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中原

（一）

又到了新的一年了。年前的时候，单位通知写总结，网站通知写感想。从2011年催到了2012年。终于现在，才猛然想到了该写一点什么。其实，不是为了向谁交差，而是为了给自己交代。因为，进入今年的农历6月，我就该31岁了。忽然想到，竟然过了而立之年。

人都说，新的一年，该有新的变化。我的2011年，该变的还变，不变的仍是老样子。

单位写总结，都要吹嘘自己干了啥成绩。过年回家，都免不了要向亲戚、同学、村人，炫耀炫耀，自己挣了多少钱，有了多高职位，买了多大的房，开啥牌子的车，有些在外做生意挣了钱的，还要大老远的开着车回老家炫耀炫耀，其实走在巴蜀的乡村土路上，到处泥泞一片，堵车堵得心发慌，我曾有“十万香车过泥泞”的诗句形容。变化最大的是红包。现在连小孩每见到一人都会说：“恭喜发财，红包拿来。”有些小孩子一个春节的红包收入，就比一个普通白领一年的工资收入还要多得多。有时想想，这世界变化的真是太快，我们都快赶不上了。我经常跟人开玩笑说，我是不是还生活在19世纪？

2011年的春节，我照例回了趟四川老家乡下。尽管不愿意回。这一年，我自己没什么好写的，就写写自己的村庄吧。因为，我和我的父母，将快要告别这个生活了几十年的村庄了。我的这篇絮絮叨叨的文字，也是写给我的父母和父母一直生活的这个村庄的。

（二）

算起来，我跟我的村庄告别有十多年了。每次回去，都很感慨。满眼的绿色和碧蓝的溪水，仍然没变。最让我喜欢的，是满山满坡的橘子树。我的老家濒临沱江，水草丰美，自古就是甜城。80年代的时候，我的老家资中县的球溪镇就有一个有名的国营糖厂。之所以有糖厂，是因为甘蔗多。那时，大车大车的甘蔗都拖到了糖厂。内江的甘蔗是很出名的，在我很长时间的记忆里，我甚至只知内江有甘蔗，不知有张大千。我记得八九十年代的时候，那时还很小，到了收获甘蔗的时节，村子里家家户户一家接着一家收甘蔗，那是我们最高兴的时候，一见到大片大片的白白胖胖的甘蔗，我就莫名的兴奋，于是，哪家收甘蔗，我们就跑到哪家的甘蔗地里，去蹭几节甘蔗，坐在那慢慢悠悠地吃。然后，就会看到乡村的土公路上，跑着一辆又一辆的大货车上，货车上装满了一车厢又一车厢的甘蔗，甘蔗很长，长长的甘蔗尾巴拖在车后，看了让人流口水，有些胆大的就在车屁股后面偷偷地拽着甘蔗尾巴拖下几根来，美美地吃上一顿。

甘蔗给人的是甜蜜的记忆，但是也有辛酸。那是关于我奶奶的故事。我的奶奶死的很早，关于我奶奶的死，我的父亲都差不多已没有了记忆。父亲告诉我，我的奶奶死的时候，正好是1960年代，赶上大饥荒。整个四川盆地，本来是富庶之地，但是由于三年自然灾害，再加上全国大跃进，饿殍千里，四川人尤其遭殃，尤其是四川的西南局书记李井泉——很多人称他是杀人狂魔——为了向上面邀功，硬是谎报四川的粮食亩产量达到了几万斤，结果到处搜刮粮食，把农民手里的粮食都悉数上缴，结果四川这个中国最富庶的地方，却成了全国饿死最多的地方之一。父辈们告诉我，当时每天早上村子里都有饿死的，要么就是饿得得了浮肿病而死。我的爷爷的父亲也是饿得受不了了，叫家人在野外挖了一个坑，在坑里洒上石灰浆，把他给活埋了。我的奶奶也是在那个年代死去的。

但是我的奶奶并不是被饿死的。而是饿得受不了，去偷了村里的一根甘蔗，结果被人发现了，要罚她的款，那时庄稼都是集体财产，她羞愧难当，要寻短见，第一次上吊被发现了，结果第二次却没能逃脱命运。奶奶如果能活到现在，不知道她还会不会羞愧？到现在我也不知道我的奶奶究竟死于什么时候，活了多大岁数，我的父亲也不知道。我的爷爷也早已死去了。我也不想去问那些父辈的人，我不愿意我的心灵中再承受不能承受之重。

一根甘蔗决定了奶奶的命运。

后来，80年代末，球溪糖厂垮掉了——不知是啥原因，有人说是糖厂有人贪污，有人说是国企改制，总之是垮掉了。再后来，村人就发觉种甘蔗没啥意思了，因为再也没人来收甘蔗了，甘蔗成了累赘，既不能当饭吃，也不能当钱使，再说还得有人打理，村里人都打工挣钱去了，哪还有心思打理甘蔗。于是甘蔗就越来越少了。只有少数人家种来自己吃。现在，农村里走村串户，连甘蔗都成了稀有礼品，也难怪，城市里的甘蔗这么贵。

现在，取而代之的是满眼的柑橘林。从竹林到甘蔗林到柑橘林，这个变化应该是不小的。我记得90年代的时候，我家房前屋后，除了各式各样的坟包之外，就是茂密的竹林，郁郁苍苍，每年还能吃到很好吃的竹笋。竹笋炒肉，那个香啊。到后来，竹子不值钱了，我的父辈们就把它一根一根砍掉了，现在，村里几乎见不到一根竹子了，而变成了柑橘。各式各样的柑橘品种。我老家所在的县，成了全国有名的柑橘大县，几乎每年一个新品种。我在北京城的超市里，甚至都还能看到资中县特产的柑橘。但是除了我只知道一种叫血橙的橘子之外，其余的我连名字都叫不上。有些柑橘名称还是当地的土话，用汉字都写不出来。但是，我看到的更多的柑橘，不是挂在树上的，也不是卖掉的，而是烂在地里的。我每次回老家，都很感慨，大片大片的橘子烂在地里，要在过去，你要是去偷一个村里谁家的橘子，一旦被发现，立马会挨打挨骂，但是现在，随便走在哪条路上，随手一摘，都没人管你。

为什么这么多柑橘会烂在地里？因为吃不了。为什么吃不了？因为卖不掉。为什么卖不掉？因为不值钱。早先的时候，还是一块钱两块钱一斤，后来的时候，是几毛钱一斤，再后来的时候，连一两毛钱一斤都没人要。于是乎，每次回家的时候，吃柑橘便成了我们的任务。寒冬腊月的四川农村，冻雨连绵，天色昏沉，人们哪也不想去，就都瑟缩在家里，门关得严严实实的，开着灯打着麻将扑克，吃着自家的橘子。越吃越冷，越冷越吃。吃不掉的，就送人，送不掉的，就只好烂掉。

有很多聪明的人会说，这么好的品种，为什么不运到城里卖？农村人并不都是脑壳不好使。因为运费昂贵，赚钱的只有城里人，农民永远也赚不了钱。还有人说，何不建一些乡镇企业，就地进行深加工。主意是不错，而且现在老家有钱的人多的是，根本不缺资金，只是，乡村权力关系错综复杂，要想干成一件事，比登天还难。

说到难，让我记忆最深的是乡村公路。从离我家最近的小镇到县城的公路，是上世纪70年代末就有的水泥路，那时就能跑大车。但是这条公路跑了几十年，也修了几十年，却一直没能修好。我记得我每次从成都回老家，路经成渝线的球溪镇，从球溪镇一出来，就是坑坑洼洼的土公路，颠簸不堪，一遇到下雨，就泥泞满地。我每次回老家都是颠簸着回去的。所幸的是，开车的司机都是老司机了，任怎么颠簸泥泞，也不会出事。公路修不好，其实老百姓心里都知道是咋回事。去年5月我回去的时候，听乡人说，原来国家下拨下来的公路款，被吞掉了。后来我又听到一个并不离奇的说法，说是县里一位副县长，贪污了2个多亿，于去年的去年，被抓了。一个并不离奇的说法是，这位副县长原来一家都控制着周边的公路。如果联想到这个事，公路修不好，自然也就很自然了。

这条公路，成了我关于乡村小镇、关于县城的最主要的精神记忆。小的时候，我的父亲，经常背着生病的我顺着这条公路到镇医院看病、打针、吃药，经常背着哇哇哭闹的我在公路上看过往的车辆，我关于汽车的最早记忆，就发生在这条公路上。那时我经常会看到一辆硕大的公共汽车（不是城市公交车）从小镇开往县城，从这辆车上，就会引出我关于县城的神秘想象。于是，后来的许多年里，我都在做着关于县城的梦。我一直把能坐着公共汽车去往县城当成一个梦。在我的想象中，县城应该有很多我所见不到的事情，那里有很多未知的东西。包括房子、车子、食物、漂亮的女人等等。后来，我生了一场大病，我的梦真的实现了。只不过，当时我是被父亲母亲蒙着头，迷迷糊糊中坐着大巴车去到了县城的。再后来，我就知道了，原来县城的什么东西都很贵。我知道，我的父母很不容易来一趟县城。

自从那次大病之后，我就几乎从来没有去过一次县城。再后来就是高考了。而且高考时我是第一次住旅馆。之前我去县城，父亲告诉我，我们是住在一个熟悉的村人亲戚家的，时时还得看别人脸色，我记得那时我和母亲、还有一个年迈的老阿婆睡在一张床上。对面，睡的是两个年轻的姐姐，我听到姐姐们在床上嬉笑打闹，还在逗我玩。从那时起，她们爽朗的笑声，让我第一次感受到了女人的温情。2011年，我再一次去到了县城，去领我和我爱人的结婚证。去也匆匆，回也匆匆。当天下午，我们就从县城坐车赶到了省城成都。县城再一次离我远去。

父亲是在很年轻的时候就去过县城的，也是走的这条公路。那时，父亲和父亲的哥哥，我一直老实巴交而且单身的大伯经常顺着这条公路，夜里挑着一大担红薯去往县城卖，差不多一晚上一个来回。就像急行军一样。那时红薯几分钱一斤。但是村里种的红薯多，除了自己吃，喂猪吃之外，就是一大担一大担地挑去卖。那时县城的红薯比乡下贵，父亲和大伯为了能多卖几个钱，就宁愿挑去县城卖，那时劳力好啊。劳力就是一切。

我开始上学之后，这条公路就成了我去往乡村小学的必经之路。每次下雨的时候，当我穿着泥泞的胶鞋跌跌撞撞、歪歪斜斜地走到这条公路边的时候，我就会看见父亲戴着硕大的斗篷（那时还时兴戴斗篷），拿着雨靴，有点滑稽地站在公路边的小店门口到处张望，父亲显然是在寻我的影子，父亲一发现我的影子，便向我奋力地招手，他的目光很锐利，大老远就看到我走来了。父亲寻找我的时候瞪着大眼睛，有点惊惧的样子。

多年来，父亲一直带着这种惊惧的眼神。父亲的这种惊惧的眼神中，表现出一种不安全感。父亲曾经固执地认为，这个世界的很多人都不可信。于是，父亲外出的时候，都会把钱揣在最里面，甚至是揣在内裤兜里。那时，母亲特意为父亲的内裤缝了一个小兜，父亲每次到学校给我交学费的时候，就会把钱放在内裤兜里，那样睡觉时钱都是挨着身的。父亲始终相信，只有钱不离身才是最安全的。我记得有一次，父亲去我的中学给我交学费。当会计问父亲要钱的时候，父亲脸色显得很尴尬，神情慌乱，嘴里哦哦哦了几声，手就要往内裤兜里伸，但他马上意识到好像不妥，于是话也不说，飞奔向厕所把钱取了出来。事后，我把这事讲给了母亲听，母亲扑哧一声笑了。后来，母亲就专门给父亲缝了一个小钱袋，钱袋上穿一根小细绳。每次外出的时候，父亲就把小钱袋系在裤腰带上，然后把钱袋放进裤子里面，这样，就不会再闹笑话了。多年以后，我外出的时候，母亲也会给我一个小钱袋，叮嘱我一定要把钱放在里面。结果我嫌麻烦，半路上就把钱袋扔了。

（三）

母亲的身体一直就不大好。年纪不大，毛病不少。连我自己也搞不懂，她身上到底有多少毛病，只知道她最开始是妇科病严重，后来又有其他毛病，鼻窦炎、高血压、血糖高、脑供血不足等等，于是经常吃药，经常感冒，而且老是好不了，结果把胃病都吃出来了，前年还在县医院做了一下手术。于是乎，每年，我都要回去一两次看看她。但我又实在不想回去，公路难走，房子难住。我家的房子直到现在，还是修建于60年代的土墙，上面盖的是茅草。现在村里几乎只剩下我家是土墙加茅草了。墙体没有换过，茅草倒是换了不少。但到处漏雨。每次回家几乎都是冬天，阴雨连绵，凉风嗖嗖，晚上睡在床上，感觉风从四面八方吹进来，于是我盖了很多床被子，仍然感觉手脚冰凉。母亲就特意为我们买了热水袋，滚烫滚烫的。但热水袋捂得了手捂不了脚，捂得了脚捂不了脊背。于是我就埋怨父母早该把这房子重新修整一番。以前虽然紧巴巴的，但并不一定就缺钱修房子，父亲一直不修房子，他有他的考虑，一是为了省钱供我们读书，二是他知道，现在的年轻人，读了书，考了学，有了点出息，都会在城里买房子，谁还会回来守着那个烂蓬蓬啊。父亲并不聪明，有时很傻，傻得可爱，而且经常被母亲数落说笑，但父亲心里是明着的。他有远见卓识。当村里其他人都陆续把房子翻修一新之后，父亲并不着急，当村里其他像我这样年龄的人初中都没毕业就出去打工挣钱做生意的时候，父亲也不着急，父亲硬是熬出来了。我和妹妹都先后考上了大学。虽然我经常对人戏称是读了个烂大学，但在村人眼里，那是不得了的。后来，村里有些人终于知道父亲是有远见卓识的。后来的后来，村里的其他人就开始觉得父亲憨得有点伟大了，也开始效法父亲的做法。

但是，房子和人一样，毕竟老了。老了的房子就不能住了。于是，去年，我在成都郊区新都，给并不算年老的父母们购置了一套房产。这是我当时突然做的一个决定。这个决定缘于我突然做的一个梦。梦我记不得了，我只知道，那个梦之后，我的内心的不安全感更加增加了，于是我毅然做出了这个决定。其实我的心里很复杂。从内心深处来讲，我不愿意离开那个生活了几十年的村庄。父亲和母亲也不愿意离开。但是，从理智上讲，那里不能住了。守住那个荒草丛生的村庄，已没有多大意义。而且，我的两个妹妹都在新都，而我又没有能力让父母到京城来，这个地方只能来看一看，转一转，但我知道，这里不属于他们，也许以后，以后的以后，也未必属于我。于是，我就毅然做了一个大胆的决定，让父母的后半生在省城的郊区度过。川西平原毕竟比川中丘陵的日子要安逸得多，尽管城里的生活成本并不低。

今年的年底，也许，父亲母亲就应该搬迁了。春节的时候，我特意带了一个相机回去，把我的房前屋后，家里家外，包括墙上贴的我们三姊妹的奖状，都一一拍了照，还有墙上挂的我小学、初中、高中写的“书法”作品，都一一拍了下来。还有屋前的一棵老香樟树。这棵树的确是老了，老得和人一样，老了的树就瘦了，光了，不挺拔不好看了。自从我离开家之后，就再也没看到它长过。看到这棵老树，我就知道，我的父亲母亲，包括我，也开始慢慢变老了。母亲的脸上不光泽了，还生了冻疮，父亲在外面偶尔找点事做，还是体力活，如今吃得好了，饭量也还好，居然变胖了。父亲劳力好，当年是村里出了名的壮劳力，一担能挑三百斤，哪家哪户有事，都会找他，而只要叫上他，做饭时，都会多做一点，他那时的饭量大得惊人。一顿能吃几大斗碗白米饭。那时村里给她说媒的人特别多，据说我父亲说了不下十个女人，但她都没答应，最后却和我贫穷的母亲结婚了。父亲现在快到六十了，当然没有当年那么壮了，饭量也没那么大了，有时活重一点也知道累了——当年他是不知道累的。

