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1年7月，时为华西协和大学社会学系一年级的李绍明和同学们，前往茂县赤不苏地区的羌族聚居的黑虎乡进行社会实践。照片反映的是途经都江堰乘竹筏的情景。

    身着戎装的李绍明和四川调查组的同事在凉山州甘洛县调查。因凉山民主改革触动了上层黑彝奴隶主的利益，调查时当地正发生叛乱，因此，调查组上凉山之前已经学习了枪支使用、射击等基本技能，并配备了枪支。

《变革社会中的人生与学术》，李绍明口述，伍婷婷等记录整理，世界图书出版公司2009年6月第一版，29.00元

伍婷婷

　　两年前的六月，作为一名人类学专业的博士生，照理我应该深入到“他者”的社区了，但是，我生平的第一次田野调查经历却是如此与众不同：没有远离尘嚣的“努尔”人，也没有西太平洋上的无名小岛，我观察和访谈的对象只有一个人——70多岁的民族学家李绍明，“田野”地点就位于他在成都闹市的家中。还记得第一次的访谈，我们都显得紧张而生疏，李先生似乎在用心揣摩即将说出的每一句话，我则刻意地小心谨慎，生怕因思虑不周而让谈话气氛变得尴尬、从而使采访难以为继。随着时间的推移，慢慢地李先生的言谈逸兴横飞了起来，而我也开始无所顾忌、张口就问……为了真实再现访谈的现场，这份访谈录的初稿将所有说笑的闲话、抽烟喝水、停顿感慨甚至咳嗽喷嚏都一一记录在案，后来抹去了这些日常琐碎，又对文字稍加修饰并配了图，于是有了这本《变革社会中的人生与学术》问世。
　　假若能够把人类学的田野工作比喻成搜集故事的过程，无疑李绍明有着说不完的人生故事：1950年这个16岁的高中一年级学生如何一跃升入基督教会开办的华西协和大学，却在以后短短的4年间辗转三所学校、两个系科？走出校门后的他又为何屡遭人生磨难，三起三落甚至身陷囹圄？是什么样的机遇让他1956年参加了举国瞩目的少数民族社会历史大调查，一待就是整整八年？调查组为什么判定凉山彝族社会是奴隶制社会，又是什么原因让凉山调查后期的材料废弃至今？作为新中国的一线民族工作者，在他眼里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民族地区是什么样子？70年代末学科重建以后，他和同仁创建西南民族研究学会的目的究竟为何？……
　　当然，展示李先生丰富跌宕的人生故事只是我们的初衷之一，隐藏在这些故事背后的另一个思考是，通过李先生的个案，可以折射出1950年代以后中国人类学/民族学独特而意味深长的发展历程。
　　被喻为“殖民主义之子”的人类学，其知识的生产向来被认为与帝国主义的殖民扩张进程息息相关。与之相反，人类学自20世纪初传入中国以后，却几乎是直接与当时方兴未艾的民族—国家建设思潮及实践遥相呼应。进入20世纪五六十年代以后，随着新政权的建立和巩固，“具有中国特色的人类学”——民族研究同样呈现出浓厚的国家化色彩。
　　早在李绍明的学生时代，国家主导推行的一套新的意识形态和政治思想，包括以唯物主义为核心的马列主义思想，以及从中国革命经验中总结出来的关于少数民族的政治理论，就已经构成了他的知识体系的核心。随后，无论他去调查凉山彝族社会性质，还是参加编写羌族简史、探讨羌族族源，其背后都包含着服务国家建设需要的一面。当其时，以社会改造为目标进行的少数民族社会调查，是以摩尔根—恩格斯—斯大林划分的五种社会形态为基本的调查框架。如此一来，原本具有多元的文化和历史发展线路的各少数民族社会往往呈现出前社会主义社会的面貌，从而被视为了应该受到社会主义改造的“落后的过去”。少数民族简史、简志编写也构成了国家民族政策宣传的一部分，因为分族写史、写志的做法本身所体现出的，正是国家对待所有少数民族一视同仁的政策宗旨。
　　然而，当我们看到民族研究的知识生产受到政治权力规制的一面时，也应看到，传统文化思维对知识分子的塑造也至关重要，这一点即使像李绍明这样的新人才也概莫能外。在中国，学术与政治的关系并非用西方的权力普遍性、决定性的观点就可以全然解释的。传统的“经世致用”观念在很大程度上导致了知识分子主动地、自觉地与政治权力合作，但同时又会保持着必要的批评和警惕的姿态。
　　李绍明始终将学术为政治服务视为“自然而然”的产物，除了时代本身的正当性外，还来自于他对传统“学以致用”观念的认可。伴随着父亲“读书至上”论的教导，这种观念在李绍明的少年时代即已生根发芽，在当时被他单纯地表达为“要做点大事”的理想。成年后，当他参加社会历史调查组时，经世致用的观念又直接体现为，他自觉使学术实践与国家建设治理的策略保持高度的一致。他对诸如“你们50年代这批民族学者就只会跟在国家后头走，净干些没有名堂的事情”的批评并不以为然，在他看来用凉山社会性质的调查结论服务于当时的民主改革自有其正当性与迫切性，因为唯有社会改造才能帮助社会形态落后的少数民族走上发展繁荣的道路。为此他说：“如果你问我，是不是民族学一解放就紧接着为政治服务？是的。我答复你们，是的！学问要服务于社会。学术是为政治、为社会进步服务的。”但即便如此，知识分子的良知和独立性又使他坚持认为，四川民主改革时期发生的叛乱，在一定程度上是由于政策制定者未能吸取学术研究的成果而最终激化的。
　　的确，出于社会改造的需要，五六十年代的民族研究将少数民族的不同社会面貌机械地套进了一套进化的序列里，这让研究者习惯于用客位的视角来认识研究对象，从而一定程度上丧失了人类学“同情式”理解的精髓。但是，进入80年代以后，对国族内部地方特殊性和少数民族社会、文化多样性的强调却“突然”成为李绍明的学术追求，于今则尤甚。一方面，从某种程度上证明了民族—国家的追求并不能彻底消灭原来天下体系内部多元地方感的存在，而这一点或许是社会科学家们理解中国社会时特别值得留意的地方；另一方面，理解李绍明此时迸发出的建设区域学术视野的热情，固然可以归结为“时过境迁”，但同时又可以视为他回归另一种学术传统的努力，即民国时期尤其是抗战以来兴盛于四川，以研究华西地区少数民族为主的学术传统。从诸位身跨民国、新中国两个时代的师长那里，李绍明无疑也吸取了足够多的学术养分。比如，今天他力倡的“大西南”区域概念，直接的启发就源于，在华西大学读书时，他看到一幅梁钊韬先生旧时手绘的西南地图。在这张地图上，西南不只是川、滇、黔三省，所包含的正是今天西南民族研究学会的大部分省份成员，比如西藏、广西等地。
　　这本书所展示的，固然不仅仅是李先生的人生故事，其实也绝不仅限于揭示人类学/民族学这个学科的知识生产在五六十年代的独特过程，有心的读者还可以发现，人类学/民族学被移植到中国之后，它要面对的，其实是大异其趣的另一套历史经验：我们所要研究的“他者”——少数民族，几千年来就已经是“我们”的一部分，而我们，也无疑是他者的一部分。这种“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局面，兴许能够为人类学的发展提供一些新的思想资源。
　　2006年10月，我的几位同学在王铭铭教授的带领下，前往四川开展民主改革口述史调查，在成都认识了李绍明先生。当时他被邀请来为同学们做培训，但始料不及的是，调查小组对李先生本人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在他们初期访谈的基础上，我进行了进一步深入的“田野调查”，由此完成了这本关于一位民族学家的民族志。

刊于中华读书报2009年7月1日第10版

夏元明
  
　　眉睫研究废名有年，写了很多相关的文章，在学界已小有名气。近读其新著《关于废名》，有废名哲嗣冯思纯和废名研究专家陈建军为之作序，散文家止庵、杂文家张雨生作跋，可见其受认可的程度。
　　该书中，眉睫广罗资料，在浩如烟海的史料中，竭力挖掘、爬梳，力求填补废名研究领域之空缺。张雨生的跋中，似有批评其过于关注细节之嫌，但能够关注细节，订资料之讹，还历史于本来面目，此乃学术研究正途之所在。如格非等人引证的孟实评价废名的话：“（废名是）李商隐以后，现代能找到的第一个朦胧派。”他们都把这个“孟实”直接说成朱光潜，其孟实并非朱光潜，而是当代学者吴方。眉睫的这一订正很有意义。虽然朱光潜对废名也有很高的评价，但张冠李戴终会贻误后人。如果不注意细节，这样的问题就会从眼前放过。做学问要的是认真的精神，如果在此基础上，再多发掘作家作品的意义，当然会更好。
　　眉睫是黄梅人，他对废名资料的发掘也以废名与黄梅的关系为主，所著长文《废名在黄梅》，可谓在研究废名与黄梅的关系方面有分量的论文之一。研究废名与黄梅之间的联系，近年最有成绩者，一为武汉大学的陈建军，一为黄冈师范学院的张吉兵，再恐怕就数眉睫了。黄梅于废名的意义之重大，自无疑义。废名思想与艺术的成熟，甚至1949年后思想的转变，都与黄梅故土不无关联。黄梅是废名的艺术、文化底色，而之后所受周作人等人的影响，不过是对原有本色的提炼。如果没有黄梅人文的奠基，就算有周作人的谆谆教诲，恐怕也难以成就废名的文学事业。
　　除了对废名在黄梅的史料的钩沉，眉睫对民国报刊的认真查找之功也不可忽视。其研究废名之一大特点，就是力图还废名于真实的本来面目，而其间所涉及的材料，都不是取自现成，而得在民国报刊中细心寻觅。陈建军在序言中肯定眉睫在资料搜集方面的成绩，称此乃全书中之最有价值者，可谓中肯之论。眉睫的主要着力点在考据，但也不乏对废名作品精神的阐发。比如谈到废名在新诗方面的贡献，概括为三点：一为散文化倾向，二是以禅入诗，三是美与涩的交织，都是比较准确的结论。谈到废名诗作中的儿童趣味、女性色彩，也都能予人以启发。
　　此书印制精良，纸张厚实，图片清晰，手迹皆能一一辨认。内中所收70张图片，多为首次公开，具有一定的的文献价值、收藏价值和阅读价值。
　　眉睫对某些资料的解读或有可商之处。比如写废名北大毕业以后，为找工作多次致函周作人，包括拟自费出版小说集《黄昏》，与周作人通信，眉睫得出结论说“在这反复变化中，体现了废名浮躁与自卑的一面”，“1927年，因为去留的问题，他给周作人的一封信集中体现了他的拘谨心态，这种拘谨心态与他的躁郁性格也是分不开的……”细读废名原信，这些结论似都下得不够慎重。废名是人不是神，自然也有性格等方面的弱点，但我们也不能为了“还原”废名，而歪曲废名的意思。废名在出书上的犹疑态度，不是浮躁和自卑，倒可能是他对拿着广告四处张贴的厌烦。揣测废名的意图，他创作新文学，并不是为了名利，而是因现实的考虑，需要四处“自我兜售”，心有不悦。这是废名高逸风格的体现，固然有些迂腐，但其中更多的是可爱与执着。
　　此外，民国小报上对废名的“攻击”，拿废名的长相做文章，不是废名有何另一面，实乃为文者的无聊，或者其间掺杂着派别之争的隐情，这正是中国文人的悲哀，于废名何损？我以为拿这些“史料”出来说话，有混淆视听之嫌，与学术研究无关，而眉睫却标以“真实一面”，私心不敢恭维。
　　眉睫作为废名的研究者，其对废名文风的追随也从论著中可见一斑。然而，模仿痕迹太重，生硬、拘谨随处可见。学废名的为文，只怕不是学他的一些习惯用语，而是学他的精神。废名为文的精神为何？大概质实是一种，信马由缰又是一种。这些都得自于周作人。周作人最不喜欢的就是虚妄，最讲究的是一个常识，废名得其真传。而在行文布局方面，周作人也讲究随物赋形，行所当行，止所当止，王顾左右而言他。如果还要补充，那就是透、是涩。透是就理而论，涩是就文字风格而论。至于学废名的声口，我以为不必。毕竟时代不同了，学着前人说话的口吻，总觉得有些别别扭扭。像贾平凹的《废都》，好好一个现代人，却要说着明清话本上的话，看了让人起鸡皮疙瘩。这都是小文人的习气，沾染不得。

刊于中华读书报2009年6月17日第10版

晚年范泉

《范泉晚年书简》，钦鸿编选，大象出版社2008年10月第一版，30.60元

陈  辽
  
　　上世纪我国新时期到来后，不少老人焕发了青春，在晚年大有作为。特别有名的一是北京的张中行，一是上海的范泉，有“北张南范”之称。张中行何以能在晚年大有作为，言之者众，答案不一，暂不去说它。范泉何以能在晚年大有作为，钦鸿编选的《范泉晚年书简》（以下简称《书简》），可以帮助我们解开范泉晚年大有作为之谜。
　　范泉(1916—2000)在晚年充分地发挥他编辑的优势，担任《中国近代文学大系》总编纂、《文化老人话人生》主编、《中国现代文学社团流派辞典》主编，以十年之力，完成了《大系》这部2000万字的系列大工程，完成了《话人生》、《辞典》，为后代留下了一笔长存后世的宝贵文学遗产。
　　范泉自1987年接受总编纂这一重任后，为《大系》制定《编辑设想》，编发《编辑工作信息》，聘任各卷主编，与各卷主编交换对各卷《导言》的意见，可以说是全心全意，开足马力。1987年，他已是71岁高龄的老人了。为了使这个品种繁多、表述形式各异的大型套书，能在风格上基本上一致，他亲自上马，当了责任编辑，把200多万字的《翻译文学集》三卷（含文论、小说、诗、戏剧、寓言等多种不同文学样式），分别设计，又亲自校对(初校、二校、三校)，在很短时间内出书，受到各方面的认可。他树立这个样板，就是从形式、风格上确定这套丛书的体制。他认为，《大系》各集，无论是《诗词集》、《散文集》、《小说集》、《书信日记集》，还是《民间文学集》、《俗文学集》等不同集子的内环衬、扉页、版权页、出版说明、《导言》等等编排格式必须一致，天地头注释的表述方式必须一致，每卷的彩色图照两页并围绕各卷特殊内容如何组织图片加以各有侧重的说明，也必须一致。“这就是套书风格的一致性。”(《致彭卫国》)范泉担任《大系》的总编纂，可以说是动用了他自1937年起主编报纸副刊、杂志、丛刊、丛书达数十种之多的全部编辑工作的宝贵经验。
　　范泉发挥了他多年在编辑工作中长于协调，平衡作家、学者之间不同意见的组织者的优势。在编纂《大系》过程中，有些作家、学者主张以人划线，这样就会把现代作家鲁迅、叶圣陶等人的作品排除在《中国近代文学大系》之外。范泉就做这些人的思想工作，提出：“第一代新文学作家，都是从‘近代’过来的，都是经过演化过程的，没有演化，就不可能成为第一代新文学作家，即无从脱胎而质变为现代作家，如果以人划线，则在《近代文学大系》里《怀旧》(按：《怀旧》系鲁迅早年作品)也不能选了。”“从作家的主要业绩看，可以划线，比如鲁翁(鲁迅)、圣翁(叶圣陶)等主要在现代作出贡献，是现代作家而非近代作家。但在《大系》的作品收编上，应该着眼于历史真实的反映，应该运用历史唯物主义观点来筛选时限内的作家作品，不以其一生主要贡献在现代而把他的近代作品也完全抛弃，视而不见。”（《致楼适夷》)经过范泉的协调、平衡，终于说服了那些主张以人划线的作家、学者，把一批现代作家在近代创作的优秀作品收入了大系，从而保存了一笔文学遗产。在这一问题上，范泉功不可没，也展现了他的善于做协调、平衡工作的组织者的才能。总之，充分并善于发挥他作为编辑的个人优势，是范泉晚年大有作为的一个主要原因。
　　在几十年编辑工作中，范泉与著作界知名人士建立了亲密的关系。从《书简》中可以看到，著名作家臧克家、骆宾基、萧乾、楼适夷、周而复、冯至、艾芜、姚雪垠、端木蕻良、许杰、徐开垒……等人，范泉与他们之间有着深厚的友谊。因此，也只有范泉才能完成《文化老人话人生》、《中国现代文学社团流派辞典》这两部具有重要社会价值和史料价值的著作的任务。
　　范泉在晚年编辑与创作并举，结合编辑《大系》、《话人生》、《辞典》，创作了大量文学作品，在晚年获得了创作丰收。他写了一批作家的回忆录，如《茅盾与胡风》、《朱自清与吴晗》、《靳以谈两篇小说》、《萧红的死》、《郭沫若的名片》等 (《致臧克家》)。他还写了编辑回忆录，1937年他与邵子南等编《作品半月刊》的事；在永祥印书馆编两种期刊、六种丛书的事 (《致楼适夷》)。他出版了散文集《文海硝烟》；他写的有关近代的文章也有多篇：如《近代翻译文学的爱国主义选题》、《季镇淮与<中国近代文学大系〉》、《为中国近代文学塑像》等(《致陈积鸿》)。他在陈映真先生的鼓励下，编了一本《遥念台湾》的散文集，并强忍癌痛，写了一篇近三千字的《哭台湾作家蓝明谷》(《致横地刚》，按：横地刚系日本学者)。总结起来，范泉从1979年62岁时被“平反”，到逝世前他写作的文学作品约数十万字。1999年3月，即他逝世前的10个月，他还准备写他一生的经历，预计50万字。这时候，他“因写字手颤，这是用左手中指帮助(推动)右手写的字”（《致王一桃》)。范泉晚年写出来的几十万字的作品，是何等的不容易啊!
　　文学事业必须后继有人，因此范泉对中青年作家、学者、编辑，都自觉采取了传帮带的态度，加以提携和培养。这在《书简》中看得尤其明显。他在给青年学者钦鸿的信中恳切指出：“大作的《编辑艺术》已拜读两遍，觉得深度不及《记》(按：指钦鸿的《记范泉主编的(文艺春秋)》一文)，内容不够丰富。主要是和我交流讨论不够，有不少第一手资料您还没有吸收。”(《致钦鸿》)而后范泉提出了修改加工《论范泉主编〈文艺春秋〉的编辑艺术》一文的具体意见。在《致刘为民》中又直言相告：“文稿《楼适夷的编辑生涯》，可能在整理抄写后没有仔细推敲，以致有些提法不妥处没有改过来，有些错字没有看出来，如把茅盾写成‘矛盾’(有多处)……我又花了两个半钟点，加以修改，明天当将文稿转去。”“希望你做事要细心、踏实。做学问，不能有半点马虎。”对青年作者柯益烈的《月亮湾的月亮》，在肯定它的优点后更提出了尖锐批评：“有些寓言的叙述显得拖沓”；“有些题目太直白”；“有些文言词汇不宜使用，如‘一跳盈丈’……”；“还有错字漏字，如《后记》中的‘感动之致’……等等。”(《致柯益烈》)对编辑《世界少年文学名著故事丛书》的魏洪超，则指点他：“希望把封面设计得庄重而又生动，可以选择各该原书插图中的一幅，套印在封面一角，使每种书的封面各不相同。翻印原书插图时，请美工同志认真修饰加工，务求线条清晰。”(《致魏洪超》)
　　范泉有一颗对人类、对青年少年的大爱之心，总是力所能及地为弱者、为青少年做一些好事。范秀源是四川省合江县虎头乡坪上村的普通村民，他因在当地新华书店看到某书有范泉之名，以为可能是其早年出走的父亲而写信给范泉。范泉接信后立即回信，一方面说明，“我是上海市金山县人，姓徐名炜，‘范泉’是我创作文学作品时用的笔名”；另一方面建议范秀源如何寻找他父亲。范泉从范秀源的信中得知他女儿爱好文学后，特别写明：“您女儿喜爱文学，可以和我通通信，提出些问题，我在信里回答她，帮助她学习得更好些。不必称我‘公公’，称我‘老师’就可以了。”(《致范秀源》)后来，范秀源的女儿范春梅果然与范泉通起信来。范泉要求她“把字练好，把标点学好，把不规范的字消灭掉……”；“重点学好两门课：语文和外语”；“一定要学好外语，准备读大学”（《致范春梅》）。在范泉的关怀下，范春梅后来考上了四川外语学院。仅从这一事例，也可见出范泉的大爱之心。至于他对他指导的研究生们的关心，从他们的学习以至个人的婚恋，他都一一给以提示，更令人感叹不已。
　　总之，范泉的《书简》，解了范泉晚年大有作为之谜，不仅对老年人有大启示，而且对青少年们也有大教益。

