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书店出版社2009年8月第一版

宣传册封面

金控

孙甘露

     《金控》（《跨国银行》），德国人汤姆·提克威的新片，曾作为年初柏林电影节的开幕影片被媒体提了一笔，这位《罗拉快跑》、《天堂》、《香水》的导演的这部新片原名The international，是那种令你觉得译名多余的片名，其不必译倒不是因为其简单常见。

     主演克里夫·欧文，以宝马广告为电影观众所熟悉，原先期待中的邦德的接替者，在《偷心》这类中庸的文艺片和一堆动作烂片之后，一脸碰开的口子，出演了一部重新定义黑幕电影的作品，片中人物停顿、迟缓、沉静的行迹，略有几分《奎拉备忘录》的余韵，这种停顿的技巧正是《奎拉备忘录》的编剧哈罗德·品特的商标性的技巧。同样凑巧的是，这两部影片的主场景都是柏林，后者在这一点上发展了《碟中谍》及《伯恩的使命》开始出现的冷寂、巨大的充满科技感的欧洲名城的全景。

     自邦德系列电影以降，具有全球影响的《碟中谍》、《伯恩的使命》，片中性感美女至性感女友至女友至女搭档，女色元素逐渐淡化，已经逐渐演化成日常居家的形象，及至《金控》中娜米奥·沃茨扮演的检察官的妆扮，场景及人物关系都很标定的清晰明确。

     就此类影片的动作场面而言，也是一反常态，或者说一反同类电影的俗套手法，一切动作细节都是以最日常的方式展现，开始和结束，不再是贯常所见的耍酷，它揭示了日常乃是最酷的一面。它由邦德的浪漫、碟中谍的飞檐走壁、伯恩的小尺度空间里的近身搏斗，终于发展成抑制性的行动前的停顿，完全日常式的起承转合，特工式的敏捷身手退居其后，它的日常的方式和节奏令人震惊，比伯恩的动作更使你感到切身，它作用于你的日常经验，信服于它对你的控制，如同信服金钱对世界的控制，这在《金控》中，它被形容为债务，如同随时局不断演化的黑幕电影的构成方式。

      以我之见，汤姆·提克威将哈罗德·品特戏剧中的凝固般的、沉思性的停顿，发展为电影中近乎窒息的日常预感，将后冷战时代的危机，平摊给我们的日常经验，因为建筑物的倒塌，交通工具的爆炸，街头枪击，已经使世界不再是两个超级大国对峙时代的群众性的宣泄场面，危险已经转变为移动电话的讯号或者“茶杯上的一道裂纹”。

这部黑幕电影给人最深印象的并非它对跨国银行及政府间的肮脏交易的揭露，这很常见，没有什么震惊效果。震撼的是，这些东西是如何在我们日常生活的场景中上演的，那些震撼性的视角、街景、建筑，使观众像片中古根海姆博物馆坡道上的参观者一样，仿佛古时候的农夫，在田埂上望着皇室的卫队驶过，那光影中闪动的人形，像天边的霞光那样遥不可及，并且震撼着脚下的土地。 

原载2009.5.26《上海壹周》 

主编吴亮

上海作家协会 上海社科院文学所 主办

上海公园

孙甘露

   倒推二十年，这大致就是我想拍的电影；进出电梯，上楼下楼，有一搭没一搭地碰杯饮酒、语焉不详地谈话，在街上晃，在车里发呆，到来和离去，短暂的逗留，park上海或者说在上海park。

情绪上类似《迷失东京》，只是表演不似那么喜感。并非导演不喜欢喜剧，也许他在潜意识里认为青春没什么可笑的，如同他经验到的残酷或者冷漠，要不就是很容易叫学电影的人认同的那些关于青春的经典影像，也许是《四百下》，也许是香港或者台北街头的某些场景。

影片迟缓的叙述、剧中人有点滞后的成长，加上演员略带生涩的表演，汇聚成某种上海的知觉。也正是这种品质，令它在感情上多少有些排斥谐谑的成分，仿佛开玩笑就是在亵渎两性关系，不愿承认其中真实的情况就是以某种程度的“亵渎”寄存的。或者说，在人生的某个阶段，离去即亵渎。

影片准确传达着这一切，主人公接着暧昧的电话、与萍水相逢的人互留手机号码、和女同学互相调笑，但是一遇见旧爱，就把世故的外衣脱了下来。这个在感情上长不大的人，在某件事情上可能永远是幼稚的，哪怕他后来像个黑帮那么残忍——陷在出租车里，若有所思的离开某处，置某个牵肠挂肚的女人于不顾。

其实是那个女人背弃了他。他暗自思忖自己是否是个精神上的黑帮大佬，此处的黑是黑暗的黑，他如何能面对夜晚和女人？如此高、如此飘渺——露台之上，天穹之下；如此低、如此屈服——车窗之下，求婚似的屈膝询问那已然消失的感情。

即使昔日重来，只是供他再次辨认曾经受到的创伤。他无精打采，但是看上去像是若有所思，人物就处在约瑟夫·康拉德所谓的“阴影线”，成长的必由之路，危险的道路。有些人便因此死去，那些幸存者只是保存了肉体，转换投胎于另一个自我。

