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华芳

金融中心的建设需要的是系统性的努力。资本和人才的自由流动，以及良好的法治环境，是其中极其关键的因素。上海市副市长屠光绍在6月10日于天津召开的第三届中国企业国际融资洽谈会上，回应上海与纽约的差距时提到，上海与纽约有5大差距：法治建设不行、国际化程度不够、市场化程度不高、人才差距大、信用制度方面建设不足。其中法治差距被摆到了首位。

法律制度对于金融中心的重要性自不待言。复旦大学的张军教授曾经指出回顾伦敦和纽约成为金融中心的历史，不难发现有几个重要的制度性因素：英语、美元和英美法系。这三样东西构成了国际金融中心崛起的基本要素，也是到目前为止我们看到的金融中心城市的基因。有人可能会质疑说香港说广东话，并且拥有港币，不是也是个国际金融中心嘛。姑且不说香港的法律是英国殖民体系下从英国拷贝过来的，而且就语言和货币而言，香港使用英语的比例极高，尤其是在金融服务领域更是如此。同时，因为港币挂钩美元，并且可自由兑换，使得实际上并不存在货币障碍。也就是说，在香港，同样可以找到张军所指出的“英语、美元和英美法系”等三大要素。

如果金融中心必须具备这三个基因，这对于上海来说，恐怕就不是一件好事情了。如果说英语尚可以学习，货币可以期待人民币进一步国际化，但英美法系却无论如何无法移到中国来。当然，这也仅仅是代表了历史经验，上海或能作为一个新的金融中心发展模式也未可知。

语言的障碍是很容易突破的，实际上随着一个国家整体经济的发展，作为一种文化基因的语言，其被认知的程度也会随之提高。即便是利用专业的中介服务组织进行翻译，相信也可以弥补这个鸿沟。

那么货币方面的障碍应该如何看待呢？对于目前人民币国际化与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的关系，也有不同的意见。一般而言，强势人民币对金融中心建设有促进作用。这也是何以人民币扩大结算范围成为鼓舞人心的消息。但不管是伦敦还是香港的经验，其实都表明，本币与国际金融中心建设之间的关系可能并没有那么强。卡斯商学院国际金融学教授、新兴市场研究小组主任菲拉克提斯教授就指出：伦敦金融街以美元结算，就说明了金融中心和本国货币走强走弱没有关系。相反，资本的自由进出可能才是更为要紧的。

也就是说，可以将美元的国际货币地位理解为美国提供的一种公共品或者公共服务，尽管这样的话，美国就可以获得一定的铸币税和通胀税，但这部分的数值很小，或者可以将这个看成是购买美国提供美元作为公共品的代价。甚至退一步说，在陆家嘴采用美元结算也未尝不可，正如伦敦金融城采用美元结算一样。

所以，语言和货币根本上并不成为问题，真正的障碍是法律体系。许成钢和卡塔琳娜·皮斯托在《比较》上发表了一系列论文解释“不完备法律”下的金融监管问题，因为将英美法移植到中国是一个“不可能的任务”，而当法律是不完备的时候，金融方面的法律和执法的效率取决于一旦发生纠纷，法律体系如何做出迅速高效的反应。法律体系可能把这些权力交给法庭，也可能交给监管者，或者是两者兼而有之。

交给监管者的情况就是2006年1月1日起实施的《新证券法》赋予中国证监会以准司法权，但许成钢和皮斯托认为交给监管者的不确定性很大，而交给法庭处理纠纷要好得多。具体到对于上海建设金融中心而言，可以多借鉴伦敦、纽约的法律实务操作方面的经验，或许是目前较为可行的方案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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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华芳

6月份一头一尾，中国连续两次上调成品油价格，引发不少质疑。官方解释除了“与国际接轨”之外，并无特别新意。但随即有学者指出，目前北京地区每升6.37元的油价，剔除税收后的价格约4.08元。而美国新泽西州目前每升油价约4.56元，剔除税收后价格为3.64元。每升汽油税前价格中国比美国高出了1.8元。一时间，中国油价高于美国的说法不胫而走，“与国际接轨说”也站不住脚了，这导致了公众更加强烈的质疑声。

不过，中石化似乎对于公众的质疑和愤怒并不在意，而且甘冒天下之大不讳，提供数据说“国内油价仍低于美国”。根据中石化相关人士提供的数据，7月6日美国当天的汽油零售价为每加仑261.2美分，其中包含了联邦税每加仑18.4美分以及州税每加仑21.72美分。按照当天汇率折算，美国不含税的汽油价格折合人民币为每升3.99元，仍旧低于中国的每升4.08元。

不得不说，这种辩解是毫无道理的。即便不含税的美国汽油价格略低于中国又如何呢？消费者购买时候所要承受的是含税价格，而这个价格，中国的北京是高于美国的新泽西州的。这不过是一个事实描述而已。将计算方式调整一下，得出税后油价仍然低于美国，除了混淆视听之外，似乎也起不到其他的效果。根据腾讯网随后的一项调查显示，中石化的这种计算方式遭到了90%以上参与调查者的反对，也表明消费者心里自有一杆秤。

其实，价格高低并不是一个特别重要的问题，因为价格随时会变化。如果是一个有效的市场定价模式，那么在供过于求的时候，价格就会下跌；而在供不应求的时候，价格就会上涨。这是市场规律，消费者作为市场供求中的一方，自然也认这个道理。

这也导致在中美之间比较油价意义不大，因为成品油在中国和美国是不同的产品，两者的定价机制也完全不同。在中国，成品油价格一直采用政府指导价格，由发改委进行指导和确认，实际上就是确定价格。这样在终端表现的零售价格并不能完全反映生产销售各环节的成本和收益结构，同时也无法体现市场的供求关系。例如，就在发改委决定上调成品油价格之际，成都、昆明、南昌、合肥、浙江、福州等地均出现了每吨200元至500元的跌幅，重庆的汽油价最多甚至降了500元每吨，几乎抵消了发改委上调成品油价时600元每吨的涨幅。这也说明此次调价完全没有反映出市场的真实需求。而美国的油价则是市场供求决定的，并没有发改委为此定价。所以在不同的定价机制下来比较两者价格的高低，是没有任何意义的。

