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0.4%是什么人组成的呢？

蔡教授没提供，但是几年前媒体曾经披露，据国务院研究室、中央党校研究室、中宣部研究室、中国社科院等部门一份联合调查报告的数据，截至2006年3月底，中国内地私人拥有财产(不含在境外、外国的财产)超过5000万元以上的有27310人，超过1亿元以上的有3220人。在超过1亿元以上的富豪当中，有2932人是高干子女。他们占据了亿元户的91%，拥有资产20450余亿元。而考证其资产来源，主要是依靠家庭背景的权力资本。

009年5月24日，关注邓玉娇案及网络民意研讨会在德先生研究所召开，德先生研究所负责人张辉简单地做了一个开场白，资深媒体人凌沧州阐述了此次会议的主要内容。德国之声记者进行了现场采访。下面就是此次与会人员的发言。

江西著名人权律师郭莲辉发来短信发言：无法赶到，请谅。邓母解除委托的内幕是什么？应查清。若邓玉娇同意了委托、并已笔录在案并签名、就应视为邓玉娇本人委托。在未征得邓玉娇同意的情况下邓母是不能解除委托的。这个案子要防止官方做手脚、人为地复杂化。对证据可能灭失的责任要提出来研讨。从现已获得的信息资料看，强奸罪可以构成。邓贵大等人要求性服务、其主观动机和目的是明确的、主观故意十分明确。在客观上使用了暴力胁迫手段，故构成强奸罪不应有多大争议。既然可以定强奸罪、不论是既遂还是未遂、邓玉娇的行为属正当防卫就无可争议。本案中的另一邓某是谁、身份如何？为什么官方一直避而不提等等疑点都应查清。全国妇联表态关注此案、上述意见可向全国妇联沟通通报。次研讨会应邀请全国妇联及所有关注此案的政府机构、非政府组织参加。强化监督力量。以上意见请打印后代读、上交。

著名法学教授张赞宁： 这个案件让我想到了孙志刚案件，孙志刚案件当时不是第一个类似案件，官方说道，他之前有460多个。那么邓玉娇案也不是第一个，我想也不是最后一个。我们维权，维护每个公民的合法权益。也就是维护我们自己的权益。如果邓玉娇的权益不维护，那么下一个就有可能是我们了。

“解放”六十年来，我们每天都在接受愚民教育，我们的口号叫的很好，什么“科学发展观”、什么“三个代表”、 什么“为人民服务”等等，但是碰到具体问题，他说我不是为你个人服务，我是为人民服务。比如随意地拆迁居民的房子，他说这是为了城市的建设。我们追求的是公平公正，现在之所以有这么多人关注邓玉娇这个案件，就是因为我们不信任政府。为什么不信任呢？比如地方政府在这个案件上，一开始说是“按到”，后来又说是“推到”；一开始说是“修脚刀”，后来又说是“水果刀”，又说没有强奸等等，还把邓玉娇当做精神病人关起来了。我认为这个案件关键不是邓玉娇有罪无罪，而是要得到公正的处理。当然我认为邓玉娇是正当防卫，但这个不是最重要的，我要问的是为什么不抓另外两个人，只抓邓玉娇，这就是公正的问题。我们不信任政府，就是因为公正性这个问题。而且网络上关于邓玉娇的案件的帖子也开始被封锁。

我现在明显感到了我们国家的民主法制在大倒退。德先生开这个会，我们能够具体地商讨应该怎么做，首先在网络上，我们应该重视这个事，不能随便被政府里的一些人抹掉，邓玉娇还没有接受精神病鉴定就被关进了精神病院，这个我们就想到了杨佳案，他的母亲也被关进了精神病院，律师找不到他的母亲，不能有效低为杨佳辩护，邓玉娇案也有很多的疑问。我现在就是抛砖引玉，下面大家继续说。

著名律师韩一寸： 我说两点。一是案子本身，我对邓玉娇的行为表示理解，对她的遭遇表示同情。邓玉娇案极大可能属于正当防卫，这需要专业的律师介入，需要能进一步的揭露和监督。如果邓玉娇的正当防卫成立，那么她杀的正义，杀的合法。现在的问题是，当地公安局以“故意杀人罪”立案，追究她的刑事责任，这样的立案实际上使该案情有点扑朔迷离。为了更好地维护邓玉娇的权益，现在有必要正义的人士继续跟进，特别是女性律师，因为从现在来看邓玉娇这个女孩有可能有些话不好启齿，有些具体的细节不好向男律师说，这就有一些隐私。根据刑事诉讼法，涉及隐私的案件，可以不公开审理，地方法院就可以不公开审理，那么我们怎么介入。根据刑法，上级人民法院，包括中院，高级法院，最高法院，可以命令下级法院异地审理，应该异地审理。这是案子本身。