   成长的故事基本上就是过滤的故事，滤不掉的部分成为结石长期贮存在体内；而故事那些滤掉的部分，通常还会带走背后那个更为广大混沌的世界，那些被称为社会和历史的忽明忽暗的部分，那个终将令剧中人疲惫不堪的现实。令他不再有整块的时间无所事事，直至最终将一切归入遗忘。

这些曾经左右我、摆布我，如今渐行渐远、由上海塑造的感知，由这部电影完全的揭示出来，告知我未尽的电影梦止于当止，那部从未诞生的电影，得以使我从不同的立场看待我的过去，而《上海公园》给了我重返幽暗青春的动人时刻。

原载《真倩》创刊号

http://www.dfdaily.com/node2/node31/node2433/userobject1ai164609.shtml

原载《东方早报·上海书评》

孙甘露

    在那本译名为《见证》的传记里，执笔者伏尔科夫在有关肖斯塔科维奇担惊受怕的记述之外，回忆了时任彼得堡音乐学院院长的格拉祖诺夫的一则轶事；说是若有人找，碰巧这位著有感人至深的小提琴协奏曲的大师不在办公室，打开窗户瞧瞧大街上哪儿围着人看打架的，人群里一定有他的身影。《乱来》里的毛尖，亦有此一好，她对街头巷尾的关注，丝毫不逊于她对电影的研究。说起来，摄影机对准的也不外乎乱糟糟的街头巷尾。

    写毛尖很难，研究身世跟不上她那些挖电影的论文，模仿文风学不来她犀利泼辣的杂文时评，给她作序简直是自取其辱。好在这本“乱来”的书，我粗略知道些内中事物的出处，便就手说说它是怎么乱的。

好多年前的某个酷暑，中午时分，上师大通往食堂的水泥路上，走来一群冒汗的教授，陈子善、罗岗、倪文尖、雷启立，以及编外的王为松，华师大的精英半数在场。开的什么会我已经完全忘记，那是初识毛尖，今天这个学生模样的老师兼家长，彼时是一个学生模样的学生，她在尚未回归的香港研究早期黑白电影，和她后来印在陆灏《万象》上的文字彼此班配，在一个素净的黑白世界里行走，虽然那是一个时常颠倒黑白的世界。

    这本《乱来》所涉及的事物要黑白分明得多，也可笑得多；不是因为分明而可笑，而是因为太过分明而可笑。而那些最可笑的人物，多半都由她的朋友出演，这可以视为爱电影的衍生物，朋友们藉此获得了比现实生活更加戏剧性的人生，他们甚至希望自己就有过那样电影式的遭遇，以此和这个绚烂的时代保持平衡。

本书中，毛尖选取的视角有时候是小区保安式的，她从门房或者某户人家的窗口观察保姆、陆公子、沈爷、宝爷以及宝爷的变体——大宝和小宝；白话叫做她借小区保安的立场观察这个“兵荒马乱”的世界，（“兵荒马乱“和后面的“鸡飞狗跳”的描述出自木心的《上海在哪里》。）她的立场是平民的，场景通常是喜剧性的，结局多少是悲凉的，你可以感觉到，那双打字的手是愤怒的。这是我们爱毛尖的原因，她为我们代言，说出我们的喜怒哀乐，说出我们这些介乎保安和保姆之间的老百姓的基本处境，说出在通风很差的大楼里用MSN聊天的族群是否真的得以脱离这个“鸡飞狗跳”的世界。

    当然，在本书更多的文章里，毛尖是个大学老师，就是出席了境内外大量学术会议，同时被部分学生认为是花钱雇来陪伴他们度过上班挣钱前最后时光的那类人。她以历史研究的兴致打量在社会缝隙里喘息的街谈巷议，在冠冕堂皇的高头讲章里发现荒谬可笑之处；她深入浅出地为“张爱玲”运动去魅，同时在普罗大众的辛苦生活里发现简单淳朴之美；她的趣味保证她在影史中勾画出人所未见的线索，并且从不故作高深；她惯常从日常所见着手，见证当下生活中滋生的写作及其价值。她将诗情画意藏匿于谐谑调侃之中，仿佛对自己的聪明才智完全无动于衷。

    毛尖的文章为随笔写作作出了别开生面的示范，在老朽和幼齿，滥情和冷漠，故作高深和不知所云间提供了感性的道路，在奢谈鲁迅和奢谈时尚之间接触生动坚硬的现实，为活生生的此刻留影，并且梳理出“明日帝国”的夕照。

    毛尖是个天才率性的作家，知人论世通达晓畅，她风趣的文字甚至使她谈论的世界看上去比实际上要有趣得多，借她的“乱来”我们稍稍厘清杂乱的思绪，藉此在“小团圆”中遥想所谓的“倾城之恋”。