事实上，消费者之所以对每一次成品油调价都有这样那样的质疑，从来都是因为定价机制不透明造成的。以此次发改委调价为例，原本按照中国目前的“成品油定价机制”和《石油价格管理办法(试行)》，国内成品油出厂价格应该以国际市场原油价格为基础，加国内平均加工成本、税金和适当利润确定。但什么是适当利润，却从来没有合理的解释。而且这种定价机制下，已经保证了厂家立于不败之地，因为扣除了加工成本、税收之外，还要加上利润，这就意味着企业是“不可能出现亏损的”。因此当我们频频听到中石油中石化两大巨头喊冤说自己亏损的时候，没有办法不疑虑重重。

目前的国内成品油定价机制也说明了这一市场是处于行政垄断之下，行政垄断企业本质上没有面向市场竞争，而发改委通过管制成品油价格的形式对消费者剩余进行了剥夺。如果说，目前的成品油定价机制还无法完全面向市场，由供求关系来决定其价格。那么是不是可以退一步，追求在目前的定价机制上做到进一步公开透明，让消费者知道定价并不是黑箱操作，而是根据某一个定价公式计算而来呢？这是完全可以做到的，哪怕仅仅是对什么是“适当利润”做出相应的界定，也有助于缓解消费者的不满情绪。

决策者必须意识到涨价并不是导致民众不满的根本性原因，而是“不透明的涨价操作”导致了消费者的愤怒，因此治本之策是使得成品油定价机制进一步透明化，尤其是对“适当利润”做出明确的界定，这恐怕比花言巧语证明中国的油价还没有美国高要有效得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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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华芳

《南方都市报》近日报道，有两百多名大学生到珠海白蕉义乌小商品城搞创业，其中数十人还达成了协议，结果找到工作后全“跑”了，集体创业最终变成集体“毁约”。珠海义乌小商品城的总裁于是指责大学生“言而无信”。

真的是大学生言而无信吗？因为实际上珠海义乌小商品城提供的一系列优惠，例如为大学生提供为期18个月的免费商铺作为创业平台，以及免收押金等，与大学生签订的合同中都没有规定违约责任，这就导致大学生违约的费用几乎为零。这样的情况下，似乎也很难说是“言而无信”，因为即便按照合同，大学生违约也无需负什么成本。

我们通常有一种误解认为违约就是言而无信，实际上这折射出一个特别不好的制度环境，就是大家还没有意识到，我按照合同办事才是“有信”，而不按合同办事才是“无信”。就目前的情况来说，很难认为大学生“无信”，因为其不过是按照合约办事而已。一个信用制度健全的环境，恰恰要允许可以退出，而退出的时候也按照合同，争执不下可以诉诸法院。要从道德上指责言而无信的环境恐怕还不是一个创业的好环境。

退一步说，即便是大学生真的言而无信，那么这全是大学生的责任吗？学不教，师之惰。培养出言而无信的大学生，教师自然难逃干系。但进一步追问，教师为什么不尽心教导学生呢？理由很简单，其实是教师没有时间来教导学生。老师没时间教学生，听起来很奇怪，但实际上容易理解，一旦将学术考核量化为具体的行政指标管理之后，教师在教学上的时间将被大量压缩，而只能疲于应付行政考核。所以，实际上是考核教师的制度出了问题，连带学生质量的把关工作也出了问题。

这样一来，当大量学生进入就业市场的时候，就会发生技能不匹配的情况。事实上，并不是所谓学生劳动力的供给太大而市场没有需求，而是提供的大学生不能满足市场的需求。这样就出现了一个奇怪的现象是，有些职位找不到人，而大量学生找不到工作。所以大学生选择创业作为一个找不到工作的替代性选择，很大程度上其并不是主动选择创业。因此在有工作的时候重新选择工作，这完全符合普通人的选择，无可厚非。

值得反思的是，何以创业园区或者创业优惠还不能留住大学生呢？如果在创业的收益率高于择业，那么不用等招呼创业潮也会涌现，这也是硅谷成功的原因所在。是以恐怕问题也在于创业的风险依旧太高，其收益率不太稳定或者收益率很低，这与创业园区后续的配套措施以及创业相关的金融服务不够发达有关。因而，在指责大学生言而无信之前，不妨先查找的问题的症结所在，才好对症下药。仅仅指责大学生言而无信，是无助于事情的解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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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华芳

在首届“全球智库峰会”上，周小川重申了其一贯强调的美国人过度消费导致目前的金融危机外，也提到了中国的高储蓄率是导致中美之间失衡的一个因素。而中美之间的失衡普遍被认为是目前金融危机的根源所在，至于到底中国还是美国应该负最大的责任，各方有不同的意见。

但不可否认的是，中国的储蓄率一直居高不下，与美国的储蓄率从上个世纪80年代以来的节节下滑构成了鲜明对比。仔细分析不难发现，从1992年以来，居民储蓄其实增长的并不多，主要是企业和政府的储蓄增加很快，各自都增长了差不多一倍。所以从整体数据上看起来，推高了中国的储蓄率。而在居民储蓄中，城乡分布极其不均，而在城市内部的贫富差距也相当大。根据中国人民银行的相关数据测算，户均储蓄存款最多的20%家庭分别拥有城市人民币和外币储蓄存款总值的64.8%和89.1%，而户均储蓄存款最少的20%家庭仅分别拥有1.2%和0.2%。

分配上的不均等这些细节的揭示，有助于我们更进一步了解中国人在消费上的真实情况。中国人真的不爱消费，所以把钱都存起来了吗？或者说中国人受了儒家思想的影响，崇尚简朴的生活，所以不热爱消费？但满街的奢侈品和火热的网上购物，似乎表明中国人不热爱消费是个“冷笑话”。只是说，大量财富集中到少数人手里，而这些人对基本生活的消费量并不会有很大的增长。