第二谈谈民意。邓玉娇案件引发的民意反应比较强烈。分两层说，一是为什么那么多网友痛恨这几个当官的，很简单，痛恨的是腐败，政治黑暗。邓玉娇这个案件表明了现在官民之间的矛盾已经是非常尖锐了，达到了冰火难容的状态了。这涉及到了权利之争，无权的人民和特权的官员，争我们的公民权，争我们的民主政治权。这也就是人民对民主政治的要求和现行体制的矛盾。所以政府应该真正地尊重民意，顺应潮流，启动政治体制改革。只有改革才能确保稳定，不改革，就有可能出现动乱。另外一个倾向是网民倾向暴力、崇尚暴力，这个倾向不好，邓玉娇案，杨佳案，本来是普通的刑事案件，但网友把它们提的很高，部分网友把它引导成解决中国政治问题的一个出路。用暴力来解决中国问题，这个很危险，所以我们应该引导正确的舆论方向。我们应该用和平理性的方式去解决问题，反对暴力，我们必须发出这种声音。

著名律师李和平：我想到了杨佳案，邓玉娇案的影响已经和杨佳案处于了同一个水平，甚至超过了杨佳案，为什么这么一个普通的刑事案件引起了人们的这么强烈的愤怒，这说明了当前的官民矛盾已经到了一个非常激烈的程度了，真正是一触即发，剑拔弩张了。现在的公权没有收到任何的制约，没有分立。最高法院院长王胜俊提出了三个至上，强调司法要讲政治，那么这就把司法独立、通过司法约束公权的道路堵死了。在民众眼里，这个公共权力是一个整体。

从社会方面来看，在征地，拆迁，冤案，信仰，言论方面，人们都受到了打压，每一种打压都使民众感到一种深深地挫折感和压迫感，这种不满的感觉使弱势群体也团结到一起了，达到一种空前的团结，这种团结和官方的打压连在了一起了，成为了两个阵营。任何一个阵营的个人的冲击都是两个阵营的斗争。邓玉娇案又一次引起了两个阵营的斗争，我们不是在强势阵营就在弱势阵营。中国13亿人，谁都跑不掉，都得关注。这种情况在司法不独立的情况下，是非常危险的。而且每个案子，官方阵营的那种强势的作为，又增添了民间的愤怒和反抗，随着律师，媒体的介入，这种愤怒能够表达出来。而且我们的司法全都掌握在官方手中，掌握在强势者手中，用法律术语说，这就是自己当自己的法官，你本身就不公正了，不但不公正，还拒绝媒体，舆论的监督，这不是关起门来自己审判吗？所以民众有很多的反感。

因此我考虑第二个问题，放到异地的法院，是不是就能得到公正的审理呢？可能比本地审理好一些，但是我认为解决这种问题，就应该让弱势群体参与进来，我们都知道有陪审制度，不过我认为不应叫陪审团，应该叫评审团，应该叫公民参与进来，让公民参与决定案件的结果，法官不能过多的参与进来，因为法官本身已经是强势集团了，弱势群体不信任你了。而且法官也不公正。

著名作家田奇庄：邓玉娇这个案件成为了一个大案，出乎很多人的意料。关于本案的细节，还需要等进一步的披露。我关心的是，为什么会出这么一个事情，那个地方娱乐业很发达，官员们经常进行这种消费，成了一种风气，这是非常可怕的，正是因为这种风气，才会出现这种大大小小的邓贵大。改革开放30年来，从西单民主墙，到其他各种公民运动，到网络上众多的请愿书和公开信。结果怎么样呢？我们不能说政府没有任何进步，但是距离我们民间的要求，距离社会发展趋势，可以说是毫无进步，远远不能人们的要求。我觉得我们现在到了这么一个时候了，我们能不能对自己负起责任，我们应该成为一个诚实的公民、负责任的公民、公正的公民、宽容的公民。我具体说一下，所谓诚实，就是说我们现在有太多虚假的东西控制了这个社会，我们能不能做到诚实，表里如一，所谓负责任，我们能不能负责任，不仅仅是对自己家庭负责，也对他人和社会负责，就是天下兴亡，匹夫有责，所谓公正，就是对所有的人一律公正，所谓宽容，我们这个国家专制传统很浓厚，要让政府一下子改变也很难，所以对政府我们也要宽容，政府不能做的，我们去做，我们做我们能做的事情，用我们的行动去感动官员。从这些方面，我们每个人形成合力，在五四运动五十周年，做出我们的一份贡献。

著名律师黎雄兵：我主要说两点：第一点：这个事情本来很平常，按照正常的司法程序走就可以，但是民间不相信政府，不管政府怎么做，民间都不信任。

第二点：在火车上听到我邓玉娇母亲解除律师委托，我想说的是，她的母亲解除委托，怎么第一时间由政府来公布呢？她母亲没必要第一时间通知政府。这里面的内幕我们就很清楚了，政府在这里面很卑鄙的，他悄悄地做手脚。

