛起来的，他们很久以来就已经是中国体系中的一部分。由于生活在边缘地带，他们可能更熟悉偏远的边疆地区，而对王朝权力和文化的真正中心不甚不解，但是，从某种程度上说，他们毕竟仍是参与者。”（同上，第11页。）

四、科斯定理

    牧民养的牛走到了农夫的田里，把麦苗吃了，给农夫造成了损失。这是牧民与农夫之间的矛盾，也是牛与麦苗之间的对立。这是科斯用过的一个比喻，后来被学者们反复引用，并被命名为“科斯定理”。

牧民与农夫的故事是人类历史上最古老和最重要的故事之一。在西方，它仅次于亚当和夏娃的“原罪”。这桩原罪导致该隐和他的弟弟亚伯的诞生。“亚伯是牧羊的，该隐是种地的。”这就是我们人类的始祖。中国始祖传说同样具有类似的暗示。炎帝姓“姜”，“姜”即“羊女”，它透露出“牧羊的母系社会”的信息，人们称他为“神农氏”，又表明他是农夫的先祖。（参见盛洪：《长城与科斯定理》，原载《南方周末》， 2007年7月26日。）也就是说，人类自从诞生，就被放置在游牧与农耕的双重选项中，人们只能选择其一，而无论选取了哪一项，都将与另一选项构成矛盾。

    早在1900年，梁启超就在《中国史叙论》里指出：“地理与历史，最有紧切之关系，是读史者所最当留意也。高原适于牧业，平原适于农业，海滨河渠适于商业。寒带之民，擅长战争；温带之民，能生文明。凡此皆地理历史之公例也。”（转引自郭双林：《西潮激荡下的晚清地理学》，第59页，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

    上一章谈到，历史学家将400毫米降雨线，作为划分游牧和农耕两种文明的界限。在科斯设定的牧民与农夫的故事中，农场与牧场的土地是同质的，它既可以作农田，也可以作牧场，这是双方冲突的原因；而400毫米降雨线的出现，则划分了两种不同性质的土地，它们并存，而且无法互换。仿佛精心设计的寓言，牧民和农夫的角色，不是命中注定的，而是由他们所处的土地的性质决定，他们一旦进入对方的区域，他们就会转换身份——农夫如果向北越过这条线，就变成了牧民；牧民如果向南跨越了这条线，就变成了农夫。原因很简单，无论是牧民还是农夫，都无法带走自己的草原或者田园，而只能选择与环境最适宜的生存方式。这条降雨线，于是成为两种文明的漫长的边界。牧民与农夫的争斗，就是沿着这条线展开的。如拉铁摩尔所说，“在这两个主要社会秩序接触的正面，以及它们中间许多小的外围社会，常常会扩展成一个接触与退缩、征服与反征服、坚持与妥协的过渡地带。”（[美]拉铁摩尔：《中国的亚洲内陆边疆》，第512页，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有意思的是，这种争斗只能在这条线（带）上进行，一旦越过这条线，他们的立场，就会随身份一同发生转换。

    这时，一个惊人的事实出现了。长城，刚好在这条降雨线上耸立起来。它如同一道镶嵌着花边的篱笆，分开了牧人和农夫的土地。仿佛长城的建造者是建立在对降雨量的精确测量之上，它们的线路惊人地吻合。

长城准确地出现在文明的分界线上。如同喜马拉雅山脉是两个大陆板块发生物理冲撞的结果一样，长城在地表上隆起，原因在于两大文明板块的相互冲撞与挤压。在欧亚大陆西端，“自欧洲西部侵入、掠劫并占领罗马帝国残余的多半是森林少数民族。他们有一个包括畜牧、农耕及狩猎的混合经济。”（参见[美]拉铁摩尔：《中国的亚洲内陆边疆》，第244页，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而在大陆东端，对于中国人而言，匈奴—突厥—蒙古始终是令人不寒而栗的民族。草原民族的游牧性质使他们从来都漂泊不定。据《蒙古帝国史》透露，“亢旱的年头使畜群倒毙，引起饥荒，迫使游牧者向耕种地的边缘寻找活路。”（[法]雷纳• 格鲁塞：《蒙古帝国史》，第271页，北京：商务印书馆，1989年版。L’Empire Mongol,Par René Grousset,E. De Boccard,Editeur,1941.）有关草原与内陆的冲突，该书认为：

    “游牧生活实际上使突厥—蒙古人，对定居人民处于显然优势。游牧人——一般的说是骑马射箭者——具有流动性，几乎有到处皆是神秘性。他们的失败不发生什么后果，因为他们可以立即逃走。欲使他们受到惨痛失败，中国的军队就要进攻至于戈壁沙漠的北边，至于鄂尔浑河和客鲁涟河之上，即他们安放其财产，即畜群的地方。当第8世纪时候，一个突厥汗王想在鄂尔浑河上建筑一座和中国一样有城墙的美国的国都。他的老谋深算的谋臣暾欲谷对他说：‘你要小心呵！现在你在中国人面前可以无限制地退却，所以你是不可制服的。如果你将自己关在城垣里面，你就要失败。’从另一方面说，当成吉思汗的左右劝他暂停对唐兀人的战争时候，曾对他说，唐兀人住在城里，总是可以在原地方找到他们。由此可见，定居人民常常是容易受攻击的，而掠夺的入侵几乎是一定可以成功。即使其结果是失败，而在开始时候也可以带来战利品和欢宴。如果事有凑巧，中国人的宫廷里面或是兵营里面发生了什么骚动因而边境空虚，就可以征服一座城、一个省、一个帝国。这就是历史上中国和蒙古关系中的一种规律。如果细究中国的编年史，突厥—蒙古人的掠夺性入侵是经常性的，除在汉、唐全盛时期以外，几乎每十年就有一次。如果这个朝代正在强盛时候，侵掠仅仅是侵掠，有如虫螫在广大的帝国躯体之上。如果机能有了毛病，这就是死亡。

    “根据上面的举证，我们可以总括地说，周期性的侵掠（和相应的定居人的反攻）是突厥—蒙古人和中国人关系的通常形式，而真正的入侵，即征服，只是例外的偶然事件，大约有百分之一的机会，它常使征服者们自己不知所措。”（同上，第272、273页。）

    有学者甚至企图透过气候变化的规律，寻找匈奴—突厥—蒙古人入侵中原的周期性规律。这无疑是一项充满刺激性的研究，学者们据然能够通过温度与湿度的曲线变化，感受到历史的跌宕起伏。在欧文•• 拉铁摩尔看来，“气候的周期性运动足以影响历史，这个周期性运动只能在历史听任其发展和黄河的防线放松的时候，才能够发生作用。”（同上，第271页。）

    为什么在更多的历史时段里，冲突总是自北向南地进行，为什么总是北方游牧民族的金戈铁马挥师南下，而不是相反？这首先是因为中原地区丰富的物产与瑰丽的文明，对北方游牧民族构成永久的诱惑。即使在千里之外的草原，北方民族也能够看见南方的舞榭歌台，聆听到那里的丝竹管乐，来自南方的所有气息，都如熏香般，缭绕在北方民族被冰雪冻结的梦境里。中原1日不放慢自己文明的脚步，这种诱惑就不会消失。如同格鲁塞所说：“这些可怜的突厥—蒙古牧民在干旱岁月里越过一个又一个干涸的水沟，冒险穿过荒芜的草原，来到耕地边缘，在北其里（河北）或河中地区的大门边，吃惊地凝视着定居文明的奇迹：成熟的庄稼、堆满粮食的村庄和豪华的城镇。这一奇迹，或者说，它的秘密——维持人类的繁荣所需要的辛勤劳动——是匈奴人所不能理解的。如果他受到蛊惑，他就会像他的图腾‘狼’一样，在雪天潜入农庄，窥视着竹篱笆内的猎物。他还怀有闯进篱笆、进行掳掠和带着战利品逃跑的古老的冲动。”（[法]勒内• 格鲁塞：《草原帝国》，第5页，北京：商务印书馆，2004年版。）这是驱动那些马蹄不知疲倦地向南奔跑的直接动因。而中原民族北上草原的动力，则要弱得多。

