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骂人文章与普通批评——即便它只是一种理想状态——到底还有区别。后者尽管未必被承认是善意，前者之为非善意却是确定无疑的了；所谓恶意，也就是这个意思。查《现代汉语词典》，“恶意”即“不良的居心，坏的用意”。不过涉及文章，并不值得大惊小怪。盖此种“居心”与“用意”，实与他人和社会无关，而单单是对被批评者的“不良”与“坏”，——至于是否真能产生这样效果，如前所述，其实尚未确定。从“健全的批评环境”考虑，这殊不合乎与人为善之道，因而未臻此境，但是毕竟真在批评，至少较之不批评，离“健全”可能还要靠近一点儿。不批评就是善意的么，倒也未必。清人赵南星所著《笑赞》有一则云：“一儒生以太行山作代形山，一儒生曰：‘乃泰杭耳。’其人曰：‘我亲到山下，见其碑也。’相争不决，曰：‘我二人赌一东道，某学究识字多，试往问之。’及见学究问之，学究曰：‘是代形也。’输东道者怨之，学究曰：‘你虽输一东道，却教他念一生别字。’”这是不批评的好例子，论其恶意，绝不亚于骂人。作者评说：“学究之存心忍矣哉，使人终身不知太行山。”“忍”也就是“狠”罢。

       前已言明，骂人文章，恶意但有动机，结果未必如其所愿；我们读了所能确定的，不在被批评者，倒在批评者一方。文章无拘恶意善意，除了所批评的内容之外，体现的都是批评者的“意”，即如知堂所说：“无论骂人或颂扬人，里边所表现出来的反正都是自己。”（《苦茶随笔•半农纪念》）“意”之高下，并不简单以善恶区分；即便是恶意，也自有高下。讲句老实话，我素来是爱读骂人文章的，但是并不一概爱读，一定要有意思，写得好。以我之阅读经验，近百年来此中圣手，只有两位，一是鲁迅，一是刘半农。鲁迅的《华盖集》正续编，在他的杂文集中首屈一指，其中骂陈源那些篇章，真是令人不亦快哉。刘半农虽然没有鲁迅写得多，水准却未必在其下，从早期的《奉答王敬轩先生》到最后的《南无阿弥陀佛戴传贤》，都是如此。同为骂人文章，两位风格又有所不同，刘半农是热闹，鲁迅则是深刻。他们都是骂人而骂出境界来了。时过境迁，所骂之事，甚至被骂之人，俱往矣，而文章魅力常在。从前我写文章谈及此事说：“我们不妨仿照‘才华横溢’创造一个‘智慧横溢’的说法，否则很难形容读他们作品时所得快感。他们写作正是与对手斗法，又总技高一筹，文章犹是余事，无比智慧才是本色。两位早早儿下世，骂人文章再也不复精彩了。”这一层，如果拿来和时下“酷评”比较一下，就了然了。

骂人文章，无非也是文章罢了。相比之下，可能更难写一点儿，因为要有特别本事。具体说来，要能骂人，即具识见；会骂人，即有技巧。梁实秋写过《骂人的艺术》，若前述鲁、刘两位，是深娴此道者也。至于梁氏尚是纸上谈兵，至少鲁迅骂他，并未照搬所述诸法，而是别出心裁，其精妙处，恐怕他一生也难以领会。梁文所列“骂人的艺术”凡十条，其三曰“无骂不如己者”，是就效果而言，即骂了不如己者，反替对方扬名；但是鲁迅、刘半农骂人，的确压根儿瞧不上对手，譬如鲁迅就很不拿梁实秋当回事儿。所以前述“恶意”，乃是一种俯视态度；将此种态度形诸言辞，我们知道是恶意。但是得以俯视，要自己真在高处，不是假装出来的。骂人文章，归根结底是批评者对被批评者的文化优势，智慧优势，此外并配合以相应言辞，即上述“能骂人”与“会骂人”也。鲁、刘都是语言大师，后一方面自然不在话下，不过关键还是识见太高，有这个做底子。现在报上所谓“酷评”，我偶尔读到一二，觉得有时被骂者未必不该骂，骂人者却毫无上述优势可言，若论识见，似乎正与被骂者相当，甚至更在其下，有如泼妇骂街，读来只觉好笑。不过我们犯不上再骂他们就是了，且来一学《笑赞》里的老学究罢。

    我这么说话，因为自个儿其实也是偶像破坏者，对这本书偶像破坏这个总的方向并非不予认同，他所质疑的若干人物，例如卢梭和托尔斯泰，我过去在文章和私下的谈话里也曾表示不敬。我特别赞成的是此书最后的结论：“在我们这个悲剧的世纪，千百万无辜的生命牺牲于改善全部人性的那些计划——最主要的教训之一是提防知识分子，不但要把他们同权力杠杆隔离开来，而且当他们试图集体提供劝告时，他们应当成为特别怀疑的对象。……他们形成团体，在他们赞成和高度评价的人所组成的集团中，他们是极端的信仰主义者，这使他们变得十分危险，因为他们制造了舆论潮流和流行的正统思想，其本身常常导致非理性的和破坏性的行为。任何时候我们必须首先记住知识分子惯常忘记的东西：人比概念更重要，人必须处于第一位，一切专制主义中最坏的就是残酷的思想专制。”我觉得这是很深刻的道理，确实值得我们反省。但是《知识分子》抵达这一结论所走的路径却不很高明，甚至可以说不大对头。好比打算射击某个对象，枪里装的却是沙子，抑或根本瞄准错了地方。

    作者说：“本书的主题之一是：知识分子领袖人物的私人生活同他们的公开形象是不能分开的，一个可以帮助解释另一个。”这一出发点决定了全书的侧重所在： “现在是考察他们的档案的时候了，这不仅包括他们公开的，也包括私人的方面。我特别看重这类证据：知识分子告诉人们该如何行事时，他的道德和判断力的可信程度。他们在生活中是如何管理自己的？他们对自己的家庭、朋友和同伴，表现出了几分忠诚？他们在处理性和金钱问题时，是否公正？他们所说的、所写的，都是真实的吗？他们自己的体系是如何面对时间和实践的考验的？”然而正是在这里我有所疑问：如果我们另找材料，证明这些知识分子在上述方面“道德和判断力的可信程度”并不坏，他们的思想就不再有问题了么；如果我们在所列的十几位知识分子之外，另外标举一些私德高尚的人物，我们就能证明知识分子无可置疑，而作者所总结的有关他们在历史上的危险性的教训全都落空了么。约翰逊攻击时力求彻底，结果他并不彻底；之所以不彻底，因为他与所攻击的对象不能划清界限，彼此其实还有某种共同之处。

    《知识分子》从上述方面对知识分子所进行的批判，显然存在着一个前提。书中两位最受打击的人物，卢梭和托尔斯泰，分别说过这样的话：“如果我知道还有人比我更好，我会非常恐惧地放弃这种生活。”“至今我还未遇到一个像我这样有道德的人，一个能够相信我时刻铭记着一生向善并随时准备为之牺牲一切的人。”我们发现作者与他们所谈论的是同一问题，所遵循的也是同一思路，只不过一个说好，一个说坏而已。卢梭和托尔斯泰要强调其思想的分量，就标榜自己的人格；现在要否认其思想的分量，就诋毁他们的人格。前提原本是一样的。也可以说，这本书的前提压根儿就是从卢梭和托尔斯泰那儿领来的。论述时甚至没有超出他们划定的范围，而且也不大具备卢梭和托尔斯泰那种振振有辞的本事。比如他说：“一位自愿参军作战的年轻丹麦学生克里斯托弗·布鲁恩问易卜生——他对其大事声张的言论早有耳闻——为何不也去志愿投身战斗，然而他得到的却是一个站不住脚的回答：‘我们诗人有其他的任务要完成。’”这里真正站不住脚的倒是作者了，因为他对“行动”的理解未免太过简单。无论如何“因人废言”是个过时了的老路数，本书不过是把它推到极致而已。“译序”说，“约翰逊为我们认识和评价知识分子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老实讲我对此是很怀疑的。

    这本书名字叫做《知识分子》，作者也力图清楚地划定“知识分子”这一概念的范畴。他在行文中强调所列举的人物属于知识分子，同时声明某些拿来与之做对比的人物（如拜伦、吉卜林和伊夫林·沃）不算知识分子。他是从这一点出发提出这一概念的：“伴随着不断增长的自信和勇气，人类历史上第一次有人宣称，他们可以诊断社会的弊病，而且能用独立的智慧来加以治疗；甚至于他们凭此不仅能够设想出社会结构的模式，并且认为可以把人类的基本习俗改造得更好。”然而所列举的十几个人，如卢梭、雪莱、易卜生、托尔斯泰、海明威、布莱希特、罗素、萨特、威尔逊、高兰茨、赫尔曼、泰南、法斯宾德、鲍德温和乔姆斯基等，却很难说是一概明确体现了这一共性。有时不免要想干吗要把这些人放在一起讨论呢，也许仅仅因为他们都成功，而所要指出的无非是他们实际上并不那么成功。这样所说的“知识分子”就又有混同于“文化名人”的嫌疑，他就又接受了另一个为大众所认可的前提了，这无疑削弱了攻击力量。何况说到的人物都与“权力杠杆”没有发生过什么关系。回到前述的出发点，约翰逊所谓“知识分子”其实与我们惯常说的“理想主义者”颇为相似。他所揭示的知识分子的危险性也正是理想主义者给这个世界屡屡带来的危险性。然而前面已经讲到，这本书就基本前提而言与所批判的对象并无二致，而且还变本加厉，所以我认定作者实际上也是一个理想主义者，甚至是比卢梭和托尔斯泰等更为极端的理想主义者。他讲的是关于理想主义者的理想，这本书可以被视为这方面的一个最佳蓝本。理想主义者的危险性在他身上同样也有。按照作者的意思，因为做不到，也就不能想，但是我们记得“人无完人”这句老话，既然如此，结论就是：无论是谁都不具备思想的资格，或者必须成为完美的人之后才能思想，这样一来，整个文明进程岂不成了一件不可能的事情了么。

    约翰逊说：“当知识分子站起来向我们说教的时候，我发现，公众现在已经产生了某种怀疑，那些大学教师、作家和哲学家，他们或许是很优秀的，但在普通群众中，一种怀疑的倾向正在日益增长：他们是否有权告诉我们应当如何立身行事？”这是个很有意思的问题，然而他显然急于要在“言行不一”与“口是心非”之间画一等号，结果放过了某些更重要的东西。不错，这些知识分子的确无权告诉我们应当如何立身行事，但这不是因为他们自己没有身体力行，而是因为他们的思想方式有问题，或者说思想本身有问题。人们期待于知识分子的究竟是什么，他们又在什么地方辜负了人们的期待呢。知识分子原本不是要向社会提供一种行为表率，他们不是模范人物。作者所指出的知识分子的劣迹，即便都是真实的，也并不使得历史和社会中的全部劣迹更为严重。“对于那些力图教导人类的知识分子，我们已经查看了他们当中的许多个案，考察了他们是否具有完成这一任务的道德的和判断力的资格。我们特别考察了他们对待真理的态度，他们寻找证据和评价证据的方式。他们对待特定的人，而不是对待人类整体的态度；他们对待朋友、同事、仆人，首先是他们对待家人的方式。我们也涉及按照他们的劝告会带来的社会的、政治的后果。”在我看来，这里只有最后一点才可能是有意义的，虽然思想与思想诉诸现实也还不是一件事情。这本书有些论述不无价值，如“知识分子同暴力的结合是如此经常地发生，不能认为这是一种偶然现象”等，可惜太多的篇幅都花费在了无关紧要的地方。

    这就接触到了一系列关键问题。思想应该是独立的价值体系，人格不是判断标准。思想者的贡献仅仅在于思想。思想为思想者所贡献之后，就已经成为人类的共同财产，成为文明的组成部分，而不再为该思想者所独有。思想是否为思想者所实践，仅仅对思想者有意义，对思想则没有意义。思想的对象是整个人类。这又涉及《知识分子》里一个似是而非的说法，比如讲到卢梭时说：“尽管总体上他爱人类，但他却养成了一种爱与人争吵的特别喜好。日内瓦的童贤医生曾是他的朋友，也是受害者之一，他就抗议道：‘人类的朋友怎么可能从来不是人的朋友？或者难得是？’”讲到雪莱时说：“同卢梭一样，总的来说他爱人类，但对特定的人他常常是残酷无情的。”与哪怕是所有特定的人的关系，也不能和与作为思想的对象的人类的关系混为一谈。卢梭与雪莱到底是否“爱人类”，还是要看其思想究竟怎样，并不关乎他们对某个人做过什么或没做过什么。

    这里所说其实不过是普通常识，然而却长期不能为论家（包括这本书的作者）所接受，原因在于我们总是习惯从单一维度出发去评衡对象。其实对象并非笼统一体，评衡也有多种维度。把思想与行为看做两回事，并不意味着要放弃对思想者的行为的考察，只是说这一考察应该限于思想者的行为本身，而没有必要将外延扩大到他曾经贡献过的思想。因为对于这一思想来说，这时思想者实际上已经转变为行为者了，如同别的行为者一样。只能说他是不是合格的行为者，不能再说他是不是合格的思想者。不合格的行为者并不等于不合格的思想者。也就是说，我们尽可以在另一场合去褒扬或贬抑这个人，看看他的行事如何，他的人格如何，但是无论说什么，都仅仅是针对具体这个人而已。

我编谷林先生的书，与出版社讲好不受酬，只要些书，赠给朋友，特别是提供过帮助的诸位。希望能有朋友再给补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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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粗记“雀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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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忆》牵连出来的散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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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于“页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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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得书杂记之二
　　俱往矣
　　读《火神庙诗》的感兴
　　周作人“杂诗”佚篇
　　求其友声
　　“寿”字斗方
　　我想请会儿假
　　有错必纠
　　《温州读书报》刊载《刘节日记》
　　有错当纠
　　衣上征尘杂酒痕
　　笔名的由来
　　饱蠹记藏
　　《开卷闲话四编》序
　　许序读后
　　简体字
　　德不孤，必有邻