2009-4-1   

原载2009.4.12《上海书评》

毛尖撰文评论小白的文集《好色的哈姆莱特》，形容小白酷似文森·卡塞，“又黑帮又公寓”。全文稍后奉上。

孙甘露

    初次听说王家卫的电影，是张献转述的《重庆森林》，那个年代，香港尚未回归，观片意味着小小的特权，那些未曾谋面的作品只能仰仗想象来揣测，如同《东邪西毒》人物彼此间的关系：曾经……据说……后来……，诸如此类；一如山脉另一侧的远方，眩目的天光下，人物的沉思带着些许睡意，语气倦怠，光影浮动间黄历揭去时光的表皮。

    这个影像的古代世界，它营造的知觉迎合着我，让我隐约觉得它和《卧虎藏龙》标注了过往中国的边界，一个介乎泼墨和白描之间的世界；朝廷昏庸，贪赃枉法之徒横行其中，北方飞沙蔽日，百姓寄情于南方的陌巷曲溪，以避时害。以今人之见，在这样的古代社会中行走，只能以武侠的方式吧？

    情殇乃至习武，正是锤炼隐忍的途径，其中的道理彼此包涵；但是更多的酒，更高强的武艺，更奋力的一击，只是披露了达成这一切的缘由。这是一个连绵的因果注定的世界，一个可以回溯的世界。

    我进入王家卫作品的路径与此趋同，无意的，我是从他的近期作品逆序地向前回望，那些男女纠结的故事，无法回避的结局都是彼此间有意无意回避的产物，由此产生的伤痛，仿佛是古代世界逝去后的一个变体：冷兵器的遗迹、血迹和墨迹渐次收干、匣中的秘籍或宝剑、酒和泪水。虽然出于虚构，但是时间的向度和历史的向度、感情的向度都在同一个方向上。

    而他的那些时装剧，那些在一个被称作香港的未收回的客栈上演的感伤故事，灵肉缠绕、貌合神离、始乱终弃，诸般由时光雕刻的离散往事，在继续发扬着时间之殇的同时，注入了更多的暧昧、凄迷、颓废和迷惘。

    时间将原野上的客栈移作了都会中的旅馆，将对远方的眺望变作了走廊间的徘徊，对日落月升的凝视换做了对墙上一只挂钟的遐想，充满寓意的节气叠化为抽象的数字，村姑怀中的鸡蛋变为了少妇的腰肢，马背上女人肢体反射的水光终于放平为卧榻上旗袍包裹的身姿。

   身体所激发的想往终于变成身体本身，山野间的奔波腾挪归于室内逼仄的辗转沉吟。那个叙事学上的主体，终于由对古代中国的狂野想象缩写为衣冠楚楚的都会写真。时间进入了现代，那个武侠的世界就此终结，王家卫那个影像的现代，仿佛是古代世界的灰烬。

原载2009.3.24《上海壹周》

 

（背封文字）

与其说蒙田是一个散文家，不如说他是一个哲学家或思想家。                                                    ——季羡林

翻译法国文学经典，有两座难以超越的高峰，一是普鲁斯特的《追忆似水年华》，二是蒙田的《随笔》。蒙田的《随笔》博大精深，可谓内容丰富、思想深邃、文笔精美。就翻译而言，其人其思其文具有独特个性与魅力，加之古老典雅的语言风格，殊难理解与翻译。

马振骋先生知难而上，以其深厚的中法文素养、丰富的翻译经验和老到的译笔，阐释蒙田，再现蒙田，让蒙田的生命在中华文化语境中得以再生和延续，为中国读者理解蒙田、欣赏蒙田提供了新的可能，开拓了新的天地。                                                                                                                                            ——许钧

就理性、知识加诸凡尘琐事而言，今日报刊随笔、网志博客，均发端于蒙田，他以虔诚之心思考人性，为后世开启现代之门，其丰赡深邃，令后来者尽享其荫庇。

译者马振骋先生，端庄风雅、博学精思，多年悉心研究法语文学，其蒙田中译温润摇曳，使我等后进获益良多。                                                                                                                                            ——孙甘露

“我知道什么？”——这位法国文艺复兴时期的代表人物用一个简单的问句告诉我们，我们的本性就是多变和不稳定的，差异不仅仅存在于我们和他人之间，还存在于我们灵魂的不同层面之间。因此人类才是真正的可怜：我们不仅不了解这个世界，我们甚至不了解自己。然而随着思想的火花以蒙田的方式从这里跳跃到那里，世界却恰恰在人类绝望的努力中被暂时照亮。                                                                      ——袁筱一

尽管蒙田具有无可辩驳的理性和深入灵魂的同情之心，他却是见证了人类坠入兽性的堕落之旅，见证了有时能够控制住人类的各种疯狂……这才是蒙田一生的真正悲剧性所在。                              ——斯蒂芬·茨威格