    梁启超分析南北方的民族性格时曾经指出：自明以前，何以起于北方者其势常日伸，起于南方者其势常日蹙？那是因为寒带的人悍烈，温带的人文弱。东北诸少数民族，何以两千余年迭相入主中原？那是因为他们生活条件艰苦，所以骁勇善战，而中原汉民族的性质正好与他们相反的缘故。彼族一入中国，何以既失其本性，同化于汉人？也是地质使然。（转引自郭双林：《西潮激荡下的晚清地理学》，第59页，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

    通向南方天堂的捷径藏在马蹄里。而北方游牧民族与马的关系，显然比田园里的农夫们更加密切。有关骑马民族的记载始于公元前500年左右。（参见[美]拉铁摩尔：《中国的亚洲内陆边疆》，第41页，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草原是马的故乡。草原之子是牧马人出身。无论是西方的伊朗种人，或者东方的突厥—蒙古种人，是他们发明了马服，正像在博斯普鲁斯出土的辛梅里安人时期希腊花瓶上所看到的斯基泰人所穿的服装一样，或者像我们从中国人那里听到的那样，中国人人于公元前300年在骑兵交战时仿效匈奴人，以裤子取代了长袍。”（[法]勒内• 格鲁塞：《草原帝国》，第14、15页，北京：商务印书馆，2004年版。）尽管有赵武陵王大力倡导，但“胡服骑射”并非在中原内陆真正发展起来，相反，一个乘马游牧民族社会却在北方草原上迅速兴起，无边的草原，唤起了牧人们奔驰的巨大热情。 “闪电般突然袭击的牧马人是能在远距离射中敌人的马上弓箭手，他们在撤退时能发射出箭，他们在交战时所使用的武器，同他们捕捉野味或母马时所用的一样，都是箭和套索。”（同上，第15页。）中原农耕民族在这场马上竞赛中输到的后面，正如魏特夫所说：“虽然中国（指中原王朝，下同——引者注）常有战争，但中国的经济及社会却不是为战争而组织的。相反，它们在战争中极为脆弱，特别是灌溉工程，只要短期间内不管理修浚，就会毁坏。至于游牧社会，却可以很容易地从和平转为战争。而且，掠夺中国少数民族是一种诱惑，而征服草原却不能同样诱惑一位中国皇帝。”（[美]魏特夫：《中国经济史问题》，第325页，1927年；转引自[美]拉铁摩尔：《中国的亚洲内陆边疆》，第41页，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这表明，一支强大的骑兵军，不是某一个胸怀壮志的帝王调教出来了，而是一种文化训练出来的。或者说，它不是一种个人选择，而是一种文化选择。“一种技术只有在适合一个社会的需要时，才能显现出其重要性。”（[美]拉铁摩尔：《中国的亚洲内陆边疆》，第43页，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所以，躬耕垄亩的农夫们永远无法抵挡呼啸南下的蒙古铁骑或者女真骑兵。前者拥有空间，但后者拥有速度，并进而通过速度，来获得了对于空间的掌控权。清朝入主中原以后，皇帝仍然致力于将他们的骑射传统制度化，不仅在承德开辟了他们围猎的苑囿，甚至在紫禁城里，还开辟了骑射的演习场地。

    马上民族具有了军事上的优势。这种军事优势，更使他们南下的冲动变得无法遏制。马蹄与刀锋上闪烁的光芒，与南方的珍珠玛瑙所折射的光芒相比，丝毫也不逊色。据格鲁塞透露，“他们的身体状况和生活方式，都已经变得适应了这种迁徙。”（[法]勒内• 格鲁塞：《草原帝国》，第12页，北京：商务印书馆，2004年版。）“他们从孩提时代就受到训练，在一望无垠的大草原上奔跑着追逐鹿子，习惯于耐心的潜步追踪和懂得捕捉猎物（他们赖以生存的食物）的各种诡计，他们是不可战胜的……他在对他的敌人发动突然攻击之后，就消失了，然后又出现，紧紧追随敌人，而不让自己被捉住，像追逐猎物一样，他折磨对方，拖垮对方，直到他们的对手筋疲力尽。”（同上，第6、7页。）高寒的北方草原用苛刻的条件来拣选生存者，而北方生存者，都学会了从严酷的环境中汲取生长的营养，他们似乎生来就是为着残酷的较量与决斗。“戎”这个字，在周代，就是人们对北方游牧人群的称谓。（参见王明轲：《华夏边缘——历史记忆与族群认同》，第138、139页，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年版。）

    马镫的发明无疑是重要的。这使我们在气候之外，寻找到另外一个决定历史的因素——技术。匈奴人和东胡人都是从中原王朝得到的铁，但是匈奴人却用它制造了马镫。这为他们缔造一支铁血骑兵提供了物质基础。拉铁摩尔把马镫视作“骑射效率的表现”，“因为它可以让人在奔驰中很准确地回射，这是草原战士最厉害的一种战术。”（[美]拉铁摩尔：《中国的亚洲内陆边疆》，第64页，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从“赵武灵王胡服骑射”的描述中，我们知道，胡人，即匈奴人，至少在战国时代就已经掌握了骑射技术，但那时是否发明了马镫，却不得而知。我们越是关注历史的细节，越发现我们所知甚少。顾准也说：“匈奴什么时候成为骑士，不可考。也许他们的手工艺制作不了车辆或战车，自然而然逼迫他们成为骑者。”（《顾准文集》，第302页，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马镫和封建主义》一书的作者林恩• 怀德说：“在有马镫以前，骑者的座位是不牢靠的。马嚼子和刺马距可以帮助他控制他的骑乘；没有马镫的鞍子可以固定他在马上的位置，可是他的作战方法还是受到很大限制。他原初是一个运动迅速的射手和投枪手，剑战是受到限制的，‘因为没有马镫，你那挥剑的骑士，当他出色地大挥转他的剑猛砍他的敌人的时候，只会落得一个打不中敌人却自己翻身落地。’至于说到用长矛，在马镫发明以前，它是在臂膀末端挥动的，打击力量来自肩膀和肩肌。马镫使力量大得无比的一种打击方式成为可能，虽然马镫并不要求这个。现在骑者可以稳稳地横矛双臂与躯体之间来攻击打他的敌人，打击不仅来自他的肌肉，而且来自他本身和疾驰前进的骑乘的联合重量。”（同上，第296、297页。）马镫的发明不仅提高了北方游牧民族的作战速度和灵活性，而且改善了他们作战的效率，把游牧民族的游动性发挥得淋漓尽致。马镫使马匹、骑士和武器联系成一个有效的整体，甚至与他们高纬度高海拔的地理条件联成一体，产生一股势不可挡的强大势能。所以，汤因比把游牧人称作“一种半人半马怪”。