这种读法，也许更能体会鲁迅的生命历程。即以鲁迅为例，他活得并不算长，不过五十五岁。——好几位同辈人也如此：陈师曾死时四十七岁，刘半农四十三岁，马隅卿四十二岁，钱玄同五十三岁。但就是这点年头儿，鲁迅做了许多事情，二十卷著译便是荦荦大端。然而鲁迅又是一个准备期很长的作家。成名作《狂人日记》发表时，已经三十七岁。此前除一九○七年到一九○九年热情较高，为《河南》杂志撰文，翻译《域外小说集》外，无所作为的时候很多。最有名的莫过于在北京抄古碑了，他自己也说“没有什么用”、“没有什么意思”（《〈呐喊〉自序》）。一个活得不很长的人，居然大段虚度光阴。后来的十八年，尤其是一九二五年以后，却又如此高产，大概真的“把别人喝咖啡的时间都用到工作上了”。可以说他活的是“加速度”的一生。另一方面，鲁迅又有许多计划因其早逝而落空，无论研究还是写作；他所做的不少准备，某些方面的才华，未能实现。不能不承认，他毕竟是“未完成的”。

以上是我编这部书时的感受，尽管“卑之无甚高论”，自忖还算切实。此外有些零碎想法，不妨略述一二。记得从前参加一个座谈会，有翻译家质疑鲁迅的翻译，认为选目与译文都不怎么样。这自有道理，但是其间可能存在着立场与价值观的某种差异。如今的翻译家旨在推出好的译作，假使选目不当，译文不行，则什么都不是了；然而其意义也仅限于这两方面。鲁迅当然也曾斟酌选目，推敲译文，就算均不合乎通常要求，他的译作还有另外一重意义：它们也是鲁迅表现自己的方式，就像他的创作一样。这也就是我觉得鲁迅的创作和翻译须得结合着读，我希望《鲁迅著译编年全集》能在这方面给读者提供便利。此外要指出一点：鲁迅虽然得益于西方最先进的思想，真正对他的思想产生深刻影响的，却未必都是顶尖人物。思想上如此，文学上也如此。非但鲁迅如此，他的许多同时代人也如此。外国的小作家，很可能影响了中国的大作家。

讲到选目，翻译家举出两个例子，一是阿尔志跋绥夫，一是爱罗先珂。阿尔志跋绥夫在文学史上自有地位，但是此处无须分辩；鲁迅翻译他的《工人绥惠略夫》，的确至关重要。鲁迅对自己的《呐喊》、《彷徨》里的人物，每每“哀其不幸，怒其不争”；但他从阿尔志跋绥夫那儿借来一个“不幸”而“争”的人物绥惠略夫。一九二〇年十月二十二日，鲁迅“译《工人绥惠略夫》了”。一九二二年一月二日，鲁迅完成《阿Q正传》。绥惠略夫与阿Q之间显然有着对应关系，他们构成了鲁迅心目中“人”的两极。取鲁迅所作《译了〈工人绥惠略夫〉之后》、《记谈话》、《〈阿Q正传〉的成因》、《俄文译本〈阿Q正传〉序及著者自叙传略》等对照读之，可知绥惠略夫与阿Q之间，不仅是两种“人生”的对比，也是两种“革命党”的对比。而当鲁迅说：“其实这也不算辱没了革命党，阿Q究竟已经用竹筷盘上他的辫子了；此后十五年，长虹‘走到出版界’，不也就成为一个中国的‘绥惠略夫’了么？”更道出一个“橘逾淮而北为枳”的事实。

至于爱罗先珂，的确说得上“名不见经传”，假若不是因为鲁迅，只怕没人再提他了。这位俄国盲诗人一九二一年五月被日本政府驱逐，那时鲁迅就注意到他，将其作品译为中文。一九二二年春初，蔡元培聘请爱罗先珂来北京大学教世界语，并托周氏兄弟照顾。他从这年二月二十四日起住在周家，七月三日前往芬兰参加第十四回万国世界语学会年会，十一月四日返京，次年四月十六日回国。爱罗先珂所著《爱罗先珂童话集》和《桃色的云》，由鲁迅译为中文出版。爱罗先珂用世界语讲演，则由周作人做向导兼翻译。

鲁迅最初读爱罗先珂的作品，印象是“虽略露骨，但似尚佳”（一九二一年八月三十日致周作人）、“陈义较浅”（一九二一年九月三日致周作人）；晚年评价《爱罗先珂童话集》曰“浅”，《桃色的云》曰“尚可”（一九三六年二月十九日致夏传经）。可是鲁迅未必没有受到他的影响。

一九二三年一月发生“剧评事件”，这导致几个月后爱罗先珂永远离开中国。先是他作《观北京大学学生演剧和燕京女校学生演剧的记》，由鲁迅译出发表；不久魏建功发表《不敢盲从》，文中“看”字特加引号，对于失明的爱罗先珂显有侮辱之意。鲁迅遂作《看了魏建功君的〈不敢盲从〉以后的几句声明》，所说“我敢将唾沫吐在生长在旧的道德和新的不道德里，借了新艺术的名而发挥其本来的旧的不道德的少年的脸上”，是对爱罗先珂《记》中“中国的年青的男女学生们，难道并没有这力量，敢将唾沫吐在那生长在旧的道德和新的不道德里，弄脏了戏剧的真艺术的老年和少年们的脸上，而自走正当的道路么”的引申发挥。

不久，《晨报副刊》又因张竞生《爱情的定则与陈淑君女士事的研究》一文而引起“爱情定则讨论”。参与者中，“大多数的道学派之根本思想是以女子为物，不是玩具便是偶像，决不当她是一个有个性的人”。当有人主张截止时，鲁迅却建议继续，理由是：“这不但可以给改革家看看，略为惊醒他们黄金色的好梦，而‘足为中国人没有讨论的资格的左证’，也就是这些文章的价值之所在了。”（一九二三年六月十二日致孙伏园）这里所表现的思想，与《观北京大学生演剧和燕京女校学生演剧的记》、《看了魏建功君的〈不敢盲从〉以后的几句声明》一脉相承。借用周作人的话说就是：“我们看了非宗教大同盟，知道青年思想之褊隘，听了恋爱定则的讨论，更觉到他们的卑劣了。”（《卑劣的男子》）

当时周氏兄弟尚未失和，周作人的意见，多少可以代表鲁迅。他在一九二三年六月十四日发表《“重来”》一文，正是有关这一问题的深刻思考：“易卜生做有一本戏剧，说遗传的可怕，名叫《重来》（Gengangere），意思就是僵尸，因为祖先的坏思想坏行为在子孙身上再现出来，好像是僵尸的出现。……若譬喻的说来，我们可以说凡有偶像破坏的精神者都不是‘重来’。老人当然是‘原来’了，他们的僵尸似的行动虽然也是骇人，总可算是当然的，不必再少见多怪的去说他们，所可怕的便是那青年的‘重来’，如阿思华特一样，那么这就成了世界的悲剧了。我不曾说中国青年多如阿思华特那样的喝酒弄女人以致发疯，这自然是不会有的，但我知道有许多青年‘代表旧礼教说话’，实在是一样的可悲的事情。所差者：阿思华特知道他自己的不幸，预备病发时吞下吗啡，而我们的正自忻幸其得为一个‘重来’。”

“重来”虽然来源于易卜生，爱罗先珂却在周氏兄弟之前，表述过类似看法。他在北京写了几篇童话，由鲁迅译为中文。一九二二年十二月一日面世的《时光老人》，已经说道：“……但看见青年的人们学着老年，许多回重复了自己的父亲和祖父的错处和罪恶，还说道我们也是人，昂然的阔步着，我对于人类的正在进步的事，就疑心起来了。不但这一件，还有一看见无论在个人的生活上，在家庭间，在社会上，在政治上，重复着老人的错处和罪恶的青年，我就很忧虑，怕这幸福的人类接连的为难了几千年，到底不能不退化的了。”——当然，这又何尝不能看作译者鲁迅“借他人之酒杯，浇自己的块垒”呢。从《时光老人》到《“重来”》，其间似有一条思想脉络。

上面末了一句并非敷衍，只是稍嫌笼统，须得加以说明。当事人说话，除了体现社会文明外，对当事人自己有揭示事实和表明动机两重意义，对我们则有了解上述两方面的意义，但是于彼于我，两方面意义并不相同。这里我说“我们”，指有别于当事人的相对超脱冷静的一副眼光，此刻属于前述关注此事者，随着时间的推移则将演变为历史观念。事实方面，当事人不止一个，彼此间说法有别；我们听多面之词，总比听一面之词，抑或什么也不听就做出判断的好。也许因此更接近于澄清事实真相，然而个人意义上的事实与历史意义上的事实并非完全是一码事。对个人来说关键在于“做了什么”，对历史来说则是“造成了什么”。是以《〈回归五四〉后序》和《舒芜口述自传》解释了许多，最终仍不能不归结为《后序》所写而《口述自传》又复引用的一番话：“由我的《关于胡风的宗派主义》，一改再改三改而成了《关于胡风反革命集团的一些材料》，虽非我始料所及，但是它导致了那样一大冤狱，那么多人受到迫害，妻离子散，家破人亡，乃至失智发狂，各式惨死，其中包括了我青年时期几乎全部的好友，特别是一贯挈我掖我教我望我的胡风，我对他们的苦难，有我应付的一份沉重的责任。”说来尚有争议的不过是“虽非我始料所及”一句而已，虽然在当事人这一点至关重要。

话说至此，已经涉及动机方面。对于个人来说，动机大概相当于缘由；而历史几乎从来不把个人动机视为缘由，它另外从社会、文化乃至自然环境等领域去找寻缘由。个人所关注的是“为什么要做”，历史则仍然关注“造成了什么”。历史只管结果，不管动机；面对历史，一个人当初想法如何，意义仅限于他自己。《舒芜口述自传》较之《〈回归五四〉后序》更多挖掘思想根源，这有益于我们理解其人，却无助于我们评价其人，讲得明确一点，无助于改变历史对于他的评价。以上当事人与历史看法之不同，或许亦为舒芜所知晓，因而才在《舒芜口述自传》末尾说：“现在这个口述自传的编辑出版，是我再一次向历史把这一份沉重的责任永远铭记下来。”而历史本身同样是这样“铭记”的。

讲到“理解其人”，舒芜本人想必企望如此，不然不会解释再三；然而对我们来说，更有意义的还在于理解当时中国整整一代人，具体说是一代知识分子，包括舒芜在内。我想起《纽伦堡大审判》的一段记载。战犯邓尼茨海军上将的辩护律师奥托·克兰茨比勒在结束辩护返回家中时，为法庭所揭露的事情“感到羞辱”。书中写道：“他对发生过的事一无所知吗？如果是那样，他一定是个白痴。他参与其中了吗？如果他参与了，那他一定是个罪犯。他是否了解内情，但并未亲自去干？如果是那样，他一定是个懦夫。各种选择，要么是白痴，要么是罪犯，要么是懦夫，都使克兰茨比勒沮丧不已。”这番话用来形容舒芜及其同时代人，可能亦不为过；只有纯粹受迫害者如纳粹治下的犹太人可以除外，在中国这样的人当然也有，尽管相对少些。不过需要强调的是，这里所说的是“每一个人”；而“某一个人”除承担“每一个人”的责任之外，他自己特有的责任并不应因此而被忽视，甚至减免。

《舒芜口述自传》中两段文字，有助于理解这一问题。一是：“这（指宗派主义）在他（指胡风）的公开文字中表现得还比较含蓄，在私人通信中就说得很明显。我的文章要说清楚这一点，就不能不引用胡风给我的信。”一是：“他找我谈话，我当然是不敢反抗的。既然林默涵发了话，我就不敢不按照他的‘指示’编出了那个材料，……”如果说“不敢不”更多体现“每一个人”的责任，那么“不能不”就该由“某一个人”承担了。附带说一句，这里“不敢不”，尤其是“不能不”，未免简捷轻巧；读书至此，竟然打个寒颤。

    这一模式首先涉及作者与读者的关系，认定前者创作的价值是以后者接受与否为判断标准。这一点原则上讲并无错误，但是需要加以解释；至少在“接受”的前面应该添上“最终”二字，即承认读者对某一作品的理解接受，是完成于某一过程。而这也就意味着如果出现暂时不能理解和不能接受的情况，并不说明该作品没有价值。至于“暂时”究竟是多久，则没有硬性规定。也就是说，“读者”是个延续的概念。否则文学作品无论在哪一方面都不可能真正有所创新。尽管创新也有马上被理解和接受的时候。

    这里举个例子。周氏兄弟一九○九年刊行《域外小说集》时，曾经如此设想读者：“使有士卓特，不为常俗所囿，必将犁然有当于心，按邦国时期，籀读其心声，以相度神思之所在。”（鲁迅一九○九年所作《序言》）结果呢，“计第一册卖去了二十一本，第二册是二十本，以后可再也没有人买了。”（鲁迅一九二一年所作《序》）“有士”亦即读者不幸的确“为常俗所囿”，他们“卓特”则要等再过十几年，译者另外出名之后。至于为什么拒绝，原因之一是：“《域外小说集》初出的时候，见过的人，往往摇头说，‘以为他才开头，却已完了！’那时短篇小说还很少，读书人看惯了一二百回的章回体，所以短篇便等于无物。”现在我们看见这种记载，反倒有些诧异，因为中国读者的阅读习惯早已改变了。鲁迅也说：“现在已不是那时候，不必虑了。”

    周氏兄弟当初颇以《域外小说集》面世而自负：“异域文术新宗，自此始入华土。……中国译界，亦由是无迟暮之感矣。”谁知非但不是“迟暮”，反而来得太早了。这种读者与作者（此处是译者）不能协调的情况，在文学史和艺术史上比比皆是。将读者作为一个整体设想成与作者心心相印，趣味相投，一方面需求，一方面供给，所需求的恰恰就是供给的，所供给的恰恰就是需求的，未免太过理想化了，也根本不懂得创作规律。与《域外小说集》相反，一部作品当时颇受重视，后来遭致冷落，这种现象也时有发生。这是我觉得“老妪解诗”所蕴含的批评模式简单化和绝对化的地方。此“一老妪”兴许没有那么高明，兴许连累白居易改坏了自己的诗作。她“曰解”与“不解”，千载之下未必为同样作为读者的我们所认同。

    这就又牵涉到这一批评模式的另一方面，即某一具体读者与作为整体的读者的关系。“老妪”只是读者之一，即便在当时也不能充当所有读者的化身。“老妪”之外可能还有别的读者，不知道他们是否同意她的意见。“读者”其实是个相当模糊的概念。读书是个体行为，读者与作者之间是以作品为媒介的一对一的关系。在这方面，个体彼此存在着或大或小的差异不足为奇：这个人喜欢，那个人可能不喜欢；每个人喜欢与不喜欢的原因也有所不同。但是我们在电视或报纸上看见记者采访一二读者的意见时，总是忘记强调这一点，结果就造成一个“读者代表”或“整体读者”的印象。其实世界上根本没有“读者代表”或“整体读者”这回事。读者都是个人，他只代表他自己。当然有“人同此心”的时候，但是绝非一概如此。