  （袁筱一 译）

过去的归来

诺曼·马内阿与小说式回忆

孙甘露

    《流氓的归来》令我们想起另一位也是从东欧到了西方的作者，昆德拉。昆德拉的写作其实是两块的，不只是因为他到法国后改用非母语的法语来写作，也因为移民、离开母国经验对他造成的影响。他用法语写作的作品——包括文论和小说，《帷幕》、《身份》、《缓慢》等等（自昆德拉开始，我一直把文论和小说当作同一种东西来读，包括其后陆续翻译成中文的库切、奈保尔、拉什迪乃至艾科，有时候，甚至包括齐泽克的电影和黄色笑话分析。真是奇怪的经验），跟他早期《告别的聚会》、《小说的艺术》、《被背叛的遗嘱》这些在捷克、用捷克文写作的作品有很大不同。

    马内阿和昆德拉一样的是，他也离开了母国，移居到了美国。如果移民前的母国经验，与移民后的西方经验，是两个不同的世界，则马内阿的返乡、及将返乡经验写成的《流氓的归来》，连系了这两个世界，相当于把昆德拉在捷克和去法国后前后两边的经验结合起来了。由祖国到西方而又回到祖国，离开与回归，形成了一个完整的圆圈。对写作者马内阿而言，这是独一无二的人生经历。对读者而言，也提供了一个独特的阅读经验。

    但返乡并不等于返回离开前的家乡。在时间中，家乡已经变化了，写作者也变化了。经过一个移民者的、流离迁徙的经历，看待家乡的眼光也不同了。马内阿对罗马尼亚的认识获得了一种相对来说不那么情绪化，更为沉静的眼光。书中充满对罗马尼亚那段现实很精微的回顾。这仿佛一种淘洗的过程。抽离，回归，再抽离，再回归…，人在这个过程中淘去情绪化，获得对身处现实的一种沉静的理解。米蘭昆德拉曾说:「為了能夠聽到隱密的、幾乎聽不到的『事物的靈魂』的聲音，小說家跟詩人與音樂家不同，必須知道如何讓自己靈魂的呼聲保持緘默。」我想有时人生经历正是使小说家获得这样一种灵魂的緘默，与沉静眼光的方式。

    马内阿在美国时，曾经和索尔·贝娄谈到想回罗马尼亚的念头，索尔·贝娄劝他不要回去，但最后马内阿还是决定回去了。马内阿说因为老朋友在招他回去，他说:我是因为“友情的专制”才回去的。 “友情的专制”，一个微妙的、放射性的说法，他是为了故人而回去的。人离开了故乡，但是很多人的关系还是割舍不下。就像他在母亲死后九年才终于能回乡上坟。离开是为了政治的专制，回乡是因为人终于还是脱不开故人与故土，这也是一种专制，是与生俱来的牵绊。至于劝他不要回乡的索尔·贝娄，本身也是俄国犹太人后裔，父母在二十世纪初移居美洲，也是上世纪人类离散经验的见证者。但贝娄毕竟是出生在美洲，并没有一个故土。他与马内阿还是不同的。马内阿的经历是他自己的，最后做的选择也纯然是他自己的。

    《流氓的归来》充满了对罗马尼亚的现实、以及脱离开这种现实之后，再以回望的眼光反过来思考、反省的段落；精彩的段落往往在阅读的不经意间缓缓来到。比如说斯大林的建筑，对街景，对过往生活环境的描绘，写得很零碎，有一点“流水”的味道。看上去没有十九世纪小说那种古典的，说故事的结构，但是我们也不能简单地把它看作非虚构的向现实的渗透。今天有些小说，包括奈保尔、库切的作品，读起来像是纪实，其实是一种笔法，我们不能那么截然地划分，说这是小说、那是纪实。马内阿大量现实的观察、描绘，所产生的仍是一种小说式的阅读经验。

    20世纪的历史，带给全世界各个国家的不同经验，成了文学很丰富的土壤。好的作品把一个地区性的经验提取出来，取得升华，把一种地区性的经验放射到全球化的语境当中，成为人类共同的经验。东欧文学如此，拉美文学也是如此。同时我们也可以从个别写作者的角度看，个人的离散经验，透过作品升华，也同样可以为其他国家读者带来体会。马内阿很多的反观罗马尼亚当时的政治、生活、艺术，以及人的关系、意识形态的崭新的东西，未必是系统化的，这些就是小说的经验。（节选）

全文刊载于2009年第二期《上海文化》

背封评论

　　菲茨杰拉德的小说放在面前，自己说不定也想写小说吧——这样的念头一点也没有浮现。只不过如小学生想把闹钟拆散,，自己也想尝试抓住小说隐藏的不为人知的魔力所在，仅仅想干这回事吧。就这样不知多少年了，只有菲茨杰拉德成为我的老师、我的大学及我的文学伙伴。作为一名小说家，我把菲茨杰拉德看作一个标准，一把尺子，是看清自己位置的一件标志，然后有时叹息，有时又全身紧张。他的小说就好像命中注定一样始终牵扯着我。说是不可思议也行，但如果小说里没有了不可思议，又有谁去读小说呢？

——村上春树

　　它（《返老还童》）之所以打动我，是因为最伟大的爱情故事总是以死亡的阴影来度量的，爱与死冷酷地纠缠在这个故事里，我喜欢这种纠缠的方式。

——大卫·芬奇

　　如果没有菲茨杰拉德，我们不会知道，在一个奢华的金钱世界里感情何以如此存在。

——孙甘露

　　菲茨杰拉德善于把幻想叠加在城市化的、日常生活的场景之上，他把意象奇崛的描绘和比喻，融合在爵士时代年轻人惯常使用的那种言不及义的时髦说话方式中，独家自创出一种富于诡异诗意的文体。