简而言之，这个人如果很有钱，他一顿饭吃十碗米饭的情况也是很难出现的，但他可能会花很多钱购买精美的厨具，或者挑选好的餐厅，或者选择价格不菲的美食等。而政府所希望的启动消费，主要不是说在奢侈品上面有很大的增量，而是在日常的消费品方面有很大的增量，而后者主要面对的是那些钱并不是那么多的人。想把东西卖给钱不多的人，用这样的方式试图来启动消费当然会非常困难。

另外，根据弗兰克.莫迪利亚尼的生命周期假说，工作人口在总人口中比例的增加，会使个人储蓄增加以备将来养老、医疗之需，从而导致储蓄率上升。而且中国并不完善的社会保障体系也是导致储蓄率高的原因所在。“养老难，看病贵，孩子上学没法管”也揭示了中国普通消费者面临的社保、医疗和教育等方面的困境。这样一来，在收入有限的情况下，更加不可能投入到消费中去。这或是另外一个中国人不愿意消费的原因所在。

总而言之，中国人不消费并不是因为热爱储蓄，而是因为一来没钱，二来社会的一系列保障又不完善，在这样的情况下，要启动消费难比登天。而改进的方向其实也很明确，一来是增收，尤其是要提高普通劳动者的收入水平；二来是减负，减轻普通消费者身上的“社会负担”，将这些负担从储蓄上脱钩；再者，就是要破除各种官本位和行政垄断所导致的贫富不均，以及改革户籍制度打破城乡的二元结构所导致的城乡不公。如此一来，或有可能启动内需，中国经济也才有可能从外向型向内需型转变。

第6卷第27期 总第237期 2009年7月6日出版•  A SIFL Produ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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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华芳

刊于新闻晨报版本，请点击此处。 

近日，广州市房管局透露消息说，广州今后的经济适用房，将不再只有实物分配方式。据称广州方面正在研究经济适用房货币补贴政策，符合条件的市民可以拿到货币补贴后到市面上去购买商品房。这个政策如何得以实行，其背后的意思是说，经济适用房的钱可以被用于购买商品房。

那么这是一个好政策吗？按照目前的情况，经济适用房是实物补贴，也就是说政府直接提供保障性住房，然后卖给符合购买条件的人。政府可能选择自己来建造房子提供给购买经济适用房的人，也可能选择向市场购买之后再转手卖出。选择取决于政府所支出的成本，因为不管怎么样，政府总要有一笔钱花在经济适用房上面。

而这个新政策意味着，政府有可能选择改变花钱的模式。之前政府花钱都在提供房子上，是作为一个供给方来考虑问题的。而新政策则意味着政府将选择权交给符合条件的购房者，让他们自己来选择购买经济适用房，还是自己再加钱去市场上购买商品房。如果购房者选择将货币补贴用来购买经济适用房，这个跟原先直接给房的实物补贴是一致的。而如果购房者选择将货币补贴用于购买商品房，至少看起来增加了一项选择。从这个意义上说，货币补贴是一项政策改进了。

但问题在于，符合购买经济适用房的人，基本上是属于自己买不起商品房的人，所以才需要所谓的经济适用房。而要使得新政策能获得成功的关键却在于，这些货币补贴的数量加上购房者自己的钱，能够负担起一个商品房的价格。这就意味着可能需要大量的货币补贴，其价值甚至会远远超过原先直接提供的实物补贴的价值。如果购房者拿到货币补贴，就能买得起商品房，或许他就不符合补贴发放的标准了。但如果向真正符合经济适用房购买条件的人发放补贴，可能即便拿到了补贴，他还是买不起商品房。这就构成了一个悖论，并且使得这个政策在实际操作中可能失效。

另外，不管是实物补贴还是货币补贴，新政策没有明确用何种标准来界定谁有资格获得这个补贴，同样也没有标明由谁来确定这方面评定的标准。如果按照目前的评定方式，政府在认定和判断谁具有经济适用房资格方面需要花费大量的成本，并且效果还不一定好。

深圳市和杭州市都发生过开着宝马车来买经济适用房的事情，这也折射出目前的资格认定方法并不是非常有效，导致经济适用房并没有配置到真正需要的人手里。因此，如果这个资格认定方法不变，那么即便从实物补贴转向货币补贴，也难以防止开着宝马车来领货币补贴的人。我们应该为广州市改革经济适用房制度的这种探索精神叫好，但我们同样希望改革能够更加深入，解决根本性的资格认定问题，防止资源错配。

【看不见的手】由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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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华芳是上海金融与法律研究院研究员，《思想库报告》主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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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华芳

对于中国会不会在将来出现通胀，经济学界意见不一。我的看法是这样的，通胀一定会来，但我不知道是什么时候。（喜欢预言的请出门之后七拐八拐，找一个手拿水晶球，穿着斗篷衫，还把帽子戴在头上，口中念念有词，不知是男是女的人，TA知道你想要的答案。）

周其仁最近在《货币似蜜，最后还是水》中指出了奥地利学派反复强调的一个理论，就是货币的扩散并不是一下子到全社会的，而是像蜂蜜一样慢慢流淌开来，先鼓起一个包，再慢慢变平。这样的话，总有人先尝到甜头，而社会边缘和底层闻到蜜香，那不知道是什么时候的事情了。所以很明显，在货币扩散的过程中，有人会先于他人看到其中的机会。

周其仁最后指出：货币进入市场，受黏性支配改变相对价格，然后推高物价总水平。货币似蜜，最后还是带黏性之水。也就是说，不管货币的扩散如何，多发了最后总会在物价上表现出来。而对于底层老百姓来说，一旦发生通胀，底层的人还没有尝到甜头，就可能直接承受苦楚了。

一旦我们了解了这个趋势之后，对于年初疯狂的信贷背后折射出来的信息，也就会明了了。中国人民银行近日公布的数据显示，2009年1月至5月，人民币各项贷款增加5.84万亿元，同比多增3.72万亿元。这表明：通胀一定会来。但寻找水晶球的人，对这样的分析显然不会满意。在做巫师之前，了解目前的状况相当重要。

郭凯兄认为如果3季度环比增长率继续增加，那4季度开始很可能央行就需要点刹了，否则，中国经济又要进入新的过热期。而这轮过热会是在没有外需的情况下出现的，热的时候不要紧，再凉下来的时候会很难看。他还非常仁慈地指出：再给央行三个月时间，现在担心通胀，稍微早了一点，我们总不至于想把刚刚有点起色的经济给扼杀了吧？

