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媒体的发达，使得社会保持了越来越高的清晰度，尤其是备受媒体青睐的名人们，其曝光率更是高于普通人。时刻处于人们的目光范围内，名人们自然要对自己的言行提出更高要求，否则的话，随时都会招来汪洋大海般的质疑。

不过，这年头，不注意自己言行的名人并不在少数。

2月13日，广东省政协常委、某中心城商业发展有限公司董事长刘伟宏，就中心城“涉嫌违规售铺”召开新闻发布会时，与一名女记者秦兴梅发生冲突，然后用拳头殴打了她。

试想，在新闻发布会这种媒体云集、各种镜头闪耀的特殊场合，应该是人们塑造自身良好形象、澄清事实真相的最佳时机。更何况，刘伟宏常委召开记者招待会，原本就是想消除人们对她公司“涉嫌违规售铺”的疑虑。

现在，她竟然没能把握住情绪，殴打女记者秦兴梅，不仅可能无法洗清“涉嫌违规售铺”的“污水”，却实实在在又背上了一条打人的罪名。

而且，在此之前，秦兴梅是刘伟宏公司“涉嫌违规售铺”的报道者之一，还曾表示要把刘伟宏从省政协常委的位置上扳下去。她这次参加记者招待会，当然也是有备而来。

尽管如此，最不该发生的事情还是发生了。不得不说，刘伟宏的做法，极为不明智，和她的各种闪着光环的身份不相符。政协委员的形象“伤不起”！

当然，打人事件发生，刘伟宏头上的天也不至于塌下来，如何去处理和应对，更决定着事件以后的走向。可惜，刘伟宏此后的做法，也同样让人无法满意。

2月14日下午，刘伟宏虽然登门向被打记者认错道歉，却对后者说了一句让人瞠目结舌的话：“打得不重！”作为一名打人者，同时又披着政治和商业光环的名人，当着报社其他记者的面，刘伟宏的这句话，让人大跌眼镜，很难不让人怀疑她的道歉是否真诚。

无论重与不重，不可否认的事实是你打了人，即使不重，也是打了。打人事件本身就是犯错，难道打得不重就不算打人？就没有错误？这句没头没脑的话，简直让人想犯错——打她一顿。

除此之外，“道歉”当天，还有其他媒体希望采访刘伟宏，她表现得仍然不尽如人意。她对电话那头的媒体表示：“现在报道已经是满天飞了，没有什么好采访的，等事件平息下来之后，我会专门找‘正面的媒体’做报道。”

一句话，又充分暴露了这位公众人物在处理危机方面的软肋。危机处理有一个“24小时”原则，即危机事件发生后，24小时内迅速做出反应，否则可能会流言四起，谣言把真相淹没。现在，刘伟宏本人也明白，关于打人事件的各种消息已经满天飞，竟然还有底气“岿然不动”，想着事件自动平息，不是一般的淡定！

事件会不会自动平息，暂且不论，随着人们一浪高过一浪的质疑，她的“官位”是否能够保得住，还不一定。毕竟深圳市委宣传部长都已经公开表示力挺记者。

更何况随着人们对打人事件讨论热情的高涨，其他一些对刘伟宏不利的事情也受了“牵连”：原本并不起眼的中心城“涉嫌违规售铺”事件被闹得更大，警方表示已经收到购买店铺业主的报案，正在进行调查取证。刘伟宏以前的经历也逐渐被放大。既是房地产商，又位居政协常委，20多年的商业和政治之路，难保有瑕疵的地方。跟随着打人事件，刘伟宏的经历也被有关人进行了深挖，原广东省委统战部原部长也被牵扯进来。

打人事件越闹越大，只能说，是她危机处理不当酿造的苦果。

前不久的1月31日，著名演员张国立的儿子张默，因吸食大麻被公安局行政拘留。事件发生后，作为父亲的张国立危机处理就颇为得当。他在第一时间站出来，发表声明向媒体道歉，并恳求媒体能够宽容对待张默，体谅一个父亲的心情，给儿子一个改过的机会。

“给社会造成的不良影响表示深深的歉意”、“我会和张默在未来的日子里一起弥补”等言真意切的道歉，为张国立和张默赢得了公众的体谅和好感。很多公众人物纷纷表示对张国立的支持，以及表示愿意给张默机会。

懂得危机处理之道的，并不止张国立一人，还有著名歌唱家李双江，表现得也是可圈可点。或许，张国立的处理方式，是从前辈李双江那里借鉴而来的。

2011年9月6日晚，李双江15岁的儿子李天一因交通事故与人发生冲突，并殴打对方头部致伤，李天一被公安局刑事拘留。

9月8日上午8点，李双江就赶往伤者所住医院探望，见面后含泪向对方鞠躬、连声道歉，并承认“孩子不懂事，教育不当”，愿意承担全部赔偿和损失。说到激动处，他还表示“要不给您根棍子，您打我好了。”

李双江的诚恳道歉，得到了被打者的接受，被打者妻子则表示愿意给李双江一个机会。一场沸沸扬扬的危机事件，后来慢慢被平息。

既然张国立能从李双江那里，吸取到危机处理的经验，为什么同样身为名人的刘伟宏就不能呢？危机发生后，真诚地道歉，把自己置于弱者的位置，更容易引得人们的同情和谅解。可惜，刘伟宏不明白，打了人还摆出一副强势者的面孔，怎能平息众怒？