——小白

基本信息：

    作者: [美]F·司各特·菲茨杰拉德
    译者: 张力慧，汤永宽

    ISBN: 9787532746828 
    页数: 340
    定价: 25.00
    出版社: 上海译文出版社
    装帧: 精装
    出版年: 2009.2

简介 　　

    本杰明·巴顿一出生就是个八十岁老头，以后每隔一年就小一岁，因此，他拥有与别人完全不同的人生和悲欢离合……这个故事跨越了从一战到21世纪的百年时光、生命和死亡的思考。本书是美国二十年代明星作家菲茨杰拉德的短篇小说，原先并不起眼，但去年被著名鬼才导演大卫·芬奇耗巨资改成电影《返老还童》之后，名声大噪。本书还附有小说的原文，供文学爱好者和英语学习者对照阅读，并配有插图和导读，是一部可读、可诵、可梦的当代经典和双语范本。
　　本书选录的《返老还童》（直译作《本杰明·巴顿奇事》）和《一颗像里茨饭店那么大的钻石》是其中富有奇幻特色的代表作，结构奇特，概念新颖，文字则如诗歌般行云流水。二○○八年，好莱坞斥资一点五亿，打造“大卫·芬奇（导演，代表作《七宗罪》、《搏击俱乐部》等）+埃里克·罗斯（编剧，代表作《阿甘正传》+布拉德·皮特+凯特·布兰切特”的梦幻组合，将《返老还童》搬上银幕，使得这部小说再度焕发青春，跻身当代经典行列。　　

作者简介 
　　F．S．菲茨杰拉德（（Francis Scott Fitzgerald 1896～1940）美国小说家。1896年9月24日生于明尼苏达州圣保罗市。父亲是家具商。他年轻时试写过剧本。读完高中后考入普林斯顿大学。在校时曾自组剧团，并为校内文学刊物写稿。后因身体欠佳，中途辍学。1917年入伍，终日忙于军训，未曾出国打仗。退伍后坚持业余写作。1920年出版了长篇小说《人间天堂》，从此出了名，小说出版后他与吉姗尔达结婚。婚后携妻寄居巴黎，结识了安德逊、海明威等多位美国作家。1925年《了不起的盖茨比》问世，奠定了他在现代美国文学史上的地位，成了20年代“爵士时代”的发言人和“迷惘的一代”的代表作家之一。菲兹杰拉德成名后继续勤奋笔耕，但婚后妻子讲究排场，后来又精神失常，挥霍无度，给他带来极大痛苦。他经济上入不敷出，一度去好莱坞写剧本挣钱维持生计。1936年不幸染上肺病，妻子又一病不起，使他几乎无法创作，精神濒于崩溃，终日酗酒。1940年12月21日迸发心脏病，死于洛杉矶，年仅44岁。菲兹杰拉德不仅写长篇小说，矩篇小说也频有特色。除上述两部作品外，主要作品还有《夜色温柔》（1934）和《最后一个巨商》（1941）。他的小说生动地反映了20年代“美国梦”的破灭，展示了大萧条时朗美国上层社会“荒原时代”的精神面貌。

孙甘露

    就文学而言,对未来的想象总是伴随着对当下经验的反省和沉思的, 一地或一个时代的文学,它的特征和潜质也由它所遭遇到的传统和对生活的展望所产生的激情所制约。你所体验的事物越焦虑，你对未知的渴望就越强烈。就此而言，未来十年也许就是中国城市文学，在经历了诸多不安和质疑之后，产生阶段性后果的十年。

    城市生活的复杂、变化多端、歧义丛生、莫衷一是、正是由感性而趋向定义的路途。这将是狂躁的年轻一代逐渐成熟的的十年，也是年长者得以将痛苦的历练转化为作品的十年。城市发展带给人们的人性磨难，文化多样性的杂糅，终会获得通道。从来就没有无垃圾、无杂质的时代环境，虽然这不是产生伟大作品的必然理由，但它就是产生“了不起的盖茨比”的理想土壤。我们不是预言家，但是伟大的文学作品永远都孕育着对未来的幻想，也许它看上去更像是对过往时代的悼念，而悲悼正是启发未来的真正含义。

原载《周末画报》

孙甘露

    去年底，经过起伏跌宕的一年，历经自然灾害唤起的悲悯和奥运会带来的喜悦，几部画面精致、配乐优美、主题高尚、深入浅出的贺岁电影，使公众于百感交集中，迅速认同此类感情纯洁、道义至上的宣传。艺术作品一般涉及的矛盾、幽暗、充满歧义的人生故事，在百年一遇的巨大悲痛和巨大幸福前，看上去似乎是可以忽略不计的。