春节的时候，我们叫上了村里的亲戚，还有我的两个妹妹，并不太多的一大家人，吃了一顿团年饭，和着这个老屋子，拍了几张合影。每个人的脸上，都写满了笑容，也挂满了沧桑。还有我家的可爱的老狗也和我们合影了。母亲说，搬家的时候，这条老狗也要带走的。

其实这条狗很瘦很小，是那种永远都长不大的狗，典型的农村的土狗，不是宠物狗。我不爱城市里的宠物狗，不好玩，太娇宠，有些城里人喜欢得比自己的亲身儿女都还精贵，哪儿磕着碰着了就动不动还打官司。我喜欢农村的狗，野是野了点，但很顾家，能懂事，能知道深浅，既野，也温顺。农村人确实是把狗当狗养，城市人是把狗当儿子养。颠倒了狗性和人性。所有动物里，我是最喜欢狗的。我经常说，狗比人懂事，比人听话，比人像人。这个社会，很多人确实比狗都不如。

我家的狗懂事到什么程度呢？母亲说，她一个人在家的时候，就只有那条老狗陪伴着她。母亲去地里干活的时候，老狗看母亲快要出发了，就先跑到前面去等着，等你出发了，她就远远地在前面走，一路走一路尿。母亲走着走着，却发现狗不见了，等到走到地里的时候，却发现，狗已经坐在那乖乖地等着了。母亲在地里干活，狗就乖乖地坐在她旁边，等坐得不耐烦了，它就自个儿玩去了。玩够了，就又回来，却发现母亲还在地里，这时狗看看天，再看看地，发现天色灰蒙蒙的，大概是快要黑了，就使劲地用爪子蹭母亲的裤腿，嘴里发出吱吱吱的响声，母亲就知道，是狗催她该回家了，于是母亲就带着狗回去了。

母亲平时上街赶集的时候，狗也是事先知道的。每次母亲临出发的时候，狗就欢喜得不得了，于是摇头摆尾地送母亲一程，等送过山头的时候，母亲忽然回头一看，狗却不见了，母亲担心狗会不会走丢了，等到赶集回来的时候，却发现狗已经在院子里摇头晃脑地等着她了。母亲说，有些狗就像小孩一样，不懂事，要跟着大人撵路，大人走到那，它就得跟到哪，但这条狗却很懂事，母亲外出的时候，它会送她，但它只送一程就不会再追了，因为它怕主人家担心它走丢了。

我每次给母亲打电话，都会首先问家里那条狗怎样了，有没有老了，有没有生病。母亲说还好好的呢。每当有大事的时候，狗是最灵的。狗最灵的不是鼻子，而是它的心。我现在还记得，我有一次小时候生病了，那时父母都在很远的地里干活去了，狗知道后，就飞快地跑去地里，使劲地蹭我父亲的裤腿，嘴里也吱吱吱地响个不停，起初我父亲并不理会它，还狗日的狗日的骂，后来父亲一看狗的脸色不对，它的眼睛里充满着慌乱而惊诧的神情，父亲才知道家里应该是有什么事，于是放下锄头被狗扯着飞奔回家，才知道我生病了。像这样的事，在我的老家发生过不知有多少回。很多人其实已经习以为常了。

对于狗，我是没有安全感的。因为那几年，县里经常说为了预防狂犬病，要打狗，甚至还专门成立了打狗队。那时候，每隔几天，谁家的狗就要遭殃。再后来，我又听说很多人私下打狗，有的是打来自己吃，有的是打来拿去高价卖给城里。狗肉是很贵的。那时乡下打狗是很讲究技巧的。有的是用炸药炸，在狗食里放上炸药，狗一触动就炸了。有的是在狗食里撒上老鼠药或是农药，狗吃了大都会死。我家养的好几条狗，都是被老鼠药药死的，为此我还难过了好一阵。我记得有一次半夜时分，我和我单身的大伯睡得正熟的时候，突然听到一阵阵凄厉的狗的惨叫声，这声音一听就是狗吃了老鼠药快要死的哀嚎，然后就听到一阵急促的爪子撞门的声音，大伯立马起来开门让狗进来，就发现狗已经口吐白沫了，然后母亲起来给狗灌了洗衣粉水，狗吐了一地，结果还是没能救活它。父亲说，朱家湾最中用的一条老狗死了。

春节回去的时候，家里的老狗还是那样小。尽管我有好长时间没回去，但它还能认得我，也不咬我，只是离我远远的，不让我抱它。我拿着相机给它拍照的时候，起初它是斜着个眼睛呆呆地看镜头，后来就躲得远远的了。但它和母亲显得异常亲密。母亲走哪，它都会跟到哪，母亲即使上了厕所出来，它也要往母亲身上欢快地蹭上一蹭。

我有时就问狗，你狗日的几岁了？狗说，汪。我走上前去揪着它耳朵说，你狗日到底几岁了？狗说，汪汪汪。我笑了。狗就又跑得远远地斜着眼瞄我。

（四）

除了担心狗的生与死之外，我还担心人。我在梦中，有时会梦到朋友或是家人死去了，就很难过，一觉醒来，就永远也睡不着了。尽管那毕竟是梦。但后来，我就发现，我对于人的生与死是很敏感的。去年，我经历了刘正成先生夫人傅老师的去世，亲眼目睹了她死去的容貌。她死得很安详。这也算是一种圆满吧。我没怎么经历过亲人的死。我的爷爷奶奶、外公外婆的死，我都没经历过。我的奶奶、外公外婆死的时候，我还在母亲肚子里。我爷爷死的时候，我才刚好一岁。我连我爷爷长得啥样也不记得了。我只知道，爷爷死的也很可怜。父亲说，爷爷死的时候只有五十多岁。爷爷几乎从来不生病。爷爷是犁牛的。那天爷爷在犁完村里的地之后，在家里吃饭时，一碗饭还没吃完，就倒在地上去了。然后就没了声，一直昏迷不醒。连忙送到镇医院。却遇上是星期天。医院不上班，医生怎么说也不给爷爷治病。后来父亲苦苦哀求，医生才勉强答应。结果已经晚了，12个小时之后，爷爷就去逝了。爷爷临死的时候，突然醒来，他说他想吃糖，父亲就去给他买了几颗糖，爷爷吃得很香，吃完就走了。爷爷走的时候，突然给父亲留下了几百块钱。那是他一生的积蓄。那时，几百块钱就算是很多了。父亲说，那时家里很穷，一直吃不上好饭。爷爷怕父亲饿着，就把父亲送到了几十里地外面的我一个远房亲戚家去做长工。我那个亲戚家当时很有钱，算得上是小地主了。父亲白天干活，晚上收工回来，却不给他吃的，每到太阳落坡，我那个亲戚就让我父亲早早地上床睡觉去了，父亲没吃东西，怎么也睡不着，这样捱了几个月，父亲实在受不了，就偷偷跑回去了。结果回去之后，爷爷又把父亲送过去了，因为爷爷始终觉得，再怎么着，我亲戚家毕竟有钱，父亲毕竟能吃得好一点，结果我父亲去了之后还是受不了，就又跑回来了。爷爷知道情况后，再没把父亲送过去。

后来，我就知道父亲落下了严重的胃病，那几年一发作的时候，父亲就疼得在床上翻来覆去的呻吟。我不知道这是不是当年没吃好饭落下的。后来，父亲的胃病竟然奇迹般地好了，再没有发作过。

尽管我没能目睹我爷爷的死。但我目睹过我大舅的死。我的大舅一直是气管炎，死的时候大舅娘上街去了，回来时却发现他已经死了，而且死在了床下，大概是疼得受不了，挣扎到地上死的。我看到的时候，大舅是挣着眼的，很吓人，他死的时候他的儿子我的哥哥并不在身边，而且没有太大出息。他是死不瞑目啊。后来，他的儿子我的哥哥回来的时候，村人们叫他给他把眼睛抹下来，却怎么也抹不下来，抹得他泪眼花花的，然后我就听到母亲哥呀哥呀的哭，我看着看着就流泪了。两年之后，几乎从来不生病的二舅也突患癌症去逝了。二舅本来是很胖的，但去逝的时候，瘦得皮包骨头。有点吓人。而就在大舅二舅去逝前两年，他们两家才和好，之前住在一个院子里，却一直是仇家。大舅娘和二舅娘吵了几十年的架，我到现在也不知道他们究竟吵的是什么，也许就是为了一丁点边边角角的土地吧，后来，又不知道因为什么原因和好了。我清楚地记得，大舅去逝之后，是二舅和我父亲给他打理的后事，而且二舅亲自给大舅量的棺材，敛的尸，修的坟墓，烧的纸钱。但没想到，第三年，二舅也随他而去了。

现在，谁也不会因为那么一丁点地皮吵架了。因为，村里的土地再也不值钱了，村人们都觉得种庄稼实在是种不出钱来，于是就全都出去打工了，有的连男女老少一起都接到了城里，有的逢年过节的还回来一次，给自己过世的老人烧烧纸钱，放放鞭炮，有的就再也没有回来。于是，村里的土地就一片一片的撂荒了。大片大片的土地变成了荒坡荒滩，以前的田野里，到处是清澈见底的水，野生的鱼儿、黄鳝、泥鳅和螃蟹，随处可见，甚至每逢大雨的时候，还会爬到岸上来，一下去就能抓着。现在的田里，到处是荒草，有的有半人多高，而且，到处是蚂蝗，连脚都不敢往里钻。我还记得我很大的时候，每次放学回来，都还会到田里去捉几条黄鳝、泥鳅，即使是大冬天的时候，也不放过。人们就会知道，那个戴着眼镜，佝偻着脊背，滑稽地在田里转悠的，一定是我。可是现在，再也不会了。

村子里，除了大片大片的荒坡荒滩，就是大片大片的坟地，老的新的，小的大的。坟地都是一片连着一片，我家的背后的背后，就是村子里最大的坟地。母亲笑着说，那的风水好着呢，村里的人都去那凑热闹呢。有的人的坟原本不在那，但后来又都转到那了。春节回去的时候，我和几个儿时的小伙伴去坟地里转了一圈，竟然发现，又多了几个新坟。没有墓碑，只有白花花的引魂幡。听村里人说，那个最新的就是新死的明中的坟。

春节时，我一回去就听说明中死了。“狗日的多精干，就这么突然死了。”父亲说，明中是在给大队里一个有钱人家盖房子时被垮下来的墙砸死的，当时就砸死了，赔了十几万。明中是村里的大户。明中的父亲文革期间就是镇上有名的会计，那是村里唯一有出息的，那时，家家户户都还是茅草屋的时候，就他家是青砖大瓦房。明中的父亲长着一张四四方方的国字联，脸皮白净，梳着齐整的大背头，说话慢条斯理，对人礼貌，穿着笔挺的中山装，左边上衣口袋里，插一支钢笔，走路背着双手，腰杆挺直，逢人都要递烟抽，人家也要主动递烟给他抽。乡里人见了都会笑着对他点头，背后就说，这狗日的能耐啊。我听父辈人说，明中父亲那时当会计的时候，应该是捞了不少好处。八十年代的时候，他家就开起了全村唯一的打米机房，几乎十乡八里的人都要背了一大筐米来这里打。村里人还说，他父亲在的时候，那时全村人都吃不起肉，就他家吃肉，每逢过年过节的时候，香肠一大节一大节地灌，而且吃香肠的时候，连头尾和外面的皮都要去掉。用老家的话来说，人家讲究着呢。明中的婆娘也是村里打扮最时髦的人。走路时屁股一扭一扭的，勾魂摄魄，说话声音很甜，现在将近五十了，风韵不减当年。据很多人说，明中在外面打工时，也没少干过风流事。后来，明中的父亲退休之后，身体慢慢就不好了，后来就生了大病，疯疯癫癫的，到处骂人，骂别人，骂自家人。村人就感叹，当年多能耐，现在竟然成了这样。明中总共五六个弟兄。几乎都合不到一块。他的大哥自九十年代中期以后，就一直是村里的村长，没少捞好处，可是去年春节回去时，我又听说他精明的儿子竟然不明就里地生了怪病，好像是什么癫痫症，差点要了命。大哥不干村长之后，村长就落到了明中手上，这还是去年年中的事。干了村长的明中，不但把村里的一条河承包了，而且还伙同村里的黑社会，垄断了村里几个有限的公共资源。但明中不识字啊，所以就把村里的大事小事交给了自己的婆娘管。但谁也没想到，才干了不到三个月村长的明中就被墙砸死了。

据说，明中死后，明中的妈哭得死去活来的。而且在家里又不受媳妇待见。村里人都说，媳妇每次有好东西吃时，都会拿到自己屋里偷偷地吃，不让她婆婆吃。婆婆只能眼睁睁地看着别人吃，却说不出话来。这让我无论如何也不能把一个当年虽然年纪很大、但却精神矍铄、神采焕然的她联系起来。

这只是2011年关于我的村庄的一些流水账。关于我的村庄，我其实是可以写出几部长篇小说来的。只是现在，迫于生计，大多时候为俗事奔波。

（五）

2011年，我并没有做出什么像样的学问来，也没有写出什么像样的文章来，我的村庄也没有发生什么惊天动地的事，只是一些生老病死仍然像流水账一样的在发生着，我也喜欢像记流水账一样把这些拉拉杂杂地记录下来。虽然我现在做的是书法之事，虽然我在从事着在不少人看来是中国人最文雅最高贵最津津乐道的所谓的雅事，但是我觉得我离它很远。我从来没把自己当一个书法家看。我偶尔用毛笔写写信札，寄给我最好的朋友，或写几首格律不太严整、但在很多人看来还算感人的旧体诗。我也喜欢看一些晚清民国时期的文人信札，哪怕是那些民国军阀的信札，我发现，他们的信札里，才是真正的生活。我喜欢把自己装在书斋里，然后就是到处游走、讲学。我既喜欢书斋，也喜欢游走。我觉得，这两种矛盾的生活状态对我来说恰恰是最可以统一的。我想，书法就这么简单，没有那么神奇。我不愿意把书法看得太高，也许它就是自己的生活吧。喜欢了就写，不喜欢了就不写。如果有人愿意买一点，换点子油盐柴米，那也是一种乐趣。偶尔几个道里朋友也互相吹捧吹捧，文人之间的吹捧有时也是很有意思的。曾经有几个朋友看了我的作品说，我真的写的非常好，有生活有情感，能不能入展览那不是最重要的，但那一定是最有价值的，还说不久的将来，一定有人争着收你的作品，这个社会识货的人还是有的。听了这样的恭维，我哈哈一笑。

还有朋友说，我是一个学术兴趣点极为广泛的人，做学问往往是吃着碗里看着锅里的。我不知道这到底是在夸我呢还是在骂我呢。但是，不管怎样，我不喜欢守着一门学科死做学问，那样会进入死胡同。我喜欢打通几个相关的学科。但也正因如此，我至今没有做出什么像样的学问来，连一本像样的专著都没有。去年本打算出版一部自己的艺术文集，但终因不满意自己的过去而暂时放弃。别人都是著作等身，而我，著作还不到我的脚背呢。我做人喜欢文怀沙，但做学问喜欢饶宗颐不喜欢文怀沙，我既不喜欢蜻蜓点水、浅尝辄止，又不喜欢固守一端。我喜欢饶宗颐并不因为饶宗颐是大师，而是我喜欢他对学问的宽博与精深。饶宗颐做的学问尽管我不能全懂（甚至相当一部分都不懂），但我都感兴趣。当然，饶公是智慧之人，而我只是个乡野村夫，自幼就家学浅薄，长大了还是土里土气的，自然难入佳境。所以，我就索性随性一点，看淡一点。好歹，这几年算是多少找到了一点学问门道，也写了一些不算论文的论文，圈内圈外也多少还有一些人能记得我，这也足够了。我在做艺术批评的同时，把美术考古，尤其是宗教艺术、西域考古、中亚艺术史与早期艺术史作为了自己真正的学术的切入点。当然，这里面，也包括书法艺术史的研究，但做书法研究，更多还是生计之需。