　刊于中华读书报2009年6月17日第10版

《洪承畴传》，王宏志著，人民文学出版社2009年4月版

直言直语

王培元

　　上个世纪三十年代，杭州有一家《越风》杂志，曾发表高越天的《贰臣汉奸的丑史和恶果》一文，在谈及明朝亡国之际忠臣义烈、殉节不屈之后，又提到“最大汉奸吴三桂，贰臣洪承畴”，说“他们在当时昧了良心努力讨好清廷，结果还是‘鸟尽弓藏，兔死狗烹’，真是愚不可及”云。
　　又据《大公报》副刊专栏文章《雪庵絮墨》，述清朝对于开创功臣，皆配享太庙，然无汉人耿精忠、尚可喜、吴三桂、洪承畴四名，洪且由乾隆列于《贰臣传》之首，于是诫之曰：
　　
　　似这样丢脸的事情，我想不独含怨泉下的洪经略要大吃一惊，凡一班吃里爬外，枪口向内的狼鼠之辈，读此当亦憬然而悟矣。
　　
　　鲁迅当即撰文指出：这种训诫，是反问不得的。倘有不识时务者问：“如果那时并不‘鸟尽弓藏，兔死狗烹’，而且汉人也配享太庙，洪承畴不入《贰臣传》，则将如何？”（《且介亭杂文末编·立此存照〔四〕》）
　　几十年过去了，有当代学者编撰三十万言之《洪承畴传》，记叙了传主的一生，详述了出任兵部尚书兼右副都御史总督蓟辽军务的洪承畴，“背明降清”之后，从随军南下、佐理机务的出谋划策，到总督军务、招降江南、平定皖浙闽的文韬武略的“开清第一功”，再到经略五省、进取云贵的运筹帷幄、决胜千里，直至“‘鞠躬尽瘁’谥文襄公”，并认为在作为清初重臣十七年的时间里，“他担负的使命是，使战乱分裂的中国统一、安定下来，这对社会的前进起了积极作用”，“应属于基本上应当肯定的历史人物，他的主要政绩对中国和中华民族的安定和发展起了积极作用”。
　　此种所谓“历史的、辩证的、客观的、实事求是的评价”，恐怕是很难经得住推敲和追问的。如果说洪承畴的“使命”，是“使战乱分裂的中国统一、安定下来”，那么，那些奋起抵抗侵略、誓死保家卫国的明朝军民的“使命”，又是什么呢？身先士卒、陷阵杀敌、喋血疆场的督师卢象升，“吾头可断，身不可屈”、从容赴死的南明弘光朝大学士史可法，“纲常万古，节义千秋”、慷慨就义的南明隆武朝大学士黄道周，愧于兵败、决心以死激励后人、自沉松塘而亡的进士夏允彝，鼓动清松江总督吴胜兆反清、事败被俘、投水自尽的名士陈子龙，变卖家产奋起抗清、被叛徒出卖后坚拒洪承畴劝降、以身殉国的少年诗人夏完淳，与清军血战八十一天、誓死守护家园、最后城破被屠的几十万江阴民众，在东南沿海坚持反清复明斗争的民族英雄郑成功、张煌言……岂不是都阻碍了、破坏了中国的“统一、安定”？岂不是都延缓了、遏制了“社会前进” 的历史进程？比起“基本上应当肯定” 的洪承畴来，他们岂不都是不识时务、不明大势、不能顺应历史潮流、“基本应当否定”的吗？
　　显然，上述对洪承畴的评价中隐含的，是一种征服者、胜利者、权力者的历史观，“胜王败寇”的历史观。
　　不妨再追问下去：假如清乾隆皇帝钦定、列入《贰臣传》的一百二十多个明朝文臣武将没有降敌事清，襄助赞理，“为王前驱”，清军能否顺利南下、定鼎中原呢？“抚定燕京” 之后，又能否维持长治久安的局面呢？要回答这些问题，怕是要颇费一点唇舌吧。
　　又假设在明清的大对决中，清军最终未能入关、取明而代之，封疆大吏、蓟辽总督洪承畴，由于背叛明朝而落得个“汉奸” 的千古骂名，那么，他的这一人生抉择是否值得呢？究竟如何看待、评价他所充当的“大明王朝的掘墓人” 这个举足轻重的历史角色呢？
　　这，恐怕就更难回答了。“因为卫国和经商不同，值得与否，并不是第一着也。”（鲁迅语，出处同前）
　　看来，要想算清楚历史的陈年旧账，真是“戛戛乎其难哉” ！
　　1934年7月17日，鲁迅曾写过一篇杂感，题目就叫《算账》，开头两段云：
　　
　　说起清代的学术来，有几位学者总是眉飞色舞，说那发达是为前代所未有的。证据也真够十足：解经的大作，层出不穷，小学也非常的进步；史论家虽然绝迹了，考史家却不少；尤其是考据之学，给我们明白了宋明人决没有看懂的古书……
　　但说起来可又有些踌躇……我每遇到学者谈起清代的学术时，总不免同时想：“扬州十日”，“嘉定三屠”这些小事情，不提也好罢，但失去全国的土地，大家十足做了二百五十年奴隶，却换得这几页光荣的学术史，这买卖，究竟是赚了利，还是折了本呢？
　　
　　“我直觉的感到，这恐怕是折了本，比用庚子赔款来养成几位有限的学者，亏累得多了。”——鲁迅是这样回答的。
　　如今，评价洪承畴的是非功罪，要超越“大汉族主义的影响”，超越一直存在着的“重大偏见”，似乎自然并无不可；但是，在评价历史人物的时候，难道能够超历史、超时代吗？难道能够“超然”于道德之是非、历史之功罪吗？毫无疑问，在当时“特定的历史环境中”，满清作为来自北方的异族侵略者、征服者、屠杀者和统治者，是铁铸的事实。“五族共和”的提出，则是大清王朝彻底覆灭之后的事了。
　　进而，要还洪承畴“以本来的历史面目”，似乎自然也并无不可；但是，难道能够回避他作为“明王朝的重臣”，对旧朝、对故国、对父母之邦的背叛吗？难道能够因为现在“中华民族的多元一体格局”，就不对过去他投降与效忠异族征服者、侵略者和压迫者的可耻的不光彩的汉奸行为，进行必要的严正的道德审判吗？
　　此外，该书序作者还有云：“以清代明不过是中国历史上王朝更迭的正常现象”。是啊，一部中国古代史，王朝更迭嬗替，实在是多多，而又多多，《红楼梦》里不是写过了，“乱烘烘，你方唱罢我登场”；鲁迅不是也说过了，“中国历史的整数里面”，“只是两种物质，——是刀和火，‘来了’便是他的总名。火从北边来便逃向南，刀从前来便退向后，一大堆流水帐簿，只有这一个模型。倘嫌‘来了’的名称不很庄严，‘刀和火’也触目，我们也可以别想花样，奉献一个谥法，称作‘圣武’，便好看了”。（《热风·随感录五十九 “圣武” 》）
　　不知为什么，在“正常”的“王朝更迭”面前，在“好看”的“圣武”面前，我却总是无法产生庄严正大的神圣之感与敬畏之感；而且，无论如何，也总是不能忘记，投靠了新主子的洪承畴所跟随的清军，在其入关及南下的浩浩荡荡的攻城略地过程中，那些罄竹难书的野蛮劫掠、血腥屠戮和杀伐；在刀光火色的衰微中，总是无法忘记，于岁月的流逝中逐渐淡去、为“太和祥洽”的“康乾盛世”所掩饰的凶残的文字狱之斑斑血迹……
　　我于是想，在褒扬洪承畴于明清易代之际“审时度势”，及对新朝起着“安邦定国”作用的“光明面”之时，是不是也在不自觉地肯定一种见风使舵、趋利避害、变节附敌、毫无特操、善于变化、无坚守、无信从的道德人格呢？这种无耻卑劣的人格，既违反做人的伦理，又有背于国民的道德，无疑是应该彻底唾弃的。
　　当今的文人学士，早就匍匐在“一个王朝的背影”里，对“千古一帝”康熙的“王道”，遥遥地奉上五体投地的赞美和尊崇了。近来又有清史专家说什么“剃发易服是民族文化的一种交流形式”，“文字狱虽然制约了一定的思想灵性，但起码维持了社会稳定”云云，这种话，简直就是狗屁不通！
　　
                                 2009年5月12日于西壁下

刊于中华读书报2009年6月3日第10版

沈君山
　　　　　　　　　　　　　　　　　　　　　　　　　　　　　　
    沈元是我的亲表弟，小我6岁。
   1946年底，我随着家人赴台，离开大陆前，在上海的舅母家住了一个多月，和沈元朝夕相处过一段时间。那时，除了舅母家自己三个儿女外，还有两位另外一房的表兄妹，我们这几个少年，除了沈元外，年龄都差不多，以大表哥居首，他带着我们玩，我们都叫他大阿哥。
    在那个年龄，差个六七岁就是很大的差距，我们玩的时候，沈元并不跟着玩，他大半关着门读书，即使出来了，也只是默默地坐在一边，七八岁应是活泼好动的年纪，他却如此孤独，年龄的差距固然是一个原因，从小的际遇更是一个原因。沈元出生不到一岁，中日战争就爆发，父亲是一个出色的铁道工程师，随着政府撤离到西南，接着母亲也带了兄姐两人跟去，他因为太小，就留下来由奶奶带，等到抗战胜利全家归来，沈元已经7岁，父亲也已在后方因公殉职。所以他从未真正地见过父亲，而在稚龄亦未真正享受过父母的亲情。
　　我在舅母家住了一个多月即离沪南下，走的那天，细雨朦朦，离情依依，他们每人送了我一件礼物，大阿哥送的是一幅画我的油画像，表妹送的是一只小巧的绿色磁狗，沈元送的则是一本书《小王子》。他们一直送我到门口，我挥挥手坐上黄包车，由一位同行的父执辈陪着走了，却怎样也没想到一别42年。
    42年匆匆过去，1990年我再度回到大陆，已是年近花甲的老人，舅母家已搬去杭州，我先到上海，一位我们共同的亲戚到旅馆来看我，他知道我要去看他们，就警告我不要在舅母面前提起沈元。他已逝世，是文化大革命期间被枪毙的，文革之后重判无罪，得到平反，但是人已死了十几年，无法起白骨于地下了。
    到了杭州，相晤甚欢，但果然，有舅母在的场合，大家都不提起沈元，好像他未曾存在过。后来表妹和我私下聊天，大略谈起一些事件的始末，但当时文革期间，沈元全家受到株连，亲人散居天各一方，音讯混乱，她也不甚清楚。我真正有系统的了解经过，首先是经由宋贻瑞女士主编的《难以纪念的纪念》，宋女士是沈元生前的知己，因悼念他英年早逝，汇集沈元的生前部分文稿，又邀他老师亲友写了纪念文章，编了这本书。
    根据《难》书，事情经过大概如下，沈元从小功课就好，中学文理各科均为全班之冠，近乎满分，毕业后参加高考，获全国文科最高分。被分发到北大历史系。1957年大二时据说因私自翻译了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又加以评论，被打成右派，从此开始他悲惨的日子。1957到1960年，到农村改造，期间得了肝炎，因为未受适当治疗，始终未曾痊愈，此病跟了他短暂的一生。
    1961年沈元返回北京，被摘掉右派帽子，由于他在北大和家居时写的一些文章，其才华见识为史学界前辈激赏，被延入中国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任职。
    在近代史研究所期间，是沈元创作力最旺盛的阶段，大量著作在专业杂志刊出。其中有些被《人民日报》全文转载，这是难得的殊荣，却不知这些殊荣给他带来厄运，1966年文化大革命铺天盖地而来，沈元原是摘帽右派，不乖乖韬光养晦，还选择在专业上大出风头，这就成了当时要打倒的“白专”样板。陪斗批斗成了他的日常课，他最初忍着不与亲友联系，怕更加连累到他们，后来实在忍不住了，打了一通电话给他的姐姐，唯一最亲近可以联络的亲人。说想要来她家避一避，这把姐姐吓坏了。她和妈妈住在一起，原已是被严格监控的对象，沈元一来，一定三人一起被抓进去，只得硬起心肠，无论如何也不同意，沈元苦苦哀求无效，最后只有在电话上讲了句“好吧，那我走了！”把电话挂了。
   走了，可真走了。1970年4月，北京街头贴了一张公安局的布告，说沈元工作期间书写大量反动文章，后来又化妆成黑人，逃进某非洲国家大使馆被截获，犯了反革命叛国罪，被判死刑随即执行。至于他的家人，一年多后才接到通知。
   文革过去，许多人获得平反，沈元的姐姐和80岁的老母上访北京，追究事件始末，1980年春天她们终于拿到一张正式平反的通知：“原审被告沈元……因现行反革命叛国罪……于一九六八年九月一日被逮捕……一九七零年四月十八日判处死刑，立即执行。经本院再审查明：……原判以反革命罪处其死刑是错误的，应予以纠正。据此判决如下：一，撤销一九七零年四月十八日……判决书。二，对沈元同志宣告无罪。”
    就是这样的一张纸！一位80岁的老母千辛万苦地争得了这张纸，沈元正式宣告无罪了。但是收到判决书的刹那，母亲失声痛哭：“我不要纸，我要人呀！”，但那人再也争不回来了。
    又过了27年，沈元若在，已是古稀之年，他姐姐沈蓓搜集了她珍藏了40年的沈元遗稿，编成一书，要我写序。
    这些文章的专业水平，我不敢妄议，但观当时的文史权威，如郭沫若称沈元为神童，如翦伯赞、黎澍誉之为北大五十年才出一个的人才，对一个右派分子如此赞誉，分量是不一般的。沈元受的正规教育才到大二，去世时才32岁，若能活到今天，其成就恐非一般所谓大师者所能及吧！
    所幸的是，沈元去世后四十年，经过改革开放，中国政府重视文化教育，鼓励创新，各个领域均有成就，虽然尚有不少需要改进之处，但希望她不要再生波折，能一直地健康发展，则沈元亦可告慰於地下了。

《〈汉书补注〉批注》，沈元遗著，浙江杭州西泠出版社2009年5月出版，1200元

《发现社会之旅——西方社会学思想述评》，[美]兰德尔·柯林斯、迈克尔·马科夫斯基著，李霞译，中华书局2006年版

 董慧洁
　　
　　《发现社会之旅》是一本出色的社会学教学参考书，又不仅仅是教学参考书。
　　这部著作以学术人物为脉络，评述了19世纪以来的西方社会学思想发展史。两位作者都是颇有功底的社会学家；尤其是柯林斯，他本人就是社会学冲突理论和微观社会学的代表人物，并且是声名卓著的社会思想史家。故本书阐述各学术大家之核心思想，往往能得其精髓、言约义丰；梳理各派理论之流脉，则源流清晰并富有启发力。因此很适合作为社会学专业的入门书。据我所知，中译本出版不久，北京大学的社会学课堂上已经将其作为重要参考书列在课程书目上。
　　但此书同时还是一本很好看的一般性智识读物。即使不是社会学专业的读者，也可以从中了解到近二百年来西方人文学术界理解社会的过程，了解到社会学的知识传统及其魅力。至少，它有声有色的描述和精辟深刻的评论，就吸引了我这个非专业读者。这大概也是此书自出版二十余年来，在英语世界不断修订再版的原因（中译本是根据第6版译出的）。
　　此书的这种广泛吸引力，我以为出自以下三个特点。
　　首先是作者对社会学研究的定位。本书把社会学理论的发展历程定位为不断驱除幻象的过程。社会学所致力探索的领域是我们社会中的各种社会运行机制，以及作为社会成员的阶层与个人的行动、观念和情感。要了解自身总是困难的，虽然我们都自以为对自己所生活于其中的社会很了解，但是很多我们自以为对社会的了解，其实只是遮蔽我们视野的幻象。而社会学要挑战的，正是这种人们“没有意识到的偏见”及种种“刻板印象”，其目标就是揭示“那些隐藏在背后或者人们认为理所当然的事物”。幻象的一层层驱除意味着一重重精神枷锁的破除；而发现社会的进程同时在推动着人类心智开放和社会开放的进程。
　　这是一个漫长的旅程。19世纪的社会改良者乐观地看待理性和高尚的现代人，热衷于为社会设计出一种契约式的、公正的社会秩序；而看到工业社会种种弊端的马克思揭露出隐藏在社会普遍意识形态下的、由物质利益决定的阶级对立；韦伯则从反面的角度阐述了观念和意识是如何可以作用于物质世界；涂尔干则探讨现代社会的动力机制。而当代社会学从不同的经典传统中汲取资源，探讨诸如权力、官僚体制、意义世界、性别机制、世界体系等广泛的内容……二百年的学术史在这里展示为一场对人类社会和自我的智力探险，步步深入，引人入胜。
　　也正因为作者这一独特视角，本书把通常不被列入社会学学科的一些思想家，如托克维尔、尼采、弗洛伊德等人纳入论述之列。的确，从驱除社会幻象的视角看，托克维尔关于平等制度的讨论，尼采所揭示出的基督教价值观背后的压制和复仇力量，弗洛伊德所探索的人类意识中被压抑的那片非理性的广阔地带，不都是引导我们揭开社会神秘面纱的智慧之光吗？在这个意义上，这本论述“社会学思想史”的著作，其实论述的是更广泛的“社会思想史”。
　　本书的第二个特点是，作者把对各派大师思想的论述与其生平经历的描述结合在一起。将思想家们置于他们所生活于其中的社会，避免了单纯介绍学术思想的枯燥，更重要的是，其背后隐含了社会学的一个基本思想：人的思想是与他所生活于其中的社会不可分的。
　　随着书卷的展开，社会学史上那些光辉的名字鲜活地出现在我们眼前，包括他们鲜为人知晓的一些侧面——诸如圣西门在法国大革命期间到处做革命演讲的同时还不忘投机发财，尼采每遇到职业方面的压力时便会患上一种严重的疾病；高大魁梧的米尔斯喜欢骑着他的巨型摩托车在哥伦比亚大学横冲直撞；女权主义社会学家布隆伯格如何在深夜的尼日利亚的机场侥幸逃脱了抢劫者。这些细节读来生趣盎然。和我们一样，他们也是生活在社会中的人。
　　在本书充满细节的真实历史背景和人物经历描述中，学术理论的发展与社会历史的发展结合了起来。社会学家的思想是与他的时代相互鼓荡而被激发的：正是因为有了现代社会的（尤其是在法国所表现出来的）动荡和暴力，涂尔干才开始重新思考社会团结的问题；正是因为出现了出人意外的法西斯主义统治，米歇尔斯和曼海姆才开始严肃思考政治寡头制和政治精英问题；正是因为亲身经历了1960年代美国的校园运动和民权斗争，才促发了斯波科尔讨论社会革命的主题。——学术，从来都是与我们的社会历史、与生活本身息息相关的。
　　《发现社会之旅》具有吸引力的第三个原因，是它的语言明白流畅、生动优美。我喜欢读到这样一些句子：
　　
　　“这就是年轻的尼采，正春风得意地通往他前途远大的学者生涯之路上。”
　　“在一个专门化日益增长的时代，韦伯的忧虑是一个超凡的个人主义者的忧虑。不过，韦伯就意味着非同一般。”
　　 （在19世纪后期的德国，）“自由主义者别无所依，只能转而倚靠国家官僚体制，随着他们的民族主义逐渐上升为他们唯一的政治资源，他们的理想也消耗殆尽。”
　　
　　这些生动又睿智的句子贯穿于全书，它们使阅读成为一种既轻松又不断有会心之感的经历，吸引着读者继续深入。顺带说一下，在这方面，中文译者的功劳是不可埋没的。在看过很多艰涩的学术著作译文后，能读到这般贴切表现出原文风格的晓畅译笔，真是令人愉悦。这种译笔，是既需要有社会学的知识素养，又需要对语言的体悟和讲究的。
　　正如本书作者所言，“社会学并不是一门不可能的科学，但的确是一门很艰难的科学。”它之所以可能，在于它凝聚了人类知识史上的智慧，在于这个学术共同体从其自身的论争、检验和深化中淬炼出了一种传统，它将成为我们继续驱除社会幻象的利器。
　　
　　

《碎片化的历史学——从〈年鉴〉到“新史学”》，[法]弗朗索瓦·多斯著，马胜利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12月第一版，35.00元

