撰文/单之蔷

酷似废墟的地貌——魔鬼城

    “……清早，把两个孩子、3 匹马和一只狗留在帐篷里，我和罗布森两人便骑着马去古城，作全面的观察。……我们沿着这条干河床向上游走去，不久，两边便出现了大型建筑物的高墙，部分已被雨水冲塌，有的地方甚至夷为小丘。两边建筑物之间，到处都是通向两面的大街和窄巷，有的笔直，有的曲折。我们在一个地方发现一个高座，上面有一个长颈的怪鸟石雕，风化得很厉害。在另一个地方有一座尖塔耸立着，这大概是瞭望塔的遗迹。再往前，又有两座宝塔巍然突起，底部相连，很像一个大马鞍。……”

    这是一个探险的故事。是前苏联著名的地理学家奥勃鲁切夫的著作《中央亚细亚的荒漠》中的一段。这本书用一个“探宝者”的口吻讲述了他在我国新疆地区的几次探险活动。这段说的是他和伙伴在我国新疆北部的克拉玛依附近发现了一座“古城”。接下来写他们在这座“古城”里“找宝”——挖掘文物的过程。

    “我们下了马，把马并排拴在死胡同里的阴凉处，就开始工作。我们先沿墙从两头对挖一条深一铁锹的沟，泥土很松，连丁字镐也用不着。我们各自向前挖了两俄丈，就碰了头，但是什么也没发现……”

    我不能再引了。为了增强可读性，这位前苏联的科学家竟用40 多页的篇幅卖了一个“关子”：他花费了大量篇幅描写的所谓“古城”废墟，竟是假的。两个“探宝人”被大地奇妙的形态欺骗了。这很像“古城”的东西根本不是人类的遗迹，而是大自然的作品——它们是干旱区的雅丹、丹霞、彩丘等几种特殊的地貌。

    我引这段文字，是想让人们对我国新疆等西北地区的景观——丹霞、雅丹、彩丘地貌有一种认识：它们很像人类的作品——城市的遗迹——废墟。

    科学家们对丹霞、雅丹、彩丘的定义争论不休，但当地的百姓对何是丹霞、何是雅丹、何是彩丘并不在意，而是一言以蔽之：它们都是“魔鬼城”，或者简称“鬼城”。

    我很喜欢当地百姓的叫法，一声“魔鬼城”，我的眼前立刻涌现出一片逼真的形象，甚至我看到了乌云似铁、闪电如蛇、风在断垣残壁间回旋的场面；而雅丹、丹霞、彩丘这些概念虽然有形象、有色彩，但都只及一面，不及其他，这些概念甚至给人一种喜庆、热闹、阳光灿烂的感觉。我觉得这种感觉不符合实际，而“魔鬼城”这个词唤起的天地蛮荒、惊怵诡异的气氛更接近人们面临此景的真实感受。

    为什么人们站在“魔鬼城”的面前，会感到神秘、惊怵，我觉得主要是因为这里大地裸露，寸草不生，没有生命的迹象。

    一个世纪前，如果在沙砾裸露的荒漠地平线上看到几个黑点，那很有可能就是商旅或者探险家的驼队。斯坦因、斯文·赫定这些赫赫有名的探险家也并非踽踽独行，陪伴他们的往往是永不停歇的驼铃。绵延曲折的驼队将探险者带入荒漠深处，悠扬而有节律的驼铃声将一处处沉睡千年的古迹重新唤醒。

荒漠考古，密林采花

    在读《中央亚细亚的荒漠》这本书，品味着干旱和荒漠的时候，我是在西藏墨脱的一间木板房里，忍受着潮湿。站在窗前，雅鲁藏布江涛声依旧，雾气弥漫。这里是雅鲁藏布江大拐弯的核心区，也是从印度洋涌来的水汽向青藏高原挺进的通道。因此这里成了全中国降雨量最大的地方之一，一切都是湿漉漉的。这里的雾气特别壮观，在清晨时如一条巨龙在峡谷中蜿蜒，然后慢慢地向上蒸腾升起，一会儿就像一面墙壁遮蔽了对面高达数千米的大山……

    我不知道这算不算是探险。我们开着几辆吉普车从川藏线上的波密进入了墨脱。140 公里的路，从早晨8 点出发，直到夜里11 点才到，平均一小时前进不到10 公里。

    墨脱虽然仍然被称为“中国唯一没有通公路”的县城，但路是有了，只不过不能称之为公路，因为公路是有标准的。车已经能开进去了，不是在所有的季节和所有的车。县委书记说，他们的越野车后备箱里装的是炸药和雷管还有砍刀，遇到路上有滚落下来的巨石和倒塌下来的树木，炸之，砍之……当雪崩、滑坡、泥石流、洪水来临时，路就不通了，那只有等待专业的设备和抢修队伍。

     从波密县城出发奔向墨脱，很快就要翻越一座雪山——嘎隆拉。每年11月至次年5月，这里完全被大雪封盖，我们到达时已是6月中旬，推土机从大雪中硬推出一条路，我们的车在两侧的雪墙间小心翼翼地穿过。

    这条公路还有一个特点，那就是瀑布奇多、很多瀑布直接泻到路上，车必须从瀑布下穿过。公路也是河道，水流就沿着公路急流而下。这就是去墨脱的路，眼前的一切让我们深刻体验到自然的伟力。 

    通往墨脱的公路时断时通，滑坡、泥石流的危险随时可能降临。我们的车正从刚刚抢修完的路段通过，路非常狭窄，而且还是倾斜的。驾驶员必须全神贯注，身手熟练才能通过。

    在翻越嘎隆拉岭（11 月至来年5 月，大雪封山，此岭无法通车）时，我看到了满山盛开的杜鹃，还有各种颜色各种品种的花。这让我想起了19 世纪末及20 世纪初在中国西南地区，也就是中国的横断山区及藏东南采集动植物标本的西方探险家，如亨利· 威尔逊、乔治· 福雷斯特、金敦· 沃德等。

    那时候在中国的西北荒漠，也活跃着一批西方的探险家，如：斯文· 赫定、斯坦因、普尔热瓦尔斯基等。

    我发现一个有意思的现象：在我国西北地区探险的西方人，取得的成绩主要是在考古和地理方面；而在我国西南地区探险的西方人，取得的成果主要集中在植物采集方面。造成这种区别的原因不难解释，主要是因为西北的大地是裸露的，西南地区的大地是穿衣的——满是植被。

    在植被葱郁的横断山区，文明和历史的遗迹仿佛被这里湿热的环境所逐渐消解。在这里，西方探险家把目光更多转向了高山上的奇花异草，他们从这里带回欧洲的几株杜鹃花，也许就将为他们赢得梦寐以求的荣耀和财富。

真正的探险家是不结婚的

    由此我对探险这个词的意义感到了迷茫。何谓探险？前面列举的那些探险家，他们都肩负着某种使命。斯坦因是为英国和其殖民地的印度博物馆寻找文物；普尔热瓦尔斯基一心想的是为俄国扩大版图；在我国西南地区探险的那些西方人功利目的就更明显了，威尔逊为了英国植物园增添新种；洛克是受美国农业部的派遣来中国寻找大风子的树种……

    这些人最后都成了大名鼎鼎的探险家。难道为了某种世俗的功利目的去了某个很危险的地方，就是探险吗？我查了一下《现代汉语词典》，关于探险，是这样说的：“到从来没有人去过或很少有人去过的地方去考察（自然界情况）。”这个解释很有意思，一是探险的定义竟然没提“险”，二是这个定义把探险的目的定为考察。

    探险不能没有险。如果一个探险家从没经历过危险，那就根本没资格叫探险家。把探险定义为“到从来没有人去过或很少有人去过的地方”很巧妙地蕴含了危险在定义之中，想想看，一个地方“从没人去过或很少有人去过”，为什么？一定是危险丛生和难以抵达。

    探险可以有功利的目的，但这个目的不是商业目的，而是为了认识地球上的某个区域。因此我认为像斯坦因、威尔逊、福雷斯特等都不能算是探险家。因为他们都负有很具体的商业目的。

    但是像中国的徐霞客、瑞典的斯文· 赫定这样的人才是真正的探险家。

    我觉得是否是探险家，还有一个重要的标准，就是看他对荒野的痴情到了何种程度。这个指标可以通过婚姻来判断。真正的探险家是不结婚的或者是离婚及有一种名存实亡的婚姻。

    探险家如果结婚是不道德的，因为他们已经结婚，与大地、远方、荒野；他们不能重婚，不能与世间的某个女性举行婚礼。

    斯文· 赫定终身未娶。他说，我的新娘是亚洲的荒漠；普尔热瓦尔斯基则对女性毫无兴趣，他的传记长达三卷，却找不到一段与女性的恋情；徐霞客娶了老婆，却30 多年未在一起；库克船长结婚14 年，与妻子在一起的时间不超过4 年。洛克在丽江与一位纳西族的女老板娘留下了一段虚无缥缈的恋情，之后再无下文……

    因20世纪初叶的中亚探险、发现楼兰古城遗迹等而闻名于世的斯文·赫定曾开玩笑说，中国的荒野便是他的妻子。这个瑞典人终身未婚，没有留下任何子女。

    1900年至1931年，英国探险家、考古学家斯坦因先后四次来到中亚探险。他学业精湛，先后开掘了尼雅、楼兰等古遗迹，并将敦煌莫高窟藏经洞中众多文物掠回欧洲。但是，拥有着钢铁意志和冰冷情感世界的斯坦因就像是一部工作机器，他一生无暇恋爱结婚。81岁高龄时，斯坦因仍在阿富汗考察，并死在了那里。他的遗体被就近安葬于当地的基督教墓地。

    在探险家中无婚姻记录的人还可以找到一些：华莱士、斯坦因、李希霍芬、赖神甫、罗布罗夫斯基、科兹洛夫……

    有些探险家则本身就是教士与僧侣，如法国传教士谭卫道，他是大熊猫的发现者；还有在我国西北探险多年的日本和尚——桔瑞超，他在探险途中总是吟咏着“云沙邂逅”和“今夜宿何处”这样的诗句，欣赏这样的意境。他们当然与婚姻无关。

    也有夫妻二人一起探险的。英国探险家列文斯通晚期致力于寻找尼罗河的源头，他的妻子玛丽随其远征，一次在感染疟疾后去世；俄国探险家波塔宁很幸运，他找到了一位同他一样酷爱探险的女子——渡塔宁娜。1863—1866 年间他们在中国西北进行了大量的探险活动。他们走过鄂尔多斯高原，翻越过祁连山，经河西走廊进入新疆……后来渡塔宁娜在探险途中因病死于四川省的北川一带。

    值得一提的还有这样一件事：探险家拉铁摩尔为自己设计了一次浪漫的“蜜月旅行”。他在我国的归绥（呼和浩特市）与新婚妻子艾莉诺娜同时出发，妻子先回北京，然后坐火车通过西伯利亚铁路到达苏联的一个城市——谢米巴拉廷斯克。而他则要穿过中国内蒙古、甘肃及新疆境内的茫茫戈壁、沙漠去那里与妻子相会。当他吃尽千辛万苦，到达中苏边境时，苏联却拒绝给这个美国人签证，他无法按期到达他和妻子相约的地方，他的妻子听到这个消息后，立刻租用了由几只狗拉着的雪橇，迎着纷飞的大雪从谢米巴拉廷斯克出发向着中苏边境前进。终于在跋涉了千里之遥后，他们相会在中苏边境上的一个小城——塔城。

    探险家是一些被远方和荒野吸引的人，在家和远方荒野的撕扯中，他们选择了远方和荒野。

探险的魅力：远离文化

    探险有何魅力？为什么能吸引这些杰出的人物舍弃婚姻和家庭？

    许多不得不探险的人不喜欢探险。法国人类学大师列维· 斯特劳斯就是这样的人。他有一本名作——《忧郁的热带》，这是一本被称为“对人类了解自身具有罕见贡献”的杰作，还有一句评论：“这是一本结束一切游记的游记。”

    然而这本书开篇第一句话就是：“我讨厌旅行，我恨探险家。”

    这还不算，他还说，每当拿起笔来，叙述他的探险经历时，都因一种羞辱和厌恶之感而无法动笔。他是这样说的：“每次我都自问：为什么要不厌其烦地把这些无足轻重的情境，这些没有重大意义的事件详详细细地记录下来呢？一个人类学者的专业中应该不包含任何探险的成分……

    我们到那么远的地方去，所欲追寻的真理，只有把那真理本身和追寻过程的废料分别开来以后，才能显出其价值。为了能花几天或几个小时的时间，去记录一个仍然未为人知的神话，一条新的婚姻规则，或者一个完整的氏族名称表，我们必须赔上半年的光阴在旅行、受苦和令人难以忍受的寂寞……这样做值得吗？”

    不值得。对一个像斯特劳斯这样的一个人类学者而言探险确实不值得。因为他关心的是人类社会，而探险者关注的是自然。因此斯特劳斯结合自身发表的关于探险的议论还是可以接受的。但是他接下来对其他人的探险所进行的挖苦和讽刺就只能说明他的偏激和刻薄了。

    “描写亚马孙河流域、西藏、非洲的旅游书籍、探险记录和摄影集充斥书店，从这类旅游书籍里，我们到底学到了什么呢？我们学到的是：需要几个旅行箱；船上的狗如何胡来；在东拉西扯的小插曲里面夹进一些老掉牙，几乎是过去五十年内出版的每一本教科书中都提到的片段的知识；这些陈旧的片段知识还被厚颜地（其厚颜的程度，却也正好和读者的天真无知相互吻合）当做正确的证据，甚至是原创性的发现来献宝。”

    对此，我很不以为然。这只是一个人文学者的看法。他根本就不了解自然学者，比如地理学家、地质学家、动植物学家、生态学家和普通公众还有旅行家与户外探险爱好者的心态和他们的世界。

    斯特劳斯没有到过青藏高原，没有到过中国新疆、甘肃、内蒙古一带的荒漠。因此他很难理解荒漠对亲历者的魅力。在我国西北持续探险30 多年的探险家斯文·赫定说：“荒野，总是让你下一次迫不及待地奔向它。”我接触的一些地理学家一生都奉献给了青藏高原，他们十几次奔向青藏高原，但是他们永不厌倦，每一次奔向那里，他们都兴奋不已。

    对这些地理学家而言，不存在斯特劳斯那种目的和过程的分离，他们不是“去记录一个仍然未为人知的神话，一条新的婚姻规则，或者一个完整的氏族名称表”，他们是去考察大地本身。他们的旅行，他们的艰难跋涉，他们过的河，他们攀过的山，那撕碎他们衣衫的荆棘，那烘烤他们的烈日，那鞭打他们的狂风，那迷住他们双眼的风沙……这些本身就是他们要观察要体验的内容。他们走过的每一步都是值得的。

    其实那些不是地理学家的人，那些不是为了功利目的而去探险的人的探险才更有深意。他们为什么也喜欢探险呢？

    想想我自身的经历，或许对回答这个问题有所帮助。每当我要去遥远的地方，要“去那没有人去或者很少有人去的地方”，就有一种莫名的喜悦充溢着我的全身。当我坐飞机离开我所在的城市，在飞机起飞的那一刹那，我感到的岂止是飞离一个城市，而是脱掉一层盔甲、一层重负，好像蚕在破茧，蟹在脱壳……