    鲁迅说过：“《红楼梦》是中国许多人所知道，至少，是知道这名目的书。谁是作者和续者姑且勿论，单是命意，就因读者的眼光而有种种：经学家看见《易》，道学家看见淫，才子看见缠绵，革命家看见排满，流言家看见宫闱秘事……。”（《集外集拾遗补编·〈绛花洞主〉小引》）这里谁能代表得了谁呢；而几乎各种“看见”，都可以引发出欢迎、反对或不感兴趣的不同态度。每种态度都仅仅属于该读者个人。“老妪解诗”模式在这方面对于读者个性的抹杀，与前一方面对于作者个性的抹杀，是一致的。幸好对白居易来说，这只不过是个传闻而已。

    先看看别人是怎么讲的。王得后在《〈鲁迅译文全集〉终于出版了》一文中提出两点：一是“研究鲁迅的人是非读《鲁迅译文全集》不可的”，二是“研究中国现代翻译理论和翻译史的人也是不可不读《鲁迅译文全集》的”。有意思的是，我们是在“研究中国现代翻译理论和翻译史”的范畴内去“研究”别位译者，别种译著；只有涉及鲁迅，第一点才可以单独提出。我曾说，其他翻译家旨在推出好的译作，假使选目不当，译文不行，则什么都不是了，不过其意义也仅限于这两方面。鲁迅当然也曾斟酌选目，推敲译文，就算均不合乎通常要求，他的译作也还有另外一重意义：它们是鲁迅表现自己的方式，就像他的创作一样。其他译者——包括比鲁迅翻译成就更大的译者——即便存在“表现自己”的问题，也很难像鲁迅那样为我们所“研究”。

    不过我所说鲁迅的翻译就像他的创作一样，需要引鲁迅自己的话稍作订正：“每当不想作文，或不能作文，而非作文不可之际，我一向就用一点译文来塞责，并且喜欢选取译者读者，两不费力的文章。……我只要自己觉得其中有些有用，或有些有益，于不得已如前文所说时，便会开手来移译，但一经移译，则全篇中虽间有大背我意之处，也不加删节了。”（《〈思想·山水·人物〉题记》）虽然其间或多或少存在差别，但不能因此就忽视或否认翻译之于鲁迅的重要性。研究鲁迅，舍此则难免“以偏概全”。

    有几种译作对于鲁迅研究尤其重要。我曾说，鲁迅所译阿尔志跋绥夫笔下绥惠略夫这一形象，与他自己塑造的阿Q有着对应关系；或者说，《工人绥惠略夫》一书与《呐喊》、《彷徨》有着互补关系。鲁迅后期基本上停止了文学创作，原因之一，如其在《英译本〈短篇小说选集〉自序》中所说：“现在的人民更加困苦，我的意思也和以前有些不同，又看见了新的文学的潮流，在这景况中，写新的不能，写旧的又不愿。”但是他的文学翻译却持续始终，而且数量较前更多。鲁迅谈及所译法捷耶夫《毁灭》时说“就像亲生的儿子一般爱他”（《关于翻译的通信》），可知此项译事，有如他过去写作《呐喊》、《彷徨》。鲁迅心目中“新的文学”，还应包括所译《一天的工作》中那些“无产者作家的短篇小说”，对此他尝与“同路人”的作品——经他手译出的有短篇小说集《竖琴》和雅各武莱夫的中篇小说《十月》——作对比说：“我们看起作品来，总觉得前者虽写革命或建设，时时总显出旁观的神情，而后者一落笔，就无一不自己就在里边，都是自己们的事。”（《〈一天的工作〉前记》）鲁迅之为中国左翼文学的中坚，他的翻译也许比杂文写作所起作用更大，先是介绍了这方面的理论——包括片上伸著《现代新兴文学的诸问题》，卢那察尔斯基著《艺术论》、《文艺与批评》，普列汉诺夫著《艺术论》，以及《文艺政策》等，继而又供给了《毁灭》之类作品。

    王得后所说两点，自是荦荦大端，但用供特殊研究，则不免囿于“小众”；这套书印数区区一千六百，大概只为满足此种需求。以我认认真真看过一遍鲁迅全部译著的体会，时至今日，即便对于不“研究鲁迅”也不“研究中国现代翻译理论和翻译史”的普通读者，《鲁迅译文全集》有一部分也还读得。总的来说，鲁迅翻译的文学作品，特别是小说，比他翻译的理论著作更可一读；从日文直接翻译的作品，比从日文或德文转译的作品更可一读；此外就要看原作水平的高下了，鲁迅译了不少水平高的作品，也译了一些水平不够高的作品，倒无关著名与否。我个人以为仍可一读的，有阿尔志跋绥夫著《工人绥惠略夫》，《现代小说译丛（第一集）》，《现代日本小说集》，爱罗先珂著《爱罗先珂童话集》、《桃色的云》，厨川白村著《苦闷的象征》、《出了象牙之塔》，望·霭覃著《小约翰》，鹤见祐辅著《思想·山水·人物》，班台莱耶夫著《表》，契诃夫著《坏孩子和别的奇闻》，果戈理著《死魂灵》和巴罗哈著《山民牧唱》。当然，别人或许另有取舍。

    这里有两个问题。第一，上述诸书有些系转译，而至少几种俄国作品，后来已经有人直接从原文译出，成为所谓“替代译本”了。对此不应一概而论。周作人曾说：“我想在原则上最好是直接译，即是根据原书原文译出，除特别的例外在外，不从第二国语重译为是。”但他也指出：“从第二国语重译常较直接译为容易，因原文有好些难解的熟语与句法，在第二国语译本多已说清，而第二国语固有的这些难句又因系译文之故多不滥用，故易于了解。要解除这个困难，应于原文原书之外，多备别国语的译本以备参考比较。”（《谈翻译》）现在有些直接译自原文的书，恰恰因为“原文有好些难解的熟语与句法”，又不能“多备别国语的译本以备参考比较”，结果乱译一气。而鲁迅翻译《表》、《死魂灵》，同时借助了德、日两种译本；与齐寿山合作翻译《小约翰》，“有时进行得很快，有时争执得很凶，有时商量，有时谁也想不出适当的译法。”（《〈小约翰〉引言》）现在的译者，不一定肯花这番工夫呢。

    第二，瞿秋白说：“讲到你最近出版的《毁灭》，可以说：这是做到了‘正确’，还没有做到‘绝对的白话’。”（《关于翻译的通信》）其实与梁实秋“硬译”的批评相去不远。鲁迅则标举“宁信而不顺”。这更多体现于他那些理论译著，而我所列出的几种，读来还是相当顺畅且颇见文字之美的。鲁迅的“硬译”，目的“不但在输入新的内容，也在输入新的表现法”，此处姑置勿论；但他所说：“因为译者的能力不够和中国文本来的缺点，译完一看，晦涩，甚而至于难解之处也真多；倘将仂句拆下来呢，又失了原来的精悍的语气。在我，是除了还是这样的硬译之外，只有‘束手’这一条路——就是所谓‘没有出路’——了，所余的唯一的希望，只在读者还肯硬着头皮看下去而已。”（《〈文艺与批评〉译者附记》）却未必为后来译者所完全解决。涉及思维周密、表述复杂的理论著作，“中国文本来的缺点”依然存在，而这方面“译者的能力不够”，亦非鲁迅一人为然。

    鲁迅的译著迄今汇编过三次：一九三八年版《鲁迅全集》；一九五八年版《鲁迅译文集》；这回的《鲁迅译文全集》，以收集之全和校勘之精论超过了前两个版本，但也不无小小遗憾。第一，《出版说明》称：“单行本和散篇分别按初次出版或发表时间顺序排列”，然而彼此有联系的作品，因此也就分置二处，如《爱罗先珂童话集》与《桃色的云》为同一作者所著，现在中间却隔着《现代日本小说集》；《竖琴》与《一天的工作》本为拟议中的“新俄小说家二十人集”之上下册，后来更合为《苏俄作家二十人集》重新印行，现在中间却隔着《十月》，此固严守体例，阅读却颇不便。第二，“译者附记、出版广告等均附在相关译作之作”，现在收入第三、五、六、七卷者，附记在某一种之末；收入第四、八卷者，则在某一篇之末，目录中或列有标题，或不列标题；第一卷中，《现代小说译丛（第一集）》附记在篇末，《爱罗先珂童话集》则在书末；第二卷中，《苦闷的象征》和《出了象牙之塔》附记在书末，《现代日本小说集》的四则附记则未收录，此或因原来各单行本情况不同，但编为全集，理应统一处理。第三，“除保留初版本插图外，适当增加初版和初刊书影，原著者及相关人物照片、美术作品、史料图片等”，“适当”之尺度殊难把握，以至《思想·山水·人物》和《死魂灵》书影阙如，而“原著者及相关人物照片、美术作品、史料图片等”乃属多此一举。不过瑕不掩瑜，鲁迅译著历五十载重新整理出版，善莫大焉，功莫大焉。

    “宋紫佩说明来意，我将上海家属和友好对藏书的意见补说几句。她听了一言不发。过一会，却冲着宋紫佩说：   

    “‘你们总说鲁迅遗物，要保存，要保存！我也是鲁迅遗物，你们也得保存保存我呀！’

    “说着有点激动的样子。”

    朱安的话很令我感动，觉得凄切入骨，一个不幸女人毕生感慨，凝聚于寥寥数十字中，其为此老妪之一篇《离骚》欤。她始终生活在黑暗里，然而如这里所显示的，黑暗也能发出强烈的光。我向来不爱议论别人家的私事，但是这番话里有超越私事的意思，似乎值得体会。

    话头是从保存鲁迅遗物提起。“遗物”，《现代汉语词典》释为“古代或死者留下来的东西”，不过这里所谓遗物却非同一般，实有文物的含义。《现代汉语词典》将“文物”释为“历代遗留下来的在文化发展史上有价值的东西”，未免语焉不详；《辞海》说是“遗存在社会上或埋藏在地下的历史文化遗物”，所列内容有五，其第一项云：“与重大历史事件、革命运动和重要人物有关的、具有纪念意义和历史价值的建筑物、遗址、纪念物等。”此例正与之相合。其中遗物与文物可以通用，然而朱安说“我也是鲁迅遗物”，则别有一份孤寂荒凉在焉。

    遗物也好，文物也好，说到底都只是物。朱安生而为人，却说自己是物，因为在这一语境中，物有着人所不具备的价值，所以她要争取一点哪怕是做物的权利。做人之苦难与悲哀，我想无逾于此。当然人不是物。虽然法国新小说派的阿兰·罗伯-格里耶，在其作品中早已用看待物的眼光去看待人了，但这毕竟是人间之上的视点；我们生息于人间，无论如何还是需要抱着“人不是物”的信念，否则没法活了。无视人的存在，则人尚且不如一物。朱安的话所启示我们的，也正是这一点罢。

    世界上本来只有遗物，没有什么文物，人们把一部分遗物叫做文物罢了，也就是赋予了它们某些意义，如前述词典所提示者。而前提之一，即如《词海》说的“与……有关”。在这一事例中，对象是《辞海》标举的“重要人物”。“重要”当然是重要的了，然则其不同于“历史事件、革命运动”处，在于这个对象是人。斯人已逝，遗物犹在，生者着意加以保存，正是以其为媒介，与故者建立起一种联系，以超越生死之间的界限。此之谓“睹物思人”。如此说来，这一行为原本是颇有人情味的。文物涉及多个方面，这里较之别处，似乎应该多着这样一重意义。我们热爱鲁迅，因此重视他的遗物，包括藏书；而把寄托于藏书的一点人情扩大及于朱安，便是“我也是鲁迅遗物”的意思。这当然与文物问题无关，但是只见物，不见人，总归与以遗物为文物的初衷多少相违，无论这个人是遗物的主人，还是与主人相关的人，抑或是完全无关的人。

    我写这篇文章，本来是想谈谈对文物的看法的，囿于外行身份，终究不敢乱说。一下子就说到人上面去了，盖自忖对这个还稍有点儿发言权也。但是我也不打算拾几百年前人的牙慧，作“要更热爱人”之类近乎可笑的呼吁。前几天写文章谈及俄罗斯作家，我说他们似乎对人类尊严的底线特别敏感，无论这底线在何时何地被逾越，无论所涉及的是自己还是世界上的任何人，都无所顾忌做出反应。我们至少要迟钝一点儿，此乃文化背景不同使然。其实朱安所要求的，也正是一条底线；尚且谈不到尊严，只是生存而已。这是人对物的世界一点微弱的抗议声音。

       我这人本无任何主义之可言，如果非得加上一个不可，我倒宁愿自称“词典主义者”。我是喜欢读书的，但是不以为文学、哲学、历史等中有哪一本非读不可；世间要是真有什么“必读书”，那也只能说是词典了。这样的话并非一时凑趣要讲，乃是酝酿多年、反思平生之所得，愿意趁此机会贡献出来。

当然我有我的个人原因。现在勉强说是靠写字为生，然而前提在于是否有那么些字供你来写。具体讲就是词汇与句式，这些东西存储在记忆中，写作时才能得心应手。那么记忆中的东西又从何而来呢。句式多半沿袭平常说话用法，读别人的书时也曾悟得不少；词汇同样可以从生活中和书本上撷取。但是又怎么知道有没有记错，——所谓“文字不通”，便是由此而生的了。句式的问题相对简单，掌握了主、谓、宾、定、状、补各语之间的搭配关系，大致不会出乱子；词汇则要麻烦得多，非得一个个记准确了不可，而且记住读音，也不一定写得对。当然不是一概无迹可寻。譬如有人把“寒暄”写作“寒喧”，或许以为此乃说话，当从“口”旁；可是如果稍加斟酌，这样“寒”字没着落了，便明白原来二者相对而言，乃是“冷暖”之意，亦即通常所谓“今日天气哈哈哈”是也，所以第二字当从“日”旁，写作“暄”。但是汉语词汇组合，并不都这么讲理；也许原本有理，咱们一下不能了然。那么就要请教老师了。不过我的中文教育只接受到中学毕业为止，而且就连中学也不曾好好念过；读到大学文科以上的人想必方便得多，我则只能把词典看作自己的老师。是以每逢写文章，手边必备几种词典，查阅再三，不厌其烦，即便此刻亦不例外。——本来打算写这篇文章时，随手记下查过哪些条目，一并发表出来；担心过于絮聒，此议遂寝，然则那样或许更能说明问题也未可知。查词典是我的笨法子，修养不足，只好如此；但是我想常写错别字的人，修养不足之外，用功亦不够也。

