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要：作为一个公民，他生来就有和其他国民一起分享国家的政治资源和社会资源的权利，也有向政府提意见的权利，没有人可以因为他行使后一个权利而剥夺他前一个权利。

要不是河北省最近曝出的两则新闻，我都快忘了还有政审这回事。隆尧县东良乡冯先生的女儿今年高考后，填报了警官学院，必须经过政审关才有希望被录取。政审中的一个关卡是当地派出所，派出所告诉该女生说，他父亲3年前因上访被拘留过三天，所以不能在她的政审表上盖章。

廊坊市村民扈先生的女儿报考了军事院校，也遇到同样的情况，不同的是他两年前被拘留的原因是和邻里发生纠纷。

经过媒体报道之后，冯家的事很快得到了解决，县公安局专门召开了会议，确认父亲的案底不影响女儿的政审，还派专车送她去完成表格，赶上了学校最后一天的面试。听起来，这是一个大团圆结局。其实，冯家何尝需要这个专车的待遇？又何以凭空被领导施恩一回？县公安局的会议也够荒唐，就相当于先把一个人抓起来，然后开会确认没犯事就不该抓他，再用专车把他送回去一样。

不过廊坊扈家连这个无中生有的待遇也还没有享受到。至今没看见事情的进展，只知道民警郑某说：“只要我在这一天，就不给你盖章。”两年前的邻里纠纷，似乎变成了如今的警民恩怨。

公众更容易理解的警民恩怨是头一个案例中的上访。冯先生上访的理由是，十年前村里借了他3万元钱，其中1.5万元一拖再拖，不肯归还。期间村委会多次变更，乡上也未能帮忙解决，他才到县里、市里和北京去上访。和很多上访者一样，问题没有解决，他却因“扰乱公共秩序”被拘留。上访的原因，是基层的公权力不作为或者乱作为；上访的结果，是公权力更多的乱作为，而且和个体的结怨。人们普遍认为，对冯家女儿的刁难，就是公权力对冯家的报复。

不过，当人们这样讨论的时候，忽略了另外一个更重要的问题，那就是假如父亲真的作奸犯科了，儿女该不该受到株连？即便是在警校和军校范围内，政审在哪种程度上才是合理的？

在我小时候，政审是一件生死攸关的大事。假如你写了入党申请书，而组织上又看得起你，就可能会有一个政审小组煞有介事地驻到你家里、村里或单位来调查，了解你的家庭背景和你本身的政治问题。到了我上大学的八十年代，血统论和家族株连在舆论上已经臭不可闻，可是“家庭出身”还是赫然印在各种表格上。但是，它不过是还没有痛到需要摘除的政治阑尾罢了，没有人把它当回事。而且，虽然“文革”未曾得到过彻底的反思，但是那时候很多人还是以“文革”作风为耻，因此公然用政审来刁难人会受到鄙视，那些在学生政审档案中做手脚的人，多半只能靠偷鸡摸狗的作派。如今基层政治和利益大言不惭地站在一起，用政审来报复也可以这样大行其道了。

好在对政审严格要求的高等院校并不普遍。这两则新闻中的院校，都是警校和军校。这里不便讨论警察、军队和政治及政党的关系，但是就算认同它们对考生的政治审查可以严格一点，是不是就要认同它们有关家族株连的规定呢？从媒体披露的《关于军队院校招收普通中学高中毕业生和军队接收普通高等学校毕业生政治条件的规定》中可以看到，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不予录取和接收：“一、对中国共产党和社会主义制度有不满言行的”，“三、组织、支持非法集会、游行、示威、静坐、绝食、罢课等活动的”，“五、……直系亲属、直接抚养者或其他关系密切的旁系亲属系‘法轮功’、对社会有危害气功组织的骨干分子，或顽固不化、继续坚持错误立场的”，“七、笃信宗教、多次参加宗教组织活动的”，“十、直系亲属、关系密切的旁系亲属或其他直接抚养者中，被判刑或受过组织处理，而本人不能正确对待的”。

廊坊扈家女儿的前途，取决于上述第十条规定，关键在于本人的态度。该女生表示，自己能够“正确对待”父亲因邻里纠纷被拘留的往事。不知道这个“正确对待”的评判标准是什么，要是再早三十年，她可能得和父亲划清界限才能证明自己的清白。

也许会有人说，假如不认同这些规定，你可以不选择报考这样的院校嘛。这个说法听起来有道理，其实忽略了公民的权利问题。

作为一个公民，他生来就有和其他国民一起分享国家的政治资源和社会资源的权利，也有向政府提意见的权利，没有人可以因为他行使后一个权利而剥夺他前一个权利。同样的道理，如果警校和军校掌握了一定的公共权力和资源，那么它们就不能以超过限度的规定来剥夺公民进行选择的权利。

倘若有一个民间组织，它的戒律令你不能接受，那么你大可以掉头就走，从此不再理它。如果大家都这样做，那么这个组织就得不到支持，无法延续下去了。但是，假如这是一个公权力组织，花的是纳税人的钱，人们只管纷纷掉头而去，它就很可能沦为少数人的特权俱乐部。

 

 

 

 

跳桥者

 

5月21日，当陈富超爬上广州海珠桥顶的时候，他希望能够讨回建筑公司拖欠他的工程款。他没有想到的是，5个小时以后，他不但没有拿到钱，而且变成了一个严重骨折的伤者。如今，因为没有交够定金，医院拒绝为他做手术。他躺在病床上，等待着残疾的后半身。

他是一个典型的抗议者。他准备了横幅和材料，找到一个引人注目的地方，然后进行控诉。警察来了，劝他下来。不知道他是否明白，按照现有法律，他的抗议是非法活动，等待着的是被惩罚的命运。他没有答应，也没打算跳桥，他显然希望这一次行动有所收获。