客观来讲，现在的所谓名人、富人和“官人”，在社会中所谓的位置，也有些尴尬。一方面，他们拥有着比普通人更多的资源，过着令人羡慕的富足生活。也正因为此，他们的一举一动也备受人们关注，一个小动作都可能引起轩然大波。犯了错误之后，受到的质疑，也往往比普通人多得多。

这种境遇，也很正常、公平。获得东西比别人多，自然也要承受更多的压力。我想说的是，其实，压力和危机都不可怕，关键是遇到之后，要懂得妥善处理和应对。顺利度过危机，你依旧可以继续实现自己的抱负和享受生活，否则的话，也就只能为自己的错误买单。我真诚地希望，刘伟宏这位政商女中豪杰，能够听听我的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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胶卷巨头柯达的没落，归根到底在于其商业模式创新乏力，柯达在市场中的黯淡，让人不由自主想起风头正盛的苹果。同为企业帝国，柯达成为没落英雄，即将滑向破产的深渊，而苹果如日中天，在数码电子领域攻城略地势头愈加凶猛。两大企业帝国在残酷的市场竞争中表现出的截然不同的生长态势，其关键因素在于其是否进行了持续不断的商业模式创新。

商业模式就是企业赢利的途径和方法。一种包含了一系列要素及其关系的概念性工具，用以阐明某个特定实体的商业逻辑。企业生存，有着一些必然要素：资本、品牌、人力、产品、市场、商业模式、技术、贸易等，但决定企业成败的因素中，首推商业模式。商业模式是一个企业创造价值的核心逻辑。也就是企业在给定环境中实现既定的财务目标所需要的内部活动和能力。它是一种系统的设计，用于衡量和打造一个企业的健康状况和赢利方法。商业模式之于企业，如同企业发展方向，方向正确，可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不努力的企业一定不会成功，但努力的企业也不一定成功，成千上百次的努力也需要选择正确的商业模式。

商业模式至关重要。作为胶卷行业的“黄金巨人”，柯达从1930年到2004年连续70年间，为“道琼斯三十种工业股票”成员之一，为世人留下了无数珍贵的“柯达时刻”，其制胜法宝恰恰是对商业模式的正确选择。凭借先锋技术与创意营销，柯达获得很好的口碑效应，在胶卷市场的影响力越来越大。而且，虽然胶卷价格相对低廉，但冲洗成本昂贵，这保证了柯达的盈利。迎合市场需求的商业模式，为柯达带来了滚滚利润，使其成为胶卷行业的老大。

然而，商业模式并非一成不变的。需根据市场需求、时代要求不断推陈出新。商业模式创新，才是企业最明显也最有力的进攻优势。在开放的市场环境中，竞争日趋激烈，若不能及时创新，企业最终将被市场、变化所淘汰。唯有商业模式创新，以“万变”应万变，企业才能在基业长青的路上越走越远。

上世纪90年代，世界从胶片时代进入数字时代，很多老牌企业顺势而为迅速向数字产品转型。柯达也进行了适当转型，世界上第一台数码相机就是在柯达实验室诞生。然而，柯达的转型并不彻底，对数码市场大趋势估计不足，且数码技术单一，并没有很好地根据客户体验生产出让客户满意的产品。

尽管柯达注重专利和现金流，但由于出现商业模式创新不足这块短板，仍然无法避免在竞争中节节败退的惨剧。

与柯达固守旧有商业模式相比，苹果则与之形成明显对比。

苹果不断挖掘客户需求，进行连续不断的创新。

苹果公司在创新上也曾遭遇滑铁卢。到1997年，苹果已经历连续亏损，几乎濒临绝境。危机时刻，苹果联合创始人乔布斯再度加入苹果公司并担任CEO，对苹果开展大刀阔斧的改组，苹果再次回到商业模式创新的轨道上来，成功突破发展瓶颈。

乔布斯称，“我们不要去问消费者需要什么，我们要去创造消费者需要但表达不出来的需求。即生产消费者明天需要的产品。”以乔布斯为主导的苹果创新，不仅是技术创新，也是将技术革新与用户体验、服务巧妙结合的创新。乔布斯与众不同的创新产品，不管是在欧美市场还是中国，均受热捧。最终把技术转化为社会与商业价值，才是真正的商业模式创新。

2001年，苹果公司不但推出第一款iPod音乐播放器，还推出配套合法音乐下载平台——iTunes网上音乐点播商店，解决了消费者的烦恼——只想听唱片中的一两首歌曲，却要为整张唱片付费。苹果将硬件、软件、服务三者相结合的全新商业模式，更好地迎合了市场需求，并得到市场的认同，苹果的身份也由此从纯粹的消费电子商品生产商转变为定位终端的综合性内容服务提供商。

随着“iPod+iTunes”模式取得巨大成功，苹果开发了iPhone，并针对iphone推出了App store，通过提供个性化软件满足手机用户的多样化需求，苹果也由此进一步拓展了自身产品线的布局与创新。

正如德鲁克所言：“顾客决定了企业是什么，决定企业生产什么，企业是否能够取得好的业绩。由于顾客的需求总是潜在的，企业的功能就是通过提供产品和服务，激发顾客的需求。”

