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相伯

（1840-1939）

马相伯活到100岁，我们还是惋惜他走得早了。像他这样的人，多一些好。

鸦片战争爆发的1840年，他出生在江苏丹徒县（今镇江市）一个笃信天主教的家庭，从小受洗，也成了天主教徒。所受的教育首先是宗教的，然后才是世俗的。

他胆挺大，12岁就敢独自往上海读法国天主教会办的徐汇公学，然后是小修院，大修院，一读20年。30岁成为神学博士后，被耶稣会授予司铎（神父）的神职。32岁时，他被任为徐汇公学的校长。

神学要读这么多年吗？据说是要大学毕业才能开始读神学。特别注重语言课，要学法文、拉丁文、希腊文，学数理、天文和哲学，才能钻研神学经典。此外还要培养锻炼品格意志，严格修行。

可是马相伯并没有也不可能与外界隔绝。外界怎么样？列强日亟入侵，中国日渐沉沦。上海有了外国人管理的租界，英法联军攻入北京，圆明园被烧得只剩灰烬；太平天国兴而又亡，捻军也同样命运。内忧外患，他不能平静。他和耶稣会有了矛盾，毅然脱离教会还俗（天主教信仰不变），转而投身洋务和外交活动，曾到过朝鲜、日本、美国和欧陆各国，见到英国牛津和剑桥大学，心为之动，中国也应该有这样的大学。但是，20多年过去，受种种限制，空怀报国之心而已。1899年，他辞去官职，回上海徐汇，潜心研究他从小喜爱的天文。如此又过了13年。

蔡元培那时任教南洋公学（交通大学前身），每天经过其寓所，先跟他学拉丁文，然后去学校上课。

不久，出现学生抗议学校无理开除同学，结果更多学生被迫退学。蔡元培介绍一些学生到马处学习文化科学，效果很好。马想到不如办间学校，使更多的学生可来学习。

于是，1903年，63岁的马相伯创立了震旦学院（震旦是古代印度人对中国的称呼），办学要钱，马变卖祖遗田产，又将手头所有的5万银元全数投入。借教会的多余房屋为校舍。来读的学生有邵力子、李青崖等。最值得一提的是，陕西革命青年于伯循被清廷通缉，逃亡上海。马得知后，亲自把他接来学院，免学费膳费，又让他化名刘学裕，能安全读书。他就是后来国民党的元老于右任。

马办学让学生自治，学术上自由，不干涉，这就惹恼了教会，趁马病休时派来法国籍校长，将学校强扭上他们习惯的旧轨道。学生大哗，马大愤。于是，马率领学生彻底与教会决裂，在1905年创立复旦公学，复旦者，复我震旦（中国）也。学校后来发展成复旦大学。

1913年，马应已是北洋政府教育总长的蔡元培之邀，出任北京大学校长，后又和英华（敛之）合作创办辅仁社（辅仁大学前身），并一度在北洋政府任职。他和袁世凯是旧相识，袁帝制自为，他深为愤慨。

1917年，他退隐上海徐家汇土山湾，读书著书，不问世事。

1931年“九一八”事变消息传来，91岁的他感到国难当头，他坐不住了，他呼吁全国团结，共御外侮。他将卖字所得的10万余元全部捐献给抗日义勇军。公众敬仰他，称为“爱国老人”。

抗战初期，冯玉祥、李宗仁劝服他移居广西桂林。1939年，他的学生于右任安排他去昆明休养，道经越南谅山，因病滞留，11月4日在当地病逝。临死不忘抗日。

百岁爱国老人走了。

先生之风，山高水长！

钱玄同

（1887-1939）

他和刘半农有很多相似之处，都是性情中人，都是新文化运动的闯将骁将。刘我已说过，此文说钱。

钱是浙江吴兴（今湖州市）人，出世时爹已62岁，他12岁时丧父，16岁丧母，是大他34岁的异母长兄钱恂照看大的。他对长兄很敬畏，畏更多一些。

钱父晚年得子，对他期望殷切，管教严格，3岁就要站着认字，一站几小时，站得脚僵硬了不能走。钱从小身体孱弱，不爱运动，形成恶性循环，40岁就要持杖而行，病多，心情也就不好，焦躁，易怒，很情绪化，有时不能控制言行。他有一句名言，说40岁以上的人都该枪毙，但他活到了52岁，有十几年是属于“该枪毙”的，他却不再提这话了。