2011年，要说写文章，确实写了不少，但大多是应酬文章。我只认为我一篇文章是有价值的，那就是关于宗教艺术的研究，《艺术的宗教与宗教的艺术》。这篇文字不长。也未必是严谨的学术论文，而只是一篇散论。是我关于宗教的艺术与艺术的宗教问题的初步的思考。我的文章里融合了许多学科方法，我打的是迷踪拳。我相信直到现在，书法界仍然有很多人没有读懂。这当然不是因为我的文章高深，而是因为很多人对这个话题根本就不感兴趣。我最喜欢做的事也许就是别人最不喜欢做的事，而别人最喜欢做的事也许正是我最不喜欢做的事。这也是我的毛病之一。另外就是写了几篇关于丝绸之路的美术考古文字，但直到现在，还不想公开发表出来。但事实上，我所做的都是在汉代丝绸之路凿通之前的东西方文明交流的轨迹的研究。

说实话，我不喜欢过于繁琐、古板的考证式文体，我喜欢郭沫若那样的文体，天马行空、漫天想象、文采斐然但又不缺学术的谨严。这大概是一种西蜀文人的典型风范。你很难用一种固定的文体对它进行严格的归类。就像我们现在很难用到底是行书、楷书、隶书还是章草来对两晋十六国时期的部分书风进行确切地归类一样。用任何一种书体对其进行强行的归类，都是很粗暴的。关于当年的兰亭论辩，我并不认为郭沫若是以政治权威压制高二适，我认为郭沫若关于两晋书风的看法是有道理的，而且，高二适的论证与论据与郭沫若相比，是要逊色许多的。兰亭序的真伪其实早已不重要，重要的是你的论据与论证方法。我觉得，在当年的兰亭论辩中，持反对意见者，诸如章士钊、商承祚等人皆高于高二适，可与郭沫若平分秋色。然书法界独独记住了高二适，却没有多少人记住章士钊、商承祚。人们佩服高二适的勇气，我也很佩服，但是我认为论才学，高二适和郭沫若差的不是一倍两倍。若论“金陵四老”，其实南京的曾昭燏之才学（哪怕是书法），也未必逊色于此四老。可惜的是，现在书法界，连谁是曾昭燏都不知道，也不能怪书法家们，都忙于写字卖字挣钱养家糊口，哪还有心思做学问啊。幸好曾昭燏没有被后来人拉到书法界来。不然，她老人家的后辈又该打关于真伪的笔墨官司了。

清代 赵之谦 为季闻行楷册

周末闲暇，于网友“中国书法博客”中，忽搜得赵之谦信札一帧，喜不自胜。遂转发于此，聊以数言，言胸中之喜悦。

吾于晚近法书中，尤喜晚清碑学名家，而于晚清诸碑学名家中，独喜赵之谦。赵氏能化北碑之硬朗古拙为柔美灵动，将北碑笔意写意化和夸张化，进一步推动了北碑的艺术化进程，别有一番情趣。能将北碑写得柔美灵动而又不失其内在的风骨，实为难得。有人说赵之谦之书软媚过之，刚性不足。其实不然。我认为这恰恰是赵之谦的创造力之所在！赵之谦是以柔克刚，外柔内刚，看似用笔斜侧软媚，实则内蕴钢筋铁骨之力！

遗憾的是，赵之谦寿命并不长。若之谦能再长寿一些，我以为，其书将更臻于化境。

清代碑学臻于极致，尤其晚清民国之际，碑学盛极一时。习碑者尤能于北碑、隋碑、唐碑中融于一炉，然此中能臻于极妙者夥矣。以余见，赵之谦乃其中之一。赵之谦尤于北碑最擅，然其能化汉隶之法于北碑之中，独出机杼。今人所见赵之谦大多魏碑及行书中，均以北碑兼融汉隶笔法为主。此楷书册却另辟蹊径，于赵氏一贯风格既有相承，又有区隔。此作以唐楷唐碑为宗，略参魏碑笔意，又融入汉隶笔法，然部分笔画亦有东坡意，尤其捺画长处，写得飘逸潇洒，既古拙奇崛又淋漓恣肆，笔墨华兹，妙趣横生。未可多得。

巴州之旅

西域对于我来说，是一个梦，新疆于我，也是一个梦，而楼兰于我，更是一个梦。梦一样的西域，梦一样的楼兰。可是如今，我到了新疆，逼近了楼兰，却仍然如在梦中一般。

楼兰，这个十分美好的名字，一直令我魂牵梦萦，但这次，由于装备不足，出于安全考虑，楼兰并未去成。但却已然十分逼近了。我们去了若羌。

这次旅行的主角：我、张瑞田、刘墨。我们应新疆巴音郭楞职业技术学院之邀，前往巴音学院讲学、笔会和参加“中国职业教育研讨会”。

我和刘墨都是第一次到新疆，更是第一次到巴州。张瑞田到巴州已是数次了，算得上是新疆通了。

北京到巴州，并不直接到达，还得在乌鲁木齐换乘由乌鲁木齐到巴州首府库尔勒的航班。从早上7点40一直到中午12点40分，整整飞了4个小时。一下飞机才知，下午两点多飞往库尔勒的南航航班停运，无奈，只得换乘晚上7点的飞机。

所幸，一到乌鲁木齐，张瑞田即与好友、作家卢一平联系见面。中午美美地吃了一顿大盘鸡。刘墨相机对着大盘鸡一直拍照。饭毕，在一平兄的带领下，逛乌鲁木齐二道桥大巴扎。我跟刘墨开玩笑说，像是到了巴勒斯坦。到处是奇装异服，高鼻深梁的维吾尔人，穿着祷告服装的老阿訇。我与刘墨的相机，不断地捕捉美的风景。

不想刘墨光顾着拍照，手机却被一六十岁老头偷了。留下永久记忆。

乌鲁木齐机场安检异常严格，所有乘客，一律脱衣脱鞋，而且还要解下皮带。解皮带时，瑞田兄一句粗话，引得旁边一女哈哈大笑。又一记忆。

前往当晚，也即 9月27日，受到巴音学院包括白永红院长等人的热情招待。自然是大碗喝酒，大块吃肉，美酒还伴着美妙的歌声。无不欢快。宴毕，个个酒酣，返回宾馆，倒头便睡。

第二日上午，考察学院教学。了解了学院各个专业建设情况。考察毕，在学院行政楼举行小型座谈会。我们三人主讲。

下午，学术报告。我们三人在三个教室分别同时举行。张瑞田讲《傅雷家书与人生》，我讲《东西方文明的演进与融合》，刘墨讲《传统文化的继承与弘扬》。大教室，人山人海，座无虚席。

第三天上午，巴音学院主办的“中国职业教育研讨会”。规模盛大。从9点一直持续到下午2点。在座嘉宾除我们三人外，尚有巴州常委、副州长周德军、巴州教育局局长郭金翠、巴音学院院长白永红等巴州方面的领导、专家、学者。

中午宴会，与周德军常委进一步相识。一问方知，原来都是圈内人。周常委乃山东大汉，原来就在北京的中国石油报社任社长，刚调任巴州不久，这个山东汉子长得结实，威武，朴实，豪爽，且好文学，著述颇丰，席间宾主把酒言欢，岂不畅快！

下午四点半。书画笔会。一直持续到晚上8点方结束。

第三天上午，活动结束，开始考察采风。路线是若羌——楼兰——米兰——罗布泊大峡谷。巴音学院精心安排。巴雪萍老师热情陪同。

到了若羌才知道，若羌竟是全国面积最大的县，它相当于两个浙江省的面积。在这个县里，有着全国最大的自然保护区——阿尔金山自然保护区，有着全国最大的镇——罗布镇，在这个镇上，居住着新疆本地的土著人——罗布人。在若羌，有着消失的古中国文明——楼兰文明。

楼兰、鄯善、回鹘、吐谷浑，都曾在这里刀兵相见。

中国西域的大多数地貌几乎都在若羌全部体现了，东南部和南部为昆仑山——阿尔金山，阿尔金山巍峨雄伟，气垫磅礴，山势陡峻，曾是汉朝军队与北匈奴对垒的主要屏障。西汉时期，匈奴人翻越阿尔金山，南下东进，与汉朝军队在广袤的荒原中展开兵戎相见。唐代时，突厥人同样翻越阿尔金山南犯大唐边境。

若羌中部为冲积平原，为瓦石峡、若羌县城、米兰三块各自呈点状分布的绿州；东北部为罗布泊风蚀湖积平原与库姆塔格沙漠；西北部为塔克拉玛干沙漠冲积平原。热情的巴雪萍老师说，若羌的枣子是很有名的，口味独特，在县城，她一定要为我们同行的三人每人买一点带回来。

历史的烽烟在这里燃烧，若羌是古“丝绸之路”的必经要道，地理优势极为突出，战略地位十分重要。

战争在这里延续，不同的种族与血脉也在这里延续、交融。

若羌寻羌

若羌，一个古老的民族，一个梦幻般的名字，这里，曾经流传着许多关于羌族的古老传说，书写着许多民族融合的传奇故事。

而这次，我们踏上了古老的羌人曾经活动过的足迹。在回来的飞机上，我与刘墨一直在讨论中国古代北方诸少数民族与中原民族的源流。我和刘墨的学术兴趣都极广，学术的野心很大，我越来越感觉到，书法、美术之科，已远远不能满足我学术的兴奋点。我很想有朝一日，能叩开中国古代文明与民族的探源之门。刘墨说，唐代时活动于青海地区的吐谷浑，都属于羌人的政权，后来，吐谷浑竟然成了一个首领的名字。

我一直以为，羌族是一个很古老的民族，是一个到处都在繁衍的民族，在今天的四川，在今天的甘肃、青海，都有羌族的影子，今天的藏族，就是羌族中的一支——藏羌。甚至，我们一直说的华夏民族，据考证，都来自于羌族。

若羌自古以来就为多民族聚居区。秦汉时期，若羌县境内北部为楼兰、鄯善国，其主要居民为土著罗布人；南部山区为古婼羌国，其居民主要为羌族人；此外，境内还居住有塞种人、月氏人和匈奴人。在秦、汉以前，中原和西域就有交往。汉武帝建元三年(前138)，张骞奉命出使西域，路经若羌。汉昭帝元凤四年(前77年)，西汉政府应鄯善王尉屠耆的请求，派一司马领兵在鄯善国伊循城(今若羌县米兰)屯田，汉族人开始移居若羌。随着“丝绸之路”贸易的发展，从中亚来若羌经商的粟特商人、波斯商人等常有在此定居者。佛教东传时，印度僧侣亦有来此传教布道的。魏晋南北时期，活动于青海地区的吐谷浑人迁居若羌，并成为这里的主宰者。 　　

陏唐时期，罗布泊境内居住的民族，除了土著罗布人外，还有吐蕃人、突厥人、回鹘人和汉人等。唐会昌元年(841)，回鹘西迁后，回鹘(即今维吾尔)逐渐成为若羌的主要民族，土著罗布人和吐蕃人、突厥人等逐渐被回鹘人所融合。也就是说，维吾尔的强大即源于此。

在我的印象中，羌族是中国最为古老的民族之一。关于羌族的起源，一个较为统一的说法是，羌族最早起源于三千年前中原地区的黄河流域，也即大致在今天的山西、河南一带，后逐渐西迁至陕、甘、宁、川等地，并与中原民族时有战争与融合。以前也有很多人说，中国将西北部的少数民族都统称为羌族，是为氐羌。现在有学者考证，羌族本身有很多分支，氐羌、藏羌、党项等，都是羌族的分支。今天的藏族，就是羌族的一支。

成汤时期的古羌人在今天的黄河流域，随着华夏族的扩张，被称为羌人的民族逐渐往西，往南。春秋战国时，羌人已聚居于今陕西、甘肃、青海一带。秦国向西扩张时曾与羌人发生过战争。西汉时，居住在今甘肃、青海东部、四川西部的各族普遍被称为氐羌，而羌族与氐族是否为同一民族至今未有定论。汉武帝时，畿内关中地区已有大量羌族移民与汉人杂居。　　

东汉后期，大部分羌族人口已纳入中原王朝的统治。但羌人时叛时降，反复不定。东汉末年权臣董卓就是在陇西羌胡之地发迹。三国时羌族更大规模地迁居中原，并进入河套地区。五胡十六国时期，羌人姚苌利用前秦淝水之战兵败后，关中空虚之际，于384年自称万年秦王。386年姚苌称帝于长安，建立了十六国中的后秦。 　　

而西藏人早期的神话传说认为藏人起源于雅鲁藏布流域的神猴与罗刹女的后代。西北方来的七个旅行人的后代，即今阿尔泰山、西藏岗仁波切山、天山相邻地区来的。主流认为西藏雅鲁藏布流域有旧石器时代到新石器时代衍化的完整考古证据证明西藏人在18000年左右已经在西藏高原活动的证据，并在西藏的历史记载中提到羌人是西藏米博懂氏的一支。 　　

原始藏族在汉文史籍中被称为发羌。而藏族早期的神话传说认为藏人起源于东方，即今四川、西藏、青海相邻地区，故有观点认为藏族起源于羌族，亦即羌族的一支——藏人建立了吐蕃王朝，松赞干布（569年-650年）在位时盛极一时。 　　

北宋时建立西夏的党项族亦被唐、宋时人认为是羌人的一支，称之为党项羌。西夏灭亡后，党项人多被蒙古军杀戮，一部分残存者南迁，融入川西各族之中。有现代学者考证，现在的嘉绒藏族即保留了较多党项人的特点。

事实上，关于羌人的起源与源流，至今也没有定论，众说纷纭。羌族与羌人的历史，已经成了一个谜。羌人留给我们的，是一种历史的神秘。遗憾的是，今天的羌人，已然不多了，再加上2008年汶川大地震，不少汶川地区的羌人在地震中死去，羌寨被摧毁，古老的羌文化也在地震中濒临灭绝。

我至今没有到过汶川，没有去过真正的羌寨，但我依然时常在搜寻着关于羌人和羌文化的点滴历史文献。

若羌之行，给了我寻找古老羌人的点滴记忆。

也许，十年后，二十年后，乃至百年之后，关于羌人的记忆，仍然是一个梦。

梦萦罗布荒原

罗布泊曾经让无数西方探险家魂牵梦萦，也让我魂牵梦萦。当我们真正到了罗布泊以后，我发现，我似乎仍然还在梦中。

只有到了罗布泊，才能真正体会到什么是荒原。那是一种天荒地老的荒，是一种苍茫无际的荒。在这里，你会感受到，天就在眼前，天又没有尽头，天和地之间，没有界线，天和人之间，没有界线。天、地、人，在这片苍茫无际的荒原上演绎着一种生命的律动。

