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国涌

尊严从来都不是一个虚无缥缈的词，它和吃喝拉撒睡等直接关乎人类生存的词一样，也是我们生命中不可或缺的。或者可以说，尊严是我们的生命之盐。记得不久前，有新闻周刊在讨论什么“国家尊严”、“大国尊严”，对此，我不以为然，在我看来，尊严首先是个体生命的事，如果千千万万个体缺乏应有的尊严，又哪里还谈得上什么国家尊严呢？尊严源于个人，也最终归结于个人，只有具体的、活的、有生命的个人才会把尊严放在第一位，尊严体现在日常的社会共同体生活中，体现在每个人和外部世界的关系中，尊严总是和自由、自尊、自立等连接在一起，不可分割的。当然，尊严不是天上掉下来的，它也是在在长期的人类生活中逐渐发展过来，一步步处于变化之中的一个概念。古代背景下的尊严和近代以来的尊严，便有着许多不同的内涵。梁启超在戊戌变法失败后流亡异国超过15年，归国之初，他曾感慨地说：在这十五年中，中国的变化从物质到精神，都远远超过了以往的一百五十年。其实，一部中国史从秦汉到清末，二千年只是“立于不进不退之域”，直到戊戌以后的十五年，才由静而动，跌宕起伏，从古代迈入近代，十五年的变化之大又何止是超过一百五十年。以新生的近代知识分子为例，在他们身上，尊严获得了全新的内涵，无论是对内还是对外，他们都不再匍匐在君主、强权和一切外在威武脚下，超越了孟子确立的“大丈夫”坐标，也超越了纲常体用之下的依附关系，完全确立了以独立人格为基础的自我价值。

1928年冬天，一身戎装的蒋介石，挟北伐余威，大江南北，无不望风而拜，让他尝到至高权力的滋味，没想到安徽大学主持校务的刘文典教授，竟然没把他放在眼里，当面顶撞他。蒋指斥刘纵容学生，“是为安徽教育界之大耻”，要从严法办。刘回敬“你就是新军阀”。恼怒之下，蒋下令将刘文典关起来。在蔡元培、胡适、蒋梦麟等人的奔走呼吁下，刘文典被关押了7天后获释。病中的老师章太炎听说此事，想起三国时代祢衡击鼓骂曹操的典故，大为振奋，抱病提笔，写了一副对联送给这位当年的学生：

“养生未羡嵇中散，疾恶真推祢正平。”

刘文典虽然被迫离开了自己创立的安徽大学，但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请他担任国文系主任。值得留意的是蒋和国民党当局都没有干预，刘一直在名牌大学做教授，讲《庄子》，一样头角峥嵘，桀骜不驯。

刘文典不是一个孤立的例子。抗战期间，身为西南联大政治学教授的张奚若被聘为国民参政员。有一次开会，他当着蒋介石的面发言批评国民党的腐败和独裁，蒋粗暴地打断他的发言，插话说：“欢迎提意见，但别太刻薄！”他在一怒之下，拂袖而去，从此不再出席参政会。等到下一次参政会开会，寄来路费和通知，他当即回电一封：“无政可参，路费退回。”抗战胜利后，大约1946年初，他应学生邀请，在西南联大图书馆前的草坪上做了一次大为轰动的讲演，听众达六、七千人，他在正式讲演前大声说：“假如我有机会看到蒋先生，我一定对他说，请他下野。这是客气话。说得不客气点，便是请他滚蛋！”尽管蒋并没有因此为难他，但他要公开说出这些话无疑还是需要勇气的。这毕竟是冒着风险的，没有担当也就没有尊严可言，在这一意义上说，真正的尊严一定来之不易。

尊严往往体现在这些真实的故事当中。活的事实要比任何抽象的说辞更有说服力，一个时代的知识分子可以傲对强权，显示个性，那就是尊严。“九一八”事变后，日寇步步进逼，向长城以内推进，占领了河北北部，成立伪“自治政府”，并鼓吹推行华北“自治”。在这一紧急关头，北大教授联名发表宣言，誓死反对所谓的华北“自治运动”， 北大校长蒋梦麟也是签名者之一。一天下午，日军要去他“谈谈”，他虽深知其中的危险，但毅然独自前往日本兵营。他在回忆录《西潮》中以生动的笔触记下了这样一番对话：　　

　　“我不是怕，如果我真的怕，我也不会单独到这里来了。如果你们要强迫我去，那就请便吧——我已经在你们掌握之中了。不过我劝你们不要强迫我。如果全世界人士，包括东京在内，知道日本军队绑架了北京大学的校长，那你们可就要成为笑柄了。”

　　“你不要怕呀！”

“怕吗？不，不。中国圣人说过，要我们临难毋苟免，我相信你也一定知道这句话，你是相信武士道的，武士道决不会损害一个毫无抵抗能力的人。” 

 夜色四合，他终于全身离开日本兵营，平安返回北大。他单身赴约，在日寇军营里，在威胁面前，能够如此从容，如此坦然，用他自己的话说就是“临难毋苟免”。他做到了，什么是尊严？这就是尊严。我觉得，与其空谈尊严这个词汇，不如多看看前辈知识分子在危难时的表现，看看他们在不可一世的强权面前作出的选择。从这些故事中，我们不难看到，任何尊严，都离不开有血有肉的独特的个体生命。一个由许许多多这样的个体所构造的民族自然也是有尊严的。

傅国涌

历史不能假设，历史只是曾经发生过的事实。1906年9月1日，一道“仿行宪政”的上谕仿佛从天而降，民间社会一片欢呼声，各种宪政团体应运而生，新兴报刊上的舆论冒着热气，学界、商界、报界，在精英阶层当中这道上谕曾点燃了他们心中的希望，华夏的天空曙光隐现，百年前的那些日子，他们激动过、亢奋过、彻夜难眠过。今天我们很难想象那个颟顸的慈禧太后，是如何经过反复的权衡、斟酌、算计，才作出了这个大胆的决定，无论如何，蹒跚而行的晚清新政进入了“预备立宪”的阶段。在充满危机和屈辱的转型期中，当时的社会也涌动着一种求新、求变的浪潮，以张謇、汤寿潜等为代表，大江南北，多年来奔走、游说、推动立宪，这股社会力量是不可忽视的，被迫寻求应变之道的清廷不能不作出回应，此前派五大臣出洋考察，背后就有他们闪现的身影，自上而下的“预备立宪”与他们为主角的“立宪运动”是平行的，后者正是前者重要的原动力。专制皇权的老树上从此能抽出别样的新芽吗？中国能由此顺利完成转型吗？

有人说，清廷对“立宪”并无诚意，完全是骗人的鬼把戏。有人说，清廷只是借“立宪”来为自己延年益寿，对进入古稀之年的慈禧而言，“立宪”不过是“预备”，只要“预备”期设置得长一点，她身后哪管它洪水滔天。确实，包括慈禧太后在内的统治者，之所以在一百年前幽暗的夜晚选择了“预备立宪”，要在帝国的脖子上套一块金灿灿的“宪政牌”，并不是自愿的、主动的、积极的，更多的是被动、无奈的应对之策，尽管如此，我们依然要肯定他们在百年前的这一选择，选择“仿行宪政”，就是选择一种更进步的政治文明，至少表明他们并不排斥先进国家尝试过的制度模式、治国理念。与垂拱而治的绝对王权相比，君主立宪毕竟是个进步，它承认代议制，承认司法的相对独立性，承认民众的基本权利，承认地方自治，即社会的自主性，等等，这一切都是难以估量的巨大进步。 远在新疆，也出现了具有地方议会性质的谘议局，英国著名的《泰晤士报》驻北京记者莫理循1910年拍下一幅“新疆谘议局”照片，虽然房子看上去那么不起眼，像个普通的北方农家院落，光秃秃的枝桠，一片冬天的荒凉，但谘议局乃至资政院毕竟都是新生事物啊。在广西桂林，一次官方集会上，高悬着“立宪万岁”的匾额，会场上不同的服装就是一个新旧交替时代的风景，一边是穿清朝官服的大小官员，一边是穿着新式校服的小学和师范学堂学生。这一切都意味着中国开始从古代开始向近代转型。

1908年8月27日颁布的《钦定宪法大纲》当然有许多问题，它试图以宪法的形式确立君上大权，“大清皇帝统治大清帝国，万世一系，永永尊戴。”“君上神圣尊严，不可侵犯。”但它所附《臣民权利义务》首次承认“臣民于法律范围以内，所有言论、著作、出版及集会、结社等事，均准其自由。”“臣民非按照法律所定，不加以逮捕、监禁、处罚。”“臣民之财产及居住，无故不加侵扰。”等等。将“君上大权”和“臣民权利”都纳入法律框架，这毕竟是前所未有的。

“预备立宪”最终淹没在革命的呐喊中，完全出乎立宪派的意料之外，他们曾那么真诚地支持君主立宪，极力推动立宪进程，他们是脚踏实地的实业家，或者有声望的知识分子，他们在本土的社会影响无疑远在革命派之上。他们满怀信心，要在清帝国的老树上嫁接出新宪政的新枝，他们并不想把这棵蛀虫蚕食、狂风摧折的老树连根拔起，他们在政治上主张温和、渐进的改革，而不是激风暴雨式的革命，他们希望以最小的代价、最低的成本实现社会转型。在危机四伏的晚清，他们实际上是社会稳定最坚定的支持者，他们有可能顺利将旧体制带入新社会，清廷与他们之间一度有过良性互动，从派五大臣出国到颁布“仿行宪政”上谕，到《钦定宪法大纲》，都可以看出这一点。他们借“预备立宪”的东风，在全国各地成立了许许多多立宪团体，有些已具有近代政党的雏形，新兴的报刊到处是他们的声音，然而，腐败透顶的权势集团为既得利益的绳索所捆缚，私心至上，在关键处止步不前，对民间社会的和平推动转型的迫切意愿没能作出积极的回应，把这些温和派也都推到了革命的一边，1911年春天是清廷最后的机会，当第三次国会请愿运动只得到把9年预备立宪改为6年的结局时，这个王朝的命运便已决定。 1911年10月30日，在武昌枪响之后，南方各省纷纷呼应，宣布独立，连京师附近的新军第20镇统制张绍曾发出通电，作出兵临城下的威胁，也就是清廷在丧失了立宪的主动权，完全处于被动时，才对立宪派多年的呼吁作出回应，匆忙颁布《实行宪政谕》，接着，在11月3日宣布“宪法重大信条十九条”，承认“皇帝之权，以宪法所规定者为限。”承认“宪法改正提案权在国会。”承认“本年度预算，未经国会者，不得照前年度预算开支。……”等等。然而，这一回应来得太晚了，一切都已来不及了。旨在让一个王朝万年永固的“预备立宪”只能流产。

 傅国涌

虽然美国只是一个有着几百年历史的年轻国家，然而要真正清楚地了解这个国家的起源，也并非一件轻而易举的事，随着时光的推移，很多历史细节逐渐变得模糊，有些重要事情当时可能就没有留下可靠的文字记录。相隔几百年后，这本《五月花号——关于勇气、社群和战争的故事》，以新闻叙述的笔调，如同现场特写一般，重现了“五月花号”飘洋过海，在新大陆生存、挣扎乃至流血，终于建立起新生活、新社会的一幕幕……这一切无疑都对所有渴望了解美国，认识美国历史、文化及其起源的人们，构成了一种强有力的诱惑。我拿到这本书，之所以迫不及待地放下手头的事，先睹为快，也就是出于这样的诱惑。

很多年前我读过《美国读本》，开卷就是《五月花号公约》，在数百篇“感动过一个国家的文字”当中，它是当之无愧的第一篇。1620年11月11日，“五月花”号帆船在茫茫大海上颠簸、飘荡了66天之后，很快就要在陌生的新大陆靠岸前夕，他们在船上签署了这份共同契约，在上面签名的有41名成年男子，他们几乎都是虔诚的教徒，其中一部分正是怀着寻找宗教自由的梦想，在强烈的精神信仰驱动下，才登上这一前途未卜的航程的，他们因此被叫做“天路客”。他们在上帝面前共同立誓签约，“自愿结成一个民众自治团体”。并保证遵守和服从将来颁布的对他们全体人“最适合、最方便的法律、法规、条令、宪章和公职”。这个公约翻译成中文，不过三百多字。然而，在整个人类文明史上，它的意义几乎可以与英国的《大宪章》、美国的《独立宣言》、法国的《人权宣言》等文献相媲美。我有时候想，美国几百年的根基就建立在这短短的几百字之上，信仰，自愿，自治，法律，法规……这些关键词几乎涵盖了美国立国的基本原则，今天美国总统宣誓就职时依然是手按圣经，向全体公民保证遵从和信守宪法与法律。

1802年，在当年天路客登陆的普利茅斯，约翰·昆西·亚当斯在一年一度的“先祖日”庆典上发表的演讲中，就把《五月花号公约》看成是美国民主之花盛开的前奏，“这则积极向上的、富有创意的社会公约在人类历史上或许是绝无仅有的。爱好思辨的哲学家认为，那是政府合法存在的唯一来源”。他进一步说，“这个社会的每个个体都一致认可这个团体，并最终发展成为一个国家。”被称为天路客的美国先民来到那里，最初的目的十分单纯，不是为了征服这块大陆，建立一个强大的殖民地，而是为了宗教信仰，他们希望住在一起，在同一个教堂里敬奉上帝，为此创立一个小社会。到2002年，有人作过统计，今天美国大约有3500万“五月花号”乘客的后裔，占总人口的1/10。对这个移民国家来说，这是个巨大的数字。

然而，带着牛皮纸上签署的《五月花号公约》上岸的天路客们并不是一帆风顺的。他们经历过饥饿、疾病、寒冷的威胁，面对过土著印地安人的弓箭、猎枪和陷阱，他们曾一次次在生存和死亡之间挣扎，度过了无数难以想象的困难。登上新大陆，并不意味着铺在他们面前的就是金色的蔷薇。换言之，他们按照自己的方式信仰上帝的生活，创建一个属于自己的社会，一样经受了严峻的考验。“五月花号”乘客组成的第一代移民和他们的子孙，与印第安人之间到底有着什么样的关系？中间又发生过什么变化？以往我们所知不多，不光是中国人，就是在许多美国人的想象中，开始于1620年天路客登岸的美国历史，也是像青蛙跳跃一样，转眼就到了莱克星顿枪响，美国独立战争的号角吹起来了。中间一下子就跳过了150年，在这漫长的一个半世纪中，这块大陆到底发生过那些不可回避的惊心动魄的故事，有过那些值得铭记的名字，这几乎是一个空白地带，一个历史的盲区。有鉴于此，一个美国作家纳撒尼尔·菲尔布里克写下了这本《五月花号——关于勇气、社群和战争的故事》。

他告诉我们，当“五月花”号返航7年后，普利茅斯种植园依然是一个戒备森严的堡垒，每个男性即使在祷告时，身边也放着枪。但是，在天路客与新大陆原住民印第安人之间，有过持续半个多世纪的和睦友好关系，而且至少两次以书面条约的形式确立下来。感恩节就是这段历史最生动的见证，最初的感恩节源自他们对印第安人的感激，秋收之后邀请印第安人一同庆祝，包括种玉米、汲水、防范野兽等方法都是印第安人传授给他们的，当他们上岸不久冻饿交加，三个月中死亡近半时，印第安人也曾伸出温暖的援手。那些新大陆的原住民也不是后世所想象的那么落伍，在“五月花”号靠岸后的40年里，他们也经历了巨大变化，同时不断在传统中汲取力量，力图创造一种新型的、具有良好适应性的文化。他们用的已不是弓箭，而是当时最先进的明火枪，使用英国制造的新产品，其中还有人进入了建立不久的哈佛大学学习。到了17世纪60年代，“五月花”号乘客的后代，不再觉得自己在那片土地上的生存是靠了原住民的支持，相反将他们看作是通往繁荣富裕之路的绊脚石。1675年，一场历时一年的战争不可抗拒地降临，对此，作者明确指出：“英国人决定以牺牲印第安人为代价，来获得自己的经济繁荣，将他们父母曾经努力奋斗、英雄般创造出来的那一切变得岌岌可危。”被逼无奈的印第安人虽然奋起还击，最终失败，菲利普王被杀，他们连祖先的生存方式都未能保住。这场血腥的战争被命名为“菲利普王战争”。

美国的伟大就在于有勇气直面自己历史中的不幸、不义和不光彩的一面，有自我反省的能力，能容许揭开历史的伤疤，容忍不同观点的审视和批评。到1836年，一位牧师在波士顿公开演讲，提出“菲利普王战争”和独立战争一样伟大，认为菲利普王是为广大印第安人争自由而斗争的领袖。在那场战争中，天路客的后代中出现了一个传奇人物丘奇，他的身上融会了清教徒、水手和印第安人的性格，他在残酷的战争中显示出卓越的勇敢、智慧和宽容、悲悯，他对敌人并不是深恶痛绝，而是尽可能地向对方学习，不是追求在肉体上杀死敌人，而是尽力让对方按自己的思维方式行事。也就是把敌人也当作人看待。在他心目中，战争的成败不是杀戮对方，而是压制对方。在他身上，美国性格已渐露端倪。在他几乎预见了一个强大的同时赋予众生平等、自由的新国家，这个国家终究会在《五月花号公约》的轨道上前行，找到自己的方向。

[美] 纳撒尼尔·菲尔布里克著，李玉瑶、胡雅倩译，《五月花号——关于勇气、社群和战争的故事》，新星出版社2006年12月版 。

——章士钊就“陈独秀案”与程沧波的笔战

 傅国涌

    1933年4月，国民党治下的江苏高等法院公开审理陈独秀等“危害民国案”，起诉书列举的罪名为“以危害民国为目的，集会组织团体，并以文字为叛国宣传”。无论陈独秀的无罪自辩，还是章士钊律师义务做的无罪辩护都很精彩，经当时《申报》、《大公报》、《国闻周报》等各大报刊的报道而轰动一时，他们提出的“政府不等于国家”，“反对国民党及其政府，并非反对国家”等观点尤其有力，让国民党当局很是难堪。

    4月14日上午在江宁地方法院刑二庭第一次开审，55岁的陈独秀踏上法庭时，记者发现他“两鬓已斑，须长寸许”，但“面色红润，已无病容”，而且“四周瞻顾，态度自若”。当审判长问他：“何以要打倒国民政府？”他回答：“这是事实，不否认。至于理由，可以分三点，简单说明之：（一）现在国民党政治是刺刀政治，人民即无发言权，即党员恐亦无发言权，不合民主政治原则。（二）中国人已穷至极点，军阀官僚只知集中金钱，存放于帝国主义银行，人民则困苦到无饭吃，此为高丽亡国时的现象。（三）全国人民主张抗日，政府则步步退让。十九路军在上海抵抗，政府不接济。至所谓长期抵抗，只是长期抵抗四个字，始终还是不抵抗。根据以上三点，人民即有反抗此违背民主主义与无民权实质政府之义务。”

    4月20日上午第三次开庭，旁听者人满为患，有些是从上海、无锡、镇江各地赶来的，法庭无地可容，门外挤满了人。等检察官控告完毕已是下午一点四十五分，陈独秀当庭抗辩：“检察官论告，谓我危害民国，因为我要推翻国民党和国民政府，但是我只承认反对国民党和国民政府，却不承认危害民国。因为政府并非国家，反对政府，并非危害国家。”他的书面辩诉状说得很清楚，国家乃是土地、人民、主权的总和，所谓亡国是指外族入据其土地、人民和主权，本国某一党派推翻某一党派的政权而代之，不能说是“亡国”，所以“危害民国”不成立。民国之所以叫民国，就是民主民主共和国，以别于专制君主国。所谓“叛国”，刑法上有具体说明，即平时外患罪、战时外患罪、泄露机密罪。如果把国家和政府混为一谈，那又何必屏弃法国路易十六的“朕即国家”说。如果说在野党反抗不忠于国家或侵害民权的政府党，而主张推翻其政权，就是“叛国”，则古今中外的革命政党无不曾经“叛国”，国民党也曾“叛国”矣。

     他指斥——“国民党政府，以党部代替议会；以训政代理民权；以特别法（如危害民国紧急治罪法及出版法等）代替刑法；以军法逮捕、审判、枪杀普通人民；以刺刀削去了人民的自由权利，高居人民之上，视自己为诸葛亮与伊尹；斥人民为阿斗与太甲。日本帝国主义方挟‘武力征服’政策对待吾国，同时国民党政府亦挟同样态度以临吾民。”他表示自己力争的只是体现民主共和国实质的人民自由权利，力争的是实现普选的国民立宪会议，力争的是民主制扩大到历史的最高阶段。现在和将来，他本人都没有篡夺民国为“党国”的企图，“试问谁为‘危害民国’？”