他19岁去日本留学，章太炎因鼓吹革命在上海坐了牢后，也来到日本，为同盟会主持《民报》。章是国学大师，也应请给年轻人讲文字学，周树人（鲁迅）作人兄弟、许寿裳、钱玄同、朱希祖等去听课。日本的屋舍里铺席子，师生围着一张矮桌席地而坐。老师上课4个钟头，也有闲谈时，钱话多而急，大家叫他“话匣子”，又因在席子上指手画脚，忽前忽后，鲁迅和许寿裳就又给他取个外号“爬来爬去”。

钱小时受传统教育，是忠君的，稍长，看了章太炎的文章和邹容的《革命军》后，一变而激烈排满，主张复古，复汉族的古，越古越好，所以给自己取名“夏”，表示不是夷狄，是正宗的华夏人。

新文化运动初起时，剃头担子一头热，这边很热闹，旧营垒那边却静悄悄。战场上没有敌军，这个仗怎么打？钱玄同等沉不住气了，想来想去，想出一个办法，由他化名王敬轩，投书《新青年》，说了一大堆反对白话文，反对用标点符号，反对用外国词……总之，精心设计好一块靶子，再由刘半农为文逐条痛加批驳，批倒批臭。这种做法，《新青年》同人并不都同意，但钱、刘两位青年可谓运动的积极分子，勇气可嘉，方法不足为训。

鲁迅起初也不热，在所住的绍兴会馆里钞古碑，钱去聊天，对鲁很不以为然，力劝鲁甚至是逼鲁写白话文作品。这一逼，逼出了鲁迅的《狂人日记》；此前，胡适已开始写白话文诗，钱也很热心和胡探讨，有批评有建议，鼓励加鞭策，胡后将所作编成《尝试集》。两部新文学的开山之作，钱都是义务助产士。钱的这些可爱之处，令人难忘。

钱的婚姻是长兄包办的，谈不上有什么感情，以后夫妇关系越来越差，钱常年住在所任教的学校里。朋友圈子里都知道，钱无可奈何，很痛苦。

他原主张复古，后对古产生怀疑，自号“疑古”，自称“疑古玄同”，姓也不要了。他还认为汉字该废除，古书要丢到厕所里去。

钱在《新青年》上写文章，很怕他长兄看见；他反对旧历，但到过旧历年时，仍去给已在北京居住的长兄嫂拜年。他陷在诸如此类的言行矛盾里，也很苦恼。

他一生主要的工作，倒是研究和推行文字改革，他认为汉字笔画太多，要予以简化；汉字有形无声，要研究制定一套注音字母。这些都是为了方便当代和后世的人认字和读写。要编辑新型字典，按拼音字母音序排列，每个字条用注音字母标音。选择多数人使用的普通话作为“国语”并确定“国音”。当然他不可能完成这个巨大的系统工程，但和他的这方面的同志开创了方向和道路，也走了一段路。

1939年1月17日，他因脑溢血在北平病逝，终年52岁。

刘湘

（1889-1938）

四川是天府之国，物产丰富；四川也一度盛产军阀，像香蕉，一串一串的；四川人幽默，爱摆龙门阵，把军阀的丑事当笑料，还特会给他们取外号，我前天提到刘湘，他的外号是“孽龙”，为了争权夺利，他敢向堂叔刘文辉开战，且战而胜之；刘文辉（刘文彩就是他亲哥哥，其事迹写进了中小学教科书，是大名人呐）善于敛财，外号“金龙”；田颂尧和红军打仗老输，损兵折将，又受上峰斥责，常窝着一肚子气，外号“闷龙”，另一外号是“冬瓜”；邓锡侯狡诈滑头，外号“水龙”，另一外号是“水晶猴子”。

言归正传，今天主要说刘湘。他是四川大邑县安仁镇人，1908年入四川陆军速成学堂，1910年又被选送陆军讲武堂，毕业后当排长。辛亥革命后当营长。以后，拥护袁世凯，和讨袁军、蔡锷的护国军作战有功，就团长旅长的升上去，1918年就是师长了，驻防川东，可利用长江与外界交通，也可控制长江，不让其他军阀采购的武器、器材通过，甚至没收，这对他非常有利，帮助他以后战胜其他军阀，成为“四川王”。

四川军阀多，派系多，彼此大大小小的战争达数百次，刘湘打仗，败少胜多，他有本事，加上得地利。先是联合一些军阀把对他威胁大的刘存厚，然后把比他资格老的熊克武赶出四川，他就成了四川军阀的老大，身兼川军总司令和四川省政府主席。