黄敏兰（本报书评人）

　　法国历史学家弗朗索瓦·多斯的《碎片化的历史学——从〈年鉴〉到“新史学”》对人们一向甚为推崇的年鉴学派进行了大量的反思和批评，预言他们所代表的新史学已出现危机并必将瓦解。译者马胜利的“前言”题为《年鉴学派和“新史学”的墓志铭》，“墓志铭”三个字显然是定了性。
　　起初，年鉴学派对多斯的批评采取抵制和“冷处理”的态度。“他们商定永远不提及《碎片化的历史学》一书，并把该书提出的问题视为无端的攻击。”可是年鉴学派不得不正视新史学面临的危机。在该书出版的两年后（1989年），《年鉴》杂志发表一篇社论，承认其主要批评是有根据的，声明应当对以前的立场进行批判。尽管带有明显的论战的色彩，此书已被学术界视为一部全面评价年鉴学派和新史学的权威性著作。正如《再版序言》所说：“这本书已成为众多立论的源泉，以至于其标题已是表述第三代年鉴学派所代表的史学时期的约定俗成的用语了。该书出版后很快便在法国和其他国家产生了反响。”
　　人们一般认为，以年鉴学派为代表的“新史学”取代旧史学，是史学自身发展的必然结果。例如，何兆武、陈启能主编的《当代西方史学理论》（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3年版）中专论“法国年鉴学派”的第十三章（由法国巴黎第一大学姚蒙博士撰写）说：“年鉴学派产生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西方史学危机的背景之下。”然而，史学危机只是年鉴学派产生的小背景，即内部背景，此外还有更重要和更广阔的社会背景值得人们注意。多斯指出，《年鉴》杂志诞生于1929年并非偶然，因为“法国社会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有了明显改变，经济开始成为权力机器的主要部件。在19、20世纪，一向重要的经济因素成为了主导性制约条件，它涉及社会生活的各方面，并支撑着整个社会。为适应这种演变，史学论说也要与时俱进，这就是20世纪三十年代的年鉴学派革命，也是认识论方面名副其实的断裂。在这场革命中，历史学家把目光从政治转向了经济。”由于经济涉及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年鉴学派十分重视社会史及全面的历史，他们创立的杂志也因此取名为《经济与社会历史年鉴》。
　　不过，多斯并不认为年鉴学派是“全面历史”的首创者。伏尔泰等学者较早提出“全面历史”的想法，1900年亨利·贝尔创建《历史综合杂志》，提倡一种综合性的历史学。年鉴学派的观点则比之前人更鲜明，而且顺应时代的发展，有效地付诸实践。
　　年鉴学派在法国史学界长期占据主导地位，并且对全世界的历史学和社会科学产生重大影响。它的成功不仅在于提出新观点，并用新方法创造出举世瞩目的学术成就，还在于某些学术研究以外的活动，即运用各种手段建立自己的霸权地位。法国《外交世界》周刊评价说：“弗朗索瓦·多斯描述了年鉴学派大刀阔斧夺取权力的过程，及其在战略方面显示的巨大才能。该学派从不拒绝传媒、商业利益和广告宣传，因为在当今社会没有它们的帮助便会一事无成。年鉴学派先是夺取了社会学家曾试图控制的领地，并在其上建立起自己的霸权帝国，然后又借助天时地利，加上其诱人的说服力，收编了所有人文科学。在向读者介绍‘新史学’的来龙去脉和种种变化方面，弗朗索瓦·多斯是个难得的向导。”
　　多斯着力揭示年鉴学派如何运用一套行之有效的战略以推行霸权主义。首先是组建队伍和建立阵地。《年鉴》杂志无疑是主要的阵地，也是一面颇具号召力和影响力的旗帜，然而仅此还不够。“年鉴学派的成员夺取了传媒社会的所有关键岗位。……大多数出版社负责历史丛书的都是年鉴学派的人。他们身居要职，大权在握：哪些著作能够出版，哪些著作要打入冷宫，全由他们定夺。享有霸权地位的年鉴学派还控制着新闻机构，并用其宣传自己的出版物，从而保证其影响和争取更多公众。从研究实验室到发行渠道，法国的史学生产几乎都被年鉴学派所垄断。”在向大学和社会渗透的同时，年鉴学派致力于创立新的史学基地。1947年，费弗尔提请政府批准，设立了高等研究实验学院第六部——经济和社会科学部，费弗尔和布罗代尔先后任该部主任。第六部作为政府机构，比杂志和媒体拥有更大实权。年鉴学派利用它掌控国内外给予的研究资金，依据自己的需要安排研究项目和研究人员。
　　多斯多次强调布罗代尔的组织才能和称霸野心，说“他像君主和国家元首一样领导着他的事业。”布罗代尔“利用他手中的可怕机器奠定了一种体制基础，从而实现了第一代年鉴学派史学家梦寐以求的整合。”他将第六部作为“历史学家吞噬社会科学的重要工具。”法国其他学科的学者因受到压制而谴责布罗代尔大搞帝国主义，将他比作新的路易十四。
　　以强大的组织为后盾，年鉴学派全面出击，在两条战线上同时作战：一是对付内部敌人，与传统史学的论战成为年鉴学派的家常便饭。“他们抨击对手的语调充满论战色彩”，多为“严词攻击”和“毁灭性的评论”。同时他们不断向外扩张，全力收编其他人文科学和社会科学，因为这两方面是相辅相成的。“为了摧毁传统史学，年鉴学派不惜采取任何手段。他们吸收社会学家、心理学家和地理学家入盟并非为了对历史学进行无关痛痒的改进。”年鉴学派利用各种学科对付传统史学的过程，也是逐步征服这些学科的过程。“《年鉴》杂志两位创建人很明白：为了赢得牌局，仅和其他社会科学和睦共处是不够的，只有将他们并吞才能最终获胜。这表现了年鉴学派的本性。该学派各阶段的论说都表现出非凡的搜罗、捕捉和俘获能力。”这与人们通常理解的“跨学科”研究或多学科的对话与合作显然不尽相同。
　　为权势集团服务也是至关重要的。“历史和权力向来密切相关。20世纪的权力与以往有所不同，年鉴学派的力量在于成功地依附于这些新型权力（即以上所说的经济权力）。而权力则利用历史学来维护自身的合法性。历史学家将某种意义赋予政权，并成为其合法性的担保人。”书中说，后期的《年鉴》杂志与银行家、金融家、资产阶级政客和技术官僚们的关系日渐密切，而这些人正是政府倚重的力量。就这样运用全面的战略手段，“年鉴学派通过运动战建立起庞大的帝国。”
　　除了集中介绍年鉴学派争夺权力的过程外，该书也论述他们的学术成就。多斯对年鉴学派三代人的评价明显不同：对第一代的代表人物吕西安·费弗尔和马克·布洛赫给予高度评价，对第二代的首领布罗代尔既充分肯定、也提出一些批评，对第三代则主要持批评和否定态度。他指责以勒华拉杜里为代表的第三代年鉴学派违背“祖训”，一方面否定人类中心地位的历史观念，另一方面，将“整体的历史学”变为“碎片化的历史学”。
　　总的看来，多斯认为，年鉴学派对以往的方法学派（传统史学）持完全负面的看法，采取彻底否定的态度，未免有些极端。他提出：“更新史学论说和创立真正新史学的使命落在主张总体历史的史学家肩上。历史学若要重新成为马克·布洛赫所称的研究变化的科学，它就必须与年鉴学派中占主导地位的永恒时间说实行决裂。”要复兴历史学就必须恢复被年鉴学派抛弃的事件。多斯并不希望回到传统史学的事件史学，而是要对事件进行区别和选择，“我们应该避免只在讲述无谓的事件和否定事件这两者之间进行选择。有待复兴的应是那些与结构相关并由结构促成，可引发创新的能指事件。‘真正的现代科学只能在承认事件的基础上起步’（莫兰语）”。
　　英国学者彼得·伯克也看到了年鉴学派争夺权力的那方面，说“费弗尔和布罗代尔两人都是令人生畏的学术政客”。但是他的著作《法国史学革命：年鉴学派，1929—1989》（刘永华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为了集中介绍年鉴派的学术成就，很少涉及那些“争权夺利的斗争”。台湾学者汪荣祖的《史学九章》（三联书店2006年版）对第三代年鉴学派的评价与多斯的批评不同，认为他们开展多种史学研究，扩大了研究领域，并且突破该派的禁忌，回头研究政治史和事件史，“呈现百花齐放的景象。若说这种发展是在挑战布罗代尔，毋宁说是学术领域的更上层楼，布罗代尔未必不乐观其成。”看来他并未把史学的“碎片化”和 “违背祖训”看作是坏事。
　　当今世界学术的发展变幻莫测，新方法、新学派层出不穷。对年鉴学派的反思是一种必然趋势。美国学者格特鲁德·希梅尔法布的《新旧历史学》（余伟译，新星出版社2007年版）认为现在的情况是“旧史学不旧”（因为传统史学的政治史、事件史和叙事史已受到人们的重新重视）“新史学不新”（因为还有更新的史学不断出现）。他把人们通常说的“新史学”命名为“旧新史学”，以区别于其后的“新新史学”。
　　尽管反思旧史学是一种历史趋势，但是像多斯这样从学术与权力的关系来反思则值得我们重视。以往人们仅仅把学术成果和学术流派看作是平面的、书本上的东西，而忽视了学术自身是如何运作和生成的。实际上年鉴学派的不少学术观点都是为了应对论敌而提出的，例如布罗代尔为了对抗列维·斯特劳斯人类学的永恒结构理论，而提出他的著名的“长时段”理论，“他以历史学家的王牌——时段来对抗列维·斯特劳斯。”后人在反思年鉴学派理论时，对此论的片面性提出批评，却没有注意到学术的缺陷是非学术因素造成的，如同多斯所尖锐指出的，历史学家并非是天真无邪的。在我们看来，如果一种学术需要靠权力来推行，如果学者出于强烈的主观目的去研究，那么这样的学术成果本身也是十分需要质疑的。在世界范围，年鉴学派的影响不仅历时长久，而且广泛深刻。我国自上世纪80年代以来，对其也多有介绍，然而我们能听到的只有普遍赞誉和推崇之声，在这种情况下，听听多斯的这种不同的声音是大有好处的，至少它能让我们避免陷入“偏听偏信”的境地。
　　
　　
　

从概念的提出到书写的实践　

　　1985年，由黄子平、陈平原、钱理群三人联署的《论“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发表，首先定义此概念称：“所谓‘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就是由上世纪末本世纪初开始的至今仍在继续的一个文学进程，一个由古代中国文学向现代中国文学转变、过渡并最终

　　一石激起千层浪，这一概念在当时的时代语境中引起了相当范围的关注。一方面固然是因为学术思想界的导向性刊物的推波助澜，如《读书》当时以连续六次的篇幅发表了关于此题的三人谈，使得这一概念远不仅停留在狭窄的专业学术圈内，而在更广阔的知识与文化场域产生了影响；另一方面，也因为此文确实反映出1980年代中国学界与思想界的基本情怀，以致后来者大有不谈此文不足以显示80年代的风云激荡一般。诚如王晓明指出的那样，“这个新范型和‘中国现代文化’有着颇为密切的内在联系”，甚至说是“构成了八十年代人们试图从‘现代文化’内部发掘思想活力的一次相当成功的努力”。

　　所以，“20世纪中国文学”作为一个学术概念有其内在的特殊脉络。虽然学界与文化界也不乏谨慎质疑，但总体来说，20世纪中国文学的概念可谓深入人心，不但由其他学者推出的同名著作足可为证，而且也有学者从学术史角度肯定其意义：“‘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的命题的提出，不但解放了现代文学的研究对象，也解放了研究者自身的学术视野。”（陈思和语）

　　不过遗憾的是，概念的提出并不等于实践的贯彻；意义的重大并不代表学术的成就。虽然学界引颈相待，但真正具有学术冲击力的史著一直未能出现在视野之中。有之，当自异域来风始。中国学者没有做到的事情，德国学者做到了。以一人之力独撰一部文学史，勇气可嘉。同样以“20世纪中国文学”为题，顾彬教授并没有过多解释其学术概念的缘起于理论思维。但应该说，以一人之力来撰作《20世纪中国文学史》，没有胆气是不行的，而在通论《中国文学史》的脉络中来讨论20世纪中国文学，更见作者的胆识与新思。

德国学术背景下的“20世纪中国文学”研究

　　顾彬教授在此书中表现出若干新意维度，值得摘出表彰。

　　一是史家的客观立场。尤其提到陶泽德（Rolf　Trauzettel）教授的观点，即作为（文学）史家也要去处理所不喜欢的作家作品，只要他们具有了历史意义。这里涉及到学术伦理观的维度，无疑良有启发。

　　二是作者良好的知识域范畴和思想力度。或许，这也正是他推崇鲁迅乃“二十世纪无人可及也无法逾越的中国作家”的原因，我则认为，鲁迅的主要意义在于思想史而非文学史。文学史当然有其思想史功能，这一点在德国文学里表现的非常清楚，但文学史毕竟还是文学史，是否是一个伟大的诗人，恐怕还是要拿艺术作品说话。歌德、席勒同样具有伟大的思想史价值，虽然取向颇不一样，可他们毕竟有着相对足够分量的艺术作品；在这方面，鲁迅不太具备可比性，除了两部短篇小说集之外，鲁迅的艺术创造成绩相当有限。这其实并不足为奇，因为作者已明确表示：“我宁愿尝试去呈现一条内在一致的上下关联，就好像是借文学这个模型去写一部二十世纪思想史。我完全清楚，这样一种上下文关联是人为的。它的产生当然要归之于一种阐释，而这种阐释顶多是也只能是许多种可能阐释中的一种。”尽管如此，顾彬教授比较鲜明地提出了以思想史维度去阐释20世纪中国文学史的思路，这是值得我们深思的。

　　三是此书乃“有我之作”。我很欣赏顾彬教授的一点是，他突出强调了这部文学史的个人色彩。这既包括这里点出的思想史取向，也包括对作品择取的顾氏评价标准，即主要依据“语言驾驭力、形式塑造力和个体性精神的穿透力”。我很喜欢作者在论述中时常爆发的思想火花，虽然有些地方并不赞同，而其论述时的智慧与深思有时也让人不乏会心之笑。也就是说，无论如何，这部文学史是一部“有我之作”，而非人云亦云的亦步亦趋之作。

　　之所以有这些特色，当然与顾彬教授的德国乃至西方文化背景有关。而且无论是整体行文，还是细密的注释，都显得比较清楚。譬如开篇就讨论到“普遍性”的问题，就是一个很有宏观张力的大概念；再譬如对德国思想家布鲁门贝格的引用，背后涉及现代性整体生成的关键性问题。多语种征引各类研究文献，这更是中国学者多数所不具备的学力。

　　德国的汉学传统，在国际汉学地理之中并不具备太多优势。这当然与德国学术在世界现代学术场域的中心地位颇不相称。无论如何，十卷本《中国文学史》的推出，在国际汉学界都应算得上是一件大事；至少，这是英语学界（更不用说法语、俄语了）尚未做到的。实际上，在当代中国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领域里，相比较美国学者（尤其是华裔学者）的主导性地位，从夏志清到李欧梵再到王德威，欧洲学者（法国治此者甚少）是相对不太受重视的（当然也不是没有，如贺麦晓等）。在德国学者里，顾彬教授是应当得到重视的。自1950年代以来，随着伯希和、马伯乐等法国汉学领军人物的相继凋零，以及费正清、列文森等的崛起，美国汉学逐渐取代了具有悠久传统的法国（欧洲）汉学。这其实也与世界学术场域中心的地位转移相吻合，从整体上来说，美国学术逐渐成为世界学术的中心场域。美国汉学确立的学术方法，近乎就成为了一种科学的范式（paradigm）。对这种现象，顾彬先生将之称为是“一种反形上学的，也可以说是反欧洲的讨论方式”。如此看来，欧洲汉学家在趋向美国的同时，也还有未曾忘却自己的传统根本的。不过在我看来，就汉学本身发展来说，注重域外汉学与本土学术传统的互动，应是中外学者特别重视的。如谓不信，此题就是例证。

多元互动：一个中国学者的期待

　　就全书而言，私心也有些觉得替作者可惜，有几个本可以“别出手眼”乃至出彩的地方留有遗憾。

　　一是凭借德国学术与哲学的深厚底蕴，或可在理论建构上有比较大的尝新乃至突破，而就本领域研究来说，这种理论建构在世界范围都是少见的，可惜从全书来看这种主动性意识似尚不明显。

　　二是就比较文学的角度来说，本来很可以借助作者的德国本土资源与眼光，显示独特的史家锋芒。具体到中德比较文学维度，有几个地方或可商榷：第一，关于宗白华的《流云》小诗，作者基本判定是对冰心《繁星》小诗的复制一带而过，但若结合宗氏留德前后的德国文化背景，则大可发掘其中蕴含的思想诗意义；第二，对于冯至的评价，基本上还是沿袭陈说，即对其十四行诗和《伍子胥》大加肯定，但对其早期叙事诗的创发性意义只一掠而过（明显是受到德国叙事谣曲影响而在中国新诗史上鹤立鸡群）；第三，既然以思想史为基调和主线，那么对作为战国策派最重要的文学代表的陈铨，似乎不应只字不提。

　　三是作者涉猎港台文学，特别强调20世纪中国文学的完整性，那么对文言创作，尤其是诗词部分如何处理，应有所交代。这样才是一个完整的20世纪中国文学史。因为五四以后一边倒的白话文天下，实际上远未完成“现代汉语”的建构任务，这点从德国语言与文学的互动史中应可反观得很清楚。

　　当然，如此立说，也纯属“看人挑担不吃力”，仅提个思路而已。当然，若将话题拓展开去，我觉得有三位中国学者的做法或意见有其“自成系统”的一面，或可略做参照。一是中国现代文学学科奠立者王瑶的做法，他一般尽量避免与作家有直接接触，盖认为若如此则难免影响自家“撰史”的客观性；二是史学家张静如先生曾提出：“要以可靠的真实的材料为依据，不要道听途说，不要捕风捉影”、“对材料的使用不能采取实用主义态度，特别不要对已有的材料视而不见”、“不要忽视或看不起中国学者的研究成果”；三是中国现代学术建立期的留法学者李璜与法国汉学家伯希和的交流意见：“伯氏又曾向我说彼不敢说了解中国哲人的根本思想，只偶于中国的诗歌绘画中有时体验到一些，不过未能直搏之（法文为embrasser拥抱之意也）。因之我感到伯氏对中国文化思想未尝不想去求宏通。然而如果要在中国诗歌上去了解中国的哲思，则又非比较语言学所能济事，此王静安先生之所谓词藻之‘隔’与境界之‘隔’两者兼而有之。是乃中西自来用思以对自然的态度与方法两皆有别，遂成两个境界，颇难贯而通之。因之谈西方的汉学，须知有一限止处，今尚限于史学与社会科学的成绩上，其于中国的经学与文学，译著固也不少，我个人则终于未敢溢美之。——以中国旧日的学术分门来说，则义理之学尚待西方汉学家去特别努力，虽然他们的前辈对于考据之学，因为新的方法好，有时成绩竟超过我们的乾嘉学者，但对我们中国人的根本思想与人生态度，则终是了解得很模糊的。”这里所提的“限止”之点极妙，也很重要，任何人都有其所长，有其所短，大师巨子亦不例外。局中人固然要“保持清醒”，旁观者也同样不能“失却分寸”。一方面，这是我们在积极引入西学思想中尤应注意的，正如陈寅恪先生所言：“其真能于思想上自成系统，有所创获者，必须一方面吸收输入外来之学说，一方面不忘本来民族之地位。”另一方面，作为治域外之学者，固然有其“不在此山”的优长，但也难免有“隔岸观花”的短处，要“知彼知己”，方能不断在学术上有所推进。顾彬教授之结交中国作家，重视对当代文学，且敢于挺进异域之文学思想层次，都是他的长处。但事物到了极处，往往就有向反面转化的可能。无论如何，批评是以文本的大量阅读为基础，撰史更是如此。就20世纪中国文学史本身而言，涉及文本实在浩如烟海，从一家之言的角度去提供一种特殊视角则甚善，但若急于做全称判断，恐怕仍须相当慎重；而于思想史之思路研究之，则虽曰开辟新路，但其中陷阱也有需要深防之处。而且我以为，当代文学正产生着可以承继中国文学伟大传统的大作品，这种感受，主要由阅读经验而来。这种判断似乎恰与顾彬先生之见不同。

　　但我们应当意识到，这主要是一部写给德语学界和文化场域的著作，其“贡献”与“限止”处都应从此去理解。总体而言，此书视角独特、深思睿智，确实展现了作者的深厚学养（未必就在文学本身），虽然背景文化相异，有些地方难免觉得“隔”。“20世纪中国文学”概念的提出与深化，反映了从1980年代到21世纪初期学术语境的“多元互动”变迁，从这个方面来说，顾彬教授的著作及其与中国学者的良好互动，已然是一个很好的开端。这样一种“国学与汉学”的互动，有着非常深刻的学术史意义。但如何能在“取长补短”乃至“相互生发”，却是在未来的学术互动实践中应该特别注意的，也是在多重层次具有挑战性的。我曾特别强调“学术互动”的概念，即经由交流之后而产生的接受与影响过程，最终导致了各自学术传统的主体性发展的飞跃性提升。归纳之则为：交流是入口、接受是枢纽、互动是潮流。早在20世纪初期时，中国那代知识精英就非常深刻地意识到西方内部的分殊性，强调要“使欧、美潮流，平均输灌”，那么作为后来人，我们理当有更清醒的学术谱系意识，不仅要区分欧、美的维度，也还需要将日、俄汉学的不同维度引入进来。故此，此书可成一家之言，但也仅是“成一家之言”而已，因为就学术史视域来看，对任何一个命题而言，再大的成就也只是新的起点的开端；而这部出自德国学者之手的风骨独特的《20世纪中国文学史》，对中国学界来说，则既是启迪，也是挑战。关键在于，我们怎样资鉴他人，攻玉宝山？

刊于中华读书报2009年4月15日第10版

《所有可能的世界——地理学思想史》，[美]杰弗里·马丁著，成一农、王雪梅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4月第一版，65.00元