    在北方民族军事威胁的笼罩下，农耕民族早已开始了对他们的妖魔化过程。他们在传说中一律被描述成妖魔鬼怪的形象。而北方游牧民族奇异的服装，也刚好与这一形象吻合。卡夫卡在他的小说里把自己虚构成中国南方人，他说：“我生长在中国的东南方，那里没有北方民族能威胁我们。我们在古书里读到他们，他们本性中所具有的残忍使我们坐在平和的树阴下喟然长叹。我们在艺术家们真实描绘的图画上，看到那一张张狰狞的脸面，张得大大的嘴巴，长长的獠牙，眯缝斜视的眼睛像是已经瞄中了猎获物，马上要抢来供嘴巴撕裂、咬啮似的。要是孩子撒泼，我们就给他们看这些图画，于是他们吓得边哭边往你怀里躲。我们从未见到过他们，假如留在自己村子里，我们永远也见不着他们，即使他们骑着烈马径直追赶我们，——国土太大了，没等到追上我们，他们就将消失得无影无踪。”（《中国长城建造时》，见《卡夫卡全集》，第一卷，第386页，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

    辽宁长城的主要防御对象虽然不是匈奴人，而是上一章讲到的东胡人。但大致的情况是一样的。没有东胡人，就不会有燕长城。东胡人可以被视为长城的建造者之一。是他们与中原的汉人们共同构筑了那条漫长的血线。长城的材料的石头，但石头的材料是血肉。长城如同一个巨大的机器，吸纳了无数人的生命和血肉。所以，战争年代的长城应该不是冰冷的，而是有着炙人的炎热，手摸上去，就会哧地升起一股烟儿，它的热度不是来自太阳的炙烤，而是来自所有兵士们的血的温度

    在中原王朝看来，长城是制止胡人和东胡人马队的最有效武器。无论多么快速的马队，在城墙面前都不得不停下它们的脚步。如同一层坚硬的铠甲，长城为“诸夏”的血肉之躯与“狄夷”的弯刀划出了一道安全的距离。这一点很像孙悟空给唐僧划出的圆圈，它意味着安全、可靠，跨出一步，风险就会即刻降临。所以，对于“诸夏”而言，长城是作为安全与凶险的临界线存在的，安全亦或凶险，都可以通过长城，问询对方的消息。那些冰冷的城墙，随时向人们发出危险的讯号。“我们能够想像出那五里墩升起篝火时的壮观景象。边塞上的杀戮已经开始，马匹在交汇处昂起了头，长啸之间传来人头落地的声响。刀锋与刀锋在刹那相逢，使人与人的缝隙里闪现出火花——另一些人则登上了设置在高处的五里墩燃起了狼烟，笔直的烟雾升到高空，被五里之外的另一五里墩上的观察者所目视，便燃起了自己的那一个。我们便看到一列高高的烟柱均匀地排列在大地上，它从杀声之中起始一直深入到人的幸福，使那安宁的得以动摇，使襁褓中的婴儿从那烟柱里谛听自己的啼哭——那烽烟构成了世界的边界，环绕着能够容纳我们的时空。”（张锐锋：《古战场》，见《蝴蝶的翅膀》，第208页，北京：解放军文艺出版社，1999年版。）

    墙，始终是中国历史上的一个强大的意象，它以强硬而单调的造型来体现它的权力。即使在今天，墙的权力也没有得到弱化。在西方的建筑中，围墙并不多见，西方建筑的核心意象是广场。作为一个人人可以伫足的开放性空间，广场暗示着机会的均等，广场取消了身份的重要性，使身份各异的人们汇集到一起。广场的本质，是它的公开性。而中国的建筑，则始终无法摆脱墙的围困。无论多么小的院落，都要有一个院墙，尽管这个院墙可能是象征性的，用简易的树枝围成，但它给人的心理安慰却是不可取代的。而各级衙府，乃至宫殿，则无不围以高大的围墙。墙，不仅执行着实际的防卫功能，而且成为地位的标志。身份不同的建筑，拥有级别不同的围墙。甚至在院落的正门内或者正门外，还要加设一道影壁墙，用以消解视线的穿透力。墙阻挡了我们的目光，使墙内的事物越发显得神秘和诡异。它突出了中国政治作为黑箱政治的本质。墙的本质，是它的私密性。实际上，即使皇宫的高墙，也只能在一定程度上执行它的防卫使命，它不代表真正的安全。真正的安全，是藏在人的心里的。万历年间那件著名的梃击案，就是对重重宫墙的一个绝妙的反讽。万历四十三年（公元1615年）5月初四，端午节前的一个黄昏，一个手持枣木棍的陌生男子从东华门闯入大内，接近了太子朱常洛居住的慈庆宫门前，穿过两道宫门，直奔前殿檐下，才被七八名宦官捉住。在此之前，重重宫墙对他已形同虚设。这类事件，在历史上屡次发生，屡禁不绝。这证明墙对安全是许诺是不真实的。但即使如此，没有一个皇帝，甚至很少有臣民，能够摆脱对墙的依赖。皇帝把自己的宫墙无限放大，就成了长城。只有帝王，才具有如此胆大妄为的想象。也只有专制体制具有这样的强制力，使这一不着边际的想象得以实现。皇帝的想象开启了一个没有尽头的事业，长城无论是空间上，还是在时间上，都是没有尽头的。那些最早开启了这项事业的君王们，无论怎样高瞻远瞩，都不可能看到长城的尽头。长城远在千里之外，在宫殿深处，他们不可能看到长城，但长城几乎无时无刻不在他们的心里。长城是他的帝国的最大的院墙，而戍边的将士，则是为他看家护院的家丁。在冷兵器时代，国土越大，它所需要的城墙和军人就越多。所以，国家的强盛与它所需要支付的费用是成正比的。越是富足就越是危险。在皇宫的宫墙、都城的城墙，以及边塞的长城之间，存在着微妙的联系。这些级别不同的墙环环相叩，共同组成帝国的防卫体系。波希米亚的卡夫卡对此有这样的描述：“我们的国家是如此之大，任何童话也想像不出她的广大，苍穹几乎遮盖不了她——而京城不过是一个点，皇宫则仅是点中之点。作为这样国度的皇帝却自然又是很大，大得凌驾于世界的一切之上。可是，那活着的皇帝跟我们一样是一个人，他跟我们一样躺在一张卧榻上，诚然，卧榻是很宽大的，但也可能是很窄很短。”（《中国长城建造时》，见《卡夫卡全集》，第一卷，第388页，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皇帝把长城视为安全的最大边界。只有长城存在，他们才能在他的卧榻上高枕无忧。只有长城真实地存在着，皇帝们才能忘记长城，怀抱着娇妃沉入梦乡——皇帝的头颅从来都是与宠妃们的柔腰配套的，只要条件允许，他们的大脑都会本能地贴近美女们的软腰，这一点就像战士们的头颅是专门为屠刀准备的一样明确无误——而长城一旦出问题，皇帝们就要坐卧不安、无所适从。长城的安危决定着皇帝的生活质量，而宫殿的权威，也是依靠长城的权威维系的。是宫殿的意志创造了长城，同时，宫殿也要看长城的脸色，所以，所有的宫殿，对长城从来不敢怠慢。长城就是这样不断扩大它的势力，以不可一世的架势横亘在崇山峻岭之间的。但皇帝们忘记了一点，就是来自长城内部的反叛，同样可以使自己死无葬身之地。在本章的最后部分，将为此提供详细例证。