1926年，广东革命政府誓师北伐，他这个变色龙衡量形势，觉得要参加，于是成了国民革命军第21军军长。在后来的新军阀混战中，刘湘支持蒋介石。

刘湘的堂叔刘文辉，论年龄却比刘湘小6岁。刘湘当旅长时，堂叔来找堂侄谋出路。在刘湘的支持和帮助下，刘文辉自己拉起一支队伍，迅速发展，30年代初，叔侄的军力已不相上下，地盘则叔叔的还要大一些。一山不能容二虎，亲人逐渐变了仇人。

1931年，刘文辉买了200万元的外国军火，从上海船运回成都，在万县被刘湘部下扣留。叔叔亲自到重庆找侄儿要求发还，说破嘴皮也不行。咽不下这口气的叔叔也来拆侄儿的台，收买其部下而希望削弱其队伍，另一堂叔刘文彩甚至收买刺客想要侄儿的命。于是战争爆发。这场“二刘之战”是四川军阀混战中规模最大，时间最长的一次，从1932年打到1933年，结果侄儿获胜，把叔叔刘文辉赶到了川康边境，不能再威胁他了。

1932年底，红四方面军入川，占领川北，他任四川“剿匪”总司令，向蒋介石求援，要钱要武器，但声明不要军队。他担心蒋会借机把“中央军”开进四川。蒋答应给钱给武器，但要派一个“参谋团”入川帮助刘对红军作战。参谋团由贺国光带领，此人矮小，大近视，外号“贺瞎子”，走路都似乎有些不稳，还有一点，他曾是刘湘在陆军速成学堂的同学。刘无法拒绝。

打前站贺瞎子却心里跟明镜似的，他知道要干什么怎么干。1935年，这个参谋团改组成军事委员会委员长（即蒋介石）重庆行营，由蒋的高级谋士杨永泰任秘书长。他向刘湘建议，取消防区（即各军阀的地盘），实现四川统一，成立18个专员公署，中央帮助培训官员；又搞个军官训练团，由蒋的心腹陈诚负责，加上其他种种手段，在刘湘还未想清楚之前，已偷梁换柱，把四川的军政大权悄悄控制到手里。等刘湘明白过来时，米已成饭。

刘湘恼恨万分，想和韩复榘等合谋反蒋，又走漏了消息，遭到蒋严词训斥。韩被捕后，已有严重胃溃疡病，正在汉口住院的刘湘忧惧而死，也有人说，是蒋的特务头子戴笠派人把他毒死的。韩复榘则在几天后被蒋下令枪毙。

韩复榘

（1890-1938）

1937年7月7日，日本帝国主义制造芦沟桥事变，随后侵占北平、天津，稍后继续向山东进犯。第五战区副司令长官、第三集团军总司令兼山东省政府主席韩复榘，违反最高当局的命令，不战而逃，致使山东大片国土沦于敌手。

1938年1月11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蒋介石在河南开封召集第一、第五战区师长以上军官参加的军事会议，会后将与会的韩复榘扣留，随即用飞机将韩押往汉口。1月19日，由何应钦任审判长，对韩进行军法审判。1月24日，韩被处决。这是抗战以来首次对不战而逃的高级将领处以极刑。

韩复榘是河北霸县人，父亲是秀才，教私塾，家境尚好。从小跟父亲读了点书，但生性好逸恶劳，稍大后又成为赌棍，终日沉溺，输多赢少，久之债台高筑，为躲赌债闯关东，流落他乡，迫而投清军当兵，冯玉祥是他所在营的营长。

赌徒有赌徒性格，打仗不太怕死，屡有战功，这就能升官，十几年工夫，就当上了军长总指挥什么的，是冯玉祥手下的大将之一。

冯玉祥参加了国民革命，但和蒋介石并不是推心置腹的革命同志，彼此各有私心，矛盾难免。蒋笼络山西土皇帝，握重兵的阎锡山，压制和排挤冯玉祥，双方剑拔弩张，大仗眼看就要打起来。

蒋介石策反冯部的韩复榘和石友三，大把银子之外，又各许以省主席之职。

冯玉祥的队伍是西北军，因地方穷军队也穷，冯管部下很严，有家长作风，常当众面训斥部下，毫不留情，韩因有时不听命令以及娶豫剧女演员当小老婆等多次被冯斥责，早已怀怨。面对蒋的名利诱饵，韩和石见钱眼开，又感到是可以有块地盘，独立发展的良机，于是两人都叛冯投蒋。