 著译者言

成一农

　　我和王雪梅同志合译的《所有可能的世界——地理学思想史》（第四版）出版了一段时间了，总觉得应该把翻译过程中的感受和读者交流一下。该书在国内分别于1982年和1989年出版过李旭旦先生翻译的第一版和第二版，此次出版的第四版不仅增加了截止到本世纪初的新材料和新内容，如在第二版第十一章“苏联的新地理学”的基础上，增加了苏联解体后独联体时期的地理学，关于美国地理学增加了新的章节“美国的新地理学——20世纪中期至今”；而且在篇章结构上也进行了一定的调整，最为重要的改动就是将原第十二章“世界其他各国的地理学”中瑞典、加拿大和日本的地理学在大幅度扩充内容的基础上，单立章节，对这三个国家的地理学思想的发展进行了系统、全面的介绍。全书的字数也相应的由第二版的41万字扩充到了65万字（译著的字数）。此外，原书在每一章之后都附有参考书目，新版的翻译稿中，将这一部分内容原文列出。虽然其中大部分著作在国内可能难以找到，但在国际交流日益频繁、网络电子图书日益发达的今天，这一参考书目对于那些希望进一步了解这方面内容的研究者和学生依然具有帮助，也为今后进一步引进国外优秀的地理学论著提供了有益的参考。总体来看，这本书虽然在内容上还不能完全涵盖世界各国地理学思想的发展脉络，比如对中国古代地理学思想的介绍过于简略，关于近现代中国地理学思想的发展依然空缺，但至今仍是地理学思想史方面最为全面的介绍性著作。
　　作为一名历史地理的研究者，在翻译和阅读《所有可能的世界——地理学思想史》一书的过程中，我一直都有芒刺在背的感觉。因为该书对世界地理学思想史的介绍，衬托出我国历史地理学学科定位的尴尬和学科发展中存在的重要问题。
　　历史地理学是地理学重要分支学科，有些学者甚至认为历史地理学是地理学核心。在我国，关于历史地理学的学科性质，虽然在老一辈学者激烈讨论之后，基本一致认为历史地理学是地理学的分支学科，但是实际上这几十年来历史地理学与地理学之间的距离在不断扩大。在《所有可能的世界——地理学思想史》第十九章中提到的地理学的具体方法，如航空照片、彩红外、卫星图像等观测技术，统计学方法等分析手段，在我国历史地理研究中很少被真正的使用；在第二十章中提到的“系统”、“社会物理学和重力模型”、“扩散”等等对于我国很多历史地理研究者而言，可能是闻所未闻的术语。甚至“区域”这一在当前历史地理研究中经常使用的概念，如《所有可能的世界——地理学思想史》所言，这是地理学思想史中的四个传统之一，我国却很少有学者对其进行过研究和探讨。当然近年来在历史自然地理领域，现代地理学的研究手段开始被广泛应用，甚至在一些会议和论文集中已经可以明显地看出历史自然地理与现代地理学的结合；但历史人文地理的研究，依然止步不前，在研究内容、方法上似乎更接近于历史学，而对地理学的研究方法很少予以关注，更不要说是使用。
　　出现这种问题的原因有二：一是，我们并不理解“历史地理”的真正定义和内涵，虽然很多学者认为历史地理学是地理学的分支，但是在实际研究中，又将属于历史学的“地理的历史”以及“以地理论历史”混入进来。现在看上去成果丰富的历史地理，实际上是各种学科研究成果（这里指的不是交叉学科的研究成果）的混合。二是，从学术发展史的角度来看，中国的历史地理学来源于历史学中的沿革地理，至今很多从事历史地理学的学者都出身于历史学（教育部的学科分类中，历史地理学至今依然属于历史学），而缺乏地理学方面的系统训练，由此也造成了在研究中主要从历史学的角度来思考问题，运用的也多是历史学的方法。很多以“历史地理”为题的论著，实际上更倾向于“历史”和“地理”的混合，或者是“地理的历史”。
　　《所有可能的世界——地理学思想史》一书在多处都提到现代地理学核心的消失，如在第642页提到“这门学科曾经有一个核心和一个外围；今天，我们拥有一个坚固的外围，但是却缺乏一个传统的核心”。中国的历史地理学其实也面临着同样的问题，在很多学者宣称建立了所谓“新”的历史地理学的分支领域的时候，他们似乎并没有意识到什么是历史地理学的核心。历史地理学研究“过去的地理”，这并不是问题的答案，因为地理学自身的核心都在消散。在近几年历史自然地理的研究方法迅速向现代地理学靠拢的情况下，历史自然地理和历史人文地理之间的隔阂逐渐加大。在很多会议上可以明显地看出，历史人文地理的学者不理解历史自然地理的学者所使用的方法，并对其所使用的资料加以指责，而历史自然地理的学者则对历史人文地理学者过于历史化的思维模式表达了不满。与地理学一样，在分支学科不断增加的今天，更应该坐下来重新探讨历史地理学的核心，否则历史地理学就会像不断膨胀的气球，也许有一天会消散在其他学科中。
　　《所有可能的世界——地理学思想史》一书，不仅让我们意识到我国历史地理学与地理学发展之间的差距，而且也让我们看到了当前学科繁荣背后存在的隐忧。

刊于中华读书报2009年4月8日第10版
　　

　　《一岁就上常青藤》，薛涌著，中国青年出版社2009年1月第一版，27.00元

　　薛涌的写作领域涉猎政治、历史、文化和教育等多个领域，秉持他一向思想锐利、内容新颖、叙述明快的风格，赢得了许多读者。他最近又推出了他的新著《一岁就上常青藤》，其中不仅有对美国教育的抵近观察，更融入了上过中西

　　“一岁就上常青藤”，如果是按照中国的“虚岁”算法，孩子的年龄从母腹中就开始计算，那么，一岁就是从降生开始算了。这样早就开始教育，而且是目标高远的、旨在今后进“常青藤”名校的全面教育，会不会太早就让孩子加上沉重的负担？记得我以前见过一个宣传方案“教育从零岁开始”，也就是从“胎教”开始，其中称“所有的孩子都是天才”，认为后天教育能够造就一切，对此说法我深感怀疑。

　　读完《一岁就上常青藤》解除了我的许多疑问，薛涌介绍了国外学者的一些研究，他们认为，智商基本是先定的，后天干预其实很难改变。但后天教育还是很有可为的，关键的是要因材施教。而且，“一岁就上常青藤”，实际是指孩子一生下来父母就要做孩子的朋友，甚至可以说是重新变为孩子，和他一起去成长，一起去接受教育——包括自我教育和互动教育。因为，“常青藤原则”就是强调教育的对话性和互动性，就是平等，就是把自己摆在孩子的位置，通过提问和讨论的方式，培养他们的品格和社会能力，以及理解力、分析力、感受力和表达力等。

　　换言之，“一岁就上常青藤”，而这“常青藤”首先是我们自己，是我们父母。在进入“常青藤名校”之前，必须先有“常青藤家教”。父母必须用心荫护和教育孩子。当然，这并不是说父母能够包办各种教育，而是指父母要用心给孩子创造一种很好的“常青藤”氛围，帮助孩子利用各种尽可能好的受教育、训练和熏染的机会，以便让孩子首先培养出“常青藤素质”。每个孩子都有自己的不同潜能和特点，关键是父母必须非常用心地观察、体会，发现孩子的潜能，不错过发展孩子的这些潜能的最佳时机。

　　孩子甫生其自然资质是由遗传决定，非人力所能为；到他进入大学之后就基本放飞了，不太能管也可能不用管了——如果你已经给他打下了一个很好的基础。他将更多地受同辈人的影响，也主要和他们合作与竞争。所以，父母能够最有为、最发挥作用的时间段其实只有孩子从一岁到十八九岁这一时间段。当然，孩子不一定都要进名校才能成功，也不一定成功才能幸福。但如果孩子有某一方面的素质而未能及时开发以致最后萎缩了，那就是“父母之过”了。

　　但要跟孩子“亦师亦友”可不容易，一定要非常用心。而这本书是一部很用心的作品，有理论、有实践，更重要的是有心灵的投入和亲身的体验。薛涌将教育目标分为三部分：灵魂或价值观、品格或行为规范、智力。这本书很少谈课堂教育，谈如何在学校里让孩子取得好成绩、名列前茅，而是希望全面的培养孩子，把孩子培养为一个完美的人，一个能让自己幸福，也给别人带来幸福的人，这也就是常青藤教育的理想。中国早就在说“德智体全面发展”，后来还有“素质教育”，可是中国的父母行动上一直重视的可能还是智育，甚至是应试的智育。这后面自然有各种考试、考级、尤其是高考的指挥棒在起作用，也和社会上人们追求的比较单一的教育目标、单一的成功定向有关。而薛涌书里所谈到的对孩子的教育许多正是品格的教育，素质的教育，比如“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同情心、志愿者精神、不为贫穷而自卑、自信心、团队精神、法律意识、组织能力的培养等等。

　　还有就是体育，如薛涌所述：体育是西方精英教育的核心，“常青藤”原本的意思就是指体育联盟。体育教给孩子遵守规则的法律意识、和队友合作的团队精神、激励和团结全队的领袖才能、必胜的决心和竞争的勇气、正确面对失败（自己和他人的失败）、以及尊重对手的“公正游戏”（fairplay，可惜长期被作为“费厄泼赖”污名化）的精神。所以，体育不仅是为终生的健康生活和德育智育打下基础，而且本身也是一种德育和智育。体育不仅培养一种追求卓越的身体能力，也培养一种追求卓越的德性和智慧能力。

　　这里可能出现一个问题：在一个追求平等的现代社会里，尤其像在美国这样一个相当大众化、讨厌乃至有时敌视精英的社会里，旨在培养精英的“常青藤教育”是否犯忌？精英教育是否还有必要？与否与时代潮流背道而驰？的确，一种孤立、隔离的精英教育是很可能出现问题的，在政治的领域、基本权利的领域也应该努力争取和保障平等。但教育、尤其是家庭教育也可能是自然而然地最具有精英倾向、或者说追求差别的倾向的。这后面也有一种人性的东西在起作用。父母自然更关爱自己的孩子，也对自己的孩子有期望，但凡孩子有些特异之处的，父母都希望孩子能够在某一方面出类拔萃。即便在一个“大众社会”里，也不是谁都愿意做大众的———或自己已经是大众了，至少让孩子不再是大众，而是要让他力争“出众”。进度、内容完全同等的教育一定几乎所有人都不喜欢，不仅精英不喜欢，大众也不喜欢。再底层的父母也指望着孩子哪一天能出人头地，扬眉吐气。而精英事实上也大多是从草根里冒出来的，从底下拱出来的。奥巴马作为一个肯尼亚留学生的儿子最后当上了美国总统，体现了典型的机会平等的美国梦；而他迭经哥伦比亚、哈佛大学的教育，又是典型的“常青藤精英”。

　　所以，我们希望自己的孩子很出色，但即便就是为此目的计，也还得注意社会整体水平的提高。而今天中美之间最值得重视、最需要赶超的差距可能还是在整个社会的教育文化水准。美国中小学的一般校舍外观上可能不如现在中国的一些名校，但是，一到内部和细节、以及规矩和管理方面，就马上感到了我们的不足。还有像看到各种各样热火朝天的课外班；以及布局合理、服务周到、的确像是“公民学校”的社区图书馆；以至到了穷乡僻壤也干干净净的厕所，你就会感到中国教育的赶超之必须和不易。

　　薛涌的书里对中国的传统教育有批评。不过我以为今天中国的传统教育其实早已经式微，“读经”是很稀少的现象，稀少到不忍心去批评。中国社会现在努力在学的其实是现代西方的教育，只是有些可能仅学到了皮毛。传统教育也是精英教育，但主要是一种培养人文精英的教育。它的确比较单一，但是让一些（仅仅很少数）读书种子在他们记忆力最好的时候，记诵一些可能终生受用的东西可能还是不错的。今天的社会其实没有人文精英垄断资源的危险，所以，我倒以为可以给人文研究型人才、包括给从小诵读经典留一条活路。

　　薛涌写到，女儿刚出生时，护士把包裹好的孩子递给他时说的一句话：“接好了，这是你未来二十年生活的中心!”生养一个孩子不容易啊，可是，有什么事业能比把自己的孩子培养成幸福和成功的人、充分展现出自己的能力的人更为伟大的呢？那些成功地培养了孩子的父母，尤其母亲是真正的英雄，她所取得的成就胜过一打博士学位。

刊于中华读书报２００９年４月８日第１０版

《中国现代思想史上的潘光旦》，吕文浩著，福建教育出版社2009年4月第一版，29.80元

吕文浩

　　十几年来，我在研究工作中花费时间、精力最多的事情，就是探索潘光旦的学术研究和社会思想的奥秘。其间，也做了一些别的题目的研究，但始终未能忘怀的是将自己多年探索的点滴心得作一个阶段性的总结。感谢我所供职的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使我的学术心愿得以完成。2005年研究所将我的课题“潘光旦与中国早期社会学”列为重点课题，予以资助，书成之后，又批准了出版资助申请。
　　我在这本书里想要讲述的，主要是潘光旦对优生学、社会学、性心理学、民族学等新兴学科的接受与认识，以及与此相联系的社会思想。这本书虽以潘光旦的学术经历和社会思想为焦点，但并不希望想写成一本“潘光旦学术思想评传”之类，太突出个人作用，甚至完全为个人“树碑立传”的书。传记的内容，学术思想分析的内容，我都下过一番功夫，在本书中也都有所体现，但我的着眼点并不在于它们本身上。我的立意，毋宁说是把个人的经历与思想，看作一种特定社会历史环境的产物，同时探讨它们在历史进程中的作用与意义。
　　这十几年的最初几年，我的目标并不明晰，用力也比较散漫。中间有几年忙于在北大社会学系攻读博士学位，补充社会学与人类学的知识与理论，毕业后又集中学习了两年英文。自2004年前后开始，我的思路逐渐明晰，将学术思路确定在研究20世纪二十至四十年代一批依托于学院体制又活跃在公共思想界的人物，分析他们的言论在中国现代思想史上的意义。这个思路最初的一篇论文是2005年初完成的《潘光旦的“贞节”新解》。这篇小文重新整理潘光旦从优生学、性心理学角度对“贞节”的解释，把它放在晚清以来中国知识分子批判传统贞节观和寻求新的性道德这一较长的历史过程中，解释其历史含义。至于潘光旦的这种解说是否正确，对今天的伦理道德建设有多少参考价值，我不想多作评判，因为这已经超出了一个历史学者的基本职责范围。一个历史学者的基本任务，是从矛盾的叙述中清理出历史的真相，将其尽可能客观地呈现出来，他也可以有节制地发表一些评论性的意见，但最好只是从历史背景出发作一些必要的说明和解释。我认为，历史学者不应该把自己偏好的价值观强加于前人，或强加于读者。吸取历史经验教训，鉴往知来，终究是要靠千千万万读者自己来完成的，历史学者最好在他的学术论著里对此保持缄默。
　　这本书虽是这几年集中工作的结果，但前些年的积累毕竟也发挥了一些作用。我深知，对于这个题目虽有独立自得的见解，但也只是涉及了这个课题的很小一部分。如果有可能的话，我想四五年后再出本书的增订本。
　　半年来的集中写作、修改书稿，时有新的收获，越发感到自己在学术上的不足。写作过程尽管很紧张，我仍尽可能抽出时间阅读前辈名家的学术论著，从中汲取灵感。写作中遇到了困惑，再去读书，真是别有一番体会，也看到了平时阅读所看不到的东西。这些新的体会有些已经体现在书稿中，但更多的想法，尚无充足的时间精力去一一落实。这本书是我以往多年工作的一个阶段性总结，我愿意把它看作是我告别青年时代的象征。以后我的工作，将会逐步呈现出一种新的风格。
　　修改书稿过程中，偶然与一位多年不见，曾对我谬赞过的前辈学者相见。他严厉批评我这些年写东西太少，希望我在写作、发表的过程中得到锻炼，使自己逐步成熟起来。他谈到学问时的严肃表情，以及不留情面的批评，使我大受震动，此情此景，虽已时过境迁，犹历历如在目前。希望我的工作没有辜负他的错爱。
　　书稿修改即将竣事之时，忽然读到一篇短文，作者是我相识的一位在美国研究中国历史颇有成就的学者。在此文中，作者批评国内略有资历的学者之间缺乏交流，在学术作品正式发表之前缺乏足够的学界内部交流，学者自己也失去了字斟句酌的耐心。接着，他列举了西方与日本学术界重视学术交流和反复修改作品的若干例子，又使我深受触动。他对国内外学术界的一贬一褒显然不能概括所有人，他的这一判断可能会引起争议。不过，就我所感受到的而言，我认为这篇短文所揭示的现象在国内学术界肯定是存在的。我个人承蒙一些师友看得起，被称为一个做事认真的人，但比照文中所举的例子，始有井底之蛙的感觉，自己下的功夫还差得很远。这当然是无可奈何的事情。我在以后的工作中，还需要下更大的功夫，这样，学术作品才会少留下一些遗憾。
　　潘光旦先生的次女潘乃穆教授多年来在资料上对我多有帮助，书稿完成后，她不顾眼疾困扰，抓紧时间通读了书稿的“大字本”，提出了不少中肯的意见。
　　王雪峰博士是我的好朋友，他对潘光旦的性教育思想以及一般的教育思想有深入研究，我们在学术上多有交流，我从中获益匪浅。本书不仅引用了他本人的研究成果，而且引用了他提供给我的台湾新竹清华大学的一篇硕士论文。
　　感谢曾帮助我修改过书稿部分章节的一些朋友，他们是：王洪波、吴敏超、赵晓阳、刘舒曼、毕苑、杨婉蓉。另外，我的妻子雷家琼修改了绝大部分书稿，并对我时有鼓励。
　　黄兴涛教授多年来一直关心我的学术成长，这本书稿选题论证时，他曾大力举荐，书稿完成之后，他又赐序于我。他的博识与敏锐，常常启发我的思考，希望以后能不断得到他的指教。
　　本书原为福建教育出版社2007年度出版选题，因我个人做事拖沓，一拖再拖，影响了出版社有关部门的工作计划，在此深表歉意。林冠珍编审一直保持了足够的耐心，在出版环节上给予我许多通融，这本书能够以这个样子及时面世，她是幕后最大的功臣。

目   录

导 言 
一   一别卅载又逢君 
二   后五四时代知识分子与思想史 
第一章   家世与国内求学时代 
一   诗书之家觅新知 
二   西风习习温旧学 
第二章   从优生学向社会学的扩展 
一   西方优生运动的波澜 
二   选择优生学作为专业 
三   在美国学习优生学 
四   兼顾社会思想的经过与原因 
五   从优生学扩展到社会学的逻辑环节 
第三章   潘光旦：社会学界的优生学家 
一   春风化雨博雅师 
二   “文化与优生学”之争 
三   其他社会学界同仁反应不一 
四   余 言 
第四章   潘光旦对社会学的认识 
一   个人与社会并重的社会观 
二   社会学是一门“很切实的学问” 
三   社会学研究的基本框架 
四   区分社会学与社会主义 
五   余 言 
第五章   潘光旦的中国民族观 
一   民族：血缘与文化共同体 
二   潘光旦中国民族性认识的思想渊源 
三   潘光旦所见中国民族的四种病态 
四   以优生学作为手段来改善民族品质 
五   从两个论争看民族品质改善的不同见解 
六   余 论 
第六章  潘光旦关于婚姻家庭问题的见解 
一   恋爱与婚姻选择的标准 
二   远婚近婚与迟婚早婚 
三   婚姻的可取性 
四   折中家庭的意义 
五   新贤妻良母论 
六   生育节制本身也要受到节制 
七   钟情于家庭养老 

八   余论 
第七章    潘光旦、霭理士与中西性文化的融会 
一   学术因缘 
二   霭理士在思想倾向上对潘光旦的影响 
三   两点思想差异 
四   “贞节”新解与五四后性道德的探讨趋势 
五   选择性阐释中国性文化史 
六   对当时涉性事件、言论的评论 
七   余 论 
第八章    潘光旦的中西文化观 
一   种族竞存标准下的中国文化 
二   与胡适在文化观上的两次讨论 
三   “中国本位”的内涵 
四   “不忘本来民族之地位” 
五   以“三才通论”分析中西文化的利弊 
主要参考文献 
一   论文、一般文章 
二   专著、资料集 
三   学位论文、博士后报告 
索 引 
后 记 

                                     黄兴涛

    在中国现代学术史上，潘光旦的重要地位大约毋庸置疑。韩明谟先生在《中国社会学名家》一书中，就将他列为中国社会学“较突出并有代表性”的四大名家之一（另三家为孙本文、陈达和费孝通）。与此同时，他还是现代中国首屈一指的优生学家、性心理学家，有成绩的民族学家和重要的社会史家。作为学者的潘光旦，可以说既学有专攻，又博识多能，属于那种思想敏锐、特色独具而又积极用世的“学术大家”一类。

　　记得1980年代，中国社会学开始“重建”、社会史研究潮流刚刚兴起之时，我和许多青年学子一样，都经历过一个热心“悦读”潘光旦和费孝通著作的时期。潘氏的《明清两代嘉兴的望族》、《中国伶人血缘之研究》两书和费氏的《乡土中国》等书，堪称那个时代社会学与历史学互相滋养的代表之作，它们曾带给无数雄心勃勃的学子以学养的积淀、研究的激励和方法的启迪。后来，在探讨民族性改造思想和“中华民族”观念形成认同的过程中，潘氏那种介于种族和国家之间的独到“民族”界说，以及在《性心理学》译注中所体现出来的中西文化融会功夫，又曾激起自己由衷的赞佩和敬意。像他那样有社会关怀、富思想能力、轻学科界限且底蕴深厚的学者，得到学人喜爱、渐受学术史家重视和研究，实在是理所当然的。