这个意见是目前主流的看法，郭凯兄说要给3个月，也有人说再给半年吧。意思是，到今年底都不会出现通胀，或者至少到年底，央行不应该采取收紧货币的手段。但是，这里面的假设好象是，央行出台货币政策不需要考虑“时滞”，说收紧就一下子会起作用似的。不得不说，这是明显不符合事实的。

货币如蜜糖，政策也一样，也是慢慢发挥作用的。这个起作用的“时间间隔”可能很长也可能短，没有统一的意见（Y，你们经济学家能不能统一意见，痛快点。读到这里，亲爱的读者你是不是这么想的？嘿嘿，我们又不是人大开会，给你搞一个统一意见。）。按照叶航老师的看法，宏观调控的政策时滞通常在6个月左右。

假如说，明年初经济要发热，又假如说，政策时滞是6个月左右，那么现在踩刹车，似乎刚刚好哦。意思是，央行现在不一定要采用紧缩的货币政策，但可以放弃宽松的货币政策了。

2009年上半年经济书籍述评

李华芳

1

在金融危机全球肆虐的2008年，诺贝尔经济学奖颁给了新凯恩斯主义者保罗·克鲁格曼。尽管克鲁格曼的新贸易理论和新经济地理学是他获奖的学术理由，但人们很自然联想到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时，使克鲁格曼名声大振的那本《萧条经济学的回归》。在该书中，克鲁格曼延续了缪尔达尔1968年在《亚洲的戏剧》一书中对东南亚国家的批评。缪尔达尔以冷峻的笔触将东南亚打入了贫困陷阱的冷宫，他认为唯一的出路是控制人口增长、进行更平等的土地分配、以及扩大对健康和教育的投资，才能把东南亚拉出贫困的泥淖。而克鲁格曼则是在“亚洲四小龙”如日中天时发出了不一样的声音。

1994年，克鲁格曼在《外交》杂志上发表了《亚洲奇迹的神话》一文，在这篇被认为预言了亚洲金融危机的著名文章中，克鲁格曼白纸黑字写下了一个结论：东亚增长不是奇迹。其问题在于高投资驱动型的经济增长不可持续，而且大量的FDI会出现问题。这一观念与推广“亚洲四小龙”以及亚洲价值观的经济学者非常不同，当时可以说非主流。直到1997-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爆发，大家才发现原来克鲁格曼说过亚洲模式有问题。而十年过后，华尔街危机爆发，克鲁格曼又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一时之间，他的各种著作被迅速翻译成中文加以出版，除了他著名的《国际经济学》的教科书外，还包括他的《微观经济学》、《宏观经济学》等教科书。而老版的《萧条经济学》也加上了一部分关于2008年经济危机的说辞，改头换面，由中信出版社在2009年3月份出版了《萧条经济学的回归和2008年经济危机》。当然这本书的主要内容其实还是关于亚洲金融危机的，而对华尔街危机着墨不多。

作为小布什经济政策的坚定反对者，克鲁格曼更倾向于民主党扶危济贫的思路，尤其是在危机之时。尽管在政府具体该采用何种具体措施上，克鲁格曼与凯恩斯有细微的差别，但倾向于政府干预经济的思路还是与凯恩斯如出一辙。每当经济危机来临，好了伤疤忘了痛的人们总是会短视的倾向于各种变着法子的凯恩斯主义药方，全不顾由于政府干预经济所造成的损害。这也呼应了凯恩斯对长期的批评：长期来看，我们都死了。

对凯恩斯式的财政刺激经济计划，弗里德曼和施瓦茨早在《美国货币史（1867—1960）》提出过反驳。1929-1933年的美国大萧条，吸引了无数经济学家的目光。尽管《美国货币史》并非专门针对此次危机，但弗里德曼还是用了大量的篇幅来阐释大萧条的成因，并提出了基于“货币数量论”的货币政策来进行应对。此书也被称为是“货币主义的圣经”，2009年1月份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出版了此书中文版。针对凯恩斯所谓的货币流动性陷阱，弗里德曼针锋相对的指出，货币需求独立于货币供给，并且货币需求相对而言是极其稳定的，而不是如凯恩斯分析的那样，一旦利率降到一定程度，对货币的需求就会接近无限。在弗里德曼看来，物价的变动取决于货币供给。因此关注经济波动，或者说关注由物价上涨下跌反映的通胀紧缩的经济周期，关键是看货币供给。而应对经济周期的方案，自然而言也就应该从货币供给入手。也因为这个原因，人们有时候也将弗里德曼开创的“货币数量论”叫做“货币供应学派”。

2

尽管经济形势与经济书籍出版之间，通常有密切的关联。但实际上与经济周期契合最紧密的经济书籍，并不是人们通常认为的凯恩斯的《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也不是新凯恩斯主义旗手克鲁格曼，甚至也不是凯恩斯的死对头哈耶克和弗里德曼，该记录的保持者是一位奥地利学派的经济学家，他叫罗斯巴德。

罗斯巴德的《美国大萧条》自第一版面试后，此书的其后三次重版都与经济周期暗合。第二版的时候，通胀造成了1969-1971年的经济衰退；第三版的时候，又是严重的通货膨胀导致了经济萧条，从1973年一直延续到1975年；第四版的时候，美国正在经历1981-1983的萧条期。1999年第五版时，美国经济处于低通胀低失业的良好状态，但随之而来的2000-2003年经济又开始下行，2004年才恢复部分元气。可以这样说，每当经济不景气的时候，罗斯巴德就会被人们重新提及。

 2009年4月，上海人民出版社重印了《美国大萧条》中文版，有意思的是，其序言由张维迎撰写。说起来，张维迎的研究更偏重新古典经济学，而并不是奥地利学派经济学。但在序言中张维迎用热情洋溢的笔调盛赞罗斯巴德的贡献，字里行间对奥地利学派推崇备至，或许也说明了奥派经济学思想源远流长自有其道理。那么罗斯巴德到底有什么洞见值得反复被提及呢？不妨应用罗斯巴德的理论框架来解释一下当前的金融危机，以便见识一下奥地利学派的功夫，并看看与新凯恩斯主义和新古典学派到底有何不同？