老蒋把冯玉祥的实力基础掏空了一半，冯玉祥悲痛又无奈，只好宣布下野。不过，今天下去，明天又可上来，能下能上，不是了不起的事。

韩复榘最后捞到了山东这块地盘，当起了省政府主席，统治山东前后八年。他并不是个谦谦君子，温良恭俭让，他像只鬣狗，野性不改，桀骜不驯。他想把山东变成他的独立王国，应上缴的国税，他扣下来维持和扩充军队；南京来的政令，有的执行有的不执行，以他的利益为取舍标准。老蒋心中有数，这厮反复无常，昨天可以叛冯，明天也可以叛蒋，早有除他之意。

他在山东，留下很多传闻。据说他喜欢微服巡行，察访市井民情。喜欢亲自审案，搞人治不搞法治。最恨土匪和抽鸦片烟的，抓到就枪毙。由于他了解渠道有限，又主观任性，肯定会有误判误杀的。奇怪的是他容许梁漱溟等在山东搞“乡村建设”，彼此合作得还很好。共产党有什么活动，他就绝不容许，但后来他和山东的共产党又有联系。北方学生去南京请愿抗日路过山东，他不阻拦。

1937年底，韩因违反军令，拱手让敌，心里发虚，怕老蒋跟他算帐，又见北平、天津、上海、南京相继沦陷，认为老蒋的本钱快要输光，于是打算和四川军阀刘湘等联合反蒋（刘也是个土皇帝，害怕上海南京失陷之后，蒋控制的“中央军”后撤入川，抢他的地盘），把蒋搞下台，他也就无人追究而混过关了。谁知事机不密，为蒋得知，就决意除刘杀韩。

中国广土众民，何以小日本鬼子能打进来，猖獗一时？窝里斗的内耗是原因之一。日本人就喜欢中国人和中国人自相残杀。

唐绍仪

（1860-1938）

广东香山县（今中山市）唐家镇人，生于何年有多种说法，采其一。父亲在上海经营茶叶出口生意，他小时在上海念书。父名唐巨川，所以他字少川。

1974年，清廷接受曾国藩等建议，选派幼童赴美留学，他不知怎么入选了。在美国先读哈特福德中学，毕业后升读哥伦比亚大学学文科。国内的顽固派一直看不惯，去番邦跟洋鬼子能学个什么，孩子都变成洋鬼子了。1881年，清廷决定让他们回来，也不再派了。这批最早的留美学生，包括詹天佑，都不受重视，灰溜溜。

1985年，唐绍仪才进入税务部门工作，不久被派往朝鲜，结识了袁世凯，袁欣赏唐的才识，用为英文翻译。唐在朝鲜10年，进一步增长了才干，在袁回国后，接替袁处理清廷在朝的外交等事务。

袁世凯在小站练兵和任山东巡抚时，唐都追随左右。

1901年袁任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推荐唐任（天）津海关道（关长），是司局级了。

1904年，英国派兵入西藏占领拉萨，唐奉派与英国交涉，结果损失了一些利权但保住了中国对西藏的领土主权。唐升任外务部，继而邮传部的侍郎（副部级）。1910年升任邮传部尚书（部长）。邮传部管理铁路、航运、电信、邮政等新兴事业，职权、地位重要。

1912年袁世凯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提名唐任民国第一任国务总理。唐倾向政党政治（他于此时加入同盟会），想实现责任内阁；袁喜欢独裁，想继续搞一言堂。两人产生矛盾，唐只干了3个月就不干了。袁后来想做皇帝，唐反对。

此后，唐支持孙中山反对北洋军阀的护法运动，但又不完全同意孙中山的政见，所以他一时在朝一时在野。在野时常住上海。

1927年，国民党取得全国政权后，他虽然是国府委员，管不了什么事，他也不太想管。

为纪念孙中山，广东香山县改名中山县。

1931年，年过古稀的唐绍仪忽然有兴趣兼任中山县县长，提出要把中山县建设成中国的模范县。这么说也这么干了，他主持修筑马路，改善交通，准备在家乡唐家湾修建海港；将其私人花园开辟成公园，与民同乐，兴建医院和发展教育；还想招商引资，振兴地方经济。在三年多的任期内，确实办了一些好事。毛泽东赞扬他“能上能下”。