著名律师腾彪：简单说几点，有人说网民提倡暴力，但我认为这并不是主流。从目前的证据来看，邓玉娇基本上是正当防卫。邓玉娇不是杨佳意义上的暴力，她是合理合法的，是应该是受到法律鼓励和提倡的。有些学者说我们用舆论等来影响办案，说是干涉司法独立，实际上这就是有点糊涂，我们没有独立的舆论，没有独立的司法，根本谈不上干涉司法独立，我们根本没有这个语境。

邓玉娇案比较复杂，她是社会的一个缩影，社会底层有太多的冤屈得不到表达，所以一旦得到这么一个机会，就会集中爆发。这种现象也是这么多年来（不是解放，是被征服60年来）政府黑箱操作，违规等等，已经成了习惯，随意操纵法律，但是现在有了强大的互联网，网上有很多的人在监督着当地官方的行为，审查他的公告。政府怎么去面对网络民意，这对于中国的转型还是很重要的。不是说网络民意就是对的，但是对于目前的政府合执政方式、合法性还是构成了一种压力。

著名律师刘晓原：这个案件一开始没有受人关注，5月18日后忽然引起人们的注意，为什么呢？因为公安机关重新发布了公告，这和杨佳案一样。对于网络意见，我认为，我们这不是干涉司法，因为这是我们的言论自由，司法完全可以按照自己的程序来做，我们不可能影响司法独立。如果邓玉娇案件一开始就透明低公布真相，也不回引起这么大的关注。案件开始时，地方政府认为这个案件是个重大的政治案件，因为涉及到了地方政府的信誉。可是引起社会的重大关注时，当地政府又说这是一个普通的刑事案件。这两种说法是有问题的，案件的演进也越来越复杂。现在这么多人关注个案子，那么政府想要黑箱操作基本上是不可能的。所以， 我们公民如果积极关注这些事情，那么这种案件的司法程序很难黑箱操作。

 二：  李律师说是两个阵营的斗争，我想说，这仅是个小小的干部，我们不能扩大敌人圈子，应尽可能缩小敌人圈子，体制内的人也有很多有良知的，我们要做他们不能做的，团结尽可能多的人。我们要针对这个具体案子，不要一下子扩大为整个体制，加大我们的难度。

台湾学者赵晓萱：我来自于民主自由的台湾。我们的前总统还被关在监狱，台湾司法独立。我很关注大陆的政治的发展。邓玉娇案就是一个弱女子的自我防卫，可是演化成这样的情况，说明大陆的这种专制和压迫与台湾以前是一样的。我们应该如何能够使舆论始终关注这个事情，使司法和政治能够像更公正的方向走，同时我们能不能找到一个一个实质的，有用的方法，使政治能够逐步走向民主。

邓玉娇案为什么引起这么大的民意反弹？这就是因为一个政治体制的专制和腐败的表现，一个这么小的官员，都能腐败成这样，就是因为专制的制度。一个弱女子，反抗三个强悍的男人，可是案件居然复杂成这样，所以我想能不能提出一个切实可行的方式，一个合理的和平的方式。网络是一个很好的平台，政府不能钳制言论自由，我们也应该更多的关注这个事情。

资深媒体人凌沧州：开这个会就是走出恐惧的第一步，下面我希望大家提出一些实用的东西，对实现中国的公民社会的进步有所帮助。同时我有些悲哀的是，我们今天有两个关于邓玉娇案件的会，可是没有一个媒体来报道。

著名学者张大军：我是带着方案来的。我们走到这一步，我们要考虑我们应该做什么，能够做什么。我们看到杨佳案，当时沸沸扬扬，可是现在没人关注了。所以我不想看到一个案件就这样热闹一阵子，转眼间就消失了。我觉得最重要的还不是司法问题，而是真相，我们应该首先知道发生了什么，怎样发生了。真相被地方政府随意地扭曲了，瓦解了，消解了。我们最重要的是搞清真相，所以我很欣赏艾未未调查四川地震死亡学生的做法，就是追求真相，杨佳案就是没有得到真相。

所以我想应该有一个邓玉娇案件司法正义公民观察团，观察团有两个特征，第一就是自愿性的行动。无组织，但是有共同的行动，共同的目标。我们的目标就是争取这个具体案件的司法正义，司法正义的前提是什么呢？就是搞清真相。第二是义务性的，就是参加这个活动的费用要个人自理。

具体的做法就是：一：定期的去当地，去邓玉娇被关押的地方，不让我们去我们也要去，我们也要搞清为什么不让我们去。每次至少三个人，从宜昌去最方便。我们去了解实情，了解当地人们对这个事情的反应，包括体制内的人的想法。每次写一个调查报告，保证真实性。

二：这是是一个持续性行动，一直到这个案件完全结束，就是邓玉娇被执行了死刑，我们也要把真相调查出来。

我们进行这个活动，一直到真相大白。我们积极关注司法公正，不能继续空谈，要行动，积极行动。不能等政府干什么，我们首先要自己做起来，查清真相，我们叫尽到做为一个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责任。