2001年，年届九十高龄的著名古建泰斗罗哲文，和人民日报社社长邵华泽等，曾穿越罗布泊。这是一种对自然的征服。

10月1日，在参加完巴音学院举办的“中国职业教育论坛”等活动之后，巴音学院院办安排我们到楼兰、若羌、米兰等地进行考察。

在学院的精心安排下，张瑞田、我、刘墨、巴音学院教师巴雪萍我们一行四人原本于10月1日一大早，由库尔勒出发，直奔若羌。但好事多磨，租来的车刚出库尔勒市区，在一段减速之后，却始终发不了火，一检查，发动机坏了，司机不得不返回库尔勒修车。等了好半天，好不容易修好，但刚一点火，又熄了。素有经验的瑞田兄说，这车不能走了，即使修好了，也可能会有危险。无奈，只得拽下行李，打车返回库尔勒市区金星酒店。

不一会，巴音学院宣传部蔡虹部长赶过来，一定要陪我们吃午饭。饭毕，学院办公室王艳主任已迅速安排好另一辆车。车是越野车，司机涵养也很好，既懂礼貌也懂文化。司机姓刘，祖籍河北，自小在新疆生活，父母是兵团职工。刘师傅是个西域通，关于楼兰、若羌和罗布泊，他都了如指掌。

一路相谈甚欢。且暂按下不表。

从库尔勒到若羌和楼兰是一个路线。刘师傅说，若羌县是中国面积最大的县，巴州是中国最大的州，面积相当于江浙闽赣四省面积之和。我们转了大半天，仍然还在若羌境内。刘师傅说，光罗布泊面积，就将近一千公里。

由于上午坏车耽搁，下午出发时已然两点半。匆匆上路。我们边走边聊，边聊边看。这条道，正是东行的丝路古道的南道，往东一直通往青海西宁。过去的丝路古道已然消失，取而代之的是高速公路。公路上，不时能看到过往的大卡车和越野车，还有身穿运动服、骑着自行车的探险旅客。公路沿着塔里木河一直延伸到尽头，两边全是大漠、戈壁、胡杨、滩涂。先是戈壁，戈壁上长着一堆一堆的芨芨草。枯黄的草，在太阳光的极度曝晒下，枯萎得只剩下了枝干，却还在垂死的挣扎，顽强地屹立于荒原之中。草下面全是焦黄干硬的泥，犹如水泥般顽固，这里多盐碱地，泥土比石头还坚硬。难怪，在茫茫大漠中，古楼兰城、米兰城能在这里巍然屹立。楼兰古城、米兰古城和尼雅遗址的城墙，都是用罗布泊的泥土，配上糯米做的粘合剂，再添加一些草料，粘合而成，异常牢固，比现代的钢筋水泥铸就的建筑都牢固。在中国南方的很多农村地区，至今有这种用泥土夯筑的房屋，几十年乃至上百年而不倒。我老家的房屋，至今仍是修建于60年代的土墙。异常牢固。而且冬暖夏凉，十分舒坦。古人的智慧是无法想象的。如果说古希腊、古罗马文明是石头文明，那么，古中国文明，基本上是由泥土和木头夯筑的泥土文明。

从车窗望去，干涸的漠野中，那一堆一堆的草垛，耸立在茫茫荒原上，放眼望去，宛如古老的坟冢。只不过，这坟冢不是在青山绿水间，而是矗立于茫茫戈壁间。刘师傅说，这草别看枝干枯黄，但它的根系在泥底下有好几米深，生命力十分顽强，纵是狂沙巨澜，也不会挪动一步。再远处，便是依稀可见的塔克拉玛干大沙漠，孔雀河沿着公路蜿蜒盘旋。这条河，孕育着楼兰文明和罗布荒原。被称为生命之河。在库尔勒市区，孔雀河穿城而过。夜晚的孔雀河，水流潺湲，两岸灯火辉映，十分迷人，我们一行四人漫步于孔雀河边，说笑逗唱，我和刘墨拿着相机，不断地摄取孔雀河优美迷人的夜景。在曝光的镜头之下，这河两岸一排排的灯光，列阵矗立，齐整划一，犹如舞蹈中的精灵。

与孔雀河相仿佛的是塔里木河。塔里木河孕育了灿烂的西域文明。历史上，孔雀河曾几经改道，塔里木河几经断流。现在，为了保住沙漠生命，政府投入几十亿元，用于孔雀河和塔里木河的防渗，效果已然初显。

一路上，我和刘墨的相机一直就没有停过。窗外的景色一直没有太大变化，走了好几百公里，仍然是荒漠和戈壁，随着离若羌越来越近，路两边的景色逐渐变化，从之前的荒漠、戈壁和胡杨，开始慢慢变为沼泽、湖泊和水域。

迷迷糊糊之中，车就进入了罗布荒原。一阵颠簸之后，我突然醒来，放眼望去，我发现四周全是茫茫水域。我不知道这是什么。到底是河、湖还是江。刘师傅说，这就是罗布泊边缘，都是湖泊，塔里木河的水流经这里以后，由于常年冲刷，形成了这样交错纵横的湖泊。我惊异于这样的湖泊。

接近罗布泊边缘时，路两边是一望无际的沙漠内湖泊，湖泊如明镜一般，清澈可人，蓝天白云倒映湖中，一派亮丽景色，湖中的水一度蔓延到了公路上，车轮驶过，溅起一米多高的水珠。这时，我们激动得下车观望，我和刘墨把这里当成了艺术品。这里就是绝好的山水皴法！荒凉的戈壁，丹霞地貌，没有巍峨的山峦，却偶有起伏的土丘，这土丘，层层叠叠，如刀砍斧削般矗立，是经过千年万年风霜吹拂的效果，天然的山水皴法。我们连忙拿起相机，一点也不能放过。

其实考察中国美术史，尤其是宋元以降的文人山水画史，虽然皴法众多，但那时的画家们，却不可能画出新疆这样的山水皴法。今天的画家们，画新疆山水的亦不乏，但却由于文化修养不足，下笔便俗。回来后，我与徐寒、新疆画家张录成等人在宴聚时，曾聊起过一位新疆画家，虽然他的皴法来源于丹霞地貌，但是其画面画得浓艳低俗，将这样苍凉辽阔的西域山水，画得如此俗艳不堪，实在是遗憾！

司机车开得很慢很稳。接近罗布泊边缘时，太阳便开始慢慢往下梭。我在迷糊了一阵之后，忽然发现，苍莽的夜色中，只有我们独自前行，四处是茫茫无际的荒原，荒原没有尽头，天好似就在眼前，我发现我们的左边右边前边后边都被天包裹了起来，无论走多远，仍然逃不出天的包裹，很低很低的天上，一轮一轮的云彩，把天晕染得层次分明，地平线与云彩平行相对，渐行渐远。我忽然觉得，只有在这片地方，人类才会觉得自己是多么的孤寂。而就是在这片苍凉孤寂的地方，却诞生了千年的楼兰文明。我立马拿起相机，按起了快门。我的镜头中，出现了一幅绝妙的画面：苍茫的夜色中，一轮弯月高高挂在天际，太阳已经完全落下去了，只剩下依稀可见的红霞，红霞的四边，是淡黑色的云彩，红色的霞光，淡青色的云彩，明亮的月光，幽暗的夜色，构成了一个完整和谐的秩序，这是一幅天然的油画！可惜的是，我的相机不好，再加上夜色降临，照片中的罗布泊，四周全是黑乎乎的，只有遥远的一轮弯月隐隐发亮，但我发现，这整体的黑中的白，就是一幅天然的水墨画啊！

一个人的罗布泊

新疆的天尽管黑得很晚，但到了若羌县城时，已是晚上8点半，天已然黑透，开始凉下来，满天星斗挂天边。这儿的天很高很蓝很明很澈，在中土地区，这么大的星星是极少见的。

若羌县城很小，几条路就能走个来回。到了楼兰宾馆，匆匆登记，洗漱一番，已是晚上九点。我们离开宾馆，绕城中小街走了几圈，寻一家朴素的川菜馆，点了几个小菜，张瑞田与刘墨、刘师傅三人要了一瓶白酒，开始大口大口地喝起来。一杯一杯，面红耳热，酒酣之际，开始笑侃起来。

张瑞田是个新疆通，也算得上是一个准探险家了，他来新疆已有十多次，并与中国社科院文学所杨镰先生多次到新疆探险，且跟随中科院著名探险家陶宝祥一起探险亚马逊丛林。无独有偶，在一次中国作协研讨会上，我与陶宝祥先生结识。一问才知，陶先生竟然是中国雅鲁藏布大峡谷探险队、东非大裂谷探险队等多个国际科考队队长。更令人惊奇的是，在到达若羌县城的第二天早上。我还在宾馆餐厅吃早饭，瑞田兄突然跟我说，杨镰来了，就在门外，而且马上要赶回去。我当时不相信。杨镰可算是新疆考古的权威专家了。一路上我们都在说他。瑞田拉我出门，果然是杨镰。匆匆打过招呼，瑞田为我们互相介绍。突然间，我感觉这个世界很大，大得走了一整天，都走不出罗布泊，又感觉这个世界很小，在这么大的罗布泊，却能在这偶遇杨镰。

一路上，瑞田给我们讲斯文赫定。斯文赫定成了他的梦中情人。他写了一篇文章叫《永远的斯文赫定》。这个留着小胡子、身材魁梧的东北汉子，长得高大威猛，我戏称他是流氓，言谈之间有一种匪气，却内心似火，他对西域文化也有着火一般的热情。瑞田一度将斯文赫定当成了他的偶像。我其实两年以前对斯文赫定也有着一种精神般的恋爱。我崇拜的人不多。但斯文赫定也算一个。我一直以为，斯文赫定们是楼兰文明的真正开掘者。是他和他的同伴们，让楼兰文明从地下走到了地上，当然，这其中还有一个很关键的人物——奥尔德克——一个罗布人。正是由于奥尔德克这个罗布人的带领，斯文赫定们才在漫漫黄沙中，淘到了逝去了的楼兰文明。事有凑巧，那晚我们吃完饭在楼兰文化广场转悠时，忽然发现，在楼兰博物馆前，赫然屹立着斯文赫定和奥尔德克的雕像。斯文赫定高大的身躯，戴着西式礼貌，叼着大烟斗，戴着眼镜，他手里拿着一把考古工作时用的铁铲。就是这把铁铲，铲出了楼兰文明。赫定旁边，则是干涸精瘦的罗布老人奥尔德克。正是这二人，书写着伟大的历史。不喜欢拍照的我，决定与斯文赫定合个影。

我突然间有一种莫名的欣喜。我欣喜的是，斯文赫定这个瑞典人的雕像，竟然也能在若羌这个地方巍然矗立。这是一种对文化的尊重。在若羌，再没有人像以往愚蠢的中国人一样，把斯文赫定们当成是侵略者和掠夺者。斯文赫定不是侵略者，也不是文明的盗掘者，他不是盛行整个中国的那些猖狂的盗墓者。斯文赫定对这些宝贝视若珍稀，但他带回去之后，并没有将之据为己有，而是悉数交给博物馆，供全世界人民去瞻仰和研究。

当斯文赫定回到欧洲之后，他的发现立即震动了整个欧洲。瑞典皇室亲自出迎，为他举行了盛大的欢迎仪式。这个倔强的老头，历经千难万险，骑着骆驼，带着干粮，在他的古稀之年，数次远涉中国。而最后一次来到中国，在所有人都牺牲之后，斯文赫定毅然地活了下来，并发现了楼兰。这时，赫定已年逾80高龄。

需要说明的是，斯文赫定来到中国，并非像现在我们一般的旅游者一样，是坐着飞机去的。而是先从英国到达印度，印度为英国殖民地，再由印度转道中国。但由印度转道中国，犹如玄奘西游一样，并非顺畅，而是充满了千难万险，他必须翻越喜马拉雅山脉和帕米尔高原。到达新疆之后，他必须再到罗布泊荒原和塔克拉玛干大沙漠，在茫茫荒原和戈壁中艰难地搜寻。

在我的心目中，斯文赫定是一个充满着传奇般故事的历史伟人。他与鲁滨逊、中国的徐霞客不相上下。他是个皇家探险家和地理学家。他的老师李希霍芬，也是伟大的历史地理学家，李希霍芬对中国的地理十分熟悉，正是他，提出了“丝绸之路”的学说。皇家探险队的任务是为帝国开疆拓土，扩张版图，可以说，是帝国版图扩张的先遣队。

楼兰博物馆陈列了很多来这里开掘罗布泊文明的西方探险家，他们中年龄最大的有八十多岁，年龄最小的只有二十多岁。这些探险家们，个个都学识渊博，不畏艰险，他们心中，只有一个念想，就是到这里，来寻找古老的文明。当然，他们也想在这里，找到西方文明的影子。很多人就葬身于罗布荒原。我看到，贝格利死的时候，只有20多岁，但他短暂的一生中，却发掘了多处文明。看了他的资料后，我赫然长叹。

我一直认为，中国人的精神生活中，一直缺乏一种真正的冒险主义和探险的精神，中国人一直生活在一种世俗、中庸的境地之中，既不尊重他人生命，又把自己的生命看得过于重要，既肆意践踏别人的生命，自己又贪生怕死。冒险主义精神，是人类探寻自然的一种真正的精神。人类文明的进程和人类的智慧，主要来自于人类自身的冒险，对自然的征服，对自我的征服。

中国没有严格意义上的地理学家，更没有严格意义上的探险家。这是导致中国中世纪以降科学落后于西方的一个重要原因。西方的探险家和地理学家，大多都隶属于皇家探险队，他们背后，有着雄厚的资金支持和政府支撑，但他们的行为，又脱离于商业和政治之外。斯文赫定数次到中国探险的经费和物资，就是由福特汽车公司赞助的。

我经常在文献图录中看到，照片上的斯文赫定，头戴灰色礼帽，身穿裘皮大衣，手持铁铲，站立在由美国福特公司赞助的福特汽车旁边，他身后，是一群大漠野驼，透过深度近视镜，那双深邃的眼睛，凝望着遥远的罗布荒原，洒下了几许苍凉。

这是一种久违了的潇洒。（未完待续）

会议由宋华平主席主持。虽规模不大，但气氛热烈，畅所欲言。充分体现了“中原书风”的开放性、高度性、包容性。周俊杰、西中文二先生虽年届古稀，却精神抖擞，喝酒唱歌调侃一样不减，西中文先生嗓音宏亮，响如洪钟，未有一丝苍老之貌。会后中午宴聚，虽终日抬头不见低头见，但犹如老友重逢，推杯换盏，不亦乐乎！

无独有偶，我的名字中也有“中原”，巧合之极。憾未生于中原，有人问：为何你名叫“中原”？我笑答：我出生南蛮之地，离中原文化太过遥远，所以只能在名字上安慰一下自己了。

会后，与宋华平主席一席谈，宋华平先生重点谈及中原书风崛起的大文化背景、成长过程、中原书风的内在审美特质及新老书家的创作现状等。

详细内容另具，不赘述。

2012年1月4日于京北匆匆

朱中原

1980年代以后，中国经济的崛起以深圳、浙江和江苏为代表，形成了几大模式，影响至今。当代书法当然没有形成如经济那样明显而成熟的模式，但浙江除外。相比于全国，浙江的书法模式是十分耀眼的。主要是以国美为教学中心、以沙孟海、陆维钊为精神重心、以杭州为地域核心，形成了一种既有传承性、又有创造性，既有中心与核心、又有地域发散性与辐射力的书法文化模式。可以说，同宗而不同流，多元而不分散。值得一提的是，浙江书风的形成，不是哪一个领导人打造出来的，也不是靠搞群众运动搞出来的，当然，也不是靠商业手段炒作出来的，而是一种自觉的文化意识。现在，很多地方都在投入大量资金，或是政府行为，或是商业行为，刻意打造地域画派或地域书风，这种举措，不能完全否定它的作用，至少，很多地方已经意识到了，现在的书法，全国各地都是一种风格、一种模式的展览体。打造地域书风，至少是一种意识的觉醒。但是，我想说的是，千万别弄成了一种政绩或商业行为。要不然，要闹笑话的。前不久，某个地方搞出的什么当代画派名单，什么人都凑上了，还分出第一第二第三等级，就让人有点啼笑皆非。