    长城，是我们民族思维模块化的最好证明。长城的体系无论怎样复杂，都可以划分成一些不同级别的基本模块，然后按照一定的比例，对模块进行排列组合。这既证明了中国人的创造性，也证明了中国人的局限。它表明了中国人善于把复杂的问题简单化的天性。它的好处是使复杂的问题变得易于解决，它的缺点是这种解决只是直观性的，而并不是逻辑性的。

但无论如何，作为一种被放大到极致的墙的意象，长城耸立起来了，它像一个巨大的标志，对身份进行了认定和划分。墙外的人同时被宣布为这个自足世界里的局外人。我们不妨换一个视角，把自己想象成墙外的胡人。我们骑在马背上，向温暖的南方驰骋。突然，一道长城出现了，它挡住了我们的视线，也挡住了我们的梦想。城墙规定了我们的界限，墙的另一侧，将是我们永远无法抵达的远方。那道墙不仅仅是砌在草原的边缘，也砌在牧羊人的心里。这时候，一种冲决的愿望就会变得不可遏止，积累越久，它的势能也就越大。

在谈到降雨线的时候，我们会发现一个不可忽视的事实——由于欧亚大陆上每年的降雨并不是平均的，这使400毫米降雨线在一个大致的范围内南北移动，并使草原与田园的面积处于不断的变动之中，而长城，也随着降雨线的摆动而摇摆不定。坍毁与重建，在草原与田园之间反复进行。但无论如何，长城始终不渝地追随着那条看不见的降水线，随时听从它的旨意。

    遗憾的是，无坚可摧的长城，在保全华夏的同时，却无法保护它自身。时间充当了比匈奴人凶恶得多的敌人，长城在它的夹击之下变得体无完肤。现在，即使在史籍的指引下，我们依然难以越过古地图中那些残缺不全的墨迹，与真实的长城相遇。

    两千年前的长城几乎已经成为一条抽象的长城，但我仍执迷于寻找它具体的影象。为了寻找中国最古老的长城，我曾经多次在辽宁西北部游走，企图与那条业已消失的古代长城不期而遇。这不仅要看我们的运气，还要看我们的悟性。一个高明的寻访者理应能够通过山脉的走势判定长城的位置。敏感的人也会在那些山岭上得到风的暗示。在这里回荡了两千年的声嚣，不可能真的消失。所有消失、弥散的微量元素可能在某个特定的情境下突然遇合，像梦一样悄然复活。然后我们停下来，面对眼前的一道岭，谛听，在心里说，那就是从前的长城吧。山岭上锐利的太阳光线，已经标明了当年铠甲的亮度。

    在建平县北部努鲁儿虎山的山腰上，我终于找到一段燕长城遗址。那里差不多已是古代燕国的极北之地。它的首都在北京，边墙却在辽宁。燕国著名的太子丹，就是在壮士一去不复还之后，逃到辽东辟祸的。（很少有人知道，太子河这个名字，所指正是太子丹。它当时的名字叫衍水，是太子丹隐匿之处。据说太子丹在那里建立了一座太子城，位于今辽宁省新宾县下夹河境内，现在遗址尚存。）中国最北的长城，同时也是中国最老的长城。空间的深度与时间的深度遥相呼应。那条边墙是用蛮石砌成的，在山脊上蜿蜒，在历经两千多年的风雨之后，高度仍然有一米五左右。长城把山的海拔提高了一米五（从前可能更高），从此所有的山峰就便得不可逾越。它是决定性的，像君主的旨意一样无可置疑。

    燕长城的建立，与一个名叫秦开的人密切相关。他本是燕国大将，在燕昭王时期（公元前311——公元前279年）的一次战斗中，成为东胡的战俘。但战胜东胡人的念头在他心中从未泯灭。战俘的身份未能阻碍他了解东胡地区的地理环境，当他在几年后返回燕国时，这些都成为他致胜的法宝。在他的率领下，燕国军队把东胡军队打退一千多里。在秦开却胡半个世纪后，秦开的孙子秦舞阳，跟随在荆轲的身后，西出潼关，奔赴咸阳，义无反顾地执行刺秦的使命。为了防止东胡族卷土重来，燕国在从东胡族夺回的土地上设置了上谷、渔阳、右北平、辽西、辽东五郡——这是汉族政权在辽宁地区最早的郡县设置，又在渔阳至襄平（今辽宁省辽阳市）之间的山脉上，筑起长城。襄平（辽阳）也因此成为“辽东第一郡”。燕国与东胡在辽宁的山岭间进行过无数次拉锯似的战斗，战线如同一条晃动的绳索，在南北方漂泊不定。随着长城的节节长高，游动的战线，终于在长城沿线上，即辽宁的北部边缘，固定下来。辽宁的北部边界，也就成了整个燕国的北部边界。东胡人像潮水一样退去了，他们的地盘收缩到燕长城以北。辽宁的统治权，也由东胡人（乌桓人与鲜卑人），转交到汉人手中。

    我在辽西的许多地方都目睹了燕、秦时期的长城——它们被当地人称为“石龙”或者“土龙”。山脚下的村庄，那鸡鸣犬吠之地，或许就是当年的古战场；襁褓中的婴儿，或许就延续着某位英雄的血脉。在无数次的死亡发生之后，这名婴儿出生了。我们每一个人，都曾经是这样的婴儿。婴儿在熟睡。这时的长城是安静的。喧哗的长城也有安静的时候。安静的长城是迷人的，如同一个人，对自己所有的沧桑守口如瓶。

这段早期长城，在辽西地区分为南北二线。其中的北线，西起秦汉时期的上谷郡（今河北承德、张家口地区），在穿越茫茫的坝上草原之后，进入赤峰市境，主线沿英金河北岸向东延伸，折入辽宁省阜新境内，经阜新北高林台一带，再由彰武南经法库叶茂台一线，越过辽河、柳河，而进入铁岭镇西堡一线，抵达沈阳北铁岭新台子和抚顺浑河以北，与长城沿线墩台线相接。这条北线长城（又叫赤北长城），与北纬40。20’的纬度线大抵吻合，自西向东，穿越了阴河、英金河、老哈河、教来河、牤牛河，东过柳河、绕阳河和辽河，向辽东挺进。

    或许是有意设置的第二道防线，南线长城与北线平行，二者间距一般在40—50公里，从赤峰南喀喇沁头道营子出发，经赤峰县南五家子乡，过老哈河，进入辽宁省建平县北部老哈河东岸种畜场、老官地乡羊草沟北山。由建平县黑水乡、旺家乡，进入敖汉旗三官营子，至宝国吐乡，经土营子乡，直抵牤牛河沿岸，又过牤牛河，北延20公里，在库仑旗平安乡、白音花乡往东，进入辽宁阜新市境。

    于是，南北两线长城，在牤牛河汇合了，像两条支流，在一条更为广阔的航道上合并。然而，两条长城的汇合之后，却突然消失于辽河和绕阳河地势低洼的古“辽泽”中。但是线索并未完全消失，它会在某个不经意的时刻眷顾我们，为我们断线的目光提供新的方向。当那条在跨越牤牛河之后骤然消失的长城令我们陷入迷茫，有一些汉代的城墙和城址，在阜新市东北的紫竹台乡和高林台乡、沈阳东陵后山、新宾苏子河沿岸等地，清晰浮现，如同一本在时间中浸泡了太久的古书，字迹早已斑驳模糊，我们只好依靠少量清晰的字迹，想象它当初的完整：长城在合二为一后，继续向东，穿越柳河、沙河、绕阳河和辽河，进入法库、铁岭、沈阳北，经抚顺、本溪，在历尽千辛万苦之后，最终抵达辽东鸭绿江流域。这样的线路说明了一个简单的道理——如果说当年的汉族国君用长城把自己的国土围成一个巨大的院子，那么辽宁，始终都处在这个院子的内部。辽宁，和当时的整个华夏一样，企图在长城的臂弯里，高枕无忧。

                                                                        （未完待续）

                                    .祝勇.

