铁道部顺应了民意,其他垄断部门呢?

康不德　（周虎城）
　　
　　从今年起，铁路春运不再涨价了。这是铁道部新闻发言人王勇平对外宣布的春运新政。新政来得太艰难，千呼万唤始出来，不但数千万乘客苦苦等了好多年，包括我们在内的诸多媒体同仁也是年复一年地讨论、呼吁春运票价不再上浮，而以法学硕士郝劲松为代表的一批法律人，还试图通过司法诉讼等路径来解决春运涨价问题。其历程固然曲折，其结局却令人欣喜。

　　作为垄断集团的铁路部门向公众作出了善意的回应，使滔滔民意不再付诸东流，使部门利益逐渐与公共利益合流，那其他的垄断部门呢？那些“跟涨不跟跌”，又将利润提升归结为“管理成本下降”的石油巨头们，一方面利用垄断地位强制性地维持高油价，并抬出一系列侮辱公众常识的拙劣理由辩护；一方面置国内民众利益于不顾，只将垄断收益分红于海外股市；另一方面某石油巨头还频频叫冤屈，居然连续博得中央财政巨额拨款，即使上一年这一拨款才刚刚被审计署审核为违规。作为号称中国收益最高的这一批垄断企业，他们的部门利益什么时候才能与公众利益合流？他们什么时候才能注重来自民间的呼声？

　　铁路部门这一多年的“铁老大”终于放下了架子，开始在行动上而不仅仅是说辞上朝着“和谐春运”的目标前进了。过去那些荒诞的辩护理由已然作古，高高在上的霸王逻辑亦频遭质询，来自社会公众的力量不再轻易地被忽视，因为企业终究要依赖于社会，要在社会中汲取更多的营养。春运票价的不再上浮，于“铁老大”而言，既是一个里程碑式的事件，也是一个垄断企业回归社会、回归常理的表现。

　　回归社会、回归常理，对于现代市场经济体系下的企业来说，听起来仿如天外飞仙一般。循理而经商，赖社会而生存，本来就是一个正常企业的发展根基，何来回归之有？这只能说明我们的市场经济体系还有不少漏洞，那些公然藐视公众却还能在市场中游弋自如的企业，绝非一个正常企业，而是沾染了太多非市场的气息，否则，有什么资格可以一面傲慢地对待消费者，一面还不断地从消费者手里捞钱？

　　于他们看来，当然是有资格的。资格就在于垄断与权力。要么是垄断地位使然，要么是“背靠权力好乘凉”，甚至是垄断与权力合谋，既当唯一的运动员又当唯一的裁判员，那种感觉想来定然是威风八面，惟我独尊，春意盎然。可对于备受“霸王条款”欺压的个体化的消费者来说，却是“瑟瑟秋风平地起”。然而推动时代车轮的主力从来都是人民大众，在这样一个越来越开放的时代，在这样一个民众开始踊跃表达意见的时代，在这样一个法的理念逐步深入民心的时代，垄断者、权势者的“傲慢与偏见”已在不知不觉地被社会基础更加庞大的主流民意所消解。正确地看待民意，而不是敷衍、愚弄公众，才是某些“偏执于部门利益、脱离于公共利益”的垄断部门该好好向铁道部学习的地方。

　　“铁老大”或许要摘下“老大”的帽子，“与民共乐”了。这自然是一件令万千乘客欢欣鼓舞的事情。然而环顾左右，航空部门的燃油附加费、机场建设费甚至机场就餐费依旧高昂，“电老大”还在自说自话，“油老大”依然一副“任它民意凶猛，我自岿然不动”的“大无畏”模样，“气老大”看起来则有一股将管道燃气初装费转移到管道气价的利益冲动……这些垄断行业的“老大”们准备什么时候摘掉老百姓赋予的“老大”称号呢？