    当我奔向荒野的时候，城市、郊区、乡镇、村庄一点点远去，岂止是省、市、县、镇、村这些行政区的远去，同时也是我们千百遍接触的各种各样符号的远去，也是错综复杂的关系的远去，更是千万种名词、概念、意义的远去，是陈词滥调的远去，是熟视无睹的远去，是麻木迟钝的远去……

    去荒野，去探险，其实就是冲出文化的重重包围，其实就是远离文化。

    哲学家说：我们接触的万物都是“存在者”，每个存在者都有一个“存在”，柏拉图说这个东西是“理念”，亚里士多德说是“实体”，康德说是不可知的“物自体”……

    奔向荒野去探险，也是去接触“存在”，因为在荒野里，在没有人去过的地方，我们能遭遇“存在”……

    那个神秘的“存在”，没被人类文化之手抚摸过的“存在”，那个混沌朦胧、暧昧不清的“存在”，它们没有被命名、没有被概念、没有被理论、没有被文本、没被摄影、没被理解、没被解释、没被符号……那个处子般的存在……

    老子说：“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

    他又说：“五色令人目盲，五音令人耳聋。”

    “大音希声，大象无形。”

    那不是“五色”的“色”在哪里？

    那不是“五音”的“音”在哪里？

    大象在哪里？大音在哪里？

    这正是东方的智慧：喜欢“大象”，喜欢“大音”；喜欢“色”，喜欢“音”；喜欢在各种境域中当下发生的那种对世界最本真的体验。

    而西方很早就走上了一条追求“五色”、“五音”的道路；这条道路把世界置于对立面，让世界成为人的对象，然后命名它、概念它、理论它……渐渐地世界被对象化、理论化、概念化了，世界僵死了……僵死的世界成了牢笼。

    当我们去探险，当我们遭遇荒野时，奇迹发生了，牢笼突然打开，以往束缚我们的概念消失了，头脑中的思想、概念、名称、语言开始逃逸……，我们的头脑呈空白状态，我们无言，但我们遭遇了“存在”、遭遇了“道”…… “原初的本真的世界”就在面前，其实不

是世界在我面前，因为它没有名称、没有概念，你不能把它置于对象的位置；而是我在世界之中，我与世界同一。我们的心灵好像从喧闹的客厅突然进入密室，一片静谧……我们倾听内心的声音——无言的语言，它弥漫着，如烟似雾，它不是思想，思想要有概念，它是一种情绪，是畏？是爱？是亲近？是疏离？

    我想到了开篇时讲到的“魔鬼城”，当人们最先遭遇那片大地上的奇特景观时，最初的体验应该就是那种神秘、诡异、畏惧的情绪，“魔鬼城”这个词表达了人们最初的体验，至于人们将其命名为“丹霞”、“雅丹”、“彩丘”这样的名称，那一定是很久以后的事情了。因此人们与世界的关系，最初一定不是认识关系，而应该是一种存在关系，是一种体验。探险

就再现了这种最初的关系。

    所以探险也是去遭遇未被概念、未被解释、未被赋予意义的世界……或者说是去触发和构建一种原始的让意义发生的境域。

    斯特劳斯对探险的挖苦和讽刺，是因为他不理解体验对人生的意义，他不理解人与世界还有一种体验关系，他只理解认识世界对人生的意义。我又想起开篇奥勃鲁切夫描写的魔鬼城，两个探宝者按照人类习惯的思维、既定的概念，按照人类对古城废墟的想象，去对待一片人类未接触、没概念、未命名的区域，结果闹了笑话。

    当“丹霞、雅丹、彩丘、风城”这些概念已经形成，渐渐变得凝固、僵化、教条时，我们就要去探险，去寻找对世界最原初的感觉，寻找那种没被概念污染的原初境域。

    每当我们在文明中，被各种概念、意义纠缠，每当我们被文化的盔甲禁锢太久，荒野就在呼唤，呼唤我们蝉蜕、呼唤我们突破，呼唤我们寻找“道”、“存在”、“大象”、“大音”，呼唤我们重新回到起点……

     6月28日，周日上午9点BTV科教频道“魅力自然”栏目重播《中国国家地理》杂志执行主编单之蔷老师座客的节目“中国人的景观大道”（上）。

     6月28日，周日下午4点BTV科教频道“魅力自然”栏目首播《中国国家地理》杂志执行主编单之蔷老师座客的节目“中国人的景观大道”（下）。

     7月5日，周日上午9点BTV科教频道“魅力自然”栏目重播《中国国家地理》杂志执行主编单之蔷老师座客的节目“中国人的景观大道”（下）。

     在此提醒感兴趣的朋友注意收看。

     怒江峡谷中的东坝乡依山就势地建在苍茫的群山之间，仿佛人们梦想中的世外桃源，在远处雪山的映衬下这里显得更加静谧安详。

   宁静的村庄里，层层叠叠的梯田和白色的藏式民居相映成趣，由于村庄地处陡坡之上，村民不得不开辟梯田种植一些粮食作物，过着自给自足的生活。

   在连绵起伏的荒芜群山之中，东坝乡如一片绿洲，静静地躺在怒江的臂弯中。

    随队的两位专家正在对东坝乡附近的山体构造进行考察。由于此处的山体多为土质，而且表面缺乏植被覆盖，所以水土流失严重，怒江流经此处带走大量泥沙，怒江水因此是浑浊的，如泥汤一般。

    在峡谷的岩壁上，我们发现了大量的石刻，这些石刻大多数为佛像或者佛经，当地的藏民以此表达对佛祖的虔诚。

    当我们还在惊叹于岩壁上的石刻雕像时，山谷深处传来了阵阵马蹄声，由远及近。而后一位藏民牵着四五匹马出现在山谷中，马背上满载着货物。原来是马帮。由于当地地处偏僻，交通不便，所以至今还需要通过马帮和外界进行一系列的商业交流。

         这里还保留着“刀耕火种”的耕作方式。

面对怒江的阻隔，颇具智慧的当地人巧妙地运用大量圆木搭起了一座桥。

    走进东坝村，立即被当地雄伟壮观的民居所吸引，虽然这里偏远落后，但是各家的房子却都雕梁画栋，极尽装饰，令人叹为观止，堪称可媲美山西乔家大院的中国最美的民居。

图说：我们都知道贵州是山地省，所谓地无三尺平。因此贵州的油菜花海随着山势像大海一样波澜起伏，除了起伏跌宕，立体多层的特点外，贵州的油菜花海还以色彩斑斓著称。色彩多样的原因：一是山地的景观本来就是垂直成带状分布，山顶因为气温低，天然植被为主，农田鲜见。因此像贵州、福建这样的地貌以丘陵和低山为主的省份，这里的农田有一种很形象的称呼：草帽田，就是说山顶往往保留着常绿的天然植被，像给农田戴了顶草帽。又因为山地多梯田，梯田的田埂植被的颜色往往与开花和收获期的农作物颜色不一；又因为山地的地形破碎，农户分散，农作物多样，紫色的是肥田或作饲料的苜蓿草；还有南方的土地多红色，以上种种原因，使得贵州的油菜花海好似五彩斑斓的挂毯。这是贵州安顺地区的3月油菜花盛开时的景象

摄影／李贵云

图说：江西多丘陵，群山如抱，蓝天碧水，在葱茏的绿色掩映下，婺源龙尾村鳞次栉比的明清古民居点缀在广阔的油菜花丛中，如同一幅泼墨丹青，如梦似幻。

摄影／张德文

在四川盆地与青藏高原交界处的大渡河两岸，由于海拔逐渐升高温度随之下降，油菜花要到3 月底4 月初才能展露芳容。而四川盆地虽然处于内陆，但地形封闭，北面有秦巴山地阻挡冷空气南侵，冬季温暖湿润，所以油菜花通常在3 月初就全面盛开。

摄影／吕玲珑

    图说：这是江苏兴化缸顾乡的油菜花海，时间4月。这里的油菜花海给我最深的印象是好像是浮动在水面上的一个个浮岛。当油菜花盛开时，每一株从上到下都开满了花，不是就开在表面浮头的几朵，因此油菜花海有厚度、深度，给你立体的感觉。

    虽然江苏兴化缸顾乡位于长江北岸，但景色酷似江南水乡。因为这里地处多条河流的下游，地势低洼，水网密布。当地人为了对抗水涝灾害，发明了一种状如小岛的土地利用模式——垛田，如同山区人为了防止山坡的水土流失发明了梯田一样。所谓垛田，就是把挖排水渠道的泥土堆起来，形成一个个高出水面的田地。这样的田地好像垛起来一般，因此称之为垛田。垛田像小岛一样，把油菜花的厚度立体地显现出来了。因此这里的油菜花海，称海似乎并不形象，应该称之为油菜花群岛最好。

摄影／王开成

到了7 月前后，南方的油菜早已扬花结籽收获入仓，甚至变成清亮的油液，而海拔3200 多米的青海湖一带，此时的油菜花却正开得热闹。浓艳的黄花，紧围着青海湖大半圈湖岸，足有百万亩，在高原深蓝的天空下，繁花金黄一片，镶嵌在湛蓝的青海湖岸上，无际无边。

摄影／王建军

内蒙古与山西省的交界相当特别，基本上是以明长城为界，这在全中国是独一无二的。这段明长城是山西偏关长城，每年7 月中旬到8 月初，大片的油菜花在长城脚下蔓延，让沧桑的古长城显得生机勃勃。

摄影／李少白

油菜花在安徽歙县堂樾村头的牌坊群脚下自由地开放。这些代表着忠孝节义的牌坊，不知承载着多少守贞妇女们寂寞的泪水，想当年，阳春三月，当她们看到开得这样天真率性的油菜花时，是否也会有一丝羡慕之情呢？是否也曾有过“若得山花插满头，莫问奴归处”的冲动呢？

摄影／张德文

  

    新疆昭苏大草原位于中亚内陆腹地的一个高位山间盆地，属大陆冷凉型气候，冬长无夏，春秋相连，这里是新疆最大的春油菜产区，其种植面积近百万亩，占全疆油菜种植面积的40% 左右，被誉为“中国油菜之乡”。每年6 月底前后，漫无边际的油菜花犹如一条条金色的织毯席卷着广袤无垠的昭苏大草原，与天山遥相辉映，堪称西部盛景。摄影／李学亮 

   底布——油菜花

说实话，油菜花海给我留下的深刻印象，不是它自身，而是以油菜花海为底色矗立在花海中的其他景观。

一年我去新疆伊宁，路过昭苏草原，草原上种植着大面积的油菜，天山的雪峰，好像是一座座冰山，浮动在金黄色的花海中；又一年7月底我从拉萨到西宁，路过青海湖时，正逢油菜花开，无边的金黄把青海湖衬托得碧蓝碧蓝，我想不到青海湖会有这样像深海一样的蓝；广西罗平的喀斯特峰林地貌之所以闻名，我想也与油菜花盛开时，大地满铺黄色，一个个锥状的喀斯特山峰在黄色的映衬下轮廓鲜明、形状逼真有关。

我给一种器物拍照时，一般是找到一块纯色的布做底布，再把器物放在布上拍，这样拍出来的器物突出鲜明，因为底布把杂乱的背景隐去了。油菜花很像铺在大地上的底布，它把杂乱的大地统一成黄色，让平时受到干扰的景观突出出来。

从这个意义上说，油菜花好像提供了一个场，让其他景观在场中彰显出来，这时它起的作用与光相似——隐去自身，彰显他者。

我曾在油菜花盛开时，在大运河中行船，大运河在两岸油菜花的衬托下，流光溢彩；我也曾在油菜花盛开的时候，去拜访过都江堰，都江堰在油菜花的点缀下，古朴沧桑。它们都是人类对地表的改造，由此我对“人类是改变地球表面的一种重要营力”的观点有了全新的体验。

配角——油菜花

油菜花不仅是底布，还是配角。在主角退去，舞台空闲之时，油菜花才上场，即使上场了，也不是为了表现自己，而是为了更充分地利用闲置的土地，剩余的光热和水分。特别是冬油菜。

油菜分两种：春油菜和冬油菜。冬油菜秋末播种，来年春天收获。过去我们的祖先种地，只是春种秋收，一年一获。据说是从宋朝起，中原和南方的耕作制度变了，开始了复种制度，一年由一熟变为两熟。复种制度极大地提高了土地的收获量，使得同样的土地能养活更多的人，油菜在其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宋代水稻开始大面积种植，秋天水稻收后，田地冬闲，这时油菜出场了。油菜适应低温，能在黄河以南的冬季安全越冬，而且它适应性极强，能够适应种种气候、环境，见缝插针地生长，为来年的水稻播种腾出空间。记住这样几个数据吧，对理解油菜花为什么会布满中国大地很有帮助：有一种越冬性强的油菜，在0—5℃的低温下20—40天就能现蕾开花；还有一种半冬性的品种在0—15℃的温度环境下现蕾开花需20—30天。我们知道我国秦岭—淮河以南大部分地区冬季的气温都在这两种油菜花的适应范围内，因此油菜成为越冬利用冬闲地的作物就不奇怪了。从宋代开始的这种土地制度发展到今天，许多地方已经可以一年两熟、三熟，还可以两年三熟，三年四熟、五熟。这其中不要忘了油菜扮演的重要角色：在主角退场后上场，在主角登场前悄然退下，这就是油菜花的品性。

中国各地油菜开花日期等值线示意图

油菜在我国分布极广，北起黑龙江南至海南，西起新疆东至沿海各省，不论是海拔4000米以上的青藏高原，还是地势低平的长江中下游平原，均有种植。我国的油菜种植，可分为冬油菜和春油菜两个大区，其分界线为东起山海关，经长城沿太行山南下，经五台山过黄河至贺兰山东麓向南，过六盘山再经白龙江上游至雅鲁藏布江下游一线。分界线以南以东为冬油菜区，以北以西为春油菜区。图中所示等值线两端的数字为开花日期，即全田半数以上植株有三分之二果枝开花的日期。但作物的物候期是复杂的，它们除受气候影响外还受当地的耕作制度、作物品种、种植习惯、土壤性状等因素的影响，因此各地不同年份油菜花具体开花日期可能还会略有变动。

“三度”——油菜花

油菜花甘当配角，不想突出自己，反而成就了自己。许多油料作物开始退场，而油菜花则不断地蔓延。在中国只要有耕种的土地，就有油菜花的身影。全中国没有一种作物能像油菜一样，从南到海南岛北到呼伦贝尔的各个纬度，从东到抚远西到帕米尔高原的各个经度，在海拔4700米以下的各个高度上出现。

从南到北，油菜花的花期从1月到8月次第展开，好像在演绎阳光入射中国大地的角度每年逐渐抬升又逐渐降落的周期性过程；也好像在表演大地的热量沿纬度成带状分布的所谓地理学的“地带性理论”，不仅仅是纬度地带性，还有经度和海拔高度的地带性，在油菜花的分布中都可以看到。要想学好地理学中的“地带性理论”，即理解地表的景观按“纬度、经度、垂直高度”的所谓“三度”呈带状分布，就来看看油菜花吧。

看一下全国油菜花开花时间的等值线图。1月、2月油菜花在北回归线附近开放；3月四川盆地和南岭与武夷山以北的油菜花进入了花期，这条3月1日油菜花的花期等值线并没有与纬度线平行，四川盆地把这条线大大地北移了，因为四川盆地是一个暖盆，气温远比同纬度的地方高。