一、时间的遗骨

    站在大地上，向北，无论我们从哪里出发，都能与长城相遇。长城笼罩在大地上，是我们必然相遇的事物。如果一个人对长城一无所知，那么，长城的存在一定会令他深感惊异和疑惑——它为什么总会横亘在我们的道路面前，难道它有未卜先知的能力？长城是最高的城墙，它占据着山脉最险要的位置，像山脉一样剧烈地起伏。面对长城，我们的目光永远向上。两千年里，人们面对长城的姿态从来没有改变。对于所有人，长城都是无法超越的事物。

    长城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我们的命运，我们通常对此一无所知，那是因为我们对历史——对自己的来路，一无所知。对于一些妄图成为好汉的人而言，他们能否成为英雄，首先要征询长城的意见。关于长城的这一功能，革命领袖的诗词中已经予以说明。这充分表明，长城在历史中的权威性是无可置疑的。长城以其巨大的体积，进入各式各样的史书。所有的史书都以它为荣，所以，它们喋喋不休，婆婆妈妈，从来没有停止过对于长城历史的讲述。

    长城如同一把刻度精确的皮尺，镌刻着我们的里程。在荒漠、山谷或者高原上，我们那么容易就通过长城确认了自己的位置。城垛、烽火台、城楼，按照某种固定的节律，反复出现。重复，容易使建筑本身显得单调和乏味，但长城的设计者却表达了他们对重复的迷恋，那些石质的城墙也在无休无止的重复中，获得了一种巨大的震撼力量，与千军万马的磅礴气势遥相呼应。所以，无论从哪个角度观望长城，它都有一种气吞万里的气势，和如跳跃奔腾的节奏，像一条道路、一条河流、一条雨后的彩虹、一个绵延不绝的回忆、一首有始无终的民歌、一个人的一生。这一切犹如盘起来的一条绳子，被叙述慢慢拉出去，拉到了路的尽头。

但是，还有一种长城，是我们肉眼看不见的，必须用心去体会，用大脑去想象。换句话说，我们能够看见它，但不是用眼睛，而是用别的器官。因为这种长城已经被掩埋在地下，不同朝代的荒草已经一层又一层地将它覆盖。这种长城以遗骨的形式存在着，它是过去的长城，是长城的始祖，现在我们能够看到的长城，都是继承了它的遗志才建立起来的——所有看得见的长城，都是由这些看不见的长城繁衍来的。

二、长城的时间起点

    公子小白在莒国的宫殿里听到了父亲被杀的消息时，他的脸上并没有流露出太多的慌乱。他的父亲是齐国国君，人们称他齐襄公。关于宫廷里的那场内乱，他一无所知。现在，他最重要的使命，就是回到齐国。在他的故乡，掩藏着他生存还是毁灭的秘密。那个秘密折磨着他，他急迫地试图解开那个秘密。他知道，与此同时，在另一个隐秘的地方，有一匹同样的马，在向昨日的宫殿飞奔。马背上的骑手，与他同样年轻，甚至，与他有着相似的容貌。他就是公子纠，自己的兄弟。谁先到达都城，谁就是齐国的国君。他们正在进行一场速度的较量。这是历史上最重要的一场体育比赛，等待他们的不是金牌，而是生或者死。这场比赛的成绩不仅与他们个人的命运密切相关，而且，与整个长城的历史密切相关。小白跨上马的时候，阳光的利刃刺痛了他的眼。他流泪了，不是因为胆怯，而是因为兴奋。这种兴奋使他颤栗。任何一个年轻人，在这样重大的关头面前，都不可能抑制住这种颤栗。这个后来被称为齐桓公的年轻人，此时对未来充满了预感，尽管在那个时候，命运尚未向他透露任何消息。

    公元前686年，从莒国通往齐国的道路充满险恶。各种形式的阴谋埋伏在道路的两边，随时准备断送公子小白的事业。有时，小白自己也会被马蹄声的单调与激烈所吓住。但是，他仍然能够把飞箭的声音，从马蹄声中分离出来。与马蹄声的急迫滞重相比，飞箭显得更加平滑和流畅，它的速度里包含着一种置人死地的果决。那支飞箭同样具有决定历史的重大意义。一个名叫管仲的中年男子隐藏在路边的树丛里，箭镞向奔马上的骑手迅速瞄准。他的机会只有一次，所以，这更像一场赌博。箭头沿小白飞奔的方向滑动，然后是“呯”的一声，箭飞出去，以更快的速度奔跑，它迅速追上的小白，管仲听到一声惨叫，那个年轻的身体从马背上消失了，那匹失去了负重的马仿佛受了惊吓，拖着一声古怪的长嘶，消失在道路尽头。

    小白用自己的假死骗过了管仲，也骗过了公子纠。作为公子纠的谋士、小白的政治对手，管仲再次见到公子小白的时候，自己已经成为他的囚徒，而那个从他的飞箭下逃生的年轻人，却是齐国的新任国君，人们称他齐桓公。最令他意外的，不是小白没有死，而是他听从了鲍叔牙的推荐，任命自己为国相。

    这是一项大胆的任命，它表明了齐桓公非凡的政治眼光。历史证明了他的先见之明。在管仲扶助下，齐桓公不仅创造了齐国的辉煌历史，他自己也被推到“春秋五霸”的位置上，成为春秋时代一位著名的政治明星。更重要的是，在他时代里，有人为后来的长城堆了最初的一坯土。我们无法看清那个人的脸，但他肯定存在，如果没有他，整个长城的历史都会显得不可思议。

    作为历史上最早的长城，齐长城最初是从河堤防洪工程脱胎出来的。管仲曾经在《管子》中写道：“五害之属，水为最大”。但谁也没有想到，那些高高低低的堤坝，后来成为阻挡入侵者的堤坝。我们从《左传》中得知，公元前555年，在晋国的号召下，诸侯的联合部队向齐国发起攻击，齐灵公“御诸平阴，堑防门而守之”，这句话的意思是从堑壕里挖出泥土附在堤防上，加高堤坝以防入侵之敌。这些泥制建筑，实际上已经具有了长城的性质。

    长城起源于堑壕的说法在学界尚有争议，在长城史上，堑壕身份可疑，尚未经过专家的验明正身。但是至少，堑壕战对于统治者的启发是巨大的，那些隆起的土墙，成为他们抵挡敌军箭矢的最好盾牌。它们是原始意义上的城墙，是长城的发起者。

    齐长城就是在这样的基础上生长起来，日复1日地加大它的体量，像历史本身一样，变得日益粗壮、厚实和冗长。在历经了齐威王和齐宣王两个时代以后，长城已经在公元前6世纪的阳光下完形。一百多年后，雅典人为了捍卫自己的出海通道，才在公元前457年在通往比利牛斯半岛上的三个港口大道旁，各修筑一道数十公里的城墙壁垒。