我们不是干涉当地的司法，我们就是观察事实，当然一定要到实地观察。这是我的想法。

资深媒体人凌沧州：这里面我们有几个工作要做，一：推动媒体的监督，二：我认为需要一个公民后援团，我们或许做不出什么，重要的是我们要不断关注这个事情，，在实地调查上，在网络上。（德先生，传知行等等）

著名律师程海：我们空谈的多，这都是我们熟知的常识。我们需要积极投入实际行动。现在我们应该关注进入此案的两个律师，使他们能够坚持下来。我们不知道邓玉娇有没有委托这两个律师。具体的建议：

一：律师后援团，公盟能不能继续提供律师介入。我们要做的就是实地参与这个事情，不能仅仅参考媒体的报道，要挖掘真相。

二：公民后援团，监督当地政府。形成强大的公民民意，迫使地方政府尊重司法程序。我们可以发表一些公开信，对政府里的一些违法分子形成压力。

著名律师江天勇：这个案件不仅仅是个法律侵权事件，他用钱拍女孩的脸，这里面严重低侵犯了人的尊严。我希望有一些女律师的参与，现在似乎女律师参与的比较少。今天来的女性明显太少。我觉得女律师应该站出来，我们应该多告诉一些女律师。公民社会的建立，少不了女性的参与。我们应该让女律师看到，女性是怎样被凌辱，被侵犯的。

我不是很了解该案。我注意到妇联的一个声明，我认为这就是一个谈话。我认为妇联做的很不到位，它的声明没有任何倾向性。作为一个妇女的组织，一点不显示对女同胞的关心，令人惊诧。我问了一个洗脚的女服务员，她们对邓玉娇案很气愤，认为邓贵大该死。我认为妇联应该做一些事情，去提供法律帮助，去安慰女孩子家属。就算这个女孩没有被强奸，她是个女的，妇联就应该提供帮助。可是妇联没有这样做，似乎这个事情和它无关。我们要质疑妇联的这种反应方式。

其他发言：现在律师冲在第一线，我们应该积极支持律师，使他们能够做下去，同时，我们应该在舆论上持续地发出我们的声音，形成一种公民压力，促使这个案件的透明公正的处理。

附录：德先生研究所志愿者巴中巍先生的书面发言

关于邓玉娇案的思考

各位朋友好！

今天很高兴能有机会和大家在此交流。我不是很懂法律，所以也不能在此从法律的视角对此案作出见解。但作为一名长期关注时事的人，我可以谈一下我的个人看法，请各位批评指正！

在我看来，邓玉娇事件和以往的“俯卧撑”、“躲猫猫”、以及最近杭州市发生的“70码”事件并无多大的区别，都是弱势群体在强势集团的打压下，普通民众表明自己的态度。如果他们还是这样一成不变，继续的任由下去，这样的事件一定会层出不穷。类似事件之所以能够在网上引起这么大的轰动，其实说白了就是民与官在力量对比非对称时，民间弱势群体作出的一种集体反弹。

长期以来，官方一些人为了自己的利益，不惜一而再，再而三的说谎，隐瞒事实真相。并且为了维护所谓的稳定，枉顾事实真相，无视弱势群体的利益，早丧失了应有的公信力。这已经激起了广大民众的强烈愤慨。很多时候，他们掌握着强大的资源优势，特别是在以前，网络没有兴起，面对他们的强大实力，我们显得是有心无力。因此，当网络上可以发出自己的声音后，大家都表现出了异常的活跃和热情，利用这个难得而有限的途径，纷纷呼出了自己的声音。虽然这些在现实面前，还不足以与之抗衡，但总算是有了发出自己声音的一席之地。

在网友的热心支持下，随着真相逐渐被揭穿并公之于众，我们看到的是官场的黑暗与腐败，显示了一些行政者的傲慢与卑劣，手段无所不用，真是让人触目惊心！很多时候，强势集团已经形成了利益共同体，能够侵占一分是一分，并且还有相关部门相庇护，犯了错误后很少有人有能力让他们为所犯的错误承担相应的责任，所以他们变得越来越肆无忌惮。而弱势群体的利益不光是被侵害利益，更多的是求救无门。我们寄希望于公检法，却发现公检法不是和我们站在一起的。那我们怎么办？只能希望自己命好，找到可以帮助我们的人出现。可是我们很清楚，这是一种奢望，可望而不可求。

网络的发展，无疑给我们带来了希望。上网的人基本都是普通民众，来自四面八方，所以官方是无法全面控制的。普通民众说其实就是弱势群体，大家是懂得唇亡齿寒的道理的。正所谓人人为我，我为人人！所以，当在网上出现了类似于邓玉娇案时，大家都愿意积极参与其中，发出自己的声音。对于一个长期不讲信用的人所说的话，我们当然不可能不加思考的就去接受，得让他们站出来接受公众的质询，经受得住质询的真相才能算是真正的真相。何况，民众对政府的不信任是应当和必要的，他们应该接受这样的质询。