    他进一步反驳，如果说人民发言反对政府或政府中某个人，就是有罪，那么两千年前周厉王有监谤之巫，秦始皇有巷议之禁、偶语之刑，汉武帝更有腹诽之罚，那时当然没有言论自由。20世纪的民主共和国，似乎不应该有这样的怪现象。如果认为宣传共产主义就是“宣传与三民主义不相容之主义”，就是“危害民国”，欧洲中世纪专横黑暗的宗教法庭迫害异教徒、科学家，以阻塞思想信仰自由的故事，岂不是重见于今日的民国，那不是正好证明日本人所谓的“中国非近代国家”之说不是污蔑吗？

     接着，仗义而来的章士钊起立为陈独秀辩护，雄辩滔滔，长达53分钟。他指出，本案首先当区分言论与行为，“以言论反对，或攻击政府，无论何国，均不为罪。”即使是应付紧急状态的特别法规，也未见这样的规定，所以起诉书的指控，“无中无西，无通无别，一切无据”。反对或攻击政府，进一步推翻或颠覆之，这是行为。即便指控陈独秀主张暴动，“既未越言论或理想一步”，与紧急治罪法上的“行为”含义迥然不同，以行为而论，断无科罪之理。何况国家与主持国家的机关（即政府）或人物，属于截然不同的范畴，如果说以言论攻击机关和人物就是危及国家，“于逻辑无取，即于法理不当”。民国的主权在民，复辟国体才是叛国，才是危害。否则，不论对于政府或政府中何人何党，有何抨击，都是正常的，只有半开化的国家才会以此“临之于刑”。

      当章士钊辩护时说，陈独秀早已被共产党所开除，实际上是与“国民党最前线之敌人为敌”，说他“与国民党取犄角之势”也无不可。这当然是律师有意做的有利于他的辩护。但陈独秀当庭声明，章律师的意见是他从法理上说的，与他本人的政治观点不符。

    陈独秀、章士钊的辩护，“政府不等于国家”等观点通过大江南北各新闻媒体广为流传，章士钊旁征博引、洋洋万言的辩词，文采斐然，受到读者的注目。各地报纸论坛上出现了与他唱和的声音。就在这个时候，英国伦敦大学政经学院留学归来、担任国民党《中央日报》社长不久的程沧波站了出来，在4月26日的《中央日报》发表署名文章《今日中国之国家与政府——答陈独秀及章士钊》，从“现行法律”出发反驳陈、章，俨然“法家”姿态。文章指出，“律师不能离现行法律条文而谈法理”，认为章不知“今日法律上国民党与国家之关系”，身为律师，“应知今日中国现行之根本大法为《中华民国训政时期约法》”，该约法第三十条规定：

“训政时期由中国国民党全国代表大会代表行使中央统治权。

中国国民党全国代表大会闭会时，其职权由中国国民党执行委员会行使之。”

国家的组成要件是土地、人民、主权，统治权就是主权的“动的状态”，“今日中国之国民党，在法律上既为行使中央统治权之团体，则按之‘国家为行使统治权之团体’之原则，国民党至少在现行法律上，在现存制度下，即为国家。国民党此种资格，由法律所赋予，由事实所造成。训政时期约法未经合法废止以前，反对并图谋颠覆国民党者，即为反对并图谋颠覆国家，即为危害民国，亦即为叛国。”

他接着指出，今日为统一共和国，与苏维埃的国体根本不同，“陈独秀自认推翻国民党及其政府后将建立苏维埃制度。则与郑孝胥等迎立溥仪，同为变更国体，同称叛国。而决非更易政府一语所可轻轻文饰。”“中国人民皆可用合法之方法推翻今日之政府——行政院。而不许以非法之方法推翻政府。”何谓“合法之方法”？他的答案：“即院长副院长之产生，由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选任之。（修正国民政府组织法第十条）中国现政府之推翻，必经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之选任。除此方法以外，希图推翻政府者，即为违法。”

    程沧波文章发表的当天下午，陈独秀以所谓“以文字为叛国之宣传”判刑13年（经上诉，1934年6月30日最高法院终审改判为8年）。

    5月4日，章士钊在上海影响最大的老报纸《申报》上发表《国民党与国家》一文，反驳程沧波。他发现程所引的《中华民国训政时期约法》第三十条与原文不同，原文为：“训政时期，由中国国民党全国代表大会、代表国民会议，行使中央统治权。”“代表国民会议”是本条的眉目，贸然将“国民会议”割去，“不知是何用意？”而且主权与统治权不能混为一谈，在英语中对应的也是不同的词。即便是“训政时期约法”第一章也标举主权属于全体国民，由国民会议行使，岂能在国民会议之外谈国家主权？既然承认国家的要件是土地、人民、主权，又怎么可能得出“党即国家”的结论，岂非矛盾？更令他吃惊的是，程明明说民主国家主权寄予全民，“则以主权论，全民者国家也，国民党不过全民中一小小分子，乌得谬居其名”。说白了，不过是国民党专政。国民党专政，与苏俄的无产阶级专政，正是它们的相同之处。当事人陈独秀倡言推翻国民党，并非危害民国，充其量只是布达未来的政治理想，无背于近世立宪国的通则。

     章游学英国，曾受教于著名宪法学家戴雪，程更是英国教育背景。两人在笔战时都搬出西方法理，列举英、美等国的例证。只是程站在国民党的立场，为国民党政权的合法性辩护。

    5月7日，程沧波又在《中央日报》发表《再论今日中国之国家与政府——答章士钊》，对章的反驳一一进行辩驳，没有说出多少新意，无非一再重申国民党就是国家，还声称这是“民意”所赋予的。章士钊没有再作回应。国民党当局因此大为得意，程沧波也因此在国民党内文名大盛，陈布雷在杭州连夜写信给他，说自己“为之喜而不寐”。连蒋介石身边的大红人、南昌行营秘书长杨永泰也专门自南昌给他发来贺电。

当年5月1日胡政之创办的《国闻周报》第10卷第17期发表了一篇详尽的《陈独秀案开审记》。陈独秀本人的辩诉状当时也有一种14页的单行本流传，后面还有“独秀”的签名。亚东图书馆当年出版的《陈案书状汇录》，共102页，收入了起诉书、判决书、陈独秀的自辩词、章士钊的辩护词、程沧波对他们辩词的反驳、章士钊回应程沧波的文章等。此书汪原放经手付排、付印，他记得印了一千册，有些大学的法学专业马上将此书作为参考书。这些都为历史留下了忠实的记录。

傅国涌

[按：此文写于2003年春天，今天翻出来，世道如旧。再贴一次.]

   “人生的大病根在于不肯睁开眼睛来看世间的真实现状。明明是男盗女娼的社会，我们偏说是圣贤礼仪之邦；明明是赃官污吏的政治，我们偏要歌功颂德；明明是不可救药的大病，我们偏说一点病都没有！却不知道：若要病好，须先认有病；若要政治好，须先认现今的政治实在不好；若要改良社会，须先知道现今的社会实在是男盗女娼的社会。”（《胡适文集·2》，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476页）这段话发表于八十六年前，简直就像是特地为今天而写的。

1918年6月，《新青年》推出一期“易卜生专号”，胡适也写下了《易卜生主义》的长文，这位一生主张“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的学者要为“男盗女娼的社会”引进一种陌生的“主义”。“易卜生主义”说白了就是“健全的个人主义”，是面对社会种种腐败、龌龊的情形 “肯说老实话”，“要个人有自由选择之权，还要个人对于自己所行所为都负责任。”从而造就“独立的人格”。这是“真的个人主义”，是建立在“独立思想”和“个人对于自己思想信仰的结果要负全部责任”的基础之上。

这样的“个人主义”不仅“五四”时代需要，我们今天更加需要。一个“男盗女娼的社会”缺少的就是“真的个人主义”，所以张艺谋会以歌颂暴君为荣、为乐，杨澜会理直气壮地为假文凭辩护，余秋雨会拿起法律的武器与批评者对簿公堂……，也难怪最近公布的十届政协名单上，张、杨等都会榜上有名，面对这样的恩赐，无论是“国际大导演”还是花枝招展的大明星除了感恩戴德、三呼万岁，还能有什么？这一切或许都算不了什么，没有“健全的个人主义”，什么样不可一世的“英雄”、沽名钓誉的“名流”都只能拜倒在无限权力的脚下，依附权力、巴结权力、利用权力，以捞取最大的名声和利益，这是必然的选择。就算是那些对历史和现实有着清醒认识的知识分子，由于内心深处缺乏“健全的个人主义”底蕴，缺乏独立人格的支撑，也常常摇摆不定，并很容易滑向依附权力的千年老路上去。只要“男盗女娼的社会”没有变，无论是胡适下的判断，还是他开的药方都不会过时。

刚看到一条消息，两天前哈维尔（Vaclav Havel）结束了十三年的总统生涯，将重操旧业，回到阅读和写作的生活中。记得多年前瓦文萨在竞选连任失败后，也曾回到造船厂干老本行，当他熟悉的电工。在一个自由社会，一个人无论名声如何显赫，或者贵为总统，进与退都是那么寻常。哈维尔告别政坛后的选择，一如他当年提出“生活在真实中”，都足以令一个没有“易卜生主义”的民族感到震撼、感到羞愧。

重温胡适引进的“易卜生主义”，首先就是讲真话，不能把脓包当花蕾，把病态当发福，讳疾忌医，自己不说真话，也不准别人说真话，把人民当敌人，见批评就是造反，哪怕沉默也是腹诽，只想弄得泱泱大国只用新闻联播一家嘴巴说话，只有一颗脑袋思考，培养奴才，放纵浪才，扼杀人才，把任何独立思考、独立人格的因子都掐死在摇篮中，“男盗女娼的社会”才得以永葆青春。易卜生“肯说老实话”，“他并不是爱说社会的坏处，他只是不得不说。”他知道“因为我们对于社会社会的罪恶，都脱不了干系的。”健全的社会需要“健全的个人主义”，只有它才能支撑文明人类，无论面对强权压迫，还是面对荣誉、鲜花，都能努力活得像一个人。而没有独立思考，没有个人对自己思想信仰的结果负责任，只能以权力的是非为是非，以世俗的好恶为好恶，那只能离人越来越远。

“男盗女娼的社会”最大的罪恶，就是让人活得不像人，最多也是让你活得像余秋雨、张艺谋们，俨然是宫廷学者、御用导演，虽然皇恩浩荡，三千宠爱集于一身，有享不尽的荣华富贵，只是少了一根脊梁骨，终究摆脱不了奴才的命运。无限风光都在一个“奴”字，看不到一点人气。回望遥远的“五四”，灯火已熄，余烟未绝，我们今天重温“易卜生主义”，就是要重新点燃那盏灯。  

                                   03/2/5晚

傅国涌

宋教仁是20世纪政治史上一颗最耀眼的流星，作为同盟会的要角，中部同盟总会的核心人物，国民党的实际领袖，在辛亥革命前后发挥了巨大的作用。从1911年秋天到1913年3月他被暗杀，这短短的一年多时间里，他如流星一般划过了中国的夜空。

一、

    武昌起义发生前，居正曾到上海请宋教仁等前去主持，最终没有成行，导致革命后从床底下拉出黎元洪当领袖。对此宋教仁是后悔莫及，他之所以极力主张责任内阁制就是为了保障民国的大权不落在旧官僚、旧军阀的手里，他曾对胡汉民说：“改总统制为内阁制，则总统政治上权力至微，虽有野心者亦不得不就范，无须以各省监制之。”

    但他主张实行责任内阁制，不仅和孙中山有分歧，当时也没有多少人赞同。民国成立之前他真正显露出政治才干，主要还是在南京的斡旋活动。1911年12月攻克南京前夕，江浙联军内部就矛盾重重。宋教仁奔赴镇江去见林述庆、柏文蔚，就是调和联军。南京城下后，在林述庆、徐绍桢、程德全等之间，都督问题不能解决，他又一次到南京调停，奔走于林、徐之间。林愤然说：“革命党本非争官而来，必欲争，则请稍五分钟，余即可解决矣。”宋教仁说：“毋出此，请君让之。”林答应立即出兵渡江，准备北伐。这就是所谓“金陵夺印”。

    但不久（12月17日），南京的江浙联军军官聚众闹事，迫使各省代表会将原来选举的结果（黄兴为大元帅，黎元洪为副元帅）倒置，重选黎元洪为元帅。南京革命派中拥护黄兴的人，要逮捕闹事军官、惩办改选代表。南京，又处于革命军内部火并的前夜。也是亏得能干的宋教仁从中斡旋，才避免了发生武力冲突，使南京的政局得以维持。

    宋教仁所在的湖南同乡的龙公馆，一时成了南京的一个枢纽机关。内部有意见，从这里交换。外来的消息，也从这里探听。

   章太炎那时就发表宣言说“总理莫宜于宋教仁”，孙中山长于议论，是元老之才。建置内阁只有宋教仁最适合当宰辅，他“智略有余，而小心谨慎，能知政事大体”（1920年他为宋教仁的日记作序还说他有宰相之望）。他的评论固然不乏灼见，舆论却认为宋教仁想自己当总理，所以才主张内阁制。结果孙中山提名他为内务总长也遭到临时参议院的反对。这一时期宋教仁是受到内外打击的。

二、

   南京临时政府成立那天，还发生了一个小插曲，使宋教仁竟然未能参加孙中山的就职大典。他和前来约他一起参与大典的居正等人，刚要出门就被女子北伐队长林宗雪带的一群女兵挡住，林按剑说：“我们来此不要怕，只是要求女子参政权，必须宋先生答应。”宋说：“大总统今天就职，你们不去排班护卫，已经失礼，向我要求，更是无理取闹。”好不容易说得他们一哄而散，就职典礼也结束了。

    宋教仁只是担任了短期的法制院长，随后就作为迎袁专使之一进京，袁指使曹锟的部下发动兵变，他虽然看出这是阴谋，却对由黄兴领兵北上表示异议，他说统兵北上，不是儿戏，如果出兵，必然引起战争。话没说完，马君武就大声指斥他为袁世凯做说客，出卖南京。照着他脸上就是一拳，宋左眼受伤流血，在医院住了几天才愈。孙中山当场喝止马君武赔礼。经黄兴、胡汉民等劝阻、解释，马君武承认了错误。

孙中山让位以后，宋教仁在袁世凯的第一届内阁里出任农林总长，在政坛上崭露头角。袁世凯称他“天资才调，超越齐辈”，在唐绍仪内阁里他是最有政治才华的人，还替内阁起草了大政方针的草案，来不及讨论，这个脆弱的混合内阁就垮了。他与蔡元培等同盟会阁员当面向袁世凯辞职，袁用极为诚恳、严肃的口吻说“我代表四万万人民挽留总长”（蔡元培回敬他：“元培亦对于四万万人之代表而辞职”）。

从此，宋教仁对混合内阁、超然内阁有了深刻的认识，更加坚定了对政党内阁的信念。在袁世凯当上民国总统以后，有些革命党人腐化蜕变了（如刘揆一），有些悲观绝望，如邹永成写了一首绝命诗以后就投黄浦江自尽了，诗中有“不谅猿猴筋斗出，共和成梦我归天”这样的句子。孙中山看到当时的情况，已经退出政治，主张把政权完全让给袁世凯，专心去做社会工作，准备修铁路二十万里。宋教仁却执着地想通过政党内阁来限制袁世凯所代表的旧势力，实现真正的共和民主。所以他早就赞成张謇向孙中山提出的解散同盟会的建议，他主张把革命党变为政党，有过选择同盟会中的稳健分子另外组党的打算。

他在辞去农林总长后对袁世凯拉一些同盟会员入阁就极为不满，称之为“逼奸政策”，还派魏辰组去见袁世凯，表示反对。所以即便叫他当总理，他也不做。他已经明确他的政治目标首先是要造党，然后通过议会选举，掌握多数席位，进而组成政党内阁，这样才有国民党的出现。

三、

    孙中山与宋教仁都强调要建设民国，但孙中山所说的建设是社会、经济建设，宋教仁所说的是政治建设，这一点他们是不同的。1912年7月21日，在有800多人参加的同盟会夏季大会上，宋教仁以202票当选为总务部主任干事，开始负起实际上领导同盟会本部工作的重任。他认为政局不定，必须建立大政党，实行政党内阁，才足以稳定政局，推行政策，就一心致力于造党。在征得孙中山、黄兴的同意后，他着手和统一共和党等政党联合，组织国民党。

    宋教仁之所以能让孙中山都曲从，是因为当时他在党内的群众支持。在党内最有发言权的莫过于那些代表本党出席议会的议员们，在众多的议员中，必须有其中的有力人物和宋教仁密切合作，才能成功，这个人就是张耀曾，他是同盟会议院党团总干事兼评议部长。国民党成立，他是总干事兼政务研究会主任，是这次组党的关键人物。

但这次改组同盟会内部的争论很大，1912年8月25日同时在北京、上海两地举行改组成立大会，其中上海的会就以当场争吵一哄而散。北京的会在湖广会馆的大剧场召开，能容纳一千多人的会场都非常拥挤。据曾经目睹其事的梁漱溟回忆，当宣读党章要通过时，因为规定不收女党员，所以女同志唐群英、沈佩真等起来质问、辱骂，甚至直奔台上向宋教仁寻殴。台下也有多人鼓噪。虽然有不少维持大局的人尽力劝阻，形势还是岌岌可及。幸得刚刚抵达北京的孙中山临场讲话，才使秩序得到控制（孙8月24日到京，梁漱溟说黄兴也在场，而且是“先到先讲”显然是记错了，黄9月5日才到北京），孙讲话将完，左右（张继等人）就请他继续讲，不要他停，拖了数小时。等把选票收齐，已经天黑。整整一天没有休息、吃饭。尤其是盛夏季节，孙中山还穿着大礼服，满面流汗。但国民党总算组成了。这是当时的第一大党，为此后国会选举奠定了基础，也为宋教仁的死埋下了种子。

国民党是由同盟会联合统一共和党、国民公党、国民共进会、共和实进会组成的，宋教仁是这次组党的原动力，没有他敏捷的政治手腕就不可能有这种政党的大化合。国民党以“巩固共和，实行平民政治”为宗旨，纲领中放弃了同盟会的“男女平权”的主张，把“力谋国际平等”变成了“维持国际和平”，党纲中和共和党不同的是“发展地方自治”、“注重民生政策”这两项，和同盟会时代相比要温和得多。这是为了争取选民、赢得大选所作出的选择，也是为了造成宪政国家第一大党所做的改组。所以曾遭到激烈的反对。

民初的中国（1912年前后）政党林立，起码有300个以上形形色色的政治团体，五花八门，令人目不暇接。但真正在政治上有影响的无非是国民党、共和党、统一党、民主党这几个，其他的都不过昙花一现。宋教仁就是想造成两大党对峙的宪政格局，所以国民党成立时有“一国政党之兴，只宜二大对立，不宜小群分立”的宣言，进步党也有“故一党在朝，发展其政见，必有一党在野批评其得失，研究其利害，监督之以使政府不敢为恶”的说法。两党制的格局似乎也已经初步形成。但问题的要害是他们都忽略了袁世凯这一因素，袁和他所代表的专制力量是不愿意让中国出现这样的局面的。所以在袁世凯手里握着枪杆子的前提下，谈论什么多党制、两党制太奢侈了。宋教仁悲剧的根源在这里，中国20世纪以来的悲剧的根子也总是在这里。袁世凯死了，还有段世凯、蒋世凯......等等，只要他们拿着枪，握着权，谈什么宪政民主，什么议会政治，统统都成了痴人说梦。

然而，并不因此就能把先辈们的理想一概否定了。在20世纪末我们再次回顾历史的时候，还是不得不承认他们当年所追求的宪政目标的价值，他们的热情、他们的鲜血是不能亵渎的。

国民党成立后，马上作出详细计划：1、派人到各省成立支部；2、组织选举；3、取得国会、省、县议会的压倒多数，坚持议会民主制；及早组织强有力的、名副其实的政党责任内阁，预定宋教仁为内阁总理。

      四、

1912年冬天和1913年春天之间举行的这次议会选举是有相当局限性的，对选举资格作了具体的限制，规定有民国国籍具备下列四项条件的人才能参加选举：1、当年纳直接税二元以上；2、有价值五百元以上的不动产；3、小学校以上毕业；4、相当于小学校以上毕业。这几项条件主要是从财产状况、教育程度方面作了限制，西方国家在民主化的进程中也都有过各种各样的选举权限制（英国从大宪章到实现普选经历了240年；美国开国初期颁布的宪法，也只有拥有一定财产和纳税能力的白人男子才有选举权，实现普选是在178年后），所以尽管只有10%的人参加了投票，民国初的这次选举还是中国第一次有实质意义的直接、公开的选举，也是唯一一次由选民自己投票选出国会两院的议员。