他再没有干别的事情。他自己以为，而且知道警方也认为，他并没有犯死罪，所以才有谈判的机会。但是突然爬上来一位老者，要和他握握手交个朋友。大概还没反应过来，这位“朋友”就把他推了下去。撞在桥体钢架上的，是右手而不是头部，他保住了一条性命。

这就是他在这个城市的遭遇。这个城市里的很多人，不但没有同情他，还在继续指责他。作为一个成为公众人物的伤者，被眼睁睁看着无钱做手术，医院坚持先交钱，推人者不理睬，警方撒手不管，社会也不救援，这是非常罕见的冷漠。

他并不是一开始就想把事情搞这么大，跟所有“以死抗争”的抗议者一样，此前想过很多办法，甚至先在一个不这么热闹的地方搞过“跳楼秀”。那次他被当地政府劝说下去，但问题并没有得到解决。

他大概希望被媒体反复提到的名字不是自己，而是那家拖欠工程款的建筑公司，然而媒体对他本人的兴趣更大。作出了这么大的努力，这个社会仍然对他的困境保持沉默。

 

 

推人者

 

赖健生把人活活地从桥上推下来，被人称作杀人犯，但是他至今没有表示后悔，只是通过他的妻子说感到内疚。这个事情被他定义为“好心办了坏事”。

没有人怀疑他的好心。他是过去的时代里典型的好工人。在他受的教育中，最好的人才是“又红又专”。他在厂里技术精湛，是为专。所谓红，是指一颗红心跟党走，党叫干啥就干啥。党说要充分发动群众，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群众的力量是无穷的，群众可以取代专家，也可以自命警察。他们不在乎专业分工，有小偷就联防联守，有人跳桥就群策群力。

3 年前他从洛溪桥上拽下一个跳桥者，成了媒体上的英雄，政府也给了他1万元见义勇为奖金。

人们常说的见义勇为，是指对身处危险中的人，勇敢地伸出援手。赖健生大概没有想过，不想跳桥的陈富超当时虽然站得高，其实并不危险，需要的也不是他这样的帮助。

他应该庆幸自己生在中国，突然袭击，把人从八米高空推下去，还能得到阵阵喝彩，而且估计法律上也不会有太多的麻烦。

这是群众运动的后遗症。

 

 

市民

 

   

很多人每天为生计而奔忙。他们一大早起床，急着去上班，去上学，去见客户，去开店门。有人在想，今天一定不要迟到，否则本月的200元奖金就没了。有人在想，希望新的生意开张大吉。

到了海珠桥头，他们发现交通已经堵塞了。桥顶上站着一个人，开打横幅，扔下材料。不用问也知道，又是一个“跳桥秀”。不知道为什么，这种“秀”越来越多，从4月份以来，这已经是第11起了。

他们早已经没有了好奇心，甚至感到厌恶。他们只想事情快点结束，交通尽快顺畅，然后去忙自己的事情。

但是跳桥者好像并不打算跳下来，警察也没有劝说成功，他们僵持着。等待的人们不耐烦了，有人高喊：有种你就跳吧，别挡了我们的路！

他们中间的很多人，对跳桥者持同情的态度。他们知道，不是万不得已，不会出此下策。但是他们不太清楚，他这样挡了大家的路，到底应不应该。

大多数人脑子里没有抗议的概念，尽管宪法明文规定了公民的抗议权利。而且，他们对“公民”这个词也感到陌生。他们已经习惯于说，稳定压倒一切。他们已经习惯于认为，抗议者就是给社会添麻烦的人。

他们没有想过，抗议就是要破坏一点社会常态，才能引起关注。任何抗议活动，“五四”运动，纽约地铁工人罢工，巴黎青年游行，华盛顿“反战母亲”，都会造成一定的交通堵塞，都有人因此而耽误了上班。

那么为什么要允许抗议呢？第一，抗议公民的一种权利，是应该付出的社会成本；第二，抗议是对社会不公的纠正，从长远看，付出的社会成本会得到更多回报；第三，任何人都可能遭遇不公，今天别人抗议耽误了你，明天你抗议也可以耽误别人。

 

 

官方

 

警察花了5个小时，不仅没有能够把跳桥者劝说下来，而且也没有把下面的气垫充满气。他们临时封锁了道路之后，也没有疏导好交通。

他们甚至没有阻拦一个陌生的老伯爬上桥顶，去把抗议者推下来。好在他们没有说这是见义勇为，而认为赖健生涉嫌袭击他人。

政府部门正在冥思苦想，如何防范更多的悲剧发生。最容易想到的是，加强海珠桥和其他桥梁的巡守，不要给人可乘之机。还有可能会采纳的建议有：在桥上安装护栏和铁刺；重罚爬桥者；控制媒体报道。

最难做到的是，站在抗议者的角度，想想他们的权利。首先，他们的利益有不受侵害的权利；其次，受到侵害之后，他们有抗议的权利。

在这个城市里，抗议者有没有更好的抗议地点和渠道？政府应该开放一些场所，让市民得以实现宪法权利，警方也可以较好地维持秩序。

极端行为，多半是被压制的结果。堵住了海珠桥，堵不住所有的地方。宜疏不宜堵，这不是最简单的道理吗？

 

 

 

 

杭州飙车惨案发生的次日，身为专业人士的交警，对车辆行驶速度的判断还不如普通民众，让“70码”一炮走红。在民意的声讨和嘲讽之中，警方在15日的记者会上为此道歉，承认这一说法“不严谨、不妥当”。

当日的通报会还留下一个话柄，那就是交警声称法律上没有“飙车”概念。后来有网民查出政府红头文件，“飙车”二字赫然在目。15日的会上，警方也间接作了更正，称“对城市道路发生的飙车、非法改装车上路等严重危害人民群众生命安全的交通违法行为，我们将始终坚持依法严管重罚。”