　　秤杆自在百姓心中。

市场是发展现代农业的关键
—— 对今年中央一号文件的猜想

周虎城（康不德）

从各方面反馈来的信息可以作出一个基本的判断，今年的中央一号文件将继续锁定三农问题，其主题可能是“加强现代农业，进一步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如果此一判断未出错的话，这也是继2004年中央一号文件“增加农民收入”、2005年“提高农业综合生产能力”、2006年“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之后，中央在21世纪连续第四年将一号文件锁定为三农问题。

去年底结束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明确提出了2007年三农的工作重点就是“要把发展现代农业作为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着力点”。换言之，现代农业已经上升到解决三农问题突破口的地位。而现代农业之所以区别于原始农业和传统农业，于我观之，就在于新的体制、新的诉求，而关键词就是市场。

在迈入后农业税时代之后，农村的税费矛盾可以说得到了很大缓解，但新的问题和新的矛盾又逐渐出现，比如农村土地征收、征用冲突、基层民主矛盾、看病难等等。但所有的问题说到底，还是一个权利问题。农民的发展权如何得以保障，农民有没有合作权，农民有没有属于自己的金融权……这些权利问题与农村的整个经济环境、法制环境、文化环境都息息相关，这也属于农村综合改革的具体内容。但是，要确保农村综合改革成功，不仅要着眼于长远，也必须紧盯当下现实。以农业而论，这个现实就是：当前，我国农业资源还面临约束，农业科技对农业发展支撑力还很薄弱，农业的基础设施建设还存在诸多不足。而这个现实的约束使得很多农村改革的努力效果缩水，即使这几年国家的“三农”政策偏好于农民，但种粮比较效益偏低的状况未发生根本改变，农业水利、公路等基础设施不适应农村发展要求的状况未发生根本改变，农民实际增收的难度未发生根本改变。

农业始终是农村的立足之本，是国家的基础产业。“无粮不稳”，但我们不能仅仅把农业当成稳定之所需以及安全之必要，还应该通过一系列改革，使得农业成为农村繁荣的根基。这个繁荣，不仅仅是经济繁荣，也理应包括政治繁荣、文化繁荣、乃至法治的繁荣。而发展现代农业，思路一定需要转变，要明确这是在现代市场经济制度之下的农业发展，绝对不可能再回到计划经济时代，以闭关自守的姿态来发展农村经济。如果脱离了市场基础，一味靠资金投入，那这个资金投入的结局只能是造出一些不具备生命力的设施，甚至是政绩工程，而不可能从根本上改变农村的整体发展格局。

以市场为基础来推进现代农业建设，又面临着许多问题。尤其是部分农村“原子化”，农民组织能力不强，从而在市场上缺乏谈判能力。去年10月31日颁布，今年7月1日即将实施的《农民专业合作社法》对于提高农民合作组织能力，促进现代农业合作经济发展而言，可以说至关重要。农民要想在现代市场经济中立足，单凭个体的力量，是很难与强大的城市话语体系以及工业话语体系博弈的，只有通过合法组织起来，农民才能提高自己的协作能力、谈判能力，才能促使农村经济社会逐渐与现代市场经济社会对接，从而真正地建立起现代的农业体系和现代的新农村。以广东而言，作为现代市场经济体系最为发达的地区，农村的市场化因素可以说发育较早，而且农业领域长期与港澳合作，利用港澳平台，也积累了很多国际、国内两个市场的经验，因而这一对接也就具有了先天性的优势。所以，广东有条件通过进一步加强制度辐射，对农村进行政策调整，使市场优势、地理优势等转换为制度优势，从而为国家现代农业的新发展试水。

当然，即使《农民专业合作社法》本身也存有许多重大不足，比如没有给予农民的金融合作权，也因此，李昌平说看到这个法律有想哭的冲动。我想，为农民立法，总是无法确保农民的利益，农民的声音缺乏是立法缺失的一个关键。

新的中央一号文件毕竟尚未出台，但在进入新年之后，对一号文件的猜想越来越多，但愿农村越来越好，农村改革驶入康庄大道。

2007年元月9日

总理的焦虑表明中国教育体制已临关口

康不德

在１１月２０日国务院第四会议室召开的国务院教育工作座谈会上，温家宝总理提出了三个问题，对当前中国高等教育的现状表达了自己的焦虑。这三个问题依次是：如何培养更多的杰出人才？如何提高高等教育质量？高校如何办出自己的特色？