由于国民党挟辛亥革命的余威，又合并了其他政党，加上国民党成立后立即制定了详细计划，以取得竞选胜利为首要目标，在本部专门设有选举科，积极筹备选举，所以选举的结果是国民党大获全胜。     

根据上表统计，在众议院的596席中，国民党占了360多席，除去跨党的不计，还有269席；参议院274个议席，即使不算跨党的，国民党也得了123席。国民党在参、众两院所得的议席大大超过了其他三党的总和，可以说已取得压倒多数。比如在宋教仁的家乡湖南，从国会、省、县议会，国民党的候选人都以90%以上的比例当选，宋教仁1913年初在湖南参加竞选（约法规定，组阁的应该是国会议员），湖南省议会选他为参议员，众望所归，一声喊就把他选出来了。他拼命造党，与袁世凯、与其他政党在宪政轨道上竞争的第一步可以说实现了，但也就只能到此为止。国民党的胜利敲响了宋教仁死亡的丧钟。宋教仁还沉浸在胜利的喜悦里，要“竞上最高峰”、“我欲挽强弓”。要根据约法组织政党内阁，把国家引上民主政治的正轨。

五、

    胜利在望的时刻，宋教仁在湖南和当地的国民党人商讨过组阁计划，邀请谭组安担任内政部长，仍兼湖南都督。想利用他和袁世凯的世谊（他父亲和袁的叔祖父袁甲三是拜把兄弟），在未来的府、院之间起协调作用。他曾把这些组阁的计划电告北京的国民党总部。袁世凯的密探也得到了这一消息。

此后，他沿江东下，从长沙到武汉，再到安徽、上海、杭州、南京等地，一路上发表演讲，阐述政党内阁的主张，猛烈抨击现政府在内政外交上的失败，他的言论风采，轰动一时，也使整个近代史仿佛有了些生气。

他在上海时，各地的议员云集，准备北上参加正式国会。制定宪法，选举总统，由取得国会压倒多数的国民党组织责任内阁，开启中国民主政治的航船，这已经没有什么可以怀疑了。他的理想——“进而在朝，可以组成一党的责任内阁；退而在野，也可以严密地监督政府”即将成为现实。他不知道自己成了袁心目中的“梁山匪魁”，更没想到他的生命已接近终点，中国短暂的宪政尝试即将寿终正寝。1913年3月20日，上海闸北火车站一声枪响，中国伟大的宪政民主实践者宋教仁倒在血泊之中，两天以后他32岁的心脏停止了跳动。

和宋教仁有交情的革命学问家章太炎说他有宰相之望，“惜其才高而度量不能尽副，以遇横祸”。这是书生之见，宋教仁的死和“度量”没有任何关系，既然他要走宪政民主这条路，已经掌握政权的袁世凯不容许这样的事实发生，那么他就只有被杀戮。消灭政敌的肉体生命是人类政治史上常见的丑恶现象，从来就是人类的耻辱。如果说“度量”，那是袁世凯没有度量，而不是宋教仁。

在中国这块还没有经历过近代意义的思想启蒙的古老土地上，人民根本不知道民主、自由、共和、人权为何物。连陈其美、陈炯明这样的革命党人掌了权以后，也只知道用暴力来铲除异己，镇压不同的声音。什么宪法、什么人权、什么宽容离我们这个民族真是太遥远了。 在宋教仁遭暗杀之前，陈其美就用相同的方式结束了革命家陶成章的生命，执行暗杀的人后来成了民国的大总统，没有比这些血的事实更加惨痛的一幕幕了。我们为什么只谴责袁世凯不守规则、践踏人权？陈其美呢？陈炯明呢？——他早在民国元年就在广州对新闻记者大开杀戒了，比张作霖、张宗昌们要早得多。

所以，旧军阀、旧官僚如袁世凯等固然是缺乏民主、人权思想，革命党人如陈其美、陈炯明们也未必有什么民主、人权的信念，这才是中国的现实，是20世纪那些血写的历史告诉我的事实。孙中山、黄兴一让总统、一辞留守，蔡锷为四万万国民争人格，宋教仁追求宪政理想，不惜以身相殉……这些都是百年沧桑里的异数。我们看到更多的是刘揆一、是胡瑛、是唐继尧、是蒋介石……他们才是中国的常数。

重温历史就是为了避免同样的悲剧一再重演，一个不会总结教训的民族注定要被历史的潮流仍到北冰洋去。走近宋教仁，我们从殷红的血迹中并没有看见什么微茫的希望，我们看见的只是袁世凯美丽而残酷的微笑，看见孙中山冲冠的怒发，听见黄兴痛苦的号啕，......俱往矣，一切轰轰烈烈、大喜大悲都已被万紫千红的世纪末的春天所淹没。

                                            傅国涌

1912年11月，梁启超终于结束长达15年的流亡生涯，返回祖国。作为蜚声海内外的“言论界的骄子”，他受到了各界空前热烈的欢迎。他在《鄙人对于言论界之过去与将来》的演讲中说：“鄙人二十年来，固以报馆为生涯，且自今以往，尤愿终身不离报馆之生涯者也。”

的确，从他1895年第一次办报到1929年逝世的35年间，中国历史上发生的许多重大事件，几乎都与他和他所办的报刊有直接、间接的关系，他开创了百年言论史上极为重要的“梁启超时代”。

“以言报国”

 1895年8月17日，年轻的梁启超追随老师康有为在北京一起办起了《万国公报》（后改名《中外纪闻》）。多年后，他在北京报界欢迎会上演说时说，“日出一张”，“只有论说一篇，别无记事”，每册连封面10页，约4500字，梁启超“日日执笔为一数百字之短文”[1]，随宫门钞免费赠阅，还要给人送酬金。这是梁启超第一次参与办报，是他所说的“沿门丐阅时代”。

1896年1月20日，强学会被封，《中外纪闻》与《强学报》一起随即被迫停刊，一共只存在了5个多月。同年8月9日，《时务报》在上海创刊，汪康年为经理，梁启超为总撰述，他前后主持笔政一年多。《时务报》为旬刊，10天一期，每期20页，约3万字。“每期报中论说四千余言，归其撰述；东西文各报二万余言，归其润色；一切奏牍告白等项，归其编排；全本报章，归其复校。......经启超自撰及删改者几万字，其余亦字字经目经心。”[2]《时务报》一纸风行，不胫而走，发行量最高时达1.7万份，创下了当时报刊发行量的最高记录，“为中国有报以来所未有，举国趋之，如饮狂泉”。

《时务报》共出了69期，据统计，《论说》栏发表政论112篇、《时务报馆文编》栏发表文章21篇，共133篇，其中梁启超一个人就写了60篇，年仅24岁的他以那支“笔锋常带感情”、“别有一种魔力”的笔，写下了《变法通议》、《论中国积弱由于防弊》、《论君政民政相嬗之理》等政论。《变法通议》全文7万字，连载21期，热情地喊出了“变亦变，不变亦变”的时代最强音，提出了“变法之本，在育人才；人才之兴，在开学校；学校之立，在废科举；而一切要其大成，在变官制”的具体措施。这些“务求平易畅达”的议论，使海内耳目为之一新，舆论为之大振。《时务报》因梁启超而风靡全国，梁启超因《时务报》而名动一时，“自通都大邑，下至僻壤穷陬，无不知有新会梁氏者”。他在《时务报》第一期发表的《论报馆有益于国事》一文，首次把报纸比做耳目、喉舌，具有“去塞求通”的功能，有了报纸，“待以岁月，风气渐开，百废渐举，国体渐立，人才渐出，十年以后而报馆之规模亦可以渐备矣”。[3] 这段时期，他还参与创办了澳门《知新报》，遥领撰述之职。

1897年10月，梁启超离开《时务报》到湖南时务学堂任总教习，同时积极支持《湘学报》和《湘报》，为两报写稿。这些报刊形成了一股有力的维新变法思潮，对于推动戊戌变法产生了不可估量的影响。这是梁启超报业生涯的第一个阶段，是他“以言报国”理想的最初尝试。

1898年9月，戊戌变法失败，梁启超流亡日本。不到3个月（12月27日），在冯镜如等华侨的支持下，他在横滨创办了《清议报》旬刊，每期40页，比《时务报》篇幅增加一倍，以“主持清议、开发民智”为宗旨，“为国民之耳目，作维新之喉舌”，批评政府，介绍新知。梁启超连续发表《爱国论》、《自由书》、《国民十大元气论》及《少年中国说》等文，首次提出“国民”概念，认为中国几千年来只知有“国家”，不知有“国民”，“国者积民而成，舍民之外，则无有国”。并开创了短评、时评等体裁，至今流行的“记者”、“党报”、“机关报”等新闻专用名词都是他在《清议报》最先创用的。其时百日维新刚刚遭到血腥镇压，梁启超流亡海外，惊魂未定，心中的痛恨可想而知。梁启超自称“明目张胆以攻击政府，彼时最烈矣”。清廷虽然严禁《清议报》入口，但还是有一部分被秘密偷运回国发行，到第十三期，发行量就达到4000多份，还发行到世界各地。

1901年12月21日，《清议报》满100期，他发表长文概括《清议报》四大特色：倡民权、衍哲理、明朝局、励国耻，“此四者，实惟我《清议报》之脉络之神髓。一言以蔽之：曰广民智振民气而已”。不料第二天的一场大火烧毁了报馆，出版了整三年的《清议报》因而停刊。由于其他活动，梁启超实际主持《清议报》只有一年半（1900年4月，他在檀香山办《新中国报》，任主笔，8月离开），但他在《清议报》发表过30多篇政论、几部专著和大量诗文。郭沫若回忆：“《清议报》很容易看懂，虽然言论很浅薄，但他却表现得很有一种新的气象。”

“梁启超时代”

《清议报》停刊不到一个半月，1902年2月8日，梁启超又在横滨办起了综合性半月刊《新民丛报》，六股中他个人居其二。创刊号宣布三条办报宗旨：一、“本报取《大学》‘新民’之义，以为欲维新吾国，当先维新吾民。中国所以不振，由于国民公德缺乏，智慧不开，故本报专对此病而药治之。务采合中西道德以为德育之方针，广罗政学理论以为智育之本原”；二、“本报以教育为主脑，以政论为附从。......惟所论务在养吾人国家思想，故于目前政府一二事之得失，不暇沾沾词费也”；三、“持论务极公平，不偏于一党派；不为灌夫骂座之语，以破坏中国者，咎非专在一人也；不为危险激烈之言，以导中国进步当以渐也”。《新民丛报》从政治经济、历史地理到宗教学术、小说文苑无所不包，东南西北、古今中外无所不谈。这是梁启超一生中办得最成功的一个刊物。内容之丰富、议论之深刻、编辑之认真、印刷之精美都是“中国报界前此所未有”。他自述：“别办《新民丛报》，稍从灌输常识入手，而受社会之欢迎，乃出意外。”[4]《新民丛报》历时五年半，是梁启超一生创办的报刊中时间最长、影响最大的。

黄遵宪评价他的言论“惊心动魄，一字千金，人人笔下所无，却为人人意中所有，虽铁石人亦应感动。从古至今，文字之力之大，无过于此者矣”。他的文章受到读者的广泛欢迎，启迪、影响了一代乃至几代人，被誉为“言论界的骄子”。《新民丛报》最初发行2 000份，不到一年即增至9 000份，以后经常发行1万份左右，最高发行量达1.4万份，仅创刊号就加印了四次，在国内外设立了97个销售处，可谓盛极一时。

1902年，梁启超发表《敬告我同业诸君》，提出报馆“两大天职”说——“一曰，对于政府而为其监督者；二曰，对于国民而为其向导者是也。”关于监督政府，他说：

1．政府为什么需要监督？“政府者，受公众委托而办理团体之事业者也。非授予全权，则事固不可得举；然权力既如此重且大，苟复无所以限制之，则虽有圣智，其不免于滥用其权，情之常也。”所以需要监督。

2．谁来监督？“此种监督权谁操之？曰：舆论操之。舆论无形，而发挥之代表之者，莫若报馆。虽谓报馆为人道之总监督可也。”“若立法、司法两权之独立，政党之对峙，皆其监督之最有效者也。犹虑其力之薄弱也，于是必以舆论为之后援。西人恒有言曰，‘言论自由，出版自由，为一切自由之保障’，......而报馆者即据言论、出版两自由以实行监督政府之天职者也。”

3．报纸为什么能监督政府？“报馆者，非政府之臣属，而与政府立于平等之地位者也。不宁惟是，政府受国民之委托，是国民之雇佣也；而报馆则代表国民发公意以为公言者也。”

4．报纸怎样监督政府？“当如父兄之视子弟，其不解事也，则教导之；其有过失也，则扑责之，......教导与扑责同时并行，而一皆以诚心出之。”这是监督的态度。“宜务其大者远者，勿务其小者近者。......当监政府之大方针，而不必摭献替于小节一二事。”这是监督的方法。

关于国民向导，他认为国民“最乏普通知识”，“公德缺乏，智慧不开”，所以需要普及德育、智育。向导国民无非三个途径：学校、报纸、著书。“学校者，筑知识之基础，养具体之人物者也。报馆者，作世界之动力，养普通之人物者也。著书者，规久远、明全义者也。”报纸是“政本之本，而教师之师也”，可以“鉴既往，示将来，导国民以进化之途径”，客观报道“政府、人民所演之近事，本国、外国所发之现象”，“比近事，察现象，而思所以抽绎之、发明之，以利国民，报之以主观也。”这是指报刊评论，评论虽然主观，但它是公开的，哪怕偏激，必然有其他人提出相对的看法，又会有人折衷，“互相倚，互相纠，互相折衷，而真理必出焉。”

一百多年前，这些新闻观念何止是石破天惊，与他最初提出的报纸“喉舌”、“耳目”论相比，“两大天职”论是个质的飞跃，是梁启超报业思想成熟的标志。监督政府、向导国民，提倡客观报道、注重新闻评论，这些思想和他的办报实践一起，把中国报业提升到了一个新的高度，他成为王韬之后，中国报纸“文人论政”的一个代表人物，开创了百年言论史上光彩夺目的“梁启超时代”。

从1899到1907年，达尔文的进化论、卢梭的天赋人权说、孟德斯鸠的政治法律学说，在梁启超的灵魂深处扎了根。这是他政治思想的高峰期，也是他报业生涯的黄金时代。他在《清议报》批评清廷的腐败、黑暗，在《新民丛报》大力传播民主、自由、平等、民权、共和等观念，大量介绍西方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知识，以“中国之新民”笔名发表了《新民说》等脍炙人口的著作，以他清新的文笔、振聋发聩的言论开一代风气，影响了一个时代，倾倒了无数青年，在当时和以后相当长的一个时期产生了巨大、深远的影响。

同一时期，他还创办了我国最早刊载新体小说的《新小说》月刊，提出了小说与社会关系的著名观点，发表了他自己用对话体写的《新中国未来记》、吴趼人著名的谴责小说《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等。到1905年10月，出了10期以后停刊。

1903年2月，梁启超到美国、加拿大游历、考察，12月回到日本，深感中国国民素质低下，不够共和国公民资格，实行共和“稽之历史，乃将不得幸福而得乱亡；征诸理论，乃将不得自由而得专制”。从此，他不再倡言种族革命，专言政治革命，一度曾竭力鼓吹“开明专制”。围绕这些问题，从1905年开始，他在《新民丛报》与《民报》展开了一场历时近两年的大论战。

1907年2月，徐勤向康有为报告：“东京自去年《新民丛报》与《民报》剧战，大获全胜。留学界中言论大变后，《中国新报》（杨度所主持）、《大同报》（满人所主持）、《牖报》（山西人李君主持）、《云南》杂志诸报，皆与《新民丛报》表同情，故革命党之势顿衰，孙文又被逐，《民报》记者又不和，政闻社遂乘时而起。”[5]但是，梁启超在《新民丛报》92期发表的《论中国现在之党派及将来之政党》中则远没有这么乐观[6]。

1907年8月，被誉为“丛报界之魁首”的《新民丛报》停刊，但其影响并没有随着它的停刊而消失，它直接或间接地影响了几代人。与梁启超同时代的黄遵宪评价他的学说政论“所向无前”，“震惊一世”，“力可谓雄，效可谓速”。梁的学生吴其昌将他的文章与同时代的谭嗣同、章太炎、严复等进行了比较之后说：“以饱带感情之笔，写流利畅达之文，洋洋万言，雅俗共赏。读时则摄魂忘疲，读竟或怒发冲冠，或热泪湿纸，此非阿谀，惟有梁启超之文如此耳！......任公诚为舆论之骄子，天纵之文豪也。”我以为并不过分。他独创的“新民文体”和他的文章本身，无论当时还是身后都产生了巨大影响，《新民说》、《少年中国说》那一泻千里、汪洋恣肆的文字，不知倾倒了多少中国少年，激励他们去建设少年中国。胡适、鲁迅、毛泽东、郭沫若、王芸生、邹韬奋……，20世纪历史上许多绕不过去的人物都曾吮吸过他的乳汁。毛泽东说自己上小学时把《新民丛报》“读了又读，直到差不多背得出来”。邹韬奋说在南洋公学时把《新民丛报》“几本几本的借出来看，简直看入了迷”，“新民文体”的极大感染力使他产生了“要做一个新闻记者的动机”。郭沫若在《少年时代》中说：“当时有产阶级的子弟，无论是赞成还是反对，可以说没有一个没有受过他的思想或文字的洗礼。”王芸生说：“我读《新民丛报》，正在十年以后，也在这份报的合订本中得到不少的知识”，“很受他的文章的启迪”。[7] 1923年10月9日，胡适在给高一涵、陶孟和的信中说：“二十五年来，只有三个杂志可代表三个时代，可以说是创造了三个新时代：一是《时务报》；一是《新民丛报》；一是《新青年》。而《民报》与《甲寅》还算不上。”其中两个杂志是梁启超主笔的。

从1896年执《时务报》笔政到1907年《新民丛报》停刊的十年间，梁启超在多方面深刻地影响了中国报业，他引进、提出了“监督政府”、“向导国民”及“报馆之天职，则取万国之新思想以贡于其同胞者也”等新思想、新观点，甚至连后来报刊常用的“公德”、“国家思想”、“权利思想”、“自治”、“自由”、“自尊”、“合群”、“进步”、“义务思想”、“私德”、“民智”等大量普通名词也都是并不精通外语的他一手贡献给本民族的。

“文明之母”

梁启超在《清议报一百册祝辞》中说：“思想自由、言论自由、出版自由，此三大自由者，实惟一切文明之母，而近世世界种种现象皆其子孙也。而报馆者实荟萃全国人之思想言论，……故报馆者，能纳一切，能吐一切，能生一切，能灭一切。西谚云：‘报馆者国家之耳目也、喉舌也，人群之镜也，文坛之王也，将来之灯也，现在之粮也。’伟哉，报馆之势力！重哉，报馆之责任！”[8]

他认为中国近代报业发展迟缓固然有种种原因，但最主要的就是缺乏思想、言论、出版三大自由。所以，他一直致力于争取“三大自由”，并为之耗尽了心血。《新民丛报》之后不过三个月（1907年11月），他即创办《政论》杂志，以“实行国会制度，建设责任政府”为奋斗目标，第一期在东京出版，接着随政闻社迁到上海。1908年3月，政闻社被查禁，《政论》停刊，共出了7期。

1910年2月20日，梁启超在上海创办《国风报》旬刊，每期100多页，“以忠告政府，指导国民，灌输世界之常识，造成健全之舆论为宗旨”。“专从各种政治问题，为具体之研究讨论，思灌输国民以政治常识”，发表了大量介绍国会、宪法、内阁、官制、财政、实业、外交、地方自治等问题的文章，实际上提供了一整套建立宪政国家的方案。1910年冬天，清廷假立宪的面目暴露后，他“无日不与政府宣战”，对当时如火如荼的立宪运动产生了深刻影响。《国风报》半数以上稿件出自他的手笔（笔名“沧江”），每期稿件都是他在日本编定，寄到上海印刷发行的。这是他在辛亥革命前办的最后一个刊物，共出版53期，到1911年10月停刊时，武昌起义的风暴已迫在眉睫。

1904年，梁启超曾化名潜回上海，与狄楚青等具体筹划创办《时报》，名称、发刊词和体例都是他撰定的，初期一些论说也由他从日本寄回。《时报》是当时比较成功的大型日报，大胆革新报纸版式，我国报纸确立每日一大张、分四版的版式就是由《时报》开始的，并逐渐被读者所接受，被各报所仿效，最终在新闻界确立，报纸、杂志才完全分了家。虽然《时报》筹备期间，康有为一次拨给开办费7万元，到1908年累计拨款20万元，约占当时保皇会所得捐款1/8，但《时报》始终坚持了非党派的办报方针。