警方的态度转变为何如此迅速？我愿意相信是因为警方花了一周时间刻苦钻研，终于从专业角度理解了普通民众的常识判断。但是也有网民坚持认为，主要原因还是市领导的高度重视。

记者会的同一天，杭州市委书记王国平赴本地网络论坛与网民交流，对此案件的表态掷地有声：“谭卓的不幸遇难，我作为市委书记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市委、市政府将以铁的决心、铁的手腕，依法从严从快查处此事，并且严防此类悲剧在杭州重演。”

这一表态可谓大快人心，不过也让我颇为迷惑：一起交通肇事案或危害公共安全案的处理，为何需要市委书记立下如此惊心动魄的誓言？政府和司法部门的日常工作无法应付吗？难道背后存在着巨大的障碍？

这起案件之所以迅速成为公共事件，权力庇护的传言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就此，杭州市政府新闻办还专门发表声明：“网上所传有关肇事者同伴翁振华（为杭州市某领导儿子）的说法，经核实为不实传闻。此人与杭州市领导没有任何的亲属关系，其父为浙江一家企业的负责人。

尽管如此，还是有一些谜团尚未解开，让民众无法释怀：其一，交警部门关于“70码”通报，仅仅是专业知识不够导致的“不严谨、不妥当”呢？还是意图制造具有倾向性的舆论？抑或干脆是习惯于大事化小、小事化小的官僚作风？其二，杭州市媒体7日晚连夜采访，于8日作了高调报道，为什么9日突然全城噤声，仿佛此事根本没有发生一样？网民提出的疑问——到底是谁有这样大的能耐——至今也没有得到满意的答案。

到了10日，本地媒体仿佛是要补偿读者似的，不惜以众多版面对此案进行全面追踪，和头一天的沉默形成强烈反差。读者很快注意到，报纸的头条载明：　杭州市市长蔡奇在《都市快报》5月8日相关报道上批示：“这是一起骇人听闻的惨剧，市交警支队要很好分析，进一步采取措施，严禁违法超速行车。对肇事者要依法严处。痛下决心，彻底解决违法超速行驶问题。”

原始的报道并没有讲明市长是在哪一天作出批示的，后来很多媒体都认为，既然市长批示的是5月8日的报纸，那么就应该是在当天作出的。如果真的是这样，那么5月9日那一天的沉默，仅仅因为信息不对称造成的误会吗？还是因为信息打架造成的误伤？可以肯定的是，这一天的媒体表现激起了公愤，对杭州市的形象造成了巨大的损伤，以致第二天媒体的倾力补救也引来当地网友的奚落：“领导指示了，记者快行动！”

也就是在这一天，杭州本地网络论坛上出现一个帖子，作者为“草民甲”，他建言市长做好本职工作，慎言“严处”二字。他在表明“非常感动有一个能及时站出来说话的好领导”之后提醒说，根据《人民检察院组织法》第九条“人民检察院依照法律规定独立行使检察权，不受其他行政机关、团体和个人的干涉”，以及《人民法院组织法》第四条“人民法院依照法律规定独立行使审判权，不受行政机关、社会团体和个人的干涉”，既然最后的处罚要由检察院起诉、法院判决，身为行政长官的市长，不宜对二院“严处”与否作任何批示。

我认为这位较真的网民并不是在吹毛求疵。同理，市委书记说的“市委、市政府依法从严从快查处”，也是于法不通的。纵有“依法”二字，终亦无法可依。

市长发狠“痛下决心”，书记使出“铁的手腕”，固然对不幸的受害者以及愤怒的民众大有好处。对于这一具体的事件而言，我也乐见其成。然而，我不得不说，这也进一步地映证了我此前的分析：政府官员们一再强调不要上访，不要闹事，有事要通过正常渠道解决。其实，我们的社会缺乏的就是这些“正常的渠道”。民众一点不傻，他们看到这样一种规律：要么全盘皆输，要么大获全胜。获胜的途径就是把自己的个体遭遇搞成公共事件，得到上级领导的批示。

因此，并不是故意为难重视舆论的杭州市领导，我要在这里建议他们再作一个批示：以“铁的决心、铁的手腕”查出此案中需要书记市长“痛下决心”的原因，“依法从严从快”建立解决问题的“正常渠道”。否则，每一次的批示都只对当次的具体事件有用，而对普遍的系统运作无益。

不妨提供一个证据：据2008年3月28日《钱江晚报》报道，杭州市车辆超速违法行驶问题严重，连日发生伤亡事故，引起了市政府领导的关注。“杭州市市长蔡奇同志就本报昨天见报的这则报道专门作了批示，请相关部门同志认真研究、采取措施，并表示，‘市区超速并造成悲剧的现象不能屡屡发生了，这也是涉及交通两难需要解决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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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月前，灵宝市派人威风凛凛跑到上海去捉拿王帅的时候，大概没有想到事情会这样狼狈地收场。不仅办案警察被领导认定违反法律规定受到处分，而且王帅帖中揭露的土地案也遭到查处，一个副市长被警告，两个基层官员被免职。

舆论仍然不满意。人们怀疑，土地案中存在腐败现象，没有腐败谁会积极违规呢？而抓人案呢，灵宝市领导所负“领导责任”太敷衍，大家想知道到底是管教无方呢，还是直接指使。对于腐败没有证据我不能肯定，但是相信这一次灵宝市不会再以造谣污蔑为理由抓人了。对于抓人，我有足够的理由认同，这一定不只是公安系统内部的过错。

有人甚至对受处分的办案警察表示同情，认为他们只是替罪羊。的确应该把更高级别的主谋找出来，但是执行者是不是无辜到毫无责任呢，这是一个值得讨论的问题。帮领导办事，搞砸了可能会变成牺牲品，要是搞成了呢，会不会得到好处？这算不算是一种政治投机的风险？