说来我对词典，首先抱定的就是这么一种实用态度。词典通常被称作“工具书”，其实也是这个意思。不光写文章，只要动笔头，好比写信、打报告之类，都涉及同样问题，那么查词典就是难免的了。我把对词汇及句式的把握称为一种修养，自忖并非过甚其词。再高明的作家学者，写出来的东西字句不通，所谓高明也得大打折扣。查词典只不过是将勤补拙，但总归比出乖露丑强得多了。

如此说法，殊少风趣；然而词典之适于实用，怕是尚不止前述纠错一项。个人所掌握的词汇，词典亦是重要来源之一。我们学外语，有个词汇量的概念；很奇怪涉及自家中文，反倒不以此衡量了。勤查词典，可以多识生词，此本无须多言；先父沙鸥先生从前另有见解，且已付诸实践，却值得在此一提。他很喜欢翻看词典、韵书之类，认为这对写诗大有裨益。曾在通信中说：

 “要经常运用有关语言的工具书，为了找寻新的，不是你常用的词汇。比如，你想用‘孤独’一词，而这个词你已用过多次了，不能再用了，就去查‘孤独’的同义词，去查有关‘孤’与‘独’的组词，你会发现许多词，由此挑选一个你自己未用过，别人也未用过，或少用的新词。

       “找一个新词，要舍得花功夫。

       “这有一个在创作上的求高、求严的态度问题。”

       先父以非重复性来理解语言的丰富性，就把这一问题具体化了，不致流于空谈。北京话有个说法叫“贫”，《现代汉语词典》释为“絮叨可厌”，陈刚《北京方言词典》写作“频”，徐世荣《北京土语辞典》则云：“其实该用‘频’字，但一般避生就熟，多用‘贫’字。”我觉得其间不无因果关系，盖“贫”（词汇量少）所以“频”（絮叨可厌）也。说话如此，尚且算是毛病；何况写诗呢。所以先父这番理论与实践，意义的确不小。或者说写诗当然不比寻常，若作文章或随便写点什么，不妨退而求其次。我意不然。无论如何，“贫”都不是好的品相。唱高调说爱惜中文，说实话是爱惜自己，都应该经常翻翻词典。

                                                               二

       词典与我们的关系，原本不止语言应用一途，至少还涉及知识层面，当然词汇本身也是一种知识。且来声明一句，这里使用“词典”概念不很严格，多半作为“工具书”的代名词，而工具书并不限于词典一种。据金常政《百科全书••辞书•年鉴：研究与编纂方法》一书介绍：

       “按美国一位工具书权威L·肖尔斯博士的分类，把工具书分为十三类。如果不唯权威是从，打乱一下肖尔斯的排列次序，按可读性高低，或检索性递增的次序重排便是：百科全书、年鉴、指南、便览、手册、传记性资料、地理性资料、词典、书目、报刊目录、索引、政府文件集、视听资料。”

    检点一过可以发现，其中与语言应用有关的惟有词典，此外各类均关乎其他知识。然而其他知识词典中也有，只是简略一点罢了。《不列颠百科全书》（第十五版详编）“词典”一条有云：

    “词典与百科全书的界限本不难划定：词典解释的是词；而百科全书解释的是事物，但在实际上却很难分得清楚，因为词只有与事物联系起来才有意义，很难设想编出一本不表示对象和概念的词典来。”

    这番话很是有趣，我们读词典，所获得的知识正是关于“事物”、“对象”和“概念”者也。至于我自己，很晚才知道世间有百科全书之类，此前则惟有词典好读。本来应该从百科全书等中获取的知识，部分只好求助于词典了。受的教育多有欠缺，此乃所处时代使然；然而能由此得到一些知识，亦是不幸中之万幸。其实起先连词典也不能读到，惟有一小本《新华字典》。最早则只能去读“毛选”每篇后面的注释——这便是我小时候所有的一部“词典”了。我之认识“事物”，乃是由打这儿开始。以后买到《新华字典》，还有《现代汉语词典》（试用本），一概如获至宝，整天看个没完。《现代汉语词典》系内部发行，当时不知怎么到手。说来我得益于此书者甚多，它教我知道世间很多事情，简直胜于所有师传。过了多年才有成套的百科全书发售，最早的一部是《简明不列颠百科全书》（中文本），共十册，事先在书店订购了（差不多花去我两个月的工资），以后一本接一本出来，我就一本接一本取回，沉甸甸的书捧在手中，特别欣喜。回家之后，当然迫不及待地要展卷一读了。

    我不知道这算不算是经验之谈；虽然现在青少年读物很多，获取知识可能更其便利。不过我还是想说一句：词典仍不失为有效来源之一。至少“开卷有益”这句话，用在这儿是不错的。知识都有具体内容；有关某一对象的知识，实际上是一个序列，或者一个过程。词典所涉及的，不过开个头儿而已，深入了解自然不够，还须去读百科全书相关条目，乃至专门书籍不可。上述知识的起始部分，往往是某一题目或某一门类的常识。略具常识，距离博学还远，但已经不能算是无知。对于我们普通人或非专业人士来说，虽然不尽够用，总比没有要强。自己开口，不大容易闹笑话；听别人说话，则不会轻易上当。这里举个例子。十几年前我读一本有关周作人的传记，见谈及俞理初时牵扯到俞平伯，又把周氏关于俞理初的很多话都归诸俞樾了，不免心生疑惑，记得俞平伯的先人乃是俞樾，并不关俞理初什么事；周氏虽然称赞过前者，最推崇的却是后者。翻开《辞海》一看，俞樾与俞正燮（字理初）各有条目，就写在同一页上。我想《辞海》这种大路读物，作者案头一定放着；若去核对一下，并不花太多工夫。这给我一个教训，即凡涉及知识的事情，不妨以承认自己无知的态度着手做起。那么其间能够给予我们帮助的，词典之类又是必不可少了。

    不过话说回来，就我经常使用的几种词典如《现代汉语词典》、《辞海》和《辞源》而言，作为知识读物，都不能令人十分满意。倒不是要求过高，要求仍仅限于上述常识层面，即便如此，还是觉得不无条目缺漏、解释失当之处，只能应付一时之用（譬如不至于将俞正燮与俞樾混为一谈）。先哲有云：“尽信《书》，则不如无《书》。”（《孟子·尽心下》）吾辈于任何一种词典亦然。词典只是知识来源之一，——末了二字尤其吃紧，全部知识若以千万计，万万计，它所介绍的不过是“之一”罢了。知识也是一种修养，与语言能力一样。

                                三

    回到前引《不列颠百科全书》所说“词只有与事物联系起来才有意义，很难设想编出一本不表示对象和概念的词典来”，似乎不妨进一步讲：某一时代人们对“事物”的理解认识，一定程度上体现在当时所应用的“词”之中；而这又在一定程度上借助于“表示对象和概念的词典”反映出来。古代之《尔雅》、《说文解字》，今日之《汉语大辞典》等，均可以如此看法。——换句话说，这是查词典的另一项好处了，当然也在获取知识，不过乃是有关语言的知识罢了。

上面这番话不宜机械地加以理解。譬如刘半农一九二〇年顷创造“她”、“它”两个代词，我们不能说在此之前中国人就男女不分、人物不分了，但是这种意识通过文字确定下来，使得表述更其清晰明确，所具有的不止是语言学的意义。意识诉诸语言，语言也诉诸意识，看到“他”明确想到“男人”，看到“她”明确想到女人，看到“它”明确想到东西，较之只有一个“他”字，需要视上下文才能确定所指，就“对‘事物’的理解认识”而言，肯定有所不同。

    不知道有没有专家编纂过“中文词汇演化史”或“中文词汇发展史”一类著述，抑或充分涵盖相关内容的汉语词典；如果有的话，我倒亟愿一读。现在则只能凭感觉说话了。关于词汇的演化，刘半农在《半农杂文•她字问题》中曾经有所论说，涉及新造、改义和改音三项内容。虽然诸种词类各有演化过程，但是其间未必同步进行，有的词类可能变动更大。譬如我读《庄子》，觉得其中的动词和形容词，反倒要比今日文人笔下丰富得多；古今这方面当然也有变化，到底不及名词区别显著，增添了那么多东西。

上述词汇演化涉及内容很多，这里只能略谈一二，都是我读词典觉得有趣之处。新名词增加的原因之一是外来物的引入，但是外来物引入与外来语引入并非配套进行，好些倒是咱们另外取的名字。查阅《辞源》、《辞海》“胡”、“番”、“西”、“洋”各字，已可体会前人“对‘事物’的理解认识”之一斑了。即以《辞海》而言，就有“胡杨”、“胡桐”、“胡桃”、“胡麻”、“胡葱”、“胡椒”、“番杏”、“番茄”、“番鸭”、“番薯”、“番木瓜”、“番石榴”、“番荔枝”、“西瓜”、“西葫芦”、“西红柿”、“西洋参”、“西番莲”、“洋梨”、“洋麻”、“洋葱”、“洋槐”、“洋丁香”等词条，这些名目都非中国“古已有之”，而是后来陆续创造出来。周作人在《艺术与生活•国语改造的意见》中曾批评说：

    “中国以前定名多过于草率，往往用一‘洋’字去笼罩一切，毫无创造的新味，日常或者可以勉强应用，在统一的文学的国语上便不适宜了。”

    这里他关注这些合成词的前缀部分，所以建议“洋油”改称“煤油”或“石油”，“洋火”改称“火柴”；而我更留心词根部分，因为在此类名词对译中，上述冠以“胡”、“番”、“西”、“洋”各词，词根往往利用中国既有之物，而事实上并非确属此物。譬如“胡桃”一词，前缀为“胡”，表明来源；词根为“桃”，表明特性，然而此“桃”并非我们读《诗经》时见着的“桃之夭夭”那个“桃”也。胡桃亦称核桃，属胡桃科；桃则属蔷薇科，根本不是一码事。把胡桃也称为“桃”，意味着“桃”字已不限于原有范畴。这在中文史或翻译史上，说来是个重要现象。

然而名词对译导致词义引申，并非只有语言学的意义，还涉及中外文化交流或文化冲突问题。从前读美国人周锡瑞（Joseph W Esherick）所著《义和团运动的起源》，有番话值得注意：

    “……他们夸耀说，除了大刀和扎枪外，火枪也能被抵挡（据我猜测，这种所称的刀枪不入范围的扩大，事实上是由于中文表达火枪与扎枪同用一字，因而为其提供了便利借口）。”

    他实际上发现了义和团运动的关键问题之一。《说文》：“枪，歫也，从木，仓声。一曰，枪，欀也。”按“歫”通“拒”，抵拒之意；“欀”则为木名。《广韵》：“枪，矟也。”《释名•释兵》：“矛长丈八尺曰矟，马上所持，言其矟，矟便杀也。”所谓“刀枪不入”，本是指针对大刀扎枪的一种硬气功，此时仍然使用着上述“枪”的本义；翻译过程中创造“火枪”这一名词，词根“枪”的外延被扩大了；结果“刀枪不入”的外延也就相应扩大，以至当时社会民众（不仅仅是义和团）信以为真，酿成了一场历史闹剧或悲剧。

在我看来，这不仅仅是个误会而已。上述不管是否属实即以既有物作为词根的名词对译方法，反映了中国传统文化某种一以贯之的态度。我在《史实与神话》一书中说：“这一文化习惯于在认识不足乃至根本无所认识的情况下，将属于别一文化的产物强行纳入自己系统加以认同，以显示早已拥有，无足为奇。其实还是‘外延无限’和‘惟一’的观念在作怪。”不同语言之间名词对译，以及大家对有关译法的接受与理解，看似琐屑小事，却也是一次文化交流或文化冲突，而文化本质就体现于文化冲突之中。

前面讲到词汇演化，说有新造、改义和改音三项内容，其实还得补充两项，才算齐全。一是废弃，似乎无须多言；一是复活，不妨略说几句。手边有一九七三年（试用本）、一九七八年和一九九六年（修订本）三种《现代汉语词典》，部分条目彼此出入，加以对比，颇有意思。如“女”字项下，“女眷”前一种作：

“旧时指女性眷属。”

后两种作：

“指女性眷属。”

“女郎”前两种作：

“旧时称年轻的女子。”

后一种作：

“称年轻的女子。”

似乎意味着这两个词一度分别废弃，后来又在不同时间重新启用。此种废弃和启用或许仅仅意味着主流意识形态之认可与否，然而征诸现实，好像的确曾经泯灭，现在又听见有人说了。还有“女公子”一词，前两种作：

“旧时对别人的女儿的尊称，现在只用来称呼外国人士的女儿。”

后一种作：

“对别人的女儿的尊称。”

那么倒是不曾彻底废弃，却又有所限制；如今这限制得以解除了。语言的演变并不完全自然而然，外界多有促动作用，未必都是权力因素，时尚亦颇具影响，所谓“时髦话”是也。

                            四

语言是文化的存在方式之一。由这一立场出发翻阅词典，或许别有趣味。词典作为收集整理语言的一种形式，本身具有研究性质。历代文字、训诂和音韵方面著述甚夥，特别是关于《说文解字》，已成专门一种学问。周作人羁留南京狱中时，“通计在那里住了一年半，只看了一部段注《说文解字》，一部王菉友的《说文释例》和《说文句读》。”（《知堂回想录•监狱生活》）可以想见自有意趣。今天的人一方面似乎对中文不很感兴趣了，另一方面又号称热爱中国文化，其间不无矛盾，好像叶公好龙的样子。热爱文化者尤其中意地域文化，乃至造些假民俗出来，殊不知中国的地域文化有相当一部分是保存在方言之中，其真实完好程度，恐怕又远胜于今日残存的民俗仪式与地面建筑等。把记录各种方言的词典看作一座座地域文化博物馆并不过分。——这里顺便说一句，前面讲到词典，很是强调应用；然而方言词典未免有所不同，作者写之，或许多为研究，读者读之，可能更求玩味。如果拿来应用，往往也只限于认字。因为掌握方言是要有点基础的，不光读音特别，遣词造句也不一样。单凭一本词典，不大可能说话或写作，非得另外打点底子不可。

讲到方言词典，首推西汉扬雄所著《方言》，以后记录蜀方言有《蜀语》（明李实撰），吴方言有《吴下方言考》（清胡文英撰），山阴会稽方言土语有《越谚》（清范寅撰），等等。我因为生在北京，对有关北京话的辞书更其留意，二十几年前效法老舍，要用北京话写长篇小说，还曾记录过胡同里老头儿老太太特殊话语，成一小册子。后来读书渐多，发觉此项工作早有人做过，而且相当完善，于是赶紧收手了。