首先，针对此次危机是创新过度的观点，罗斯巴德继承了熊彼特关于创新和企业家精神的相关观点，认为创新最为重要的是提供了新的选择与可能性，企业家的创新是一种 “创造性破坏”，能以新的更有效的配置资源的方式来取代原有的方式。但创新需要宽容，与谨慎的态度是截然相反的。对于金融创新要谨慎的观点，新凯恩斯主义自不必说，是赞同的，并且认为政府应该教会市场参与者如何谨慎，并实行必要的监管。新古典学派的学者在这个问题上也有点含混不清，赞成谨慎但对政府干预心有余悸，却说不清楚应该如何谨慎。事实上，市场参与者自己会评估一项创新的成本收益，自己承担风险。牵涉到其他人的风险通过对冲机制加以化解，也就是利用市场机制去化解外溢出来的风险，这正是奥地利学派的观点。

其次，对于政府监管的态度，新凯恩斯主义都认为此次危机是政府监管不力才导致了风险扩大，如果政府能对产生风险的各个环节严加管制，危机可能就不会出现，或者说不会有这么大的危害。这一观点支持政府积极干预经济，通过各种手段救市，提升经济。但问题恰在于新凯恩斯主义所设定的前提，真的是因为政府监管不力才导致了危机吗？罗斯巴德认为这是由于政府不断扩张信贷，通过通货膨胀的方式来刺激经济增长，产生了虚妄的繁荣假象，一旦假象被戳破，经济就会衰退进入萧条。这并不是因为政府管制太少，恰是因为干预过多所造成的。因为政府的管制和干预扭曲了市场的价格机制，并且扩张的货币和财政政策使得经济动荡的风险加剧。这一观点与米塞斯关于商业周期的看法如出一辙，罗斯巴德在这本书的致谢中特别提到了这一点。

最后，针对自由市场的责难，新古典学派和奥地利学派都会异口同声为之辩护，不可否认市场经济会出现道德败坏的困境，正如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中担心的那样（因此他反复修改《道德情操论》试图以此来论证一个美德社会的可行性）。金融危机中大鳄们的欺诈尽管可能更加难以识别，但自由市场的竞争会将不诚信的金融家打翻在地，而诚实的商人终将获得回报，因为消费者可以用钱投票，欺诈者将失去客户。但如果一旦出现丑闻，政府就进行管制或者接管，其前提是假设新来的管理者和相关的官员具有完备知识和高尚的品德，但这恐怕不是现实。

所以，对于罗斯巴德而言，大萧条的经验告诉他政府多发货币将会导致通胀，通过通胀维持增长必然不可持续，泡沫之后经济会大幅下跌，如果政府再进行干预，不仅会抑制创新，也有可能鼓励道德风险行为进而打击企业家精神，妨碍竞争，其结果是萧条的程度可能会加深。这也正是奥地利学派的一贯观点，政府的干预加剧了经济动荡的幅度，并且使得经济动荡变成了一个常态。很显然，在全球一片救市声中，听听不同意见，总不是坏事。

3

当然，也有与罗斯巴德强调个人自由的意见不一致的学者，他就是加尔布雷斯。在2009年江苏人民出版社重版的《美好社会：人类议程》中，加尔布雷斯追问什么样的社会是一个美好社会？并且追问政府应该采用何种政策来解决诸如贫富差距、环境污染等问题，以便进入美好社会。这位老牌左派帅哥具有明显的社会改良主义倾向，不仅与奥地利学派格格不入，甚至在某些方面也较凯恩斯更为极端。这本《美好社会：人类议程》以前叫做《好社会：人道的记事本》，2000年的时候由江苏译林出版社出版。当时由作家池莉写推荐。加尔布雷斯固然算是公共知识分子，但不管怎么说，让一个作家来推荐一个经济学家的作品，多少显得有点讽刺。顺便说一句，从书名的翻译来看，新版本要更加确切一些，此书原名The Good Society: The Humane Agenda，“人类议程”比“人道记事本”更符合humane agenda的本意。

回过头来，奥地利学派照样不会买加尔布雷斯的账。对于危机下的出路，熊彼特曾经用“创造性破坏”来阐释创新精神，或者说企业家精神。企业家运用创新能力，推动市场过程，这是奥地利学派为解决经济危机开出的药方。尽管对于什么是企业家精神，奥地利学派内部也有不同的意见。但回归方法论个人主义，却是奥地利学派诸学者的一个共识。而将危机的解决之道留给具有创新能力的企业家，正符合了方法论个人主义的要求。朱海就的《市场的本质：人类行为的视角与方法》一书就是奥地利学派思想的中国回声，其中对于企业家的分析，对危机的解决之道或有启发。

总而言之，“历史不能改变，未来可以争取”。这句话是葛剑雄在一篇访谈中所用的题目，收在《危机与转型》一书中。这句话恰好道出了当下的经济现状。2008年，由美国次贷危机所引发的金融危机逐渐蔓延至全球，如何理解危机以及如何在危机之中寻找出路，成为经济学界关注的重要问题。事实上，这种关注也溢出了经济学界。《危机和转型》是一本访谈录的合集，集合了一群关注“出路”的思想者的言论。这些思考大体上分为三个部分：金融危机与世界，中国经济转型，以及城市化与现代化。其逻辑是处于危机之下，中国和世界都必然面临转型，因此问题的关键在于“如何转”。