　　不过，若要将潘光旦放在中国现代思想史上去看，或选择潘光旦作为思想史研究的专门对象，人们的观点则可能会有所不同。我不得不坦承，在阅读吕文浩这本《中国现代思想史上的潘光旦》之前，我是从未认真思考过潘光旦算不算一个重要而有特色的思想家、他在中国现代思想史上究竟具有何种意义、地位或代表性这一问题的。甚至最初见到该书标题的时候，还曾产生过一丝何必要步余英时命名其胡适研究论著之后尘的疑惑。但读过此书之后，或者说在阅读此书的过程中，我却又有了一些新的认知和想法。

     长期以来，我们的近现代中国思想史书写，主要以政治思想史为主、文化和经济等思想史为辅，关心和叙述的都是精英人物尤其是“思想家”的思想。近些年，葛兆光等先生提倡“一般思想史”研究，呼吁人们重视那些对现实社会生活发生了切实影响的普遍思想观念，我是深表赞成的。不过在我看来，这种“一般思想”不仅要具备普遍的“社会性”，还要能体现打破各门学科、各个领域专门界限之思想的“基础性”；同时，其思想者主体也不能只局限于某个特定的阶层，如葛先生所提到过的“一般水准的普通知识分子和普通文化人”，而更需考虑“精英”与“大众”互动的复杂情形。特别是在近现代中国传统社会及其观念发生重要转型的特殊时代，此种一般思想观念形态的形成，显然无法漠视精英分子的思想参与和作用过程。

     在阅读吕文浩此书的时候，我忽然感到，如果出于上述思路，那么那些精英人士在大众媒体上，就恋爱、婚姻、家庭、性、生育、民族、国家、文明等社会生活的“基本问题”所发表的有特色有影响的“社会思想”，是否也应该成为近现代中国“一般思想史”所关注的对象，并程度不同地构成其可供选择的思想内涵呢？这的确是需要认真考虑的问题。在此书中，文浩虽没有明确谈及“一般思想史”，但通观全书，他无疑十分重视这些“社会思想”的内容，甚至可以说，他正是将这些“社会思想”视作潘光旦思想的核心部分而加以深入阐述和精心分析的。在“导言”里文浩还曾强调，潘光旦“卷入时代思潮的程度既深且广”，其中一个重要的表现，就是在上述许多社会文化问题上，他多参与过公开的讨论和论争。我不知道像这样从“社会思想”重要性的视角来理解潘光旦在“中国现代思想史”上的独特意义，是否与文浩一致？或者说至少能为文浩所认同？

     当然，文浩主要从“后五四时代知识分子”突出代表的角度，以知识、学术与思想的关系问题为方法论意识来揭示潘光旦的思想史地位，也是别具见解、很富启发性的。诚如他所言，以潘光旦为突出代表之一的后五四时代知识分子，他们大多是依托于学院体制的职业学者，其充当思想界的重要角色，往往在思想论述中打上深深的学术烙印：“也许他们的主张多具书生意气，但其优势也是很明显的，他们的西学知识不再是支离破碎的、一知半解的，他们对于社会问题和文化问题的判断，往往经过科学的盘诘，具有更加扎实的学理依据。”（见该书“导言”）。因而他们对传统和西方文化往往采取较为平静与理性的态度，对五四一代知识分子激进的思想批判，亦多能予以双重的反省。这在某种程度上，毋宁说也正体现了时代思想水准的总体提升。

     潘光旦留学时所学专业为优生学，回国后又长期任职于社会学界，在他身上，那种经由优生学训练和社会学熏陶而形成与强化的“社会选择”（他有时又自称为“人文选择”）的独特思想方法，可以说是牢不可破、自觉到家的。他以此观察和思考各种社会和文化问题，也以此评断世间诸事。这是他作为学者型社会思想家的一个突出的特色。因此当他读到胡适主张对西方文化取“Wholesale acceptance”（全盘接受）态度时，便忍不住要起而辩论，因为“Wholesale”乃好坏不分、整个“批发”，恰是要省略掉那万万不可省却的“选择”功夫。后来胡适虽接受潘氏批评，承认自己的说法有“语病”，自嘲即便是99%也不能算作“全盘”，但其实他却未见得真正领悟了潘氏所批评的要领。

     正因为重视“选择”，潘光旦对主张改造中国民族性的思想同道张君俊也要严厉批判，指责他对自然选择和社会选择说缺乏了解，强调“民族素质的改造，除去选择，更无第二条路可走”。为此，他主张“婚姻要选择，生育也要选择”，一切的一切都要选择。而为了选择，控制和引导的功夫实在又必不可少。①

     这种主动“选择”的运思方式既成习惯，也就有力地保证了潘光旦总体思想的理性品格。比如对于中国古代经书，他既反对那种“完全唾弃不讲”的简单态度，也并不赞同“谈不上整理、谈不上选择”地去读经；他强调中华民族“有过几千年的阅历与经验”，这“整个民族的生活经验”，的确值得“当代人的一盼”，但又认为只有用现代眼光加以“选择性整理”，它们才能在一定程度上，为“转移世界环境”作出应有的贡献，等等（可参见文浩本书第八章“潘光旦的中西文化观”的有关论述），不一而足。

     “选择”既是自然的、又是社会与人文的；既是历史的，又是当下的，它是一种需要、一种本能、也应该是一种自觉的生存状态与方式。潘光旦特别将“选择”与英文中的“adaptation”过程紧密联系起来，把“adaptation”苦心孤诣地译成“位育”而不翻作“适应”，真的是耐人寻味、启人深思。在他看来，翻作“适应”，很容易使人狭隘地误解为是对环境的一味“迁就”，这样人的能动选择性就不免要被忽视和轻视，这是他所最不能容忍的。

     “位育”一词的灵感来自《中庸》。所谓“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发而皆中节谓之和。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故“位育”又被称之为“中和位育”，它体现着一种自然与人道的动态合一境界。这样的翻译是否准确姑且不论，但它却无疑凝聚了潘光旦融会中西的旨趣与精神。那种学者自是的“书生之气”，也在这一创构之词中一并汇集，彰显无遗。

     “位育”之道提醒人们在做选择时，不仅要有一种自然适度的节制，还务必保持一种平静无偏的心态。自大的态度和自卑的情结，都容易导致错误的判断和选择。在这个问题上，潘光旦对“早婚”话语的论析很有典型性。清末以降，以梁启超为首的启蒙思想家总爱将早婚与国家积弱联系起来，认为早婚伤身弱种，罪大恶极，以至人人以为至理、信奉不移。而潘光旦却从优生学原理出发，并引证当时大量的科研成果指出，早婚迟婚其实各有优劣，早婚既不必与伤身有直接关联，也并不必然导致缺陷较多的产儿。梁启超式的论调之所以流行，不过是国人积久的自馁心理作怪罢了：“自馁心之所至，至认种种不相干或不甚相干之事物为国家积弱之原因，从而大声疾呼，以为重大症结端在乎是，早婚特其一例耳”。②这种近代中国少有的“异见”，对我们理解“禁早婚”的主流话语之特性，意义不言自明；而潘光旦思想的反思特质，也可以由此略见一斑。

     作为一个社会思想家，潘光旦关于“社会选择”或“人文选择”的思想还有待于人们去作进一步的揭示与阐发。而这种思想有时来源于或体现为他对社会日常生活的深入观察和批判意识。比如他对中国人游艺生活中“麻将”的流行及其社会效应的分析，就颇有些发前人所未发之妙论。在他看来，“中国人的民族性与麻将牌中间，实在有一种固结不解的心理因缘在”。麻将牌与外国纸牌的玩法不同，它完全用不着“合作的功夫”，不仅用不着合作，而且合作还要不得。玩家一定得假定“其余三人无一不是你的敌人，要对他们钩心斗角，一刻不可懈怠。------他无时不在想占便宜，或至少叫别人也占不到便宜”。③他的意思是说，中国人对麻将牌的酷爱与民族病态心理有关，而反过来，此种日常娱乐方式的社会选择，又不断固结强化着此种民族心理。诸如此类的社会批评，在潘光旦的文字中并不少见，文浩此书中也多有论述，它实际上反映了“后五四时代知识分子”在力图超越此前启蒙思想家的同时，对其启蒙主题也有一种深沉的延续与自觉的继承。

     关于潘光旦的思想，认知的视角自然很多，其丰富的内涵，也绝非浅学者所能尽揭。文浩研究潘光旦多年，又受过社会学与历史学两种学科的训练，故在综合认知和整体把握其思想方面，具有明显的优势。通读该书，我觉得他对潘氏思想的重要内容、特点与意义等问题，都有出色的阐述和深入的论析。在解读潘氏思想的过程中，他注意揭示其思想的“学理”依据一点，给我的印象尤为深刻。我与文浩是同道也是朋友，对他的为学态度和认真劲头向有感触。他劬学覃思、不喜“花枪”、重视资料、讲究表述，这种风格也是我所喜欢的。蒙文浩信任，命作序言，因得以先睹大著为快，并草此读后之感，以与作者和读者交流。

① 参见潘光旦《评〈民族素质之改造〉》，《潘光旦文集》第9卷，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第588～589页。

② 潘光旦：《中国之家庭问题》，《潘光旦文集》第1卷，第168页，可参见此书第六章“潘光旦关于婚姻家庭问题的见解”中的有关论述。

③ 潘光旦著，潘乃谷、潘乃和编：《夔庵随笔》，百花文艺出版社，2002，第182页。

本文原刊《博览群书》２００９年第４期

　　这绝不是一个好消息。
　　应该承认，在医生最初告诉我这一消息时，我惊异而沮丧。这时距我新婚还不到两个月，我对婚姻的全部理解还停留在“王子走进死寂的宫殿，深情轻吻美丽的公主，她因此从沉睡中醒来，两人含情脉脉的对视着”这样的层面上。世上一切美丽的爱情故事都结束于凝眸、拥吻、洁白的婚纱和教堂的红地毯，谁想象过怀孕的白雪公主？腰圆脸肿、大腹便便。
　　我从爱情的云端跌进婚姻的陷阱时，还基本上只是把自己当作低空飞翔的仙女儿，压根没有想到怀孕这种“庸俗”的、人间烟火气的、不人道的、毫无理想色彩的事情，居然会降临到我身上！这种惊异、沮丧和不公平的感觉，很深刻，在第一次与紫禁城先生为家务琐事争吵时，我也有这样的惊异和沮丧。
　　——简单介绍一下紫禁城先生，我们作了近6年的朋友后，似乎在一夜之间质变为恋人，并在6个星期后成为夫妇。他是这个世界最后一个理想主义者，遵循最保守和谨严的道德规范，其腐朽、落后、古板程度令人发指，与现代社会很多东西都不兼容，而且保持永不妥协、绝不合作的强硬态度，是精神永远留在“故宫”的“故人”。所以，紫禁城是他理所当然的形象代言人。
　　在最初的惊异和沮丧之后，我变得消沉抑郁，而且极度恐慌，甚至有受辱的感觉。当然我决不想当妈妈——以我天马行空的个性和自私、自我、自恋的德行，没有坚持独身主义已经是个奇迹了——但我和紫禁城都不太知道怎么拒绝一个特殊的细胞，或者一团未成形的“东西”。
　　“要不，我们去医院看看？”紫禁城说，他更多地从现实考虑，他博士还没毕业，工作没有着落，我也正在准备考博，已经够乱了，不想再有添乱的。
　　我们心照不宣地知道“去医院”意味着什么。在中国，胚胎是否算生命不是值得讨论的问题。当然“去医院”是唯一的和最好的办法，但我摇摇头。每一次我都摇摇头，一次比一次坚决，一次比一次猛烈，如果孩子不是生在肚子里而是在头上，我一定已经把他摇出来了，像宙斯生出雅典娜。
　　我终于保留了“它”的存在，绝不是因为我认为受精卵或胚胎具有什么生存权或人权，也不是什么本能的爱，而纯粹是出于一种害怕和逃避。我不愿意与医院打交道，把自己最私密的一面暴露于医生，是我不能容忍的。便象鸵鸟似的，宁可掩耳盗铃般将这种不得已的接触暂时推迟，一天、两天……一周、两周……一月、两月……直至推迟到十个月之后。
　　另外，我不是一个充满战斗性、能坚决对抗世俗压力的人，也没有太多抗压能力。在那些自认为非原则性问题、我也不怎么当回事的事情上，我乐得随大流。如果世俗习惯认为一夫一妻一子是常态的家庭模式，我会无可无不可地妥协。虽然我一贯的观点是，如果可以不结婚，最好别结；如果可以不要孩子，最好不要。
　　那一段，我常常会念胡适的那首无情无义的白话诗：“不想要孩子，孩子自己来了。”我讨厌“它”，这个不速之客。原本完全属于我的身体，突然凭空多了一个异己的东西，不管它是一个肿瘤或胎儿，都足够引起人恐慌。“它”在侵略我，占领我，削减我的自我。
　　另外，我有一些奇怪得让自己坐立难安的想法，比如说，我觉得孩子是性爱的具体化，海德格尔说，曝光隐私是现代性的表征，那孩子就是天然的现代性象征。它放大了我的私生活，它是羞耻，是屈辱，是我身体的一个污点。
　　而紧接着的妊娠反应让我苦不堪言，而且愤怒莫名。我努力用理智克制自己对“它”的憎恨和诅咒，并强烈的感觉到女人的苦难和身为女人的可悲。而一旦我想到“它”可能也是一个女孩，以后终有一天也将为了人类种族的延续繁衍而承受同样的苦难和悲哀时，又格外地怜悯“她”。我不无自私的悄悄祈祷“它”是个男孩。
　　没有第三个人知道这个消息，象青春期羞于身体的发育、并以自欺欺人的方式来回避变化一样，我尽量坚持繁忙的日常工作，甚至更加奔波，而且绝不加餐或补充营养，而且因为紫禁城对我额外的关照体贴而大发雷霆。那时我最强烈的愿望就是：我要一如既往的生活。或许潜意识里，我要完全控制和决定自己的生命和生活，不能忍受任何外物的影响。
　　但伪装下面终究有真实的存在，我也曾偷偷的去书店和国家图书馆翻翻《怎么做妈妈》、《生个超常宝宝》一类的图书，却是做贼心虚，每一次都提心吊胆、风声鹤唳。现在想来是很可笑的，在书架上看准目标后，我会潜伏很久，直到前后左右都没人了，才飞快地将书抽下来，第一时间转移到别的地方去看。即便如此，每当有人从身边走过，我还是会拼命把书页卷起来，结果有一次遭到了工作人员的呵斥，因为“这么不爱惜书”。
　　我终于没有能够骗过自己：整天整天吃不下一口饭，头晕、腰酸、发困、恶心……北京的冬天显现出大自然对人类最不友好的一面：苦寒、尘埃、风沙、干燥、浑浊的空气，房间里暖气不足，寒冷无孔不入、不绝如缕。一个多月绵绵不绝的感冒低烧，却不敢用药，多年的头痛病和美尼尔症频频发作。
　　紫禁城住在宿舍，我与陌生人合租着学校的小平房，只能吃食堂。大学的食堂永远弥漫着一股清水煮烂白菜的味道，我距离食堂十米就能闻到这味儿，一闻到就什么都吃不下。却又馋各种各样希奇古怪的东西，比如家乡的剁辣椒、猪血丸子、萝卜干腊肉、豆瓣酱和坛子豆豉油茄等，想而不能得，如毒瘾发作般坐立不安、百爪挠心。
　　这一切还在其次，最可怕的是健忘和思维迟钝。我会忘记约定的采访，或者采访中会走神。我的提问变得零散纷乱，毫无逻辑和系统可言，在恍惚茫然中，我会忘了提问或听不懂别人的回答。以前倚马可待的写稿如今成了张飞绣花般极艰巨的一件事，我没法集中注意力，也不能自如的调动词汇、组织表达，要么言之无物、要么词不达意。我体内似乎有一个无底的黑洞，把我的种种思想、情绪和感受统统吸进去，直到把我抽空成一具空壳。如果不是特别的刺激，我便整天麻木呆滞、神情恍惚。一切都不再属于我，我丧失了自己一向引以为自豪的意志力，而被一种外在的强大力量所掌控。
　　那时我感觉到深深的恐惧和绝望，作为生物体的人原来如此有限和不自由。寒冬冷、暑日热、春季发困、秋天颓废，吃喝拉撒、衣食住行，还有疾病和死亡，谁也无力超越生理层面的存在。这一点本身就够让人灰心了，而作为女人，又额外再多几层物质性局限，比如经期，比如怀孕。那时的我还没有余心余力、也没有足够的知识储备虑及以后的生产和哺育，单是目前的“病症”就够我疲于应付、狼狈不堪了，尤其是想象自己有朝一日的啤酒桶形象，臃肿、丑陋、恐怖，简直就像噩梦。
　　真正的度日如年。我害怕，我想家，想妈妈。我不要当什么该死的妈妈，事实上，我这时最需要的人就是妈妈。同样毫无思想准备和知识准备的准父亲也跟我一样焦头烂额、七窍冒烟，终日徒劳的紧张和担忧，并忍受我乖张的性情和随时可能爆发的情绪火山。
　　终于有一天，我和紫禁城一致决定：休长假回家调养。
　　这意味着我的整个看似周密、无懈可击的人生规划被迫面临调整。仿佛因为“它”的存在，我作为我已不再重要，甚至不再有意义，我只是另一个生命的载体，“它”要生长，我只是泥土，我的存在是为了一个非我的“它”。我就这样被驱逐出了原来的生活轨道和生存环境，我不得不离开自己的世界，单独和“它”在一起，为了“它”的生存而放弃我的发展。不难想象我当时的无奈和无助。离开北京时我的体重不到九十斤，而心情则阴暗得一如逐臣贬官。
　　我向单位请的是病假。“怀孕”两个字，我怎么也说不出口。