后来他受广东军阀陈济棠排挤，离职去上海。

抗战时期他住在上海法租界，上海沦陷后，传说日本人想捧他出来，成立华中地区的傀儡政权。或说英美法三国，为保护其在华利益，准备请唐出任代表他们利益的华中“中立”政府首脑。重庆、广东等地关心他的人函电交驰，提醒他注意晚节，建议他早日离开上海。但唐不置理，态度暧昧。国民党当局觉得事态严重，决定及时下手。

军统特务赵理君受命除唐。了解到唐喜欢古玩，常去古玩店，看中一花瓶嫌贵未买。特务装成是古玩店的伙计，说现愿减价，送到唐家来供过目，夹带利斧瞒过门卫混进来，趁唐低头察看花瓶时，赵理君以斧对准唐后脑将他砍死。这种说法流传甚广，不知是否可靠。但唐死于国民党特务之手是没问题的。

事后，国民党当局为了掩人耳目，又是明令褒扬唐，又是优给治丧费，很闹了一阵子。

唐是否打算变节事敌，并无确凿证据而难于确定，但瓜田李下之嫌要避，他没有避，于是不保老命。如真有此打算，那也该到战后由法庭审判量刑，如法国之对待二战中投敌的贝当元帅。

曹锟

（1862-1938）

北洋军阀时代，古怪事多，荒唐人多。

却说这个曹锟，居然是花钱收买了500多个国会议员而当上了总统的，人称“贿选总统”。在行贿方面，他可说是创造了世界纪录。

他是天津人，父亲曹木生在大沽当修造木船的工人，要养活一大家人，他是曹家的第三个男孩，他的黯然到来使家里更黯然了。

曹木生要强，不想孩子将来比他更窝囊，勒紧裤带让男孩读了几年私塾，粗通文字，再走着瞧。

曹锟长到了16岁，世道还是乱，家里依然穷。老爹看不出有什么脱贫致富的办法，想让曹锟也干他那一行，但小子说什么也不干，那就去种两亩地，也不干。你要干啥？

当小贩，卖布。可以走街串巷，活也轻松些。曹老三从小喜欢热闹，爱交朋友，性格豪爽。

那时没有城管，但小贩少不了受军警的气和欺。他受不了，20岁投淮军当了兵。23岁被送到天津武备学堂，5年后毕业，到宋庆的毅军中充当下级军官。

又过了5年，袁世凯在小站练兵，把他弄去了，那年32岁，从此跟随袁世凯，袁叫干啥干啥，当官的就喜欢这种人。

袁世凯当上了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他也混成了师长。

1912年，蔡元培、宋教仁等书呆子来迎接袁世凯到南京就职，这是个馊主意，以为南京革命党势大，袁会规矩些。

袁明里说好，好，暗里授意曹锟纵兵又打枪又放火抢掠，蔡元培等一夜胆战心惊。第二天，袁满脸无奈，说军队听说我要走，以后没人给发军饷了，所以，所以，唉，我一走，北方就要乱，唉，唉。

蔡元培等还有什么好说的，只好同意袁在北京就职。

袁世凯心里想做皇帝，曹锟就上书建议实行帝制。

云南公开反对帝制，组织护国军造反，曹锟就带兵去打护国军，虽然败了，忠于袁世凯却是无可怀疑的。

袁世凯死后，北洋军阀互相争权夺利，分裂成直、皖两系。曹锟属直系，但时时见风使舵，和稀泥，因为力量有限，两面三刀最好。等到冯国璋于1919年12月死后，他才被视为直系的首领，但是，中央政权把持在段祺瑞的皖系手里。

曹锟联合了在东北的张作霖的奉系，于1920年7月发动直皖战争，4天就打败了皖系。曹、张都不是好鸟，战争硝烟刚散，他们就彼此明争暗斗了。1922年终于爆发（第一次）直奉战争，奉系失败退回关外，曹锟的好日子开始了。

他想当总统，这也不难，在职总统黎元洪任期将满。但他就是等不得，千方百计把黎赶下台。

自己怎么上呢，拿钱买。国会议员五六百，每人少则五千元，多则一万或更多，收买国会议长吴景濂则花了40万，看货论价。据说总共花了1350多万元。于是，曹锟被“选”为总统。