所以，我觉得像浙江这样的地方，就要好好地总结与整合，当然，总结与整合，主要还是为了反思与提升。

浙江美术馆策划的“书风书峰展”，我认为就是对这种浙江模式或浙派风格的一种梳理与诠释，而不是打造。书风是不需要刻意打造的，也不是刻意打造出来的，但是，本来既有的内在书法审美风尚，却可以通过有力的学术展览与策划，更好地体现出来。

现在很多人一提到浙江人，总爱说一句话：浙江人最不缺的就是钱。这话当然没错。但是，我觉得还有一句话：浙江人最不缺的还有文化。有钱与有文化在中国人这里往往是一对矛盾。但我认为恰恰不是矛盾。有钱与有文化完全可以统一起来。从宋明一直到清代、民国、现当代，浙江的富商大贾、文化巨擘就代不乏人。随便拉一个出来，都能吓死你。当然，浙江书法也是如此。远的不说，就说建国以后的当代。浙江书法形成了一个以陆维钊、沙孟海为核心的庞大群体。如果从地域书风角度来说，我以为，浙江书法的地域风格是十分明显的。当然，在这种整体的书法风尚之下，浙江又形成了多个分支、多个流派、多个地域风尚，可以说，浙江书法是一种整体性、多元性、传承性、创造性的体现。

浙江书风可谓渊源有自，再加上晚清民国“海派”的勃兴，也波及到了处于长三角的浙江。吴昌硕、蒲华、黄宾虹这一批人，对浙江书风或浙江金石画派的影响是久远的。再加上现代陆维钊、沙孟海等书法巨擘的影响，可以说，浙江书法的历史与文化资源源源不断。论当代浙江书坛，陆维钊、沙孟海无疑是两座高峰，那么，浙江书法在这两座高峰的带领之下，又形成了许多“山脉”，这些“山脉”，相互影响，相互衬托，形成了一个既有联系、又有区别的“山系”。这些“山系”，从绝对高度来说，也许还无法与陆维钊、沙孟海这两座高峰媲美，但是，我觉得，山不在高，有仙则名。我们既要看山峰的绝对高度，还要看到除了绝对高度以外亮丽的景观。

从这个角度来说，浙江书风可谓异彩纷呈。

刘江是浙美嫡系领军人物，诗书印俱佳，以印名世，印法吴昌硕、诸乐三，于古文字、古印学建树颇多，领风骚于西泠诸家，乃浙江当代金石书风之翘楚。沈定庵名气很大，但在浙江属于隐逸式的人物，沈定庵突出的贡献是古文字学与隶书，他的隶书兼融温婉毓秀与浑朴苍莽之美学气质，既奇古又风格独具，与当下展览体隶书拉开了很大距离，能把隶书写到他这个份上，不但在浙江找不出第二个，在全国也罕有。当代隶书大家中，我以为沈定庵当有其位。萧耘春一如其名，在浙江是个寂寞的耕耘者，然其名似不显于当世。萧20岁便入方介堪门下，后又得陆维钊指授，方、陆二人皆古文字巨擘，萧氏自然得其精髓，于金石碑版章草篆隶无一不精。当代书家，如能多一点像萧耘春这样的人，何愁写不好字呢？马世晓在浙江属元老级人物，马氏以狂草名动书坛，其狂草飘逸潇洒，把草书写得像敦煌的飞天，却没有让书法走上美术化的道路，这是一种功力与境界！马世晓把“二王”草书的纵势往横式开掘，并于狂草中参以隶书笔意，可谓首屈一指。章祖安是又一个得金石遗韵的浙江书坛风云式人物。我更看重的倒不是他是中国第一批书法博士生导师的头衔，而是他书法中的金石遗韵及狂狷、奇异之气。奇异、奇逸、奇诡。人奇字亦奇！章氏的金石遗韵直接导源于其师陆维钊和沙孟海，即便是他的行草书，也不似一般“二王”帖学书风之姿媚与甜俗，而是蕴含着厚重、古朴与倔强，浑茫大气，铿锵有力！这种创造性的融合，既源于沙孟海，又异于沙孟海。与其他一些浮浅的沙孟海跟风者不同，章氏是在精神上传承了沙孟海。同出自陆维钊门下的林剑丹以古玺印名世，诗书画印皆为不俗，其行书亦醇厚典雅，古风盎然。朱关田名气太大，不易评说。他不但领导工作做得圆满，而且在书法史研究上亦统领风骚，但我们不能忽视他的书法风格，朱关田也不是沙孟海的亦步亦趋者，其书风一如其为人，低调而沉稳，不显山不露水不张扬不做作，圆融通达，温润静穆恬淡凝重，已经超越了单一的帖或碑的范畴，在他这里，我认为还不是一个碑与帖简单融合的问题，而是一种自然的化合与贯通，或谓“神融笔畅”。这不只是功力之积淀，更是文化修为之结果！卢乐群是沙孟海衣钵的忠实继承者，但我更看重的是他对民间书法如殷墟甲骨、西域简牍、河洛墓志以及帛文残纸之搜罗整理，并将这些民间书风融于书法创作，形成了碑、帖、简、篆兼融的书风。这难道不是当代书法创作新的审美取向吗？金鉴才是一个诗书画印鉴定俱佳的复合型人物。蔡树农称其为才子，诚不虚也。这使得他的价值比起一个单一的书法家来，无疑要高得多。金鉴才的书风也是复合型的，他将碑意融于帖中，化帖的温婉流美为金石之浑朴刚健。最关键的是，他兼善诗文书画印，故能将书、画、印三者融会贯通，画意入书，印风入书，刀法、画法与书法之关联，于此可见。王冬龄与前述书家同出沙门，但王冬龄并没有满足于沙孟海这顶帽子。可以说，从上世纪80年代以来，王冬龄就一直显露于当代书坛。他是一个能不断制造新闻与看点的艺术家。王冬龄是一个气场很大的人，他的气场来自于他对传统与现代的开掘，他能把最传统与最前沿、最精致优雅和最时尚流行的东西糅合起来，并形成一种特有的文化现象。他能把书法这种小众的文人艺术，化而为一种具有社会公共效应的现代公共艺术。相比于那些谨小慎微、亦步亦趋的书者，王冬龄的脑子里有太多的不安分，我一直以为，他是一个真正的现代意义上的艺术家，或者，是一个真正具有现代意识的艺术家。王冬龄能“讨好”传统和现代领域的一大批艺术粉丝，这就是一个明证！

上述12个人里，基本都不是单一的书法家，大多都是博雅宏通的学者，其次才是书法家。所以，他们的书法，最大的特点就是没有受展览体的影响。展览的滥觞，使得当代书法已经步入到一个完全技术化、职业化的境地。这是一柄双刃剑。最为关键的是，展览体的诞生，不但消泯了书法的个性，还消泯了书法的地域性与文化性。当我们看到陇上书家和“中原书风”书家与江浙书家一样，都在走一味的“二王”帖学一路，或者都在学同一个人的时候，我想，当代书法已经失去了其文化含量。当代书法之所以一直难以构成一部史，就是因为它很难在个人风格或地域风格上，形成一部完整的书风演变史。当然，这也是书法家缺少文化修养所造成的。正是基于这样的思考，我一直想为当代书法树立一个学术坐标，即当代书法应该形成一部地域文化风格基础上的个人风格史。

回过头来审视浙江书风，其实是很有讨论意义的。浙江书风的典型就是既有师承与传承，又不雷同，不重复，多元，大气，包容，最关键的是这种书风有其内在的文化逻辑，有文化作支撑！很多人误以为浙江书风就是一种兰亭书风或兰亭情结。其实这是大大地误读！浙江书风恰恰不仅仅是兰亭情结，而是对碑与帖、篆隶与简牍、章草与砖铭、金石碑版与古文字的融会贯通，当然，还有中西融会。这是受“海派文化”多元性、包容性影响之结果。但中青年一辈可能要除外。中青年一辈尤其是青年一辈书家，大多靠展览起家，多为写字匠，缺少文化积淀，也没有地域文化情结，全国各地一盘棋一窝蜂，难有大气象。文化学养上不去，把王羲之写上一万遍十万遍也是白搭。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我认为，重举“地域书风”的学术大旗，是十分必要而紧迫的。但愿此种愿景能自浙江始。

（本文为应浙江美术馆策划的“书风书峰——浙江当代名家展”而写）

2011年11月16日。安徽。黄山脚下。西递宏村。徽州古韵。

首届全国中老年书画创作交流研讨会。规模宏大。人流如织。400人的场面，恕我孤陋寡闻，这还是我第一次见到书画界这么大的场面。

可惜，16号那天，我又一次赶掉了飞机，只能改签到第二天。在我的记忆中，我好像经常干掉飞机，结果把最美的时刻给错过了。前不久去新疆，又赶掉了飞机，结果错过了新疆伊犁美丽的草原风光和哈萨克族浓郁的民族风情。我的画家好友张录成一面抱怨我，一面为我惋惜。奈何奈何！

活动是由我的一位老兄黄金亮操持的。说是老兄，其实比我还小。但很能干。画画、写字、编报纸、出书，一个不少，亓宏刚多次向我推举金亮。金亮兄是自从书法报离职后操办的第一个大手笔活动。一个80后小伙子带领的一伙年轻团队，把400多位来自不同地域、操持不同口音、具有不同身份和不同文化背景的老人伺候得如此舒服，所有的细节都做得十分的完美，组委会所有的年轻的工作人员，都事无巨细，甚至超过了一个中国书协、美协国展的接待，实在是让我惊叹！最为关键的是，这些年轻人，都不是职业的策展人，都是第一次上手，第一次上手，就做得如此漂亮，除了钦佩，还有什么？

老人们的激情是无与伦比的，老人们对书画的热衷，完全是出于一种发自内心的喜欢。当一个人经历了人世沧桑与名利的浸润之后，那就是一种返璞归真了。所以，我希望，多年以后的我，也一定是他们这个样子，十分的可爱，又有点搞笑。当金亮向我们说起与这些老人的种种奇怪事时，我们都哈哈大笑。也许，多年以后的我和我们，也会是这个样子。我们的现在是他们的过去，我们的未来是他们的现在。

这是我第二次到黄山。第一次是八年以前。一到黄山，我就被古徽州那种浓浓的韵味吸引住了。南方的情调，南方的气息，南方乡村的淡淡的忧伤。我很喜欢西北边地的苍凉与悲壮，但我更喜欢南方的情调。这种情调与空濛的山色、潋滟的水色、淡淡的乡愁和传统的农耕文化气息有关。这时，我突然想到了一句诗“水光潋滟晴方好，山色空濛雨亦奇”。我刚从新疆回来，见识到了苍凉、雄浑、辽阔与悲壮的大西域，马上又看到了另一种完全不同的南方的气息。南方的气息是很有人情味的，青山环抱，绿水徜徉，低低的瓦房，长长的青石板，还有穿梭的人流，鳞次栉比的白墙黑瓦，那是一种淡淡的乡愁。

老友许宏泉老家在安徽和州，自署许和州。他送我一本随笔集，里面有不少篇什就写到了徽州。相比于他的画，我更喜欢他的文字。我不知道是不是因为徽州的缘故。也许，是他的文字，让我更迷恋这个地方。徽州因为有了文人而更加有情调，文人因为有了徽州而更加具有文化的含量。所以，“新安画派”是注定要在这里诞生的。

18号一大早，不到7点，就被电话催醒了，要赶往西递宏村。结果电话一挂，我又睡下了。早饭没吃，睡到7点半，三四辆大巴，一溜烟奔往宏村。

是什么时候知道宏村的，我不知道。但宏村在我的心目中，就如梦幻一般。后来，我在吴冠中的画中，又看到了宏村。宏村其实并不大，要是在四川，这样的小镇到处都是。但是宏村所要的并不是大，而是她的文化韵味。山不在高，有仙则名；村不在大，有名就行！趁着活动间隙，我和宏刚到宏村里里外外走了一遍。我细细地抚摸着那些陈旧得发青的墙壁，墙壁上布满了青苔，散发着阵阵古旧的气息。

这是一种久违了的南方民居的气息。

西北之美，在于没有人，没有人的地方，就是地老天荒。南方之美，恰恰在于有人。有了人就有了气息和情调，尤其是那些已经逝去了的有名的古人和那些没有身份和地位的没有丝毫名气的乡人。在我的眼里，有人和没人，都可以是一种美。

到了宏村才知道，吴冠中的江南水乡画绝不是虚幻的。当然，宏村之所以能成为宏村，也绝不仅仅在于他的那些楼、那些砖、那些瓦和那些山水，而在于这些物事中隐藏着的韵味。

我想，我不久还会来宏村的，还有黄山，一定！

画里宏村，美的不只是山水

这个地方就是吴冠中笔下的江南水乡

我与宏村

我的背后，水中，是宏村历史的倒影

 
古旧的楼门，所幸还没被拆掉

鳞次栉比的房屋，就像刚被雨淋过一样

近处水光潋滟，远方山色空濛


我喜欢这种陈旧得发青的颜色和气息

                           关于东西方文明的演进与融合

                                     朱中原

    非常高兴跟大家认识，我是第一次来到新疆，但是我对新疆，尤其是对西域这个地方怀着深厚的感情。我的很多朋友都是新疆人，而且我的有些朋友还是从新疆走出来的画家、书法家和作家。我觉得新疆这个地方它不是一般意义上的边疆之地，它曾是中国文化、东西方文化最为繁盛，而且交流最为频繁的地方，所以在这个地方诞生的一些东西，它可能是我们今天乃至今后我们更多的人应该去研究和关注的。但是新疆的文化、西域的文化现在大部分基本上还停留在地下。有句话叫中原文化在地上，西域文化还大部分埋在地下。当然，随着20世纪考古学的发展，让我们西域和新疆的一些地下的东西慢慢慢慢呈现出来了，但是这些发现更多的首先还不是我们中国人，而是瑞典人，比如说斯文赫定，德国人，比如说英国人斯坦因，还有日本人橘瑞超和大谷光瑞，等等。

    我们从今天的角度来讲，这些人从西域掠走了一些我们的文化遗产，但是从另外一个层面讲，如果没有这些人，也许我们的西域文化还永远沉睡在地下，或者是被破坏掉，尤其是丝绸之路。

所以今天我讲的这个主题是“东西方文化的演进与融合”。

在我们很多人的观念里，可能都会存在一个思维定式，以为中国文化跟西方文化是绝对对立的，甚至是绝对冲突的。亨廷顿有一本书叫《文明的冲突》。他有一个著名的观点就是“文明冲突论”。我觉得我们今天从另外一个角度看，人类文明的进程实际上不应该完全是冲突的，更多的是融合演变，东西方文明实际上在人类漫长的发展过程当中是处于长期的变化状态的，我们应该用一种变化的观点来看待这种人类长程的进程。实际上，我们巴音郭楞自治州这个地方，就是东西方文明演变的一个很重要的地方，它处于丝路南道。这个地方，无论是人种、民族、宗教、文化习俗、艺术等，都是中西融合的。

    人类的文明，我觉得从总体角度来看，不妨可以分为几大块，就是艺术、科学和宗教，这几大块表面上看来他们是分离的，绝对的分离的，但是实际上他们是有很多的融合的，就像东西方文明一样，就像中原文化，和西域文化，和印度文化、波斯文化一样，他们都不是绝对的对立和隔阂的，而是有很多的融合。