三个问题一环扣一环，但核心问题就是杰出人才问题。钱学森老人去年曾告诉前去探望他的温总理，“现在中国没有完全发展起来，一个重要原因是没有一所大学能够按照培养科学技术发明创造人才的模式去办学，没有自己独特的创新的东西，老是‘冒’不出杰出人才。”总理认为，钱老所说的杰出人才，绝不是一般人才，而是大师级人才。以此观之，中国亦无一所高校有可以培养出大师级人才的体制。

当在浩浩荡荡两千多所中国高等学府中，居然连一家可培养大师级人才的大学也不曾有的时候，我们就只能从高等教育体制上及至从整个教育思路上去探索得失了。如果“头痛医头，脚痛医脚”，一味规避教育体制不完善和亟待改革的现实，而仅仅从引进教学人才、更新教材等角度去触摸教育冰山之一角，那中国高等教育最后发展的结果依然难免停留在一个“只有量变却无质变”的旧时代，于是乎，那些所谓的教育改革看似热热闹闹，实则泡沫横生。

一位参加座谈会的某大学前校长表示，培养人才的关键在教师，当务之急是建立一支高水平的教师队伍，应设立海外著名学者引进计划，引进国外一流大学正教授和终身教授。此项建议的言外之意说通俗些，就是“外来的和尚好念经”，建议颇好，却未触及到高等教育的根本之痛。这些年来，国内一些知名大学引进的海外著名学者也算是风起云涌了，但当前高等教育难出创新型人才的教育风貌发生了了太多改变吗？

我们向世界领先大学学习，不是把对方的大师级教授拉将过来就了事，古语云，“橘生南方则为橘,橘生北方则为枳”，没有一套激励人创新的教育体制，没有一套符合教育常识的管理体制，靠引进几个大牌教授就试图从根本上改变教育风貌，想法固然美妙，眼界未免狭隘。中国高等教育当下的危机不是来自于表面，而一定是来自于教育体制。以聪颖度来讲，中国人并不让于外国人，除去两千余年浩浩荡荡的历史不表，即使在现当代，亦有李政道、杨振宁、李远哲等人问鼎诺贝尔物理学奖和化学奖。只是可惜，这些华人科学大师竟无一人是由内地大学培养出来的。温家宝总理的焦虑之处，其问题所指，不应是浮在表面的原因，而需引起对教育问题淤积之本质的深思。

比起大学需要引进大师而言，更加迫切地需引进的当是教育家。中国从来不缺乏校长，尤其是附带有副部级、厅级等行政级别的校长，但缺乏的是教育家。我们有很多科学家担任了一些内地知名大学的校长，然而科学家在科技领域取得的辉煌成就，并不等于同样可以在教育领域取得辉煌成就，科技工程与教育，本就是两个性质不同的行业，从科学家转型为教育家，难度跨越之大，并非常人可以企及。倘若科学家未能成功转型为现代教育家，即使校长皆院士，那他的历史地位也仅仅归属于他在科学领域作出的成就，而绝不是高等教育领域。

对教育家的渴求，实际上就是对当下教育体制改革的呼唤。教育家的使命就在于建立和发展现代大学制度，实践并升华现代大学精神。回顾现代中国最具盛名的教育家蔡元培先生八十余年前的成功，就在于利用各种条件完成对北京大学的现代性改造，形成“学术自由、教学自由、学习自由”的基本理念和“教授治校”等大学传统。今天，当我们反思为什么没有一所大学能够按照培养科学技术发明创造人才的模式去办学的时候，理应对照下我们当前教育体制弊端，以长远的眼光看待我们的教育理念，寻求制度资源和教育家群体的崛起，并以此实现教育体制的突破性前进。

牛顿之所以成为牛顿，是站在巨人的肩膀上；而当前中国的教育官之所以未成为教育家，是因为漠视巨人包括本国的教育巨人，所以才只能当教育的矮子，始终无法成就教育事业。
2006年11月28日夜于广州