大家都不要脸，“贿选总统”和“猪仔（可卖也）国会”、“猪仔议员”共同演出的丑剧，其令人作呕的臭味似乎至今还未消散。

奉系不甘失败，1924年卷土重来，第二次直奉战争爆发。

冯玉祥的部队突然倒戈，不打奉系，星夜回师北京，捉住曹锟，把他囚禁在中南海。虽然两年后获释，但曹锟的戏完了，永远完了。下一步是到天津租界里去做寓公。

曹哪来那么多钱买选票？

把他四弟曹锐当麻雀来解剖一下吧。

曹锟得势，曹锐也当了直隶（河北）省长。所属官职，他按肥瘠分等，明码实价，少的几千，多的几万，有效期一年，年年可卖。那银子还不滚滚而来？弟弟生财有道，哥哥呢？

可咱们还得讲讲曹锟的两个优点，一是日本人要他当汉奸，他不干；二是脾气温和，不呲牙咧嘴。

经亨颐

（1877-1938）

浙江上虞人，小时在家乡念私塾，18岁去上海，寄住在伯父经元善家，伯父经商，办学，又热心慈善事业，是上海浙商的头面人物。

慈禧太后绞杀了维新运动后，余怒未消，打算废掉光绪皇帝，另立“大阿哥”（皇位继承人）。伯父和上海各界人士千余人通电谴责反对，经亨颐也签了个名。清廷恼怒，要抓人。经亨颐随伯父去澳门躲避。

1903年，经亨颐留学日本，学师范，后参加同盟会，并认识了他后来的儿女亲家廖仲恺和何香凝（廖子廖承志和经女经普椿后结为夫妻）。

经亨颐有志于教育，热心教育，会办教育。辛亥革命后，他任浙江第一师范（包括其前身）校长达10余年，并兼浙江省教育会会长。

把教育办好，要请好老师。一师有些什么样的老师，看看名单你就会把舌头伸出来：李叔同、夏沔（去掉三点水）尊、陈望道、马叙伦、蒋梦麟、叶圣陶、朱自清、俞平伯……。什么样的师资阵容呀，个个都是重量级！

经亨颐提出要对学生进行“人格教育”，说“求学为何？学为人而已。”以“勤慎诚恕”为校训，要求学生养成“自动，自由，自治，自律”的精神，德智体美群全面发展。使学生成为健全的公民，有用的人才，社会的栋梁。

提倡人格教育，经亨颐以身作则，率先垂范。他不任用私人，不贪污受贿，作风民主，遇事商量，办事光明，财务公开。他也因此而充满人格魅力，各方俊彦愿意来校任教，和他一起培育英才。

学校声誉鹊起，名闻遐迩。吸引很多优秀学生就读，学校更为出色，吸引更多优秀学生，形成良性循环。

看看部分学生的名单：施存统（后改名施复亮）、徐志摩、郁达夫、丰子恺、刘质平、曹聚仁、冯雪峰、俞秀松、潘天寿、查良镛（金庸）……，真是群星灿烂。

五四运动期间，一师是江南的新文化中心。学生大胆发表意见，勇敢上街游行。经亨颐毫不含糊的支持学生。一师实行学生自治，教学改用白话文，这都让守旧派觉得像眼中钉。当局将经亨颐调任省教育厅视学，经拒不到职，师生一致反对调走校长，是谓“一师风潮”。

经亨颐很快离开杭州，他有他的想法。

经说动他的同乡富商陈春澜捐资20万银元，由他策划，在家乡象山脚下的白马湖畔，创建一所春晖中学。学制自定，教材自选，完全按照他的教育思想。学校在乡村，远离城市守旧势力；学校为私立，不受官方干涉，自成一片新天地。

1922年，春晖中学开学了。原来的夏老师之外，丰子恺接替李叔同教图画和音乐，朱自清教国文，朱光潜教英文，刘薰宇教数学。还有杨贤江、王任叔（巴人）等老师，都是一时之选。

来春晖小住或讲学的有蔡元培、于右任、黄炎培、蒋梦麟、吴稚晖、柳亚子、李叔同、何香凝等。

学校环境优美，气氛宽松，学术自由，管理民主。种子播在这里，能不开花结果吗？

文学家黄源是从这里走出来的，电影人谢晋也是，科学家陈宜张，运动健将叶联英也是。

经亨颐作为老同盟会员，曾任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和国民政府委员，政务和社会活动也占用了他一些时间，但他一生主要的精力和大部分时间是用在教育事业上的。

他埋骨在象山山腰，那里可以俯看白马湖和湖畔的春晖中学。

郑孝胥

（1860-1938）

汉奸有大小之分。郑孝胥做过日本帝国主义炮制的伪满洲国的总理国务大臣，如编个汉奸排行榜，该列前几名，应属特大汉奸。

汉奸的心态值得研究，他们图个什么，为着什么？

郑孝胥的科举和仕途都是很得意的，22岁考中举人第一名，即所谓的“解元”，在他的家乡福建闽候，确实很有风光，为人所重的。32岁去日本，不过3年，从中国使馆秘书，继而领事，到驻神户、大阪总领事。