当然，你可以说这些警察没有选择。但是，我还是想知道，他们是清醒地意识到这种风险呢，还是稀里糊涂地当了替罪羊？如果是清醒的投机，证明他们是坏蛋；如果是糊涂的上当，那么他们就是笨蛋。领导把你当黑社会的打手，你自己是否把自己当作文明社会的警察呢？就打手而言，只要奉命行事就没有错，只有警察才有“违反法律规定”之说。

记得小时候看过一个故事，说林彪的老婆叶群生活作风糜烂，洗完澡后躺在床上色诱警卫员。警卫员在离床 一米远的地板上画了一条线，然后立正敬礼说：“报告首长，我决不跨过这道线！”

这个故事显然是瞎编的，不过很能说明问题。林彪叶群虽然位高权重，这个警卫员却能保持清醒的头脑。他拒绝了叶群，可能会遭到报复，但是这个后果不会比他跨过了那条线更严重。因为那样既违背了他心目中的道德规范，也可能被拖入黑暗的深渊。

有很多为灵宝案中的当事警察辩护的人，混淆了打手和警察、臣民和公民的区别。作为现代社会的公民，每一个人心中都应该有一条线。“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不再是我们的行为规范。身为警察，更应该清楚，这条线的下面就是法律。

在现实生活中，有些领导喜欢把自己当黑社会老大，置法律规定于不顾，滥用职权，颐指气使，觉得自己的名声比皇帝还娇嫩，对于批评的声音，动辄以污蔑诽谤为名去抓人。这些领导往往给人一种错觉，越是滥权越让人觉得权力越大，跟着他不愁没饭吃。事实一再证明，恰好相反，滥权的领导是靠不住的。事情一旦败露，首先被出卖的人，就是那些违法替他卖命的下属。

除了警察之外，社会上还有很多人置身于这种危险的境地而不自知。比如把上访的人送进精神病院，说到底是一种野蛮绑架和非法拘押。有一天要追究起来，那些连警察都不是的执行者和明知不是病人却强行治疗的医生，都难辞其咎，法律责任恐怕比想象的更严重。曾经下达命令的领导，不可能永远都是你的保护伞。

最可怜的是那些执行强制拆迁任务的保安。他们只是房地产公司聘用的底层打工仔，拿着微薄的薪水，没有法律常识，最容易被人指使。老板一声令下，他们就可以闯进别人家里，把人赶走甚至抓起来，拆毁其房屋。按照现有的法律，私闯民宅，非法拘押，毁人家财，数罪并犯，加起来至少也有十年刑期的处罚。仅仅因为房地产商多被政府官员包庇，这些违法犯罪的保安才侥幸逃脱。然而，千万别相信你的老板可以永远一手遮天，越是乱来越靠不住。这种错觉幻灭的时候，你就只有当替罪羊一条路可以选择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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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有位 陈先生，因服务纠纷把电信企业告上法庭，一口气打了30多个官司。一审败诉之后，他向法院邮寄了上诉状，上诉状中“事实和理由”一栏只有一个字：“操”。因拒绝悔改，他被法院处以15日拘留。

法官处罚陈先生的理由是，他以粗俗下流的语言侮辱了司法工作人员。然而，倘若法官先生上网去看看，会发现自己因此受到了更多的侮辱。网民们大多力挺“操”字状，质疑法院判决的公正。“藐视法庭”是网民们并不陌生的一个词，为什大家都去支持那一个粗俗的字眼呢？

从陈先生选择打官司来看，他并不是一开始就执意要侮辱法官。至少，他没有去上访、静坐和绝食，而是走法律程序来解决问题。在一些网友看来，他的这一选择本身就十分愚蠢。在执政党提出“依法治国”十多年之后，这种情况不能不令人深思。作为媒体工作者，我深知自己这十多年来的工作，有相当部分就是普法宣传。因此，我也为自己和同行感到悲哀。

我曾经总结说，这十多年来，中国媒体主要干了两件事：财经记者普及市场经济常识，社会记者则普及法律常识。以前的社会新闻报道，多以宽泛的道德和良知为理念。后来在一些法学家的影响下，媒体开始意识到法治的重要性。1997年，“依法治国”被写进了执政党的十五大报告中。1999年，这一原则更被写进了宪法修正案。媒体在自己认同的方向上获得了尚方宝剑，开始不遗余力地用法律的理念来发现新闻、采写新闻和阐释新闻。仅次于经济学家，法学家也渐次走红，成为媒体的常客。

整个社会也视法律为道统，不仅官员要依法行政，商人要依法经商，工人要依法下岗，就连并不在法治系统内进行抗争的上访者，也把依法维权作为一种策略。根据李连江、于建嵘等学者的研究，在上世纪九十年代中期以前，底层抗争采用的多是“弱者的武器”，以不合作的隐蔽手段为主；随后则演变为“依法抗争”也就是“合法的反抗”，以国家法律和中央政策为依据，去对抗基层政府的“枉法”行为；再后来进一步成为“以法抗争”，仍然是以法律为基础，以法理为信仰，去确立底层民众的“合法权益”及“公民权利”。

这番努力，可以理解成社会建构中去粗俗化、情绪化而追求文明的、规范的话语体系的过程。然而，在新闻媒体和底层民众皈依法治的十多年间，最应该被法治化的官员权力并没有受到很好的监督，有些方面甚至变得更加随意和粗鄙。有一个朋友感叹说，在没有提出“依法治国”口号的时候，未见有多少官员认为自己可以闯进别人家里拆房毁屋，现在他们随便搞出一个文件来，就可以明火执仗地强拆。这种情况让相当多的民众对法律感到失望，甚至觉得上了媒体宣传的当，认为当权者仍然停留在数千年来的“以法治国”的地步。在有了方便表达的网络空间以后，他们对这种话语体系进行了无情的嘲笑和解构。