    转至年关，打摆子式的世界前景忽然有了明确的结论，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全球经济海啸瞬间降临。在这个大环境下，今年率先上映的几部外片，又将一些严峻的主题带了回来，纠缠人们原本只是想娱乐一下的身心。

    改编自畅销书的《朗读者》，因为对纳粹历史的精微反省，使上世纪八十年代曾经引起广泛争议的“好人同时也是好纳粹”的道德困境再次成为焦点；而《贫民窟的百万富翁》则被孟买贫民窟的部分人视为好莱坞肆意歪曲东方的作品。

    转回国内，也有些争议围绕着春晚而起。大概是觉得春晚对二人转艺人的净化还不够彻底，或者是我们逗闷子的机能已经适时地完全退化，方言俚语中一些说法也招致了訾议。

    隐约觉得，新的一年是似乎是舆论道德回归的一年。新年伊始，人们已经在电影与电视的娱乐中交相指责，用紧缩的尺度丈量彼此?

    作为受众，我们的处境大概类似于电影《朗读者》中的凯特·温斯莱特，我们勤勉、专注、精力充沛而且私下里交流并不总是那么顺畅，我们是些疲惫的成年人，是精神上时而坚定时而游移的人，是强烈需要那些我们够不着的标准的人，我们的局限使我们依附于那些特别的通道——朗读、春晚或者一切在空间流动的声音，并且视之具有特殊的道德含义。

    阅读此文的人，我们都是某种程度上的文盲：语种、知识、常识、风俗乃至某种理论。如果盲目、偏狭使我们羞愧，无法示人，我们就会趋向于封闭自己，或者就会倾向于将他人的质疑看作道德审判，将俗世看作是道德的对立面。

    实际上，我们部分的是由我们不知道的事物定义的，那些令我们不适，使我们困惑，逾越我们的阅历，挑战我们经验的事物，或许正是令我们醒悟的良药；阅读和聆听恰是致使我们完善、宽容的途径，如果有什么事物令我们在“语言的牢狱”中感到不安，没准获救之门正借此向我们敞开。

原载2009.2.10《上海壹周》 

答申江服务导报闻佳问

孙甘露

    关于情人节，年轻的时候，我们并没有这个概念，只是少数时髦人知道圣瓦伦丁节，不像现在，好象是一个社会性运动。有几年看到大街上站满了，男生捧着大捧的玫瑰花一个人匆匆地走，或者是小姑娘，一脸幸福，你不给她送吧，她看看同事都有，说不定还不开心。在风尚和潮流里，人总是觉得比较安全的，就像在西方情人节本身就是玫瑰花、巧克力、珠宝或者奢侈品的消费良机一样，情人节送送花买买礼物，都没什么不对。

    但送礼物，我们需要某些特别，它不仅是金钱，而是比金钱稍多一点的东西。比如你捐款给四川，那就不仅是一笔钱，那是仁慈，还有爱。情人节的礼物，亦不仅仅是闪闪发光的昂贵本身，有时候，它让你睹物思人。

    每一对恋爱中的人，他们的爱情都是很私密的。没有一个爱情的公式，会让任何两个人一板一眼地相遇。那天晚上，在同一家餐厅里，你们这一对，和隔壁桌那一对，一定有什么地方是不一样的。如果都一样，那叫公司尾牙。

    伟大的爱情，最初的那一瞬，可能在惊天动地的战壕里，可能在无垠碧蓝的大海正中间，或者也有可能只是在街头擦肩而过，但有一抹难忘的微笑。没有订了一家饭店，就发生惊天动地的爱情。生活是千姿百态的，那一天，你是跟你所爱的那个人去相会，为什么要那么俗套呢？爱情的故事，时间，地点，方式，没有人是相同的。

    我见到过一个爱情故事，是在电影里。伊莎贝尔·阿佳妮演雨果的女儿，少女阿黛尔爱上了第16轻骑兵团的中尉皮尚。为了皮尚，她孤身一人飘洋过海，到冒险家的乐园美洲，只为追随他的脚步。她寻找他，爱他，希望把自己的终身奉献给他，他却只接受她的金钱。

    她贫穷，沦落，渐渐变成了孩子们笑骂的疯女人，孤独地死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混乱中。

    在影片的最后一刻，她对着大海喃喃自语：“千山万水，千山万水，去和你相会，这种事，只有我能做到！”阿佳妮有着迷人的脸庞和绝望的眼神，而阿黛尔，这个完全为了爱情疯魔了的女子，她的爱，令我震惊。

    现实生活中的爱，我们很少需要跋山涉水，更多的时候只是一瞬间的感动。我有一位朋友，有一年夏天去搭飞机，七八月天盛夏时节，飞机在停机坪上停得很远，两三百人坐着摆渡车，下得车来慢慢登机。我朋友排在很后面，于是他就躲在大巴的阴影里，在一无遮拦的毒日下争取那一点点时间的荫凉。那车子一直没有走，朋友也没有多想，最后他走出来登机，刚迈了一步，车就发动了。我朋友一回头，看见那司机头也没有回，在后视镜里冲他挥挥手，把车开走了。