有人说，公众参与的事件有时会有失公允，因为这里面掺杂着太多情绪化的东西在里面，而法律不能以民众的意愿为主，比如说邓贵大就算是非礼邓玉娇了也罪不致死。我不反对这样说。可是我们要想一下，是什么原因造成了这种结果？邓贵大是国家公务员，公务员是人民的仆人，为什么他去了那种场合后能够如此嚣张的两次用钱打别人的脸，当遇到反抗时还多次推倒别人？我想这和他们这种人的心态是有关的。首先可以肯定的是，在他们心中是没有什么法制与人权概念的。也不会把自己当成公仆来看的，而是把自己当成了无所不能的人。我有权，我有钱，我怕什么？这种心态无疑是现在为官者的普通心态。这是可以肯定的，因为有太多的事实来证明这一点了。

今天的政府工作人员能够如此放肆，根本原因还是在于我国民众长期以来对他们的纵容，大家扪心自问，在以前，当他人被欺凌的时候，有多少人站出来说话吗？仅仅是说话而已。当有冤案发生时，又有人站出来给政府压力？所以当把一切不平等和罪恶当成了习惯的时候，也正是我们走向灾难之时！眼下，灾难已经发生了，我们该怎么办？这是摆在面前最迫切的问题！

其实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想过，邓玉娇案也好，杨佳案也罢，这里面受害者不光是这些受关注的弱势群体，还有这些公务员的的家庭。只是我们出于义愤，往往会忽视这一点。一个个完整的家庭因此造成了无法弥补的伤害，这都是让人不愿意看到的。可是为何总有这样的事情发生呢？官场已经变成了一个大染缸，那里已经成了罪恶之地，只要你进去了，你就很难变得清白。所以说，他们也是受害者，其实两方面的人都是体制的受害者。而官与民的矛盾已经激化到了前所未有的地步了，所以大家并不同情他们。我想这也算是中国特色了。

人与动的物的根本区别就是在于人会独立思考，可是有些人却有异想天开想控制思想和言论自由，否则就党同伐异，残酷镇压，其结果造成了思想殭化和思想贫乏。人们看到未能与当局的言行保持一致而受到惩戒时]，于是便学会了用虚伪来掩饰真实思想，求得自我安全。当人们无法讲真话时，讲假话便会泛滥成灾；那些说真话者反而被视为异类，成为权势者打击迫害的对象。

本来一件普通的案子，在一个法制国家，解决起来并不难，但为何在我国却并成了如此复杂的事件了？仔细想一下，却也不难理解，因为法律被执法者所玩弄于股掌，其公正性已经严重受到公众的质疑。一个国家的基本准则是建立在法制的基础上的，当法律已经严重践踏时，最终践踏法律的人也会受到应有的报应。

当然，如果说总是把希望寄托在民众支持上，这也是不现实的。如何能够让法律成为惩恶扬善的工具；如何让法律成为维持社会公平的基本准则？在现行制度下有没有可能实现这些呢？我相信每个人在心中都有自己的答案。

以上就是我对邓玉娇案的一些个人观点，不足之处，请大家批评指正！谢谢！

                                   发言人：德先生研究所志愿者 巴中巍

谢谢吴老师为我妹妹的事情呼吁。

花溪原区委书记王真霖打一声招呼把我妹妹关押了十个月，不拿54万元的保释金不得取保候审。花溪公安局办案警察毫不避讳得意洋洋直截了当地告诉我，区委书记在他们公安局三楼连夜开会定罪。而我妹妹当时刚在贵阳市中医附院动完肾脏手术，手术伤口都没有愈合。她在公安医院住院一周，被“上级”知道，居然把送她去医院的警察骂了一通。说明明就是要她坐牢，怎么让她去医院疗养？

这个王真霖现在居然被调到贵阳学院当院书记，看见他装模作样为人师表的发言极度反感。

南明区法院院长李雪夜和民事庭庭长严明不是好东西，明明贵州教育咨询有限公司合同区委区政府倒卖假票，涉案金额重大，居然包庇贵州教育咨询有限公司判我妹妹全责。
其实只有我妹妹卖的票是附有发票的，其他全部是假票。
我去花溪税务局取证，居然税务局的局长所长直接告诉我，花溪区区委打招呼的，不准出证据。
李雪夜不说该案已经涉及刑事犯罪，移送公安机关，居然包庇刑事犯罪，乱审一气。严重犯了渎职罪，徇私枉法。
而没有犯罪的，居然被超期非法关押十个月之久。
贵州教育咨询有限公司的税务证明是用花溪区公园的税务证明来抵的，居然还有此公司做生意，彼公司税务扣抵的说法。南明区法院也采信。