如果说互联网的自媒体性质和方便交流的特点使它拥有了独特的话语风格的话，那么在中国它更是混合了“弱者的武器”，以嘲笑和解构的力量进行抗争，集中出现了所谓“恶搞”现象。从“打酱油”、“俯卧撑”到“躲猫猫”，网民们都以“恶搞”混入甚至替代了“依法维权”和“以法抗争”。去年底以来，一种虚构的动物“草泥马”在网络空间迅速窜红，粗鄙的话语登堂入室，得到了相当广泛的响应，正是诸多怨尤的爆发。

面对此种舆论生态，我自己也是相当的尴尬。十多年前，我在自己工作的媒体上力倡端庄严肃的写作方式，所写评论也使劲抹掉过去嬉笑怒骂的杂文风格，花了很大的力气去学习中正平和的文风。我称杂文为喘粗气，随笔是发嗲，而时评是一种正常的呼吸。我以为中国未来的舆论空气中，必然漂浮着理性而优雅的芬芳，于是把储安平先生创办《观察》时提倡的“民主、自由、进步、理性”奉为圭臬，每天阅读当时香港《信报》总是以理服人的社论。谁知道还没等我学会这种文风，新兴的网络空间不仅充斥着喘息，还混杂着谩骂和冷笑。与此同时，已经从主流媒体消失多年的“文革”文风也沉渣泛起，道貌岸然。

我想起陈子展先生在写文学史时，引用了两句话对二三十年代杂文汹涌的现象进行解释，一句是庄子说的“以天下为沉浊，不可与庄语”，一是约翰•穆勒说的“专制使人们变得冷嘲”。深圳的“操”字状，是继“草泥马”之后，把冷嘲和愤懑的情绪与庄重严肃的法律文书混为一谈，产生了强烈的戏剧性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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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 关

  《南方周末》近日刊登了一篇题为《记住蒋经国》的言论，文章检点蒋经国一生的“丰功伟绩”，通篇怀想赞美之辞，树碑立传的意味尽显无遗。且不说台湾民众对蒋的怀念并没有作者所说的那么高调和隆重，就说长平先生这样一位生活在大陆、尽享新中国阳光雨露和改革开放发展成果的所谓“媒体精英”，竟然要从海峡对岸一个独裁专制者身上寻找中国社会发展的想象空间，简直是咄咄怪事！

  台湾经济的确创造过增长奇迹，政治、社会也取得了不少进步，但要论社会巨变的速度、规模、幅度与深刻程度，大陆的经济社会变化更是举世公认的奇迹。蒋经国的确在台湾发展过程中扮演了重要角色，但要论个人对整个国家、民族的历史贡献，毛泽东、邓小平更是扭转乾坤的伟人：一位引领人民把积贫积弱、一穷二白的旧中国，改造成独立自主、积极自信的新中国；另一位带领人民从危难局面突围，走上改革开放的富国强国之路。这些发展奇迹，这些历史伟人，怎么没见长平先生去歌颂、去铭记，却要独独“记住蒋经国”呢？其用意何在呢？

  细看该文，作者先是要人们记住不可逆转的世道人心，接着要人们记住蒋经国对两岸和解与台湾经济振兴的功绩，最后话锋更进一步，“历史将会无可争议地记载，蒋经国一生最大的功绩，是他超越个人、家族和党派的私利，解除了戒严令，开放了结社自由和言论自由，带领台湾结束了专制统治，推开了自由民主的大门”。这就一下子点明了，西方式的政治制度，恐怕才是长平先生念兹在兹的重点。

  熟悉这位精英的人都知道，长平先生喜欢拿他的西方化的政治理念来衡量中国的一切。戴着这样的有色眼镜，一方面，他对共产党、人民政府以及中国社会的批评指责十分严苛，什么事都要以“普世价值”为标准来衡量和解剖一把；另一方面，对那些扯着自由民主旗号批评甚至歪曲、诋毁中国的言论，他却显得十分宽容。

  我们不能不说，长平先生，您只怕是陷入了一种以西方价值为依归的意识形态偏执。“自由”、“民主”，确实都是好字面，但在现实中，是不是真的“好东西”，还要看条件、看效果。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道路，已经为实践所证明，为亿万中国人民所认同，无视中国历史和现实发展条件，无视绝大多数人民的实际需求和利益，只知道奉西式民主为圭臬，一心要移植西方民主的人，恐怕最终只会撞倒在历史的南墙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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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长平《记住蒋经国》

2009年3月14日

 

 

 

贾樟柯新作《二十四城记》在广州首映时，我受邀上台去讲了几句话。主持人并不知道，我对电影记录的420厂有些了解。假如我没有记错的话，420厂老大门前的广场应该比电影中出现的新大门前的地方更宽阔。每到下班时间，大门一开，工人们潮水般地涌了出来，然后向四周散去。这个场景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一个封闭的东西，里面装满了活物，一旦打开来，就会有不可阻挡的阵势。

这个电影也打开了我记忆的闸门，成都的往事潮水般地涌了出来。我就假装像电影中的人物一样，正在接受贾樟柯的采访，滔滔不绝地摆了起来，以至于主持人不得不连指手腕，提醒我注意时间。那么我现在接着摆。

后来贾樟柯对我说，你没有记错，成都修二环路的时候，420厂老大门前的广场被占了。是不应该记错，因为我上学的时候还去那里搞过演讲。离开学校后，我是一个自由职业者，一边给书商写点稿子，一边在城南开了一家干杂店。不远的地方，就是一个大厂，不是420，但也有些类似。干杂店的隔壁，是一个茶铺。茶铺的顾客，多半是些青壮年，也就是那个大厂的年轻工人。