    大约在公元前656年，曾经有过一场耐心寻味的对话。对方双方，一个是准备伐楚的齐桓公，另一个则是楚国派往齐国的特使屈完。当时，齐桓公与屈完一起检阅了部队，他的目的当然是炫耀兵力。然后，齐桓公望着尘土飞扬的演兵场，对屈完说：我有这样的军队，谁能战胜？屈完的回答是：

“楚国方城以为城，汉水以为池，虽众，无所用。”

    几乎与齐国同时，楚国也修筑了自己的城池与城墙。它们是作为放大的盾牌存在的。在想象中，这种坚固的盾牌可以被放大到无限。齐、楚以及各国间的军备竞赛，为长城的生长注入催生剂。有意思的是，这种竞赛，不是侧重于进攻，而是侧重于防守。这种保守的防御思想，像一条坚韧的牛皮绳，牢牢地拴住中国的历史，在后世一直没有中断。其中暗含的心理因素，是我们破解长城密码的关键所在。

    没有人比齐桓公更了解长城。于是，在长城的逼迫下，齐桓公最终放弃了自己的进攻计划。但是楚国的噩运并没有因此而幸免。身为历史上最著名昏君之一的楚怀王，把这个一度强盛的国度送进了坟墓，与它同归于尽的还有一个伟大的文学家，他的名字叫屈原。即使遭到了流放，屈原的身体仍然固执地拦住楚怀王的车队。两千多年后，我们仍会对他声嘶力竭的苦谏寄予深切的同情。这位忠君者成了历史上独一无二的傻瓜，但在当时，他别无选择。世界上所有的昏君有着共同的品质，那就是对忠诚毫无反应，楚怀王也不例外。这将屈原以及他的国家置于彻底的绝望中。楚怀王也因此废除了自己长城的用途，而成为齐桓公事业的最大支持者。坚固的城墙没能阻挡楚国的灭亡，我们的诗人投江而死。关于他的死，民间传说还有另一个版本。他们认为，作为改革派的屈原是被他的政治对手捆绑后扔入江中谋杀的，但这一隐秘行动依然没有逃过人们的目光，目击者因无法说出真相，就以向江水里扔粽子的方式，暗示着谋杀的过程。

    齐桓公收到了来自燕国的求援，这证实了他作为春秋霸主的地位。当时的燕国已经被山戎和东胡的部落搅扰得坐卧不宁。根据管仲的建议，齐桓公亲率大军，前往燕国，与山戎和东胡作战。山戎军队一路溃逃，齐国与燕国的联军，一路追击到孤竹国。

    黑夜阻挡了大军的道路。本来军队是脚踏大地顺利地行进着，但他们所信赖的大地突然在黑夜中消失了，什么都没有了，士兵们寸步难行。就在这个时候，一股风沙开始了向军队的偷袭。这是一种不祥之兆。一阵恐惧突然袭上齐桓公的心头。只有当年那条横亘在莒国与齐国之间的道路，曾给他带来过这样的不安。他知道，这就是人们所说的“迷谷”了。这是一个隐藏着无数变数的神秘地方。他不知这里将发生什么。他在坠坠不安中捱到了天亮，这时，他发现自己的军队已经发生了奇妙的变化——队伍已经零乱不堪，他的士兵们，个个衣衫褴褛，表情呆滞。没有人能够带领他们摆脱困境，只有几匹老马，在冷风中漫无目的地前行。一个念头从他的大脑里闪过——只要跟随那几匹马，就能够走出迷谷。他不把它视为马的本能，而是视为来自上天的神秘暗示。后来的历史证明了齐桓公的直觉。不知从什么时候起，人们开始用“老马识途”这个成语，来纪念这一历史。

    这场战争的直接后果，是燕国在它的北方边界修筑长城，来阻止山戎和东胡的袭扰。与齐、楚长城不同，这是一条在中原民族与北方少数民族之间建立的第一条隔离带，而辽宁，刚好被划在了长城的内部。那是在辽宁境内较早出现的长城，是公元前3世纪（公元前300—284年）的燕昭王时代，紧随赵国的“阴山长城”之后修建的。这条自造阳（今河北省怀来县在大古城子）至襄平（今辽宁省辽阳市）的厚实的石墙，把东胡人的呐喊与马嘶隔在了外面。这是战国时代修筑的最后一道长城。它西起张家口、宣化，经燕山北麓沿围场进入内蒙古赤峰市北和敖汉旗，再转入辽宁省阜新东北，渡过辽河向南折去，经宽甸抵达辽东，直至今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清川江北岸，全长两千二百多公里。

    横亘在各国间的长城，最终没能挡住秦国军队的马蹄，它们的消失就像它们的耸立一样令人不可思议。秦国像一只胃口巨大的怪兽，坚硬的长城只能使它的牙齿变得更加锋利。它用铁制的牙齿咀嚼那些砖石，它的身体在各种残骸的喂养下茁壮成长。对于历史这个势利眼而言，齐桓公的伟业很快被遗忘了，一场更加宏大的事业已经提上议事日程。秦始皇废除了建立在各国间的长城，却制造了更大的长城，在一个更广阔的范围上把自己的帝国包裹起来。

三、秦始皇

    灭掉六国之后，秦始皇只剩下一个敌人，那就是北方的匈奴。每当他站在宫殿的台基上向北眺望的时候，他的想象都会被一片浩瀚的绿色所吞没。他决定建造一条巨大的城墙，来抵挡匈奴人的进攻。即使在今天，这条城墙也可堪称世界上最宏大的建筑，而它的建设，只用了20年的时间。

    《史记》、《汉书》等史籍记录了长城的成长史：

    “北据河为塞，并阴山至辽东。”（《史记》卷六《秦始皇本纪》。）

    “秦已并天下，用使蒙恬将三十万众，北逐戎狄，收河南，筑长城，因地形，用制险塞。起临洮，至辽东，延袤万余里。”（《史记》卷八十八《蒙恬列传》。）

    “起临洮至辽东万余里。”（《史记》卷一一O《匈奴列传》。）

    “北筑长城以备胡越，堑山填谷，西起临洮，东至辽东。”（《汉书》卷二十七下之上《五行志》。）

    “起临洮至辽东万余里。”（《汉书》卷九十四上《匈奴传》。）

    ……  ……

    透过纸页，我们听到了长城初建时砰砰磅磅的声音。我们无法想象那是怎样一个巨大的工地。秦朝是一个拥有两千万人口的国度，而参与筑城的人口已超过六十万。除了长城以外，那样规模的工地不曾没有在世界上任何地方出现过，寻常人想一想就吓破了胆。长城就在一片喧哗中诞生了。数十万人参加的一场规模巨大的合唱。它在合唱史上也是空前的。它汇集了所有来自丹田的呐喊，血液流动的声音像大河一样波澜壮阔，经久不息。长城是一条声音的线路，死亡前的最后一声呐喊应该是具有哲学意味的，它像磁带一样，被不断复制，输送到不同朝代的耳朵里。