我去上访，明明去找省政法书记崔亚东先生，他却能以公安厅厅长的身份回复我，超期羁押一个月以后，不关公安局的事情，是检察院的事情。我狂晕，一身数职真是管用啊！
更加可笑的是，花溪区副区长田平居然在我妹妹一审判决下来的时候，劳他大驾亲自跑到花溪看守所威胁我妹妹不准上诉。——我真的很想骂人咧，你妈的花溪区永远都是特级山药蛋！

我当初回贵阳去奔波的时候，还心怀合法守法公民的想法来解决事情。
据我对我妹妹的了解，我妹妹的确对这个社会有着某些阴暗理解并自动运用，我想她浑水没有踩好，惹火上身了。她犯法了该怎么判怎么判，我帮她带孩子咯。结果唯一没有犯法的是她。
我想着她犯法了，生病，取保候审，等治好了病，该回去看守所就回去，该坐牢坐牢——我们家属绝对尊重法律。我一直到法院撤诉的时候都只是办理取保候审，好让她养病。想着这也符合社会提倡的人性化管理与和谐理论云云。不吵不闹，和人家讲道理。花了我半年时间才搞清楚法律关系，还不断被嘲笑高学历低智商，连人民来信都不会写。——教科书又没有教过这个。

中院的法官总是暗示我，这个刑事案建立在民事案基础上了，不合宪法，我听了四五个月才听懂。——够弱智的。等她关到三个月以后，已经属于非法羁押了，花溪区公安局和检察院的心理素质够强够硬。

花溪区真是特级山药蛋！我算一级好了。
南明区法院那也是特级山药蛋，茅台酒喝多了喝昏了。

现在我已经比律师“懂”法了，律师不懂“法”的，律师多半懂人情，而且主要是懂司法部门那一头的人情。这里面的法律关系，都是我“自学成才”搞明白的。虽然很简单，比如这个是合同案，属于民事纠纷，公安机关不能插手关人。
还有就是我妹妹的罪名根本不成立。
还有就是南明区法院这边民事庭背后的人际关系，贵州咨询教育有限公司公司戴红和其事实丈夫伍志兴（网络通缉犯，在逃，其实他经常在贵阳水口寺一带出入）与南明区法院院长李雪夜的私人关系甚笃（严谨一点说，是和她姐姐戴丽私人关系甚笃，因为关系太多，绕昏人，省一下），戴红与前花溪区委书记王真霖和花溪区长田平的关系。

戴红和她的在逃同居丈夫伍志兴把个贵阳玩了一个转。

太容易打听了。我父亲这边贵阳五代，我母亲这边三代人，还有我那些七七八八的绕山绕水的同学、朋友。首先从贵州电视台和贵州画协两条关系就打听到是区委书记打招呼把我妹妹抓起来的。然后办案警察游庭志得到上级垂顾，被指派如此光荣任务，满脸幸福而兴奋地告诉我：是区委书记抓的。

非常细节的东西我都知道，他们不避嫌疑的。前区委书记王真霖召集公检法，公安局长马老五（他们都是这么称呼的）积极响应表忠心。公检法之某一家认为不妥，马老五居然责备对方“政治不成熟”。极为嚣张招摇。

我请的律师根本不和我说法律的事情，本来我妹妹是可以反诉贵州咨询教育有限公司的，他不仅不提出建议，还给我耽误了。后来南明区法院这边第二次开庭，事先给我说：我家出十万元，就我妹妹放出来。
等到开完庭，区委特聘律师莫英与我在南明区法院大门口台阶上谈话，又说我家出十万元，马上就把我妹妹放出来，这件事情就完了。
我就听着呗。十万元太少了，他们应该要100万，或者1000万。因为100万、1000万和10万对我来说是一回事。
100块对我来说，那才叫做钱。
律师有政治家的头脑，很懂斡旋。
我妹妹到底得罪了谁呢？是她的上级部门，花溪国际旅行社总经理章宇红，由花溪国投公司的职员直接调为花国旅总经理。她在花溪区由花溪区区委书记王真霖保护。
当初区委特聘莫英律师代表区委找我妹妹谈话，我妹妹说是南明区法院徇私枉法，她不怕。花溪区公安局就把我妹妹抓起来了。
然后我回到贵阳找到莫英律师，聊了一会儿天，莫英挺善解人意的，她说：你妹妹要是有你这么懂事，只要一半，都不会被抓。
我一听就有猫腻。
莫英接着说：你妹妹太天真了，把她抓起来吓唬她一下！