那时还没有出现优化组合、下岗再就业的概念，但是我已经看出来了，这些大型国企很不对头。当年热血沸腾地听我们演讲的工人，如今无所事事，每天去厂里报个到，就到茶铺里混上一整天。他们年纪轻轻，精力旺盛，却没有地方去消磨。可惜我当时没有明白这一点，为一点小事还惹恼了他们。这下可好，几乎所有的人一拥而上，把我暴打了一顿，小小的干杂店被砸得稀烂。

当时我异常愤怒，现在则是另外一种心情。我想，他们不砸我的店，也会去砸别人的店，总得有点什么事情给他们干吧。于是我又对茶铺的老板娘心怀感激了。那个老板娘，整天愁眉苦脸的。她的茶铺里，也有那么一两个廉价的小姐。她毫不掩饰地，对这些小姐充满了厌恶之情。然而，她不得不把茶铺后面的一张床一分为二，晚上自己睡，白天小姐睡。我想，要不是这些小姐消耗了那些青工的部分精力，我可能会被打得更惨。

又过了若干年，我是《南方周末》的一名记者，被派往西安去采访下岗工人。在那个城市，也有一些420这样的大厂。那时工人们不去砸人家的干杂店了，他们已经被时代淘汰，正忙着为人生寻找新的方向。我写的是一组报道中的一篇，发表在1999年的正月初四。那时报社刚受过批评，所以策划这个选题，要找一些逆境奋斗的故事，做它个正面报道。

我在西安采访了两位下岗女工。准确地说，另一位是曾经下岗的女工，现在是一家企业的老板。她在十年前离开了工厂，随后打过各种工，经历了种种艰难，终于有了自己的事业。她的确是一个了不起的女人，身体强壮，思路清晰，口齿伶俐，长得也不错，是媒体报道中自强不息的典型。

我又采访了一位叫郭喜爱的下岗女工。做了半天说服工作，她才接受采访，但是一旦坐下来，就十分坦诚。当然，她一家三口所有的一切，都在那个15平方米的房子里，也不能不坦诚。她生活的简陋，让我感到惊讶。时间对于她来说像是凝固的一样，几十年如一日地贫穷，而她几十年如一日地工作着，直到工厂不再要她。她几番努力，也没有找到新的固定工作。只好一边帮人带孩子，一边等待着再就业中心的消息。

她的脸上不像女企业家那样神采飞扬，但也没有更多的怨尤，有的只是一种坚韧，一种对政府的信任和等待，也就是当时的媒体狂批的“依赖心理”——这种心理在多年前被称赞为“钉子精神”，其实就是一种绝对信任、终身相许的心理。她才是大多数下岗工人中的一员。他们拿了一辈子低工资，以为也有一辈子的高福利，一夜之间啥都没了，社会还要责怪他们没有另起炉灶的本事。

我强烈地感觉到，如果媒体都来报道再就业成功的女企业家，对更多的下岗工人是不公平的，甚至是一种过度的苛求，对这个群体的状况描述也是不真实的。于是我选择了郭喜爱，写了一篇极短的报道，题为《简单生活》。文章的开头是：

 

已经四五年了，郭喜爱没有买过一件衣服，甚至一双袜子。她目前还穿着８年前买的一条裤子。她用１元一袋的珍珠霜；１•２０元一斤的洗发膏，一斤可用数月；１０元５块的三笑牌香皂。

 

让领导有些失望的是，这组文章编好以后，色调颇为黯淡，实在让人高兴不起来。今天看了《二十四城记》，我的心情也是如此。

有现场观众在博客中写道，长平讲到了历史的公平问题。没错，我要说的就是这个。那些把青春裹在蓝色的工装里，祭献给了伟大祖国的下岗工人，我们不能抛弃了他们之后，还要羞辱他们。否则，啥时候又换了一种玩法，我们也会遭遇同样的命运。

2009年3月12日

 

   

从2001年到2009年，在全国人大开幕这一天，《人民日报》头版是怎样报道的？这可能是一个很有意思的研究课题，最近却被网友以戏谑的形式揭示出来。这位网友贴出了这九个头版，感叹道：“当人民日报的美编是一件多么容易的事！”

九年来的这一天，在这份最高级别的中共党报的头版上，几乎看不到时间的痕迹，版面上没有什么变化。左侧报头下面，是当天的头条，竖排标题由三级构成，差不多年年相同：主题是“×届全国人大×次会议在京开幕”，二级标题为出席会议的中常委名单，三级标题为时任全国人大委员会委员长主持会议、国务院总理作政府工作报告。次头条是一篇消息，报道最高领导在参加某省代表团审议时指出或强调的意见。然后是一条稍小的消息或者标题新闻，报道次高级领导参加某省代表团审议。除2008年外，每版刊发一篇会议侧记，题目大同小异，如“和谐的春天”、“春天充满希望”、“春来神州听和音”、“迈上新的辉煌征程”、“中国信心，中国力量”等。从2004年至今，每版都刊发一组“基层代表委员的心声”或“代表委员议国是”。

最引人注目的是图片和版式。图片是差不多完全一样的三个类别：中常委出场、大会现场和大会主持人及报告人。其中2001-2003年、2004-2007年、2008-2009年三组分别几乎完全重复，乍一看难分彼此，这就是所谓的当美编容易。

当美编真的容易吗？我想起自己经历过的一件往事。上世纪九十年代中期，我任职于成都一家报社，是编辑中心的负责人之一。那家报纸是市场化媒体中一个成功的典范，白手起家，几年时间里打败了本市的老牌晚报，如今一枝独大。当初它开拓市场的办法，就是以一种民间的姿态，颠覆媒体传统的假大空报道。到了1997年春天，它正和本市另外一家市场化的报纸正打得难分难解，突然遇到一件前所未有的大事。