这3条等值线演绎了气候变化的纬度地带性，但接下来的等值线就可以说是演绎了经度地带性——海陆关系了。4月1日的花期等值线到了江浙一带的沿海地区，明显有低头向南之势，这是因为这一带濒海，春天大海升温较慢，沿海春迟之故；而6月1日和7月1日开花的油菜分布明显地呈西南—东北走向。这也可以看作是经度地带性——海陆位置影响所致：这时温度已经不成问题，降水成了限制因素，降水的多少与离海的远近相关，因此这时的油菜花分布界限几乎是中国干旱和半干旱区的界限，也可以说是沿长城和农牧交错带分界。

垂直高度——垂直地带性对油菜花的影响在西部地区最为明显：青藏高原由于太高太冷，油菜只能在其边缘的河谷中分布，在河西走廊沿着黑河谷地油菜花在张掖附近有着大面积的分布，在祁连山中的大通河谷地、黄河谷地油菜花顺着河谷从西向东分布；拉萨附近的雅鲁藏布江和其支流年楚河的河谷也有油菜花盛开，不过那时已是7月底8月初了；新疆的塔克拉玛干盆地的油菜呈环形分布在沙漠周边，西部较湿润，又因为低处气温高，高处气温低，因此从里向外，从低向高，油菜花从6月到8月次第开花；而北疆的准噶尔盆地周边绿洲上的油菜花竟然在6月开花，比它纬度低得多的青海湖和黄河谷地和雅鲁藏布江谷地的油菜花却是7月或8月，这是为什么？还是因为垂直高度的影响，因为青藏高原的崛起，改变了南热北冷的规律，使得我国的西部地区变成了南冷北热，南北倒置，因此准噶尔的油菜花开得要比西藏和青海早。

油菜花演绎了中国的气候，也演绎了中国的地势地貌。它在“三度”的各个角落中出现，不是谁的恩赐，是它不断变异，不断进化，对环境不断适应的“优胜劣汰”的结果。

大地团体操——油菜花      

如果说油菜花给你留下了强烈的印象，一定是你看到了一片、而不仅仅是一株油菜花。油菜花作为单独的个体，难以让人欣赏。单薄的小花，颜色单一，花型简单，花是一串一串的，平常得很，没有能给人留下深刻印象的特征。油菜花被欣赏的时候，是它满山遍野地铺满大地的时候，它以巨大的规模、整齐划一的高度和体型、纯净单一的颜色，让人赞叹。油菜花被欣赏是因为它的团体操做得好，不是因为独舞。油菜花是海，不是一滴水。如果花开奥运会，油菜花的开幕式一定以团体操取胜，让花的世界震撼。

    记得我曾经拜访过中央美院著名的美术家周令钊教授。他不仅画画，还设计过国庆节时的庆典场面。游行队伍怎样给主席台上的领导人留下深刻的印象是摆在他面前的大问题。记得他说过一件事：游行队伍经过天安门城楼时，挥动花束，向主席台致敬。问题来了：每人手中的花束应该设计成单色还是多色？整个队伍的花束颜色是统一，还是五彩缤纷？有人说五彩缤纷才壮观、才热烈，周令钊想起了他家乡——江南的油菜花海，想起了那一片耀眼的黄色。他觉得单一的色彩才壮观。为了验证，他登上天安门城楼让游行队伍挥动花束从他面前通过，他发现五彩缤纷的花束在主席台上看是一片令人失望的灰色，当游行队伍手中的花束统一成一种颜色，比如黄色时，在天安门城楼上看到的则是一片金色的海洋，给人以鲜明的印象。因此周令钊的结论是，大型的团体操，颜色要统一成单色。五彩缤纷就等于没有颜色。周令钊这个团体操设计中的“单色理论”，我倒觉得称之为“油菜花理论”更好。

周令钊的“油菜花理论”被张艺谋在奥运开幕式上运用得很好。我知道中国的奥运开幕式会让世界震撼，我怎么都想不出中国人的开幕式团体操会失败，这是中国人的最强项。

每年2 月至3 月初，云南省罗平县的2 万公顷油菜花竞相怒放，构成一片巨大的金灿灿的油菜花海。此起彼伏的喀斯特锥形山点缀在花海中，成为大海中的一座座岛屿，仿佛随时准备搭救你载浮载沉的目光。摄影／范希胜

人民——油菜花

据说加拿大的中部大平原上的油菜花海规模最大，无边无际，像大海一样，但是加拿大人并不欣赏油菜花。欧洲也有许多油菜种植，田里的油菜花海也很壮观，但欧洲也搞不起来油菜花节。中国的油菜花节到处都是，除了经济的原因之外，也与中国人不欣赏张扬的个性，喜欢以集体面貌出现的文化有关。我搜出我们历年的杂志看了看，用作拉页和跨页的风光片，有许多都是油菜花海，有青海湖畔的油菜花海，有以天山的雪峰为背景的油菜花海，有大运河畔的油菜花海……我很奇怪，挑选好看的风光图片时，为什么挑来挑去，稍不留神就挑出一张黄色灿烂的菜花片。看来一方面摄影师觉得油菜花海美，值得看；另一方面是编辑也觉得油菜花海美，值得刊登出来让读者欣赏……我想，也许我们的意识深处有一种“油菜花意识”吧。

油菜花的种种品质如何比拟？想来想去，我只想到了“人民”这个词。伴随这个词想起了北岛的诗句：

在古老的壁画上，

人民默默地永生。

我想把这句诗改成：

在油菜花中，人民默默地永生……

有人说，“闽道更比蜀道难”。在黄山开完一个会，我就与几个摄影师朋友一起驾车从黄山脚下出发，向着福建的省会——福州开去。

到福建境内的路是新修的，路况很好，不过隧道却出奇的多，一个山洞接着一个山洞，据说福建全省有隧道350多个。隧道多，说明山的相对高度高。从浙江进入福建要翻越庞大的武夷山系。武夷山是中国东南地区最高大的山系了，这里群峰林立，山峦叠嶂，最高峰——黄岗山高达2157米；一千多米的山峰数不清。翻过武夷山，还有一个与武夷山相当的庞大山系——戴云山横亘在福建的中央地带。

隧道多还说明一个问题，就是山的“破碎化”。福建的大地断裂线呈网格状。福建降水丰富，河流众多，这些湍急的河流沿着网格状的断裂线把一座座大山切割得好像“豆腐块”一样，山成了一块块“豆腐”，水则成了“格子状水系”。路在这一块块“豆腐块”和“格子状水系”中穿行。可以想象古时从中原到福建之艰难。

闽道与蜀道究竟谁更难？我觉得对古人而言，可能闽道更难，因为蜀道翻越的是像秦岭、大巴山、米仓山那样的大山，行走在这样的大山上，是在一个斜面上不断地前行，闽道上的山虽然不如蜀道上的山高，但其支离破碎，闽道会不断地与悬崖峭壁遭遇，就像走在一个个锯齿之上。

福建的山地直逼入海，或者说大海入侵，直抵山脚，造成了福建的海岸水深崖陡，岸线曲折，海湾、海岛众多。这是中国也是世界上最好的海岸，最适合建设大的港口，停靠大船。但是很遗憾，造物主给了福建最适合建造港口的海岸，却没有给它与之相配的腹地。前面已经说过，福建是个山地省，曲折的海岸后面是崇山峻岭，缺乏平畴沃野、稠密的人烟和繁华的都市，更缺乏广阔的腹地。这就是福建的第一个矛盾。

福建的矛盾还有许多。破碎的山地，高大的山脉，造成了封闭；曲折的海岸，优良的港湾，又哺育了福建人面向大海的开放意识。这就是福建的又一个矛盾。闽西客家人聚族而居的土楼与厦门鼓浪屿上那一幢幢有着希腊式廊柱的洋房是这个矛盾最好的注脚。

理解福建不仅要了解福建的矛盾性，还要理解福建的两极性。福建在矛盾对立的两方都趋向极端。

比如海洋文明，福建比中国滨海的其他省要发达得多，我觉得，如果把海洋文明理解为面对大海无所畏惧，敢于向海外移民和敢于出海通番经商的话，福建人就是中国最敢闯海的人。福建人是最早“下南洋”、“闯东洋”的，东南亚遍布祖籍是福建的人；福建人又是最早出海做生意的人。有人说广州人是“坐商”，自古就会招天下人来广州开“广交会”，而福建人是“行商”，自古就会乘着季风驾着帆船“下南洋”。《福布斯》杂志曾刊出全球前十大华人富豪，其中四人祖籍是福建。福建籍的华侨有1000多万，分布在五大洲一百多个国家和地区。

但如果我们说福建的文化是面向大海的开放的海洋文明，立刻就会招来反对，因为中华的传统文化在福建根基牢固，被保存得十分完好。

因为破碎化的山地，格子状的水系，造成了一个个割据的语言孤岛，一块块格子状的文化飞地，因此中华文化在这些孤岛和飞地中避免了被同化的命运。

就语言而言：至今福建还保留有汉语的七大方言。甚至在同一方言区内，语言也不尽相同，如在闽南方言中，厦门话、龙岩话、大田话等也有很大差别，甚至一县之内，过了一座山、一条河就不能通话了。这在全国是很罕见的。

许多古老的文化，到了福建破碎的山地中，就像化石一样被保留了下来。比如福建各地都有自己的戏，除了流行于各城市的闽剧、莆仙戏、梨园戏、高甲戏、芗剧五大剧种外，还有二十多个大小剧种流行于各地。直至今天仍旧可以查到一万五千多个剧目，一些宋、元朝代的古剧本和古曲目在全国早已成了绝响，但在福建却还保留着。

福建也是造神最多的省。从各地迁移至此的移民，往往以家族为单位，各自带来了他们崇拜的神，并且拥有属于自己的神庙。因此福建的神五花八门，有禅宗，有道教，有儒，有释，有崇拜蛇的，有崇拜蛙的，有崇拜妈祖的，有崇拜太上老君的……据《福建民间信仰》一书统计，福建民间信仰的神达1000多种。

福建不仅神多，民间的民俗节庆日也多得令人眼花缭乱。

说起海洋文明来，我想起了郑成功。这位大名鼎鼎的福建人（祖籍福建泉州），一直是作为收复台湾的民族英雄被歌颂的。其实郑成功是一个复杂的矛盾体。

他一生的基本活动是以明朝的遗臣身份反抗清王朝，支撑他复明抗清大业的经济基础是他的海外贸易。但他的民族英雄的光环冲淡了他的企业家和航海家的身份，他的经商和海外贸易的才能被忽略了。他继承他的父亲郑芝龙的事业经营着一个庞大的外贸集团，经商的网络遍及日本、朝鲜和东南亚各国。他们父子还是大航海家，在那个时代，没有丰富的航海知识是无法做海外贸易的。

但是中国的历史是农耕文明的历史，中国的历史也是由农耕文明书写的。因此无论是郑成功，还是那些轰轰烈烈的由福建人书写的海外贸易史，从来就没有被写进正史；也从未有人给那些以海为家的大航海家立传。

好在近来时常见到西方人写的一些书籍，它们披露了一些华商的业绩，让人能够一窥那个时代的真相。如美国作家Serling Seagrave1995年出版的《海外华人的无形帝国》一书中，写到了一个传奇性的华商——福建泉州人李旦，书中提到此人在1660年前后在海外建立了一个庞大的商业企业，积累了惊人的财富，据说李旦在菲律宾的财产仅金条就有四万多条。

我在福建的日子里，被茶香环绕着。在武夷山保护区，主人给我们喝一种名为“正山小种”的红茶。这种茶早已失传，如今的“正山小种”是按传统的技艺重新开发出来的。这种茶茶叶色泽黑红油亮，闻之有一种松脂的芳香，茶汤红亮澄澈。据考证这茶就是红茶的正宗，全世界的红茶就是从这里开始的。当时武夷山中的一个茶商收购了一些刚采摘下来的青茶，突然碰到了匪患，他逃走了，回来时，他的茶叶已经发黑发酵了。他不忍心把这些发酵了茶叶倒掉，而是把它们略微揉制，用当地的马尾松烘干，制成了一种过去从未有过的具有黑红色泽的发酵茶，这种茶对喝惯了绿茶的中国人是不认可的。后来这茶被卖给了前来中国购货的荷兰人和葡萄牙人，他们又把这茶卖给了英国人。没想到这茶在英国大受欢迎。从此这茶开始步入正途，并源源不断地进入欧洲。后来英国人多次来福建偷走了这种茶的树种和制茶的工艺，把这种茶移植到印度和斯里兰卡，并用从武夷山偷来的工艺制作红茶。结果是大家都知道的。印度和斯里兰卡的红茶出口迅速超过了中国，成为世界数一数二的茶叶出口大国。

在我的办公室里，除了“正山小种”红茶外，还有英国产的“立顿”红茶。说实话，我第一次见到“立顿”红茶时，还是很惊讶的，因为我没想到这种大名鼎鼎的红茶竟然是一个个小小的颗粒。茶在中国人的印象里，总该是“树叶”的样子。即使是加工以后，也应该能够看到树叶的形状。现在摆在我面前的是两种红茶，一种是“正山小种”，一种是“立顿”。前者是后者的源头。“正山小种”红茶黑黑的，细细的，好像一个个嫩嫩的树叶刚刚萌芽就遭到烘烤，立即卷曲缩成现在的模样，从中我们能够想象出茶叶在山中滋长，能够感受到阳光的洒落，雨水的淋漓，雾气的迷蒙……在茶中能体会到大地的馈赠、天空的神圣……中国茶大都保持了茶的“树叶”的形状，我眼前的“立顿”红茶却完全不同了。茶被粉碎成了细细的颗粒，乍一见之，你绝不会想到这是茶。但是你更想不到的是，这种粉末状的立顿茶会成为了全世界的大名牌。据说，立顿公司每年的茶叶出口量比全中国所有茶叶公司的出口量还多。

我在想为什么同一个源头诞生的红茶，在中国和在西方命运如此不同。据说立顿把各种品质茶叶粉碎、然后把各种品质茶叶的颗粒“拼配”起来，据说就是要把茶叶的产地、品质上的天然差别取消。茶叶的“树叶”形状不见了，红茶成了具有各种等级的粉末。

 “正山小种”虽然是立顿的祖先，但知道它的人很少。我觉得有意味的是：为什么“正山小种”这个重新开发出来的红茶不学立顿，把那小小的茶树叶粉碎成粉末？我想这可能源于中国人不接受茶的粉末化，喝茶要看到茶的树叶，这里面似乎透露出中国人文化与西方人文化的重大差异。西方人追求世界的统一性，就是构成世界万事万物的最基础的东西是什么。这种思维是把事物拆开，不断地分析下去。茶在西方人看来，是有一种构成茶的最基本的东西，也就是一种叫做茶的分子藏在茶树叶里，粉碎茶树叶，就会最大限度地“榨出”茶的分子。人喝茶，在西方人看来，就是喝这种茶的分子，喝这种“茶分子”的味道。

在中国人看来，喝茶是一种艺术，因此中国人喝茶讲究环境，讲究水，更讲究茶的香气、形状，甚至茶产于何地，水来自何泉。中国人喝茶“醉翁之意不在酒，在乎山水之间”。中国人喝茶是借茶逗留于山水之间，体味天地万物之运作，茶就是人生。