他们不知道，我也很天真的。

所以花溪区区长田平先生到花溪看守所威胁我妹妹不准上诉，再上诉，还要关。我妹妹那个时候已经被关怕了，准备签字放弃上诉，被我妈妈骂了一通。我也根本不听我妹妹诉苦，她被关糊涂了，不听她的任何意见。她哭哭啼啼地，说你们不知道被关是什么滋味。
怎么会不知道呢，很心疼的，我妹妹超娇气。第一天去看她，我从花溪看守所山上一路哭下来。我本来一直以为她真的犯法，法律说什么是什么，我只是给她取保候审出来，让她养病，她刚动完手术。
花溪区喜欢整人呗，人家也有能力整。
那种恨啊……真的很恨。而且当知道他们非法动用权力，就更加恨。

戴红、伍志兴一家从以前在他们所在的县城赤水还有遵义行骗，出事故后来到贵阳的。
前区委书记也是赤水人。他们老乡之间多么地惺惺相惜啊！

不经历这样的事情，不知道区委书记权力会如此大，可以调动如此多的部门，可以胡作非为到这个程度。

陈庭芳，贵阳市花溪国际旅行社瑞金南路门市部的承包人。

陈庭芳不属于花溪国际旅行社（以下简称花国旅）编制内人员，不享受花国旅任何工资待遇与福利，与花国旅只是“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的承包关系，每年还需向花国旅上缴一万元的承包费。

按照国家旅游局相关规定，门市部不具备独立的法人资格，但与旅行社主体具有同样的经营范围以及经营各项业务的权力。

陈庭芳不是“国有事业企业工作人员”，然而竟于2007年7月12日被贵阳市花溪区公安局以“国有事业企业工作人员滥用职权罪”将陈庭芳刑事拘留；一个半月后，2007年8月17日，花溪检察院以此罪名批准逮捕陈庭芳。

陈庭芳到底犯下何罪遭此大难呢？

事情缘起2006年12月22日，陈庭芳作为花溪国际旅行社瑞金南路门市部的承包人，与贵州智航教育咨询有限公司签订了一份花溪冰雪艺术节门票代销合同。合同约定在2007年2月17日艺术节开展前15天，陈庭芳承包之门市部须售出3万张门票，否则将赔付一定数额的违约金。

随即，陈庭芳在2007年1月8号分别与其他三家旅行社签订了分销门票的合同，并预售了大量团体票。而贵州智航教育咨询有限公司在没有取得花溪区税务局和贵阳市税务局准许印制门票的情况下，私自印制非法门票，门票上既没有税务准印章，亦没有门票价格。并且没有按照代销合同约定，足额提供门票，仅仅于2007年1月19号开始断断续续提供了5000多张非法印制的门票。

陈庭芳向税务局补交了门票税款，销售了部分门票后，因智航教育咨询有限公司坚持要以现金交换门票，意图把代销合同变更为事实上的包销，就中止了冰雪节门票代销业务。

冰雪艺术节展后，2007年3月5日，贵州智航教育咨询有限公司向贵阳市南明区法院起诉花溪国际旅行社、花溪国际旅行社瑞金南路门市部以及陈庭芳，要求三方赔付54万元人民币的违约金。

按照我国法律规定，在民事案件审理过程中，如果发现案件涉及刑事罪，按照先刑事后民事原则，法院应该将案件移交公安部门查办。南明区法院明知智航教育咨询有限公司非法印制门票，不但不将案件移交公安机关查办，反而认定原告赔偿要求，判三方赔偿智航教育咨询有限公司违约金54万。

既然非法印制的门票上连票价也没印，合同上也没写明门票价格和违约金的赔偿数额，这54万是怎么计算出来的呢？

智航教育咨询有限公司声称他们曾经以60元一张门票向花溪区物价局物价科备过案。这种没有法律效力的证据，居然也被南明区法院完全采信了，他们以在物价局备案每张门票60元的价格，乘以3万张门票，乘以违约金30%，作出赔偿54万的判决。丝毫不顾智航教育咨询有限公司自身在实际销售过程中不断调整票价、曾以最低价格为每张20元销售的事实。

2007年6月4日，南明区法院判决如下，“鉴于被告花溪国际旅行社瑞金南路门市部无独立承担民事责任的能力，而陈庭芳仅是花溪国旅瑞金南路门市部的负责人，故本案的违约责任应由花溪国旅承担。”“贵阳市花溪国际旅行社于判决生效后十日内，支付违约金54万元给贵州智航教育咨询服务有限公司。……案件受理费10460元，由贵阳市花溪国际旅行社负担。”

被告不服南明区法院判决，提起上诉。至此，被告陈庭芳才醒悟过来，当初签订代销合同的时候，为什么智航教育咨询有限公司要在合同条款上写明：一旦发生经济纠纷，由南明区法院审理。

在陈庭芳等侯上诉结果的时候，为了达到迫使陈庭芳支付赔偿金54万的目的，贵阳花溪区公安局于2007年7月12日以“国有事业企业工作人员滥用职权罪”将陈庭芳拘留；一个半月后，花溪区检察院又以此罪名批准逮捕。