苹果不断进行商业模式创新，成功击中顾客购买心智。以至于有人称，苹果每推出一款新产品，都会引发一场革命，分别改变了唱片业（iPod）、手机业（iPhone）、电子阅读（iPad）的商业格局。迟暮英雄柯达，因深陷商业模式创新之痛，沉溺于原有的辉煌，忽视消费体验，不得不寂寥谢幕。一个走在基业长青路上的企业，商业模式创新是一个绵长而延续的过程，任何创新的断层都可能是导致企业走向没落。

苹果成功经验，值得借鉴；柯达危机，应引以为戒。不管百年品牌企业还是后起之秀，都应进行持续不断的商业模式创新，这是企业持续生存与发展的重中之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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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本山在小品中说过这样一句话：“谁一生还不犯点错误呢？犯错误就改，改完再犯呗。”这当然是一句玩笑话，凡是人总有忍耐极限，一而再再而三地犯错，任谁也受不了。可是，就有企业敢这样做。经历了2008年“三聚氰胺”、2009年特仑苏“OMP事件”、2011年小学生集体中毒等事件之后，2011年12月24日，号称中国乳业老大的蒙牛，又出事了。

在国家质检总局公布的对200种液体乳产品的质量国家监督抽检结果中，蒙牛生产的一批次产品被检出黄曲霉毒素M1超标140%。而黄曲霉毒素M1为已知致癌物，具有很强的致癌性。

事发之后，虽然蒙牛在官网及时向全国消费者“郑重致歉”，但是，对于蒙牛这样一个“惯犯”，我不知道还有多少人能够以博大的胸怀去原谅它！

反正我所看到的基本是诸如“这是我们民族的耻辱”、“中国自己的乳企，如今自己坑自己”此类的谴责。还有市场对其产品的抗拒，两天之内，蒙牛牛奶在某大型超市的销售下滑了37%；以及资本市场的不信任，2011年12月28日港交所开市，蒙牛放量暴跌23.95%，一天之内，市值蒸发111亿港元。

当然，这不是蒙牛第一次遭受“市场惩罚”。之前每次遭遇危机，他都会承担相应的结果。中国有句古语叫“知耻而后勇”，蒙牛却反其道而行之，而是更“勇敢”地犯错，根本原因还是没有认清自己危机的最终来源在哪里。

在不明就里的情况下，蒙牛的危机管理更是有些本末倒置，过于看重危机发生之后危机公关行为，而不注重对危机的预防预控。危机管理是一整套危机防范与处理体系，强调预防与处理相结合，尤其侧重事前的危机预警与防范。而危机公关作为危机管理体系中的一个重要构成，是一种非常态的信息传递行为，侧重于事后，对已发生的、意外的、紧迫的事件的危机处理。由此不难看出，蒙牛真正的症结在于，对产品的不重视，缺乏对产品质量的严格把控，即缺乏预防性的危机管理。

以12月24日的“致癌事件”为例。早在1993年，黄曲霉毒素就被WHO定为“一类致癌物”，而乳制品中的黄曲毒霉素主要来自于饲料。对饲料中的这项检测，也早已是常规和例行的抽检项目。这次，蒙牛乳品中的黄曲霉毒素M1超标却高达140%，令人怀疑蒙牛对产品质量轻视到何种程度。

事件之后，蒙牛虽然公开道歉，但是其整改措施“严谨细致地执行国家和企业的各项质量和检测标准，在每一个环节上把好质量关”，几乎没有任何针对性。

企业特别是食品企业的产品质量是一家企业的安身立命之本，是赢得市场最有力的武器，也是企业最应该关注的核心。纵观蒙牛近年来的危机，几乎全部源自产品质量的不过关。在产品质量上，多下功夫，才是蒙牛最应该做的功课。

反观蒙牛的做法，有些“误入歧途”。在数次危机“造访”后，蒙牛过于加强了危机公关方面的“功力”。

据一些媒体报道，每年蒙牛用于危机公关的费用数额惊人，以至于要通过提高牛奶售价，来消化处理危机所要消耗的大量资金。除此之外，他还一直积极开展政府公关，与政府官员打交道，赞助政府背景的重大活动等。

蒙牛俨然变成一家危机公关公司，却忽略了自己是一家乳制品企业，工作重心应该放在保证质量，给消费者提供“放心奶”上。

须知，不管是问题出现之后的善后，或是借助外力给自己脸上贴金，都不应该成为蒙牛的本职工作，更无法在关键时刻挽救蒙牛的生命。

消费者想看到的，不只是几句“郑重道歉”，也不是你赞助了多少活动，而是想真真正正地喝上放心奶。否则，就算你嘴再甜，做再多的面子工程，迟早也会被消费者所抛弃。

在过去的几年中，以质量方面不知悔改的“胆识”，蒙牛一次又一次地考验着消费者的忍耐。不过，消费者的忍耐是有限的，前期积累起来的品牌信誉也是有期限的，长此以往，很快就要被耗光。

在此，作为一位危机管理专家，我奉劝蒙牛，踏踏实实把该负的责任负起来，把产品质量抓起来，比任何危机公关都有效而且迫切得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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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从2011年7月央视曝光其天价家具“洋品牌”涉嫌造假引爆信任危机以来，经过数月时间，达芬奇公司已经从高贵神坛上跌落：产品销售下降80%，早已筹备完毕的上市计划泡汤。12月26日晚，“第五届（2011）中国家具行业年度总评榜”颁奖典礼上，“2011年中国家具行业十大新闻”中，“达芬奇事件曝光”又居首。落得今天这般田地，与其说是达芬奇身份造假被曝光导致，还不如说是其董事长潘庄秀华的低舆商造成的。