休养生息

　　我用了很多闪烁其词的词汇，拐弯抹角地告诉父母我要回家，也试图解释和掩饰决定为何如此潦草和突然。这些都是多余，他们在第一时刻就直觉到了真相，他们的喜形于色是如此自然而强烈，倒映衬得我小题大做、小家子气、庸人自扰。这让我吃惊又自惭。
　　与我的讳莫如深完全相反，他们以最快的速度将这一“喜讯”做了最大限度地散布传播。我还在从北京往家乡的火车上，所有我认识的人和认识我的人已经都知道了。根本容不得我有机会阻止或者难堪。
　　之后，亲朋好友邻里乡亲自然的祝贺，在很大程度上帮助我接受了“怀孕”的事实，不再羞于见人。十几年前，青春发育的我经过挣扎，才敢于挺起胸来走路，如今，我也终于可以自然地挺起并不显形的大肚子了。再回过头来反省，为什么我会被教育得对自己的身体感到羞耻呢？我为自己感到惭愧，为以前的羞耻而羞耻。
　　我出现在阔别已久的校园，和所有人一样穿着棉衣，看起来没什么变化。但所有人看见的都不是我，而是我身体里的另一个存在。从进门的第一天起，SC总司令就颁布了军令n条：作息饮食，一切行动听指挥。为了防辐射，手机和电脑是绝不允许接触的，看电视有严格的时间和空间限制，就连书也不能多看，怕伤脑力和精血，只能看些孕产、育儿的书。没有SC保镖的监护，不准独自出校门，万一磕了碰了撞了怎么办？
　　总之，中心意思一条：我变成了一个培养皿、容器或者工具，我的存在只是为了盛放一个新生生命，为了这个喧宾夺主的生命，我蜕变成并不快乐的猪，每天的任务就是吃了睡，睡了吃，以及按时散步、体检，兼职陪SC厨师去买菜——老天，在此之前，我几乎从来没去过菜市场。
　　——简单介绍一下SC老妈。头发不长，见识也短，没有是非观念，政治觉悟不高。当年根正苗红的贫下中农子弟，又是吃国家粮、公家饭的国家领导人之一（工人阶级是国家的领导阶级嘛），却自甘堕落嫁给乡村中学的地主崽子。苦哈哈地分居了n多年，才把老公捞进城市。从此过上了油盐柴米的平凡生活。不好读书，求甚解。勤劳、善良、不美丽，心里装着老公、孩子、兄弟姊妹、侄女外甥，唯独没有她自己，是集中国劳动妇女传统美德于一身的超级普通老太婆，Super-common，简称SC。这个外号还有另一层含义：老太太一度迷恋电游，比如CS，但水平超滥，玩得颠三倒四的，经常无缘无故地送别人装备和能量，像非常曲折幽深的阴谋，把互联网那头的人吓得不轻，是倒行逆施的CS。
　　每次陪同SC出门，都会遭遇相识或不相识（她们认识我或我老妈）的阿妈阿婶阿姨阿婆们——不得不承认，我身边的人突然发生了结构性变化，以前因为我回家而聚起来的哥们，这次不再安排饭局，更不敢半夜约去酒吧，喝着mojito、肆无忌惮地评论跳钢管舞的色女身材。倒是以前见面只打声招呼，彼此从来不多一句话的中老年妇女，开始聚集在我的周围，她们积极、热情、主动，争先恐后地研究我的血色、传授各种经验、就孩子的性别展开辩论赛，敬岗爱业、鞠躬尽瘁。
　　尤其让人崩溃的是，她们的问题、语气、用词都是一样的，简直让人怀疑是同一个老巫婆变成不同的形象反复出现。通常的模式是这样，先用一个完全没意义的提问表示问候：“回来了？”然后没有任何实质性内容地夸我一通，反正离了家乡的人，都是“有出息”“做大事”的人。接着话题一转，自然地夸到SC，便不再生疏僵硬，开始语言流畅、神态自然：“你好福气啊，这么年轻就当奶奶了。福气都自求，是你孩子教育得好。现在的年轻人，只想着自己玩，没几个愿意这么早生孩子的。其实这个年纪最好了，对孩子好，大人也不吃亏。过了25，女人就走下坡路了。我们那时候，哪个不是20出头就……”
　　我听着这话，就像在骂我。过早地背叛自己所在的那个青春世界，弃明投暗，叛变到一个妇女们构成的混浊俗世。这个想法让我心生悲怆，我是女版的吴三桂？
　　夸奖和怀旧、感慨世事之后，才算进入正题，开始了漫长的谆谆念经：“怎么这么瘦呀，一点都不像三个月的。”
　　“要多吃水果蔬菜”
　　“不要再吃辣椒了”
　　“发狠吃”
　　“多出来走走，生的时候就有力气了”
　　“不过晚上莫出来，怕撞邪”
　　“电视少看点”
　　“不能打手机”
　　云云。千篇一律，万遍也不腻。
　　我陪笑又陪时间，应付：“一定一定”、“是的是的”、“好的好的”、“对对对”、“知道了”、“是呀”、“嗯”、“啊”、“哦”、“呵”、“哼”。
　　陪同我出行的SC则热心地回答：“是啊，她总是不肯吃。”或者请教：“您老人家说她要补点什么？”这样每每能聊上半天。从家门到校门，三分钟的路，不断被堵截或围剿，半个小时也走不到……这样的录音每天放上七八次或十多次，成了我生活的常态。
　　生活就这样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我的周围弥漫了浓烈的人间烟火气，让人窒息。开始当然是不习惯、也不耐烦。但一段时间后，我开始清楚地意识到，自己确实进入了另外一个完全不同的世界，或者说，进入了这个世界的另一个维度。那是一个我以前完全无视其存在、而且一无所知的维度。在世界的那个维度里，自有一套特别的时间概念、行为准则和价值观念，活着有什么意义？钱怎么花才值？什么样的人是朋友？应该如何待人？如何承担命运和报应？还有更具体的，该不该原谅婚姻中的出轨？什么样的画是好看的？谁和谁为什么没有孩子？什么食物保胎？什么颜色辟邪？
　　有时候，她们讨论的是我从来不想的问题，有时候，她们对问题的看法和观念完全出乎我的意料。
　　这个维度的世界充满琐琐碎碎的家务事，活在其中的人显得细微和具体。这是一个没有陌生人的纬度，小超市的老板娘、卖白菜的老汉，大家都是“熟人”，一边挑东西一边问问媳妇贤否、孩子乖不，人和人是密切的，生活是透明的，你家里的事，所有人都知道，同时，你也知道所有人家里的事，大家都认为互相知根知底是天经地义的事情，想要找谁便直接去敲他家的门，任何人都可能直白地评价你的体型和衣着，或者直接问“你每个月挣多少钱？”，而你绝不能用“几千吧”敷衍过去，到底是三千还是七千，一定要交代清楚，至少精确到百位，否则就是不够真诚……
　　另一方面，不知不觉中，我离开了这个世界我所熟悉的维度：起床第一件事是看日程表；掐着时间赶车上班；为出席不同场合琢磨穿什么衣服；习惯于递名片、握手和饭桌上的觥筹交错；谈话从籍贯和毕业学校开始；和“小资”同事逛SOGO、吃饭就AA；见任何人都预约时间；买880元的vip票看法国巴黎歌剧院的芭蕾；去超市先开列购物单；有困难的时候找专业公司而不是朋友；很清楚什么是隐私和谈话的雷区；即使亲密的朋友也难得去人家里（因为大家都还没有家），与朋友聚只在酒吧、茶馆和餐厅……
　　世界如千层饼一般在我眼前打开，撕掉一层，下面还有一层，同一张饼，却是不同的色、香、味——世界原来这么纵深、丰富和斑驳。而在此之前，我自动屏蔽掉了世界的很多维度。不能说这些维度是我生命的必然过程或必须经历，但有了这样的变数，世界从平面成为立体，我的生命因而变得丰富和灵动。而所有这些变化，都是那个对我来说还不存在的孩子带来的。
　　那一段日子是慵懒而闲适的。体型没有太大变化，妊娠反应也渐渐消失，我基本上感觉不到“它”的存在，似乎只是在休一个长长的假期。整个家庭的运转都以我为绝对中心，父母都尽量小心翼翼顺着我的心意，担心引发任何不良情绪，影响胎儿健康发育。回想起上一次这样“我是太阳”、“唯我独尊”，是在我高考的时候，已经恍若隔世了。
　　我在一定程度上利用了这层没有太多道理的顾虑，发扬光大了自己懒散懈怠的优良传统。回家时，我尚且习惯性地带了几本宗教哲学的英文书，准备考试。最初是被SC间谍兼警察强行悉数没收，到了后来，就是我自己也懒怠看书读报了。偶尔，在一个冗长的闲极无聊的午后，我也会有所警觉和恐惧，担心自己在这碌碌无为中沉溺淹没。但人的本性和水一样，是向下的，很难有人能在伸一个惬意的大懒腰当中停下来，而我确乎已很放纵自己，有点真气尽泄、疲软无力的味道。有时我甚至会觉得以前的凌云壮志其实没多大意义，现在这样心灵的宁静，灵魂深处的愉悦，也是至高至贵的。充满战斗和竞争的人生、世俗所谓的“成功”，并不是人生唯一的价值。
　　我在无所事事中开始漫无目的的遐想和回忆。记得自己在中学和大学时，看到大人们的人生历程和生存状态，心中很是怜悯和不屑，我发誓自己要完全不同的、超凡脱俗的一生：要成就一番大事业，“天上一轮才捧出，人间万姓仰头看”，“好是五更残酒醒，耳边闻唤状元声”。要有一场惊天地泣鬼神、没有结局的爱情，因为它总是与某项伟大事业或民族利益相冲突。也会独步走天涯，也会做单亲妈妈，也会有一个丁克家庭，总之，什么奇迹都可能发生，怎么惊世骇俗怎么来。
　　可事实上，我在最平常的年龄结婚，又在最通常的时间受孕，从事一份最平常的工作，有着最日常的情感、体验和欲求，和绝大多数人没什么两样。没有“春风得意马蹄疾，一日看尽长安花”，也没法“却忆金明池上路，红裙争看绿衣郎”。
　　也许人生就是这样，当年的翩翩少年郎，“骑马倚斜桥，满楼红袖招”，意气飞扬，指点江山，图的是宏图伟业、俊郎红颜。但光阴似箭，白驹过隙，总有一天如梦方醒，恍然间人生已过半，以前构想之种种，能实现的和永不能实现的，都已经桩桩件件落到了实处，落到实处，是白色，霜染双鬓。
　　高中时曾偷看一个亲戚的日记，里面写到大学校园生活的趣事和理想，工作之初的憧憬、努力和困惑、艰难，谈恋爱时的快乐、浪漫、层出不穷的摩擦、幽怨、赌气与和好如初。可写到结婚，便嘎然而止了。她坚持了十来年写日记的习惯，被婚姻切断了。我当时很是震惊，因为现实生活中的她，很是懒散庸俗，至少在我眼里是这样，万想不到她也曾经飞扬和灿烂。于是也很是感慨，心想，人长大后，真是很容易堕落，就这样一下子庸常了，失语了，消沉了，没有激情了，无话可说了，悠悠扬扬的琴声，正铮铮玉落，一时弦断，干干净净，连一声余音都没有。
　　当年的感慨犹在心，不经意间，已到了自己弦断的时候了。
　　真奇怪，怀孕居然可能改变人的人生观和价值观。我突然被抛进另一种生活方式，从难受、到接受、再到享受，蓦然回头，才发现以前的生活并非天经地义，绝对唯一。
　　是的，整个人的观念和精神都在发生微妙的变化，我开始习惯与人谈论孕、产、育之类的俗事话题，不再反感闲聊扯谈、家长里短（这原本是我最痛恨的东西），我听到了很多人间琐碎而真实的故事，知道最普通的市民是怎么生活的，并油然生出对平凡人情感和生命的尊重和敬意。我坐在那些中老年妇女中间，沉溺于各种絮絮叨叨又绘声绘色的叙述，由此真正理解到，人和人是平等的，不同的生存方式和生命形式也是平等的，本自没有高下之判、尊卑之别。每个人都有欲望，每个人都有尊严，每个人都有存在的理由，每个人都有可爱的一面。
　　有时，我会突然生出一种冲动，想拥抱和亲吻面前这个或那个满脸皱纹、缺了三颗牙、正罗罗嗦嗦面授机宜的老妇人，我会猛的抬起头来，看到天原来那么的蓝，那么的高，那么的美，环视四周，每个人都那么的可爱，我真想拥抱每个人，拥抱全人类，因为他们和我是同类，因为人是这么的可爱，世界是这么的美好。生活着原来可以如此美好。
　　当然，我内心深处依然顽固地坚持着，不让自己完全混迹于唠叨着传播小道消息的妇女行列中，小心地保护着自己的精神独立和心灵敏感度，以免自己对自然、生命和世事浑噩迟钝。
　　另一个巨大的吃惊是，我简直不能想象，为一个新生命的来临，要做那么庞杂的物质准备：我能想到的婴儿帽、衣、裤、袜、鞋、尿布、被褥，我想不到的水温计（给婴儿洗澡时量水温）和软尺、简易秤（量婴儿的身高体重），定制改装婴儿床、裁剪缝制配套的蚊帐、挑选玩具和童车、搬家具、搞卫生、腾出空间、布置房间、刷墙挂画、洗洗涮涮、收集婴儿洗澡用的中草药。SC老妈妈每天还为我制定菜谱、配营养餐，剩下的时间，她抱着《孕育必读》、《怎么坐月子》、《新生儿常见病诊断及治疗》一类的书，仔细研读，并分门别类做笔记，提前开列出长长的月子菜谱来。
　　SC坚持不让我插手这些事，后期甚至禁止我陪她买菜，怕街上和市场里空气不好、噪音太大，只允许我在校园里散步。我看着她忙碌张罗，完全难以想象，当年父母两地分居，物质又那么匮乏，她是如何独自抚养多病又淘气的孩子。
　　必须承认，在整个休养过程中，我想到孩子的次数很少，即使与人谈论起，也像在说一件不相干的事、一个不相干的“他者”。在整个孕期，“母恩如山”才是我最大的感念，而我仍然是女儿心态。我也喜欢整理婴儿衣物，是因为那么小小的衣服、小小的鞋，如同工艺品或玩具，好玩得紧。我奇怪自己竟然没有在这些物质准备中，自然地生出母爱来，或许我是个冷血硬心肠的女人？没有柔情、温情和爱的能力？这种怀疑让我隐隐地忧虑，不能理解也难以原谅自己母性的麻木。

马斗全

　　中华书局出版的“历代史料笔记丛刊”，多有史料价值，甚令人爱读，所以本人多有所购。20多年前，曾购“清代史料笔记丛刊”之《不下带编  巾箱说》，清人金埴撰，王湜华点校。此书颇可读，只可惜整理未佳，点错、标错乃至释文错讹者较多。明显的错讹如，某人诗之“止水与叠山，只争死先后”两句，点校者不知“止水”（南宋江万里，投水而死以殉宋）、“叠山”（南宋谢枋得，拒元绝食而死）为人名，故未标专名线，而作两词语，叫读者如何理解？更不该错的是，将唐代名诗人“李义山（即李商隐）”三字分作“李义”“山”来标。又因不知“沧柱”系仇兆鳌（以详注杜诗出名）之字，而断作“仇沧柱、兆鼇”（人名之字，“鳌”也不当用“鼇”），成了两个人，类似于已传为笑谈的某学者不知曹植为陈思王而将“陈思王植”断作“陈思”和“王植”两人。就连本不难断句、标点的骈句、对联，有的也竟弄错了，令人甚感诧异。读时也就只好将发现的错讹为之改正。一本不厚的书划改了许多处，读起来总觉不舒服。
　　近偶从网上获知中华书局2008年6月又出了该书第三次印刷本，想其距第一次印刷已26年，错讹应予改正了吧，就从当当网上书店购了此书。书到手后，看到果真在原纸型上挖改了许多处，自然感到欣慰。而闲来翻读，方知出版社或曰点校者未发现未挖改的错讹，仍还不少，上举“李义山”、“仇兆鼇”之错，便依然未改，“止水”、“叠山”的专名线，也看不出已加上，“止水”、“叠山”，一般读者也仍然只能当作两词语来读。掩卷不觉复又多感。
　　如今虽说是无错不成书，但整理的古籍，不同于寻常之书，实在不应该有这么多的错讹。这里但以《不下带编》为例，仍存在之错讹，各类略举数例，并略为订误。
一、 断句之错。
第16页谈“却道心肝不带来”：

　　此用《法苑珠林》“我心留在优昙婆罗树上，寄著彼结交名利场”者，孰是心肝带来者耶！
　　
　　“寄著”下读，则该句不可解，应上读。“我心留在优昙婆罗树上寄著”见《法苑珠林》。所以此处应标作：
　　
　　此用《法苑珠林》“我心留在优昙婆罗树上寄著”。彼结交名利场者，孰是心肝带来者耶？
　　
　　同页：
　　
　　公曾阅《渔洋山人集》，以札报谢云：“于论文谈艺中，见吾心不欺之学，公讲学，故云然。”不欺二字，实谈艺家根柢也。
　　
　　读王渔洋集而对其说“公讲学，故云然”，成何语？两“公”字，均谓该条所谈之魏象枢也。又，“渔洋山人”为王士禛之号，其诗文集并不以《渔洋山人集》名之，所以此处应标作：
　　
　　公曾阅渔洋山人集，以札报谢云：“于论文谈艺中，见吾心不欺之学。”公讲学，故云然。“不欺”二字，实谈艺家根柢也。
　　
　　第18页：
　　
　　僧乃挂芒屩一双，于方丈前题诗而去云：“方丈前□草鞋……”
　　
　　中华书局“唐宋史料笔记”之《鹤林玉露》乙编卷一亦记此事，僧之题诗为“方丈前头挂草鞋”。可知此处应标作：
　　
　　僧乃挂芒屩一双于方丈前，题诗而去，云：“方丈前□草鞋……”
　　
二、 专名线，多有错讹。
　　本书开篇“长安”二字，不作地名，后面有时又标作地名。“江东”标为地名，“江南”则只标“江”为地名。“甬上”、“越上”，标作地名，“吴下”、“辽左”，则只标“吴”、“辽”为地名。“邗上”指邗沟岸上，标作了地名，而真正为地名的“二十里铺”、“上林”、“山阴”、“苍梧”等，却未标专名线。同一段文字里，“晋史”标书名号，“晋书”却专名线，亦殊可怪也。
三、 释文之错。
　　上举断句、标点之类错讹，有些读者还可以自作理解，自行乙改，后人亦可另行标点，而释文之错，最可痛惜。因为此书据手稿整理出版，别无他本，人们得见者惟此本，万不可释错了字。所以释文之错，不妨多举几例。
　　第8页，“盖南谿恃南岳未游”，“恃”字不可解，应为“特”之误，该句是说自称“五岳游人”的郑南谿尚未游南岳。
　　第30页，“时仪以鬻文获财”，“仪”字为“议”之误。此处批评韩愈、李邕语，见《旧唐书·文苑传》。
　　第55页，“刘颁、贡父诗话”，同“仇沧柱、兆鼇”，一人点作了两人。刘颁字贡父，亦宋代名人。又所引刘颁诗话关于依韵语“用在一韵”，“用”字系“同”之误，此四字见刘氏《中山诗话》。
　　第79页，“一身无倚处”，“处”字下所注之“七”字，应为“上”，金埴精于声韵之学，是说此“处”字读上声。
　　第93页，王晞语“充诎少持，鲜不败绩”，“持”为“时”之误，王晞语见《北史》、《北齐书》。
　　第94页，“白金一挺”，“挺”应为“铤”之误。铤，五金锻为条朴者，白金一铤，即白金一条，如《聊斋志异》卷八有“一美人置白金一铤，可三四两许”。同页，“齐已《茶诗》：甘传天下口……”“已”为“己”之误，齐己为唐代著名诗僧，“甘传天下口”见《全唐诗》卷八百四十三，题为《咏茶十二韵》。
　　第96页，“开元时史育自荐能诗，赋《除夕》诗曰五步之才。”“育”为“青”之误。史青自荐能诗及其除夕应制诗，见《全唐诗》卷一百一十五，题为《应诏赋得除夜》。还有，《全唐诗》云史青此首“一作王諲诗”，则此条之注“后人误以为王涯”之“涯”字，亦或为“諲”之误。以上《茶诗》、《除夕》，并非两诗人诗题，只是后人行文时之称法，严格讲来，不应该标书名号。此为小疵，顺便谈及。
　　第110页，“诸广文环待”，“待”为“侍”之误。“环侍”，多见于古文献。
　　第117页，“数声欵乃”，“欵”为“欸”之误，应为“欸乃”，此词古诗文中甚多见。“欵”（即“款”），与“欸”字形近，而其义相去甚远。还有同页的“西冷吴子”某，“冷”为“泠”之误，况其下又有“西泠名流”语。
　　以上所举之别字，或金埴先生偶有笔误，多数应为整理者因形近而误认。笔者不得见《不下带编》之手稿，但凭臆断耳，或有不确者，还请谅之。此书已印至25200册，可知有不少读者。而释文出现诸多错讹，如何对得起众多读者。金埴在该书中有“多恨坊刻讹书”语，他所撰此书不是“坊刻”，而是中华书局出版，却也多有讹误。九原之魂，谅难安也。
　　古籍整理，诚非易事，既要相当水平，更要极端负责。我们不能要求点校者水平很高，但认真负责精神却是必须的。整理该书时若能不惮吃苦而多查阅有关典籍，必能减少许多错讹。希望中华书局以后再版此书时，能尽力改正错讹。

刊于中华读书报2009年3月11日第10版

——编者

　　“学术交流”不是随时都在进行吗，怎么成了一个话题？如果我称中国学者缺乏学术交流，可能持异议者不少。不过，此处所说的学术交流，是指学者在发表论文或出版专著前，进行充分的内部交流，即相互提修改意见、增进作品质量的过程。学术交流的目的，就是对自己的作品反复切磋修改。在中国，学生向老师、资历浅者向资深者请教（注意不是“交流”），倒并非鲜见，但有一定资历学者之间，甚至在本单位内也交流甚少，遑论更大范围内切磋。国内一位朋友不无尴尬地告诉我，请人来开讲座，教授们都不来听，只能靠学生扎场子。同行能读到他们的研究，多是已发表之后。稍具名气者，便开始闭门造车，有点唯我独大的飘飘然，认为自己的东西乃金口玉言，不再听人意见并反复推敲修改。一些名家，编辑约稿催稿应接不暇，哪有时间斟字酌句、仔细掂量自己的东西。学术研究有如流水线，写出即发，倒也短平快，可惜没时间深思熟虑。著作倒是渐次等身，不过学术分量则成反比。

　　西方的学术风气和习惯则不大一样。学术作品正式发表和出版前，非经许多人提意见不可。以中国研究为例，每年的亚洲研究年会便是一个交流的极好场所，学者无论新老，把自己的粗糙半成品在大小会上宣读、散发，不管是不是“方家”，皆求指正。一个单位的同事，更是近水楼台，相互切磋，不同的研究领域，有时反而更有出奇不意的启发。我的系只有我一个单挑中国史，但从不妨碍与同事间的学术交流。我们有不定期阅读小组，一有新作，便先传阅，哪怕被说得一无是处，也乐意洗耳恭听。记得我刚到学校上任不久，一次请一个研究美国史的同事看《街头文化》的一章，敬请斧正，不想退回来的稿子真是行行见红，惨不忍睹。以至另一个老教授悄悄告诉我，这是他的风格，在稿子上不杀它个血淋淋的誓不罢休，所以大家已见惯不惊。其实我发现，他的见教对我帮助尤大。《街头文化》一书英文版，经过了多次脱胎换骨般的修改，不算在电脑上的数次大动干戈，仅全书印出来的修改本，便不下十五六稿。中文版问世后，成都有私人博物馆托人说要买那堆烂稿子，只可惜没远见，早送去了资源回收，错过了发财的好机会。我刚在斯坦福大学出版的《茶馆》一书，修改四年，其间众多学者耳提面命，在国内外亦利用二十余次演讲该主题之机会，听取大家高见。稿子每从头到尾大改一次，我另存一份电脑文件，等书最后定稿，数一数，好家伙，整整十二个版本！虽然不能说我对本书完全满意了，但最后与最初版本相较，真是有天壤之别！其实，我在美国的写书出书经历，并非是个案，而是西方学术界一个很标准的运行过程。