1910年7月，梁启超的门生、密友徐佛苏在北京创办《国民公报》，梁积极帮助制定方针、筹款、撰稿，“于开办数月之内，每三四日平均寄文一篇，畅论国民应急谋政治革命之理由”，并长期保持密切的关系。

1912年12月，梁启超回国不久，即在天津创办以政论为主的《庸言》半月刊，他自称“对于国内各团体尚无深切关系”，该刊是“独立发表意见”，既批评袁世凯政府，也批评国民党，以超党派自居，借在野之身“以言论转移国民心理”。由于他的声望，《庸言》一创刊就发行万份，风行一时，发行量最高达1.5万份。他在辛亥革命以后最早提出“言论独立”的主张：“无论经济若何困难，终不肯与势力家发生一文钱之关系。”这些对以后的报纸都产生了很大影响。

1915年1月，中华书局创办《大中华》杂志，聘梁启超为总撰述。袁世凯称帝前夕，袁克定说：“得渠一言，贤于十万毛瑟也。”[9]不料，8月20日，梁启超在《大中华》发表著名的《异哉所谓国体问题者》一文，《申报》等大报予以转载，一时轰动全国。事先，袁世凯以20万元为条件，要他不发表这篇文章，遭到他的拒绝。

上海《时事新报》、北京《晨报》都与梁启超为主的“研究系”关系密切，在“五四”前后的中国具有相当大的影响，《晨报》副刊和《时事新报》的“学灯”副刊是当时享誉全国的著名副刊。1919年9月1日创刊的《解放与改造》杂志，目的是“想从学术思想上谋根本之改造，以为将来新中国的基础”，1920年梁启超从欧洲回国后，参与主编，并改名《改造》。他执笔写了发刊词，还发表过15篇有关政治、历史、文化的论文，直到1922年9月停刊。在这之后，梁启超再也没有办过报刊，他晚年的学术文章和其他诗文主要发表在《京报》、《晨报》、《申报》和《东方杂志》。

从1895年涉足报界，到1922年，梁启超的报业生涯长达27年，亲自创办或主编的报刊就有11种，积极支持和暗中指挥的有6种，这在中国报业史上是罕见的。

他对报刊的贡献是多方面的。他创造了独特的报刊“新文体”——被誉为“新民体”。他在《清代学术概观》一书中自述：“务为平易畅达，时杂以俚语、韵语及外国语法，纵笔所至，略不检速。学者竟效之，号‘新文体’；老辈则痛恨，诋为野狐。然其文条理明晰，笔锋常带感情，对于读者别有一种魔力。”

他开辟短评和时评，打破冗长、空洞的论说独占报刊评论版面的局面，创造出一事一议、短小精悍、开门见山的短评这一新型的报刊体裁。《新民丛报》专门设立了《国闻短评》专栏，各报纷纷仿效。他规划的《时报》也以时评见长。

他首创报刊杂文体，在《清议报》、《新民丛报》发表过不少犀利的杂文；他最早在《新民丛报》刊用铜版新闻照片；他将小说引进报刊，不仅在《清议报》、《新民丛报》设立小说栏目，而且创办《新小说》，发表《小说与群治之关系》等文，身体力行，大大提高了小说的地位。他为推动“文明之母”做出的这些努力将永远记在中国新闻史上。

1925年，这位当年的“舆论权威”为戈公振译的《新闻学撮要》作序，称新闻事业是高尚的事业，报纸的目的是服务公众，“惟其感化人民思想及道德之力至大无匹”，语重心长地勉励青年人进入报界之后，“勿因现状之未善而灰心于此界”。

为新闻界“立法”

1901年，梁启超在《清议报》发表《本馆第一百册祝辞并论报馆之责任及本馆之经历》的长篇新闻学论文，首揭衡量报刊“良否”的四条著名标准，实际上提出了他的四条办报准则：

“一曰宗旨定而高”，反对以牟利、媚权贵、悦市人为宗旨，主张“以国民最多数之公益为目的”。

“二曰思想新而正”，倡导新思想，以造成新空气、新国民。同时强调要从实际出发，“校本国之历史，察国民之原质，审今后之时势”。1903年，他去美国考察，曾得出共和不适合中国的结论；1919年，他去欧洲考察，又得出社会主义不适合中国的结论。

“三曰材料富而当”。强调报刊内容要丰富，编辑要得当，使读者能“阅一字得一字之益”。

“四曰报事确而速”。100年前，他就指出新闻要准确真实，报道要迅速及时，对报纸的真实性、时效性原则有了明确的认识，他说：“故各国之报馆，不徒重主笔也，也更重时事”。

他同时指出：“有一人之报，有一党之报，有一国之报，有世界之报。以一人或一公司之利益为目的者，一人之报也；以一党之利益为目的者，一党之报也；以国民之利益为目的者，一国之报也；以全世界人类之利益为目的者，世界之报也。中国昔虽有一人报，而无一党报、一国报、世界报。......若前之时务报、知新报者，殆脱一人报之范围，而进入于一党报之范围也。敢问清议报于此四者中，位置何等乎？曰在党报与国报之间。”[10]坦言《清议报》还够不上“一国之报”。

1904年6月12日，他在《时报》发刊词中指出：“若夫新闻事实之报道，世界舆论之趋向，内地国情之调查，政艺学理之发明，言论思想之介绍，茶余酒后之资料，凡全球文明国报馆所应尽之义务，不敢不勉，此则同人以言报国之微志也。”[11]

在《〈时报〉发刊例》中，他制定了报刊评论和新闻的写作准则。论说的准则有四条：以公为主（“本报论说，以公为主；不偏徇一党之意见。”“非好为模棱”，而是因为挟党见论国事，就会有失公允）、以要为主（必一国一群大问题）、以周为主（凡关于一国一群大问题，为国民所关注的），以适为主（适合“中国今日社会之程度”）。[12]

记事分别是以“博、速、确、直、正”为主，提出了新闻要广泛、及时，在社论外另设“简短隽利”的短评，以“忠实报闻，无所隐讳”、不登“风闻影响之事”、摒绝“攻讦他人阴私，或轻薄排挤，借端报复之言”等为准则。[13]这些在西方早已是常识，但对中国报界还是陌生的，所以有人说他的这些观点“无异于在替当时的新闻界立法”[14]。

他很早就留意研究舆论问题，认为报刊对健全舆论的形成负有很大责任。“舆论无形，而发挥之代表之者，莫若报馆。”1901年，他曾发表过《舆论之母与舆论之仆》一文。1910年，他在《国风报叙例》和《读十月三日上谕感言》两文中指出：舆论必须是多数人公开表达出来的意见，它的形成必须是“至当之事理而适合于时势者”，否则无论怎样鼓吹也形不成舆论。舆论是天地间最大的势力，一旦形成就有雷霆万钧的力量，梁启超称之为“社会制裁之力”。健全的舆论是多数人的意见，具有统一性、继续性，报纸是造成健全舆论最有力的机关。要造成一国健全的舆论，他认为要靠多数报纸都能守“五本”、修“八德”：

“五本”是指常识、真诚、直道、公心、节制，缺一不可。持论要从常识理性出发，不计私人利害，真诚为国家利益考虑，不畏强权，敢于直言不讳，不能在强暴面前噤若寒蝉，更不能“依草附木，变其主张以迎合之”。本着公心，不以自己的好恶判断是非，不“怀挟党派思想，而于党以外之言论举动，一切深文以排挤之”，也不能“自命为袒护国民，而于政府之所设施”一概反对；不是“拨之以感情”，而要“导之以真理”。也就是强调言论的独立性、客观性。

“八德”是他一贯提倡的“以导中国进步当以渐也”的体现，即忠告、向导、浸润、强聒（坚持不懈）、见大、主一（始终一贯）、旁通、下逮（内容要适合读者的知识水平）。

报人要恪守“五本”、“八德”， 自爱自重，导人先导己，“新民”理想的实现有赖于启蒙者的自我启蒙。

1921年12月10日，他在《时事新报》发表的《本报五千号纪念辞》中说：“吾侪从事报业者，其第一难关，则在经济之不易独立。......同人等殊不敢以清高自诩，但酷爱自由，习而成性，常觉得金钱之来，必自势力，无论受何方面金钱之补助，自然要受该方面势力之支配；即不全支配，最少亦受牵掣。吾侪确认现在之中国，势力即罪恶，任何方面势力之支配或牵掣，即与罪恶为邻。吾侪不能革涤社会罪恶，既以兹愧，何忍更假言论机关，为罪恶播种；吾侪为欲保持发言之绝对的自由，以与各方面罪恶的势力奋斗，于是乎吾侪相与自矢：无论经济若何困难，终不肯与势力家发生一文钱之关系。”他还说：“吾侪又确信报馆之天职，在指导社会矫正社会，而万不容玩弄社会、逢迎社会。”[15]

这些话是对他大半生“以言报国”的经验教训的总结，也是他对中国独立报纸的期待，是为新闻界“立法”。

他提出立言的宗旨是启迪民智，熏陶民德，发扬民力，最后养成共和法治国民的资格。1912年，他在结束流亡回国的欢迎会上说：“此则十八年来之初志，且将终身以之者也。” 这不仅是梁启超献身报业27年的初衷，也是他终生奋斗的目标。他不断地呼唤“新民”，他的报业生涯始终贯穿着“新民”理想，所以他自号“新民子”，创办《新民丛报》，写下了传世的《新民说》，直到五四运动后，他还大力倡导国民运动，热切期盼着古老民族出现真正意义上的“国民”。他通过报刊、言论影响社会，在近代中国转型时期产生了不可磨灭的影响，创造了百年言论史上无法回避的“梁启超时代”，他的名字见证了一个风云变幻的大时代。

【注释】

◎[1][4]《中国近代报刊发展概况》，24、25页，北京，新华出版社，1983。

◎[2]《创办〈时务报〉原委》，1898年8月11日《知新报》66册，转引自《中国新闻事业史文选》，33页，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

◎[3][8][10][11][12][13][15]《中国新闻事业史文选》，20、37～38、45、132、132、132～133、169、170页。

◎[5]《康有为与保皇会》，380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

◎[6]方汉奇：《中国近代报刊史》，下册，39页，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1981。

◎[7]王芸生：《梁启超的时评》，原载《新闻战线》，1960（1）。

◎[9]陶菊隐：《政海轶闻》，2页，上海书店出版社，1998。

◎[14]孙文铄：《梁启超》，原载《新闻界人物·六》， 138页，北京，新华出版社，1985。

——读赵诚《长河孤旅》

傅国涌

1949年以后，红太阳普照大地万物，《东方红》唱遍每个角落，绝对权力笼罩了整个华夏民族，代表一个民族元气的知识分子纷纷缴械投降，几乎是一败涂地，能在铺天盖地的权势和一浪接一浪的运动面前保持自身人格的少之又少。直到大灾难的一页成为历史之后，人们蓦然回首，才不无吃惊地发现在民族精神史上出现了一段长长的空白，顾准、陈寅恪的被发现成为上个世纪90年代中国思想文化界的一大事件，虽然“处江湖之远”、在民间草根阶层，从林昭、遇罗克、张志新、陆兰秀到王申酉、李九莲、武文俊（还有许多连名字都没有留下）……，因为思想而惨遭虐杀的志士一直没有中断过，她（他）们的存在为这一段满目疮痍的精神史挽回了一点荣誉。但“居庙堂之高”，在那些名声显赫的知识分子中，这样的人实在是凤毛麟角，过去我们只知道——梁漱溟为农民仗义执言、面对毛泽东的威压和咆哮要求“雅量”，马寅初为《人口论》罹祸、以八十高龄单枪匹马要为真理辩护，双目失明的陈寅恪要捍卫学术独立、断然拒绝向意识形态紧箍咒低头，顾准在黑暗的隧道中单兵掘进、完成了高调的乌托邦理想主义向生活的经验主义的回归……

多年前，当赵诚的《但教莫绝广陵散》发表时，我们才发现在水利学界还有一个傲然独立的知识分子，即使在黑云压城的年代也决不低眉折腰事权势，他的专业操守、他的人格尊严和他出色的专业造诣使他在一边倒的环境中，坚持自己的观点，一次次不懈地上书反对三门峡和三峡工程，完成了当代精神史上一出悲壮的独角戏，他就是气吞万里的黄万里。2004年夏天，赵诚追寻黄万里九十年人生足迹的《长河孤旅》终于面世了，他为中国20世纪后半叶不堪入目的精神史又增添了一个永远发光的雕像。作为一个学有所成的水利学家，从1957年到他生命的晚年，黄万里从专业良知出发先后反对修建三门峡、三峡两个工程，然而，权力者好大喜功的膨胀心态和水利界见风使舵、趋炎附势的媚权倾向，注定了他的反对意见在现实的天平上等于零。如同在精神的天平上，他让所有的权力者、得势的小人们失去了重量。

黄万里的父亲黄炎培是中国近代史上的著名人物，他的前半生致力于职业教育和民主事业，多次拒绝高官厚禄，有过许多可圈可点的出色表现。然而进入1949年之后，他身居副总理、副委员长的高位，年近八十却在孜孜求《改造》，写下了“千山万水我何曾，解放归来愧此身。八十知非犹未晚，大群改造作新人”这样的诗句，成了一个附首听命的高级花瓶。在那样一个思想控制得像铁桶一般严密、容不得一丁点不同意见的时代，黄万里能作出与父亲截然不同的选择，更加需要巨大的勇气。他为反对三门峡水库成为右派，被打入人间地狱20多年。苦难没有改变他，上个世纪90年代以来，他又挺身而出，反对在长江三峡修大坝，一次又一次无望地上书，明知不可为而为之，直到生命的终点。如今，他当年忧虑的三门峡工程可能带来的隐患和灾难已全面暴露出来，人们这才感受到坚守科学良知的黄万里的价值、感受他人格的伟大。不少人在论黄万里时都不约而同地谈到他对说真话的坚持。其实，黄万里坚持的又岂是说真话这么简单，他坚持的更是科学底线、人格底线、精神底线，这是做人、也是做科学家的全部尊严所在，尤其当谎言弥漫、良知缺席的时代。未必青史都成灰，凭着这种坚持，黄万里就将永远站在精神史上，冷对一切终将化为粪土的权势人物。

傅国涌

上个世纪80年代，人们在茶余饭后谈论时局时，免不了将权力舞台上的角色分成保守派、改革派，有这两派自然就有介于这中间的一派，不同的派别有不同的价值取向，有不同的方针、路线、政策，此消彼长，起起落落，几个回合的较量，各有进退，直到1989年，改革派全军覆没，从此权力舞台上变得干净利落，至少表面上已没有分歧，没有争论，没有不同的路向选择，大家都在一条船上，要么同舟共济，共存共荣，要么一起沉船，葬身鱼腹。掌权者的面目渐渐模糊，一夜之间，再也没有人是保守派，当然更没有人是改革派，所有人都赞同改革，所有人对改革都充满恐惧，改革有利于自己的利益时，说几句改革的好话，改革不利于自己的利益，编一套似是而非的言辞浑水摸鱼，改革的旗号再也不鲜明，如同保守的旗号偃旗息鼓一般，没有人会承认自己是保守派。利益成为唯一的圣经，每人都以自己的利益最大化作为是非标准，天下熙熙，都为利来，天下攘攘，都为利往，权力舞台上演的一出出都是赤裸裸逐利的戏剧，如果不是奔着利而来，讲什么抓不住、摸不着的国家、民族的命运、前途，讲什么人民幸福、社会进步，讲什么风骨、尊严、名誉，反而让人家猜测有什么不可告人的目的、动机、企图，注定要落个不幸的下场，赵紫阳就是一个活的例子。权力的唯一功能就是捞取世俗人间的利益，这是务实的选择。到此为止，古人讲的礼仪廉耻显得多么可笑，理想主义被实用主义轻巧地取代，整个统治从此只要围绕着利益最大化的轴心按惯性转动就是了，这是一个似乎不需要英雄、也产生不了英雄的时代，这是一个庸人主导、以平庸为美、按利禄之徒意志行事的时代。所有残存的理想都被边缘化，权力舞台上的一张张面孔都是那么机械，权力舞台上的任何举措都不会有意外，一切都是已经公布了答案的猜谜游戏，每一次粉墨登场充其量都不过是一次化装舞会。没有人坚持什么原则，没有人追求什么目标，吃好、喝好、玩好，美女，金钱，脑满肠肥就是好，连心肝都变得那么多余，只要拥有那些具备享乐功能的器官就够了。

我曾将这个时代命名为“本能时代”，本能至上，上行下效，看看一级一级的贪官污吏那些嘴脸就知道了，他们遇到了千载难逢的机会，可以在最短的时间、以最小的成本获得最大限度的私利，可以最大限度地满足本能的需要。一人得道、鸡犬升天，长期以来都是个贬义词，现在也终于在官民内心深处给予了平反，自古以来中国老百姓对贪官的那种恨正在渐渐消失，日复一日，很多人开始认同贪官的选择，对于那些因各不相同的原因倒霉的贪官，人们的同情、羡慕远多于不齿和痛恨，因为谁都知道与那些更大的贪官、真正的超级巨贪相比，他们不过是小巫见大巫，而后者是不可能倒霉的。连老虎、苍蝇之说都已销声匿迹，时不时地喊几句反腐败的口号，也是权力正常运作的需要，拍苍蝇诚然是免不了的，苍蝇也不必委屈，怪只怪自己运气不好，喝凉水塞了牙缝，怪只怪自己的舞台不够大、扮演的角色太次要。不过不要紧，老苍蝇被拍住了，新苍蝇会前赴后继，踏着他们的足迹继续前进。

十七、八年不算短暂，那时出生的婴儿都已长大，很快要成为大学生了，一代人的时光等来的只是一个这样的本能时代，不禁让人感叹唏嘘天道不公、老天无眼，常有人说，有什么样的民众就有什么样的政府，但是千万别忘了卢梭的那句断言：“一个民族的面貌完全是由它的政府的性质决定的。”李慎之先生在谢世前不久得出的结论也是——“一个民族最重要的创造是政治制度，经济、文化、国民性都由之决定。”制度陷入了僵化的泥潭，只能靠利益的稻草来拯救。令我们常常难过的是这样的现象，这些年来，发出清醒、正常声音的都是退出了实际权力的老人，而不是在其位、谋其政的那些人。我们知道李锐、朱厚泽、胡绩伟乃至阎明复、田纪云等人都在体制内担任过重要职务，他们已看清时代的真问题，他们主张政治改革的声音也不时通过舆论控制的夹缝传出来，其中还有个安志文，80年代曾出任国家体改委党组书记、常务副主任，亲身参与了那个年代的改革进程。2001年8月，他在一次谈话中就明白指出：

“党领导一切，还把领导权集中于个人，这是一切问题的根源。权力垄断、思想垄断、舆论垄断，这是当前问题的总根子。思想本来垄断不了，改革20多年了，下面思想很活跃，但舆论垄断严重。垄断必然出现形式主义和官僚主义。

权力垄断，有权就胡作非为，制度要改。

现在社会问题比经济问题严重。搞现代化，如果政治体制不改，就可能搞一个腐败的市场经济。这已经现实地摆在我们面前了，不是很遥远的事。

……

社会民主党也好，自由主义也好，都承认自由、民主、人权、法治等这些普世性的东西。这很重要。共产党不是不能继续执政，但必须重新认识这些东西。不承认市场经济是普世性的，不承认自由、民主、人权、法治是普世性的，这是不行的。” 

然而，高居舞台之上，垄断了权力、正享用着权力滋味的人又怎么可能听得进他的逆耳之言，他们的全部心思都已用在了“如何把权力继续垄断下去”上面 。今天，这个古老国度的权力运作本质上已陷入一种弱智化的比傻游戏困境中，一方面统治者表现得过人的聪明，不断用一些冠冕堂皇的语词哄骗民众，那些词常常是他们自己也不相信的，他们眼中的民众总是那么弱智，没有分辨美丑善恶好坏香臭的能力，更不用说洞穿统治小把戏的能力，只要保持一定的暴力威胁，营造一种时刻都在的恐惧气氛，民众就是可以随便揉捏的面团，想怎么着就可以怎么着，他们的这点伎俩其实也不需要什么雄才大略，不需要多少老谋深算，只要脸皮厚一点就够了，按着本能行事就够了，至于智商是不需要的。另一方面，民众总是那么恭顺和乖巧，哪怕其中一部分人身上的棱角没被削平，头上的刺没有被拔掉，他们一眼就看穿了种种戏法，他们的声音却常常发不出来，偶尔发出来了，很快也会沉没在一片又一片如雷的鼾声中，因为大多数民众或真或假都在装傻，大家玩的就是比傻游戏，以自甘弱智换取苟且的日子。在这个角度看来，统治者和民众结合得真是天衣无缝，如此下去，这块土地将不再有奇迹，不再有想象，不再有未来，我们在循环的圆圈中原地打转，像弱智一样生，像弱智一样死，誓把装傻游戏进行到底。如果在制度内部，只有离开了权力舞台的李锐和安志文们在呼吁政治改革，那些站在台上的人中无人挺出，率先打破装傻游戏的表面那死水般的平静，向弱智的本能时代说一声“不”，要想顺利开启制度转型的阀门几乎是不可能的。改革的停滞、失败将意味着什么？这个老而不死的民族难道还要在这种状态下继续徘徊——十年、几十年、上百年？没有人知道，“天意从来高难问”，也许这就是一个天问。