 知名企业，品牌企业，出现突发性负面新闻，陷入舆论包围之中，如今已成为常态。出现之后，如何应对，马上考验的就是企业家舆商的高低。从达芬奇事件的处理和今天的结果来看，潘庄秀华与社会舆论博弈的能力不是一般的低，而是十分的低。具体表现在以下三方面：

 首先，状告政府。

 12月23日，上海市工商局通过官方微博，向达芬奇发出行政处罚决定书——以其经销的家具未配有中文说明书、产品质量不合格为由，罚款133.42万元。

 不到4小时，达芬奇官方微博就迅速做出回应和反击：“达芬奇从未造假！达芬奇不服上海市工商局的行政处罚决定，将依法对该局提出行政诉讼，追究该局违法行政的法律责任。”

 企业生存于政府的管辖范围内，如果和政府搞不好关系，试想一下，会有什么好结果？偏偏达芬奇就舍得一身剐，敢于状告政府，鸡蛋终究硬不过石头，这份勇气即便令人佩服，但做法确实让人不敢苟同。

 与和政府抗争相比，达芬奇倒不如老老实实承认错误，诚信对待消费者。前段时间，陷入“勾兑门”的味千拉面，在联交所网站上主动公开工商局的行政处罚，并表示愿意接受处罚决定以及整改意见，还对门店做出严格监督。此后，其股价就出现了一定程度的回升。建议达芬奇学习一下。

 其次，反击媒体。

 不仅向政府叫嚣，达芬奇对无冕之王媒体，也毫不示弱，也是一副硬态度。

 11月21日，广东卫视《广东早晨》，播出一段“记者暗访”，达芬奇家居再次被曝光。3天之后的11月24日，达芬奇突然发表声明称，遭到媒体“虚假新闻”的栽赃陷害，已经向媒体发出律师函，还会向新闻出版行政部门投诉。

 同时，这份声明也将当初7月中旬央视《每周质量报告》首发的有关达芬奇家居涉嫌造假的报道称为“虚假”新闻。

 媒体扮演着信息传播者的角色，达芬奇与媒体与敌，就是变相的与公众、社会为敌。企业怒发冲冠，最终可能陷入“一个人战争”的孤立无援中。

 再者，公开高调辩论。

 根据舆商理论，企业产品出现问题被曝光，不管问题是真是假，先别急着暴跳如雷，高调辩论，耐心提供证据，切实解决问题，才是明智的做法。

 自从出事儿以来，面对外界舆论指责，达芬奇的应对方法不是百般拖延，就是千般搪塞，在此过程中，一直都在高调为自己辩白。

 古罗马伟大史学家塔西佗有一个著名的“塔西佗陷阱”理论，当一个组织或部门一旦失去公信力时，无论说真话还是假话，做好事还是坏事，都会被认为是说假话、做坏事。

 引申出来，现在人们已经对达芬奇不再信任，无论他辩白得多么有力，仍会被视为狡辩。有网友就指出：“一直以来，都是想尽办法藐视消费者利益，现在又打算接着以维护企业利益为幌子，藐视大众的判断力，藐视法律的严肃性，根本没有一丝愧疚和歉意。”

 理亏的达芬奇如此霸气外露，又起不到好的效果，不知道她为什么要这样做？

 另外，面对上海市工商局的处罚和媒体的曝光，达芬奇动辄诉诸法律的做法更是极不明智。对于官司，律师们当然举双手欢迎，他们的利益本身就来自于官司，自然会盼着你打官司。可达芬奇有没有为自己想一想，打官司对自己有利吗？即便赢得了官司，又能如何？可能输掉整个企业。

 在这方面，不是没有前车之鉴。

 20世纪70、80年代，陷入危机中的雀巢公司，把瑞士一个指责其产品“杀婴”的社会组织告上法庭，结果打赢了官司，却直接导致消费者对其产品的长期抵制。

 1999年，经过一年半的时间，在打赢客户状告自己产品“毒死人”的官司后，三株公司却因新闻媒体铺天盖地的负面报道，使其声誉扫地，从此一蹶不振。

 达芬奇如今正在和政府、媒体以及公众打着一场看起来永远也不可能赢的战争。即便赢了，结果仍旧可能是输，赢的是官司，输的是市场

在商场中，每个企业都有自己的生存之道，可能是产品质量过硬，或服务有口皆碑等。在产品质量、诚信方面已经先输一局的情况下，低舆商让达芬奇又丢失了一个“市场密码”。对于其后势发展，我深表忧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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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什么说是舆商决定了小肥羊和汇源不同的命运？

12月2号，北京下起了2011年第一场雪。这一天，高晓松在微博上写道“初雪，喜悦，包饺子，宅起来……”字数不多，幸福滋味和平和心态洋溢其中。这一天，距离他出狱不到1个月。作为中国校园民谣核心人物，音乐才子高晓松近年来是非不断，从力排众议看好曾轶可，再到醉酒驾车被判入狱。每一件事儿，都成为众人热议的话题，一次次将他推入舆论的漩涡。