因此，中国人不会把茶“立顿”化，不会为了追求利润，把茶破碎化、分子化。这也是为什么福建人发明了红茶，却未把红茶推向世界的原因所在。在福建逗留期间，有天夜里11点钟了，我们还在厦门一处茶庄中喝茶，主人拿出了十几种茶，让我们逐一品尝，其中有一种白茶，茶叶上披着一层白白的茸毛，先开始淡淡的……似有似无的茶味……渐渐地上来的茶，茶色越来越深，茶味越来越酽……好似人生的过程……

咚……咚……有人敲门，我知道送书的来了。我在当当网上买的几本书：《倭变事略》、《筹海图编》……，这是几本记录明代嘉靖年间倭寇事情的书。

这些天来，我不断地买书查书，书都是关于当年倭寇的书。我被一个疑问紧紧地抓住了，欲罢不能。

我在网上看到一段关于倭寇的文字，写的是倭寇的首领王直被杀时的情景，王直不是日本人，而是安徽歙县人，这让我很惊讶。倭寇的首领竟然不是日本人？我可是从小在教科书中读着戚继光抗倭的英雄事迹长大的。一种强烈的愿望让我去了解这究竟是怎么回事。

我找到一册册明史，看那些抗倭名将的传略，不仅仅是戚继光，还有朱纨、胡宗宪、俞大猷、曹邦宪、唐顺之等等，我要在其中找这些抗倭名宦和名将打了哪些仗，杀了哪些倭寇；我又找到了当年的一些书，《倭变事略》、《筹海图编》便是其中的两本。

《筹海图编》是明代江苏昆山人郑若曾所著，他曾被浙江巡抚平倭的总督胡宗宪招至幕下，亲自参与了平倭的过程。他的书当属记实，或者说具有权威性。在这本书中我看到了“擒获王直”一章，“王直（有的称汪直），歙人也。少落魄，有任侠气。及壮，多智略，善施舆，以故人宗信之”……王直曾与朋友一起商量去海外经商谋生，原因是“中国法度森严，动辄触禁，孰与海外乎逍遥哉？”后来王直去广东，造巨舰，运载着一些生丝和硝磺等，去日本、暹罗、西洋诸国，五六年的时间，王直就发了大财。

嘉靖十九年（1540年），王直与李光头、许栋等商人在宁波的双屿岛与佛郎机（葡萄牙）、倭人（日本）开展贸易。《明史》中说他们“踞宁波之双屿岛（今六横岛和佛渡岛）为之主。”

当时的双屿岛被中日历史学家称为“16世纪的上海”，全球的商品、财富在这里交换、中转、集散，来自日本、西班牙的白银通过这里源源不断地进入中国，中国的丝绸、瓷器、茶叶等由这里进入世界。这里很像香港——一个世界自由贸易区。

1524—1547年，这个经济特区、自由贸易港迅速发展起来，葡萄牙人在上面建立了教堂、医院、市政厅等，岛上居民多达数千人，其中葡萄牙人占一半，此外还有各国的商人。但明王朝实行海禁，禁止海上的自由贸易，朱元璋定的规矩是“片板不许入海”。双屿岛，在朝廷的眼里便是“倭寇”盘踞之地。不久，主管浙江、福建海防军务的巡抚朱纨派大军进攻双屿岛，一番激战，双屿岛被荡平。一本西方人写的书说，此役光葡萄牙人就死了800多人。从此这个“16世纪的上海”又成为了两个只有海浪拍打的默默无闻的小岛。王直侥幸逃脱，远走日本。

后来他占据了日本一个岛屿星布，名为“五岛”的地区（今日本九州西海岸外群岛，包括福江、久贺、奈留、若松和中通），自称“徽王”，又招来徐海、陈东、叶明等人为他的部将，他的侄子和养子是他的心腹。他还吸纳了几个日本人为他的下属，日本史料中称他为“五峰船主”，周围三十六岛都归附于他。

这时的王直还没有想做强盗，他给中国官府捎信说：他愿意率领自己的人马帮助官府扫清海盗，条件就是开放海禁，允许贸易（这条件有点像西方列强要求五口通商），他愿意做一个管理贸易的小官。（看到这里，我就想，若是英法西葡等西方列国，此时肯定给王直加官进爵，封为当地长官，试想不费一兵一卒，就把疆域扩大到了日本列岛。）但明王朝不这样想，官府没有答应王直开市贸易的条件，帮助肃清海盗可以，为此奖给王直100石大米。这奖励对于富可敌国的王直来说，简直就是讽刺。王直大忿，将这些大米全都扔进海里。由此他对在明王朝的统治下能否作商人产生了怀疑。后来他不顾禁令，驾船在舟山群岛附近的岛屿停泊做贸易，遭到明朝官军的围剿，王直靠发射火箭侥幸突围。从此王直绝了走私经商的念头，由此走上了劫掠财物、攻城杀人的强盗之路。早年王直在海上做生意，为防打劫，就雇用日本武士在船上充当保镖。海上不比陆上，陆上有国家维护秩序，海上的安全全靠自己，因此武装贸易是那时海洋贸易的通常做法。

王直的下属中，有一些被雇用的日本浪人武士，但为数不多。王直比较狡猾，每次劫掠烧杀后，都让部下留下是某岛倭寇所为的痕迹或口信，即《筹海图编》所说：“必诡云某岛寇所为也。”王直的狡猾，得一时之利，却铸下了千古骂名：倭寇。

但剿倭的名臣总督胡宗宪看出了王直的破绽，因为他看见倭寇进退纵横皆按兵法，可知不是毛贼，又熟知沿海州县的内情，倏忽而来、倏忽而去，可知其中必有内奸坐镇指挥。他很快知道了倭寇的后台指挥就是王直。

胡宗宪改变了以往剿杀的策略，诱王直来降。王直本来也不想反抗朝廷，他同意投降，但是有个条件：这个条件竟然还是解除海禁、开市通商。胡宗宪虽然没有批准开市贸易的权力，但他还是答应了王直，谎称同意开市贸易。为了这个条件，王直回来了，谒见胡宗宪的结果是被投进杭州的监狱。王直被杀那天，与儿子在刑场相拥而泣，拔下头上束发的金簪给儿留念，长叹一声：想不到竟死于此。然后引颈就戮。

他的养子王滶带领下属停留在舟山群岛的一个小岛岑港，听到王直被杀，立刻肢解了官方的人质夏正。与前来围剿的官军展开激战，大部分战死。

不知大家注意没注意王直的愿望，一个对抗朝廷的海盗的愿望。“解除海禁，开市贸易”，这就是王直的心愿。中国几千年来揭竿而起，反抗朝廷的人无数。但提出这样的诉求却是开天辟地第一次。陈胜、吴广的“大楚兴、陈胜王”；刘邦的“大丈夫当如此”；张角的“苍天已死，黄天当立”；宋江的“替天行道，”等等，都是大同小异的追求，本质都是一样的。这样的诉求实现的结果无非是王朝的更替，却不会有新时代的到来。但是假如王直的诉求与番国“开市贸易”要是实现了呢？还会是王朝的更替吗？简直不敢想。那是不是中国提前500年就加入了“WTO”?

王直死后，倭寇不但未灭，反而变本加厉。可见走私、做海盗并不是王直一伙，当时中国东南沿海几乎全线告急，从杭州湾到珠江口没有一处不是战火硝烟。

倭寇为患，从明初就开始了，直至万历年间才止，持续了200多年。其中最烈是在嘉靖年间。所谓“嘉靖倭患”，指的就是嘉靖三十一年（1552年）王直等勾引日本倭寇，大举入寇我国东南沿海一带的这件事。这场倭患一直持续到嘉靖四十五年（1566年），前后达15年之久。

我想知道倭患中到底有多少日本人。我开始对手中的书籍和资料中出现的倭寇人数进行统计，我发现无论是正史《明史》、《明实录》，还是像《筹海图编》、《倭变事略》这样的野史，都把“倭”和“贼”这两个概念不加区分。大的地方、笼统之处多用“倭”，比如“倭来犯”，但到具体之处，具体到人，都用“贼”。

各种书中所能找到的，被明王朝认定为倭寇首领的有名、有姓或者有称呼者，大约20个。他们是：安徽的歙县许栋、汪直、徐海；福建的李光头，漳州沈南山，福清邓文俊、林碧川，海澄严山老、许西池、洪迪珍、张维，诏安林国显、吴平；广东的萧显，饶平张琏、林凤、许朝光，东莞何亚八，大埔萧雪峰，潮安曾一本，澄海林道乾。他们和王直一样都是中国人。

抗倭之战，大大小小不下几千仗，动辄杀贼成百上千，都是有首级为证的。据书中记载，总共被剿灭的倭寇或贼以及海战中溺水而死者不下十几万人。但其实这里面真正的倭寇并不多，大部分都是中国人。

这并不是今天才明了的事，早在倭患最盛时，许多人就指出这一点。如《筹海图编》在“叙寇源”部分，即追踪倭寇来源时说：“今之海寇，动辄数万，皆托言倭奴，而其实出于日本者不下数千，其余皆中国之赤之无赖，孑人而附之耳。大略福建漳郡居其大半，而宁绍往往亦有之，夫岂尽倭也。”史籍《嘉靖东南平倭通录》载：“盖江南海警，倭居十三，而中国叛逆居十七也。”又如《吾学编》载：“大抵贼中皆华人，倭奴其十之一二。”

为什么这么多中国人成了杀人越货、对抗朝廷的强盗？为什么这场持续久、危害烈的暴乱发生在东南沿海，也就是浙、闽、粤这一带？

是因为明王朝严厉残酷的海禁政策吗？那为什么同样濒海的辽宁、河北、山东或者广西诸省没有或者倭患较轻呢？同样濒海，东北、华北、华中的海岸沿线为什么与华南沿海有如此区别呢？

元末明初，在中国改朝换代的混乱之际，一些日本武士自发组织起来，来中国武装走私，也兼营烧杀抢掠的勾当。除了这些，明政府还面临着一些豪强如张士诚、方国珍的残余势力，他们与朱元璋争霸失败后退到了东南沿海。

为了铲除这些隐患，明王朝实行了严厉的海禁政策。一来严禁滨海居民私自出海，违者将会面临杀头、充军等一系列严厉制裁；二来大量招收沿海渔民、船户为兵，招收了大约十万多人，在漫长的海岸线上广设兵寨卫所，大约有5000余个，并给这些卫所配备士兵和战船。

中国漫长的海岸线实际成了前线。在这种严厉的高压下，明初中国的海岸似乎宁静了，但是这是高压下的宁静，是爆发前的沉默。

海禁主要是禁止与海外通商，所以那时所有海上的贸易都成了走私。只要是做生意的船和人就是贼是盗，可杀可捕。

然而经过了宋元两个朝代，中国东南沿海已经经历了方兴未艾的海洋贸易时代，一个围绕着中国渤海、黄海、东海和南中国海的商贸圈已经形成，而通向印度、非洲的远洋航线也已经形成，中国人生产的丝绸、茶叶、瓷器等是当时最受欢迎的商品。东南沿海的居民已经成了依靠海洋贸易为生的一群人。

在明初的高压下，与番通商、贸易发财的冲动被压抑了，那些迎风远航的中国帆船不见了。但是贸易、赚钱、利润一经发现，就无法阻挡，人们甘愿铤而走险。何况越是禁止，中国货就越缺，价格就越高，走私的诱惑就越大。我看了一张当时行销日本的货品种类和收益的明细表单，一些商品的利润高达10倍以上。

    为什么到了明中叶的嘉靖年间，倭乱最盛呢？一个原因是明初，中国海上还看不到西方殖民者，中国人的贸易对象还是东亚、东南亚、西亚一些国家。朱元璋1368年做了皇帝，哥伦布1492年才登上美洲大陆，这中间差了100多年。但到了明中叶嘉靖皇帝（1522年）时，西方殖民者葡萄牙人已经占据了马六甲海峡、菲律宾等地，荷兰人接着也到了。1517年，开始有葡萄牙人澳门定居。外国人已经开始出现在中国海，找上门来和中国人做生意了。王直在宁波附近的双屿岛制造的“16世纪的上海”就是一个例证。

    可以说，此时全球化已经开始。

明朝的皇帝不知何谓“全球化”，虽然有永乐年间郑和七下南洋的壮举，但那已经过去了近百年了。在明朝皇帝的头脑中，中国还是在世界的中间，其余国家无非是一些地处僻壤的番夷小国。直到万历年间，看到从澳门登陆的葡萄牙牧师利玛窦带来的中国不在中间的世界地图，皇帝对世界才略知一二。对于通过海洋与这些番国贸易的意义，明朝的皇帝不可能知晓。

明朝与前面宋元两朝的一个重要区别是对农业的重视和对商业的排斥。中国皇帝极少农民出身，明朝开国皇帝朱元璋是一个。他生于安徽凤阳，小时候因为吃不上饭被父母送到庙里做和尚，在庙里又因为吃不上饭，被迫托钵游走四方，后来参加了起义军，成为首领，后来做了皇上。所以说朱元璋对农业的重视是顺理成章的。本来中国文明的主体就是一种重农抑商的农耕文明，朱元璋更有许多重农抑商的名言，他经常用本末二字指称农和商。他常说“一夫不耕，民有受饥者；一女不织，民有受寒者”这里哪有商的位置。

其实不织不耕也能生存，人类还有游牧和商业这两种生存方式。滨海的民族往往是商业民族，商业精神也是海洋文明的重要体现。

什么是海洋文明呢？我思考的结果是：海洋文明不是指“靠海吃海”，不是指为了获取海洋的“渔盐之利、舟楫之便”所形成的生产和生活方式。海洋文明指的是一种文明能够凭借海洋的广阔性和开放性与其他文明进行物质交换和文化交流的能力，及这种能力所形成的精神价值和物质成果。那种以海为田、耕海牧渔的生产和生活，本质上还是农耕文明，从事这种活动的渔民还是农民，从事这种活动的濒海民族还是农业民族。所以东北、华北、华中的几个省，虽然濒海，但是这里不曾产生海洋文明。他们有航海史，但没有海洋文明史。

“东南沿海”的人一叶扁舟“下南洋”，他们几乎把南中国海变成了“中国湖”，他们给中国带来了无垠的蔚蓝色的海洋。但是中国农民出身的统治者无法理解海洋，无法理解南中国海的意义，南中国海周边的土地，只能等待远方的殖民者来占领。留给中国的只是大洋中一片珊瑚礁和地图上的“九连划”，即使这些现在也近乎于不保。

明朝的统治者不仅不能理解下南洋，不能理解南中国海，就是像王直这样的在家门口的贸易他们也必须彻底消灭而后快。

而中国东南沿海已经进入了世界商贸圈，既然这些人依靠海洋贸易为生，那么海禁就等于不允许农民种地，不允许牧民放牧，等于剥夺了他们生存的基础，他们只能铤而走险，违法经营，武装走私。武装走私做不成，那只好上岸以劫掠烧杀为生。在《筹海图编》中，我还看到这样的记叙：倭寇对与海外通商的村镇是不抢的。