    长城无疑是专制制度的物化体现，它以最大的篇幅，将制度的力量以物化的形式呈现出来。这种制度把所有的个体粘合成一个坚硬的整体。在严丝合缝的墙体上，没有一块石头能够获得自由。石头的命运，便是臣民们的命运。每一个人都被固定了，他们具有与建筑构件相同的属性。大秦帝国的臣民，与长城形成了某种同构关系。如果说他们之间有什么不同，那就是臣民们的承重力更加有限，他们健壮的肉体在这场没有止境的工程中随时可能粉身碎骨。现在我们能够看到的只是那些被按照固定模式排列起来的石头，而那些搬动石头的手，则早已消失了。那些手，曾经像石头一样被紧密地联系在一起，被帝国的意志所支配。那些手是无辜的，它们本来可以用来养桑种田，或者抚慰妻子苦闷的面庞，但它们现在成为实现帝王意志的工具。它们是工具，血肉制成的工具，它们本质上与其他工具没有任何不同。它们已经没有表情，只是像所有的工具一样，日复1日地重复着同样的动作，直到那些手受伤、腐烂，在空气中消失。如果我们说长城伟大，不如说那些手伟大，因为是它们缔造了长城，改变了石头的存在方式，使它们由自然的石头，变成经过编辑的石头。仅凭帝王头脑里的宏伟蓝图，长城是永远建立不起来的。但是帝王对那些手缺乏起码的敬意。那些手在修造长城的同时，也成为满足他支配欲的工具。长城，是秦始皇时代的每个臣民无法躲闪的命运。从这个意义上说，它也是一台无可比拟的巨大绞肉机。长城试图解救所有受到战争恐吓的身体，但事与愿违，它成了身体的最大虐待者，它的残忍程度丝毫不逊于战争。1917年，在波希米亚王国首府布拉格一间晦暗的屋子里，卡夫卡在他的八开笔记簿上写下这样的句子：“在一个离家几百里、荒无人烟的山区，经年累月，一块接一块地往墙上砌石头；这种辛勤的、然而甚至一辈子都看不到完工的工作会使他们绝望。”（《中国长城建造时》，见《卡夫卡全集》，第一卷，第382页，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秦始皇时代，强迫修筑长城，是作为一种刑罚存在的，这种刑罚的名字是“城旦”。此刑甚为残酷：白天轮流巡守，夜间去筑城。刑期通常为四年。有的，则是无期徒刑。如今，历史抽走了那些布满血泡的手，掩埋了那些血肉模糊的尸体，它们遭到忽视与排斥，仿佛它们从来不曾存在过。我们通常只关注历史的可视部分，而真正的历史学家，则把长城视为联结那些消逝的生命的一条秘密通道。

    孟姜女的故事引人入胜，而它的创作过程也堪称跌宕起伏，它几乎跨越了中国自先秦至清的全部历史。这是一场无比漫长的创作加工过程，而且动用了各朝代精英的集体智慧。据顾颉刚先生考证，此故事最早见于先秦《左传》，历经《檀弓》、《孟子》、西汉刘向《说苑》《列女传》、东汉王充《论衡》、东汉蔡邕《琴操》、三国曹植《黄初六年令》、西晋崔豹《古今注》、后魏郦道元《水经注》、唐宋周朴《塞上行》、北宋王梦徵《姜女庙记》、南宋郑樵《通志乐略》、明《大明统一志》等的不断转述，而越来越枝叶丰满。孟姜女就在这些枯黄的文字中行走，在穿越所有辛酸的纸页后抵达她的远方，她在那里一无所获——除了丈夫的死讯。绝望使她痛哭失声，而八百里长城，则在哭声中轰然倒塌。（详见顾颉刚：《孟姜女故事的转变》，《中国现代学术经典• 顾颉刚卷》，第715—736页，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1996年版。）

这是一部超现实主义力作。在这则传说中，万夫所指的角色历史性地落在秦始皇的身上，而作为一个被放大的符号，孟姜女的眼泪的物理学功能则被一再强化，直到它拥有摧枯拉朽的性能。这无疑是化悲痛为力量的成功范例。孟姜女以磅礴的眼泪凸显弥漫整个时代的悲剧气氛，而长城倒塌的神话，则表明了人们对于这一历史工程的否定。

    孟姜女的传说表明，长城的修建，从一开始就是一场悖论。它既是丰碑又是坟墓。与眩目的丰功伟绩相对称，它完工的时候，大秦帝国的能量刚好耗尽。这是命运的嘲弄，如同一个将军用全军覆没的代价换取了一场胜利，他的捷报同时也是他的挽歌。与帝国缔造者的愿望相反，这个强硬的帝国仅历二世而亡，而秦始皇事业的所有后继者们，几乎无一不重蹈覆辙。长城是一部预言书，它包含着未来的诸多秘密。作为一个制造死亡与再生的神秘场域，它的所有预言，都将在以后漫长的历史中得到证实。

    我在辽宁省绥中县万家镇东南的海岸上，找到了姜女石遗址。顾颉刚先生在《孟姜女故事研究》中写道：“奉天东南部的绥中县有孟姜祠，祠前有望夫石，相传即其墓。土人说秦始皇欲纳她为妃，她触石而死。绥中在山海关东北百余里，这个古迹当然是山海关的分支。在那地人的意想里，这方石有三种用处：一是望夫，二是尽节，三是葬身。”（顾颉刚：《孟姜女故事研究》，见《名家谈孟姜女哭长城》，第37页，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2006年版。）这大概就是顾颉刚先生确认的地点，但孟姜祠已经消失，只剩下几尊石头，在海上，与无涯的时间对抗。没有人知道孟姜女是否真的存在过，她的故事在经过了千万人的复述之后变成了真实。

    作为一个历史名词，辽东在史籍中神出鬼没，并与长城关系密切。这些不同时代的典籍，以不同的口音陈述了一个共同的事实，那就是自从燕人播下种子之后，长城在辽东大地上不断地蔓延和生长。史籍中所讲的辽东，就是现在的辽宁。这里是长城的起点——空间和时间的双重起点。（辽宁境内的燕长城在建造时间上略晚于齐、楚长城，但也是中国的早期长城之一。）当我们沿着辽西的山地行走，就可能看到那些古老的基石，它们的奠基年代，大多是在战国和秦汉时期。秦时明月汉时关，连同当年的血液、咆哮和肉体，都被时间化解为微量元素，消失在那些被我们踩踏得东倒西歪的荒草下面，但它们存在，长城即使已经死亡，但仍然对此确信不疑，它对一切了如指掌。历史就是由那些被我们今天视为微量元素的事物组成的，大地上那条隐隐约约、曲曲折折的痕迹，是历史留下的痕迹，它是我们掌握历史一切秘密的线索。

                                                                 (未完待续)

                                         .祝勇.

公元二零零五年十月十七日，巴金走完了他一百零一年的人生之路，不仅他的生命长度在中国作家中颇为罕见，他的精神阅历也绝无仅有。对巴金的评价常常存在着某种深刻的矛盾，他一方面被推崇为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大师，另一方面，他的文学地位不断受到置疑，许多人认为，无论《家》、《春》、《秋》、《寒夜》、《第四病室》，还是他晚年引起关注的《随想录》，都无法代表中国文学的最高水准，所以，将巴金推向神坛，反而遮蔽了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的真实价值。

实际上，巴金自身同样处于遮蔽之中。这种遮蔽，使我们不能在完整的意义上认识巴金。当然，这种遮蔽，是二十世纪中国知识分子的宿命，诸如沈从文、钱锺书、梁思成、张爱玲等，在很长时期内，被彻底排除在主流言说体系之外，而巴金，似乎比他们幸运，他的作品几乎没有停止过传播，他笔下的青年知识分子，也因其以封建主义对立面的身份出现而备受推崇。然而，一个不可忽略的事实是，被传播的巴金，是经过主流意识形态编辑和修饰的巴金，巴金也因此成为主流意识形态的注释者，对他的怀疑，也因此而生。六年前，我曾在《改写记忆》一书的序文中写道：“他们一旦进入公共话语空间，就很容易被视作文化标本上的标签，或者被主流话语系统定义，而不再是一个有着复杂神经的血肉、有着丰富细节的整体。这种既定的、排他性的诠释是一元话语体制的产物，而世纪末的中国正在走向一个多元、多维的话语时代。故而，对文化存在的阐释不应再是垄断性的，任何权威都不应再有垄断的特权。”（《改写记忆》，第一页，中国文联出版社，一九九九年版）