35岁因甲午战争随公使回国后，任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章京，已经是相当于外交部的中层官员了，宣统三年（1911年），当上了湖北民政长，差不多是省长了。清朝覆亡之后，他以前朝遗老自居，仇视民国。

他在上海本有住所，为长住计，又购置新寓，名之曰“海藏楼”。生活不但没有问题，甚至可说是很优裕，因为他写得一笔好字，被认为可与于右任相比美。他卖字的收入不少。

有钱可和遗老们常有文酒之会，吟咏唱和，居沪期间，他写了千余首诗。也被认为是“同光体”的闽派代表人物。他要如此终老，会以杰出的诗人、书法家留名后世。但他还是鬼迷心窍，走火入魔，掉进了无法洗刷的罪恶深渊。

清朝被推翻之后，溥仪还在故宫里保持一个小朝廷，并且在1917年由张勋摆弄，出来复辟，做了13天的皇帝。1924年，冯玉祥的国民军把溥仪等一伙余孽赶出了宫，他们就去了天津，仍然暗中保留这个小朝廷。

郑孝胥在这个前后奉召来到溥仪的身边，作“皇上”的近臣，溥仪越来越信任，甚至是信赖他。因为郑对未来很有信心。他把儿子郑垂带来，父子一起干，这就是信心。他的高论是：清朝亡于共和，共和会亡于共产，共产会亡于共管。共管就是列强共管，那时一定要皇上出来君临，局面才能稳定。所以日夜盼望列强共管。这个列强，包括日本在内。盼了几年，没有结果。他就在1928年去日本活动，广泛奔走于政客、财阀、浪人头目和军队头目之门，吁请他们鼎力相助复辟“大业”。

因为时机未到，日本人只是用嘴巴表示支持，没有具体计划，当然也没有实质性的东西可谈。或者是日本人暂时不想把内心深处的想法过早地和他谈。

1931年“九一八”，全国军民感到痛苦和耻辱的“九一八”，却被郑孝胥看成是千载难逢的良机。日本用得着皇上了，日本采取主动了。日本特务头子土肥原贤二亲自来敦请溥仪出山执政，到东北去，到他祖宗的“龙兴之地”去。

郑孝胥父子按日本人的安排，陪同溥仪于该年11月秘密前往旅顺、大连，4个月后转到长春，伪满洲国成立，溥仪当上了“执政”，72岁的郑孝胥是总理国务大臣兼军政部和文教部总长。1934年3月1日，溥仪进而成为“皇帝”，郑仍为总理。

日本人并不很喜欢郑孝胥，郑的“理想”是重建大清帝国，今天在东北，将来还要回北京，为此而借日本之力。

日本不想再有一个统一的大清帝国，你们就呆在东北吧，以山海关为边界。关内，建立别的汉奸傀儡政权。分而治之，最符合日本的利益。主子和奴才意见不合，当然是让奴才滚蛋。1936年，张景惠取代郑孝胥，任总理。

1938年，78岁的老汉奸郑孝胥死了，他的老妻先他而死，他的老朋友多半已和他绝交。汉奸，太脏太臭，还是离他远一点好。

熊希龄

（1870-1937）

提起湘西的凤凰，首先叫人想到的是沈从文、黄永玉。凤凰名人不止这两位，还有熊希龄值得一说。

熊希龄科举一帆风顺，秀才举人进士，一直到点翰林。但他不是死读书的呆子，赞成维新，拥护变法。

陈宝箴以巡抚身份在湖南推行新政，他热心襄助。当时办了个时务学堂（蔡锷就是其学生），梁启超当教务长，他当校长。宣传变法的《湘报》，湖南第一份真正的日报，也主要是经他手而创立并主持的。他还负责南学会的日常事务。

后来慈禧太后老婆子突然绞杀维新运动，陈宝箴被革职，他的职也被革了。

慈禧老婆子后来也许有些醒悟，变法还是有利于大清，有利于自己嘛。所以1906年下诏预备立宪，派端方等五大臣出洋考察宪政，政治气候变得宽松一点了。熊希龄作为随员，跟五大臣出洋了。眼界扩大了，个人的知名度也提高了。