当然在考虑“如何转”的方式之前，弄清楚现在到底什么情况了，是至关重要的。邹至庄指出“中国的经济发展并非奇迹”，是一个重要的观点。被经济高速增长遮蔽的现实是城乡差距和贫富差距拉大，环境污染加重，全要素生产率提高有限，经济发展结构性失衡等等。林毅夫和樊纲也都认识到，中国经济的主要风险源于制度性缺陷。其中最大的制度障碍来自与政府本身，而政府效能低下、腐败盛行，会进一步对经济产生不利的影响。因此变革政治体制已经成为一个经济学界的共识。实际上，经济学界之前就已经认识到经济增长与政治体制之间的关联。吴敬琏和青木昌彦在2008年的时候主编出版了《从威权到民主》一书，就探究了东亚各国的转型道路，并对中国的前景作出了试探性的提议。尽管对于已经发生的历史，人类无能为力，但转型是面向未来的，是可以争取的。或许任剑涛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主张“改革无禁区”的。任剑涛这篇收录在《危机与转型》中的访谈，已远非经济学的视角，而是政治学视角下的主张了。改革无禁区，显然是对“读书无禁区”的一种回应，要寻找危机下的出路，恐怕首先要允许思想的自由竞争，从竞争中胜出的思想或将会为下一步的转型和改革带来有益的启示。

《上海书评》刊发版本中没有修正“资中筠”为“葛剑雄”，此处特别说明。

第6卷第26期 总第236期 2009年6月29日出版•  A SIFL Production  

      深度分析聚焦在29岁市长事件上，6月21日湖北宜城市选举产生了新一任人民政府市长，仅有5年工作经历的29岁的周森峰当选。马光远指出人才破格任用是好事，但只能是特例，在官员的任命上，强调正当的程序的确非常重要，正是程序决定了法治和恣意的人治之间的区别，在更广泛意义上，官员升迁应遵循相关法律规定。秋风在这一问题上，区分了选举性官员、政务官员与文官的不同类型，指出混淆了官员类型导致的“当选”与“升迁”两个概念，正是周森锋成为舆论焦点的原因所在，拯救出路是建立政治官员与事务官员分流的制度。

      思想专栏，是Thomas J. DiLorenzo教授对政府的看法：经济增长了，这是政府的功劳；经济危机了，这是政府大显身手的机会，自由市场又错了！那么，市场在哪里？现实告诉我们，自由市场没有错，都是政府惹的祸！只不过市场不言，大音希声，可是政府却可以推脱责任，肆意栽赃，制造了一个有一个谎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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焦点评论：财税政策、社会保障、公共安全、政府改革 1
      开征烟酒税，到底为了啥？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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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度分析：政府治理、公务员制度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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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想专栏 11
      政府关于市场的弥天大谎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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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一直在写一个关于国际金融中心建设的专栏【金融城事】系列（for ），这个算是一个存档笔记。我想知道的是哪一些经济学者在长久关心这件事情，实际上也不算很多。潘英丽几乎成了政府方面的专家，所以很少进一步发表公开的文章了。方星海已经是上海金融办的主任，也基本不写东西了。香港的饶余庆之前做过不少工作，现在的兴趣似乎也不专门集中在这一块了。

然后下面是一些，但基本上都不深入：

李华芳

公开版本见这里。 

2009年5月，第二届“陆家嘴论坛”闭幕。表面上，这次论坛与其他的各种会议看起来并没有什么不同，一样聚焦目前形势不明的宏观经济，探讨如何应对全球性的金融危机等。但对于陆家嘴而言，这次论坛却透露出一个重要的新信息：中央金融决策权的下放或成可能。

对于习惯了国家主导推动大型建设项目的中国而言，像建设国际金融中心这样一件大事，理所当然是中央来抓的。而且一贯以来，各项金融政策的决策权也全部集中在中央，这或许也是北京提出要建设国际金融中心的理由所在，因为各个金融决策机构都集中在北京。因此不少大型金融机构为了接近决策中心，以便尽快获取政策信息，也将自己的总部设在北京，这进一步使得北京认为自己具有建设国际金融中心的实力。造成这种京沪之争的重要原因是金融决策权归中央，而地方建设金融中心的雄心都要经过中央的检视。

也正是因为上海并不拥有金融决策权，因此在建设国际金融中心的过程中，尽管地方性政策可以突破和松动，但涉及到关键的问题，上海就需要向中央“要政策”。这也是上海多年来执行的策略。4月29日国务院发布《关于推进上海加快发展现代服务业和先进制造业，建设国际金融中心和国际航运中心的意见》，意味着“要政策”已经成功。

但有了政策，还要有具体的措施。以与金融人才相关的政策为例，上海也意识到“金融中心，人才先行”，因此在户籍制度方面推出户籍新政，为居住证转户籍开口子。地方性的措施可以起到一定的作用。但上海试图在税收政策方面也进行调整，对金融高级管理人员的个税征收实行一定程度的优惠，这一具体措施由于涉及到中央的财政税收政策，就遭受了很大的阻碍。也就是说，如果有了政策，但每一项具体的措施依旧要依靠中央决策来做出，那么就会使政策停留在纸面上。相当于只是进行了一个形式上的确认，而没有实际上的放权。

而刚刚结束的第二届“陆家嘴论坛”，“一行三会”的领导都表示了对上海的支持，透露出一定程度上“下放决策权”的信息。只不过“放权”的方式却未必如上海所愿。以保监会为例，保监会与上海市政府是通过签署合作备忘录的形式，将保险业在上海的战略定位为“两个中心、一个试验区、一个基地”，即“保险产品和创新技术研发中心，保险业管理和后援服务中心，保险资金运用的实验区，以及保险业国际化人才的培养基地”。这种签署合作备忘录的方式，究其实质，恐怕还是保监会加强和新设在沪的组织和机构，而不是上海方面享受在保险业具体措施方面的决策权。因此这还是一个形式大于内容的做法。当然，在当前的条件下，不失为一个渐进的次优选择。

显而易见的是，上海方面对金融决策权的诉求和“一行三会”对决策权下放的理解，并不相互吻合。但其实不管是上海方面还是“一行三会”，不管是争取决策权还是下放决策权，对于决策权的思路依旧还是烙有计划时代的印记。对于金融中心建设的决策，当然离不开政府方面的决策，但很明显有一点上海做得不够，那就是对于市场主体自发决策的尊重不足。MIT的黄亚生批评上海缺乏培育企业家精神的土壤，出不了像李嘉诚这样的企业家，说得正是这个道理。