这件大事就是邓小平逝世。报社领导认为，这个事件的分量堪比1976年毛泽东逝世。但是那一年报社的最高领导还在上小学，最老的同事也在云南插队，谁也没有处理这样级别消息的经验。就算有，也是今非昔比。消息内容不同发愁，只能用新华社的电稿。但是怎么排版呢？标题横排还是竖排，用什么字体，字号多大，照片的尺寸位置如何，从美编到总编，全都傻眼了。到处打电话去问，没有人能够提供可靠的意见。

对于版式，宣传部门并没有任何要求，但是谁也不敢擅自作主。甚至，心照不宣地，大家都没有发表意见，认为这连讨论的空间都没有。只有一个选择，那就是等待《人民日报》印出来之后依葫芦画瓢。是夜，各地省报都等候着《人民日报》的传版，但是市场化的报纸并没有接上这个系统。另一方面，压力最大的恰恰是市场化的报纸，在任何时候都不应该比对手晚上摊，何况越是重大的新闻竞争越激烈。

我们的一位副总编灵机一动，亲自带人去到省报印刷厂等着。传版一到，他威胁对印刷厂的工人和领导说，这是最重大的政治事件，谁也不能独吞《人民日报》的版面，为了出报安全，我们也需要一份拷贝；否则，我们出了错误，可别说我们没有来求援。印刷厂领导打了一圈电话，没有一个人敢说个不字。我们的副总编得到《人民日报》胶片拷贝之后，飞快地跑到自己的印刷厂印刷，结果本报比省报和《人民日报》还提早上市，而版面它们完全一致。这一惊人的成绩，得到省市领导的表扬，也得到零售市场的回报，为该报在惨烈的竞争中立下了汗马功劳。

整个社会沉浸在巨人辞世的哀悼气氛之中，但是全报社都在或明或暗地为自己的聪明获胜庆贺，没有人认为这里面有什么问题，直到几天之后我看到南方的报纸。当时我们的资料室里订了广州几份报纸，其中一份周末报的封面上，报道的也是这个重大消息。一张邓小平的侧身头像位居版面中间，旁边的标题只有四个字：“邓公长辞”。我简直惊呆了：这张图片和这些文字，都不是新华社的电稿；更不用说，这个版式，跟《人民日报》完全是两种风格。

这件事对我的打击非常大。我们沾沾自喜的东西，原来可以什么都不是。我们以为是神圣的天条，原来可以轻巧地抹掉。而在此之前，我们竟然失去了自省的能力，反倒为被成功奴化而欢呼雀跃。从此我更加关注南方的报纸，很快就有了投奔过来的机会。

世界上大多严肃的报纸，对版式都有严格的规定。什么样的大事，对应什么样的版式，标题的字体字号，图片的大小位置，也都有相对固定的格式。因此，从表面上看，这九份《人民日报》头版虽然死板，但也可以理解。但是，不同的是，别的报纸的内容和版式风格是自己决定的，每家报纸都可以有不同的传统。而在中国，正如我在1997年春天的经历一样，只能或者以为只能被别人决定。曾经有一个传说，某市宣传部长每天都要到该市晚报当美编，亲自操刀头版的版式。看着校样出来以后，他才放心地离去。

哈维尔曾经对后极权时代的捷克社会有过一个观察和分析，我认为也适用于报社在报道重大新闻时对于版式的选择。他发现那些蔬菜店的老板会在自己商店的橱窗里贴一个标语：“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哈维尔问道，他这样做的目的何在，他是否对全世界无产者的大联合真的十分热衷？他当真觉得他的热情强烈到非得让公众都了解他的理想不可吗？他是否真的想过，这个大联合该怎么实现，实现了又怎么样？哈维尔回答说：大多数商店经理对于橱窗上的标语的意义是从来不会过问的。他这样做不过是表示，“我是一个安分守己的良民，所以应该过上平安日子。”为什么他要用一种意识形态的谎言来掩盖真实的现实呢？因为他的内心充满了恐惧。

但是，我还想用自己的经历来证明，这个恐惧正在慢慢地消失。1997年，南方的报纸编辑心中已经消除了对新华社电稿和《人民日报》版式的敬畏。又十多年过去了，两会开幕的当天，各地的省报尽管还是以新华社的电稿为消息主要内容，但是在标题、版式和图片上，早已经可以根据自己的意见进行制作了。部分市场化的报纸，甚至可以在新华社的电稿中加入本报记者采写的内容，版式上也基本上是市场导向。《人民日报》的传统风格成为一种特例，就算它永远坚持这样下去也没有什么问题。

2009年3月12日

 

 

 

 

3月3日和3月5日晚上，北京市灯火通明，流光溢彩。北京市政管委下发通知，要求全国政协和全国人大开幕这两天，北京市所有夜景照明设施，按照重大节日标准全部开启。如果这是作为国家重大活动的一个告示，当然无可厚非；但是很多人因此强化了两会是一个节日的固有观念，那就是一个错误了。

两会是人大会议和政协会议的简称。全国人大是中国法定的最高权力机构，人大代表从制度上代表选民对国家重大问题进行审议和决策。全国政协的官方定义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多党合作和政协协商的重要机构，是中国政治生活中发扬社会主义民主的一种重要形式”。政协委员来自社会各界的主流精英人士，每年一次被执政党邀请进京议政。

这两个会议要干的事情，可以说决定着国家的前途和命运。全国人大可以修改或制定包括宪法在内的各种法律，选举国家主席、副主席，选举军委主席，选举最高法院院长、最高检察院检察长，等等。在没有换届选举的年份，他们也要听取、审议并表决政府工作报告，计划、预算报告，最高法、最高检的报告。政协委员也要参与讨论，递交提案。

节日本来有多种含义，比如纪念日、庆贺日、祭祀日等等，但是如今都有庆贺、欢娱和休假的同质化倾向。这是一个全球化的趋势，但是在中国尤其突出。比如“三八”妇女节，在联合国看来是一个妇女权利日，今年的主题为“男女共同努力消除对妇女和女孩的暴力行为”。但是，在中国它主要是一个妇女的庆贺日，社会要做的事情只是祝她们节日快乐。在这种情况下，把两会当作一个节日，是非常不恰当的事情。