傅国涌

1949年11月27日，江山易主，天下定于一尊，新一轮的改朝换代已告完成，在知识界享有声誉的北大教授朱光潜在《人民日报》发表了《自我检讨》。说到抗战之后，他的愿望本来是谨守岗位，把书教好些，再多读一些书，多写一些书。“可是事与愿违，一则国民党政府越弄越糟，逼得像我这样无心于政治的人也不得不焦虑忧惧；二则我向来胡乱写些文章，报章杂志的朋友们常来拉稿，逼得我写了一些于今看来是见解错误的文章，甚至签名附和旁人写的反动文章。”

这篇《自我检讨》收入了《朱光潜全集》第九卷（安徽教育出版社1993年版），他那些“于今看来是见解错误的文章”也都收入了这一卷，可惜的是，他“签名附和”的“反动文章”始终没有见到。去年冬天，一位朋友送了我几本《批判中国资产阶级中间路线参考资料》，是中国人民大学1958年出版的，其中赫然就有朱光潜“签名附和”的那篇“反动文章”《中国的出路》，真是让我喜出望外——

    “在这个动乱的时代，整个世界都在不安中，人们有一种普遍的政治醒觉，就是，如果我们不参与政治，别人将要把与我们意志和良心相反的制度，强加到我们以及我们的子孙身上。

    人类的基本要求是生活的安全与自由，凡与此潮流相反的政治力量都绝不能长久存在。人类的进步理想，不仅是经济生活的安全，更需要心灵的平安与知识的自由。

换句话说，人类经过数百年的奋斗争得了政治民主，现在应当以民主政治的方式，再进一步争取经济平等。但决不应为了经济平等而牺牲政治民主。因为没有政治的民主，经济平等就失去了基础，如果政治是在少数人独裁之下，即便能有经济的平等，也是赐予式的，统治者随时可以改变可以收回这种赐予。

人类的进步是累积而来的，进步的主潮决不会是放弃政治民主，换取经济平等。而是政治民主进一步再加上经济平等。

我国的宪政已开始，我们应当以宪政的方式，加紧步骤，实现政治民主与经济平等。能使多数人民满意，有工作有生活，是保卫民主抵抗一切极权主义的唯一有效途径。”

“我们对民主制度（政治民主经济平等）的信念是坚定的。民主不仅是一种政治制度，而且是对于人生价值的一种信心，假如这种信心失掉了，人类也就不会有进步了。

现在全世界的民主制度都在受着极权共产主义的威胁。……要民主宪政成功，至少须有二个以上象样的较大政党，然后人民始能有选择，政党始能彼此发挥监督砥砺的作用。但我们更反对极权共产集团。因为假如极权共产集团得势，人类便将要开倒车，一切的进步理想便全完了。”

此文发表在1948年9月17日出版的《周论》周刊第2卷第10期，离“极权共产主义”席卷中国已不到一年。签名的除了朱光潜，还有樊际昌、毛子水、张佛泉、胡先驌等16位知识分子。半个多世纪以后重读这篇“反动文章”，恍如一梦，不幸的是，他们的忧虑几乎全部成了事实，只不过他们所想象的“经济平等”连影子都没有。仅仅一年后，朱光潜在公开检讨时自称只是“签名附和”而已。其实，这些观点也正是代表了朱光潜以及他同时代那些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共同见解。有些观点在他本人“见解错误的文章”中也不难找到，比如1948年11月2日，他在《中央日报》发表《世界的出路——也就是中国的出路》一文，认为苏联在政治上代表集权专制、经济上代表共产主义，美国在政治上代表自由民主、经济上代表资本主义，“都是极错乱的结合”。“世界的唯一的出路就在纠正这种这种错乱的结合，使民主自由与共产主义能携手并进。”那个时代信仰民主自由的知识分子（包括罗隆基、张东荪等）都有一个误解，以为苏联的共产主义代表了经济平等，而资本主义就是默认经济不平等的，其实他们对苏联的了解极为有限。因为极权主义社会的封闭性、残酷性和欺骗性，人民没有任何自由，外部世界也很难获得真实可靠的信息，以致连鲁迅晚年和胡适早年都曾向往过那个社会。知识分子们的“民主社会主义”观点带有很显然的空想色彩，在那种貌似平等的制度下，实际上根本就不可能有什么经济平等，伴随着专制集权的也只能是奴役和不平等，是所有人物质与精神的双重匮乏。经过20世纪以来多少世变沧桑之后，这些早已是人所共知的常识了。

今天来看，朱光潜“签名附和”的《中国的出路》正是 “极权主义”在中国全面登陆前夜一批自由知识分子发出的最后呐喊，尽管他们的理念本身还有模糊之处，如他们关于“经济平等”的认识就是一种天真的幻想，但他们依然坚定地发出了内心的声音——反对极权主义，这样的声音在一年后就是“反动”的，而且再也无法发出了。朱光潜应该庆幸自己曾在这样一份自由主义历史文献上签名，这是他生命中最大的荣耀之一。

1948年，正是国共内战决定胜负的关键时刻，朱光潜在专业研究之外，还在各种报刊上发表了大量政论，如《挽回人心》《谈行政效率》《行宪以后如何？》《立法院与责任内阁》《常识看金圆》《国民党的改造》等。诚如他本人在“检讨”中说的，“像每个望中国好的国民一样，我对于国民党政治是极端不满意的；不过它是一个我所接触到的政府，我幻想要中国好，必须要这个政府好；它不好，我们总还要希望它好。我所发表的言论大半是采取这个态度，就当时的毛病加以指责。”

他对国民党统治的指责常常是严厉而不留情面的，他认为一切改革的关键在于最高当局，直言“已往官场贪污是例外，今日官场不贪污是例外。”“目前许多危害国家的事，像贪污枉法，囤积居奇，扰乱金融，侵犯人民基本自由等等，莫不先由军政要人作俑。”指斥“国民党的致命伤”就是“一些人日日在培植私人党羽，在所谓‘小组织’上勾心斗角，分布爪牙，垄断选举，垄断中央政权，垄断地方行政，挟其徒众的势力迫胁中枢，抨击异己。”

他批评权贵“强奸民意，垄断政权”、“操纵金融贸易，吸民脂民膏以自饱”，已经到了“天怒人怨”的地步，政府却“姑息养奸”。他因此主张“多杀几个”贪官污吏，“而且杀就要杀到底”。虽未点名，权势薰天的二陈、孔、宋之流却已呼之欲出。

他断言国民党已变成“一个藏污纳垢的护持封建恶势力的政党”，“由一个主义的结合变为一个势利的结合”，丧失了灵魂、生命和存在的理由，呼吁改造国民党，要求国民党包容真正的反对党的存在。

这些文章都发表在国民党治下公开发行的报刊上，从《申报》、《益世报》、《世界日报》、《中央日报》、《平明日报》、《天津国民日报》到《周论》《文学杂志》等，大致上可以看出那一时代言论的空间。我不知道朱光潜的见解到底“错”在哪里？在知识分子遍地犬儒、媒体全部为朝廷垄断的今天，重读他的文章，尤其令人感慨无比。

在朱光潜的这些文章中，我确实一点也读不出他是“一个脱离现实的见解偏狭而意志不坚定的知识分子”。他自称是一个“个人自由主义者”则大体上没错，我以为最能够体现他内心思想的还是这两篇文章。1947年12月22日，朱光潜在《香港民国日报》发表的《自由分子与民主政治》文中说：

“……自由分子虽无组织，他们的思想却有一个重心与共同倾向。因为实际上自由分子在社会上往往占多数，尤其是在目前的中国，而这多数人的立场既同是中立的超然的，他们对于国家重要问题自然是很客观地就国家全局着想，他们所见到的自然是公是公非而不是党是党非。所以在像中国这样的国家里，真正能代表民意的是自由分子。自由分子的思想既然比较稳健纯正而又富于代表性，它在一个民主国家里就应该是一个不可忽视的保持平衡的力量。”

然而，中国不是一个民主国家，自由分子只能被挤在夹缝里，“在朝党嫌他太左，在野党嫌他太右。”“没有一个缓冲的保持平衡的因素”，结果社会上两种对峙的相反的力量就只有激烈冲突，天下不归杨则归墨。

1948年8月，他在《周论》发表《自由主义与文艺》一文，阐述了他对自由主义和文艺本质的见解。他认为自由主义和人道主义骨子里是一回事，他之所以拥护自由主义，“其实就是反对抑压与摧残”。文艺的本性就是自由，“文艺不但自身是一种真正自由的活动，而且也是令人得到自由的一种力量。”在他看来，文艺不是哲学宗教或政治的喇叭或应声虫，他反对把文艺当作“宣传的工具或是逢迎  媚的工具”，也就是反对文艺以外的任何力量来奴役文艺，无论是哲学的、宗教的、道德的或政治的。

这些话放在今天依然能激励人，依然只是可望而不可及的理想。1949年的到来毁灭了一切美好的人生理想、心愿、生活方式，把人变成了乌托邦的试验品、国家机器上的螺丝钉、没有尊严和灵魂的工具。此时离朱光潜公开在《人民日报》“自我检讨”不过一年多，我不认为朱光潜真心诚意改变了他对自由主义的信念。他的检讨只是在政治环境发生巨变后作出的反应而已。面对突如其来的变化，朱光潜的不知所措是可想而知的，他迅速作出检讨只是暴露了人性本身的弱点，同时也表明中国的自由主义在一个全能的极权社会中注定了没有存身之地，那是无所不在、无所不能的国家暴力，与国民党那种有限专制相比，完全不可同日而语。朱光潜，一个深谙西方文明精髓的知识分子，当他在《中国的出路》上签名时，他早就深知一旦极权主义获胜，一切都将无从谈起。除了“检讨”，他还能有其他的选择吗？

    但是，朱光潜没有因早早就作出“自我检讨”，并转而学习《共产党宣言》《毛泽东选集》而逃过“极权共产主义”来临后的那些灾难，历史也忘不了北大广场上那缕飘动的白发。

 面对这个完全陌生的时代，朱光潜的自我改造不能说不积极。但怎么“检讨”都抹不去他身上的自由烙印，身处极权中的人们不会放过一个曾在《中国的出路》上签名的知识分子。在接踪而下至的思想改造运动中，他首当其冲，成为北大两个被重点批判的对象之一（另一个是周炳琳）。他在西语系、在全校的师生员工大会上不停地接受批判，写下了大量的检查，对自己的反动立场、反动思想、反动学术观点等一一进行了无情的自我批判，内心之虔诚、态度之认真几乎都无可挑剔。

在当时的历史背景下，这并不是孤立的。从吴宓、冯友兰到金岳霖、沈从文，都曾以改造对象的身份公开发表自我批判的文字，他们对自己过去所受的教育、所作出的成就进行全面的检讨、否定，极尽自我糟蹋之能事。

“报载平津大学教授，方集中思想改造，竞坦白者逾六千人。”面对六千教授的坦白、自我否定，身居香港的钱穆“不禁为之废书掷笔而叹。”

    在读到金岳霖写的一篇检讨后，远在海外的胡适说：“是不是毛泽东和他的政权已经很成功的做了一件不可能的事，就是将这一位最倔强的个人主义的中国哲学家的脑给洗干净了？还是我们应该向上帝祷告请准许我们的金教授经过了这样屈辱的坦白以后可以不必再参加‘学习会’了。”

 即使如此，他们也并不能幸免被废弃、被批判、被侮辱的命运。或许因为早已主动放弃自己的学术观点、低下高贵的头颅迎合“极权主义”时代，朱光潜和金岳霖等都逃过了反右一劫，但几乎无人逃过“文革”的，等待他们的是“牛棚”，是牛鬼蛇神的命运。有学生永远记得朱光潜被打成“反动学术权威”，在北大广场挨批斗时——“他稀疏头顶上在寒风中颤抖的一绺白发…… ”

这一绺在寒风中颤抖的白发就是那一代知识分子命运的缩影。1960年代，朱光潜以马克思主义观点编写的《西方美学史》，连尼采、叔本华的名字也不敢提及。多年以后，他为自己的“顾虑、胆怯，不诚实”感到羞愧。“顾虑、胆怯，不诚实”的又岂止一个朱光潜呢？

                                            2003年11月29日

傅国涌

1919年，在著名的“问题与主义”之争中，胡适曾写下这样一段话：

“现在中国应该赶紧解决的问题真多得很。从人力车夫的生计问题到大总统的权限问题，从卖淫问题到卖官卖国问题，从解散安福部问题到加入国际联盟问题，从女子解放问题到男子解放问题……哪一个不是火烧眉毛的紧急问题? ”

在此前后，人力车夫的生计问题，在“五四”知识分子当中曾引起相当的关注。1918年1月，胡适和沈尹默就在《新青年》发表过同题的新诗《人力车夫》，1920年4月，陈绵在《新青年》发表短剧《人力车夫》，鲁迅也曾写过《一件小事》，因为选入中学课本而广为人知。

    如果说这些都只是文学作品，那么比他们更早，1915年，北京青年会下面一个社会实进会的服务团，就已经对北京的人力车夫做过一次较为细致的调查，调查的结果写了一份英文报告。根据这次调查，社会学家、北大教授也是《新青年》的重要撰稿人陶孟和写了一篇有分量的中文调查报告《北京人力车夫之生活情形》，当时北京一共有人力车夫2万多人，这是个庞大的群体，他们调查的只是其中302人，约占69分之一，调查项目包括年龄、婚姻状况、家庭的依赖情况、收入、赁车费、生活费、净收入或储蓄、工作时间、从事人力车业的年数、拉车前的职业等、识字情况等，其中识字的占半数，这个识字比例之高有点出人意外。他分析说，大多数车夫毫无储蓄，都说自己的收入不够用，每天交了赁车费，剩余的勉强支撑生活费。他对人力车夫也不是一味的同情，而是冷静地指出他们的问题所在，比如大部分车夫偶有储蓄常会流于怠惰，或去过不道德的生活，直到一点薄蓄荡尽。他观察人力车夫工作之余的消遣，最喜欢的是听戏或听说书，其次就是赌博，还有就是嫖妓，许多车夫没有妻室，有些车夫到私娼家借机休息，晾汗衣。汗衣穿在身上有大害，会引发各种病，所以他说：“自此点观之，车夫出费若干，即可在此种私娼家中休息，亦不能谓全有害也。此种嫖妓风果如何盛行，殆难测定。但无论如何，嫖妓实为恶俗”。

    不仅人力车夫，知识分子也关注当时许多不同行业工人的生活和处境。《新青年》1920年5月1日的“劳动节纪念号”就是一次集中表现，这一期的题词有16人，其中除了蔡元培、吴稚晖、孙中山，其他都是工人，有大生纱厂、恒丰纱厂的打包工人，有先施公司大菜间工人，有南洋造船厂铁匠间的工人，有怡和纱厂不同车间的许多工人。这一期的主要内容即是对南京、唐山、上海、山西、北京、长沙、芜湖、无锡等地劳动状况所做的社会调查，上海的调查涉及了大部分的行业，非常细致。

     “五四”知识分子不仅没有居高临下地看待人力车夫在内的体力劳动者，也不像有些人说的那样他们神化的趋向，大致上还是保持了客观和平衡。陶孟和在那篇调查报告最后指出，从理想上说，人力车必须废止，社会中不能再容许有这样违背人道的运输工具，不过他又担心，将来如果电车、公共汽车取代了人力车，这几万人失业仍是重大的社会问题。所以，在采用新式交通前必须先谋人力车夫的生计，他设想要对他们实施教育计划，授予手艺和从事工业生产的技能，增进他们的知识和能力，并且给他们正当娱乐的机会。

    “五四”一代知识分子可以说是从臣民向公民转型的一代，他们的公民意识，社会责任感，比如对人力车夫等弱势群体的关切，都应该放在这个尺度上来看待。他们不是一夜之间突然从天上掉下来的，而是在晚清以来几十年的历史变革中逐渐孕育出来的，如果不是废科举、兴学堂、派留学，就不可能有这批新型知识分子出现，他们掌握了新知识、新价值，把眼光投射到更宽阔的社会，不仅关心自己的精神生活，而且开始注意体力劳动者的命运，这是以往没有的一个新变化。

《语丝》与《现代评论》：“三一八”事件发生之后

                           傅国涌

一

1924年末，在北洋军阀治下的“万恶贯盈的北京”（郁达夫语），先后诞生了两个风格不同的综合性周刊。11月17日创刊的《语丝》，主要撰稿人包括周作人、鲁迅、刘半农、钱玄同、林语堂、孙伏园等16人，当时大多是北京女子师大的教授，“意见态度也各不相同”，“但同时也在不意中显了一种特色，是任意而谈，无所顾忌，要催促新的产生，对于有害于新的刊物，则竭力加以排击，——但应该产生怎样的‘新’，却并无明白的表示”（鲁迅《我和〈语丝〉的始终》，《中国出版史料》（现代部分）第一卷，山东教育出版社、湖北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82页）周作人执笔的《发刊词》中明确提出：“我们并没有什么主义要宣传，对于政治经济问题也没有什么兴趣，我们所想做的只是想冲破一点中国的生活和思想界的混浊停滞的空气。我们个人的思想尽自不同，但对于一切专断与卑劣之反抗则没有差异。我们这个周刊的主张是提倡自由思想，独立判断，和美的生活。”（同上，78页）

《语丝》“大抵以简短的感想和批评为主，但也兼采文艺创作以及关于文学美术和一般思想的介绍与研究”。杂感、随笔、散文是它的主要特色。刘半农曾说：“就《语丝》的全体看，乃是一个以文学为体，学术为辅的小报。”后人甚至将《语丝》称为“小品文的王国”。但这不是晚明那种清淡、缥缈、空灵的小品文所能比拟的。大约一年后，从《语丝》第52期—57期，孙伏园、周作人、林语堂等就“《语丝》的文体”等问题有过一番细致的讨论。还是周作人说得透，“我们的意见不同，文章也各自不同，所同者只是要不管三七二十一地乱说。”从根本上说就是追求思想、言论自由和“美的生活”，“除了政党的政论以外，大家要说什么都是随意，唯一的条件是大胆与诚意，……我们有这样的精神，便有自由言论之资格；办一个小小周刊，不用别人的钱，不说别人的话”。（《卷地潮声——语丝散文随笔选萃》，天津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319—320页）林语堂进一步说：“所以我主张《语丝》绝对不要来做‘主持公论’这种无聊的事体，《语丝》的朋友只好用此做充分表示其‘私论’、‘私见’的机关。”“凡有独立思想，有诚意私见的人都免不了多少要涉及骂人。”（同上，325、327页）

12月13日问世的《现代评论》，内容涵盖“政治、经济、法律、文艺、哲学、教育、科学”等等，最初由创造社与太平洋社合办，撰稿人以北大教授为主，如王世杰、陈源、高一涵、胡适等。创刊号简短的“启事”指出：

“本刊的精神是独立的，不主附和；本刊的态度是研究的，不尚攻讦；本刊的言论趋重实际问题，不尚空谈。……本刊同人，不认本刊纯为本刊同人之论坛，而认为同人及同人的朋友与读者的公共论坛。”（《中国出版史料》（现代部分）第一卷，89页）

从《语丝》发刊词和《现代评论》启事，表面上似乎读不出什么太大的差别，“不用别人的钱，不说别人的话”也是相同的。但这确实是两个不同的知识分子群体，代表了波澜壮阔的“五四”退潮之后两种不同的精神路向和价值选择，前者更富有文人气质、感情色彩，偏重小品文，强调个人的随意性，孜孜于“私见”、“私论”；后者更具理性倾向、研究趣味，学术与文艺并重，倡导责任感，“不尚攻讦”，“不尚空谈”，力图主持“公论”，以“公共论坛”自任。曹聚仁认为《现代评论》比《语丝》“更富综合性，更富文学意味，更有绅士的气度，也更有自由主义的气氛。他们这两种周刊有时是互相敌对的，但在新文学运动的继承工作上，却又是十分协调的。”（《文坛五十年》，东方出版中心1997年版，172页）这确是一番富有见地的评论，但也不尽然。