再次反对院士和行政官员担任大学校长职务

            康不德

这已经是我第n次表达这样的观点了。

在2003年的我的一篇檄文《抹不去的悲哀——炮轰中国大学教育》中，我已经表达了这个观点，院士不等于教育家，院士来当校长固然是对学术的尊重，但却可能是对教育规律的反动。教育家属于教育领域，这一领域有本领域的规律，外行者或许有万丈雄心，但如果不懂教育规律，只知道政治投机，或许会官运亨通，但对大学而言，实在是祸害一场。

堂堂的清华大学原校长王大中院士在国务院教育座谈会上的发言，已经充分证明了王院士可能是一名出色的科学家，但显然是一个根本不及格的校长。这些校长讲了一大堆话，可仍然连起码的常识都没能够讲出来。他们所讲的全是技术手段，几乎没有一个涉及到了当前高校整体创新萎靡的根本性原因。不知道是他们不愿意讲还是根本没这个水平。但如果一个著名大学校长连常识都不懂或者不愿诉说的时候，公众完全有理由置疑这些大学校长的能力，从而呼唤他们下台。

其实，很多人包括温家宝总理在内，都深知为什么当前的中国高校不具备培养大师的水平，为什么始终无法出蔡元培。蔡先生讲“思想自由，兼容并包”，我们的北大领导如今却说北大课堂不能存在反动言论的老师。在北大演讲会上，李敖回答到了核心：言论无反动。我们天天讲创新，可什么是创新？如果非要加上个前提，非要符合这个主义，那个思想，这个代表，那个观念，凭什么创新？政治领袖只能是政治领袖，不能够因为政治领袖的地位，就决定了一定是思想领袖。

当然，我们的某些喜欢溜须拍马的学者、大学教授也起了坏作用。他们喜欢把政治领袖的不经意的一句话阐释成万古亘有的经典，他们的作用就是来解释政治领袖的思想，而决不是促进社会的进步，促进创新。不排除他们讲起创新来头头是道，但都严谨地在政治话语正确的范围内活动，他们或许有时装得正义凛然，撕开面具，不过是伪善一场。

大学校长是一个多么崇高的职业，蔡元培先生宁当北大校长，不为教育总长。可如今，我们的大学动辄副部级，动辄厅级，甚至一些副部级高校成了教育部司厅级别干部升迁的自留地。翻开中国几十所副部级高校，你会赫然发现，不少书记或校长是由教育部原司级干部担任的。院士可能不是教育家，这些教育部的官员更有可能不是教育家！

有人也需会认为，现在国外一些高校的校长也不一定是教育家呀。是的，但别人有一个前提，那就是他们已经形成了现代大学制度，已经有了鲜明的现代大学精神，他们早已做到了学术自由、教学自由、学习自由，他们更早已实现了教授治校而不是官员治校。在强大的遵循教育规律的治校传统之下，那里的校长只需要充当守成者。即便如此，著名高校的校长也多由深谙教育规律的人来担任。对于外国人而言，大学校长是一个崇高的职位，但再崇高，也得尊重教授，尊重知识，尊重自由。

但在我们这里，大学校长和官员的等同度越来越高。否则，何以弄出副部级高校出来？何以那些教育部的司级干部争先恐后去当副部级高校校长？为何不去当厅级和副厅级的一般高校校长？

有人说，让院士当校长是无奈的选择，只有院士才能够压得住那些行政官员。此语甚悲凉。我泱泱中华未来栋梁之命运，竟全系于此么？

让社会伴着新闻理想而进步

  康不德

    今天是共和国第七个记者节。七年过去了，中国的新闻事业在记录着中国的脚步，我们在记录着历史的变迁。我们为自己庆祝着这个节日，也为社会点点滴滴的进步而庆祝，更为那些不平的事情而愤怒。我们始终被一种情绪所萦绕，我们渴望着见证中国的每一个踏踏实实行进的脚印，更渴望着这种行进永不停歇，从不后退。