　　日本学者的学术交流也做得有声有色。几年前我在东京大学作研究时，发现一到周末，便有不少同行或学会开办的各种形式的研究班，新老学者共聚一堂。就近踊跃参加不提，远的不惜从京都大坂自费乘新干线来东京参加。我经常出席这类活动，所学甚多，对日本学者塌实认真的态度印象甚深。好友孙江从东京大学已毕业数载，早自立山头，在日本打下了一片天地，名声在外，照样隔三岔五从名古屋赶来，到东大出席老师并木赖寿主持的中国秘密社会资料解读班和其他类似活动，晚上则到我白金台东大宿舍的小屋促膝长谈，困了就打地铺。风尘仆仆，孜孜不倦，令人钦佩。

　　与学者不断切磋，反复修改稿子，当然费时费力，因此学者必须要沉得住气，抗得住功名利禄诱惑，可能历时经年，从黑发始，则白发终。虽然一时落后于人，但长远来看，却是千值万值的。以美国关于中国历史的几本得奖著作为例，可见一斑。哈佛大学教授孔飞力关于太平天国的博士论文1970年问世，1990年才出版第二本专著《叫魂》。得州大学教授路康乐，1975年关于广东辛亥革命的专著问世，直至2000年才出版了《满与汉》。上两书都获列文森图书大奖。哥伦比亚大学教授曾小萍1984年便出版了其成名作《知县的银两》，但其《自贡商人》到2005年才见书，获费正清图书大奖。以上三书，都集二十年以上的学术探索，种种甘苦，只有他们自知。当然，有的美国学者过于郑重，则付出不少代价，例如密歇根州立大学的韦思谛教授（原《20世纪中国》主编），知识渊博，学问扎实，是我的良师益友。他在美国中国近现代史学界声誉很高，但惜墨如金，不肯轻易发表东西。他以毕生精力撰写关于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专著《高地的革命》，我1990年代初到美国时，他就差不多写完了，但不断修改，直到2003年才最后交出版社。2004年我在美国亚洲研究年会上见到他，祝贺他书的广告已出，但他却告诉我还要耽误一段时间做进一步修改。不想该年他便骤然去世，生前竟然没能看到自己的心血出版。但是，美国的同行们都相信，这本书已经堪称传世之作。

　　因此，在中国目前的学术风气下，重提过去“一本书主义”，倒再也不算老生常谈。我喜欢对国内朋友说这样的话：“宁出一本一流著作，不出十本二流著作。”改用刘禹锡的话，便是说“书不在多，有质则灵”。好著作都是深思熟虑之作，不可能是急就章，不可能是闭门造车，哪怕是个人著作，也必须要集思广益。说实话，如果中国目前人文社科的著作和文章，能够减产百分之九十，对提高学术质量是有益无害。高产低质，虽图一时之利，但很快被人扔到了爪哇国，心血岂不白费？我知道，这番话是站着说不嫌腰痛，哪知国内同行的苦衷！目前普遍实行量化管理，把学者推进“利海”去沉浮，急功近利也是不得已而为之。十年磨一剑的学术氛围不再，要不，剑尚未磨出，饭碗已被敲掉。不少朋友担忧，如果长此以往，中国之大，恐怕真会“放不下一张平静的书桌”了。　　

    刊于中华读书报2009年3月11日第10版

《妈妈成长记》，陈洁著，福建教育出版社2009年1月第一版，29.80元

陈洁

　　20年前，我去一所省重点中学报到的前夜，父亲很认真地跟我谈话，说古时候的女孩子“及笄”即成年，可以嫁人了。你现在小学毕业，就算长大，今后要学会自我承担。我点点头，感觉自己脱胎换骨当了成年人。
　　那一年，我11岁。
　　其实那一天并没有划时代的意义，之后我照例撒野、犯傻。但是很奇怪，从那以后，我每年都能认识到自己以前是多么地不成熟，每年都发现自己“这回是真的成熟了”。这种状况一直持续到……今天。
　　这似乎是一件羞于启齿的事情，成长是个太青涩的词，从成年人口里说出来，总有不成器、不懂事的耻辱。可我们说的成人，到底是什么？从周代开始的冠礼、笄礼，到今天的中学毕业生成年礼，都是一个仪式，监护人通过这个仪式把孩子交还给他自己，从此孩子长大成人，自主、自立、自由，可以喝酒、抽烟、拿驾照，但需要挣钱养家，做错事不能用一纸检讨书抵消，杀了人会判死刑……但这只是成年，外在的标尺和硬指标。成熟却事关心灵和心智，不是法律的一纸公文可以界定的。
　　一般人所谓的成熟，多少总意味着世事洞明、人情练达、谙熟人际的微妙、洞察并参与潜规则的运行。它有时是贬义词，表示老于世故、圆滑狡诈、老谋深算、不可信不可靠；有时又是一个恐怖的词，表示天然不再，童真不再，自由不再。贾政就说“成人不自在，自在不成人”。而他自己，也不过是假正（经）。
　　但除了这些，或许还有别的？从内心往外散发的稳健风范和做派，心态的雍容和淡定，开始脱离单薄的愤怒，把激情转化为静质柔软却绵绵不断的力量，如同熊熊烈火压成隐忍的炭火，变成一个高贵而宽容的保守主义者……你总该知道，炭火的温度比烈火高得多。
　　真正的成熟在内心深处完成，与年龄和现世状态无关，它需要成长的过程，而成长需要契机，就像草木生长需要阳光雨露。一个人的成长，需要借助不同的机缘、从不同的维度展开：职场上、爱情中、婚姻里。你身边的人：恋人、仇人、恩人、同僚、上司、下属、擦肩而过的人，都可以成为你发现自我和成长的契机。而对于女人来说，还有极重要的一个契机和维度，就是身为母亲。
　　这就是《妈妈成长记》出生的原因和背景。
　　我在这本书里想记录和表达的，不是一个女人成长为合格的妈妈，而是一个人借助于妈妈这个维度的自我成长。书里似乎有相当篇幅在炫耀一个高明的母亲如何教育孩子，充斥着所谓的育儿经验和教育理念，以至于一个见微知著的朋友嫌厌说，你又露出那副教育者的丑恶嘴脸了。不，其实我真正说的是完全相反的东西。当我发现流行的“分给我吃点儿”的逗孩子方法，其实是一场中国特色的道德测验时，这是我智识的成长；当我从孩子的坏脾气中看到自己暴虐的折射和后果时，这是我情绪的成长；当我和孩子互相鼓励着，不用全部的生命去追随领导和老师的表扬时，这是我心智的成长；当我和孩子一起看自然和人间时，这是我的慈悲和谅解在生长。所有这些貌似我对孩子的教育背后，都是一个女人逐渐认识自己、发现自己、反省自己的过程，是一个成年人的成长。
　　感谢孩子的光芒，照亮了我的灵魂，帮助我认识了自己，并且成长。我虚荣吗？自私吗？冷漠吗？敏锐吗？有才华吗？富于同情心吗？心态很贵族吗？有幽默感吗？快乐吗？知道自己快乐吗？我需要什么样的爱？我理解人生和死亡的意义吗？我在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想要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
　　要感谢生命中每一个曾经有意无意刺激我思考这些问题、从而协助我成长的人，而孩子，排在这个长长名单的前几位。我记录了第一次知道自己怀孕后，从心理上的不接受，到社会角色的调整，从气急败坏地难以胜任母职，到自我感觉良好的得心应手，直到今天，埋藏在甘之如饴背后的深深惶恐。孩子让我明白了很多，那些曾经被淡漠尘封、被成见蒙蔽、被世俗冻僵的思考，在心底里发芽、生长。我祈愿它长成参天大树，浓密的树荫蔽护我风雨飘零中的灵魂。
　　我喜欢自己写的这一段话：“对我来说，做一个母亲是一个艰难和温暖的成长过程。母亲是在孩子之后出生的，孩子降临了，一个母亲才开始成长。这是一个漫长的化学反应，一个不可思议的奇迹。我和孩子一起编织我们彼此交错的命运和历史，他走向成人世界，而我走向一个女人生命的深处。
　　“他为我开启了一扇幽秘的山门，并成为我生命中一条纵深的道路，沿着他，我溯游而上，抵达了女人最深的源泉，发掘了自己的母性、生命的悸动、人性的幽深。一路走来，所有的艰险和宝藏，都是过去的我根本不能想象的。人不可能知道自己不知道的东西。如果我没有孩子，我甚至不知道自己损失了什么，有了他，我才知道自己得到了什么。他是生命给我的过于慷慨的馈赠，每思及此，我都会感激得流下泪来。
　　“这个世界充满成人的声音，他们炫耀自己教育孩子的经验和成果，好像画师夸耀自己的作品。殊不知，不是画家运用颜料决定了画作，而是这个世界的色彩决定了画师。孩子们塑造了一个个母亲和父亲，如此伟大的劳作却默默无闻。我在这里要记录和纪念的，是我毕生最重要的成长史：我被孩子雕刻的过程。这个过程刻骨铭心，弥足珍贵。”
　　年过三十，还能自觉地成长，是一种幸福。我见过很多二十出头就高度成熟的人，他们努力工作、拼命追求、大踏步地勇往直前，具有我相当欣赏和向往的勇气和力量，但他们中的一部分，从不问前进的方向、不追问意义、不关心任何终极的存在，他们只向人最多的地方冲，将最多人在抢的东西抢到手。绝不浪费时间稍作停留，照顾一下自己的灵魂、反观自己的心，甚至没空检点一下战利品。他们有他们存在的方式，只是我不愿意成为这样的人。
　　具体到与孩子相处的问题上，我见过公然教孩子用武力解决问题的母亲，在大街上一边声如洪钟呵斥孩子、一边吐痰的母亲，逼着孩子现在吃苦上苦将来作人上人的母亲，埋头苦读“我送儿子上哈佛”和“天才儿子学习经”然后在自家试验田里耕耘不息的母亲，为了给孩子抢时间而插队、闯红灯的母亲，以及当着孩子的面上演格斗的夫妻。她们总让我心惊肉跳。
　　有太多的父母（包括我），自己尚需成长，却被上苍和社会赋予了培育和监护孩子成长的特权。人真是一种不完美的动物，因为十三岁就能生孩子，却三十岁未必真成熟。这大概能解释世间很多问题。
　　当然，人生是忙碌的，女人尤其如此。工作、家务、为父母预约医生，接送孩子上学习班，这些已经够忙的了，剩下一点时间，逛街购物做美容，还有闲心来管什么自我成长？
　　可是，就算只是为了孩子好，在检查完他的作业本和试卷后，哪怕花一秒钟时间，抬头看看他的表情，不行吗？再花一秒钟时间，默想一下孩子的心灵，不行吗？要知道，这个心灵，直接通到母亲自己的心灵。
　　所以，真正的可怕是，不成熟的成年人，却可以以成年人的名义或借口，堂而皇之地拒绝心的成长，心还没长饱满，已遍布皱纹，沟沟壑壑填满蒙昧、懵懂、世故和随波逐流，以至于一生都与成熟无缘，并且成功地成为孩子成长和成熟道路上的绊脚石。
　　成年人为什么要羞于成长呢？少年得志功成名就者，每每在一个突如其来的倒栽葱跟头后，才第一次开始成长。又有多少成年人是通过离婚开始反思和自我成长的？托尔斯泰八十出走，是因为他还有困惑和困扰，还需要成长，而他身边的人，都已经停止生长。一棵树长大了，要漫出培养皿去。
　　成熟是需要用一生完成的功课，它是动态而非僵死的，渐行渐远，愈走愈高。也许所有的人，都应该知道自己需要成长、正在成长，并且能够持续成长，就这样一直成长下去。妈妈在成长，我在成长，并祝福世间所有的人，能赶在死去之前，成熟。

                         
    一切要从头说起。我还没做好任何物质和心理准备，就糊里糊涂地结了婚，更要命的是，第二年就有了孩子。心态还停留在恋爱的女孩，身份已是准妈妈。这一落差造成了很多问题。而作为中国第一代独生子女，独断、霸道、任性的毛病在所难免。有了这两条，百般毛病都酝酿了。
　　首先是心态。用老妈的话说，我哪像个做娘的样子。不仅决无中国传统母亲的经典造型：牺牲自我、吃苦耐劳、勤劳节俭、克勤克俭、任劳任怨，而且还跟儿子抢零食吃、争电视看、赌气、吵架、打架，不高兴的时候逼他就范，高兴了就戏弄他来取乐。结果儿子才2岁，就学会了一个骇世惊俗的词：调戏。造句是“为什么大人总喜欢调戏小孩？做小孩真没意思。”
　　不熟悉的人看到我常说，哎呀，你这么瘦，是带孩子累的吧。我就笑，说，不是的，带孩子好玩着呢，就跟养了只小猫小狗似的，一点也不累。确实，成了母亲之后，我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带孩子时都摆脱不了“好玩”的游戏心态。孩子是我的宠物。
　　最常玩的花招或游戏是：我开罪他以后，又故意要他亲我，他理所当然会拒绝；或者我问他更喜欢我还是爸爸，他当然也毫不犹豫地选择爸爸；或者我故意若恼他，等他气急败坏地说：“妈妈走开！”时，我便慢悠悠掏出某一超级具有杀伤力的零食，慢悠悠道：“那……这个就不给你吃了”，或者“我到动物园玩去了。”
　　他自然后悔得肠子也青，脸也青，只有眼睛发红。我观察那小人儿内心的斗争和挣扎：既想坚持原则不理我，又经不起诱惑。在坚定和背叛之间游移，那样子很好玩。有时候，这个小倔头会忍痛不理睬我，有时候，他实在抵挡不住吸引，最后会妥协、会主动示好、改口央求我，同时默默的接受我的奚落：“咦，你不是要我走开吗？怎么又不硬气了？”我大获全胜地嘲笑他，再洋洋得意地“施舍”，有种征服的快感。
　　结果是，我最后抛出的诱惑越大，他的“痛苦”（或是欲望不得满足的痛苦，或是自相矛盾被嘲笑的痛苦）越深。而我是永远的赢家。
　　这样的游戏几乎每天都要演出好几回，我乐此不疲，渐渐的，小秒针拒绝我的次数比妥协的次数越来越多，他跟我也越来越不亲热。他常常会气恼的说：“妈妈是个坏妈妈。”我再用棒棒糖诱惑他改口说：“妈妈是个好妈妈。”在最初的几年中，我并不认为小秒针和我的陌生甚至敌意是什么大不了的事情。
　　现在回想起来，那“逗着玩”里有极可怕的东西。印象极深的一次，他突然一反常态，无论如何也不肯屈服，强硬道：“给我吃！”我自来吃软不吃硬的，倔脾气也上来了，就是不给。僵持久了，惊动了“高层”，老妈冲过来，从我手里夺过食物给儿子，他竟坚决不吃，只嚎啕大哭，把他平时最喜欢的食物摔在地上，一声声狂喊“坏妈妈！”“坏妈妈！”“我不要，我再也不要理你了！”
　　他大发脾气，手脚乱挥乱蹬，又叫又哭，掀凳子撕本子的闹了好大一会儿，几乎哭瘫了，也裂了嗓子。从那以后，他真的再也不喜欢吃那种零食了。
　　那天他的反常反应给了我极大的刺激。我突然意识到，我伤害到他的尊严了。为了吃点东西，他必须放弃自己的尊严、放弃自己（讨厌我）的立场。或者背叛自己换取食物，或者放弃食物损害自己。欲望和尊严，食物和人格，二选一，残酷的游戏。我想把孩子培养成为了生存卑躬屈膝的人、出卖自我的人？或者诱惑成唯利是图、见风使舵、没有原则、有奶就是娘的势利小人？
　　那一次之后，我就醍醐灌顶般顿悟并认定了自己的角色。孩子不是玩具或宠物，我也不是顽童或孩子。他和我一样是完整的人，而我是母亲，对孩子的人生负有责任。说来惭愧，我大学毕业了还不喜欢被小孩叫成“阿姨”，潜意识里赖着不肯长大。直到那一刻，我才面对了自己的成长，实现了角色转换。
　　由此，我进入为人母的第二个阶段，我终于不再“玩孩子”了，开始认真精心地扮演母亲角色。情况却更糟，他对我的敌意越来越深，我对他的不满和失望也越攒越多：他磨蹭、懒散、柔弱、怯懦、从不挑战自己、没有男子气，有困难就畏缩哭泣，被拒绝就屈服沮丧。我从小是孩子王，振臂一呼，周边几个单位院里的孩子应者云集，而他总扮演“跟屁虫”、“跟班”、“喽啰”一类的角色；我打架、爬树、上屋、翻墙、揭瓦、掏窝，无所不能，他连跳绳都不利落，动不动就自称“恐高”……一大堆毛病，没有一丝匪气、野性和霸气，一点不像我。
　　我决定好好磨炼磨炼他，逼着他爬软梯，一定要爬到最高。他爬到半空，四肢僵硬地吊了十几分钟。路边老太太见了都责怪我冷血，“孩子是你的吗？”，儿子顺势滚下来软梯。我冷着脸说，今天若不爬上顶去，我一定遗弃他。他哭着追我，死命拽我胳膊，说，那我爬，我爬还不行吗？破釜沉舟、哀兵必胜，这一次，他成功了。我乘机大声喝彩，他笑眯眯的昂了头，说，我还能再爬一次！我逼着他在规定时间内完成作业，时间一到就不准再写，哪怕明天被批评。逼着他自己清理书包，出去旅游自己收拾公交卡、换洗衣物。缺了东西，牙膏都不借给他用。
　　一段时间下来，儿子明显有了改变——坏的改变，他确实能干了，却暴躁、易怒、没耐性，动不动就皱着眉大喊大叫，手工稍不顺利就往地上砸。“烦人”和“倒霉”成了口头禅，总带着怒气和怨气说话。他一发作，我就吼他。最后总是以我的咆哮和他的屈从结局。
　　第二次蜕变也缘于一次冲突。照例是他怒我骂，我厌恶那张暴怒的苦瓜脸，正要加倍发威，莫名地心下一动，摸摸自己的额头，好大一个硬疙瘩。再摸摸脸，处处紧张僵硬。猛然醒悟，孩子就是我的镜子，我看到的这张烂脸，跟自己的臭表情一模一样！他所有的坏性情，都是我耳提面命“教”的！
　　我开始修炼内功。只有把自己做好了，才能扮好别的社会角色：母或妻。我一点点调节自己，有意识地缓慢低声说话，感觉火气往外冒了就自动退场灭火。每有不顺眼的就想想其反面。柔弱的反面是重情，畏缩的反面是谨慎，琐碎的反面是细致。我近似自欺欺人地反复告诉自己，其实这个小家伙挺好的，什么都好。心理暗示绝对是有作用的。慢慢的，我就真觉得他什么都好了。凡我认为不好的，换着从他的角度一想，也统统能理解和原谅。我以前的一切愤怒，都源于他不是我希望他成为的那个样子，可是他为什么一定要是我希望他成为的那个样子呢？我又为什么一定要恨铁不成钢呢？世上有铁也有钢，如果是铁，就做块好铁，不就很好吗？
　　“改造”的欲望不那么强烈，改造的效果反而好起来。以前总嫌他不够好，放低要求后，他的每一点好都是多赚的，都让我开心。而这开心，也让他开心，让他放松。我真正体会到“柔能克刚”的道理。以前怒吼了n多次都不管用的事，悄无声息却迅速地转变了。周日，儿子竟悄悄起床做早餐，说，我想让你早上一起来就有东西吃。你昨天睡得很晚吧？对于我的晚起，儿子的意见一直很大，嫌浪费了他玩的时间。从何时起，他已经不再抱怨，反而关心到我的活动？他学会换位思考了，就像我一样。孩子真的是我的镜子。不同性情的孩子要用不同的教育方法，柔弱如吾儿，激将法显然不如盲目鼓励管用。哪怕是故作惊喜、假惺惺的“你竟然能……”，都比恶狠狠的“你为什么不能……”强。
　　我也许是个特殊个案。老僧说，前三十年看山是山，水是水；后三十年看山水都不是山水；到尔今，山水还是山水。我也类似，前三年没有作母亲的心，糟， 后三年有了这心，更糟。如今做母亲的心在似有非有之间，才渐入佳境。如今我们家挺和睦，儿子和我还算好哥们。

三联书店新出有关张竞生的图书两种

一、张竞生其人

　　张竞生何许人也？这个问题很难回答。厌恶他的人给他戴上了“神经病”、“卖春博士”、“文妖”的帽子，断言其著作是“伪科学”，许多说法都是“胡说”；为他鸣不平的人则尊他为哲学家、文学家、性心理学家、教育改革家、社会学家和农村经济发展实验家，称他是“国民党元老”、“中国现代民俗学的先驱”、“中国第一个提出逻辑学概念的学者”，把他推上“中国性学第一人、中国计划生育第一人、中国发起爱情大讨论第一人”的交椅。面对截然相反的评价，我们无法看清张竞生的真实面目。不过，根据历史事实，大致可以为张竞生勾勒出如下轮廓：