清末有位夏仁虎，本是南京人士，光绪二十四年来北京作官，写有《旧京琐记》，其“语言”一卷，乃是一篇北京话考察记。此前虽然《红楼梦》与《儿女英雄传》使用北京方言已很娴熟，但是单从语言着眼，而又较为系统，好像这还是首次。若以词典视之尚嫌简略，但是亦不无草创之功了。夏氏不仅记录用法（后来各种北京话词典均不出这一范围，然而要丰富全面多了），而且关注语言与心态及生活习性的关系，适为我所谓“方言中保存着地域文化”的上好例证，如：

“京人谈话好为官称，有谦不中礼者。昔见一市井与人谈及其子，辄曰‘我们少爷’。初以为怪，后熟闻之，无不皆然，以是谓之官称。又见旗下友与人谈，询及其兄，则曰‘您的家兄’。初以为怪，后读《庸盦笔记》，乃知其有本，不足怪矣。”

时至今日，此种称呼或已不见，然而隐含其中的心态或习性，未必不曾借助别种形式表现出来。北京人说话，是很喜欢“套近乎”的，乃是“客气”之一部分也。读此书另一有意思处，即是可以对比今昔北京方言词汇的异同。看见此时仍然沿用的说法，每每特有亲切之感。这一点我们在读《红楼梦》、《儿女英雄传》乃至老舍小说时也能感到，而上述各书所载与今日口头语都有部分不同，也就是说，过去有些用法已经“死”了。所以从前的北京话词典，多从老舍作品中摘取例句，现在有些则改用王朔的了，这是很恰当的。

这里讲到日常用语问题，一般词典在这方面内容较为贫弱，也是情有可原，因为词典编纂非一日之功，总与现实有些差距。《辞海》与《现代汉语词典》即便一再修订，也只能做到有限程度。中文词汇史好比一条源远流长的河，相对于两端之陈旧与新生者，词典收集的往往是中间那仍然生存且已稳定的部分。弥补这一缺憾（对于超越于常规需要的读者来说，这确实是一种缺憾）的办法，乃是另外编纂某些专门词典，譬如古汉语词典，流行语词典，等等。

                            五

词典中亦可显示出编纂词典者的思想观念、知识水准、价值取向乃至趣味爱好，这也是有意思的，——这里要谈查词典的好处，不妨列作一项，盖透过纸背窥人面目，诚为读书之一乐也。有的事情别人已经讲过不少次了，例如对比修订前后的《辞海》，可见社会发展、主流意识形态变化的迹象；又如“王同忆现象”足以显示编纂者之胆大妄为，出版者之利欲熏心；又如“鉴赏词典”之类一度泛滥，大家简直不明白什么叫叫作词典，这些我就不再多说了。我最感兴趣的还在前述价值取向和趣味爱好方面，不过严肃正经的词典很少表现这个，皆是左道旁门者也。就像安布罗斯•比尔斯的《魔鬼辞典》，“人”的一条有云：

“这种动物沉湎于他自己是什么的冥想之中，特别得意忘形，忽略了自己应该是什么的问题。他的主要职业是消灭他的同类和其他动物，无奈他（它）们却以不可阻挡之势增加，大批地繁殖于整个可居住的地球和加拿大。”

这好像是玩笑话，涵义却至为深刻。而且由于借用了词典形式，别有一种解构意义，恰与寻常词典之确定意义截然对立。此种形式可以追溯到保尔•霍尔巴赫的《袖珍神学》，乃至塞缪尔•约翰逊的《词典》。约翰逊所写本是正规辞书，但他喜欢加点俏皮话，或发些牢骚，结果就有消解倾向，譬如：

“编字典者：编写字典的人，一个无害的文丐。”

霍尔巴赫的书则通篇充满辛辣讽刺，姑举一例：

“板凳：是木制的坐物，神学家放置自己的神圣屁股的地方。当他们进行友好、文雅、有关宗教问题的谈话时，也常常用来彼此投掷。”

凡此种种，同时也表露了作者的性情趣味；读者于体会思想之外，亦可以想见彼辈是何等人也。中国这类书籍尚未见着，或许是我孤陋寡闻，纵或已有效仿者，只怕学得了肆意，学不了深刻。除非是鲁迅，可惜鲁迅死了。——其实他未尝不曾一试，《且介亭杂文末编•写于深夜里》一文中有段话，即与《魔鬼辞典》颇为类似：

“出版有大部的字典，还不止一部，然而是都不合于实用的，倘要明白真情，必须查考向来没有印过的字典。这里面很有新奇的解释，例如：‘解放’就是‘枪毙’；‘托尔斯泰主义’就是‘逃走’；‘官’字下注云：‘大官的亲戚朋友和奴才’；‘城’字下注云：‘为防学生出入而造的高而坚固的砖墙’；‘道德’条下注云：‘不准女人露出胳膊’；‘革命’条下注云：‘放大水入田地里，用飞机炸弹向匪贼头上掷之也。’”

鲁迅揭示了语言与事实乃是世界的不同层面，这让我们想起他在《狂人日记》里描写过的“从字缝里看出字来”，可见一贯看法如此。上面我关于词典说了好些，却未免把二者混同了。还是鲁迅所见透彻，那么不如拿他的话来匡正一下。

无独有偶。许宏泉《章士钊：孤桐不孤》（载二○○八年《书城》第十一期）一文亦云：“一九四九年后，章士钊作为最高领袖的座上宾，很多昔日的友人都会想到通过他同上面说说话，当然，目的各有不同。一九六六年，生活艰难的周作人也无奈修书与章氏。从现有文献来看，一九四九年后周与章似并无交往。周当然是出于无计才会硬着头皮希望通过他上达天听。……回想‘三一八’时间当年，周作人深恶痛绝‘章士钊之流’，大抵《甲寅》之始，周作人的笔就直指这位身为北洋政府教育总长的‘大虫’。如今，周氏之举，不能不说是‘苟全性命’的走投无路之为吧。”证以周诗，这节文字也得打些折扣。“说有易，说无难”，正好用在这里。附带说一句，“大抵《甲寅》之始，周作人的笔就直指这位身为北洋政府教育总长的‘大虫’”，稍嫌淆乱。章士任以段祺瑞政府司法总长而兼教育总长是在一九二五年四月，《甲寅》周刊出版是在一九二五年七月，此前章氏还办过《甲寅》月刊（一九一四）、《甲寅》日刊（一九一七）。周作人首次对“章总长”有所讥讽，见一九二五年四月十一日《京报副刊》载《非逻辑》一文，至五月四日该报载所作《论章教长之举措》，斯可谓“直指”矣。

    这里要声明一句，中文我只学到高中毕业为止；对于标点符号，我的知识实在有限。我不清楚是否有人写过“标点符号史”之类文章，如果有的话，倒是很想一读，希望弄明白叹号、问号之类，到底什么时候开始在汉语中应用。手边有周氏兄弟《域外小说集》的翻印本，“略例”云：“‘！’表大声，‘？’表问难，近已习见，不俟诠释。”可见由来已久。而我的一点抵触情绪，正与这里所说有关。我们写文章，原本不是供人朗诵的，假如非念不可，也绝对无需什么语气，更别提大声了。查《现代汉语词典》“叹号”一条：“表示一个感叹句完了。”再查“感叹句”：“带有浓厚感情的句子，如：‘唉哟！’‘好哇！’‘哟！你也来了！’在书面上，感叹句末用叹号。”《辞海》关于“感叹号”则说：“表示一句感情强烈的话完了之后的停顿。”那么首先有个分寸问题，“感情”不够“浓厚”不够“强烈”者显然就用不着使用叹号了；此外，即便是“带有浓厚感情的句子”或“感情强烈的话”，本身也有区别。“浓厚感情”或“感情强烈”究竟是指表现而言，还是指内涵而言；表现与内涵可以一致，也可以相反。感情内涵浓厚强烈表现也浓厚强烈，内涵不浓厚强烈表现却浓厚强烈，只有这两种情况，才用得着叹号；如果内涵浓厚强烈，表现克制含蓄，就不应该使用叹号。反过来说，不用叹号，作者未必没有感情，感情也未必不浓厚强烈。

    汉语语法对此有没有别的说明，一时不及查考。根据阅读经验，有关规范好像并不那么严格。叹号往往是可用可不用；替代以句号，也无不可。更多时候是个技巧问题。所以没有必要特别反对，也没有必要特别赞同，全在乎作者自己的把握。有人喜欢宣泄，有人爱好沉静；有人动辄大声，有人习惯缄默，宣泄与沉静，大声与缄默，其间并无高下之分，都是人类情感的表现方式。只是情感这个东西，先要存在才谈得上表现；借助表现未必能够有所添加，而适得其反的情况倒是常有的。至于读者方面，愿意有何种交流，更不可强求了。无论如何，情感不是只有一种表现方式，也不是只有一种体验方式。关于感叹句，《辞海》多一层意思：“句子里有的用代词‘多么’、‘这么’之类，有的用助词‘啊’、‘呀’之类，有的不用。”所说也不够完全，无论哪种情况，都可以不用叹号。“多么”、“这么”也好，“啊”、“呀”也好，可能隐含着对末尾那个叹号的呼唤，但是呼唤不一定非得答应；不用叹号，也许正是相反相成呢。有时句号比叹号更有感叹效果，而叹号反而起到破坏作用。

    问号的情况较比复杂。《现代汉语词典》解释“问号”：“表示疑问句末尾的停顿。”解释“疑问句”：“提出问题的句子，如‘谁来了？’‘你愿意不愿意去？’‘你是去呢还是不去？’‘我们坐火车去吗？’在书面上，疑问句后边用问号。”《辞海》则明确一并包括“疑问或反诘”在内。似乎是非用不可了。但是这里没有考虑“提出问题”是否一定需要回答；还有程度或火候的不同，也未曾加以区别。我们写文章，一句话的意思，往往要落实于细微之处。“？”如同“！”，不知怎的，总有咄咄逼人之感。我把这个想法告诉扬之水，她补充道，有时是借助疑问句式来表述轻微的感叹，并没有质问之意，好像使用问号并不对头。另外说一句，省略号我也不大愿意用，尤其在篇末，觉得很装模作样，谈不上什么意犹未尽。

鲁迅与周作人起先“兄弟怡怡”，以后“成为参商”，即如舒芜《鲁迅、周作人失和决裂后的间接联系》一文所说：“一九二三年七月十四日鲁迅、周作人兄弟失和，八月二日鲁迅搬出与周作人同寓的北京八道湾寓宅，次年六月十一日鲁迅回八道湾寓宅取书物，周作人夫妇向鲁迅大骂大闹，从此以后，彼此避不见面（除了可能有几次避不开的集会上相遇），直到鲁迅逝世，这是大家都知道的。”这席话很是简明扼要，但是好像也就轻易放过了什么——我指的是加了括号的那一句，似乎未必在“大家都知道”之列。

“可能有几次避不开的集会上相遇”，应该是在女师大风潮期间。对比看周氏兄弟当时日记，可以找到若干线索。一九二五年五月二十一日鲁迅日记：“下午往女师校学生会。”同日周作人日记：“五时又至女师大，赴学生会。”八月十日鲁迅日记：“午后往女师大维持会。” 同日周作人日记：“下午二时半往女师大开校务维持会，五时散。”九月十日鲁迅日记：“上午往校务维持会。”同日周作人日记：“上午往宗帽胡同女师大开校务维持会，午返。”一九二六年三月二十二日鲁迅日记：“午后往女师大评议会。”同日周作人日记：“下午孔德告假，赴女师大会。”以上几次，他们所参加的是同一会议，规模很小，碰面在所难免。

此外还有几回活动，估计场面稍大，彼此打个照面，却也不无可能。一九二五年九月二十一日鲁迅日记：“晨赴女师大开学礼式。”同日周作人日记：“上午往观女师大开学，午返。” 一九二六年三月二十五日鲁迅日记：“上午赴刘和珍、杨德群两君追悼会。”同日周作人日记：“上午往女师大赴刘、杨追悼会，下午返。”八月二十二日鲁迅日记：“上午往女师大毁校周年纪念并演说。”同日周作人日记：“上午往女师大毁校纪念会。”四天之后，鲁迅即离京南下；以后两次回到北平，均未与周作人相遇。假若周作人那天在女师大毁校周年纪念会上见着鲁迅，那么该是二人的最后一面了。

周氏兄弟日记都很简略，透露的只有这点消息。他们见面——尤其是在小型集会上——时，双方态度如何，搭话与否，我们都不知道。有关鲁迅和女师大事件有过不少回忆文章，可惜不曾讲到。

至于其他场合是否还有相遇机会，殊难确定。后人回忆文章中，倒有一点材料。一说是在语丝社的聚会上，见林语堂《记周氏兄弟》：“回忆语丝社常在北京中央公园茶话，平伯、伏老（孙伏园）、玄同、半农常到，有时达夫也来。或在‘来今雨轩’，或在别处。一杯清茶，几碟白瓜子，叫面叫茶随便，意不在食而在聊天。藤椅放在古柏下，清风徐来，倒也舒适。……单说绍兴周氏两位师爷弟兄。每逢语丝茶话，两位都常来，而作人每会必到。作人不大说话，而泰然自若，说话声调是低微的，与其文一样，永不高喊。鲁迅则诙谐百出。……但是两位弟兄不大说话，听说是因为周作人的日本太太。我也莫知其详。”

这与鲁迅自己在《三闲集·我和〈语丝〉的始终》中所说，颇有冲突：“……从此市场中的茶居或饭铺的或一房门外，有时便会看见挂着一块上写‘语丝社’的木牌。倘一驻足，也许就可以听到疑古玄同先生的又快又响的谈吐。但我那时是在避开宴会的，所以毫不知道内部的情形。”所涉及的聚会地点，也不一致。两位当事人郁达夫和川岛的回忆，则与鲁迅一致。前者之《回忆鲁迅》云：“周氏兄弟，却是《语丝》的中心。而每次语丝社中人叙会吃饭的时候，鲁迅总不出席，因为不愿与周作人氏遇到的缘故。”后者之《忆鲁迅先生和〈语丝〉》云：“大抵在《语丝》出版到十多期之后，每月月底就必有一次集会，每次一桌两桌不等，长期撰稿人中撰稿的并一定来参加，如鲁迅先生、淦女士（《语丝》中的笔名是‘沅君’）等，始终未参加过；如周作人、钱玄同、江绍原、林玉堂、王品青、章衣萍、吴曙天、孙伏园、李小峰、顾颉刚、林兰女士和我，几乎每次都参加的；后来如张凤举、徐耀辰、俞平伯、刘半农也每次都参加；有时连有几位的夫人也一起邀请在内，情形有些像是联欢了。”