    我为什么要讲艺术，要把艺术、科学、宗教和我们的文化要结合起来，一个是对于人类文明的考察提供多学科、多角度的新视角。第二个是打破一种二元化或者是一元化的绝对性的思维，就是非此即彼，或者是此优彼劣，或者是此劣彼优，要不是东方文明要优于西方文明，要么是西方文明要优于东方文明。这个不能笼统地这么看。第三个是对我们考察西域文化与文明有着很重要的参考作用。在我们传统的文人的视野里头，包括在敦煌玉门关以西都是一片荒漠之地，那都是没有任何文明的痕迹的，甚至是没有文字记载的。这个只是在考古学发生之前，但是在考古学发生之后，我们的观点应该改变了。人类的文明它实际上是从慢慢地从地下往地上有这么一个过程的。

还有一个就是我们所说的宗教，当然我们在这个地方谈宗教似乎有点不合适，但是我所说的宗教是更广义上的宗教，就是一种精神信仰和精神崇拜。我们现在的中国人是没有精神信仰的，我们信仰的是什么？信仰的是权力，信仰的是金钱，信仰的是娱乐明星，我们把这些作为一种崇拜，但是实际上我们中国原生态的文化里边是有精神信仰的，是有这种原生态的崇拜的。比如新疆和田这个地方盛产玉，玉文化波及全国。但是和田的玉文化并不是现在才有的，而是早在五千年前的商代就有了。在河南安阳小屯村妇好墓的考古发掘中，考古人员发现了大量的玉器、玉璧和玉琮，这些玉器，经过科学鉴定，是来自于新疆和田。也就是说，当时在五千年前，中原与西域之间就已经通过玉，建立起了联系。这比丝绸之路还要早好几千年！而且，玉文化最主要还是起源于宗教祭祀，当时的巫师，即贞人，就是用玉器来作为主要的祭祀对象。玉器上的图案也是神灵的图案。由此可见，原始崇拜在玉器上体现得十分明显。

但事实上，原始崇拜并不仅仅体现在玉器上，玉器只是王室贵族的祭祀之物。原始崇拜，包括我们上古时期对于日月的崇拜，对鸟、对鱼、对马、对龙的崇拜，我们从古老的文字刻符里面都可以找到这些痕迹。我们中国汉字的演变里边其实就包含着人类的精神崇拜的这么一个轨迹。因为时间关系我没有来得及做一些课件，找一些图片，实际上这里面有大量出土的考古图片作为例证。还有对于我们原始人类的巫术崇拜，巫术崇拜也可以说是鬼神崇拜，这个鬼神崇拜是在原始社会人类对于自然的认识还处于模糊状态下的一种精神信仰，他必须要有一种精神寄托，我们现在说中国有56个民族，实际上根据我的了解，中国远远不止56个民族，有几百种、上千种。每一个族几乎都能构成一个宗族的集团，每一个宗族集团都有它自己的崇拜。

    你比如说楚人崇拜什么？他崇拜鸟，崇拜鱼。还有直到现在为止，中国大西南的很多山区里面，那里还生存着原始的居民，他们常年没有走出大山，虽然说他们生活非常艰苦，他们的生活都是处于我们全国GDP消费的最低层次还要往下，一年四季没有走出过大山，没有见过县长，没有见过县委书记，连我们的国家主席和总理都不知道是谁。但他们的生活非常纯朴，他们具有原始的婚丧嫁娶和宗教习俗，他们每天都与音乐、与舞蹈、与宗教崇拜生活在一刻。

    关于巫术崇拜，比如湖北，湖北是巴人的发源地，就是在今天湖北恩施州巴东县一代，靠近长江边，与重庆接壤。巴人的起源是很早的，巴文化和蜀文化比，巴文化更具有一种强悍性，他的原始的生存力是非常旺盛的。所以说现在的重庆人，我不知道在座的有没有重庆人，他的性格里多少都带有一点点巴人的元素，巴人崇拜巫术，我们最早的古文字里面这个舞蹈的“舞”字，它的篆书的写法大家，和武术的“武”字，还有巫术的“巫”字，他们的笔画形态基本都与武器有关。而且，巴人的巫术崇拜本身就是以舞蹈作为载体的，他的舞蹈并不是我们现在的舞蹈，他的舞蹈是很强大的很有震撼力的，也可以说是一种武术。据历史记载，在秦人攻打巴人的战斗中，秦帝国是非常庞大的，他的武力遍布四方，秦人的军队一度打到了长江流域以南的贵州一带。当时巴人的势力还不是很强大，但是他要如何对付庞大的秦军呢？当时还不属于秦朝，就是秦这个部落，他通过什么？他一没有强有力的武器，他的武器是不如秦的，因为秦人在武器上是非常先进的，他拥有很庞大的交通工具——车马，我们看到，现在出土的很多秦的墓葬里面都有秦人的大型车马。另外，秦人的起源是起源于我们西部，就是西戎，他跟我们西部少数民族保持着很密切的往来，所以他能够通过他的文字，通过他的先进的文化跟胡人这些少数民族交换铁器，所以他有很庞大的武器。但是巴人没有。那么在一次战役中，据说巴人就是通过巫术打败了秦人，这虽然只是一个传说，但是这种文献记载现在已经得到了考古学的证明了。现在在湖北长江流域出土的一些大型的墓葬里面都有这种关于原始巫术的一些证据。就说明巴人确实利用巫术战胜了秦人强大的军队。

    这说明了一个什么问题？就说明精神信仰的力量。它并不是说是一种迷信。信仰是什么东西？信仰是人的内心的一种精神的支撑，并不是说宗教信仰，或者是说原始的崇拜，它是一种迷信。我们内心的强大胜过了外在武力的强大。这个在我们今天的现实生活里面是有很多的例证的。从这个角度来讲，我们中国文化在上古时期，在先秦时期，在秦汉时期，乃至是隋唐时期，我们都是非常优秀的。我们国际史学界有一个观点就是，人类文明曾经经历了几次枢轴时代，就是文化的轴心时代，人类文明的飞跃时代。我们中国的先秦时期就是第一次轴心时代，它可以和古罗马文明、古希腊文明、古埃及文明，和任何文明相媲美，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我们中国的文化曾经辐射海内外，但是中国文化相对于其他文明来讲，它本身不具有太多的体系性。中国文化的优点在于具有很庞大的辐射力和包容性。我们现在的东南亚很多国家都还在用中国的汉字，我去过韩国，跟他们做过多次交流，韩国人一直宣称我们中国用的宣纸是韩国人发明的，端午节是他们发明的，这个观点引起了我们中国一些文化学者的强烈反弹，也进行了很多论战。这个也从另外一个层面说明，中国文化确实是辐射力太强大了。

既然我们讲东西方文化的演进与融合，那么到底是怎么演进、怎么融合的？事实上，在西域这个地方就有很明显的体现。你比如说小河墓地出土的楼兰美女干尸，楼兰美女的出土不但震惊了中国的考古学界，而且震惊了全世界的考古学界，震惊了全世界的人类学界。因为楼兰美女的人种，经过科学的检测，她是属于欧罗巴人种。事实上，在小河墓地出土的女尸群中，几乎都是欧罗巴人种，在我们新疆这个地方，属于欧罗巴人种的应该说有很多很多。这个说明什么问题？远在两千年以前，也就是张骞通西域以前，即丝绸之路开通以前，就在这个地方出现了大量的欧洲人，那么欧洲人是怎么过来的？为什么会出现这么多人种？这都是今天我们值得去挖掘的。斯文赫定他为什么多次来到楼兰呢？他为什么要多次来到新疆呢？就是因为他觉得在新疆在楼兰在塔克拉玛干大漠，有他们西方文明的影子在里面，所以他要来找找他们西方文化的影子是不是在这儿，所以随着后来的一些考古发现，再加上小河墓地的楼兰美女欧罗巴人种的观点的出笼，在中国的文化学界也引发了一个争论，中国文化到底来自何方？或者是我们的东西方文化到底是谁先影响谁？谁来自于谁？这里边肯定是有影响的。但是到底是哪个更优哪个更劣，或者是哪个传给了哪个？有些人说中国文化西来说，这就是证据之一。

还有一个证据，我是最近刚刚看到的一个资料。

    我昨天看了一个材料，我们新疆不是盛产葡萄吗？我们一说起新疆，到了新疆要说水果的话，那有名的水果太多了，但葡萄就是最著名的。但我看到一个材料，根据考古资料，最早栽培葡萄的地区是小亚细亚里海和黑海之间及其南岸地区，大约在七千年以前，就是南高加索、中亚细亚、叙利亚、伊拉克等地区进行了葡萄栽培，那么在吐鲁番盆地发现了这条古葡萄藤，表明在丝绸之路开始以前，这里就已经开始了一条葡萄之路，葡萄之路还不是说在张骞凿通西域之后，而是在之前。在看到这个证据之前我曾经做过一个假设，我们的丝绸之路虽然说起源于两千年前的汉代，即在张骞那个时代。但是根据我的判断，我做了一个大胆的预测，在张骞通西域之前，西域这个地方和中原这个地区和我们的西亚和中亚地区就已经存在着很密切的联系。当然这个我只是作为一种设想，当时还没有一些有力的证据，但是这次来，我无意中发现了一个有力的证据。

    也就是说，这条甜蜜之路，沿途的古希腊、古波斯都曾经创立过灿烂的文明。多数历史学家还认为，波斯还是葡萄酒的原产地。这个东西是值得大家去争论的。我觉得这些文化的争论我们要抛开单纯的文化的界限，我们就是要本着科学的证据来证明一些问题，这个就是作为一个由头。

    我们要说到东西方文明的这种演变和融合。任何一个东西要演变，它要发生变异，它要发生这种变化，必然和另外一种文化之间肯定会存在很多差异，这种差异里边又有很多可以互补的，或者是可以进行互相影响的一些东西。那么这就要我们首先明白，我们中国的文化特质是什么？我们中国的文化是一种什么样的文化？我们现在，一般都说中国文化就是儒家文化，儒家文化统一了中国数千年，我们在儒家文化之下又产生了很多价值观，所谓的礼仪，儒家的礼仪，儒家的伦理，君君臣臣、父父子子，我们儒家的一些宗族文化，在我们的乡村它形成了一种乡村权力格局，每一个乡村在传统的时代，我们没有像现在的这种格局，它是由什么作为裁判的？就是由宗族的族长作为象征性的最高权力长官，但是族长或者是一个宗族的首领，他又不是实质上的最高权力者，他是一种精神领袖，他起着维护这么一个小范围的团体势力的作用，他涉及到生活的方方面面，比如说政治、社会秩序、生活，乃至包括很多邻里吵架，什么叔嫂通奸啊，什么公公扒灰啊这些事情他都干预。这些事情往往通过现在的法律很难解决，我们现在看到很多民事案件、刑事案件，尤其是在湖北，尤其是今年以来，在中国的湖北巴东地区就发生过很多的这种刑事案件、民事案件，比如说老百姓围攻公安局，或者把哪个公安局长给杀了，或者一把火把镇政府给烧了，这样的事情今年是时有发生，这样的事情通过法律往往几个月都破不了案，半年破不了案，一年两年破不了案，三年五年甚至也破不了案，到最后不了了之了，但是在传统的中国，他可以通过我们由一个宗族的首领说话，我在我这个辖区内发生的事情，我来自行解决。他通过精神影响力他可以做到，人家都服他。为什么都服他？我觉得除了权力之外，他还有一种文化和精神的权威。实际上他一个人充当了很多人的功能，中国的文化不像现在的西方文化分成很多领域，他是一个人管多个人的事情。我们现在如果是哪里发生了什么事情，哪怕是邻里之间发生了什么事情，哪家的东西被偷了，哪里杀人了，你去找公安局、找政府，要么是不立案，要么是立了案办不了。就是用现在的行政权力和法律无法解决。但有时候用传统的儒家文化影响之下的方式往往能够产生意想不到的效果。我想在我们现代的法治社会、法治国家，如果还是一味地遵循过去那种方式，不一定是个好事情，但是如果我们在现在法治国家的基础上，适当地加入一些儒家的东西，用儒家的文化的信条来解决，也许能够起到意想不到的效果。

    我刚才说到儒家文化，支撑中国儒家文化的有很多因素，实际上鲁迅对我们中国的封建文化他研究得很深，看得很透，转了一大圈之后得出两个字“吃人”，当然鲁迅他的说法如果单纯地抛开其他的因素来对他这个观点进行评价的话，也许觉得有点偏激、有点突兀。因为中国的传统文化里面也有很多优秀的因素。但是鲁迅对中国传统文化他是看得很深的，他是在深入传统，深入进去之后得出的一种结论。

实际上我们现在理解的儒家文化和真正意义上的儒家文化，还是有很大差别的。真正的儒家文化实际上在汉代、东汉以前就已经消亡了，东汉以后随着董仲舒、贾谊、辕固生这些这些御用的官方知识分子的出现之后，儒家渐渐的和法家、道家融合，成为了统治者的意识形态，即所谓的政统，就是政统和道统的合一。本来原典的儒家和道家思想，其实有更多的一致性。孔子讲“天命之为性，率性即谓道。”就是人性与天性、人性与自然性的合一。从这个角度讲，原本的儒家和原本的道家实际上是一致的，就是主张人与自然的和谐。我们现在的和谐文化也是发源于对传统儒家文化的一种诠释。原典的儒家主张是人要对天尊重，所以称天子。君命神授，皇帝还不是最高的主宰，最高主宰是天。这实际上是对君主的一种制约，但是到了汉代以后，天下老子第一，皇帝说了算，皇帝要杀谁就杀谁，他的皇权不再是天授，但是汉代以前基本上皇帝的权力是天授于你的，你皇帝也不是最高的主宰，你皇帝只是上天派给你的，你只是来行使我赋予你权力的，如果你这个权力行使不好我就要惩罚你。当然这只是一种伦理观。比如中国周朝的时候就是天时大事，列国分封，到了东周时期，诸侯的权力已经达到顶峰了，周王室到了后期是非常腐败了，诸侯并起，也要争夺权利，这些诸侯们就要通过用一种天的理念来支撑他的政治，这时，正好中国有一批在原来他们是各个诸侯国的贵族知识分子，像孔子、孟子、韩非、商鞅等等，但是随着时局的发展，他们的社会地位开始下降，最后只得游走列国，开始靠自己的知识和思想谋生，到这个时候，这些知识分子就开始反思了，开始反思这个社会，开始反思原来的一套理论，原来的一套体系是不是正确的？所以说在春秋时期达到了中国思想界的最繁盛的时期，出现了这些文化人，当然，这些文化人也成为中国最早的一批知识分子。

而到了汉代，尤其是东汉以后，随着儒家文化的变异，儒家、道家、佛教的这种融合已经大大的政治化、上层化了，中国也产生了一批真正维护封建统治的群体，这个群体就是所谓的士人群体，这个群体就是维持中国封建社会三千年不倒的一个重要的群体。这个群体它是一批有精神理想和文化理想的人，然后有专业的知识技能的一个群体。他们通过察举制、征辟制、以及隋唐以后的科举制，由平民阶层慢慢地成为中国封建统治的核心力量。他们这群力量跟皇权，跟贵族权力和外戚宦官势力，形成了一个多足鼎立之势，正是由于有了这个群体的出现，才使得中国的封建文化它不光是糟粕，它还充满了一些力量，它还充满了一些希望，中国历史上出现了那么多文人，这些文人骚客，他们在得意的时候为国家建言献策，但是在失意的时候发发牢骚，写了很多的诗歌，像屈原、李白、苏轼、文徵明、徐渭这些人，形成了一种封建的文人文化，所以说中国的文人文化，从另外一个角度讲也是一种“骚”文化，“骚”实际上是一种精神，像屈原的楚文化就是典型的骚文化，浪漫主义，浪漫主义又不是与现实绝对的割裂的，屈原整天畅想于神的世界里，实际上他生活在现实生活之中，他的精神是非常的痛苦的，所以说浪漫主义和现实主义往往是不分离的，这是中国艺术、中国文化的一个突出的特征，在现实的权力之下诞生了这种中国精英的文人文化，这个是中国文化区别于西方文化的很重要的特征。