事实上，就算北京不按照重大节日标准亮灯，也有很多人把两会当作节日来过了。首先怀有这种心态的是一些代表和委员。他们在媒体的表情，一律是喜气洋洋、欢歌笑语。会议还没有开始，他们就反复说，自己心情如何高兴，感觉多么兴奋。有的官员进京开会，出发前要干部盛宴欢送，回来后要群众夹道欢迎，要把节日的气氛带回去与大家分享。

代表和委员肩上的担子，并不总是那么轻巧欢快的。温家宝总理的政府工作报告里，也谈到了去年悲惨的四川地震，谈到了今年严峻的经济形势。除此之外，中国还面临着打击腐败、建立法治和完善民主等艰巨的历史任务，同时也陷入了食品安全、户籍改革和网络治理等繁琐的现实困境。我不是说代表委员们都要愁眉苦脸，但至少不应该都是那么莺歌燕舞吧。代表委员们提出各种各样的提案和建议，这当然是好事情，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在这些重大的问题上，就可以采取沉默的态度。每一个人，既然坐在那个位置上，在重大问题上，都应该有一个明确的态度。为了这个态度，他们也应该以一种更严肃的态度来深思熟虑。

其次是媒体的表现。报道好重大问题颇费功夫，很多记者更乐于搞些花絮回去娱乐读者。于是，两会在他们的笔下和镜头中，就越来越像一个“欢乐祥和”的节日了。媒体也被要求，应该为代表委员们营造这样一种氛围，以“确保两会的顺利召开”。虽然我们未必要像某些国家和地区召开类似会议的时候那样吵得面红耳赤，甚至大动拳脚，但是无论如何，欢乐祥和不应该是两会的氛围要求。

再次，很多民众也接受了这样的观念，以为两会是一个盛大的政治节日，他们要做的事情主要是观赏和祝贺。网络上充斥着用于节日的祝贺用语，比如“祝全国两会顺利召开”、“圆满闭幕”。两会并不是一场演出，何谓顺利和圆满？有争吵、有反对算不算顺利？有弃权、有未通过算不算圆满？有些人觉得，为了让代表在轻松愉快的心情中开会，抗议者、上访者和乞讨者都应该有所收敛，甚至完全回避，等两会开完再说，就好像我们在春节的时候避免说不吉利的话一样。如果你理解了两会应有的意义，就会持相反的看法：这正是各种意见充分表达的时机。

 

 

曾几何时，新闻报道盛行假大空。为了纠正这个毛病，这些年记者们从国外同行那里取经，都比较注重细节描写，甚至不放过花絮报道。从那些看似没有关系的花絮中，读者也能了解更多的新闻背景。但是，在很多时候，出现了只有花絮乱飞、不见主体出场的情况。

至少从制度安排上看，全国两会是中国人政治生活中的一件大事。为了报道好两会，每个主流媒体都进行了精心策划，派出了精兵强将。记者们云集京城，身影忙乱，会场上架着昂贵的采访设备，整个儿一副厉兵秣马、冲锋陷阵的样子。但是他们发回的报道，除了枯燥的会议材料外，鲜活的东西都是一些花絮。最奇怪的是，这些花絮看起来有趣，其实可能什么都没有说。

各大网站上，每年两会都少不了突出一些例牌菜：第一道菜是美女代表、美女记者。她们的照片的确养眼，但是我看不出来长相跟这个会议有什么关系。如果让人以为这是一个选美会，那倒很有些政治不正确了。第二道菜是少数民族代表的服装展示。这些服装的确很漂亮，但是很少见到媒体报道穿这些服装的人在会上都干了些什么。如果让人以为他们只是来站台的，恐怕就有很大的问题了。第三道菜是明星代表，不管他们开会认真还是不认真，记者们几乎都是当娱乐新闻来报道的。第四道菜是领袖后人相遇，他们应媒体的要求握手微笑，说几句“我早就想和你见面”之类的话，就可以成为两会新闻的标题。

以上几道菜跟两会的内容没有任何关系，在媒体中的分量却似乎越来越重。当然，目前它们还是没有超过对代表委员的提案和发言的报道。不过，这些提案和发言也有主次不分、轻重颠倒的花絮倾向。那些没有内容但很幽默的话，那些没有分量但很偏激的话，往往会成为媒体追逐的目标。还有那些略施小惠的政治表演，甚至空洞无物的抒情语言，都会把媒体记者感动得涕泪涟涟。

《孟子·离娄章句下》讲过一个故事：子产主政郑国的时候，用自己的驾乘去帮百姓渡河。孟子对这件事的评价是：“惠而不知为政。”意思是说，这只是小恩小惠，他并不懂得为政。他要是懂得为政的话，就该把桥修好，让百姓不为渡河而发愁。君子只要把政治搞好了，他外出鸣锣开道都可以。今天人们对政治家的要求，比孟子的时代更高，即便修好了路，也应该亲民一些才好。但是，在区分政治事务的主次、提炼重点方面，记者们还得向孟子学习。

在两会报道中，大多记者不是没有关心国计民生的情怀，但是很少有人列出其中的重点，并让自己的报道工作跟着这些重点走。一场盛大的两会开下来，他们累得人仰马翻，却不知道这些重点问题中，哪些该谈到的还没有谈到，哪些该解决的已经解决了。

有朋友曾经在博客中说，两会期间最受不了的就是，总是听见电视台记者煞有介事地说：“我又发现一个有趣的细节，××代表今天穿了一件红色的衣服。请问××代表，这是不是表示您今天特别高兴啊？”求求记者，别再发现那么多细节了，你就说说那些不是细节的东西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