    一个陌生人，为他留下一点点力所能及的关怀。寻常生活中，那就是一瞬间的默契和感动。

    在爱情里，应该也一样。

原载2009.2.9《申江服务导报》

孙甘露

    小宝生性羞涩，阅读和写作唤出他天性中狷介的一面，而正统的家教又使他行文论世，居于礼甚过拘于理。他通常从反面看世界，却从中得出愉快的结论。他点评人物时的放肆玩笑使他像个民间智慧家，而他评介书籍时则骄傲地放低身段，假装自己是评介对象的仆人，而他得意侍奉的是自身的敏锐。因为他的天资，条分缕析时甚至毫不在意挥霍自己的机锋，假装莫里哀笔下的人物，说了一辈子散文，而浑然不觉。他对界限和距离时时警觉，力避对够不着的世界满怀激情，或者管闲事时也饱含着泪水。我冒昧地给他一点建议：不要为自己优越的智力和广博的见识所困，最好像不识字一样谈论世界，宛若处子之爱，其愉悦不可方物。

原载2009.1.5《新民周刊》

答何映宇问

    我觉得，流行文化是一种胃口很大的东西，它不仅要消化精英文化，各种文化它都想吞并，它是种拿来主义。

撰稿·何映宇(记者)

　　2006年初，孙甘露担任《上海一周》总策划，开始直接参与一份都市报纸的制作。从一位先锋小说界的风云人物，到现在的媒体人，孙甘露的身份发生了一些微妙的变化。

　　在一个商品供应匮乏的年代，他义无反顾地爱上了文学，也义无反顾地写作着孙甘露式的先锋小说。他的一篇小说名叫“请女人猜谜”，他的小说就像是一个又一个谜语，一个又一个迷宫，他那巴洛克风格的华丽文句，阴郁、荒诞、飘忽不定的人物，打破时空关系的革命性叙事方式……使他一时间成了先锋文学阵营中最极端的个案。事实上，他写得似乎太克制了，上海书店出版社近年出版的《孙甘露作品系列》也只有薄薄的四卷本，但是看上去慢条斯理的他，却以其独特的语言风格独领风骚。

　　在先锋文学退潮之后，孙甘露的写作与生活也发生了一些变化。他似乎更愿意参与各种各样的尝试：讲一个完整的故事、写一些才子随笔、给电视台做策划、进入媒体工作，甚至是在T台上走一场秀，很忙很充实。但熟悉他的朋友都知道，孙甘露还是孙甘露，对待朋友总是那么谦和，而革故鼎新的精神也总在他的骨子里燃烧。

　　基本上，它是一个态度问题

　　《新民周刊》：你觉得先锋的意义是否在于革新？

　　孙甘露：今天下午作协在开一个改革开放30周年的作品研讨会，也在讨论这个话题。对于先锋派小说，人们现在一般考虑的都是文体问题，比如叙事方式、时间、视点等等，当时我们这批人也确实受到了西方现代主义文学的影响。无疑，这都是中国的先锋派在革新上的努力。之外，还有一层常被忽略的因素，它多少也包含了一种回避，回避某种意识形态化的叙说方式。基本上，它是一个态度问题。在僵硬的现实里，用语言打开一个世界。

　　《新民周刊》：现在，你是否还是个有先锋情结的人？

　　孙甘露：说心里话，我那时候写作的时候，并没有考虑什么先锋的问题，在那个年代，先锋这个词通常也被实验、前卫、新潮所取代，它并不是一个纲领性的概念，只是用来描述这一批人的写作风格的词语而已。只是我觉得当时提出的一些文学观念和实验精神，在今天看来仍然不无重要的意义。

　　我们不从西方现实主义文学考虑，即便只是涉及中国古典小说，蒲松龄的《聊斋志异》和吴承恩的《西游记》也体现出了古典时期文学的复杂性，将文学限制为一种狭义的现实主义不可能有利于文学的发展。当然，如果说是广义的现实主义，我愿意接受这个概念。

　　创新与传统

　　《新民周刊》：陈丹青在接受采访时说，他从来也不是一个喜欢创新的人，你怎么看？

　　孙甘露：我不太清楚他说这番话的语境，所以并不是很能回答这个问题。只是我觉得，创新真的是一件很复杂的事情。比如我们说莎士比亚这样一位伟大的戏剧作家，他的很多作品也是改写前人的创作，占了很大的比例。这就要看你从什么角度来谈这个问题，特别是艺术领域。艺术作品都是有承继关系的，总是有一个源头，所以完全标榜自己是创新肯定有问题。一般而言，写作的人也好，做艺术的也好，对于文学史、艺术史有一定的了解会比较好，不然人很容易膨胀。

　　《新民周刊》：陈丹青写了两本《退步集》，你对他那两本书看过吗？你对他批评中国当代文学的言论怎么看？

　　孙甘露：他的大部分文章我都看过。他的思想背景其实是很繁复的，不是一个单一的指向。我和陈丹青有时候在一起谈的时候，也会和谈起他的阅读，他读的书很多，而他的思考也很深入，并非只是他在媒体上论及的那些。至于他近期在公开场合发表的一些言论引发的争议，我的基本态度是：应该允许别人把自己的看法说出来，肯定会有一些积极的作用，不论它是对的还是错的，要不然大家都闷头不讲话了。