于是中国沿海一带商人转为“倭寇”也就很自然了。在明代一些明白人早就看出了这一点。《虔台倭纂》载：寇与商同是人，市通则寇转为商，市禁则商转为寇……禁愈严而寇愈盛。

于是我们看到这样的现象：海禁松弛或开放海禁，则倭患息，海禁严则倭患起。

明代嘉靖年间的这场倭患，实质是中国民间海商集团的武装走私贸易与明王朝海禁政策的一场持久的大规模的冲突。这期间固然有真的倭寇和流民盗贼参与，但性质并不因此改变。每当社会动乱之际，都是流民和社会游荡不轨之徒的狂欢节。

遗憾的是，这些武装走私的海商竟然提不出自己的纲领和口号，他们还不如历史上的张角、黄巢、宋江、方腊。他们甚至还树不起一面旗帜，这也不能责怪这些海商，因为他们的诉求即使写在旗帜上：开市通商，也不会像“替天行道”、“杀富济贫”那样一呼百应。因为他们仅仅代表了东南沿海新月地带那一小部分人。

倭乱，规模之大不亚于任何一次农民起义，但是如此规模的动乱却是无声的，只能听到官方的声音，另一方是沉默的。幸亏王直披露了一下他们的心声，否则他们将带着一个“倭寇”恶名永沉地狱。

中国有这样一块地方——“大福建”，或者说中国海洋文明的“新月地带”

我在看一张倭寇侵扰范围的分布图。

倭寇攻城略地、烧杀抢掠最严重的地方就是从杭州湾到珠江口这一弧形地带，即浙江南部、福建、广东东部这一带，有名有姓的20个倭寇首领也多是这些地方的人。为什么？

今天这些地方是中国的侨乡，是中国人出走海外最多的地方，这里也是中国经济最活跃、生活最富裕的地方。

这些地方能够组成一个区域吗？这个区域有怎样的共性呢？我对着地图反复思考。

我发现如果从上海到广州画一道线，这道线将把我认为具有独特品质的这些地方画出来，还要加上台湾，这样就把沿着海岸的那些岛屿也包括进来了。这个地区好像一弯新月，因此我把它称为中国的“新月地带”。这个地带生活的人，他们的文化具有什么样的特点呢？答案是：海洋性。这是中国最具海洋文明的地带。

本来我想把这个区域称为“大福建”，因为这个区域以福建为核心，台湾岛过去的行政区划也属于福建省。但是考虑到广州这个中国海洋文明极为发达的地方，我们还是给这个地方一个中性的称呼——中国的新月地带。

其实省这样的行政区划是统治者人为设定的。统治者出于控制和稳定的目的，往往有意打乱具有自然和文化统一性的地方。中国古代统治者划分行政区划的原则是“山川形便、犬牙交错”。就是既考虑自然和文化的统一，又为了避免割据和独立，要打乱和拆分具有这样统一性的地方，像浙江南部——宁波、温州这一带，还有广东潮汕地区，就自然和文化而言，划入福建省可能更为合适。

那么为什么这个“新月地带”是中国版图中最具海洋性的地方？为什么是浙江、福建、广东这几个地方率先走进海洋，做起海洋贸易来呢？

我们应该从自然中找原因。

最容易发现的是水的秘密。如果你找到一张中国的水系流域分布图，你就会发现这个地区的河流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自成体系，独流入海。这里的河流没有或基本没有汇入长江、黄河、珠江这几大水系的。这其中福建最为典型，福建的河流——闽江、晋江、九龙溪等都是独流入海。这里的河流虽然短，但是水量大，闽江虽然流域面积只有黄河的1／12，但多年平均流量比黄河还多。可见这个区域的河流具有“短而壮”的特点。

河流的流向指示着精神和文明的走向。也许正是这独流入海、自成体系的河流让这个区域的人得以锤炼出一种区别于中原农耕文明的海洋精神。

不能指望那些流淌几千公里，流域面积百万平方公里的大河形成一种面向大海的海洋文明，这样的大河只能形成自成体系的内向型的“大河文明”，也就是农耕文明。只有从那些海边的山上流淌下来的亚大河（仅次大河）能够形成面向大海的文明。

我们不能指望黄河、长江的河口地区能诞生海洋文明。一方面这些河流太大，河口地区，河流恣肆汪洋，迁移游荡，在古时人类还无法控制，河口地区往往是水灾频发之地。而当人类能控制这些地方时，这些大河所携泥沙沉积而成的三角洲——华北平原、长江中下游平原又成了农耕的乐土，成为了农业文明最为发达的地方。

那些短而壮的河流则是发育海洋文明的最好的地方。宁波的甬江、台州的椒江、温州的瓯江、福州的闽江、泉州的晋江、漳州的九龙江、潮州和汕头的韩江……就是这样短而壮独流入海的河流。

世界上海洋文明昌盛的地方，除了濒海，还是一些短而壮独流入海的河流所催生的地方，比如地中海的希腊、法国、西班牙、葡萄牙、荷兰、英国等。这些国家都没有大河。

欧洲是因为阿尔卑斯山造就了一些呈放射状入海的河流。我们所说的这个“大福建”或者是中国的“新月地带”之所以有这些独流入海的河流，也是因为有大山存在。这个山就是武夷山，我说的这个武夷山是大武夷山。今天游人络绎不绝的武夷山只是大武夷山的一小部分。

中国的南方多丘陵，长江以南、南岭以北是江南丘陵，但这些丘陵都太小了；南岭和广东、广西的丘陵高了许多，但高度还是不够。否则秦始皇也不可能把湘江和珠江打通，用灵渠沟通起来，因此从这个意义看珠江和长江是相通的。但是南方的丘陵到了浙江和福建这一带就变了，变成了大山——武夷山，这道东北—西南走向的大山，是一个大的山系。北边是仙霞岭，南面是莲花山，最高的山峰有2000多米，1000多米的山峰就更多了。一道大山还不算，还有一道大山——戴云山，这些山不仅高，而且一面山高崖陡，一面形如台阶层层降低，高的地方是面向中原的，对中原文化构成阻隔；低的地方朝向大海，这些大山就像一把拥抱海洋的圈椅。与这把圈椅隔海相对的还有一把圈椅——台湾。台湾之神奇，在于这把圈椅是西高东低，与武夷山相反，它背对大海，面向大陆。因此我说台湾天然是中国的一部分，我把台湾及周边的岛屿归为“大福建”的范围。从山的角度，武夷山形成一道屏障，有利于这个地区产生有别于中原的文明。

除了山和水有特点，更有特点的是这个区域的海岸。中国的海岸线漫长，从辽东的鸭绿江口到广西北仑河口，长达数万多公里。但并不是所有的海岸都适合建港口，泊船帆的。一般而言，在山地丘陵地区的海岸，曲曲折折，港湾和岛屿众多，那些港湾水深，沙少，避风，最适合建港；而平原地区的海岸，则平浅沙多，岸线平直，港口容易淤积。

在长江口以北，黄河和黄河的古河道及长江三角洲形成了最大的平直型海岸，这里的海岸很难建港，因此这里海洋文明难以成长。

民间有一种说法：“浙江岛，广东湾，福建在中间。”说的就是浙江海岸以岛多为特征，有1800多个；广东海湾多，湾湾相邻不断，有20多个；福建是岛多湾也多，大的湾有15个，大的列岛有5群，群岛有4群。

放眼整个新月地带，这里的海岸是山地丘陵间的海岸，它们曲曲折折，或者山向海中凸出，或者海向山凹进，这里多海湾、半岛、海岛，因此也被称为山地港湾型海岸。有人形容这种海岸：“深港是河，远海有陆。”东南沿海既有深入内陆的港湾，如浙江的象山港像一条宽广的水道，深入内陆70多公里；也有平行与海岸的港湾，有平行海岸35公里。这样海岸和内陆的交通便捷，港湾与港湾之间也容易沟通；海岸线上还有一群群岛屿。这样港口由于深入内陆，能减轻风浪的袭击；海上还有可作为远航基地的岛屿。可以说这是世界上最好的海岸。

再说洋流和季风。

在18世纪汽轮出现在大洋之前，海洋中航行的是帆船，帆船是靠风吹着走的，还有大海中的洋流，也能把船送向远方。因此那时，哪里的海岸有季风、季风吹送的方向，还有哪里有洋流、洋流的方向，都决定了哪里能出海贸易，哪里能成为货物集散地，哪里能成为大港，或者能航行到哪里。

神奇的是，中国的大福建地区，有着送中国人去远航的难得的季风和洋流。了解和认识大海中的季风和洋流，利用季风和洋流去进行远洋贸易，一直被阿拉伯人和西方人视为商业秘密。其实中国人早就掌握了这个秘密。送中国人去远航的季风和洋流是何等地神奇，它们竟然是能把中国人送出去，又能把中国人拉回来。因为这季风每年调转一次方向。

每年10月，长江口以南开始吹东北季风，洋流也随之而行，这时是中国人从东南沿海出发的季节，满载着丝绸、瓷器、茶叶等货物的航船张满风帆出发了，从中国的南海经马六甲海峡到印度洋。这一路都是中国人进行贸易的地方和国家；等到来年的夏天，季风和洋流倒转方向，变成西南风，洋流也随之而变。这倒转的季风正好吹送中国人返航。对商人而言，世界上还有比这更美的事情吗？这季风、洋流，中国人即使不想去贸易，它都会把中国人吹去、漂去。总之，大福建这块地方的人，天然就应该去航海，去大洋中闯天地。过去我不相信美洲的印第安人是中国商代的殷人，中国人早就到达过美洲，我也不信太平洋中的那些岛国上的人是中国福建这一带的南岛语族，后来通过研究季风和洋流，我相信了这些说法，因为不是这些人主动想去那里，很可能是被动的，是被季风和洋流吹去的。某一次船失去控制，他们就会漂流到那些地方。

总之，无论从山、水、海岸、季风、洋流各方面看，中国的大福建地区都具备了最好的催生海洋文明的自然条件。

武夷山如同一道屏障，在古时一定程度上阻隔了中原与东南沿海的交流。福建沿海等地的人们背后是无际的大山，面前却是一望无际的大海，海的彼端有着令人向往的未知世界和无限的商机。摄影/曲利明

福建省福州－霞浦海岸及滩涂卫星遥感图

    福建拥有中国最曲折、最漫长的大陆海岸线，滩涂十分广阔。福州至霞浦这一段的卫星遥感图集中展现了福建海岸线的曲折、滩涂的广阔以及海湾、海岛的星罗棋布。由于海岸岩多、沙少、水深、避风，福建沿海十分适合建设深水港。这一切都仿佛是造物主为中国海洋文明萌芽提供的温床。制图/ 虢建宏

人呢？我们说说这个区域的人——大福建人。

他们是中国善于航海的一群人，也是中国善于经商的一群人。这群人不是由于基因凝聚而成，他们中有生于斯长于斯的土著，古称“百越”；有因战乱从中原逃于此的移民，比如“客家人”；还有因通商从海上来的外番，多阿拉伯人；千百年来这些人已经融合成一个靠海吃海、依海洋而生的族群。这里的靠海吃海、依海为生不仅仅指渔业，更重要的是贸易。说他们是个族群很勉强，因为联结他们的不是亲缘和社会关系，而是谋生的手段和价值取向。这个族群本身也是四分五裂，之所以把它看作是一个族群，是为了区别中国那些以农为生的中原人和游牧或半农半牧的北方人。他们的存在离现在也不过千年。我们姑且把这群人叫做“大福建人”。这群人最为典型的代表是现今闽南的厦、泉、漳人和粤东的潮汕人。他们是中国的“海上的马车夫”，是中国的“世界人”。

    这群人有经商的才能，有拼死一搏的冒险精神，但是缺乏政治的头脑。他们经商一流，政治末流。如果把湖南人的政治才能给他们，他们就不是今天的地位，中国也不是今日的中国。

 理解他们，不能局限在中国这个民族国家的概念里，要把眼光投向海洋：要在这样一个区域里理解他们，这个区域就是围绕着渤海、黄海、东海的东北亚还有围绕着南海、马六甲海峡及印度洋的东南亚、南亚、西亚。用这个区域的中国人的话说，就是“北洋”和“南洋”。这个东北亚和东南亚曾经是这群中国人最为活跃的地区，这个地区也就是所谓的太平洋西边一系列群岛围成的所谓岛弧或岛链。这些岛弧和岛链今天成了某些大国企图封锁中国的栅栏，但过去这些岛弧围成的黄海、东海、南海，对中国人而言就像是中国的地中海和中国湖。

船呢？在那个时代，中国人已经具备了世界上最优秀的造船技术，郑和七下西洋，就证明了这一点。当时的大福建地区的海岸已经有了各种各样的船型，其中福建沿海建造的福船最为有名。福船尖底翘首、深舵高帆，就适合乘风破浪去远航。还有指南针早已应用到了航海。

一切都具备了。这个地区理所当然地要成为海洋文明的一个明星，如果没有巨大势力阻碍的话。但是这个巨大的阻力是存在的，这就是来自中原的代表农耕文明的统治阶级。中国历代都有南北之争，从三国时代的东吴被北方的晋所灭，到孙中山的北伐。在南与北的战争中，总是南方失败。其实这南与北之争就是海洋文明与农耕文明之争，南方的失败是因为他们所代表的仅仅是中国的东南一隅，那些河流独流入海的地方。但是黄河长江的流域太广大了。

     前面已经说了中国有这样一块地方——大福建地区，这块地方具备了海洋文明萌发、成长、壮大的一切有利条件，他们天然应该去远航。可以说，万事具备，只欠东风。这个东风为何？就是统治阶级的允许和配合。

    在中国历史上，只要统治者稍稍放宽对大福建地区的管制，这个地区的海洋贸易就会如火如荼地发展起来。

    中国曾经有两次海洋文明大发展，融入世界的机会：一次是宋、元时期，一次是明末清初。

宋、元时期，宋代的统治者虽然也想控制民间贸易，但是由于北方与辽、金、西夏对抗，陆路全塞，只有通过海路来与海外进行贸易。宋朝鼓励海外经商，奖励对海外贸易有贡献的人。一方面招来番商来华贸易，一方面在各个口岸设置市舶司管理海外贸易。尤其到了南宋，竟提出“开洋裕国”的政策。又因为偏安于杭州，因此对东南沿海的海外贸易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在政府的鼓励下，两宋以来，中国的海洋贸易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

    其标志是海外华商网络形成。那时中国海商数以万计，资产百万的大海商亦不鲜见。南宋初，泉州商人“夜以小舟载铜钱十万缗入洋”，“泉州杨客为商贾十余年，致赀二万万”这样的记载在宋代一些笔记书牍中比比皆是。

    海外华人聚居地出现，华商成为中国海外贸易的主导。宋元时期，海外华人已经开始有自己的聚居地。宋代的高丽“王城有华人数百，多闽人因贾舶至者”；泰国的华人势力已经达到了和国王一起建造佛寺；泉州商人在缅甸一带经商而不回；爪哇新村和苏门答腊的旧港有华人数千家；而且华人有了自己的组织机构和武装。梁道明为爪哇数千家之首，陈祖义为旧港当地的华人头目，啸聚数千人马。

    造船业空前发展，一批著名大港出现，甚至可以说出现了一批出口商品生产基地。宋元时期，造船业十分发达，所造大船载重可达600多吨，载人500多人。13世纪初，中国有印度洋上最好的船。