当然，上海的金融决策者不会迅速变成像伦敦金融城的官员一样。伦敦金融城的官员们，其重点在于服务。但对于漫长官本位历史传统浸润下的中国，这还有很长的路要走。那么在这其中，有没有可行的道路可以选择呢？答案是肯定的。推动金融中心建设的不仅需要政府的决策，也需要市场主体的决策，但不管是何种决策，根本的一条是要提高决策的专业化程度。而这归根结底，又与专业化人才相关。市场挑选专业化人才的机制已经相当成熟，因为如果是不合适的人，不适应竞争激烈的上海金融市场，就会被淘汰出局。

令人担忧的似乎是金融官员，如果决策官员本身并不专业，那么很可能会制定出并不适用的政策和措施，进而扭曲市场，对金融中心的建设产生不利的影响。而官员的退出机制显然不同于市场机制。当然，如果政府的相关决策官员如果大力引入专业人士，就能减少决策的扭曲效应。目前，上海市的金融办主任方星海毕业于斯坦福大学经济系，而近期刚刚调任央行上海总部副主任兼上海分行行长和国家外汇管理局上海分局局长的张新则毕业于哥伦比亚大学经济系，这两位都是在上海建设国际金融中心过程中具体部门的重要官员。除了其专业学术背景外，两人此前的履历也都显示了在金融部门丰富的工作经验，方星海在上海证券交易所工作过，而张新则是在证监会和人民银行金融稳定局工作过。专业官员并不能保证所有决策都正确，但起码可以减少出错的几率。

也就是说，在中央的金融决策权没有完全下放的情况下，增强决策的专业化，除了要进一步放宽限制、听取市场主体的决策意见外，还要进一步在行政决策层面引入拥有专业背景的官员。双管齐下，或有助于更快提升上海的金融决策专业化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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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华芳是上海金融与法律研究院研究员，《思想库报告》主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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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品沙龙】预告|2009年6月27日

上海季风书园|今天我们读书25制度演化与人类行为 

李华芳

今日，继国家税务总局发布信息要提高烟草税之后，《白酒消费税计税价格核定管理办法》也将公布。国税总局并没有披露此次征税的目的，不过不管是开征新税，还是提高原有税率，税收意在增加政府收入，同时也可能达到控制烟酒的目的。当然，实际情况要复杂得多。

国税总局试图在提高烟草税的同时，不影响烟草的价格。这或许有可能做到，因为烟草是政府专营，政府可以用行政命令来管制价格。当然提高税收而不动价格，在实际经济运行中是很困难的事情。这不，上海的中华烟就率先涨价，将烟草税提价成本转嫁给消费者。政府专营的烟草尚且如此，更不用说市场化的白酒了，白酒提价势在必然，最终承担税收成本的依旧是消费者。

一般而言，当商品的价格提高的时候，其消费量就会下降。当然有人会指出，上瘾性消费品的价格调整对其消费量的影响较小。但烟酒带来的上瘾性与毒品的上瘾性毕竟不同，价格对烟酒的销量还是有很大的影响的。这也容易理解，如果一个人有1000元，一瓶白酒500元的时候，可以喝两瓶，当价格涨到1000元每瓶的时候，就只能喝一瓶了。香烟也一样。

但问题在于，如果烟酒市场上有大量的需求来自于公款，而不是私人消费。那么通过税收来管制烟酒的目的，可能也无法达到。因为公款对于价格是极不敏感的，或者说即便有价格上的调整，对于公款消费而言，也仅仅是涉及回扣的分配额度，而不影响其具体的消费量。这样的话，就可能会造成一个恶性循环的怪圈。政府收税抬高烟酒价格，然后其中一部分补贴政府开支，但政府开支又部分用于消费价格已经提高的烟酒，一圈下来已经耗费不少交易成本了，而且这样一来提高税收的政策无法对烟酒的消费产生影响。

所以，税收政策推高烟酒价格有可能对烟酒消费产生抑制，也可能无法抑制。从这个意义上来说，烟酒税的主要目的并不在此，无非是“项庄舞剑、意在沛公”，增加政府税收才是最为主要的目的。问题是，为什么偏偏在这个时候呢？

需要收税提高政府收入，背后的意思就是政府缺钱。政府当然可以通过印发货币来变得有钱，只不过这样做有相当大的通货膨胀风险，或许是出于对疯狂扩张的信贷的担忧，目前政府对货币扩张手段显得较为谨慎。而征税仅需要承担征税的费用，不需要担心通胀的问题。这或许是烟酒税背后的真实意图了。

有意思的是，一方面4万亿经济刺激计划还在推进，而另外一方面却显示出政府已经没有钱了。为了2009年8%的GDP增长率，通过烟酒税来增加政府收入转而再用于公共开支，不仅效率较低，而且能增加多少政府收入也存在疑问，除非税收对烟酒消费量没有影响，这就表明了烟酒更多是公款在消费。实际上，如果政府不能出钱，那么应该多想想政策上如何调动民间资本，这才是长久之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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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华芳是上海金融与法律研究院研究员，《思想库报告》主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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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吧：

如果不能“博”，嫣一下又如何？

李华芳

让公众知道自己纳的税花在了哪里，比纠缠于提高起征点是否利于社会公平，是更重要的事情。 

财政部6月17日公布了一篇名为《我国个人所得税基本情况》的文章，该文章是财政部个人所得税课题研究组2009年6月的一项研究成果，其中透露出的信息是不宜大幅提高个税起征点。理由是：如果目前大幅提高费用扣除标准，受惠多的也是高收入者，中等收入者得益少。这样的话，无法比目前实施的个税2000元起征的做法更加公平，不能体现个税作为调节收入分配的功能。根据财政部的统计，2008年城镇就业者人均负担的消费支出约为1846元/月，低于2000元/月的费用扣除标准。因此财政部认为2000元每月的扣除标准是合适的。

情况真的是这样吗？按照个人所得税“对净所得征税”的原则，在确定扣除额时，基本原则是保证居民的基本生活不受影响，即将居民基本生活费用在税前予以扣除。这一原则，也就是通常所说的确定起征点。起征点要综合考虑多方面的情况，这当然是对的。但全国一刀切的标准，也已经被多次诟病。中国的城乡差距大，地区发展不平衡，所有的地区采用统一的个税标准并不符合各地的实际情况。之前就有学者指出可以让地方政府根据不同的情况，参照中央标准来确定各自的个税起征点。因为个税涉及到中央和地方分享，所以这个需要中央和地方的协调。