显然，在被修饰的巴金和真实的巴金之间，存在着一个不小的距离。这个距离，首先来自对他思想者身份的忽略。正如我们不能单以小说的成就来衡量鲁迅的文化价值一样，巴金首先是作为一个思想者存在的。自从十五岁时读过克鲁泡特金的《告少年》之后，巴金就开始对人类幸福世界的幻想，安那其主义（又称“无政府主义”）也因此成为他一生坚持的基本主张。在从事小说创作之前，巴金就已经写下了大量文章，如《怎样建设真正自由平等的社会》、《爱国主义与中国人到幸福的路》等，对政府、私有制进行批判，而这，正是安那其主义的出发点。作为五四前后涌入中国的西方思潮，安那其主义面对政治、经济领域内的集权化现象，以及一切不合理的社会制度进行彻底的否定，由于安那其主义者背负着“无政府”的恶名，并在一九四九年之后被宣布为马克思主义最凶恶的敌人，致使巴金在二十世纪后半世纪始终置身于如履薄冰的处境中。一九六六年，上海作协的造反派头目、工人作家胡万春、唐克新发表《彻底揭露巴金的反革命真面目》，把无政府主义定性为“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思想。巴金在《随想录》的《怀念萧珊》一文中，回忆了这篇文章给他和萧珊造成的内心伤痛。但巴金认为：“无政府主义使我满意的地方是他重视个人自由，而又没有一个正式的、严密的组织。”（《巴金文集》，第十卷）夏洛特• 伏斯认为，二十世纪初传统社会政治秩序的解体使中国知识分子对中国与世界的关系有了新的看法，引发了他们对社会改造的新的乌托邦意识，而无政府主义与其他乌托邦观念不同之处在于它不局限于政治，并将革命解释为年轻一代的权利。她进而认为，无政府主义在五四时期哺育了年轻一代反偶像崇拜的精神，激励他们对种种旧社会体制进行斗争，而家庭关系的重建正是中国无政府主义最根本的问题。（《思想变化从改良主义到五四运动，一八九五——一九二零》，见费正清主编《剑桥中国史》，第十二卷，第三八四页）在个人与社会的关系上，中国的安那其主义者大多主张通过创造真正社会化的个人而达到人性真正的社会化。安那其主义在五四新文化版块占有重要一席，并且显然应被视为二十世纪中国革命话语的重要组成部分。

当我们从思想史的视角观察巴金，巴金的文本便会发生奇特的变化，它们不再是像某些人指责的那样纯属党派政治宣传品，是对阶级斗争的简单图解，而是始终包含着对人类合理的社会秩序的探寻，而这种探寻，自始至终都是从一个独立的知识分子的立场出发，而不是服从他人的意志。他对作家职业的选择，也归因于安那其主义者想念在社会革命中最重要的手段就是通过教育将个人从强权中解放出来，恢复人类本能的社会性。（阿里夫• 德利克：《中国共产主义的起源》，第七十六页，牛津大学出版社，一九八九年版）陈思和曾用“广场”和“岗位”两个概念对知识分子进行区分，将他们称为“现代中国知识分子精神传统的两翼”，那么，书案上的巴金，显然属于“岗位知识分子”范畴。从这里出发，巴金的文学道路才变得易于理解。朱自清在清华大学主讲《中国新文学研究纲要》，讲到巴金作品《灭亡》时，提出五个要素：一、无政府主义的信仰；二、爱与憎的矛盾，爱与宽恕，憎与复仇；三、横贯全书的悲哀与诅咒——个人的，感伤的；四、同情与爱情；五、无关紧要的叙述与议论。（《〈灭亡〉论纲》，见《朱自清全集》，第八卷，江苏教育出版社，一九九三年版）而他笔下所有的爱恨情仇，都是巴金思想体系的一个局部，单从文本意义上考察，把他们从巴金的思想体系中剥离出来，它们的价值当然会大打折扣。

巴金的文学活动，一以贯之地坚持着安那其主义立场，以民主主义和人道主义作为轴心，来关注被压抑的人们，并构建他理想中的社会图景。如果说有所中断，便是在五十年代至七十年代末这段时期，这成为晚年巴金痛悔不已的不洁史，和他撰写《随想录》的主要动机。他在渡尽劫波之后自责道：“我太小心谨慎了。为什么不能反驳？”（《中国当代文学研究资料• 巴金专集• 二》，第六九七页）并在《随想录》第一百四十七则《怀念英凡兄》中，自我描绘道：“我记得在每次运动中或上台发言，或连夜执笔，事后总是庆幸自己又过了一关，颇为得意。”《随想录》与其说是一次道德忏悔，不如说是知识分子在历经改造之后重新进行的自我发现，是与五四相衔接的一次解放过程。

被传播的巴金，对于巴金而言，只是冰山一角。即使是人民文学出版社二十六卷本的《巴金全集》，也是遗漏颇多。这些“遗漏”，除了史料搜集的难度外，自然也有人为的成分。比如他写于一九三零年的理论专著《从资本主义到安那其主义》，就未能收入全集。对巴金的思想背景讳莫如深，为解读其文本制造了困难，对于一个开放的社会而言，也毫无必要。如前所述，对这种主义进行排斥，是主流意识形态策略上的失误，毛本人便曾信奉过安那其主义，《新青年》、《新潮》等新文化刊物也发表过介绍安那其主义的文章。巴金曾在给女儿的一封信中透露：“我七三年‘解放’的背景我也不明白。小道传说他们要给我戴反革命帽子，主席说‘五四’时期无政府主义和别的思想一起传到中国来，当时年轻人各种思想都接受过，不要戴帽子了。”（据陈琼芝：《还巴金以历史的公正》，见《重读大师• 中国卷》，第二八零页，人民文学出版社，一九九九年版）

但巴金毕竟不是一个共产主义者，他的信仰在二十世纪中国的政治风云中经历了剧烈的颠簸，这使他的思想和他的文本都呈现出极强的特异性。他的经验是不可重复的，与“文革”中的逼供信相对照，他的晚年巨著《随想录》，是他对自己的一生主动进行的思想总结，也是他的思想遗嘱。在这份总结中，文辞是否考究显然并不重要，陈思和评价它“不再具有卢梭时代以及中国‘五四’时代自传作家所犯的浪漫主义的通病”（陈思和：《〈随想录〉：巴金后期思想的一个总结》，见《解读巴金》，第二五九页，春风文艺出版社，二零零二年版）。以“顶峰”一类的大词为其命名，显然言过其实，但指责它“始终无变化的结构，语言一味平直，无论怎么讲，其文学魅力都难以尽如人意”，“教堂中牧师前的忏悔最彻底，也不是文学”（张放：《关于〈随想录〉评价的思考》，原载《文学自由谈》一九八八年第六期），却也大无必要。只要把它视为一个思想者精神历程的一个组成部分，一切也就释然了。

二零零五年十月十八日深夜匆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