    那么说到礼仪文化，中国的礼仪，中国人自古就讲礼仪，我这里讲的礼仪文化和现代人讲的礼仪还有些不同。我们现在讲的礼仪一般就是说做个什么事情，尤其是发生一个公共事件，要进行什么样的规程，我们开会要干什么，怎么坐、怎么安排座位，谁先发言、谁后发言，这些是现代的礼仪，这个是学中文、学文秘的要懂得的一个基本的礼仪规范。但是我说的礼仪文化它还不同，这个礼仪文化涉及到中国原始的儒家文化，这个主要是在秦汉和三代时期，就是夏商周时期产生的，我们的玉文化，青铜文化，我们的宫殿建筑都是跟礼仪有关系。皇帝每次举行大型祭祀的时候，或者是祭祖的时候都有很繁琐的礼仪规程，有这些礼仪规程就必须有固定的场所，像北京的天坛，就是皇帝进行册封、祭祀的重要的场所。这个叫祖祭。另外还有一个郊祀，就是在郊外进行的一种祭祀，这个是跟祭奠亡灵有关系的。这个是中国的礼仪文化。这个我后边要涉及到一些。

    那么西方文明是怎样的？我们现在其实对西方的理解，我们大部分中国人对西方的理解还是偏于有点狭隘或者偏激。整个西方基本上是发源于以西欧为主的这种文明，它是一种更注重工具理性、科技理性的文明，我们现在一讲到西方就是西方的技术，西方的科技很发达，具有侵略性，有些中国学者说，西方有“三片”，芯片、恐怖片、这样那样的片，“三片”对中国的“三和”文化构成了对立和冲突，也构成了侵略，我觉得我们西方的“三片”文化对人类文明恰恰是一种促进。在西方的工业革命以前，中西方文明是各有优劣，尤其是中国的文化有很多西方所不及的，但是西方近代工业革命、科技革命以后，中国落后了，这个是大家都知道的。有很多人会说，西方文明是侵略性的，战争性的，我不同意这种说法。其实，任何文明都有一种战争的成分。中国最早的原始部落之间，包括华夏民族的祖先，华族和夏族，也是互相战争的，谁赢了谁就坐江山。另外，侵略性、战争性不是西方文明的本性。版图扩张，是资本主义发展的一种必然，是一种自然而言的结果。为什么？因为西方科技进步了，科技进步之后，他感觉到很多原料、很多能源都不够用，工业发展的场地也不够用，这怎么办？那就要扩张。说到扩张，西方也有支持扩张的先进技术和人才。西方国家的版图为什么会迅速扩张？这与西方出现了很多环游世界的地理学家、探险家和考古学家是密不可分的。像斯文赫定，他都是属于英国皇家探险队成员，他的一切行为，都是受皇室支持的，而且他有冒险主义精神。他们往往不是为了一个人或几个人的利益，而是为了国家利益，抱着一种文化使命。但中国却没有这样的人。中国人不喜欢冒险，没有冒险主义精神，所以中国没有真正的资本主义精神，这你不能怪别人，也不能诋毁人家资本主义。中国就是喜欢不断地把自己输出，尤其是明清以后，喜欢在世界人面前显摆。这就是中国近代衰落在文化上的一个重要原因。

    中国文化里边还有一个什么？文化神秘主义，主要是受印度梵文文化的影响。印度文化里面很多重要元素都是在中国，在长达几百年的时间里对中国有很深的影响。佛教，我们都知道，玄奘西游到印度西天去取经，但是玄奘西游的时候，印度的佛教已经处于衰落的时期了。佛教衰落的同时就是印度教的崛起，印度教跟佛教不一样，佛教讲究众生平等，然后讲究佛祖对人类对现世人生的一种救赎。

    印度教又不同。印度教它给人的是一种种性文化，就是人生来就是不平等的，一个是人生来就不平等，这个话题有意思了，我们现在也是一样的经常会问，我们的工作不如意的时候，生活不如意的时候，我们经常会问这个世界对我真不公平，很不公平，为什么其他人能够吃好穿好，能够有好的工作，或者是能够有这样那样的成就？为什么我就没有？为什么别人能够娶个好老婆我就娶不到呢？为什么别人能够嫁得好我就嫁不了？为什么别人的小孩能上清华、北大，我的小孩就上不了呢？类似这样的疑问我相信在我们每个人中都会或多或少地存在。因为我们都生活在现实中，我们都是凡人，我们经常会问，人生来到底是不是平等的？要按照印度教来说那就是不平等的，种性文化。你既然生下来上天就赋予你，你就是这么一个命运，你就是生活在这么一个层面之内的。如果说你的生活有不如意你也不要去抱怨，你也不要怨这个社会，也不要怨这个世界，所以说到现在为止，要说穷人，我们中国的穷人也很多，富人也很多，但是印度这个国家的的贫富差距也许比我们中国还大。你到了印度之后，你会发现人真的不像人了，我有时候回了四川之后我就有这种感觉，因为四川人太多太多了，我以前上学的时候，还在上大学的时候，每年春节回家的时候，尤其是坐火车，坐几十个小时的火车回老家，一到四川感受到四川人就跟蚂蚁一样。但是你从另外一个层面想，他们为什么还这样劳碌奔波呢？他们为什么各安天命呢？这里肯定有一些东西在里面。实际上印度比我们国家的状况还要严重，印度到处是穷人，你随便坐一个车，印度的大敞篷车里面外面，里面要装三四十个人，车顶上、两边、外边、有时候人都快到轮子了，印度人很多就是处于这么一种状态。还有很多印度的穷人过的是叫花子的生活，到处都是叫花子，到处都是跟你要钱的。印度的贫民窟也很多。但是你会发现他们的精神状态跟我们中国人不太一样，你会发现不管他们处于哪个阶层的人，他们的脸上都是笑嘻嘻的，这跟我们看到我们文革时期还不一样，文革时期的老百姓哪怕是饿得一天三顿都没有饭吃，都快饿死了，拍出来的照片还是笑呵呵的。这也是一种精神控制的结果，因为那时的老百姓还相信党相信毛主席。当然这是一种愚弄。但是印度的这种状态，是一种普世性的文化之结果。他们有一种乐天知命，或者是印度的宿命观有很大的关系。

    但是话又说回来了，我们都生活在现实中，尤其是中国人，我们怎么可能整天的生活在宿命之中呢？我们要是生活在宿命之中的话，我们怎么发展，这样的心态肯定也是不对的。这就产生一个矛盾，很多人就说你这个不是矛盾的吗？你到底要让我们积极的生活还是消极的生活？到底要用一种什么样的生活观？我想这两个其实并不矛盾，怎么讲呢？我一直讲一句话，就是人要知足，但是要永不停留。实际上意义不同。在不同的心境和环境下，我们可以有不同的文化心理。当我们身处磨难的时候，我觉得我们应该有一种乐天知命的心态，像印度教的这么一种观念，也许这就是上天的命运，不要去抱怨，但是另一方面呢？面对现实，我们要通过自己的努力去改变。我自己其实也是这样的。

    我给大家讲一个我自己的故事。我是中国四川农民家庭的一个儿子，我父亲当年是村里边的小会计，当时也是处于文革时期，一个小会计算是一个小官了，但是我父亲因为不善于应酬，不善于奉迎，就被村里面几大员排挤，然后造成了我们家长期的贫困。我经常跟人讲，我说我这个人是三无人员，无身份、无背景、无地位，我相信很多中国人跟我一样。我父亲当年18岁的时候他就已经长得非常的壮实了，身体也很好，一顿能吃几大碗的米饭，他那个时候是村里面劳力最好的，很多人就看上他了，就给他说媒。我父亲跟我说当时给他说媒的说了18个女人，这18个女人都很好，就是各有各的好，现在看来如果说要后悔的话也许可能都还觉得心有余悸，但是我父亲当时都没有看上，我父亲唯独看上了我母亲，我母亲长的一般般，而且我母亲当时的生活，她是一个大家庭，生活环境更差，我母亲当时是生活在山上的挖的山洞里面，这个山洞不是山顶洞人，山洞是当年村里边抓壮丁的时候，为了躲避国民党抓壮丁然后在山上挖了很多很大的洞，这个洞口很小，一般人上不去的，但是里边很大，全村的人都住到里面去，就是为了躲避抓壮丁，里面到现在为止都还有很多石灶、石凳。我们小时候还经常跑到里面去玩。壮丁抓完以后，我母亲他们家没有住的地方，就住在山洞里面。我母亲经常笑话我父亲的时候说，你有什么本事？你现在还不是个农民吗？你一辈子还是个农民啊。我父亲就说那当年我要是不把你从山洞里面接出来的话，你现在可能还在山洞里呢。

    就从这个说明一点，我父亲他们的心态都非常好，他们的婚姻观、爱情观非常的朴实，我父亲当年的体力是很大的。当年他一担能挑三百多斤。因为四川红薯特别多，四川那个地方物产又丰富，甘蔗多，红薯多，水果多，我父亲他们就挑着红薯去县城卖，我们村里边离县城很远，又没有公路。去县城，走一晚上的夜路，村里边距县城大概有20公里路，一晚上一个来回，就是这样的生活。

    那时一担红薯能卖几个钱？现在红薯仍然很便宜，我们在城里面吃的烤红薯都是很贵的，不论哪个城市，一个烤红薯不论是按斤算还是按个算，大概至少一块钱一斤。当年的农村的红薯能卖多少钱一斤？一分钱一斤，现在也不超过一毛钱一斤。不光是在四川，在全国很多农村都是这样。可能在座的诸位有些从农村出来的有些体会，因为我是从农村出来的，所以说我深有体会。所以当时过着这么一种生活。当时我父亲家里面也穷，一顿饭里边如果说能喝上一顿粥或者是糊糊，那是非常幸福的，现在当然我回想起来觉得玉米糊糊很好吃，能吃上一顿就非常不错了。我父亲家里边很穷，我爷爷是一辈子犁牛的，54岁去世，去直之前吃了一碗饭，然后就倒地了，脑溢血，送到医院去，正好是星期天，医院不上班，大家知道中国的医院是怎么样的情况。中国的医院是老百姓抱怨最多的，现在的医疗问题，也许在我们新疆这边可能我们党和政府非常重视这个问题，解决的可能比其他地区要好。当时也一样的，星期天你甭管发生什么情况，人家不上班，不上班怎么办？等死。过了八个小时之后，我爷爷去世了，留下了八百块钱，当时的八百块钱是什么概念？就是留给我父亲的。所以他们就是从这样的生活过来的。

实际上我就讲，我们每个人我们都生活在现实之中，我觉得我们要有精神，其实我从小到现在我小时候三年级以前我是特别贪玩的人，上学的时候我要我父亲从早到晚陪着我背着我去，然后我上课的时候要陪着我坐在一起（众笑），然后父亲一走我就跑到林子里面躲起来了，家里边人找不着，老师也找不着。后来还有人开我玩笑说，你又躲到哪里去了？但是，突然从三年级以后，我就突然顿悟，我就发现父辈他们真的是很不容易，而且我们整个那一代都不容易，不光是我父亲，那一代人都不容易，我就觉得我要好好读书，我要写字，我要把字练好。抱着这么一种理想，于是，从小学到高中，我从来没考过第二名，都是第一名，老师学生都特别喜欢我，帮助我。从中学到现在我发表了很多的文章。高中的时候第一次在四川省的《招生考试报》发表第一篇文章的时候，稿费是50块钱。50块钱是什么概念？当时是震动了整个校园，很多人问我你的稿费怎么花？稿费准备怎么请人吃饭？当时50块钱确实能够好好地吃上一顿了。我舍不得，我就吝啬了一下，我把钱拿回去了，交给我父亲了。我说爸爸你当年没有实现的我实现了。我父亲也爱写点小文章，喜欢书法，但是发表不了，他那时就是那种文革式的在我看来一点都不入流的文章（众笑）。他看到之后很高兴，说，50块钱能够吃多少肉，不得了！所以当时就是这么一种状态。

我之所以要拿自己举例，我是想说明，宿命论和众生平等论，在我看来都是统一的。你的出生不好，不要怨天尤人。老天对每个人都是相对公平的。当年整我父亲的那个村支书，他的儿子突然在年三十那天中午，触电死掉了，有的说是触电死的，有的说是得急病死的，有的人说，不管怎么死的，那都是报应。是不是佛教里讲的因果报应，我不知道，其实这件事我早已不当回事了。我只是说，人要正确地看待自己。你能干什么，不能干什么，你能成为什么样的人，不能成为什么样的人，这都是命运。不必因为自己成了而骄傲，也不必因为自己没成而怨天尤人。我说，我们的命运，既掌握在上天也掌握在自己手里面。上天和自己一点不矛盾。

    我们讲的东方文化，实际上更多还有一种乐感文化，礼乐之邦，礼仪之邦，我们的文学艺术更多的是表现的是禅宗精神，表现的是天人合一啊，这种艺术你说是道家的吗、佛教的吗、是儒家的吗？都是，但又不完全是。所以中国文化讲究的是一种融合，不分体系，不是那么绝对分明。礼乐文化，既然要讲乐就讲礼乐。孔子有句话，叫哀而不伤，如果你听靡靡之音听的过多了，消磨你的意志了，所以要让你自省一点，你不能光听靡靡之音，还要一点能净化心灵的东西。说到音乐，我其他的不讲，因为在座的这里边有很多学音乐的，你们都是很专业的。我要讲的是，中国的礼乐文化里面融合了一些西域的元素，我们中国现在很多乐器，我们古典的很多宫廷乐舞都是从西域传过来的。二胡、胡琴、萧、笛子，等等，这些都是从西域传过来的，我们现在的唐代很有名的宫廷乐舞《霓裳羽衣曲》就是根据西域的乐舞改编过来的，当时长安城里边穿着很多胡人衣服的专门的舞师、乐妓都是胡人，但是他们的地位是很低的，不像古代书法家地位这么高，今天我们的书法家地位不高但也不低，书法家的字能卖钱，成为一种商品，古代文人的字是不卖钱的，写字都是不卖钱的，都是文人的一种雅好，但是古代的书法家并不完全是书法家，他都是大官，正因为他有很稳定的俸禄、很高的地位，所以他才不用靠卖字来赚钱，所以说中国文化里边就是有很多东西在我们现在看来都是被忽视的，我们一谈传统文化可能都会认为我们传统文化，我们的京剧，我们的书法、绘画都是传统文化，实际上我们传统文化远远不止这些，传统文化的概念太广太大了，而且还有很多是被忽略了的，这些被忽略的现在都埋在地底下，随着考古的发现这些都会被一一地呈现出来，我们的古代，我们不说其他的，我们讲墓葬，到现在为止，四川宜宾地区的悬棺，这个棺材怎么放上去的，那个悬崖非常高，几百米高的悬崖上面，怎么把棺材放上去的？到现在为止也有很多科学家、爱好者制作了一些模仿了一些把它如何放上去的，也能放上去，但是都不能达到理想的效果，这些仍然是个迷。

另外，湖南长沙出土的马王堆汉墓。马王堆汉墓的发现是震惊中国考古界的一个盛事。马王堆汉墓值得说的很多。我只讲一点，马王堆汉墓二号墓里面的代侯夫人的地位，据考证，她的地位应该是一个王侯的夫人，地位很高。当时考古发现的时候，代侯夫人经过两千年的时间，遗体不但是完好无损，而且她的肌肤还很软绵，还有弹性，你说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去世了之后，放在水晶棺里面，他的遗体到现在如果说能够摸一下的话估计也差不多僵硬了，但是代侯夫人的遗体就像一个腌了的茄子一样，颜色也是那样的，而且那个肢体还能够弯曲，棺材里面还有药水，那个药水应该就是保护他的遗体的这么一种技术。当时有一个考古学者找了一些医学院的一些专业人员去鉴定，但是还是没有得出准确的结论，到现在为止还是一个迷。