不过，令人欣喜的是，他的处理方式渐渐发生变化。从最初热血青年般的过度恃才傲物激起众愤，到后来的知错就改表现大度从容赢得众人支持，高晓松与社会舆论博弈的舆商能力逐步提高。

一开始，高晓松的舆商并不如他的音乐才华那般高，而且差距还有点大。

2009年湖南卫视快乐女生舞台上，高晓松不懂舆情处理，逆大众而行力撑“绵羊音”曾轶可，并死撑到底，自己主动走到“人民公敌”的位置。

快乐女生要选择会唱歌、能唱歌，给观众带来音乐享受的女歌手。以后，她们中的得胜者，可能通过这个平台做歌手。在那届选手中，曾轶可的确算是一个亮点，但群众的耳朵是犀利的，眼睛也是雪亮的。不可否认，她唱歌的确走音。

当亿万观众都不看好曾轶可，高晓松却公开坚定表示对她的支持，而且支持得肆无忌惮，“所有反对曾轶可的人，他们的作品还没有曾轶可两首歌有质量。”为此，他与其他评委“闹翻”，被观众质疑，甚至谩骂。后来，曾轶可被淘汰，他依然高喊“我做你的制作人”，难免给人一种“死要面子”的猜测。

诚然，作为音乐人，高晓松有权利支持自己喜欢的选手，就算是人们认为后者实力再不济，也无可厚非。但是，作为比赛评委，高晓松要对比赛负责。你支持任何一位选手，没必要和大家都闹翻。这是在拿自己在人们心中的形象，和曾轶可事件的负面影响进行博弈。最后，他输了，既没帮到曾轶可，自己又惹了一身“骚”，这不正是高晓松低舆商的表现吗？

与众不同是一种个性，离经叛道却是一门艺术，与大众舆论为敌，最终伤害的是自己。后来的高晓松，渐渐学得成熟起来，他在今年5月酒驾事件中的表现，舆情处理就把握得相当好。

被交警拦下之后，他不像有些名人般飞扬跋扈地谩骂或殴打交警，而是一切听从安排，并真诚道歉，就此来讲，这种处理危机的态度和方式，令人称道。

面对不利局面时，赢得先机的关键在于对待危机的态度。态度诚恳端正，是化解危机的一招有效武器。

从被刑拘开始，到后来面对记者的采访，以及法庭宣判时，他一贯的态度就是认错，连说“对不起”。在庭审现场，辩护律师还曾试图以司法鉴定单位的资质问题，在程序上为他脱罪，高晓松依然谢绝：“律师，我已经认罪了，我相信法律的公正，非常感谢。”

有了摆脱错误的机会，高晓松却不想借此为自己开脱，这种做法，出乎大多人的意料，也为他赢得“纯爷们”的赞誉。有网友就表示：“高晓松底子厚，没给祖上丢人。”大众舆论朝着对他有利的方向发展，危机不仅得到了化解，口碑知名度也进一步得到了提升。

况且，中国人历来有同情弱者的传统。高晓松已经为酒后驾驶遭遇了相应的惩罚，又积极真诚认错，大家自然不会揪住一点错误不放。

出狱后，高晓松过上“摘菜弄饭，含饴弄儿”的幸福生活。事业非但没受到影响，反而因知名度的进一步提高，人气更旺了。如今的高晓松又可以堂堂正正、大大方方地以点评嘉宾的身份出现在“东方达人秀”的舞台上。不能不说，高晓松的危转化为机了。如今的高晓松已经不是昔日的高晓松了，他的舆商已炼到炉火纯青的地步。

生活在舆论包围圈中的公众人物，不妨学学高晓松，如何提高自己的舆商修为。如此，才能以一种更为妥当、和谐的艺术手法处理突发事件和危机，维护个人形象和名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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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说是舆商决定了小肥羊和汇源不同的命运？

曾几何时，中国女人以嫁个外国老公为荣，既能展现自己的魅力，又能到国外过上“月亮更圆”的生活。现在，在中国企业圈里，也流行起类似的时尚，和外资联姻，被外国企业巨头收购。正如老子所言：功成，名遂，身退，天之道也。企业在生命周期上升期，卖个好价钱，成功身退，不啻也是一种明智的选择。只是，有些企业能够心想事成，有些企业只怕要失望而归。

2011年11月7日，中国商务部批准了美国百胜集团提出全面收购小肥羊的反垄断审批。这意味着，来自中国内蒙古的小肥羊，彻底变成一只“洋羊羊”。小肥羊创始人张钢心里的那块石头，终于可以着地，回家睡个踏实觉了。

只是，不知道看到这一消息的汇源掌门人朱新礼，心里是不是有点五味杂陈。2年前，汇源果汁想以23亿美元“卖身”给可口可乐，闹得沸沸扬扬之后，却以商务部的否定而落得失败收场。

同样是中国企业，都是被外资收购，一个获批，一个被否，差别如此之大，在我看来，并非中国商务部对哪一方偏爱，也不是小肥羊不值得“保护”，而是两家企业的舆情处理能力不同，两家企业的负责人舆商能力不同。

近年来，中国企业外嫁外国企业的事例层出不穷，扬子冰箱被西门子收购，乐百氏被达能收购……眼看着自家人培养的孩子，进了外国人的家门，成为人家的人，国人在感叹国际化进程之快的同时，也在为中国民族品牌感到惋惜。