以“三一八”事件发生后两本周刊的反应为例，可以清楚地看出它们的异同。

二

1926年3月18日，北京发生“三一八”惨案，段祺瑞政府悍然下令开枪，无数手无寸铁的学生、民众倒在血泊之中，其中包括了女师大的学生。消息传来，鲁迅愤然停止了手头正在进行的写作，在《无花的蔷薇之二》中写下：“已不是写什么‘无花的蔷薇’的时候了。”“当我写出上面这些无聊的文字的时候，正是许多青年受弹饮刃的时候。呜呼，人和人的魂灵，是不相通的。”（《卷地潮声——语丝散文随笔选萃》，27页）他把这一天称为“民国以来最黑暗的一天”。

“三一八”后11天（3月29日）出版的《语丝》第72期，在发表此文同时，还发表了刘和珍的英文老师、女师大教务长林语堂的《悼刘和珍杨德群女士》一文。在这篇写于刘和珍她们被难第三天的文字中，林语堂说自己经历了“有生以来最哀恸的一种经验”（同上，34页）， 他深情地回忆了和学生刘和珍的交往，并记下了刘和珍殉难前3月16日写的最后一篇英文作文，充分肯定了她“求学的热心”及“远在一班丧家狗之文妖与名流之上”的“政治的识见”。（同上，37页）

同一期发表周作人《关于三月十八日的死者》，这是他在“三·一八”第五天写下的，他谴责“这回执政府的大残杀”，感叹生命的丧失，“这回的数十青年以有用的可贵的生命不自主地被毁于无聊的请愿里，这是我所觉得太可惜的事。”“惭愧我总是‘文字之国’的国民，只会以文字来记念死。” （同上，39、40页）

4月5日，《语丝》第73期发表周作人的《新中国的女子》，表示“最可佩服的是女学生们的勇敢”，对她们的“大胆与从容”给予极高评价，热情地讴歌这些“新中国的女子”。同一期发表钱玄同的《关于“三一八”》，以嘲讽的口吻抨击“屠杀青年学生”的政府和各种流言蜚语。

4月12日，《语丝》第74期发表鲁迅4月1日所写的《纪念刘和珍君》，“始终微笑的和蔼的刘和珍君”、“沉勇而友爱的杨德群君”以及“一样沉勇而友爱的张静淑君”永远停格在历史的天幕上， “三个女子从容地转辗于文明人所发明的枪弹”时“惊心动魄的伟大”，她们“在弹雨中互相救助，虽殒身不恤的事实”感动了世代的人们，也将杀人者牢牢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燕京大学的丘玉麟写下《我们的女旗手》一文，以诗一般的语言表达自己在遗像前的“怅惘无言，沉思幻想”，无比痛心地追念“为国牺牲的女旗手”。

 4月19日，《语丝》第75期刊出徐祖正的《哀悼与忆念》，他曾亲眼目睹——“那不意识悲哀的棺木铺伙计们抬起新换的厚重棺盖把两个难于忘却的脸面永远从我们的眼中掩盖去了。”（同上，52页）“两个难于忘却的脸面”就是刘和珍与杨德群，作为认识刘和珍仅三个月的老师，刘和珍君的“好学”、“温和”、“坚毅”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说刘、杨等“这次之死在血溅的民族史上是决不会淹灭的一个事迹。”（同上，53页）鲁迅则在《淡淡的血痕中——〈野草〉之二十二》中，继续“正视一切重叠淤积的凝血”。

面对学生的惨遭屠戮，鲁迅、周作人、徐祖正都感到深深的无奈，所以，他们才会不约而同地说起“沉默”——

 “惨像，已使我目忍视了；流言，尤使我耳不忍闻。我还有什么话可说呢？我懂得衰亡民族之所以 默无声息的缘由了。沉默呵，沉默呵！不在沉默中爆发，就在沉默中灭亡。”（同上，31页）

这是鲁迅的名言。

“几天来确是累乏了，不知怎样写才好。就是所写的也不及所欲写的万一。我索性不写，索性不说了。沉默是惟一的哀悼罢。

因为刘杨两君早用了沉默来告诉我们要写要说要做的事了。”（同上，53页）

徐祖正这样说。

在“三一八”过去两个多月后，周作人还是《语丝》80期发表的《闲话四则》中说：“三月十八日以来北京有了不少的奇迹，结果是沉默，沉默，再是沉默。这是对的，因为这是唯一适当的对付法。” 

 此外，如张定璜的《檄告国民军》等，及刘半农的《一人能有几天活》、周作人的《婴儿屠杀中的一小事件》等译作，都以文学笔法表达了对段祺瑞政府的谴责，和对“未完成的生活之破坏”的悲悯，传达出人类良知的声音。

     三

   《现代评论》每逢星期六出版。当“三·一八”惨案发生时，标明3月20日出版的《现代评论》第三卷第67期实际上已付印，所以对这一重大流血事件没有任何反映。一星期后（3月27日）出版的第68期可以算是“三·一八专号”，除了几则时事短评和一篇文章外，从“编者的话”到论文、小说、来信几乎都与“三·一八”直接有关，开篇即是《悼三月十八日的牺牲者》，标题配有醒目的黑框：

“三月十八日国务院门前的大流血，不只是民众运动的大劫，并且是人道的大劫……然而忍心害理的政府，勾结着这一个或那一个军阀，至今还安然的在那儿狞目而视，无丝毫悔过之心！

我们伤痛；我们在这里，谨对于死者伤者，以及死者伤者之父母，夫妇，儿女，献我们无限的哀思。我们愤慨；但是我们相信，杀人者终有服法之一日；我们恐惧；但是我们相信，凡从事民众运动的人，将因君等之牺牲，得着些铭心刻骨的教训。……”（《现代评论》影印本第三卷，岳麓书社1999年11月版）

悼文代表了《现代评论》对“三·一八”的基本立场。北大法学教授王世杰的《论三月十八日的惨剧》从法律出发，至少提出了四个问题：枪杀为预定计划；元首犯罪的制裁；搜集证据的重要；通缉命令的法律效力等。在直言“此次残杀，是一种预定计划，不是偶然发生的事实”后，他这样写道：

“惟其如是，段祺瑞以及其他参加残杀计划的决定的人，自然要与他土匪式的卫队，同为本案的责任者。元首犯罪，也能与庶民百姓一样受制裁吗？

……就是在中华民国的临时约法之下，元首如果犯罪，除了谋叛行为要经特别裁判程序而外，其他犯罪也是要与庶民百姓，同受普通法与法庭制裁的。……临时执政如果杀人，自然也得偿命。

……所以目前最紧要的手续，便是搜集这回惨案的一切证据。

搜集证据这件事，我们以为应该分途并进：第一，被害人的亲属可以联合起来，搜集各种证据，刊行一种证据集。第二，各学校也可以联合起来，搜集各种证据。第三，被害人亲属以及各学校，并应敦请社会上与本案毫无关系的中立团体（如律师公会之类），亦出来搜集证据，发表一种报告（这一种手续，北京国立九校似乎已经着手办理）。将来我们可以诉诸法律的时候，这些就是我们的武器。”

最后，他从“司法独立”与“天赋人权”的角度批评政府“迳自颁布”对徐谦等的通缉令，并指出“社会上的舆论纵无爱于通缉诸人，我们亦不能不反抗这种违法的命令。”（同上）

《闲话》是北大外文系教授陈西滢的专栏，并非这一期有意起了这个标题，“把如此重大的事件也当做‘闲话’来谈”。即使这篇曾遭鲁迅等厚非的《闲话》，主要也是谴责杀人者，“三月十八日血案的真相已经很明了的了。”“群众到执政府，不过是和平的请愿。他们最激烈的行动，也不过是叫几声口号。”政府通电指控什么“暴徒”、什么“抛掷炸弹、泼灌火油”等“完全是凭空捏造，希图诬赖卸责的话。”——

“可是，卫兵无论怎样的残忍，无论怎样的仇视学生，没有居高位者的明令或暗示，我想他还没有胆量干出这种惨酷残暴的行动来。

这主谋是谁，下令的是谁，行凶的是谁？他们都负有杀人的罪，一个都不能轻轻放过。我们希望特别法庭即日成立，彻底的调查案情，严正的执行各罪犯应得的惩罚。”（同上）

“闲话”如果仅此而已，自然不会引起纠纷，问题是他接着还批评了“民众领袖”及死伤学生的“父兄师长”，认为他们未免太不负责任了，这便得罪了许多人。

如果说王世杰、陈源不在“三·一八”现场，同一期有“亲临其地，适逢其时，死里逃生，幸免于难”的北大教授陈翰笙所写《三月十八日惨案目击记》，前一天民众团体到段宅请愿，即遭卫队刺刀拒绝，代表数人受伤。在天安门前集会时曾出示受伤代表的血衣。问题是大会主席徐谦报告之后，“台上有人向众谓警察总监李鸣钟已来函声明愿保护群众。台上复有人报告‘府卫兵曾经解除武装，府院防卫由国民军接替。’此时贾德耀的代表潘某登台向众说，卫兵杀伤代表，总理心极不安，特派鄙人前来道歉。”如果不是这些信号给民众以误导，惨剧也许本来可以避免。

“忽闻笛声。笛声未完，卫兵举枪。正在举枪，群众已逃。逃未十步，枪声砰磅。我闻枪声，立即伏地。枪声甫毕，我即见血溅满地。我所听见的枪声，都是排枪声，计共两次。……照壁下有女子中弹仰卧。西南操坪的‘丘八’来用关刀（非大刀队的大刀，乃如关公所用的‘青龙偃月’刀）刺入女身，向空中高举再猛力抛掷！于是该女尸落在一丈远的地方。东南马圈内叫哭声很高。卫兵的手枪声更高。……因避弹而卧地与力弱而倒地者一时堆积至五六层。灰衣的卫兵和黑衣的警察在东口乘机屠戮群众，木棍，长凳，刺刀，手枪，步枪，都是他们的武器。……然而西口外还有散枪的声音，东口外有排枪的声音，西口出口有女尸横陈。头向门口，脚对卫队，我跑的时候，一阵阵火药气和血腥气几乎逼着我使我不能好好呼吸。”（同上）

这是一个幸存者目睹的“空前之惨案惨剧”，是“目击的真相”，是实录，没有加以评说，不仅真实地记录了杀人者的凶残，也记下了一直被有意或无意忽略的一些历史细节。

燕京大学社会学系教授许士廉在“痛惜之余”，也在这期“通信”栏发表他3月19日写的信《首都流血与军学阶级战争》，“中国的唯一希望，在智识阶级。”“苟中国国民无政治知识；中国的智识阶级，无爱国的真心，见利而忘义。则一切的牺牲，一切的流血，一切的‘三月十八’，将不过以暴易暴，有牺牲而无报酬。”

4月3日，第69期《现代评论》首篇“时事短评”《惨案的前途黑暗》（署名“涵”），表示与王世杰不同的看法：

“……故我总以为这次惨案决不是法律所能解决的。……倘政治问题不能解决，单去诉诸法律，只不过是自欺欺人罢了。……惨案未发生以前，我们的党派，我们的政见，尽可以不同；在惨案发生以后，那就不管党派怎样不同，政见怎样不同，却都要消除私见，和衷共济，一致的主张公道，一致的拥人道了。……”（同上）

同一期西滢《闲话》说：“真是，像三月十八日那样的惨杀爱国民众，只有在文化优异的中国才看得到。”

4月10日，王世杰在第70期《现代评论》发表《京师地检厅与三一八惨案》文，在段祺瑞的眼皮底下，继续讨论元首犯罪等问题：

“本月四日，京师地方检察厅已以公函向陆军部举发三月十八日国务院门前的残杀事实。……

地检厅能大胆无畏的举发这回惨杀事实，殊值得社会的敬重。不过截止现在，地检厅还不过认定了犯罪的事实；他应该更以大胆无畏的精神，对于他职权所能支配的一切犯罪者，实行追诉。……

……至于事实上拘传令之能否生效，判决之能否执行，他们尽可不计。审检厅先生们究竟有这样的勇气没有呢？”（同上）

4月17日，当第71期《现代评论》出版时，段政府已倒台，高一涵在《政局的前途》中说：“段政府政策上的责任或可因去职而消灭，可是法律上犯罪，却不能因去职而摆脱的。” 不幸的是，即使段政府倒台之后，杀人的决策者、同谋者、执行者都没有受到法律的追究。

四

与同一时期的《现代评论》相比，“三·一八”之后《语丝》的文章更富有文学性，尽管《现代评论》也发表了三篇以“三·一八”为背景的小说：杨振声的《阿兰的母亲》、及泉的《三月十八》（68期）、凌叔华的《等》（70期）。

同样是道义的谴责，事实的追究，对死者的缅怀，对生命的痛惜，《现代评论》与《语丝》便很不相同。《语丝》作者中多为女师大教授，死者中有他们所熟悉的学生，他们的怀念文章因此而更为亲切感人。鲁迅、周作人、林语堂、钱玄同、徐祖正…….这些刘和珍君的师长们，面对学生的惨死，他们发出了悲愤的人的声音。他们的抗议，他们的悲号，他们的呐喊，都已经化作了这个流血太多的苦难民族永恒的精神资源。尤其是鲁迅，以他无与伦比的文学才华，公开他的道义立场，以充满感情色彩的语言，表达他深广的忧愤与悲痛，更富有感染力，七十多年来曾打动一代代读者的心。

珍惜生命，谴责杀人者，这些都没有什么不同。不同的是，《现代评论》以王世杰为代表，注重法律性，因此他的观点也更为理性。他们追根溯源，希望发起群众运动的人也能反省，从中接受教训，即使“西滢闲话”关于女师大学生杨德群的一段议论，由于道听途说有失实之处，可通读他的“闲话”，也是站在谴责杀人政府的立场上的，并没有背离一个知识分子的良心。对群众运动有不同看法，其实属于正常的不同见解。只有党同伐异的民族，才容不得半点不同的声音。一个只有《语丝》的民族是不够的，停留在感性层面的谴责、缅怀和悲伤是远远不够的，我们需要《语丝》，同样需要《现代评论》，当惨案发生之后，一个不幸民族尤其需要理性的、负责的声音。

惨剧发生之后，难道除了痛哭流涕，除了无边的愤怒，除了文采飞扬的悼词、挽联，我们再也不能有别的选择？正如这些都是需要的一样，追究屠夫的法律责任，反省惨案发生的深层原因，难道不是同样重要，甚至更值得人们去做吗？一个民族不能只有文学的感怀。在这个意义上，法学家王世杰当时的思考，他所提供的清晰的法理思路更值得我们肯定。正如曹聚仁所说：“《现代评论》所发表的政论，也是第一流的好文字，那是《语丝》社所不写的。”（《文坛五十年》，173页）

假如《现代评论》在“三一八”后没有谴责杀人者，而是一味的批评“民众领袖”、死伤学生的“父兄师长”，那么对他们的一切指控恐怕都是无所逃的。在没有读到1926年的《现代评论》之前，我也曾将信将疑。《现代评论》发黄的纸页上，字迹日渐模糊，然而“三一八”并没有随风远去，要揭开一段历史的真相，不可能靠道听途说、人云亦云，除了阅读当年的白纸黑字，回到当时的场境，没有其他的途径。  

《语丝》和《现代评论》两个周刊不仅在当时、而且对未来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它们的同时出现（相距不到一个月），至少标志着当年思想界多元的声音。在军阀主导之下、只有枪杆子才有发言权的年头，在那个我们从小就知道暗无天日的时代，它们的存在足以温暖一个苦难民族的灵魂，足以照亮一个个星月无光的夜晚。

　　　　　　　　　　　　　　　　　傅国涌
　　
　　
　　　　与世界各国尤其是西方知识分子相比，中国知识分子当然有其独特性，但我不认为这是他们与生俱来的本性，而是他们生存的这个社会环境所造成的。从某种意义上，正是绵延不绝的专制制度决定了这个民族和作为它灵魂的知识分子的面目。一个民族长达几千年处在无所不在、无所不能的王权之下，“学得文武艺”除了“卖与帝王家”之外，没有其他的路可走，从而形成了中国知识分子特有的对权力的依附性，这是他们所有特征中最根本的。读书做官，“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成为多少人梦寐以求的境界。卢梭在《忏悔录》（第九卷）中说：“我已看出一切都归源于政治，而且，无论我们作什么样的解释，一个民族的面貌完全是由它的政府的性质决定的。”在“刀俎之间”，知识分子除了帮忙、帮闲之外几乎没有别的选择。严子陵、陶渊明隐退山水、田园，拒绝仕途的荣华，自愿过隐居生活，只能是极个别人的选择，不具有普遍意义，充其量也只是对前者的补充。由于缺乏宗教性的终极关怀，即使退隐也不是出世的，同样是入世的一种方式。更何况退隐田园常常只是像诸葛亮、刘伯温那样期待着明君圣主的出现，“退”恰恰是为了更好地“进”。
　　
　　　　不少人以为，这是秦始皇焚书坑儒、汉武帝罢黜百家以后的事，其实早在中国文明的轴心时代即诸子时代，这一特性就已开始形成。儒家、法家、墨家、纵横家等所阐述的都是有关现实政治秩序、权术谋略、合纵连横等思想。即使带有宇宙人生哲学思考成分的道家，在老子那里首先也是关于“无为而治”的另一套政治学说。作为“隐士”的庄子，却一心想见“王者”。造成这一点的原因恐怕非常复杂，但“政府的性质”无疑是其中决定性的因素。在秦始皇之前，桀、纣等暴君便史不绝书。诸子时代，出现了孔子等古代学问的集大成者，他们可以设馆授徒、广收弟子，也可以著书立说、创立学派，却缺乏传承文明的自觉担当；没有把自己从事的教育、治学、思想作为独立的事业，始终不能忘怀有朝一日侧立朝廷。所以才奔走于各国诸侯之间，希望得到明君的赏识。迥异于苏格拉底以来的西方传统，和差不多同时的西方文明轴心时代即希腊文明形成了鲜明的对照。在那里发展出了各门独立的学科，政治学至多只是其中之一，而且是被当作一门平等的学科对待的。
　　
　　　　而在中国这片土地上，就连文学也摆脱不了政治说教的特征。屈原既是诗人，也是楚国的官员。他在流徙途中写下的“千古之绝唱”——《离骚》，鲁迅早就指出它表达的不过是“不得帮忙的不平”。屈原以美人香草自喻，向楚怀王表达他的耿耿忠心。他所有的痛苦都是因为他的忠心没有被权力接纳反而遭到放逐，欲帮忙而不得。在他上天入地、文采斐然的全部瑰丽诗篇中反复咏叹的就是这一点。屈原的悲剧命运仿佛预示了他身后两千多年中国知识分子的不幸命运，屈原人格也早已成为后世知识分子顶礼膜拜的偶像。说穿了就是一个“忠”字，就是无限忠于权力中心，即使被打入万劫不复的地狱，心中仍然充满对“明主”的期盼与忠诚。这种愚忠直到上世纪80年代还被誉为“第二种忠诚”。
　　
　　　　秦始皇在一统山河之后，钳制舆论，扼杀思想，毁灭文化，这是大一统的绝对权力的必然，任何高度集中、没有约束的权力几乎都会导向这一结果。焚书坑儒与历朝历代的文字狱一脉相承，腹诽有罪，偶语弃市，严酷的制度环境注定了只能造就依附权力的知识分子。尽管历史上也有过汉代、宋代太学生的群体壮举，明代出过方孝儒这样不怕灭十族的“士类”，有过“东林党人”这样敢与权势炙手可热的宦官集团抗争的书生群体，在捍卫汉民族王朝的宋末、明末也曾有过文天祥、史可法等弥漫着浩然之气的殉道者。然而缺乏的是超越权力之外的独立思考，缺乏对至高无上的权力本身的质疑。有之，也只是黄宗羲等极个别人的零星思考，早被淹没在漫长无边的沉沉暗夜里，更不可能产生出知识分子的独立人格。所以我们的文化传统中只有四书五经、故纸堆和考据学，最多还可以加上琴棋书画、诗词歌赋，惟独没有的是对权力的独立批评，对思想自由、言论自由、学术自由也就是对知识分子自身理想的追求。中国知识分子从来就没有站在权力集团之外，成为一种独立的社会力量。由此也决定了“人为刀俎，我为鱼肉”的命运，这是中国历史最大的悲哀。
　　
　　　　直到上一个世纪之交才出现一线微弱的转机，以张元济、张謇、蔡元培等知识分子为代表，他们在戊戌变法遭血洗之后毅然决然选择南下，告别朝廷，踏上了完全有别于传统知识分子的路，开始自己独立的事业。张元济在商务印书馆开辟了独立的近代出版业。张謇开办工厂，成为民族工商业巨子。蔡元培在绍兴、上海开始他早期的民间办学生涯。在近代新旧交替之际，这些功名在身、居庙堂之上的知识分子走出了一条全新的道路。尽管风云变幻、战乱动荡，还有强敌入侵，到20世纪中叶，知识分子处于权力之外服务社会，独立从事自己的事业已经在各个领域蔚然有成。以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为例，以胡适、傅斯年、罗隆基等为代表的五四一代（及后五四一代）已成为社会的中坚。他们大部分沐浴过欧风美雨，吮吸过自由主义的乳汁。在国民党一党专政时代，他们曾以知识分子的良知坚持独立的批判，但在“天下不归杨即归墨”的两极对决中，多数人只能非左即右。储安平主编的《观察》周刊标志着中国知识分子对理想的独立追求，他们已经走出了屈原人格的巨大阴影。遗憾的是在汪洋大海般的小农中国，他们的声音毕竟大微弱了，以储安平的洞若观火最终也只能选择“留下来”，死不见尸的命运自然已注定。但我们不能因此而否定他们理想的价值，和他们作为一个独立知识分子的真诚。
　　
　　　　又一场以牺牲无以数计的生命为代价的内战落幕，胜者为王是铁的规律。半个世纪中几代知识分子曾赖以摆脱权力依附命运的根本——高度自治的大学、民间书局、民办报馆、民营企业等，几乎在转眼之间化为乌有。正是这些近代以来发展起来的新兴事业使知识分子独立获取生存资源有了保障，一旦失去这些保障，知识分子就再没有独立性可言，只能回到大一统时代的权力依附状态。绝对权力不仅垄断了一切生存资源，而且渗透到社会生活和个人生活的每一个细胞，这是一个欲做陶渊明都不得的时代。
　　
　　　　毛泽东从切断知识分子的生活资料和思想改造入手，双管齐下，短短几年就将整个知识阶层打入了无底的深渊。从此，他们除了紧跟主流意识形态，贬低自我，诅咒自我，使劲地往同伴身上吐口水、自相践踏之外，已经没有另外的出路。人的尊严荡然无存，更遑论什么知识分子的独立人格。没有人想到践踏他人之后自己也将被他人践踏，求生的本能使整个知识阶层一败涂地，整个民族的精华陷入悲惨命运长达数十年，不少人“九死一生”。如果说他们在反右、文革时的表现还可以原谅的话，那么在历经磨难之后，依然坚持“第二种忠诚”就是不可饶恕的。古语说：历大难者必有大悟，一个永远不懂得反省的民族是没有明天的。
　　
　　　　对中国知识分子而言，今天最重要的就是回到20世纪上半叶先辈们曾走过的那条路，彻底摆脱对权力的依附。这种依附性虽然不是知识分子自身一手造成的，但确乎已渗入不少知识分子的骨髓，甚至内化为他们的“一种情感倾向以及认识、评判事物的既定思维方式”（肖雪慧语）。不改变这一精神状态，老是以权力的是非为是非，甘愿成为权力的诠释机、传声筒，在屈原人格的阴影中打转，这个老大民族就不可能融入人类主流文明，我们所期待的文明中国就只能是一个遥遥无期的梦。
　　
　　
　　                                             2002年2月15日杭州