此外还有一说，见荆有麟《鲁迅回忆断片》：“×××是先生的二弟，原同居于北平西直门八道湾寓所，自十二年两人翻脸后，至先生终期，再未与其弟讲过话，其间在北京大学教员休息室，虽常碰头，但一接触，即起争执，其对乃弟之厌恶心性，可见一般。”似乎不足采信，至少没有佐证。

二

一九二三年周氏兄弟失和，羽太信子亦为当事人，但她不曾为此留下任何文字。鲁迅只给自己取过一个笔名叫“宴之敖”——据许广平《欣慰的纪念·略谈鲁迅先生的笔名》云：“先生说：‘宴从宀（家），从日，从女；敖从出，从放（《说文》作  （左上出下方，右反文），游也，从出从放）；我是被家里的日本女人逐出的。’”别人转述他有关家庭经济纠纷的话，仅仅揭示了失和的间接原因。至于直接原因，周作人该年七月十七日日记或有记载，但是被他剪掉了，现在所见影印本，留有一行空白。只有七月十八日他致“鲁迅先生”的一封信，最早披露于许广平《鲁迅回忆录》中，周作人对此的反应是：“下午偶阅许氏所作回想录第四章，记鲁迅事，意外的述原信中语云，请以后不要进后边院子里来，关于此事，雅不欲谈，乃许氏自愿一再发表，由此一语，略可推测全事矣。”（一九六六年五月二十三日日记）然而信里只见他的反应，没讲到底发生过什么：“我昨日才知道——但过去的事不必再说了。我不是基督徒，却幸而尚能担受得起，也不想责难——大家都是可怜的人间。我以前的蔷薇梦原来都是虚幻，现在所见的或者才是真的人生。我想订正我的思想，重新入新的生活。以后请不要再到后边院子里来，没有别的话。愿你安心，自重。”外人看了，还是莫名所以。后来周作人说：“关于那个事件，我一向没有公开的说过，过去如此，将来也是如此。”（《知堂回想录·不辩解说下》）

    不过他确有一次“公开的说过”——当然是在很小的范围内——“此事”原委。见一九二四年六月十一日鲁迅日记：“下午往八道湾宅取书及什器，比进西厢，启孟及其妻突出骂詈殴打，又以电话招重久及张凤举、徐耀辰来，其妻向之述我罪状，多秽语，凡捏造未圆处，则启孟救正之，然终取书、器而出。”同日周作人日记则很简略：“下午L来闹，张徐二君来。”

    鲁迅说的“其妻向之述我罪状，多秽语，凡捏造未圆处，则启孟救正之”，应该就是周作人夫妇一方所述造成兄弟失和的直接原因，而鲁迅并不承认；亲耳听到者除鲁迅外，还有张凤举、徐耀辰和羽太重久。这三个人都没留下文字材料。但是张凤举和徐耀辰私下曾经与人谈论“此事”。见郁达夫《回忆鲁迅》：“在我与鲁迅相见不久之后，周氏兄弟反目的消息，从禄米仓的张徐二位那里听到了，原因很复杂，而旁人终于也不明白是究竟为了什么。……据凤举他们的判断，以为他们兄弟间的不睦，完全是两人的误解。周作人氏的那位日本夫人，甚至说鲁迅对她有失敬之处。”至于林语堂说：“听说他与他的弟弟岂明（作人）发生意见，是因为这日本弟妇的关系。我也不得其详。”（《忆鲁迅》）就不知是直接听张、徐所说，还是辗转得知的了。

       此外至少有两个人，声称听鲁迅讲过此次冲突之事。一是许寿裳，见所作《亡友鲁迅印象记》：“这所小屋既成之后，他就独自个回到八道湾大宅取书籍去了。据说作人和信子大起恐慌，信子急忙打电话，唤救兵，欲借外力以抗拒；作人则用一本书远远地掷入，鲁迅置之不理，专心检书。一忽儿外宾来了，正欲开口说话；鲁迅从容辞却，说这是家里的事，无烦外宾费心。到者也无话可说，只好退了。这是在取回书籍的翌日，鲁迅说给我听的。我问他：‘你的书全部都已取出了吗？’他答道：‘未必。’我问他我所赠的《越缦堂日记》拿出了吗？他答道：‘不，被没收了。’”——周作人在《知堂回想录·不辩解说下》中，曾经予以“订正”：“这里我要说明，徐是徐耀辰，张是张凤举，都是那时的北大教授，并不是什么‘外宾’，如许季茀所说的，许君是与徐张二君明白这事件的内容的人，虽然人是比较‘老实’，但也何至于造作谣言，和正人君子一辙呢？”

    再是许广平，见所作《鲁迅回忆录》：“后来鲁迅也曾经告诉我，说那次他们气势汹汹，把妻舅重久和他们的朋友找来，目的是要给他们帮凶。但是鲁迅说，这是我们周家的事情，别人不要管。张徐二人就此走开。信子捏造鲁迅的‘罪状’，连周作人自己都要‘救正’，可见是经不起一驳的。当天搬书时，鲁迅向周作人说，你们说我有许多不是，在日本的时候，我因为你们每月只靠留学的一些费用不够开支，便回国作事来帮助你们，及以后的生活，这总算不错了吧？但是周作人当时把手一挥说（鲁迅学做手势）：‘以前的事不算！’”

    对比鲁迅日记，二人所述仅为鲁迅对“又以电话招重久及张凤举、徐耀辰来”的反应；而“其妻向之述我罪状，多秽语，凡捏造未圆处，则启孟救正之”内容究竟为何，许寿裳只字未提，许广平仅在字面上推衍一番。也许鲁迅不曾谈及，抑或二位未予转述。许寿裳还说，当初周作人与兄长绝交，他已介入其间：“作人的妻羽太信子是有歇斯台里性的。她对于鲁迅，外貌恭顺，内怀忮忌。作人则心地糊涂，轻听妇人之言，不加体察。我虽竭力解释开导，竟无效果。”但仍没有讲明，到底怎么回事。前面所引他的话，对于鲁迅日记“然终取书、器而出”一语有所修正，却与鲁迅自己为《俟堂专文杂集》所作题记说法一致：“迁徙以后，忽遭寇劫，孑身逭遁，止携大同十一年者一枚出，余悉委盗窟中。”

    当日冲突时，还有一个人也一度在场，见川岛所作《弟与兄》：“其时，我正在八道湾宅的外院（前后共有三个院子）鲁迅先生曾经住过的房子里。就在那一日的午后我快要去上班的当儿，看见鲁迅先生来了，走进我家小院的厨房，拿起一个洋铁水杓，从水缸中舀起凉水来喝，我要请他进屋来喝茶，他就说：‘覅惹祸，管自己！’喝了水就独自到里院去了。过了一会，从里院传出一声周作人的骂声来，我便走到里院西厢房去。屋里西北墙角的三角架上，原放着一个尺把高的狮形铜香炉，周作人正拿着要砸去，我把它抢下了，劝周作人回到后院的住房后，我也回到外院自己的住所来，听得信子正在打电话。是打给张、徐二位的。是求援呢还是要他们来评理？我就说不清了。”他只与闻“比进西厢，启孟及其妻突出骂詈殴打，又以电话招重久及张凤举、徐耀辰来”这一时段发生之事，而“骂詈”内容，似乎亦未听清。及至后来周作人夫妇向张、徐等诉说时，他已经退场了。

    鲁迅日记只云遭周作人“殴打”，未述详情。许寿裳说掷以书册，川岛说欲将铜器砸之；其一闻于鲁迅，其一亲身经历。川岛文章后出，先已口述此事，见前引许广平书：“这一件事情，鲁迅还对我说得比较简单，后来朋友告诉我：周作人当天因为‘理屈词穷’，竟拿起一尺高的狮型铜香炉向鲁迅头上打去，幸亏别人接住，抢开，这才不致打中。”此外还有别种说法，如王鹤照《回忆鲁迅先生》云：“第二次到北京时，鲁老太太还对我说：‘你走之后，老二良心墨黑，要用尖刀戳大少爷！’”周建人《鲁迅和周作人》云：“我听母亲说过，鲁迅在西厢随手拿起一个陶瓦枕（一种古物），向周作人掷去，他们才退下了。”均不知确实与否。

    王、周二位都提到鲁迅母亲，俞芳《我记忆中的鲁迅先生》有云：“太师母接着说：‘这样要好的兄弟却忽然不和，弄得不能在一幢房子里住下去，这真出乎我意料之外。我想来想去，也想不出个道理来。’”好像两个儿子始终未曾向她禀报失和原由。那么俞芳等所转述她的有关看法，也就属于推测了。

久未联系，常在念中。顷拜读《文汇读书周报》上的大作《〈周作人传〉质疑》，谢谢指教。此书出版社早云将重印，我先已觉“兄弟二人皆不中”不妥，改成“不中”，唯修订本尚未印出。其他还有些改正之处，因不能动版面，故不能补充材料，将来再出增订本罢。再致谢意，敬祝安好。

止庵拜。2009/6/7

       读书不易的时候，能到手的多是一九四九年后的中国小说和翻译过来的苏联小说。相比之下，我对后者更感兴趣。诸如绥拉菲摩维支的《铁流》，富尔曼诺夫的《恰巴耶夫》，革拉特珂夫的《水泥》，法捷耶夫的《毁灭》和《青年近卫军》，奥斯特洛夫斯基的《钢铁是怎样炼成的》，马卡连科的《教育诗》，凯特林斯卡娅的《勇敢》，潘菲洛夫的《磨刀石农庄》，阿扎耶夫的《远离莫斯科的地方》，巴巴耶夫斯基的《金星英雄》和《光明普照大地》，尼古拉耶娃的《收获》，柯切托夫的《茹尔宾一家》、《叶尔绍夫兄弟》和《州委书记》，等等，都想方设法找来，读过不止一遍。当时颇为书里描写的英雄和标举的理想所鼓舞，自然认同其宣扬的意识形态了；现在想来，那种意识形态来自严酷的现实，反过来又对现实的严酷产生作用。举个例子，盖达尔在《少年鼓手的命运》中写道：“只有到了革命的浪潮把一切界限都消灭了，最后一个奸细、最后一个特务和幸福人民的敌人，也跟这界限一起消灭了，那时候一切歌曲才不唱别的，只是单纯地响亮地歌唱着人类。”如果读了索尔仁尼琴的《古拉格群岛》，就知道这番话的真正涵义了。鲁迅《狂人日记》里说的“……从字缝里看出字来，满本都写着两个字是‘吃人’！”用在这儿倒很合适。而离开此点去谈“英雄”和“理想”，未免全无心肝；只以内容真实与否或艺术水平高低来评价这些作品，亦为皮毛之见。现在说这些当然是放马后炮了，那时我还很憧憬盖达尔等人笔下的生活呢。

这批书中，《远离莫斯科的地方》给我留下印象尤深。精装厚厚一册，系父亲从朋友处借来，时为七十年代中期。书中“小红帽”丹尼亚要算是我爱慕的对象，好比别人提到《钢铁是怎样炼成的》里的冬尼亚一样。《远离莫斯科的地方》还给人许久，我仍惘然若失，盼望自己什么时候也能拥有一部。等到书店开始卖外国小说了，我一直留心这书重印没有。一九八一年初我去上海，在四川北路一家书店找到一套五十年代印行的，平装三册，品相很好。我一直不买旧书，这回破例。第二年新版面世，我又买了一套。另外柯切托夫的几本书，我也一度以为揭示现实相当深刻。待到发现他其实固守旧的立场，乃是相对于五十年代“解冻文学”的一个反动角色，而《远离莫斯科的地方》也问题多多，则是后来的事了。

    大概我这年龄以及上一两辈的人，都有类似的阅读经历罢。苏联文学对中国文学到底有过什么影响，这笔账应该好好清算一下；虽然时至今日，也许仅仅具有文学史的而不是文学的意义了。说来在其本土亦是如此，好些东西甚至因为缺乏文学价值，已经从文学史中扫地出门。前几年翻译过来一部符·格·阿格诺索夫主编的《二十世纪俄罗斯文学》，上述作品就很少提到。对此咱们的论家却心有未甘：“下半时期所谓社会停滞的年代，本土文学原是相当活跃的，建树颇多，却未得到充分的反映，随之而来的是一些卓有成就的作者未能入围。”（见该书“中译本序”）但大浪淘沙，莫可奈何。倒是我辈普通读者，当初孜孜矻矻于此，空耗了许多时间精力。

       我明白这一点，是一九八三年读到内部发行的马克·斯洛宁著《苏维埃俄罗斯文学》之后。敢情此前我对苏联文学的了解，仅限于几无文学成就可言的那一部分正统文学，和稍稍偏离正统文学，有些成就的另一部分——譬如肖洛霍夫的《静静的顿河》、帕乌斯托夫斯基的《金蔷薇》，以及阿·托尔斯泰、费定等人所作；至于苏联文学中最有成就同时也是与正统根本对立的部分，我只读了内部发行的索尔仁尼琴的《伊凡·杰尼索维奇的一天》和《癌病房》，别的根本没听说过。像扎米亚京的《我们》，巴别尔的《骑兵军》和《敖德萨的故事》，皮里尼亚克的《红木》，布尔加科夫的《大师和玛格丽特》，普拉东诺夫的《切文古尔镇》和《基坑》，帕斯捷尔纳克的《日瓦戈医生》，索尔仁尼琴的《古拉格群岛》和《第一圈》，以及阿赫玛托娃、茨维塔耶娃和曼德尔斯塔姆的诗作，都是后来陆续读到的。苏联最后一期的文学作品也译介了不少，拉斯普京的《活下去，并且要记住》曾轰动一时，还有艾特玛托夫、贝科夫、舒克申、阿斯塔菲耶夫等，无疑是新的气象。但在我看来，到底比不上此前那些惨遭埋没的作品——它们无愧于俄罗斯的伟大文学传统，在世界范围内也是出类拔萃的。

    按，周作人《岳飞与秦桧》写于一九三五年三月，《道义之事功化》写于一九四五年十一月，相隔十载有余。他曾不止一次引述洪允祥那节话，包括同收《苦茶随笔》之《关于英雄崇拜》（正文一九三五年四月作，附记至迟写于当年六月），这才说得上“没有好久”。

    又《鲁迅的题辞》（载二〇〇八年九月十二日《文汇读书周报》）一文云：“鲁迅深惜半农晚年陷于写滥古文、打油诗的恶趣，现在看到他又拾起‘语音学’的老本行，作学术研究，自然是高兴的，称之为‘新作’，微意自见。”