出于对民族品牌消失的担心，社会中激荡着民族情绪，对此类事件，人们本能地发出抵抗声音。而中国商务部的决定，很难不会受到大众舆论和情绪的影响。
   在人们对被外资企业收购讳忌莫深的时候，汇源朱新礼犯了一个最大的错误，即在“卖身”之前，就表现得太过高调。

在没有获批之前，可口可口将收购汇源的消息就早早“放”了出来。针对外界的质疑，朱新礼在中央电视台辩解称，把企业当儿子养，养大了以后当猪卖。企业做大了怎么能是朱新礼的？做几千万可能是他的，做一个亿还可能是他的，但做几十亿的时候，就不只是他的了。品牌大了，就属于民族品牌，不是想卖就能卖的。

此后，朱新礼竟然还意气风发地接过了中央电视台2008年度经济人物奖杯。现场的他可谓是踌躇满志、信心十足。可是他没有想到，自己高调拿了这个奖，让相关批准部门怎么想？

还没有批准给朱新礼，他怎么就笃定收购案一定会批准。朱新礼如此高调地拿奖作秀，不就是说明收购案一定会批准了吗？相关部门，自然不会高兴。此时，朱新礼应该低调，低调再低调。等到可口可乐收购汇源被批准后，朱新礼再拿奖，哪怕拿到手发软也不为过。

不懂得舆情处理，朱新礼的如意算盘落了空。反观小肥羊和百胜集团，却都表现得相当谨慎。在商务部批准之前，不仅没有大肆宣扬，而且还刻意回避。

百胜集团即将收购小肥羊的消息流传出来后，在一次论坛上，一位记者“堵”到小肥羊一位高管。当后者听说与并购有关，连连摆手之后，扭头离去，没有透露一丝“风声”，避免了人们在得到确切答复后，向外传扬，把事情“闹大”。

收购前夕的10月26日，收购方百胜集团接到商务部反垄断局的通知，将相关收购的反垄断申报审查期延长60天。当媒体就此向百胜集团咨询时，其给出的回复只有短短的48个字：我们尊重与此交易相关的监管审批流程，并会全力配合商务部的审批工作。现在我们不便就审批事宜作进一步评论。

48个字，滴水不漏，从中看不出任何倾向。在众人还没搞明白真实情况如何时，收购案“神不知鬼不觉”地获得了批准。

在中国，有很多事情是不能都大张旗鼓的。做事要有策略，更要讲技巧。做事之前，先要学会判断舆论走向，然后根据预判，对行为作出调整。即使炒作，该低调时还是要低调。如此一来，才能使结果与自己设想保持一致。

这就是舆商所要强调的。正是朱新礼的低舆商，使得可口可乐收购汇源功败垂成；也正是张钢的高舆商，使得百胜集团成功收购小肥羊。朱新礼成了最后的输家，张钢成了最后的赢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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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有句俗语叫“人怕出名”，怕树大招风。其实，在我看来，人出名倒不怕，怕的是被打假斗士方舟子盯上。最近，在“打工皇帝”唐骏之后，Google前中国总裁、“青年导师”李开复也被方舟子放在“打假显微镜”下检查了一番。谁知，还真还检查出了问题。11月22日，方舟子在微博上，对李开复在卡内基梅隆大学26岁担任副教授的经历提出质疑。

不过，同样被方舟子指责“造假”，且两人的经历确实都有不实之处，与唐骏“身上布满了弹孔”的结局不同，李开复不仅得到业界人士的支持，还与方舟子和气收场。方舟子亲口承认：“李开复和唐骏性质不同。”

两人结局的不同，在我看来，是两人的舆商的差异所致。（舆商即一个人或组织处理与媒体、记者、舆论关系的能力）

被方舟子拆穿“学历造假”后，面对不利舆论，唐骏先是采取“鸵鸟”政策，进行冷处理，后来虽然做出回应，却也是毫无章法可言，“自己从未说过自己曾经获得过美国加州理工学院的博士学位”，与其之前默认的经历大相径庭。在其后的采访中，竟然还发出类似“蒙得了所有人就是成功”这种挑战社会主流价值观的言论。

在已经被证实的错误面前，拒不承认，还进行狡辩，这是唐骏在处理“学历门”时，呈现出的低舆商。这种低舆商，把自己搞得灰头土脸。反观李开复，被指“经历造假”之后，表现可圈可点，表现出其高智商、高情商之后的高舆商。

李开复的最高明之处，就是懂得妥协。

被方舟子质疑后，李开复首先在微博上认错，对书中不严谨不谦虚的部分，表示将“虚心接受、深表歉意并将做出修改。”还发微博出示了其卡内基梅隆大学寄来的声明和聘书。而且，对方舟子向自己“开炮”，李开复还表现出一种难得的大度：“打假是一种很艰苦的工作，从事者冒着生命的危险，也未必会有经济收入，还要具备良好的洞察力和优异的口才。”

在这个缺乏认错品质的社会中，李开复以坦诚和豁达的态度，得到了包括方舟子的肯定。给自己营造了一个健康的形象，在我看来，仍然不失“青年导师”的魅力。

有时候，对待错误，人们并不是一味较真，如钉子户般的方舟子，也是如此。谁都不会揪住你的错误不放，大家都知道，人活一世难免犯错，重要的是，犯错之后要勇于认错并道歉。这样，才能让大家看到真诚的态度，和改正的希望。