    海外贸易的货品是什么呢？唐以前中国的海外贸易主要是奢侈品——丝绸和贵金属，但到了宋、元时期，瓷器、纺织品、日用器皿等大宗货物已经成了外贸的主要商品，并且已经有一大批人从农业中脱离出来，专门生产这些出口商品。

    元代对待海贸的政策承袭宋代的政策，也是鼓励海外贸易。元时的海外贸易的盛况仅仅从马可波罗对泉州港的描述就可见一斑。

    宋元时代，中国是世界上最出色的海洋国家，中国的海洋文明程度绝不亚于地中海上的西方国家。

可以说宋、元时期是中国海洋文明的黄金时代，这也是历史给予中国掌握海权、成为海洋大国的绝好机会。

但遗憾的是，这次机会被代表农耕文明的明王朝给葬送了。中国在成为海洋大国最为关键的时代遭遇了最不具有海洋精神的朝代。

    那时哥伦布还没到达美洲，麦哲伦还没环球，西班牙、葡萄牙、荷兰人还不是“海上马车夫”，英国人和法国人还不知太平洋在哪里。

    历史给了中国以机会。中国早就有了全球化，早就加入了WTO。那是在800年前。那时中国用不着和南中国海和印度洋的沿岸国家谈加入的条件，他们全唯中国的马首是瞻。

    经济也是政治。中国商人的网络在“北洋”和“南洋”形成时，一个势力圈、影响圈也就形成了。那时的中国要想成为历史上罗马那样的帝国，或者波斯和阿拉伯那样的帝国也不是不可能的。甚至那时的南中国海完全可以成为“中国湖”。

    这些机会被明朝的统治者葬送了。我们不能指望明朝的统治者为中国开疆拓土。据《明成祖实录》记载，太祖朱元璋多次告诫子孙：“四方诸夷，皆限山隔海，僻在一隅。得其地不足以供给，得其民不足以使令。古人有言，地广非久安之计，民劳乃易乱之源。”

    明王朝在海洋中做的最大一件事，就是郑和七次下西洋。但是郑和下西洋只是为了宣示国威，抚慰四方，以期换来万国来朝的盛世景象，它的目的并不是发展海洋贸易，推动海洋文明。郑和下西洋只是证明了中国有实力、有能力成为一个海洋大国，但其所作所为却预示了中国海洋文明的衰落。郑和下西洋代表的完全是官方垄断的朝贡贸易，而排斥了民间的私人贸易。

    郑和动辄万人的庞大舰队，七下西洋，历时三十多年，若是西方国家派遣，一路上不知要宣布占领多少领土，建立多少殖民地，一个庞大的中华帝国必将建立。但是郑和所到之处，不仅不扶持华人势力，而是与当地政府及原住民一起镇压华人，在明史中就记载了郑和镇压了前面提到的占据马六甲海峡的陈祖义所率领的五千多华人。

    明王朝可以说是把中国的封建专制和重农轻商的传统发展到了登峰造极的程度。海禁就是一个例证。继明太祖朱元璋之后，明成祖朱棣更加变本加厉：他规定把沿海能够去远洋的尖头船都改成不能破浪的近海平头船。从此南洋、北洋、印度洋再也见不到那乘风破浪的中国船了。

    吴晗是著名的明史专家，他是这样说的：“成宣时代积极经营南洋以后（我对这话保留意见），南洋已成为中国之一部，无论在政治方面、经济方面、文化方面，均为中国之附庸。南洋之开拓及开化，完全属于中国人之努力。假如政府能继续经营，等不到欧洲人的东来，南洋诸国已成为中国之领地，合为一大帝国，或许世界史要从此变一样子。可是政府放弃了这责任，并且不愿意继承前人的伟绩，退婴自守，听其自然。这担子便又重新放到无数的无名英雄身上。他们不但没有国家的力量做后盾，并且冒着违反国家法令的危险，凭着勇气和求生的欲望，空拳赤手，乘风破浪，到海外去开辟他们的新世界、新事业。”

    历史给中国的又一次机会是明末清初。明末海禁部分开放，南中国海又风帆竞发，东南沿海的中国人又蜂拥海外谋生。但这时的南中国海已经不是宋元时期中国人主导海洋的局面了。

   正如吴晗所说：“八十年后，欧洲人为了找寻香料群岛陆续东来。他们不但拥有武力，作有组织的经营，并且有国家的力量做后盾。不到几十年，便使南洋改变了一个样。自然而然地替代了以前中国人的地位。瓜分豆剖，南洋成为了欧洲人的殖民地。华侨寄居篱下，备受虐待和残杀，中国政府不能过问。这是中国史上一大转变，也是世界史上一个大关键。”

    这时的海洋已经是武装的海洋，西方殖民者的枪炮，决定此时的海洋贸易必须有武装保卫。但是中国商人具有顽强的生存能力，即使在这种情况下，中国的海商集团还是崛起了。这其中的代表就是郑芝龙的武装海上集团。1633年，郑芝龙在金门料罗湾与荷兰人的舰队决战，打败荷兰人，从此荷兰人退出福建沿海。郑氏集团成功地控制了海上贸易，海商远洋贸易要到郑氏这里领牌照。马尼拉的传教士金提尼描写了郑氏集团的实力：“仅在厦门水域的水师就多达13000艘帆船，成千上万分布在海上的船只听命于这个王国……”

    郑氏海商集团的崛起，中国人第一次有了武装对抗并战胜西方殖民者的庞大的海商集团，给了中国又一次开创海洋文明成为海洋大国的机会。

    但这次机会又被来自北方的清王朝葬送了。

    清王朝的海禁比明更严厉，为了清除郑氏集团，清王朝不仅仅是禁海，还要求海迁，就是沿海居民从海岸线一律后退30里或50里。这可能是历史上最大规模、最蛮横的“野蛮拆迁”。可以想见这种海迁政策对濒海居民的生路造成多大的影响。

    后来清政府放松了海禁，但这时出海的中国人，再也不是天朝贵客的商人，而是整船整船的被诬称为“猪猡”的劳工苦力。海洋已经瓜分完毕，早已没有中国人的位置。但是这块具有海洋文明精神的土地还不安定，还在躁动，他们一次次地试图冲出禁锢，奔向海洋。

    中国文化中并不缺乏海洋文明，在我国东南那块新月形的土地上，它绵延不绝，数度辉煌。

    遗憾的是，从康梁的“戊戌变法”到孙中山的北伐，他们都被来自北方的农耕文明战胜了。

    直到有一天，一个小个子的四川人，他虽然来自内陆盆地，但是他熟悉海洋，他在法兰西做过勤工俭学，就是一边工作，一边学习，这个绵里藏针、沉默寡言的人在法兰西的工厂里，一边做着钳工，锉着工件，一边想着什么，谁也不知道，但是中国重拾海洋文明的希望，竟然落在了他的肩上。

    1979年，他在中国东南沿海那块新月形土地上的一个海湾边，划了一个圈，后来这个圈不断扩大，很快布满了这块犬牙交错的港湾型海岸。从此中国又一次从这里走向海洋。

    历史是很有意思的。当我听到中国终于加入了WTO，我想到了王直，400多年前的一个海盗。其实我们做的，正是实现了王直的愿望。

    2008年12月， 我在《中国国家地理》上发表的10年“卷首语”由九州出版社出版，书名为《中国景色》，图为《中国景色》封面。《中国景色》围绕着一个“认识中国”的主题，用“山、水、冰川、青藏高原、国粹、国家、地方”7部分搭建了一个把握中国的模板，书中还收录了百余张精美的图片和地图。

    敬请关注。

序言：卷首识中国

　　文集与著作是有区别的。把分散的文章收集起来，出一本书，这是文集；著作则是精心构思的一个有机整体，有主题和结构。文集易，著作难。 这本书，原料是文集的原料，但我追求将其编成一本著作。

　　卷首语于我，已经成了生活的一部分。1999 年1 月至今，《中国国家地理》上的卷首语，每月一篇，我写了10 年，共计120 篇。这些文章摆在面前，我试图在其中找到这10 年来我默默追求的东西。我找到了。其实这些文章都在做一件事：建构中国的形象。

　　我们说祖国是母亲，我们能像熟悉母亲一样熟悉祖国吗？

　　我梦想我的卷首文章，提供视角和框架，让读者既能宏观地把握中国，又能结合杂志的图文栩栩如生地想象中国的模样：土地、山脉、河流、居民、文化……它们分布的位置，为什么在此而不在彼……

　　结构也找到了：山，水，冰川，青藏高原，国粹，国家，地方。这组成了一个从宏观上把握中国的模板。当然，这个模板带有强烈的个人风格，我不标榜我的书是客观的。我对知识抱有建构论的主张，即人类对世界的认识是通过符号建构起来的，而符号又是由具有特定文化的人生产出来的，生产者无不把自己的文化带进了知识的生产过程。

　　卷首语算一种什么文体？答曰：序跋类。序跋类文章写法多样，其中一种是“借他人之酒杯，浇自家胸中之块垒”。这种文章已经突破了序跋的束缚，独立成篇，这正是我的追求。我写的卷首语，已经突破了序跋的文体，超越了杂志内容阐释和导读的范围，它是借题发挥的独立文章。我觉得卷首语最高的境界是站在当期杂志的基础上，有所发挥，立意高远，思接千载，神通八极。在120 篇文章中，我选出了几十篇，又配上几篇虽不是卷首语，但可加强主题的文章。就这样结构产生了，这本书成了一个统一的整体。

　　卷首语的灵感大多产生在野外。我去珠峰绒布冰川，在海拔5600 米的地方，我看到一种紫色的小花在亮晶晶的冰霜中瑟瑟地开放，两只雪鸡在咕咕地叫着，就动植物生存的海拔高度而言，它们已经接近了极限。当我抬头看到珠峰时，一个灵感突然闪现：登山的魅力——突破生物圈。我为这个灵感的闪现而兴奋，对于人为什么要登山，还没有人从这个角度思考过。

　　在海螺沟冰川、在可可西里、在塔克拉玛干沙漠……我想起那些写作卷首语的难忘经历。

　　书成后，在序中感谢与书有关的人，这是惯例。我应感谢的人太多了，实在无法在一页的序中完成。我想：与其写在纸上，不如记在心里。

鬼斧神工的“尖”   

如何来欣赏这些叶尖呢？我们不妨来和自然界中其他那些“尖”做个比较，除了形似、神似之外，也许我们还能为它们找到更多的机缘或者联系。

滴水叶尖

热带雨林中，信手拈起一片树叶，也许就会看到一滴水珠正悬于细长的叶尖上，正欲滴下。热带雨林中的植物种类旁乱繁杂，然而这些树叶不论形态大小，却大多具有一个共同的特点那就是“滴水叶尖”。雨滴落到叶面上，水分会慢慢汇集于叶顶，形成水珠，最终由叶尖落下。

姆鲁石林的峰尖

马来西亚的姆鲁石林藏于沙捞越的雨林之中，石灰岩的石林如出鞘利剑。我们仔细观察每个石尖，它们各不相同，有的薄如帛纸，有的锋如刀刃，有的锐如锥针。这些“尖”同样是水的杰作，年复一年的雨水侵蚀溶解掉石峰两侧的石灰岩，造就了雨林中这片刀剑般的石林。站在峰顶，我们眼前是尖锐的石林，身边满是长着细长滴水叶尖的树叶。石林的尖和树叶的尖在这里相伴而生，这是大自然的巧合吗？

叶尖的差别

有人说，在热带雨林中，很难找到两株相邻的同样植物，这说得是热带雨林中物种构成的多样和复杂。如

果换个角度来看，树叶的颜色、类别甚至叶尖的构造、形态其实同样多变而精彩。植物形态学中将叶尖大

致归为几类，比如先端呈尾状延长的“尾尖”、叶端逐渐尖锐的“渐尖”等等，但这难以涵盖雨林中的滴水

叶尖的千姿百态。我们看到了有的叶尖长度超过了叶片，有的叶尖是螺旋形的、有的则成细槽或者细管状。从一片腐叶细长的叶尖中，我们甚至抽拉出了棉花般的纤维。

头发也是滴水尖

雨林中潮湿而闷热。在前往姆鲁石林的山路上，我无意中回头，发现同行的高新宇头上的汗水早已把头发打湿，一缕缕的头发也形成一个个叶尖般的滴水叶尖。

尾尖

裂叶上的渐尖

急尖

骤尖

骤然突起的“尖” 

这个叶尖如同一束针要从圆弧形的叶片中扯个缺口钻出去，植物学将这样的叶尖称为“骤尖”。在热带雨林之中，植物叶片纵然没有狭长的尾尖，也大多是骤尖、急尖或者渐尖的构造，圆钝平滑的叶尖，在雨林里反而难得一见。雪山也是如此，你很难找到外观圆润的峰顶。

叶尖与山尖

如果植物中的滴水尖是最为精巧精致的“叶尖”，那么雪山的顶峰则是最为壮观的“山尖”。由于冰雪、冻融的侵蚀，这些海拔极高的山峰各自都有着独一无二的峰形，顶峰的形态让人一眼看过，便难以忘怀。比如四川四姑娘山双桥沟中这座名叫“鹰嘴峰”的山峰。

冰雪勾画的峰顶

如果说雨林中的滴水叶尖是受热带丰富的降水所赐，那么雪山的角峰则是固态水——冰雪的杰作。人们将这刀锋般锐利的山脊称作刃脊，正是这棱角鲜明的刃脊，勾画出来了众多神山的轮廓。这是四川西部亚丁三神山中的央迈勇雪峰，她端坐在蓝天碧水之间，沉默如女神。

叶片上的排水系统

雨林里的植物大多都有吐水现象。植物体内的水分，本应该通过维管束运送到叶片，再经由蒸腾作用，变为气体释放到空气中，然而雨林中的空气湿度极高，空气中的水分子含量经常处于饱和状态，水分无法蒸腾为水汽，只好直接排出液态水。而滴水叶尖及叶片上的叶脉，则比得上先进的排水系统。许多雨林植物的叶脉都呈微凹的形态，下陷的叶脉，如同广场上布满了一道道排水地沟，叶片上的积水经由重力作用，汇聚到叶脉中。叶脉将积水引导着走向叶片顶端的叶尖，为了便于将水排出，许多雨林植物的叶尖呈细长形，先端尤其纤细，这种形态被称为“尾尖”，它正是为排水而生的——化学实验中，倾倒液体时，需要以玻璃棒引流，倾倒得不太急促时，液体就会自然而然地顺着玻璃棒流下； 尾尖的作用类似玻璃棒，用于引流，水分子之间的张力，致使它们相互作用，一个水分子经由引导物下流，就能拉拽更多的水分子走向同样的道路，而不是在重力的作用下，挥洒漫天花雨。

钟乳石和冰塔林

钟乳石和石笋是另外一种“尖”。姆鲁石林的“石尖”随着雨水的冲刷溶解而不断变矮，而溶洞中的钟乳石和石笋却能够继续发育。随着石灰水点点滴滴地渗落，水中的碳酸钙逐渐析出，钟乳石也就慢慢变长了。这是中国西藏自治区珠峰脚下的绒布冰川。由于纬度低，太阳近于直射，阳光不断地将冰裂缝竖直消融，裂缝底的冰逐渐地融化为水，缝隙也就越来越深，最终留下了一个个如塔如剑的“尖”。这就是冰塔林，它是阳光“侵蚀”冰川留下的“冰尖”。