    按，“鲁迅深惜半农晚年陷于写滥古文、打油诗的恶趣”，本诸鲁迅《忆刘半农君》“从去年来，又看见他不断的做打油诗，弄烂古文”，“去年”即一九三三年，当年起《论语》连载刘半农《自批自注桐花芝豆堂诗集》，而《人间世》连载《双凤凰砖斋小品文》，已是一九三四年的事了。《梅兰芳歌曲谱》上所谓“鲁迅题辞”既署“一九三十年”，如何能预先“深惜”、“高兴”。此中“微意”，碍难“自见”。

    二文皆声辩之作，奋笔疾书，容无暇查考。抑或亦“意图先行的绝妙写照”欤。至于《梅兰芳歌曲谱》鉴别事，先前在《鲁迅·刘半农·梅兰芳》（载《读书》二〇〇八年第八期）中说“据我看，刘半农的手迹是无疑的真品，但没有上款，这中间透露了他与鲁迅之间的关系在上世纪三十年代的微妙情况”、“刘半农的不忘旧情、不计新怨，题句相赠，而不敢写上款的心情，也隐约可见了”，如今《鲁迅的题辞》却说：“对《歌曲集》上刘半农的题辞，没有谁认为是伪作。其实其不合规格，吞吞吐吐，欲说还休，不敢写上受赠者的名字，这一切都是老大作伪的证据”，自相抵牾；归结为“而作伪嫌疑人一仍其旧，没有作任何补救的手脚，却反而证明原件不伪”，则迹近牵强。

       作者另有《我的集外文》一篇（收《来燕榭集外文钞》），以“如能从敌人手中取得逃亡的经费，该是多么惊险而好玩的事”交代为《古今》撰稿事；以“关于周作人，在《古今》上竟留下了三篇文字”交代其中的《读知堂文偶记》、《读〈药堂语录〉》、《关于李卓吾——兼论知堂》，颇用心思，与前举数例自不可同日而语。然此文云：“当时周作人刚刚落水，成为轰传一时的新闻人物，当然也是我们的关注所在，特别是几位从北平来沪的燕京学生，在DD's咖啡馆中闲聊中也多以此为话题。我们对周还抱着‘卿本佳人’的惋惜之感，特别留意他出版的几本新书。看见他怀念陆放翁的打油诗，对炒栗子故事的再三提起，觉得他很有点像吴梅村，却远不及梅村反省得爽直痛快，正如他自己所说，好像有虫在心里蛀似的。”回过头去读《古今》上那三篇文章，好像并不是这么回事儿。新近面世的《爱黄裳》一书，有一篇亦谈到“《古今》上发表的《读知堂文偶记》和《读〈药堂语录〉》，文中多有褒赏，看不到他对知堂的反感。到了一九四六年作《更谈周作人》，言辞便有义愤”。盖“人无完人”、“不惜以今日之我与昨日之我战”本属寻常，强为弥缝，类乎急起反驳，难免顾此失彼。

    我曾经写文章说，我不以为文学、哲学、历史等中有哪一本非读不可，世间要是真有什么“必读书”，那也只能说是词典了。自忖并非妄言。近来我在编张爱玲的书，出版社的编辑告诉我，沈昌文从前引用过张爱玲《编辑之痒》中的话，而这篇文章向未收入她的书中。我打电话给沈公，很快就收到他寄来的当年台北《联合报》登载该文的复印件。想必家中资料理得整整齐齐，恰如前人所言，“即在极小处前辈亦自不可及也”。张文有云：“英文名言有‘编辑之痒’（editorial itch）这名词。编辑手痒，似比‘七年之痒’还更普遍，中外皆然。”我想“痒”的对立面是“麻木”罢，说来都容易误事；对待麻木无计可施，对待痒却有办法，就是一经发生“编辑之痒”，赶紧去查词典，看看自己痒得对不对头，而不至于乱改一气。

    且举两个例子。一是我的《远书》第九十至九十一页有一段话：“其实这个道理，胡适早讲得清楚：‘在论理学上，往往有人把尚待证明的结论预先包含在前提之中，只0要你承认了那前提，你自然不能不承认那结论了：这种论证叫做丐辞。……丐辞只是丐求你先承认那前提；你若接受那丐求的前提，就不能不接受他的结论了。’（《评论近人考据〈老子〉年代的方法》）王文也属于‘丐辞’。用我们平常的说法，就是不讲道理。此实为当今文章一大弊病，文采欠佳甚至文字欠通倒在其次。”其中所有“丐”字，印出来都变成了“丏”。同书九十五页，“丐辞”亦被改为“丏辞”。《辞源》：丐，乞求。《辞海》：丏，遮蔽。“丐辞”的意思，即如胡适所说“丐辞只是丐求你先承认那前提；你若接受那丐求的前提，就不能不接受他的结论了”。若作“丏求”、“丏辞”，则不通了。

       二是我看报上有篇文章，引康嗣群《周作人先生》的话：“在被称作侧座的房里，悬着平伯君所写的‘煅药庐’，很娟秀的一笔字，正如其人。”其中“煅药庐”，一九三四年十二月北新书局《周作人论》所收康氏此文，作“煆药庐”。周作人自己的书中，“煆药庐”首见于一九三二年十月开明书店《看云集》之《〈冰雪小品选〉序》，以后他的书凡此等处均作“煆”，不作“煅”。我给朋友写信讲到此事，后来登了出来。有读者提出批评，断言“周氏室名中的这个‘煆’字，实是‘煅’的误写或俗字”、“如果历史上曾被某些书印成‘煆’（包括周氏在世时印成的本人作品），则一定是‘煅’的误认误排”。《辞海》：煅，同锻。锻（duàn），一，打铁；二，锤击；三，锻炼用的砧石；四，通“腶”，干肉。煆（xiā虾，又读xià下），火气猛。见《广韵·九麻》。《方言》第七：“煦煆，热也，于也。吴越曰煦煆。”“误写”或“俗字”既不同音，又不同义，亦可怪也。而诸书手民当非一人，一概“误认误排”，未免过于麻木。也许除了“编辑之痒”，还有“读者之痒”或“作者之痒”。不过我大概暂时还得相信词典所说，尽管词典没准儿也会写错。

    且从“日中战争时代的周作人”这一“事件史”中，拈出几个例子。一九三八年四月二十八日，上海《文摘·战时旬刊》译载了日本大阪《每日新闻》关于当年二月九日在北平举行“更生中国文化建设座谈会”的报道，周作人亦参与其中。译者按语有云：“这个座谈会的召集，名义上虽由大阪每日新闻社出头，但我想任何人也不敢断言它并非受日本法西军阀授意的。”五月五日，武汉文化界抗敌协会通电全国文化界：“请援鸣鼓而攻之义，声明周作人钱稻孙及其他参加所谓‘更生中国文化建设座谈会’诸汉奸，应即驱逐出我文化界之外，藉示精神制裁，至各汉奸通敌叛国之罪责，俟诸政府明正典刑可也。”五月十四日，茅盾、郁达夫、老舍等十八位作家发表《致周作人的一封公开信》称：“先生此举，实系背叛民族，屈膝事仇之恨事，凡我文艺界同人无一人不为先生惜，亦无一人不以此为耻。”六月三日，陕甘宁边区文化界救国协会也向全国发出讨周通电。此皆与前述译者出诸同一判断。历来论家亦多持类似看法。尽管当时郁达夫说：“现在颇有些人，说周作人已作了汉奸，但我却始终仍是怀疑。所以，全国文艺作者协会致周作人的那一封公开信，最后的决定，也是由我改削过的；我总以为周作人先生，与那些甘心卖国的人，是不能作一样的看法的。”（《回忆鲁迅》）事后郑振铎也说：“茅盾他们在汉口的时候，曾经听到关于他的传说，有过联名的表示。但在那时候，他实在还不曾‘伪’。”（《惜周作人》）周作人自己说：“《大阪每日》所载不知何事，容托人查阅来看，以前津报曾说鄙人将做大学校长，或者亦此类乎？此事真伪自有事实可征，但世上有捕风捉影者及幸灾乐祸者，只可供他们去当材料，受其祸者无可奈何，造谣与报怨各各满足之后或自消沉耳。”（一九三八年五月二十七日致周黎庵）

    《北京苦住庵记》则说：“在抗战地区一片哗然之中所传由‘敌人’或‘敌寇’召集的座谈会，其实不过是某一个新闻社支局的企划而已。虽说如此，实际的情况还稍有些复杂麻烦，还在临时政府刚组建的时候，要请对有关去留问题须要慎重的周作人这样的人物，新闻社支局是没有这样的面子和威力的。在此，实际上出面邀请的是日本方面的出席者之一军特务部人员武田熙（据笔者向本人直接问询）。”而“该人原是北京大学文学院的留学生”，与周作人有师生之谊。“受《大阪每日》支局长委托，武田熙所‘动员’的中国方面的出席者几乎都很不情愿，特别是周作人，称如果让日本人感到我和哥哥鲁迅的立场是一样的，这样好吗？……想来他的出席当与抗战地区引起的反响相反，毫无疑问，在北京的生活其最大的威胁在于被怀疑为反日。……而周作人上述表示予以回绝的言辞也太没有力量了，结果被武田熙的‘仅就文化建设请您讲讲话决不会添任何麻烦的’客套话说服了。”当然作者也指出，周作人“未必是以拒绝的态度来应对这次邀请，这一事实乃是确切无疑的。此态度在他的内心并不与他所明言的不做李陵相矛盾，我们从他给周黎庵的复信的语调也可以察觉到这一点。然而，本来这是他个人信念上的问题，即使‘此事真伪自有事实可征’而向外界充分准确地传达了，在抗日地区的常识上能否得到理解也是不能不成为疑问的”。当时李健吾所说，也许近乎实情：“日人威逼利诱是事实，他的虚与委蛇也是事实。”（胡马《北平的来信》之“收信者按”）

    然而前引郑振铎文复云：“……但他毕竟附了逆！”这正是历史的复杂之处：上述通电、公开信发表半年多后，周作人先后出任伪北京大学图书馆馆长和文学院院长；再过两年，又出任伪华北政务委员会教育总署督办。无论如何这坐实了人们当初的判断，甚至可以追溯到更早的批评，譬如巴金一九三四年以周作人为原型写的小说《沉落》，——据作者说：“《沉落》所攻击的是一种倾向，一种风气：这风气，这倾向正是把我们民族推到深渊里去的努力之一。”

    一九三九年一月二十六日，居住上海的沈尹默作《和知堂五首》，小序有云：“知堂近有诗见寄，读罢怏然，若有所触，不得不答，辄依韵和之，语意在可解不可解之间，惟览者自得之耳。”周诗写于一九三八年十二月十六日至一九三九年一月十四日，正是其人生发生重大转折之际。就中“禹迹寺前春草生，沈园遗迹欠分明。偶然拄杖桥头望，流水斜阳太有情”一首，沈氏和曰：“一饭一茶过一生，尚于何处欠分明。斜阳流水干卿事，未免人间太有情。”似乎立场与通电及公开信作者又有不同，乃以周氏未能真正消极，不问世事，而窥见某种危险倾向。周作人的回应，见当年十月十七日所作《禹迹寺》：“匏瓜厂指点得很不错。这未免是我们的缺点，但是这一点或者也正是禹的遗迹乎。”又说：“中国圣贤喜言尧舜，而所说多玄妙，还不如大禹，较有具体的事实。”以后他在《苦茶庵打油诗》中重述此意：“匏瓜厂指点得很不错。但如致废名信中说过，觉得有此怅惘，故对于人间世未能恝置，此虽亦是一种苦，目下却尚不忍即舍去也。”《北平苦住庵记》说周氏“这首诗的慨叹乃发自欲参与临时政府的自觉，当无可置疑”。对此我稍有异议，觉得那时他的想法还没这么明确；不过诗里所流露的思想动向值得注意，即如本书所说：“这中间的消息，不免显示出他一面保全了自己的体面，一面不断后退的文弱之士的虚荣，然而，这恐怕是看错了他自己所承担之位置的一种观点吧。”沈氏为之“怏然”者，盖即此也。历史的复杂之处，也是人性的复杂之处；这仅仅有助于理解当事人的动机，却无关乎我们做出相关“结论”。

    一九四一年一月四日，周作人出任伪教育总署督办。多年后他解释说：“关于督办事，既非胁迫，亦非自动（后来确有费气力去自己运动的人），当然是由日方发动，经过考虑就答应了，因为自己相信比较可靠，对于教育可以比别个人出来，少一点反动的行为也。……当时友人也有劝我不要干的，但由于上述的理由，遂决心接受了。”（一九六四年七月十八日致鲍耀明）关于“日方发动”，据《北京苦住庵记》，曾采访过周作人的山本实彦在北平沦陷不久就说：“有人甚至想以这个人为中心让他出面做北方的文化工作，而本人推说自己不能胜任，没有出马。”这里历史同样有其复杂之处，亦见《北平苦住庵记》：“有关劝诱周作人出马的工作，兴亚院联络部文化局是小心谨慎思前想后的，但似乎并没有用不得已的强硬手段气势汹汹地逼迫这样的事实。交涉的结果也多少使周围的日本人感到有些意外。桥川时雄在事前被松井真二问及周作人果真会出马否，则答道‘或者有百分之一的可能吧，若是我的话不会出马的’。志智嘉九郎也说‘若是他坚决不接受也不能勉强为之的，因此我觉得劝诱工作做得很顺利’。还有一个人，就是从文部省派来做教育总署‘学务专员’（即顾问，因考虑到此前以顾问名义实行‘内部指导’而名声狼藉，故改为此称），在教育部与汤、周两督办接触最频繁的臼井亨一，也这样写道：‘当时北支那文教界的元老汤尔和先生逝世后，谁就任教育总署督办一职就成了众人瞩目的焦点，果然，不负文教界的众望，当然也让一部分世人的预测落空，周先生登上了这个舞台。盖一些日本人也曾预测，周作人恐不会放弃高蹈的文人生活而进庸俗絮烦的官场的。……另外，还有一个推测其不会出马的理由，这里就不说了。’这个没有讲的推测，大概是周作人与重庆方面的关系或与鲁迅相通的思想观念等一类的推测吧，而臼井亨一在一九四四年回到日本的时候，考虑到周作人的身世处境有意略而不讲的。”自然这也无预于我们做出“结论”。