    该进步的终究需要进步，该言说的总是需要言说。“铁肩担道义，辣手著文章”，这是邵飘萍先生当年的新闻理想，在那个风雨飘摇的时代，先生以笔为剑笑苍穹，撰写了大量的时评和报道，激励着几代中国新闻人的成长。先生离开这个世界80年了，中国在80年里历经曲折与辉煌，新闻事业在80年里饱尝耻辱和荣光。我们记录下了历史，历史也记录下了我们在这历史中的表现。

    我们只是一群记录者、传递者。在以信息为犁的时代，社会需要媒体作为一个平台，来传达民情，传递民声，表述生活；媒体也需要真实地反映社会风貌来赢得民心，赢得市场，赢得社会的前进。可总是有那么一些人，甚至包括一些公权力掌握者，视记者为敌人，害怕舆论监督，害怕记者对社会事件的记录，他们对于新闻的理解还停留在人物形象一定需要“高、大、全”式惺惺作态的文革新闻时代，甚至这也不许报道，那也不许报道，其结果就只能是什么都不能报道，新闻也就会随之丧失公信力，从而失却在百姓中的魅力。

    然而，无数次的事实业已证明，遮蔽真相远比信息公开更可怕，更不利于社会稳定与和谐。“谣言止于信息公开”，从当年的非典到近年来的台风报道，均已表明，越是善于利用媒体公开相关信息，越是能够取得百姓的信任，越是能够打击谣言的流播，越是能够促进社会力量的协作。可惜，当那些优秀的新闻人深入到采访第一线的时候，他们经常容易遇到或明或暗的阻拦，以致于有的新闻人不得不学会“斗智斗勇”。我们不得不反思：新闻人怎么了？社会怎么了？

    在中国记协第七届理事会第一次会议上，中央领导表示，“实践证明，我国的新闻队伍是一支政治强、业务精、纪律严、作风正的队伍，是党和人民完全可以信赖的队伍。”任何信赖都是有前提的信赖，讴歌该讴歌的，批判该批判的，忠实于新闻规律，在纷繁复杂中找寻事件的本来面目，让人们更多地了解真实，让干部直抒己见，让百姓畅所欲言，为民主法治的建设、为社会的发展的鼓与呼，这样的队伍值得信耐，这样的信耐鼓舞着新闻战线继续努力。

    这几年来，我国正逐渐建立各级政府及相关部门的新闻发言人制度，媒体在政府与公民之间充当了越来越重要的桥梁作用。“善待媒体，善用媒体”，不仅仅是类似于这样的信息公开，还理应进一步尊重公民的知情权，尊重媒体的采访权。这就需要把“善待媒体，善用媒体”法制化，通过法律制度的建构来保障知情权和采访权。否则，类似于“我们的敌人一是穷凶极恶的歹徒，二是无处不在的记者”这样的言论还会出现在某些公权力掌握者的口中。他们既然无视于公民的知情权，无视于当下的社会矛盾，无视于通过媒体充当“减压阀”化解社会矛盾、促进社会和谐的必要，纯粹依靠完全正面的讴歌，又怎么可能取得社会效益的良性化呢？

    这是一个信息交互的时代，这是一个报纸、杂志、电视、广播以及网络更加发达的时代，这更是一个新闻理想需要张扬的时代。新闻的进步，所折射的恰是社会的进步；新闻的理想，正和这个社会的理想息息相关。我们在理想中奋斗，社会在理想中行进，民族复兴在理想中成就。一个缺乏理想的时代注定是一个堕落的时代，一个缺乏理想的民族注定是一个落后的民族。然而真实的理想绝非空想，绝非海市蜃楼，它建著于现实，推动着现实，促动着进步，这便是我们新闻人的梦。

    又是一年记者节，又是一年新闻人生涯的继续。我们踏着历史变迁的鼓点，为一个“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社会建构书写、记录，在记录中我们得以接续先贤，在记录中我们得以阔步向前！让我们勉励自己，为着这理想而骄傲不已！

    祝贺第七届记者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