正如在李开复事件中，有记者问方舟子：“李开复做什么，你会停手？”他的回答是：“认错，承认自己当时不是副教授，承认翻译错误，承认夸大其词。”

当然，承认错误、适当妥协，往往会给人们留下态度好的印象。如果不是大不了的事，大家抬抬手，事情也就过去了。

所以，犯了错误，道一声歉，天塌不下来，反而可能把头顶的乌云驱散。对于这一点，唐骏不懂，所以他至今深陷危机之中；李开复懂了，很快拨开危机的“云雾”见到了太阳。

生活在无孔不入的大众媒体和方舟子这样“打假斗士”的显微镜下，人们，尤其是名人们，首先要做到的是谨慎自己的言行，不至于留下“把柄”。即使一不留心埋下了危机的种子，事情出现之后，只要具备较高的舆商，也能像李开复一样从容地走出危机。

于是，我要建议唐骏们应该好好学学我新近出版的《舆商》一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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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8月，我在北京参加一论坛时，与在场的一位互联网企业家有过一番交流，他正在做的一个网站的商业模式引起了我的关注，现与大家做个分享。这是一家基于BtC的商业网站，叫“逛逛网”，创始人是几个福建的年轻老板，之前做金融担保，后觉得此行业风险不确定，转行电商。

众所周知，国内目前电商市场，不是红海，胜似红海，几家综合类的电商网站一家独大，而后衍生细化出家电、图书、服装等针对细分市场的网站。

有别于现有的几家电商大佬，逛逛网创始人构建了一套与众不同的平台体系：

首先，逛逛网目标顾客定位于“打工者”——并非简单意义上的进城打工的农民工，而是基于多数公司的基层职场人员。这部分人收入不高且社会保障薄弱。

其次，当逛逛网明确“定位”和了解“赚谁的钱”，就像一辆汽车找到了方向之后，要做的便是如何让车开得更快更好，即搞明白“怎样赚钱”以及“怎样可持续赚钱”。

逛逛网出售商品，种类五花八门，从网页上大致一看，似乎与淘宝网络商城，京东和卓越以及各家团购网等网站别无区别。而上述几家网站也没有为逛逛网定位的目标群体设定消费门槛。但实际上，逛逛网在商业模式赢利点的探索上，却自成一套独门赚钱的秘笈。

举个具体例子，在该网站，一台洗衣机售价为1500元——价格不会比全国所有线上、线下更贵，所以具备了基本的价格竞争力。在同等价格下，若逛逛网能提供其他增值服务，顾客是否会更愿意通过逛逛网来购买商品？

洗衣机1500元的价格，700元是厂家进货价，也就是产品成本；另外800元却不是网站利润。网站会用两者差额的800元为网购者购买一份人寿保险。若干年后，按照保险合同协议，这800元本金将会返给网购者，相当于为网购者提供了一份人生保障。

按此逻辑，相同的价钱，消费者买到同款洗衣机，还得到了一份实在的保险以及保险带来的未来潜在收益，那么逛逛网提供的商品无疑更有竞争力。

再以此推导，这家网站的洗衣机势必比竞争对手更抢手。而下单量越大，网站与厂商价格谈判的议价能力就越强，网站收益空间也就出现——厂家为维护销售量这么大的一个渠道，必然愿意从700元出厂价中再适度让利；保险公司也因网站销售产品而带动保险销售，愿意提供一部分费用做佣金给网站。最终，网站完美实现“怎么赚钱”

网站用一件产品，将上游的生产商、下游的顾客，平台本身的网站，以及保险公司纳入一个系统，各取所需，完成了“利益相关者的价值交换”。

多年的商业模式研究，我始终相信，一个好的商业模式必须是能给消费者带来价值和增值价值、盈利和持续盈利且可控和不可复制的。第一点看来，逛逛网似乎找准了方向，为目标市场全国无数个打工者带来了价值和增值价值。至于要做到“盈利和持续盈利”，就要做到“不可复制”，网站必须找到控制点。但如何必须找到控制点让对手“不可复制”，网站创始人神秘的告诉我，“涉及商业秘密，不便透露，我们心中有数。”据了解，经过一年多的设计和演练，创始人团队已经找到了至少几十个可控点——提高了逛逛网竞争门槛，设置了一道道防火墙，以此避免网站稍一做大便被强势的竞争对手打压或并购整合。

不过，这“不能说的秘密”，也为今后网站的生命力能否持续，能持续多久，网站做大了又如何“控制”，留下了一个悬念。

所以，任何一个企业的商业模式在不断追求创新的同时，还必须时刻考虑如何加强控制。唯有创新力与控制力的完美统一，才能让企业做得更大、更强，走的更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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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一打开电脑，就看到广东佛山被碾女童小悦悦在医院抢救无效后离世的消息。一个两岁的女童，在没有来得及看清这个世界时，就以如此悲惨的方式告别，不免让人心疼。大家在心疼小悦悦的同时，当然还有指责，指责那2位良心缺失的司机，以及18位见死不救的路人。10月13号小悦悦事件发生后，人们就在微博上疯狂转载，对他们的讨伐声一浪高过一浪。