    历史的这种复杂性，甚至一直延续到一九四六年至一九四七年经南京首都高等法院和最高法院两次宣判，周作人一案定谳之后。《北平苦住庵记》有一处提到“周作人在战争末期题为《红楼内外》的回顾北大文学内外友人的文章”，此文实为一九四八年所写，登在黄萍荪编《子曰》第四、五辑。该刊第三辑所载《呐喊索隐》，乃是抗战胜利后周氏首次发表文章。由此开始，至一九六六年七月八日中止《平家物语》译事，他共创作约二百万字，翻译约四百万字。正如《北京苦住庵记》所说：“特别是一九五一、一九五二年前后，在上海《亦报》连载后单行出版的《鲁迅的故家》、《鲁迅小说里的人物》等，乃是非周作人莫属的工作，而且是他作为有关鲁迅资料的提供者这一被赋予的角色与清末民初时代的掌故或绍兴、东京、北京等人物和风俗这一自己最后之关心所在有效结合，作为作品亦获得了很大成功的著作。周作人作为翻译者的使命也是一样。……时代的发展早已把他的思想和文学抛到了后面，但尽管如此，没有过分地扭曲自己而得以继续执笔写作，这对于他那样的文人之自尊心来说，首先是一种幸运。甚至让人感到在此有奇异的自由在，即正因为不容许参与到政治与意识形态的前线中去这样的身世处境，使他得以幸免于一般文艺工作者的严峻使命。”较之同辈或下一两辈，周作人显然有更多传世之作成于这一时期，尽管只能署“周启明”或“周遐寿”等名字，当时也很少为读者所关注，然时至今日，却须“刮目相看”了。

    周作人也是我“平素爱读的作家”，而我同样“希望确认事件真相”，且无意另下“结论”，是以读《北京苦住庵记》获益匪浅。书中亦偶有瑕疵，对比原著，其责或在作者，或在译者。如中译本第二十二页：“上述《日本的衣食住》后改题为《日本管窥之二》”，应为“《日本的衣食住》原题为《日本管窥之二》”；四十四页：“他寻曾经卖过《现代日本小说译丛》和海罗达思《拟曲》等译稿的因缘”，“《现代日本小说译丛》”应为“《现代小说译丛》、《现代日本小说集》”；四十五页：“从香港入京的王克敏等军阀时代的旧政客群，再加上‘四教授’和前北大教授董康等”，应为“……再加上‘四教授’之外的前北大教授董康等”；八十九页，“沈尹默和诗曾以《和知堂五首》为题载于上海的《鲁迅风》（第十四期，一九三五年五月）”，“一九三五年五月”应为“一九三九年五月”；一百五十八页，“一九四○年，正好五十岁之际，他篆刻了准备在此后的文章上使用的印章，上面有‘知堂五十以后所作’八个字”，“五十岁”应为“五十五岁”，“‘知堂五十以后所作’八个字”应为“‘知堂五十五以后所作’九个字”，又，周氏此章系一九四○年所刻，所云五十五岁却是前一年即一九三九年的事；一百八十九页，“署有二月二十日落款的挂号信也寄给了文学报国会”，“二月二十日”应为“三月二十日”；二百二十八页，“以下十三人于五月二十七日用飞机被送到首都南京”，“十三人”应为“十四人”，所列缺刘玉书、王谟，“余家龢”应为“余晋龢”，“汪时璟（同委员会财政厅长）”应为“汪时璟（同委员会经济总署督办）”，“江亢虎（北京市市长）”应为“江亢虎（国民政府委员）”，又，周作人名下标注“同委员会委员，‘北大’文学院院长”，其实这时他已辞去后一职务，正担任的是华北综合调查研究所副理事长；二百三十四页，“先在太仆寺街的弟妇家（芳子曾在此做助产妇）落脚”，应为“先在太仆寺街的尤炳圻家落脚”；二百三十六页，“一九四六年六月曾给傅斯年寄去一首题为《骑驴》的诗”，“给傅斯年寄去”应为“‘送给’傅斯年”；二百三十九页，“周作人曾于这年十月或十一月前后托赵荫堂（‘北大’文学院教授，音韵学学者。也作小说，曾参加第三届大东亚文学者大会）向董鲁安打探”，“赵荫堂”应为“赵荫棠”；二百六十二页，“有二百余章近三十万字”，“近三十万字”应为“三十八万字”。又，三十三页，“有关阿尔萨斯–洛林的悲剧而得名的都德小说‘最后的一课’”，译者注云阿尔萨斯–洛林“一九四○年被德国占领”，应为“一八七〇年至一八七一年普法战争后被德国占领”；二百九十五页，译者后记中“‘更生中国文化座谈会’（一九三七）”，“一九三七”应为“一九三八”。

周作人的妇女观，特别受到英国学者凯本德所著《爱的成年》一书影响。凯氏说：“女子的自由，到底须以社会的共产制度为基础；只有那种制度，能在女子为母的时候供给养活她，免得去倚靠男子专制的意思过活。”周作人指出，这说法“十分切要，女子问题的根本解决，就在这中间”（《〈爱的成年〉》）。以后更说：“略略考虑过妇女问题的结果，觉得社会主义是现世唯一的出路。”（《〈知堂文集〉序》）在他看来，旧式婚姻中的男子若要争取自由，须得等到女子有可能获得自由之后；否则势必对处于弱势的女子构成更大伤害，而这就与过去男子专制的行为无甚区别，只是名义不同而已。也就是说，在《鲁迅与周作人》所说“前提”之前，周作人认为还得“弄明”一个更大的“前提”。

    蔡元培任北京大学校长时，曾“提倡进德会（此会为民国元年吴稚晖，李石曾，张溥泉，汪精卫诸君发起，有不赌，不嫖，不娶妾的三条基本戒；又有不作官吏，不作议员，不饮酒，不食肉，不吸烟的五条选认戒），以挽奔竞及游荡的旧习”（蔡元培：《我在教育界的经验》）。周作人一九一八年一月二十三日日记云：“上午往校进德会记名为乙种会员。”乙种会员即遵守基本戒，再加上不作官吏、不作议员两条选认戒者。又，与周氏兄弟同为五四新文化运动代表人物的钱玄同，其婚姻亦为旧式，据朋友讲，“他有时和我‘雅’谈，说他也有些感到‘鹅绒’（这又是他的常语，新文学作品中‘天鹅绒的悲哀’之省略也），有时报告我：‘今日我又掉了车轮子’（古典‘脱辐’二字之白话翻译也，因为他有时回家和太太言语蹩扭）。可是他对于夫妇一‘伦’，始终如一。”“有些朋友劝他纳妾，因为那时候法律并无明文禁止，在他家庭环境之下又是能许可的，但他拒绝说：‘《新青年》主张一夫一妻，岂有自己打自己嘴巴之理？’”钱氏还说：“‘三纲’者，三条麻绳也，缠在我们的头上，祖缠父，父缠子，子缠孙，代代相缠，缠了二千年。‘新文化’运动起，大呼‘解放’，解放这头上的三条麻绳！我们以后绝对不得再把这三条麻绳缠在孩子们的头上！可是我们自己头上的麻绳不要解下来，至少‘新文化’运动者不要解下来，再至少我自己就永远不要解下来。为什么呢？我若解了下来，反对‘新文化’维持‘旧礼教’的人，就要说我们之所以大呼解放，为的是自私自利，如果藉着提倡‘新文化’来自私自利，‘新文化’还有什么信用？还有什么效力？还有什么价值？所以我自己拼着牺牲，只救青年，只救孩子！”（黎锦熙：《钱玄同先生传》）

    一九三○年，周作人在《中年》一文中首次提到“中年以来重新来秋冬行春令，大讲其恋爱”和“一个社会栋梁高谈女权或社会改革，却照例纳妾”，以后一再以此影射鲁迅。一九三七年二月九日他致信周建人说：“王女士在你看得甚高，但别人自只能作妾看，你所说的自由恋爱只能应用于女子能独立生活之社会里，在中国倒还是上海男女工人搿姘头勉强可以拉来相比，若在女子靠男人畜养的社会则仍是蓄妾，无论有什么理论作根据。”——周建人与羽太芳子结婚并非家庭包办，与鲁迅、钱玄同的情况又有所不同。周作人这一态度系其一贯的妇女观使然，且未离进德会的立场，更与钱玄同的想法一致。

如果从大的方面来说，我们的文化好比一条河流，各种因素不断注入，为我所用，这叫“有容乃大”。现在我们的思想哪些是本土的，哪些是外来的，其实很难严格区分。中国有很多词汇是从国外拿来的，比如“社会主义”、“哲学”、“干部”等词来自日文，“逻辑”则是Logic的音译。佛教思想最初也不是中国的。从源头上来说，孔子、庄子、老子等的确是本土的，后来释迦牟尼、苏格拉底、达尔文、马克思、列宁、尼采、杜威、罗素、萨特、巴特、哈耶克等等不断传入中国，不断融入这条河流，越往后就越难区分。现在很多人强分什么是本土的，什么是外来的，我很怀疑所说“本土”是不是真的，其中有多少本土的因素。

人类文明是一脉相承的，从古至今，我们接受的是整个世界范围内的文化遗产，全球化更促进了这个接受过程。现在国与国、人与人之间的交流沟通非常容易。据说著了《中庸》的子思，差不多与苏格拉底处于同一时期，他们绝对不可能相互认识；当代中国一位搞哲学的却很容易认识一位外国哲学家，彼此之间可以方便地交流。这个区别我们不能忽略不计。

经常听人说，翻译的书出多了，本土的书就受排挤了，我并不以为然。说来“中”和“外”不能完全用语言来分，但同时它们也可以用语言来分。我的意思是，用中文写作的东西并不百分之百是中国的，而凡是变成中文的就是中国的了。比如《诉讼》、《城堡》被译成中文，就是“弗兰茨·卡夫卡”的著作，而原来那个叫Franz Kafka的捷克作家根本不知道有这么一回事。佛经早被列入“四库”，就因为它已经是中国的东西了。我们现在把阿伦特或埃科的著作译成中文，它们也成了中国的书了。用中文写就的作品和被译成中文的作品，在形式上没有多大区别；而后者除了那种“硬译”之外，都是某个人——作者或译者——经过中文思维的产物。

古与今、中与外之间的界线不是不能逾越的。鲁迅受尼采影响很大，而尼采的思想被鲁迅接受后，它就作为鲁迅的思想来影响我们了，这超越了中国与德国之间的界线。当年罗曼·罗兰读了《阿Q正传》，为“可怜的阿Q”所感动，阿Q也超越了中国与法国之间的界线。我们有时觉得身边某些人与堂吉诃德、哈姆雷特很像，这些文学形象也已经超越了中西方之间的界线。

不强分古今中外，并不意味着否定原创性的存在。应该在一视同仁的水准上看待这一问题。譬如有些书未被引进，可是有人看了原文，他照着这个来写自己的书，这样的东西算是本土的呢，还是国外的呢。现在有不少中国作者写的外国人的传记、评传，就很让人怀疑。作者真有那个能耐搜集那么多原始资料么。假如没有下过这番功夫，又怎么能写出具有原创性的传记、评传来呢。

此外有个“编译”的说法，也很容易混淆是非。“编译”这个词上世纪二十年代有人用过，但不是现在的意思，那时候“编”是编纂，“译”是翻译，是两件事；现在合并成一件事了。很多图书署名张三或李四编译，也不知道这书跟原来的书是什么关系，是摘录，改写，还是原样照搬，只为躲避版权玩个文字游戏而已。

外国文学作品被翻译成中文出版后，为中国的作者提供了模仿学习的参照物。我们许多作者就从立意，构思，甚至语言——当然是已经变成中文的语言——上“依样画葫芦”。比如《百年孤独》中译本出版后，不少号称原创的小说，开头都是：“许多年以后，面对什么，某某将会回想起什么。”为何《百年孤独》翻译过来之前，没有作家这么写呢。那么《百年孤独》是帮助了我们，还是跟我们竞争了呢。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讲，中国文学史——尤其是当代文学史——要加入翻译史的部分才算齐全。中国这二三十年来的文学，颇得益于翻译过来的外国作家的作品，其中如马尔克斯、博尔赫斯、杜拉斯、福克纳、川端康成、艾特玛托夫等，影响尤其明显。外国文学的引进促进了中国文学的发展，我们不能视而不见，像驼鸟把头扎进沙土似的强调自己的原创性。有些评论家阅读量往往有限，看见什么就说是原创的，不知道别人早已写过了。

这些年里引进的外国文学作品，不仅使我们开阔了眼界，也让我们了解了文学写作的不少模式与写法。去年《假如明天来临》的作者西德尼·谢尔顿去世，我对记者说，不妨将他称作“中国流行小说之父”。因为在谢尔顿、普佐和黑利等人的书介绍到中国之前，中国还不知道有“流行小说”这回事。这种小说有一套基本的构成要素和写作模式，我们正是从这些作家那里学来的，其中谢尔顿的影响尤其巨大。现在不少中国作家写的都是这路“流行小说”，有意无意地受到他的影响。

原创性不是一个简单的概念，它可以从多个层次和方面来把握。这有个基本前提，就是作者必须具有足够的视野、阅历和知识，必须知道什么是已经存在的。知道已经存在的东西之后，有两个选择：一是学，一是不学，不学才是真的“原创”。但说老实话，做到这点非常困难。无论是理论，还是小说、诗歌、戏剧，几乎已经不可能有人再写一本书，说一套话，意思一点儿都跟人家不一样了。绝对的、完全的原创性，几乎是不存在的。因此我想提个最低标准：一篇文章里有一句真正属于自己的话，就有原创性。

什么才是真正属于自己的话呢。第一，不能只有一个来源，得兼容并蓄；第二，不能人云亦云，尤其不能总是站在“我们”的立场说话；第三，不能从现成的结论开始说话。第一点可能好办，第二点是个问题，第三点就更是问题了，而且也是这些年来我们最吃亏的地方。我们很习惯于把现成的结论领来，当成立论的依据。举个例子，一九五〇年代曾经有过一次全国性的批判胡适的运动，出了一大套《胡适思想批判》。胡适说，也许除了他自己，没有谁把它们全部看过一遍。我感兴趣的则是，其中许多作者都是有名的专家学者，他们从上头领来一个胡适是坏人的结论，大家就想方设法说他怎么坏；过了几十年，胡适又变成好人了，这些人如何面对自己当年那番作为呢。类似的事情，在一九五〇年代以后的中国思想界、学术界非常严重。逻辑学告诉我们：大前提一定是公理，小前提一定要与大前提相合，如此结论才能成立。而现在很多文章，大前提本身往往是需要论证的，却被拿来作为立论的依据。这个道理，胡适早就讲过：“在论理学上，往往有人把尚待证明的结论预先包含在前提之中，只要你承认了那前提，你自然不能不承认那结论了：这种论证叫做丐辞。……丐辞只是丐求你先承认那前提；你若接受那丐求的前提，就不能不接受他的结论了。”（《评论近人考据〈老子〉年代的方法》）让我们从避免“丐辞”来讲原创性罢。

强调原创性，必须首先理解什么是原创性。原创就是我们真的给这世界增添了一点新的东西。这未免太难了，所以我对“原创”一词一直存有敬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