陈庭芳被拘留后，花溪公安局并未按照相关法律手续通知其家人。这种行径，简直比绑匪还不如，绑匪绑了人，还会及时通知家属交付赎金。其直系亲属在陈庭芳失踪13天后才得知其下落。陈庭芳在被拘留前一月因肾病动了手术，开了两刀。被拘留以后，还曾在公安医院住院一周治疗。为此陈庭芳亲属向花溪公安局提出取保候审申请。但花溪公安局的答复是：除非拿54万元来作为取保候审金，否则不予取保候审。

陈庭芳被逮捕一个月后，2007年8月29日，贵阳市中级人民法院裁定南明区法院（2007）南民初字第723号民事判决为：

“原判决认定事实不清，证据不足。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153条第一款第（三）项之规定，1、撤销贵州省贵阳市南明区人民法院判决；2、发回贵州省贵阳市南明区人民法院重审。二审案件受理费10460元退还贵阳市花溪国际旅行社。”

连民事案件都因为认定事实不清，证据不足被贵阳市中级人民法院撤销原判发回重审。然而，做梦也想不到的是，被贵阳市花溪区滥用司法权力错抓错捕的陈庭芳，不但没有因此释放，反而于2008年4月18日被贵阳花溪区法院判处徒刑一年缓刑一年执行。由于被告不服提起上诉，被判缓刑一年的陈庭芳就继续被关押在牢房里，直到4月30日才允许取保候审。

2008年 5月19日陈庭芳刑事案上诉有了结果：贵阳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08年5月19日以原判认定事实不清、证据不足，作出裁定：撤销花溪区法院（2008）花刑初字第64号刑事判决，发回花溪区法院重审。

花溪区公检法胡乱抓人很快，中院撤销了他们的原判要求重审，花溪区法院却拖拖拉拉直到2008年7月11日，才下达刑事裁定书：

贵阳市花溪区人民法院刑事裁定书

　　　　　　　　（2008）花刑重字第01号

公诉机关贵阳市花溪区人民检察院。

被告人陈庭芳，女，1974年10月29日出生于贵州省贵阳市，布依族，大学文化，原系贵阳市花溪区国际旅行社瑞金南路门市部经理，住贵阳市太乙巷108号附19号。2007年7月12日因涉嫌犯国有公司、企业、事业单位人员滥用职权罪被刑事拘留，同年8月17日被逮捕，2008年4月30日取保候审。

贵阳市花溪区人民检察院指控被告人陈庭芳犯国有公司、企业、事业单位人员滥用职权罪一案，本院于2008年4月17日作出（2008）花刑初字第64号刑事判决，认定被告人陈庭芳犯国有公司、企业、事业单位人员滥用职权罪判处有期徒刑一年缓一年。被告人陈庭芳不服，提出上诉。贵阳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08年5月19日以原判认定事实不清、证据不足，作出（2008）筑刑二终字第101号刑事裁定，裁定撤销我院（2008）花刑初字第64号刑事判决；发回我院重审。重审中，贵阳市花溪区人民检察院于2008年7月10日作出花检刑撤诉（2008）01号《撤回起诉决定书》。

本院认为：贵阳市花溪区人民检察院撤回起诉，系因案件事实和证据变化，无规避法律的行为。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一百七十七条之规定，裁定如下：

准许贵阳市花溪区人民检察院撤回起诉。　　　　　　　　

审判长：　　陈　阳

 审判员：　　郑惠琴

 审判员：　　　吕军叶

 二00八年七月十一日
书记员　　　王珏

花溪区法院这份刑事裁定书，显然想逃避错判责任。所谓的准许花溪区检察院撤回起诉，目的就是让花溪区检察院把责任担当起来。花溪区检察院担当责任的理由也真是好意思说：“系因案件事实和证据变化”。似乎案件事实和证据是某种化学物品，隔了一年就会变化得面目全非。

由于由花溪区检察院采取撤销起诉的方式来了结此案，花溪区法院对检察院的回报就是说他们“无规避法律的行为”。这句法律用语，在这个案件中，翻译成大白话就是说“花溪区检察院没有钻法律的漏洞乱抓人。”

简直是此地无银三百两。

在花溪区委领导授意下，贵阳市花溪区公检法为了拍领导马屁胡乱抓人捕人，滥用司法权力介入经济纠纷，事后为了逃避滥用职权的罪责，又继续互相勾结，互相开脱。

贵阳市花溪区的司法黑暗远不止这一件，这样的司法黑暗不结束，老百姓哪有平安日子可过？

（此文写于2008年7月22日，抱住问题能妥善解决的希望，我没有立即贴到网上，而是快递给了胡锦涛、温家宝、贺国强以及贵州纪委和贵阳纪委，并且附上了我的联系方式以及身份证号码。至今没见一个回音，只好贴到网上。）

这种公然破坏司法体系的行为，人大为什么不管管？

开会的时候睡着了，休会的时候也继续睡着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