在我看来，小悦悦事件固然折射出我们社会存在着危机，但仅仅是这18位路人的危机吗？其实未必。

首先，我们不应该在网上群体指责路人。

事发之后，佛山当地媒体《佛山日报》，也在头版头条报道了这件事，题目为《这一天，他们令佛山蒙羞》。

无论媒体，还是个人指责，我们都自然地站在了“他们”之外。事实上，这件事只是没有发生在你身上，如果当时恰好路过的话，你敢保证，一定不会和他们一样吗？

当一个社会处于相互不信任，而且没有安全感时，搀扶一位老年人都要冒着风险，你还敢随便见义勇为吗？

不要随意质疑18位路人这个小群体的道德，换成你是他们，可能也是一样。

其实，这是社会大群体道德危机。

不仅仅18位路人可能见死不救，扩展到全社会，可能几乎所有人，都会做出相同的选择。

小悦悦事件，其实折射的是整个社会的道德危机，这是我们大家共同的羞耻。

英国历史学家Lan Kershaw说：“通往奥斯维辛的道路，为之开道的是仇恨，为之铺路的是冷漠。”在现在的社会里，除了小悦悦事件，更多的无道德和冷漠事件接连发生，“毒奶粉”、“地沟油”、“瘦肉精”，哪一件不是一座座“奥斯维辛”，昭示着咱们这个社会的道德滑坡。

提高整个社会的道德水平，是解决类似小悦悦事件的真正方式，而不是头疼医头般的去指责那18位路人。同时，当整个社会的道德体系发生扭曲，当现实不是惩恶扬善，当人心崩溃的坏事不能得到及时的道德报应，重新梳理、倡导并建立道德体系，恢复信仰迫在眉睫。

然而，见义勇为是自发行为，建立道德体系也非朝夕，却不宜就此立法。

小悦悦事件后，很多人呼吁效仿外国，对见死不救者诉诸法律惩罚，并设立见义勇为奖。依我看，这倒未必。

道德提高应该更多是个人内化，而不应该诉诸于外界的约束或利益诱惑。

根据马斯洛需求层次，见义勇为应该属于最高层次，即自我实现的需要。说到底，见义勇为是一个人从内心深处激发的自发行为，通过帮助别人，自己可以体验到内在的满足，自我价值得到体现。

至于会不会从外界得到回报，不应该在考虑范畴之内。真正的见义勇为者，可能连一声感谢都不需要。如果纯粹为了得到奖励，去帮助别人，就变成了一桩买卖。到时候，万一奖励达不到预期，难保再有下次。

如此一来，见义勇为还是小概率事件，没有道德感的内在保证，很容易随风而去。

现在，虽然小悦悦已经离开人世，所幸在18位路人后，还有一位拾荒阿姨伸出援手。只要还有一个“例外”，我们的社会就还有无限的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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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马云有点烦！10月11日，因为不满淘宝商城把技术服务费和违约保证金提高5至15倍，数千名淘宝商城中小卖家“集结”在一起，对淘宝商城的一些大卖家进行恶意攻击。随之，被攻击的商铺运营中断，淘宝商城很受伤。淘宝商城变成了淘宝“伤”城。危机爆发后，马云和淘宝商城很快给予回应，不过态度强硬。马云连续发了3条微博，强调赚钱不是淘宝的目的，依然会坚持选择等。淘宝商城更是表示不妥协，还把中小卖家的这次攻击称为网络暴力，并在当天晚上向警方报案。

淘宝危机的这根弦，越拉越紧！

事实上，这不是淘宝商城第一次触怒中小卖家。2年前，因为大规模修改搜索规则，致使大部分中小卖家流量暴跌，很多中小卖家又齐聚淘宝总部公司门口静坐、游行抗议。

当时，是把为消费者提供保障服务的卖家顺序提前的解释下，马云和淘宝顶住了压力，坚持了自己的调整。

可是，2年之后，形势已经发生变化。随着微博和互联网的发达，信息的传播更加便捷。此次危机事件中，中小卖家正是借助微博和YY等互联网新传播手段，“以危化危”——即，制造一场更大的危机，来解决当前危机。抗议爆发，事件短时间内发酵，并迅速传播。

与此同时，中小卖家的攻击更具策略性，他们利用了淘宝商城的规则，来对付淘宝。在“闪电发货”、“七天无理由退货”等规则下，他们大规模进行购物后，给予差评，然后申请退单。一切行为，看似有理有据，结果直接导致大卖家的大部分商品下架“被拍死”。

随着危机越闹越大，淘宝商城长期实施的规则会遭遇严峻挑战。不仅如此，淘宝商城大卖家躺着也中枪，成为“泻火器”。对此，他们确实也很冤枉，“作为普通的商家，何罪之有？”

中小卖家“以危化危”最可怕的是，中国从上而下都在建设和谐社会，希望实现社会平稳发展。执政党最担心的就是某些领域出现的波动与“不和谐”。当初腾讯、360的“3Q”之战，也正是危机一方“以危化危”，把事情闹大到引起政府关注，从而得到适当解决。现在，淘宝商城发生的这次中小卖家“起义”，也算是一起大规模的网络群体性事件。显然，这与政府当前所倡导的社会稳定与和谐发展背道而驰，政府不可能袖手旁观。

内忧外患，因此，我估计面对这次中小卖家的攻击，马云和淘宝商城的处理手段，也不可能再如两年前那般强硬。在当前的形势下，或许一周之内，马云和淘宝商城会适当让步，而中小卖家得了便宜，也会及时卖乖，危机会暂时性的告一段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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