　　1888年张竞生出生于广东饶平，早年参加同盟会，追随孙中山，后被任命为南方议和团秘书，参与南北议和谈判。1912年，他由中华民国临时政府稽勋局选派赴法留学，1919年获里昂大学哲学博士学位。1921年张竞生被蔡元培聘为北京大学哲学教授，从此进入文化中心。1926年，他因出版《性史》招致骂名，在各种变故的共同影响下离京赴沪创办《新文化》月刊，开办“美的书店”。1930年代，张竞生受陈济棠之邀任广东省实业督办，1950年代曾任广东省文史馆馆员。“文革”时他遭批判，1970年于深夜读书时辞世。

　　张竞生是一个读书人，他一生写书、出书、读书。革命成功后，他“不以财帛为念，不以禄位动心”，毅然出国留学。《性史》事件突发，书店关张之后，他想到的却是筹集十万元资本、请七八个人编辑、翻译两三百本“世界名著”的计划。他因编辑出版图书而获罪，但却乐此不疲，毕生笔耕不辍。1950年代，身处反右运动的风口浪尖，即便妻离子散、生活朝不保夕他仍能写出让人“刮目相看”的美文，用生命实践了自己倡导的“美的”生活态度。在生命的最后时刻，陪伴他的依旧是青灯黄卷。

　　然而，因为他的恶名，他辞世之后一度从中国文化史上消失，以至于1980年代中期，当中国另外一位著名的性学家阮芳赋向人们介绍张竞生的时候，甚至找不到确定其生卒年份的资料。在《从张竞生之死看性教育的历史教训——　一篇尚不该写却权且写来的文章》中，阮芳赋竟然认同了张竞生于1932年服毒自杀的观点。有讽刺意味的是，即便这一观点也是从日本学者的著作中找到的。2003年，当笔者撰写博士论文述及张竞生思想的时候，遇到了相同的困境——想找到一本可靠的张竞生传记都很难。去年年底，这种窘境结束了，张先生的同乡广东作家张培忠出版了《文妖与先知：张竞生传》一书，全景展示了这位传奇人物坎坷的一生。

二、张竞生的书

　　张竞生一生著述（包括译著）颇丰，遗憾的是，多数人只记得《性史》或者《第三种水》。早在1919年，31岁的张竞生在法国里昂大学完成了论文《关于卢梭古代教育起源理论之探讨》，并以此通过了博士论文答辩，获得博士学位。可惜此文尚无中译本，使我们不能窥其堂奥。

　　张竞生在北大讲授的第一门课程是“论理学”，1922年他为该门课程编写的教材《普遍的逻辑》由北大印刷课付印。这本教材是中国逻辑史上比较早使用“逻辑”这一概念的教材，但该书并未受到应有的重视。执教北大时期，张竞生更有影响的著作是《美的人生观》和《美的社会组织法》。张竞生通过这两部讲稿提出了情人制、新女性中心论、性教育、节制生育等惊世骇俗之论。《美的人生观》第一章第四节专门讨论了“美的性育”，该书问世后周作人曾在《晨报副镌》撰文赞扬：“张先生的著作上所最可佩服的是他的大胆，在中国这病理的道学社会里高揭美的衣食住以致娱乐的旗帜，大声叱咤，这是何等痛快的事。”

　　1926年，张竞生编辑出版了对他一生影响甚大的《性史（第一集）》（光华书局出版）。该书内容主要为前一年寒假他在《京报副刊》刊登广告征集来的稿件，共有7篇文章，每篇之后都有他加的按语。《性史》的出版在当时引起了轰动效应，据说新书上市当天光华书店里万头攒动，购书人和围观者把书店所在的马路挤得水泄不通。维持秩序的警察最后竟动用了水枪驱散人群，才得以清出交通要道。《性史》的大卖引发了一连串的续集竞相出版，这些续集都是盗用张竞生名义的伪作。据台湾学者彭小妍称，“现在光是在东京大学的图书馆，就可以找到十册《性史》的续集。”可见当时跟风出版早已大行其道，张竞生也因这些与其不相干的《性史》大遭物议，世人竟忽略了他征集这些材料的原意是为了学术目的。

　　在上海期间，张竞生先创办《新文化》月刊，继而开办“美的书店”。《新文化》月刊出版社出版发行了“美的丛书”、“性欲丛谈”，张竞生还主持翻译了霭理士的性心理学著作，编成“霭理士女性小丛书”，继续传播其主张。鲁迅著作中提到的《第三种水》即在这一时期出版发行。在同行的倾轧和恶势力刁难下，《新文化》月刊一年中出版6期而止，“美的书店”仅办两年就被迫关门。之后，张竞生第二次赴法从事翻译工作，这一时期的代表作是世界书局出版的“浪漫派丛书”，其中个人的著作主要是《伟大怪恶的艺术》和《浪漫派概论》，其余为译作。1933年上海神州国光社还出版了他的《民力建设》、《民智建设》、《民生建设》、《思想建设》、《制度建设》等书，可惜张的这类“正经书”从未得到过应有的重视。

　　1950年代，张竞生又迎来了一个创作高峰期。在生活困顿、精神压力巨大的状况下，张竞生创作了半自传体散文《浮生漫谈》、《十年情场》和《爱的漩涡》。这三部作品皆在海外出版，其中所述个人经历成为后来为其立传的重要参考资料。虽然据张竞生次子张超先生说，这三个姊妹篇在当时有“卖文糊口”的性质，但有学者曾评论说，50年代的散文名家杨朔、秦牧、刘白羽等的作品都不如张竞生的文章“至情至性”。

三、关于张竞生的书

　　张竞生本人既被视为文妖、淫虫，他的书当然也就不能正式流通。早在1920年代，南开学校校长张伯苓就致函京津警察厅，要求查禁包括张竞生著作在内的“淫书”。解放初期，《性史》和希特勒的《我的奋斗》、蒋介石的《中国之命运》等被列为十大禁书。兹后，张竞生在国内公开书写的只有《丁未潮州黄冈革命》、《南北议和广东代表团之实权》、《南北议和闻见录》一类的革命话语。笔写的历史虽然不能完全销毁，但却可以被选择性地遗忘。研究张竞生的学者发现，在一本一千两百余页的《中华民国文化史》当中，“张竞生的名字从未出现过”。

　　这个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叱咤风云的人物，在20世纪后半期重新进入国人视野时被打扮成“叛逆者”和“忏悔者”的形象。1994年6月任征编的《勇尝禁果》一书问世（注为四川文艺出版社出版），该书既有编者所述，也有摘录张竞生的著述，还有他人的评论。当年撰写博士论文时，笔者曾经在苏州大学陈永生先生家中浏览过此书，当时即感觉不适合做为参考文献使用。陈先生也认为，“从全书的构思、格调看尚不能称为严肃的学术著作。”李洪宽编著《性学博士忏悔录》（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为这一时期的另一代表性作品。关于张竞生，1990年代最有影响的出版物当推江中孝编的《张竞生文集》（广州出版社1998年版）。直到今天，该书依然是收录张竞生著述最全面的文集。该文集分上下两卷，既收有《美的人生观》、《美的社会组织法》、《浮生漫谈》、《十年情场》、《爱的漩涡》这类单行本，也有《爱情的定则与陈淑君女士事的研究》、《两度旅欧回想录》、《南北议和闻见录》等发表于报刊上的文章。尤为可贵的是，文集还收入了“性欲丛谈”及《性史》中的部分文章，为研究张竞生提供了基本文献。据知情者说，《张竞生文集》能在1998年出版得益于主编江中孝和责编周彦文所作的策略性变通。暂且不论出版质量，上述图书的贡献在于，使得张竞生这个几乎被世人遗忘的历史人物重新浮出水面。

　　关于张竞生的传记，根据张培忠书中开列的参考文献，可知有这样几种：《“性博士”奇传》（杨秀生、杨群著，深圳海天出版社1989年版）、《伊甸园之梦——性学家张竞生博士文学传记》（王川著，香港雅林出版社1991年版）、《张竞生传——性博士浮生乱世》（杨群著，花城出版社1999年版）、《张竞生的旧寨园情缘》（许与其著，作家出版社2006年版）。除此之外，还有《新教主》（贺心一著，远方出版社〈呼和浩特〉1997年），我的手头并无此书，为撰写本文，特请陈永生先生评价该书。陈先生在信中写道：“给我的感觉，似如读小说，对张竞生的许多活动描写比较多，但没有附出处。再如褚松雪的姓名，写成‘朱丛学’，可见资料的可靠性差，必须认证后，方可引用。该书笔调、编辑水平，比前书（指任征编《勇尝禁果》）为好。”

　　与以往的作品相比，张培忠的《文妖与先知：张竞生传》无疑最为全面。读后给我的第一感觉是作者态度认真，甚至可以说得上“虔诚”二字，当然是对历史、对立传一事的虔诚，而不是对张竞生本人的虔诚。第二是材料丰富，作者将可以利用的资料使用得很充分，这至少可以让读者形成张竞生个人历史的完整印象。但是，可能由于作者搜罗素材多年，对于一些有价值的材料不肯舍弃，该书在笔墨详略上似有可斟酌之处。与杨群的《张竞生传——性博士浮生乱世》相似，张著也大量使用了张竞生1950年代自传体作品中的内容，这对于已经阅读过上述三姊妹篇的读者来说，不免有重复感。在为该书所做的序中，陈平原教授写道：“张竞生本人已撰有《浮生漫谈》、《十年情场》等，若跳不出此窠臼，很容易被传主的自述所覆盖。”看来陈先生的担心并不是无端的。不过张著的认真和客观是值得尊重的，张超先生在写给我的信中对张著表示首肯：“张竞生的传记或评介文章很多，但这是迄今最全面、最客观的一本。”

四、作为研究对象的张竞生

　　《文妖与先知：张竞生传》出版后，有人认为作者张培忠找到了一座“富矿”。其实，对于近代史研究来说，张竞生又何尝不是一座“富矿”。张竞生的丰富经历和卓尔不群的思想值得我们用严肃的学术眼光来审视。张超先生在给笔者的信中说，这座“富矿”是“混生矿床”，“主要成分是哲学，细分下去，在美学、性学、社会学、民俗学、经济、乡村建设、节育与优生、教育，以至翻译与文学领域都有独特的见解与建树”。这也正如张培忠所说：“性学只是他十个手指头里面的一个小拇指。”

　　早在1930年，著名学者蔡尚思先生就在《伦理革命》（上海泰东图书局1930年版）一书中对张竞生的《美的社会组织法》做过详细评价。在1991年出版的《中国礼教思想史》（香港中华书局出版）中，蔡先生再次对“张竞生法国化美化的女性中心社会”进行了认真评析。

　　1990年代以来，台湾学者彭小妍从学术史的角度对张竞生多有论及，笔者在《教育转型之镜——20世纪上半叶中国的性教育思想与实践》（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年版）一书中也辟有专章讨论张的性教育思想。此次《文妖与先知：张竞生传》的出版有一个亮点，就是北京大学陈平原教授所做的序。陈先生在文中指出，在“学问与立场，甚至包括性情与行为方式”上，张竞生和卢梭渊源甚深。并认为“在一个专业化潮流已经形成的时代，蔑视‘专家’，断然拒绝国人普遍信仰的‘科学’与‘哲学’，转而主张直觉、顿悟、情趣的‘美的思想法’，就很难得到学界以及大众的认可”。这些认识相当深刻和独到，对于进一步深入研究张竞生的思想富有启发性。

　　在《文妖与先知：张竞生传》问世前，三联书店还推出了张培忠选编的《浮生漫谈：张竞生随笔选》，随笔选虽然只是张竞生1950年代撰写的《浮生漫谈》、《十年情场》和《爱的漩涡》三书合集，但在今天由三联书店重新推出却有着非同一般的象征意义。这不禁使我想起新旧两版《鲁迅全集》对张竞生的不同介绍：1981年版的《鲁迅全集》有三条关于张竞生的注释，都称张“宣传（扬）色情文化”。时过二十余年，新版《鲁迅全集》该注释改为“宣传性文化”。一切都似乎预示着——客观评价张竞生的时代已经到来了。

（在本文撰写过程中张超、陈永生两位先生提供了无私帮助，特志谢忱！）

　　 刊于中华读书报2009年2月18日第10版

《论历史》，[法]布罗代尔著，刘北成、周立红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10月第一版，28.00元

顾 杭

　　随着《十五至十八世纪的物质文明、经济和资本主义》、《法兰西的特性》、《菲利普二世时代的地中海和地中海世界》等著作的相继翻译出版，年鉴学派第二代领军人物费尔南·布罗代尔不仅为国内史学界所熟知，而且其影响已扩展到经济学、社会学等领域，他所倡导的“总体史学”和“长时段研究”也为学者们广泛应用于自身的研究之中。
　　北京大学出版社新近翻译出版的《论历史》一书，收录了1944－1963年间布罗代尔发表的一系列有关史学理论和史学方法的论文与书评。除去前言和附录（法文原版没有沃勒斯坦的《布罗代尔：历史学家：“局势中的人”》，此文当系中文版译者为帮助读者更好地理解布罗代尔的史学思想而选录），《论历史》共有12篇文章，分属“历史的时间”、“历史学和其他人文科学”、“历史学和现时代”三大部分。细读这些文章，可以发现它们主要围绕以下几个方面展开：批判传统的事件史；提倡以时间的多元性为基础、强调长时段研究的史学新范式；在捍卫历史学特性的同时，鼓励历史学与其他人文科学的对话与合作。
　　诚如布罗代尔所言，“过去数百年的历史学几乎总是以戏剧性的‘重大事件’为中心的政治史”。在法国，对于这种史学的超越，早在1900年就起步了：先是亨利·贝尔创办的《历史综合评论》杂志，进而是1929年费弗尔和布洛赫创办的《年鉴》杂志。布罗代尔承继了这一批判传统，指出“编年史、传统历史以及兰克非常珍视的叙述史，提供给我们的有关过去和人们繁忙活动的图像往往正是如此地贫乏”。在事件的骚动背后，布罗代尔看到了“步调异常缓慢的各种文明的历史、文明深层的历史、文明结构与布局特征的历史的实在性”，以及“一种比文明史更缓慢的、几乎原地不动的历史。这就是人类与养育人类之地球的亲密关系的历史”。
　　面对这一历史，布罗代尔倡导建立一种以多元的时段为基础，注重长时段研究的新史学。在《论历史》一书的开篇文章《〈菲利普二世时代的地中海及地中海世界〉前言（节选）》中，布罗代尔已提出“将历史时间分为地理时间、社会时间和个人时间”。由此，《菲利普二世时代的地中海及地中海世界》这一布罗代尔的成名之作，在结构上也对应此种“历史时间三分法”，分为“人与其环境之关系的历史”、“社会史”和“传统的历史”（或曰“事件的历史”）三部分。而在原刊于《年鉴：经济、社会和文明》1958年第4期上的《历史学和社会科学：长时段》一文中，布罗代尔的这种多元时段理论获得进一步发展和完善：历史时间依然三分，但已改为长时段、局势和事件（有时也被称作短时段）。同时，长时段研究在这一新史学中的地位和作用得到了着力强调，而长期趋势和结构是这种研究的两把“有用的钥匙”。长时段不仅体现为“地理制约”，也表现为文化领域内多少世纪以来“持久或残存的因素”。
　　布罗代尔这种新历史观中有关时间的多元性质和长时段的特殊价值的思索，是在长期与其他人文社会科学交流、对话，吸收后者的最新成果的基础上形成的。为此，布罗代尔不断撰文强调此种合作的价值，收录于《论历史》一书第二部分的8篇文章，即涉及历史学与地理学、经济学、社会学、人口学等的关系。此外，这些文章多数发表于20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初，也即1956年布罗代尔接替去世的费弗尔担任《年鉴：经济、社会和文明》杂志主编和高等研究实验学院第六部主任之后，显见是与其在制度上（尤其是借助第六部）推进历史学与其他社会科学的合作之努力相呼应的。例如，发表于1960年的《人文科学的统一性和多样性》中，已对三年后正式成立的跨学科研究中心“人文之家”的架构做了设想。当然，就其本质而言，布罗代尔还是一位历史学家，故而他所提倡的跨学科合作是以捍卫历史学的特性为前提的。这一点在其论述历史学和社会学这两门仅有的“总体科学”在时间观念上的根本分歧时显现无遗。而《历史学和社会科学：长时段》中近3页篇幅（第51－54页）的相关论述，又原封不动地出现于《历史学和社会学》中（第85－88页），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布罗代尔对这一分歧的重视。
   《论历史》中的两篇重要文章《历史学和社会科学：长时段》、《文明史：用过去解释现在》，曾由顾良先生和张慧君女士翻译收录于《资本主义论丛》中（两篇文章的译名略有不同）。但遗憾地是，这一译本删去了原文的所有注释，而且在个别段落的翻译上，也有遗漏。此次北大出版社的《论历史》弥补了上述缺憾，对于读者系统、全面地认识布罗代尔的历史观，以及这一历史观形成的社会环境、思想根源与发展历程，具有非常重要的学术价值。同时，也衷心期盼布罗代尔的《论历史》续集（于布罗代尔去世后的1990年出版，选编了布罗代尔1966－1983年间的一些文章）能尽早翻译出版。

刊于中华读书报2009年2月18日第10版

　　首先，从语法及逻辑方面来看。

　　1.淇水河历史上曾发生过改道的现象,史念海先生根据《水经注》的有关记载考证,蒋村一带包括刘庄、张贾

　　这句话很难读通。其一，“考证”一词的前后均涉考证之根据，语义混乱。其二，“发现了大量的”与其后引文部分的关系不伦不类。其三，“把这些村庄连成一线分明可以看出这里就是淇河故道”当断不断。因此可以改为：

　　淇水河历史上曾发生过改道的现象,史念海先生根据《水经注》的有关记载考证，蒋村一带即淇河故道。蒋村一带包括刘庄、张贾店、瓮城、余营、东王村等村庄,村民在打井时发现了大量的“白蚌壳的粗砂卵石层”,“而且埋藏的深度都大体相当”。把这些村庄连成一线，分明可以看出这里就是淇河故道。

　　2.这里也透露出这样的信息,一般说来越是生活富裕的地方也越是物价相对较高的地方,由此可以想象,顿丘一带曾有的商业繁荣、生活富足。

　　一般常识的交待不当出现在“透露出这样的信息”之后，可以改为“这里也透露出这样的信息，顿丘一带曾经商业繁荣、生活富足。因为一般说来越是生活富裕的地方也越是物价相对较高的地方。”或者直接删去“这里也透露出这样的信息”。

　　3.像晋文公重耳、郑子产、鲁叔孙豹、孔子等,都曾远游四方,艰苦而浪漫的旅行,一方面他们遭受了生活的种种挫折与磨难,但另一方面,他们也获得了意志的磨砺和锻炼,由此增长了见识,宽阔了胸襟,而拥有了被称为“天下”的独到目光。

　　涉嫌句式杂糅，当在“他们遭受了”及“他们也获得了”前面分别加上“使”“也使”。另外这种叙述不尽符合史实，根据《左传》，子产很年轻就做了郑国大夫，尽管曾经作为使节出使他国，却谈不上什么“远游”、“艰苦”、“挫折与磨难”。

　　4.其次,这是一场深刻而自由的青年男女的爱情生活。

　　“一场”与“爱情生活”不能搭配。

　　5.所以《毛传》解释蚩蚩是“敦厚貌”,而《韩诗》释为“美貌”,比起朱熹《诗集传》解释的“无知之貌”,更符合《诗经》的原意,符合当时的社会真实。

　　“蚩蚩”的三种解释，作者用“而”“更”连接，不知道到底那种解释更“符合《诗经》的原意,符合当时的社会真实”。可在“更符合”之前加一“都”字。

　　其次，从语义及词汇方面来看。

　　1.昔日繁华热闹的顿丘城,已经归于沉寂了,连废墟也已经消逝了。

　　“连废墟也已经消逝了”语义表述不当。上文言“蒋大哥迟疑了一阵后,还是把我们带到了村西边二百米的一片田地上,他指着一片茂盛的庄稼地说:‘这就是顿丘遗址,地里尽是砖头瓦块。’功夫不负有心人,顿丘终于找到了。”“顿丘遗址位于善化山下,放眼望去,沃野十里,满目葱翠。”既有遗址，岂无废墟？

　　2.这里就可以考证那位来自顿丘的头脑活络精于算计的蚩蚩之氓的文化来源了,他就是来自有着商业传统的顿丘城,是往来于朝歌与顿丘之间的商人。

　　既然已经有明确的论断，就不必再用“考证”一词，直接用“证实”或“推测”即可。“文化来源”与上下文也不协调，可改为“身份”。

　　3.而只能是可以理解的可以原谅的,甚至想起来让人会心一笑的小聪明小技［伎］俩。

　　“甚至”后当加一“是”字，语义方安。

　　4.顿丘与卫都朝歌之间有近二十公里的路程,痴情的少女竟然越过淇水将心爱的商人送到了他的家乡顿丘,虽是乘车往返,其真诚也见一般,因此“氓”才匆匆催促她确定结婚的日期。

　　“一般”当作“一斑”。另外，根据《诗经》，“来即我谋”在前，“送子涉淇”在后，那么这里揭示的因果关系未必准确。

　　5.车子经过两公里之外的屯子镇,渐渐有了些商业气息,一些小商小贩,沿街吆喊,不知为什么我突然有种想法:说不准他们哪位就是“氓”的后人呢？

　　从上下文语义看，这里不该用问号，应当改为叹号或句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