回国后，在湖南办学，在东三省参与管理财政工作，又当过奉天盐运使。

入民国，任吴淞中国公学校长。唐绍仪组阁，任财政总长。去职后，任热河都统。

1913年，出任国务总理，是他官做得最大的时候，也是他在官场中最苦恼的时候。

他有抱负，想组成第一流人才的内阁。谁最有本事谁入阁。

可是，他上面的总统是个像老虎样的袁世凯。袁世凯要把他的亲信安插进来，尤其是军事财政外交这些要害部门，都要抓在自己人也就是他自己手里。熊斗不过虎，只干了5个多月，干不下去，不干了。

下来后，让他去做全国石油督办，分明是个既不能督也不能办的闲职。中国只发现陕北有点石油，无资金无技术，办个啥？

其实在此前，他已经对虚伪的，走马灯样的官场，对人间的浮华虚荣失去兴趣。他有一首

登泰山绝顶观云海

云海茫茫一望空，无心出岫又随风。

倏生倏灭刹那顷，大地山河幻影中。

这已和佛家思想很接近。

1917年，华北大水，灾区达100多个县，灾民600多万人，哀鸿遍野，情势严重。他找到政府当权者，促请立刻开展赈灾，当权者乘机请他担任领导赈灾善后工作，他明知担子重，责任大，但可以实际做一些事情，他接了担子，尽力在可能范围内完成了有关工作。但如何处置在水灾中失去父母的孤儿和受灾的贫苦儿童却很棘手。

他几经考虑，多方协商，决定在北京设立香山慈幼院，捐家产，不够，又募捐，终于办起来了，收养了1600多名儿童。他自任院长，妻子朱其慧当助手，一干20年。

慈幼院内设幼稚园和小学，孤儿们不仅有饭吃，还要有书读，并养成良好品质，将来可以自立，成为健全的国民。从他给慈幼院所题的一些对联，如“幼幼及人之幼；生生如己之生。”“保我子孙其永寿；育之道德以终身。”可以体会到熊希龄的远大眼光和慈善胸怀。这背后支撑的精神力量，恐怕与佛家“普渡慈航”的思想有关系。

此后他广泛参加各种慈善活动，担任中国红十字会总会会长及其他重要慈善团体的负责人。施善范围也从儿童扩大到其他需要帮助和救济的人。而且走出国界，曾参与赈济西伯利亚的灾民。

1937年淞沪抗战，他去上海组织救护伤兵和救济难民。

上海沦陷后，他想取道香港回湖南，继续做永远做不完的工作。太紧张太劳累，使他病倒了，不幸于1937年12月25日在香港逝世。

陈三立

（1852-1937）

江西义宁州（今修水县）人。著名维新名臣陈宝箴的长子。父子两代都关心国家命运，希望以维新变法而使国家富强，不仅坐而言而且起而行，干出了一番事业，可惜中道生变，横被摧残而不果。

陈宝箴1895年出任湖南巡抚，得到一个可以推行新政施展抱负的机会。陈三立其时已考中进士，被授吏部主事之职。但他无意于乌烟瘴气的京师衙门，弃官不就，随父去了湖南。

湖南自曾（国藩）左（宗棠）以来，人才辈出，思想活跃，风气开放。湖南人敢以天下为己任，遇事有担当。陈氏父子就是借助这种地利民情，又广为罗致人才（梁启超、黄遵宪等），同心协力放手大干，办起了时务学堂、武备学堂，创办《湘报》，成立“南学会”，着手兴办工矿实业，一时风生水起，气象兴旺。陈氏父子就是打算把湖南的事办好，作全国的榜样。目的是效法明治维新，使国家富强。

可是，忽然晴天霹雳，慈禧太后倒行逆施，大开杀戒，百日维新被腰斩。陈氏父子被横加“招引奸邪”的罪名，革职永不叙用。打击很突然，太沉重！

陈三立随父亲回了江西，两年后移居南京。不久，父亲忽然“以微疾暴卒”。另有材料说，是慈禧太后密诏赐自尽，自缢而死的。其时正值八国联军入侵北京。

陈三立遭受了怎样的家国之痛！

“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现在，陈三立只有“独善其身”，余事作诗人了。“凭栏一片风云气，来做神州袖手人。”是夫子自道心迹。

他在南京的青溪桥畔“购屋十楹”，名之曰“散原精舍”，和诗友唱和往来。他先学韩愈，后学黄庭坚，成为“同（治）光（绪）体”的健将，甚至有人推崇他为“祭酒”（主将）。

试看他的

夜发南昌月江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