傅国涌  

历史就是这样，这些一百年前的黑白照片在我面前打开了一个没有装饰的西部中国，透过一个外国记者的眼睛，我们可以重新回到1910年的西北，看到那些山川、城郭、人民，戈壁上的驼队，草原上的羊群，寺院、庙宇、佛塔、教堂，集市、街道、驿站、烽火台和关隘……1910年1月15日，英国《泰晤士报》驻北京首席记者莫理循从北京出发，火车到达河南，他就改为马车或骑马，一路西行，从西安到甘肃，进入新疆，走穿整个中国西部，深入中亚腹地。他除了给当时具有世界影响的《泰晤士报》发回去一系列报道，沿途还拍下了上千幅照片。拉开一百年的时间距离，等我们回过头来看这些照片时，或许我们才能真切地感受到这些照片的无比珍贵，百年前的西部中国就这样静静地横亘在我们的眼前，星星峡、嘉峪关、哈密、伊犁……许多我们在纸上熟悉的地名，还有许多被废弃的烽燧，残缺的城墙、城门，荒芜的河谷，没有叶子的树木，人迹稀少的道路，哨所外墙上的壁画，天空之下，大地之上，呈现出来的一切是那么的苍凉、辽阔，又是那么的坚实。

在我看来，最具有穿透力的乃是出现在他镜头中的西部人民饱经苦难的面容，以及他们的眼神，那些风沙雕琢的老人的脸，阿克苏河边新娘的光脚丫，百年后仍能给我内心带来一次次的震撼。横穿西北中国，不仅是地理上的，更是文化上的。从莫理循的镜头下，我看到的不只是百年前广大的西北给男男女女们提供的生存环境，我同时看到他们生活在多样化的信仰中，从甘肃一路西去，每个地方象样的的建筑常常都是与宗教有关的，佛教的寺院，伊斯兰教的清真寺院，顶着十字架的天主教堂，关帝庙，文昌阁、龙王庙，道士、神父、喇嘛、基督徒、回教徒，各种不同的宗教信仰和神灵崇拜，在中国的西北部几乎无处不在，这是世代生活在苦难中的人们不能缺少的精神生活，也许只有在这里面，他们才有可能找到生命的寄托，找到人生的慰藉。莫理循的镜头安静地记录了这一切。

作为一个澳大利亚人，莫理循对中国怀有特殊的感情，他渴望走遍中国的每一寸土地。早在1894年他年轻时就曾独自一人横穿中国西南部，并写下了一本出色的旅行记，由此而被《泰晤士报》聘为驻华记者。从1897年开始，他在中国的新闻生涯大致上经历了维新运动以来的整个历史过程，对于中国社会、经济、政治的每一进步他都深为关注，对于晚清新政、“预备立宪”等改革举措，尤其寄予了希望。当他目睹西北边陲要塞的防务形同虚设，漫不经心，曾大为感慨，为中国而着急。在乌鲁木齐，在古城子的街头，紧密挨在一起的商号，以及他们悬挂的广告：苏杭绸缎、京广洋货，让我们百年后可以依稀感受到西北内陆城镇当时的商业景象。当他把镜头对准这些繁荣的街市时，他的内心或许又有一种特别的欣慰。

他在万里跋涉的路上，目光所及，不仅是那些不会说话的土地、山河、建筑，也不仅是那些在艰难环境中生活着的人们，土生土长的男女老幼，或是来自西方的传教士，或是来自北京的政治流放者。一路上他见到了许多传教士、牧师、神父，他们的眼睛安详而镇定，这些人不远万里来到荒僻的中国西北传播福音，给古老商路上的中国人带来另一种新的信仰，他们兴办学校，帮助发展经济，这些都是我们以往忽略或不重视的。在新疆，他见到了新闻同行，《京话日报》和《中华报》的创办人彭翼仲，这位在中国报业史上占有重要地位的报人，因为大胆敢言而得罪权贵，被罗织罪名，1907年流放到新疆，在一个官员家中做家庭教师。在他的镜头中，我们难得地看到了一代报人在流放地的生活。一位因支持义和团而被流放到那里的王公载澜，继续过着奢华的生活，与当地官员往还，并酷爱照相。因戊戌变法而被流放的大臣张荫桓就没有这么幸运，1900年7月当八国联军占领北京时，慈禧太后下令将他处死，莫理循找到了他受死的那个菜园，镜头中只有空空的菜地，远处的树木、祠堂无言地沉默着。

他自述此次西北之行的初衷，就是想察看西部的商路和大中小学校，以增进对中国的认识。一旦踏上了西行之路，他关注的就远不止这些。他有良好的职业训练，有开阔的视野，对中国政情有深入的了解，对于中国融入世界主流文明抱有善意的期待，他的观点一度曾和他服务的《泰晤士报》主笔政者有分歧，最终他的观点被接受。他在凉州就发现有教会办的学校，外观是漂亮的西式建筑。一路西行，他注意到了许多新事业在悄悄成长，出现在他眼前的铁桥、教堂、织呢厂、邮政、咨议局、军容整齐的新军……这一切决不是西北大地上可有可无的点缀，而是代表着新的文明，新的开始。当他捕捉到这些新事业、新变化时，这个局外人的眼睛常常带有一种温情。

他是一个新闻记者，更是一个充满历史感的人，一个毕生关注中国的西方人，他用照相机把一百年前的西部中国保存了下来。要走进一百年前的中国，他的这些直接的镜头语言，或许比许多文字记录的史料更来得可贵，也更为生动，更具有震撼力。这一年正处于清王朝崩溃的前夕，历史的地平线下正在默默地孕育着巨大的变化，他记录的就是巨变前西部中国的面貌。一百年来，西部到底发生了多大的变化，这些黑白照片提供了一个不可替代的参照系。

（《1910年：莫理循中国西北行》上下册，窦坤、海伦编译，福建教育出版社2008年12月版）

——傅斯年与台湾大学

傅国涌

[  傅斯年（1８９６－１９５０年），字孟真，山东聊城人，“五四”一代知识分子的代表人物，历史学家。在北京大学中文系求学期间恰逢新文化运动的浪潮高涨，他和罗家伦等同学组织新潮社，创办《新潮》杂志，并在《新青年》发表许多文章，名动一时。1919年5月4日，他是北京学生游行总指挥。同年留学英国，在伦敦大学学习历史、数学和实验心理学，后到德国柏林大学学习哲学和历史。回国后，先后担任中山大学教授、代理文学院院长、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所长、西南联大校务委员、代理北京学校长等，他主持安阳的考古发掘为殷商史和甲骨文研究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对古代中国和中国文化研究都具有里程碑意义。1949年1月起任台湾大学校长。抗战期间，他出任国民参政员，以炮轰炙手可热的权

势豪门孔祥熙、宋子文，被誉为“傅大炮”。]

1948年的最后一天，南京长江边上，大江滚滚而去，傅斯年和胡适两人一边喝酒，一边背诵着陶渊明的《拟古》诗第九首：

    种桑长江边，三年望当采。

    枝条始欲茂，忽值山河改。

    柯叶自摧折，根株浮沧海。

    春蚕既无食，寒衣欲谁待。

    本不植高原，今日复何悔！

两人禁不住潸然泪下。傅斯年和胡适的泪为何而洒？我曾写过一篇小文。屈万里回忆，他曾听说那时傅斯年身上经常带着安眠药，预备紧急关头可以“随时吞药自杀”[1]，我觉得这是因为他身体不好，夜难成寐，并不是为自杀而准备安眠药。此时，前方战场攻守之势已易，国民党政权已摇摇欲坠，蒋心中迁台之意早就萌生了。此前12月22日，国民党政府教育部正式任命傅斯年为台湾大学校长，实际上这个决定11月就已作出。当月，由他主持的历史语言研究所也迁到了台湾杨梅镇。

   1949年1月20日，傅斯年正式就任台湾大学校长，台大中文系教授黄得时请他写几个字，他信笔写下“归骨于田横之岛”的短幅相赠，其中弥满了凄怆之感，更想不到是竟一语成谶。[图]屈万里曾建议将这七个字刻在傅斯年的墓碑上。

假如没有傅斯年，台湾大学在那样动荡的时局中，想要在短时间中迅速崛起、发扬光大，奠定一个现代大学的基础，确是难以想象的。

一

台湾大学最初是日本殖民地时代建立的，所以台大将1945年光复之日算是校庆之期。到傅斯年接手时才迎来了第四次校庆。他之所以能把台大办成孤岛上的北大，这不仅取决于他的干才，取决于他大刀阔斧的勇气与锐气，更主要是他的办学理念，他完全继承了北大的传统，纯粹为办大学而办大学，在相当程度了保持了大学的独立性和学术的尊严，比如拒绝三民主义进学校等。

台湾大学的校门特别小，如同童话中积木搭的，如不是亲眼所见，很难想象。

4月20日，傅斯年上任未久，就在《台湾大学校刊》发表的《国立台湾大学三十七年度第一次校务会议校长报告》中明确提出：“第一流的大学，不能徒然是一个教育机关，必须有他的重要学术贡献，但是，也没有一个第一流的大学，把他的教育忽略了的”，他提议通过一年半时间，改进各种通习科目，“务使来校的学生，一进大门来，便得到第一流的教授教他们的普通课，教课之需要实习者，得到充分的实习机会，有富于教本参考书的阅览室可用，有优良的助教改他们的卷子，国文和外国文的程度，一年之内顿然改观。”[2] 同时他也表示，“不是我要把一个大学办成一个专是教书的大学。一个专是教书的大学，不会把书教得很好，因为学术水准低，自然不会把书教得深入浅出。所以在进行本校的教育建设上，也应该时时不忘学术的标准。”他说这些都是“卑之无甚高论”，“但在目前大局不定、社会动荡之下，不特‘高调’无从谈起，即此‘低调’，若努力担负起来，也是极其吃力的。……究竟大局与环境能允许我们做到几成，总在未知之数”，但以他那种“虽千万人，吾往亦”的精神力量，他只会一步一个脚印地往前做去。[3]

什么是大学？近代意义上的大学在傅斯年心中是很清晰的，他说：“大学是个教授集团，不是一个衙门，照大学法，校长虽然权力甚大，然我为学校之前途计，决不能有极权主义的作风。”[4]他深知，“一个大学必须大家要办好，才能办好，便可以办的好，决不是校长要办好的。我所谓大家这包括全校教职员、学生、工友在内。”[5]

当然，“大学的主体当然在教授，为教育、为学术的研究，这都是当然的。假如教授受行政人的干预太多了，流弊极大，可以弄到学术研究根本难得进行。”[6]所以他原则上赞许大学的讲座制度，认为要保障教授的独立性，教学的自由，如果大学教授与中学教员一样，大学便不成其为大学。五四时代，他在北大度过了人生中重要的六年，赶上了蔡元培主政的时光，风云际会，组织新潮社、创办《新潮》杂志，发表了大量鼓动新文化、新思潮的文章，终于和师长陈独秀、胡适他们一同造成时势，开创了新时代，蔡元培先生“兼容并包，思想自由”的观念，以及“教授治校，学生自治”这一套制度已经植根于他的生命深处。在他短暂的55年人生中，从进入北大读书开始，几乎就一直没有离开过大学。他曾先后出任中山大学、北京大学、西南联大教授。在受命担任台湾大学校长之前，他做过西南联大校务委员、北京大学代理校长，对办大学并不是个生手。他有着让胡适佩服得不得了的行政能力，同为“五四”时期北大学生领袖的罗家伦和他开玩笑说，蔡元培、胡适是北大的功臣，而他们是功狗。如今走进台大校园，还能找到被称为傅园的傅斯年墓。有学者说：

“台大校史上。孟真（傅斯年）先生虽非创校校长，但在常规及制度之设立上，恐无人能出其右。” [7]

他是“五四”之子，三十年来他的作为表明他是当年五四理想最好的捍卫者，三十年后，当他在乱哄哄的孤岛上受命主持小小的台湾大学时，他心中的模本就是三十年前的北大，教授享有学术自由、教学自由，这是不言而喻的，作为校长，他就是要保障教授的这些自由。所以他才会骄傲地对人说：“总之，台大仍是民主国家之自由传统，与大陆情形不同，既未统制思想，亦无亲美宣传(对大陆之亲苏不同)，亦无‘大课’（大课是毛泽东主义）”。[8]

他认为“大学的任务，本来是三项：一是教育的，二是学术研究的，三是事业建设的，三者有不可分性。”[9]有相辅相成的关系，“大学是学术机关，它的教育的作用，是从学术的立点出发，不是掉转过来；它的学术的作用是从教育的立点出发。换句话说，大学是以学术为中心，而用这中心发挥教育的力量，不是以教育为中心，而从这中心发挥学术的力量。”[10]“我不是把教育看作第二义，教育当然是人生第一义，但是大学的教育，是从学术的立点出发的，所以大学的教育，与中学的教育不同，并与职业教育不同，而且与专科学校的教育不同，而且应该与号称大学或独立学院的教育而以职业为目的者不同。”[11]

他强烈反对把大学当作培养工具的摇篮，坚决摈弃大学的工具主义。抬头看看今天笼罩在工具主义之下的大学，想想傅斯年当年身体力行的理想，不禁让人黯然神伤。

同时，他倡导简朴的学风。9月28日是他到台大的第二个学期，发布了这样一个布告：

“本校学风，素称俭朴，然亦偶有有钱人之子弟，习为奢侈者。兹在学年开学之始，特行告知诸生，如有娇养成性，习尚浮华者，务请不入本校之门；既入本校之门，即须改行自新，须知国家办此大学，费钱甚多，经费皆民脂民膏，岂容此辈滥竽其内，浪费本校教育之努力！以后如见有习尚浮华，衣食奢侈者，必予以纠正，或开除学籍。”[12]

对有钱人子弟，以台大为跳板，一有机会就要出洋，他也深有警惕，认为这是浪费教育资源，退学固然不能禁止，但在发给证件上学校可以有自己的规矩。10月12日发布的布告就是专门防止有钱人子弟“任意来去”的。[13]

什么是大学精神？这是他耿耿于心，始终不曾忘怀的。“大学也必须有大学的样子，包括精神与形式”，[14]“发挥大学精神”、“促进学术空气”是他办台湾大学期间首先考虑的。他一直想写一本阐述大学精神、他对大学见解的专书，因为事务繁忙，终究没有写成。但在各种零散的演讲、文章、书信、布告等文字中，我们可以大致上看出他的基本观点。

1949年11月，在台大第四次校庆时，他发表演讲说不许把大学作为任何学术以外的目的的工具，“如果问办大学是为什么？我要说：办大学为的是学术，为的是青年，为的是中国和世界的文化，这中间不包括工具主义，所以大学才有它的自尊性。这中间是专求真理，不包括利用大学作为人挤人的工具。”[15]“台湾省既然回到祖国的怀抱，则台湾大学应该以寻求真理为目的，以人类尊严为人格，以扩充知识、利用天然、增厚民生为工作的目标。”[16]

在最根本的意义上说，大学精神就是傅斯年说的“专求真理”（或“寻求真理”）这四个字，这是第一位的，其余的都是次要的。这和竺可桢当年为浙江大学确立的“求是”校训，和哈佛大学的校训也都是相一致的。本着这一理想，傅斯年呼吁学生第一是要立信，在品行上自我修炼，一个社会品行好的人多，社会就会健全，反之就很危险。“这一个时代，真是邪说横流的时代，各种宣传每每以骗人为目的，在宣传者不过是想用宣传达到他的目的，但是若果一个人养成说瞎话的习惯，可就不得了。人与人之间，因为说瞎话不能放心，团体与团体之间，因为说瞎话不能番木瓜心，社会上这个风气厉害了，社会就不上轨道。”在大学里这一观念尤其重要，他倡导“知识的诚实”，如果没有这样的精神，学问不能进步，发明更谈不上。“所以立信是做人、做学问一切的根本，也是组织社会、组织国家一切的根本。”[17]

第二是力学，“在这个苦难的时候能有这样一个环境，已经算很有福气了！这个遭遇，这个环境，是万万不可辜负的。……这些年来，大学里最坏的风气，是把拿到大学毕业证书当作第一件重要的上上，其实在大学里得到学问乃是最重要的事，得到证书乃是很次要的事。”重要是的是“由学术的培养达到人格的培养”，“须知人格不是一个空的名词，乃是一个积累的东西。积累人格，需要学问和思想的成分很多。”[18]

第三是爱国，他认为这是一种本能，是对民族文化、历史的一种认同感。

第四是爱人，“爱国有时不够，还须爱人。爱国有时失于空洞，虽然并不一定如此。至于爱人，却是步步着实，天天可行的。……克服自私心，克服自己的利害心，便可走上爱人的大路。只要立志走上这个人道的大陆，无论一个人的资质怎么样，每人都有作到释迦牟尼或耶苏基督或林肯或国父孙中山先生的机会，至少分到他们的精神。”[19]

“这样才可以使我们的大学成为宇宙间的一个有意义的分子”。[20]

二

为维护大学精神，傅斯年是一往无前，毫不退缩地站在前面，当时的台湾风雨飘摇，一

切都没有上轨道，社会情绪激越，学生左倾严重，校园里扭秧歌、撒传单时有发生，一方面他筚路蓝缕，致力于营造大学的学术氛围。

另一方面还要抵挡来自政治的风浪，以及社会上的各种攻击，他恪守的一条底线就是

大学的独立与尊严。

据陈雪屏回忆当时他的健康情形已很是令人担忧，“但他一方面心忧大局，同时锐志要把台大建设成一个够世界水准的学府，殚精竭虑，竟无一刻的轻松。”[21]劳累过度成为他英年早逝的重要原因。