从这一点讲，我们现在要谈中国文化的优越性，我们现在的中国文化不具有任何的优越性了，我们如果要讲中国文化的优越性那都是在古代。我不是说厚古薄今，其实我们现在发生的任何事情在历史里面都能找到，所以古人不比我们现在人傻，我们现在人也不比古人聪明，古人的智慧确实是无与伦比的，有时候是无法想象的，你比如楼兰出土的木牍和文书，上面的字体当时都是一些民间的书法家写的，而据考证，楼兰文书，尤其是其中的《李柏文书》，他的字体跟王羲之的书法十分接近，而李柏的生活年代，跟王羲之差不多但要稍早。王羲之生活在什么地域？他生活在哪里？他大部分生活在洛阳、南京、山东、浙江一带，他怎么能够接触到楼兰这个地方的书风呢？所以我们想古代文化的交融跟我们现在比，比我们现在还要大得多，它的影响力远远要大，我们现在没有任何值得骄傲的，我们现在都有手机，都有网络，你要了解什么文化那还不容易吗？我们有博物馆，古代能看到的东西我们现在人都能看到，我们现在人能看到的东西，古人未必能看到，从这个角度来讲，我觉得古人的这种智慧是值得我们去敬畏的。这个是我们为什么要讲学习传统文化，传统文化不是说一切传统文化都是好的，都是优秀的，更重要的就是我们要去看看古人是怎么生活的，他们对文化是怎么进行传播的？他们在没有网络、没有电子信息、没有QQ、没有MSN、没有Iphone的情况下他们是怎么进行文化的交流与传播。

刚才我讲到了西域，我们巴州这个地方就是中西文化的交融点，各种文化、各种艺术、各种宗教、各种观念在这里融汇，我们向东，要穿越沙漠、穿越罗布泊，向西，还要翻越帕米尔高原，我们的文化在这么恶劣的环境条件下都无法进行阻隔，可见它的辐射力之广，从这个角度来讲，我们当代人还是要多一分对文化的一种敬畏之心，不管是哪种文化，只要是优秀的文化都应该去学习它。

另外还有一个，中西文化的差异性。中国文化实际上刚才我也讲到了，就是中国的文化他是由中国的文人和文官制度，这个是中国式的官僚制度构建起来的一种比较稳定的文化形态，而且具有一种连续性，从秦一直到清经历了这么多年，虽然朝代有更替，一个时代你方唱罢我登场，但是它的文化是没有断裂的，不管是五胡乱华以后，还是元人入主中原以后，还是满清入主中原以后，中国的文化都没有断裂，而西方的文明、古埃及文明、古希腊文明曾经有过辉煌，但是后来因为历史的原因，因为一次战争就灭绝了，只剩下了遗址，所以我们中国文化具有一种连续性的特征。

    另外还有一个就是，中国的文化它很难说是从这一处传到那一处，比如说汉代的时候，汉朝的中心是长安城，长安城是不是文化的中心呢？实际上不是这样的。汉朝的中心在长安，实际上你在中国山东很多地方都能发现代表象征汉代文化最高级的墓葬，出土的很多文物都是，那就说明当时中国文化的辐射，它在各个地方的表现都是平均的，你在山东也好、长沙也好、湖北这些还不属于正统的中原文化的范畴，但是它的文化的影响力已经远远地超过了政权波及的地理范畴，所以说中国的文化实际上表现得非常的平均，不是说从这处传到那处。西方文化、欧洲文化就不一样，他是从一个地方传到另外一个地方，比如从古希腊传到古罗马，再传到东罗马，所以我们说西方文化往往是有几个中心，这个中心那个中心的。中国其实不是这样的，中国不是说我们现在是象征性的，我们现在想象地认为，唐朝的时候长安就是中国文化的中心，它肯定是中心，但这种中心可能更多的是凝聚了文化人才，因为政权在长安嘛，实际上唐朝的时候中国哪个地方的文化都差不多。

    现在不少中国人对于中国的传统文化和西方文化有一些误解，要么觉得西方的文化要优于中国的文化，要么觉得中国的文化要优于西方的文化，实际上不完全是这样的。为什么这么讲？因为现在出现了一个文化的倒置，就是东西方文化的倒置，古今文化的倒置，倒置怎么讲？比如说中国传统的儒家文化最讲究的是道德伦理、与人为善，处处都在讲，处处都是以道德作为人与人之间的这种价值观的核心，然后我们中国人经常批评西方人不讲道德，西方人都是非常的功利、非常的实际，实际上未必尽然，你跟西方人打交道的时候你会发现，有些西方人实际上很天真、很善良，西方人是有大智慧，以智慧做事，但是看起来却似乎傻乎乎的，而我们中国人现在讲的是什么？整天讲的是斗争文化，讲的是全力斗争，讲关系，讲这样那样的专业以外的投机取巧、投机倒把的本事。中国人不但要把假酒当名牌卖给中国人，而且还要卖到西方去，而且还要把西方最好的红酒牌子参假酒，然后卖到中国来，说这是最好的意大利红酒。家具也是这样。出口转内销，结果，不但玷污了人家洋品牌，而且还让中国人丢尽了脸。悲哀的是，中国很多人，尤其是很多高级知识分子，明明看到了这么多问题，却还在认为是西方文化侵略了中国，是西方人害了中国。

我举一个例子，我有一个朋友上海人，他是海归，在美国、在香港、在法国待了很多年了，他做的是投行，就是投资银行的工作。他的年薪是三四百万美金，是最基本的年薪，另外再加上奖金，西方人都是处于一种给人的感觉就是一天到晚都在拼命的竞争，竞争力很激烈，但是这种竞争是一种正当的竞争，是一种凭本事的竞争。但是因为什么原因，他离婚之后回到了上海之后，他发现他很难在中国待下去，为什么？他自己做一个项目，关于当代艺术家的项目，他跟我说这个项目当时把他的想法跟上海的一个区的区政府领导说了之后，区政府当时也在搞文化创意产业，他就在这个区划了一片地，就是把一个一百年的菜场地，这个菜场很杂很乱，改造成一个艺术家的园区，因为他发现，正好在上海有一批当代艺术家处于很迷茫的状态，他们的生活也很艰苦，但是艺术追求上又是值得扶持的，他就想通过这么一个事情来做一个公益性的项目。当时他跟我说了之后我觉得很好，合同也签了。后来我问他你找了区上的领导没有？他说这个项目合同签了之后一直没有动工，我说你为什么不找领导？他说我在西方待惯了，我不善于跟领导打交道，我不善于搞这样那样的关系，他觉得在中国生活非常累，特别特别累，因为他要应付这样那样的关系。

其实像他这样的有这样想法的人很多，就是在中国，你要花大量的时间和精力去处理这样那样的关系。我们现在经常看到新闻，这里有一个市长自杀了，那里的纪委书记患抑郁症跳楼了，这样的新闻即便半年没有，一两个月也会出现一个例子。为什么？你说他们也是高官了，他们要权力有权力，要地位有地位，要财富有财富，他们还有什么好自杀的？但是为什么很多人患这样那样的抑郁症？抑郁症在中国当代是个很突出的问题。

    因为他们其实不管处在什么样的阶层，他们都觉得要应付如此庞大的关系网，这个是值得我们当代中国人去反思的。其实，这都是中国文化自身决定的。关系文化、权力文化、宗族文化的幽灵还在闪烁。这使得我们要花大量的时间，去应酬，去维护自己的关系网，甚至去斗争。我觉得这是需要改变的。如果不改变这些，永远没有出路。我们经常讲，在中国，一切问题都是制度的问题，中国一切文化的问题都是制度造成的、体制造成的，曾经我也这样想，中国很多问题都是体制造成的，但体制又是怎么形成的呢？所以把一切问题都归罪于体制是一个很笼统的问题，不能说不对。但体制也是由人形成的，也是由人的观念形成的。我们中国人一方面很讨厌这样那样的丑恶，但是另一方面自己又不得不践行，处于很矛盾的状态。何必呢？

    我曾经跟四川作家流沙河聊过天，现在你要说流沙河你还写什么东西吗？你讲讲文学吧。流沙河说，讲什么文学？我跟文学八竿子打不着，我90年代就不写诗了，那你写字，聊聊书法吧？他说，我又不是书法家。你看我现在在干什么？他给我把一堆的著作撂在桌子上，什么古文字什么什么，他跟你聊天都聊什么呢，他跟你讲一个馒头是怎么形成的，他跟你从上古讲到现在，流沙河他是怎么定位的？他说我现在的身份是成都文人、职业读书人、现在每天干的都是遛狗啊、摆龙门阵啊、读书啊这种状态。他说这个环境不适合让我搞文学，我心里难受。老头很可爱，但是你要是跟他讲你去咱们随便聊聊，随便唠唠嗑，摆摆龙门阵，他就蛮高兴的。这就是一种生活的真。当然，他的这种状态也不是一般人能够学得到的。

所以我们现在的中国人老是批评西方是斗争文化。西方人是崇尚战争，尤其是西方古典文学，崇尚孔武有力，西方的影视、文学作品、西方的雕塑艺术都是要讲充满了人与神的斗争，正义与邪恶的较量。那么西方是不是一种战争文化、斗争文化？错了。我以为西方文化更多的是一种宗教救赎文化。中国恰恰是一种现实和现世的斗争文化，中国的权力文化里面衍生出来的斗争文化，在文革时期表现得最为强烈。

我们现在不要觉得我们的社会关系这么复杂，我们人活着这么累、这么辛苦，我们还是有理想的，但是被磨得很疲倦了，很多人是这样了，不管你处于什么样的阶层都有这样的感慨，即使你不说出来心里也会有这样的想法。实际上一切都在内心。埋怨、抱怨没有用，关键在于如何做到自己，给你一个轻松自由的环境，你能够创造出伟大的艺术品，这不算天才，不算伟大，你要在笼子里面带着镣铐跳舞那才是伟大，中国历来的文学艺术家都是这样出来的。所以我经常讲一句话，在不自由中创造自由那才是一种真正的本事。这个世界没有绝对的自由。

    我们讲传统文化，我们原生态文化的失落，现在我们要找原生态的文化很少了，所以我们一谈传统文化我们只能谈谈京剧啊，京剧只是传统文化形式的一种，或者只是一种艺术形式，而且京剧实际上在中国的地方戏剧里面，它的文化性是比较偏低的，它的动作都是很程式化的动画，它的唱腔和动作都缺乏戏剧性，跟黄梅戏、昆曲比起来，它的文化的幽雅性是远远不够的。现在能够听懂昆曲的人很少了，所以说我们要发掘传统文化。我们的文化在民间，我们的文化在地方，我们踩在脚下的也许就是文化，我们的文化在我们内心，不在于我们喊什么样的口号，喊口号是没有用的，所以我说文化在我们内心。我们每个人也不要给自己的文化设置一种界限，哪个文化是好的，哪个文化是不好的，东方文化是好的，西方文化是不好的。我们最好不要有这样的心态，我们要像盛唐那样，有一种宽容博大的文化胸怀，正是因为有盛唐人那样的广阔的胸怀，上至帝王将相，下到平民百姓，他都能够具有一种宽博的胸怀去接纳来自各个不同国家和地域的文化，那么这是一种真正的文化心态。没有国家、没有民族、没有种族、没有宗教、没有信仰之分，这才是真正的文化。

    那么文化什么时候灭绝？自然的灭绝那是它自己的事情，自生自灭，不要人为的强行的去阻碍它、拔高它，对于失去的或者是被忽略的文化我们要去寻找回来。我本来是做美术史，做书法史研究和书法创作，但是我觉得我们整个中国的艺术史唯独缺少西域这个地方，所以说我今天来到这个地方很高兴，我把我一些粗浅的想法给大家汇报一下。谢谢大家！

    主持人：今天特别感谢我们的朱老师，我觉得在咱们新疆多民族、多文化聚集的这样一个地方给我们提供了一个新的思路。这种文化的交融和交流，我想可能给我们在座所有的老师提供了一个研究的思路和思考的方向。所以我想再次让我们以热烈的掌声感谢朱老师给我们带来的精采讲座。

    （根据录音整理）

 2011年09月19日   中国作家网

    9月10日，首都部分文学评论家、作家、诗人，在中国作家召开研讨会，探讨《月河斋文集》的艺术成就，分析徐卫华文学创作的得失。《月河斋文集》是浙江作家徐卫华新作，由作家出版社出版，共计六本，分为长篇小说、诗集、散文集、随笔集等。顾骧、张同吾、汪守德、杨匡满、宗鄂、丁临一、彭学明、何向阳、胡殷红、石一宁、刘家科、张瑞田、颜家文、朱中原、张国领、刘亚伟、顾国强等评论家、作家出席研讨会。会议由中国作协创研部主任胡平主持。与会者围绕作品展开研讨，认真分析了徐卫华在文学创作上取得的成绩以及就创作上的不足提出中肯的意见和建议。 

　　徐卫华是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从上世纪七十年代开始创作以来，至今已有多部专著出版，结集文字约1000多万，多年来徐卫华都是利用业余时间从事文学创作。与会的评论家、作家对他长期坚持不懈的进行文学思考，勤奋扎实的写作和广泛的文化兴趣予以肯定，对他勇于直面现实，打造文学人生的精神给予了中肯的评价。有评论家谈到，作家的兴趣应该广博，对社会、文学等要有自己独到的见解以及具有独立评判的品格，要敢于面对复杂的现实，坦诚表达自己的心声。徐卫华在自己多种体裁的作品中，实现了自己对生命的剖析，对理想的展望，对自我的反思。同时，与会者对徐卫华今后的创作提出了真诚的建议，如在语言上可以更加精练，体裁上确定重点集中突破等。 

　　《月河斋文集》研讨会由中国作家协会创研部主办，浙江民泰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华宝楼文化艺术中心承办。

2011年10月14日 　中国日报

    由中国散文学会举办的郝炜、周颖“轻散文”创作研讨会，10月12日在中国作协五楼会议室举行。

　　郝炜、周颖近年来致力于散文创作，不久前由九州出版社强力推出他们创作的一套“轻散文丛书”，市场销售火爆。该丛书由郝炜的散文集《酿葡萄酒的心情》和周颖的散文集《忐忑》组成。

　　轻散文是他们在散文创作探索中提出的一个新概念，其核心理念为“短而精要，轻而厚重；返璞归真，质朴表达；注重感受，注重呈现。写自己的日常生活，写自己的内心感受，如实呈现而已”。他们提出“当大家对当下日渐麻木的时候，我们对日常惊奇地凝视和发现；当大家对哲理渐感厌倦的时候，我们注重的是感受和呈现”，他们认为，这不仅仅是一种文体的尝试，他们所倡导的其实是一种精神和写作态度――精短而朴实的写作。返璞归真，重新回到崇实的写自身的生活和感悟的散文传统。

　　与会的文学评论家和散文家高度评价了郝炜、周颖的散文探索精神，并对他们在“轻散文”创作中所表现的对身边生活所感所悟、一件件不起眼的小事的重视和呈现感到惊讶。他们笔下透视的“微生活”盎然生辉，有声有色。他们自觉降低生活视点，呈现了那些很少被人注意或者未曾发现的视域，使人们蓦然警醒：既使是在如今快节奏的今天，我们也可以诗意地栖居和生活。

　　著名文学评论家、散文家顾骧、周明、石英、杨匡满、王宗仁、宗鄂、汪守德、孙德全、刘家科、施战军、任芙康、徐忠志、肖惊鸿、舒晋瑜、那耘、李占刚、张瑞田、朱中原、李晓虹等出席了研讨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