尖是水做的 

这些冰尖是中国北方冬天最常见的“尖”。三九寒冬，屋檐上的水被阳光融化，又在屋檐下重新凝成了长锥般的冰棱。自然界中有很多鬼斧神工的“尖”，比如本文提及的滴水叶尖，雪峰尖、喀斯特石尖以及冰尖等等。它们有的在热带雨林，有的在青藏高原，有的在峰顶，有的在洞中……虽然形态各异，但是这些尖的形成都离不开水，它们是水和冰塑造的美景。

                                    撰文／单之蔷

    “人类永无救赎地留在柏拉图的洞穴里（注释），老习惯未改，依然在并非真实本身而仅是真实的影像中陶醉。” 这是美国女作家苏珊·桑塔格《论摄影》一书中开篇的第一句话，我觉得很精彩。她的意思是说，照片不是真实本身，而是对真实的解释—就像投射在壁上的影子,但人们依然为此沉醉。其实照片与现实的关系还算比较清白的，照片对世界的扭曲主要是照片偷偷地诱导人们“看什么”和“怎么看”，但所摄的东西还是存在的。人类精神产品的其他方面，如文字、概念、思想、理论等同现实的关系就不那么清白了，它们在过滤世界形成精神物件方面充满了主观的偏见。但人类总是把心灵中的世界（精神物件）等同于真实的世界，不承认那是现实的影子，甚至用影子去核对现实，要求现实像影子。“把影子当作现实”，沉浸在理念的映像中自喜，难道是人类的天性？
    在读了几篇关于中国三条大河—黄河、长江、澜沧江的寻源和量长的文章后，我困惑了。这些文章的作者都是亲历者，他们参加了寻找大河源头的探险，其中有职业探险家—黄效文（香港中国探险学会）；有科学家—刘少创、张帆；有作家——陈维达、税晓洁，还有政府机构—长江委员会、黄河委员会、青海省测绘局。这些扎进雪山冰川、历经种种艰苦的人把他们找到的源头标在了地图上，一条河因此有了诸多的源头，如长江有5个源头；黄河也有5个源头；澜沧江的源头有十几种说法。源头直接关联到河流的长度，比如长江的长度就有众多的数据：5500公里、7701公里、5800公里、6275公里、6300公里、6407公里……长江到底有多长？黄河呢？它们的源头究竟是哪一个？我迷茫了。
    直到有一天，苏珊·桑塔格的话忽然在我耳边响起：人类永无救赎地留在柏拉图的洞穴里，老习惯未改……我忽然顿悟了：大河的寻源和量长无非是人类的“老习惯未改”，“把影子当作现实”的又一幕戏剧在上演。
    其实河流是没有什么源头的，源头是人自己构造出来的概念，这概念显然是现实的影子，不是现实。但寻找河源的人们坚持要找到这样的点，他们想当然地认为，沿着一条线形的河流上溯、再上溯，理应存在一个出发的“点”吧？
    一代代的探险家和国家机构一次又一次地出发了，去找那个点—河源，并为此争论不休。探险家和科学家用GPS把他们找到的黄河、长江、澜沧江的源头的经度、纬度测出来，然后标注在地图上。然而，这样的点可以标在地图上，却无法标注在大地上。
    在云南省地理研究所的科学家张帆撰写的寻找澜沧江源头的文章中，我读到这样的情节：
    “当地藏语中的‘果宗木查’山是一个山势峻美的雪山，在山坡上一处稍稍平缓的地方，我见到了中国科协探险队在1999年7月19日立下的石碑，上书‘澜沧江源头’5个字。我们继续向上走，山坡上四处都是积雪，再往上是雪山的冰川。我们四处查看，最终在更上方的坡边找到一个冰雪化水处测定了一个坐标，北纬33°42′39″，东经94°41′45″，高程：5175米。我们把这个点确定为这次香港中国探险学会找到的澜沧江的源头。
    忽然，隐隐约约我听到了积雪之下传来一阵阵流水声，但却看不到水源在哪里。我朝着水响的方向走到雪地里，但没走两步积雪便深陷至我的腰部，我只得退了回来。
    忽然间，我想到这样一个问题：由于气候变化与降水量的不同，每年冰川的积雪厚度、积雪化水的位置都是变化着的—就像刚才我听到、但没有找到的水声。因此刚刚那个被我们用现代仪器所精确测定的、所谓的澜沧江源头的位置不也是在变化着的吗？甚至在一天之中也是在变化着的！”（按：可爱的科学家，对自己刚刚测定的源头，已经怀疑了） 

    河曲长度如何算?    现实中的河流是这样流淌的，但我在地图中从没见过这样曲折的河，可见地图对现实省略了许多许多。在地势平坦的地区，河流总是曲曲折折地流淌。这是四川若尔盖湿地上的一条河，河道迂回曲折、千回百转，用九曲十八弯形容亦不为过。在河曲的最窄处，由于水量变化等原因，不知什么时候河流便会裁弯取直、一冲而过。原先弯曲的河道成为了弯曲的湖泊，它们形如牛轭，因而被称作牛轭湖。图中的河道两侧牛轭湖遍布，而且形态各异。可以看出，河流路径、长度的变化是多么剧烈。

    注视着探险家和国家机构标注在地图上的澜沧江源头的互争唯一的6个点，我看到了人类把自己的思想强加给现实的尴尬。由于自然的复杂和多变，河流竟没有一个确定的、出发的“点”。其实，澜沧江源头岂止有6个。按此思路，可以有无限个源头，因为任何两点之间还有无限个点，这是欧式几何学中说的。任何探源者都可以去那里找一个点，定为澜沧江源头，且给出精确的经纬度坐标。这是澜沧江寻源的故事，长江与黄河寻源的故事与此大同小异。作家税晓洁几次参加长江寻源的活动，一次他写道，当他爬上被确认为长江源头的姜根迪如冰川旁的大山眺望时，发现对面一条冰川的末端流出的河流比姜根迪如冰川末端流出的河流还要长……
    理解河流的起源，最好放弃一定要追溯到“最远的源头”这样的想法。既然人类的思想和理论都是“现实”的影子，我们应该选择更好的“影子”代替不好的“影子”。有一种叫做“分形”的理论，似乎是比“溯源”更好的“影子”。所谓“分形”，是说现实世界中许多事物是一种形状的集合，可以细分为若干部分，每一部分都是整体的精确或近似的相似形。举一个例子：你在一棵花椰菜上掰下一块来，你会发现这一块与整个花椰菜十分相似，你从这一块中，再掰一小块来，它还是与整体相似……你继续掰下去，以至无穷无尽，但你得到的仍然是与整体相似的部分。
    其实河流与花椰菜相似，每一条支流都与原来的河流组成的水系相似，溯源就是凡遇两河相汇，就去寻找最长的支流，但每一条支流都是一个与原来河流相似的水系，这个过程可以无穷进行下去。这可能是河流溯源遭遇尴尬的原因。
    根据常识，我们都知道河流是怎样形成的：无数的雨点落到坡面上，汇集成涓涓细流，涓涓细流再汇集成更大的河流，这是坡面围成的山谷型河流的起源；或者一片沼泽，处处苔草，点点水洼，到了地形的条状低凹处，一条河就形成了，这是沼泽型河流的起源；或是夏季阳光照射在冰川上，冰融化为水，水汇集成河，这是以冰川为源头的河流的起源……
    尽管河流有各种各样的起源方式，但是很少有从一个确定无疑的点起源的河，只有一种情况例外，那就是一股泉水从地下汩汩涌出，泉水流成一条河。
    有趣的是，在香港中国探险学会组织的澜沧江寻源中，真的找到了一处泉水源头，那是当地藏族人认定的澜沧江的源头，但用西方现代科学思想武装起来的探险家和科学家对当地人认定的河源不以为然。张帆是一位有人文情怀的科学家，他似乎对藏族同胞认定的澜沧江源头表示出了一定的认同。他这样写道：
    “一位叫次柱的当地藏族向导加入了我们的队伍，他日常就在源头地区放牧，对那一带的草场与河流了如指掌。……
    一路上坐在我这辆车副驾驶座上的是马丁博士，他是来自美国航天局的太空遥感专家，两年前也曾参加了我们对长江源头—当曲的考察。他的膝上放着一部一直开着的笔记本电脑，里面装着他带来的大比例尺的卫星影像地图，并连接着一个手持的GPS仪。这样，澜沧江源头和我们的位置都清楚地显示在电脑的屏幕上。走了近3个小时，马丁发现我们偏离了地图上源头所在地的方向，他要求车队停下来……但当地向导次柱十分肯定地指着西边一片辽阔的草地说，穿过去就是源头……上车时马丁还是一脸疑惑。快近傍晚的时候，向导沿着一条小河将我们带到了一片沼泽前，指着不远处的一片插着一些五彩缤纷的藏式经幡的台地说，那里有一些泉水涌出来，叫‘扎西气娃’。当地的藏族牧民世世代代都这么认为：澜沧江的源头就在这里。此时，一脸愕然的就不仅仅是马丁博士一个人了，所有的人差不多都愣在那里……按照学术上确定河流源头的原则无论是依据河流的长度还是依据河流的水量，这个泉台都不可能是我们要找的、学术界争论不休的澜沧江的源头！……”
    我从张帆的文字中看到了一些令人感兴趣的东西，比如科学与“乡土知识”的碰撞。为什么本地的藏族同胞走遍了澜沧江源头区的山山水水，但是他们一致认为澜沧江的源头是几个汩汩涌水的泉眼？为什么武装了卫星影像地图和GPS的马丁博士，却坚持认为另有源头？究竟是马丁代表的科学派找到的源头符合实际，还是次柱这个本地人代表的乡土人世世代代认定的源头更接近真理？

    难以定位的源头  有些河流的源区是一片沼泽地，由于草间积水遍布，测绘人员很难找出明显的河道，也无法说清究竟哪里是水的源头。其实，这片沼泽都可看作是河流的源头，它是一个区域，不是一个点。在这样一片沼泽中寻找河流起始的一个点是不现实的。

    我倾向于次柱代表的本地人，我喜欢把那经幡飘动、泉水汩汩的“扎西气娃”作为澜沧江的源头。理由如下：在整个澜沧江源头区，只有扎西气娃这个泉眼最具标志性，它是这个区域水系的地标。难道人们去找一条大江的源头都要手持GPS仪，像寻宝一样吗？
    说到“扎西气娃”这个美丽的澜沧江的源头，我想起了一本书：《新科学》，作者是意大利法学家维柯。维柯的科学不是那种手持GPS的科学，而是相反，维柯高度评价本地人的知识，甚至认为今天的科学同原始人的知识本质上没有什么区别：都是用一种人化的形式整理对世界的经验。
    维柯发现“原始人”对世界的反应并不是无知和野蛮的，而是独特的、富有诗意的。他们生来就有诗样的智慧，指导他们如何对周围环境作出反应，并且把这种反应变为隐喻、象征、神话等“形而上学”的形式。他说：神话、传说等不是关于事实的“谎言”，而是如何认识、命名和表达这些事物的一种成熟、精密的方法。因此人们最先学会的科学是神话。
    有什么样的主体，就有什么样的世界。世界是什么，取决于认识者是谁。鹰眼中的世界与人肯定不同，但是我们不能说鹰眼中的世界不真实，那不过是“鹰化的世界”。人与鹰的区别是，人的心灵有一种无法改变的倾向，维柯把它说成是一种“永恒的结构”，就是人总是把自己感知的世界看成是真实的世界，且自我麻醉，永不觉醒。这“永恒的结构”与柏拉图的洞穴比喻何其相似。其实人感知的这个世界，已经是“人化的世界”。维柯想让人们明白：人认为真实的与人为造成的东西是一回事。科学家或者有关机构总认为他们找到的源头比藏族同胞认定的源头更真实和更符合实际。实际是一样的，都是人为的。
    既然如此，那么“扎西气娃”作为澜沧江的源头，显然要比用GPS仪寻找的源头更好。它清晰醒目，有宗教崇拜，更重要的是它有美感，作为一个象征性的源头也未尝不可吧？
    我想，河流的源头如果不找点而是划区，是否更好？就是把源区划出来，在源区内找有标志性的，有美感的，有历史传统、宗教和人文意义的地方，定为源头。我们的祖先就是这样做的：清代为了绘制地图，康熙皇帝多次派人到青藏高原考察长江源，面对江源地区如网似枝的河溪，考察人员对长江源头下了这样的论断：“江源如帚，分散甚阔。”于是，他们将源区的几大支流：布曲、尕尔曲、当曲、楚玛尔河都当作了长江的源头。

不同比例尺地图下的长江源  

    在不同比例尺的地图或者不同分辨率的卫星遥感影像上，长江的长度是不同的。小比例
尺的地图掩饰了太多的细节，测量的误差会很大；在比例尺越大的地图上，我们测得的长江长度便会越长，也就更加接近真实值。
    在小比例尺的中国地图上，长江的起止点分明，并且路径清晰。面对这样的地图，测量长江长度看似并不十分困难。但是如果把比例尺放大，我们就可以看到仅在青藏高原的江源区，长江就有当曲、沱沱河、楚玛尔河等多条水源，至于谁是大江的正源，地理学家至今尚有不同看法。随着比例尺的继续增大，我们便会看到长江源地区的河流水文是多么的繁乱复杂，看着这样的地图，人们才会真正感觉到测量长江长度的繁琐与艰难。

    上面我说了河流源头的问题，与源头有关的另一个重要的问题是河长，因为只有确定了源头，才能谈河长。
    其实也没有“一条河客观的长度”，也就是真实的河长这回事。“河长”也是人“把影子当作现实”、把“思想加诸于自然”的又一幕戏。这是为什么呢？
    至少有两个理由。一是河源和河口都是无法确定的，除非人为地规定。因为河源—其出现是逐渐的、连续的，没有“第一滴水”这回事；同样河口—河流汇入大海的地方也是连续、逐步的。比如长江口，有时海潮的影响可以上溯到安徽芜湖，达500多公里，而河口与大海相汇之处宽达数十公里，水天相接，苍茫无限，何处是河，哪里是海？既然河源与河口这两头都如此模糊，那么一条河怎么能有确定的长度呢？
    不仅两头确定不了，河流的中间段也是变化不定的。古希腊哲学家赫拉克利特说过一句名言：人不能两次踏进同一条河流。此话说的是河流之变。河流的水位一年中分洪水期、平水期和枯水期，每个时期河型都不一样，充满了变数。洪水期河水汪洋，河流也可能变短了，因为平时在河槽中曲曲折折流淌的河流，跃出河槽，变得顺直了。

    哪里是河流的中心线？   河流的长度一般是以河流中心线的长度来度量的，但在实际测量中测绘者会遇到各种各样的困难。这是长江源区的楚玛尔河，在很长一段流域，这条河的水流就如同藏族姑娘头上的那一股股发辫，散布于鲜红色的河床上。不同季节中，楚玛尔河的水量差异巨大，河床中各股河水的大小、流向也都大相径庭。面对这样的河段，要确定河流真正的中心线还真不是件容易事。摄影／田捷砚

长江源区的河网    这张图片让我们又一次见识了河流的汪洋恣肆和不守规矩。河流不像我们想象的那样如同一条弯弯的曲线在流淌，有时河流散如发缕，有时缠绕如麻，一些时候很难分清主流支流。图中的沱沱河在平坦的高原上如九龙戏水，难分彼此。