4月6日，傅斯年接到国民党警备司令部的公文，指控14名学生“张贴标语、散发传

单，煽惑人心，扰乱秩序，妨害治安“等，要将他们拘捕，并进校抓人。据包天笑日记，这一天台北宣布戒严，“有几处热闹区域，均断绝交通”，一时风声鹤唳，人心惶惶。第二天，警备司令部的名单上又扩大到23人之多，对此，身为大学校长的傅斯年无可奈何，为了保护学生，他当时的态度很明确。4月7日，台大行政会议上作出由校长本人向国民党当局接洽的决定（当时省主席为陈诚），提出四点要求：

一、凡载在名单内之被捕学生，迅即移送法院审讯；二、凡不在名单内而被捕之学生，即予释放；三、以后如不发生新事件，绝不再行拘捕学生；四、准许学校派人探视被捕学生。[22]

傅斯年不断地要求当局“依法处理”，也就是从法律途径上努力，他内心的痛苦旁人是无法体会的。当时国民党残余政权尚未迁台，对学生的思想钳制并没有像后来那样严密，白色恐怖还没有正式揭开帷幕，岛上反内战、反饥饿、反迫害的学生运动也和大陆一样此起彼伏，校园里跳起了秧歌舞，有学生还专门写下《为什么扭秧歌》的文章，一派天真烂漫。傅斯年却深知其中的险恶，他也曾协助国民党当局将一千多名左倾学生遣返大陆，功过是非，后人自可评说。有人说他的“可爱之处”是，他与国民党保持着良好的关系，经常向蒋介石要经费，上一次草山（后改名阳明山）必满载而归。所以他曾开玩笑说：“胡适比我伟大，但我比胡适能干。”但他并不跟着国民党当局钳制学生的思想，无论在怎样的情况下，他始终都坚持校园内必须有自由的学风。“当时有位学生受累坐牢，即赖傅斯年营救得以伸冤。中研院史语所还保留了这位学生感谢傅斯年救命之恩的一封信。其他被捕学生有的说：‘当时傅斯年自北大带来的自由学风，就算有特务进了校园，也起不了作用。’”[23]

自由学风，无论到时候都会令人向往。当年的台大学子都相信那是他们的校长从老北大带来的，有两个例子可以证明这种学风的可贵。一是傅斯年做校长那一年入学的台大学生可以不读三民主义，也不要升旗，在此之前和傅斯年谢世、钱思亮继任后，这都是不可想象的，算得上是空前绝后。二是台大政治系教授萨孟武一直放言无忌，批评国民党的法统，播洒民主法治的种子，很多外系的学生都去他的课堂旁听，影响越出了校园外，连他的口头禅“因此他之故”也名闻遐迩，成了大家的口头禅，对一代青年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萨孟武的言论自然让国民党当局头疼不已，因为有傅斯年在，他就可以在台大继续教下去，不用改变什么，一旦傅斯年不在了，国民党的党团势力渗入台大，也就一切都变了。

傅斯年挺身保护学生的故事，在台大更是一直传为美谈。难怪在他身后很多年，有人这样说，读书人应该有一种骨气，“这种骨气，已不能在傅斯年以后的历任台大校长身上找到了。”[24]

傅斯年和亦师亦友的胡适一贯主张表达意见要署真名实姓，表示负责任，因为我们要争取的不是匿名的自由，1949年5月初，在台大校园里出现了匿名的油印传单，以极丑的词句攻击训导主任，他发出布告，“须知匿名之事，即不负责任之表示；而丑言攻击，实非大学教育所能容。”“总之匿名传单，恶词攻击之风气，与良好之学校风习决不相容”。[25]

5月20日，他发布布告，台湾已宣布戒严，即进入战时状态，要学生注意：所有壁报必须由登记团体盖章才可张贴，其中文字如发生事故，由登记人负责。不得举行非学术性、游艺性、交际性的集会，即使是这类集会事先也要经训导处许可。但当国民党当局变本加厉地践踏大学独立、学术自由的制度，肆意逮捕师生时，他终于忍无可忍，挺身而出，不准军警随意入校捕人。国民党政府下令实行联保制度，一人因政治思想“不纯正”被判罪，其他人都要连坐。面对这样极端反动摧残思想和学术自由的制度，傅斯年愤慨地对国民党当局声明，台大师生由他一人担保，发生问题，他负全部责任；从而迫使这个反动制度在台大无法推行。

他在国民党统治下致力于维护大学独立的原则，可以说已经竭尽所能。早在1932年，面对国民党在大学推行党化教育或所谓三民主义教育，他就尖锐地指出：“教育如无相当的独立，是办不好的。官治化最重之国家，当无过于普鲁士……当年以德皇威廉第二之专横，免一个大学校长的职，竟是大难……其用人行政，一秉法规，行政官是不能率然变更的。”[26]

   7月11日，叶青在《民族报》发表公开信，攻击傅斯年主持下的台大“优待共产党”，一是台大教授李齐[雨]野突然离开，未经系主任、院长同意，只是留信一封，说是请假，传闻先到香港，后到大陆。另一副教授张则是办好了请假手续，送家眷去广州，校方仍发薪水。二是法学院院长萨孟武“参共亲共”、“台湾大学中有些院长和系主任还是共党分子或亲共分子，他们把持院系，排拒异己，正是把他们底院系变成共产党细菌的温床”。

面对这些不顾事实、罗织的大帽子。7月14日，傅斯年挺身而出在同一报纸发表《傅斯年校长的声明》，一一予以驳斥，并断然表示“学校不兼警察任务”、“但是我不兼办警察，更不兼办特工”，这一声明义正词严，55年后依然有着金石般的回响，这是他对大学精神的捍卫。他与叶青的冲突主要就是因为如此，叶青信中一句话露出了马脚，“对于从共区逃出来的学者专家，应该尽量罗致”。傅斯年读出了其弦外之音，但他说：“我请教员，当然要依据标准，依据专业之精神，尤其是因台湾大学各院系之需要而定，我若把台湾大学作为‘招贤纳士’之处，那真对不起国家了。招贤纳士与办学不能合为一事，国家要如此，可以另设机关，学校若如此，必糟无疑。”他最后表示：“反共须有反共的立场，贪官污吏及其他既得利益阶级而把事情办坏了的，我不能引为同志，我的‘反共反苏’的徽号，本是共产党送我的，我也受之无愧，我因为民族主义与人道主义，所以反共反苏，我不能用共产党的方法反对共产党，因为若先向共产党拜了老师，用他那一套不讲事理不重人性的办法，则自身先站不住，反共之结果，只有替共产党扩张势力耳。”[27]

在7月20日发表的《两件有关台湾大学的事》中，他继续说：“我不能一面办大学，一面‘招贤纳士’。‘招贤纳士’在国家有其必要，若是一个人去办，徒是培植自己的势力耳。这是我所绝对不取的。一个大学，兼办‘招贤纳士’，必致弄得不成样子，所以这半年以来，我对于请教授，大有来者拒之，不来者寤寐求之之势，这是我为忠于职守应尽的责任，凡资格相合，而为台大目前所需要者，则教育部长之介绍信与自我之介绍信同等效力；如其不然，同等无效。”[28]

叶青又在《民族报》上发表了一个声明。使得傅斯年于20日再次发表声明反驳：“我与共产党之不能相容，因为我根本看不起共产党那一套作风（即方法）。反对共产党可以反对其目的，也可以反对其方法，苏共在列宁时代与斯太林时代，方法愈演愈凶，目的又截然大变。大体上我并不反对列宁之目的而反对其方法，因为他的目的还有不少人道主义，而其方法则是马嘉维利主义。至于斯太林，则目的全是帝国主义，而其方法则是越变越利害的马嘉维利主义。自由主义的方法，绝不能毫无凭据，指人为共产党亦绝不能不重视在法律内的学术自由。”[29]

如他后来给远在法国的李书华信中所说：“弟到此办此一大学，真正上当，大概说来：（1）办一新大学容易，改革一个旧大学难。（2）弟在北大任内，多是老朋友，吵架固多，办事也有甚愉快处，此地是‘接受别人杂牌队伍’。（3）基于政治情形，此地请人大不易也。简直请谁谁不来。”比如他请竺可桢、陈寅恪等都没有成功。[30]这封信写于1950年10月18日，其中一段被全集删节了，他重申“总之，台大仍是民主国家之自由传统，与大陆情形不同，既未统制思想，亦无亲美宣传(对大陆之亲苏不同)，亦无‘大课’（大课是毛泽东主义）”[31]

当然，小到新生入学、盖学生宿舍、学校医院、接济大陆来台学生的“救济金”、解决困难学生“申请工读”等问题，作为校长，傅斯年也无时不牵挂在心。在他手里，台湾大学成为第一流的大学，不是偶然的。在他逝世前不久，他给友人的一封信中谈到台湾大学时写道：“这一年半大学有惊人的进步……学校在一切环境下。尚能维持其应有之liberal tradition of universities（大学的自由传统）。虽然不是没有麻烦。”[32]在孤岛当时的朝不保夕的大环境下，这已经是了不起的成就。难怪有人这样评价：“傅斯年先生长台大两年的最大的成就，在保持了学术独立和尊严，扩大了研究空气……许多不学无术的党棍子，想混进台大，许多翻云覆雨的官僚政客想染指……两年来明枪暗箭，栽赃诬陷，就地打滚，集无耻之大成的各种手段，都对傅先生施用过，而傅先生英勇坚定，绝不为所动，贯彻自己的主张，且与这些丑恶势力对垒作战。” [33]与那些巴结专制统治者唯恐不及的学术官僚相比，真有云泥之别。

台大校园里的“傅钟”

傅国涌

前些年出版的《郑振铎全集》虽号称全集，不过收入其中的日记却不全，1949年后的日记全部都没有收入，这次山西古籍出版社出版的《郑振铎日记全编》将目前能找到的郑振铎日记几乎一网打尽，在初次公开面世的这些日记中，史料价值最高的应数1957年的日记，不光是记得最全，而且这是一个极为重要的年份，身居文化部副部长高位的郑振铎详细记下了他的行止、心态。

对于毛泽东1957年初关于百家争鸣的讲话，郑振铎曾由衷地感到兴奋。这年2月16日钱俊瑞传达毛泽东的谈话，他在日记中说：“精辟之至。有关百家争鸣的一节，尤言人所未言。这是上最精彩的马列主义的一课。”十天后，2月26日下午三点，他有机会到怀仁堂亲聆毛泽东的报告：“凡十一个问题，以敌我之间的矛盾、人民内部间的矛盾为主，而尤以如何处理人民内部内的矛盾说得更多些。是以解决了不少迷惑的见解。七时许，散。足足谈了四个小时，风趣横溢，时有妙譬，毫不觉得时间之长也。这才不是八股！这才真是马克思主义者的谈话！”第二天，他到政协礼堂，参与讨论毛泽东的报告，“向达牢骚甚多”。3月1日，他到怀仁堂，李济深、陈嘉庚、郭沫若、黄琪翔等十多人发言，“皆拥护毛主席的报告”。他的态度也不例外，认为毛泽的总结性说明，“详实而明确”。几天后，3月7日，他连做梦都梦见与毛泽东同游北海，“甚奇”。3月12日到怀仁堂参加宣传会议，听毛讲话，“至为透彻明畅”。

他的佩服是发自内心的，那是一个给人、尤其是知识分子带来许多幻觉和希望的春天，人们的心情一如费孝通那篇关于早春天气的名文中所写的。当然他们也不是没有顾虑， 5月18日，郑振铎到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开座谈会，“发表意见的人不多，可见尚有顾虑”。6月1日，又是文学所的座谈会，为了免于冷场，他自己也说了不少话。直到5月17日，他在日记中说，和张奚若、罗隆基等“谈得很起劲”。6月16日，他还和宋云彬、叶圣陶、王伯祥到北京饭店晚餐，“喝了三斤黄酒”。没过多久，张、罗、宋他们都被打入了另册，他的日记里不断出现昔日同伴的检讨与揭发，检讨者过不了关，一次又一次唾面自干，揭发者大义凛然等场景，虽笔墨不多，足以成为珍贵史料。他的态度是冰冷的，他所处的地位，他对毛泽东的真诚崇拜，这些遮蔽了他的眼睛，使他失去了独立思考的能力。

7月4日，他参加政协江苏组座谈会，听储安平、费孝通、钱伟长的检讨，“均不深刻”，而许立群的分析，他认为“甚为中肯”。7月13日，他到怀仁堂参加人代会，储安平、费孝通、黄琪翔等作检讨，“黄至声泪俱下”，几个月前，同一地方，发言拥护毛的人中就有黄在内，转眼竟被出局了，难怪黄要声泪俱下。7月15日，章伯钧、罗隆基、章乃器等，在人代会上“也都做了书面的认罪的发言”。6日，他参加科学院反右派斗争会，“这个会，主要地以曾昭抡、钱伟长为对象，揭发了他们许多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情况。”7月30日，他参加作协党组扩大会，对“丁、陈反党联盟”展开大辩论，“方纪揭发了陈企霞的反党活动。陈的发言，群众大为不满。丁玲发言将近二小时，尚不深刻。”自这一天起，他没完没了地参加对批判、揭发丁、陈的会议。

7月31日，文联大楼又是对丁、陈的辩论会，“陈企霞今天发言，比较地老实，但似还保留不少。”8月1日，作协扩大会议，“柳溪、艾青、唐达成作检讨。柳、艾均哭了。”8月2日，他到文学研究所，参加反右派斗争会，“陈涌是一老党员，文艺理论家，乃亦加入反党集团，实缘其有资产阶级右派思想也。”8月3日上午参加国画界反右派大会，下午还是丁、陈的辩论会，“陈企霞态度比较老实，交代了不少问题。丁玲支支吾吾，不知说些什么。”8月4日，还是丁、陈的辩论会，“冯雪峰的检讨，讲到他反党的根源时，以为系长期单干，没过集体生活，没有好好地受党的教育的结果，颇为动听。丁玲的发言，仍是吞吞吐吐，许多人大为不满。郭少[小]川最后发言，指出其矛盾处，交[叫]其老实交代。”8月6日，他参加丁、陈错误的讨论会，发言的有田间、李又然、林默涵等，“默涵同志的揭发丁玲过去的错误，甚为深刻。”8月8日，丁、陈错误的讨论会，“丁玲作第四次的发言，但是只是讲理论，认错误，并不接触到具体的事实。像抒情的叙述，不像自我检讨。”

8月9日，他到考古研究所参加对右派分子陈梦家错误的讨论会，陈的检讨“琐碎得很，全无内容”。“王世民加以比较详细的揭发。石兴邦予以根本的驳斥。大家一致不满陈的检讨。”

8月13日，丁、陈错误问题的座谈会，邵荃麟、蒋天佐、钱俊瑞等发言，“邵、钱均坚持党的原则性，以事实证明个人主义的资产阶级思想与党及社会主义不相容。极为精辟透彻。”越到后面，批判揭发的面积进一步扩大，牵扯出来的人越多，冯雪峰、李又然……

8月4日，他参加丁、陈反党集团问题的大会，“说话的人很多。夏衍同志揭发了冯雪峰的反党活动，引起与会者的愤慨，[楼]适夷当场大哭。”8月15日文协党组扩大会议上，讨论丁、陈反党集团问题，他发了言，冯雪峰的发言，“大家实在不耐烦去听，吞吞吐吐，不尽不实。”“何其芳的发言，分析并批判冯雪峰的文艺思想与和胡风共鸣的言论，甚为深刻。”8月20日，他参加丁、陈反党集团的会议，“袁水拍同志以理论驳斥了冯雪峰的文艺思想。郭小川同志以搜集到的资料，证明雪峰和胡风集团及丁、陈反党集团的关系。”8月23日，讨论丁、陈反党集团的会议上，“胡海珠对萧三提了问题；公木对李又然揭发得很多；还有戈扬等的发言。”8月24日，一样的会议，“李又然作了检讨，与会者大不满意，未毕辞，即退下。有好些人，像古立高等，均来揭发李的反党活动。”

8月18日，又是讨论丁、陈反党集团的会议，“今天揭发了罗烽、白朗和艾青的许多腐朽的及反党的行动。”8月31日讨论丁、陈反党集团的会议，“有杨朔、萧三、臧克家（书面）等发言。罗烽作检讨，听众大不满意。”因为9月3日出国，郑振铎关于反右派会议的记载到此告一段落，不过仅此已足够触目惊心了。等到他12月2日才回来，批判、揭发已落幕，反右运动进入了另一阶段，已经在紧锣密鼓地开会讨论、决定右派分子的处理问题了。

    从中，我们看不到同是文学界出身、此时身居高位的郑振铎对右派的同情，只看到他对揭发者的赞赏和对倒霉者的冷淡。那个知识分子的郑振铎哪里去了？将近半个世纪后，当我们读到他当年的日记，禁不住会发出这样的疑问。

[陈福康整理《郑振铎日记全编》，山西古籍出版社2006年1月 ]

                        白色恐怖政治受难者纪念碑

                                傅国涌

     离开台北的那天，我们到了总统府门口的公园，那里屹立着一个“白色恐怖政治受难者纪念碑”，与总统府近在咫尺，是对权力者最好的警示。碑文有中、英文两种文字，中文写得简洁而大气，我怕照相机拍得不清楚，就站在前面，把全文抄了下来：

台湾实施戒严期间（1949年5月20日—1987年7月14日）及其前后，有许多仁人志士遭受逮捕、羁押或枪杀，时间长达四十多年。此种惨痛事实形成恐怖气氛，笼罩整个社会，成为台湾人民挥之不去的梦魇，影响社会发展至深且巨，史称“白色恐怖”。

昔日威权体制下，统治者高高在上，迫害人权，剥夺自由，造成无数生命的陨落、家庭的破碎和种种不公不义，举国上下遂长期处于不安与恐惧之中。1990年代之后，在国人流血流汗，持续努力下，台湾走出威权统治，逐渐形成自由民主的社会。

保障人权，追求社会公平正义，是民主国家所服膺的普世价值。我们不仅要追求历史真相，追究责任，更应记取教训，使执政者不再重蹈覆辙。因此建立纪念碑，祈愿台湾从此成为民主、自由、人权和正义的国家。

                                        白色恐怖政治受难者纪念碑委员会谨立

                                                      2008年4月7日

纪念碑就建在总统府门口,这是透过纪念碑看总统府

碑文写得大气\正气,见证了岛上民主的来之不易

日据时代的总督府,如今还是马英九的办公处

傅国涌

                   [此文写于2008年5月19日，没有发表过。以此祭奠一年前丧生的同胞。]

大地裂了，青山崩了，与蟾蜍相比，也许人类永远是迟钝的，未能提前在空气中呼吸到灾难的迫近。

面对一次次突然降临的灾难，一切人定胜天的豪言壮语注定了不堪一击。

无须问大地的裂口何时弥合，人心的伤口曾经麻木。

蒙难者，幸存者，生与死只隔着薄薄的一层纸，伸手就可捅破。

强权的锁链之下，卑微的生，卑微的死，几乎是我们世世代代的宿命。

如果说，不可抗拒的灾难不可确定，可以确定的则是善恶之间徘徊的人性。

苍生如海，人心如潮。

这一刻，人性开始覆盖布满废墟的大地。

这一刻，国旗终于为你们低垂，所有汽笛、防空警报都为大地之上的苍生鸣响。

天空阴郁，如同每个人的心头。

死亡不是最终的结局。

在巨大的死亡之后，多少表演都将借这场死亡缓缓地展开。

在漫天飞舞的感动之中，难道灾难可以被稀释、被瓦解，然后慢慢地被遗忘，只剩下幸存者的惊愕、无奈与无望吗？

这一刻，幸存者需要的是面包、水和帐篷。

这一刻，幸存者需要的不止是面包、水和帐篷。 

如果那些被层层叠叠遮蔽的信息将依然被遮蔽，如果与灾难相关的一个个问号不许追问，如果灾难迅速被转化为感恩戴德的庆功会，如果阳光不能铺展在每个公民的头上，如果权力还是真理的化身，灾难仍将继续发生，也许不会很远。

苍天无情，苍生何辜。

所有废墟之下、废墟之上、废墟之外，乃至相隔万里活着的人，今天都是幸存者。

这个世界属于死难者，也属于幸存者。

如果突然的死亡是一种归宿， 那么幸存就是一分责任，从这一刻起，更坚韧地承担，从这一刻地，更清醒地承担。

前面没有玫瑰满地，前面没有晴空万里，幸存者注定还有坎坷的长路要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