　　对于我们身处其中的文化环境，我个人的看法是需要慎重，需要斟酌，不要轻易地下结论。

　　《新民周刊》：对传统怎么看？

　　孙甘露：我们的传统融入到文字之中，它在变化是毫无疑问的。以前年轻不觉得，现在有点年纪后开始领悟到，所谓“笔墨当随时代”。文字需要一个语境，它的变化也是历史的必然，今天，我们周围的事物都在发生天翻地覆的变化，现实主义写实主义的文学作品，拿当下鲜活的语言来写作，肯定能得到更好的效果。即使现在有一些人喜欢古诗词、喜欢古文，你看了都会觉得很隔阂，因为时代不同了，文学形式也在发生变化。那些传统可以显示学问修养，但它对于当下的创作意义并不大。

　　当然，首先我们是被传统所限定的，如何将它们与我们的生活结合起来，我觉得是一个我们需要考虑的问题。

　　开放性的空间

　　《新民周刊》：对于上海这两年的变化，你觉得它是否很大程度上是一种创新意识推动下的产物？

　　孙甘露：上海这两年努力将自己打造成一个现代化的国际性大都会，这很好。比如在文化方面，上海美术双年展、上海国际电影节以及即将到来的世博会等等，有那么多的演出、交流的舞台，它们都提供了一个开放性的空间和外部世界交流的空间。很多人也对这些努力中的一些不尽如人意的地方提出了批评，但我想做是最重要的，至少有这样的创新意识是最重要的。

　　《新民周刊》：先锋和创新两个词语不同的地方在于一个精英一个大众，你觉得精英化的先锋模式是否已经被一种更大众化的生活方式所取代了？

　　孙甘露：不能说完全取代，但可以说有这样的征兆。也有人这样描述，说80年代的先锋派到了90年代和21世纪，似乎都变成了一种时髦。我觉得，流行文化是一种胃口很大的东西，它不仅要消化精英文化，各种文化它都想吞并，它是种拿来主义。

　　《新民周刊》：《上海一周》的工作是怎么样的？适应吗？

　　孙甘露：2006年初我去了《上海一周》协助工作。这是全新的经验。在外部观察和你在媒体工作是两回事。

　　另外，《上海一周》报社里还是年轻人居多，他们是一个很出色的集体，他们待人接物、反应、态度、行文、遣词造句和看问题的方式与我们这一代人有很大的不同。你在社会上以个体方式与年轻人的接触毕竟有限，和在这样一个充满活力的媒体中同他们一起工作是不能相提并论的。我从他们身上获益良多。

　　当然，这并不是说它没有难度。好在虽然年纪大了，但学习的兴趣并没有丧失，对新事物还有兴趣了解。

　　《新民周刊》：你现在也可以说是个媒体人，你觉得媒体这些年在对上海乃至全国的思想开放是否起到了比较重要的影响作用？

　　孙甘露：我觉得文字的媒介确实很重要。除了固有的传统平面媒体，现在的网络对世界的改变也实在是太大了。人们阅读的方式、写作的方式、传播的方式都因网络而改变。在美国，《纽约时报》的网络订户已经超过了纸版订户，《基督教箴言报》已经把纸版的日报给停了，只出周末版，日报只有网络版。我们这些人还好一些，90后的年轻人几乎天天都在网上获取信息。还有什么手机小说在日韩很流行，文学写作进入了电子时代。今年9月底我去韩国参加首届东亚文学论坛的时候，日本80后女作家绵矢梨莎谈的就是电子时代的文学写作。她19岁就得了日本文学最高奖芥川文学奖，还得过日本文艺大奖，那一代人的写作和思考因为媒介的变化而变化了。

　　自然地，在这样的环境中，思想变得越来越多元，媒体为我们提供了多元文化选择的平台。我们可以在媒体上发表文章，发表自己的观点，我们获取信息的方式也更便捷。虽然媒体的竞争是很残酷的，但从一个观察者的角度来看，它们对思想的解放肯定是起了比较大的作用的，这是毫无疑问的。

　　《新民周刊》：我记得你有一次还去走T台，那是一次怎么样的活动？是否也非常愿意参与一些时尚活动？

　　孙甘露：这只是我参加的一次时尚活动。爱马仕之前在巴黎也做过类似的活动，请欧洲的一些作家、艺术家来，让职业模特和非职业模特一起来走台。他们是想请不同方式工作的艺术家来参与，他们说你平时怎么走路就怎么走路。我觉得这也是挺特殊的体验。从经验的角度来说，我们通常观察到的东西和你亲身体验是完全不同的。T台表演其实也是一个综合性的艺术，包括舞台、灯光、服装、音乐等等许多方面都需要精心设计才能达到好的视觉效果。虽然在台上其实也就是几十秒钟的时间，但还是挺好玩的。当然,这是一次商业活动，一次有很高艺术性的商业活动。

原载2008年第52期《新民周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