当然，在目前的情况下，即便是一刀切，也还需要综合考虑居民消费支出增长及物价上涨因素等情况。但消费支出中极其重要的一项，购房支出并没有计算在内。尽管考虑了住房公积金在税前扣除，但实际的购房消费支出要远远大于公积金的数字。而这也日益成为消费者的一块心头病，但个税起征点并没有反映这一需求。另外，对于通胀率的考虑也是不足的，如果起征点真的考虑了物价上涨等因素，那么就应该考虑将个税起征点与CPI涨跌挂钩，及时反映物价变动对个人收入的影响。

财政部的另外一个不宜调高起征点的理由是，目前基础上的调整将会使高收入者受惠大于中低收入者。例如将扣除标准提高至5000元/月，月薪为5000元的纳税人受惠175元/月，而月薪为10万元的纳税人受惠1050元/月；将扣除标准提高至10000元/月，月薪为5000元的纳税人仍然只受惠175元/月，而月薪为10万元的纳税人受惠2800元/月。这种数据上的游戏的确能唬住一些人。

但低收入者对钱的敏感程度要远远高于高收入者。举个简单的例子，10元钱对于富翁来说可能只是用来打发乞丐的，但是对于乞丐来说，这可能是他一天的全部收入。假定10元钱占富翁一天总收入的1%，占穷人收入的100%。现在国家要收2元钱作为税收，对于穷人来说，将会感受到极大的不公平。而即便对富人采取累进税率，其所得与穷人相比依旧具有巨大的优势。而公平感主要是由于比较产生的。因此这个问题要从比例上看。如果将起征点提高到5000人民币每月，月薪5000的人能享受3.5%的优惠；而月薪10万的仅能享受1.05%。即便起征点提高到1万元，月薪10万的人还是只能享受2.8%的优惠，还远远低于3.5%。所以如果将起征点提高到5000元，将会极大增进公平感。

事实上，不管是对穷人还是富人而言，大家觉得税负高，是相对于享受的公共保障和服务的数量和质量而言的。北欧国家税负高，但是福利好，因此其对税收政策的抱怨就少。而中国之所以对税收政策耿耿于怀，对个税起征点争吵不休，原因很简单，就是老百姓交了税，但是却没有得到应有的福利。包括公共设施、医疗与卫生保障、教育等一系列福利。这才是造成对税收政策不满的关键所在。

税收本应“取之于民、用之于民”，而这其中的关键是要公开透明的运作。政府的预算决算要由人大来审，其实质就是要让纳税人能对自己纳的税“有话说”。如果把这一块做实了，起征点的问题或许就不是一个特别重要的问题。让公众知道自己纳的税花在了哪里，比纠缠于提高起征点是不是利于社会公平，是更重要的事情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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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华芳 

6月4日，发改委与工业和信息化部、监察部等九部委联合发文《关于印发贯彻落实扩大内需促进经济增长决策部署、进一步加强工程建设招标投标监管工作意见的通知》，强调政府投资项目属于政府采购，应当采购本国产品。这表明在“4万亿”经济刺激计划中，国货将成首选。 

简单来说，4万亿里面当然有很大一部分会购买国货，也有一部分会购买外国货。但其主要的判定标准，不应该以是否国货来衡量，而是在确定的预算范围内，以产品的质量来衡量，也就是在预算既定的情况下选择最好的产品。而不管这个产品是来自于国外还是国内，不管是由民营企业、国有企业、还是外资企业生产的。这个逻辑并不复杂，有钱买好货，是理所当然的事情。 

如果同类产品，国货的性价比较低，为什么一定要坚持购买国货呢？尤其是在建设重大基础设施工程的时候，购买劣质产品，将会酿成惨重的后果。试想一下，如果在5.12地震中，建筑材料的质量如果能好一点，那么死伤的情况可能就会降低一点。因此，在4万亿刺激方案里，质量问题将是一个必须重视的问题。所以，值得问的问题是，何以优先购买国货会成为一种呼声，而不是优先购买优质产品成为一种呼声？ 

实际上，优先购买优质产品，不过是一个常识而已。但优先购买国货背后，却有其他的考虑。按照国家发改委在其网站上的说法：目前招标过程中问题较多的并不是“排外”，而恰恰是对国货的非法限制。尤其是地方政府项目的招标，往往偏向于外资，而轻国资和民资。不过造成这种“崇洋媚外”局面的根本原因，还在于政府的政策。对于符合国家给予鼓励进口目录上的外国产品，不仅能够享受一定程度的免税，同时还能享受政府的进口补贴，这样一来加上对产品质量的考虑，购买外国产品而轻视本国产品几乎成为一个必然的选择。 

在改革初期，“引进来策略”导致大量倾向于外国资金、产品、技术和服务的优惠，反过头来却成为了挤出“国货”的重要原因。现在又要靠政府调整政策来鼓励国货。这恐怕不是一个可以长久持续的做法。因为偏向外国产品，自然对国货不公平；同样的，偏向国货，对外国产品也就会产生排挤作用。 

而且，更重要的是，有时候一个产品是外国产品还是本国产品，是非常难以判断的。在全球化的今天，除了原材料产地还较为明确之外，大部分半成品和成品，往往都不是一个国家生产和加工的，而是由国外内联合生产的。而且即便是原材料的生产和运输，也可能是国内外合资的企业在运行。这样一来，政府采购的产品以生产国别的标准来判断，已经显得不合时宜了。解决方案并不复杂，只要回到最初的政府采购形式就行：先定下预算，然后购买好货。不管是来自民资的、国资的、外资的、还是合资的产品，只要是好产品就可以选购。而为了挑选出好货来，可以引入招标拍卖等形式，发挥价格机制的作用，而无需一会儿鼓励洋货，一会儿又要安抚国货。

刊于新闻晨报的版本，点这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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