    这仅仅是一年之中河流的时令之变，其他的变化还有很多，比如河流入海口—河口的变化，河口是在一个扇形的三角洲上游移的。拿黄河来说，有时从山东半岛之北入海，有时又从山东半岛之南入海。入海口有如此大的变化，河流的长度当然也要随之而变了。
    不只是河流的入海口在变，河流的上游也无时无刻不在变化之中。别的不说，就说黄河与长江水系在河源地区的分水岭—巴颜喀拉山脉两侧的河流袭夺吧。在分水岭的两侧，由于降水、 坡度、岩性、植被等不同，两边河流的溯源侵蚀速度很难一致，因此速度快的河流往往率先切穿分水岭，把另一水系的河流夺过来，这样夺者变长，被夺者变短。据地质专家范晓考察，在巴颜喀拉山两侧，长江水系的河流由于水量大、流速快，总是把山那侧黄河水系的河流夺过来，因此分水岭不断地向黄河水系那边退缩。

大河无形    这是雅鲁藏布江的一段，从中可以看到这段河流是何等的复杂。这种河型被称为辫状水系，随着季节和水量的变化，甚至每下一场雨，河流便像万花筒一样，出现新的形状。

黄河许多河段由于受到人工堤坝的约束，变得驯服了。但一旦解除了堤坝的束缚，或者河床宽阔，黄河就会变得肆意地游荡，舞蹈式地流淌。只要地势平敞宽阔，黄河就会跳起华尔兹舞。它左旋右回，三顾四盼，如歌似诗，忌直喜曲地一路曲折迂回地流下去，因此曲折是河性。但在地图上，由于比例尺缩小了的缘故，这些小的曲折都被直线代替了，因此在地图上量出的河长与实际相差甚远。

    所谓量河长，是把一条三维的河流看成了二维平面上的曲线,这是受欧几里德几何学的思维方式影响的结果。而抽象的“线”在现实中是不存在的，现实中只有“体”。我看到一张长江由奉节到安庆这一段的纵剖面图，也就是河底最低点的连线。让我想不到的是长江的河底竟如此复杂，高高低低，像锯齿、像心电图，甚至有的地方河底竟比海平面还要低100多米。河底如此复杂，河面千变万化，在地图上量出来的河与客观实际不知相差几许。在地图上量河，量的是河在平面上的投影（因为地图就是这样画的），但是河在高程上的投影却被忽略了。想想看，长江、黄河、澜沧江这几条大河，都是从海拔5000多米的青藏高原上流下来的，在垂直方向上有多少锯齿、心电图一样的曲线被省略了。

    冰川何处是河源？    对于发源于冰川的河流，冰川的末端其实也未必就是河流的起点。有的河流从冰川下的洞隙中奔流而出，而有些河实际上在冰面上就已经初具规模。这是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天山一号冰川上的一条小河，它最终汇入乌鲁木齐河，流向天山北麓。发源于冰川的河流多是由无数条这样的冰雪融水汇集而成，它们真正起点又应该从哪里算起呢？摄影／高新宇

    看到词典中写道：世界上最长的河是尼罗河，全长7088公里，排名第二的是亚马孙河，全长7062公里—两者相差才26公里，完全在误差之内。很难说，谁是真正的第一。还有一个问题是，各个大河的长度并不是实地测量出来的，而是通过地图量得的。我们都知道地图有投影变形误差，还有测量和画图时的误差。地图本身就是现实的影子。那么在地图上量出来的河长就是影子的影子了。甚至按照前面提到的分形理论，不同比例尺的地图上的河流，是“分形”，即大比例尺地图上的河流水系与小比例尺地图上的河流水系相似，比例尺不断变大，但细节越来越多，河流的长度就越来越长，理论上说，一条河的长度是不确定的。也许应该说，世界上没有最长的河。
    最后我想说的是：人永远不可能精确地、而只能是诗意地对待世界。

注释

柏拉图洞穴：柏拉图在《理想国》中说，人一生下来就在洞穴里，腿和胳膊都被捆绑着，头也不能动，只能面对着洞壁，人的身后是一个舞台，舞台后面是一个火堆。火光把舞台上人来人往、各种事物的活动投射到洞壁上，洞穴囚徒——人以为洞壁上晃动的影像是真实的。这就是我们生活的世界。

地名的怀念

撰文/单之蔷

 我住在北京北边的一个地方。但是如果把我周围的地名说出来，就好像生活在联合国总部。我的西边有一个别墅区——“雪梨澳乡”，悉尼还不够，还要加上澳乡；我住处的南边有一处新开盘的楼盘，名为“美伦堡”，不知为什么，每经过此处，我都会想起“纽伦堡审判”；我的北边，有一个住宅区，名字叫“北岸布鲁斯”，好像是铜管乐队的名字；我的东边有一幢大楼叫“第五大道”。我的周边叫“罗马花园”、“巴黎广场”的都算作朴素直白的，婉约含蓄有西方情调的小区更多：枫丹白露、橡树湾、格林维尔、普罗旺斯、波尔多等。还有一家新楼盘，推销的词是：北京北，是北美。

 我对这些名字并不鄙夷，我只不过为那些朴素的地名的消失感到些许遗憾。比如“第五大道”那里，本来有个名字叫“洼里”，我很喜欢这个名字，因为它不仅反映了这里先民们的质朴无华，也反映了这里的环境信息：地势低，是湿地；而且我刚到这里居住的时候，晚间总能听到此起彼伏的蛙鸣。我曾经天真地想把我们杂志的视点专栏起名为：洼里蛙鸣，然后请一些专家就一些国家大事发表意见。

 存在就是合理。其实仔细想来，雪梨澳乡、第五大道、普罗旺斯这些地名恰恰反映了这个时代的一些重要信息：比如这些地名反映了此时此地的中国人对美国和西方的心理认同。首先是美国、法国、英国、德国等西方国家的文化受到人们的推崇，人们愿意把自己与这些国家的文化联系在一起；中国社会也欣赏那些从“雪梨澳乡”、“普罗旺斯”、“美伦堡”住宅区里走出来的人；还暴露出官员们的思想状态：他们在审批项目时，宁可承担把传统隔断、把地名搞乱的风险，也愿意让北京的地名多些外国情调；甚至这些地名还传递着这样的信息：中国的实力还不如美国和西方。每当我看到“第五大道”和“雪梨澳乡”这些住宅区时，我就知道中国还没有追上美国。什么时候中国人不好意思说：我住在“第五大道”，而是坦然地说我住在“洼里”时，中国就真正敢和西方叫板了。

 雪梨澳乡、第五大道、普罗旺斯这些地名反映了时代精神的某些方面。这也许是它们仅有的价值。

 我曾去北大荒，在那里遇到了那么多具有时代特征的地名。火车停靠的那个站，叫“前进”站；再向前是“胜利农场”；我们去的地方叫“建三江”，就是“建设三江平原”的意思；“战天”和“斗地”，在这里也是两个地名。其实“雪梨澳乡”和“胜利农场”在反映时代精神的方面是一样的，它们都让我们记住一个时代。

 有一年我去可可西里考察。我对可可西里的一些湖的名字着了迷。利用这些湖的名字我尝试着寻找历史上蒙古族文化区和藏族文化区在这一带的界线。

 我们知道蒙古族称湖为“诺尔”；而藏族把湖称为“错”。可可西里的一些湖名，是一片错、错、错。如：多尔索洞错、米提江古木错、赤布张错、多格错仁强错等等。这些地方显然是藏族文化区。

 然而在一些湖泊面前，“错”消失了。比如：西金乌兰湖、库赛湖、乌兰乌拉湖，这些应该是蒙古族的名字，更有力的证据是库赛湖西南方的卓乃湖，也就是每年藏羚羊的产羔地，这个湖有一个蒙古族的名字——霍通诺尔。在库赛湖的东边还有一个湖——海丁诺尔。

 在那些“错”消失了的地方，尚不能画出一条清晰的蒙古和藏族的文化界线，我们看到“错”与蒙古族的湖名犬牙交错地交织在一起。可以想象当年这里是藏文化与蒙古文化的融合地带。

 也是利用湖的名字，我想勾勒一下可可西里的无人区。如在可可西里出现了向阳湖、朝阳湖、雪景湖、玉液湖、太阳湖、月亮湖、链湖等一系列汉语的湖名。我还看到了“节约湖”、“科考湖”这样的湖名。

 这些名字显然是后来为制作大比例尺的地图而进入这里的勘测队员给起的。这些湖泊存在了千万年，但从来就没有名字。为什么？因为这里无人居住。藏族和蒙古族的同胞也很少有人进入这个区域。因此这里的湖泊无人命名。我把这些勘测队员命名的湖泊所在的区域画出来，这才是真正的可可西里无人区。

 我喜欢在地图上研究地名，把众多地名联系起来思考。有一次我去甘肃省境内的“黑戈壁”，也就是甘肃夹在新疆与内蒙古之间的那个区域。我们的车行驶在一望无际的戈壁上，渐渐地我们迷路了。打开一张甘肃省的地图一看，我大吃一惊，我周围稀疏的地名都是泉、井。我忽然对我们所在的区域的性质有了全新的体验。这就是荒漠，荒漠就是每个地名都是“泉”或“井”的地方。

 那次还有一个意外的收获，我在甘肃省与蒙古国交界的地方见到了一眼泉水，它有一个在中国版图上最长的地名——那然色布斯台音布拉格。

                    人可以活到几百岁，只要我们建立一种婚姻制度

    许多生物活着的目的并不是长寿，而是为了繁殖。繁殖完，它们的生命似乎就没有了意义，因此很快就会死去。

    在内蒙古正蓝旗境内一个无名湖泊边的草地里，数不清的蓝色的豆娘伏在草叶上，仔细看，会看到它们一对一对地正在交配，雌雄二者围成一个心形的造型，很美。受到扰动，它们飞舞起来，好像一阵迷雾。其实我们不应该干扰它们，因为这是它们一生最辉煌的时刻，过不了几十个小时，当它们把卵产在水里后，它们就会死去,卵孵化的稚虫会在水中呆上一两年，才顺着水草爬出水面，在一个晴朗的日子里，它们褪去外壳，羽化成为美丽的豆娘，迎来交配繁殖的那一刻。

    蜉蝣，朝生暮死，朝生，性成熟；暮死，繁殖后。

    蝉的幼虫在地下一住多年，长的可达13年以至17年之久。这一切的等待与准备，仅为一个短暂的繁殖期。夏天来临时，它们钻出地面，雄蝉爬到树上不懈地鸣叫，目的是吸引雌性来交配，当秋风起时，它的生命就结束了。

    在加拿大落基山中的一条河中，我看到成群的鲑鱼逆流而上，穿越险滩，去产卵，产卵后，河中漂满了死去的雌鱼。

    存在是为了繁殖。极端的例子还有螳螂，当雄螳螂爬到雌螳螂背上开始交配时，雌螳螂开始吃丈夫的身体——当然是先吃头，如果是先吃下面，那螳螂这个物种就不存在了。

    为什么会是这样？按照时髦的社会生物学的解释：生物的个体只是运载基因的一个机器，是基因为了达到复制自己的目的而临时组建的一个工具。基因生存的全部或者说唯一的目的，就是不断复制自己。豆娘、蜉蝣、蝉、螳螂、鱼作为个体死去了，但是它们的基因却传播下去了，基因的目标达到了。它们从其寄存的一个生物个体转移到了另一个个体后，就抛弃了前面的寄主。基因是不朽的，而寄存基因的生命是随时可以抛弃的外套。

    人能摆脱这样的命运吗？我认为人已经依靠自己创建的文化摆脱了受基因摆布的宿命。人活着可以不为着繁殖，不为了传播基因，人能够追求许多高尚的目标。人已经成功地做到了这一点。

    譬如长寿就是人对抗自私的基因所取得的一个成果，或者说是文化战胜自然选择规律的一个例证。

一份欧洲人各个历史时期的平均寿命表说明了这一点。

    青铜时代，18岁；古罗马时代，29岁；文艺复兴时期，35岁；18世纪，36岁；19世纪，40岁；1920年，55岁；1935年，60岁；1952年，68岁。

   这份表的开始和结尾很有意义。青铜时代，18岁，平均寿命刚刚超过性成熟期；1952年，68岁，这已经超过了女性更年期的年龄。

    从基因的角度看，生物生存的全部目的，就是不断地复制自己，繁殖就是一切生物的目的，但人却不仅仅是一台基因的复印机。如今，上海人、北京人的预期寿命已经超过了80岁，很多人虽早已不能生育，却仍然活着。

    为什么要把繁殖与长寿扯在一起，因为在生物界，这两个问题的确是紧密相联的，前面的例子说明了这一点。豆娘、蜉蝣、蝉、螳螂，它们无法改变命运，只能听从基因的摆布。但是人类是个例外，人类可以通过文化对抗基因的计划。

    比如，人不想生完就死，在环境、饮食、运动、卫生、医疗等方面进行了大量的努力，收效很大；其实还有收效更大的办法来提高人类的寿命：只要人类改变一下婚姻制度，确切说是生育制度，要想活到一百岁、二百岁、三百岁甚至一千岁……理论上完全能够做到。

    具体的做法是：不断地推迟结婚的年龄，实际上是推迟生育的年龄。比如如果只允许30岁以后才能结婚生育，那么30岁以前就死去的人，就没有了传播后代的机会，如果将死亡的原因视为多基因的组合，那么这种组合就传播不下去，就消失了。以此类推，如果这个国家进一步提高育龄，要求50岁以后才能生儿育女，那么这个国家的平均寿命自然就会进一步提高。

    这样的筛选将衰老缓慢的人保留下来。届时，男人至80、100岁尚能工作，女人至60、80岁仍可生育。像驯化动植物和繁育良种那般，这样的制度理论上可以把人类的寿命无限提高，甚至千岁也有可能。

    这套说法不是我的发明，是英国生物学家道金斯在《自私的基因》这本书中说到的。他是从一个叫梅达沃（Peter Medawar）的生物学家那里引来的。

    既然有这样的方法，可以大大地提高人类的寿命，为什么人类不这样做呢？并非不能为，而是不想为。长寿值得追求吗？甚至说长生不老值得追求吗？如果人不死，人生还有意义吗？

    在战争中，年老体衰爱惜生命的长寿者不可能抵挡年轻体壮视死如归的勇士。另外在有限的资源下，如果有哪一个国家刻意去追求长寿，那么它离灭亡也就不远了。

    对个体而言，大多人愿意长寿；但对一个族群，或者一个社会而言，长寿未必是好事。假如从秦始皇到康熙大帝都一直活着，中国会怎样？

    写完这篇文章，我站到了窗前，看到落日的余晖洒满了街道，一对夫妇可能刚从菜市场出来，他们的满头银发告诉我：他们可能有70多岁了。男的一手拎着一袋菜，一手扶着女的，他们踽踽走来，我忽然有了一丝感动，因为这是只有人类社会才可能出现的情景。

    我去过许多荒野，在野生动物很多的可可西里，我见到了健跑如飞的藏野驴，看到了跑起来震天动地的野牦牛群……我看到的都是健硕有力的年轻的野生动物，但我从没有看到过衰老的、走路颤颤巍巍、牙已落尽的野生动物，衰老在动物界就意味着死亡，这是荒野的定律。

   人真的走出了基因规定的宿命了吗？